儿童探访档案

2015.3 浙江衢州、开化

赖帆、张凯、田苗

2015.4 内蒙古科右前旗

宝安、张菁菁、邓晖

2015.5 湖北鹤峰县走马镇

小然

2015.7 四川省汉源县

小石头

2015.7 云南省漾濞县

周莉莎、刘采莲、李建淑

2015.9 内蒙古科右前旗

宝安、张菁菁、邓晖、可心

2015.10 新疆鄯善县迪坎村

阿比达

新疆拜城县

木其丽马·艾买提、夏提·阿不里孜和乃比江·肉孜

新疆阿克陶县顿皮拉力乡

米热古丽、米亚赛尔

新疆阿克陶县塔尔乡

帕尔哈提

2015.12 广西蒙山县夏宜乡

李万薇、谢炎艳

2015.12 湖南新晃县步头降乡

杨轩、彭小雨姐弟

2016.1 河北香河、北京积水潭医院

张菁菁

2016.1 浙江开化

赖帆、明泽、田苗、方振宇

2016.3 贵州毕节乐园乡

赵海、赵刚、赵丽等八兄妹；赵江、赵云兄弟

贵州思南县

潘剑云、潘伟

2016.4 南京浦口

赖帆爸爸

2016.4 四川大凉山美姑县

觉力、索布、曲笔阿萨、曲笔石布、马尔洗

2016.6 云南省麻栗坡县八里河村

陶连江、罗红莲、王海蝶、王海峰

八布乡

盘廷华

2016.6 云南省漾濞县

周莉莎、刘采莲

2016.8 浙江开化

张凯、明泽、田苗

浙江杭州

雨晨

浙江横店

石榴

2016.9 天津刘园

可心妈妈

2016.11 甘肃省山丹县

石雪莉

肃南县

杨霞莉、张浩、张璐

岷县

乐乐

2016.12 湖南省新晃县

杨轩、彭小雨姐弟

2017.3 海南儋州细沙渔村

李大钦、李春风、李大敬

海南乐东县

林玉姗、林玉东

2017.4 海南屯昌县

李运成、李运雪

2017.7 北京军海医院

可心和妈妈

2017.10 陕西平利县

王红林（从2008年开始曾多次探访）

2017.10 河南某市

陈阳、陈明、陈月

2017.11 北京顺义苇沟、庄子营

翟龙萍、冯亚星、冯姗姗

2017.12 吉林长春孤儿院

孟新苗、芸芸、奇奇

2017.11 上海闵行区

蒋政宇

2018.2 北京朝阳崔各庄

申阳

2018.2 上海闵行区

蒋政宇

2018.3 辽宁葫芦岛缸窑岭镇

姜静悦、燕燕、陈明星、陈明扬

2018.4 北京火车站

赵江

2018.4 上海浦东

天天、星辰

2018.5 江苏如皋

然然

2018.5 山东莒县

翟龙萍、翟星萍、翟星玉

2018.6、7 北京顺义管头、庄子营

冯亚星、冯姗姗、冯王子五姐弟

2018.9 上海浦东

天天

2018.11 湖南新晃县步头降乡

杨轩

2019.1 北京顺义庄子营

冯亚星、冯姗姗、冯王子五姐弟

2019.3 江苏如皋

然然

（此份记录未包括全部探访行程和受访儿童。部分儿童为化名）

序

几年前，我在浙江衢州一间出租民房里，见到了一位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和通常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同，他异常安静。

安静一部分来自身体的重量。由于激素治疗导致的浮肿，他的体型看上去像是被充了过多的气，每一寸骨骼都感到内在的压力。另一部分出自性命的前景。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的艰难，和家境的支绌，已经让父母心生退意，而孩子在内心感到了这种放弃。

在最喧闹的年龄，他失去了声音，像一条忽然安静下来的瀑布。除非走近，无人能够听到。

在家乡，一间瘫痪矿工躺卧的土房，除了手中长年不撂的十字绣，墙上另有一幅画，在他勾勒的一株植物旁边，有小侄女添上的一颗心。这颗墨水画的心似乎留着湿润，滋润了枯瘠的画面，和床头漫长的岁月。父亲长年外出打工，母亲出走，叔侄相依为命。

后来，矿工的事迹被报道，小侄女去参加了一期芒果台的“变形计”节目，和一个小男孩互换，到大城市一个富裕家庭生活了一周。回来之后，她心理严重受创，很久恢复不过来。当我再在那间土屋里见到她，活泼的她变得沉静，清澈的眼神里增添了一分不安。而交换到山沟生活一周的富家小男孩，也多次心理崩溃。物质的丰俭悬殊之外，一条山沟里贫乏的世事，和外界的纷繁有余，往往无法相互理解。

新疆帕米尔高原北麓，帕尔哈提要和父亲走八个小时山路，攀越陡峭的高山去放牧羊群；北京五环外的温榆河畔，翟龙萍和母亲在遍地落叶之中抢摘最后一季青菜，栖身的窝棚在疏解整治潮流中被拆除，在一张塑料布下过夜。回到山东老家后，她面临失学。

我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不应如此寂静。或者由于地理的遥远，无从听到，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却受制于阶层和身份，被看不见的玻璃墙消音。

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我们需要打破障壁，克服距离，走近倾听他们，传达生命喧腾的声息，和无处不在的湿润。这样也就是倾听我们自己。

2015—2017年，我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着手每次为期半月的探访，在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旗下的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等组织支持下，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四川、广西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救助孩子。每到一处和孩子家庭共同生活作息数天，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日常劳作和心灵状态，倾听孩子们的声音，传达一份可靠的生活和人性记录。其中一些家庭我们曾经多次走访，一些孩子和我们保持了长期的联系。

以后两年中，我又通过其他渠道，包括借助真爱阳光、大爱清尘等组织的帮助，接触到随打工的父母迁居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城市中产家庭的儿童、集中供养的儿童，以及其他情形的城乡儿童，涉及北京、上海、吉林、江苏、陕西、河南等十来个省市，探访持续至今。

这些孩子们当中有外界耳熟却不得其详的留守、失学儿童，也有单亲、孤儿、大病、移民和随迁儿童，有各个民族，也有不同的信仰，甚至国籍。在或丰足或贫瘠的地表上，在草原、山地、沙漠、平原、海岸或城市郊区地带上，在社会的纷繁变动中，在往往有所短缺的物质条件下，他们不乏艰辛地成长着，各有一份生命的悲喜和期待。

在草堆或者木板代替的床铺上，在漏洒带着烟尘雨点的屋顶下，在一失足就性命不保的悬崖羊道上，在难以下咽的连皮粗粮里，在贫穷、脏污和疾病一起熠熠发光的院落中，或者是在物质有余却心灵匮乏的家庭里，我在走访的艰辛之余，领会到了孩子们生存的质地，和他们如何挣扎着摆脱地面，在阳光下开出灿烂花朵的勇气。

他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之中。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

第一辑 异乡

缝纫机和大富翁

浦涛路街边的一个小公园里，蒋政宇赤着脚，一圈圈踩有按摩效果的圆石子路。妈妈却不怎么敢尝试，她的功夫主要在手上。白天的喷泉和人工瀑布已经谢幕，刚才政宇燃放了一把小孩玩的“快乐王”烟花棒，像是一些萤火撒落，短暂地照亮了黑暗的场地，算是在禁放爆竹的上海，为过年添上一个小小的节目。这是大年初二的晚上，上海闵行的天气并不冷，但母子俩的年节也不热闹，甚至连年夜饭也忽略了。对于长年只有母子俩的小家来说，团年的意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家在远离地铁8号线终点的某小区单元楼一层，除了母子俩，最显眼的是几台规模不小的缝纫机器，比在商场工作室的还要大上一号。以前母子住在一间铁皮屋里，这些机器也是屋顶下的主角。它们在母亲双手的操持下活动起来，轧轧作响中维持着母子俩的生计，还有在闵行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想法，其中主要是上五年级的政宇的未来，就像母子俩时常玩的“美国大富翁”游戏。但这毕竟是一片异乡的土地，春节仍不允许燃放烟花，细丝星星的闪光很快落地。下半年政宇就面临着回安徽老家上学的前景，母子俩八年来首度分离，或者妈妈和政宇一同回乡，与这里的天气、人群和未来彻底告别。

上海闵行，蒋政宇的妈妈在做衣服。

缝纫机 小花

妈妈的工作室在闵行区绿地乐和城商场的三楼，没有招牌，上一家承租商户的招牌“我的焕颜吧”还没有取下。屋里最显眼的除了机器，是成衣、布料和线圈，此外是量体和取货的顾客。母子俩在其中没有特别的位置，妈妈总是在缝纫机前的坐凳上，留给政宇的是另一台锁边机，和一只方凳，机台上摆满护手霜饭盒文具菊花罐等零碎什物，政宇在其间摊开课本，做家庭作业。五颜六色的线圈绕成纺锤排列在他头顶的架子上，像是一行行栽培的蘑菇。

政宇在就读的浦江文馨学校是个好学生。这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但条件不错，有一些外来公益组织开设的“梦想课堂”“春雨计划”等项目，在近期的拆违清退风波中，它也一时无虞。英语是政宇特别感兴趣的功课，经常张口在说。他参加了“春雨计划”国际救援志愿者组织，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外国志愿者告诉他“长大了可以来组织工作”。

周末在乐和商城里，政宇也找机会练英语，蹭Wi-Fi看英文动画片，学《冰雪奇缘》的主题歌。妈妈工作室附近有一家迪迪龙英语辅导机构，有外教上课，政宇常常过去蹭课，站在门口的小圆洞外边听上一节课，和工作人员混熟了，人家也不赶他，有时还会给他一个凳子坐。学到了一两句纯正的外教口语，政宇就很兴奋。

他并不是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乖乖男，单眼皮下面长长的眼睛时常在活动，好奇地观察什么，即使是在做作业学外文歌的时候，身体也时常在扭动，遵循无形中的某种节奏，起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滑步的感觉更明显。这是他的另一大爱好，在课堂上学来的鬼步舞，“随时都想跳”。让他遗憾的是做不出迈克尔·杰克逊的王牌动作“45度倾斜”，“学不会”。

政宇还有别的兴趣：研究昆虫，有一次捉住一只昆虫，壳没了，感觉它的内脏特别细致精密，还曾经被打屁虫的气味熏到过；周六和伙伴一起打“火影忍者”。这没有妨碍他的学习。“邻居小孩今天还没写完的功课，政宇周五晚上就做完了。”妈妈说。三年级时政宇考过全班第一。

妈妈蒋小三也是一个好学生。十一年前她在家乡安徽砀山县的时候，干的不是裁缝这行，和哥哥一起卖了六年小百货。初中毕业后她跟师傅学过几天缝纫，来到了上海捡起底子，认真拜师学艺，师傅现在还时常来店里帮衬，蒋小三做针织，师傅做梭织，可以互相介绍客户。

周末是人流多的时候，大多是女客。个子不高的妈妈站在身材形形色色的顾客面前，拿着一把皮尺，丈量乳房、肩部、腰围、臀部、手腕，在定制单上记下尺码，手绘出款式，还有特别的标注，比如老人、斜肩等，前一天有个老人背上有个臌包，要穿得松，年轻人又喜欢紧一点。有次一个人背上凹进去一块，裁剪时要把那一块给他收掉。顾客走后，妈妈踩响缝纫机踏板，皮带轮呼呼噜噜转动，一会儿又拿蒸汽斗熨衣服，工作台上水雾氤氲。

顾客多是上海本地老阿姨，妈妈说她们有些人“是心疼我，看我八年过得辛苦”。政宇说“都是回头客”。下楼玩时认识了陌生人，政宇总是推销妈妈的手艺，邀请她们去店里看看，“自己愿意这样”。

由于没有本钱，妈妈做的是来料加工，这样可以不用囤布，少了成本压力，只需要购置一些辅料，但也因此缩减了利润空间，一件连衣裙只能挣百多块手工费，一天只能做出一件多，针织上衣也就做个三四条，还要自己包辅料。平时干到晚上九点多，前一段赶工，早上六点起床，八点开门干活，忙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睡觉，中间穿插着接送政宇来去学校，做两个人的早晚饭，午饭通常是饭盒带到工作室解决，连带各种家务，周末也没有休息日。“感觉她特别辛苦，”政宇说，“养活了我就算不错了。”

有一个做裁缝的母亲，也给政宇带来了便利：不缺穿。身上所有的内衣都是妈妈织的。别人给的二手羽绒服手腕部位有了破口，妈妈绣一个蝴蝶结遮住；政宇还让妈妈在胸前贴了一个卡通人图像，“妈妈贴的位置低了点”。过年妈妈给政宇在网上买了一件红羽绒服，裤子自己做，还粘了一个小老鼠的商标，和羽绒服内衬上的皇冠标志相配。妈妈和政宇说衣服要两千多，吓得他闭了口，后来知道是99元。

妈妈日常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针织款式，她喜欢在T恤的前襟添上一支小花，有点像从家乡的路旁采撷来的。朋友圈里的自拍也都经过美颜，似乎出自职业需求。

电动车 铁皮屋

机台上小瓶里盛着菊花，是一个顾客送的，每天要喝，用来养护被针线活计磨损的视力。

另外是趁“双十一”降价买的一盒藏红花，用于抹手，冬天妈妈的手整天露着干活，还要骑电动车，皴裂得不好收拾。店里有空调不舍得用，拿胶布贴上了，家里也没有取暖器。这双手背上有坚硬的茧茬，是长年被剪刀箍勒出的，意外地比手心更多。政宇的耳垂和手上也有冻疮的陈迹，一到冬天就会复发。

除了室内的寒冷，这也来自母子电动车的艰辛之路。没有校车和方便的公交车，妈妈需要早上骑电动车送政宇到学校，自己折回商城开业，晚上再骑车去学校，接政宇回家。上二年级那年，因为妈妈下班晚，政宇放学后要上一个晚读班，等妈妈九点多去接回家。有次起了大雾，骑车看不见路，妈妈关了电池，让政宇坐在熄了火的车上，推了两个小时才到家。后来政宇长大了一些，母子一块走路，母亲鞋带松了，政宇会蹲下身去结。电瓶车没电了，政宇要妈妈坐在车上，让他一路推到现在住的小区。

电动车和几台缝纫机器一样，是母子的重要财产。对于店面所在的商城，政宇最深的印象是货运电梯里的铁锈味儿，因为母亲怕电动车停在楼下被窃，每次要搭乘黄乎乎生锈的货运电梯到二楼，有时进辅料回来拎着大编织袋子，也需要乘货梯，货梯里的气味让政宇一路皱着鼻翼。这会让政宇依稀感觉回到了从前，和妈妈栖息在一处铁皮屋顶下。铁皮棚屋在一个叫“勤俭”的城中村里，靠近布料批发市场。前两年城中村被拆除，布料市场也迁来了乐和城商场，母子才搬来附近的小区。

妈妈租下那里，除了便宜，是因为需要空间来堆放几台笨重的机器。铁皮屋顶下的空间并不大，外面一个小间摆上裁剪台子作为店面，剩下四台机器和母子的床一起摆在里间，只有一个小窗户透气。墙壁是单层的砖头，大约是为了等待拆迁特意起的违建。

不必说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最窘迫的是另几宗事：用来固定铁皮屋顶的钉眼总是漏水，上海的雨水又多，总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有时床上都放了两个盆接水，母子到外间裁剪台上过夜。“最严重的时候，连电饭煲的内胆都拿出来接，屋里放了七八个盆。”母亲微笑起来说。冬天刮北风，墙壁往外倾斜了十厘米，把铁丝拽断了，裂开一道豁口，拿塑料泡沫堵起来，外面用柱子顶着，这样过了一个冬天，妈妈说“是村里最差的房子”。

政宇上晚读班的那年冬天，因为夜深骑电动车实在太冷，母子还在学校附近租过一个隔断间，和六家人住在一起，却从没串过门。两年之前搬到了现在的小区。

这总算是一个居民商品房小区，妈妈租的是物业的自用房，入住时完全是毛坯，妈妈自己当起了装修工人。“开始连门都没有”。正好小区有一家人装修，扔掉拆下来的旧门，被妈妈捡回来，一共捡了三道门，都用上了。地板、地砖都是捡的，卫生间贴的墙砖也是从建材市场捡回来的废料，有好几种颜色，用三天时间贴起来，请了一个老乡来帮着铺地砖做防水。买来水泥石灰涂料，妈妈自己刷墙，政宇帮着提桶。最后捡回来一具沙发。在什么都是捡来的这个家里，政宇和妈妈总算过上了屋顶牢靠的生活。

虽然是物业自用的毛坯房，租金仍然比铁皮屋涨了一倍多，到了一千两百多块，明年附近通地铁，物业更是放风会再涨1000元。这让母子俩的生活成本上升了不少。工作室和住处的房租加在一起，眼下已经到了4200元。加上政宇每月上补习班一千多元的学费，每学期一千多的饭费，是最固定的支出。下半年的补习费，老师考虑到政宇家里困难，一直没有开口催。

另外的一宗花费来自老家。赡养父母之外，当年和蒋小三搭伙卖百货的哥哥先天残疾，后来又患上胃癌，妻子被娘家人接走，每年小三都要支援哥哥几千块钱。哥哥夏天去世，留下一儿一女，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夏天哥哥去世前，蒋小三带着放暑假的政宇回家，在支付宝“花呗”上透支了两万块钱给哥哥，让他有点安慰，“知道他走了，孩子还是有依靠”，为此小三背上了三万块债务。眼下两个侄子上学每月各要近三百块费用，也由蒋小三发红包过去。

这些都只是靠蒋小三一双手，剪、裁、缝、熨、织，变着法儿挣出来。第一年到上海，生意没有做开，一件衣服挣五六块钱，一天收入四五十块钱。住在铁皮屋里的第一个冬天，小三“没有吃一口肉”，春节没有路费，朋友给了一千块钱，才能够回家。那年冬天吃的菜，基本都是周围的农民老太太给的，感冒了没钱买药。眼下大宗固定开支加上母子的日常花费，仍旧只能打平，难以在上海的地头落得一笔积蓄。

一个朋友对蒋小三说：“我要过你的日子，早就神经出毛病了。”

饺子 大富翁 家乡

母子租住的小区房里，最显眼的仍然是机器，和蘑菇一样的各色线圈，四处堆积的布料衣服，倒因此不觉得冷。

有时候妈妈关店早，会骑电动车先回家吃饭，干一些打扣眼和绣花之类的活计，再去补习班接政宇。机器声音大了，小区邻居有意见，只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夏天机器发热，浑身冒汗。

房子看上去是简单装修过一遍，但处处透着自己动手的粗放痕迹，卫生间的瓷砖缝隙宽窄不一，瓷砖大小和颜色各异，厨房的地面显得不平，墙上也露出深浅不一的粉刷层次。屋子没有产权证，不能接入煤气管道，妈妈找附近乡下熟人换煤气，年前刚买过了一罐。

下午时分，妈妈去小区空地收了一大摞晾洗过的衣服被褥回来，是积压了很久，趁着过年两天空闲，今天天气不算冷洗的。另外有年前洗过的一大塑料袋鞋子，因为下了几天雨，怕返潮了又拿出来晒。几乎都是政宇的，只有一双属于妈妈。

缝纫机台子上有两只政宇小时候抱的毛绒玩具，一只泰迪熊和两岁时买的驴。政宇喜欢泰迪熊，把它叫作“撒气熊”，眼下熊的肚子变得很扁，头和屁股被挤大了，这是政宇五年来拳头“撒气”的结果。

虽然从两岁起缺少了父亲，只见过照片，政宇和母亲的生活中，却并无多少互相撒气的时刻。在政宇看来，“感觉她（妈妈）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母爱”。母亲也知道政宇心疼自己，冬天睡觉前打热水泡脚，会先给妈妈泡。倒是妈妈看了书，有点担心儿子到了年龄一点儿不叛逆，“是不是不好”。

至于父亲，只有一个稀薄的背影，似乎不需要提起。当初是爸爸主动离家，政宇说原因是“不想让我和妈妈太痛苦”，又说“爸爸每年只能挣一点儿，几百块”。在妈妈的讲述中，则是“两个人天天吵架，怕影响孩子”。自从离婚，妈妈再也没有找过对象，自己说“没那个心思，就不会遇到”。

在心里，她把自己结束单身的可能性推到了政宇成年之后。眼下政宇处于小升初时期，妈妈认为是关键阶段，现在只是辛苦自己一个，再找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影响孩子，“不想去赌”。政宇倒希望母亲找一个，“按自己想找的来”。除了有儿子陪伴，妈妈“一天太忙，没有时间孤单”。

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地头上，妈妈也并不缺朋友，除了互相帮衬的师傅，还有老乡和邻居。腊月二十七收工后，二十八妈妈特意做了一满桌菜，在家请客。政宇一一数得出妈妈炒了七个菜，他说妈妈是“一级厨娘”。他最爱的是妈妈出手的奥尔良鸡翅，而妈妈也不谦虚，“我去了肯德基，麦当劳都得关门”。红烧肉是妈妈的另一出拿手好戏，她自称结合了家乡和上海的做法，味道更为醇厚。

吃饭的时候，政宇规规矩矩先摆好妈妈和客人的碗，其后才是自己的，周六周日饭后涮碗的事也自动包了。有个朋友家里是开餐馆的，来吃饭时带了饺子皮，妈妈帮她剁馅，包好饺子送给她。以前这个朋友开婴儿游泳池，在勤俭村和政宇母子住处相邻，都是铁皮泡沫棚屋，两家互相照顾。

大年三十晚上，朋友的妈妈生病了，本人回了山东，委托妈妈忙活了一番。开始是出去买药，买不着又回朋友家四处找，总算翻到了，给老太太服下后，又和老人聊天到一点多才回来，年夜饭被母子忽略了，好在政宇从朋友家找到了一束旧年的烟花棒，能够偷着放一下，算是迎新了。

大年初一上午晒被子，下午整个用来补觉，晚上炒了一个菜吃蛋饼。对于年夜饭被忽略，政宇并没有遗憾，反正平时有了时间妈妈会做好的。

家里没有电视，春晚也是在手机上看的，政宇特别喜欢非洲的一组节目，说到长颈鹿是那里的共享单车，特别好玩。政宇还不能骑单车，但他是滑板高手，每天都会在小区里踩上两圈，“已经教了几个徒弟”。

除了看春晚，政宇和妈妈在家里也有了游戏项目，“美国大富翁”，近半月两人天天会玩上一局。妈妈总是输，但政宇说妈妈是让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洛杉矶、芝加哥还是纽约，妈妈都不投资买楼盘、停车场、加油站、邮局，把这些机会通通让给政宇，这样政宇很快占有了很多产业，妈妈下次掷骰子再到这里，就需要交税，最后手头的筹码用尽。

妈妈希望政宇以后考上华东政法大学，当律师，“家里法盲太多”。政宇知道，妈妈不介意自己将来走得更远一些，或许真的在大富翁游戏里那些名字闪闪发光的城市立足，因此一再把机会留给自己。但眼下政宇即将告别上海，回安徽的老家去上学。

妈妈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政宇在上海缴纳社保，这也意味着政宇没有就地上初中的机会。妈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让政宇在这里上完六年级，回家乡直接入学初中，上海的学制是六年级算作初中预科，和安徽不相匹配。因此暑假之后，政宇很可能回老家砀山。老家的教材版本也和上海不一样，妈妈为此还在去年暑假自学，给政宇补了五年级的课程，虽然妈妈自己也只是初中毕业，“不懂的上网查”。

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政宇很难说哪头更熟悉。政宇出生后由妈妈带到上海，两岁零八个月时送回老家，请大姨带了三年，上一年级时又接来上海，直到十二岁的今天。因此老家有不少幼儿园的同学，和妈妈娘家亲戚的表哥表妹。

虽然政宇不适应老家的气候，“一回去秒长冻疮”，但暑假回乡，他也找到了不少和乡土有关的乐趣，刨了好多土蚕子喂鸡玩，还参加了挖花生的劳动。妈妈也希望他能熟悉一些田野里的情形。

在上海，政宇长年跟妈妈待在闵行区从学校到商城、住处的三角地带，坐地铁觉得稀奇。妈妈只是在去城隍庙市场采购线圈和橡皮筋辅料的时候，带他去外滩兜过一次。

浦江文馨学校的老师说，2016年孩子走了很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父母有居住证和灵活工作证，缴纳社保，能够继续让孩子在上海上学，但最多也就是再读两年，八年级一定会回老家，孩子们心理上没有把自己当作上海人。

回老家之后，一般是寄宿，学校条件有一定落差，活动也没有这边多，加上由随迁变为留守儿童，心理上会遇到困难。一些学习差的孩子回去后就辍学了，或者再读一两年后出门打工，再回流上海。

妈妈打算和政宇一起回去，“不能分开，让他做留守儿童”。但回去不是那么容易。几台机器就是大麻烦，买价一共花了五万多，假如不干了，出手只能卖作废品。即使机器运回了老家，那边针织成衣没这边的市场，不知道能否继续干这个。留在上海，意味着母子再次分离。

2018年，小公园放烟花的夜晚过去了，政宇的赤脚也不再踩在都市的健身石子路上。世事依循它的律例前行，暑假过后，政宇结束了在上海的五年学业，回了安徽老家。妈妈的工作室另换了地方，住处的租金涨到了1700元，在上海屋檐下缝补打拼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似乎一副最长的线圈，从轴上拆下来，可以从妈妈的心口，一直牵到老家砀山的乡下，缀到政宇的心口上，时间和距离不能挣断。

北京五环外的最后日子

进入2017年11月的第一天，北京初冬的斜阳铺在苇沟大桥附近的菜地里，翟龙萍和母亲蹲踞地头，采摘最后两畦青菜。

菜畦点缀着一些落叶，青黄相间，像一块铺在温榆河畔树林中的地毯。十二年来，它安放了一家人的生存，眼下犹存绿意，却在这一季的秋风中走到了尽头。

这是翟龙萍在北京的最后日子。一周以前，父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到山东老家莒县大翟家沟，三姐妹告别了就读的青红蓝打工子弟学校，暂时辍学。父亲赶回老家是因为奶奶重病，母亲和翟龙萍之所以留在北京，是为了和迁离的期限赛跑，抢救菜地上最后的一点收成，清偿赊欠老板的地价和学校的学费。

菜地边是一家人栖身的棚屋，它和附着在路旁的其他种菜人户的棚屋一样矮小斑驳，眼下和菜地一样朝不保夕。屋顶下空空荡荡，所有的家什和被褥都和邻居一样堆放在地头，苫着一张塑料布，以防身穿黑色特勤制服的执法队深夜前来，按照多次警告过的，不由分说扒除房子。

因为长年放学后下地干活，翟龙萍摘菜的动作和母亲一样熟练，手持制图小刀割去青菜根部相形粗劣的两片叶子，偶尔顺手拈出菜心中的青虫。摘好的菜按大小两类分别装入涂料桶，再装入大筐，晚上过水清洗，隔一两天去十几里外的刘各庄市场发卖。

北京顺义温榆河畔，翟龙萍和母亲在回乡前夕赶摘最后一季蔬菜。

苇沟地近首都机场，空中每隔两分钟掠过飞机庞大的身影，轰鸣声就在头顶，却又无比遥远。母女坐着马扎，一点一点向前挪动，看起来注定难以抢救菜地大部分的收成。手指发冷，去年的冻疮开始隐隐作痒，寒潮就要南下，这大约是最后两天的晴朗日子。

翟龙萍的心情有些矛盾，不知道是想回到同样朝不保夕的学校，再上几天课，还是索性早些回山东老家。老家只是出生之初待过两年，逢年过节回去过几次，没有现成的课堂，甚至户口都不在当地，相比之下生长于斯的苇沟菜地更为熟悉，眼下却不容逗留。

妈妈的心里感觉更沉。前几天送丈夫和两个闺女走，三妹翟星萍说舍不得这里，妈妈说你作文好，回去写一篇《北京，我的第二故乡》，三妹在车上哭了，妈妈的眼睛也湿了。

“怎么就不让人待了。”手上摘着菜，妈妈心头发沉，像菜地打了沉沉的露水。十四年前夫妻来到北京永定门车站，从此在五环外辗转，一直靠着种菜的手艺生活，最后落脚在这处温榆河畔偏远的菜地，打算在棚屋里把三姐妹养大，一直觉得北京“挺好的”，“像自己的家一样”。眼下却知道，自己是要被立刻赶走的外人。

眼泪打湿了手背，心里比割菜的手指更冷。老家前途茫茫，眼下的菜地和课堂，却注定要在一阵寒流中飘逝。

“地下”课堂

青红蓝学校隐身在混杂拥挤的管头村深处，两扇生锈紧闭的铁门背后，没有标识和百度定位，外边的人很难找到这里。

一座逼仄封闭的大杂院，露着不合时宜的彩钢屋顶，破旧的平房墙皮几近剥落，露出前身一座幼儿园的残存彩绘，这就是课堂栖身之处。几乎难以相信，这里能够容下一所九年制学校。

以前的校址要宽敞得多，在半壁店村的大道旁，有敞亮的大门和整齐的校舍，宽阔的操场旁种着高高的行道树，半年前被勒令停用，眼下仍旧闲置，铁栅门上端还保留着“北京青红蓝学校”的标识。

翟龙萍换过好几个学校，从东辛店的百年学校，到天竺学校、金盏学校、育星园学校，都是打工子弟学校，上着上着就关了。五年级那年，爸爸卖菜时看到了青红蓝的招生广告，从此定下来。青红蓝学校比较大，有一些公益组织参与，每年资助翟龙萍五百元学费，三姐妹身上的衣服也有志愿者捐助的。

这学期开始，学校流落到眼下的大杂院内，情形变得异样。没有了操场，上不成体育课，学生只能在过道和以前小朋友的游戏场内活动。连厕所也只是路边的简易棚子，只有男女各两个蹲位，下了课打开一会儿铁门，轮流去解决。没有冲水，放着两只大桶，校长课间站在校门口，不断大声提醒学生舀水冲厕。课堂空间小，回声大，很多时候老师讲的听不清。人心惶惶，座位上的同学越来越少，不断有人离开，以前的五百多个学生只剩下一百多人。老师也走了大半，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打工的老教师，住在背光狭窄的宿舍里，铺设简陋凌乱，似乎随时准备搬家迁徙。学校最近又接到了迁址通知，被校长“撕巴”下去，铁门不敢径直打开，防止被人举报扰民。

北京顺义管头村，学生在被迫栖身的学校铁门外。

和大多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一样，“青红蓝”从来没有摆脱过缺乏合法身份的窘境，类似“地下课堂”。眼下，它更像是菜地上空一片随时可能飘零的枯叶。

这学期报名的时候，三姐妹的爸爸就说先上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离开。翟龙萍把消息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妹妹翟星萍也告诉了同桌，因此前几天姐妹没有出现在课堂上，同学们并不吃惊。倒是校长有点生气，觉得家长没打招呼，欠的学费担心就此作罢。学校的处境朝不保夕，她也去留彷徨。“最近一段，区教委找我谈了三次。”

在学生们看来，他们处身的课堂，最多能够坚持到放寒假，自己和父母也不知道在北京逗留多久。课堂比以往显得闹腾，同学们照旧听课、诵读和嬉笑，不知忧愁，却有些走神，似乎一种无形的东西已经不在这里。

上学的费用并不算轻。上初中的翟龙萍和三妹需要一学期2800元学费加书费，上六年级的四妹则需要1800元。以前的学校也一直都是“高价”。加上在家乡上技校的大姐，消耗掉了家里多年种菜的大部分收入。

收费并不足以让“青红蓝”光景宽绰。随着学生降到不到一百人，加上迁址的折腾，以前有所盈余的学校开始捉襟见肘。仅仅一年13万的房租，加上老师每月3万多元的工资，已经不堪重负。学校照的是工业电，1.50元一度，只好免除了晚自习，也防止学生下课晚不便回家。

学校没有食堂，中午学生纷纷走出铁门，到村里买煎饼果子包子吃，没有正式的饭菜。在以前的校园，因为毗邻马路出校不安全，翟龙萍姐妹解决的办法是泡方便面，费用同样是每人五块钱。

村子里不通公交车，学生们放学后需要走两里路到公交站，再搭公交车回家。翟龙萍三姐妹离得远，以前是坐校车，每人一学期四百块钱，现在路程变远，涨到一个月两百块，只好放弃，改骑自行车。以前种菜人家上学的孩子很多，能够坐满一校车，眼下只剩下一个邻家男孩了。

家里买不起那么多的自行车，爸爸想到了点子，把野外被人破坏抛弃的共享单车修好，作为三姐妹的坐骑。但由于自行上锁，仍旧引起了他人反感，前一段时间姐妹三人的车锁被人灌入泥土，当天不得不步行回家，走了一个半钟头。爸爸只好找老乡借了一辆旧车，又找到两辆废弃的普通自行车，修理好了给三人骑行。

三姐妹的学习都不错，四妹翟星玉的英语最好，是课代表。前两天辍学在家，妈妈摘菜累了休息，让四妹拿出英语书朗读了一段。妈妈上过初中，中考成绩不错，因为家庭重男轻女没上成高中，虽然辅导不了女儿们了，还能依稀听懂一点，“觉得她念得很流利”。

在地里摘菜时，翟龙萍接到了同学的电话，她对着听筒说：“我在拔菜，没法上学。”回到老家的两个妹妹，也在电话里告诉妈妈，她们想上学了。

棘手的是，和同类打工子弟学校一样，“青红蓝”没有能力为就读的姐妹提供学籍，她们需要在老家设法补办学籍重新入学，而全家人的户口却又在当年的迁徙中落到了辽宁海城。未来的课堂落在哪里，一时茫然。相比之下，户口在老家、考上了技校的大姐显得幸运，上技校也成了翟龙萍的梦想，“我想学烘焙专业，做面包师”。但还有大半年读完初中的她，不知将来能否有踏进考场的资格。

11月11日这天，正值网友疯狂消费的节日，翟龙萍回了一趟学校，用几天来摘卖的菜钱，补交拖欠的学费。教英语课的老师问她：“你妹妹怎么这几天不来了？她还是课代表。”翟龙萍没说话。她不敢告诉老师，妹妹在老家没学可上。

走出学校生锈的铁门，骑上自行车之前，翟龙萍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铁门关闭着，旁边刷成绿色的外墙上，有个学生用细小的笔触划下了失去的校名：青红蓝。

落脚之地

相比其他种菜人家的棚屋，翟龙萍家含有某种不显眼的精致：窗户是正经铝合金的，“要让几个闺女多享受点阳光”。屋顶比别家多铺了两道隔热层，都是爸爸妈妈亲手造起来的。

别人家的棚屋没安窗户，白天屋里也要开灯。屋顶也会漏雨，要拿盆子接。翟龙萍姐妹从没淋过雨水、睡过湿铺。父母和姐妹三人各一间，中间带有一个做厨房的过道，像是正常住家的格局。

这些出自爸爸的手艺。爸爸干过建筑，修过地铁，手巧，勤快，铝合金窗户是朋友介绍他在一个拆迁的建材市场捡来的，屋顶覆盖的广告布也是拾来的。三姐妹住的房门，也是爸爸捡来的，门上有个小窗，爸爸特意做了细致的窗格嵌上，让三姐妹有个自己的空间。

冬天屋子里也暖和。爸爸用土灶、烟突和一口倒扣的铁锅，自制了散热的暖气。灶口在过道，添柴生火后，铁锅会烧红起来，上面可以放盆子烧水，散发的热量让一间屋里都热起来。三姐妹住着一个大土炕，父母还会给女儿们煨炕，自己的房间和床铺却是冷的。

灶口烧火的事妈妈不让女儿们参与，因为棚屋盖起来第二年出过一次火灾。当时三姐妹睡的还是床，家里的小狗下仔养在床底下，邻家伙伴来玩，想看狗仔。翟龙萍点了蜡烛，几个人钻到床底下去，看完小狗钻出来，蜡烛忘记在床下，几个人跑出去玩了。当时地上铺了一块孩子大伯在朝阳体育馆搞装修弄回来的地毯，大约蜡烛倒了点着了毯子。爸爸妈妈在地里种菜，偶然回头一看，自家屋顶突突冒黑烟。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下子反应过来，心就缩起来了，赶忙跑回门口一看，屋是扣上的。爸爸让看孩子，一望在菜地小路上玩儿，心才落下来一半，忙着抢东西，救房子。

爸爸冲进屋抢出来全家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别的顾不上了。刚好家门口放着洗菜用的两浴缸带几桶水，两人迎着火头浇。好歹灭了火，没有连累毗连的邻居房子，但家里的被褥、衣服、电视、风扇都烧坏了，半边屋顶熏得漆黑，家里的猫从屋顶缝隙爬出来，爪子都烧黑了，一窝小狗烧死了。爸爸又要置办东西，又修房子，几天没去卖菜，脚心还忙中扎进一根木刺，烂了好久。

过了很久，翟龙萍才敢承认是自己点的蜡烛，但爸妈也没有打她。

很长的年代里，这是一家人在世上唯一的房子。落脚到菜地之前，从父母到三姐妹经历了漫长的流离迁徙。妈妈因家贫辍学，未成年就跟随哥哥出门打工，在辽宁海城种菜，和同为菜农的爸爸结婚时已经三十一岁了。结婚之后，为了孩子能获得准生证，两人在计生相对宽松的海城上了户口，以后三姐妹也都落户在海城。2003年“非典”过去，两人来到北京，落脚在东辛店菜地的一处棚屋里，以后又迁到苇沟。两人在老家一直没有起房子，直到去年，才翻盖了老宅，眼下还是毛坯房，父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家，只能先住在大姨家里。

除了上学和在地里摘菜除草，三姐妹很少涉足别处，连近在咫尺的温榆河也没去过，妈妈担心出事，“不让她们离开视线”。至于五环内北京的繁华，像天空掠过机翼的银色，似近实远，只有难得的时机，会显得可以接近触摸。多少年前就说去天安门，直到今年夏天大姐来玩，爸爸觉得在北京的日子不久了，终于带着妈妈和四姐妹上了天安门。

路程远，没赶上升国旗有些遗憾，又忘带身份证，不能进故宫，好歹逛了旁边的中山公园。那次坐了地铁，爸爸显得很熟，因为冬天不种菜的两个月，他出去打零工，经常在地铁工地上干。另外去过的地方，是离苇沟不远的蟹岛儿童游乐园，那里大都是周围城中村打工人家的孩子去玩，算是碰过了城市孩子的游乐设施。

翟龙萍走的地方比两个妹妹多些，周末她会跟着爸爸去卖菜。以前爸爸在一个路边早市卖菜，今年初早市关闭，花六千块租下的摊位只摆了两个月，老板失踪租金讨不回来，爸爸只好去更远的刘各庄菜市场批菜，下午骑三轮打游击，去东辛店路口机场高速的桥下卖菜，也去金盏乡和望京桥底，赶下班高峰期的两个小时。买菜的人集中，没法分心，翟龙萍帮爸爸看着城管，“一看见过来就喊，爸爸骑上车就跑，走了又回来”。

以往妈妈没有去卖过菜，除了偶尔去附近的苇沟买东西，她总是待在菜地，没有经历过与城管捉迷藏的情形。“在北京，感觉就像自己的家一样。”母亲说。四女儿的名字从前叫翟北平，因为是在菜地出生。

她喜欢温榆河畔的这块地方，空气好，风景也不错，遍地白杨林，入秋金黄，脚下铺着青翠的菜地，都是自己双手培育出来。“这辈子别的不会干，就这特长，会种菜。”撒种、散苗、灌水、除虫、施肥、薅草，各样的轻重都得心应手，年复一年，看着点下去的菜籽发芽，青绿的菜叶在自己手下萌生，成长，成为绿茵茵的一大片，一年四季都不缺颜色。三个身边的孩子也一点点长大，就像是可以一辈子安顿在这块地里，把人生的事都完成了。

十二年时光很长，到了被催促离开的时分，却发现还不够。不够真的在这里扎下根来，培育三个女儿长大；不够挽回地上剩余的青色，拾掇心中忽然而至的荒凉。像是第一天到达永定门外，坐车穿过过于广阔的北京城区，感觉这里全然不属于自己的惶然。

老家没有地，回去干什么没有想好。孩子舅舅干过装修的瓦工，他说或许明年又会回来。但妈妈想不出除了种菜，自己能做什么。

最后一夜

从十月下旬开始，这间棚屋已经不能踏实地庇护一家人了。

成群身穿黑色制服的人，三番五次地出现在菜地上，催促他们立刻搬走，不然就扒平房子。翟龙萍一家只好像别家菜农一样，把家当什物都提前搬出了屋子，十几天来码放在菜地旁边，盖上一块塑料布。

塑料布参差起伏的轮廓，透露着下面的各种家什：从柔软的衣物到显露棱角的桌凳、电视机、洗衣机，禁止使用的煤气灶，还有姐妹们多年来上学用过的课本，装在两只蛇皮袋子里，北风不时掀起塑料布一角，显露受潮经霜的内情，幸亏十几天来没有雨雪。屋里一片空荡，只剩下必要的被褥，晚上一旦房屋被拆，可以随时离开，不会让家什连带覆埋在废墟里。

家里的狗也拴在了地头的家当旁边。搬家忙乱中犯的一个过失，决定了它今后的命运。那天三姐妹还在上学，爸妈忙于搬东西忘了喂狗，饥饿的狗趁隙去叼塑料袋里的冷馒头，妈妈阻止，它饿极了不松嘴，还呲了牙缝，尖牙碰到了妈妈的手，破了皮。对于从小养大的狗来说，这是从未出现的事，妈妈还需要打好几针狂犬疫苗。爸爸大为光火，本来已经决定搭货车回家时带上它，因为这次过失，决定放弃。贪图一时口腹之欲的狗，眼下对于自己的命运还茫然无知。

地头青色的命运也是未知数。除了几畦当令待摘的小青菜，还有卷心菜、莴笋、苣花菜、白萝卜、大白菜、油菜，爸爸不在，母女两人采摘的速度不快，“看起来两星期也做不完”。而拆房赶人的期限或许就在明天，老板找关系也拖不了多久。“头伏萝卜二伏菜”，白萝卜和大白菜的种植周期太长，不如小青菜划算，主要是自家贮存过冬用的，化肥都没怎么用，眼下也不好处置。至于出土不久，芊蔚一片的茼蒿，只能放弃，地头堆放夜晚保温的被子，也无心再覆盖。

摘菜的活计从早上开始，持续到天黑，妈妈烧柴火煮点面条。家里的煤气罐被人没收了，连同头天加的六十块煤气。引火的竹棍也是两毛钱一根买来，准备春天插扁豆架的，现在只好用来生火，有种烧毛票手疼的感觉。晚上翟龙萍推板车去老板家拉水，用来洗菜，过后大筐装好。晚上老板会偷偷送电来，这两天也停了，只好点蜡烛干活。凌晨两点五十，妈妈就要起身，和孩子舅舅一起骑三轮车去卖菜。

以前这是爸爸干的事，妈妈能睡到五点多起来给三姐妹做早饭。现在接手，才知道爸爸的苦。白天还留有一丝暖阳的北京初冬，入夜变成寒气彻骨，十几里路顶着风的车程，即使裹上了全部厚衣服，戴上口罩，露出的眼睛和脸也感觉结了冰，大手套隔不住双手握着车把的寒冷。妈妈很快和翟龙萍一样患上了感冒，咳嗽不断。

幸好一位住在刘各庄菜市场的老乡好心，她和丈夫有北京社保，开药可以报销，翟龙萍三姐妹以往吃的药都是老乡给的，妈妈打狂犬病疫苗也是她找的地方，这次她又给了妈妈“比较厉害的”感冒药，抑制了咳嗽，但是两天一次的赶早市受冻，加上白天地里的摘菜活儿，让妈妈的感冒没法好彻底。

早市行情冷落，菜价下跌得很厉害。以往商户是大筐大筐地要，眼下随着北京疏解，附近住的外地人越来越少，来批菜的人只要七斤八斤，拿塑料袋子装。价钱压到两块到一块八，远远不如自己到东辛店桥底去卖划算，可以到三块多一斤。但眼下实在不敢去卖菜，怕电动车被抄，一天赶早市下来，也就卖得四百多块钱。最近一次卖油菜和卷心菜，才发掉两百来块钱，像是卖废品，多少捡一点回来。

该来的总是会来。11月9号，挖掘机的履带隆隆驶入菜地，棚屋终于被扒了。母女只来得及拿出昨夜盖的两床被褥。

几十名穿黑衣的人包围住现场，菜户远远靠边站着，看别家棚屋依次被扒，似乎没有太大感觉，到了自家的时候，并不需要心里有反应，眼泪自然地就流下来。看家狗也受惊汪汪叫唤，翟龙萍担心它被打，解开了链子拉开它。

挖掘机的耙子扬起，往下一压，爸妈亲手造出的小屋成了废墟，就像孩子过家家搭的一样，比别家精致的窗户和屋顶都掩没于废墟，只有那扇爸爸精心修理了窗格的门，不肯完全倒下，斜立在废墟上，挖掘机也无心去完全推到它，转向下一家住户。这个突起的门扇，不知为何让翟龙萍心里特别难受，她想拍两张照片发给妹妹和爸爸看，却举不起手机。

扒完了房子，三台挖掘机开进了菜地，履带横七竖八一阵碾压，把尚余的蔬菜碾进泥土。看着亲手种出的青色被毁，妈妈的眼泪又下来了。

挖掘机一走，母亲带着翟龙萍立刻下地，抢摘挖掘机履带下幸存的小青菜，来不及在地头择，连同落叶装回来两筐。房子扒平了，人还是不能马上走。菜还需要批发一次，几件零碎电器要卖，妈妈的狂犬病疫苗还差一针，必须周日打完了再走。两台电动三轮车卖掉太便宜，还抵不过蓄电池钱，舅舅在联系物流运回老家。只能在地头过夜了。

拆房子的人走后，黄昏妈妈在地里架两块砖当灶，烧一把柴火煮面条，算是吃了晚饭。不敢生起足够的火苗，怕引来村里监督的人。白天地里不算冷，黑地里风硬起来的时候，舅舅舅母过来，和翟龙萍母女合在一起，在一块收过的菜地上支起塑料布，搭了一个简易的油布棚子。把两副床垫搬进去，就可以将就过夜了，只是还是担心，穿黑衣服的人会随时来拆。

没有电，塑料布高度太低，点蜡烛实在怕引起火灾，下午翟龙萍拿上家里的LED灯，到相邻的墓地看守人家充电。墓地离菜地有半里路，三姐妹有时会去逛，和那个腿脚有些残疾的河北女人很熟。傍晚取灯回来，挂在棚布底下照明，就着有些清冷的光线洗菜择菜。

菜地老板娘也是山东人，让翟龙萍去住她家的砖房，龙萍说要跟妈妈在一起。老板娘说“你妈露宿在地里，会让狼叼走的”。龙萍说：“那就让狼把我一起叼走吧！”

晚上月光透进了塑料布，棚子里不是很冷，一家人睡得还安稳。不过垫子摆在生荒地上，寒流已经到来，翟龙萍又开始流鼻涕。没有足够的火苗烧热水，妈妈怕翟龙萍感冒加重，两天没让她洗脸，牙膏牙刷都埋在小屋的废墟里。晚上不敢生火，吃冷馒头。是离开的时候了。

“双十一”狂欢节这天，收废品的人到来，家里的几件电器都卖了。洗衣机和电视加上别人送的冰箱，三件加在一起八十块，翟龙萍都落泪了，“我们觉得还能用，收的人就说是破烂”。

白天母亲在收拾东西，翟龙萍在塑料棚子里择菜。阳光透过塑料布进来，倒有种在温室大棚里的感觉，手上也暖和，让人昏昏欲睡，似乎这并不是离开的前夕，露宿在地头，倒有长久绵延的日子。小猫贪图暖和，也钻进棚子，翟龙萍想到了它们成为流浪猫的前景，想到过找个垃圾堆丢下，让它们觅食，但人都迁走了，垃圾堆也难找。一会儿又想到狗，自从房子被扒，已经解开了，待在棚子外边的一只废弃床垫上晒太阳，看上去很舒坦，却不知道，这是它生命中最后舒适的一天。

下午村里又有人来看，说塑料棚不让过夜，晚上必须拆掉，还照了相。舅舅去找地方，傍晚回来，说墓地旁有个空屋可以住。一家人开始拆棚子，把被褥搬到三轮车上，打算过去住最后一夜。

这时发现一个意外，舅舅的车子被人扎破了轮胎，开不动了。接着妈妈也在自家的车胎上发现了刻意的划口，不知有无伤到内胎。几千块买的电动三轮，这样被人破坏，妈妈这几天一直很平静，这时忽然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你来杀人么，今晚就来！”即使地里青菜被毁的时候，妈妈一边难过，一边也想反正菜毁了，孩子也少受两天罪，现在车子却又不知被谁划了，感觉是谁都来欺负，“从来没受过这么大委屈”。

翟龙萍没见过母亲这样动气伤心，她有些不知所措，既然搬不动了，又坐下来打算择菜。一直沉默的舅舅这时却让她“别搞了”！他坐在狗先前卧过的垫子上，垂头一言不发。

过了很久，舅舅站了起来，领着大家再次搭棚子。舅舅手脚熟练，几根木桩一打，搭起来也很快，翟龙萍帮着舅母铲土，四面压住塑料布脚。LED灯再次挂了起来，一家人坐着垫子又开始择菜，被褥却不敢立时搬进来，怕有人再来要求拆棚子。气温似乎比昨夜又下降了两度，翟龙萍和妈妈都在咳嗽，手背的冻疮陈迹痒得厉害了。舅舅又让翟龙萍去老板家拉水，准备过一会儿洗菜。

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

北京顺义温榆河畔，翟龙萍家被强制推倒的窝棚。

再见北京

凌晨一点多，妈妈和舅舅起床，舅舅的三轮车坏了，用翟龙萍家一辆三轮车装两家的菜，最后一次赶菜市场。

到市场时间太早，没人要菜，又原车拉回来。菜市场附近的老乡也来了，带妈妈去打疫苗，妈妈让她顺便拿走一些菜。舅舅出门找人来收废品，菜桶、板车连同种菜工具一起卖掉，昨晚支起来过夜的塑料膜，连同地头覆盖家什的塑料布也卖了。

昨天妈妈打电话给了“青红蓝”校长，菜地边缘还有自家过冬的白萝卜和大白菜，挖掘机没有碾到，学校可以收去办教师伙食。上午校长带人过来，开的就是以往三姐妹乘坐的校车，翟龙萍和舅母一起拔菜，连同早市剩下的小青菜，让学校拉走，翟龙萍跟校长招着手，看着校车消逝在小路尽头。

妈妈打完疫苗回家，继续收拾行李，全部装车，捆扎规整。收拾东西从前天就开始了，地头覆盖的塑料布下面，似乎没有一件起眼，却又有无尽名目，妈妈一直受困于取舍，撇下又拾起，进展缓慢。昨天傍晚三轮车被划，妈妈哭过一阵，想起来某只桶里装的杂物，混着几包各样菜种，不想丢在这里，舅舅让少带东西，妈妈想的是自家孩子多，要节省，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她没有拿灯，一个人在地头黑暗里摸索了半天，大家搭棚子过夜她才回来，似乎也没理出什么头绪。

下午物流的车来了，电动摩托车一辆八百，加上别的东西，翟龙萍家总共花了九百块。好在物流的人说车上还有空间，想拿走的都可以装上，费用很便宜，解决了妈妈的难题。她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了车，除昨夜拾掇的菜籽之外，农药也带上了，连同三姐妹从小用的两蛇皮袋课本，还有一张从墙上揭下来的成绩通知单，装在衣袋里，是翟龙萍考得最好的一次。

只有猫狗是带不走的活物。看着主人们收拾东西，它们茫然地转悠，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远远超出了一只动物头脑能够理解的限度，眼神和声音里却显出本能的不安。

在翟龙萍心里，它们的分量逐渐加重起来，胜过了两辆沉重的电动车和大小家什，成了眼下最沉重的东西。但她只能在帮助妈妈收拾的间隙，偶尔伸出手去，最后摸一下家狗的头，逗着猫转圈，似乎是一种平素日子的游戏。

下午四点，所有的东西都装车运走，地上显出一片狼藉。一个三姐妹玩过的布娃娃，如今独自躺在菜畦里。一副跳绳犹豫好久，终究丢弃了，从前三妹妹在朝阳体育馆参加比赛拿过跳绳第二名，翟龙萍也是跳绳高手，一分钟能过绳174次。搬学校之后没有场地，渐渐地生疏了。最后两顿饭用的铁锅，过于沉重，物流划不来。几个启封过的毒死蜱瓶子，两床冬天盖菜的破被褥，几只用了多年的床垫，无法带走，陈设在地上。另外是一只过于结实笨重的五斗橱，兀立在从前的菜地上，抽屉透着一条缝，似乎等待人打开，揭示里面的秘密。

手上提的包裹还多，坐公交不便，舅舅用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告别菜地的时刻到来了。便道凹凸不平，出租车缓缓发动，翟龙萍隔着窗玻璃，看到家狗跟着车奔跑。它跑到接近老板院子的小路尽头，停了下来，这是它平时职分的边界，蹲在那里看着车子远去，似乎隐隐知道了自己前一段时间犯下的过失，是眼下无法弥补的。出租车转过一个弯，菜地的情景消失，视线变得模糊，似乎玻璃沾上了呼吸的水雾，无从擦拭。

傍晚到达永定门外车站，班次是晚上七点二十，一家人没有买票进站，在停车场一边的马路上等。舅舅认识熟悉司机的中间人，可以在站外上车，省下每人五十块票价，司机也不用给站里提成，可以多得，每次舅舅和妈妈回山东都是这样坐车。天黑下来，马路上很冷，好在大家都穿得很厚，不用蹭候车室暖和，翟龙萍只进去上了厕所，顺便在洗手池的大镜子前照照自己的脸。下午做饭的时候，顺带烧了些热水，几天来好好洗了一把脸，干干净净地走。身上的防寒外套已经很脏，昨天想要洗干净，妈妈让她回家再洗。

能穿的衣服都背在了身上，外套有三层，都是别人送的，脚上是一双缀着一对熊猫的保暖鞋，是妈妈从苇沟村拆迁的废墟里捡的。那两天大家都去捡东西，妈妈在一副梳妆台下发现遮着这双鞋，还是新的。

脚边堆放的大小蛇皮袋和包裹里，除了衣物还有两把暖壶、保温杯，和一个小折叠凳，是买三轮车上保险时人家送的，可以打开来坐。但坐下来太冷，翟龙萍不停地跺脚走动。舅母在咳嗽，很少坐出租车的她在车上呕吐了。

气温越来越低，一家人也没有吃晚饭，打算用几个吃剩的馒头上车坚持。总算中间人过来，让一家人提上东西，穿过停车场到出站口外边，放到一辆面包车的后备厢里。人也上车待着，关上车窗，好歹比站在街上暖和些。“再坚持二十分钟。”中间人说。翟龙萍和妈妈坐在后座，手脚凑在一起。脑子有些转不动，心情似乎已经平静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只是在等着这最后的时间结束，却又隐约会有一些菜地的情形，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到来，有些陌生地出现在眼前，连同那条跑动中变得模糊的狗。

七点三十，班车姗姗驶出大门，一家人赶忙从面包车上下来，提着大包小包，听着中间人的招呼，艰难地塞进已经满当当的车肚，爬上卧铺车。十二个小时的车程之后，会到达老家莒县寨里河乡。

车轮缓缓转动，冬夜稀落的灯火在窗外消逝，像是十四年前初到永定门的情形。再见了，北京。

后记：

翟龙萍和母亲离开北京后六天，大兴聚福缘火灾发生，北京清退拆违大潮开始。青红蓝学校受到波及，再次搬离现址，迁入一座两层小楼，校长说“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回到老家后，父母忙于照料病危的奶奶和整修房子，一直抽不出身去办理学籍手续。眼下翟龙萍三姐妹待在家里，母亲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复习功课。

半个月之后，再次去到苇沟菜地，这里空无一人，保持着翟龙萍一家离开当天的景象，无人前来清理废墟和垃圾，填平道路上挖出的大坑。菜地残存的青色，已经在严寒中彻底消逝，覆盖一层浑黄落叶。

曾经的菜地里，一条狗在走动，近于翟龙萍家狗的毛色，似乎是在觅食，见人马上躲了起来，藏身在一片废墟下面，发出低沉畏怯的吠叫，近似呜咽。不论怎样走近招呼，它始终没有现身。

山东莒县大翟沟村，回到老家的翟龙萍和妹妹星萍。龙萍回老家后失学。

“王子”和四个“公主”

2018年放暑假前最后一天，通州区管头村一栋村办企业的厂房里，课桌拼起来当成餐席，青红蓝学校八年级的师生们吃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由头是送别要回安徽老家上学的一位姓李的同学。

这位李同学打零工自己有积蓄，掏钱请大家客，校长也出了经费，并亲自下厨掌勺，张罗了这一桌东北风味的大盆菜。李同学还叫了两件啤酒，几个男同学举瓶吹得泡沫横流。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埋头吃菜，他们平时的伙食简单，偶尔抬头举起塑料杯和学生碰一下。校长也喝了两口，并且举杯祝李同学回乡顺利。师生的间隔，在这间厂房改装的逼仄教室里似乎不存在了。

冯亚星也在围坐举筷的学生当中，只是没有端起酒杯，她的两个读低年级的妹妹则和众多学生一样拿泡面当午饭，平时三姐妹一共20元伙食费，泡面之外只能选择煎饼。

餐桌旁要返乡读书的学生不止一位。这顿团圆饭过后，在座的几位老教师也要回乡避暑，下学期是否返校也说不定，学校本身连同它暂时栖身的这座厂房一起，也可能在北京疏解提升的潮流中消失。

对于冯亚星和她的三个妹妹姗姗、子怡、上幼儿园的四妹扬子和最小的弟弟来说，由于一时看不到回乡的可能，还需要在六环外辗转，随着父母流动的摊贩车和朝不保夕的学校漂浮。

北京通州管头村，学校再次搬迁前夕，师生聚餐送学生回乡上学。

不该出生的孩子

三姐妹从管头村回家的路途很远。由于校车太贵，需要先曲折走出管头村，到岗山村南站坐6站公交到顺义后桥车站，再步行穿过整个庄子营村庄，一直到最偏远的地段。早上则是爸爸骑电动三轮车送到公交站。酷暑或者冬天，都会无形加增这条路线的长度，尤其是冬天，用2018年开始上学的四妹扬子的话说，“晚上就起来了”。

家是三间样式古老的瓦房，带一个小院子，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够找到这样低价出租的民房，容纳一家大小七口人。

除了面积大，屋子没有别的好处，完全和装修之类的事物无缘。正房是日常活动场地，一条从垃圾池捡来的长沙发看不出了颜色，缺了两只脚，用砖头垫着。一堆破旧衣服码在对面，是别人送来穿不得又舍不得扔的，体量有些过于庞大，到了冬天再打开，随意从当中找出些什么能披在身上御寒的东西。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没买过大衣服。“这些个孩子要买，得多少钱啊。”爸爸微笑着说。

两间厢房是卧室，和正房一样看不出颜色，除了破衣服和几张床，很难在第一时间说出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正房里一台破旧的电视、一个二手冰柜和失去了护罩的电风扇，是需要时间才能注意到的，和破布近乎一色。电视和最大的孩子同龄，屏幕的彩色已经消退，靠着自家的小天锅收节目。

显眼的是家里的一群孩子。当大小五个孩子出现在同一条沙发上时，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寻常。

这些孩子是父母多年环绕北京“打游击”的结果。1973年出生的冯修聚和小自己两岁的妻子结婚第二年，就从老家山东鄄城来了北京，从老大冯亚星开始，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北京。除了亚星有老家的户口，其他四个都是计生政策下“不该出生的孩子”。在北京期间，老家计生办的人去了家里七趟，看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拿走的才作罢。

没钱去正规医院，孩子生在小诊所，找私人接生婆，五个孩子总共花了不到一万块。有的村不让在村里生，或者赶上北京城区扩张村庄拆迁，只好生一个孩子搬一次家。

在姗姗妈妈的回忆中，搬家的过程是：最早住在吴家营，生完老三子怡后被村里赶，搬到杨家营；杨家营被拆迁后，家里搬回吴家营，吴家营又被拆迁；搬到后桥，住了一个月，房东嫌孩子多让搬家，又搬到米各庄；在米各庄怀了老四，村里不让生，又搬到庄子营，是另一个房东，在那里又生了老五；两年前的腊月里，下着大雪，房东让一家人搬去偏房，原因是合住正房的租户上夜班，白天回来休息嫌孩子吵闹；父母不想租了，这才搬到了现在的屋子，一直在北京六环外辗转。

这些搬家的次数里，姗姗只记得米各庄，“喜欢那里，那里有草原”，实际上是村外的养殖农场，房子盖在农场里。眼下农场也被拆迁了。

因为生了五个孩子，妈妈在老乡中得到了“五子妈”的绰号。妈妈知道还有一个“二号五子妈”，都是前面四个是丫头，非要生一个儿子出来。爸爸说孩子太多，年龄又密集，生日得一个个想，“从没给他们过生日”，买蛋糕太贵，一个要一百多。事先糊里糊涂说要给过，到了又忘了，“孩子自己也不提”。

姗姗说，这学期学校搬到新址，门外有小蛋糕店，自己过生日时去买一个，当作自己庆祝了。

说起生了五个孩子，爸爸也有点后悔，“想起来后怕”。但最后来到的这个男孩子，显然还是补偿了从前的辛苦，不然老五的名字不会叫“王子”。2017年下半年“王子”三岁半，他的四个姐姐分别是十四、十二、十岁、六岁，“王子”和老四上幼儿园，老三上五年级，两个最大的姐姐在初中。在爸爸口中，四个女儿也经常被喊作“公主”。

孩子们就读的民办学校和幼儿园也像自家一样四处被撵，2017年11月大兴火灾前夕，老四和老五的幼儿园从半壁店被撵到庄子营，又彻底被封闭，一时待在家里无处可去。三个大孩子读书的青红蓝学校则数次搬迁，在管头村一家关闭的幼儿园里临时落脚。

生完“王子”之后，目标达成，爸爸终于回了趟山东老家，给四个小的孩子一块上了户口，托了人，办了亲子鉴定，四个孩子花了九千多块钱。但在生身之地的北京，他们仍旧只是无根的蒲公英，没有进过六环，没有去过天安门。

好在，有父母在，一切就都还好。中间爸爸考虑过把老大亚星送回老家，妈妈没有同意。“要走都走，要不走都不走。养不起就别生。”多年下来，一家人始终在一起。

五姐弟的日常

除了破烂衣服，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富足的，好在是不缺热闹。一条长沙发和三间屋子里，可以演出无穷的剧目。

王子通常是在沙发一头堆叠的被子上，夏日他的肌肤滚热，如同一团火，专爱往人身上蹭凉，在他和姐姐们之间，总在演出打打闹闹的戏剧，“都是互相打两下，没有打得乱套的时候”。王子喜欢睡觉，他嫌姐姐们放学回来吵醒了他的梦境，起身追着姐姐们打闹，发现她们生气了，他也就收敛一下。王子也抱怨，姐姐们“就惹我生气，有时候偷偷打我”，他去打回来的时候，“你跑得可快呢”，有时也是为了防止他抠过脚丫的手指摸到脸上来。亚星说，弟弟长得好看，有时忍不住去摸两下。

三个大孩子和两个小的之间，随年龄大体区分为两个层级，大的层级内部，姗姗和子怡常打嘴仗，为了一副卷筒纸或者一双脚背带大瓣花朵的新拖鞋都会争起来，第一天争，第二天也就忘了。这也是家里少数可以争的新东西，因为大多数总是邻居送的旧物。

争执过后，两人又会一起玩从大姐朋友处借来的“大富翁”，姗姗看同学玩了一道就会，脑筋略微笨拙的大姐亚星只是在一边观局。跳棋、五子棋和军棋，也是姐妹们的益智游戏，此外是趁爸爸在家干活，偷偷玩一下他的手机。连王子也知道，爸爸的手机上没有游戏，只能玩的时候下载，爸爸发现就删了。家里也没有Wi-Fi，只能出去蹭巷口小超市的流量。妈妈自从一年多前手机丢失，就没有再办过。姐妹们坐着聊天还说到学校有同学玩手机，打“王者荣耀”走火入魔，上课下课连同吃饭都在玩，有人充了一千多块的费，这在自家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顺义庄子营，破沙发上的王子。

作为老大，亚星有分配干活和零食的权力，觉得自己“最厉害”，但镇不住老三子怡。因子怡性子暴，喜欢大哭，譬如洗头把瓶子撂了一地，亚星打她，她就大叫。姗姗没有子怡那么犟嘴，零食不够分时也会和大姐一起舍弃份额，但会耍滑，话少。亚星觉得四妹扬子性情最好，扬子长相温柔甜美，剪着一副带密密头帘的盖瓦头，头帘是亚星给弄的，亚星自己的头发以往是妈妈拾掇，六年级那年剪得太短，把亚星弄哭了，好容易才长起来，以后就不让妈妈上手了。

几个姐姐知道，小弟“王子”最受宠，好东西总要先留给他吃。但好在家里可以偏心分配的东西并不多，爸爸脾气又好，虽然爱喝点酒，但从来不打人，妈妈相对厉害一点，也就是唠叨一下，只有以前轻微动过两次手。弟弟自己并不喜欢“王子”的称呼，他郑重地告诉外人，他叫“冯王子”，和姐姐们的名字一样带着姓。

睡觉的时候，五姐弟大致分成三拨，父母和老四、老五住一间，摆两个床；三个大的一间，亚星和姗姗一个大床，子怡睡靠窗的小床。搬过来第三年，姗姗不肯总是和大姐一床，有时去和爸爸、小弟挤一床，有时和四妹睡，子怡则和亚星挤。大床头有一台风扇，但已经坏掉一年，另外安了一把吊扇，夏天会把靠窗的小床也挪到吊扇下吹风。客厅里的电扇白天公用，晚上会搬到爸妈卧房里。

屋子里用不起电烧的暖气，以前烧个煤炉，到了晚上怕中毒就提出去，现在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这里不让烧煤了，假期在家白天多晒点太阳，跺跺脚，入夜早早上床裹着被子，村里电费高，有个电热毯也不敢多开。亚星和扬子的耳朵和手背都长冻疮，但“人多，不觉得冷”。2018年入冬有几个极寒天气，爸妈的卧房终于添置了一床电热毯。妈妈和老四扬子的脸上，都冻出了轻微的水疱。

虽然没有变形金刚和洋娃娃，但五姐弟们并不缺玩具，多数出于自我创造。夏天三姐妹的卧房桌子上摆着一只大土豆，生了很深的芽子，作为摆设。头年秋天我去的时候，平房窗台上摆了一溜凤仙花盆栽，是妈妈买回来的，年纪较大的三姐妹每人都领养了一盆，负责培育，亚星名下有两盆在室内，姗姗和子怡的则搬出来，姗姗说“放屋里不开花，在外面磨炼一下”，子怡的花长得比姗姗更好一点，开了花可以染指甲。

来年夏天再去，指甲花不见了，说是冬天冻死了，但窗台上又添了爸爸从朋友家拿来的鸡冠花，朋友是为公司办展拉花的。

三姐妹卧房的床头添了两串千纸鹤，是亚星过年时叠的。父母卧房墙壁的玻璃上贴着“新年愉快”的四个花字，是姗姗过年时画的。这年冬天再去，三姐妹卧房的墙上又添了很多剪纸图案，有裙子、篮子、皇冠和花朵，出自女孩们的手工。

家里还时常多出一只小猫，是别家的猫溜进来，女孩们喜欢喂它，爸爸吩咐赶出去，女孩子们却把它藏到里屋。

姐弟们很少出去玩，姗姗的解释是同龄的孩子不多。父母出摊时插上大门，姐弟们自己游戏。爸爸不担心外人闯入，“巷子口有摄像头，安全得很”。

大人的帮手

暑热的下午，妈妈早已去菜市场摆摊卖水果，爸爸在家里准备傍晚出摊的卤煮，院子里摆着两口大锅，要煮四个猪心，四个猪耳朵，二斤多肠子，还有肘子和其他熟菜，苍蝇循味而来，红油辣椒混合大料的气味呛人。

经过一个小时，锅里的肉渐渐变得红亮，到了快出锅的时候。先前坐在长沙发上逗乐看电视的孩子，次第起身打帮手。亚星拿起堂屋地上的榨汁机，去院子里的龙头加水，打大蒜汁。地上的大蒜是她先前剥好的。

堂屋地上的杂物中间，放着一盆泡花生，一盆泡鹌鹑蛋，另有一盆加一袋小螺蛳、两袋毛豆，这些都是卖卤煮的配菜。爸爸先在一只老式单只煤气灶上烧开了辣椒油，把小螺蛳倒进去煮，姗姗倚在卧房门边看着，防止辣椒油溢出来。屋里的气味更浓烈了，苍蝇萦绕来去。

亚星将榨好的蒜汁倒进刚才爸爸洗出的塑料瓶子里，预备出摊用。爸爸揩拭一只放在三轮车上的桂花大瓦罐，用来盛煮好的卤肉。

一个女人打电话来买煮花生，因为价格的事掰扯了半天，又一直追问是不是新鲜的，只肯出两斤十块钱。爸爸说没卖过这价，但因为同是做小生意的熟人，过后还是让亚星给她送去。院子里搁着几辆废弃的小黄车，亚星骑上其中一辆离去。

姗姗在煤气灶旁边的案板上切了一把香菜，装起来等爸爸带走，抽空玩了一下爸爸的手机。择香菜是她名下的任务。亚星送花生回来，和妹妹聊了几句，一块把香菜和蒜汁搬上车。三妹子怡也把秤盘搬上三轮车的座位，又把车上的醋拿下去，醋只剩了半瓶，爸爸让姗姗去巷子口的超市买。子怡又拿来爸爸的围腰，洗好了菜夹子。爸爸把一张塑料布蒙上瓦缸，在车头挑起晚上用的一盏电灯泡，准备工作才算是做完了。

北京顺义庄子营，冯亚星、冯姗姗五兄妹的父亲在院子里做卤煮。

妈妈说，亚星最老实，活儿大都摊在她身上了。老二不想干的时候会躲起来，老三脾气暴。亚星说四妹扬子最勤快，让她干啥都行，和三妹二妹则须讨价还价。晚饭爸妈不在家，都是亚星做，炒一个菜，“自己感觉还行”。

很小的时候，女孩们就开始干活了。妈妈回忆刚来北京时，拆迁时砍砖挣钱，带着亚星和姗姗，弄个小推车搁在一边，渴了买个冰棒。亚星小时候走路有点头重脚轻，总爱摔跤，现在额头上还有磕出的疤痕。再大一点，姗姗记得自己站在砖堆上，有时也学大人拿铁夹子夹砖干活。

后来添了老三子怡，父母在南郊收了几年破烂，又拾棉花，也带着孩子。在杨家营，亚星和姗姗上了一个私人开的学前班，闭园时先到老师家里，妈妈收破烂回家后再送到家，整个学前班就这一个老师。老大老二上学了，老三子怡还不会下地走路，扔在家里，弄个学步车拴在床头上，一天哇哇大哭，现在的暴烈脾气或许是从那时来的。

子怡在米各庄上了一个残疾人开的学前班小班，一个月两百块钱，也是早晚在老师家吃喝，妈妈另外给老师钱她不收，就买了一箱方便面送她。后来盖新房费用涨到三百，又转到尹各庄上。添了老四扬子之后，妈妈干上了卖水果一行，一边喂奶一边卖，头年赔了两千。以后又怀着老五卖水果，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歇摊，产后一周多又开始出摊，孩子都是跟着摊子长大的。

爸妈做水果和卤煮生意，一个考虑是自家孩子可以落得吃些。以前妈妈卖过菜，剩下的不方便保存，孩子也吃不了，才换成水果。爸爸卖的卤菜和花生毛豆，剩下的也做孩子们的食物。对于地上剩的一袋昨天的毛豆，姗姗和姐弟们没人去动，因为吃得太多了。以前姗姗喜欢吃卤鸡腿和鸡胸脯肉，现在也失去了胃口。至于家里的卤煮气味，孩子们早已没有了感觉。

妈妈是个很瘦小的女人，晚秋裹着一件从头到脚踝的二手羽绒服，身上有过早的风霜痕迹，因为趁城管下了班，晚上要出市场外摆摊，卖得好些。妈妈的任务还包括半个月集中洗一次衣服，一周给每个孩子挨个洗一次澡，冬天带孩子们去澡堂，小孩每人六块。2017年冬天，村里的澡堂子拆了，孩子们洗澡要去邻村，次数很少了。

夏天来临的时候，爸爸用三轮车载着几个孩子去看了一次牙齿。亚星的牙齿保持得特别好，只有一颗坏牙。姗姗自己说小时候喜欢咬铅笔尺子，后果如何她没明说。子怡有蛀牙，姗姗的蛀牙脱落了。这是孩子们少有的体检项目。

暑天下午三点半，爸爸的三轮车载着卤煮离开了院子，和邻居赤膊男人一块去市场。王子吵着要拉屎，亚星找了卫生纸带他出去。路旁杨树林子下有个简易厕所，几块废弃彩钢板搭起一个低矮的棚子，男女勉强隔开。低头走进棚子，蹲位旁边一座惊心动魄的卫生纸小山，没有地方下脚，似乎和沙发上的孩子们难以联系起来。

学业与生计

那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暑假当中有个学生路过管头发现，厂房已经被扒平。“我们的学校！”几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发着哭泣的表情。

这已经是青红蓝两年内第四次迁徙。在亚星上学之前，它在六环内的南半壁店村有一座很大的校园，一千多学生。两姐妹入学时它也还有七百多师生。校园并未拆毁，甚至学校大门上的花体铁字校名仍在，只是派了别的用场，师生们再也回不去了。

2017年，学校在疏解整治潮流中搬到管头村，借一家幼儿园的地盘栖身，学生们告别了阳光充足的宽绰校园，搬进逼仄阴暗的几进房间。一条缺乏光线的走廊，是学生主要的活动场地，以往的体育课连同升旗仪式不得不取消。校名也成了忌讳，生锈的铁门关闭，只在孩子们需要出来上公厕时打开。

大兴火灾前后，大量学生转回老家上学，或跟随父母离开北京。随着学生人数的大幅下跌，学校的老师大部分离开，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代课的老人，年纪最大的过了七十岁，日常吃住都在学校，挤在摆了架子床的两间宿舍里。其中包括两个终生教学却未能转正的民办教师，需要挣得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人老精力衰退，授课水平下滑，课堂上也管不住学生，和在半壁店时完全是两回事了。

姗姗以前喜欢英语，现在上课却头疼，因为老师“口语就那样了”，带着河南口音，“随便一句话，能说一节课”。相形之下，数学老师没有口音，“认真听就能听懂”。

“男生抽烟喝酒，学想上就上。”亚星说。当着老师的面，学生也会抽烟。一个八年级女生经常翘课，理由是“天太热了不想来”，家里人也不管她，眼下已经开始学美甲了。

谈恋爱的特别多，亚星班上三个女生，两个有男朋友。那个爱翘课的女生从六年级开始，一学期谈一个。亚星说自己压根儿没想过这事儿，“他们谈的又没结果，过一段就分了，浪费时间”。亚星和姗姗的学习在班上都在前面，只是现在班级的人数太少，名次也做不得数了。

在管头村的厂房里，空间更加狭窄，仅有的活动空间是一条过道，二楼还住着几十位干零活的民工，每天经一架铁梯上下。附近有几间空旷的仓库，胆大的孩子有时跑去玩，仓库里废弃的垫子成了他们翻跟头练跳远的地方，焊工的电枪在校门不远处喷出火星。

暑期厂房被拆后，下半年学校搬到了火沙路上一个小区里，因为上学动静太大遭到投诉，初中班被迫转移到校长自己买的房子里，分成两拨教学。小学班的上学时间也改成周六周日上课，周一周二休息，以调和对居民的打扰。

因为老四扬子入学，爸爸去新校址看了一次，所有年级学生分成初中和小学两个班，总共剩下三十多人，课堂上一组上课，一组做作业。在老师家里上学的亚星和姗姗起初连课桌都没有，只能席地在膝盖上写作业。爸爸觉得，这个学校维持不了多久了。

孩子回老家上学的问题摆在眼前，但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一下子又不知道怎么回去。

当初因为家境贫困，结婚后夫妻一块出来，老家全无根基，只有两间十几年未曾修葺的烂瓦房，已经遮蔽不住风雨，住不下一家人。十几年中只想着生儿子，钱都花在孩子身上，没有修房。孩子的爷爷去世，奶奶患有癫痫，靠一个姐姐在家乡照顾。此外只有三亩地，没有工厂可以上班，回去的话没有收入，不回去，眼看北京待不住了。

尤其是大兴火灾发生后，一时间人心惶惶，出租屋总有人来清查，连天然气有段时间都不让用，爸爸的三轮车被抄，似乎马上就要被赶回老家。2018年摆摊查得松一些，爸爸也在市场里顶了别人的摊位，但很多外地人走了，生意清淡，2017年生意不好还欠了一万多块钱账，次年才还上。房租又步步上涨，从说好不搬不涨钱的一年五千，一步一个台阶涨到2019年一年九千。送孩子回老家，看起来是必然的事了。

几个孩子都没有怎么在老家待过，2014年回去上户口，在老家一周，几个孩子身上都长痘，回北京才好了。提起回老家上学，亚星摇头说“不想”。姗姗说姐姐担心回去学习赶不上，水土不服，姗姗自己“不想那么多”，回去可以上更好的学校，眼下青红蓝实在没有个样子了。

由于孩子们一直在上民办学校，享受不了义务教育政策，每个孩子的学费都不菲。以2018年新入学的扬子为例，一学期需要缴纳2800元学费，这还是学校减免了1000元的数字。冬天取暖费一人四百，校车和学校伙食更是不敢有份。两个上了初中的女孩，2017年缴费已经达到了每人一学期3600元，老三也要3500元，每次开学无法一次交齐，都是分期付。如果回到老家读寄宿，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是国家出的。

但老家的学校不是想回去就能上的，学籍是门槛。青红蓝没有办学资质，无法办理学籍，有的孩子回老家上学需要毕业证，青红蓝的老师只好找朋友，用Photoshop软件自己制作。聚餐结束后打扫房间，学校给姓李的同学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被撕开撇在地上，李同学说“没用”，老师们也无人在意。倒是喝空的啤酒瓶，被一个老教师收集起来，准备拿到废品站去换几块钱。

2018下半年，爸爸打听了老家的学校，都需要学籍才能接收。爸爸计划的是在青红蓝读完这一学年，明年下半年全部孩子回老家上学，但学籍的事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其他从青红蓝转学回乡的学生，都需要在当地托关系，爸爸妈妈离乡多年，又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如果姐弟们回乡上学，爸爸妈妈只能派一个人陪同，另一个留在北京挣钱，这是好不容易商量出的方式。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家庭，要拆成两拨。

妈妈可能是留在北京的那个人。在家里，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卖水果辛苦，四点多去十公里外的市场进货，七点多出摊，晚上八九点才回来。爸爸的出摊时间晚一些，早晨进货回来，把几个孩子送到公交站，可以回来补个觉。以前摊子被抄那段，爸爸每天喜欢喝两顿小酒，妈妈颇有抱怨。

冬天骑三轮车去农贸市场出摊的途中，经过一座公路桥，桥底有一位北京老人开着自己的三轮车，车上载着一套DVD音响，停在桥底自己拿着话筒唱K。妈妈看着说，“命不好，没生在北京，各种照顾”。

对于几个孩子，妈妈的打算是尽量让她们好好上学，“不要像自己这么辛苦”。

北京通州管头村，师生聚餐中，三好学生奖状被撕坏弃在地上。

北京顺义庄子营，兄妹们在凌乱贫穷的家中看电视。

车间里的母女

天津的小屋

对可心来说，天津是一股臭气，和一个庞大怵目的垃圾堆。

臭气开始似乎是香的，“像烤地瓜”，闻久了才觉得臭，来自附近的一家油漆厂。垃圾堆则在租屋附近的十字路口，吸纳了全村的产出。每天清晨，可心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上出门，去“小饭桌”，迎面就是那个大垃圾堆。

臭气和垃圾堆都从不掩饰，毫不避讳，大约由于这是天津远郊，任何市容整治和人居环境的需求，都不必拓展到这里。至于城中心，可心从没去过，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天津。

妈妈把可心搁在“小饭桌”，自己赶五十里路回车辆配件厂上班。天上还缀着疏星，可心只能在“小饭桌”待上一个多小时，等待幼儿园开门。傍晚工厂总是加班到出天星，可心又需要在“小饭桌”独自吃饭，待上两个钟头，等待妈妈接回住处。

在“小饭桌”，可心并不只是吃饭。主人收了妈妈的饭钱，仍旧派给五岁的她一宗活计：照看比她更小的两三岁孩子，以此抵消她在这里多待的时间。这个过程从幼儿园持续到小学。到了暑假，幼儿园关门，可心更要整天待在这里，另出钱主人还是不高兴。

回到“家”，已经黑定了，倒头就睡。

除了睡，小屋里也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最小屏幕的黑白电视也没有。冬天没有暖气，一块板的墙壁挡不住寒冷，更是只有立刻上床，母女抱紧来储存体温。但这却是爸爸妈妈的婚房。爸爸妈妈在工厂相识，由工厂老板主持结婚，腾出这间员工宿舍，一间石棉瓦顶的板屋。

以前，小屋里有爸爸的声音和气息，但在六岁那年消逝了。年纪并不大的爸爸，肝却硬化了，拖了三年后去世。三年之中，本来瘠薄的家底也像他躺在床上的身体一样干枯了，在娘家村庄里买个路边房的想法落空，还“摆了几万块账”。妈妈想要加班多挣钱，只能把可心送回老家，孤身在天津打工。

犹嫌不足，一年之后，疾病的阴影又来到了可心身上。妈妈从天津回内蒙古给爸爸做周年祭，从天津登车，可心在外公家里忽然倒地了。抽搐，口吐白沫，眼睛歪斜。民间称作“羊癫疯”的症状，就这样找到了这个小女孩，吓坏了刚刚松开她的外公，二姥姥过来拿缝衣针扎虎口脚心。此前她只是有点单薄、敏感，每到阴雨天气，想念爸爸妈妈会哭，有时显得过于懂事，有时又有些不懂事。这自然也是经历造成的。谁知道这和癫痫的因子有关呢？

就像门前杨树下面，平时只是腐殖质的一块草地，阴雨天气过后，就生出蘑菇来。蘑菇长出之前，谁能在土里辨出征兆？

连续十分钟的抽搐过后，世界改变了。虽然这个过程，她自己完全不记得。在女儿身上，开始了和父亲一样冗长的治疗过程，比起父亲的来日无多，女儿的疗程看不到终点。

电击成了这个小女孩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独自承受的过程，没有妈妈陪伴，只有瀑布一样的泪水，清洗大脑皮层接上电极的记忆。事后她也只能用一个字描述：疼。

另外是背部——针刀闭合性手术，打麻醉药后，扎入蚊香粗的针头，向神经丛注入药物，四十个创可贴蒙上针眼，像课桌那样排列，让人难于面对这个完全没有发育的背部；带着旬月的疼痛，不能触碰和沾水，甚至出汗也成了禁忌，只有压抑住的哭泣，是略微被容许的身体反应。

定期来往于大城市的奔波，可心仍旧没看到过城市究竟是什么样，或许只不过一座大医院。回到内蒙古老家，她才觉得安心，“这边有爷爷姥姥。那边的小朋友说话，有时听不懂”。

候鸟家庭

古碑村是接近牧区的地带，村民没有草场，但空旷的土地，吸引了上两代汉人移民。可心的曾祖父来自辽宁东港，从海边到这里，“走了两千里路”。

见到母亲刘云的时候，我感到在这处北风冷硬的旷野上，她的身体和女儿一样，显得过于单薄了。似乎正是为此，她的肩背上经了过多的事。初中毕业后，回家干了四年后，好容易得到机会当了代课老师，却因为一些不太能说清楚的原因，放弃了进修以后考公办教师的机会，给本身是老教师、一心想女承父业的可心爷爷留下了很大遗憾。“她的课我去听过，感觉还可以，思维比较清晰。”

刘云二十岁那年结婚，在村里开店，丈夫是个跑车的司机。这段婚姻却只维持了五年，她自己不愿提及，是可心的姥爷和姨姥姥透露的。这段婚姻给可心留下了一个哥哥，爷爷说，那边的继母对孩子“不是一般的不好”，好在孩子成年当兵了，一年会来玩一次。

婚姻结束后，刘云1994年出外打工。最初在辽宁跟着二姨干零活，后来到了天津的液化气罐厂，再后来到村办汽车配件厂，先做面包车，后来转产做品牌汽车的冲压件，遇到了在车间带班的可心爸爸，也是在天津打工的内蒙古人，从小失去母亲，父亲也过世了，“没有房，没有地，只是一个人，春节都来我家过”。对于两人的恋爱，家里人不太赞成，刘云还是在二十九岁那年第二次结婚，在四年后有了可心。

两人结婚时在影楼照的是最便宜一档的婚纱照，花了398元，当年拿回来，一直挂在老家的墙上。照片上的爸爸很清瘦，有那种身世贫寒的人脸上常见的过于严肃的内秀，左手大拇指少了一截，被冲床的牙齿带走了。

四十岁这年，刘云又成了单身母亲，不同的是这一次，一个有癫痫的小女孩，成了她终生的担负和依靠。

因为爸爸那边没有后方，可心和父母的轨迹分分合合，像一只翅膀未长成的候鸟，往返于天津和内蒙古。可心出生在姥姥姥爷家，六个月大时妈妈和姥姥一起抱着可心上天津，姥姥带了四个月，一边做着七个工人的饭，没法打工挣钱。到了十个月，妈妈自己带可心，一直到十七个月断奶，送回内蒙古，交给姥姥姥爷，只能过年见到爸爸妈妈。

爸爸患病后回到了古碑村养病，去世前一段想回长年待惯了的厂里看看，一家三口就回了天津，可心在那边幼儿园待了几个月，爸爸病情实在严重了又回来。这时爸爸鼓起的肚子已经消下去，神志模糊，进入肝昏迷期，两个月后就去世了。

“头七”之后，妈妈仍旧出外打工，直到六岁可心发病，妈妈又带着她上天津，待了一年半，定期去北京治病，在天津上了半年小学。工厂搬了地方，离能上小学的地方实在太远，坚持不下去了，才回到姥姥姥爷这里来。

可心喜欢姥爷。晚上要揪着姥爷的奶头睡觉，放学回家，也要先摸两把姥爷的奶，才肯去玩耍。除了功课，姥爷也教可心怎么做人，怎么在学校和同学相处。

姥爷是民办教师出身，在村里教了四十年书，他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开销的重要来源。受姥爷的影响，可心的理想是长大了当教师。可心的舅舅两口子在外打工，和妈妈在一个厂里，家里的地每年一千块包给别人了。可心生病后，妈妈借了舅舅四万元。

今年舅舅想在家买一群羊，和人合股包牧区蒙古族人的草场来放，因为本钱少没有谈成。舅舅身上有过敏性红斑，是十几年前在一家粘面板打工时得的，那里需要用高温压木板，冒的烟有毒，经常咳嗽，去小诊所输液，又染上了这个病。一瓶擦痒的膏药百来块，只能管几天，有些抹不起了。

舅舅有一个孩子，有时表兄妹吵架，表哥说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走。可心就哭起来，又说“等我妈以后盖了新屋，不让你去玩”。

眼下姥爷的身体不大好了。坐在炕上，以往的吹拉弹唱也无心理弄，他忧虑的似乎不是自己的脑血栓，倒是眼前的女儿和外孙女。妈妈等不到姥爷过生日，就要回天津打工，可心不想妈妈这么快走，但她知道，“不走不行，不然没钱”。

可心不愿听人提起爸爸。姥姥提了名字，她赶忙去捂嘴。她也没对妈妈说过想爸爸。但表哥说，可心告诉过他，做梦梦见爸爸站在屋门口，喊她出去玩。她一答应，爸爸却消失了，弄得在以后的梦里，她不敢应声，却又害怕爸爸伤心。

爸爸在医院里去世，可心没有在场。上山时舅舅抱着她，最后看见的，是封住了爸爸的大棺材。

我们和表兄妹出去玩，来到附近杨树林中。雨后覆盖树叶的泥土散发腐殖质的气息，像是一转眼工夫就长出了蘑菇，植株大小和形态各异，有的像是刚刚脱离腐殖质，还没有转变好，却都可以采摘食用。可心开始胆怯，担心有长虫，后来终究和我们一起，采摘星星点点的萌芽。这在她是难得的娱乐，姥姥说她小时候“不玩”。即使是在天津，她也从未去过公园，看过电影之类。

我们又去姨姥姥家摘沙果。姨姥姥家的院门锁着，翻越石墙进去的时候，可心吓得哭了起来，但仍旧在我的扶持下翻了进去。院里两树沙果累累低垂，颜色鲜红，只是终究酸涩有余，甜香不足，像这旷野上出产的滋味。小女孩攥着袋子捡拾。

姨姥姥回家，告诉我们妈妈临产是她陪伴去的医院，新生儿从产房抱出来，眼睛瞪得溜圆，自认粗通相术的她发现可心耳后一边有个梅花烙，现在成了一个点儿，“不是两边，两边有就好，是真花姐，长得好命也能好。一边是假花姐，长得好，命不成”。姨姥姥又说，可心是忙碌命，从小啥都懂，唠嗑像大人。“有福的孩子不拿事，像这么大，要里外不拿事，只知道玩，就有福。”

可心以后的发病，似乎印证了姨姥姥的判断。发病之初每个月都会抽搐，治了一年多，药物控制住了，最近一年只抽搐过一次，第一次做脑电图时，“大脑五个地方放电”，2015年8月减到了一个地方放电，但仍旧需要长期药物控制，前期的治疗花掉了十四五万，现在每个月的花销都在一千多元，问题是癫痫病的治疗没有明确的期限，一眼望不到头。四十岁的母亲，觉得走起来太累了，但“还不能死，还能去奔，为疼你、爱你的人减点负担”。

一个人太艰难，父母曾经跟她商量过再婚的事，妈妈回答“想再挺两年看看”。

冲床下的生计

一年多之后，我从天津刘园坐两个半小时公交，去可心母亲工作的韩家墅村。半年以前，她离开武清的厂子，转到了这里。

以前的厂效益不好，总是拖工资，干了十二年的刘云不得已离开。老板说：“你们都走吧，看着我死。”这句话让刘云莫名想起丈夫去世的情形，当时她在家里侍候了大半年，两手空空，会想到不如早些出门打工。

这年5月，我接到刘云的短信，说姥爷半月前去世了。“虽然心里有太多的舍不得和不愿意，但是没办法，生活就是这么残酷”，短信散发出少有的叹息，我似乎看到了那头无力的情形。办完了丧事，眼下她需要再次出门打工挣钱，“因为小可心暑假还得上北京”，眼下可心在家只有跟着姥姥了。

这里仍旧是一家汽车配件厂，厂房不起眼地隐没在村子里，铁栅门里边有一个院子，一边是厂房，充斥着冲压床隆隆的轰鸣，带着间歇的节奏；另一边是库房，零散地堆放一些部件，显得有些空荡。刘云的住处就在库房空荡的一角，没有隔墙，刘云说：“白天跟件儿打交道，晚上还是跟件儿打交道。”

和这些库房的部件不只是做伴而已，夏天潮湿，部件生锈得快，到了八月要除锈，用百洁布擦，锈蚀严重的手持砂轮打磨，这项活计比通常的操作冲床重得多，手上酸痛不说，铁锈呛人，戴着的口罩，半天就变成黑黄，无法洗净。

住处只是一张铺着油布的床，和一张摆零碎用品的桌子。铺油布是因为工友和弟弟会来坐坐，他们穿的是带油污的工作服。桌上有两包五块钱的将军烟，“白天抽三四根，晚上抽得多，十根八根”。这是丈夫去世后学会的。烟丝是节约的选择，桌上还有装烟丝的盒子和卷烟丝的小条纸，五十块买一包能吸半年。烟丝的纹路，似乎已经融进额头，微笑时也难以化开。桌上最显眼的，是《伊索寓言》和《唐宋诗词》两本书，这是可心暑假在这里的读物。

前一阵过中秋，老板感谢她天天加班，发了五百块购物卡，她全给可心买书寄回内蒙古了，让她别弄丢了，“看够了还能卖钱”。上次期末考试可心考了班上第一，不放心还自己到隔壁班去查，确认是全年级两个班第一，不去查的话，“假如别班的倒数第一比这班还高，那我排第几？”

坐在油布上，刘云讲述了姥爷的过世。以前担心的是脑血栓，谁知道落在食道癌上，发现时已是晚期。做了三次化疗，回家后第四天凌晨去世。姥爷去世时说，自己对人世没什么愧疚和留恋，“只是没亲眼看着可心把病治好了”。可心哭得谁也哄不好，当时担心她发病，还好没事。今年忌日时，可心又哭得不可收拾，大人哄不住也陪着哭，直到哭睡着了。

天津郊外的工厂里，可心的母亲在车间登记处上班。

可心姥爷的去世，让刘云感觉天又塌下来一方，只剩下自己这一角了。奇怪的是，看起来黎黑消瘦的刘云，四年来从未生过病，或许因为不敢生，“心里有个信念，不能倒下，倒下了闺女怎么办”。还好这一年多来，可心在药物控制下没有再发病。

没有了姥爷的退休金帮衬，看病压力更大了，这次上京又花了三万块，因为挂不上正规大医院的号，只能在一家民营医院，又不是在科右前旗本地，报销历尽周折。还好家乡上学不要钱，学校管一顿饭，还联系了一个公益组织每月补助可心200元钱。

妈妈对可心说：“你现在不用我养了，我给你吃药就行了。”但药钱远比饭钱贵，刘云为了多挣点，每天在入库的活干完后，下车间加班，这样可以将原本2700元的工资提到3600元。可心在这里玩时，伙食跟着工人吃，早餐刘云总是自己买一个韭菜饼，给可心买烧饼夹里脊，两人同喝一杯豆浆，一共五元钱。

车间入口有一间小办公室，是刘云上班的地方。她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坐办公室那么简单。

工作内容仍旧是那些部件。从打电话订购、接收，到拿进办公室暂时堆放、清点登记，再拿去相邻的库房上架保存，一件件都要亲自过手。部件装在纸板的小盒子里，看上去和快件的小包裹差不多，区别在于，它们很沉。拿到手里，重量几乎猝不及防。刘云已经习惯。有些部件似乎不可能由一双女人的手，尤其是像刘云这样瘦弱的手放到三层货架上去，它们和一个婴儿那样沉。但这是她日常的工作，并不会喊车间的师傅帮忙，在账目上也不会出错。

可心夏天大部分时间在这间办公室里玩或者做作业。当办公室清闲，妈妈下相邻的车间干计件活路的时候，她也不能跨越界限，走进车间的大门。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虽然有操作的人，冲床却是统治者。

庞大的冲床，每架都有两层楼高，悬在人们头顶，液压和气动的连轴带动冲锤上下，反复把塞入车床的钢板轧成汽车底盘的模具，胃口永不餍足，操作的人则是喂食者。液压的冲床每次上下需要有一次停顿，由一个专人操作电钮，气动的冲床则无需停顿，但仍需要一个专人在旁，手按在制动按钮上，随时防止出现意外。

冲床吃下一个人的手指、手臂乃至性命，都不是稀罕事，到了晚上精神疲倦时更易发生，可心爸爸的大拇指就是在喂件时工友错按了电钮，来不及收手失去了。

车间里只有刘云一个女人，开头时候看到机器就想跑，不敢伸手。但后来她成了熟练工，在从前的工厂里当过带班工长。

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可心会到车间里来，她在机器中间留下了一张照片，黑暗闷热的空间里，剪着短头发的她，感觉浑身汗透发黑，衣服粘在了身上。没有风扇或空调，那些机器投下庞大晦暗的阴影，也像是在窒息的暑热中汗透，凋谢了。一切鲜亮柔和的颜色都已褪尽，略去了必需之外的感官需求，剩下生存本身。

这是可心的天津，一张洗不透亮的底片。她没有想过去寻找更好的背景。连村子里那条到了晚上热闹起来的小街，母女也从来没去逛过或“打牙祭”。

好在古碑村把母女纳入了贫困户安置房计划，“房子在你们采蘑菇的杨树林边上”，盖了一半。“除了我们娘儿俩，其他都是五保、孤寡。”说到这里，刘云黎黑的脸上初次有了光，显出这并不是她本身的肤色，“你再去的话，村子翻新，刷白漆，装了路灯，晚上走路都亮了”。

在这个堆满小件重物的车间办公室里，她身上还有一点点的教师影子，隐约得看不出来，却又并非不存在。

破碎的蛛网

2018年春节之后不久，北京残冬的雾霾天气里，东北五环外的京旺家园，我再次见到了陈阳和辛琴母女，还有陈阳同母异父的小弟弟糖果。

比起半年前在河南西部一个小城里的见面，这次的情形显得平淡，屋子里的人少了很多。担任父亲角色的人也始终没有出现。好在糖果和陈阳都长大了一点，对襁褓中的糖果来说，看上去是很多，对将要迈过十四岁门槛的陈阳则是不小的变化：她不上学了。

“学不好了。不想上。”她摇摇头说。

辛琴在考虑让她干点什么，挣点钱开花店，陈阳没兴趣。她更喜欢跟着妈妈学做菜，“油盐比我拿得准”。前两天她终于学会了擀面包饺子。抱弟弟是她的另一项爱好，尽管她曾接到生父的指令：趁妈妈不注意，打他。“（生父的指令）坏的”。

陈阳不把生父叫爸爸，而叫“小月他爸”。小月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父母离婚之后判给父亲“老陈”。陈阳和二妹陈明跟了母亲，母亲以后又认识了现在糖果的父亲。陈阳和陈明把糖果的父亲叫“爸爸”，但这个爸爸并没有陪伴母女俩过年，他回了安徽一座县城自己的家里，在那里他除了父母，还有妻子和另外两个儿子。糖果上的是单亲户口。

因为寒假时间短，陈明没有跟着母亲和姐姐到北京来玩，她在老家跟外公外婆一起住，过年期间走亲戚拜年，“收点压岁钱开学了用”。她一共收到了一千多块压岁钱，这对于眼下的母女们来说，其实是个大数目。

糖果的父亲过年没有给辛琴寄钱。他是个建筑工程承包商，但去年一年没有赚到钱。在北京的KTV包厢里认识时，他出手阔绰，担任陪酒女领班的辛琴觉得他很有钱，但过后发现“只是一层皮”。除了租屋里两台报废的复印机，他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反倒要刷辛琴的信用卡和花呗账户。陈阳搭手抱小弟弟的空当，辛琴忙于在淘宝上替商户刷单，赚取零用。

陈阳接到了三妹陈明的信息，要陈阳去奶奶家看她。姐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

以前，三姐妹跟着爸爸栖身在县城车站附近的小餐馆阁楼里时，妈妈在外飘荡。这个家始终没有完整的时候，像一块破碎无根的蛛网，随便粘连在什么境遇上面，就在那里生长，呼吸。

父母与姐妹

去年国庆假期里，小城一幢居民楼底层，我见到了辛琴和四个孩子。此前我通过班主任木槿，听到了陈明的名字。木槿注意到陈明的原因是，她永远是班上最后一个缴纳费用的孩子，也不交家庭作业。回报老师的询问，只有无穷的眼泪。

眼下的陈明已经好了很多，在三姐妹中，她显得是最开朗的那个。变化始于母亲辛琴回来，从小餐馆阁楼里带走了她和姐姐。被留给父亲的陈月，以前是最活泼爱笑的开心果，眼下则成了最沉默的那个。

母亲也只能带给两姐妹这间暂时栖身的租屋，和一个从前在北京KTV里一同坐台的姐妹合住，两家的婴儿共同躺卧在客厅水泥地上铺的爬行垫上。相形于垫子的鲜明颜色，陈年墙壁显出暗淡，卫生间马桶的冲水口堵着塑料布，只能用盆子接水冲，门外刷着“严格落实防尘污染防治措施”的标语，一个月七百块的房租，不知道能支持多久。但对于两姐妹来说，这似乎已经足够。

妹妹陈月是客人，过来一趟很不容易，需要经过父母之间的反复交涉。辛琴的手机上保留着很多前夫发过来的辱骂信息，其中密集夹杂了不堪入目的脏话，使人头皮发麻。无尽的争吵似乎从婚姻第一天就开头了。

现年三十四岁的辛琴，上学只到初一，2003年在市里一家餐厅做服务员，和后厨炒菜的前夫认识，次年就生了老大陈阳。陈阳一岁多的时候，辛琴肚子里怀着老二陈明，和前夫补办了婚礼，以后三年又生了陈月，“二十五岁以前生了三个小孩”。

“怀上老大我就后悔了。”辛琴说，感觉自己和前夫还是没啥感情。此前她在罗山打工时有一段初恋，因为母亲嫌男方家里穷，年纪也大八岁，阻止了这场恋爱。认识前夫后，有些想报复母亲，就草率地同居了。怀上陈阳后她想药流，又怕疼，前夫又说打胎比生孩子还疼，就这样生下来。因为头两个都是女孩，就没有办准生证，想留给以后的男孩，不想始终没有生男孩，“这也是婚姻破裂的一个原因”。

生孩子之后，辛琴不再打工，前夫也常常下岗，怀陈月五个月的时候，两人在火车站附近开了家快餐店。小店生意很忙碌，直到生孩子那天辛琴还在干活，生产之后第二天，“老陈催，还躺着干啥，我就捂着肚子，从楼上下来蒸大锅米饭”。月子里辛琴需要每天切两大盆辣椒，收饭钱，还要出去送快餐。

小店的生意不错，却因此引发了两人的矛盾。辛琴身材颀长丰润，皮肤白皙，容颜秀丽，在小地方显得很出挑。小店前边有个工地，辛琴收钱的时候，民工喜欢结伙来吃，不在的时候，工人都不来了，丈夫一方面希望她招徕生意，同时又难免嫉妒，为此摔盆子砸碗。

辛琴觉得，丈夫是独生子，从小娇养，特别喜欢吵架骂人，一开口让人头皮发麻。家境又穷，很在乎钱，这是后来两人婚姻出状况的原因。小饭馆也给附近夜总会里的“公主”之类送餐，据辛琴说，丈夫觉得KTV赚钱多，让辛琴出去做。断断续续吵架两年多，到了2013年，一个辛琴的同学在当二奶，来找辛琴出去玩，见老板吃饭，“老陈鼓励我去，还让我弄好头发。我就失望赌气”。

同学把辛琴带到饭局，因为迟到辛琴被罚一口气喝两瓶啤酒，喝了一半发现就剩自己和老板在那儿，老板比辛琴爸爸只小两岁。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被老板带去宾馆开房，事后给了一万五。“我把钱给了孩子他爸，他爸很高兴，说钱来得真容易。”

辛琴开始跟着老板，一起玩，住宾馆，见朋友。老板还想辛琴给他生个儿子，“我想就这样过也行，他每月给我钱，有固定收入，我交给老陈，他不用吵架打小孩”。丈夫要求辛琴每月给家里三千，老板给了两个月，“后来我又想要五千”，老板没给，老陈又要辛琴敲诈老板，威胁告诉他的家室，辛琴吓住了，就不再联系老板，和丈夫的关系也完全破裂，在外飘来飘去打散工，做零件，住在母亲那里，有四个月没见到小孩。有次去小月幼儿园接她过生日，老师告诉了丈夫，丈夫截住辛琴辱骂，过生日的计划泡汤。另有一次，孩子舅母带着陈明偷偷去见妈妈。

后来，辛琴一位表姐在北京KTV里当经理，让辛琴去帮忙做服务员领班，一月五六千块收入，陪客人喝酒另有小费。在北京干了大半年，直到2015年3月回来，找律师办理离婚，中间有两年在外，三个女孩跟父亲住在小餐馆里。

三个女孩的归属，成为离婚中最大的矛盾。法庭起初调解男方要两个，男方说他没本事养不起，需要女方一次性付20万抚养费。三姐妹的奶奶想要老大陈阳，小时候奶奶带她到一岁多，但父亲不想要。陈明心思细敏，晚上躺在阁楼里睡不着，觉得父母“离不离都不行”。后来听见爸爸打电话找妈妈的律师交涉，妈妈说要姐姐和自己，“心情就很好”。

经过律师调解，丈夫要了最小的陈月，说小月最聪明，“以后全指望她了”。事后辛琴却后悔了。

陈月是三个女孩中最伶俐活泼的，长得乖巧可爱，辛琴说是个“小精灵”，小时候父亲也最心疼她。让辛琴担心的是，父母离婚后一年多，小月的性格变化很大，和陈明似乎倒了个儿：爱笑爱说的她变得沉默。人也晒得很黑，个头似乎停在了原来的位置，学习也退步了。

问起在爸爸那边的生活，小月说“过得还行”，但不喜欢在外打工的爸爸回来，回来“看我学习不好”就要打。小月的作文是全班写得最好的，语文也能考九十多分，数学七十多，但这并不能满足父亲的要求。作业没写好要打，字写大了要打，有时作业完成得齐整，爸爸以为抄的，还是要打，用手指节敲头。奶奶想劝止，爸爸说你管不着。提起爸爸，小月记忆中“没有对我好的时候”。

奶奶本来心疼的是陈阳，陈月喜欢吃豆腐，但奶奶一次也没做过，平时早晚饭奶奶做的是稀饭就泡椒，小月只好吃方便面，只有中午一顿干的。

到妈妈家里，陈月几乎不怎么说话。辛琴一再追问，说是爸爸交代了，不能跟小弟弟玩。来了不敢跟妈妈睡，不敢和妈妈亲近，“怕回去被爸爸骂”。辛琴问小月是否喜欢小弟弟，小月不敢回答，说喜欢怕爸爸不高兴，说不喜欢怕妈妈不高兴，只能说“不知道”。有次小月还曾经问辛琴：“爸爸总叫你老母狗，你真是老母狗吗？”

三姐妹中，小月的普通话口音最标准，吐字脆生生的像播音，唱歌最动听。但这次过来，怎么叫她唱，她也没有开口。妈妈的手机里保存着去年陈阳给小月录的歌：

我有一个家，幸福的家。爸爸妈妈还有我，从来不吵架。爸爸本领大，让妈妈管着家。我们三口一家人，我最会听话。

我有一个家，快乐的家。爸爸妈妈还有我，在一起玩耍。爸爸去挣钱，让妈妈管着家。我们三个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当时小月还很活泼开朗，满脸笑容。辛琴总是怀疑，半年里发生了什么事，又问不出来。

离婚后那年的暑假，陈阳到北京玩了一趟，回老家后去看望小月，和小月比手：“你看我的多白，你的晒得多黑。”过后陈月问奶奶：为什么妈妈带两个姐姐走了，不带上我？奶奶只有哭泣。

眼下辛琴想把小月也要过来，生父不答应。辛琴感到后悔，“当时他说我能找大款，养得活三个，我就赌气，不要都不要”。

在租屋里，小月最后轻声说：“以后想跟妈妈生活。”

蟑螂与盒饭

辛琴离家期间，三姐妹一直跟着父亲和奶奶住在小餐馆。

“记忆里就是炒菜，卖饭。”爸爸没有帮手，从上学前班起，陈明就需要和姐姐一起给店里送外卖，给路边执勤的交警，汽车站司机，阳光娱乐会所的“公主”，还有电脑城里的员工。有时电脑城的电梯停运，需要爬三四层。不论冬夏，学校十一点半放学，十二点二十回家开始送餐，一直到一点半自己吃饭，学校两点一刻下午上课，一点四十五就得从家走。

冬天送外卖两个女孩不觉得冷，因为要来回送上好几趟，赶得浑身发热，讨厌的是总要过马路，手上拎着东西两边看车流，另外是下雨，害怕脚下打滑，手上掂着的汤洒了。每次是几份外卖一块送，有时在路上停一下，揉一揉酸痛的手腕。小月长到三岁多，也跟着两个姐姐送餐，拎一盒米饭走在后面。

送餐路上除了辛苦，更怕出岔子被父亲责罚。譬如同时两个地方要盒饭，送错了地方，回去父亲拿饭盒砸陈月，店里用餐的客人都看着，陈月就会不由地哭起来。平时出去玩，回来晚点也要挨打，“说不上来有对我们好的时候”。父亲的脾气特别呛，张口就骂，陈明胆子小，挨了骂要哭，哭了就要挨打。

妈妈以往在家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吵架，吵得太凶，会动手，妈妈打不过爸爸。妈妈出门后，爸爸的脾气更大了。

饭店从前是两层，加了一个隔层，姐妹三人住在隔层的阁楼里，特别黑暗闷热。没有书桌，写作业是在店里餐桌上。

我和三姐妹一起去小餐馆。餐馆在汽车站旁边一条小巷子里，附近的商户都还认识三姐妹，说她们当时送饭辛苦，懂事。店铺屋顶低矮，不易想象怎样容纳下三层。底楼的水泥地面铺上了瓷砖，新的食店老板说来时里面很脏，打扫了两天。二楼的夹层光线阴暗，屋顶很矮，只有一扇小窗，现在是店主的母亲住，店主说到了夏天要把母亲送走，阁楼上太闷热，不能住人。

当初三姐妹住着的时候，有时半夜热醒了，开壁扇开不动，浑身是汗。爸爸不让去三楼睡，不舍得开空调。三楼是妈妈在时装修的包间，太热时带着孩子上去铺席子睡，为装修花费父母也吵了架。没有地方洗热水澡，妈妈在时为夏天冲凉也和爸爸吵架，爸爸嫌浪费水。

在店里长到五岁的小月，最大的记忆是脏。晚上放学回去，店里桌上地下都是稀脏的，蟑螂来回爬行。打开空调，会喷出很多蟑螂。晚上出来上厕所，灯一开遍地蟑螂。有一次电视坏了请人维修，师傅站在凳子上抱电视，差点把电视扔了，电视一移动出来太多蟑螂。这些蟑螂在今天的梦境里仍旧跟随着小月，让她觉得一直还在小店里。

虽然不会因为送餐出错挨打，小月在小店里也有一次难堪的回忆。爸爸让小月去洗头，小月不肯去，拽着桌子不走，爸爸使劲拽她的腿，把客人在吃饭的桌子拽歪了。

父女之间的温馨记忆，只有单单一次。一个周日，父亲骑着电动车，把三个女孩前后带上，和邻居家小孩一起去郊外水库玩，在草地上采了很多大蘑菇，晚上回到市内，又到百花园去看花，那天父亲没有骂女孩们，有时高兴了，也会露出些许笑容。平时，女孩们始终怕父亲。陈明说，以后生父过世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哭”。

母亲出走后的棚屋时光，正是木槿看到陈明经常哭泣的时段。学校要缴费不敢跟父亲说，一说就要被“吵”。提起这些事，陈明又失声哽咽起来。在学校里，陈明没有朋友，“自己不想找别人玩，也没人跟我玩”，近乎患上了自闭症，也没有心情做作业。

离婚之后起初母亲去了北京，两姐妹跟着姥姥住，陈明的状况渐渐好转起来，开始和人说话。有一天中午，陈明的作业没有完成，木槿特意把她留在了学校，逼着完成作业，姥姥送来午饭，从那以后就能主动完成作业了。眼下陈明的成绩已经居于班上中上等。提起这段经历，陈明的眼里又噙了泪。

佩奇和风车

在妈妈家里，小月大多时候一个人待在阳台，拿毛笔画画，或者玩玩具。笔下是恐龙或小猪佩奇。小猪佩奇画好了，拿起来端详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后来想起是少了条小尾巴。小月和陈明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佩奇的一家人：猪爸爸有胡子，猪妈妈穿裙子，佩奇是女生，有个弟弟乔治。还有班主任羚羊老师。

我们到小巷里的商店去买佩奇饼干。小月犹豫之下选了盒配有乔治和猪妈妈玩具的，虽然里面没有佩奇，佩奇是和猪爸爸搭配。回家后陈明和小月分了饼干，留给陈阳两个。小月留在阳台独自玩玩具，一人分饰几个角色，演出小猪家庭的对话。

乔治：佩奇什么时候来？

妈妈：过两天就来。

乔治：两天是几天？

又让猪妈妈和乔治捉迷藏，一个放在自己过夜的床铺上，一个放在床下。乔治问：妈妈，你在哪里？

一会儿乔治又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陈明拿了一个发卡，进来给小月戴，是一个甜美系的儿童发扣，小姨给的。发卡有些不灵便，小明又取下，让小月先不要戴，戴的话自己取，不要让奶奶取，会疼。小月把发卡给猪妈妈戴上了。独角戏变成了二人转，小明：“猪妈妈，你打扮得太花哨了，还是做回自己吧！”小月接话：“不适合你们猪族。”

弟弟也被抱到阳台床上，一会儿弟弟流口水了，小明催小月去拿纸巾，小月拿来了，看着姐姐给弟弟擦嘴，仍旧不敢逗弄弟弟。

妈妈有意让小月帮弟弟翻身，小月犹犹豫豫地过来，一个人翻不动，小明来帮忙。陈阳一直在厨房炒菜，好容易出锅了，放下菜盘又接过弟弟。妈妈让小月帮着收拾桌子，小月把第二次买来的佩奇夹心饼干喂给陈阳吃。桌上有一小碗豆腐，是专门做给小月的。

饭后妈妈给小月收拾行装，邻居大妈送的月饼给了小月一盒，毛笔字帖，另外还装了一根小明送给小月的跳绳。

我和两个姐姐一起，送小月回奶奶家去。奶奶和小月在胡店乡街上租房住，便于小月就近上学。需要乘公交车到汽车站去换乘乡村班车，下了公交穿过一个菜市场，陈阳去市场内的一家诊所去找陈医生换零钱，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诊所，以前三姐妹出生没有上正规医院，都是在这里由陈医生接生，生病也都在这儿看。

换到了零钱，出市场穿过一个铁道涵洞，头顶火车正隆隆驶过，小月说她每次路过这里都害怕，又臭又黑，头顶还往下滴水，我们不得不和别的行人一样，来回绕着走避开。小月还怕菜市场里的活鳝，滑溜溜地像要黏到身上来。这种记忆或许在妈妈子宫里已经开始，怀上小月以后，妈妈常常带着陈阳和陈明，来回经过铁路涵洞去诊所检查或者锻炼。

乡村班车驶过茫茫田野，树林和空旷麦地交错掠过，小月捡到了一个风车，和大姐轮流伸出车窗，看风车急速转动玩。

路上小月想上厕所。司机不大想中途停车，陈阳准确地指出在某个地方下车有厕所，带着小月下车，飞快跑进一家院子，如同去诊所换钱，和主人打招呼，一会儿又跑回来。陈明说，姐姐数学很差，但记地方和名字很准。以前送小月回家，来回两趟记住了这个地方。

到了胡店乡街上，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布满坑洼，没有什么行人，我们时时踮脚和跳步躲开水洼，有时经过晒在地上的粮食，两旁的砖房灰头土脸，有些刷着“包治结巴”的广告。很少有这样陈旧破败的街道，似乎一开始就被完全遗弃了，结巴失声的是它自己，无法讲述如此繁多坑洼的来历，和乡村深处的真相。只有小月的风车拿在手上，是这条街道此时唯一的颜色。

河南西部某地乡下，三姐妹走在回奶奶和小月家的路上。

小月和奶奶的租屋在一条下坡街道的半坡上，靠近破败的小学，路面的水泥都已裂开，大股的污水分合流溢，垃圾堆遮住了“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道德美”的标语。各家屋前晒着刚掰下的玉米，却像已经风化霉变，和房屋一样显出患病的样貌。

租屋生锈的铁门锁着，奶奶不在家。三姐妹绕到后院翻墙探查回来，确信奶奶不在，陈明摔了一跤，两袖和裤管上沾了泥巴草浆。姐妹们站在门前给奶奶打电话，几个野孩子在路上玩耍，小月远远地望着他们，说学校男生们喜欢打架，她只有一个好朋友，但奶奶不让她去朋友家玩，怕被人藏起来找不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担心拐卖儿童的事。

奶奶大约是回了胡店乡下的家里，我们坐车返城到中途，在一处高速路口下车，沿着高速路隔离带外侧去村里，似乎这里并无通向村落的大路，只有这条像是临时踩出来的小道。沿途是腐叶、荒草和水塘，情形与近在咫尺的高速路全然隔绝。村庄的屋子都趴在灌木丛下面，黑色的淤泥地带孳生密密麻麻的蚊蠓，不得不上下小心闪躲而过，难以想象进入一处村庄的道路会是这样。走到零星房屋的最里面，看到两间低矮的平房，就是老家了，不知哪家的狗叫声报讯，奶奶站在门前，干瘦得没有一丝水分，脸上也没有笑容。

奶奶说，每次小月去找姐姐们玩了回来都会哭，姐姐们来玩走了也哭。对于妈妈当初的出走，奶奶很有意见，“现在年轻人说离就离，也没有办法，孩子可怜”。她希望陈阳留下来玩两天，陈阳很犹豫，“一半想玩，一半不想”。想玩是这里空气好，有田野，有河，可以到处跑。不想是没啥人玩。

屋里空空荡荡，只有小月在墙上画的图案。村子里似乎没有了人，夜晚传来高速路的喧嚣，是唯一填充这里寂静的东西。

对于我和孩子们一同到来，奶奶显得警惕。回城车上，我接到奶奶方言口音的电话，一上来就是呛人的火药味，完全意料不到地质疑和叱骂起来，由于语速太快听不出意思，大约能感到她询问了小月又给小月父亲打了电话，怀疑我的身份和目的。奶奶的叱骂无休无止，令人头皮发麻，我想到了小月爸爸发给妈妈的那些骚扰信息，和小餐馆里窒息的争吵。

我和奶奶发生了争执，随后挂断电话。陈阳和陈明在前排眼神惶惑地回头看我。我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惭愧，心里明白搞坏了事情，我不该在奶奶面前出现。在奶奶看来，我是妈妈派来窥探的坏人。

我感到我们脱身了，把小月留在乡村深处，独自面对这件坏事的后果。

花呗的明天

京旺家园的房间没有开暖气，电费太贵，爸爸不在这里时就关上了，母女俩似乎并不冷。

她们的饮食经常是饺子，比起炒菜，这样能省一点，“炒一次菜用的肉，可以包两顿饺子”。幸亏陈阳喜欢吃饺子。

糖果爸爸一直没有寄钱来，这个春节对他来说没有进项，只是还债的关口，父母妻子要赡养，还有上大学和初中的儿子学费要张罗。前年山西的工程没赚钱，去年上半年又亏了三万，下半年没活干，身体又患了脂肪肝和贫血，下了病危通知书，住院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很多时候需要辛琴帮衬和借钱张罗。注册的公司没有业务，别人通过这里开发票走账，百分之一的抽头是唯一的利润，代价则是每年八万块的固定税费。

眼下的日常花销，主要来自信用卡透支和花呗借贷。糖果爸爸给辛琴办了信用卡，原本9000元的透支额度，被糖果爸爸想办法加到了12000元，另外辛琴的花呗借款额度一月只有3000元，已经被降了一次信用，糖果爸爸的信用还有10000块钱。年底公司要清的税费，是小年那天辛琴找大姑借了五万块垫上的，一年要给6000元利息。老妈存在这里的钱也被辛琴拉着用了。到3月10号，北京和河南的两处租屋都要交房租，日常的零花，则来自辛琴和陈阳的淘宝刷单。抱孩子的间隙，辛琴一直在按商户的指令搜货，浏览、下单、付款、货比四五家，尽量显得是真实的购物，再把单子发到返利网，一次刷单大约要费去半个钟头的浏览和操作，得到几块钱的微信返利，更多时候是一些礼品，譬如面巾纸和玩具，地上总是堆着大大小小的快递盒子，却没有花费最为大宗、婴儿急需的尿不湿。有段时间用了廉价产品，侧漏还红屁股，因此陈阳怀中的糖果总是光着屁股，有了大小便就赶紧去卫生间。

起初糖果爸爸看见婴儿就叹气，说好烦，压力太大。辛琴剖腹产生下糖果的时候，他并没有陪伴在床边，“说我替不了你疼，没钱来了也没用”。辛琴说，当时她感到有些后悔。后来住院期间他还是来了，近乎身无分文，临走辛琴还塞给他两千块。

“有些力不从心。”谈起两人的关系，在河南小城的房子里，辛琴曾说。

起初辛琴愿意跟着糖果爸爸，是找个依靠，也为了摆脱这个圈子。在KTV里，辛琴感到不适应。“那个圈子我融不进去”，唯一能做的就是猛喝啤酒。和糖果爸爸认识之后，他让辛琴尽量少陪酒，以后辞职跟着他，辛琴很快就答应了。后来虽然发现他只是一层皮，但觉得他比较有志气，有男人味儿，不计较，对孩子们也好。

辛琴想到要个孩子，作为两人感情的结晶。怀了孩子，也就脱离了那个地方。没想到糖果他爸生病了，生意又受挫，有了压力。最初他一看见糖果就发愁，现在好得多，视频时总是主动要看儿子了。他虽然在老家，并没有和妻子一块住，常常半夜发来视频，让辛琴“查岗”。在北京的时候，老家的妻子给他打电话，开口也只谈钱，没有钱了就开始骂，只有赶紧挂断电话。

辛琴反复想过，就算糖果爸爸不要自己了，也不愿意和前夫复合。有了糖果，他爸爸不会不要这个儿子，要小孩就不会丢下自己，两个女孩也就有了依靠。以前她想糖果爸爸离婚，现在也不强求了，觉得当后妈没那么容易，压力太大，现在这样也自由。等到糖果大一点了，自己就出去工作，但不想再干KTV了。

辛琴愿意跟糖果爸爸长久的原因是，他对女孩们都不错，从来不像生父那样责骂她们，出手大方，出租屋冰箱里冰淇淋总是塞得满满的，常常给孩子们买可乐、鸡腿、牛奶。前年三姐妹去山西他的工地玩，他给孩子们在超市买七块钱一瓶的牛奶，出来还买羊肉串，引起小月羡慕，“你们爸爸好有钱啦”。她在父亲那边从来没有零食，生日也只是鸡蛋糕。

这也是陈阳待在北京不急于回老家的原因。以前住在南皋时，放暑假三姐妹曾一起来北京玩，陈明觉得南皋“不算北京，不像想象中的北京”，以前梦中的北京有好大的灯，好大的房子，南皋却房子窄空气差，但姐妹还是玩得很开心，喜欢那里弯弯拐拐的小巷，姐妹们可以四处跑，到了很多大人不知道的地方，有自己的“秘密基地”，还发现过别人在屋顶种的菜。在狭窄的巷子里，姐妹们有时还打羽毛球。

唯一的一次进城去天安门，恰恰给了姐妹们不那么好的印象。那天没有带身份证，进不了故宫，围着宫墙走了两里多路，疲累之余“热到睁不开眼睛”。游人太多，小月个子矮，更是“气死了，只看见大人的屁股和腿”。更称心的去处，是离南皋这带城中村片区不远的蟹岛度假村，有绿色旋转木马和碰碰车，很多打工家庭的孩子在那里玩。春节期间，母女俩也去了蟹岛，看了观赏鱼展览，还捡回来一些多肉植物的叶片，种在小盆子里。河南租屋阳台上的植物，最初也是这样捡回来的，现在长得兴旺，阳台的一半要染绿了。

三姐妹当中陈阳有点憨，原因是出生时护士将陈阳侧放着头朝下吐羊水，奶奶不知情抱了起来，导致大脑缺氧，有时反应有些迟钝。她学习一直跟不上，自己也不想再上了。这样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除了日常教她炒菜做家务，辛琴准备等她大点，让她去做个学徒，早点学门职业。

夏天里联系辛琴，她已和陈阳回到了河南的县城。“我们过得还好，”她说，糖果爸爸接了一个工程，但还没有结账，她在大姑处又帮他借了五万块钱，下个月归还。

陈阳已经在一家小餐馆打工，负责端盘子和洗菜。“有朋友说我真黑，让这么小的孩子挣钱。”辛琴说。她觉得不是这样，陈阳待在家里也没事，不如早出去锻炼，餐馆里有两个暑期做兼职的姐姐，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也让她跟着学学长见识。陈阳在那里干得很开心。

陈明刚刚小学毕业。木槿为她和同学们组织了一场别致的帐篷晚会作为典礼，辛琴在朋友圈感谢了木槿老师，发了陈明和同学们一起玩“小火车”和在校园帐篷露宿的场景，照片上陈明的笑容像是天上的圆月。下学期陈明就要上初中了。

自从那次我和孩子们去奶奶家，陈月再也没有到妈妈这里玩过，姐妹们也没有见过面。在京旺家园，陈阳接到过陈明的电话，急切地催促她过去玩，辛琴接过来问陈月想不想妈妈，陈月笑笑没有回答，辛琴想可能她爸爸在旁边。

回河南以后一段时间，小月爸爸曾经连篇累牍发短信给辛琴和陈阳，全是对辛琴污秽的辱骂，并且到住处来要求见面，辛琴没有开门，小月爸爸就在门外辱骂了半个钟头。辛琴担心，小月跟着父亲，总是在她心里灌输仇恨，会越来越受影响。最近一次小月发信息给陈阳，不肯叫姐姐，还回了脏话，陈阳说她没礼貌，没教养，拉黑了她，说等你大了再联系。

小月爸爸还曾在放学路上截住陈明，辱骂母亲和糖果。小月生日那天辛琴打电话过去，要给小月买衣服，小月说不想妈妈，也不想要衣服。

辛琴哭了，一旁的陈明安慰她不要伤心，“我们可以没有妹妹，不能没有妈妈”。

花房少年

在北京站的出口外，我再次见到了赵江，他是从打工的南苑新机场工地坐公交到黄村，再换乘河北衡水始发的火车过来的，路上花了四个多小时。他斜戴一顶棒球帽，穿着一件溅满了石灰斑点的裤子，显得他是从工地上直接过来这边。和两年前在毕节山区的苗寨见面比，背包下的他似乎并没有长高，倒显得瘦小了一点，更近于一个寻常少年。

赵江到北京站是为买票去义乌，和在那里打工的大哥一起回老家。因为不会用微信，他不知道可以在手机上买。我帮他查了晚上十一点多去义乌的车次，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到，没有座位。赵江说没关系。

售票厅里排着长龙，移动缓慢，中途我带他离开去一旁的自动售票机，临到刷身份证，他却只有一张在黄村火车站办的临时身份证明，无法扫码，只得回到长龙。原来他刚来到北京工地就丢了身份证。

他在这里显得有些拘谨，说话声音低沉，棒球帽下面掩饰着并不发亮的光头，这不像是在苗寨山路上骑摩托带我们飞奔的那个黑衣少年。

那时天将傍晚，我们三人一辆摩托，在盘山公路的下坡道上疾驰，一个拐弯接一个。车没有前闸，难以带住速度，赵江的头发和黑色衣服一起被风刮起来。心跟着车轮飞转，找不到着落处。公路像在一口井里的带子，曲折向下延伸，锅圈岩乡在带子尽头隐约现出，本地人叫马场，有传说中的苗族花房，少男少女相会之所。

那时的赵江，虽然已经出门打工，但回到苗寨，依旧是黑衣怒发的花房少年，在风声中一往无前。

乐园

在山口那边的乐园村苗寨，最初见到的，是赵江的弟弟赵云。他站在自家的涂泥木屋前，身材修长，一头黑亮卷发，像是从《指环王》里走出来的霍比特美少年，也近于自家外墙的纹饰，和周围凌乱的环境有点不相称。

寨子里常常有这样的美少年，也不乏惹眼的少女，往往体态匀称，装束入时，带着从外界打工回来的痕迹，和潦倒的成人世界差别悬殊。我们本来要去的那家，男主人三年前酗酒醉死了，妻子改嫁，留下三个几岁的孩子没有着落，也已经改嫁多年的外婆不得不回家来抚养。酗酒在寨里是普遍现象，赵家多少有些特别，赵云的曾祖父是汉族人，因为入赘了苗寨，改从苗姓罗，到赵云这一段回归了本姓。十四岁的赵云没有学习喝酒，二哥赵江有时会“喝一点儿”，但不至于酗酒。

这天，赵云的母亲和大哥一起出门去广东，讨还妈妈去年冲床轧坏手掌拖欠的保险赔偿。父亲送两人到县城，赵江去给邻居家背粪种地，家里剩了赵云一个人。屋门前可以看到街上的乐园中学，自从去年一场车祸之后，他已经半年多没去上学了。

贵州毕节纳雍县乐园村苗寨，“花房少年”赵云。

那天是期末考试，赵云和伙伴提早交卷，四个伙伴共骑一辆摩托，去马场的花房玩，回来时和一辆农用车相撞，坐在最后的赵云伤势较轻，但仍然断了骨头，住了一个多月院，伤愈后就不肯再上学了。尽管在伙伴当中，他的学习算是拔尖的。

实际上，在赵云这个年纪，几乎所有寨子里的少男少女都辍学了。一面出门打工，一面也已开始谈婚论嫁。赵云年纪太小，还没有出门打工，眼下的事情，是看家里的一条牛，和几户亲戚的牛羊搭伙放着，轮番出坡。

我们去后山找赵云的牛。顺着瘠薄的沙石地皮往上爬，半腰和缓的地方，点缀着几片黄绿色的草地，似乎刚刚盖住地面。牛群在远处，其中一条花牛是赵云家的。一小撮人坐在草地中央，老人和小孩穿着有些民族纹饰的旧衣服，像萎缩的花束。一个没上学的小姑娘，背着一个花布包。包是她旁边的小男孩的，他脸上带着巨大的胎记，说自己不想去上学。穿花布的老人是赵云的奶奶，两人聊了一会儿天。

这样的老人和小孩在寨子里比比皆是。一个同样穿花布衣服的老奶奶，坐在一间低矮的草屋前，头顶悬着一串穿起来的鸡蛋壳。草屋的屋檐似乎一直拖到地面，门高只有不到一米五，正适合她的个头。里面除了一张洞穴式的床什么也看不见，住着她、女儿和外孙女。这是赵云的二太奶奶。

村后山坡有一方巨大的泥石流。赵云说每到下雨天就会移动，大家都要去看，泥巴滚滚而下，快到某家了，那家就赶快逃开。赵云家就是从村庄后搬离，到了眼下的地方，由政府补助建起了统一式样的房子，外边抹着白粉，带着装饰的线条，里面是泥糊的木头墙壁，四处透风。

第二天，我们在后坡上见到了赵江，走在一长列佝头人群里，头顶一背篓猪粪。相比弟弟，他的面容身形更为严肃瘦削，上身一件黑白色的T恤，黑色的紧身牛仔裤上有一个不显眼的骷髅头。他的左手两根手指少了一截，和妈妈的手掌一样，是在工厂的冲床上失去的，得了一万块赔偿。

赵江是十四岁那年出门打工的，当时他和周围的伙伴一样，上完小学便对上学失去了兴趣，想去外面看世界，挣钱。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九百块，后来高些，但都是到手就花掉了。

“找美女、喝酒、唱K、溜冰。”

他说自己不大喜欢和本族的老乡交往，他们太能喝酒，喝醉了打架，拦别人的车。他更喜欢交汉族朋友，还和一个汉族姑娘谈了恋爱，后来分手了，那个姑娘比他更能喝酒，抽的烟比他的贵，脾气大，这段经历使赵江回头喜欢上了寨子里的姑娘。

赵江最近喜欢的是以前邻居家的女孩，女孩现在随父母搬到了另一个县，在那里上高中。他遇到了来自女孩父母的阻碍，嫌赵江家里穷。

后来从QQ空间知道，那段时间赵江正处在类似失恋的情绪里。好在女孩自己的态度还好。“她说了，等她上完高中，父母不同意也和我好。”

如果当初两人不是邻居，而在花房认识，事情会简单得多。由于恋爱，赵江一段时间没怎么去花房，“一般是带弟弟玩”。赵云第一次去花房是四年级，“很害羞，不知怎么接近姑娘”。眼下他却去得比哥哥频繁许多。

花房是一间并非很大的茅屋，靠在寨子附近，苗家女孩子们到了十四岁，就可以带上被窝，结伴去睡在里面。各寨的少年们骑摩托车来串门、聊天、唱歌、抽烟、喝酒，有些姑娘也很会喝酒，有喜欢上的，就可以恋爱，关系可长可短。没人看上的只好去下一个花房，一夜能串上七八个，半夜两三点才回家。花房里不装电灯，去要拿着手电，在黑暗中讲话。在花房，赵云经常碰见自己的同学。他喜欢邻乡的一个姑娘，个子和自己一般高，还在读初一，但姑娘不喜欢他。

花房里会发生斗殴事件。有些人喝了酒，因为情感或者面子的纠纷，当场打起来，还叫来伙伴。大年初一在马场，有二十多个人手持钢管对打，其中一方开面包车拉了人来，人少的一方被打惨了，姑娘们只好站在一边看着。打架喊来的人中有汉族青年，他们也常常会去串花房，但没有姑娘搭理他们，也不用汉语跟他们讲话。花房的另外一个规矩，是不能去本寨里逛，因为多是亲戚。

但是花房的规矩不是一直得到遵守，有些人结婚了仍然去逛，男女都有，导致离婚。苗寨的人结婚也不去民政局登记，生下孩子不上户口，结婚时年纪又小，因此聚散随意，赵江说离了五六次婚的也有。

对于老师们来说，花房是个很头疼的事情。“一到晚上根本管不住”。学生无心上晚自习，翻墙逃课也要出去逛花房。少男少女到了逛花房的年龄，心思自然不在学习上，老师觉得这是辍学率高的重要原因。

前一阵过春节，外面打工的人都回来了，花房最为热闹。开学报到，乐园中学高中部的几个学生迟到了四天，是为了在花房多玩几天。那一段，赵云也天天都去。但他已经不习惯和哥哥一起，更喜欢和一个小伙伴搭伴。

犁地

父亲从县城回来了，他是个光头的中年人，不大习惯出远门。去年跟妻子一起打工，是两人唯一的一次，就出了事。妻子在塑胶厂操作压模冲床，模具轧压时妻子的手没来得及拿出来，手掌整个消失了。保险公司赔付了医药费和四万块赔偿金，还有六万不想清偿，已经回家的妻子只好和大儿子再次过去，带上了在县城请的律师。这使父亲对于外界更加失去了信心。回家后要有事做，就添了这头牛。

对于赵云的辍学，他觉得有些可惜。他是寨子里唯一把儿子送到了大专的人，但在毕节读矿业学校的大儿子仍然没能毕业，因为他在花房认识了一个姑娘，想要成亲。按照花房的风俗，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少年要把少女带回家中，告知父母，放一挂鞭炮表明此事，过几天补办酒席即可。不过眼下女方又加上要一笔彩礼作为结婚的条件。

两人在花房一见钟情，把姑娘带回家时，还在上学的大儿子不敢告诉父亲，按照规矩，和姑娘在一个花房过夜的女伴们护送她前来，每人需要给个红包，合起来要几百块钱，大哥身上没有这笔钱，只好骗打工的赵江说自己需要学费，要了八百块钱救急，实际以后再也未去学校。父亲为此也很生气。家里出了两三万彩礼钱，迎娶了嫂子，眼下两人都在广东惠州打工。

去年全家都在惠州打工，租住在一个院子里，寨子里只留下了上学的赵云，这使他更无心思读书。

在外打工几年下来，赵江并没有后悔辍学的想法，倒更觉得上学的无用。厂里拿的是计件工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读高中出来的和我们一样的工资，两个大学毕业的工资比我们低，干活不如我们。”失去两个半截手指之后，他更合适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去年在广东江苏换了几个地方。他还曾经去过陕西安康，一下火车就被两个人强拉上车，劫到一个地方抢走了身上的两千多块钱，还被打得满脸是血，由警察给钱才买票回来。

赵江和寨子里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只有年头年尾在家，虽然不愿换掉外面的时髦装束，但回到家双手也能拿起农活来。除了父亲，赵江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头天帮邻居背了十五趟粪，第二天要犁自家的地。

虽然如此，赵江照例起得晚。因为作息太不同，他和弟弟赵云分开做伙食，各吃各的。赵云早就炒了一锅猪油洋芋片就米饭吃完了，赵江才慢慢地起床，却并不做饭，只是喝了几口家酿的甜酒，抽一根烟，就扛起犁头。而身上仍旧是穿着休闲的T恤和运动鞋。赵云去牵出了自家的牛，就是在坡上吃草的那头，今天要出力了。

下坡一里多路，越冬的地里生长星星点点蓝花，留着去年的苞谷茬，周围多数土地已经翻耕。赵江一手扶犁，一手牵牛绳，不用鞭子，牛绳甩动一下算是责罚。过一会驯熟了，用不着的牛绳也拴到了犁上，只需轻叱和口哨，引导牛匀速地前行，和在低头慢慢转身，野花和杂草埋在翻起的泥土里，储存一冬的气味散发出来，但仍旧稍显单薄，透露这带土地的瘠薄，用赵江的话来说，贵州是中国很差的地方，毕节这一带是贵州最差的地方，他也知道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烧死的旧闻。

土地周围是被割过的漆树，带着满身刀口，有的已经干枯，倾斜的树干覆着陈年的苔藓，不再刺激人的皮肤。赵云和一个男孩爬上其中一棵，用苗语聊天。这个男孩一头黄乎乎的乱发，看上去要小几岁，开年刚刚辍学，是逛花房的老手。昨天晚上他去了三个花房，其中两个有人，一个空着。

半个小时之后，哥哥弟弟换班，赵江坐到了漆树上。赵云扶犁的把式明显逊色，垄沟松松垮垮，开掘得不深，哥哥并不责备指点，手心的老茧说明着他的经验。

换过一班之后，弟弟和伙伴离开了，赵江仍旧耕地。干活的间歇他仍旧不吃不喝，说是习惯了。一只小牛犊卧在待翻耕的地面上，由于过于靠近犁沟，赵江不得不扔石头把它赶开。小牛犊额头上有一个星白的三角形，个头还没有一只羊羔大，石头显然也不能真的碰着。

地里有沁水，犁铧带上了泥巴，不时要停下来擦一擦。到了中午，太阳的热度升起来，耕牛变得越来越迟钝，每到低头转身下犁时特别磨蹭，但赵江并不呵责。到一个有沁水的地方，牛不愿下脚，僵持再三，主人终究妥协，另起一行，牛又时时伸头去够田埂上新冒的嫩草。

相比起提前退场的弟弟，或者是懈怠的耕牛，赵江看起来有无限的耐心。但是他说，如果一个姑娘让小伙等上四五年，又跟别人好了，小伙子就会拿刀去捅了女孩和新的男人，自己去坐牢。“我如果是这样，也一定会这样做。”

花房

傍晚，弟弟和小伙伴不见了，骑走了家里的摩托。我们想要去找他们，只能另借一辆。这是个麻烦事，费尽周折借来了表哥的，但没有前闸，车灯是坏的，断了几根线。如果我们不能在天黑前从马场返回，就必须在那边找地方修好。

赵江带着我们，一骑三人翻越寨后大山，弟弟就是在这条路上出的事。

到了马场，我们穿过市镇，走上街后的土坡，沿着田间小路横着走，到了竹林附近的一座窝棚。窝棚顶的苞谷杆上苫盖塑料布，四壁用竹枝扎成，往年的底子上添了一些干枯的青树枝，看来是过年期间修葺过，还搭着两条床单。屋里有一张大通铺，垫着破烂脏污的褥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房了，并不是真正的房子，显得空荡又破败，没有意想中的花房姑娘。不知为何，地上有一坨牛粪，赵江一看到这坨牛粪，就说肯定没人在这睡了，有人睡肯定不是这样子，他前几天来还是干干净净的，外面空地还生着篝火，现在只有一点柴灰。

我们有些失望地往回走，在小路上遇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在家门附近用黄泥调和煤灰，大约是用于生火。她看见赵江走来，停下来望他，两人看来认识，说了两句苗话。女孩子脸上现出红晕，不知是否衣裳映衬，赵江告诉我们，女孩子前两天和伙伴在花房睡，手机被不知哪里来的男孩子偷了，所以这两天她们没去。她听到我们交谈，又回头用汉语说，这里以前有十五个女孩子睡。

赵江说女孩子在马场上初一，两人是在花房认识的，有点交情，但没有到恋爱的地步。

回到街上，天色已经偏暗，必须找地方修好车灯。虽然才过春节不久，街道显得破败荒凉，两家铺子都没有零件，到了最偏远的第三家，说是可以修，但以前的蓄电池已经老化，需要换一个新的，亮度高的要一百多块钱。对于赵江来说，这是一辆别人的摩托车，车灯估计已经坏了很久，我掏钱换了一个，继续今天的寻觅之旅。在乡街上没有找到弟弟和伙伴，花房女孩也没说见过他们，我们随便吃过了晚饭，只好离开这里。

回去路上，赵江说镇子旁边还有一个花房，比较小，就在路外边。停下车，看下去是间比较小的茅屋，没有像先前的花房那样苫盖塑料布，以及用青叶装饰，看来过年期间也没有整修过。赵江让我们别下去看了，他问了路旁两位饭后歇息聊天的村民，村民说这房早没人用了，村里没什么姑娘了。他们的脸上现出柔和沧桑的微笑，似乎有点意外于我们的好奇。

我们翻过了大山回来。换过的车灯仍旧不够亮，黄黄的在一条带子似的路面上摇曳，窄窄的两边是山岩和陡坡，似乎他像这里的青年，天然不习惯骑慢车，我的心飕飕地提起来，没有着落。我又想到了弟弟出的车祸，不知道他这会儿在哪里，是否和小伙伴另有有趣的去处，经历着怎样有趣的场景，看起来他们门路更熟。

回到乐园街上，我们并不想就此作罢，和赵江商量，又向另一方向出发，去一个十几公里以外的村子，听赵江的意思，那里的花房也是比较大的一个。

这条道路更加曲折漫长，天已经黑定。越过了另一条分水岭，看到星星点点的房屋，我们把摩托停在村口，走上一条很长的慢下坡，一路听到很多狗叫，有的就在头顶。一直走到村子下边的田野，岔路坎下一间黑暗的土屋，覆盖着玉米秆子，门锁着，像是一个破败的牛圈，难以想象有人在这里居住，怀着希望的心才彻底落下来。这里看起来废弃太久了，尽管附近有这么大个村子，那些少男少女去了哪里？或者说一旦被人废弃，立刻会恢复到眼下这种样子，比起“花房”的名字，眼下的才是真相？我们这晚的奔波，注定毫无成果。

回到寨子，弟弟和伙伴仍旧没有回来，他们这个夜晚的乐趣，我们注定难以分享，似乎是外人不与之秘。

第二天见到赵云，他说昨晚自己也在马场，不过没去花房，和伙伴一起在溜冰场飙摩托。

赵云带我们去看了寨子的花房，在泥石流山坡一侧的竹林里，和我们昨晚见到的两座相比，收拾还算精心，和马场的类似，屋顶苫盖塑料布，旧的柴笆上插有一些新的松枝，赵云说是过年姑娘们回来修的，只是竹笆门被拆下来了。赵云说过年时有四五个姑娘睡这里，他带住在别的寨子的表哥来过。

眼下她们都出门打工了，连同那些少年们，花房即刻归于破敝，像是成年人生的真相。窝棚四脚扔着一圈酒瓶、卫生纸和饮料瓶子，是曾有过的欢乐遗迹。

异乡

离开苗寨半年后，我拨打赵江的电话，一个陌生的女孩接了电话，说她完全不认识赵江。我加了赵江留下的QQ号，和我聊天的是另一个人。这人又给了我一个昵称叫“不想留伤疤了”的账号，我加上以后，发现空间里是赵江失恋后写下的一些话，还有几个焗着杀马特发型的少年合影，其中一个是赵江。最近的却是深圳工厂里的事，结尾一段视频是一群苗族少年在工厂门口打砸，留言说自己可能要去自首。我担心起赵江来。

最后终于联系上赵江时，他正在一辆行驶的大巴上，说自己前一段在杭州修地铁，刚刚包工头带领工人转场去南通，手机里传来呼呼风声，就像当初骑在他的摩托车后座上。一月之后，我正打算启程去南通找他，却看到了他发来的QQ留言，说自己已经在北京了。

排队买票的人群移动得很慢。我问了他分别之后一年半的事情，知道妈妈拿到了一些补偿，但从此再不能出门打工了，爸爸也在家里种田，卖掉了那头牛，又买了一头大的两头小的。

意外的是，弟弟赵云已经结婚了，他重复了大哥的经历，回家过年逛花房时认识了一位姑娘，当天晚上就领回了家，不过一直拖到这两天才摆酒，妈妈打电话给他，要他和大哥一起赶回去。

那座花房不在马场，在那夜我们后来翻越山岭下坡的村庄再往前十来公里，女孩在上五年级，过门后就不再去学校了，准备和弟弟一起出门打工。

赵江过年也去了花房，但没有遇到合适的。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并没有上高中，倒是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结婚前打电话告诉了赵江。“她让我出门打工挣钱（娶她），我出了门她却结婚了。”赵江并没有像在犁地时说的，带上一把刀去找她，只是留下了QQ空间里那些痕迹。

“那个马场花房遇到的女孩也结婚了。”赵江提起来说，我们遇见她后不久，她就辍学出嫁了，夫妻一起出门打工，似乎也在这次他要去的义乌。

赵江说他心里不着急，苗寨的人结婚早，但他觉得没必要。我忽然想起来，他不过才满了二十岁。

四十分钟之后，赵江终究排到了窗口，买到了票。距开车还有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我陪他坐地铁去了趟天安门。路上我问他在杭州修地铁的情形，是在一个坑里搭架子，和现在往高处搭架子实际是一样的，站在脚手架上拧螺丝。他从来没有坐过地铁，还有飞机。工地生活似乎不如工厂丰富，地方偏僻，没有活干的日子只是睡懒觉，喝啤酒。

到了天安门，我给他在城楼前拍了两张照片，他不愿意取下帽子，那么歪着帽舌在伟人的大幅画像前留影。我终于忍不住问他裤子上怎么溅了那么多石灰斑点？

赵江看了看我，回答说，那是裤子上自己带的，不是石灰斑点。

我“哦哦”了两声，心里想到，他终究还是那个盘山公路上追风的花房少年。

第二辑 阴影

给妈妈的情诗

中秋节晚上七点，天天跟爸爸走到世纪公园的门口，月亮总算在街对面两幢高层住宅楼的缝隙中露面了，刚才它一直被遮在楼群身后，只有同行的小姑娘怡可瞥见了一下。天天急着要拿手机拍照，爸爸说让月亮再升高一些。

同行者还有怡可的爸爸，两位大人要带着两个小朋友来公园捉迷藏。世纪公园以前是收费的，现在这片区域免费开放，成了附近小区白领的健身胜地，步道上随处可见跑步或快走的人。

公园里游人不少，修剪整齐的绿地和花圃遮不住人，小树林又太黑，即使戴着定位手表，也显得不适合捉迷藏，几个人往前寻找，来到中心大草坪，上面聚集了一群人，也是大人带着小孩，穿着白色衣服，面前摆设瓜果案子，手心捧着蜡烛，闪闪烁烁却不见熄灭，走近看是电子的。人群仰着脸庞，口中轻声念诵，天空中月亮已经升起来，终究摆脱了楼群，显出难得的金黄色。

他们在拜月。

天天和怡可都得到了发放的蜡烛，捧在手心朝月亮许了一个愿。怡可的愿望是赶快开始捉迷藏，天天想的则是手绘元素周期表能够出版。这是他和近来交上的好朋友星雨一起努力的成果，妈妈找人印成了小册子。

天天并不太习惯和爸爸一起出来。父子同行，即使是捉迷藏，也像以往的踢足球、跑步一样，显得更像是一种任务。

前两年时间，妈妈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创业媒体工作，只能每周末回家，平时天天和爸爸及外公待在一起，过着一板一眼的“留守”生活。2017年底妈妈回上海之后，发现三代人之间已经郁积了很多东西，难以化开。

前一段，天天写了一首“情诗”，“献给温柔、开朗、孤独和生气的妈妈”。结尾说：

爱

就像一瓶爱的毒药

会把爱的毒传给所有人

今晚的月亮金黄，冬青在草坪上投下的影子圆圆的，怡可和她爸爸已经在捉迷藏。天天和爸爸还在犹豫着怎样开始。

“自杀宝宝”

妈妈吴迪没有想到，自己会放弃北京的职位回上海来。在那家著名的知识付费新媒体公司里，她作为联合创始人，拥有广阔的职业前景和不菲的薪酬，这也是当初她离家去北京打拼看重的。

起因是听说了天天在学校的事情。一次课堂分组做作业，老师让学生根据自己觉得完成质量的好坏，分别将作品放在笑脸和哭脸标记上，天天把作业放在了哭脸上，忽然离开座位，试图爬上三楼教室的窗户，吊在窗框上说要自杀。上课的外籍老师吓住了，反映给了吴迪。这次猝然的事件使妈妈在北京的日程戛然而止。

事态的征兆以前已经有过。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有次叫了五六个孩子的家长开会，都是有点问题的，吴迪去参加了，后来天天有两个月不交家庭作业，说是放家里了，班主任打电话让吴迪去聊一下。吴迪当天打飞的赶回来，下午和老公一起去找老师。以后又有一次，老师建议吴迪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

吴迪带天天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测试的结果天天智商达到137，属于超常儿童，但过于敏感，情绪控制会有问题，有个心理医生说天天可能是亚斯伯格综合征（高智商孤独症），有社交困难。

春节时吴迪带天天回娘家四川宣汉，在街边打不到滴滴车，天天忽然崩溃，躺倒在地恸哭打滚，几分钟不肯起来，让吴迪震惊。

吴迪和丈夫小波都是四川人，吴迪出身于县城一个干部家庭，小波则是贫苦的农家子弟，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出来，大学毕业以后两人留在了上海，有了户口和房子，前几年又将镇坪路的小单元房换成了世纪公园附近的大房子。两人分别在媒体和建筑公司工作，业务繁忙。天天出生之后，由谁家老人帮助来带成了问题。

最初是由天天的奶奶经手，但吴迪和她相处不洽。小波说，母亲来自农村，自觉能力不强，在地位高出很多的儿媳面前有些缩手缩脚，以后就由天天的外公接手。交接时天天的外公很不满意，当时的保姆也见风使舵，“妈妈是哭着走的”。小波对家庭有很重义务感，照顾多，夫妻为此原本产生过矛盾，这件事又加重了心结。

天天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吴迪得到了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国外待了小半年。这是母子之间初次长期分离。

北上创业之后，吴迪在京沪两地的奔波很辛苦。每周日晚搭乘浦东机场东航九点十五分的航班去北京，最晚时凌晨三点到北京，立即补觉，早上照常去公司上班；周五下午早走一会儿，搭乘三点半南苑机场到上海虹桥的航班，晚上七点左右能到家，保证每周能和家人待上两天的时间。

每次回家，天天会在母亲面前表现得特别亲热，又含着急躁，如果晚回家了一会儿，或者有什么不符预期，就会没有预兆地崩溃，爸爸小波负责公司的新项目，在各片新征地块上跑来跑去，和钉子户扯皮，每天奔波到很晚，外公成了日常主要监护天天的人，相比起奶奶的软弱，外公的个性又太强了。

从县城粮食局局长任上退休的外公，对天天的要求一板一眼，不打折扣，违反时要相应责罚。从一年级开始，天天晚上做完作业必须游泳五百米，八点钟睡觉。另外是每周踢足球，这两项日程吴迪回上海后才废止。外公和爸爸之间时常发生冲突，爸爸提议请保姆，外公认为是赶他走。有时爸爸说话外公不理睬，两人的交流越来越少。吴迪回来之后，家庭的冷战还在继续，局面难以为继。最近一段天天外婆在这里，早上有件事情外婆和爸爸意见不一致，天天说：“我到底听谁的？”外婆生气地对爸爸说：“听你的听你的。”外公听到争执就从里屋出来，气氛一时僵住。

家里的火药味也传到了天天身上。他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对同学发火。有次天天向同学借橡皮，同学错递给他铅笔，他就发火将铅笔扔出去，划伤了一个女同学的脸。班主任看到天天的时候，他待在走廊里哭泣，说是同学拿铅笔划了他的耳朵，老师带他去看校医，校医说受伤的不是天天是那个女孩，老师才知道了真相。回到教室，天天掏出手绢给女生擦脸，表示了歉意。

外籍波兰女教师说，天天分不清悲伤和愤怒，会因为沮丧而对人发火，其他孩子则大体没有这种混淆。比如一次课堂练习，天天画的线不直，被另一个男孩指出来，天天显得怒不可遏，“他跟我说，‘He don't like me’，而不是觉得别人指出了事实”。

从幼儿园开始，每周的踢足球就成为折磨。只要输球，天天就会大发脾气，嚎啕，打人，“似乎每一次输赢都是生死攸关”，会哭上半个小时。天天也不能容忍有丝毫的迟到，不然会大发雷霆。后来只好作罢。

同学们把天天叫作“哭宝宝”。连星辰爸爸也知道。课堂提问时，大家都举了手，老师没有叫到天天，他也会哇的一声哭出来。即使是在天天爬窗的时刻，大家也只是若无其事地看着，没有人觉得稀奇。事后老师询问，同学们说：“他就是那样。”而在中方老师那里，天天被称作“自杀宝宝”，这让波兰女教师觉得吃惊，她也发现天天经常用英文说“suicide”。

但在学习上，天天又非常自律，从来不需要担心完成作业的事。他的英文在班上出类拔萃，文学分析能力出众，句法掌握熟练，又喜欢用新词汇，明显比别的孩子高出一个层级，外籍女老师因此很看重他，又觉得他能够领会人性的细微处，成年后适合从事做心理学研究或创作、导演。

天天爬窗自杀事件之后，吴迪觉得自己必须回来了。

钢琴和脚气

天天的笔记本里，保存着妈妈和天天共同制作的情绪分析表格，两支并立的竖轴分别标明了天天和妈妈的情绪值。妈妈一栏最轻微的是“脸坏”，逐渐升值到“大声说话——吵架——哭——不说话，不理睬——断交，不来往”，天天的表现则是“哭——骂人——威胁跳楼——（每周一次）要自杀——打人——要杀人”，峰值则是每两月一次的离家出走，分值上则标明从10到1000。

天天对母子情绪分析的感觉是“还行”，除非那些自己不愿意探讨的话题，比如别人说他坏话。这个选项没有出现在表格上。

以往在家里，天天说要自杀，爸爸的回答是“你去呀”，天天又作罢了。吴迪的回答则是“不许说”。她理解这是儿子的一种试探。心理医生曾经说，天天大约不会真的去做，但可能性格有这方面的倾向。

吴迪觉得这和自己的失于陪伴有关系。回家之初的那个寒假，她和儿子二十四小时泡在一起。一天灯灭之后，儿子在被窝里呼吸忽然变得急促，问起妈妈会活多久，知道了妈妈会比自己早死三十多年，忽然大哭起来：“妈妈，我不要你死。我想你陪我到死。”

吴迪有一丝感动，“这种情话，少有人说”，她觉得儿子是被长期分离后到来的甜蜜窒息了，害怕失去。有时她需要用手轻拍儿子的心脏，或者顺着他的额头抚摸下去，直到眼睑，来平复他心中的不安，也弥补自己以往的亏欠。

她决定和儿子一起面对“死亡”的问题，尽管这看起来太早了一些。沙发上有一本天天的读物《小老鼠的恐惧》，是吴迪买的，其中“我恐惧”栏目后的空格里，填充着天天的笔迹“黑暗，单独睡觉让我忐忑不安”，“电梯开门的巨大声响”，“落水，坠崖”，另外有《兔子的自杀指南》，描述了各种自杀的方法，还有《我所有的朋友都死了》，主角是一只在地球灾变后孑遗的恐龙。

吴迪觉得，让孩子面对这些心中的恐惧，鼓励他深入思考，比扭过头去好。这也是心理学家的建议。她觉得这种方式见到了效果，天天渐渐能够情绪自控，说自杀的次数少得多了。

吴迪刚回上海的时候，有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天天会拿起一把刀，威胁要杀妈妈，吴迪让他放下，他也就放下了。

付诸实践的是离家出走，家在一楼，天天待在窗外小区的园子里，不回来，有时拿个竹竿逗猫。爸爸的方式是置之不理，等他自己回来。吴迪则是拉开窗帘，自己站在窗前门廊里做事，让他能看到，心理有安全感，过一会儿就会自己回来。说起教育孩子的方式，吴迪自嘲是“猫妈，不是虎妈”，虽说她自己个性很强，从不轻易认怂。

陪伴渐渐见到了效果，在下一张情绪分析表里，天天的“打人”“要杀人”和“离家出走”频率分别由一周几次、几天一次、一周一次下降到“每月一次”和“每两月一次”，而最轻微的哭泣也由“这根本不是事儿”变得不经常了。

但在爸爸看来，吴迪的努力并没有那么效果明显，副作用也不少。相比于爸爸和外公，妈妈会妥协，足球和游泳的功课都是这样废止的。家里的钢琴靠墙闲置已经几年了，天天从上学之后就没摸过它，去年吴迪试探性地问儿子，是否把琴卖了，儿子不答应，近期吴迪又提到这事，说可以卖一万块，天天说：“可以呀。”

更大的问题是手机。

像寻常小孩一样，天天喜欢偷着玩妈妈的笔记本电脑或手机，吴迪则会把某些时候的允许作为奖励。爸爸的想法则是绝对不能碰。

天天上三年级以后，手机百词斩的出现让问题变复杂了，英文出色的天天痴迷上了这个，妈妈觉得是学习，爸爸认为照样是玩手机，会造成眼睛近视。妈妈的想法是，眼睛近视了以后还可以想办法，毕竟天天喜欢学单词。在科普组织待过的她，觉得近视没有想象中的可怕。爸爸则严格禁止。

时隔大半年，我再次去到天天家中，墙上贴了三行不同颜色的小纸片，分别由爸爸、天天和妈妈记录，标明了在玩手机百词斩问题上，天天和爸爸的冲突，以及妈妈的调和。最上一栏爸爸的绿色卡片记载了天天早起半小时玩手机百词斩，没有睡够规定的时间，因此完全禁止他玩百词斩。天天因此极为生气，上演离家出走的情节。天天的紫色纸片则记录了爸爸不让自己玩百词斩，因此“要恨爸爸，要离家出走”，第三张卡片是“还是恨爸爸”，直到爸爸不在家了，天天才回来。

最下一栏妈妈的黄色纸片则记录了自己的意见，觉得父子有冲突，爸爸没有和天天好好交流，“错过了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并提出疑问：“如何能让天天在不影响睡眠、作业的情况下玩百词斩？”此后经过妈妈的调和，爸爸与天天达成妥协，在不影响休息和学校学习的前提下，可以玩百词斩，最后一张卡片则具体说明，“如果6：30以后起床，做好自己的洗漱、书包、吃饭（以后），或许可以”，而天天的最后一张纸片则卷了起来，看得出妥协的艰难。妈妈则在最末的纸片上记录了自己受到的启发：天天和爸爸要学会讨论，解决不同意见，让双方认同。

虽然有妈妈调和父子冲突，爸爸却觉得，自己在家庭三角中处于吃力不讨好的位置，“我这头抓，她那头松，我就成了恶人”。实际上天天对爸爸的恶感还来自小时候，爸爸曾经打过天天，“事后也没有道歉”。天天对这件事记忆很深，虽然爸爸此后再也没有对天天动过手，天天却认为：“他有可能还想动手打。”妈妈也揍过天天屁股，天天也哭了，过程记载在墙上的小卡片里，在献给妈妈的情诗里，他写道：“有时，妈妈还像一堆熊熊烈火，把我的屁股烧痛。”

但在他心中，这和挨爸爸揍似乎不是一回事。

父子俩也不是只有冲突。中秋晚上的公园月下捉迷藏，通常上演的场所是在家里客厅，饭桌、沙发、钢琴、窗帘和墙角都成为藏身道具，参加者通常还有邻家的小朋友。在这些游戏中，爸爸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导性，天天和伙伴都认为“爸爸最厉害”，其实他无非是从一个方位开始地毯式搜索，这样可以保证不留死角，而小孩们总是受到躲藏者故意弄出的丢东西的声响干扰。

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有一件是吴迪觉得完全无法改善的：基因。天天在饭桌上的狼吞虎咽，吴迪觉得来自父系几代人饥饿的记忆。天天还有从父亲和祖父遗传来的脚气。吃饭的时候，天天会把发痒的脚高高伸起来，平时一贯严厉的外公，则会乐意帮孙子抠脚。吴迪只能对客人抱怨“基因的顽强”。

因为和父亲之间的个性冲突，中秋节我和这一家聚餐的时候，上次掌厨的外公已经离开了，去了深圳的儿子家中，吴迪一家新请了阿姨。

女朋友 男朋友

四月的一个周末，天天和同班同学星辰待在妈妈创业的工作室里，一起制作化学知识画册《元素周期表的旅行》。画册的扉页上画着并排的两个作者，“没有一号二号，都是主人公”。

这和上次天天与两个女生去杭州的情形大为不同，其中一个女生叫姜乐。

姜乐是天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梦中情人”，给妈妈的之外，另一首情诗就是写给她的。和给妈妈的不同，这首情诗里的天天完全变成了一个恋慕同桌女生却又不知所措的懵懂孩童。这首情诗没敢献给女主人公，因为姜乐个性很强，两个人像是“欢喜冤家”，经常发生冲突，互相告状。

情诗里也写到两人一次矛盾的起因，是姜乐玩“滚动的天空”第一关“云”玩了一百，天天爱慕她的聪明，“表现出来的却是恨，所以才骂你”。

在三家大人带着各自的独生子女组团出游期间，姜乐和天天的冲突激发到了关系破裂的程度。走路过程中两个女生抱团，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天天只能当队长助理，走在队列最后边。他有心盯住姜乐，指出姜乐三次走路超过队长，弄得两个人都很生气。第二天倒了过来，姜乐三次指出天天走路超过自己。吃饭时，天天和姜乐抢座位，后来天天主动道歉和好。

两天中一共发生了六次矛盾，最严重的是第二天三人做游戏，姜乐说天天“死了”，对“死”非常敏感的天天动手打了姜乐，自己也开始哭泣。到第三天，两个女孩完全不跟天天玩了，吴迪只好买冰淇淋去公关。

经过这次出行，吴迪对于天天现有的朋友关系产生了困惑，觉得应该由自己做主，来选择儿子的人际圈，寻找性格温和的朋友。

适逢学校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班主任邀请吴迪去班上讲家长课，带来了拓展人际圈的契机。吴迪讲课的题目是“我们的生活变迁小史”，从自己的童年开头，展示各个年代的图片，说明几代人生活条件的变化。

相比于习惯了培训讲演的妈妈来说，这次讲座对于天天意义更加重要。他在课桌上身体前倾，姿势显得紧张，还把书包套在背部以求坐直，回答提问的手举得很高。当几次都未被妈妈点名，他变得有点无精打采，举起的手变得很低，开始揉眼睛咬手指。直到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家庭照，天天又重新活跃起来，妈妈也适时叫他起来答问，天天的回答局促结巴，一只手不自觉在身后揪自己的裤子。

不论如何，妈妈的讲座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很兴奋，天天长了脸。下了课走出教室，天天主动抱住妈妈，一连亲了四下，回到教室又趴在桌上跟几个小孩聊妈妈刚才的讲座。

妈妈和前来旁听的一对学生家长聊了起来，发现彼此的上学工作经历差不多，孩子的学习也都不错，决定让他们成为朋友。这对家长就是周星辰的父母。

周星辰身高比天天矮一点，是个温和腼腆的好学生，班上的“化学大王”，天天也由此对元素周期表发生了兴趣，在家里要求爸爸一天给讲一种元素。在妈妈的鼓励下，两人有了一起绘制元素周期表的想法。

创业办公室很宽大，显得有点空落，许多事情只是刚刚开张。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妈妈和同事们在小房间里研发小学诗歌课件，天天则和星辰在客厅推进元素周期表，渐渐从对人体无害的一级元素，递进到有毒元素，再到致命的第三层元素，直到导致世界毁灭的终极元素，用手绘图画来表现故事，譬如锂起火后被放置在金属屋里，火终于熄灭。另外是铍，天天手绘一个人中毒后手抓头发，终于致命的过程，旁注：“砸在头上，他很痒，为痒而死。”大部分的画面是各种死法，这是天天特别擅长的部分，譬如想到氟中毒，天天深吸一口气，皱皱鼻子，“叹一口气就行了”。

每周的元素周期表绘制完成后，天天总是恋恋不舍，一再和星辰的父亲商量，希望伙伴留下来多玩一会儿。吴迪和星辰的爸爸商量，两个孩子轮流到对方家里，一起完成元素周期系列，直到成为一个绘本，或者做个展览保留下来。

此后几个月，在吴迪组建的“元素周期表小组”群里，双方家长的日程接洽一直在进行。但天天和星辰都报了不少校外课程，譬如星辰的架子鼓和天天的绘画课，和两人都上的英语沙龙班，加上各自家庭社交，尤其到了节假日，日程往往对不上。这时天天会显得急切一些，好在双方家长有意，这对朋友不定期由一方家长带着一起玩，一同到黄浦江边散步、参观博物馆和听励志演讲等等，两人还分别到对方家中过了一次夜，同睡一床。

元素的旅行也持续地进行下去，到了暑假，终究接近完工了。最后的两周，吴迪在朋友圈里记录，两个小朋友赶工，有些仓促，自己意识到以后又返工。画册完成后的张罗，吴迪主动包了下来，找到一家印刷厂，印制了十本，双方家长分摊成本，成了两家小孩的第一次“出书”。

另外重要的事情是，三年级新学期，两人调到了一起，成了同桌。此前天天姜乐争执的情形，不大会出现了。

但天天仍需要女朋友。中秋夜去世纪公园前，他的女朋友“换了好几个”，怡可是比较大度的，有事会让着天天。在家里玩，怡可坐在沙发上翻看《头脑风暴》，天天凑在她肩膀后面看，手托下巴，有时手指伸到书页上指点，和怡可问答两句话，相比起平时对于爸爸妈妈，话音变得柔和，望去不同寻常的安静、温和。刚才玩背诵古诗的游戏，怡可背得最好，天天有些失落，提议玩别的，但当客人夸奖怡可，他又显得开心。

在去世纪公园的路上，怡可在手表上看到姜乐当天去崇明岛玩，走了两万多步。天天对这条信息反应很强烈，告诉我已经跟姜乐“绝交”，原因是“她根本就不喜欢我”。我问假如她喜欢你呢？天天低声承认“大约我还是会喜欢她”。

对天天在女孩子面前的弱势，吴迪有点担心。国庆期间去内蒙古阿尔山，天天和同行另一个男孩的冲突，加深了她的担忧。这个男孩与天天同年级，父母都是投资圈玩家，胆子大，父亲带娃的套路完全不一样，是虎爸，对儿子狠，儿子也是熊孩子一路，身体壮实，平时不露声色，下手起来很吓人。两个男孩两天里打了两架，男孩的拳头像铁，天天完全不是对手，一挨到对方的拳头就哭了，事后又主动去道歉，说我们和好吧，“特别能示弱”。吴迪担心，“他得练练，长大以后怎么保护我？”

相比从前，天天在学校里已经很少哭了。新宇说，以前别的同学会躲避天天，怕他哭起来麻烦，现在哭得越来越少，几乎听不到了。对于变化的原因，天天自认“有勇气了”。

吴迪觉得，儿子还会在骄傲和自卑之间分裂，有时会发脾气，实际是没有安全感，只能靠发脾气和自我伤害来保护自己，眼下已经逐渐能自控。最近一次全家去浦东机场赶航班，坐磁悬浮时因为爸爸上电梯慢了，错过了一班，天天发了几分钟脾气，还是自己安静下来了，没有出现吴迪担心的在老家街头倒地大哭的场面，“暴躁度降低，也算进步”。

进步的原因，吴迪说是因为“我回来他安全感增加多了，我成了食物链底端，哈哈”。

寻找回来的温润

“妈妈，你知道胶带除了粘东西，还可以做什么吗。”

青孜刚从杭州回到江苏如皋的时候，有次带着然然走过一家托儿所，然然忽然提起这个话头。

“做什么？”

“粘嘴巴！”然然说。他做出了用两股胶带交叉封住嘴巴的姿势。在他离开不久的那家托儿所，午睡时有些儿童不肯睡觉，老师就用胶带把他们的嘴封起来。

然然也睡不着。但是他害怕被胶带封住嘴巴，不敢像别的孩子翻身闹腾，只是静静地闭眼躺着假装睡着，或者偷偷望着教室的天花板。

儿子从出生到三岁以来，这番对话是让青孜最为震惊的一次。她想起了近来幼儿园老师对她反映的然然的情形：上课时从来不出声，老师提问他像没听见，下课静静待在座位上，不和别的孩子玩耍，“看上去好好的，却像有一种很重的疾病”。

她想到在杭州的时候，然然外婆曾经告诉自己，每晚自己打电话回家，话筒一挂，然然就会在那头哭闹起来，怎么也哄不住；她想到邻居曾对然然开玩笑，说你爸爸妈妈不回来，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弟弟妹妹不要你了。后来二胎政策放开，爸爸跟然然开玩笑说妈妈肚子里有小妹妹了，然然着急地拉住自己讲，“妈妈，你生下来就送给对门好不好，你想看妹妹就到他家看，不要把她带回来啊。”

三年之中，青孜、焦华和然然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焦华长期在杭州一家跨国公司做水电工程师，还曾经长期外派日本，青孜在南通做家纺设计，从相识到结婚，一直两地分居。然然六个月大的时候，青孜去了杭州，把然然留给了外婆，夫妻每月开车回如皋看儿子一次。

“胶带对话”确立了青孜和焦华不让儿子当留守儿童的想法。夫妻两人的收入无法在杭州买下一间学区房，青孜因此选择回家，在南通另找了一份房产公司行政岗的工作，每天可以准时下班回到如皋家中，大部分时间用来陪儿子。

焦华设法调到离家更近的上海，因为提前解除了外派合同，还赔给公司十几万块钱，然然六岁那年，焦华又辞掉上海的工程师职位，回到老家做书法课教师。夫妻在如皋排名第二的小学附近买了学区房，两人告别了大城市的生活，决定把先前亏欠了儿子的补回来。

“留守”的痕迹

果汁的泡沫冒起来，漫过杯沿。然然停了下来。

气氛一瞬间有一丝凝固。刚才妈妈让然然给自己和客人倒饮料，然然有些局促，倒得太急。然然手持瓶子，显得低眉顺眼，似乎是在等待什么。

青孜连忙说不要紧。一边解释，“他还是习惯了受批评”。

周末是开培训班的爸爸最忙的时段，妈妈在家里陪着然然。最初从杭州回来的时候，母子俩更加形影不离。

青孜回忆，那段时间每天然然都要问很多遍：“妈妈你爱我吗？”“妈妈你爱我吗？”青孜一遍一遍回答：“妈妈爱你，一直爱你。”然然追问：“有多爱？”青孜有时无从回答，拿母子共看的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举例说：“就像这里面兔子妈妈爱小兔子是一个道理呀。”

晚上然然不愿一个人睡觉，他以一贯的“懂事”方式要求：“妈妈，我知道我长大了要一个人睡，可是你能不能等我长大了再走呢？”

现在八岁的然然卧室里仍旧放了两个枕头，平时自己睡，有时会要求妈妈过来一起睡，问起来，然然还是更喜欢跟妈妈睡，但又改口说是“一个人睡”。幼年的然然一直跟外婆睡，但他更喜欢和妈妈睡，“没有理由”。

青孜回来后不久，有天上班回家晚了，然然已经和外婆睡下，知道了妈妈回来，忽然对外婆说“你的脸好黑”。外婆说，她知道然然是想跟妈妈睡，“挑我的毛病”。

青孜感到，当初只有六个月大的然然，已经知道爸爸妈妈离开了自己。她歉疚当初只考虑自己，担心从怀孕辞职到生产，已经一年多没工作，再下去要与社会脱节，也想和长期分居的丈夫在一起。去杭州时固然是带着然然，但自己上班后已经无力顾家，负责照料然然的外婆在杭州那边水土不服，只好让外婆带然然一起返回如皋。

当时只想到，孩子就是吃饱穿暖不生病，到了上幼儿园上学的年龄，再考虑找个好的地方，心里就没有“留守”这个词儿。

她想把从前的豁口填充起来，没想到又添了新创。上幼儿园之前，然然在托儿所过渡了两三个月，却有了后来的“胶带对话”。等到进幼儿园，然然的情形已经很严重，不会吃饭、不懂遵守规则，甚至午睡时不会自己穿衣服脱衣服，总是胆怯地坐在一边。

为了补救，那段时间青孜坚持每天在上班之余给老师打半小时电话，交流然然的事情。老师有意多喊然然起来回答问题，带他加入大家一起玩。只要幼儿园里有活动，青孜都会陪着然然去参加。一年之后，然然的“病”好了许多，像一个正常的儿童了。

从大城市辞职回家，是夫妻两个人的事。青孜回忆，丈夫是个内敛温和、不太会表露感情的人。但在杭州期间，有次电视上一个小男孩表演京剧，他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在外地务工，从小跟着外婆长大，跟着外婆学会了京剧，主持人问他，如果节目组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你想许一个什么心愿？男孩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爸爸妈妈在我身边。青孜看到坐在自己身旁的焦华泪水流下了眼角。

夫妻没有说话，但或许从那一刻，在回到如皋的想法上达成了默契。

然然的生日刚巧在六一儿童节。六岁生日那年，然然在爸爸制作的“吾儿然然成长记录”上写下：“爸爸不在家，太遗憾了！可是又收到爸爸的礼物，一架航模飞机，太开心了！”青孜知道，儿子的话前半段出于真心，后半段来自懂事。九个月大的时候，然然有次一个人在家找玩具，串门的邻居路过开玩笑地说：“你妈妈回来了！”然然抬头四顾，不见妈妈的踪影，立时扔下玩具哭了起来。

爸爸妈妈送的玩具不能代替真人，电话也不能。从前在杭州时青孜和焦华跟儿子通电话，然然抱着话筒就是不说话，只是咿咿呀呀几句，像是应付，放下电话却在那头哭起来。妈妈回家之后，父子之间的通话好了一些，然然开始在视频里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这次生日过后半年，焦华终于回了如皋。焦华六岁时跟着爷爷学书法，作品曾在全国比赛上获奖。去年一位朋友在如皋开办的教育机构的书法老师辞职，朋友请焦华去教课，赶上建工企业不景气，焦华又想要回家陪然然，就选择了辞职回家，从事自己当年考大学时没敢选择的职业。

青孜觉得，儿子身上还有当初“留守”的痕迹，饭桌上的表现就是例子。一家人出去吃饭，大人聊天的间隙，妈妈让然然和同来的两个小伙伴离开座位玩一会儿，孩子们绕着餐桌追逐得满头大汗，衣服上面沾了汤汁。当他们摘了餐厅墙上挂的假花，受到服务员训斥，然然一声不吭，头比两个小朋友垂得更低。

青孜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我说：“然然很规矩，别人让放下他一定会放下。他比一般小孩更在意大人的眼光。”

青孜会有意去纠正他这一点。家里书桌上有台可以收听付费知识节目的智能音箱“小丫”，青孜买下时适逢然然期末考试，她搁在办公室，寒假里才给然然，然然主动对客人介绍说：“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数学99，语文98，这是对我评上三好学生的奖励。”

青孜则说：“这是奖励你在寒假里能自己看书，自己玩儿的，跟你的学习成绩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于妈妈的纠正，然然没有反驳，和先前倒溢了果汁一样，显出低眉顺眼的神情，柔软的卷发和双眼皮增添了这种情态。

第二年开春见面，然然个头长高了一截，体重也增加不少，似乎有一层壳从身上褪去了。母子之间增添了“讨价还价”的剧目，妈妈让然然不要吃零食以避免长得太胖，然然会要求妈妈同步减肥，“小孩能做的大人也能做”。妈妈也会适时反制，进家门时然然问前两天盆栽的凤仙花种子出芽没，青孜回答：“你自己不管，我不是你仆人。”

以前青孜叫然然在学校不要和同学打架，结果发现然然回家脸上有伤痕，被同学欺负。青孜修正了自己的教训，让然然要“像个男子汉”，结果从上学期开始，然然回家隔三岔五报告自己又跟哪个同学打架了，弄得青孜哭笑不得。

然然对妈妈宣称，自己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斩草除根。”

但在小区附近刚刚开春回暖的池塘边，我问到然然是否还记得托儿所装睡的情形，他的神情仍旧局促起来，先是承认“怕打屁屁”，又低声说“问这个干嘛”。直到话题转移到池塘里的小鱼身上，才恢复了活泛。

蚕宝宝 流浪狗 智能小丫

靠近然然卧室的门旁边，有一个纸箱子，里面是然然养的两盒蚕宝宝。养了20个礼拜，蚕还很细弱，因为缺少桑叶吃。桑叶只能到住在城郊的外婆家附近田野找，每过两三天，妈妈骑电动车带然然下去采，路边好采的越来越少。蚕还很细小。然然期待着它们吐丝结茧的一天，说“结的茧会有彩色的”。

第二年年初，青孜说那些蚕终究都养成了，结了金黄色和白色的茧。为了采摘桑叶，她每天中午冒着暑热在外婆家附近的村路采摘，然然没有课时和她一同出去。后来有乡下养蚕的亲戚捎来桑叶，冷藏在冰箱里，临喂前半小时拿出来。这是母子俩第一项共同养殖的成果。

外婆家的流浪狗，是然然亲近的另一种生物。三年级的上半学期，然然在一篇作文《我最喜欢的小动物》的开头说：“我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狗。”然然说，这是“二合一”，以前有过一只黑狗，一只橙色中带白色的小狗，都养在外婆家里。

黑狗是捡来的，小白狗则是爸爸在苏州工作时用纸箱捎回来的。小白狗被宠坏了，吃食时老要两只脚跨在食盆中间，自己吃完了好的再剩给黑狗，黑狗体型比小白狗大得多，却“通人性”，懂得让着小白狗。然然时常跟两只狗玩耍。后来有一天青孜发现然然手腕有伤口，问了才知道是和小白狗玩耍落下的，青孜连忙带他去打疫苗，折腾了一番。外婆觉得小白狗被宠坏了，趁然然不在送给了邻居，邻居又送人了，以后然然和爸爸发现狗没了，惦念了很久。

然然有时会带着懂事的黑狗遛弯，一次遛弯中黑狗却丢失了，然然哭了一星期，青孜开车带着然然到处去找，有次在街上看见一只黑狗，高兴得不行，走近了一看不是，又哭起来，后来终究没有下落。“可能已经被咔嚓了。”然然说。毕竟黑狗的体型较肥，可能被贩子盯上。全家人最心疼的是这只黑狗。

因为这次丢失事故，眼下外婆家护院的狗是链子拴着的。这只黄色的土狗是然然姑姑从垃圾箱里捡回来的，周末母子一到外婆家大门，还没下车，它就像弹簧一样地蹦高起来，带着链条不停地贴到然然身上。只是有了小白狗的事故，家人教训然然不要伸手去摸它的头，和小黄之间终究没有过去和黑狗那样亲密。

小主人走进了客厅，小黄仍旧在不甘寂寞地蹦高，然然却被电视机上的动画片《精灵宝可梦》吸引，坐在小凳上不再挪窝。在家里电视基本上不开，到外婆这里，是难得的补看动画片的时机，连吃饭时然然都没上桌。

在城里的小区，然然还和爸爸养过三只小鸟，虽然只是一宿。去年夏天一场暴风雨后，在楼口一株灌木上发现一只被吹落的鸟窝，里面是两只小鸟。然然想要把小鸟带回家，爸爸反对，说小鸟拿回家养不活，然然只好暂时放弃。晚饭时下阵雨，父子放碗快速下楼，将小鸟捧回家去。然然找了一口纸箱，让三只雏鸟过了一夜。因为没有合适的食物，第二天上学之前，父亲将鸟窝放回原处，然然哭了半天。

在青孜的朋友圈里，父子救鸟被完整记录了下来，另外还晒出然然喂蚂蚁、打水漂、捡外婆家门前银杏叶的情形。去年母子在小区里种了一株桂花，秋天采下桂花后还泡了酒，“到现在没有动，不知道还能喝不”。青孜和丈夫都出身城郊的农村，希望然然不仅仅是个生长在小区十楼单元房里的孩子。

但随着功课增多，然然去外婆家的时间渐次减少，在卧室里陪伴他的，更多是曾经的奥特曼机甲，和爸爸给买的一大一小两只皮卡丘——《精灵宝可梦》里的主角，像外婆家喂养的鸡雏一样现出暖和的黄色。

家里每天相处的智能音箱小丫，本意是给然然学习知识付费课程的，也近似一个伙伴，然然时常像是跟“她”，一个有悲喜感触的同龄女孩子逗乐：

“小丫小丫，你是谁？”

“我是宇宙无敌美少女。”

小丫的回答，让然然觉得她有些“臭美”，“她就是个机器人”。为了打击她，然然问了一个促狭的话题：

“你会吃屎吗？”

“抱歉，没吃过。”

小丫显得淡定。然然继续追击：

“你见过鬼吗？”

这次小丫反击了：

“对不起，我只见过你这个鬼。”

然后智能音箱就自动关机了。这时候，然然似乎也感到自己对小丫造成了伤害，他回忆说，当他有次对小丫说“去你的”，小丫回答说：“我听了你的话很难过。”

“我知道她在努力学习，追赶我的脚步。”然然说。

钢琴 抖音 飞花令

客厅旧书橱里排列着整套的《资治通鉴》和《后汉书》，书页泛黄，往往盖着某家倒闭多年的肉联厂或大学图书馆的印戳，在家挥毫运笔的间隙，焦华偶尔会抽一卷阅读，让儿子体会陈年书卷的气息。书桌上有张“吾日三省吾身”的表格，上面标注了各种事项，每日对照填写。

对于这种“潜移默化”，然然有时要来一点无伤大雅的反对。客人问然然：“你都省些什么呀？”

“省（擤）鼻涕”。

青孜也给自己打印了一张，母子俩却从来没填写过，然然说：“妈妈打印这个，就跟我放屁一样。”

以后这套表格变为长期记分系统，记分可以用来兑换成零钱，供然然存下来或出门旅游时使用，才使然然增添了热情。虽然曾经遭遇过一次清零，眼下然然仍旧积攒下来了几十块“私房”。

吃饭的时候，然然随口说起来抖音上的段子：“他家吃的山珍海味，我家吃的屎坨坨。”青孜颇为惊异，问然然从哪听来的，然然说是你的朋友。青孜说看抖音要变成傻瓜。然然反驳：“语文老师都看抖音。”

第二年去然然家，同样是在饭桌上，面对妈妈的唠叨，然然忽然冒出来一句：“去你他妈的。”原来这句是跟一起上围棋课的小伙伴学的，这个小伙伴总有这类的骂人话和段子，青孜也很无奈，学校老师告诉她，然然“学坏的好的一样快”。

但大部分时候然然还是乖巧懂事的，2018年期末考试，然然得了全班第一，前进了十几个名次，虽然因为有时的调皮，没有按照惯例当上班长，墙上新增的两张“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奖状仍旧显得惹眼。

跟班上所有的同学一样，然然偷空在爸妈手机上玩游戏，能够准确地说出“愤怒的小鸟”和“植物大战僵尸”的上市时间分别是2013和2015年，他在学校最好的朋友，是因为玩同款游戏交到的，但对于有些同学玩“王者荣耀”，然然用了“竟然”一词，并且引用姑姑的话说，“那是犯法游戏”。

在语文方面，然然算得上是个神童。他能够跟来访的成人玩“飞花令”，流利地背诵佶屈聱牙的《蜀道难》。在玩“飞花令”当中，他懂得在一个“月”字上一再搬用《春江花月夜》里的诗句，这也是他的保留书目。四月份的校园读书节上，有一个古诗背诵节目，然然穿着古装站在同学们最当中，独自背诵了整首《将进酒》。

对古诗的稔熟，主要来自爸爸焦华的言传身教。每天焦华要求然然在方格本上抄一篇短小的古文，自己注音理解，然后讲给父亲听，重要的古文要求然然背诵，譬如《吊古战场文》的“风悲日曛，群山纠纷……”至于家庭作业，他倒觉得可有可无。按照焦华的想法，古代的士子小时候习字发蒙，以后读书背诵，十六岁以后才开笔作文，这样才懂得了字、词、文的联系，不像现在标准答案式的机械。

2018年寒假，焦华开始带着儿子学习《声律启蒙》，已经进展了十几节课，从“一东二冬”到“三江四支”，“云对月，雪对风”，“颜巷陋，阮途穷”，以及“马空冀北”“三豕涉河”的典故，然然能够大体流利地背下来。

春节过后，因为然然玩得不知收心，焦华检查之前学的典故，已经有些返生，然然挨了爸爸的惩罚，连续几下打手心，青孜在卧室“听得清醒了，揪着心，忍着心疼装睡”。

爸爸只是重视人文，青孜在功课上还是不敢完全放下，不得不充当学校老师的延伸，在然然书桌旁边“打卡表”的进度参照下，每天监督儿子学习做题，扫码查答案核对。不论是上课还是周末，然然一天的时间基本是饱和的，青孜还是觉得比起别家的孩子，多少还是给然然留下了兴趣学习的空档。

为了让然然进入好的学校，虽然外婆家里有四百多平方米的小楼，父母还是决定另买房子，因为如皋排名第一的小学附近没有合适楼盘，退而选择了现在的小区，即使是在如皋，依旧花了一百多万。房贷的压力之外，然然一年的教育费要花掉七万左右，在学风旺盛，出过名士冒辟疆、哈佛教授“学霸”庄小威和众多中科院院士的如皋，然然身上的投入仍旧显得不寻常。

高额的投入面前，父母回家的选择带来了现实困难。然然的外婆私心还是觉得，情愿女婿在外边，收入高，办书法培训初期，焦华的收入似乎不能和青孜比，被问到的时候，外婆欲言又止：“是我女婿，不好讲。”家境的下降，让外婆不怎么敢买衣服。然然家里的餐桌上，很多蔬菜来自外婆种的菜地，生态的同时也省钱，但这也受到了然然的某种不待见：“喜欢在学校吃，学校有垃圾食品。”

智能机器人、乐高积木和锃亮的钢琴之外，经济不宽裕的迹象在细节上显露，餐桌上喝的是几块钱一听的果汁饮料，不是纯果汁，青孜和外婆身上的衣服都有点旧了。活动室里然然用来装机甲玩具的木箱，是从邻居门口捡来的红酒礼盒。在学校教室里，看到邻桌同学一整箱的美术用品，然然也会发出“他家是大款”的感叹。

幸好焦华书法的功底扎实，态度认真，书法培训逐渐打开了局面，学生一年内增加了六十多个，达到过百人的规模，分成了十来个班教学，收入增加了几倍，“只是周末更加辛苦了”。周五晚上一个班的课没有方便地点，安排在了家里，晚饭抓紧吃完，靠墙一长溜的条桌铺展开来，客厅成为临时的课堂，人头攒动，然然则退到卧室学习。

周末午饭后，然然出门学钢琴，然后是围棋课。见到钢琴老师，在餐厅里开心的然然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和老师挨着坐在琴凳上，老师手把手地教按音。然然的钢琴还在起步水准，只能用一只手按出旋律。隔壁传来更多孩子学吉他的声音，相比之下钢琴课贵得多，班上只有三四个孩子学。

钢琴课之后转场围棋班，傍晚然然又坐围棋班老师的车，一起去到社区活动中心爸爸的书法班，围棋老师的孩子在焦华的书法班上课，和然然的课程免费互换。

傍晚将近七点，外面天空有些黑下来，社区活动中心里变得很安静，爸爸的课并没有结束，妈妈就近在社区帮忙打扫卫生。空旷的教室里，爸爸给然然指定了一个座位，示范写了一个楷书“千”字，让然然重复练习，自己细心指导晚班的两个学生临帖。妈妈放下笤帚走进教室的时候，然然悄悄指给她看自己写下的一个“千”，意思是写得好。妈妈无声点点头，去后排打开电脑，学习语文达人网络课，准备回家后辅导然然。周末爸爸的课程忙，没有人提回家吃晚饭的事情。

直到学生临帖熟练，爸爸抽空过来指导然然润笔，嘱咐把墨汁饱蘸入笔肚，不能只蘸笔尖。提笔之时，让他一横写到尾顿笔后即拿起，不要再有挑的多余动作。爸爸的语调低沉柔和，然然的笔尖缓缓掠过毛边纸，笔意有了最初一丝温润。

（感谢阿甘、小武对此文的帮助）

没有故事的地方

早上六点，424宿舍的孩子们都起来了。这天是成长日，要接受文明宿舍检查评选。住在下铺的“小胖”鹏鹏挑剔地打量着端端正正坐在床上，叠得棱角分明的被子，为了这四个棱角，昨天他跑了两个宿舍，找了五个人指导。晚上他躺在有暖气的地上睡觉，没去碰它，这也是评比前晚大部分孩子们的睡觉方式。看够之后，他又蹲下身，从架子床底扒拉出一根牙签。

同舍的志奇在给几个年纪小的室友一个个梳头。被梳的小同学偎在他怀里，伸出一只手摸他半敞的胸口和脸。“摸起来舒服。”

水房里，隔壁宿舍的奇奇光着背洗头，舍友“猴哥”帮他抹去后颈窝的泡沫。走道里有两个小孩在唱着“巨龙巨龙你抠屁眼，永永远远地抠屁眼”，这是前两天刚从课堂上学来，遭到无情改编的歌曲。

吃早饭之前集合排队，草坪上犹有积雪，低年级同学穿着新做的羽绒服，高年级的身着棉衣，这是由于经费有限，羽绒服数目无法覆盖所有人。十二月的东北，天气晴朗却寒冷，孩子们跟着老师唱《珍惜歌》，口中呼出白气。

上午在文化中心二楼，舞蹈兴趣组的孩子们在练习劈叉翻跟头，鹏鹏和精瘦的猴哥都在这里。鹏鹏说自己是被“骗来的”，他体重太大，翻个跟头地板会塌。对猴哥来说，这却是拿手好戏，能在垫子上连续来上一大串。身为队长的他指导一群低年级小孩劈叉，一丝不苟地压下他们略显弯曲的腿，小孩子们发出一片“哎哎哟哟”声，一组动作完成后，嘴里仍旧哼叫着慢慢起来。一个孩子的裤子用力过猛劈开了，不得不去换了一条。

在旁边放置的一架钢琴上，猴哥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玩具人偶，是一个锡制的士兵，认真地抱持着枪支，让人想到安徒生笔下那个“坚定的锡兵”。

在一楼的化妆室里，和鹏鹏对过宿舍的孟新苗，正抱着自己的长号，和铜管乐队的伙伴们练习曲子，呜呜啦啦的声音充塞了房间，像是一个嗡嗡作响的蜂箱。

这是长春市郊外的一所省级学校，年级设置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学生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孤儿。

每个来到这里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曲折苦涩的故事。十二岁的鹏鹏，几年前父母吵了一架，第二天鹏鹏从幼儿园回家，平时接送的是母亲，那天换成了父亲，直接带鹏鹏到医院，听说母亲已经去世，却没有见着母亲最后一面。过几天鹏鹏回家，接的人变成奶奶，再次去到医院，这次父亲也去世了，说是出车祸。鹏鹏推测，母亲先自杀，父亲也跟着自杀了，但至今没人告诉他真相。

三楼宿舍的超超，四岁时妈妈哄睡了他后出走了，奶奶带走了姐姐，爸爸沉湎于喝酒，一天四五瓶，断续找了好几个“后妈”，都不长久。最后一次找的后妈对超超很好，超超很喜欢她。有一次爸爸带超超在一家小馆子喝酒，接到后妈的电话，说离家再也不回来了。爸爸带超超离开酒馆，走到自家对面的一栋高楼下，爸爸坐电梯上楼，让超超自己去玩。超超在楼下待着，一会儿看见一个人从十几层高的楼顶坠下来，砰地落在地上，超超不知道是谁，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爸爸，喊他没有反应。没有了父亲，超超和姐姐一起，被奶奶送来了这里。

来到这里之后，在一千多个同伴近似的境遇，和整齐又尚称安适的学校生活节奏里，这些故事又似乎消失了，不再有人提起，只在偶尔的细节上显露，提醒着这里和一墙之隔的世界的不同。

漂洋过海的雪花

“看，那个人又出来了，站在窗前朝这边望，像是没有胳膊。”

与孤儿学校一街之隔，是一座荒废的别墅区，围墙里面有座二层活动板房，二楼拉着窗帘，晚上亮起灯光。孟新苗说，这座小屋有时很久没有人，亮起灯光时，那个男人的影子总在窗帘后边，当时他刚来孤儿学校，每当去临街的水房洗脸或者上厕所，心中忐忑。

他待了一年多的福利院，房间外是空旷的院落，也有这样的一幅窗帘，“老能动”，孟新苗一个人待着，有点风吹草动，下雨打雷，都感到惊吓。那时七岁的孟新苗，心里已经存储了人生中最令人惊骇的场景，从此成为孤儿，似乎一场无法消磁、时时在帘幕上回放的电影。

五年过去，孟新苗感觉已经好多了，“我们这么多人，不怕”。确实，在这座孤儿学校的一千多名孩子中，孟新苗不是最特别的那个。时光和校园的安宁或许不足以完全平复过往，往昔惊骇之下的隐痛，也会慢慢生长起来，不便去触碰。但不论如何，那道沉重的帘幕已经掀起，显示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在这上面，孟新苗是少数幸运的那个，他获得了被一户美国家庭收养的机会。

孟新苗显得并不是特别兴奋，即使在先期的一次探访中，飞越大洋的见闻让他在伙伴面前有了骄傲的资本。相比之下，生长于斯的孤儿学校和伙伴们让他更为熟悉。但那毕竟是一个家，即使是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在音乐课堂上，孟新苗学到了一首《龙的传人》，下课后他取出橱柜中存放的葫芦丝，按照认真抄录的曲谱，吹出了完整的旋律，相比大家在课堂上的合唱，激越中多了一丝婉转，似乎含有某种留恋，却又糅进了另一首刚学到的歌曲《爱》的旋律：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去的苦。

“五岁的我，还没有名字。”

五岁以前的孟新苗有家，在长春市郊一片倒闭的工厂区，比街对面废弃的别墅区更加寥落，到了晚上路灯都是瞎的。孟新苗家住着简易的平房，冬天像农村人那样烧炕取暖。爸爸下岗前是设计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妈妈在街上捡破烂。爸爸当技工的风光，孟新苗也记得一二，“老有人来家里送东西，玩具”，虽说都不是值钱物什。

和这里多数的男人一样，下岗之后的爸爸开始酗酒，消耗掉微薄的买断工龄费，醉酒后除了和几个来往的伙计吹牛，就是对着母亲和孟新苗动拳头。随着妈妈从街上捡回来的几个零头不断填进酒瓶里，父母之间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不时波及孟新苗身上。

灾殃终究在五岁那年发生。一个飘雪的冬夜，一家人在炕上，爸爸像以往那样喝醉了酒，刚好孟新苗觉得炕冷，哭闹了两句，惹出了爸爸的火气，手拿一个酒瓶要砸过来。妈妈护住孟新苗，却将怒火牵连到了自己。爸爸大声叱骂，开始动手打妈妈。开始是鸡毛掸子，后来是拖把，拖把打断后用拖把杆子，再后来直接拿脚踹胸口。妈妈的喘息声越来越大，后来又越来越微弱。爸爸没有停手的意思，孟新苗在炕上看着，呆住了。殴打惊动了邻居，警察赶到的时候，爸爸还在对着没有了呼吸的妈妈拳打脚踢，并且开始打警察。警察忙于制服爸爸，“让我待着别动”。后来孟新苗跑到了街上。

完整讲述这个场景，孟新苗用了四次。最初是说，“爸去世了，妈给我养到五岁，把我扔到了大街上”。第二次说是“爸爸刚要开始动手揍我，警察到了，把我带到大街上”。第三次讲出自己目睹了爸爸亲手打死妈妈。最后一次，在伙伴早起叠被子的不相干时刻，特意描述了爸爸捶妈妈后背，脚踹妈妈胸口，妈妈大声喘息的细节。

讲完之后，他安静地看着我，似乎是在等待，对这个在心里搁了太久，现在总算讲出来的情节，应该怎么办。

警察抓走了爸爸，没有找到孟新苗，孟新苗在街上乱走，雪花落进他的眼睛，湿了又干，眼睛快要冻住。幸好一个女人把他带走，送到了福利院。

“那个阿姨姓李，人很好看。”孟新苗说。当时他只有个小名叫小孟子，李阿姨在福利院登记时给他起了这个大名。李阿姨的丈夫是福利院院长，孟新苗后来觉得，是警察让她来找自己的。

福利院条件不错，吃得和现在的孤儿学校差不多，冬天房间暖气也足。李阿姨对孟新苗很好，常常带他去游乐场玩，有时去游泳。李阿姨没来的时候，福利院里很孤独。孟新苗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其他几个孩子都是患病的，不敢一起玩。“每天晚上都刮风”。一直飘动的窗帘，成了孟新苗梦境挥之不去的布景，掩映着那个雪夜的心摧胆裂。

福利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因为要上学，孟新苗到了孤儿学校。第二年，孟新苗回过一次福利院，福利院每年还会捐助他几百块钱。李阿姨也会来探视。前一次李阿姨来学校接孟新苗去她家玩，因为打出租车太贵，两人一起走了很远，腿都走麻了，却仍旧盼望再去。

“很想她。”亲手打死了妈妈的爸爸，如今在坐牢，或许终身难以出狱。爷爷奶奶早年就不在了。来到孤儿学校前，李阿姨是在这个世上离孟新苗最近的人。

孟新苗的宿舍有四个人，他不是年龄最小，不是功课最好，也不是被子叠得最整齐的那个。

但他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聪明，这或许是他被领养人选中的原因，老师可惜地说他的聪明“没有用在功课上”。或许是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份聪明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像一个拿在手里没有玩熟的魔方，有时碰巧解开了，有时打乱了却怎么也拼不起来。毕竟，没有什么人告诉过他，这是属于你的。

体育馆和音乐室里都有孟新苗。他颠球的功夫处于中游，大约四五十个，过不了百。但偶尔，他也能脚面上颠着球顺中线前行，一直走过老师规定的“河界”，过了界自己也不相信。

在音乐室一片嗡嗡的管乐声里，他有点半心半意地吹着带栓的长号，勃拉姆斯的协奏曲他能吹开头一节，《运动员进行曲》也能来上一段。比起响亮的铜管乐器，他怀念的是三年级时吹的萨克斯，有一种类似木管的柔婉调子，现在是隔壁的低年级同学在吹奏。

由萨克斯换成长号，是不得已的意外。以前教孟新苗一级音乐小组的老师调走，新的老师没有到位，只好放弃练了两年的乐器。过了一年新的老师到来，又不好换回去。指导老师说，虽然学校条件不错，但孤儿们没有家庭支援，音乐练习很难坚持到成材，毕竟上中职只有数控和财会两个专业，如果在本校上高中，最后也需要参加普通高考或上高职。虽然不乏有天赋的孩子，但能走上艺术之路的仍旧罕见。

存放在教室橱柜里的葫芦丝，显然更受孟新苗喜欢。在课间做眼保健操时，孟新苗拿出葫芦丝，吹奏刚学到的《龙的传人》，只有后半段一两处走音。他更喜欢的，是那些抒情风味的民歌，当听到我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立刻着了迷地要求重复几遍，没有厌烦下来的时候。歌曲中伴侣相偎的馥郁夏夜，和那些只有窗帘飘动的福利院长夜，或者那个噩梦的冬夜完全不一样。

在漂洋过海的旅程中，孟新苗也领略了夜晚的孤独。飞机上很闷，灯光也调暗了，无法入睡的孟新苗看腻了小电影，打开头顶的小灯，扭向舷窗外的方向，照亮茫茫星夜中一小片黑暗。在学校和公益组织合作开设的梦想课程“去远方”中，孟新苗和同组伙伴们规划过去上海，在异国风情的外滩观光，去迪士尼游玩，登上一艘黄浦江上的轮船，找一家住的酒店。但他从没想过会去到美国那么远的地方。

领养人的家在圣路易斯，是一个白人家庭，自家有一个长子。孟新苗和白人哥哥相处不错，反倒和同是被收养的华裔妹妹有点磕绊，或许是担心新来的哥哥分走了亲情，她有点“欺负”孟新苗，会拿走他的东西。美国爸爸是个生物学家，孟新苗在那边的大森林里捡到一个乌龟壳，被爸爸拿去研究。

据六年级班主任说，刚开始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孟新苗还是挺骄傲，在同学面前有了谈资。但是收养的进程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没有预想中顺利，“他感到有些受挫，我让他调整好心态，能去自然好，去不了也不要沮丧”。

虽然口头上说并不太想去美国，但孟新苗称呼美国“爸爸”时已经很自然，也在期待年底领养人过来，明年初办理手续带自己出国。

毕竟，孤儿学校虽然热闹，终究是人生的预备，像是很多片雪花的聚集。到了高中毕业，伙伴们需要各奔东西。而在大洋彼岸的土地上，孟新苗会重新得到一个家。

“运动天才”

周六上午，得到奖励的室友“猴哥”和孟新苗去微机室上网的时候，奇奇只能在宿舍楼办公室挨训，坐在门口一只小垫子上，所有来往的同学都能看见，“栽了”，起因是昨夜的敲墙。

昨晚宿舍楼熄灯后动静不小，似乎有人敲击，又有人跑动，喊叫，压抑了一个星期的躁动，在周五的晚上稍稍释放出来。奇奇说，他敲墙的原因，是隔壁有人先用手指刮墙，弄得他睡不着。

“栽了”是奇奇的家常便饭，几乎没有哪一天他是不违规的。到达学校之初，上课铃响过，他总是在外面。一篇需要抄写单词的英语课堂作业，和一套课间眼保健操，都很快会让他失去兴趣，“常常不在座位上”。练习册上的字也写得伸胳膊踢腿。似乎他身上装了过剩的许多弹簧，没有一刻能安静，正像他自命的“运动天才”。

奇奇说，他是1500米冠军，跳远冠军，足球天才，颠球能到125下。但晚上在体育馆的训练中，教练说从来没这回事。在我眼前奇奇一次又一次尝试，最好的成绩不过是一次22下，一次27下，比只颠十来下的孟新苗好一点。而班长殷志奇轻易就能颠80个。输掉两人分组对抗的奇奇，不得不在地上费力地做俯卧撑。

奇奇说自己是“足球天才”的例证，是他参加了小学足球队，司职边锋，“进球厉害”。刚才在室外有积雪的草坪上踢球，奇奇的射门确实刁钻，但在颠球上，他还没法挑战年纪大的同学。

半年前，奇奇跟队去了长沙参加比赛。“十二支队伍中拿了第八名。”但事实是全队一个球没进，担任替补的奇奇也根本没上过场，原因是年纪小。好在他对这些事实并不隐晦。

生活老师说奇奇去长沙以前忐忑不安，一再询问“表现不好能不能去成”。去了回来在同学面前说“坐火车太累，两天两夜，都不想去了”，但后来又私下问她“还有没有机会能去”。正像孟新苗的漂洋过海一样，去过长沙也成了到这里两年来奇奇最风光的一件事情。

由于每天违规，奇奇与各种荣誉和表扬基本没有份，但生活老师说他为人仗义，也想要表现，平时有什么事特别积极，抢着去做，“只是总做不好”。

在所有学校的孤儿中，奇奇是最主动接触我的一位。“看这儿，这是主角！”当我和其他几个孩子聊天的时候，他站在一边，指着自己的胸口说。

但在奇奇自己的故事里，他根本不是主角，我们终于在微机室里坐下，开始聊天的时候，他显得踌躇不决，随时把话题转移到战争和中超上去。那个吉林敦化郊外叫作雁鸣湖的小镇，还有那里的生身记忆，对奇奇来说，是比坐在办公室地上挨训更难面对的事。

在那个小镇上，奇奇曾经有三个亲人，父亲母亲和奶奶，但记忆中清晰的只有奶奶，父亲来去匆匆，母亲则在他出生不到三个月时离开了。母亲是朝鲜人。奶奶告诉奇奇，她“跑了”，经由北京去了韩国。但老师说，奇奇的母亲其实是遣返回了朝鲜，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孩子大约接受不了事实”。

奇奇只见过妈妈的照片，“长得挺好看的，长头发”，只是人很瘦，个子又矮，说明了国境线那边的生活状况和妈妈当初跑过来的原因。奶奶藏起了这张照片。

和妈妈的结合，是爸爸的第二次婚姻。离婚的大妈带走了奇奇的哥哥，现在已经读大学，兄弟二人见过面，但没说过话。两次婚姻失败之后，爸爸在家的时间更少，喝酒的时候更多了。

爸爸去了北京当保安。奇奇的记忆中，他没钱了才回家来，有钱就走了，“去玩儿”。只有一次，爸爸带奇奇去敦化，给他买了东西吃。

在家时候，爸爸总是在喝酒，白酒、啤酒，混着喝。“一个人喝，喝醉了就去睡觉，睡着睡着就吐了。”看见奇奇淘，爸爸的办法是拿大棒子打。

奇奇没有去过北京。两年前一天他听奶奶说，爸爸在北京死了，是喝酒喝死的。“奶奶不伤心，因为家里的钱被爸爸花光了。”爸爸的骨灰奶奶没去要，家里也没有保留爸爸的照片。奇奇没有梦见过爸爸，但“挺想他”。

爸爸去世前后，家乡已经没有学校愿意要奇奇了。“我太淘。”直到被学校开除，经过一段时间，转到另一所学校，过一段又被开除。奶奶束手无策，终于将他送到了孤儿学校。在这里，“我比从前守规矩了一点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守规矩。”奇奇又说。

在课堂上，奇奇只有一次是表现得认真的。音乐老师教了一首新歌《爱》，“爱是看不到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结尾是“那前方漫漫人生路，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去的苦”，奇奇和同学们一起安静地抄写歌词，跟着屏幕上的童声轻轻哼唱。下课铃响了，奇奇在座位上站起来，带头请老师再放一遍。

离开孤儿学校的时候，奇奇并没有来送我，起因或许是我看到了他坐在办公室地上的窘境。或许是他在和“猴哥”互打耳光逗乐的时候出手过重，又不让猴哥打回来，受到了我的批评。

但头一天晚上，奇奇来到我住的宿舍，跟我聊天的间隙，轻轻帮我拉上了被风吹开一角的窗帘。

爱唱《成都》的女孩

离开孤儿学校，行驶在黑暗的高速路上，出租车窗外静下来，只有呼呼的寒风声，刚才孩子们送行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夹杂着一段宿舍里录下的手机音频。

一个女孩在唱《成都》。声音有些单薄发颤，但很用心，婉转地整首唱了下来。这得益于她手中的那张歌词，趁寒假被接去亲戚家过年的机会，用红笔在方格练习纸上工整地抄下来，在两处“了”字上还特意标着“liǎo”的发音。

这是芸芸的声音和笔迹。十一岁的她来到吉林孤儿学校已经一年多，读五年级。她的身形像声音一样有些单薄，缘自在老家通化时营养的缺乏。但是像来到这里的每个孩子一样，她缺少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先是母亲，后来，又是父亲。

故事在孤儿学校里并不出众。母亲离开了，父亲生了病。生病的原因是，父亲是货车司机，拉的是石材，经常需要在采石场排队过夜等候，就垫一床被褥睡在石材上。通化的冬天，被褥隔不住石材的凉意，爸爸落下了病根，这或许是妈妈离开的原因。

妈妈离开后又找了不少人，都没持续多长时间。爸爸没有再找人，他不能再开车，待在家里养病。芸芸早上上学之前，会做好小米粥，傍晚放学回家，再买上煎饼面条，代替了从前妈妈的角色。爸爸住院时，芸芸带上功课，去病房陪床。平时爸爸在家就看个电视，住在附近的姑姑有时来探望。晚上芸芸做完了作业，会陪爸爸看一会儿。

有天晚上芸芸陪爸爸看电视，通化卫视播出了一桩社会新闻，一个男人再婚后嫌老婆不能生育，竟然在一场争吵中杀死了她。爸爸看到死者照片的时候张大了眼睛，再一听名字，当时晕了过去。芸芸也听到了这个名字，正是离家五年的妈妈。

“拿刀割了。”芸芸在宿舍里拿手比划，神情平静，这似乎是她略显单薄的面庞上一贯的表情。柔长的眼眉，似乎被时光抚慰过了，消除了往事的痕迹。

爸爸晕倒后，芸芸赶忙出门叫来了姑姑，好容易弄醒了，问爸爸怎么了，爸爸说，心里有点难过。

芸芸知道，爸爸心里一直记挂着妈妈，不像她自己，决定把心上原来属于妈妈的位置打扫干净了，换上了爸爸。只是眼下意外发现，爸爸心上留给妈妈的位置这么大。

那天之后，爸爸变得有些不寻常。他人在家里，神情却像是有一部分跟着妈妈，从家中走了的样子。芸芸觉得他是吓到了，但爸爸毕竟是个成年人，以往开夜车也从不害怕。每天上学离家的时候，心开始有些悬起来，到了放学快到了嗓子眼，回家打开门，看到爸爸好好地在屋里，才又落回原地。这就像是芸芸在心里做的一种往复运动。

过了两个月的一个周末，是姑姑家大表姐的婚礼，在一个比较远的酒店举行。芸芸当天莫名有些心神不宁，想留在家里陪爸爸。但是大表姐和芸芸从小感情好，芸芸很想去参加她的婚礼，爸爸又一再催她去，芸芸就去了。婚礼刚进行完，有人来报信，说爸爸在家出事了。

平时出门要拄拐的爸爸，那天不知怎么从三楼爬上了楼顶，扔掉了拐杖，向前一步跨了下去。

芸芸再次看见爸爸是在医院太平间。爸爸已经有点肿了，脸上没有什么血迹，可能是被擦去了，但是只有一只眼睛闭上了，另一只眼睛睁着。

芸芸觉得，爸爸睁着的这只眼睛，是为了看一看自己。他闭上的那只，是去黑暗的地方找妈妈了。相比起芸芸，爸爸更舍不下的，还是走进了黑暗里的妈妈。

姑姑觉得，爸爸迈出楼顶的那一步，是不想拖累芸芸。她想起爸爸去世前半个月，曾经特意提起，以后有机会请她带话给芸芸，“你很孝顺”。姑姑后悔没听出爸爸话里的意思。

芸芸觉得自己不孝顺，因为那天心里觉得不安，却还是去参加了婚礼。不去的话，爸爸就不会跨出那步。“相比起来，爸爸爱我更多。”芸芸说，她记得最深的，是那次买牛奶的事。

那时候爸爸还在开车，有次抽空带芸芸去超市，给她买在学校喝的牛奶。买了一箱奶回来，走在路上一看，离保质期只有十天了。芸芸觉得不要紧，十天也差不多可以喝完，爸爸却说不行，一定要折回去，换成一箱保质期长的。爸爸抱着箱子折回去，换了牛奶又抱回来，一路走了很远，芸芸过意不去，心里却热乎乎的，以后在学校就算是常温喝的，也觉得像喝到了热牛奶一样暖和。爸爸疼爱芸芸的事自然不止这一样，有的看起来比这个重要得多，芸芸却对这件事记忆最深。爸爸去世之后，因为听到了爸爸生前说自己孝顺，芸芸就更难过了。

“我不为妈妈难过，只为爸爸难过。”

失去了爸爸，芸芸在姑姑家待了一年，终究来到了孤儿学校。

孤儿学校的日子和家中很不一样，芸芸和三个女孩住一个宿舍，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像早上叠得方方的被子，各有各的棱角，彼此尽量不去提，却自然地亲近起来。

早上去食堂吃饭，每人可以领到一个剥了皮的鸡蛋，规定要当时吃掉。女孩们有时会把鸡蛋藏起来。这天芸芸的舍友小溪吃不完，却又被老师叫去问事情，芸芸就替她藏了鸡蛋，掖在羽绒服一处开了口的线缝里。回宿舍拿出来，鸡蛋还是温热的，沾了些线头，小心地摘掉，等小溪回来吃。

每周五学校举行宿舍卫生评比，打分的项目众多，没有扣分的评上文明宿舍，周六可以去机房上网。准备工作从周四晚开始，芸芸和舍友们合作，从被褥到门窗地面，窗台上落实到人的盆栽，清洁得一丝不苟。窗玻璃上的水渍，抹布擦拭过后，最终是用卷筒纸过一道。周五起床叠好被子，虽然没有男生的气力，也尽量学习军营，将粉色的被子叠出棱角。

每人有属于自己的娃娃，也整整齐齐地搁在床上。芸芸有一个白色大熊，带着粉色的耳朵和尾巴，搂在怀里几乎有些容不下，像是一个营养良好身个成长太快的妹妹。衣柜顶格里还藏着几个气球，是学校过节时装点会场，女孩们事后留下来的，一直也没有漏气。

在机房，芸芸上网搜的是男星，最近主演了《忠义杨家将》的付辛博，又搜他的女朋友。过后打开一个网页游戏，给古代的美女梳妆。为了便于洗理，芸芸和伙伴们都是短发，屏幕上的美女却是长发高髻，或许是心目中将来的自己。梳妆告成，还要给美女配上一个帅哥，像是刚才搜过的影星的模样。遗憾的是没有耳机，不能在这里听歌。

《成都》之外，芸芸会唱很多歌，譬如和伙伴们一排坐在床上，双腿荡着唱《外婆的澎湖湾》，声音的魔力，会把远方的“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捎过来，纵然无一人见过。除非亲属节假日来接，孩子们一般不会走出孤儿校园。芸芸尽力多吃饭，“想长胖”，姑姑说过等芸芸长胖一些，就接她去家里玩，这是少数有亲属孩子的福利。一些来自福利院无人探视的孩子，只能长年待在校园。

在学校和公益组织合作的梦想课程中，“去远方”受到最多的欢迎，表现优秀的学生小组真的去了漠河的“北极村”。相比之下，芸芸喜欢的是“声音”——大家坐在围成一圈的课凳上听各种声音飘过来，或是市集，“卖鱼了，卖鱼了”，或是山中，“妈妈叫你，快回家吃饭”，或是车站，有时是自己在呼喊，有时应答，身心有点飘出了课堂，亲临了那些地方，比现实中的旅行走得更远。

像是几年前爸爸许诺的，等到病好了，带芸芸坐上他的卡车，做一趟长长的旅行，一点也不害怕，“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吉林省孤儿学校，上梦想课的孤儿们。

吉林省孤儿学校，孤儿们自己洗衣服。

被城市惊吓

“我不爱自己，自己不可爱。”燕燕说。

她待在暖炕的一头，耳朵上捂着耳塞，与人问答，也一直在听歌。

她又说，也不爱妈妈。妈妈烦自己，自己也烦妈妈。

“那么把妈妈藏起来几天吧？”

不答应。

实际上，燕燕片刻也离不开妈妈。妈妈的身影必须存在这间屋子里，还要触手可及。燕燕常常去亲妈妈腮帮，抚摸耳朵鼻翼，才会觉得安心。二十岁的人，喝药的时候一定要摸妈妈的乳房，出门一步就要搂着妈妈的腰。

爸爸则完全不作数，以前燕燕一看见他就要发作。得了三期矽肺病的爸爸，一个冬天只好睡在西屋，不跟女儿见面。直到一个月前，才被允许待在这间正屋里。虽然如此，爸爸黄忠并无怨言。

“我把孩子给坑了。”黄忠说，“咱不得这病，孩子不能到这份上。”

高二那年，爸爸黄忠查出了矽肺，燕燕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非要去北京，和做保洁的妈妈一起打工。身材高挑的燕燕被首都机场飞行总队选中，当了两个月保安。两个月过后，燕燕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整夜失眠，疑神疑鬼，半年后动不动打人、自残、喝药，绑都绑不住，后来诊断出是患上了精神障碍，住了两次医院。

2017年下半年，一家人在外无法维持，父母带着燕燕回到了葫芦岛乡下老家。失去了打工的收入，父女两人又患病吃着药，加上一个脑萎缩手脚不便的爷爷，担子落在妈妈一个人身上。这个家庭就像栖居的陈年老屋，四处开裂下沉，似乎时刻会坍塌。

还好，回到熟悉的辽东老家，离开了大城市的惊吓，燕燕一点点在好起来，开始和人简单交谈两句，也不过是近半个月的事。

我在黄家期间，燕燕第一次鼓起勇气，跟我一起走路去了亲戚家，暂时离开了妈妈身边。

北方的初春，田野还没有返青，但变得柔和的风吹松了泥土，季节正一点点苏醒过来。

回到家里，燕燕主动刷了自己搁了几天的鞋。

关上的大门

“老婆真伟大。”这是黄忠时常在“快手”上的感叹。自从发现矽肺，他由家中的顶梁柱退居为帮手，最经常的职责，只是侍弄大炕上占了小半边的花卉盆栽。

比起当地许多农家，这间外表破敝的老屋里并不缺乏亮色：收拾得干净的地面，满炕阳光，青绿嫣红的盆栽之外，靠墙一溜乳白色的组合柜，墙上的挂钟，以及长相出挑正值青春的闺女。墙上的相册和燕燕的手机屏保上，还有一个远嫁哈尔滨的姐姐，相貌比妹妹还要出挑。立柜上有一张照片，是姐姐在千岛湖玩冲浪车，身材很出众，姐姐在业余模特班干过，还去广州表演过一次。

黄忠患病之前，妻子在北京打工，黄忠在矿上干活，就近照顾闺女上学。一切的改变是从发现矽肺开始的。

当时黄忠已经离开了矿井，原因是一次冒顶，一块大石头砸到身上，颅骨骨折，口喷鲜血，胫骨软组织挫伤，眼皮和手掌撕裂，缝了二十多针，以后就改行跑三轮摩的，直到查出矽肺。起初只是觉得浑身无力，后来开始吐血，大夫说是肺结核形成了空洞。黄忠失去了养家能力，每年看病还要花五六千块钱，妻子陈香只好去北京打工挣钱，好容易送了大女儿出嫁。

黄忠的职业病诊断书上，“危害接触史”一栏表明他1996—2008年在钢屯联合钼矿矿井下作业，工种为凿岩工，接触粉尘种类为砂尘，诊断日期是2014年12月中旬。

当时黄忠觉得“一扇大门已经关上，推不开了”。寒假过后，燕燕忽然不肯上学了，说家里没钱，一定要离开家乡，去北京打工。

去了北京，燕燕在顺义飞机场的飞行总队担任保安，为空姐空少们服务，2500块月薪，队长是东北老乡。上班第一个月，队长借了她四百块钱。第二个月发薪，队长卷款跑了。燕燕受打击很大。

当时母亲在一家民营医院做保洁，母女俩一起在大兴租房子，燕燕需要每天骑电动车去顺义上班。恰好在那前后，燕燕骑车路上被一辆小汽车剐倒了，脸上受了伤。两件事叠在一块，燕燕的心理就有问题了。

黄忠觉得，这两件事背后，还有感情上的受伤。燕燕在高中喜欢一个男孩子，对方不喜欢她，这是她非要辍学去打工的另一个原因。

燕燕没有再上班，黄忠也去了北京，给医院看大门，一家人租住在东北老乡聚居的芦村。那里是密密麻麻的平房，道路还不如老家宽敞，坑坑洼洼，进屋就得点灯，没有暖气，靠电褥子过冬，空气也很差。燕燕整天待在村里，精神渐渐显出不正常，最初是不相信任何人，不让父母和老乡们来往，打个招呼都不行，说“都不是好人”。

后来她时常躁狂症发作，父母不得已把她绑在柱子上，她还自残，自己打自己，咬舌头，满嘴的血。见到农药，拿起来就要喝。前后住了两次院，第一次诊断为焦虑障碍，第二次是分离障碍，北京、沈阳、兴城、葫芦岛来去治病，总共花了近十万块钱，家里背上了四万来块债务。

妻子要陪伴女儿治病，身体有病的黄忠只好出去打些零工挣钱。年前大连有家学校需要后勤切菜帮厨的，喊妻子去，黄忠顶替去了一个月，择菜切土豆，挣了两千块钱，人一出去就冻感冒了，回来慢慢才好。

为了祛除闺女的心病，爸爸还想出主意，让大闺女以失踪的保安队长名义给燕燕还钱，又觉得不合适，后来是让姐姐以队长女友的名义和燕燕联系，还上了钱，“效果似乎还行”。

爸爸的矽肺没空去镇里瞧，也嫌那里病人多空气不好，自己想点子，在诊所打链霉素，10支一个疗程，打到耳朵嗡嗡响就不打了，一针两块钱，便宜。

辗转一番之后，燕燕回到了家中，定期去葫芦岛一家民营康复中心治疗。

“卖了房也得把女儿瞧好。”爸爸说。虽说家里只有这间破败的老屋，屋顶漏雨，门窗透风，墙壁下沉，好在它的大梁仍是好的，在有阳光的日子，一切看起来还有希望，就像妈妈记得的老大夫的话：你女儿的病能治好。

在妈妈身边

入夜，妈妈忙活完，一家人都上了炕，只听见挂钟在嘀嗒地走。这架挂钟是爸爸妈妈结婚买的，整三十岁了，只剩一个簧，但还能走，准时。

爸爸打开电视收听新闻，妈妈上了炕也没闲着，给怀里偎着的燕燕揉肚子，因她长期在炕上，活动不够，有便秘。

燕燕一边仍旧听歌，一边老要揿妈妈的腮帮，用拳头顶妈妈的鼻子嘴唇。没有外人的时候，燕燕会一次次地亲妈妈。

爸爸的电视也不能随便看，燕燕有时会看看音乐台，电视连续剧一到冲突性情节，就要赶紧调台、关机，不然燕燕的情绪就会发作。

发病之初，燕燕像在襁褓中一样怯弱，别人咳嗽一声就会受惊崩溃，穿红的也不行，红袜子都不行。后来好了一些，但不跟人说话，只是听歌。听歌还不会下载，起初只是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听，黄忠教会了她。她常听的一首歌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主动提到一个韩国影星金永彬。在北京工作的时候，燕燕曾带爸妈去机场玩儿，赶上金永彬下飞机，目睹了粉丝围堵的场面，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燕燕除了听歌，还看看“快手”，喜欢听喊麦，蹭的是邻居家的Wi-Fi。她常常收看葫芦岛一个网红“张二嫂”的直播，这个“张二嫂”其实是个男人，在快手上也不过几万粉丝，但燕燕说他“一月挣十来万”！黄忠自己经常拿手机K个歌发到网上，燕燕觉得他K得“不怎么样”。

“不”是燕燕的口头禅。除了说自己不好，不可爱，燕燕还对所有的问题说“不”。不喜欢妈妈讲话。不喜欢姐姐，因为她烦人。不想给妈妈捶背，“不可以，没劲儿”。不喜欢炕上的花。想不想工作？不想。想不想恋爱？也是摇头。那以后呢？“不知道”。奶奶在一边担心地说：“把整对象给耽误了。”

燕燕不讨厌姐姐的孩子，说他“不烦人”。对于去世的姥姥，她在丧礼上不知道哭，但说她对自己“还行”。实际在姥姥生前，妈妈为了偶尔从燕燕身边抽身去照顾老人，曾经大费周章。

燕燕喜欢打小麻将。父母把燕燕带到麻将馆，先是陪着燕燕打麻将，待她投入之后妈妈偷偷走开，去照顾一会儿重病的姥姥。爸爸说燕燕的麻将张数卡得好，燕燕也不承认。燕燕打完了麻将发现妈妈不在了，爸爸赶紧带着她去村另一头姥姥家找妈妈。

眼下燕燕已经好了不少。白天吃饭的时候，爷爷垂着双手，从炕头一点点往前挪，燕燕把买来的糖蒜剥开，喂爷爷吃。这让人想起从前，买个蛋糕吃，也得爸爸一口妈妈一口。

妈妈在炕上待了一会儿，又下去准备热水和艾蒿，给燕燕泡脚，有利于血脉流通。按医嘱要泡10分钟，燕燕性急，几分钟脚就拿起来。妈妈还要给女儿去灌热水袋，晚上焐脚。燕燕手上戴的银镯子，也是生病后半年买的，据说可以舒经活血。

去年燕燕的姐姐生孩子，妈妈准备去哈尔滨照料，高铁票都买了，闺女发病出不了门，又只好退了。燕燕的姥姥去世后，姥爷的精神也很不稳定，待不住，老要给女儿打电话，一冬自己不做饭炒菜，老吃饺子和豆包，都是燕燕的妈妈去包。妈妈说，当时她拿个东西搁在哪儿，回头去找，就再也找不着；煮饭以为熟了，起锅时发现没盖盖儿。半年工夫，妈妈掉了十多斤秤。本来乌油油的头发变成花白，不得不染发。

晚上八点多，到了燕燕的喝药时间，因为有客人在场，摸妈妈乳房的节目算是省去了。燕燕说自己不喜欢吃药，“吃了干呕，妈妈威胁我，不喝就给我扔医院去”。燕燕记得在医院的日子，有妈妈陪的时候母女住单间，妈妈不在的时候，就和一大群人关在一起。

妈妈先喂燕燕吃草莓。燕燕必须先吃了水果，才肯喝药。有次燕燕在姐姐家里吃到了一百多块一个的榴莲，喜欢上了，爸爸也只得去买。近来是吃桂圆，今天又添了草莓。

草莓是白天妈妈和燕燕一起去买来的。最近燕燕开始喜欢出门了，家里也有意把她往人多的地方带带，只是一定要妈妈跟着。出门之前燕燕精心地收拾自己，站在橱柜的镜子面前把头发扎成马尾，细细照镜子梳起去，换上一身运动装，里面套毛衣，越发显得身材高挑，多了几分在炕上没有的活跃。

爸爸开平板三轮把母女送到两里地外的市场，远处一排破敝的矿工家属楼，山坡上幽幽反光的太阳能发电板，近处是色彩斑驳又褴褛的市场，微风吹动纸屑和破碎的塑料布，几排摊点卖着卤煮、蔬菜和有些上冻的水果，整个市场建在煤矿踩空塌陷区上。一个傻子张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过来跟燕燕和妈妈打招呼：“你吃了吗？”

燕燕和妈妈走过几排商户，除了桂圆，还看上了颜色还算新鲜的草莓，燕燕没有洗就吃了几颗，余下的这会儿喝药吃了。

一家人在大炕上睡下了，燕燕挨着妈妈。半夜燕燕醒了，要吃零食，妈妈拿来喂她。早上五点多，最初的晨光透入，燕燕和爸爸还在熟睡，妈妈最先起床，一天的忙碌又要开始了。

第一次出门

清早，姑姑上来了，看了燕燕一眼，燕燕说姑姑“瞪她”。

姑父年前因矽肺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小姑过来找黄忠，希望得到慈善组织的助学，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姑姑每天很早起来做豆花，早先是推“倒骑驴”串村叫卖，现在骑三轮。家里五亩地姑姑自己用机械种。

姑姑让燕燕过去玩。众人劝说之下，燕燕鼓起勇气答应了，和我们坐上了姑姑的车。这是第一次没有妈妈陪伴走出家门。

姑姑家在坡下一个小村子，院子和厨房里凌乱摆着种田和打豆花的机械，却有些空落，感觉少了什么。弟弟周末不上学，在吃疙瘩汤，姑姑给燕燕舀了一碗。燕燕在姑姑家院子站着，耳朵上仍旧戴着耳机听歌，下意识地晃动双腿，或者来回走动，不愿站在一个地方，和在自家炕上不一样。

姑姑家里有一张贴满奖状的墙，有一张耷拉下来了。我们看奖状，燕燕也进来看，弟弟说这都是你小妹的，你有吗？燕燕说自己有一张。这是姐弟之间很久以来仅有的对话。

在姑姑家没有待多久，回到家里，隔壁几个小女孩过来玩，和燕燕打不带彩头的小麻将。三个女孩都是妈妈出走了，十四岁的女孩金子看去有几分伶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哭瞎了眼睛，奶奶只有一只眼睛，本人没有户口，祖孙三人住的老房子塌了，住在村里的机井看护房里。村里的小孩只有两人骑自行车上学，金子是其中一个，大雪天也是如此，摔倒过两次。

金子补办户口需要亲子鉴定，但金子没满月母亲就走了，父亲矽肺去世，不知如何办。我提到也许可以做祖孙鉴定，金子正在出张[1]，燕燕没忘了提醒金子。

打麻将时候的燕燕神情轻松，嘴里轻轻地哼着歌。相比伙伴们，燕燕是幸运儿。黄忠说，燕燕出生前，B超检查是女孩，由于头生也是闺女，父母有想法，打算换给别人，落一个生男孩的指标。出生时把接生婆认错了，没给人抱走，抱回来黄忠一看，长得圆嘟嘟的，心上舍不得，就要了。“这叫缘分”。

小伙伴们回家做作业之后，燕燕在手机上和姐姐聊天。两姐妹之间不像燕燕和父母，很轻松，姐姐问燕燕你昨天是不是说不喜欢我，嫌我烦，燕燕不承认。燕燕喜欢看姐姐的孩子，她不叫婴儿的乳名，而叫“大墩儿”，意思是婴儿很胖。姐姐让燕燕去找她玩儿，燕燕说“要考虑考虑”，如果妈妈一块儿去可以，如果只是自己去，“应该也能行”。不乐意坐车，但自己能保证安全“没问题”。这是燕燕难得的表态，上次爸爸送她去姐姐那儿玩，在那边还闹别扭回来了。

妈妈说，燕燕这样跟姐姐能唠嗑，只是这半个月来的事。以前姐姐怀孕时燕燕在北京上班，给姐姐邮钱，一次就寄了1500元。

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燕燕脸朝着窗外的阳光，头轻轻晃动。妈妈手里拿着一包针线活儿，边唠嗑边做活计，说到了当初爸爸分家，只落得一罐头盒猪油、两盆两碗两支筷子，后来总算有了现在的家。要是闺女病好了，什么苦就算值得了。

大半年之后，燕燕姐姐的朋友圈发了一个视频，姐妹模仿网红自拍，姐姐在前面示范，燕燕在后面学着姐姐的样子，比手势，眨一只眼，微笑，动作有一点缓慢，但大体能同步，耳朵上没有了听歌的塞子。

姐姐说，燕燕夏天到自己这里来待了一个月，学着上班，在门店里每天下午卖四个小时啤酒。刚开始和人说话她还有些害怕，慢慢适应了，还有了应变能力，做得挺好。因为家里父亲身体不行，干了一段又回家了。父亲身体还是老样子。

“燕燕会好起来。”她说。

雪山脚下的夜

大泉沟在祁连山北麓，属于肃南县，但只能从民乐县去。它和县城之间隔着一座海拔4500米的大山，一年中只有一个来月没有雪顶。

杨霞莉家住在沟尽头，喝的是雪山下来的水，味道里含有一丝凛冽，肺腑近于透明。

“大场面”

下午霞莉和弟弟回家，爸爸和几个帮工在偏房屋顶忙碌，加盖长条的彩钢瓦，家里邻居大婶在炒菜，妈妈却不在，去县城走亲戚参加订婚礼，明天才回来。

这似乎出于有意安排。妈妈拿不下来“大场面”的饭菜。

地处多冰雪地区，加盖钢瓦是国家补助工程，自家出一万。但其中借的就有五千，给还完不久的陈账加上了新数目。陈账来自当年迎娶母亲和母亲的病。

爸爸九年前成家，迎来的除了母亲，还有在襁褓中未断奶的杨霞莉。母亲在前一门家中受嫌弃，常常挨打，实在过不下去了，爸爸出了两万彩礼钱，把她接手过来。妈妈受嫌弃的原因是她的间歇性精神病，干不了啥活，又连生了两个女孩。爸爸成家的年龄是三十七岁，家里有六兄弟，父母过世，本来以为要像另三个兄弟那样打老光棍了，不能挑剔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又有病。村里百多号人，四五十岁左右的光棍还有十来个。

彩礼之外，父亲趁着汶川地震后国家补助，翻修了漏雨渗雪水的平房，自己出了三万块，又花了两万块办喜事。家里的债务就这么欠下来了，几次去张掖精神病院给妈妈治病也是信用社贷款，眼下仍要一天吃十几块的药，靠爸爸年年打月份工填补。

附近的村庄男人大多出远门，留下了修房造屋的短工空缺，一天干到两头黑能挣一两百，但能大宗挣钱的也只有五六月份，其他时间家里有病人、孩子、农活、牲口，又无老人相帮，不能长久离家。家里个把月才能吃一顿好的，霞莉身上的衣服也大多是别人送的。

除了债务，妈妈的病症在家里四处留下了痕迹，门窗没有拾掇，墙壁剥蚀熏染，从手巾到全家人睡的大炕有一种特别的黑色，似乎不适于安放身体。

提起妈妈，邻家阿姨带着微笑，用有些特别的口吻说：“勉强能把饭弄熟。”这样的微笑似乎也在爸爸的脸上，他说：“长得还行，不大会收拾。”手机屏幕上有妈妈的照片，虽然像素模糊，能看出身材高挑，脸庞带着秀气。这大约也是爸爸当初愿意接手的原因。

爸爸不像杨霞莉生父那样打妈妈。“生了病更不能打了。”妈妈精神病发作的前兆往往是感冒，目光呆滞，不和人说话，会忽然开口骂人。这时就要提防了。

杨霞莉说，譬如爸爸出门打工，弟弟想吃馍馍，喊妈妈，妈妈站着没反应，就知道她不对劲了，霞莉连忙给爸爸打电话，爸爸连夜骑摩托车赶百多里地回来，这样的电话打过好几次。

妈妈发病了主要是胡跑。最严重的一次是七年前，半夜三点爬起来，冰天雪地里只穿着内裤，抱着光溜溜的弟弟一直跑到了沟口学校，霞莉在后面追赶，母子三人差点冻死在外边，好在被亲戚挡了下来。这件事在全村都很出名。因为妈妈的病，爸爸常常着急，说自己因此得了高血压。“组合家庭不容易，老婆孩子都不能惹，也不能偏。”爸爸的另一个心病是，自己成家太迟，比妈妈大十几岁，“年纪大了，娃儿还小，拉扯不大”。除了外面的打工挣钱，家里平时的洗涤缝补也是爸爸，妈妈洗不干净，有时要央求邻居。沙发上扔着一双洗衣服时戴的塑胶手套，看得出是手指粗大的男人用品。

霞莉多少能给父亲省些心。她长着一张圆圆宽宽的脸，两边眉毛像是用力过猛的两捺，到了该收笔的位置，不必要地继续延伸了一截，到了本来宽大的脸庞的外边。配上爱笑的乐天表情，能让人一时忘掉心事。妈妈一发病，家里的事都落在霞莉头上，爸爸盼望“丫头长大些，屋里就能收拾好些了”。

妈妈过来一年后给杨霞莉生了个弟弟，姐弟每天去沟口的小学。弟弟容易在课堂上睡着，爸爸说他缺钙，却不肯吃钙片。弟弟实在完不成的作业，霞莉会帮做。邻居大婶说杨霞莉懂事、勤快，有时弟弟闹脾气，霞莉总让着他。

回家后霞莉站到了揉面的大婶身边，帮着往做卷子的面团上揩油。大婶停手时，她又趁机学着用一个小机器压面。邻家的小狗钻来钻去，霞莉一边按照大人吩咐赶它出去，一边揉揉它的头。与此同时，弟弟正趴在全家人睡觉的大炕上玩一只鞋垫子，又用爸爸的手机做看视频状，其实这是一只非智能手机，只值几十块钱。

招待工人的伙食是两盘卷子，一锅土豆和坨坨肉，喝茶末子。霞莉和弟弟不上桌，站在一边手拿坨坨肉吃。这里平时肉吃得少，做法也就不讲究。日常的伙食常常是馒头包子就“茶”，有时“茶”只是开水。今天的场合是难得的。

傍晚霞莉带着弟弟走上坡，给妈妈打手机，家里没有信号。天色暗下来，星星比山外出得早，手机屏幕微光闪烁，像是回应。地上有陈雪，远处雪山，被刚升起的月光染上了杏黄色。月亮大得吓人，起初以为一团野火在岭际线燃烧，稍稍离地才显出真相。

霞莉说，远处一座陡峭的山峰，是太阳每天落下之处，山上有密林，放假了总会去山上玩，有兔子和很多小动物。每年九月，爸爸还带霞莉去远处的雪山脚下采蘑菇，白色、黑色、紫色的蘑菇，可以卖钱，霞莉一次能采一小筐。采菇爬坡很累，但下山时很好玩，霞莉喜欢坐在采蘑菇的盆子里，顺草坡溜下来。山下有一条大河，爸爸背着霞莉过去。弟弟也想去，但爸爸觉得他身体弱，爬不上山。

妈妈的电话没有打通，是欠费停机了。不过打通了亲戚的电话，让妈妈明天早些回来。回家路上，姐弟做起了千手观音，手臂被新安装的路灯光拉长，姐弟的身影融在一起。

工人离开后，家里安静下来，爸爸好容易有暇坐在炕上，鼓起腮帮给孩子玩的一只塑料小鹿吹气。或许由于太过劳累，小鹿的腰腹没有完全鼓圆，爸爸掏出三块钱一包的兰州烟抽了起来，霞莉学着爸爸的样子吹饱了小鹿，戴着奥特曼面罩的弟弟随即跨上去。

两个孩子睡下后，爸爸还要看电视喝开水，随手拾掇下屋子，捱到晚上十一点，给牛骡添草。一天要喂六七回，“吃不饱容易生病”。半夜还需要加一次。夏天可以吃坡上青草，不用喂这么多次，妈妈在家就可照应，爸爸才能安心出门打一个月工。平时爸爸还会给自己倒上半纸杯酒解乏，今天下午陪客喝了，晚上就免了。

半夜，沉睡的一家人被惊醒，一个女人冲进家门，抱着一个孩子，站在炕前大声控诉。起初以为是妈妈，细看是邻居老婆。她男人白天在这儿帮工喝醉了酒，晚上回去打老婆。女人怀里的孩子吓得目瞪口呆，也没有哭。爸爸把孩子安置在炕上睡下，披衣跟女人出门去劝架。霞莉姐弟醒了一会儿又睡了，家里安安静静。两个小时以后爸爸回来，又去后院给牛骡添了料，回来上炕睡下，给打横睡的弟弟盖上被子。小男孩在梦里叫着爸爸。

早上邻居女人来接孩子。正在起床的霞莉揉揉眼睛，看看身边睡的邻家孩子，又看看父亲，像是做了一场梦，又分明是真的。

母亲的病

第二天偏房屋顶快完工时，母亲回来了。

看到母亲，就明白了爸爸的微笑是什么含义，也懂得了邻居大婶的语气。母亲身材高出旁人很多，蹬着一双长筒靴，上身是红色皮夹克，面容清秀，透着不像是属于这个地方人的气质。连她的姓“姬”，也似乎自有来历。

最初一刻，周围的人事都相形见绌。最初开口说话时，这种气质仍旧保留着，只是语调稍稍有些粗。

只有相处久了，病症才会在出众的外表下一点点显露，似乎优美的旋律在哪里稍稍走了调，让人心生惋惜之情。

“人家说人长得挺好，没本事。”她这么说着自己，像是为自己外表的出挑做个解释。类似的强调挂在妈妈口头，譬如说自己纳的鞋垫“丑”，自己“蹩”。

虽说如此，家里多了个做饭的邻居大婶，却使妈妈感到需要寻找位置。她开始打下手，拿手巾擦拭揉面的盆，动作却像她说话的声气一样，有些过度。揭开锅盖看水的时候，差点将一锅水碰翻在炉子上。说起在亲戚家做客的情形，声音也有些大。似乎无形中有种压抑下去的躁动。

到加煤的时候，邻居说放两块，妈妈偏生只肯放一块。过后又将冻着的蘑菇取出来，邻居让她放回去，她有点不情愿。两人此时的角色有些微妙，妈妈更像客人，却又不甘于此。

好在妈妈给霞莉和弟弟带了不少东西，书架子和一大堆文具，出水不流利的签字笔，还有很多双袜子，大多是别人给的。这让她有事可做，坐在炕上穿一个晾内衣袜子的塑料衣架子，霞莉爬到了她身边，看着妈妈拆开给姐弟俩买的袜子，一人两双。

妈妈穿好了衣架，把四双新袜子夹起，挂在门边墙上。邻居大婶说这样会落灰，妈妈不理。大婶在切面，妈妈一时又失去了角色，抱臂站着，又揭锅看看水开了没。

过一会儿她又想起了什么，回到炕上拿出一个乌龟壳，壳里带着点血丝，是坐席时有这么一道菜，拿回来给姐弟玩的，妈妈出门给了弟弟，却和在外间忙活的爸爸争起嘴来。爸爸骂了一句什么，妈妈回骂他“狗头”，两人进屋同坐在炕上，妈妈推搡了爸爸一下，爸爸笑着躲到破旧的沙发上。邻居大婶说这是有人，爸爸才不还手。正在吃饭的霞莉也说，妈妈平时很怕爸爸骂。

妈妈开始说坐车晕不吃饭。等到帮工和小孩吃完了，看到锅里还剩有两碗，才端碗来吃，还吃得不少。她说，一顿吃小饭（本地的一种面食）不能超过三碗，打麦时她吃了三碗，把自己胀的不行了。但说完她又拿起一碗来吃。

吃饭中间妈妈忽然面朝墙，沉默半晌，看似是端详墙上的东西，霞莉却准确地预先模仿了一声“阿嚏”，果然妈妈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饭后小黑狗想来吃碗底，妈妈不让，说：“吃了你又不帮忙。”霞莉反驳：“它咋不帮忙？你不在家，它替你看门呢。”类似的情景剧一直在母女间进行，似乎是为她们面目的全不相像增加一些弥补。下一个剧目是霞莉穿上了妈妈脱下的靴子，整条大腿陷了进去，一瘸一拐。

戏码也会发生在父亲和孩子之间，临睡前爸爸说自己年纪大了，把小孩给别人养，两个孩子打了一下爸爸，弟弟尤其认真，差点要哭出来，爸爸连忙以手抚慰。弟弟忙活了一晚上，用颜料笔涂画一次性纸杯，穿洞系上两根绳子，做成一个小口罩。爸爸帮他戴上口罩，系带短了，又松开加长。

弟弟戴着口罩睡着了，爸爸为他轻轻解下，去后院喂牲口。妈妈例行地吃药。一只手托着药片，打算往下咽的时候，妈妈皱着眉头，现出额头和脸颊重重皱纹，只是在这一刻，才透露出她三十五岁的年纪，和坎坷的人生经历。

月亮升了起来，落在后院地上，牲口都沉默，听着爸爸踩在渣草上的窸窣脚步声。远处头戴雪冠的老君山，像是守在地平线上的家神，看着这个男人搂着草料走在院子里。

今年大泉沟遭了天灾，六月间收麦季节下了一个月连阴雨，麦子烂在地里，近于绝收，抢回来的生了芽，只能喂牲口。父亲手里端着的，是萌发青芽的麦子，像是受创后的另一种生机。

[1] 出张：方言，意为打牌。

第三辑 大病

无权长大的少年

皮鞭下的猴儿

那时我们没注意到邓晖，他无意中进入了新农合刘主任的镜头。他趴在操场矮小的围墙后面，露出一个头，看着我们和同班的菁菁交谈。

菁菁是我们此次来村里探访的对象，她患骨癌后手术和化疗已经一年半，恢复情形很好。在家访的车上，刘主任回看相片，说这个墙头上的小孩有点怪，和其他人离得远远的。菁菁一看，立刻认出了自己的这个同学。“他和我一个班，但长不了个儿。”她比了一下，“到我肚子这儿。”菁菁说，他还总是吐血。

我们在学校教务室里见到了邓晖。走进来的是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孩，这是说他的体格。他的脸上笑嘻嘻的，有一种捉摸不透的匪气又躲避的表情，凸出的两排牙齿嘴唇有些包不下，加强了这种印象，是人们有时候在耍猴人皮鞭下的猴子身上看到的，和围墙后面的眼神完全不同。和站在地上的他说着话，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些太高了。

长不了个子的原因是先天性心脏病，心脏像一台小水泵，无法供给生长的身体，因此体格一直停留在六岁。凸出散乱的牙齿也是由于心脏的原因，造成稚齿不褪，新旧牙齿挤在一起。

他回答问题很清楚，脑子转得很快，眼睛从不与人对视，似乎在站定了的外表下，暗中不断变换所在的位置，隐藏自己。据菁菁说，他和同学们关系还好，只是没有同桌。但老师觉得他很调皮，学习成绩中下。

邓晖说，自己的吐血不是咳出来，是呕吐式的。平时能经常感到自己的心在跳。不能跑步。他知道同龄的小孩，“个子比我都高多了”。在说这些的时候，他脸上依然带着捉摸不透的笑容。

老师说，邓晖的家人放弃了治疗。似乎他小时候还得过别的病，治好了，但又发现吐血，吐血的原因不清楚。为此还引起其他学生家长投诉，学校也没办法。去年邓晖的父母新要了一个小妹妹，用菁菁的话说，“重心不在他身上了”。

邓晖的家在离公路5公里的保龙南沟里，他很熟练地报出父母的手机号码。刘主任事后拨过去，父母说他从小有肛门闭锁，做了手术，却又没有睾丸。刘猜测是隐睾。以后又发现心脏病，还呕血。家里也穷，就不大想治了。

邓晖已经十三岁，即使体格止步在眼下，心脏也将难以承受身体的重量。心终将跳出喉咙，像被拍打得太厉害的乒乓球一样破裂。

冬天将尽，我拨打了那个号码，电话是邓晖接的，听出是我很快转给父亲，传来一个中年农民的声音，来自靠近国境线的乡土，一个普通乡村父亲的声音。他说正在凑钱给邓晖治，家里只有一垧地几只羊，羊打算卖了。这声音里含有意外的安慰，似乎一种陌生之物变得熟悉，邓晖也从即将消失的沟壑尽头慢慢走回来，站在他的亲人之中，这世上他虽然落单，但并非全然身在荒原。

父亲说，邓晖在那次见面后回家告诉他们，我们几个是好人，如果有说普通话的打电话过来，一定要接，“是帮我的”。

灌肠的尴尬

再次见到邓晖，是在乌兰浩特的医院大厅里。他一个月前做完了心脏手术，和母亲一起来旗里复诊。新农合和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报销了近三万元医药费中的六成。

邓晖手上提着一个装胸片的袋子，很快认出了我。他胸前挂着一个红线绳吊的玉坠，神情似乎有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少了上次教务室里那股猴气和回避。问他再来到医院啥感觉，邓晖直接说：“监狱。出不去。”

母亲说，邓晖生下来就做肛门闭锁手术，在保温箱里躺了七天七夜，半小时量一次体温。小时候见天[1]到乡医院去打吊瓶，不打就咳嗽，一月打掉二十多瓶。七岁时复查，以为心脏病好了，不久开始咳血。一项项的病，看不到尽头。

这次心脏手术效果不坏，眼下主要是结肠的问题，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也吃不进东西。想要走出“监狱”，邓晖眼下还需要穿过巨结肠这扇厚重的大门。

母亲说，邓晖从生下来就走不出医院的原因，是她在怀孕期间吃了太多药。当时她得了阑尾炎，为了保住孩子保守治疗，吃了不少中药；得尿道炎，服汤药；为了保胎又服丸药。她以为吃中药是没有毒的。

怀着身孕的她还要种玉米，手撒的玉米种子拌了杀虫的农药，手掌都会发红脱皮，却不知道会殃及腹里的胎儿。

在医院里，邓晖比妈妈熟得多。自己拿着就诊卡和病例袋，穿过拥挤的人流，径直去胸透室，还教训身后的大人们，“往哪儿去你们”。排队拍胸片，淡定地走入走出带有辐射骷髅标志的放射室。看到通知片子出来了，就立刻去扫码取报告。坐电梯上楼的时候，他打头按了下行的电梯，原因是以为要先把电梯按下来，才能再按上楼的键。

妈妈说，前一阵有个人拿着机器，到村里招徕人交钱测智商。很多人都去，妈妈也带着邓晖去测，机器数字一出来，说这是个大人。

但在灌肠的护理台前，邓晖却变得无比窘迫畏缩，像一个比他身量更小的孩子，面对成人世界的众目睽睽，要在地上找一个不存在的洞。

他一再向陪同的母亲和二娘要求，灌肠之前先换裤子。二娘悄声说，“可能是裤子上有屎”，他不想被女护士瞧见。二娘在这家医院打工做护理，邓晖来这瞧病有些便利。

护理台就在输液等候区的前面，在女护士的指令下，邓晖终究愁眉苦脸地躺上了护理台。他小小的身体也和眉毛一样蜷缩成一团，嘴里哼哼着，似乎是面临看不见的严厉刑罚，超过他至今身受的一切病痛。

妈妈脱下了他的裤子，举着灌肠塑料包的护士过来，温柔地对护理台上的邓晖说，没事啊，宝宝。这似乎让他更窘迫，却也使他略微平静下来，嘴里依旧哼哼着，接受了护士当众灌肠，任凭妈妈拾掇了塑料布包着的一堆东西，自己提裤子下了护理台，仍旧涨红了脸，似乎实在无从面对刚才的经历，却又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上，去住院部找医生看片途中，邓晖有些高兴地说：“今天吃了口服液，就不用灌。”

他说，感觉肚子比昨天软了。昨天灌完肠在二姨家的租屋过夜，看电视时他一个劲儿地放屁，还打嗝，“很不好意思”。又说，妈和二娘的头发今早掉了不少，以往也看到妈手一捋，头发就掉很多，“吓人”。同坐电梯的一个阿姨摸他的头说，“这孩子讲大人话”。

到了住院部六楼，邓晖一溜烟跑去了走廊另一头的护士站。妈妈带一丝微笑说，他去找熟人，上次住院时，他和护士都弄得很熟，喜欢找她们玩。

过一下邓晖怏怏回来，说认识的两位护士姐姐不在，一位调休，一位转了科。她们“都长得挺好看的”。

走到住院医生的办公室，邓晖很熟悉地进去，拿着袋子坐在医生旁边。医生也认出了他，接过片子说，结肠超过正常的粗度5倍，鼓出一大坨，失去了传送动力，必须切除。刚做完心脏手术，立刻做结肠手术肯定受不了。养的话，又下不来。“喝点油？”医生像是自问自答，在处方上写下了石蜡油和黄油的名字，又说黄油要到超市里去买。

妈妈在一边问：“今天是否再灌肠？”

邓晖刚才在玩着妈妈手机，“哎呀”叫了一声，眉头立刻蹙紧起来，像老年人锐利的“川”字。

过后在邓晖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他拍下了一张医生看片的照片。下面的标注是：“黑人，这人真黑。”

由于是逆光，看片的医生和片子上的内容，都显得比实际黑暗很多，似乎出自邓晖内心的另一张片子，掩盖在小孩的形相下面。

村落里的柯南

邓家门前是猪圈，有一股无处不在的异味。猪养得很肥，但需要卖掉填充借债的窟窿，只有这股异味是和邓晖有关的：“肥也没用，吃不着。”

新房子刚封顶，普通式样的三间小平房，砖墙刷着水泥，两间睡房的大炕边也不例外，只有中间屋的灶沿贴着一溜瓷砖。蓝色瓦顶下是木板和泡沫塑料，该安门窗的位置还张着大眼，无从阻挡气味和仍旧清冷的北风。但这已经远胜老屋：石头墙壁张开可以容进拳头的裂缝，冬天只能塞棉花套堵风。屋子是早年盖的，没打地基，天气一冻一化裂开了。下雨天怕屋塌，不敢待家里，去邻居家借宿。

前来串门的邻居老奶奶独住的茅屋，透露了往昔石头老屋的情形：下层石头，中层是粘着麦秸的土，接近屋顶是泥坯砖，茅草屋顶蒙了一层塑料布，压着沙子抵御揭盖的北风。屋子已经向后倾斜，后身垒了几个石堆砌着。政府危房改造虽说有补助，但自己出的还是大头，老奶奶没有钱投入。

眼下邓晖家的石头房子已经推倒，残存的偏房要经过猪圈出入，窗户只用破布遮住，没有炕，冬天铺电褥子。这间石头房子墙壁上的裂缝要小一些，蒙着一块塑料布。以前让邓晖奶奶住，怕出危险老年人跑不动。正房扒了，新房子还没封顶的时间里，邓晖一家人在这间偏房里挤了两个多月。

对于邓晖家来说，修这座平常的砖砌三间平房，比别家起两层带琉璃彩瓦贴瓷砖的小楼更难，用了长得多的时间。

没有一分现钱，邓晖做心脏手术的四万五千块都是抬[2]的，新农合和公益组织大病医保合计能报销三万来块，家里卖掉的几只羊也不够补上缺口。

“以前想治病，知道家里没钱，没招。”邓晖说。

房子的根基要在这个亏欠的坑里砌起来，另外抬了六万多万钱，有的带利息。水泥要一袋袋从当建筑包工头当表哥处借，买大门的钱是借姥爷的，人工钱一直欠着，只能央求乡亲忙里抽空干两天。从春节后动工，到现在门窗没有装起。“别人家比他们迟动工一个月的，房子住起几个月了。”邻居说。

昨天想请隔家一趟沟的木匠安门，木匠说去割豆，要收秋后装，“这几天还得挨冻”。还好当包工头的表哥正好工地上歇一天，带了几个工人过来，先装好两个卧室的门窗，免得睡觉冷。这条靠近国境线的山沟里，阳历九月的天气，晚上已经开始烧炕了。

像是堵住裂缝的那张旧棉花套，邓晖家的底子本来薄，又被一层层掏空。分家时父亲得的地少，只有一垧。爷爷又得了脑血栓，医治数年“人财两空”。奶奶有肺结核，又添了肺气肿，上不来气，一个月领的四百多低保加上老人金，抵不住六百多元的药费。妈妈生下邓晖后流了两次产，邓晖几进几出医院和身量原地踏步，则抽掉了父母最后一层对于未来的念想。

邓晖的爸爸有一种少年的羞涩表情，似乎与儿子年龄差别不大，他最习惯的地方不是眼下喧闹的场合，而是唐山铁厂装箱的仓库，在那充满了铁锈气味的空间里，他需要付出的只是双臂和背部的力气，尽管四十岁的他胃已经开始长年疼痛，家里窗台上的一溜药瓶中，也有属于他的两只。

眼下仍空空荡荡的新房里，看来四岁的妹妹是砌筑未来的第一块砖。

妹妹有一个洋气得多的名字：邓美琪，和一张与邓晖相比熠熠生辉的脸。她有点像是不属于这个家庭，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里，妹妹嬉笑自在，容光焕发，似乎和袭扰众人的贫困、病菌与气味无关，近于希望本身。

我想到了菁菁说的“重心不在他身上了”。但邓晖自己和家人一样待见这个妹妹。

“她的胳膊比我的小腿肚子还粗！”他似乎是在宣布一种惊喜的发现，过会又吩咐：“老妹，你长大了找个大老板，给老哥点钱！”

妹妹对哥哥的言语坦然受之，似乎是和哥哥自称的一样，有一颗“大心脏”。邓晖曾说，做心脏手术时，需要从脊柱打麻药，他在手术台上睡着了，大夫翻身才弄醒，大夫说：“你心真大，手术前还能睡！”

在村子里，邓晖也有一个大气的名字：“邓部长（不长）”。他在那次机器测智商中出了名，邻居看到他去玩，都“高看一眼”。

这是一个北方草原边沿的小村落，村中的道路都被践踏成黑色，几乎家家门前都成为泥潭，原因是每家都按蒙古人的习惯养羊，只有邓晖家的羊卖掉治病了。偶尔也有一两只白鹅摇曳走过，像是幻景。

穿过两条小路，来到亲戚家里，迎接邓晖的是凶猛又温顺的大狗，还有两个女孩。这两个女孩苗苗条条、白生生的，正像是出现在黑暗村路上的白鹅。邓晖和她们一起看电视，逗狗。他自己似乎逗不动这么大的狗，但迟迟不愿离去，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比起电视画面，眼神更多地落在两个表妹身上。父母嘱咐她们要照顾邓晖，“别撕巴你们小哥”。

这时我恍惚觉得，电视上放映的是一部日本动画片《名侦探柯南》，主人公拥有超常的心智，却被一种魔咒囚禁在缩小的身体里，只能接受先前的伙伴小兰对于自己的照顾，无从表明真相。

不合时宜的情书

冬天有段时间常收到邓晖的微信，问你们在干什么，用的是他妈妈的手机。他还建了一个群，把我们拉进去。有次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坐地铁，他问地铁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过来一个邀请加入的链接，是在手机上玩地铁跑酷。

在乌兰浩特，他想买一个家教点读机的想法被妈妈拒绝了，“拉倒吧”，三千多元的价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不如多还点利息”。代替的是一个拳皇游戏机。书包和课本也在搬家时不知去了哪里。

除了游戏里的拳击台，村后流过的小溪和对岸山坡，是邓晖偶尔的去处。小溪还保留一份清澈，但时而带着垃圾，已处于脏污的临界点上。山坡羊群践踏的小道散落羊粪，显眼地映着蓝色的天空。邓晖不能涉足溪水，和在山坡上久留，他依旧敏感的心脏，经不住寻常的风声和凉意。

边境线的严寒来临之前，家里的门窗总算装好了，邓晖的大部分时间在暖炕上度过，妹妹成了他唯一的伙伴。他的朋友圈只有妹妹的照片，和两人挨着脸的合照，他的半边脸被妹妹饱满的面庞挤到了一边，却似乎心甘情愿，注明：“我大邓美琪是世上最美的！”

开春邓晖发来信息，他坐在开往沈阳的火车硬座上，即将去做巨结肠手术，通往健康的最后一道门槛，终究将要跨过。对于坐火车他并不习惯，上下车门陡峭的阶梯让他畏惧。火车站熙攘的人流中，他更多是像一小盘铁丝，伏在父亲的肩背上。以后的一张照片上，邓晖的头部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似乎刚从麻醉中醒来，脸上透着红晕，却又带着几分成人式的疲惫，注明“我没事了”。

这次巨结肠和肛门狭窄联合手术花费了近四万元，正在等待新农合和大病医保的报销。手术之后，邓晖终于对自己的排便有了感觉。通向健康天地的悠长走廊，还剩下隐睾这道残余的门槛，不再像以往那样高不可及。

春天再见到菁菁时，她透露了邓晖六年级时的一件轶事：邓晖给班上一位女生写情书，说我爱你，所以你要跟我在一起。你不要看我小，我可以保护你的。这位女生是全班个子最高的，邓晖只到她的肋部。女生很生气，把信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训邓晖说，收到别人的情书，可能还会有些满足，收到你的，让人家怎么想？

菁菁说，他真有勇气，挑个子最高的，落差最大的下手。

眼下这个差距或许稍微缩小了一点儿——邓晖从1.22米长到了1.27米。五厘米，却是五年来首次跨越的距离。

我想到了最初的照片中，那张围墙上露出的半张小脸，含着疏远的怯生。想不到这双怯弱的眼睛里，藏着一个远远超出年龄的灵魂，被落单的身体囚禁。

这个生长在北方旷野中的“柯南”，眼下终于摆脱了年龄的魔咒，他早熟的灵魂和智力，将为一个健康的身体陪伴，不再孤单无助。

他也会在今年八月回到课堂，重新追逐高处的目标，纵然那远远超出他眼下的身量，却具有了出发的可能。

血疑

种菇房地处村庄尽头的田野，比往年更显寥落。这是好久之后，张凯又一次跟父母来这儿。

厂房门上挂着铁锁，院坝长出荒草，仅剩的一只鸡已经变野，见人来嘎嘎飞起，无从捕捉。厂棚里只有一张空床，天花板现着雨季遗留的水渍，几台机器蒙尘，锅炉锈蚀。那些春天昼夜守护，连月不熄的炉火，只依稀留在记忆中。

穿过库房，到了以前养育蘑菇的大棚，眼下改种了蔬菜。相比沉闷的库房，这里有一种炎暑蒸腾的气氛，万物显得过于繁茂，却又因此同时趋于衰败。芋头庞大碧绿的叶片边缘，现出焦枯的卷曲，大棚里的三叶青也被高温蒸蔫了。张凯亲手栽种的几根小向日葵已干枯，籽粒多是空壳，就像发现血疑以前的青春，没有留下切实的成果，更近于迟迟不愿醒来的梦境。

只有手腕和脊椎扎针穿刺留下累累打结的针眼，和沉闷又蒸腾的塑料大棚一起，无可辩驳地讲述五年来的煎熬。

也有另外的场景。

在外婆的院子，第一眼见到张凯和姐姐打羽毛球，我没能把他和预想对应起来。他偏瘦却不乏活力的体态、灵敏的动作、高出姐姐一筹的技术和“逗你玩”的活跃神情，看不出和“白血病”名目的任何关联。

家门前清冽的水渠边，姐弟俩在洗衣服，张凯的一条短裤顺水漂走了，卡在渠口码放的木料下，姐姐赶去找一根棍子捞了上来，已经沾了青苔。凑巧张凯没拿住姐姐的胸罩，掉进了水里，有点无措，姐姐仍旧用手中木棍捞了起来，又嘱咐弟弟：“别用手拿，滑。”

渠壁上黏附的除了青苔，还有同样青色细小的螺蛳，妈妈用笤帚刷上来，眼下在水盆里晾着，明天做菜。后院传来嗵嗵的响声，是爸爸挥动钢钎在拆除旧土墙，准备翻新厨房，年深的土墙散发金黄黏稠的光泽，挥发尘土。下午就像清晨，一切都刚刚开始，还是新的。

这个开始，是少年张凯和全家用五年的坚持换来的，不同于电视上山口百惠饰演美丽的幸子，只能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箭头

堂屋里的冰箱里，一半是菜，一半是药。储存药物的纸箱冷藏时间太长，外表结了白霉。

这些并非医院的化疗用药，只是用于平时预防感冒发炎，但它们仍然性命攸关，其中一些价格不菲、县医院难以找到的乙类药品，不能在常温下随意储存。譬如一针一百六十多块的瑞白，一板两千四百多元的富利康唑片，四支680元的注射用硫酸长春地片。

这些药物和一尺多高两沓血常规检验单上的指标紧密对应，指标后面每一根上升和下降的箭头，都意味着出了正常值，其中血小板和白细胞往下走的箭头，是最扎人神经的，一旦白细胞低于一，冰箱里的抗生素药物就必须用上了。

三天一次地去县医院做血常规，三月一次地去杭州穿刺骨髓检验，只算做战地硝烟后的回声。大宗的是持续四年的化疗疗程，近三十次住院，几十次的病危通知单，难以想象从密集的箭簇下生还的，是眼前这个清秀白净的少年，和他平凡的一家人。

只有少年自己知道，从五年前发病的一刻开始，他的血液、肺叶、皮肤、胃部，周身脏器，还有心灵经受了什么，到今天仍旧是一场未到终点的惨胜。

2012年暑假的一天，皮肤晒成黝黑的张凯，像往常一样在外婆家附近的大河里钓鱼，一条鱼上了钩，张凯忽然发现自己扯不上来钓竿了。他无奈卸掉了鱼线，手持空空的钓竿回家，却仍然拿不动。那一刻他似乎无力拿起自己的一根头发，后来它们果然在化疗中脱落光了。

以前其实已有征兆，只是在这个劳碌的家庭里不引人注目。当年全家还在种菇大棚里住一张床，晚上张凯给母亲看过他脚背上出血的红点，母亲当作是蚊子咬的。头一年夏天，张凯的颈部鼓起一个蚕豆大的小瘤子，父母忙着采菇也没往心里去。后来才知道，这正是癌细胞侵犯淋巴的早期症状。

回到家中张凯开始发低烧，一个星期之后家人把他送到本地诊所，检查说是扁桃体发炎，吃了两三天药不见起色，再到乡医院看病，说是重度贫血。再过两天，晚上母亲摸到张凯的额头又开始有热度，放下活计到开化县医院检查，医生看到张凯脚上有出血点，母亲还说是大棚里蚊子多，医生吩咐回家取衣服行李都不必了，立刻赶去杭州。

到浙江儿童医院穿刺检验，确诊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爸爸妈妈只在八十年代的电视剧《血疑》里看过，完全想不到这种可怕的疾病，会从遥远的屏幕来到自家孩子身上。

全家像是从平地上蓦然掉进深坑，一时不知所措。少年张凯自己，则来不及对深渊有所回味，虽然知道很严重，自己上网去百度，但仍然在电话中对在宁波上大学的姐姐说：“没啥感觉。”疼痛、恶心和绝望，要随着化疗的进程一步步坐实，除非放弃，攀登深渊楼梯上的每一步都是注定。

最初是穿骨髓的疼。每周一次的穿刺，背后腰椎扎针，前面喉部取髓，能听见骨头被扎穿的声音。一次抽出七八管骨髓，人感到恶心，觉得自己性命的一部分抽没了。有时医生没扎准，要重复两三次，一次腰椎穿坏了，一个星期疼得直不起腰，只能在床上侧躺着，一周后再次穿刺。

抽动脉血化验特别疼，扎进去能看见血在血管里跳动，像是水煮沸了，耐疼的张凯不由自主地哭叫起来。这是他不常有的哭泣，相比邻床年纪更大却经常哭泣的病友，他的忍耐得到了医生护士的称赞。医生曾经对着隔壁生病的老人表扬张凯：“你还没这小孩勇敢。”另有一次哭泣，是护士打针找不着静脉，说扎针太多成结了。张凯听到她的话落了泪。至今张凯的手腕上留着一个疤痕，是开化县医生扎针偏差，药水渗漏腐蚀，那根静脉从此不能再下针。

化疗是另一种痛。坐在床上，两手臂都扎着针，24小时人不能动，对着一个脸盆，以备随时呕吐，从食物到酸水全部吐出来，不吃不喝。第一次上化疗，头发很快掉落，理成光头时，张凯捂在被窝里哭了一场，化疗一次脱落一次。脱发之外还有溃烂，烂嘴唇、烂屁股。

螺旋叠加的痛苦，似乎很难忍受到头。在院子里打羽毛球、每天走读上学的另一面，他仍然需要接受十天一次的验血，和四个月一次的骨髓穿刺化验，在疗程结束后持续两年时间。

化疗没有完全扑灭骨髓里的癌细胞，残余者随时还会生长繁殖，化为检验单上节节蹿升的箭头。第三次化疗结束时，残留癌细胞比例只有10万分之12，四个月后去复查涨到了517，去年疗程结束后两月间更是长到1000。五年之后才进入相对的安全期，仍旧需要定期复查，一有风吹草动大剂量注射抗生素。

对于四年来箭头笼罩下的经历，张凯淡淡地说：“后来，有点习惯了。”只有眉头隐隐现出的皱纹，透露着这句话背后的内容。

生死

第一期化疗结束时，父母带张凯出去散心，开着自家的三轮摩托去了和阗乡看油菜花。风景很美，一家人在盛放的菜花田旁边的农家乐里吃饭，饭店老板看到张凯脸色发白，头发稀疏，一问是白血病。老板的眼睛湿了，说自己的女儿也是白血病，十八岁时没了，当时女儿化疗太痛苦，自己不愿治了，回家不久过世。老板落着泪，又对张凯说些鼓励的话。

那以前不久，张凯刚刚经历了一次生死关头。疗程进行到一半，父母感觉张凯太过痛苦，难以坚持到底，花费又惊人的高昂，和许多家长一样想到了偏方。介绍者是开化县一个患儿的家长，孩子与张凯同龄，说是吃偏方快要好了。此前在医院附近旅馆里，爸爸还遇到过一个医骗，说在医院里治麻烦，在他那里看，三个月包好。后来知道是从前的一个患儿家长，病急乱投医孩子过世了，家长上当后感到这行来钱快，自己也干这个。爸爸没有信他。

但是这次的患儿和家长是同乡，爸爸相信了，趁中午医生不在，骗护士说孩子要上学，不顾一切要求拔掉输液管，带着张凯坐大巴回乡，到邻县武义去看中医诊所。路上大巴车的空调太凉，张凯困倦要睡觉，只好把脏乎乎的座椅套盖在孩子身上，后来爸爸自己打赤膊，脱下衬衫给张凯盖上，仍旧没能避免孩子受凉，到了武义就开始咳嗽。偏方是一种像红色泥巴一样的粉，吃下去没有什么反应，第三天去开化县医院住院无效，回杭州儿童医院诊断为肺部真菌感染，抢救住院55天，上了呼吸机，医生责备干嘛不按疗程来，如果再重一点就拒绝入院了。以后父母才开始全心和医生配合。

这次的折腾，给了张凯第一次和死亡擦肩的记忆，“心里有点难过，又觉得浪费了时间”。吃偏方的那个患儿伙伴，张凯去他家玩过几次，“他对我说自己快好了”，但到了年底就过世了，去世前癌细胞侵入了脑部积液，托张凯父亲去儿童医院再次挂号，医院拒绝接收，孩子在昏迷中死去。

与张凯擦肩逝去的病友不止一两个。和化疗病房毗连的骨髓移植病房，收治的白血病患儿都是高危，张凯时常过去串门，里面的十来个孩子“都走光了，没遇到活下来的”，时常听到连夜拉走的响动。

做移植的有个萧山女孩，小时候的照片很可爱，因为注射激素体征变化，人肿胀发亮，长胡子，看门诊时引起围观，她妈妈很生气又无奈。这个女孩去世的消息，妈妈没有告诉张凯，怕他难过。

在那次病急乱投医带来的肺部真菌感染后，张凯又经历过一次险况。因为缺乏某种元素，张凯的手脚忽然僵硬，无法屈伸，妈妈连忙揉搓，病房的室友也来帮忙，连旁人都吓坏了，后来输了一瓶针剂才舒缓，“那次是最怕的”。

至于接到病危通知单，起初张凯和父母都会莫名恐惧，张凯曾听到母亲躲在楼道哭泣。妈妈自己患过心肌炎，因为第一个孩子早夭得过忧郁症，一直有病根子，在儿子的疾病面前也只能忽略。后来妈妈也渐渐习惯，因为报病危的次数实在太多，知道是血小板下降到某个量，触发医院的惯例。甚至在开化县医院和金华市看病的时候，比医生胆子还大，鼓励他们放心打大剂量抗生素，否则又要去杭州注射。

见过离开的伙伴多了，死的问题，张凯自己也想到过。有次看到化疗看到一盒药四颗要两百多元，一天要吃两盒，觉得会把家里拖垮，“当时我就有了消极的想法”，想到不如从病房楼上跳下，一了百了。父母初到杭州，看到黑压压几百个孩子，也有“尽人力听天命”的想法，但相比起别的患儿，一家人还是显得乐观。

每次疗程完成出院，妈妈会买点好吃的，“犒劳一下，又躲过来了”。“优秀病例生”张凯也成了医生护士的开心果，每次去儿科都受到欢迎，过年时开化医院的医护们还凑钱给他封了个2650元的大红包。

三年的化疗期完成后，一家人又去了一趟和阗的菜花地，但去得迟了一点，菜花已凋谢，当年心境无处寻觅。

集中化疗虽已完成，但癌细胞残留量不低，需要两年的观察治疗期，五年之后是否不复发，“就看造化了”。白血病儿童的复发率不低，张凯有个病友，治愈十年之后复发，住进医院不久后去世。这种未知性像若浓若淡的云翳，笼罩在痊愈的预期上，让张凯感到对于未来的茫然。

但相比已经穿过的重重生死拱门，这层云翳眼下还不用去担心。

蘑菇

凌晨一点三十分，爸爸在门前发动了三轮摩托车，车灯斜掠过渠中流水，不时被爸爸搬菜箱上车的身影打断。

三轮驶上了公路，去往县城菜市场。公路上阗无人迹，只有货车偶尔交错驶过，映出三轮车的弱小。天上月亮像一柄擦亮的割菜弯刀，车轮穿越婆娑树影。这时出发，夜不是越走越浅，是越走越深。

往年姐姐在县城上学时，周日晚上会乘爸爸的三轮车，到了菜市场爸爸卖菇，姐姐在商户门口玩，天亮了去学校，省下车费。有时候，张凯也搭车去县城买书，父亲和兄妹挤在没有篷的车头上。

自从张凯发病，姐姐又升入了大学，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出现了。妈妈常常陪张凯在杭州住院，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种菇的繁忙季节，爸爸也只能一个人扛着，雇上几个帮工，再没有了往日热闹的场面。以往全家人住在厂棚，姐姐和张凯暑假时都是一人一口锅炉昼夜看守火候，替一下父母的班，父母白天还要陪工人干活、采菇、喷淋，爸爸深夜要出去卖菇，出菇高峰时节，蘑菇像无数小孩一样在菌棒上簇拥，采不过来也运不及。爸爸养菇的技术过硬，张家的菇在整个开化县卖相出色，声誉最好。张凯也需要帮助采菇，“看到蘑菇圆圆的，长得饱满，采下来会有幸福感”。

张凯得病之初，爸妈想要关掉种菇厂，但当季已经投入那么多材料，亏损不起。后来知道需要长期治疗，蘑菇是家庭的命根子。爸爸只好在杭州和坑口村之间来回奔波，2012年一年，爸爸单趟跑了34次。

爸爸的第一反应还有卖掉全家人住的房子，妈妈说人都往城里搬，村里房子卖不起价，如果小孩没有救回来，一家人失去了立足之地。种菇的收入不足以填满治病的大窟窿，借钱不可避免。爸妈做生意多年讲信用，为了避免借了长期还不上，想了一个特别的方式：一家借1万，多不借，少不借，头半月内一共借了18万，按借钱顺序还钱，需要用时再借，不失信用。

集中化疗的三年里，总共花费57万元，报销之外，自家承担大约一半，种菇的收入是大宗。2016年，张凯的病情日趋缓解，爸爸的种菇事业迎来了高峰，却也同时陷入困顿。

这一年，蘑菇像爆炸一样绽开，完全看不见菌棒，人根本采不赢，一天要产一千多斤。因为出菇太厉害，根须就比较长，品相不如以往。恰好又赶上国家扶植种菇大户，全县的蘑菇供应一下子进入饱和，张家遇到了从未出现的情况，自家的菇卖不动了。由于种菇大户有国家补贴，成本低，又有储存的冷库，自家完全竞争不过，最后只好贱价处理给配送公司，还做了一部分蘑菇干，张凯和姐姐睡的楼上，弥漫着一股接近酸菜和臭豆腐之间的蘑菇干气味。

原来爸爸是县里第一批扶持对象，这一年也想争取一下“种菇大户”扶持，承包了周围农户五亩地，准备扩大到十万根菌棒的标准。但是给张凯治病掏空了家底，没有能力建造钢制大棚、冷库和雇佣人力，承包的农田长着杂草。已有的蘑菇大棚因为2016年的砸锅，第二年没有敢育菇，爸爸妈妈尝试改种蔬菜。

相比于蔬菜大棚，种菇大棚更长更窄，如若把塑料棚布脚卷起透风，风会刮翻大棚。改种蔬菜以后大棚里杂草多，更为炎热。妈妈把一个温度计挂在大棚里，不一会就上升到了38度。妈妈掮着锄头前来开沟，去年因为没有开沟灌水，种菜失败了。一边开沟一边拔草，行垄中间是妈妈昨天拔的草，已经晒枯了，手上起的泡还新鲜。

张凯跟爸爸一起来拔菜。爸爸拿一把割菜专用的小弯刀，拔出后割下带泥巴的根须，一束束放在田垄上，张凯拾起放在一起，爸爸装箱，一共割了三箱六十斤菜，现在装在爸爸的三轮车上。

卖菜不像卖菇有固定季节，有时车头上很冷。有次爸爸卖菜回来，妈妈问他怎么样，爸爸说你别问我，我冻得有点恶心。

一个来小时到达城郊菜市场，路边已经大体摆满，都是一辆三轮一个菜摊，爸爸排到了有些偏僻的位置。菜要一束束地取出来，摆在翻过来的空箱子底上，有三叶青和小白菜两种，批三叶青的有好几家，待会儿等地段好的人批完了再换过去。光线不好，有人戴着矿工的头灯。

菜批得不算快，有两个主顾过来看，其中一个女人是给宾馆配送蔬菜的，都是从前买蘑菇的老客户。爸爸说棚子里温度太高，菜有点卷了，加上打药少有虫，卖相不太好。往年批发蘑菇，到市场很快就出手了。

随着有摊户出清，人们一点点向中心挪动，爸爸把菜捆移到十字路口，比别人降了五毛钱价，总算卖掉一些，到了三点四十分，一个女人来拿走了最后两捆。爸爸四处转了一下，没有看到什么人卖香菇。去年春天行情崩溃后，种菇的人少了，现在市面上菇又少了。这又让爸爸起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毕竟自己种菜不大内行，种菇却是开化县第一。当初远赴江苏扬州，从在那里集中种菇的丽水人手里学艺，以后被开化县农科所树为典型，自己注册了“纯菇凉”商标，名字是大学的女儿想的，今年还拿到了食用菌中专文凭。

儿子的病过了最危险、最花钱的时期，种菇大户的心思，也渐渐地在爸爸心里重新活过来。

水渠

在外婆家院子第一次见到打羽毛球的姐姐，她身着类似职业女性的黑白短袖和裙装，踮脚去够弟弟故意打的高吊球，神态兼有职业女性的干练和乡下女孩的纯朴。在校期间，她已经开始在企业里兼职担任翻译，每天挣三百块做上学费用，每年也都能拿到奖学金。除了考驾照和报雅思，家里从不用给她寄钱。大三那年姐姐在全国性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得了优胜奖，大学毕业后保送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

如果不是弟弟的病，她本来还有出国留学的想法。

2012年张凯生病的时候，瘦得没有多少重量，姐姐高考结束后去医院陪护，每天抱着他去接受穿刺。眼下长得比姐姐高一截的张凯却视姐姐为“傻白甜”。村里的很多人家搬进城，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走了，缺少玩伴。以前的街坊变为了断垣颓墙，锁着的大门里边，屋顶经不住雨水而中心塌陷，遍地瓦砾中，童年游戏的痕迹难觅。张凯想要住校，家里考虑到他的营养，不敢答应。只有假期姐姐回来，是张凯最开心的时候。

外婆家附近的大河，是姐弟假期游逛的领地，和家门口的水渠一样，这里的河水清澈宁静，生长着很多开化特有的青蛳，和群群的小河鱼，远远有人在河心摸青蛳。

这里也是妈妈生长的地方，父母第一次相遇时，妈妈正在水面撑着竹筏去载猪草。妈妈喜欢那时无拘无束的河面，没有筑眼下的橡胶坝，劳作之余常常下河游泳。出嫁之后，离开娘家不过十几里地，却也从此疏远了大河。爸爸的水性也好，他下水游了一趟，摸了几把青蛳上来，只是张凯生了病，不能陪爸爸下水。同样不得不告别的，还有得病前父亲带着姐弟二人每天跑步的习惯。

好在还有家门前的水渠，能带来足够的乐趣。天热时爸爸会和邻居一样，在水渠里洗澡，全身浸在水里，享受一刻穿透肺腑的清凉。妈妈头天刷的青蛳，比大河里的长，带着暗青色的螺纹，泡到第二天，剪去了尖尖的屁股，就可以做菜了，还在发糕上撒上一层新刷[3]上来的虾米。打完羽毛球回来，张凯帮妈妈在渠里刷干净了白生生的芋头，又刷干净了手，姐姐也给爸爸洗好了打土墙穿的迷彩服。客厅里的电视没有遥控器，按钮坏了，姐弟俩上楼享受一会儿电脑和手机，温习一下功课。

只有一间屋有空调，地上铺了一张席，晚上姐姐睡床，弟弟睡席。楼上没有装修，楼道和墙壁裸露水泥，只有姐弟的两间屋粉刷过，屋里有些空荡。桌子上有一盒网球和一盒乒乓球，都是姐姐在学校看人家撂下拿回家来的，现在用不上。另外还有一把吉他，是学校一个外教回国，让姐姐拿回来的。姐姐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美剧，附带练习英语，张凯浏览手机上的“今日头条”。

得病之前，张凯的学习很好，家里保留着他2012年当选“四好少年”的奖状。治病让他留了一级，也时常拖课，平时上学比较认真，成绩没有退步太多。姐姐无疑是前行标杆，只是由于不确定的后遗症，想到未来，张凯也常会有迷茫感，“不知道做什么”。

姐姐说张凯“成熟了，心里藏得住事情”。爸爸也觉得自己这几年成熟了，“以前人家想漂亮，想舒服，我也想”。年轻时的爸爸很帅，女儿猜想他那时“一定很浪”。现在爸爸不会去和别人攀比，家里房子外表没有装修过，去年杭州开G20峰会，村里觉得张家房子在国道边影响村容，要爸爸粉刷，虽说有点补助，自己还是要垫一大半，爸爸觉得没必要，就一直推托着，直到眼下张凯脱离了危险期，才着手了这件事。

爸爸着手的另一件事是修整厨房。厨房是搬走的邻居转让的，是陈年土墙，和楼房很不协调，眼下家里稍微有了余裕，打算推倒重起。两天来爸爸穿着迷彩服，一个人在后院打墙。土墙和爸爸的年龄一样老，却像新的，散发金黄黏稠的色泽，似乎还可以站一百年。只是如同家里的稻谷，都是张凯得病前打的，储存年头久了，煮米饭没有味道，就算最善于使用电饭煲的张凯，也只好在吃饭前申明“这不是我的技术问题”。从2012年张凯得病以来，家庭的光景像是暂停了六年，是更新的时候了。

爸爸手持钢钎，先搭梯子把最上一层的土墙打剥一层，再俯身细细戳去墙基的水泥皮，把石坎掏出两个窟窿，又用镐挖断两堵墙的拐角连接处，这样两面墙就成了上下细中间粗的形状，便于推倒，又不容易砸伤人。墙体开始摇动，颤抖，脱落的尘土迷住了光线，呼吸困难，只听到爸爸钢钎的响声。妈妈拿来一根木板顶住外墙，爸爸再用钢钎适度用力向里一推，整面墙就倒下来，腾起巨大的尘土和响声，姐弟俩都从楼上窗户往下看，妈妈一直显出些许担心，这时感叹：“搞破坏挺快。”

相比之下，建造的事确实困难得多。背木料就是一件最繁重的活计。

张家的林地在山腹里，有几十根成材松木，被邻居家伐木时误伐了，只好索性都砍掉，正好背回家来建厨房。门前水渠上的木料，是爸爸妈妈已经扛回来的，根根浑圆又修长，其中有根底端直径接近一尺，二十来米长，使人疑心是怎样搬运回来。

卖菜回来，姐弟还没起床，爸爸和妈妈进山去背木料。山谷入口极狭，小径绵长，几乎为荒草笼严，曲折几里路转拐后，才现出山腹的树林，听见远处伐木丁丁。张家林地的木料已经伐倒数月，长短仆倒在山坡上，像是人手添加的线条，木茬露出棕红色，散发松脂气息。爸爸掮了一根极其庞大、浑圆的，看起来不像是人的肩背能够承担，爸爸看上去并不健壮的身体，却似乎平淡地将它扛在了肩上。

木料首尾太长，在狭窄如线的溪谷中循行，随时要防止被藤蔓树木别住，肩胛上的重量随路程一点点增加，带着不适的疼痛酸麻混合的感觉，一直增加到难以忍受，才停下来歇一气，似乎这是对自己的某种要求。妈妈也掮了一根略小的，落在后面，心肌炎的后遗症让她看上去吃力得多，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别住了，在谷口卸下了木料的爸爸转回来帮她。

树砍倒了四个月，水气还没有完全蒸发，这时雨季刚过，背起来最重。爸爸回忆，几年前在遥远的山上弄杂木，一共有几万斤，特别硌肩，自己都后悔了，“弄投降了”，但还是弄回家了。一个侄子当过消防兵，去汶川支援过地震救灾，一半重的木料都扛不动，后来说“服你了，叔你太厉害了”。爸爸年轻时做篾匠，篾活不挣钱后又做木匠，似乎熟知木头的习性，在肩头上不生分。

说到这里，爸爸露出了隐约的一丝微笑，似乎回到了年轻时候，还有着无限的可能。木头到了公路上，再用小铁车搬运回家，阳光刚刚落在水渠上，孩子们正在起身，姐姐的手机里放着李健的《美若黎明》，新厨房的事业就要开张了。

驴皮记

雪山

爬上坡路顶端，钻过黏满了羊毛的铁丝网破口，草场就在眼前了。刚才疲惫的脚步变得轻飘，孩子们都有点奔跑起来。

第一刻有些不真实感。脚下是平坦如砥的草场，游动一两处羊群，似乎延展无际，却忽然止住，迎面壁立峭拔的雪山，似乎到达舞台边际，垂下幕布。张浩回忆，有次远处大山上在下雪，这边在下雨，站在雨中看飘雪，身骨单薄的他似乎要漂浮起来，到达不曾亲身去过的彼岸。

要前行一截，到了草场边沿，才看出脚下与雪山之间隔着广阔的峡谷，谷底流淌孩子们口中的大河，一条银亮的带子闪烁，另一条因石灰石底较为浑浊，却分岔出万千头绪，迂回无尽。张浩夏天和叔叔放羊的圈屋，就在草场边沿下，挖掘机顺坡坎开出两孔窑洞，一孔圈羊，一孔住人。一待两三天，趴在草地上做作业，过会儿看看羊走远没，等吃饱了赶下大河饮水。吃馍馍白水，从大河提水上来，他也不觉辛苦。

圈羊的窑顶已经有处塌陷，像是草地陷下去一个窟窿。住人的窑也杳无人迹，张浩走到窑口，沉默了一会儿。里面有一张牧羊人过夜的铺，以前挤过他和叔叔、爷爷的身子，剩着破烂被褥。烟熏火燎的热水瓶内胆破裂，已经没有嗡嗡回声，一个锈蚀的煤炉失去了任何暖气。几只散落的啤酒瓶，说明着今年夏天这里的最后一场热闹。

当时羊价下跌亏钱，叔叔决定卖掉羊群，卖羊前要剪毛，杀了一只羊吃，大家都上来了。过后张浩跟奶奶回县城上学，叔叔随爸爸妈妈去新疆打工，家里只剩下了爷爷和妹妹。许多个绵延无尽的草场夏天，这样戛然而止，像张浩常常担心的自己的身体，从四岁患白血病开始，一直靠吃药维持，他害怕或许哪天这一切会猝然断裂，失去所有血液。

曲折下了陡崖，到清亮的一条大河边，同行者有妹妹张璐和其他两三个孩子。河水的冰层带着裂纹，现出冰花凝结的絮纹，张浩踩起来特别小心。有年夏天他在河里捉一条透明的白色的鱼，被激流冲倒，裤子都湿透了，这对于怕感冒的张浩是大忌，不敢跟大人说，悄悄焐干了。

张浩说，大河里有玉，家里神龛供奉的佛像下面有块玉石，是爷爷从远处大河发源处捡的，上游每年要掘走一卡车玉石。

爷爷却说，这一带不产玉，那只是比较好看的石头。上游拉走一卡车玉石的说法，也近似张浩的幻想。

爷爷常年留守家中。家在大泉沟前半段，平房看起来式样不错，却已经显旧，不像一些邻家翻盖了彩钢瓦。阳光敞亮地照在正屋里，沙发上都蒙着带花纹的座套，火屋也整洁，只是有些空落，除了一口储存药物必需的冰箱，看不到新的电器和家具，也没有别家联上的网络。

甘肃肃南县，患白血病的少年张浩站在山顶草场上。

驴皮

空落的过程，与张浩的病情同步。从第一次去兰州看病吃药起，家里的上百只羊、马和牛、猪都渐次卖掉，换成一叠叠的血液检查记录，和中药方里的犀角、阿胶和各味药草，化作张浩的气血，仍旧难以抹去“增生性贫血骨髓象”这一行冷冰冰的字。

张浩得病之初，爷爷奶奶在家里流泪，民政局让两人去照相，争取点救济，照出来的两人眼眶脸面是黑的，没有一丝颜色。

用于凉血的犀角一克360元，价格高过黄金，一张驴皮两千多元，每年花费五六万元，从四岁到十五岁，全村出挑的家底一年年填了进去，加上父母双双在新疆的打工收入，仍旧累积了六七万的债务。

父亲本来在村里当支书，但一年万把块钱工资，补不了张浩气血的亏空。从发病之初的淌鼻血、易感冒、嗜睡，到血液报告单上的血小板下跌到个位数，每一毫米指标的回升都靠钱买回来。

爷爷在家中留守，除了照顾在沟口上学的妹妹张璐，和饲养剩下的家畜，更重要的任务是定期用驴皮熬制阿胶。

这是一项复杂的活计。到民乐县买来黑驴皮，清洗后用一口大锅煮，灶膛添柴和牛粪，下面用文火，上面过两小时加水和搅拌，七天七夜，只有厚实的大锅底熬得住，人也熬枯了。一直到驴皮熬化毛皮脱离，打掉了毛和连皮的骨头，用漏斗过滤，掺水后再用小漏斗过滤，最后用纱布滤，过滤后再回锅把水气熬掉，掺加枸杞红糖，就成了自制的阿胶了，虽然辛苦，比买东阿厂家的便宜又可靠。前后熬了五张驴皮，张浩吃了三年。即使中间停药，熬胶也没有断过。

熬驴皮时气味大，奶奶不让张浩兄妹去灶屋，怕孩子闻了反胃，不肯吃阿胶。

黄鼠狼是另一种土法补血之物，草场上就近出产。张浩刚刚得病的时候，奶奶到处去求牧羊人给孙子捉黄鼠狼，不料补得太猛让张浩流鼻血发高烧。以后才知道焙干磨成粉入药。黄鼠狼的价格近年也上升到一百块一条，不容易捉到。家里养过半大的小鸡，肚里塞了枸杞蒸熟，让张浩撕着吃补身子；后院来了一群野鸽子，爷爷搭了窝收留它们，也常抓来给张浩烧着吃。后来一群乌鸦赶走了鸽子，爷爷又轰走了乌鸦。

相比之下，犀角仍是最难得之物。现有的是找动物贩子买来的存货，说新的已经没有了。这个方子来自向其他患儿家长的打听，因为用药特殊，抓药时常常遭到质疑，爷爷却对此深信不疑，说那个患儿吃了一年就治好了，“血小板升到了一百”，眼下张浩吃了一个月，从二十多升到了四十八。

吃中药之前，家里也有过化疗换骨髓的考虑，为此还特意生下了妹妹。生性腼腆懂事的妹妹张璐，说到现在自己想到这件事，“还是有些想不通”。但手术后来并未进行，吃中药成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似乎能够维持，却看不到终点。前两年病情稳定，张浩不想吃药了，家里人也以为治愈了，停了两年，不料在学校上晚自习鼻血流得止不住，到医院一查，血小板已经快到个位了。

张浩自己的信心没有那么强烈。反反复复的流鼻血和止血，头晕和乏力，让他感到这个病“治不好，一直治不好”。有时拿拳头捶桌子，“心想怎么摊到我头上”。

止鼻血最困难。停药那两年，起初鼻血流一会儿自己能止住，到后来棉纱塞鼻孔也没用，一抽血又出来，一整卷纱布看着大夫塞进去，自己意识恍惚，感觉耳孔也来血了。有时一边鼻孔流血，鼻塞用的时间长，抽出后鼻孔一边大一边小。逢流鼻血止不住，从村里包车去张掖市抢救，熟人价最低也要一百多元。

五岁那年夏天，一次爷爷去草场上放羊，父母出外打工，家里大人只剩了奶奶，天下着瓢泼大雨，张浩鼻血流得厉害，卫生纸擦了整整一箱。那时交通不便，奶奶托亲戚去乡医院找人，自己看着躺在席子上的孙儿手足无措，心想“我快死，死了让娃娃好上，就好了”。电话里还不敢跟儿子儿媳说，被村里人责怪“你个爷爷奶奶胆子恁大，娃娃这么大毛病还不告诉他爹妈”，奶奶说到这里带了哭腔。

晚上奶奶泡了一大盆孩子穿的衣服，这是她每两周从县城回来的任务。水龙头就在炕屋里，带着一个小洗脸池，显出先前的经心，洗脸用的却是洗衣粉。

小凳子换上了新的坐垫，带花纹的袱布和沙发座套都是奶奶亲手缝的。被罩上的花是妈妈绣的。沙发、凳子和吃饭的木桌是爷爷做的，张浩还玩过爷爷做的木头小车。

爷爷二十五岁那年，曾经被抽调到肃南林场木材加工厂，做木匠活时被电锯切断了右手掌，三根手指连同半个手掌是接上去的，眼下留着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不能做重活。张浩在家中看书的时候，会腾出一只手揉捏爷爷的手掌，减缓陈年隐痛。

爷爷和奶奶手腕上搭着面条，一起在炉子上下揪面片，奶奶说爷爷以前不会做饭，是逼出来的。一家人围坐到桌前，张浩感慨：“跟过年一样，饭吃上，电视看上。”

遗憾的是爸爸妈妈不在，张浩给他们打电话，问啥时回来，“他们总是含含糊糊，说回来没钱用”。奶奶手机里有张浩爸爸妈妈发的照片，两人站在工地上，头上箍着安全帽，妈妈的帽檐下露出鸭舌帽和奶奶织的围巾，大热天包得严严实实，像是两个宇航员，身后是一地的钢筋笼子，奶奶看到照片就哭了。张浩说他们以前敲大石头，现在绑钢筋，都拣下力的重活。

兄妹跟父母见面太少，小时候生分了，爸妈回来张浩会觉得害羞。晚上睡觉也是爸妈在西屋一炕，爷爷奶奶带两兄妹一炕。好在张浩长大了，觉得自己和爸爸性格特别合契，“像兄弟伙一样，搂肩搭胳膊看电影”。

妹妹张璐到现在仍旧害羞，不好意思跟父母亲近。家里有外人在时，她讲话的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会凑在奶奶耳边，悄声问一件极平常的事，譬如“我的羽绒服在哪里”。尽管学习优秀的奖状和哥哥的一溜张贴在墙上，她似乎习惯了在家中处于次要位置。

只有到了山顶的草原上，她的天性似乎才舒展开来，虽然没有勇气在生火烧土豆时吃得满脸乌黑，像同伴那样捡来满满一兜牛粪，但在奔向远方的烽火台时，她终于和伙伴并驾齐驱，奔跑过茫茫草场，攀爬到陡峭风化的千年烽火台上，眺望河西走廊的川道，背后是莽莽雪山。这一刻她的脸上，终于和伙伴们一样露出了无所顾忌的笑容。

家里的电灯天黑定才拉亮，现在到了拉灭的时间。村里悄无声息，一家人整整齐齐躺在大炕上，张璐挨着奶奶，张浩挨着爷爷，爷孙手挽着手，鼻孔对着鼻孔，一起沉入睡乡。

吉他

早晨起来，张浩在村子里的环形小道上跑步。

“在农村有这个好处，我虽说有病，跑步比好多城里同学还厉害。”

村里还没什么人，有股清肃的气息，张浩穿得不怎么厚实。先顺着干沟往外跑，到了沟口的小学，又折往斜旁的山坳里去。山外的戈壁上刮起了大风，迎面灌入川道，天地霎时昏黄，雪山模糊变色，退隐在幕布之后。张浩捂住口鼻抵过了这阵风，视野又恢复如常。

奶奶并不赞成张浩跑步，她觉得孙子太累了。早上考试，还要上体育课，一天训练三次，跳绳、一千米和引体向上。张浩跳绳一分钟能过120次，引体向上最累，现在最多能拉到十来个，前天上体育课跑步，感觉一圈都跑不下来，眼前冒金星，两节课后才好些了。“还是努力去跑，哪怕跑不下来，人家看态度好给个两分。”

在校时奶奶去看过一次运动会，好多孩子还没到终点就晕倒了，或者一阵呕吐。张浩没出状况，但他冲线后坐在地上喘气的样子还是让奶奶心提到了嗓子眼，担心他感冒，以后奶奶再也不敢去看了。想要考上大学，体育课是必须，总分50分，20分以下不录取。奶奶心里的意思是，考上大学固然好，身体更重要。但这话她说不出来。“他这么个身体，不考上大学，能做什么呢？”

回家后张浩打扫了院子，到了固定的吃药时间。爷爷坐在炕头，用一只锉子在碗口上磨犀角，每次锉一点点下来，粘在矬舌上的敲下来，泡水给张浩喝，喝完了再加水喝一道。完了再把矬子上附着的粉末舔下来，过程像郑重的仪式。

吃阿胶的时候，奶奶也给了妹妹张璐一块。清晨张璐流了鼻血，爷爷急促地让奶奶找卫生纸塞鼻孔。张浩说妹妹也喜欢流鼻血，冬天炕烧太热了，睡了一夜鼻孔里时干的，一搓容易破。“她流鼻血虽说不要紧，一流开心里也焦愁。”奶奶说。洗脸时时张浩流了一点鼻血，不过自己止住了，他没有告诉爷爷奶奶。

正房里供着一溜菩萨，都是张浩生病后请来的。为了治病，奶奶还到祁连山上的马蹄寺，让五岁的张浩皈依了一位庙里的僧人。

张浩去过马蹄寺两三次烧香祈愿，每天在家三次给僧人磕头，磕了两年，并且做一种僧人教的养生操。奶奶有空就去敬拜僧人，请他指点孙子的病情，为张浩念经祈福。僧人也来探望过两次张浩，给张浩放释迦牟尼出家事迹的录像。

当僧人想要让张浩出家时，遭到了张浩的激烈反对，甚至用玩具枪的塑料子弹射到了僧人脸上。张浩扔掉枪大哭起来，奶奶责备了张浩，但她也舍不得孙子出家。僧人只好作罢。

长年的疾病让张浩有一种命运感。他记得有次爬山，带着妈妈的手机，下山一路狂奔，手机丢了，全家上山找，一路走一路打电话，听在哪里有回应，心里祈祷手机不要没电了，最后在一处路面裂隙里找到了，似乎一个就要丢失音信的人被找了回来。但后来手机终究在妈妈外出打工时丢失了，“逃不脱它丢失的命运”。

不论如何，在手机还有电的时候，它会发出声音来回应人的寻找，音乐的铃声似乎是它的梦想。在早晨给捐赠人的回信中，张浩提到了“梦想”这个词。

两位捐赠人来自深圳一家爱心互助协会，每年各寄来五百块钱，是老师帮助联系的，时近年底，张浩需要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和告知近况。张浩的学习一直拔尖，但近年来感觉自己记忆力下降，“听写课一节四十多个英语单词，只能记住十多个”，上课感到体虚困乏，成绩也考不满意。他在民乐三中的快班，教育质量好，但肃南县要求统一转回本县上高中，只能打算明年先考肃南的高中，再靠成绩拔尖往民乐县转。

这封信昨夜已经开头，写得很慢。每次提笔，轻飘的笔尖后有无数沉重，表达不出。“因病魔——责怪自己为家庭做出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我的梦想是音乐家，这是我第一次提我的梦想。说起梦想，我现在也只能是想想，流流口水而已了。”

张浩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是学校的主持人，音乐的梦想是初中萌发的。张浩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吉他弹唱的歌曲目录暨吉他和弦谱，大多是民谣，有《南山南》《老男孩》《当你老了》，最近的一首是许巍的《旅行》。在他脖子上挂的校牌上，有宋冬野的大头贴。

初一的时候，张浩参加了民乐县最好的吉他培训班，学了一年，有一次按弦到手出血，还好自己止住了。老师是连续三届“民乐好声音”的冠军得主，现在当了评委，答应可以和张浩合作一曲参赛。张浩参加了“三中好声音”，得到了客厅里悬挂的器乐三等奖的奖状。

张浩推荐吉他课老师教了《曾经的你》，原曲和弦太难，张浩学会了简化版，对于“总想起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还在疗伤”这句特别有感觉。他想将来像《旅行》里唱的那样走遍四方，但他最远治病走到兰州。眼下还得专一投入在学习上，升入高中后或许不会有时间，只能在给远方人的信上说一说。

张璐也喜欢音乐。家里有一台电子琴，她能用一只手按出“掀起你的盖头来”，老师还没有教两只手，正在学的是“送别”。每两周一次奶奶和哥哥回来，周日下午又离开，她和爷爷会一遍遍经历歌曲里的场景。不必说每年过年爸爸妈妈回家又离开。

例行的离别时候到来了。祖孙带上了炸好的油饼和去县城纳的鞋垫，还有爷爷养的猪做成的腊肉，以及从地窖里取出来的大个头的土豆。奶奶有椎间盘突出，但仍旧把东西都提在自己手上。祖孙去路旁搭一天两趟的公交，爷爷和妹妹送到路边，已经有络绎返城的学子在等候。淡薄的阳光掩盖不住清冷，远处的雪山更为清肃，张浩望了望，耸耸肩膀。在民乐县城，他仍旧能看到雪山连绵的岭际，知道下面是自己的家乡。

送走了行人，爷爷还有很多的活要做：拌麸皮喂鸡、照看初生的羊羔，帮邻人用木匠刨子打磨笤帚桩子，和给自己与孙女做晚饭。淡薄的阳光洒在空落下来的院子里，光景仍然需要维持。

当你老了

奶奶站在青黑色的人群里，等候在民乐三中的大门外。她的手电筒扫过路旁一棵看似光溜溜的小松树，担心我靠上去，“有油，黏上洗不掉”。

奶奶是从租住的木材厂平房里过来的，离学校半里地。木材厂地处城郊，屋后是半荒芜的田地，田埂生长着萧疏的杨树，简易铁皮厕所架在院后田埂上，冷风嗖嗖地从下面灌进来。隔壁还有一家棺材厂，院子里架着两具完工等待上漆的棺木。没有路灯，奶奶总是打一支小手电。学校的晚自习即将结束，奶奶每天在这里等候张浩下课，接孙子回家，早上送孙子上学。

下课铃响，等候的人群攒动起来，一个个穿学生服的身影走出，奶奶接到了张浩，祖孙一前一后向木材厂走去，路面坑洼，奶奶的手电光在后面摇动，给孙子照路。路上闪动的，还有其他几位陪读家长的手电光。

走到院落的入口，奶奶绕到田埂上，从杨树枝杈间搭的晾衣绳上取下几件衣裤。裤子被冻硬了，折在晾衣绳上取不下来，反正是旧衣服，奶奶打算明天再来。

小院改造成了一间间租屋，透出零星灯火，院里浮动一层烟气。张浩和奶奶住的，是其中平常的一小间，一年租金2800元。一张大炕和一张沙发床，加上床头悬挂的东西，大体塞满了房屋的空间。一个煤炉提供热量，炉子包着纸壳的管道上，挂着张浩的吉他。

张浩回到小屋，坐在沙发床上看物理笔记，一边吃馍喝酸奶。酸奶是奶奶自制的，买来鲜牛奶煮沸，晾上三小时自然发酵，拌上糖，就可给孙子吃了。喝完酸奶的张浩看着桌上的课本，空出的手里还玩着两个哑铃。桌板下压着一张张浩小时候的照片，胖乎乎的，眼下显得清瘦。看完物理，又拿出化学卷子复习。听写的化学方程式错了三个，让他自己很不满。

奶奶拿出一只小碗，一只矬子，磨犀角。犀角装在一个以前装天麻的小铁盒里，外面套上布袋。小屋里响起轻微的嚯嚯声，渐渐加重，听得出奶奶手下的力道。奶奶说手酸得很。像在大泉沟家里一样，奶奶拿出一个烧杯，倒水化开犀角粉，另外拿出一个中药面瓶子，让张浩吃一勺药面，喝一口含有犀粉的水。

奶奶给张浩打理的早餐是一碗牛奶泡两个荷包鸡蛋，牛奶是和别的陪读家长合伙，找奶农买的新鲜的，饭后吃药。张浩不喜欢喝牛奶，剩下的奶奶只好喝了，心里又想，三块钱一斤买的牛奶，“我喝了又不去跑操”。

睡前，奶奶会给张浩洗脚。长这么大，张浩自己没洗过脚，一直是他做作业，奶奶给洗。张浩想要自己洗，奶奶不让，“这个都是小事情”。奶奶说张浩性格好，不会犟嘴，还常让奶奶宽心，不要愁郁。

课业不紧张的时候，张浩会取下挂在煤炉管道上的吉他，弹唱两首歌曲。调音器和拨片，奶奶都收在顺手的地方，方便给孙子找出来。奶奶喜欢听张浩弹唱，“好听，有点伤心，又像是得到了宽心，说不出来的感觉”。

悠扬的吉他伴奏下，《当你老了》的歌声在小屋里回响起来，纤细、清澈，气息有些柔弱，就像是张浩本人。奶奶静静地听着，皱纹密布的脸上变得湿润，拿起一角卫生纸轻轻擦拭。

到灯塔去

少年穿过滩涂遍布的火山岩石块，向海岸线的灯塔走去。

道路高低不平，湿滑的岩石生长苔藓，但他灵活地越过了障碍，去到灯塔脚下。从渔村里看，灯塔只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走到近前才显出高大，一个圆形的两人多高的塔基，安置着一个峭拔的四棱型塔身，塔尖像是一朵镂空的火炬，其中曾经安置着一盏长明灯，指引出海归村的船只。

少年踩着布满蜂窝的岩石向上爬。在灯塔庞大的身体上，他显得渺小，像是附着其上。他终究爬到了顶端，拾起一面被先前的攀爬者遗留的布片小旗，向着海面挥动。海风吹动了小旗和他的衣服，海平面尽头一艘大船缓缓驶过，几乎看不出移动。

“那是一艘很厉害的大船，能在大风天气出海。”少年李大钦说。细沙村的渔船都老实地停靠在防波堤背后，只有一排密麻麻的小红旗飘动。其中一艘是叔叔的船只，李大钦上过船，但从未跟叔叔出过海。

少年脸上现出忧郁的神情，或许由于一个人待在灯塔顶上。双胞胎的大妹和弟弟都无法和他同行。他们是脑瘫造成的残疾儿。刚才从村口走下滩涂的时候，弟妹在后面趔趄追赶了一阵，就止步了。李大钦没有回头招呼他们。他心情复杂。

“会有些自卑，因为有这样的弟妹。”

这使他不大想在周末回家，有时会想要早日长大，乘坐海平面上的大船，去到遥远的地方。

妹妹李春风对哥哥也有心思。“不大喜欢他，因为他老是跟别的人玩。”她无法越过滩涂的一大片礁石，只能在村里的街道上玩耍，眺望哥哥站在灯塔顶上的遥远背影。因为眼睛斜视，她只能偏着头观看，这使她显得总像是含有某种不满。

大海尽在咫尺，有时会涨到村道上来，对于残疾的她和弟弟来说，却如此遥远。

但她仍然有一个愿望，到船上去。

舞蹈

在笔架小学的教室外，李春风和弟弟李大敬相向而立玩拍篮球，但更像在跳一种迎迓的舞蹈。他们的双腿都站立不稳，像踩在棉花地上。弟弟的双脚要更软一些，舞蹈的幅度更大。

在学校里，他们不是唯一特殊的一对，此外还有一对自闭症兄弟，但确实与众不同。多数同学们的游戏两人无法参与，吃饭也由奶奶打了在单独的桌上吃。为了照顾两姐弟，学校给了奶奶一间房子住。姐弟的年纪也被步伐拖了后腿：九岁的姐姐读二年级，弟弟只是一年级。姐姐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弟弟则很难做对任何答题。

两人的残疾来自早产造成的脑瘫：妈妈在背柴火时忽然肚子疼，到医院小产了，婴儿只有两斤多重，出生时缺氧造成脑瘫。弟弟后出来几分钟，缺氧致的脑瘫更为严重。

在家中，清早起床穿鞋，对于弟弟而言都含有风险。鞋子放在门外院地里，有一道小坎，弟弟一出门就扑了一跤。站着无法把双脚套入拖鞋，只能坐在门槛上穿鞋。

妹妹李春风的挑战要更强一些，她想上楼顶找皮球，就一路扶着楼梯把手，结果把手上的衣服全被带了下来。楼顶上可以眺望海滩，虽然离海这么近，风景就在楼顶上，姐弟却很少上来，皮球不知在哪一次的游戏中被遗忘在楼顶，已经蒙上一层海风侵蚀的盐碱。下楼梯是更难的事，必须扔掉皮球，扶着把手一瘸一拐下去，像是独自在一个深谷里往下走，要去采摘井底难得的什么。在学校里，她需要爬上二楼去上女厕所，也要经历类似的过程。

以前，姐弟俩穿过一年多的矫正鞋，鞋筒高至膝盖，用于固定小腿。脱下鞋子之后，两人都觉得腿脚比以前“轻了好多”，但似乎仍有一双无形的无法脱下的鞋子，穿在两人的腿上。

姐弟在院坝里玩球，蹲下身捡球时，两人第一下总是捏不住球，拍球也拍不稳，这种游戏显然难度太高，不久两人手里增添了工具，一人一只拖鞋打“板球”，嘴里嚼着姐姐去小街上买来分给弟弟的泡泡糖。姐姐能吐出泡泡，弟弟则只会拉出很长的丝。

姐姐说，她并不想和弟弟玩。但是多数时候，她只能和弟弟一起玩。

今天来了新的加入者，一个堂弟，六岁的堂弟，看去身量要比春风姐弟高出一截。在踢球游戏中，他也和姐弟不是一个级别。姐姐踢出的球他总是轻易防回，他的回球却常常从姐姐弯曲的双腿间钻过去。姐姐很快输掉了，弟弟让姐姐再玩一局。等他终于上场的时候，只能蹲在地上，伸手去接堂弟踢过来的球，常常被球打到脸。

弟弟的弱势不只是在腿上。游戏间隙，他的撒尿和排便都是父亲端着，双手够到裤子对他过于艰难。在学校的洗澡穿衣，也更多是由奶奶照料。刷牙由小男孩独立完成，他歪歪扭扭把牙刷递入嘴中的姿势，像是某种夸张的展示人体拉伸机能的造型。喝水、吃饭、擦汗，凡是要把胳膊举到嘴边的动作，都显得艰难。

写作业也是难事。做数学题时紧攥住铅笔，第一遍往往写偏，不易达到要写的位置，需要擦去重写，答案则由父亲告知。

院子里的游戏并不持久，堂弟很快失去了兴趣。海街上的游荡，才是村里孩子们日常的活动。春风和大敬也跟着堂弟上街了。海风鼓荡，路旁菩提树下有人躺在吊床上乘凉，散养的猪懒洋洋走动，一群孩子骑着自行车巡游，其中也有两姐弟的大哥李大钦。弟弟大敬在后追赶，双腿大幅摆动，像极致艰难的舞蹈，气喘吁吁，着急地喊“春风，李春风”，又自语“我迷路了”，听到孪生姐姐应答，方才放心。海风迎面鼓荡，单单是在空气中，似乎已含有足够咸味。

孩子们越过了村头李氏祠堂的边界，进入树林中。这使得姐弟望其项背，姐姐最远只去到过树林入口奶奶的菜园，她尝试过自行车，但失败了，就像她曾尝试像村里小孩游泳一样。“不想了。”她说。或许是尝到了过于咸苦的呛水滋味。村里小孩只有她和弟弟不会游泳。弟弟不敢走过祠堂，更远的世界，对于他们是奢侈。对于落在后面的弟妹，大哥跟着伙伴们消失时曾经回头一瞥，显出复杂的心情。盐场是村子的另外一头，那里老祖宗撒了石灰的坟，也在标示着天然的边界。

落单的姐弟俩怏怏回来，遇到了出门的父亲。他们向着父亲的怀抱扑去，把在海风中尝到的一丝咸味，藏在了父亲怀里。

盐场

李有笔开着生锈的三轮车，送姐弟去十几里外的学校。他戴着一副五百度近视眼镜。这是常年服用抗癫痫药物的副作用。

李有笔和双胞胎子女一样自幼身体孱弱，戴着眼镜的他看上去文质彬彬。小时候他常常失眠，说胡话，后来发作了癫痫，不得不长年服药。癫痫也遗传到了小男孩李大敬身上，曾经在数年前发作过。

在这个吃力气饭的渔村里，李有笔是少见的不能出海的成人。在少年时代，他父亲曾带着几个儿子出海，兄弟中只有李有笔头晕，从此告别了打鱼为生的可能。

好在细沙村濒海，条件强于干旱又无海产的内地，他娶到了媳妇，生下的一对儿女是健康的。但想再要一个男孩的本地风俗，却让他坠入了命运的陷阱。双胞胎姐弟出生后，发育得一直不太像正常婴儿，等到求医已经晚了。

几次去海口的治疗和康复费用，造就了近二十万元的债务。家中的房子年久漏水，政府前年扶贫才翻建了，屋里显得空荡，除了一台电视以外，其他几件家具都是亲戚送的。好在一家有五个低保，加之这里家族意识深，几个兄弟帮扶着，还撑持得下去。

晒盐是李大敬力所能及的劳动，曾经是家里的一项主要收入，却在近年衰落了。

海南省儋州细沙渔村，村外的古代盐场，李大敬在爬行。

绵延千年的盐场，袒露在村子的入口，一口口滤井中残留卤水，等待潮水涌入。盐场周边堆叠的火山石，被祖先开凿成了顶上平整的石床，用来晒盐，像是高低陈列的镜面。几年前，这里熙熙攘攘，烈日下忙碌的人群中，也有李有笔和妻子的身影。

五月是最适宜的天气，潮汐的夜晚，海水顺着渠道涌入盐田，清早落潮，留下大片泛白色的海泥，人们把泥搂起来，在阳光下翻晒，到了中午用海水泼，竹片草灰过滤，滤出的卤水注入井中，再把卤水舀到大大小小的石床上暴晒结晶，晚上五六点变成盐巴，一天下来能有几十斤，前几年有深圳的老板来收盐，一斤1.5—2元钱。因为活计繁琐辛苦，收入不稳定，现在人们都出去打工，没有人干了。

眼下盐场阒无人迹，只有石床积存的雨水微微泛动，反映着万物兴衰的光影，和远处的灯塔一样，已历千年。井中卤水仍旧咸苦，一两处晒台上遗留着水桶和工具，似乎人们昨天刚刚离开。

盐场外一片潮湿的海滩，烈日下岩石间移动的身影，是裹着头巾挖沙虫的妇女，沙虫价格一路走高，数量却日趋稀少，一天只能挖几斤。李有笔妻子瘦小的身影不在其中，盐场衰落之后，她出门打散工，一人挣钱负担六口，眼下在邻近的县帮人收甘蔗。

眼下奶奶和爷爷跟着小儿子生活，平时李有笔自己在家简单开伙，周末奶奶过老大家来帮着照顾，却不在这边吃饭。弟弟出海归来，带给李有笔一些小鱼，成了家中主要的荤腥。

这里的宗族意识浓厚，盐场边端正坐落着三座李氏始祖、高祖坟墓，村头的李氏宗祠红墙黄瓦，琉璃缛饰，村中张贴着族丁的布告，说明族中收支明细，有祭祖、捐助贫困、出嫁女红包等多项，村中没有外姓。2012年，李氏宗祠还举行了百年大典。在亲人的帮衬和家族的托底下，李有笔孱弱的家底避免了完全坍塌，在捉襟见肘中度日。

药物是硬性的支出。李有笔和李大敬都需要服药，儿子用药控制癫痫，父亲服的药更加复杂，用来控制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症，一个月需要一百元以上。药瓶上标明了副作用“患者可能会出现认识和运动机能损伤，应避免驾驶摩托车等机械”，但这恰恰是李有笔每周始末需要做的事情。除了视力模糊，药物还造成他乏力和嗜睡。家里琳琅摆着的药瓶，有的还标明了治疗慢性肝炎的用途。

以往姐弟俩每年会去海口接受一次康复训练，包括压腿、按摩等，2016年后这个项目不再免费，于是康复训练也中止了。

下午，李大敬流了鼻血。父亲从案板下砸下两坨甘蔗熬出的黑糖，这是孩子流鼻血需要喝中药时的调味，十几块一斤。在学校时，两人每周两块的零花钱显得微不足道，不过寄宿的哥哥姐姐也无非一周十块，包括两块回家坐三轮车的费用。学期初哥姐都需要缴纳上千元的费用，李春风和大敬一天三顿在学校吃，除了中午公益组织提供的免费午餐，每学期也需要缴纳总共五百来元的伙食费。这些都压缩了零花的空间。

清晨的海街，李有笔戴上头盔，发动三轮车送孩子去学校，他从骑车穿的迷彩上衣里掏出一张十块钱，误把给大儿子的零花递给小儿子，却被李大敬扔到地上。

“这没用。”他嚷着说。他没用过两张一块以上的钱。

腐船

紧靠海街外侧，潮水涨落淤积的泥潭里，搁浅着一大片腐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被弃置在这里，船板慢慢地腐烂，变得千疮百孔，只剩下骨架。

走过这片腐船，经过从盐场入口延伸的防波堤，就能到码头去。中午，父亲领着两兄妹，走上这条难得涉足的路。

海风猎猎。小弟弟在前奔跑，海风刮掉他的衣服，父亲费力地顶风为他穿起。他过于兴奋，不停地跌倒，狠狠地用拳头捶击地面，像是扑向岸边的潮水，被凝固的码头生生阻遏。曾经繁荣的码头，只剩一个残存的煤炭装卸台，被海潮剥蚀，剩余最坚固的根基，上面擎着残废生锈的塔吊手臂，像远古风化兀立的垛堞。

海浪从远方而来，不停地冲击拍打它，在凝固的水泥和石块上溅起巨大浪花，摔碎在脚下，又退到海平线上积蓄力量，形成下一次的扑击。浪潮涌动到咫尺仍是无声的，只有那些在垛堞高处摔碎的浪花，发出了不甘心的命运回响。

父亲带着姐弟走到防波堤尽头，新式的灯塔下面。新式灯塔矗着红色的杆身，顶上带着蓝色光标，和古老的石头灯塔隔水遥遥相对，日夜闪烁转动，指引渔船归村。海水在这里也变得较为平缓，似乎受到安抚，容许人伫立眺望。孩子在沙地背风处片刻逗留，头发披覆面容，手里触摸沙砾，无数砾石带着珊瑚风化的花纹，每一块中都藏有无数逝去的生命，无从发出声音。父亲揉着眼睛，手支额头眺望，宁静中含有忧郁，又似乎是难得的时刻。直到孩子叠伏上肩背，打破了这一刻的寂静。他们想去看船。

防波堤背后，是一大片避风的渔船，轻轻波动，鲜红的小旗纷纷飘扬，传来狗吠。临近这片船坞，姐弟俩在下坡路上奔跑起来，纷纷跌倒。父亲的心情似乎也微微激动，走在前头，听到小孩的呼唤，回头走来抱起弟弟。姐姐生气了，伏在沙砾上，不肯回应父亲的招呼。父亲又走上坡抱她下来。

船泊在水上，晾着雪白渔网，无人看守，只有一条缆绳，系着往来的渡筏。姐弟俩想上一次大哥曾经登过的船，他们从未经历过。父亲犹豫地答应了他们，拉住绳子扯过来渡筏。小弟弟抢过了绳子，发出兴奋的尖叫，尽管他的力气不足。渡筏移动缓慢，姐姐过来和他抢缆绳，父亲从中协调，总算把渡筏拉到手边。父亲带着姐姐登上了颠簸的渡筏，先前兴奋的小弟弟却不敢上去。他放弃了，看着父亲和姐姐渡过隔开的水面，登上渔船，而他只能坐在沙地眺望。

但他也有骄傲的经历，“去过船上”。实际是海街坎下的腐船。

这是一条单独的腐船，比之别处的同伴，显得更为卑下，失去了桅杆和船篷的装饰，陷在离路基不远的淤泥里。大哥李大钦会偶尔带着弟妹，到船上游戏。

到达腐船，需要越过生满青苔的淤泥和石头，和到灯塔的路一样湿滑。哥哥抱着李大敬，姐姐春风却在石头上跌了一跤，满身是泥。哥哥让她回家去换一件，等她再飞跑过来的时候，哥哥和弟弟连同两个小伙伴已在船上。

看起来腐烂的木船，在内部一直活着。哥哥把抱着的弟弟搁上船板，引起了一阵呼呼噜噜的响动，是船体窟窿中寄居的无数小蟹，飞快地躲避藏匿。春风赶到的时候，弟弟已经仰卧在船头，她手脚并用，顺着狭窄的船帮爬过去，和弟弟并排躺卧，闭上了眼睛，似乎是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风吹动了微细的睫毛。

哥哥坐在船帮，像在灯塔基座上那样眺望，偶尔回头看看仰卧的弟妹，眼神露出一丝忧郁。下船时，弟弟仍旧由哥哥抱着，小心地走过淤泥。他的脸上有一种少见的安静，像在父亲的怀抱中，神经和肌肉的痉挛消失了。

第二天清晨，潮水涨到了海街沿岸，汊湾淤泥中的腐船都浮了起来。只有那艘孩子们登临的船没有动。它浸泡在水中，在淤泥里生了根，成为微小海蟹和鱼虾的托身之所。但至少在昨天，它搭乘了孩子们，在一场白日梦中远航过。

海南省儋州西沙渔村，李大钦爬上古代的灯塔。虽然家贫没有渔船，少年还是向往着出海，和考上大学去更远的地方。

屋檐下的冰

第一次看见夏芬，她站在一家小工厂门外，身上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胸前工装上有一大方黄亮亮的油漆，面容憔悴。季节是初夏，她的神情却带来骨子里的寒意，似乎每刻都在煎熬，没有明天。

老板不在，我们跟着她进入工厂，到她工作的二楼，近似一幢废弃的毛坯仓库，从楼梯开始的水泥墙沾满油漆，黄亮亮又坑坑洼洼的颜色像是最恶劣的涂鸦，令人恶心，地面上搁着一些上过漆或等待喷漆的电梯用齿轮，浓烈的气味麻痹了呼吸，却让人睁不开眼睛，夏芬说：“喷漆时气味更大。”一副挂在下巴上沾染了黄色的口罩，是唯一的防护。难以想象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在这里长久待下去，但这是她半年来上班的场所，为着就近工作照顾生病的儿子。

老板闻讯赶到楼上，严厉地呵斥我们出去，看来厂房里刺鼻的秘密不能被外人窥见。我们站在马路边，周身感到车间里冬天的寒意。

“医生说治不好。”谈起儿子的纤维瘤，她像对车间里的气味那样麻木地说。临末却又挑了一下头发，像从深坑里仰头，执着地抓住一点什么：“还是要给他治。”头发已有几丝花白。

雪人

这是一间冰冷的屋子，林场废弃的家属楼三层。房间狭窄，林场工人早已搬走，几乎都是农村的外来租户，用柴火烧灶做饭，明泽、妈妈夏芬和爷爷奶奶是其中一家。

爸爸不在家。妈妈虽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带着明泽睡，却不和三个人一桌吃饭。这似乎是屋子里感觉更冷的原因。

爷爷半年前摔了一跤，躺在里屋床上，床褥堆满了东西，像是埋在一堆杂物中间。

天下着小雨，正在转成雪，天气预报说浙江遭遇五十年来的极寒天气，开化县将有暴雪，妈妈的工厂停了工。平时妈妈在外边买饭吃，上夜班在工厂吃一顿，今天带着明泽去外婆家，吃杀猪菜。比起夏天，她看上去更加瘦削，妈妈说在喷漆车间上班前，体重有一百二十多斤，现在不到一百斤了。起初手指发麻握不住喷枪，后来生理期紊乱，换来的是一千七百多的月工资，比在镇上餐馆打工多出六百多块，“给他多存点治病”。

外婆家毗邻镇子，两家相距一里多路。这里比林场家属院一带繁华，居民都是千岛湖迁来的水库移民，辗转几次之后终于安置在这里，自家起了楼房。外婆家的楼房有三层，是舅舅买材料自己起的，上下装修过，看起来很新，只有门厅的大木桌和几条长凳说明着过去的习惯。楼下热气腾腾，刚刚悬挂起来的腌腊肉说明着富足，比林场家属院的小屋远为有人气。明泽进门没有大声叫人，外婆吊着一只拔萝卜摔伤的胳臂，另一只手递过来烤火的小手炉，他也不领情，一溜烟跑上三楼，去玩表哥的电脑。

飞奔上楼的明泽除了胖一些，和年岁相当的表哥没有两样，妈妈悬心的是他身上遍布的瘤子，尤其是腰部最大的一颗，和似乎延迟发育的智力。病情从明泽五岁开始的，妈妈说他“生下来八斤，白净，漂亮”，只是腰上有一点点胎记。一切推迟到了五岁才开始。

五岁那年先是脸上出现咖啡斑点，以后因为鼻炎去杭州切除了双侧扁桃体，开刀后鼻涕止住了，胎记却受到诱发增大，身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黑色斑点，以后确诊为神经纤维瘤。医生说十万个孩子当中只有三个会患上，不能开刀，“越切越多”，只是嘱咐不要让明泽跑步了。

突如其来的“中彩”，让全家不知所措。此前一天，父母刚刚在县城付款买了房，喜事变成灾祸，背上沉重的借债和房贷。虽然医生说没有意义，明泽的治病还是给家里添上了近十万元债务，负债增加到了三十万。

父母是组合家庭，经人介绍结合，母亲第一次婚姻有个女孩，已经成人。爸爸也是再婚，第一次婚姻没有子女。明泽是家庭唯一的纽带。

妈妈说爸爸的脾气不好，说着会骂起来，急了会动手打人。两人出外打工时曾经分过一次手，以后讲好了爸爸不再打人，才恢复了关系，却仍旧比从前疏远。

妈妈说不出来的苦处在于，因为前些年一直出门打工，明泽交给奶奶带，跟奶奶更亲，她在林场的家里常常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娘家成了仅有的依托，“要是娘家远，就苦死了”。

明泽似乎并不喜欢上外婆家，他和外公外婆不怎么说话，最大的吸引是表哥和他的电脑。他登上了表哥的QQ，因为没有自己的账号，转悠了一通下来，和表哥出门去玩。雪已经在巷子里积了一层，明泽和表哥手拿雪球开始巷战，难得一见的下雪使他们忘记了寒冷，全然不知手已通红，鞋子湿透。明泽耳朵上还有每年复发的冻疮。

路灯亮起来，巷子里的雪变得黄晕晕的，明泽和堂哥借着灯光一处案子上做了两个特别大的雪球，两个雪球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雪人，酷似《捉妖记》里的娃娃，明泽给雪娃娃头顶加上一只角，强调“这是我加工的”。零落的小雪、家里杀猪菜的香气和妈妈吃饭的呼唤，都不能让他们回到家中。

吃饭时候，妈妈一直在忙碌不上桌。外婆吊着手臂，妈妈不能不多做点。平时在娘家吃饭，她也会时常买些菜提过来，免得只是吃白食。

晚上明泽不想留在外婆家过夜，问到为什么，他不出声。

屋顶

清晨回家，奶奶和爷爷刚刚起床。昨天奶奶上工到很晚。

人的增加，并没有让小屋里变得暖和。窗口哪块玻璃似乎关不严了。奶奶和妈妈之间，有一种东西冰结住了。两人不说话，狭小的屋子里各忙各的。

这是从明泽的一次传话开始的。在外婆家，妈妈曾经抱怨，明泽两岁以前自己带得好好的，后来让奶奶带了几年，“就成这样了”。回家之后，明泽把妈妈的话告诉了奶奶，奶奶和妈妈大吵了一架。以后妈妈就不在家里吃饭了。

提起这件事妈妈很伤心。她说，明泽爸爸打自己的时候，明泽在一旁看电视，却知道护奶奶。

明泽觉得奶奶更亲，毕竟妈妈半年前才回来。从前爸爸带明泽去杭州打工的地方玩，晚上明泽睡梦中喊奶奶。但是眼下妈妈说到仍旧出门打工，把明泽留给奶奶带，明泽又不愿意，原因却是“妈妈走了玩不成手机”。

明泽也不喜欢爸爸，“有点怕他，要骂我，很凶”。爸爸打妈妈的时候，他看电视只是因为心里害怕。

五岁那年起，腰上的纤维瘤让生活改变了很多。和爸爸妈妈一起坐绿皮车去河北邢台专科医院治病，晚上在硬座上过夜，回来时没有座位，家里留着一个简易折叠凳，是同车乘客送给明泽坐的。在医院里，明泽看到了脖子下挂着拳头大小瘤子的小孩，还有做手术切掉了一只脚瘤子却转移到臀部的人。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脑部覆满了纤维瘤，像林场空地上奇怪的树疙瘩。看着腰上的瘤子越长越大，身上的斑点也四处蔓延，明泽心里害怕，自己有天会变成那样，就像晚上睡觉看着爸爸妈妈吵架，只能躲在被窝里手足无措。

在学校里，明泽不敢让同学知道自己身上的瘤子。但纤维瘤对智力和体格的影响逐渐显现，明泽的成绩越来越差，几乎记不住需要的知识点，家里的模拟全真数学考试题上，虽然分数是25分，但只做了选择题，填空和问答都是空白。“每次考试他保证倒数第一。”老师对妈妈说。

明泽的身高也和成绩一样，掉到了全班的末尾，座位却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周末的教室里空空荡荡，只有明泽的书包挂在座位上，没有带回家。有时他在班上会遭到欺负，一个同学逼他拿钱出来，他回家不说，很久之后班主任才告诉家里。

在没有温暖气息的家里，明泽也待不住，尽管外面下雪，他仍旧片刻想往出跑。穿过林场家属院附近的阡陌，翻过大圩河滩漂流区的铁丝护栏，在河滩上踢着雪堆，一路走到通向镇子的大桥，再绕道外婆所在的街道回来，没有伙伴同行，也没有目的。这样的巡行，他一天要重复很多次，只为了在屋里少待一会儿。

第二次出门，明泽拉上了妈妈，到田野间的水渠堤岸上采地耳子。周围山岭披着迷离雪冠，妈妈说每年九月，她会到山上采草药，给明泽做药浴。家里阳台上挂了五六个中药塑料袋，都装着采来的草药。

堤岸上有零落积雪，地耳子已生长出来，一片片匍匐粘连在有裂隙的水泥地上，和苔藓、石子混杂在一起，需要小心地拈起来。明泽拿着塑料袋兴奋地采摘，他蹲下去的动作有些大，惊飞了渠壁的水鸟，上衣的肘部挣破了，这是去年买的新衣服。田埂上另有一种野菜，妈妈在杭州做家政时，有时会买了给东家煎野菜饼吃，眼下自己却没有这样的心情。

这片叫作十里泷的田野，也不属于妈妈和明泽，相比之下妈妈宁愿当初没有离开千岛湖，“那边搞旅游，日子好过”。和明泽爸爸成家之初也不在这里，住在一个叫柴坑乡的偏远地方，生了明泽就搬下来，现在老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塌陷了。

在堤岸上，妈妈讲到了在杭州的事情。起初夫妻二人一起打工，因为明泽爸爸打人分开后，再回去发现明泽爸爸住处有别的女人衣服，生气之下又再次分居，爸爸索性把妈妈的衣服什物都寄回来，换掉了地址，不让妈妈上他那儿去。妈妈只好回来照看明泽。

今年爸爸中秋回来了一趟，但过年要值班，不会回来。油漆厂的活不能干长，工厂也最多雇一年，怕在厂里发病，妈妈准备开年仍旧出门打工，出去也不会和爸爸在一起，各干各的。

回家之后，妈妈难得地和奶奶搭手做饭，烧柴生火和洗昨天剩下的碗。太阳出来了，对面房顶瓦楞的积雪明亮，衬得屋子里也显得亮了些，柴火生起之后多了暖意，明泽没有再想往出跑，一个人在卧室床上翻筋斗，拿起语文课本来看，又去阳台上眺望积雪的远山，或许因为刚刚读过课本上的古诗，口里喃喃了一句：“好多白头发，没了，就变成绿头发。”

从阳台往下眺望，林场院坝堆了一垛垛的松木，阳光下积雪融化，木料现出微红颜色。院坝也长有很多地耳子，天天有人采摘，爷爷说是观音娘娘的鼻涕。

爷爷坐在木桌旁的长凳上，仍旧拄着拐杖，脸上致密的皱纹里敛着微微的笑容，似乎十里泷上无尽的沟壑，又没有一条特别深，显出在这处屋顶下，他是最辛劳又温柔的那个人。他的腿摔伤，是夏天往三轮车上抬玉米袋子，过于使劲摔倒了，起来继续抬又摔了一次。他的颈椎、肾脏都不好，又有高血压，平时却要给上工的奶奶做饭，还要种六分田的庄稼，一直到腿摔伤才歇下了。

他用温和的声音招呼孙子过来，坐在长凳上等待开饭，似乎为了享受这难得的和睦时刻。

药浴

奶奶在附近的一家水果罐头厂打零工，临近过年放假，工厂搞卫生，昨晚半夜两点多才回来。平时也要做到七八点钟。

工厂上半年做黄桃，下半年做橘子和椰果，每次两个月。每天上班没有休息日，需要洗衣服的话，奶奶只能五点多就起床。十一点半回家吃饭，十二点又得上工，爷爷摔伤后仍旧要在家做饭。去年奶奶帮人带小孩，因为爷爷摔伤不能带了。以前喂了一头猪，也在端午节卖了，眼下猪圈锁闭着。

明泽很熟悉奶奶工作的罐头厂，停产季节由一家住户照看，需要从居民家的院子后门进入。车间窗户上摆满琳琅的橘子罐头，泛着温暖的黄色，地上到处是积水，有种酸酸的气味。铁皮的厂棚顶在化雪，到处是滴水声，像一架有很多键盘的大型乐器。对于厂房下的设备，明泽如数家珍：挑拣橘子的工作台，蒸椰果的大罐子，来回盘绕的管道。这里似乎比家里要温暖得多。

另一个这样的场所是跆拳道馆。妈妈说，发病后医生不让跑步，为了让他能锻炼身体，报了跆拳道，眼下已经系上了黄带，明泽说：“快要到黄绿带。”跆拳道一年要收费两千多，但明泽很迷这个，不让他去就哭，“说坏妈妈，坏妈妈你不让我学”。

因为暴雪，跆拳道馆也关着门，但可以从楼梯口玻璃门的一道缝隙钻进去。静悄悄的跆拳道馆里铺着黄色和绿色的垫子，有一种和橘子工厂里类似的温暖感觉，墙上贴着各种“带”的等级，并没有明泽说到的黄绿带。明泽和妈妈站在场地中央，妈妈手持防护垫，明泽按照训练的姿势跳起飞踹，动作像模像样，像是他在落雪的小巷里和同是黄带的表哥过招。妈妈稍微后退了点，仍旧手持护垫充当靶子。除了玩手机，这是母子间难得的配合。

妈妈没法彻底阻止明泽玩手机，“有时不拿给他，他就骂我”。在镇上的餐馆里，明泽拿着手机玩一款动物通关游戏，不太熟练的明泽一直没法通关，妈妈帮他按了某个动物的图标，立时一道白光上冲，顺利升级。

妈妈觉得自己回家之后，明泽变白了，脸上身上的咖啡斑退了很多，她觉得这是药物清洗和熏蒸的效果。

下午妈妈在阳台架了一口大锅，用来熬制十几种草药，有两种是上山采来的，小屋里添了一种特别的气味。傍晚妈妈带明泽下楼去院子里一排平房，翻出一个大塑料储物箱，晚上给明泽做药浴用。自从在油漆车间上班，妈妈只能下班早时回家给明泽洗。为了送明泽上学，妈妈特意要求早八点至晚八点上班，骑一辆电动车往返几里路外的工厂，车头上搭着大小衣服和塑料袋，抵挡川道里入骨的冷风。

妈妈把一大锅煮沸的草药搁入储物箱一头，人坐在另一头的小板凳上，中间拿一条毛巾隔开，用一件雨披覆住箱子。明泽脱掉衣服穿个裤头，显出胸腹遍布斑点和突起。妈妈让明泽钻入雨披下面，只露出头，雨披严实地把药草煮沸的热力封存在下面，似乎远甚于普通的热水，明泽不一会儿就脸上流汗，说身上很热。为了让他坐住，妈妈打开了电视，接收器坏了，电视只能收到一个朝鲜语的延吉频道，忽然又变成一片雪花。妈妈揿动按钮调了半天台，仍旧没有出来画面。

明泽脸变得通红，汗珠淌得更大，但并没有闹着马上起来。妈妈说，他的变化大，有时候像是很懂事，又像是不懂事，譬如见到餐馆老板，他每次会打招呼，老板跟他很熟络，但他从不会乱要东西吃。在镇子街头过马路，他拉住妈妈的手，说还没有变成绿灯。那次把妈妈对外婆说的话告诉奶奶，事后妈妈追问明泽，他回答“你就是说了”，妈妈无言以对。有时故意试探地问他有些跟家庭有关的事情，譬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他不会正面回答，只说“嗯”，再问会干脆说：“我不知道怎样说。”

浙江开化县，患纤维瘤的明泽在药浴。

妈妈终究把电视节目调了出来，明泽似乎很有味道地看着模糊的画面，听着他根本不懂的朝鲜语。

爸爸

一年多之后的夏天，我在林场家属楼终究见到了明泽的爸爸。

房间里添了两口纸箱，是爸爸拿回来的，里面装着两口锅，是业主装修房子后不用了送给爸爸的。爸爸还捎回两件换季淘汰的衣服给明泽穿，是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业主送的。家里的电视修好了，正看着又停电了，过一会儿来了，再过一会儿又停了。厨房的小排风扇似乎失效了，奶奶炒菜的油烟迷漫全屋，和冬天相反，这套小屋似乎没有一扇窗户能打开，房间变得很闷热。

妈妈不在家，正月初九出门去杭州打工了，五六月份回来过两次。爸爸从苏州专程赶回来。头天晚上明泽给爸爸打了电话，问：“你是要回来吗？”

爸爸是个看上去有些沉默的人，相比平常的打工者多了一分小老板气质，他在装修公司做水电工，负责高档装修的维护。工作并不容易，常常要面对业主的繁琐要求。有一套高档住宅赶工交房，业主家具已经搬进去，发现水泥没干、墙壁发霉，需要返工，时值盛夏，家具都包上了保护布，为了防止被风吹开不让开窗，爸爸的汗都凝在身上流不动了。最近爸爸被一个客户痛骂了一顿，因为客户的房子刚刚过了保质期，公司不再提供免费维护。

辛苦下来一个月四千多块钱，还掉房贷和支出明泽的学习生活费用，还有父母的生活费，刚刚够用。

爸爸说，明泽妈妈受娘家控制太大。当初在县城买房，说好两人凑首付，妈妈的钱存在娘家不肯拿出来，以后爸爸还要还月供。爷爷刚摔伤的时候，奶奶腰椎间盘突出，妈妈只在家里伺候了一天又要出门打工，爸爸和老人心里都很凉。

爸爸不喜欢明泽去外婆家，说他一去就生病，“有的小孩不能去外婆家，有去无回”。

明泽的病，是两人能够一致的地方。去邢台治病之前，爸爸担心是骗局，自己先去邢台打探了一下，再回杭州接母子过去，出院后又接两人回杭。家里橱顶有个充气的塑料水槽，是当时给明泽洗药浴用的，在家施展不开才换成大储物箱。本来以后还准备带明泽去北京，因为看到了在那边治疗无效来邢台求医的患者才作罢。

公司领导劝爸爸不必白花钱，爸爸说：“不给他治，长大了他要怨我。”

两人也有争执。汶川地震发生后，爸爸的弟媳有个舅舅在四川省民政系统，爸爸想通过关系收养一个地震孤儿，妈妈不同意。

听到明泽得了治不好的病，爸爸当时的脚就软了，走不稳路。“不想他还好，一想到他将来怎样生活，就睡不着觉。”在宿舍里爸爸常常失眠到三四点。他掀开明泽的衣服，给我们看背部的一处纤维瘤，“这里发起来了”。手指虎口上也新长了两颗小瘤。

明泽看上去长大了一点，和爸爸在一起显得沉默些。他说，过年时爸爸妈妈都回来了，“我们三个人睡一床”。

爷爷的腿伤也好了不少，在附近山坡菜地里种上了西瓜，家中已经摘回来几个，房子地上摆了一溜，只是个头特别小，明泽一下午能吃两个。拿刀切瓜的时候，动作有些笨拙，爷爷过来帮他，又把他吃剩下的瓜皮收集起来喂鸡。

林场家属院后坡，烈日下的沙地显出荒凉，西瓜地藤蔓衰萎，剩下几个顶小的西瓜，储存着夏季所有的水分。回来经过院子，遇见一个吊着短裤、和爷爷一样蹒跚走过的老人，明泽似乎有些畏惧地望一眼，爸爸说，这老人的孙女丢了。

事发一个月前，十岁的小女孩在院坝里玩耍，天黑仍未归家，爷爷奶奶四处找不见，派出所组织了人力拉网排查，爷爷和奶奶都参加了，四周的路口和山头都找遍，却再也不知下落。那以后明泽好几天不敢出门，在附近田野的游荡停止了。小女孩失踪后，一家人像是沾染上了不祥，他们自己躲着大家，别人也不跟他们搭话，刚才走过的老人步履一下子蹒跚起来，像是有个无形的东西让他跌了一跤，再也回不到从前。林场家属院的整个气氛也变了，很少看到小孩子在外玩耍，天黑也没有乘凉的人。

趁爸爸在屋里，明泽要去河边玩耍乘凉。父子渐渐熟络起来，在去河边途中，明泽趴到了爸爸背上。来到河边大桥下，水流在上游大部被堰道引走，四处露出清浅石滩，爸爸坐在水边石上，明泽到河心掬水玩耍，这也是妈妈少年时捉小河鱼摸螺蛳的地方，只是如今再无孑遗了。

河风悠悠，爸爸看着玩耍的明泽，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说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小学毕业后辍学做油漆工，后来还养过一年蜜蜂，带着几十箱蜜蜂从家乡出发，循着春天的花事一直往北，最后走到内蒙古，晚上搬家，白天养蜂卖蜜，当时辛苦，过后想起来也怀念。以后一直做电工，直到现在。

对于是否送明泽上初中，爸爸心存疑虑。上初中后离家里远了，最好住校，又怕明泽在校受欺负，有点不想让他读了，“反正他也读不好”。但不上学将来又如何，爸爸也感到迷茫。

上初中的费用也不低，开学就要拿一千多，爸爸说妈妈答应出费用，但眼下尚未汇钱。在河边，爸爸让明泽给妈妈打电话，明泽不肯。

长大以后，明泽想要修车，因为“挣钱多”。但身上的斑点和纤维瘤，让这一份愿景变得模糊。他仍旧想去学跆拳道，以前挣得的黄带还保存在家里。有次一个同学趁他下楼梯在背后推倒了他，明泽起身后踹了同学的下身，用了跆拳道的招式，事后家里赔了对方检查费。

只是眼下，拿起带子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系上。

不敢骑马的牧羊少年

宝安家的草场是一条平缓起伏的小山谷，处在几户邻舍的草场最里面。这是科尔沁草原乌兰毛都苏木（乡）的腹地，牧民的草场顺着川道和两侧小山谷延展收束。

割草季节刚刚过去，羊群在变浅了的草场上缓慢移动，啃啮尚存的青色。当它们游荡到山口遍布草堆的过冬草场，宝安在住房附近点燃了一只二踢脚，“砰”地一声在天空爆炸，受惊的羊群收起边角，像扯动的羊毛围巾向深处移动，慢慢和青灰的草皮难以区分。

初春来时，这里情形全然不同。草芽刚刚从一片灰蒙下萌生，羊群难以啃啮，短暂的阳光忽然消失，飓风从山坡扑下，裹着雪粒抽打裸露的草场，对面站着却听不到彼此，“我们的话被风吹走了。”宝安笑着说。

多年前宝安爸爸遭遇的一场车祸，和前年宝安的患病，让这户牧人的光景落在了全嘎查（大队）的后头，羊群大幅缩水，大部分还不是自家的，屋旁的割草机和小四轮都生了锈，电视也是人脸大小的一个。屋顶呜呜转动的风车也是旧年的。

羊群缩水之后恢复缓慢，买羊羔一只要五六百元，自家接的羔长到半大也要卖掉还钱，割草季节之前卖了一批，春季开学之后第一次回家，宝安看到自家的羊群由三百多只减到了两百只左右，与别家相比远为逊色。

眼前这片初秋收割过的草场，和其上缓缓移动的羊群，是父母一年辛苦的成果。只是，对于下一代的宝安和哥哥来说，这片小山谷里起伏的草场，似乎不足以安放他们的未来。

即使有足够宽阔的草场，宝安也没有纵马驰骋的愿望，他更投入的，是身下的山地自行车，可以在草坡上来回冲刺。在似乎一成不变的草原上，这件外来的物什显得新奇扎眼。除了锻炼康复的功能本身，它来自的那个世界，比起眼前一成不变的草场，有让人向往得多的东西。

吃奶的劲儿

经过一冬憋闷的圈养，厩棚的门打开，羊群在阳光夹杂着雪粒的天气里急切出栏了，一只刚出生三天的小羊羔四肢不稳，陷在草窝里情急地咩咩。

羊羔让宝安想到了自己手术后的样子：左半边身子变得不好使，经常在草地上走着就摔倒。他不能上学，只能不停地走路和骑车，锻炼、锻炼。宝安将它抱了起来，伸出手指，小羊认做母亲的奶头，嘬圆了嘴唇使劲吮吸。

“你感觉一下，它用了多大劲。”宝安把羊羔递过来。手指伸进没有牙齿的羊嘴的刹那，我以为要断掉了，立刻懂了什么叫“吃奶的劲”。山坡上一只小牛在吃奶，头部像钻头往上一冲一冲，母牛的一只大腿被冲击得一趔一趄落不了地。

这和少年宝安骑着自行车一再从草坡上冲下去，宁肯磕破皮也要再次尝试，只为了锻炼康复的用力，是同一种。

2014年夏天，宝安没有迹象地突发头疼。宝安从小患有中耳炎，因为嘎查草场上没有诊所，到乌兰毛都苏木看病有四十公里路程，长期没有治疗，脓液渗进了大脑，导致脑炎。

此后是火车硬座的长途跋涉，10个小时的开颅手术，术后十几天的鼻饲，和后脑上留存至今的线缝，耳朵旁的疤痕和残存裂口，以及影响四肢平衡和语言能力的后遗症。按照医嘱，父母用宝安过年的压岁钱攒下来买了这辆山地自行车，用于平衡能力的锻炼。对于宝安的家来说，从打击中缓过劲来也用了吃奶的力气。

中午，两个住在苏木上的人开皮卡车下来收“破羊”（生病的羊），几十元一只，不够好羊价格的十分之一。宝安家的羊群被赶进了羊圈，察验之下没有一只“破羊”。这和全家人的身体恰成对照。

父亲赶羊时蹬着摩托车的一条腿是假的。十几年前的那场车祸后，他在干重活方面从此逊色于寻常的蒙古汉子，打草和堆草都要雇人。过万的费用使他只能拖着哐啷作响的破旧义肢，等待政府五年一度的免费更换。

宝安妈妈的心脏也有问题，虽然很喜欢唱歌，却不敢听音响，一震动会心疼。

宝安五岁时的一场鼻窦炎，为这个家再次加上一笔重负，手术花去了两万多元费用，十年前这笔费用只能自家完全承担，但比起后面的重创不过是前奏。

宝安患脑病以后，家里的三百多只羊以低价卖去了一半，堪堪凑齐手术费用，另外十几万元来自五伯的帮助和抬钱付息。幸好这时有了新农合政策以及公益组织的帮助，报销了过半医药费，但自家仍然总共花去十余万元，大部分是借账，其中一部分需付二分的月息，清息之外根本无暇还本。

2014年的冬天，是这个四口之家最难熬的季节。由于科尔沁右前旗和兴安盟的医疗水平有限，父母带着宝安多次去长春看病，家里只靠在赤峰念大学放假回来的长子看羊，过冬的草料没打够，开春还飘着雪粒时就吃尽了，羊群不得不四处寻觅枯草下面冒出的新芽。羊群因为过于灰塌干瘪，一眼看去会疑心是假的。

视线所及，山口外邻家的草场却开放了过冬剩余的干草垛，以及草垛下温暖地气养育的嫩草，供羊群随意享用，像是举办一场上百桌的露天宴席。

享用“盛宴”的羊群，是宝安二伯家堂哥的。他家草场的面积比宝安家略小，羊群和牛群的数量却大不少，每年卖掉的牛就有二十多头。

对面山谷中的一户牧人，拥有上千只羊，宝安家月息二分的借债都来自这家，他家更显赫的是一辆丰田霸道，常常疾速从山坡上开下来，在草场上闪着镍合金的光泽。

宝安家没有这样的底子和面子。格日乐图有六弟兄俩姊妹，分家的时候草场划为四块，格日乐图分到的比兄弟们略多几十亩，“照顾我的腿”。眼下六兄弟之中，只有三个还在世，三哥的草场承包给了别人，五哥是电工，住在苏木镇子上，依旧放羊的只有格日乐图。

放羊的成本远比一眼看过去的高昂。光是深山和浅山两口人畜饮水的井，掘井加上管子、铁制水槽的费用一共要四万多元。山里的掘井费用一直欠着。散落在住房周围的割草、耙草机械以及柴油机、小四轮和摩托车，都是大笔的开销，分隔自家和邻居草场的铁丝围栏，不敢请人力，仅铁丝就花费了两万多元。

接羔房是五年前起的，八万元的费用政府补贴了一半，自家住的水泥平房则花费更多，政府也补助了一部分危房改造费用。接羔房附近，以前一家住的石头地窝子倾斜下陷，荒草遮没了窗内的旧日陈设。宝安上幼儿园时家里请过雇工，当年雇工在平房前种下的格桑花和主人的家境一样，已经零落。

秋天再次见到宝安，他身下的自行车变得旧了不少，但骑车的姿势却娴熟了许多，再也不会无故摔下，说话中也再没有了思绪被风吹走，要停下来想一想的感觉。在他的笑容里，过往似乎没有留下痕迹。

草场上移动的羊群多了一些，尽管一半是替别家代养，春天接的羔卖掉了一批，也有些长得半大了。全家居住的平方屋顶，政府免费安装的新式风能发电机叶片闪着银光，缓缓转动，尽管阿妈觉得，比起旧式的风车来它有点讲究，“小风不爱转，大风才动”。

羊群 泉水 骑手

被二踢脚惊走的羊群越走越高，一天没有回来，站在平房前面已经望不见了。爸爸正在忙着修理柴油机，没有去巡查的空当，宝安需要上山查看。

他仍旧骑着自行车，即使骑了没多远就得下车，一路沿着爸爸平时巡查的摩托车辙，把自行车推上山顶，为的是下坡时可以一路冲下来。到了坡顶，草场又变得平缓，只要羊群待在草场边界的铁丝网内，一眼就可看见在何处。

铁丝网前两年才架起来，从此牧羊变得简单了。只需要不时上山来，查点是否有公羊和羊羔跳越或者钻过铁丝网的缝隙，以防走失。羊群里有代别家放牧的种羊和母羊，用耳朵染漆来区分，挣劳务费或者落羔子，丢失和死亡了要赔付不菲的价格，一只种羊能达到几千元。前年宝安家替别人代养300只羊，因为忙活宝安的病，丢失和死去4只，只好让人拿走自家的4只母羊。

从春天到晚秋，羊群不回羊圈，喜欢露宿在草坡高处，躲避露水，贪恋清晨阳光。妈妈则说是山顶上凉快。看到人走近，羊群显出警惕，在山羊带领下移动。这是平时牧人经常捉羊宰杀或者出卖的结果，一个人在山上很难抓住羊，需要两人合作，慢慢把羊赶到铁丝网的三角地带，合围住最犹豫的一只。

从三四岁起，宝安就在山上赶羊。有次一只很小的羊羔落了单，对着宝安咩咩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哭了”。长大以后，宝安时常和爸爸合作抓羊，爸爸宰羊的时候，宝安也会帮忙把羊翻过来，攥住它的两只前腿，羊就认命地仰天躺在板凳上，等着人给肚子来上一刀。

宝安发现有两只小羊羔先前从铁丝网下钻到了别家草场，又着急地咩咩叫着寻找缺口回来，母羊也在这边逡巡呼唤。宝安耐心地等羊羔和母亲会合，走近看铁丝网下沿果然有一处翘曲，可以钻过小羊，铁丝上还蹭着羊毛，看来大羊也曾尝试。宝安用手把弯曲的铁丝掰直，大体拾掇好。

铁丝网那边的草场还没有割完，草比这边高出一截，难怪小羊会钻过去。

“你们晚来了几天，捉不成迷藏了。”宝安说。

打草的时候，需要全家出力，爸爸腿不方便，宝安和放暑假回来的哥哥合作操纵割草机。一个人操纵方向盘，一个人在后座，割草机的铡刀霍霍掠过草地，遇到坎坷和石块，后座上的人需要及时压一下手柄，抬起铡刀掠过去。这套动作，宝安六岁时就学会了。被斩断的青草散发出新鲜的气味，草地上留下依稀辙痕，一天下来新式机器可以收割一百亩草场。

这年的雨水好，七月的时候，草长到人身高的一半，一眼望去看不到羊群，一阵风压低了草际，才现出羊群吃草的方位来，叫宝安想起语文课上教的诗句，尽管他的功课不大好，也记住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草场上还有蘑菇，雨过天晴，就长出一层来。有一种白蘑，才回去炒熟了，蘸上酱好吃，只是这两年没有采了。

草场上各种无名野花，宝安大多不认识。傍晚割过的草场上蚱蜢密层层展翅，一片嚯嚯声响。仰头是匀净白云，极目起伏山岭，几处露出微红，草场绵延无边，景色无比安闲，似可安放一生，却又无端寂寞。一个人的时候，宝安并不喜欢待在山坡上，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虽然在外人看来，一个人拥有这整片起伏的草场山岭，是何等惬意。

山谷深处的井，是羊群另一固定的去处。每过一段时间，爸爸需要骑摩托车去一趟，通电抽水上来，灌满水槽，满足羊、牛和马的饮用。

井有九十米深，但宝安说，这里原来是有泉水的，下雨天会形成小溪。几匹马正在槽中饮水，见人来缓缓走开，奋蹄走上阳光犹有余热的山坡。宝安说，这里面有自家的两匹，也有代养亲戚家的。本来都驯过，爸爸受伤之后没有人骑，变得有点生了。

爸爸从前有一匹白马，膘肥体壮，爸爸曾经把宝安带在胸前，骑着白马驰骋。六年前马生了病，只好卖掉。旧马鞍弃置在接羔房的石墙上，经受长年风霜剥蚀，皮革剥落开裂，坐垫翻卷起毛。爸爸还没有放弃骑马的念想，将家里一匹小马送到别家代驯，希望将来能够带着假腿再次跨上马背。

说话当中，一个骑手的身影在半坡上端掠过去，在这片草原上，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骑马。人和马的身影合而为一，驰骋的速度不疾不徐，在倾斜的半坡上仍旧平稳自在。宝安望着说，这是住在山谷口的堂哥。他家草场的面积比宝安家略小，羊群和牛群的数量却大不少，每年卖掉的牛就有二十多头。

骑马是有风险的事。宝安的爸爸一共六兄弟，大伯二十多年前骑马奔驰时被风鼓起塑料布蒙住了马眼，马失前蹄坠亡。生病之前，宝安也想学习骑马，但是失败了。第一次尝试时，马踢了他的屁股。第二次试图跨上马背，被马蹄踹中腰眼，趴在地上半天，从此再也不敢造次。问他是否还想学，宝安摇摇头。

山口外边牧场上的勇志，是附近一带最出色的骑手，参加过科右前旗那达慕大会的赛马。以前他家里有30匹下驹的母马，现在卖掉了一大半。勇志有一匹快马，“跑起来比三轮摩托车快”。在草场上，他翻身跨上没有鞍具的马背，全速飞驰到马出了毛毛汗才停下歇息。

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相遇的时候，勇志的角色是在割草机的座位和井口的柴油机旁。他自家有七百多只羊，代养别家两百多只，承包了3000亩草场，背负着每年十万块租金的成本，因为羊价下跌而备感压力。

平时赶羊和出门，勇志像其他牧民一样更多骑摩托车，此外还有皮卡和越野车，草原上轮胎碾压的辙痕纵横交错，草皮难以再生，有的地段如同深壑。

QQ 西装 敖包

回到平房，总算放下了单车，宝安拿起了手机，坐在墙上安装的萤白色手机信号接收器下翻看。

他的QQ空间里储藏着各种心仪的美女照片，大部分是网友。其中一位，还是他在长春治病期间认识的当地病友的女儿。

这些照片是清一色的美图秀秀修饰出来的锥子脸和美瞳，和大城市的少女没有区别。

相比自小的母语蒙语，宝安和学校里的多数孩子一样，更喜欢汉语，在网上也更多是和汉族网友聊天。连他的名字也不再是典型的蒙文，派出所把他和哥哥姓名中的一个“包”字讹为汉字的“宝”，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将错就错，宝安自己更喜欢这个“宝”字。

宝安和爸爸妈妈都喜欢看汉语频道的电视。2015年大阅兵的时候，宝安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凝神观看一列列坦克从长安街上驶过，倾听领导人讲话。另外的时间段，则是一起收看《甄嬛传》之类电视剧，蒙古语频道的节目看得少。宝安家从前的冰箱送给了亲戚家，因为风力发电机无法同时带动电视和冰箱，而亲戚家不看电视。

内蒙古牧人的春节日期和汉族相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全家人的保留节目。有一年除夕没电了，宝安和父母轮班，拿一个人在屋外用木棒抡风力电扇，好让屋里的人能继续收看春晚。

全家人的蒙古服藏在衣橱里，只有到敖包聚会敬神或者大的节日才穿，衣服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并非真正的皮革制成。在平常出门会客的场合，格日乐图更想有一套西装，这曾经是他多年的念想，“和母亲一争嘴，爸爸就会说，他连一套西装都没有”。

直到去年在长春复查期间，母亲终于带着宝安，在一家购物商场给在家看羊的爸爸买了一套西服。在宝安的记忆中，这套特而雅牌子、标明产自福建石狮的西服价值2000元，实际是商贩标榜的原价，妈妈说花了三百来块。夏天的时候，爸爸穿上这套西服出门，参加了别家学生考上大学的喜宴，此后一直珍重地挂在衣橱里，再未舍得上身。

宝安身上的运动鞋来自网购，是到城郊的四姨家探亲时购买的。宝安还教会了父亲和母亲用微信，观看电视上阅兵画面的间隙，这个蒙古家庭的大小三口人都坐在炕上低头翻阅手机微信，上面有宝安哥哥发来的信息。

身在赤峰上大专的哥哥尽管会骑马，却很少回这片草场。学会计的他直率地对父亲表示，毕业后不会考虑回家，要在外面找工作。在大学谈的汉族女朋友，更让他坚定了这一想法。继承草场的任务，看起来落在了宝安头上，爸爸的态度是，考不上大学就回来，“给我看羊”。

躺在草场望着天空时，宝安觉得自己不像哥哥那样坚决，“也许将来我能接受看羊”。但他最向往的是他称为“画家”的职业，“随便画一个图，按图样盖房子，就赚好几万”。上小学时，宝安得过内蒙古自治区幼儿美术大赛第一名，奖状挂在炕头墙上。但他现在已经很少拿起画笔，心思转到了唱歌上。

虽然宝安和母亲一样，最喜欢的都是蒙古族歌手乌云高娃，但电视选秀节目中背着吉他弹唱的歌手更令他神往。他一直求哥哥在赤峰给他买一把二手吉他，但没有得到因谈恋爱用度超支的哥哥应允。国庆放假回家期间，他只是偶尔到山坡转转，更多时间花在手机上“吃鸡”，“无聊”成为他最经常发送的微信表情。不久，他学会了在手机伴奏软件上唱歌，说得上是五音不全的他常常把自己的唱歌视频发过来，请求点赞，其中两句歌词是：“我不是高富帅，也不是富二代。”

草场缺乏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宝安心仪的小学班花考到了乌兰浩特的重点中学，他自己的成绩差了三十分。在宝安的同学中，还有不少这样考去远处的重点中学的，包括亲戚家的几个女孩，她们往往比男生更用功。“小学女生多男生少，到了初一，班上48个学生只有14个女生，别的都考到好的学校去了。”

勇志说，这里考不上大学的女生没几个，考上大学之后，她们一般会在包头、呼和浩特寻找工作，回来的也没几个。

尽管宝安的妈妈说，牧民找媳妇成家并不难。但现实是草原上绝少看到年轻姑娘。二十六岁的骑手勇志相貌家底都不错，但至今没有合适的对象，而这在草原已属大龄。更多的时间，他只能一个人骑在骏马上，没有带着女伴驰骋的机会。

在宝安家的后山上，越过分隔草场的铁丝网，有一处自家建的敖包，起因是家里一再不顺，希望改善一下风水。宝安把主持修造敖包的喇嘛叫作“算命先生”，这位蒙古僧人四年前已经去世。

每年春天，宝安会和父母一起，带着白酒和糖前去，在敖包前杀羊，把糖粒撒在敖包的石块上，乞求保佑人和牛羊。勇志家的山上有更大的一座敖包，每年5月29日，远近的人会聚集，主家宰羊，旁人奠酒、洒糖、浇奶，围绕敖包绕圈敬拜祈福，随后聚餐。

敖包上牵拉着缀有彩色经文的丝带，每一片丝帛上都印着一匹奔驰的马。但放眼山下不见马匹，只停靠着一圈人们前来时驾驶的皮卡和摩托车。

在宁静的夏夜，涂上了一层微光的敖包旁边，也没有骑手与恋人相会的身影。

[1] 见天：方言，每天。

[2] 抬：即抬钱，民间高利贷。

[3] 刷：方言，打捞。

第四辑 留守

一个人的课堂

谢炎艳的课桌摆在教室正中央，因为没有其他同学。

小学教学楼处在半山坡上，整天受着风吹。冬天的天气略为清冷，谢炎艳翻书的手指微微缩进袖筒里，自习朗读的声音不足以填满空荡的教室。

上课的时候，老师像面对坐满了的班级那样板书和提问。有时候离开讲台，搬凳子坐到谢炎艳的课桌旁，手把手讲解。

这是广西蒙山县大瑶山深处，夏宜瑶族自治乡六洛小学二年级的课堂，离乡政府隔一座山，要走九公里林区土路，不通班车。

上课

下半年新学期报到，谢炎艳发现领书的只有她一个。两个同学家都在县城买了房，转学走了，谢炎艳一个人升入了二年级。

“心里好烦。”谢炎艳回忆。七岁的她用童言像一个大人那样严肃地解释：“孤独！”

眼下谢炎艳稍稍有些习惯了，自习课上一个人大声朗读，课后一个人把作业本交到办公室，双科的成绩也还不错，都是差一分九十。但她仍然希望自习早点过去，上正课，“上课时，有老师就不孤单”。但老师并不总是在场，全校连同校长四个教师，要包办从学前班到四年级的全部课程。

“尽管是一个人，费的力气是一样的。”二年级班主任王老师说，从备课、讲课到批改作业，都要像对待一个完整的班级，不能马虎。

数学课上，女教师拿着几张习题卷子进来，挨座手把手让谢炎艳抄，随后师生台上台下相对做习题和批改作业，教室里像后窗外的山坡一样安静，只听见别班的琅琅读书声从隔壁传来。

相对于语数课堂上“一对一”的待遇，体育课上谢炎艳情形尴尬。她不得不和一年级或者三年级合上课程。在仰卧起坐的练习中，无人和她配对，幸亏一个一年级女生不会帮同伴按腿，才给了谢炎艳组对的机会。

课间的自由活动时间，谢炎艳常常自己滚铁环玩。有时她也和三年级或一年级的同学赛跑，搭伴跳绳则是更常见的事。跳绳一起一落之间，她总算是摆脱了教室里的落单情形，显出了这个年龄段跳跃的开心。

谢炎艳说不出谁是自己的“好朋友”，三年级的李万薇因为经常搭伴跳绳，以及上学路上会同路一段，“好像是”。李万薇经常和谢炎艳搭伴的原因是，三年级班上也只有三个学生，作为女生的她无法与同班两个“哼哈二将”似的男生打成一片或对峙，和低一年级的谢炎艳相处成了她最好的选择。

虽然如此，谢炎艳并不想和别的年级合并，这是近来校长温宗建时常考虑的事情，并且询问过谢炎艳和家里的爷爷。

“一年级有个笨蛋，不会说话。”这是谢炎艳不愿合并的公开理由。这个略有智力障碍的小男孩在课间玩游戏时不会滚铁环，一旁讪笑着看女孩们跳绳，抢到了篮球却又并不投篮任人抢走，上学路上背着一个布袋和谢炎艳同路。但更真实的原因是，“我读我的，他们读他们的”，会互相干扰。

校长温宗建说，学校会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见，不会强行合并，并且合班要上报中心校和教育局批准。但现实是教师人手不足，为一个人的班级开设全部课程实在有点浪费，自然地使他回想起自己上小学时“复式教学”的经历。他心里一直在考虑的，是合班的具体细节。

在温校长心里，不仅是谢炎艳的班级，连同六洛小学也面临后继无人和合并之忧。城镇化情势下，这个山区的适龄儿童一半在外面上学，现任教师除了温校长和一个老教师，新来的一个是特岗教师，一个是代课老师转正，没有正宗师范出身的。

眼下全校学生一共十八人，还包括了四个学前班小孩，最小的才三岁多。除了谢炎艳所在的“一个人的二年级”，一年级四个学生，三年级三个，四年级眼下人数最多，有六个人。明年他们升入五年级，转去夏宜乡中心小学后，全校学生会立刻下降到十来个人左右。几个上学前班的小孩，也可能到达学龄时转去外地上学。建于1997年的双层教学楼，会比眼下更显空荡。

留守

戴着一顶印有交警大队“平平安安回家”提示的帽子，走半小时的林间小路，回到山坳中清一色红泥土房的院子，卸下书包的谢炎艳此刻要面对自己的另一个身份：留守儿童。

谢炎艳的父母都在广东佛山针织厂里打工，这也是妈妈娘家所在的地方。过年出门之后，谢炎艳再没见过他们，这是两岁以来年年重演的情形。谢炎艳的上学路不论晴雨，需要自己走，在同学中她的路算是最短的，李万薇要走一个半小时。

平时照顾谢炎艳的是花甲之年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些的爷爷从去年开始身体走下坡路，医生诊断为免疫力弱，干活容易累，地里主要靠奶奶，卧房橱柜上摆满了一堆两个老人的药。除了谢炎艳，父母还在家里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妹妹。谢炎艳需要帮着奶奶干些锄地、拾柴的农活，放学路上捎几根引火的松枝，添到土屋里的柴火堆上。在家里，放下书包，衣服搓得动的要自己洗，更大的任务则是帮爷爷带妹妹。

谢炎艳对妹妹的感受是“一般可爱”，因为妹妹脾气大，有时会打她。她撩开妹妹的头发，让我们看顶门心的两个旋，“脾气大”。妹妹在谢炎艳怀里很安宁，并没有显出她的脾气，但一落到生人臂弯里就激烈地哭起来。穿得厚厚的妹妹对谢炎艳的手臂来说显得太重了，但只要有空她就会抱上一会儿，接替时常把妹妹捆在背上的爷爷。看见学步的妹妹在院子里跌倒，谢炎艳赶忙过去抱起来，慢慢摇来摇去。

家务之余，谢炎艳的任务是坐在卧室小窗前，就着油纸透进的光线做作业。读过初中的爷爷，在学习上抓得很严，谢炎艳看电视的时间被严格限定。上学以来得的十三张各种奖状，也被爷爷收在橱柜里，以免贴在墙上孙女看了骄傲。

这间土屋二楼的卧室，是谢炎艳和爷爷奶奶还有妹妹全家起居的房间，摆着两张挂着帐子的老式木床，床顶还挂满了装着换洗衣物的塑料袋，谢炎艳和奶奶睡一床，爷爷带着妹妹睡抵脚的另一张。爸爸妈妈的房间在楼下空着，码了很多袋去年打的谷子。即使他们回来，谢炎艳也仍然和奶奶一起睡。

虽然爸妈走的时候谢炎艳也会不高兴，她却“永远也不去广东”。奶奶曾经开玩笑让谢炎艳去广东跟着父母，谢炎艳大哭起来。暑假期间，谢炎艳也从来没有去过，因为“那边太热”。

距离

“永远不去”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带上奶奶。“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说这话的时候，谢炎艳像妹妹一样黏在奶奶怀里，奶奶皱纹纵横的脸上露出微笑。她的脖子上挂着奶奶求来的一个“乾隆通宝”铜钱和一块心形小玉石，身上穿的是奶奶买的衣服，脚上是奶奶买的鞋，玩的绒毛熊来自出嫁的姑姑。妈妈买的衣服都封存在楼下一个大包里，给的一串海螺项链也搁在柜子里。爸爸买的一辆儿童脚踏车，冷落地摆在底楼父母的卧房，落上了一层谷壳灰。

谢炎艳其实出生在广东。四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带她回到这里，一个月之后妈妈又离开了。还没有断奶的谢炎艳看到牛奶就哭，奶奶想尽办法喂米糊让她活了下来。小妹妹则出生在梧州，因为在广东生要花很多钱。五六个月之后，妈妈如同在谢炎艳出生后一样出门打工。

妈妈忙于和爸爸一起出门打工的原因是，她患有“地中海贫血症”，一直要吃药，只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付不出她的药费连带一家的花销。眼下妈妈在广东也经常不能上班，很少寄钱回来。爷爷前两年可以帮人栽树割草，打打零工，眼下只能靠种好几亩田，供应一家的口粮。

爸爸偶尔给谢炎艳打电话回来，妈妈却绝少出声。因为母女语言不通。妈妈是佛山人，在这边又很少待，不会这边的方言，谢炎艳又听不懂她的口音浓重的“广普”。这也是谢炎艳不愿去广东的原因。

问她喜欢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谢炎艳犹豫了半天，最终选择“喜欢奶奶”，因为“她从小养我到大”。当然还要加上爷爷。

在谢氏家族聚居的这处大院子里，谢炎艳和妹妹不是仅有的留守儿童。七户人家中，有三户在外打工，过年才回来。

在六洛小学的学生里，几乎没有父母都在家中的。其中两个学生是父母双方出门，单亲的则有好几个。六洛村支书介绍，全村近八百人中，有两百多人在外务工，学龄儿童中母亲出走不归的有十户，仅仅李万薇所在的五组，母亲“跑了”的小学生就有三个。

谢炎艳的班主任王老师说，能感觉到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心里的孤独，像是缺了一块，拼命弥补却补不起来。谢炎艳“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吴丽艳爱哭爱笑，一块上学的伙伴谢婷婷会莫名其妙发脾气，新近的好朋友李万薇模仿在夏宜乡上六年级的哥哥“谈恋爱”，甚至一年级的男孩谢林州也宣称自己有了女朋友。相形之下，谢炎艳算是“比较听话的”。

暮色降临，院子外墙褪去微红的余晖，谢炎艳站上院门口的一棵矮树，像是在向远方眺望，这是本地儿童习见的姿势。四下一片沉寂，谢炎艳轻轻哼起了学校教的《核心价值记心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缺少了妈妈的摇篮曲陪伴，这是她和伙伴们的童年歌谣。

广西大瑶山深处六洛小学二年级课堂，只有谢炎艳一个学生。

红泥小屋的炉火

黄昏，我们走入和缓的山坳尽头，到了李万薇家的土屋。坐落在小山坡上，有点微红的反光，衬着水泥修补的一条大裂缝。

这是广西大瑶山深处，溪谷安静得出奇，似乎只有这家人户。狗嗡嗡地叫起来，大狗的吠声融合着小狗的呜咽，带着对主人归来的喜悦，两只顶小的已经缭绕在李万薇脚腕上。

在这一带，狗是家里重要的成员，大门下专门留着供它们出入的小洞。打开木门，屋里已经黑暗，南方的冬天仍旧潜藏一丝清冷，不过柴火将很快生起来。

柴火就在地上，像一朵花开起来，火边一圈人和动物的蕊。哥哥在的时候，花蕊就齐全了，只是少了妈妈。

土屋

屋里缺少光线，天井似乎整个遮住了，暗中听到水缸的滴沥声。灶屋的半边是个斜坡，正好让溢满的水顺着流下去。

油纸窗只是一个小洞，连木栅也省略，年代太久，光线透入变得困难。不过黑暗似乎正好够现出窗台上什物的轮廓：过期不扔的奶粉罐子、一盒牙签、一个铁饭盒、几只萎缩的萝卜，不知为何搁在窗台上。

虽然有一盏白炽灯，却似乎对到处隐匿的黑暗无能为力，让屋子里暖和明亮起来的，仍旧是地上的火。爸爸使一只刃口并不锋利的小锛子，劈柴的手法很熟练，应手就开了，这得益于木材早早伐下晾晒，已经枯过了芯。齐整的木柴像人的手臂，也一垛垛码在阶檐下，像是刚刚被另一只手安置过。

人坐的是小木墩，狗蹲在地上，圆滚滚地攒在膝头的缝隙中，都向着那一团温暖聚拢，小狗的眼珠被照亮，像是珐琅质的，和人的瞳仁一起反映着火苗，有时黯淡下去，又为爸爸手中的竹片拨亮。小狗的背上还有李万薇的抚爱，火炉边像是有远远不止父女两个家人。有时火边煨熟的一个番薯，也被初具牙口的小狗衔走。

吃饭的时候，狗也是重要成员。不仅寻常和李万薇共同进食的小狗，安分沉默的大狗也有待遇，父亲在案板上切肉之后，唤过来等在一旁的大狗，提起案板让它细细舔净残余的肉末，再拿去冲洗，虽然这条狗舌头多数的场合，是在天井另一头的茅厕寻找口福。

洗脚也在火边，一人一个木桶，锅里烧的热水泡脚，洗脸倒是附属，用一条毛巾在泡着脚的盆里蘸水擦脸，像是方才在狗和人的舌头之间，不在意高下之别。

边墙一架木梯，通向上方的一个洞，在高处墙壁上打出来，并没有装门框，就像这架贴在墙上的木梯并无扶栏，边缘高低还搁着一溜小东西，人上梯掉落尘土，却不能碰小东西下来。钻进墙洞，是阁楼的空间，木板楼面，中间却莫名断了一块，露着檩条和空隙。“你们怕不怕？”李万薇踩过去回头问我们。

再过一道墙洞是楼上的卧室，李万薇和哥哥住，有两张对面笼着蚊帐的床，中间一张做作业的桌子，倒是规规整整。屋顶就是瓦楞，内墙和外壁一样没有经过搪饰，露着几条弯拐的裂缝，“最大的可以插进我的手臂”。此外是手掌宽的雨迹，来自瓦顶的漏洞。楼板倒显得厚实，看得出当初铺设的用心。

爸爸的房间在楼下，初看去像是库房，大半的面积是装满谷子的编织袋子。编织袋凑拥着爸爸的床，显出是家中最重要的东西，似乎只有这样放置，人和谷子才能两头安心。床上有一堆乱衣服，没有显眼的色彩，墙上却鲜明无比，来自绕床一圈的美女像。

美女琳琅满目，从范冰冰周迅到宋慧乔，各有风情，明眸顾盼着床上的父亲，似乎足可安慰任何世上的寂寞，去除这间屋子的黯淡。相比之下，一张褪色的女主人照片，显得过于微不足道，虽然在照相馆布景前穿着时髦的长裙，也并不美丽。照片上标着2008年9月8日留念，是在广东照了寄回来。

虽然人离开了多年，又有这么多环凑的美女挂历，她的照片并没有取下来。

阁楼处在半坡，夜里总刮起簌簌风声，风声渗入裂隙，穿透了土墙，担心屋子会散架，屋里的一切生活随风而逝，归于乌有。风声间杂着雨点，屋顶上有四个洞，依稀有雨星透入，和土墙干燥厚实的感觉奇怪地糅合在一起，安稳又透着隐隐的忧心，风声整夜不息，岁月的裂隙，一天天透入更深。黎明之前，狗吠响起，又似呜咽，把人从清冷的梦境中唤回。

这是一幢有六十年房龄的房子，比屋里所有的人年纪都要大。中间有一度无人居住，李万薇两岁那年，父亲才带着兄妹搬回来。它的身骨受了六十年风吹，确实有些枯索了。就像卧室窗台上的一瓶消肿止痛灵，也在提示着爸爸的年龄。

广西大瑶山深处的民居和芦草。

木薯

木薯长在山坳入口的一小块地里，四围是小树林，界限有点难以区分。这正像木薯的习性，从地面的灌木到作为粮食的地下块茎，逐渐过渡，并无明确的区分。握住地面稍带棘刺的木茎，稍微用力，也就拔出了果实，在地下蔓延得很长，一些断掉的需要用锄头挖出。

李万薇和父亲各有一把小锄头，父亲另拿着一把弯刀，剔去枝叶。木薯带着泥土和潮气被拔出来，有些像山药，但并无黏性的浆汁，倒是更像蛇。虽然李万薇喜欢干这种只有一半像干活的活，她却不喜欢只有一半像粮食的木薯，搞不懂爸爸为何要种。或许只是这块生荒的地适合种木薯，又不用特别经管，埋下一根地上的枝条，来年自己又发出来，在地里拱食的野猪也不会看上眼。主人似乎为了尽心，仍旧架了小小的围篱，似乎手指一触即可改观。

木薯剔去枝干之后，用箩筐挑回家，除皮后用水泡上一夜，用来做菜。大铁锅架柴火翻炒，加不少的油，两碗黑乎乎的木薯片端上来，孩子并不爱吃，外人嚼到嘴里，硬邦邦的实在说不上是菜，甚至薯字也只是名义，比不得火堆里烤出来软乎乎雪白的番薯，几乎就是木头罢了，奇怪为何要费力种下，又拿油来炒它。父亲却是乐此不疲，或许是他从小习惯了的菜肴，并不比北方人拿油煎土豆更奇怪。但在李万薇和哥哥这一代，这份口味，似乎是难以传递下去了。

屋子周围，并不缺新鲜菜肴。小路边有方用围篱精心防护的小菜园，种着各样青菜和辣椒，冬天仍旧有深浅清润，另外有甘蔗，大部分出自父亲，也有兄妹的练手。篱笆上爬着李万薇去年种下的百香果树苗，才出土的龙眼苗旁边专门放了一个用空的洗洁精壶，用来浇水。连堆砌柴火的阶檐下，也生出红皮菜，可以随手扯来打汤。

溪水里的小鱼，可备佐汤之需。暖和的季节，拿电枪可以轻易地打上四五斤，现在是冬天，但仍可一试。爸爸穿上高筒水靴，腰上背一个电瓶，手里拿着渔枪，下河在溪水里蹚行，电枪发出咝咝的声音，像小蛇探索着深草覆严的溪面，万薇穿着凉鞋，手拿一个鱼篓，跟在爸爸身后躬身忙碌，双脚浸入冰凉的溪水。

显然她很乐于这项职责，为的是不时从溪水和杂草中翻出白肚子的小鱼，其实只是拾遗捡漏，爸爸一手持着鱼兜，已经顺手把随着电流翻出的小鱼捞到网兜里，过一会儿就递给女儿，万薇再郑重地一条条拈进鱼篓，动作远比她在课堂上或木薯地里认真。父亲一边前行探索那些深草水潭，嘴里不断发出叹息：“没有什么鱼啊。”现在捞到的鱼确实比夏天小很多，还没来得及生长，如果不是来了外人，它们不会在这个近于冬眠的季节受到惊扰。

小溪在稻田间蜿蜒而上，父女一直走了半里路，万薇不时从溪的这边跳到那边去，最后在一座小木桥下止住，捞了一碗鱼的样子，最小的只有万薇的小手指大，更小的鱼星子就上不了手了。月亮已经在天空升起，给稻田山林投下蒙蒙的影子，带着收获和半身的水迹，父女回到了家中，忙于烤干裤脚，父亲脱下了捕鱼的工装，还要趁新鲜剖鱼，连女儿手指那么大的，也有些笨拙地剖开，比起刚才在溪里的熟练，显得有些不适应。

毕竟，这不该是他的活。就像院子里晾的衣服，虽说是洗过了，总还留着依稀缭绕的污垢。

生计

爸爸的床周围有九袋陈谷子，今年又收了5000斤。虽然粮食放在家不着急，但遇到愿意买的人，还是希望脱手。没钱的时候，赶集带点白米卖掉。这里的行情，脱粒打成的白米2.5元一斤，除了农药化肥和耙地耗的柴油，父亲没有请人，花的是自己的力气，成本也就省了些。

家里没有大宗收入。本地青年男人大都出门打工，爸爸年轻时也曾出外，在柳州修大堤，“船上装石头，往水里扔”。后来有了孩子，就没有外出，当了队长，每月有八十块钱。遇到村里或夏宜乡开会，有五十块钱伙食补贴，如果用餐只给20元，爸爸一般选择领了现钱在外吃份便宜的米粉。提起这件事，爸爸还有点津津乐道。

这里是林区，家里山上的木材，还只有茶缸粗，要长到碗口粗才能出材卖钱。六洛村委会墙上贴着脱贫规划，2015年人均收入是3313元。村主任说，实际人均收入只有2400元左右，主要靠务工和造林。这里大规模造林的历史只有十来年，到出材高峰期还得十年左右。

更现实的收入来源，是给有大片林地的承包户拿油锯伐木，更多时候是除草，挣工资。这份活计，李万薇和哥哥都跟着爸爸干过，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

爸爸挣来的钱，勉强够一家三口的花销，虽然没有负债，也没有什么存款。眼下主要是在乡上读书的哥哥用钱，一旦李万薇也上初中，就用度不过来了。

就家境来说，哥哥在乡上的花费显得有点多了。这也是爸爸不太满意他的原因。最出格的一件事，是他前两个月回来，竟然欠了同学一百二十块钱，这显然是无法理解的。一百二十块是万薇不好想象的一个数目，她知道爸爸身上现金最多时只有八十块钱。按日常的用度，哥哥每天的洗澡费是三块，零食七块，一周从家中拿六十元，伙食和住宿费用是国家补助的，难以理解他会欠下这笔巨款，自己解释不清楚来源，爸爸只好给他还掉，他才敢去上学。

万薇猜想，哥哥是打游戏和谈女朋友借的钱。哥哥在蒙山县城买书时认识了个女朋友。发生这件事之后，爸爸不大想让哥哥上高中了，打算过两年就让哥哥回来，帮着干活，或者出去打工，“有钱寄回来”。

周末这天，哥哥回家了，爸爸骑摩托车带上她和哥哥，去给人除草。小路勉强可供摩托车行驶，过溪和上坡的地方人都要下来。穿过松林和白茅，藤蔓爬过了少车行驶的路面，有时只剩依稀的线路。路里赭色的沙土山岩，不时露着塌方的痕迹。这条路也是李万薇的上学路，每天清晨需要和伙伴结队走过，下午再回家，下雨天爸爸会骑摩托接送。

早晨还未散去的黑暗里，林中陌生的鸟鸣，泥土簌簌撒落和小兽行进的动静，并不会使她惊慌，像是在自家阁楼上，床头老鼠窸窣的动静。有时路旁白茅起伏中，隐现农家的黏土房屋，和万薇家里的一样泛着微红，青烟从漆黑的瓦屋顶上升起来，稀薄得近于透明。

一直到五里地外，才走上通村公路。除草的地方在几十里外，要蜿蜒翻越山头，再沿着河谷走上很长一段。摩托是二手的，花了一千块，跑起来呼呼噜噜的，像在烧一壶一直没有提起来的开水。

除草的林地在一条山坳的入口，经过一户人家，有两个孩子是万薇的同学。爸爸的机器寄放在这里，一副值六百块钱的油锯。这家人的奶奶煮了一大锅番薯、紫薯、大薯和芋头，一圈大人小孩围着柴火分食，也请客人加入。揭开锅冒出大股热气，人人都两手呵着气拿起来，小孩子等不及剥皮，只是忙于辨别种类，哪种更入口一些，还好其中没有难以煮熟的木薯。

干活的地方是一片还未长成的松林，坡度有些陡，荒草几乎覆盖了树苗。爸爸背着十几公斤重的汽油割草机开工，哥哥也拿一把长柄弯刀破草，万薇手里的弯刀很短，实际帮不上多大忙，更像是跟着玩票。过不了一会儿，她就躺在哥哥用砍下的芭蕉叶铺的临时床铺上睡觉了。

爸爸破草的声音轰轰隆隆，所到之处，草茎像头发丝那样粉碎，飘逸一股新鲜的草茬味儿，声音和气息都成了女儿睡梦的伴奏，他就像个英雄一往无前，很快开出了好大一片，哥哥三心二意砍出的那一小块，和爸爸的面积相比完全微不足道，即使是坡陡的地方，爸爸背着沉重的机器仍旧能够上去。难以想象眼下的哥哥有天背上机器，接替爸爸活计的场景，这也是父亲担心的地方，“不好好干活，将来只好让妹仔养你”。

或许，哥哥的心在那个由QQ和游戏组成的世界里，里面他可以挥舞着比爸爸手中更威武的屠龙刀，眼前并非杂乱难以下手的荒草，却是齐刷刷等着收割的怪物或不经打的敌人。将来他注定要出门经历一番，而不是在这片草坡里寻找生计，身上出汗混着草茬刺痒，手心因捏木柄起了泡。

父亲没有强制他干活，就像他从来没有打过兄妹俩。但是他的身影在前面，哥哥就不能放下手里的长柄弯刀，像妹妹那样安心躺在芭蕉叶上休憩。不论如何，多了一个人手，这片坡地在晌午时分还是除好了草，一共300元的价钱，总共用了一天半，除去20元油钱，还是不错的收入。

今天早晨爸爸还去村委开了会，领到五十块钱饭费，又帮着下了一车化肥，自家得到两袋。这是让人舒心的事，父亲卸下背上机器的时候，发出轻轻的放松的叹息。

母亲

父亲床头照片上的母亲走了，在李万薇三岁那年。

她像往年一样出门打工，却没有再回来。万薇直白地说：“不要我们了。嫌家里穷。”

父亲说，母亲是柳州平原上的人，“说这里的山大，交通不方便，所以不回来了”。

万薇的家住得太深。镇上修摩托车的人曾经来过这儿一次，他说：“你们怎么住在这儿，阴森森的？”

照片上的母亲，完全不能和墙上的美女们相提并论，面颊削瘦，站着的时候肩膀现出倾斜，她的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稍短一点儿。难怪问到母亲是否漂亮时，万薇要坚决地用刚学到的英语回答：“NO！”。

尽管这样，她仍旧舍下了这里的丈夫和子女，去邻省广东寻求好的生活。

六洛村委会主任说：“李发权老实，只知道干活。他媳妇可能想着享受一下。”

万薇和爸爸都记得，几年前妈妈来过一个电话。“她说给我两千块钱，办离婚。我没有答应。”过春节的时候，爸爸还出远门去妻子的娘家找她，爸爸和岳父岳母关系不错，但是她也没有回过娘家。前年岳父岳母都过世了，这条线索断掉了。

爸爸并不记恨妈妈，相反，说“还爱她”。虽然除了那个电话，已经七年不通音信，前两天他还梦见了她，“坐在河边，给我和孩子洗衣服”。她走了之后，万薇和爸爸的衣服都是各人自己洗，也洗不干净。

提起梦里的场景，爸爸露出了微笑，似乎是难得又见上了妻子一面。

万薇不像爸爸那样想妈妈，说“有点恨她”。或许怨恨是一种想念。哥哥在母亲出走时已经六岁了，他弄不清自己究竟是想念母亲，还是不想，但没有妹妹那样的怨恨，“无所谓，没感觉”。或许没感觉只是另一种感觉。母亲的照片旁边另有一张全家福，老少三人神情严肃，只是缺了母亲，背后是桂林山水的布景。李万薇说，她不知道什么是桂林山水，没见过。虽然桂林山水跟这里只是隔着一个县。

爸爸说，他也想再找个女人，“有人做饭洗衣，一块儿种田种菜。但是找不到”。家里穷，二十八岁那年遇到万薇母亲结婚，婚姻持续了七年，留下一双儿女，对于爸爸来说，似乎已是人生的一份福利。

父亲三岁的时候，万薇的祖母也从这幢土屋里出走了。祖父骨头肿，干不了活，祖母离开寻找下家，她一生中总共嫁了八次人。提起母亲，李发权说自己“恨她，她不该走”。

这条山坳里，母亲出走的，不只是这幢陈年土屋里的父亲和兄妹。顺着山坳往上走，经由荒草封严的小路，似断非断的线索，一直延续到山坳尽头，翻过一个小山坡和一条寂静的乡村便道，附近有两户人家，已经空无一人，再往山坳深处走，两道曲折后现出一个两三户人的小院落，脏兮兮的院坝里有一群鸭雏的活气，一个沉默的男人和一个瘦弱的女人坐在黑暗的屋内，似乎正在生气，这是李发权的表兄，和他离家出走几年又回来的媳妇。媳妇对于自己的归来似乎很有怨气，又无可奈何，“想孩子了”。

她曾经流产过一个孩子。“大出血，三天三夜抢救，花了十多万。”送回家以为死了，却又醒来说要喝水。家境因此破产，连院子里的鸭雏，也是求村长才得来的，“说是我没户口，不给发”。当初她嫁过来时，并没有办结婚证和落户，正如这里很多外面来的妈妈一样。

她最终回来的原因，可能是经过那次难产，无法另外再生孩子。

从李万薇家往外走，山坳尚有人烟的院子里，往往都只剩下老人、男人和孩子，女主人已经跑掉。邻居家的孟敏是万薇的好伙伴，她父亲在广东打工，两年才回家一次，母亲出走多年，家里长年只有她和一个八十岁的奶奶。奶奶的另一个儿子住在本县的文圩，媳妇也跑了。

广西蒙山县，李万薇、哥哥和父亲干活途中在农家吃紫薯。

顺着沟往出走，一个平时跟万薇她们结伴上学的女孩谢婷婷，也是跟着单身父亲过，母亲出走多年，十岁的她至今和父亲睡在阁楼的一张床上。廊道楼板已经脱落，露出两个大洞。身量瘦小的谢婷婷是优秀少先队员，成绩很好，却没有性别意识，会像小孩那样忽然当着人蹲下来撒尿。

六洛村主任说，这里山大，近年来母亲出走的事增多，全村有十几个，大都是在外打工认识带回来，觉得这里穷，生了孩子仍旧走了。单身汉更多。村主任说，相邻山区乡镇，母亲出走的情形比六洛这边更厉害。

孟敏在夏宜乡上学，和万薇的哥哥一样，周六才回来。我看见她的时候，她站在土屋旁的一棵树上。这棵树生得低矮，枝叶平生着伸展，似乎特意让人站在树身眺望。暮色中的孟敏，和这棵树渐渐融为一体，似乎永远不会从树上下来。

这里所有的孩子都会爬树，就像本地特有的在树梢结巢的蚂蚁，一直保持眺望的姿势。

户口

周一万薇请了一天假，爸爸带着她去镇上办户口。

因为头胎是男孩，万薇是超生的，一直是黑户。万薇的伙伴当中，很多人是这样，去年到今年，在万薇的小学不到三十个学生中，有十几个陆续去补办户口。

办户口也要坐爸爸的摩托车，翻过另一座山去文圩镇里。这条路是土路，偶尔有拉运木材的卡车经过，碾出一片浓厚尘土，万薇坐在父亲的车头上，在尘雾中眯着眼睛。尘土消散后，依稀闻见松油的清香。

这是第三趟，第一次去镇上，派出所没有上班，只回夏宜乡照了身份证相片。第二次去，又说缺一张接生婆的证明，回来开了。接生婆的证明在李万薇口袋里，因为接生婆和爸爸都不识字，是由孟敏起草，写在村委会的用笺上，字体歪歪斜斜，勉强能维持一份公文要的规矩。证明上说明2005年7月23日，李秀珍在李发权家接生了李万薇。

接生婆李秀珍就是孟敏的祖母。事后李发权割了一块肉带给她，表示感谢。孟敏当天没回家，李秀珍一个人住在老院子里，拿大铁锅煮番薯做早饭，她拿出两个晾了一冬蔫了的萝卜缨子，给我们当零食。

土屋比万薇家的更黑暗，完全成了黑的，就和她本人一样，失去了曾有的别的颜色，唯一发亮的是她嘴里的两颗金牙。暗中有一股浓厚的中药气味，透露了她不愿意承认的接生婆身份。

李秀珍说，自己以往只是帮乡邻的忙，好多年不做这个了。政府计划生育的打击之下，她这样的人物从未消失过，却只能待在黑暗中，即使对她解释二胎放开也没用。

她提供的数据是，这条沟里有五个妈跑了。包括她的儿媳。

在几十公里外的文圩镇上，领取无户口人员落户呈批表和照相留指纹之后，亲子鉴定手续要去县上办，需要改乘长途公交车。在窗口和李万薇一起留指纹的，还有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也是母亲出走，一直没有办户口。

去县城的公交车是木壳座位，人员拥挤，天气乍阴乍晴，万薇执意打开车窗，头倚窗棂吹着冷风，睡着了。父亲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证明材料，有几位邻居、学校、村委、接生婆、派出所的调查报告等。证明材料里有一份是结婚证，父亲头靠在木壳椅背上，看着证书上妻子的脸庞，又一次露出了微笑。

到了县城的政务中心交了手续，又改搭三轮摩托去公安局找法医做血型采样，万薇和父亲分别在DNA样本采集同意书上签名，又在一面白墙前照相，让戴着乳胶手套的法医刺手指头采血，涂在一个样本卡片上，平素在父亲口中有些淘气的万薇一直很沉静，似乎知道自己在经历一生中的大事。

采样后坐三轮回政务大厅盖章，又赶快搭公交赶回文圩车站，一路小跑到派出所，赶在下班前办理身份证。万薇跪在一个小凳子上，伸手进窗口再次绘制指纹。指头脏，警察用洗手液为她先擦了一下，洗手液看来是常备的。万薇办完之后，派出所就关门了，不用再跑一趟。

回夏宜乡的路上，摩托车胎破了，没有补胎的地方，父女不得不强行骑到乡上，修好了车再翻越山坡，溯溪回到家中。在林区的道路上，天已黑定，打开了车灯，万薇坐在车头上，伸手去探车灯的光柱，一闪一灭。迎面驶来两辆运木材的卡车，灰尘中混杂一股木料茬口的清香。

在这股气息里，万薇又在颠簸的车座上睡着了，或许她会比以往多一份安心，在这片出生的土地上，虽然失去了母亲，但不再是没有身份的孩子。

本书由公众号（精品书籍推荐分享）整理，仅限于内部交流，请勿商用。如有其他需要，请购买正版。关注我们免费领取上万本精品书籍。

米热古丽的声音

棉花和黑痂

清晨，夜色正从院子里慢慢往外退去，最后一些留在钻天的杨树下面。夜里的杨树像站在村子里的巨人，有些吓人，又带来某种保护的意味。屋子里是黑的，星星似乎落在了院子里，没有留下痕迹。

米热古丽在院子的水龙头下洗脸手。九月下旬的新疆，水有些凉了，没有香皂，米热古丽的手背结了一层黑痂，洗不干净。

“妈妈在家的时候，我的手和你们的一样。”相比于这双黑黢黢的小手，米热古丽有一双在睫毛映衬下幽黑清亮的大眼睛，不需要擦拭。眼下这双带着好奇骨碌转动的大眼睛里，看不出泪水的痕迹。

“中午回家来，看到院子锁着，屋里是空的，我就哭了。”

即使说着这悲伤的事情，米热古丽的声音却是清脆的，带着一种和眼神近似的明亮质地，有别于这个维族村落里含糊的普通话。

爸爸妈妈已经带着小妹妹出门一个月，去苏尔克摘棉花。这间砖混小屋里，只剩下米热古丽和哥哥。出门之前，米热古丽和哥哥已经哭了两天。母亲无声地擦拭孩子的眼泪，自己也在无声地流泪。

新疆阿克陶县迪坎村，十岁女孩米热古丽和哥哥，父母出门打工摘棉花了。

米热古丽、哥哥帮爷爷收玉米。

这是一个多数时候无声的院子，米热古丽的父母都是聋哑人。说话是靠眼睛和手势，这大约是米热古丽的眼睛这样灵活的原因。手语也是从小跟着爸妈学会的，拳头握在嘴前表示饿了，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划是上学去，来了客人，女人是手掠鬓角，从嘴角两边抹下去表示有胡子，是男的。只要父母在家里，不用拿眼睛去看，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寂静。

但现在，这座院子里就更寂静了。除了爷爷和小姨偶尔来看一下，只有高高的杨树和孩子们相处。

父母不能不出门。家里没有收入，只分了一亩地，连家禽也没有。因为多生了一个小妹妹，也没有低保，几年前改造房屋还落了债务。政府组织打工摘棉花，对于聋哑的父母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出门一个月，父母一起挣了四千五百块钱，三个月就是一万一千五百块钱。对于数学很好的米热古丽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只存在于黑板上的大数字，有点让人头晕。父母的睡房锁着门，但米热古丽知道，里面一张大钱也没有，家里也从来没有超过几张大钱的数目。

去年古尔邦节假期，米热古丽兄妹也曾由表姐带着出门摘了三天棉花，一公斤棉花一块钱，一天摘二十公斤，兄妹俩总共赚了一百一十块钱。这是米热古丽生来第一笔大收入。棉花是白的，但当时米热古丽的手却变黑了。

父母一直在出门。米热古丽三岁的时候，父母去了库尔勒。五六岁时，父母再次出门，兄妹就知道哭了，想要跟着去，可是要上学。只有一次，父亲去喀什的餐馆里烤肉串，带上了米热古丽，闲暇时父女去公园，米热古丽坐了唯一一次旋转木马，“好玩”。2014年父母在库尔勒，哥哥放暑假去玩了，没想到学校在补课，回来撂下了课程，从此汉语就跟不上了。那次米热古丽一个人在家，跟着奶奶过。

米热古丽和哥哥出生以前，爷爷奶奶就离婚了。这次父母出门之前，让两兄妹在爷爷家吃饭，住在自家。除了隔壁院子的爷爷偶尔来看看，屋子里剩下兄妹两人。相比起哥哥，十岁的米热古丽个子瘦小，却更像是这座屋里的大人，院子和房门的钥匙也挂在她的脖子上。

洗脸时候的米热古丽除下了毛线帽子，现出剪得跟小男孩一样的发型。这是父亲的手艺，当时推的是光头，哥哥回忆说“跟光头强一样”，遭到米热古丽的反驳。理发工具爸爸用的是最简单的刮胡刀，如今插在墙缝里。

除了这个省钱的发型之外，米热古丽的耳洞是满十岁举办成人礼时妈妈自己打的，因为消毒不好，现在还化脓留着血痂。帽子是过古尔邦节时得到的五块零花，奶奶拿去巴扎买的。衣服是姑姑穿旧送给米热古丽的。一件节日穿的埃德莱斯[1]，是学校要求，妈妈自己裁缝的。村里有个裁缝作坊，其中一个裁缝也是哑巴，和妈妈成了好朋友，妈妈跟着她学会了，用作坊的缝纫机给米热古丽做了这件。脚下的红鞋子是一个好心的老师买的，是夏天的样式，走路的时候，米热古丽凝望着脚下，会自言自语：“冬天我怎么办？”似乎面对一个解答不了的疑难，仍旧含有天真的好奇，没有留下阴影。

洗脸洗手之后，米热古丽手持小笤帚，跪在大炕上扫土。小哥哥还缩在被子底下，叫了两道没应，米热古丽掀去了他的被子，喊着：“起来！”哥哥没有反抗，畏畏缩缩地爬起来。这间后窗封死的屋子光线终究渐渐明亮起来，现出晚上在黑暗中模糊的东西：占据全屋大部分的土炕，一副放着零碎什物的橱柜，是唯一可以摆下的家具；锁着的父母卧房门上，贴着“皮拉力乡顿都热小学2014、2015学年跟学生暨家长签订的关于安全、稳定、守法、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责任书”。大炕背后的墙上的一张瓜果满园图，是仅有的装饰，水泥墙没有刷涂料，连土炕下面也没有取暖的烟道，四面单薄的墙壁都是冷的。

清扫大炕和屋里的地面，用的是同一把小笤帚。扫院子是两兄妹的事务，夜晚落下的杨树叶被划拉到一个很大的土堆上，浮尘上留下了一条条清晰的纹路，像是被擦拭过了，却又像风尘中的面庞，永远不会擦拭干净。

回到屋子里，米热古丽用过于伶仃的手臂，粗粗地叠好被褥，腾出吃饭的地方。然后打开柜子，拿出一只馕。馕保存得太久，有些发霉了。如果在自家吃早饭，还要去生柴火烧些热水。米热古丽一时有点无措。

这时爷爷过来了，端着馕和茶。

爷爷离异后没有再成家，平时一人孤身居住，米热古丽有个没出嫁的姑姑在阿克陶上高中，周六回家。爷爷和我们用夹杂着手势的汉语交流，米热古丽招呼我们饭前用院子里的小陶壶洗手，又给每个小碗里倒水，用力掰开爷爷带来的馕，把自家有些发霉的馕小心收回了柜子。

苦瓜和甜瓜

吃饭之后，爷爷去地里干活，小哥哥要跟着，这是十一岁的男孩应尽的义务。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的小哥哥，喜欢拉长自己棉毛衫的袖子，他显然并不想承担这项义务，但仍旧顺从地坐上了爷爷的驴车，顺着田间小路颠簸而去。

米热古丽抱来了隔壁邻居家的小女孩。她把手中的小女孩平放在大床上，打开她的襁褓，又裹好。小女孩眼睛骨碌碌地看着米热古丽，任凭她摆布。米热古丽抱起了小女孩，跟她说着话，仿佛是个母亲。米热古丽很喜欢被父母带走的妹妹，“一天不见都想”，看来这也是她和小妹妹之间的日常节目。

但一会儿米热古丽忽然伸头去咂小女孩胸前挂着的塑料奶咀，这个举动显然让女婴也感到吃惊，睁大了眼睛。

米热古丽领我们到邻居家里。这家的男人也出门了，只有一个女人在家，带着两个小孩，但显然，这个院子的情形要比一墙之隔的米热古丽家好很多。房子有很多间，正房搭有凉篷，柱廊上有装饰。厅堂里堆着很多西瓜。当然，最重要的是里屋的情形。

走进垂着门帘的里屋，迎面是一张和正墙一样宽大的炕，炕上没有堆着被褥，是一整炕大西瓜，每一只都比外间的西瓜大出很多，即便像外屋堆着的西瓜，米热古丽家也一只都没有。表皮碧绿的纹路，像一只只宽大的镰刀，显示着某种威严与神秘。女主人说，这些西瓜是用来卖的，外面的小瓜是自己吃的。

米热古丽抱着女婴随后进来，见状低呼了一声。这些炕上的西瓜像一个个巨婴，每一个她都不可能抱起。我想起她叠被褥时翻出我同伴带的一只红苹果时发出的惊呼。似乎面对一桩奇迹，油然地惊叹，并不需要自己有份。

后来米热古丽说，她去苏尔克外婆家玩时，吃了这么大的西瓜。她不羡慕邻居家的西瓜，但自己也想吃。

女主人请我们吃了瓜，米热古丽得了一块，擎着吃完了，就像她不是咬下来，那种甜是沾着牙齿融化的。这是沙漠腹地的甜。回到院子里，米热古丽将女婴放在悬挂的摇篮里，温柔地摇晃。摇篮里女婴的小手也在摇。女主人在张罗切瓜，另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推着自制的小车学步，推到了坎沿，眼看要翻车了，米热古丽连忙过去扶住，帮他推下院坝。

回到家里，米热古丽拿起院里的小壶，洗早上的碗。又爬上炕把被褥重新叠过一遍，累得微微喘气。

驴车回来了，拉着垒得高成山的玉米袋子，难以想象这是一只小驴拉拽的重量，加上坐在车帮上两腿悬吊的哥哥。正在卸袋子，两个同学叫哥哥去学校补课了，因为是五年级。米热古丽也在炕沿上摊开课本做作业。她会比较流利地背诵“床前明月光”，“白日依山尽”一首则有些卡壳。这已经比高一年级的哥哥好。

早晨还很长，接下来是洗衣服。每件衣服都有洞，但在这座小院里，它们还值得洗上很多次。没有小板凳，米热古丽蹲在院地上搓洗，脖子上挂的钥匙掉到了起泡的水里，撩到脑后。洗衣粉只是一小袋，用得不多，因此要费劲搓，变红的手指和黢黑的手背对比明显。红领巾留到最后洗。

中午在邻居家吃饭。米热古丽不吃菜，只吃饭和肉。显然她平时的生活里没有肉，也没有米饭。喝茶的时候，她偷偷喝热水，看来早上爷爷带过来的热水，也是特例，平时只是凑着水龙头喝凉水。看着我打开热水瓶倒水喝，米热古丽不由睁大眼睛问：“明天吃（喝）什么？”声音里本能的不安，似乎转为天真的惊奇，将答案托付给我。

饭后米热古丽洗完了衣服，晾衣服是哥哥的责任，因为米热古丽身量不够。哥哥拖了很久才从学校回来，晾晒时粗心将红领巾落在地上，沾上很多灰，米热古丽拿到水龙头下再洗了一道。她拿着洗净的袜子，一只只晾在较矮的水泥柱上。这些袜子的色彩比衣服要鲜明，但同样每一只都有破洞，有些补过的又破了，看上去要补很多次。

爷爷从地里带回来一只哈密瓜，切开了尝，竟然是苦的，哥哥呸呸地吐在地上。米热古丽却拿起瓜来尝，头一口也吐掉了，却仍旧皱着眉小口小口地尝，再吐掉，直到快尝完了，才终究丢掉了这只瓜，自己也像舒了一口气。米热古丽家里只有一亩地，除了玉米和麦子，没有空隙种瓜果，这大约是夏天里吃到的第一只瓜。

我们跟着爷爷下地，驴车在乡村小路上颠簸，穿过青黄的杨树荫影，两旁沙地里是砍倒的玉米秆，和一堆堆撕下来的玉米，显出晒干的金黄色。车轮进入地垄，一群啄食的鸟受惊飞起。任务是把玉米穗子装袋，码上驴车。

虽然这并非米热古丽平时的任务，她却乐此不疲，随着拾掇的不变频率，几只蛇皮袋在她手下鼓囊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她的手划出了一道血痕，还有一道旧的，却没有停手。似乎是自然地，兄妹哼起了一首维吾尔小调，悠长咿呀的调子，忽远忽近，似乎拂过田垄的微风，含有一丝忧郁。

忧郁的情调，被一件意外的发现打断，玉米堆里溜出一只小动物，像是小老鼠，颜色泛黄，和玉米难以分辨，哥哥没有逮住。米亚说这不是老鼠，是阿姆汗（音）。一旁的姑姑却说，阿姆汗就是野鼠。姑姑是个偏瘦的少女，刚从县城回来，就下地了。

爷爷带来了馕和哈密瓜，歇晌打尖，还不忘提上一壶水，用于洗手。斜阳铺在田地，爷爷脸上现出千条皱纹，须发和小帽一样纯白。这次的哈密瓜终于不再苦涩，米亚捧着一片瓜从头到尾一点点吃完，有点像用牙齿在触琴键试音，不错过任何一个音阶。

人多干活快，爷爷地里的玉米，比预计快得多地装上了驴车，我们跟着驴车走回家，杨树影长长地拖在身后。古老的村子升起炊烟，四处有人和驴车在归家。

嘹亮与寂静

晚饭是姑姑、爷爷和米热古丽合作的。姑姑炒菜，爷爷擀面拉面，米热古丽蹲在灶口攒火。哥哥则在玩姑姑的手机。米热古丽凑过去看了一会儿，仍旧回到灶口的岗位上。手指扎了一根木刺，自己小心拔出。

爷爷在炕上摊开一张白布，作为擀面的案板。屋里很久没有这样热闹的火光和人影。爷爷和奶奶性格不合，很早就离婚，奶奶带走了一个叔叔。爷爷续娶了一次，生下这个姑姑，但继妻多年前去世了。

擀面的间隙，我们去到后院，院坝有一棵梨树。枝叶覆满尘土，梨子却香甜，似乎含有南疆的热力，有些落在了沙土里。米热古丽推托了我摘下的梨，说后院有棵更小的树结的梨更香，都被她们吃完了。但后来却趁去后院倒垃圾时，捡了一只落在沙地上的梨，塞进嘴里，又去洗了一会儿，开开心心吃掉了。

吃完了爷爷做的拉面，依旧回到自家的小屋。小屋的电灯是坏的，我去村里买了一只换上，一拉灯绳就亮了。父母出门之后，米热古丽和弟弟住在自家小屋，一周以前，小屋电灯坏了，没有人修。米热古丽和哥哥害怕，只好分别住到爷爷家和奶奶家，哥哥在爷爷家住了一天也跑到奶奶家去。眼下小屋终于有了亮光，告别了昨夜的黑暗。

做完作业睡觉前，米热古丽没忘了去收白天晾的衣服。有了屋里的灯光，高大的杨树的身影不再那么令人畏惧，有什么小动物很快地遁走，践起落叶轻微的沙沙，或许是白天的阿姆汗，不知是被灯光吸引，还是逃避。

早晨起来，村里停水了，水龙头是干的。米热古丽到土坯灶屋里，打开一只塑料桶盖，有妈妈存的半桶水，用来洗脸。早饭是昨天暖壶里剩的开水泡馕，洗过碗上学的时间快到了。

去学校的路不远，但要经过一片坟地，外表看去像砖窑厂，两个工人在里面忙碌。孩子们走到这里，就显出畏忌的情态，躲到马路另一边，匆匆而过。到了学校，是周一的升旗仪式，学生们排成队列，个子瘦小的米热古丽并未在队中，站在一旁手执麦克风。她是仪式的主持人。

随着米热古丽报出的普通话，学生们带着浓重的口音唱国歌。相比之下，米热古丽的口音确实是最清楚明白的，尽管家中没有电视机和说普通话的成人。也许她另外有个声源，来自寂静。接下来的广播体操，米热古丽依旧是主持，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像小小的铃子落地。她显得有点儿不自在，自己没有做操，后来她说，不习惯一个人站在同学们前边做。

校园里回荡着退场的音乐，有点跟不上学生散开的步履，米热古丽放下了麦克风。她小小的身量，在人前承担了不相称的职责，就像她生来是为了清脆嘹亮的声音，补偿小院里的寂静。

针脚编织的时光

火炉周围炕着两箩板栗，是昨天红林和爸爸去后山顶打的，要走一两小时的山路。一夜的烘烤脱尽了湿气，露出微红的颜色。

小雨一直下到今天没停，红林说山上露水大，出去一身透湿，掉下来的毛苞打中头背，扎得生疼。打回来自己不吃，留着奶奶上街去卖点钱，回头还要去拣点。

火炉另一边墙上炕的木料，也是从那处遥远的山顶上砍伐，由红林和爸爸一起拖回家里。从上次在八仙镇街坎下土屋里见面，时隔小半年，红林手心仍有淡淡的印记，是那次拖树留下的挫伤。

似乎在伯伯王多权瘫痪的床榻前，一切都变慢了，从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间土屋，窗外随节令飘落的细雨或雪粒，屋内的零碎陈设和床上僵卧的病人，都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靠着手里十字绣的针脚，一丝丝编织与维系。只有红林的身个没有遭遇延宕，她按照生命该有的样式，由最初那个胆怯女孩，一步步长成了眼下接近成人的少女，倒像是身上某种东西被加速了。

使床榻上的时光停滞下来，和床前的时间加速的，是同一种东西。自从二十三年前伯伯在山西煤矿里遭遇塌方，砸坏了腰椎之后，一切就按部就班开始了，尽管红林当时并未出世。

一岁时母亲离开了，爸爸长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在地里操劳。襁褓中的红林被放到了伯伯的床上，由他尚能活动的上肢拂弄照料。从那一刻开始，病人和婴孩，伯伯和侄女的命运被牢固捆缚在一起，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

这像是两人之间的约定，像是第一次来到这间溪沟尽头的土屋，墙上叔侄俩合作的一幅水彩透露的：墨水勾画的菖蒲带来了唯有的湿润，旁边歪歪扭扭的签名也不显落单。八年后红林在作业本上的一首诗里写道：

丁香花影子

永远不孤独

叔侄相依

四个月前我见到红林，是在狮坪街坎下的土房子里，贴着车辆往来的马路。叔侄两人租住在这里，两张床中间隔个帘子。放学归来的红林烧好开水，让伯伯倚在床边下面条。我第一次有了红林差不多长大了的感觉，和上次在石水沟口炒茶的厨房里不同。

那间屋子的光线暗淡，中间占据一个很大的熏黑了的烟囱，连带架着两口大锅的灶台，残留炒茶的焦糊气息。床铺挤在一个角落里，和灶台的案板之间有一条尺把宽的缝，王多权说可以在床头够着切菜，红林的身量差不多平齐灶台。小便用瓶子接，四五天一次的大便，王多权自己在床上拾掇好，扔在垃圾桶里，红林回来提出去倒。我想一个瘫痪矿工和九岁女孩的生活，在缝隙里如何维持下去。

以前是奶奶带着红林在这屋里陪读，王多权和父亲留在豹溪沟里，家计难以为继，王多权提出自己留下来，和红林互相照顾。床头悬挂和枕边铺叠的十字绣，是这里独有又绝望的掩饰。

但日子却绵延下来，到了公路坎下土屋里。叔侄两人的日程是，清早六点王多权喊醒小床上的红林，起床洗漱和扫地，换过小炉子中的煤，坐上一茶壶水，还要淘好米，搁到伯伯的床铺边，之后才去上学。到十一点多，王多权在床上够着煮米下锅，等着红林回家洗菜炒菜。学校有营养午餐，但只有一个人的份，也不能带出食堂，红林因此不在学校吃。午饭的时间刚好一个小时，十二点五十红林赶回学校，走前再把下午的米淘好。

下午四点半红林放学，回家重复上午的日程。如果是下面条，则只需烧好了炉子上的水，面条放置在手边，王多权自己会弄。和在炒茶的灶屋里不一样，做菜完全成了红林的事，一般是土豆丝、土豆片或白菜青椒，“刀工超过了伯伯，切得细”。

炒菜是两人轮流。“伯伯嫌我炒菜盐放得多，但他自己炒时放盐更多。”红林说。伯伯炒菜时，红林抽空洗掉中午的碗。

晚饭后红林再次去学校上晚自习。因为时间过于紧张，红林请求班主任把原为五点半的时间延迟了十分钟，比中午多出了五分钟的洗碗时间。

晚上九点四十下晚自习，回家后不能马上歇息，红林需要给伯伯擦洗换药。伯伯长期卧床生了褥疮，需要先清洗疮口，用酒精棉条擦拭，消毒两次后搽药膏，每天要搽洗两到三次，白天也要抽空进行。眼下伯伯的褥疮已经收缩到指头大小，在类似瘫痪病人中少见，也很少感冒。

今年上半年，换药时出现了一次意外。煤炉上的水烧开了，站在床前的红林占着手，趴着的伯伯顺手去提，一不小心泼了，开水顺着红林的腿淌下来，一直到脚上，赶忙脱袜子，皮烫松离了，“有生没遭过这样的罪”，开始伯伯说抹鸡蛋清，又不敢抹，红林在地上坐了十几分钟，腿杆起了一溜燎煎泡，伯伯在床上手足无措。后来红林勉强出门上厕所，被房东老太太看到，才拿酒来洗，也没上医院，躺在床上一夜没睡着，到了早晨腿上都是鸡蛋大的泡，泡又破裂流水，钻心疼痛。红林挣扎着去上学，上体育课向老师请假，老师才发现。疤子烂了两个多月，有处化脓一直不好，后来自生桥下一户人家找了陈年的黑子（熊）油来搽，用了三次搽好了，这一劫才算过去。

十一点左右，忙完了的红林睡去，隔着帘子的床上，王多权仍在做十字绣，整晚整晚地绣，一个是图安静，另外是因为睡不着。到了白天红林去上学了，坎上车路的嘈杂传下来，王多权反倒能睡着。

自从八年前红林的爷爷去世，王多权总是夜里睡不好，有段时间染上了酒瘾，喜欢喝两块钱一小瓶的“锤锤酒”，红林劝他也不听。红林当时年纪小，看到伯伯喝醉酒心里害怕，会想起爷爷去世的情形，不敢在炒茶叶的厨房里多待。每到周五放学，红林给伯伯做好了菜，一大锅洋芋片或者白菜，够伯伯就着方便面吃两天，自己就赶快逃回豹溪沟里的老家，跟奶奶待在一起。

后来红林胆子大了一点，伯伯也终于戒掉了酒瘾，只是眼下还喜欢抽烟，一天要抽掉一包。红林闻到烟味想呕，心里晕，“说他他不听，害自己又害别人”。伯伯则是打发时间，“心里有时焦虑，想动动不了，想拿啥拿不动”。

前一段土屋对门的房东老奶奶去世了，红林出门总是有些害怕。以前上小学，住在石水沟口的炒茶厨房里，几家都是豹溪沟里下去的，小娃儿也多，和红林相处得好。现在土房子里只有伯侄两人，伯伯又下不了床，老鼠成了屋里另外的主人。红林的课本都咬出了洞，王多权放在桌子上的十几个核桃，晚上也被老鼠拖走，专心刺绣的王多权没有注意，早上发现都移到了床下的老鼠洞口。每次离开土屋回沟里，要把绣品收拾好，叠放在桌子上，恐怕压在床头被老鼠咬坏了。

周围的土房子都改建成了楼房，红林和伯伯租住的老屋，成了狮坪街上唯一的一间。就像红林和伯伯相依的情形，是狮坪街上唯有的一户。

漏雨的房子

每到周五放学，红林把叔叔抱上轮椅，扶上公路，跟着慢慢地走回沟里去。

以前的轮椅是红林推着，要走一个多小时，现在总算有了辆电动的。从前道路没有硬化，是坐摩托车，把伯伯架起来坐在中间，伯伯抱住摩托车手的腰，红林在后面扶着。

到了自生桥头院子里，还要爬一截坡，把轮椅寄在人家屋里，红林把伯伯背上去。或许是因为需要，红林的身体越长越壮实了，自己觉得是“往横里长”。下肢枯干了水气的伯伯，似乎在渐渐变轻，慢慢也就背上去了。

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爷爷去世之后，家中只有奶奶，住在村子顶上头的陡岩下，往上没有人户。但爬坡快到头，院子会变得很热闹，四条狗一齐叫起来欢迎，平时它们只在苞谷成熟时节拴在地头，看见野猪来啃棒子时有这样的表示，鸡受了惊吓，圈里的猪也跟着躁动起来。奶奶颤颤地迎出来，灰扑扑又带着潮气的土屋地面，有了人气和体温，似乎重新活过来一次。

这一段时间爸爸难得地在家，忙着在坡下公路旁边起房子。红林和爸爸从山上拖回来的木料，就是用于房子的门窗。

砍木头趁着冬天，少生虫，红林总是跟着爸爸去，整棒棒拖回家。木头沉重，绳子勒得手上起泡，和腿杆的烫伤一样留下疤痕。山路崎岖溜滑，木头在后面梭下来，红林来不及躲避，把脚撞崴了。爸爸说红林拖回来的木料有四五十根。

这次砌房子搬砖，红林又把腿肉夹乌了一大块。水泥砖沉重，两块合在一起抱上二楼，不大搬得起。请人工太贵，尽量省一点，除了必不得已的工序，大部分是自己在干。除了抱水泥砖，红林还要往二层扛板子椽子，出土方。

老房子已经难以为继，单薄的石板屋顶不能再庇护其下一家人。二十多年以前，它就险些遭遇过灭顶之灾，屋顶崖壁的悬岩坠落下来，脸盆大的石头砸烂了几处屋顶，檩子都被砸断了，幸好当时全家在地里干活。以后请生产队派人用几天清除了那处悬岩，重新盖了屋顶，房子才安然到现在。但地处高寒，长年风霜的剥蚀已让它破敝，逢到下雨天，屋内下的雨比屋外小不了多少，只能四处用盆子接漏。

这会儿雨势又添了一层，爸爸在楼上喊红林送大盆子上去。爬上楼梯，一眼瞧见爸爸睡房屋顶，顺屋脊下方一溜十来个大小盆子，加上半截隔开的大号可乐瓶子和油桶，每一个里面都盛着半截雨水，有两个瓶子快满了，坠落的雨水发出嘀嗒的响声，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周边的楼板。爸爸把两个小瓶里快溢出的雨水倒入红林送上去的盆子里，重新接好，雨滴又噗噗地坠入瓶中。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难以想象一个风雨之夜，需要上上下下倒水多少次。

昨天也在下雨，红林上楼把一个小盆里的水倒入大盆里，不小心倒翻了，雨水泼下楼板，把楼下爸爸的床铺泼湿了一大块。端水下楼梯也是个力气活，一步踩滑更是难以收拾，只能一步一步搁在楼梯级上下去，一次也不能端一满盆。

红林睡房的屋顶也接了几只桶，正在枕头的上方位置有一个盆子，床脚位置又有另一只小盆，接了半盆泛黄的雨水，屋顶正在滴沥。只有伯伯的房间屋顶比较完好，似乎专意为病人让出了这间。

新房子总算换了瓦顶。造房子几经周折，也吃了不小的亏。最初村镇通知精准扶贫搬迁，在川道里的肖家坪集中建安置房，大家叫“钥匙房”，爸爸担心下去了没田没地，老房子也保不住，没有答应。后来又有政策下来，伯伯王多权可以单独享受一套福利房，自己掏一万块，但只有伯伯和奶奶的产权，因两人的户口在一边，地址在三星村，离镇街有几公里。伯伯不敢下去，怕生活不便，不能继续陪红林上学，轮椅充一次电也骑不回沟里。

后来钥匙房的政策取消了，各家可以就近在公路边起房子。但那些先前签了搬迁合同的人受到奖励，可以领取几万元的国家补助。没有签约的爸爸，好歹批下了地基，但得不到这笔补助，只能四处赊账，加上自己卖工。

周五回沟里，奶奶刚刚掰下了几背篓苞谷，红林去后坡地里背了回家。背篓很大，在茬口又竖着插了一层，红林跪下去几乎站不起来。奶奶说等爸爸来背，红林心疼爸爸造房子辛苦。

看着爸爸一人在工地忙活，红林会想到埋在新房地基旁边的爷爷。当年爷爷一个人从河里挑沙背石头，造起了屋旁的水井。眼下村里的自来水龙头不出水，爷爷砌的水井一直很好用，爷爷却不在了。

爷爷去世那个清晨的情形，像一块无法挪动抱起的石头，永远压在红林心头。爷爷以前患有胃溃疡，前两天又有些感冒，头天还做了一整天的重活，把水井砌严了，晚上还给从学校回来的奶奶和红林做好了饭。早上奶奶出门干活，爷爷起来，到王多权房间说自己不舒服，随后又挣回了睡房，伯伯喊红林过去，一看板凳上有血，是爷爷刚才吐的，伯伯让红林去睡房，过去一看爷爷躺在床上，胸前铺上地下都是血。

红林喊他，爷爷就哼，说不出话。红林回去喊伯伯，伯伯又过不来，只能在那边喊爷爷。爷爷哼的声气一声比一声小，等到奶奶从地里回来，爷爷已经断气过世了。断气之前的时光，只有红林在跟前，“摇着爷爷，摇不转来”。脑子里是空白的，手上身上，都沾了爷爷的血。

红林觉得爷爷是累死的。以后看到家里人做活路过于劳累，“就会想到爷爷，宁愿自己多做一点”。

奶奶是眼下红林最担心的人。她有晕病，爸爸不在家的日子，一个人在沟里干活，常常在地头昏倒，要个把钟头才醒过来。从前严重到时候，一个月要倒几回，眼下一年中还会倒一两回。

一个月前，奶奶还晕了一次。当时正在打猪草，心里一炸，人就倒了，眼前冒金星，山上都是亮灿灿的。过一会儿自己醒了，心里很不好过，下蛮活动手脚，把猪草背回家。

红林记得，小时候奶奶带她去狮坪街诊所看病，红林检查的时候奶奶忽然晕倒了，几分钟后才醒过来，“可能是为我操心，诊所人又多”。

红林读六年级那年，奶奶有天上坡砍树枝烧火粪，才拣了两三把肚子痛，坐在那儿觉得不行，站起来走两步就晕了，一路摸爬到自家地坝，疼痛仍旧不减，捱到下昼太阳要过河了，一双手撑在腰上，到自生桥梁子上给红林打电话，问她今天回不回来。那天不是周五，平常奶奶不说这样的话，红林赶忙请假回来，奶奶在床上疼得连声哭，红林赶忙给奶奶换衣服找车，送到镇医院。看了两天不好，又托一个亲戚家的侄女送下安康，确诊是胆结石，没敢做手术，吃了八百多块钱的药才缓解了。

问起当时心里紧张与否，红林说想不起来了。或许在爷爷去世的情形之后，一切猝然的意外都变得平淡。

但在她还未成人的心里，仍旧有畏惧的形象。上初中以来，周日学校补课，伯伯回了沟里，红林下了晚自习要一个人赶回沟里，到家已经十点半，几年前沿路装了路灯，后来袁家坪下面一截灯坏了，最近靠近自生桥这截又没了，走到自生桥吊岩下面一段觉得阴森，心里发瘆。靠路边有座坟是红林曾祖父的，不怕，怕的是大古树下河滩上埋的孤坟。早晨五点四十下去，天是黑的，又没有路灯，看到偶尔出现的房子是刷白的，门又都关着，像人失去血色的脸。

几个同样一早上学的沟里孩子，家里都有摩托接送，或者自己骑踏板车，红林落单了。有次早晨走到自生桥下面，一回头看到一个东西蓝幽幽的，吓得赶紧跑，后来告诉伯伯，伯伯说是木头腐烂了发荧光，红林始终不能全信。

只要奶奶还在沟里，家里没有搬下川道，这段落单的路程就还要继续。

离家出走

搭手建房子的经历，让红林和爸爸比以往亲近了起来。以往父女在一起的时间，远远不如伯侄多，爸爸只是过年回来十几天。

前几年爸爸在安康开了一个夏天的小吃店，红林下去待了半个暑假，帮着爸爸收盘子洗碗，是出生后和爸爸在一起最久的一段，后来却意外地中断了。

那一年，我在清晨忽然接到红林打来的公用电话，急促的声音带着哭腔，背景是嘈杂的车声人语，听起来她是离家出走了。大致听清她是和爸爸闹了矛盾，自己离开小吃店坐车回家乡，老家没有装电话，她联系不上伯伯和奶奶，心里害怕因此打给我。我劝她回去找爸爸，红林怎么也不肯，因为她把爸爸锁在门外了，怕回去挨打。她身上有五十块车钱，是背着爸爸拿的。后来我接到了她下车打来的电话，说是回到了八仙，才稍许放心。那年的红林只有九岁，从安康到八仙有五个小时车程。

这次见面，红林详细讲述了那个夏天出走的原委。小餐馆是一楼一底的开间，父女在阁楼上睡，楼下做面条和锅巴饭。头天晚上爸爸喝醉了酒，在餐馆里掀翻了桌椅，红林害怕，从餐厅外面锁上了防盗门，爸爸只好在餐厅里过了一夜。早上红林下楼开了餐馆门，爸爸上楼睡觉了，红林把钥匙放在餐桌上，出门时一不小心带上了防盗门。红林和爸爸生疏，加上晚上锁门的事，怕爸爸发火打她。恰好一个客人来找爸爸还了五十块钱，红林拿上钱就去了车站，坐车回了八仙。

没有了帮手，爸爸也回了八仙，小餐馆没多久就关门了。

爸爸在外打工的轨迹，从弹棉花跨业到卖化妆品开店，从下煤矿到填海，再到打油井，地点从山西到深圳到陕北，再远赴新疆，一直走到国门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些遥远的地名，红林只能在地图上想象。

八岁那年，因为伯父的事迹受到一些关注，红林参加了芒果台举办的“变形计”节目，对调去江西南昌的一个家庭，第一次坐了飞机，见识了富裕生活的样式。

在节目的中途，摄制组安排了妈妈来见面，这事完全出于红林意料。事先节目组和王多权商量，王多权没同意，说要孩子自愿。红林不愿意见面，摄制组说不见面不让回家。设置的会面情节是红林转身跑开，妈妈在后面追，追上了两人拥抱在一起，算是母女相认。红林不想抱妈妈，妈妈哭了，说我是你亲妈，怎么就不肯相认。妈妈给红林买了香蕉，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红林完全没印象。

提起这事，躺在床上的伯伯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岁把子就跑了，喜欢吃香蕉，她喜欢吃妈妈（奶水）”。

伯伯是妈妈最初嫁来王家的渊源，却也是她最终出走的理由。王多权没有受伤之前，红林妈妈本来是他的未婚妻，瘫痪后婚约取消，几年反复后王多权介绍她嫁给了弟弟。红林出生一年多，妈妈嫌负担大开始闹着要分家，爸爸不同意，妈妈就自己出门打工，出门时拿走了大部分家里熬麻糖和卖腊肉的钱，红林记得自己的压岁钱妈妈说她保管，回头也没下文了。以后妈妈只有逢年过节回来几天，没给家里支持过钱。

红林五岁那年妈妈和爸爸离婚，爸爸得知，离婚前妈妈已在相邻的岚皋县花里乡找好了人家，这边一离那边就结了。眼下妈妈在那边也有了两个子女。

红林不愿意和妈妈见面的原因是，妈妈的娘家就在自生桥，她每年都会回娘家，却从来没来看过红林。遇到的时候，红林喊她妈妈，她也不回答。红林有时在街上碰到外婆，过后外婆对人说红林不喊她，又说伯伯和奶奶教红林不喊她，其实红林是小声喊了。

去年红林过生日那天，妈妈带着她在另一家生的两个孩子，到家里来了一趟，大约是让红林和弟妹认识一下的意思。但红林觉得她并非专程前来，是在豹溪沟里买洋芋种，顺便来看一下，也没有带礼物什么的。见面时妈妈哭了起来，说自己有苦衷。

妈妈离家之后，爸爸曾经谈了一个对象，因为家境原因作罢。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又认识了一个汉中的女朋友，也由于女方家里的反对，多年一直没能结婚。爸爸回家的时候，女朋友会过来玩，有两次我到自生桥，听到红林爸爸睡房里有人的动静，却始终没有出来过。眼下在公路边起楼房，也多少是为爸爸成家创造条件。

红林有时觉得，自己单单一个，在世上太孤单，巴不得爸爸再次成家，给自己生个弟妹。“我自己也大了，正好照顾。”小时候有伙伴说红林，你家里真可怜，红林当时觉得郁闷，现在已经不在意。

班上的同学中，红林见过好多破裂的家庭，并没有遭遇像伯伯这样的伤残事故，父母却莫名地离婚了。一个父母都是教师的女孩，常向红林倾诉，父亲喝醉了如何殴打母亲，另一个女生父母离异，成天在街上游荡，和男生同居，被学校开除，早早就开始混社会。

相比之下，红林觉得“自家挺不错的，至少家人都在一起，感情好”。

十字绣和诗

前一段时间红林告诉伯伯，不想干学校的公共卫生监督员了。

卫生监督员的职责集中在食堂吃饭时间，制止带零食进食堂和把剩饭菜拿出去，不准乱扔垃圾，还兼顾食堂内的不文明行为，譬如打架和骂脏话。红林和另两个伙伴三人一组，这学期逮了五六个现行，处罚是扫厕所。那一次红林看见两个男生带食物出食堂，便和一个伙伴去追，两个男生想跑，被捉住后开始骂人，摔了东西，还说想打人，“狠狠地瞅我们”，红林和伙伴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另一个组员是男生班上的，怕影响班级分数，又请求红林不记，但交班的人还是记下来了，后来学校给两个男生班级降了文明分，罚他们扫公共厕所。

经过了这一件事，红林也觉得麻烦。她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要办墙报；又是语文课代表，要收作业。长得慈眉善目的红林，得到大多数年纪小的同学喜欢，但也有几个同龄女生因此讨厌她。一个留级女生拿冷眼瞅红林，让红林想到那两个男生的眼光，“浪费时间又得罪人”。

伯伯劝她，初中最后一年了，坚持到底。

红林知道，伯伯是世界上最懂坚持的人。脊椎被打坏以来，他在床上坚持了二十三年，除了最初两年，都是手上拿着绣针，一点一点把断裂的时间逐渐缝缀起来的。手指上定期长出的老茧，是拈针的证据，需要抠掉，不然奇痒难耐。大拇指肚子深深凹陷下去，是年复一年抽线的勒痕。

同时磨损的是视力。红林知道伯伯的视力一直在退化，“拿东西给他看，很模糊。电脑上的字好近，他都看不清”。伯伯整晚整晚地绣，只靠着床头台灯的光线，“劝伯伯，他不听”。

王多权说，现在刺绣主要是靠手感。

王多权是五保户，但没有纳入驻村卫生室签约对象，吃药看病仍需要自己花钱，一年要好几千块，住院才能报销，又不能去住院，“在夹缝中生存”。他也没有残疾人补助，当初的赔偿只有几千块钱，十字绣售卖的收入，也算是给家里的一笔回报。每过一段，他能够卖出一两幅作品，价格在几百块到两三千元之间，虽然按照动辄成年累月的工时来看并不划算，但瘫痪在床上的时光，本来就可能是廉价的，像八仙镇多数默默消失的残疾矿工。前年一幅《清明上河图》，王多权想要卖一万块以上，但一个做水果生意的老板找到母亲，以五千块钱买走，挂在他新落成的楼房里。

他没有打算停下或放慢十字绣，倒有一种和时间赛跑的意思。“这东西做一针在一针。哪怕销不出去，过世了，做义卖也行。”前年10月10号他送给镇政府一幅《沁园春·雪》，纪念重庆谈判，他还想送给狮坪村同样的一幅，希望他们支持身后的义卖，做一个筑梦基金，资助像红林这样家庭贫寒的学生。仅仅是《沁园春·雪》一个题材，他绣了四幅，“坚持到2019年，说不定能送到中央去”。眼下他的床头悬挂着一副未完成的孔雀，公路坎下土屋里还有几幅刚开头的大幅绣品：《金陵十二钗》《清明上河图》《八骏图》，都是未来两年等待完成的。

对于红林的学习，王多权管得很严，像刺绣那样一丝不苟，有的同学觉得红林活得太累，红林自己觉得“不是至亲的人，还不会这样管你”。她从来不和别的女生逛大街，即使是关系很好的同学，觉得“人家有资本，我逛不起”。下课了喊朋友一块上个厕所，“算是共同的活动”。

红林的学习原来属于中等，比较偏科，数学物理差，英文好一些，语文则是全班前三名。初三分班，她好不容易努力到了第一考场，也就是前四十名，新换的班主任让大家并不满意，只是一味让大家练习，很多同学跟不上。要求又过于严厉，有些女生又想要调到别的班。红林觉得管得严其实挺好，“对我也好”。

红林的作文在班上很突出，老师经常拿来当范文。前一阵她写了一首叫作“致自己的一封信”的诗，老师开始问红林是不是自己写的，在班上朗读，又拿到别班去念。

我在坎下土屋里见过红林写的诗：

大地的诗歌呀

永远没有停息

当春天的小鸟不再歌唱

……

那次之后，我给她买过北岛编的《给孩子的诗》，眼下这本书和柴静的《看见》一起，插在她枕边的窗台上。

班上有个从小要好的同学，觉得新班主任太严厉，因为上课说话打了他耳光，最近闹着要休学。红林给他写了一首诗：

钟表在墙上滴答滴答

数着我们已经逝去的年华

岁月真的好残忍

我们真的好无奈

……

可是你

却选择了放弃

写诗难免带来某种向往，一个最要好的表妹却让红林别做梦，“你的性格，将来当个医生就可以了”。

再过一年，红林需要下县城上高中。这也意味着伯伯和侄女的分别。王多权下县城继续租房，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事。在街上一个人也无法坚持下去，看起来他需要回到沟里，依赖于年迈的母亲的照顾，这也使他眼下有一种难言的心情。

“身体一旦炎症控制不好，也就几个月的光景”。这也是他想要多留下一些绣品的原因。红林中考前的二十几天，王多权在微信上告诉我，等到侄女参加完考试，他就会回到沟里，“其他都不现实”。弟弟已经出门去江苏打工，眼下母亲大体能照顾他，“以后会怎样现在很难说”。从小侄女出生到上学，从沟里下到街上，两人相伴的时光缓慢又似永无穷尽，却终究走到了需要说告别的一天。

以前，红林从来没有想到过，有天会和伯伯分离。但在爷爷过世之后，她只能“不往那个方面去想”。眼下对于她来说，不论如何，需要“先把高中上出来，再把大学上出来”，或许将来再次有能耐照顾伯伯的一天。

自然还有多病的奶奶，和有天终究会老去的父亲，纵然她只有一副尚显单薄的肩膀。

自从离别后

孩子们鱼贯而入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一排站了七八个，这并不是四、六年级两个班上的全部，而两个班总共不过二十多人。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方不在了，离异、去世或是失踪，不只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

一眼望过去，纵向高低错落的肩头和幽深清亮的眼睫，总像是什么地方被削去了一分，却又由于人数众多，被削减的变得平淡无奇。只有单个询问的时候，创痕才显现出来。

南疆拜城县拜城镇的吐孜贝希村和赛里木镇的英巴格村，和内地一样，本地缺少收入，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出门到阿克苏一带打工。打工的距离没有内地那样远，一两个月能回家一次。吐孜贝希村小六年级班主任再依统古丽发现，父母们的婚姻变得脆弱，单亲孩子越来越多。

男方的酗酒暴力和女性外出打工带来的风气变化，成为导致离婚的主因，但当地干部说，如果说一个男人平时有恶习，突然间却戒酒收心，检点起来，很可能隐藏着更大的忧虑。

“平均下来，每五个孩子中会有一个是单亲。”身为班主任，再依统古丽能感到父母的离异给孩子带来的直接影响，“性格变得内向，成绩下降。”英巴格村的231个学龄儿童中，也有三十多个单亲孩子。提到离开的父亲或母亲，孩子们经受风尘的脸上会忽然变得润湿，像是渠水通到了干渴的地头。有的又像久已风化湮没的沙地，显出麻木。

木其丽马·艾买提、夏提·阿不里孜和乃比江·肉孜，是来自两个村子的三个少年。他们的故事彼此近似，又像每天走过的上学路，各有曲折。

失踪的父亲

七个月以前，木其丽马·艾买提还是半个“城里的孩子”，全家住在南疆的大城市库尔勒。艾买提喜欢那里，“城里漂亮，条件也好”。父母结婚后离开乡下，在库尔勒打工六年，和同样离乡的奶奶、叔叔家在城里合开了家粮油店，母亲则在菜场卖菜，艾买提中午能回家吃饭。虽然是在大杂院租的平房，煤气和煤炉混着用，艾买提并没感到自己和城里的小朋友有差距。在班上，艾买提是学习委员，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

爸爸的失踪带走了一切。

2016年初的一个平常日子，艾买提回到家中，没有看到父亲。妈妈当天回拜城为她办转学户口，父亲也没有和她一起回来。起初家里人说爸爸出了远门，但时间推移，爸爸一直没有归来，两三个月后，艾买提在询问妈妈时得知，爸爸失踪了。

妈妈和叔叔开始四处寻找父亲，却一无所获。爸爸像是人间蒸发，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派出所立案也没有结果。

失踪之前，爸爸和妈妈在生孩子的事情上发生了争执。艾买提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去年妈妈又有了身孕。爸爸曾经告诉妈妈，不想再要孩子。妈妈因为想到第四个孩子是残疾，想生下来。爸爸失踪之后，妈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妹妹。

艾买提爱爸爸，“爸爸脾气好，不打人不骂人”。提到父亲的断然失踪，她的眼睛就现出水光。她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时常抑郁。更重要的是，父亲失踪抽去了一家人生活的根基，合伙开的粮油店关张，艾买提和母亲在库尔勒待不下去了。

母亲带着艾买提和一个上幼儿园的弟弟，加上一对襁褓中的双胞胎回到了娘家，在英巴格村安身。外公外婆和小舅两口子一起生活，按照当地的传统，接纳了在夫家失去依托的女儿。艾买提的姐姐和一个有残疾的弟弟，则留在库尔勒依托奶奶和叔叔。十六岁的姐姐已经辍学，在奶奶家里帮忙。

外婆家在村子偏远处，到学校快走要半小时。铁锈的大门、两间没有修饰的水泥平房和一个破敝空敞的院子，说明着外婆的家境。但这已经是改善过的面貌，村干部介绍，外婆家以前住土坯房，这个院子是花一万块买的别家的。艾买提和母亲连同双胞胎挤在仓房的炕上，小舅夫妻因为没地方住，一起去了乌鲁木齐打工。

买下来的房子漏雨，“躺在屋里可以看天”。政府补助翻盖了屋顶，水泥墙上还留有雨渍纹路，屋瓦衬里是竹笆的。因为没有了仓房，全家人的口粮码放在院子里，经受风霜。客厅桌子上半盆冻得发硬的胡萝卜，是难得的蔬菜。和院子里一样，屋里和人身上都没有略微鲜亮的色彩，也缺乏炉炕的温度。

外婆的手有残疾。她的左手要比右手小很多，就像艾买提的手。提到自己这只干活不争气的手，她在炕上背过去，用右手拭泪。

外婆家有十亩地，一亩种菜来卖，一亩种小麦做口粮，八亩种玉米。年近六十的外婆拖着不灵活的手去卖菜，今年膝盖和手指都出现了炎症，菜也卖不动了。在地里干活的外公胃疼，吃不下东西。女儿回来后，一下子添了五张嘴，生计变得更加沉重起来。

父亲失踪的时候，艾买提家里有两万元积蓄。几次寻找父亲花费下来，加上全家回乡落户的费用，只剩下了一万两千块钱。回乡一年多，又花掉了大头，只剩下两千块零头。妈妈打算明年开春，双胞胎稍微大一点，自己带着去拜城县找个超市的活，艾买提和弟弟留在这里上学。

在她并不算沧桑的脸上，看不出悲喜，似乎一年中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来不及像外婆那样去体会，只能先承担下来，毕竟她不算壮实的腰身后，庇护着六个儿女。

回到乡下之后，艾买提的学习成绩持续下跌，失去父亲的抑郁和家境的忧虑，沉沉地压在她的心上。上学期的期终考试，她的数学和汉语都不及格，这学期才回升了一点。在学校吃午饭，别的同学带的有葡萄或梨子等水果，艾买提只有一个馕和一瓶水。

在荒凉冷清的院落里，暂时看不出未来的希望。或许，只有在艾买提趁大人不注意，去掐一颗招待客人的葡萄时，眼里胆怯的一抹亮色，还保存了童年天然的向往。

这份向往最重要的底色是，失踪的爸爸有天会回来。

陌路父子

夏提·阿不里孜的身量落在十二岁的年龄后面，连同他的语言，总是落在抽噎之后，眼神受了惊吓，赶不上要面对的世事。

最难面对的事实，是同在一个村里，却如同陌路的生身父亲。

阿不里孜的父母是同村人，阿不里孜还未出生时他们就离了婚，原因是父亲每天喝酒，喝醉后打人，妈妈忍受不了。离婚之后，妈妈带着阿不里孜在娘家过活，六年前再次出嫁，把阿不里孜留给外公外婆。妈妈在阿克苏纺织厂打工，偶尔会回娘家看望阿不里孜。父亲离婚后也两次结婚，又都因为同一原因分手，眼下他住在和外公外婆同一个村里。

父子有时会在村里遇见，但从来没说过话，如同素不相识。

阿不里孜的外公说，离婚期间，阿不里孜的生父要求把孩子打掉，说生下来了他不管。“现在他也很难过日子”。由于酗酒打老婆名声在外，父亲很难再度成家，只能一个人混着，每天喝得醉醺醺的，时常靠方便面度日。阿不里孜看到他，心里只有害怕，避开走。

阿不里孜想念妈妈，“会梦见她，和妈妈一块玩捉迷藏”。但是阿不里孜并不太敢做捉迷藏的梦，担心在哪一次游戏中再也找不到妈妈了。前一段过古尔邦节，妈妈回来玩了几天，那是阿不里孜今年最开心的日子。

灰扑扑的院子门口，阿不里孜的外婆包着棕色头巾，抱蒿草扎扫把，打扫永远也扫不干净的院子。铡玉米秆归来的外公带着白色小帽，帽子下是古铜色的苍老面容，脚上的皮鞋沾着泥巴。两人都显得比实际年龄更为苍老。外公说，女儿女婿生活合不来，女婿把女儿打了好几次，“头打烂了”。

怀孕七个月时，阿不里孜的母亲起诉到法院，离了婚。以后在外出阿克苏纺织厂打工期间，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谈恋爱时男方要求不能带孩子过去。“我们也不想把孩子给外人。”

外公外婆和小儿子一同生活，小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去世的长子留下一个孩子，和阿不里孜一样，母亲再嫁，孩子由外公外婆抚养。院子里还有一个小男孩，是阿不里孜母亲再嫁后生的，因为母亲在纺织厂上班，父亲又外出打工，没人照管，一个多月前也送来让老人抚养。

阿不里孜喜欢这个同母异父弟弟，“两个小孩关系好”。

家里缺少劳动力，阿不里孜周末回家需要放羊。平时放学回家，天如果还亮着，也要赶上羊群去院子后的草地和戈壁滩，让羊群吃上几口。另外一宗劳动是捡蘑菇。

这里的草滩和田间地头生长杏鲍菇，上学路侧垄沟里也能见到，阿不里孜放学的路上，像平时那样顺手采了几颗。星期天专意去采，自家不吃，打电话给收蘑菇的人，去年阿不里孜捡蘑菇一共卖了300元。

对于家里来说，这算是一笔收入。2010年起房子之后，外公家落下了银行债务，一年只能收入万把块钱，花费用度之余，剩下三四千元还债。院子里的一堆老南瓜添上辣椒，是平常的菜肴，玉米和小麦混搭做主粮，“找到了（收入），一天吃两顿。找不到，一天吃一顿”。

在口粮的营养之外，阿不里孜有着另一种饥饿。“妈妈长期不回来，他好像忘掉了。一来几天又走，他就要哭鼻子。”这也是他疼爱妈妈留下来的小弟弟的原因，就像一件妈妈在衣服、食物和零钱之余，额外带来的礼物，至于生身父亲，像是一个遥远的被风声带走的名字，虽然就在一个村里。只有像打开的渠水一样到来的眼泪，透露着阿不里孜内心刻下的沟壑。

妈妈走了

这说不上是个院子，场地一半归还给荒野，没有村里统一规划的绿护栏。簇簇生长的毛蒿，在微风中簌簌抖动。女主人离开之后，一切物什停留在她撂手的位置，慢慢地破敝，没有任何复原的希望。

肉孜的父母是在两年前离婚的。肉孜的母亲在阿克苏打工摘棉花，总是不回家。爸爸在近处打零工，在一个铁矿上做清洁。回家的时候，两人吵了架。母亲离开时，没有提出带上肉孜，以后另嫁了。

妈妈没有来看过肉孜，也没有买过东西寄来。肉孜想到妈妈会觉得怨恨，但是前一段过古尔邦节，妈妈回村子走亲戚，来看了肉孜，肉孜觉得很幸福。这份幸福很快又变成了酸楚，因为知道妈妈不是专门来看望他，也没有带礼物。见了面，妈妈也没有拥抱肉孜。

妈妈的拥抱，只保存在久远的相片里，贴在肉孜的炕头。冬天混茫的雪地里，两岁的肉孜被妈妈拥在胸前，妈妈戴着红头巾，给肉孜扎着暖和的穗子垂下的白头巾，两手抚在肉孜的肩头。这是过去的唯一印记了。

肉孜的爸爸说，妻子性格还好，是她父母瞧不上自己，自己和妻子娘家人很疏远，很少去那边。

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己说不喝酒，但是喜欢抽烟。他有时会打肉孜，也打过妻子一次，“下手不重”，原因说是妻子不给饿了的肉孜吃拉面，让孩子自己去做饭。离婚之后，他说自己没打过肉孜。但这和班主任的说法不一致。

班主任对作为家长的爸爸印象不好，他从来不去参加家长会，路上遇见就说儿子没告诉他。而肉孜说每次都告诉了父亲。

爸爸穿着破旧的西装和牛仔裤，裤子的拉链没有拉上。他说，妻子离开之前和之后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但后来又说，妻子在的时候，自己和肉孜的衣服是整齐的。

他没有尝试再婚，原因说是找了怕对孩子不好。后来又说，在村子里打工找不着，出远门又要照顾孩子。没有了母亲，肉孜有时会被村里的孩子欺负。

对于肉孜来说，妈妈离开之后的生活，“很不一样了”。父子从以前居住的正房搬到偏屋，望进去没有成形之物，只是一堆褴褛，混杂着核桃、蛇皮袋，以及一张蒙尘的结婚喜帖，和几本维吾尔童话书。洗衣服是父子分别自理，缝衣服肉孜也会。冰箱似乎只是个壳子，里面单单放着一只买来的馕，是父子晚饭的口粮。在做饭上，父亲并不比肉孜更在行，打零工的他又没有确定的回家时间，多数时候要肉孜做饭。爸爸没空的时候，他还要帮着放家里的三头牛。

土灶就地埋在院子里，生火是一件技术活，触手可及的毛蒿作引火燃料，肉孜俯在地上，用爸爸的打火机，熟练地点火，一小团火苗从青烟中冒出，有点照亮了荒芜的院子。架上铁锅，烧一壶开水泡茶吃馕。一锅水要费去不少柴火，多数时候是凉水就馕，谈不上茶炊了。被铁锅压住的火光，映出了蹲着的肉孜额上的抬头纹，拾掇柴火的手长满了粗硬的老茧，可以无视毛蒿的棘刺。这些都是妈妈离开之后，岁月加倍的赐予。

爸爸也领受了很多。他的烟抽得更厉害，腰也开始疼了。有一种感觉，生活在这个男人身上已经结束，不知道单单剩下的躯壳，还能维持多久。

院子里的鸽舍，是过往岁月的另一印迹。鸽子是养来吃的，作为短缺的肉食的补充，喂鸽子是肉孜的事。走进鸽舍，笼中发出含糊的咕咕声，少年拿起铝盆抛撒玉米粒，鸽子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飞起来，到处腾起鸽子毛。肉孜嘴里发出熟练的“吔吔”，就像他不是在饲养肉鸽，而是驯养一群可以脱离笼舍，自由飞翔的鸽子。

这一刻，即使是待在不够身量的鸽舍里，他额头上的抬头纹终于消失，眼眸里闪动鸽翅的影子。

为了告别的团聚

清晨，窗外传来一阵笃笃的敲击声。几只鸟儿扑腾在玻璃窗上使劲啄击，屋子四周的槟榔树林倒映在玻璃上，让鸟儿们以为束束悬挂的槟榔果触喙可及。

这是一个难得的宁静早晨，李运成和姐姐同在一间房里，睡得很沉，鸟儿的敲击也没能惊醒他。以往一个人在家里过夜时，并不需要声音，只是夜半窗上飘动拉长的树影已足以扭曲他的梦境。

刚过了清明节，这将会是美好的一天，运成、姐姐将跟着砍槟榔草的小叔叔、奶奶一起上山玩耍，归途将在溪水中捉螺蛳，用于晚餐。晚餐桌上也会有打短工回来的爸爸。除了逝去的爷爷、出走的妈妈和出外打工的小姑，亲人都在这幢雨林环绕的屋子里，像是这个海南岛腹地村落中幸福的一家。

只是到了明天，所有的人都将离开，只留下运成一个。类似以往所有的节日，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团聚。

屋檐下的过客

小叔叔和奶奶是最先起床的，到屋外的厨房生火，在院坝择野菜，煮稀饭做早饭吃。

虽然天气转热，小叔叔仍旧戴着一副纱布口罩，这是他学习糕点烘焙的职业习惯。他已经学习了半年，之前在海口打过两年工，再之前在村里的小学代课，照顾两兄妹。爷爷去世后，这成了小叔叔难以推卸的责任。

爷爷走得很突然。三年前的一天下午，爷爷照常喝过了酒，带着醉意在村里小卖部和人打牌，这是奶奶出走后爷爷的常态。中间他说不舒服，起身回家，连零钱也没有拿。运成和姐姐运雪在村里上学，到了晚上回去，自己煮了饭去叫爷爷，看见爷爷蒙着头睡觉，叫不醒。晚上小叔叔从学校回来，运雪说爷爷一直不起来，小叔叔去看，才发现爷爷死了。

从妈妈出走到奶奶离家，再到爷爷去世，屋子里的人一个个少下来了。这些事情发生在同一年，就在屋子刚刚葺好之后。

爸爸也慢悠悠地起了床，穿得很单薄，人有点缩着，赤脚蹲在凳子上抽烟。面对叔叔和奶奶忙活的家务，他有一种插不上手的茫然神态。问到孩子妈妈的出走，他说媳妇的脾气不好，很暴躁。自己去大陆打了两年工，她在家里有了人。在院中择菜的小叔叔没有出声，回头却说，嫂嫂也是蛮爱这个家的，在家时每天凌晨出门割胶，照顾小孩还要打短工，撑起了这个家。“哥哥也有责任”。打工的两年，爸爸没有给家里汇钱，连每人一年六百元的水库移民补助，也被爸爸用到了自己身上。爸爸和爷爷一样喜欢喝酒，运成说爸爸“能喝一大可乐瓶子白酒”，喝醉了喜欢打妈妈。运成知道“错在爸爸”。

除了爸爸，妈妈的离开也和奶奶有关。奶奶不让爸妈割橡胶，说是她种的，为此和爸爸打架，又说妈妈害死了爷爷。这是妈妈出走后不愿归家的原因，即便她的娘家远在越南。妈妈是当着运成的面走的，之后一段时间，有人提到妈妈运成就哭。眼下运成说他不想妈妈，但也不喜欢爸爸。他在乎的是奶奶。但是奶奶也走了。奶奶出走的原因，同样是由于爷爷酗酒。爷爷很勤劳，靠给邻人打工换来了楼房的一砖一瓦，但醉酒之后喜欢骂人，赶奶奶走。奶奶的个性也很强，对爷爷照顾得也不好。想到这些家庭矛盾，小叔叔说自己“常常感到痛苦”。提到爷爷，奶奶的脸上肌肉就抽搐起来，只有看到运成，才现出温柔的情态。

运成跟着姐姐起床了，来到院坝里。他没有像昨天爸爸刚刚归家那样，去和爸爸腻在一起，倒是跟在炒菜的奶奶身后，趁空搂住她的腰。这是院子里少见的温情图景。

爸爸这时悄悄地离开了，似乎一个不合适在场的外人。他蹲在屋后看着手机，跟着轻轻哼起了《单身情歌》，没吃饭就走上村中小路。他这几天在村里给一个亲戚家起房子，过两天就要出门，“自己也不知去哪儿”。

运成和姐姐都知道，爸爸有自己的几个朋友，这些朋友不仅和爸爸一起花掉挣来的工钱，十天半月不归家门，还撺掇爸爸一起吸毒，爸爸被带到了强戒所的高墙里，妈妈就在那半年里离开了家，和奶奶一样，抛下了这栋刚刚起好的楼房。

姐弟俩还知道，爸爸不愿归家的原因是在外面有了女人，那女人也有自己的孩子，在这儿来玩过一次，但没法长久待下来。

小姐姐转到了相距几十里的中心校寄宿，每周回家一次。因为代课报酬太低，小叔叔出门打工之后，房子里就剩下了运成一个人。午餐在学校里解决，从前学校没有开餐时会饿肚子，晚饭有时去附近的姨夫家吃，有时饿着肚子在村头游荡，看别人玩游戏机打发时光，晚上一个人回到楼房里过夜，有时索性在外游荡。到了周末，奶奶偶尔会过来，给姐弟俩做上两顿饭。

在学校的运成，有一种淘气天性和悲戚神情的复杂混合。姨夫说他看见别的伙伴搞生日聚会，自己会偷偷地哭。小叔叔说，姐姐懂事一些，在家里会主动洗完洗衣，但有时也会偷偷哭泣。到中心校上学后，每周姨夫骑摩托车接送自家孩子，会捎带载她来去。

运成说自己平时不想姐姐。但在家里两人形影不离，起床后两人就窝在客厅的唯一一张长椅上看电视，运成的头躺在姐姐怀里。姐姐说，弟弟不吃饭，爸爸打他，自己就去挡。回家的时候，姐姐带回来一根小黄瓜，削了皮给弟弟吃。

小姑的相片贴在两人床头，十八岁的她已经辍学出门打工几年，眼下在海口一家KTV做服务员，墙上一排自拍照上的她显得靓丽，有一张美颜过的网红脸。修房子时小姑也出了一点钱。

房间里有些过于空旷，没有人手来购置家具。热水器是用房屋落成时别人送的礼金买的，连当天厨师的工资也出自礼金。房子也还没有真正完成，屋顶没有做防水，上屋顶的楼口渗出一大方雨迹，显出平时乏人照料。屋顶下的所有人，似乎都是过客，没有长久的打算。

砍槟榔草

一行人上山砍槟榔草走的路，和昨天去奶奶娘家吃饭，给奶奶的父亲修坟是同一条。

今年是运成祖父去世三周年，小叔叔提出应该整修一下坟墓，被奶奶拒绝了，说是没钱。奶奶的家族大，有十兄妹，所在的村子也比这边富些，起房子主要借的是奶奶娘家亲戚的钱，爷爷这头比较穷。

去娘家所在的村庄，需要坐船经过一片水库，蓄水之前是万泉河的最上游。去往渡口的路上，奶奶提起了去年八月运成落水的历险。运成和伙伴在水边玩耍，被一个小孩失手推进了水里，扑腾了好久，还是那个小孩总算将他弄了上来，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一路走一路吼着吐水回来。当时所有人都不在家，许久之后家人才知道。提到这件事，奶奶的泪水就上来了。

昨天一行人上了渡船，父亲习惯性地避开家人，站到船帮一头。偶尔打量一眼孩子，眼神显出困惑，似乎不确定自己的角色。“有时想到孩子没有妈妈，也会心痛。”他说。但已经微微谢顶的他，似乎又是自己孩子的同龄人。到岸后运成和奶奶落在后面说体己话，还在奶奶背后双手推送她上坡，姐姐稍微靠近爸爸，但没有言语。到了奶奶娘家，小叔叔去帮厨，运成骑到院坝里停放的摩托车上，一时陷入沉思，但回头又去抢姐姐骑的摩托。爸爸坐在不远处吊床上戴着耳机听歌，对玩耍的两姐弟视而不见，仍旧像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

只有在上山砌坟的事务中，骑摩托车载着姐弟的爸爸终究找到了一份角色。运成骑在爸爸摩托车的油箱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姐姐则在后座上，搂着了爸爸的腰。

家里槟榔田在远远的山上，是小叔叔和爸爸两份的，当初分了家，爸爸把自己名下的槟榔树都抵押出去了，说是起房子借钱。小叔叔则透露，哥哥是为了借钱吸毒。好在是亲戚，出戒毒所以后赎回了槟榔树，现在两家的又合在一处，但爸爸也从来不参与砍草收槟榔的活计，让小叔叔有些无奈。家里的槟榔一共有五百来棵，每年收入能有四五千元，村里富裕的人家会有上千棵。

到达槟榔田，需要经过绵长的道路，穿过有水洼的稻田小径，告别溪流，爬上落叶覆盖的红土山坡，经过草木遮蔽的甬道，一直到达溪流的源头，把瀑布声踩在脚底，才看到群峰环绕中开辟出来的槟榔园，像一块缀在山腹的地毯，槟榔大部分还未成年，只是刚刚开始挂果，季节也比山下来得迟。

槟榔田下半部分昨日已经苫过，颜色较浅，现着倒伏的芭蕉树叶和杂草，奶奶和小叔叔爬上去干活，姐弟俩留在下边游戏。奶奶害怕他们离开视线，连声呼叫，姐弟才到了半坡上。

运成手脚并用爬上一棵半大的槟榔树，踩着光溜溜树干上的圈纹，一直到达树冠，这是他的拿手技艺，平时一个人玩耍的主要内容。运成摘下了两颗青槟榔，和姐姐一起撕开了嚼，槟榔尚需两月成熟，眼下入口变为淡淡的暗红。嚼着槟榔的姐弟俩齐头并脚，躺到刈伐下来的芭蕉叶上，玩着一种击掌念诵的顺口溜，内容不知从何而来：

嘻嘻嘻，米老鼠的家喇叭啦，米老鼠的爸爸当警察，公司来了大美女，美丽的公主啦嘻嘻，上路上山买彩票，我家放了一个大炮，买不了鸡，嘻嘻嘻，买不了鸭，啦啦啦，买不了老婆要自杀……

昨天在奶奶娘家上坟期间，小叔叔曾到村口的黎任公神庙里烧香许愿，据说神庙很灵，有人许愿后买彩票中了一百万。小叔叔也经常买彩票，二十八岁未成家的他，在县城或镇上没有自己的房子，又不愿像哥哥那样买一个越南媳妇，在这个偏僻的村落里，想成家似乎只有等待中彩。

小叔叔和奶奶砍草到了高处，有点看不见了，奶奶又在担心地呼唤孙子。砍草过后，纤细的槟榔树更高挑地现出来，带着未成年的青翠，像是身量长高了很多、又有点营养不足的姐弟俩。

摸螺蛳

下山途中，小叔叔提议，一家人离开了田间小径，去溪涧摸螺蛳。

溪涧从山间跌落前来，在这段变为平缓，青油水面下隐现大块平滑石头，时而现出湍急水口，正是附生螺蛳的好去处。水深到大人的膝盖，对于小孩则到了大腿，有些地方会全部打湿裤腿，成了对于运成最大的阻碍。

但他跟在奶奶身后，脱掉外衣，赤膊穿着短裤入水，在水口附近，平滑的溪流撞过他的身体现出漩涡和水花，他的身体躬到了水面，膝腿绷紧维持着身体，双手在水下掏摸附紧岩石的螺蛳，按奶奶吩咐摸下大的，留下那些小的，丢到一旁接应的姐姐拿的腰篮里。过一会儿他又往前越过水潭，蹚过湍急的溪流，赶上摘下头上帽子装螺蛳的叔叔。

一家人满载而归。在临近渡口的下坡路上，奶奶顺手在草坡摘下另一种茎秆微红的野菜，说是带酸味可以凉拌。运成当着奶奶的助手，握了一大把在手里。似乎由此得到灵感，到家之后，趁着大人休息的当口，姐弟俩去菜园中采摘黑色莓果，在屋前做凉拌果菜的游戏。

姐姐将黑莓捣成果酱，运成切碎头顶盘绕的野菜，分别盛在两只塑料碗里。弟弟将两样掺合在一起，用一把水枪注水，榨出人嚼的槟榔样血红汁水来。这似乎并无实际功能，是姐弟合作调色艺术的一部分，弟弟又拿来一团泥巴，交给姐姐用筷子戳出眉眼，似乎艺术即将到达最高峰：一个眉眼齐全的泥人，一副调色板；但姐姐随即将泥巴捣碎，混合在汁水的碗里，完全毁坏了合作的创造，像是他们先前远足时被拉断的牵手红线。

远足的路线是穿过无人收割的橡胶林，去到经过村庄附近的高速公路工地。高速路破开山头密林，翻卷红色泥土，覆上一条起伏的带子。挖掘机的轰鸣从远处传来，电焊的火光闪烁，姐弟熟视无睹，一条被挖掘机翻出的蚯蚓粗如小蛇，立刻成为不幸的玩具，被两人轮番挑在杆头，直到一条红色线圈转移了注意力。姐弟俩顺着道路的带子爬上去，手里牵着拉长了的红色线圈，似乎血缘的亲情，隔远了也不会断。

但两人随即从坡顶的土堆跳下，各自挥舞手里拉断了的线圈庆祝远征的成功，似乎比起难得的相伴游戏，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东西，不需要额外的象征。

摸来的螺蛳泡在清水盆里，奶奶在门前的园子摘芹菜，最后一顿晚餐的准备开始了。

菜园窄小，菜的种类不多，单靠奶奶偶尔回来照管，芹菜长势和运成的身量一样，显出有一顿没一顿的营养不良。菜园旁的棚子里小叔叔以前教的两个学生来找他聊天，两人都在县城上高中，一个说自己高考想报北方的学校，“我从来没见过雪。”姐姐也说，她的名字叫李运雪，却不知道雪是什么样的。但说到将来上大学，她却确定地摇摇头，尽管说自己喜欢上学。每学期开学，需要给学校缴两百块钱，八十斤米，每周还需要十五到二十块零用，这些都是奶奶给。爸爸身上从来没有钱。

小叔叔谈到自己的职业规划，打算上完面包师培训课程后，回村里开个面包作坊，自己骑车每天送出去卖，也可就近照顾运成姐弟。开面包坊本钱要一万多，本地人相比面包更熟悉嚼槟榔，但小叔叔对于前景似乎很有信心。

奶奶炒菜的时候，运成在隔壁柴房里生火，煮螺蛳汤。先前他还和姐姐一起，去姑父家采了红薯叶回来，为晚餐添一道菜。和往常不同，他的脸上并未显出悲戚，因为奶奶许诺，明天带他去县城自己家里，待到周末再回来，那时姐姐也回家了。饭后看电视的时候，他和姐姐一起躺在客厅铺的席子上，互相枕着腿睡着了，运成额头上系着姐姐给他扎的红塑料带，像一个红孩儿。身上穿的带有喜羊羊图像的牛仔上衣，是妈妈去年夏天寄回来的。

清晨的薄雾里，村里商店去县城进货的农用车把所有人带离，这是村里通县城的唯一“班车”，奶奶搂着运成挤在驾驶楼里，小叔叔和几个人与货物一起待在露天的车斗，不时被山道旁斜掠的树枝刷过眼睛。爸爸昨天已经离家去屯昌，据说两个朋友在那里等他，奶奶说他“心里没有小孩”。姐姐坐着姑父的摩托去会山镇的学校。小叔叔要去海口的厨师培训班，在屯昌街头和奶奶、运成分手。

槟榔林中的屋子空了下来。这是一次被推迟的离别，尽管从团聚的第一刻开始，它就是注定的。

海南省屯昌县，李运成和姐姐、叔叔在溪里摸螺蛳，一家人短暂的团聚后要分别。

[1] 艾德莱斯：即艾德莱斯绸，一种以色彩绚丽著称的、具有维吾尔民族特色的丝绸。

第五辑 单亲

脚踝上的重量

黄昏的山咀村，暮色渐渐合拢，炊烟飘散。姜静悦和同伴走出村口，开始跑步。

看起来身形轻捷的同伴跟不上静悦的脚步，还没跑上公路就已落后，双手叉腰气喘吁吁。相形之下静悦的体格壮实，脚步沉稳得多，她一步步地跑过了开初略带坡度的路段，身影在暮色中渐行渐远，若非走近，听不出她呼吸的渐次加重，看不出脚踝上缠着的两只沙袋。一边四斤。相比叫作文慧的同伴，这是静悦腿脚上额外多出来的重量，为了经过训练获得一份中考体育加分。就像父亲患上矽肺、母亲出走之后，那些在十几年岁月中一步步加在她身上的负担。

静悦已经习惯了这些负担，但在环绕村子的公路上，步履仍旧变得越来越沉重，脚踝上的沙袋嚯嚯作响，暮色渐渐湮没着她。

爸爸的肺

山咀村是辽宁葫芦岛市缸窑岭镇的一个小村，略微起伏的田地小山环绕，村里的平房都塌在地上，抵御冬天无所遮蔽的北风，向南的墙壁则安着一排玻璃，领受阳光的恩惠。

村庄看不出近年有多大变化，只有零星两处楼房。几十里地外的两座矿山，曾经给这里带来些许活气，以后又抛弃了这里，留给镇上一座招牌锈蚀的矿务局，和几幢破敝空旷的职工宿舍楼。

静悦家是村里寻常的一所平房，不同之处是屋内除了南窗下的一溜大炕，另外支了一张床，便于矽肺三期的父亲姜树武仰靠。爸爸不能平躺在大炕上，气上不来。

每天傍晚，静悦从缸窑岭镇中学坐校车回到村里，第一件事是看躺在床上的爸爸情形有无变化。呼吸的轻重，肢体的屈伸，不用探询就能体会。

爸爸是在静悦四岁那年查出矽肺的。近两年，静悦感觉病情加重了。以前爸爸还能下地，站着掰个苞谷，现在啥活也干不了，在村里走个五十来米就得歇。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却又躺不下去，只能时时坐着。

多了一张床，家里仍旧显得空旷。除了公益组织提供的一台制氧机和对面橱柜上一台十八年的长虹电视，没有别的电器。静悦在校的时候，只有奶奶过来看顾爸爸，洒满阳光的大炕上几乎没有人，只有几盆花和绿植，带来一抹亮色。

静悦两岁的时候，母亲嫌家穷出走了，连那台长虹电视也抱回了娘家，因为是陪嫁。以后爸爸将母亲接回来了一次，连同这台电视机和被褥。妈妈第二次出走的时候，这台电视留了下来。出走时妈妈带着静悦，托词回娘家，后来爸爸在家中吐血，妈妈托人将静悦送了回来，意谓自己不想回来了，父亲也没有再去接。

这也是本地多数矽肺病家庭的经历，但静悦不想原谅母亲。橱柜顶上摆着不少洗理护肤用品，是妈妈给静悦买的，和周边物件似乎不大协调，静悦不领情。“都是二十来块钱的。她从来不给钱，说自己交社保还没钱。”平时静悦也不大去动这些，面目朴实的她前额梳着蓬松的刘海，脑后随意扎一个小雀尾，毫不介意有无起眼之处。

妈妈此后又经历两次婚姻，眼下嫁给一个国有矿的工人，在单位上办了非农社保。爸爸没有办社保，觉得自己不一定能活到六十岁。

在这之前，爸爸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奶奶说第一个媳妇“贤惠”，有好的细粮自己不吃，给下矿回来的丈夫端上。后来得了急性脑膜炎，住了九天院，花掉两万多块钱，人还是走了。

静悦的妈妈来到姜家时，也不是头一门，在前夫家里有个八岁的男孩。结婚时妈妈没提那头小孩的事，后来孩子爷爷过来，要求掏抚养费，四年一共掏了四千块，说好到十八岁成人，第五年妈妈走了。男孩成人后在葫芦岛一家饭店打工，静悦和这个同母异父哥哥感情还好，但也没啥联系。

静悦有时候会去妈妈那头玩，实际上主要是去姥姥家。姥姥也找了一个新姥爷，相比起姥姥，姥爷对静悦更好些，有啥东西给吃，给钱也是姥爷发话。

妈妈离开后，院落里也空了下来，少了邻家圈厩里牲口的鼻息，只有一条小狗守候。妈妈过门后张罗养猪，养了一年多因为奶奶腿脚不行放弃了，卖掉猪胚还亏了钱，可惜当初还颇具规模。

妈妈还曾经托人带话，说让人带静悦暑假上北京地铁，乘客能捐钱给爸治病，爸爸和奶奶觉得没必要，妈妈不满，“我还给你把娃卖了是咋的？”

辽宁葫芦岛矽肺病区，镇医院里治疗的病人们。

父亲生病以来，家里以前下矿的积蓄耗尽，落下了将近两万元的债务，对于缺乏收入的家庭来说，也算一笔不小的负担了。

父亲的矽肺合并有结核和肺气肿，需要常常上医院打针消炎。往年是在小诊所，便宜一点，有一年还是花了六千块。静悦不上学时会陪爸爸去，帮着换瓶。“最多时一次要挂七瓶，五六个小时。”前几年还会咯血，两年前的一次发作把静悦吓坏了。

“大口吐血，连着吐，有出气没进气。”医生都不愿意打针，说没有用了。家属签病危通知书的时候，静悦哭得不行了。

今年正月初三，爸爸上缸窑岭镇医院打针，前后打了一个半月。以前最长的一次打了两个半月针，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医院。好在这次是免费的，不然自己要花掉上千块钱。静悦有时去镇医院陪伴，二层病房里空气污浊，床上地下或卧或蹲着几个输液的病人，支架上吊瓶里是深红的液体，有人不停地咳嗽。静悦只敢待在楼道上，病人影子一样踅过，查房的护士都戴着口罩，静悦会觉得自己的肺部也隐隐疼痛起来，爸爸不让她多去。

近两年爸爸的吐血症状减轻，医生说是因为肺部接近完全纤维化了，结核症状也会随之减弱。静悦和爸爸都知道，这并非好事。上不来气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天要吸氧两三个小时，还好有公益组织送的制氧机，不然得从医院买大钢瓶装的氧气，放在家里有些瘆人，以前每年要吸掉三钢瓶。

父亲十七岁下井干活，先是在煤矿，两年后转到钼矿。钼矿没有煤矿底下热，工时也多，但粉尘更大，矿洞里白乎乎一片，到了打钻的工作面是漆黑的。十个工人里面九个半要得，而且“煤里有粉尘能咳出来，钼矿不行”。缸窑岭全镇经过两次摸排，一共查出一千两百多名矽肺矿工。

爸爸知道，矽肺三期的病人“不可能有正常寿命”。屯里三十来个得矽肺的人，已经故去了四五个，死的几个检查出矽肺都比爸爸晚。当初帮父亲扶钻的伙伴发现矽肺晚，爸爸得病时他还在上班，后来干活吐血，去检查肺里已癌变。后院住着静悦的大伯，三期矽肺合并了肺癌，没有多久活头，儿子媳妇平时也不落家了。

爸爸对奶奶说，等自己死了火化，不要买骨灰盒，弄个袋子装了就成。也不用做寿衣，就穿现在的旧衣服。爸爸觉得自己欠家里的，正当养家的壮年，却要老人孩子侍候。“我坑你呢，妈。”奶奶说：“坑也没招了。”

“这咋整，我爸没了咋整，我就这一个爸。”静悦有时会对奶奶念叨。她希望爸爸治好，但也知道无法彻底治愈。她对爸爸说的是：“好好活着，我养你。”

爸爸的心思是，最好自己能活到静悦成人出嫁，至于出嫁以后自己怎么办，“不想那么多”。

拽犁的少女

睡觉之前，静悦要给爸爸洗脚。

爸爸没法自己洗，猫不下腰。洗脚是个复杂的程序，从静悦十来岁时就开始了。

静悦在灶头烧好了水，拿盆子盛了搁在凳子上，平齐床，这样爸爸可以在床上坐直，不用佝腰脚平伸进盆子，试了试水温，有点烫，让静悦加点冷水，多泡会儿。

泡过了，静悦坐到水盆前，一手掰开爸爸的脚趾，一手撩水搓洗，一个个脚趾都洗到，连同脚踝和脚背。爸爸双手撑床，略微后仰，一边享受搓脚，一边扭头去看电视上不够清晰的扑克牌局节目。看CBA辽宁队的比赛和在手机上玩玩消消乐，也是他卧床的消遣。搓洗持续了五六分钟，等到脚掌得老皮软化，再拿来一块专用的麻石摩挲脚底，格外细致，最后用布擦干。

倒了水，仔细洗过盆，回屋再给爸铰脚趾甲。静悦俯身在爸爸脚背上，指甲钳下得浅，担心伤了脚，爸爸让她往肉里抠点，没事。完事了拍拍爸爸脚掌，说“好”，出去再洗干净指甲钳和手，洗脚的程序才算结束。电视上的牌局已经翻过了几轮，爸爸眯起了眼睛。

洗头洗脸是近似的程序，只是简单一些。同样是爸爸直着腰身，静悦撩水到头脸上，免于给胸腔添加负担。

夜里爷爷奶奶住东头，静悦一个人睡在大炕上，就近照顾爸爸。爸爸睡觉前要吸氧，床头的绿色指示灯闪烁，吸氧机重复着“呼哧——噗”的节奏，像人睡梦中拉长了的呼吸，带着某种叹息。静悦在这样的伴奏中入睡，爸爸到了半夜才能睡着，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会喊醒她冲点药，躺不下去的时候，要闺女给捶一会儿背。

早晨五点十分，远处的小山在地平线上显出最初的轮廓，静悦悄声地起炕，没有开灯，这会儿正是爸爸难得的入睡时间。去外屋轻声洗脸，又去厨房弄了一点饭给自己吃，完全没有发出声音，因为这天饭没有炒，只用开水泡了一下，很快地吃了，就出门等校车。

天光更亮一层，奶奶起来了，在外间擗开玉米壳叶生火，烧热了锅焖上豆包。爷爷在拾掇院子，捡起夜风刮来的草根。爷爷耳朵背，但肯干活，自己洗衣服缝衣服，在家里闲不住，过年玩几天就浑身疼。拾掇了院子，提个桶，扛个锄头下田去了。锄头打碎土坷垃，桶用来装塑料袋和石子，爷爷把地收拾得光堂，跟人的脸一样。

爷爷转过了村道，走进地里，田间塑料袋和着尘土微微晃动。风渐渐大起来，爷爷用锄把扛着桶，渐渐消失在田垄中。

田土看上去很旱，这里靠天吃饭，家里正常年景产苞米五六千斤，年成一坏只有一两千斤，还得配上五百斤化肥。年前一滴雨水没下，好在年后还下了两场雪，现在是阴历二月份的天气，再等十天八天，下场雨，地就得种了。有一年五月才种地，因为没雨，苞米后来没熟。

种地靠爷爷奶奶，假期的日子里，还有静悦。别家耕地都用上了机械，因为爸爸生病，爷爷不会操作，姜家还在使犁。家里也没养牲口，前三年借用亲戚家的大驴种平地，山地靠小犁。后来亲戚家买机器处理了驴，自家只好靠人力，奶奶扶犁，爷爷在前面拽。

周末静悦下地，轮替爷爷拽犁。小时候特别肯拽，这两年人大了，到了有人的地方，知道不好意思，让先等等，人过了再拽。奶奶已经七十六岁了，今年腿不好，可能种不动地了。

除了爸爸的病痛，一家人的窘境，是少了个踏实的哥哥。

姜树武早逝的前妻给静悦留下了一个哥哥，但常年很少在家。上学到小学五年级，就不肯念了，更要紧的是染上偷摸习气，成了村里的一害。

起初是偷家里和亲戚的，后来结交了团伙，整体在缸窑岭镇上混。十五六岁那年，有几个孩子到家里来，说他欠了五十块钱，不给就要“弄死他”，他跑掉了，姜树武卧病在床，眼看着一个孩子拿刀把家里的窗纱划坏了。后来托关系送他去当兵，希望他能改好，谁知也没能别过来。部队知道他家里困难，还组织过一万多块钱的捐款。他有校正枪械准星的技术，本来可以当志愿兵，但不愿受约束退伍了，退伍金家里没见过一分。退伍之后不久，他带一个同伙深夜回来，翻窗进了西屋，屋里只有两个钢镚，也被他偷走了。

姜树武说，这是奶奶小时候宠的结果。奶奶也叹息看他从小没了妈，他要两毛就给，惯坏了。刚退伍那阵，孙子也曾说过：“奶奶，你老了，少干点，我养你。”奶奶心里很舒服，后来证明是空话。儿子还曾带回一个在葫芦岛歌厅干的姑娘，是同居女友，姜树武欢喜得不行，结果没多久他就坐牢了。

静悦和这个哥哥没有过节，但自己知道“可不能像他，什么玩意儿啊”。哥哥退伍后不落家，静悦曾经给哥哥在QQ上留言，责备他“太让人失望了，能不能改”，没有得到回音，其实那时哥哥已经入狱了，判刑三年。

刑满出狱后，静悦给哥哥打电话，让他回家来玩。哥哥答应回来，却又总说葫芦岛的伙计好，一块坐牢的狱友好，跟他们混在一块。没过几天，他跟另外两人合伙偷了一块金表，又抓进去判三年，法院开庭都没通知家里。同案的人都出来了，家里也没钱去托人。姜树武叹息说“他改不好了”。

陈年橱柜顶上蒙尘的相册里，有张哥哥在兰州当兵时的照片，他和一群战友簇拥在坦克车周围。一群标准装束的军人里，奶奶认不出来哪个是哥哥，静悦为她指点是前排左起第二个。哥哥显得清瘦，眉眼看上去有些压抑。

静悦取出有哥哥的相片，拿在手里久久凝视。

大型游戏

跑步归来，奶奶在做晚饭。静悦解下了沙袋，在窗台上压腿恢复。脚踝被沙袋磨破了，静悦拿酒来擦，爸爸说不必。窗台上是白天放出来的花儿，浇了水享受阳光，静悦把它们挨个抱进去，放回炕上的位置，又去帮厨。

静悦跟奶奶学大葱炒鸡蛋，切大葱先纵向划拉两道再横切，鸡蛋翻炒得匀净，不时把炒锅擎起避一下火头，摊开了鸡蛋加葱，又按奶奶的示意适量放油盐。然后是涮锅下挂面，煮好了面用冷水过一下上桌。早上买的豆腐脑还有剩余，算是丰盛的一顿晚餐了。平时没有客人的农闲时节，吃饭往往没菜，就是豆腐脑加点调料。

炊烟在各家屋顶飘散，风吹壳叶飘动，由于房屋低矮，各条巷道里的情形并不隐蔽，吃过饭的孩子们纷纷从家中出来。明天是周六，可以好好玩会儿。静悦和文慧来到几条巷口汇聚的空地，二十多个孩子会集在这里，玩一种“传电”游戏。

先是在犹余清冷的气息里分食了几根雪糕，再四只手掌相对划拳喊口诀，输的一方留下来，担当抓人者，赢家四处走避，一定时间过后，抓人者开始出动，此时他们是“带电”的，追逐躲避者，伸手一触对方即“触电”，只能昏迷原地不动，等待尚存活的队友伸手施救，又可活过来，直到躲避者全都“触电”为止。

游戏的区域很广，院落、道路、苞谷壳堆、废弃的碾盘，都是追逐和藏身的场所，这样的大型游戏，似乎是上代人童年记忆的遗存，却在这有几分破敝的北方村落里上演了。

追逐途中静悦遇见了住本村的班主任骑摩托车经过，打了个招呼，又提醒一起跑步的文慧没打招呼。

静悦的学习中等，自己说过跟不上趟不想上了的话，家里又没钱。爸爸觉得她年纪还小，不想让她出去打工，还是希望她好好上个高中，以后考技校。静悦的体育好，铅球、跳远，每次都拿冠军。以前有体育特长生，现在又取消了，不过还剩下中考加分项，所以还要训练。

姜树武姐姐有一个女儿，学习也一般，后来报考了高职财会专业，毕业后在葫芦岛一家公司工作，拿两千多块薪水，姜树武希望女儿将来也能这样。

静悦只去过一次葫芦岛。当初爸爸发现得矽肺，抱不动钻机了，自己觉得还不能歇着，到葫芦岛渔船上帮人捞螃蟹，每次出海十来里，干了两个多月下网起缆的杂活。刚要开始钓海蜇，爸爸身体撑不住了，两眼发黑，吐血，只好下船。“要不得病，感觉还没干够。”爸爸带静悦去海边看过，没让她上船。这是静悦到过最远的地方了。

村口孩子们的游戏在继续，形式换成“画地为牢”，划石头剪子布输的孩子站在圈内，圈外的孩子拿脚去点圈沿，不让圈内的孩子抓住，口中计数，累计到五十算赢。圈内的孩子也能出来逮人，但只能一只脚跳跃。第一把静悦和另两个孩子落到了圈里，好容易揪住了一个，揪住的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他平时鬼精灵，学习能考九十来分，眼下却似乎有点分神，在游戏里显得慢吞吞的。

胖小子的爸爸也是矽肺，爷爷去世，奶奶很早就出走了，平时家里靠妈妈给村里当会计，此外自家卖馒头支撑。有一个大哥在四川打零工，也不给家里放钱。就在前几天，男孩的妈妈骑电动车摔伤，大脑出血，瘫在床上不能动了。

我跟着胖小子去到家里，院落凌乱破败，几张席子上晾着一堆玉米，一只大老鼠呼哧蹿过去。房屋破敝昏暗，妈妈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说话只能哇哇叫，一旁衰弱的爸爸束手无策，说住不起院，院落里没卖掉那堆苞米是唯有的财产。胖小子坐到妈妈身边，为她揉手臂。他自己常常鼻出血，也没去医院看过。低矮屋顶下的时间似乎凝固了，僵在了妈妈倒地受伤的时候。

游戏的孩子中，有四个的父亲有矽肺。静悦班上有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爸爸也是今年刚过完春节就没了。多数的孩子爸爸得了矽肺后，母亲都已离开。文慧的父亲当初也在钼矿上干过几天，母亲觉得那里粉尘大，不让父亲干了，眼下两人都在北京打工，和留守的文慧每天视频。这样的情形，在村里就算“幸运儿”了。

姜树武担心，村里的孩子会越来越少。现在姑娘都出去了，村里三十来岁的光棍很多，“没人保媒”。娶亲需要在葫芦岛买房子，还要十万彩礼。钼矿倒闭之后，村里人没技术，又大面积患上矽肺，只能靠着低保维持。这些年村里没人起新房子，和倒闭的矿务局家属院一样，越来越破敝了。

辽宁葫芦岛市矽肺病区，孩子们在傍晚的村落里游戏。

辽宁葫芦岛市矽肺病区，游戏的孩子当中，胖小子的爸爸是矽肺，妈妈大脑摔坏躺在床上。

村头张贴着养殖合作社分红的广告，是国家扶贫的项目，说是一人分一万块，实际上计划规模养殖的一千头猪只剩了两百头，买的驴也死掉不少，广告上的钱一直没有分下来。

天色近乎黑定，风也变硬起来，游戏结束之后，静悦和文慧去到了村里的小广场，这里摆了音响，灯光闪烁几下后亮了起来，两个女人伴着《最炫民族风》的旋律跳起了舞蹈，舞姿介于广场舞和街舞之间，周围一群小孩踩着轮子闪光的滑板。静悦和女伴看了好大一会儿，终究没好意思上场去跳，分头回到家中，父亲已经站到院门口来瞭望。

这是一个看起来安宁的夜晚，虽然北方的春天没有真的到来。云层变厚，或许会有一场倒春寒。孩子们游戏的情形，不知还会持续多久。

河西走廊的月光

黄昏，院落显得空旷，淡薄下去的阳光照在粪堆上，奶奶在堵着母羊给羊羔吃奶。雪莉怀里揣着另一只较大的羊羔，倚靠厩栏，克服着它不断的挣扎。

母羊并不情愿，奶奶用鞭梢把它逼到羊圈角落里，不准它开小差。羊羔似乎也明白机会难得，双膝跪地，昂头一耸一耸地使劲拱奶，这情形让雪莉手中的大羊羔更加躁动，使劲蹲蹴后腿，有一下蹴到了雪莉肩头。

“撒吗？”看着小羔吃得差不多，雪莉转头问奶奶。挣脱下地的大羊羔急切地奔向母羊，母羊此时却已毫无耐心，扬起了蹄子，奶奶也不像刚才那样尽心，大羊羔胡乱在母羊胯间蹭了几下，母羊就算是完成了哺乳程序，逃脱进圈，羔子隔在一边咩咩叫唤，也无可奈何了。

两只羊羔并非母羊亲生，是在荒滩上拾来的，就像揽着羊羔的雪莉，不知生母在何方。

这是河西走廊川道一个叫山羊堡的村子，一条东西向的大道日夜奔驰而过，两旁是连绵滩地和远景的山脉，南面是祁连，依稀显露雪线，北面是在匈奴歌谣里出现过的焉支山，滩地上残存着汉代和明代的两道长城。正像从古而来传统的延续，滩地上都是移民。

十二岁的石雪莉，和奶奶在这座村子里已经住了九年。头一年有四个人，但随着一场车祸带走了父亲，继母也随之离开，院落里只剩下祖孙，年年繁衍又消逝的羊群，和无休止的风。

迁徙

石雪莉和奶奶来自地质更为瘠薄的陇西县。

“我喜欢老家，山好，有树。”奶奶也说，陇西比这里暖和。但老家缺水，家里用水只能打水窖，种庄稼靠天吃饭。三岁离乡之后，雪莉只回去过一次，这种感受的来由，大半是她不喜欢现在待的地方。

移民村里的居民来源分散，大多出自陇东和陇南，脱离故土又互不熟悉，只在亲戚和熟人的小范围内来往。有些住户屡迁屡返，在故土和他乡之间来回，村中的孩子也随之转徙不定，石雪莉难以交到长久的知心朋友。

石雪莉上学的山羊堡小学，不少同学曾经来回转学，前两年羊价高，有的孩子中途辍学养羊，成绩一蹶不振。石雪莉的表姐先是在陇县上到二年级，随家人搬迁到这里，上了一年，家人不适应气候水土搬回老家，表姐也跟着回乡。到了四年级又由于老家太穷再度搬过来，表姐也再次转学回来，因为在老家耽误了学习，降级到三年级重新开始，好歹捱到小学毕业，表姐出门打工，现在青海一家餐馆里端盘子。另一个同学董国斌也是在老家上到三年级，转学过来从一年级重新开始。

甘肃省山丹县，雪莉的奶奶在牧羊。

在这些屡次迁徙过早辍学的情形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比雪莉高两级的男生，二年级中途回了两年老家，荒废了学习，回来后直接上四年级，成绩完全跟不上，小学读完后就辍学，在村中游荡，前一阵性侵了村里几个很小的女孩，有两个据说成人后都不能生育了。提起他的样子，雪莉有些起鸡皮疙瘩：“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把别人脖子上套个链子，拖着跑。”他抢过雪莉的玩具，奶奶去山丹县城给她买的一个蹦蹦球。侵害小女孩的事情暴露，他被家长捉住，拴在树上打，“打得很惨，按说枪毙他一百次也不算够，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当时真的被打得很惨。”

村中风声鹤唳，人们都不敢让小孩出门玩耍，大街上显得空空荡荡，像是被冬天的龙卷风刮过。

风刮起来的时候，地上的枯枝败叶都上了天，幼年的雪莉躲避着风眼，担心自己或羊群也会被捎上天去。春天里风最大，看不出多远的地方，人人要戴着口罩，雪莉像是一直这么防护自己，躲闪着过来的。

对于外人的到来，她一直不肯放下疑心，似乎这是出于义务。“你们究竟是不是好人呢？”当着人的面，她会情不自禁地反问自己。她不想让客人住自己的房间，但也不敢拒绝，“怕你们打我”。

在河西走廊的川道上，风声会带走很多东西，属于奶奶和雪莉的，只有这一小片当初花五万块买的院落和附属的三亩土地。院子的门脸是政府补贴修建的，有着一致的砖墙和带花纹的铁门，看去颇为齐整，院落却是各家自己出钱，大多破破烂烂又空荡，像是半途而废的生荒地。

附属的土地，是人们迁来的主要原因。“那边土地零碎，就是有钱请人，也没法机械化。”雪莉的姑姑说，当初她在陇西种点蔬菜，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过不下去。这边的土地至少是平坦的，机井也能保证灌溉。但比较膏腴的土地早就属于本地居民，移民们能开垦的只有撂荒的滩地，种玉米，一年大约能换来几千块收入。

实际上，很多移民并没有耕种自家土地，而是像在老家一样出门打工。雪莉的一个同学跟随父母去了新疆，眼下他被送回来上学，父母仍在那边做刷墙的小工，平时跟着奶奶。另一同学的父母则远赴宁夏烧砖。一些村民将耕地租给了种粮大户，收取一亩200元的微薄租金，姑且免于撂荒。

石雪莉的爸爸从前在沙场打工。如果他一直都在，也会按照别家的模式出外挣钱，家里的三亩地养活人是不可想象的事。雪莉长大之后如果不能考上大学，也只能像姑姑家的表哥表姐一样，远赴新疆或者青海打工。“我不想打工。”雪莉确切地说。

像移民村里大部分的人一样，雪莉和奶奶的户口一直没有转过来，理论上说她们还是老家的人，虽然祖孙相依，却无法享有本地的低保和其它福利。

即使是一件救济贫困户的衣裳，前一阵雪莉得到了，也被村主任收了回去，奶奶知道后去村委拿了回来，终究还是被村主任再次来家拿走。

走出小院，仍旧是这里的外人。这或许是雪莉怀念老家的真正原因。

祖孙

雪莉房间有一张爸爸的照片，站在一座寥落的假山前，神情严肃。没有任何母亲的痕迹。

提到母亲，石雪莉说是“死了，很小的时候去世了”。

后来知道，妈妈在雪莉两岁时出走了。雪莉的逻辑是“她从没管过我，当作她死了”。至于父亲，虽然雪莉确定地说是死于公路上一辆奔驰的大货，奶奶甚至说是埋在荒滩上，学校的老师却透露，父亲其实是坐牢了，刑期很重，祖孙说他死亡是出于忌讳，“家里有人坐牢，会受人歧视”。

爷爷不到五十岁时患胃癌去世了，雪莉当时还未出生。爷爷是个手巧的人，家里一口做工精细、带着雕花和层层叠叠抽屉的木橱，还点缀两片修长兰叶，开口向上，便于奶奶在炕上放东西，另有雪莉房里的床头柜，都是爷爷做的。像爷爷的性格那样，有一种内向的美，和奶奶或许互为弥补。自从爷爷去世，奶奶的生活全然改变，以后又遭遇了儿子的变故。

“我是个世界上最命苦的人。”她语气平淡地说。

或许由于独撑门户，奶奶的性情有几分焦躁，对雪莉的管束有时过分严厉。

“她会拿赶羊的鞭子抽我。”奶奶的羊鞭是一条几节扎成的软鞭，抽动起来带着声响，带来羊羔和雪莉身体战栗的感觉。此外的惩罚还包括用手指关节敲头、皮带抽打之类。

奶奶的严厉是要雪莉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自己也就完成了任务，不然留在村子里看不到前途。但雪莉觉得，有时奶奶根本缺乏道理。譬如她忘了放钱的地方，以为是雪莉拿了，“就打我一顿”，过后又找着了。晚上雪莉在炕上抄写老师布置的卷子，奶奶以为是她抄袭别人，也会责备两句，六十二岁的奶奶，看去要苍老许多，缘于每日曝露于田野的风霜。一条腿看上去似乎有些瘸，努力维持正常的步态。雪莉对奶奶的坏脾气有意见，但并不记怨。前一天是雪莉的生日，得到了五块钱，她还了一块债务，买了一本作业本，给自己和奶奶各买了一份有肉的零食。两人吃饭的间隙，雪莉起身给奶奶捶背。她清楚奶奶身上的两个毛病：膝盖的骨质增生，肩周的炎症。

两人的合作，不限于给羊羔喂奶。假期时奶奶去田埂割草，拉架子车回来，中途有段上坡，必需雪莉在场，大车才能上坡。种地时两人推架子车，到地头再搭手抬肥料。以前雪莉抬不动挨奶奶骂，现在轮到了奶奶脚步踉跄。奶奶丢肥，雪莉端盆肥料跟在后面，奶奶不时回身抓一捧。家里的机井在门前，定期给水缸灌水的时候，雪莉下到井底接上水管，奶奶在屋里看水缸，水将满时大声招呼井底的雪莉关水，不然会溢出缸沿。有时也从门外提水回来，两双手拎着三只桶，倒进羊吃的大水槽，以前多出的那只在奶奶手上，现在则换到了雪莉的手臂。

晚上雪莉趴在炕上做作业，奶奶坐在炕头穿针缝门帘。冬天来了，需要在孙女和自己门上挂上厚门帘，大炕上铺的毡子带着格子花纹，也出自奶奶的手工。但是奶奶的眼睛不好用了，大针穿了半天线仍旧过不去，要雪莉拿过去帮忙。灯光有些暗，趴了半天的雪莉眼睛也疼了，看起来需要买一个台灯，但她说“奶奶不会的”。

奶奶缝好了门帘，服了每天的药，凑过来看雪莉抄作业。白天两个语文生词的注音雪莉写错了，被老师罚抄一百遍。另外一个“瞻前顾后”的成语填空，全班抄一百遍。雪莉抄了一大会，因为要写得工整，不过二十三遍，双手有些麻了，扭绞一下继续抄写。对于老师的布置，雪莉没有意见，她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奶奶看着，幽幽地说了一句：“考一个大学不容易。”

雪莉今年六年级。奶奶有个大女儿生的外孙，今年考上了兰州医学院，给了奶奶念想。“能考上了，再给她想办法。”她不大去想，到时自己已经年近七旬。

第二天中午，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奶奶顾不得吃饭翻箱倒柜，寻找一张记工条子，今年夏天奶奶抽空给种粮大户除草，一天80元工钱，干了二十来天，眼下要结算工钱，却找不到记工条子。奶奶催促之下，雪莉拿出了自己保存的记账本子，密麻麻记载着奶奶一年来打的短工，其中还有干一小时零工的记录，但并无这两个月份的页码。奶奶的神情显出焦虑，开始责备雪莉没有保管好账目。

雪莉觉得委屈，条子固然是她写的，但据说奶奶不放心，撕走了打工的那两页自己保存，现在找不着了又怪自己。“没我责任，她自己也清楚，往我身上赖，不是第一次了。”其实老板那里有打工记录，奶奶是不放心，怕人家不认账了。

午饭草草收场，奶奶出门去找老板，连累羊群受了一天的饥荒，晚上奶奶坐亲戚的三轮摩托去了农场，凭记忆和老板核对天数，两边有些小小的出入争执，最后按照十七天半结算，又退回一张老鼠咬缺角的50元钱，回到家中。虽然还有小小的不满，但没再表露，用门前晾晒的葵花盘子喂了羊，祖孙搭手做迟来的晚饭。

雪莉觉得，奶奶不爱她，“不然她为啥打我，还赖我”。但在两人吃饭当中，雪莉先放了碗，起身给坐在炕沿的奶奶捶背。一天的僵局，像隔夜水盆里的薄冰，终究慢慢化解。

羊群

大铁门里边，两厢各一间平房，祖孙相对居住。

早上六点，雪莉还睡着，奶奶的房里亮了灯，起床给炉子加煤，穿上冬天放羊的严实装备。

“要起早睡晚，不然事情不成。”奶奶说。

提上鞭子去羊圈，羊群并没有老实待在舍里，一大半像是展览，堆砌在粪堆上，在黑暗中显出微白，它们常常这样过夜。奶奶又开始驱赶那只母山羊，赶到角落里给羊羔喂奶，小羊跪下了双膝，母羊却拿角去抵它。雪莉也起来了，在院里倒水洗脸。这是上学的早晨，奶奶没有让她帮忙，自己轰出了舍里过夜的羊，打开后门，羊群争先恐后拥出，两只小羔也跑出去，奶奶嘴里呵呵叫着，费事地一只只抱住小羔，把它们弄回来，才重新走出后门，在身后上锁。两只小羊留在院中，凄哀地叫着。养足三个月之后，它们将被卖掉，换来每只三百块左右的家用。

雪莉戴上了口罩，临走前在奶奶生起来的炉子缝隙上暖暖手，用钩子重新封严盖子，坐上烧水壶，还挂上奶奶昨夜缝好的门帘，系紧松紧绳扣，才从前门走出院子，锁上铁门，家养的小狗尽职地叫了两声，算是送别。虽然并不想吃早餐，还是提上了奶奶准备的餐盒，像奶奶一样穿上了过冬最厚的装备，却也不怎么厚实，走过刚刚变得灰白起来的街道去学校。

奶奶赶着羊群下地，走在羊群前面，羊就跟上去，有一种长期的默契。田野上见不到一星半点绿色，遍地尘灰，十来天前的一场雪已渺无踪迹，羊嘴啃啮草根和残余的秸秆，灰尘就腾起来。羊却显得庞大，身上也干净，说明着奶奶的敬业。除了地头枯草和院里囤积的玉米秸秆，铁门前堆着四处捡来的葵花盘子，风吹日晒褪尽了颜色，还有榨葵花子油后剩余的油饼，都是羊群越冬的食料。

对于将要越界的羊，奶奶挥动两米来长的响鞭，清脆的声音在旷野有些沉闷地回荡。有只小羊喜欢跑，给它脖子下拴了个木块，拖在地上跑不动。旷野上的风硬，奶奶裹紧了面目。

中午雪莉没有回家吃饭，在学校用方便面解决。奶奶收拢羊群回家，吃了昨天的剩饭，另外只是烤了一个大个的土豆。饭后擦洗院中装油的塑料桶，捎上两口袋自家收的葵花子，坐邻居的三轮车去榨油。邻居是一个比奶奶小两岁的男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脸上有一种熠熠发光的黝黑。看来奶奶受这男人照顾不少，榨油回来之后，奶奶给这男人捶背，又给男人带来的小孙子吃一个皱皮的柿子，这是家里仅有的水果。

下午奶奶放羊的时间稍迟，等待疾控中心的人员来给羊群打药。来人全身防护服，先照羊群喷洒一道药水，奶奶打扫羊圈，便于一会儿的打药。四个防疫人员把羊群聚到墙角，用一个饮水器挨个伸进羊嘴灌驱虫药水，事后给免疫过的羊头喷上红漆，一群羊显得添了喜庆，奶奶再次赶着羊群出门，也像是精神好了一茬。

夕阳歇在祁连山顶上，给羊群涂了一层赝品的金色，像是奶奶的假金耳环。今年的羊价不好，这一群大羊都舍不得卖，也不知能否安然过冬，等来年价钱回暖。

雪莉回家的时候，羊羔正在啃食院中晾晒的苞谷棒子，这是另一抹暂时的金黄。雪莉没有按奶奶的要求去干涉，她下到门前的井口接上管子，提桶给铁皮食槽灌水。奶奶不让她去地里接，恐怕扎坏了脚上的运动鞋。

后门轰响，羊群回家了，蜂拥地一头扎到槽里喝水，咕嘟嘟的声音此起彼伏，胡子上挂着水珠，一会儿水槽见底。今天的放牧时间有点短，奶奶从厩堆上挖了些玉米秸秆在槽里，让羊吃饱，又专意从门前捧了一团带青色的干草，以及两块中午榨好的葵花油饼，算是对哺乳母羊的优待。油饼仍旧含有香味热气，有了这份福利，母羊对于胯下拱奶的小羊也较为宽容，固定的节目顺利地过去了。

羊群吃饱喝足，才到了祖孙的伙食时间。奶奶端了一个小罐进屋，装着生火的玉米芯，雪莉负责烧火。奶奶做的是“酸饭”，半是面疙瘩半是汤，加上带着盐花、咸得盖过了酸味的醃菜，平时给雪莉安排的是方便面，她自己吃头天的剩饭。相比之下，雪莉更喜欢吃“甜饭”，譬如苞谷馍馍或者玉米粥。

她最喜欢吃的其实是米饭，但奶奶不怎么做。米本身贵，“这么大点一袋要六十多”，另外做米饭要炒菜，“炒菜好吃要有大肉，想弄肉办不来”。“我从没见过大鱼大肉。”雪莉说。

有外人在，奶奶开了多屉大厨，端出一箩花卷。花卷泛着一层暗淡的黄色，像是人缺水的皮肤，是姑姑送的，因为一直舍不得吃，放了一个月，已经不太咬得动，又舍不得扔，一直搁在柜子里。雪莉本来对花卷不感冒，现在更没有碰的意思，奶奶仍旧放回了柜子。

或许因为不喜欢，雪莉比奶奶吃得快。奶奶放碗之后，雪莉立刻拿去洗，不用洗洁精，油水倒入桶里给羊喝，因为过于淡薄，用不着热水洗涮。炉火烧完了开水仍旧敞着盖，屋子里平时有一股煤烟味，这时更浓了，奶奶却闻不出来，占着手的雪莉提醒奶奶关上。

吃完饭的奶奶难得有余暇，拿出姑姑买的手机让雪莉看，是否有未接电话，有了的话让雪莉帮她回拨。对于手机，奶奶似乎一时会用一时不会，有时要雪莉帮她查找号码拨打。

睡觉之前，奶奶去院子铲了一箩筐粪渣，给孙女和自己的炕洞添温。月亮升上来了，没有风，羊群仍旧卧在粪堆上，烟突冒着青烟。如果半夜起床解手，月光升到天顶，无遮无蔽地落在院子里，粪堆上的羊群变得雪白，近乎透明。远处祁连和焉支山的背景，深黑中带一点蓝，山顶躺卧着另一团羊群。

这个移民的小村里，相依的祖孙，正像千百年来河西走廊的生民，领受短暂的宁静时光，又似永恒。

造屋记

红瓦

周五放学，杨轩从步头降镇街翻山回家，看到老屋顶上有四个人。这是她有记忆以来，老屋顶上头一次有人。

以前下雨天气，瓦顶无从遮蔽，似乎有人从二楼一股股倒水，堂屋积成水沟，小青蛙跳进了门槛。奶奶只是躬着折成直角的腰，带她爬梯子上二楼去用几个盆子罐子接住，没有人爬上屋顶去捡一捡，插一插。自从爷爷和爸爸相继去世，再没有人手安抚这座老屋风化衰朽的屋顶，就像没有了手掌抚摸杨轩的头顶。

如今，几双手在屋顶打理，暗淡的黑瓦取了下来，屋脊上堆放着颜色明亮的彩瓦，一片片地换上去。已经有一小半的屋顶变成洋红了，像是黄昏天际从来不缺的颜色。杨轩想到，以后她又可以和奶奶睡在老屋舒服的木板屋顶下了。

杨轩和奶奶翻盖屋顶的钱，出自几十位网友的募捐，和她在学校里吃的免费午餐一样，来自远方地平线之外的善意。一年之前，我和一位“免费午餐”的摄影师来到这座叫作“枞山脚”的小村，见到了九岁的杨轩和腰背塌下来折叠在膝盖上的奶奶，还有千疮百孔受潮下陷的老屋，将祖孙命运门槛的文字和图片传播出去。从那以后，杨轩和奶奶的境遇发生了一些变化。眼下生长中的红色屋顶，是最新也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奶奶来说，这显然是她余生中最大的事件，因此买瓦时，她特意嘱咐了买质量好一些的。第一天拆旧瓦，四处托人打招呼，村里几乎能来的都来了，梯子上隔几级就站的是人，把老屋的瓦移到偏房上，还能把已经歪斜的偏房屋顶拣盖[1]一遍。奶奶塌着背翻山走下步头降镇街，买了平时不常见的营养快线、白沙烟、啤酒，自家炕的腊肉之外，又称了新鲜肉，借邻家的大电饭煲做打火锅，请了邻居帮厨。楼上常年闲置的一摞碗筷也搬下来，和杨轩爸爸生前烧的木炭一起派上了用场。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烟气息。

不过帮忙的人大都是老人和妇女，村里的壮年男人都出门打工了，递个瓦还成，能上房盖瓦的人少。到第二天落雨，又逢赶场，来的人就大大减少了，剩下几个亲戚。奶奶不方便找人买瓦，买菜时在路上顺便托人，从芷江拉回的瓦样式有些不合适，大小参差，不好叫人调换，盖了半天的瓦合不上檩条，卡不严雨槽，盖了一片又返工。村里盖房的“老把式”去贵州了，几个男人蹲在屋梁上现“研究”，盖房的进度大大减缓下来。

周六这天人又少了两个，早晨露水稍微晒干，杨轩也踩了屋后搭的跳板，递红瓦上楼。窄长湿滑的跳板和陡峭的后坡，都不能叫她害怕，她的一条探险路线是从和奶奶过夜的偏屋上楼，踩着一条给猫走的搭板过到正屋楼上，再从破口的拖檐猫腰钻出去，翻身站到屋顶上。宽大的红瓦，她一次能抱两匹，有时还递些钉子上去。

不过她的主要位置是给奶奶打下手，门槛内外忙活淘米洗菜，还有雷打不动的家中牲畜日常生计。

土豆

早晨五点，天地还是一块黑锅底，奶奶手里的小电筒，把锅底捅破了一点点小口，越过老屋的门槛，去灶屋劈柴生火，给猪准备两大锅伙食。杨轩还在旧棉絮下沉睡。

奶奶没有开电灯。对于老屋常年的黑暗来说，电灯光过于花费了，玩具似的小手电光就够，像一只飞来了灶口陪伴她的萤火。生火之后，是更费事地打几桶水。门前的水管没有像别家一样的龙头，用一根木条在管口里塞住，拔出来时冷水溅到了奶奶的胳膊。门前依旧流淌成河，去院坝要绕路。但这已经是趁手的好日子。春天里管子曾经被淤泥阻塞，一个周末，奶奶和杨轩在小雨里忙了一整天，把水井的淤泥淘净，把断掉的水吸上来。奶奶和杨轩谁也没有足够的力气，直到旁人看不下去来帮忙。

过掉两道门槛之外，端水上灶是最难的一关，奶奶倚在灶沿，一只手肘着力，把桶斜着蹭上灶台，倾倒进大锅。倒水之后，奶奶伸手入小锅捏了捏汤里煮的红薯，便于牙口还嫩的小猪嚼碎。煮完猪食后要烧一大锅清水，用来洗干活的人吃过的碗。水缸里的水也要添满，今天续盖房子要用。

这时天光渐渐清亮，杨轩已经起床，帮着挪开水缸盖子。虽然塌着腰过门槛艰难，奶奶不轻易让杨轩提水，怕她的手腕细扯伤了筋骨。

小猪的嘴已经并成一排搁在圈槛上，哼声震天。这是奶奶要料理的事情，杨轩的职分是上楼舀米，给将要来干活的人做早饭。

缸底爷爷留下的米终究刮净了，现在的是买的。今年奶奶没有种米，天气多雨，玉米也只收了两袋。另外有两小袋米，是善心人送的。米放在楼上，奶奶自己在家时不怎么动，存到这两天方才拿出来。

杨轩在门前择米，邻居大姐教她先车几下盆子，把秕壳匀出来。煮米饭是杨轩早就会的事情，一年来随着身量长高，她也拿下了上灶炒菜的活儿，但要老练毕竟缺人教。

昨天下过小雨，早晨露水大，上屋顶打滑，干活的人迟迟未来。今天的人会比昨天更少，昨天来的一个表哥家里有事。能指靠的是亲舅公，舅公还管着盖屋顶的账目。

饭熟时分舅公来了，打电话给另一个帮手，是家族的姑爷，说还在步头降街上，刚打完了米，一会走路过来。

舅公吃过饭，掏出几张作业纸，和奶奶对了一会儿账。瓦买得有些贵，工期没想到拖这么长。第一天的人太多，好多人搭了一会儿手，可能还要付一天的工钱，现在又太少。钱要省着用，有些工可能要求人情免掉。奶奶垂腰站着，脸上露着微笑，又像有点忧愁的样子，太阳升起来，蒸发掉了山坡的雾气，露水渐渐晒干，杨轩去偏屋的回廊上做了一会儿作业。这间偏屋的柱子有些倾斜了，需要扶正之后再拣盖瓦顶。舅公实在等不住，一个人提着瓦上了屋，过一会姑爷才走来了，嘴上叨个旱烟袋，腰里别个装钉子的叫子篓。两人的头发都白了。姑爷说晚些姑婆也会来，这就是今天的人手了。请的做饭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来。

湖南新晃县步头降乡杨轩家中，等待喂食的猪仔。

湖南新晃县步头降乡，杨轩在门前洗菜。

奶奶喊杨轩去地里挑菜。今年雨水多，白菜似乎独得益处，冬天仍旧青吼吼地长得茂盛。拿起大镰刀，轻巧地挑断青菜的根，杨轩已能独立做这些事。再拔两棵大萝卜，装入挎篮回来，送给坡上独居的老婆婆。

杨轩用一种很难描述的动作，把挎篮的绳子打一个结，勾在镰刀柄上，在肩背后挑着，一柄镰刀勾起了整个挎篮的重量，这样踩着田埂回来。白菜和萝卜是煮火锅要加的东西，虽然干活的人愿意在吃饱了肉之后再考虑它们。

另一宗伙食必需品是土豆，回家路上，放下篮子，杨轩顺便去邻居家借刮刮，家里没有。一个在学校同年级的小伙伴带她进入厨房，两人的身量不太够得着墙上挂的工具筒，半天才搭小板凳取下来，看来邻家小朋友无需像杨轩那样参与刮洋芋。土豆是昨天从自家地里挖回来，个头有些不够刨的，而且形状似乎走了症，疙疙瘩瘩地像生姜，刨不干净。

奶奶拿起杨轩挑菜的大镰刀，用刀尖削着土豆皮，这是奶奶平时的方式，很慢，像是钻子打磨石头，能转着把旮旯缝缝一点点剜干净，适合自家产的土豆。

土豆切成条子，用猪油炒出来，是今天的晌午饭。奶奶平时吃土豆条的时候，不会放很多的油，掺水煮土豆汤喝，加两片白菜。有时是连皮煮两个吃。

姑爷在屋顶喊杨轩拿个东西，杨轩找出一把起子，从后坡送上屋去。奶奶趁着闲空，跟着慢慢地走上后坡，看翻盖中的屋顶。这段坡的度数不小，奶奶往上爬时脑袋贴到了膝盖上。站在坡上，望着屋顶两个人在忙碌，打了个招呼，奶奶脸上露出一种幸福又歉疚的微笑。似乎好运来得太突然，不大敢安心享有。

今年春天，杨轩发现班上同学对自己态度什么地方有了变化，有伙伴来找自己说笑了。她脸上报以微笑，心里也像此刻的奶奶一样，有些不敢相信，运气会落到自己身上。

屋顶上的人蹲在椽子上，手里拿着大匹的红瓦摆好，对准，从腰上的篓里摸出钉子，拿钉锤敲，再用起子上紧。刚来不久的姑婆帮着摆瓦，盖瓦的只有两个男人。但红色毕竟在一点点扩张，覆盖了大半个屋顶。奶奶的心里，也像杨轩生的那盆火，一点点地暖和起来。

舅公在打理屋檐的部分，不时需要切开的半张瓦，让杨轩递上去。奶奶回到了屋顶下，去准备猪的晌午饭。如果她的头能抬起来，在屋顶下也可以看见干活的人，正一点点把自己身下的空隙弥补起来，像是杨轩做的填空题，直到最终看不见他们。

土豆不够，奶奶带杨轩又去地里，奶奶去挑猪菜，这是杨轩第一次独立挖土豆。土地没有犁过，盖有一层绿霉，这或许是土豆瘦弱生病的原因，也可能跟种子有关。楼顶生芽的种子，透出一层紫色，像人受冻的手指。杨轩割去土豆藤蔓，扬起锄头的姿势有几分不周正，但不缺细心，不忘把翻掘起的大块泥土劈碎，捏去土豆上的泥。挖到了一个大得像娃娃的土豆，比划着是它的脚、手、头。

力气刚够挖出贫弱的果实，就像她播种时丢肥，总是太多，那没挖的一片藏有期待，或许会比别处大。挖土豆总是含有未知数，这也是杨轩乐意从事的原因。

天黑了，干活的人才从屋上下来。晚饭家里杀了鸡。和自家的土豆一样，这只鸡长得很小，身上还有一个瘤子。干活的人吃得很开心，奶奶没有上桌。姑爷抽着烟，喝着舅公带来的散烤米酒，聊着天，说到明天的压脊，是个技术活，懂的人都不在村里了，只好硬着头皮来；说到杨轩长大了些，比以往懂事了，性格也开朗了些；说到灶台要重打，屋后的拖檐要整修，偏房也要弄一下；说到杨轩端起碗要懂得感恩，不要忘了这屋顶怎么来的。

“没有外边的好心人，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奶奶坐在矮木墩上说。今年村里“一刀切”，她的低保停掉了。爷爷存下的玉米吃完了，种的收成又不好，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养猪。猪仔还是和往年一样，比邻家的长得小，长得慢，吃了二十天还没出窝，还死了三个。但它们圆嘟嘟排列在圈槛上的嘴，仍然像是从母猪身上摇下来的铜钱，让奶奶看到了日子的盼头。这一次盖屋，不知又要欠下多少人情，要等着以后猪身上的出息，慢慢偿还。

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火锅里倒盐，说是太淡了，太淡了。火锅的味道渐渐浓起来，就像这间屋里郁积的记忆，太多太沉了，无从回味，化解。姑爷慢慢地喝醉了。

睡前杨轩封住了火，放在爸爸卧房的火箱里，烤白天打湿了的袜子。很长时间以来，这口冷落的火箱又有了温度。屋里受潮凹陷的木板，人踩一脚总像受惊，随着屋顶的渐渐严实，也在一丝丝安心下来，暗中少了胆怯的窸窣声响，不必担心被雨水和风声穿透。

逆光

清晨杨轩去上学，费了些工夫换上好看一些的外套，戴上红色发夹，没有提墙上挂着装剩饭的塑料袋。

最近学校杜绝浪费现象，规定学生自己打饭，由生活委员监督不能剩饭，杨轩不用再在座位肚里藏着剩饭袋子，不过家里的猪也少了些零食。

走上几个山坡，回身能看见老屋的顶，快要成为完整的洋红色，即使在附近翻盖过的一些屋顶中也算显眼。以前掩蔽在树丛和晨霭中，注意不到。

昨天拿走萝卜的老婆婆在坡上招手，把低一年级的小孙女托付给杨轩，两人一起走到了学校。这学期杨轩个头长了些，座位往后调了几排，坐下去也不需惊惶回顾。下课的间隙，昨天借刮刮的伙伴来找，她腿受伤在家待了几天，撂下了功课。两人趴在教室的窗台上，杨轩教她一个个认新学的单词。刚才在课堂上，老师提问了两个单词的读音，她也正确地回答了。

吃过中饭，杨轩和几个女孩在操场上玩转圈游戏，手拉着手，速度越转越快，不停有人坐在地上，随即又被拉起来，笑声和手臂的圈子一起回环，看不出一年前那个落单女孩脸上惊惶的影子。

在家里，舅公早就上了屋脊干活，姑爷在中午后姗姗来到了。晚上醉归后，姑爷说他早上来了客人，又喝了酒，所以到午后才来。屋顶上只有两个人，像是多年搭手的老伙计，也没有位置容下更多的人。没有再请人做饭，奶奶给两人下了面条，自己没有端碗。

午后的逆光下，他们像是屋脊上的两幅剪影，只有花白的头发近乎透明，像是田间的芦苇，镶了一圈柔和的边。冬日的阳光渐渐变得柔和，雾霭在田野间升起来，和奶奶生起的炊烟氤氲糅合，房屋的红色剩下了最后一块巴掌的空隙，在黄昏前修补完整。

老屋变得年轻了，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杨轩和奶奶此后的人生，终究有了一块完整温暖的屋顶。

黄色流苏的房子

罗红莲和爷爷奶奶住在山坡上，孤零零地处在马鞍山和八里河寨子之间。

这不是以前罗红莲家的住址。爸爸在时，罗红莲和别的伙伴一样，住在村里。即使缺少妈妈，有爸爸、奶奶和自己，感觉也像是撑起了一个家。

两年前父亲走了，家也就不存在了。纵然老房子还在那里。空着，雨水从前檐漏下，在白墙上添了密密流溢的一排水迹，像是杏黄色的流苏。

它就要被拆掉了。连同爸爸离世的痕迹。

爸爸的坟

罗红莲的眼眉细长，身板也单薄，像是被什么搓平了一道，不余下任何生动的表情。五官虽然在一张脸上，却各自显得伶仃，像戴着一副无形的悲凄面纱。

五年前的照片和这大不相同。在和堂姐的合影上，罗红莲的脸面要比现在圆润得多，似乎以后只是缩减拉长的过程。

转折来自父亲的离开，但在她出生时，伏笔已经埋下。像这里的其他许多小孩一样，红莲的妈妈来自越南，落脚在这个边境村落，生下了红莲，又在三岁时借口打猪草离家，往更内陆的地方走了，说法是被人拐走。爸爸曾经去麻栗坡和文山寻找过她，但杳无下落。

爸爸在家里萎靡了几年，总算打起精神出门打工，两年前又回来，存了一笔钱，接触越南的女人，打算再次成家。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尝试失败会要了他的命。

这段经历罗红莲和爷爷奶奶都不愿提起，只在邻居口中透露。越南女人过来玩过两次，帮助罗家种稻，返回越南后却不再过来。秧苗刚刚长起时，罗红莲爸爸去越南找她，受到了拒绝，回来后两天就出了事。

爸爸是撕破了越南女人留下的一件衣服，结成绳子上吊的。这样的结局似乎不大体面，罗红莲的大姨过来看奶奶，面对爸爸的身份证，甚至情不自禁地骂：“哎呀，我不想看你，你这个杂种。”

先前母亲出走，罗红莲并不显眼，本地妈妈跑了的孩子为数众多。爸爸没了之后，罗红莲感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同学之间吵架的时候，有人会提起这个话头，还给罗红莲起了外号，“很难很难听”，说不出口。一个同学还曾拿小刀搁在罗红莲脖子上。

“不一样”之外，是心里空了。爸爸先前在的那个位置，没有什么可以补上去了。脸上和眼神里，也就一直空着。

爸爸个子大，脾气却温柔，郁闷了，只不过是喝两三瓶啤酒，也不撒酒疯。奶奶说他爱媳妇，从来没动过手。小时候，爸爸很喜欢抱罗红莲。这一点奶奶代替不了，她年纪大了，腿脚又有病，抱不动。

爸爸去世后，祖孙两人上山砍柴，看到山上爸爸栽的小树，都发得很好，奶奶就哭起来。家里爸爸生前打下的谷子，还够吃两年，年代太久有些受潮了，打出来很多是碎米子，长了虫，要淘很久。淘米能让红莲多想起一会儿爸爸。

爸爸打工的时候不乱花钱，都存起来。出事之前，他把银行卡和身份证都端端正正放在桌上，还有写了密码的纸条，卡里有38000元，旁边还有一叠现金，一共九百多元。爸爸的存款，除了一部分给他买棺材办丧事，其他的眼下还在花着，包括红莲上学一周七块的零用。

在和堂姐的合影右上角，有一行印上去的字样：“怎么找到妈妈呢？翻词典，还是——对了，发Email会更快些。”右下角也有一行字：“小狗说了一个笑得肚痛的笑话，滚仔他不笑，why，who惹了他——哦，滚仔想爸爸了！”

爸爸的坟在坡下，要下一截坎坷小路，去到深深草丛中。坟垒得方正，露着棱角。坟前放着一满瓶没开封的香槟酒，一只生前用的水烟筒，坟头按照汉人的习俗，挑着清明幡。爷爷说，坟垒得不深，“土石硬，挖不下去”。石头不好，不成形状。

爸爸旁边是大伯的坟，大伯也是自杀的。他在战争中被炮弹炸伤，长年周身疼痛，后来索性拿一颗烈性地雷往头上碰，整个头部都不见了。奶奶养了三个儿子，现在留下的只有红莲的小叔叔。

爸爸去世的老屋，奶奶有时打猪草，会带罗红莲回去。山墙已有裂缝，爬山虎攀上屋檐，又覆住正面的拖檐，阶沿上长满了荒草，结出带刺果实。锁上了锈，要踏在门墩上开。打开门，屋里空荡，所有家具都搬走了，地上生了发黄的苔粉，遗落一口敞着红色里子的皮箱，窗台上一盒没用完的儿童痱子粉，还有一个圣诞老人存钱罐，是爸爸给五岁的罗红莲买的，肚子里没有零钱，装着苞谷籽。

爸爸离开人世的地方，是院坝外边一间不常用的厕所，到了第四天才被人发觉，人已经发胀，有些装不起来了，是爷爷亲手去包裹。红莲没敢进过那间屋子。明年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了，房子五十岁了，是在爷爷手里起的，爸爸生前存钱是为了起新房，现在地基卖给了别人，明年老屋要拆掉了。

一片美人蕉长在屋旁，开着似乎有些烧糊了的深红色花朵，安慰着老屋在世的最后时光。红莲有时和奶奶过来，摘美人蕉去喂猪。

奶奶的脚

奶奶的脚穿起鞋来很费事。要先裹一厚块海绵，再用层层的旧布包上，最后再穿鞋。晚上脱鞋是相反的顺序，即使地处热带边缘，冬夏一直如此。因为海绵包着的并不是脚掌，从前是脚掌的地方，只剩下了齐脚踝的一个疙瘩，包着厚厚的晶黄的老茧，老茧些微包不住的地方，裸露出骨头。脚掌是战争中留下的地雷夺走的。这也是奶奶不能下水田的原因。

缺少一只脚掌的奶奶，不能像那些截肢的人装假肢，她带着这只脚疙瘩行走。早晨奶奶带罗红莲去摘新玉米，背着箩筐，左手里拄着一根拐杖，红莲背上也有一个竹篓，走下先前去父亲坟地的沙土路。

这条路有二里多长，下坡后绕过坟地，去到一片树林中，过溪经过水田，顺水渠往山口走，再爬上坡地，顺拖拉机路走一截，直到望见山下边防口岸的地方。以前从八里河村里来，现在搬到了叔叔房子里，路程就远了。受伤的脚短了一截，奶奶的每一步都有点瘸，拄拐的手用着劲。到了林中，狭窄的石罅生着青苔，落脚处是在石头上凿出来，奶奶拾了一根木棍，两手拄着拐杖步下石阶，走过一块木板搭着的小桥。

接着是爬坡，奶奶的速度立刻慢下来，落在孙女后面。慢慢爬上半坡水渠，顺流走了一截平坡路，总算找了个阴凉的地方歇气。奶奶的手并没有闲着，丢弃了先前临时捡拾的树枝，抽刀为自己削了一根趁手的拄棍，再起步走上拖拉机路，在被碾压坚硬的路面上，脚步越走越慢，到达地头，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这段路程如果背化肥，要走两个多小时。

奶奶吩咐红莲走下芭蕉坡地，摘野生的苦菜佐味。微风吹动蕉叶纷披，红莲在簇簇丛生的野草中辨识，有时摘下形色过于相近的草叶，嗅一下再舍弃，又要辨别哪一片有衰败迹象，似乎近期被打过除草剂。奶奶在路上看着，一会终究还是瘸拐着走下来，说刚才摘的小半袋有些打过药，小半袋都不能要了，又另外去摘。摘完苦菜在田埂起身，奶奶的起势有些艰难，要红莲从旁扶助，终究爬上公路，走到玉米地。

奶奶说，这个田坎的玉米是红莲和堂姐点的种，出苗太密了，明显比另一头爷爷奶奶点的细瘦，不经风吹，成熟晚。玉米林中心被风剜出了一簇簇的孔洞，像是被人投掷了一个个地雷。红莲低声嘟囔说稀了就好。玉米种不行，比别家发育得晚，找不到几个能吃的苞谷，半背苦菜加上两个倭瓜，算是远来一趟的收获。

回去的路上，奶奶挑着路边儿走，踩着簇生的蒲公英，一步步挪动。这一段铺石的大路，利于正常人行走，对奶奶来说却格外艰难，每一步都像试探，却又尽了全力，想到海绵包着的骨殖，触到坚硬的石茬。几乎怀疑她再也无法行走，却终究一步步地挪到了小路上。

在水渠边歇息，奶奶不忘顺手擗下柴火插进背篓，弥补这趟近于空跑的遗憾。够不着的柴火，让红莲扯给她，却没给孙女背篓里加上几根。奶奶擗柴火的当口，红莲也折下一根长芦苇，不断地划拉渠水，似乎得到不少快乐，这是她平素少有的游戏了。她没在溪里抓过螃蟹泥鳅，也没去过山顶的战时工事游玩。另外的爱好是唱歌，喜欢Angelababy，这是难以和奶奶交流的爱好。

背了半篓柴的奶奶走回程路上坡，步履更加艰难，似乎她更多是靠两只手拄棍的力气，省略了那只伤脚，克服着爬坡的重量。跟着奶奶，红莲才敢到山上去，奶奶走过的地方，能够确认没有地雷。家里的狗也跟着走完全程，这只狗身量短小，奶奶说它胆子小，来了亲戚，叫它不要乱咬，“它听得懂”。红莲有时走到村子里去，它会跟着。奶奶不让红莲自己出门，怕被人哄走。

晚上奶奶洗脚的时候，红莲收拾鞋子，把海绵拿出来在火上烤干。虽然奶奶的腿脚总是冷的，还是在跋涉中出了汗。一天的路程，这才算是真正结束。

爷爷的脸

“爷爷奶奶这么大了，要是有天走了，怎么好？”罗红莲心头常会出现这个问题，莫名地慌起来。

奶奶自然也知道这个，在院坝里教孙女剁猪草时，她的指点一丝不苟，批评下刀的茬口不利索，看起来是一位比帐篷学校课堂上更严厉的老师。红莲学会了炒菜，过一段时间还要教她切肉。爸爸去世之后，一切要往前赶。

这几天是端阳节，老师布置学生回家学习包粽子。奶奶领着红莲去屋后山上，找来几匹青叶，包长条肉粽，在柴火堆上烤。红莲负责生火，用玉米壳引火，添加玉米芯，最后是加柴。粽子先煮过一道，想吃了放在火边煨，也可埋在灰里焐。奶奶亲自指导翻烧，教红莲掌握外不焦里不凉的火候。

生火大部分是用于烧水，一家人烫脚。去屋旁坡上抱柴，柴垛码得齐整方正，苫在一张大塑料布底下，昨天打回来的柴火也加了进去。红莲抽出柴火，一次搂得太多，有些抱不下。火屋里没开灯，似乎开灯也会为四围的黑暗吸收，直到柴火本身的火光出来，映红了吹火者鼓起的腮帮，和上方悬挂的一垛腊肉。腊肉、水壶和墙壁，保持着一体的漆黑，似乎连声音也吸收了，寂静中只有火苗的呼呼声。

铁壶太过沉重，烧开一壶的耗时太久，火苗偃息下去，红莲拿来一个角落里的吹风机，熟练地手摇，火苗再度呼呼蹿起，如果不得要领，蹿起的将会是很多灰尘。在家的时候，生火是红莲的专利，爷爷奶奶的腰已经不容易弯下来，眼睛也受不住烟迷了。

在院坝里烫脚，爷爷坐在一只“120炮弹”箱上，讲起战时的往事。老屋从前是炮连卫生所，因为被东山“钢七连”主阵地遮住，越南来的炮弹不好瞄准，但有时也会光顾。炮弹掠过头顶往远处飞时刷刷作响，要落地则是急促的咻咻声，要赶紧躲避。后檐沟挖了个猫耳洞，一家人躲在里面，老大还在家里喝酒，炮弹就来了，把老屋打穿了一个洞，老大的身上也钻进了两块弹片，从此他在世上的活头就小了。老屋也一下子破敝了好多。没有战争，两辈人的命运都会不一样。门前公路上，齐刷刷跑过的边防战士武装拉练的队形，还在诉说着昨天的记忆。

清早起来，爷爷带红莲下山，去交趾城赶集买东西。这也是需要熟习的业务。天还没亮在路口等面包车，一车满洞洞的人，都是带着背篓提篮，人和篾器挤在一起，有一种类似打谷时的气味。红莲有点喜欢闻，回来时带了铁器活物，又会很不相同。红莲的身体薄，占的地方也少，像一张皮纸贴在车边上，一路不说话。

集市并非很大，不能和口岸的商场比，但东西便宜，也远比山上的小商店实惠。爷爷在一家卖鸡雏的摊子前面问价，毛茸茸的麻鸡雏开价六元一只，爷爷告诉红莲，旁边笼里的肉鸡雏要八块，看着大，肉不好吃。还价完毕，爷爷搂了十二只麻鸡雏，老板装进一只掏出两只孔的纸箱子。爷爷背上有一个篓，胸前挂一个装钱的小皮包，腰间还有个小腰包，纸箱抱了一段就给了红莲，小鸡在纸箱里啁啾乱叫，从小孔里挤着伸出一点尖嘴来，真的像一窝麻雀。鸡雏寄在一户卖日化的摊子处，爷爷再带着红莲去买鞋。

鞋摊地段在棚子下面，一股糅皮气味，说明着这里的品位和鞋价。红莲需要买38码的鞋，脚上的凉鞋脚趾已经突出一大截。爷孙商量再三，还是买了一双三十块的运动鞋，在校居家可以两用，也算是有些式样。之后爷爷又带红莲去挑黄瓜，似乎是专拣生得不齐整的，颈小头大带刺的，又买了土豆，爷爷看中的是新出土带泥，过秤又要把泥捺掉，回家过油炸成小块，是红莲的最爱。

取回鸡雏时，爷爷特意买了日化老板一包洗衣粉。最后一项是爷爷剪头发。在露天理发摊刮了光头，花了六块钱，买了一把刮胡刀，留着胡子回家剃。

在市场门口等车回家的时候，红莲蹲下身去拨小鸡伸出来的嘴，爷爷不知为何紧起脸来，说了她两句“玩性太大”。也许是在逛集市的整个期间，爷孙间的气氛稍稍活跃起来，没有找到教训孙女的时候，却又觉得教训是必须，声音故作严峻，却又透出一丝无从掩饰的温柔。

爷爷七十五岁了，奶奶也年过七十，两人的棺材都已经做好上漆，在阁楼上等待着。孙女虽然不怎么和伙伴玩耍，却仍然“玩性太大”，天天在手把手教，身板和性情并没有走在十岁的年龄前头。

看着来往人群，红莲的神情黯淡下来，似乎这是她的本分。就像保持适度的严厉，爷爷觉得是自己的职责。

热带的忧郁

漫无边际的香蕉林，群山起伏的天际线。连绵庞大的山脉，想不到是在海南岛腹地，带着一丝热带养育的温厚，却又在青色中催黄了香蕉，透出早熟的某种忧郁。

新村在这片香蕉林中，掩映在椰子和槟榔树下，其中一间是林玉姗的家。家是几年前政府补助盖的平房，带着乘凉的拖檐，看去干干净净，但在炎热的阳光下，也像透出某种忧郁的气息。

这份气息，来自屋顶下面缺少的人，姐姐十五岁出门打工，爸爸三年前去坐牢了，还要多年才回来。家里只有林玉姗和妈妈。

浩瀚起伏的香蕉林和群山连绵的橡胶树，虽然近在咫尺，却不属于村中的黎族人，归属于国营山荣农场。就像童年中有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属于林玉姗以及她的堂哥林玉东。林玉东八个月时父亲坐牢，十岁时才回来。附近的黎人村落中，这种情形并不鲜见。

他们的童年，正像这里的雨林气候，并不缺乏阳光和雨水，但在热烈中忽然会出神，变得沉静，蒙上一层看不见的雾霭。

爸爸

爸爸被带走的那天，村中电线被台风刮断了。爸爸搭别人的摩托车去乐东县城交电费，从此再也没回来。起因是一桩旧案，爸爸曾经和人合伙抢过人的东西，“东西才值几百块”，合伙的人被抓，把他供了出来。

妈妈以为爸爸失踪了，带着玉姗和姐姐去琼海找，没有找到。很久后才知道爸爸的服刑地址，在三亚的郊区。以前从没出过农场地界的林玉姗，去年开始跟着妈妈出门探望爸爸。到了三亚，母女一下车就迷路了，什么地方也不认识，不断打电话给姐姐。终究到了地方，见到了爸爸，爸爸很瘦，生病了，看起来很没力气。

爸爸隔着玻璃哭了，妈妈和姐姐都哭，玉姗没哭，大约周围人多不好意思。回来却催问妈妈啥时再去见爸爸。但妈妈没有很多钱去，一次要花一千多块，坐车、住店、买饮料和饼干给爸爸。

头一年没钱去看爸爸，见面的时候爸爸说，你们不来，我就很惨，连洗衣粉牙膏都买不起，借别人的用。去年到现在，一共去了三次。

林玉东第一次去海口看爸爸，只有三岁。里面有两个男人同时出来，林玉东不认识是哪一个，回家别人问，他说：“看见了两个爸爸。”以后很多次跟妈妈去探望。

提到爸爸的案情，林玉东变得沉默。

那仍然是一桩旧案，十几岁时犯的，多年后同案人被抓，把林玉东爸爸牵出来。妈妈有怨气，但没有离婚。回家三年后，爸爸在自家有些昏暗的屋里，清清楚楚说出自己的罪名“强奸”，显得决然诚实，又无可奈何。“我想跟儿子谈一谈。”他说。但不知如何开口。

母亲说，林玉东认爸爸。新村的道路爸爸不熟，林玉东带爸爸去大河游泳，也坐爸爸的摩托车去学校。但他不怎么跟爸爸说话。

两个爸爸的案子都犯在年轻时候，和一堆伙伴一起，喝了酒，像是变了一个人。喝酒是黎族寨子的风气。以前不怎么上学，上学到初中就辍学，出门打工，很多人没拿到毕业证，玉姗的姐姐就是如此。出门打工，黎族男孩都干不长，因为喝酒打架，一两年就烦了，厂家不要了，“回来混着”。缺钱了，给老板割个胶，干一两天又算了，拿了钱喝酒。女孩打工受欢迎些，出了门就不肯嫁回来。本地男人娶不到老婆，有时从外边带个回来，生了孩子仍旧出去打工，男人在家，过两年也就不回来了。

六十多户人的村落，有四十来个三十多岁往上的单身汉，包括娶不到媳妇或者老婆跑了的，每家每户都有单身汉。他们的人生里，只剩下了酒。

玉姗爸爸不喝酒，也不打人，说话细声细气，很心疼玉姗姐妹。妈妈说：“玉姗爱她爸爸多一点，因为嫌我说话大声，像吵她。爸爸不吵她。”爸爸出事之后，妈妈会喝一点自己酿的米酒，墙角摆着一桶，天气热，不用催就熟了，度数和白酒相差不多。

没有了一家之主，生计只能靠妈妈，挣了钱才能去探监。给老板割橡胶和摘香蕉的活，因为都要挑一两百斤重的担子，妈妈拿不下来。只能割自家的橡胶，一年有四五千块，还有给老板的香蕉林除草。有的老板种豆角，妈妈去拔了一周多草，一天一百块。又有老板承包稻田，妈妈去干了一周多，一天一百二，这样零散地挣钱糊口。大女儿在宾馆当服务员，工资够她自己用，不过给妈妈买了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还置了一辆踏板车，来回农场办事方便，妈妈却没怎么学会。

玉姗放学回家，家里没有妈妈，就到地里去找。有时在隔着香蕉林的花生地里拔草，有时在老村附近的稻田里。家里没有多少地，这天去拔草的地是别家的，妈妈帮人家摘完豆角后，借过来种一季花生。附近邻居田里的花生已经开出黄花，妈妈种的花生叶芽才出土，和争相冒出的草茎不好分辨。

妈妈戴着草帽，蹲在地里一点点拔草。玉姗帮着拔了一会，就失去了兴趣，到田埂的树下乘凉。妈妈慢慢地拔草，直到下午，一手拿着手机，似乎这样会轻松些。拔了草，剩下的活路轻松一些，到老村附近的稻田去看水。稻田掩映在橡胶林中，水淹过了稻束根部，暂时不缺。妈妈走过青草萋萋的田埂，在几处停下，堵住跑水的缺口。

妈妈不识字，没有出门打过工。爸爸出事那年，已经说好了要出门打工，却出了那件事。爸爸坐牢之后，妈妈也没有想过离婚。“不给自己留面子，也要给女儿留面子。”妈妈说，“不管坐多久，也不会再找。”

家里墙上挂着一张婚纱照，是外面的人到村子里来照的，五十块一张，背景上天涯海角的景致是拼上去的。下面标着“守候爱情”。

“要是他爸爸在家，没有我，他也很难过的。总要双双对对才好。”妈妈说。

老村

新村去老村要经过二里长的小路，笼罩在香蕉树的荫凉中。

海南省乐东县黎族村落，林玉姗家废弃的老屋。

香蕉树是近几年种的，所有权和村民无关。从前这里是橡胶林，属于20世纪50年代进驻垦荒的国营农场，黎族村落也依照农场番号，叫作七队，玉姗妈妈买东西也去农场工人开的小卖部，但身份有高低，习俗各别，互不来往。近年橡胶价格暴跌到一吨四五千元，农场的工人也多半下岗出门打工，外地老板包下了农场的地，改种香蕉。眼下正是香蕉待熟季节，果实上都披了淡蓝色的薄膜和报纸叠成的罩衣，防止蚊虫。对于这些累累的果实，孩子们是不能去碰的。他们自家都有不多的几株。

老村的人比新村多，房子却像稀落一些，掩蔽在椰子和槟榔树林里。即使近年砌的平房，也不敷瓷砖，露着砖瓦的本色，间杂着一些茅草屋顶，覆盖泥草的墙壁，像是被雨水洗刷泛白的草垛子。玉姗家的老屋是其中一座，茅草层叠的屋顶高耸，屋檐草束耷拉下来，茅草上铺的防雨布已经碎裂，看得出被台风撕扯的形状。

屋顶内部铺垫蕉叶，较为细致，年深现出暗褐色，又透出微红，其下是密布的细木棍椽条。以前全家睡床的位置，现在有了另一张床，看来有人来住。粘土的地面还干燥，依稀看出从前炉灶的位置。玉姗四岁以前，全家四口人就栖居在这片屋顶下，眼下却很难想象，自己曾经住在老屋里。

邻近的草屋里，还陈设着锅灶和桌子，靠墙一张床铺，一个赤膊年轻人躺在床上，显出午后的无聊。年轻人说，没有出门打工，也没钱盖新屋。家里来了人，他会到玉姗家的老屋去借住。

虽然陈旧，这些老屋仍旧现出某种整洁，屋前也没有牲口，大多还带着一个乘凉的拖檐。玉姗的妈说，新村没有地方了，老村的人已经搬不下来了。

玉姗家的新屋起了一年半，2009年开头，靠着一点积蓄和政府补助先葺起来，起房子后姐姐就辍学了，老师打电话上来，妈妈说盖房子，没钱上学了。中间因为没钱停了几个月，到了2011年春节后才盖好，姐姐就去琼海打工了。

新屋到现在仍旧没有完工，卫生间一面墙有一截没贴瓷砖，裸露水泥墙坯，拖檐的柱子也没有贴瓷砖。卫生间也没装淋浴，要在一旁的灶屋里柴火烧水洗澡，做饭也在灶屋里。这是村中常见的，林玉东家比玉姗家的房子大，但墙壁只是靠地面一截粉刷过，其上裸露着墙坯，人先住进去，有了钱再一截截粉刷上去。爸爸服刑的时候，林玉东妈妈带着哥哥割胶，挑一两百斤重的桶，存了几万块钱，又借了一万，才起这座房子。

新村里只有玉姗家对面堂伯家的房子堂皇，有三层高，瓷砖在烈日下熠熠发光，大音箱传来震动的MC天佑的喊麦。堂伯在县城做建筑生意，是村里少数发达起来的人。

炎热天气下的村里常常显得安静，孩子们是活力的来源。黄昏时玉姗和伙伴在拖檐下划拳，输了练鹞子翻身，一会儿又立定跳远。身翻得很直，跳得也很远，胜过学校的体育课。一会儿又去到别家院子追逐。男孩们的游戏却似乎是秘密。

遇到“打平安”，村落会稍微活跃起来。家里有了人生病，或者觉得运气不好，或有什么重要的事，村中邻居各自提了米酒，或者带一块肉，凑在一起喝酒吃饭，男女各一桌。玉姗跟着妈妈坐席，特别喜欢吃上汤蛤蜊，虽然地处海南岛，海味仍旧难得吃到。密密的椰子林下，隐隐透出喧闹，男人们的酒席要摆一下午，留下一地的酒瓶。单身孤寂的日子，就这样捱过去，未来的前景，暂时可以不必想。老村似乎也有了醉意，在炎热中睡去了。

雨林

老村的当中，有商贩来收椰子。男人戴着电工的脚链枷，利索地爬上斜伸的椰子树，用绳索缒下大束的椰子。

这不是孩子们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工具。

在玉姗家的老屋背后，女孩们一个接一个爬上一棵椰子树。最顶端的已到树梢的椰子果之间，最底的在树干中间，站在树下的玉姗犹豫一下，最后一个爬了上去。她们就像一摞椰子，一个个地结在树干上。

椰子很顺利地采到手，通过树干上的接力，一个个地传到树底。有一两个的传递出了问题，扑通掉到稻田里，看起来坚硬的壳破碎了，汁浆四溅。女孩们呼溜下地捡起来，抹去泥水喝剩下的果汁，又用一块木片刮壳底的果肉吃。

爬树似乎是天生的技能。旧村的村口遇到两个少年，他们爬得更高，像一项杂技。在去大河的路上，女孩们又爬上一棵酸角树，林玉东也来参与，栖身在各层枝梢间，在繁密的树叶间隐现。他们像是天生处于树上，成为树的一部分。口中尝到酸爽，却又透出一股涩味，如同这里的槟榔。这里的男孩和女孩也天生腿脚修长，适于攀援。

似乎由于热力的养育，植物都积累了糖分发酵，任何野生滋味，都可入口，和人类培育出来的食粮，没有主次之分。水沟边的藤蔓嫩芯，黑色的含汁草籽，随手采摘。大河边的一树红绿，是耐嚼的酸叶，果实则很甜。农场废弃场部的菠萝蜜，皮下近似堆积白糖。连教学楼前的两棵树，也被采食了过多的叶子显得衰萎。寻找坡上的野蜂蜜，更算是一桩事业。这些草木之味，用于弥补食物不足，孩子们大都一天吃两顿，在学校吃过免费午餐之后，回家就在雨林中混肚子。

海南省乐东县黎族村落，少女们挨个爬上树摘椰子。

自然，还有大河中的罗非鱼，含着艳丽的虹彩。一群少年赤着腿脚，扛着蓄电池带动的器械，滋滋拉拉在水中电鱼，并不担心触电。这是男孩们的事务，他们的行踪总保持着某种神秘，只是远远显露，似乎决心不走寻常路。

大河宽阔曲折，保留着它自然的模样，女孩们下到河滩就赤脚，采着砂石往上游走，一点也不觉得硌脚，沙滩附近男孩们丢下的一堆堆啤酒瓶碎渣也没让她们担心。走出不短的距离，到了一处石槽横布的长滩，河流在石槽中形成了深潭，这是少年游泳的领地。女孩子们站到大石上，似乎忽然摆脱了她们的性别，脱下外衣，像树上坠落的椰子，一个接一个扑通地跳下水去。玉姗保留着某种矜持，她穿着连衣裙下水。

水花立刻和女孩们的形体融化在一起，穿透线条和界限，连同她们的笑声，时刻在打破又凝聚，让人想到一幅油画《阿维尼翁的少女》。她们张开双臂，似乎这激流是另一种需要攀爬的树。离开这激流的脉系，还有脸上黧黑的肤色，就不足以定义雨林的人生。

玉姗脸上的笑容，终究也化开了，和伙伴们的水花融在一起，消褪了一层热带的忧郁。

学前班的十七岁少年

火窝小学的学前班上，觉力的个头高出一大截。他可能是中国最大龄的学前班儿童——十七岁。

这个大凉山深处的首届学前班，年龄跨度宽达11年，让人想到恢复高考后的“老三届”大学课堂。觉力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同桌，使他看起来并不孤单。他在班上做的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学写自己的汉文名字，掰着指头数数，跟着支教老师手舞足蹈，唱《大王派我来巡山》，另外还有养成刷牙、上厕所用手纸等起码的卫生习惯。下课了打弹子，高高兴兴地赢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同学。对于这个学前班儿童的角色，他很适应，似乎在高出一大截的个头下面，他没有真正离开过儿童期的自己，和在家中一样，还是事实上最小的那个。

在家里，哥哥姐姐外出打工，母亲领着比觉力小两岁的妹妹下地干活，觉力的职责并不明确，理论上只做“重要的事”，譬如宰牲、参与毕摩[2]，却往往是那个闲着的人。这是流传的习俗造成的。这也是他能够超龄坐进学前班教室的原因。

姐姐果果和妹妹五果没有这个幸运，她们除了屋内屋外的活计，还要用打工和出嫁给哥哥和觉力挣来娶亲的彩礼。近几年，彩礼的价码随她们的人生一起趋于沉重。在迟到的学前班日子后，觉力也将追随哥哥姐姐的轨迹，打工，然后归家，或许会在辗转中忘掉自己习得的汉文名字。在这片云雾缭绕的大凉山腹地，教室里的读书声似乎带来了变化，却又并不确实，正像人们给公益组织援建的小学起的名字：“云端小学”。

觉力的家在坡下三里地。每天早上，他和众多同学们一样，换上校服，从自家烟熏火燎的土屋走出，经过泥泞的小路，到达明亮整洁的教室，说起完全不同的话。下午又放学归家，换上家中的衣服，在“云端”和泥土之间来回。

云端

觉力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身后的班级黑板报上，顶端有一棵觉力画的小树。

这是支教老师启蒙的成果。让这些参差不齐的孩子们学习点什么并不容易，老师提问“白天，蓝蓝的天上飘着——”，学生们都接“星星”，只有一个孩子回答“白云”。课间觉力和同桌精心地搭着积木，按说明书搭建高塔，却总是在第二层就崩塌下来，这也是本地房子的高度。

和老师讲课声音夹杂的，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似乎从一个孩子传染到另一个，原因是习惯了查尔瓦[3]裹身的孩子们不善于添减衣服，大人也不上心。

罗老师说，近几天换季，缺课的孩子达到三分之一，常常有因为感冒、赶集、剪羊毛和毕摩等不来的孩子。村里没有卫生室，生病了的孩子们不吃药，实在不行了就做毕摩“驱邪”。

教室里有一股很浓烈的气味。在外界捐赠颜色鲜明的校服下，有一种本地固有的气息，难以改变。

支教老师们的努力是无微不至的。一副带着众多格子的架子上，按名字搁满了学生牙具，清晨到校刷上一道。在学校吃完午餐，学生们在预先放了洗洁精的盆中涮碗，在家中人们并不用碗，也就没有这道洗涤的程序。教室门前搁着水桶，每节上课前要洗手，防止课间玩的泥巴涂到课本上，课本不够用，需要同桌合看。厕所围墙上画着正确排便的姿势示意图，因为本地没有厕所，几个较小的孩子习惯拉在厕所外的水沟里。正确使用手纸也需要画图示意，卫生纸在本地是新鲜物什。

比起读书和讲卫生，觉力更喜欢的是唱歌，和全校的课间操。这也是气氛最活跃的场合。

歌曲是《大王派我来巡山》，艺专出身的支教老师芸儿，在讲台上的歌唱配合着手舞足蹈，学生们也都在座位上站起身来，学着老师的动作。觉力的嗓子沙哑扁平，没有节奏感，但动作和年龄小的同学们一般认真，唱到最后一句采下鲜花“献给我的小公举（主）”，手臂幅度很大地前伸，做出献花的动作，咬着舌头强调“举”字的发音，这对于彝族的孩子们来说有些难度，大孩子脸上显出某种笨拙不适，却自有一种和六岁的孩童没有区别的虔诚态度，似乎出自古老的流传。这也正是他们时常的举动，采来坡上的野花献给老师，芸儿老师窗台的瓶子里，正养着一束接近枯萎的索玛花，需要从悬崖上采下来。

课间学生们在操场列队做体操，音箱里放着TFBOYS的《青春修炼手册》和吉克隽逸的《不要怕》。孩子们听得懂后者的彝文歌词，相比之下却更喜欢“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也正是他们手上的动作，最后有一个“喵”音模仿小猫洗脸，觉力抹脸的动作特别可乐又认真，正像一个普通学前班的孩童，让人感到，他在这里并非不合适。

中午免费的伙食和家里的相比，也如在“云端”。菜肴是木耳炒鸡肉和猪肉蘑菇炒菜花，这在家中是不敢想象的。觉力和一个十五岁的好朋友抬着盛好白生生米饭的大桶过来，排队的时候觉力和好朋友站在队尾，跟着音箱里TFBOYS的调子哼歌，这时他多少表现出了年长的一份责任。

孩子们做课间操的时候，裹着查瓦尔的本地人偶尔会站在大门附近，一直好奇地观看。对于校门外的生活来说，这里的一切显得太好，以致有点不真实了。支教老师们到过村里家访，他们找不到坐得下去的地方、喝得下去的水、吃得下去的食物、听得懂的话，甚至走得过去的路。最近一次是下雨，去时明明看得见的路，经雨完全变成烂泥糊，只能四脚爬，靠一个学生拿着锄头沿路挖坎，才千辛万苦回到学校，成了自己认不出的泥人。

有时候忽然会有一种担心，一旦这些说着普通话、态度亲切、穿着干净的支教老师离开，这里许诺的一切将不复存在，甚至连同那条去年才修好、把学校和老师带来的公路。就像对于十七岁的觉力，上学前班并不意味一种新的开始，而仅仅是一段时光。

或许明白这一点，他才像六岁的同学一样虔诚，每天往返于“云端”和泥泞，度过最好的一段日子。

磨扇

觉力家火塘的磨扇很大，带着雕镂的花纹，出自爷爷的手。

并非每家都有这样精致的磨扇，这和觉力家的黑彝身份有关系。他家土屋下的黑暗虽然不比别处稀薄，却多少有一种适于居住的气氛。地上显得空旷，没有太多不成形的褴褛之物，显示阿妈有一双爱收拾的手。四壁有几个壁橱式的床位，橱板上有花纹格子，女性的床带着略显秀气的拱形小门。虽然火塘上方也挂着烟熏火燎的猪尿泡，门楣上还挂着小猪的脚趾骨壳，但是一口大电饭煲和一台能放的电视机，橱柜上几只用旧了的拉杆箱，以及阿姐焗黄了几绺的头发，又显示了某种新潮。

火塘边缺少了爸爸，他在觉力幼年就去世了。眼下在漫长的夜晚，火光映照的是妈妈层层褶皱的面庞和缭绕的烟丝。

“不抽烟，都死毬了。”和阿妈一起吞吐的女邻居说。阿妈手上的铝制烟锅和每日喝酒的需求，是在丈夫去世后添上的。按照家支[4]的风俗，她不能再嫁，只能独自拨燃炉火，养育子女。日子像她手中搓着的烟叶，挥发着苦味，慢慢枯干。眼下不过四十多岁的阿妈，看起来已完全步入老年。

墙上挂着阿妈给丈夫绣的旱烟袋。柜里有阿爸生前做的木质窑碗，上着红黑亮色的土漆。两样物件上的纹饰，似乎在沉默中呼应。

虽然有姐姐买的电视，信号接收器却坏了，只能播放碟片。这是村里第一台电视。说起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妈妈和果果起初都说是毛主席，后来姐姐觉得不对：“有印象，说不出来是谁。”外界的世事变动，离火塘边的夜晚太过遥远，即使是对于出门打过工的果果。

手机也是火塘边的新鲜物件，但只是用来聊QQ和看快手视频。晚上全家人围着姐姐看手机上一个女主播表演吃一只庞大的肘子，显得津津有味，连阿妈也伸头瞅了两眼。

火塘变得暗淡，阿姐和女伴五牛在一只盆子里洗脚，这是她们外出打工学到的习惯。彝人没有厕所，也会使打工归来的年轻人感到不适。在学校学到了刷牙的觉力，却不觉得这是必需。他和两个男孩爬上楼梯，人手顾及不到之处的楼上，是另一层情景，堆满萝卜缨子。觉力和伙伴在缨子上铺的一条破棉絮上睡下，头顶几袋白米。

夜晚，觉力打着呼噜，鸡在床下呜咽地叫，最初一遍像怨念的老人，快天明才高亢起来。屋顶的雨淅淅沥沥，终于有处开始漏雨。黎明，妈妈起来抽烟，姐姐拨亮火苗。没有人说话，妈妈从一个饮料瓶里找酒喝。

黎明极端纯净，凝冻的白色云层，悬垂在远方靛色山岭的边际线，清冷透入了屋子。这个世界储存的气息，仍旧没有变动。

种豆

坡地边缘开着白色的梨花，为微红的泥土镶边。阿妈和果果手持镢头，挂一个腰篓，在坡顶的一块地里点豆。妹妹五果喂完牲口也来加入。

干活的动作很流利，只见挥锄挖窝子又掩土，看不出点种的环节。半天才发现，豆子在手掌里，挖好了窝子之后，趁着锄把上扬的手势，轻轻一挥，豆子就从手底下落了窝，用不着每次伸手去腰篓里掏。

果果刚刚二十岁，她的手法和妈妈一样熟练，即使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时候多过在地里挥锄把。果果十六岁就出门打工，眼下已心生倦意。

“太枯燥了。”早上七点上班做插件，下班有时到了十二点，重复千篇一律的动作。一个月休息两三天，即使到了休息日，也没有力气上街。她没有去过靠近深圳的海边，也不知道世界公园。由于不识汉字，她没有坐过地铁。今年过年后她和堂妹五牛还没出门，就是不大想去，“在家有亲人陪伴”。

对于十五岁的妹妹五果来说，出门打工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在干活时，五果喜欢听姐姐讲外面的事情，平时果果给阿妈打电话，五果也喜欢在旁边听。

妈妈不想让五果出门打工，因为五果踏实、能干活，觉力不愿干活。作为妥协，阿妈跟五果商量，明年让五果去上一年学。但在内心，阿妈希望觉力在学校里再待两年。

五果闲暇会去翻弄觉力的书包，但对于过了年龄的她来说，相比于“云端”的课堂，外面的世界更吸引人。除了挣钱，更真实的想法是“电视上演的，外面好看”。和她同龄的五牛的妹妹，也是在家干活，没上过一天学，出门打几年工，是她们眼下能有的盼望。

厌倦了打工的姐姐果果，终究还是要出门，“要挣钱”。每月三四千工资，堂妹五牛已经存下了五六万，果果也存了几万块钱。这些钱可能会用在自己或兄弟的婚事上。

彝人婚嫁的彩礼数目很重，近来一年一个台阶，眼下已经达到二十多万。出门打工的彝人男孩一般喜欢喝酒交朋友，一些人还吸毒，存不下钱。果果和五牛存的钱，需要留在家里资助哥哥或弟弟娶亲，除非妈妈答应带走一部分。更大头的费用，则用家中姐妹的彩礼钱来换。

果果的彩礼支持哥哥，觉力以后的娶亲花费，则要靠妹妹五果的打工和彩礼钱支持。他班上最好的朋友只有十五岁，已经定亲，罗老师在班上提问，假如你们不上学，会去做什么，到这个同学，大家说他“去结婚”。对于缺少女孩的家庭来说，男孩面临无钱娶媳妇的窘境，虽然如此，阿妈还是觉得“生儿子好”。

果果在富士康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是相隔一个乡的本地人。果果的手机上保存着这个小伙子的照片，一头怒发染成亮黄色。小伙子眼下在浙江，果果说“是老板”，在和人合伙做茶叶生意。

但果果删掉了小伙子的电话和QQ号，因为妈妈不同意，嫌小伙子住的地方远，果果出嫁后，不方便回来帮家里干活。虽然在外边可以自由恋爱，但对于最终要回乡生活的果果来说，听从父母之命，仍旧是彝人家支的传统。“实在不行，只能算了。”果果带有遗憾地说。

因为家中男人不大下地，女孩出嫁后回门，帮娘家干活是本地的习俗。种完豆子之后，阿妈需要背上竹篓，走几个小时去娘家干活，还自带一塑料袋冷米饭做伙食。

这块坡地的豆种点完，五果去坡地挖了一束折耳根，妈妈揩干泥生吃了一根。回家吃完午饭，阿妈抽完一袋烟出门了，三个女孩继续在坡下的地里干活，像用一种特别的针线，慢慢地绣出土地的纹路。

此刻，觉力在云端小学的教室里学习看图识字，一窝蚂蚁如何告别卑湿的家，搬迁到一株狗尾巴草上，最后又搬进瓶子里，不受日晒雨淋。在他的内心，也渴望着模仿哥哥姐姐外出打工，见识在课本上看到和在老师口音里听到的远方。

但对于他和姊妹们来说，学前班的日子或者出门打工，带来了某种未知的气息，却只是一个段落。云端小学的脚下，群山围绕的微红土地的泥泞，才是世代安顿生命的地方。

[1] 拣盖：方言，拣选能用的旧瓦，和新瓦掺和翻盖屋顶。

[2] 毕摩：彝语音译。彝族巫师，主持念经、祭祀、占卜等活动。

[3] 查尔瓦：彝族服饰，羊毛织的披毡。

[4] 家支：家族支系，是彝族社会的组织形式。

第六辑 远方

大洪水的记忆

暮色落在川道里，风刮了起来。山峰发出呜呜声，像有什么东西在松动、摇晃，将要滚落下来，砸上屋顶。

河依旧汩汩流动，离人世不远不近，带着暗中一成不变的调子。沙地上散落的土屋，透出昏暗的灯光。

用煤炉取暖的大炕上，帕尔哈提和爸爸准备明早进山的行囊。即使是到低山牧场，并非攀越雪线抵达山巅，来去也需要八个钟头，备好水、馕和核桃是必需的。

这是帕米尔高原的北麓，从县城阿克陶需乘车九个小时，翻越十月间积雪的大坂，顺大河而上，一路是悬崖上刳出的土坯便道，不时有坠河之虞。从冰川发源的大河，切开了两岸陡峭如刀剑的峭壁，顺着河谷奔流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汇入塔里木河，沿途罕有人迹和植被，只见赭色和黑色纹理的山脉。塔吉克人聚住在河谷源头，放羊的牧场则多为峭壁顶端的高山草甸。日常的生计，就牵曳在高山和峡谷的落差中。

土屋

屋子是三合土的墙壁，看去像是滩地一块坷垃，或者一个蹲在地上的塔吉克人。里外两间，屋顶有雨水渗流的陈迹，所有的色彩都在外间，来自三面炕上堆叠的绣花绸被。

被褥是塔吉克人首要的财富，全家的脸面。绸子被面点缀了金线纹路，既显示了家底殷实，又包含着从古传承的针线手艺的精巧。被褥层层堆叠，直到屋顶，在室内散发幽微光线，似乎自有的光源。有客人来了，抽下一两床。自家人住在里屋，颜色黯淡许多，铺盖半新不旧。帕尔哈提家的被褥没有别家多，遮不住三面墙，顶不齐天花板，也缺乏那种幽微闪光的变化。

帕尔哈提的父亲同胞四个兄妹，有两个聋子，一个聋子叔叔跟着爷爷过，需要帕尔哈提家照应。帕尔哈提的父亲早年成绩出众，考取了高中，却因家贫辍学，母亲也只上到六年级，父母想在孩子身上实现心愿。帕尔哈提的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学，这加增了家庭的负担，也缩减了外间大炕上被褥堆叠的厚度。

屋里灯光昏暗，聋叔叔打手电给帕尔哈提照明做作业。电力源于自家建造的小水电站，因水流变化忽明忽暗，有时被落叶堵住，慢慢停转，黑白电视上的图像萎缩，拉出一根下凹的线条，带着轻微的嘶声消逝。

灯光再次闪灭，帕尔哈提和父亲去清理小水电站。

水电站在河心的沙洲上，带着悠长又似微不足道的引水堰道，似乎出自几个不经意的孩子之手，一半积满落叶。父亲闸好泄水的豁口，河水汩汩而来。小小的发电机台座，轮轴周围积满落叶，水轮机外壳也是木质的，只有轴心部分用了不多的钢铁。父亲一把抱起了水轮机，让新来的渠水冲走落叶，帕尔哈提一片片捋出卡在轮轴间的剩余。父亲放下轮机，水流激出深深漩涡，木质的轮机叶片开始汹涌转动，通过轮机转变为电力，一根电线输往河滩上的几家人。这个自制的小水电站一共花了4000元，包括请工程师的500元，帕尔哈提家和邻居亲戚集资，加上众人的劳力，合伙用电，已经使用了五年。

这里的机械总是留着半手工的痕迹。电站之外，重要的装置是磨坊，借助大河的水力，磨制玉米和麦子。水流由像电站一样长长的堰道引入，再由闸门冲激而下，带动木质水轮机的叶片，基座联结水轮机的磨盘转动，从漏斗填充粮食，注入磨眼，就可得到磨细的面粉，磨坊里弥散一股面香。因为要连续工作，爷爷或爸爸会带上被褥，在磨坊听着轰隆的水声过夜，帕尔哈提也曾陪同。磨坊和房屋一样，建于迁徙而来的那年，由爸爸和爷爷联手打造。

父亲是这带的聪明人，能修理电站水轮机和打造磨坊，但没法增加羊的数量。帕尔哈提家只有二十五只羊，分了家的爷爷有四十只，去年年羊价低没卖小羊，今年羊价更低大羊也没卖，但似乎很难等来价格回暖的日子。羊价的下跌，像是断崖崩落，前年小羊千元一只，去年落到八百元，今年更跌至四百元，收羊人无情的报价让河谷尽头的塔吉克人完全不知所措，不知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虽然如此，牧人们并不舍得自己享用，爷爷家里有个空荡荡的冰柜，里面过春节时存有羊肉，眼下仅余腐臭气息。

河谷里覆盖沙土，仅有的零星麦地，由弯曲的石埂围出，像是刺绣出来，不可多得。离河流稍远之处，即成戈壁，和壁立的山体一样寸草不生。仔细观察之下，才能看见耐旱碱的野西瓜是唯一植被。羊群之外只有干果的收入，帕尔哈提家去年卖核桃和杏仁收入2500元，成了最大的一宗，但靠的是学校志愿者推销。随着产量提高，价格也下跌了。帕尔哈提和爷爷家收的十二麻袋核桃，还堆放在屋檐下。奶奶仍在捡拾不值钱的沙枣，寄希望于某天有人问津。

相比之下，在自治乡教学点当厨师的邻居，虽然每月工资不过一千块，却为众人眼羡。眼下刚刚娶了新娘，房屋是村里最漂亮的，花了十千。这里不说万，似乎是过大的数字，无从把握。屋子外表仍旧是土坯，但室内地面贴了瓷砖，配上簇新层叠的被褥，看去像是一件内部打开的工艺盒。新娘是盒中的珍宝，身量高挑，面容有大理石的白皙，看不出突厥的阴影，却有着希腊的皎洁，戴着圆圆的缀有头巾的礼帽，一身深红色装束，羞涩地坐在炕上，正是靳尚谊画中的样子。

不知当初的世事干戈中，族人们如何穿越大陆迁徙到这里，似乎退却到世界源头，世代繁衍下来。没有通向县城的班车或加油站，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店汽油桶已告罄，我们搭乘的便车在雪山上抛锚，只能滑行到山脚四处找油，向一个摩托车主借油，最终在一个矿区得到了救济，才得以完成回程之旅。

这段旅程，帕尔哈提只有考上了中学，才有机会初次经历。

洪水

清晨，太阳还在峡谷背后，山壑的颜色刚刚回暖，似乎有个神秘的光源。几天前剩余的雪意终究消失。

大河还保持着冻青的颜色，似乎还未醒过来。

帕尔哈提和父亲启程，前往山间牧场。洗脸的毛巾带着金线的流苏，是奶奶用十天织成的。口粮却简陋，行囊里的馕没有放多的盐，因为和所有的工业物资一样，从县城运到这里，不便宜。

山口一片乱石，似乎刚刚被冲刷出来，来不及成形。洪流的回声，藏在峡口风声中，一旦行人走入，陡然变硬起来。没人能想到，其中尚隐含生机。转过山口，出现一带沙洲，覆盖微红的树林，是上游的树米子在那场大洪水中被冲下来，就地生根，还留存着某种柔和。

树林脚下是绿幽幽的小块草场，已经割过，有着清润、枯燥又柔和的气息。中间有石头羊圈，和牧人春夏季居住的土屋。在一片草地中间，一个牧人正在修葺羊圈，父亲停下来隔着树篱和他讲话。他是一个聋子，对话只能靠手势。他的儿子是帕尔哈提的同学。帕尔哈提家曾有同样的一片操场和石屋，在上游盆地的位置，但在十六年前被那场大洪水带走了。

父母那一年刚刚结婚。大洪水来临的夜晚，父亲离家去很远的一户人家看电视，村里只有那户人家有电视。归途中下大雨，大河涨水，父亲折回把入睡的家人喊醒，全家逃到山坡上，山峰四处滚落石头，把当时还在世的奶奶的头发都砸上了，到处是泥石流，似乎无处可逃，却又堪堪余生。天亮后脚下的村庄不见了，过后大家搬到了现在的家。

父亲的哥哥和弟弟当时在山中牧场看羊，山洪汹涌而来，卷走了石屋和操场，连同操场上的羊群、马和骆驼。两个叔叔与一个邻居逃到盆地中央的一座小山上，在末日的黑暗中度过两夜，没东西可吃，之后被父亲和爷爷涉水解救出来。

现在的盆地四围，赭色山壁仍留着条条水迹，像是经年的铁锈，无从抹灭。地面唯余一片乱石，留着被巨手摆弄过的痕迹，只现出窄小水流。庇护了落难者的小山，依旧屹立，像是只剩骨架的方舟。难以想象当时，山洪是如何四处而下，黑暗和轰鸣声充塞天地，似乎世界末日。

帕尔哈提当时还没有出生。但说到那夜的情形，却像是从他自己的记忆里抽出来，仿佛经历了很多道，比当初在场的父亲和叔叔更为深切，像是定影后多次洗印的照片底板。当他讲述的时候，一瞥黑色的反光，出现在平时和族人一样略带着虹彩的眼眸里，似乎已经提前成人。

洪水带走了几十条人命，牲畜，房屋，连同从前的生活。村落消失了，搬到现在的地方，田地更少。政府发动了移民工程，在靠近阿克陶县城的地方建了新塔尔乡，有三千人搬去了四百公里以外，包括帕尔哈提家在内的很多邻居。但还有一半的人没去。

洪水仍旧在带走人命，帕尔哈提一个伙伴的父亲坐内胎过河去赶羊，被突涨的河水卷走，留下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去年又有一户邻居，房屋被淹，只剩人逃出来。但人们并不想迁走。“当时那边的地宽，可以自己选。现在没地了。”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那边没有河。

在学校的时候，帕尔哈提和同学们在大河里掬水洗脸，吃饭也蹲在河中大石上，就着河水吃冷硬的馕或包子，不管雪山下来的水如何冰凉，却透彻无杂质，浸透肺腑而无害。清晨去大河掬水，不用水瓢，直接浸入水桶，像是汲取。那时星星尚未完全沉落，对岸的山峰刚刚抹上一层浑黄，倒映在水中，像是一同被水桶汲取上来。夏天水暖了，脱衣跳下大河，让身子和沙砾，以及沙砾上的影子，像水中的银鱼一样透明。晚上的月光下，帕尔哈提的爷爷和几个老人一道，走过沙地，去河滩的清真寺祈祷。清真寺和墓地毗连，生人和死者都安顿在这里，似乎等待有天被大河带走。

大河的名字只能用母语写出，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意思大约是“干净而多玉石”。在靠近沙漠的下游，确实有外地人来搜拣玉石，动辄驱车数百公里，塔吉克人却无心于此，河水带来的庇护已经足够。

学校也面临着搬迁的危机：教育局下了通知，如果明年无人考上石河子的内初班，这里就会裁撤。帕尔哈提的哥哥就在内初班上学，他和班上成绩突出的每一个孩子身上，都背负着保存学校的使命。几千年以来，这里是塔吉克的立足之地。眼下却可能变为水电站，为此公路废弛，学校面临搬迁，似乎是另一场无从抵御的洪水。

牧场

顺着山峡往上走，坡度渐渐隆起，水流消失，两旁山峰却未降低落差，保持着严峻的面目。乱石依旧无处不在，绿地只是零星点缀，仰赖造化之手的宽宥，或是疏忽。

空气渐渐地干硬起来，身上出的汗很快就冷了。远处山上有了余雪，显现出陌生封存的铁青，正像前两天从学校看到大河对岸的山峰，保持着疏离人世的沉默，却是峡谷生机的来源。

歇过两次气，身上的汗出过干过三道，终于看到了自家的牧场。小小的一片黄绿，似乎不及山口的青葱，但在这个地带牧草仍旧新鲜。帕尔哈提已经疲惫的脚步轻快起来，走在了父亲前面，正要坐下休憩，父亲却越了过去，帕尔哈提也跟上去川道边缘的山壁下，依稀现出几只羊的身影。

这是留恋低地的青绿，从高山牧场自己溜下来的羊。它们到达这里，走了不少的路途，正和帕尔哈提父子上这里来一样。

羊群待在一处半闭合的石垛中间的草地。父亲吩咐帕尔哈提堵住一个较小的豁口，自己从开阔处包抄过去，嘴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卟卟”，想要辨识哪几只是自家的羊。这是帕尔哈提还没有学会的唤羊声。

山羊在野外待惯了，和人并不熟络，见势开始从豁口向外奔逃。父亲撵了几个来回，没有赶上，但羊群的奔逃也半心半意，一到安全距离便停下吃草，回头打望，听着父亲的叫唤。父亲终究看清了两头羊耳朵剪出的豁口，确认它们是自家的，另三只属于邻居。帕尔哈提也认出了自家的羊，两人嘴里呼喝着，扔着石头又小心不伤着羊，把它们赶上了通向高山牧场的川道。一场追逐下来，汗又出来了，正好应付这高山地带的清冷。

没有必要跟上高山牧场。帕尔哈提和父亲在自家草场上坐下，这是春天之后他第二次进山，感觉像在昨天。

生锈得厉害的烟突仍旧矗在土屋上方，只是少了袅袅青烟；土屋的门上着锁，里面挤满了前一段刈割的牧草，掩蔽了爸爸妈妈春夏过夜的床。石头垒砌的羊圈入口空荡，为了放风掘进了地底，像一个天然坚固的洞穴。

每年开春，爸爸和妈妈一起把羊群赶到这处低山草场，人与羊群同居，只是偶尔出沟带粮食。帕尔哈提周末回家，都要到这里来找父母，三人挤在一张木床上。直到七月份，爸爸把羊群赶上高山牧场，大人回家，到不久以后的十一月份，把羊群赶下高山牧场圈养，那时高山已经被积雪封严，羊群吃不到草了。

新疆阿克陶县塔尔乡，早起的塔吉克族孩子在帕米尔冰川流下的大河中洗脸。

新疆阿克陶县塔尔乡，塔吉克族孩子们在大河边吃学校的午餐。

高山草场三面悬崖，只有一条下山的路，羊群不担心走丢，爸爸每周上去看一次就可以。但山顶有狼。去年赶上山时，帕尔哈提家的羊群是三十二只，十一月下山时只剩二十五只。

相比起公用的高山草场，这片小小的自家草地虽然离家过远，是邻居中最远的一块，却仍值得珍重。刈割过的草皮就像城市中精心养护的草坪，看得出手法的轻匀，草地中间挖出细小蜿蜒的水沟，春天雪化时引来溪水，滋养青草，其中也有帕尔哈提锄头的出力。

这处小小的牧场，仍旧有着不安：几年前山洪爆发，冲走了对岸牧人家的房子，刚才开小差的羊吃草处的石坎，就是牧场的遗迹。帕尔哈提家的羊圈后身，也被淘出了深深沟壑，让人担心这里可以维持多久。

高山草场需要轮休，明年七月份，羊群会从这里出沟，过大河赶上对岸的高山草场，到那里单趟要走十个小时。

对岸路线的艰辛，和今天的不可比拟，帕尔哈提没有去过，只是望见父亲每次赶着羊群走过铁索桥，攀上如幕布矗立的绝壁，都像在看一部因为片源缺少，放了很多遍却不过时的老电影。

峭壁依稀刻画几条横线，看去与川道并无关联。靠近河岸处，看去毫无攀援的道路，只有一条垂直的罅隙，搭着半截木梯。爸爸每次和羊群走到下方，消失在裂隙中，一刻间有些让人屏息，似乎被石缝吞没了。接下来总是难以想象，羊群一只接一只出现在木梯上头，似乎它们在原有的腿脚之外，又生出了两只手，而爸爸也增加了原有的力量，才攀越了这条石缝，是一种不同常理的奇迹。爸爸跟着羊群走过山腰的细线，向上消失在山壑中。帕尔哈提想要跟着父亲，却一次也没有得到准许。

对于试图说服塔吉克人搬迁的外人来说，这些绝壁是不可攀登的，二十小时往返牧场的路途，似乎超出了生活能够承受的落差。就像帕尔哈提的父亲面对羊贩子断崖式下跌的报价，全然不知所措。爸爸不想让帕尔哈提去攀登，寄望于他考上大学，脱离这程落差的轨迹。

有一次，帕尔哈提在对岸摘沙枣，顺着一条隐约的小路，上到了一处比较平缓的半坡，又顺着横坡小路走。走了一小段之后，蓦然醒过神，发觉自己站在绝壁的半坡，眼前的小路收束为细线，已经不能叫路，难以想象有人曾经这么走过去的只是刻划在砂岩上的一道纹路，像陈年被褥上的一条线，已经风化。

脚下踩着的，已是先前小路的极限，只要再往前探脚一步，就越出了人世的界限，立刻万劫不复地坠落。垂直裸露的砂岩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援，只能跌下大河，在岩石上失去性命，被波涛带走，像那些被大洪水带走的人一样。这种惊心致命的感觉，逼着帕尔哈提立刻回头，劫后余生地回到坡下，此后这条线路和洪水的夜晚交替，一再出现在梦境之中，使他明白了爸爸不许自己跟随他攀上罅隙，走过高山羊道的心意。

但考上了新疆本地的大学，也不意味着前景的豁然开敞。帕尔哈提的一个叔叔在阿克苏塔里木大学本科毕业，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在阿克陶游荡。只有考上了内地大学，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帕尔哈提并不拒斥牧人的职分。他在家里后院逗弄一只不能上山的小羊，终于诱使这只小羊将前腿竖立起来，两人做羝角游戏，又担水去喂养它；他需要捡拾飘落的杏叶喂养老牛，懂得月夜提着奶桶跟妈妈去乱石累累的河滩，在妈妈挤牛奶时抱住母牛的脸依偎。

只是这些羊不一定能寄托家境的前景。就像这幅月夜下河滩的图景，几年之后可能不复存在。这个在历史中迁徙辗转的族群，或许终将离开养育又庇护了他们的山川大河，像一片飘零的杏叶，在时光中寻找下一个位置。

新疆阿克陶县塔尔乡，帕尔哈提和父亲在山中牧场。

米亚赛尔的身量

天黑了下来，院子里没有灯，只有露天灶炉透出火光，被下面条的铁锅压住。

米亚赛尔打着小手电舀了一勺面汤，递给轮椅上的母亲，品尝咸淡。母亲尝过，让米亚加了两瓢水。再煮一会儿，米亚自己舀着尝了一下，又递给母亲。母亲尝过，点了下头。

先前烧水时，米亚放了两把盐，母亲望了她一眼，米亚立刻停止。

母亲一直坐在轮椅上，但她仍是家中不可或缺的母亲。米亚和妹妹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但她们的年龄和身量还没来得及跟上来。

生下小弟弟时，妈妈难产导致了腰椎病变，再也没有从产褥上站起来。传递到米亚赛尔身量上的负担，除了家务，还有地里的活计。院地里的炊事，是一天劳作的尾声。

一根肉骨头

清晨，阳光透过杨树林，照到了院子里的沙土上。没有露水，温度似乎随时会升上来。

露水的缺乏，似乎也是这座院子贫瘠的征象。地上晒着瘦小的玉米，像家中孩子一样显出营养不良。偏房地上几十个小个头的西瓜是亲戚家送来的。横七竖八晾着的衣服，暗示这里缺少一双打理的手。衣服是昨天母亲坐在轮椅上洗出来，父亲晾晒的。放学回家的米亚赛尔，看到母亲在洗衣服就哭了，这一向是她的职责。但她的身量，不够把衣服晾上绳子，只有爬上墙垣，才能把衣服扯下来。

侍候母亲解了手，将她推到院子里，是米亚赛尔的第一项事务。这样母亲就可以看着家人活动，而不是个纯粹的局外人。母亲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八年，除了这方小院，还曾去到喀什和乌鲁木齐的医院，但并没能从轮椅上下来。二十多万元的花费，反而让她和家人陷入了债务的深坑。爸爸一人的劳力和母亲的一份低保，在利息和全家花销面前捉襟见肘。

“能卖的都卖空了。”往日家境殷实的痕迹，只剩下厅堂四根带着雕花装饰的柱子，积满了光景的尘垢。除了院子里凉床上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家中的一切只有破烂。

房子建在妈妈生病前不久，米亚的父亲在戈壁上打出土坯，亲手垒起来，又抹上水泥。它本身似乎受到了疾病的影响，衰老得很快，眼下看去已属危房。

前一段时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的工作组到墩都热村里蹲点，驻地离米亚赛尔家只有三百米。母亲让米亚赛尔推着她去找工作组，得到答复说符合政策，可以申请国家补助盖抗震安居房，但此后尚无下文。

吃过了茶水泡馕，留下小弟弟在家里照看母亲，米亚和妹妹米利沙跟着父亲下地。米亚披着一条粉色头巾，米利沙像男孩一样，戴着一顶绣花的小方帽，两人手持弯勾的大镰刀，跟着父亲砍倒那些带着玉米棒子的玉米秆，青黄成列地铺在田垄上。这是为下午收获作预备。

上午的活进行得很快，米亚提前回家，热好了她早晨起来做的抓饭，先端给轮椅上的母亲一碗。

抓饭里只坐着一块羊肉，父亲用小刀剔下了肉，交出来一根骨头。弟弟和妹妹为这根骨头发生了短时间的争执。米亚抓着饭吃，用眼睛瞟着。争执必然地以弟弟的胜利告终，他拿到了嘴边细细地啃。

弟弟啃完骨头后放到了盘子里，妹妹拿起来接着啃。似乎实在没有什么内容了，才把骨头放下。

但是过了一会儿，米亚似乎不经意地拿起了这块被啃过两茬的骨头，再次送到嘴边。她啃吮的动作比弟弟妹妹细致得多，似乎是在吸取肉眼不可见的残余养分。意识到外人的目光，她放下了一会儿，但过一下又拿起来，直到骨头变得和戈壁上的化石一样光溜溜，像是天生和肉没有任何关系。

这根肉骨头来自古尔邦节的遗留。过古尔邦节时，家里花五百块买了一只羊宰杀，这是一年到头家中的肉食来源。

父亲始终没有介入这个过程。他只是最后把剩下的抓饭用手指细致地赶进嘴里，再舔干净手指上的油。

地头的祈祷

清晨只是序幕，下午的活是重头。

米亚的膝盖上搭了一方褶裙，遮住了破洞。洞正在膝盖上，裤脚短了露着脚杆，是爸爸去年初花了三十多块钱买的，当初应该式样不错，窄裤腿，裤脚略放开。眼下它倒也意外具有了城市女孩破洞高脚裤的感觉，只是不适合即将到来的劳动。同样看似不适合的，还有米亚脚上咧嘴的凉鞋，看起来是爸爸穿过的。

一家人全部下地，妈妈也坐在轮椅上被爸爸推着，一路经过田埂来到地头。

地里四下是干活的人群，孩子似乎比大人更多。到处是青黄的颜色，像是油彩欠缺的一幅画。一个奇怪的人跟着米亚一家顺田埂走来，他看似拾起了一块石头，孩子们一刹时被吓坏了。

原来他只是摊开了一本手里的破书，从衣兜逃出馒头屑和干玉米粒，摆在书页上。父亲安置好母亲，坐在田埂和他聊了起来。这边米亚已经起头开始干活。

活路是把玉米砣子从早晨砍倒的玉米秆上撕下来，抛到一边田垄里，等待晒干一些收回家中。干活的人从地头两端开始，跪在铺成一垄的玉米秆上，一点点地相向推进。在地垄中段会合了，就站起来走向下一垄。“疯子”起身离开，衣兜里的玉米粒一路漏下田垄。父亲来到地头，和米亚对面撕苞谷。

这是一项重活。赤手从带着韧性的根蒂上撕下苞谷砣，也一点不比早晨砍倒玉米秆轻松，手腕一会儿就开始隐痛，如果没有掌握一种恰到好处的脆劲儿，就难以持久。总是低头在壳叶中搜寻玉米穗子，脖颈酸痛起来，又被逐渐强烈的阳光加温。手上添了几乎看不见的小口子，被咸味的汗浸透，有称不上是疼痛的刺痒。

最受力的感觉来自膝头。人跪在苞谷秆上，很快硌得隐痛，一茬磨砺过去，在苞谷秆上留下隐约的两行印记。这也是米亚裤子膝头破洞的来源。她的神情和掰苞谷的动作一样，轻巧而坚决。苞谷蒂带着绵劲儿，有时一下子擗不开，米亚就转着圈把壳叶扭下来，剩下光裸的玉米穗子抛在田垄，现出近于发光的金黄。由于在跪姿中挺直，她和对面父亲的身量差别似乎消失了，变为一个大人，成为这片收获土地上的领头者。妹妹却被远远撂在了孩提时代。

新疆阿克陶县迪坎村，米亚赛尔帮家里干活。米亚赛尔的母亲是残疾人。

阳光直射之下，偶尔抬头的时候，米亚和父亲的眼睛都眯缝起来，额头涌出的汗珠打湿了修长的睫毛。这似乎不单是在劳作，倒像是祈祷，在村中那些近似自家房屋灰扑扑的清真寺里，跪在尘埃之上，体会祈祷的本义。玉米的收成并不算好，施肥不足，多数只结一个穗子，也有很多病变了，眼下才卖了五百块钱。但这仍然是一次收获，付出了劳动，不会全无回报。

母亲在轮椅上睡着了，手里拿着一本维语书《探索者的足迹》，直到歇晌才被叫醒，参与全家的休憩。晌午的干粮是西瓜和买来的三块一个的馕。米亚吃完后坐在田埂上，小弟弟拉着她的手嬉闹，不断地向后跌倒在相邻初生的小麦田里，溅起尘土，却不以为意。

附近的田中，也有村民在歇晌，两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在田埂上吹泡泡糖，一直能吹整个下午。另外的孩子唱着“两只蚂蚁”，一会儿变成“两只老虎”，忽然又成了哭声，戴着小方帽的妹妹米利沙这会似乎变成了大人，抱着哭泣的小孩抚慰。米亚推着轮椅上的妈妈回家，回避强烈的日头，一会儿又来到田中。

活计一直干到夕阳西下，地垄上躺满了一溜溜的玉米穗子，并不需要立刻收回家中。米亚骑上了爸爸的摩托车，一溜烟地驶过田垄，看起来驾轻就熟。妹妹和几个小孩落在车轮掀起的厚厚尘土里，后边是手里拿着两只嫩苞谷、动作慢吞吞的爸爸。

米亚赛尔的母亲坐着轮椅做饭。

院子门锁着，妈妈依旧在院坝的轮椅上，似乎这是她命定的位置。

但在爸爸回头去地头收玉米秆，米亚去摘青玉米的当口，妈妈自己手动着轮椅出了院门，去商店买回发酵粉，在案板上拍了两只茄子，又坐着轮椅生灶火。看到米利沙去抱柴火，用小锛子劈柴，妈妈在后面无声地抹眼睛。米利沙在案板上切肉的当口，妈妈往灶口添柴火。

十岁的米利沙把冻成冰的小西红柿和洋葱切开，下到烧开的锅里，直到米亚回来接手。院子里黑下来，爸爸运玉米秆子的三轮车也回来了。米亚又骑上摩托车，带上妹妹去村里，买回十把小面条，擗进开水里，妹妹在一旁打着手电。爸爸坐着休息，眼下在这个院子里，米亚是身量最高的人，需要完成一家的炊食。

第二天五年级的课堂上，校长在讲语文，米亚赛尔坐在第一排靠边，不易被发觉。她的身量还原到一个瘦小的女孩，淹没在同学们的肩头中，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站起来时才看出，她穿着校服，肩膀破了缝，补缀的针脚裸在外边，不知出于自己，还是轮椅上的母亲。

国境线上的童年

黄昏时分，妈妈带着陶连江从院子下坡，穿过竹林到一片玉米地边缘，举起手机，寻找从越南来的信号。

这天是端午节，妈妈要给国境线那边的大姐打电话。信号很飘忽，举着手臂来回找了几次，总算显示出两格。但是没法拨电话，手机卡欠费了。

野孩子

麻栗坡县马鞍山苗寨紧邻中越边境线，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主阵地老山遥遥相对。二十七年前最终落幕的那场战事，给这个村落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最明显的是比比皆是的残肢和来自地下无从完全清理的地雷。

在夜里离家游荡的陶连江，无心去顾及这些地雷，相比之下，爸爸醉酒后发抖的拳头更为可怕。爸爸曾用镔铁水瓢砸头，扫帚戳眼睛，“有次拿刀戳我的鬓角，皮破血流了”。酒醒之后，又问陶连江疼不疼。去年爸爸醉酒后和人打架，拿斧头削伤了对方的鬓角，被派出所拘留两天。陶连江害怕这个醉酒前后完全不是一个人的爸爸。

另一宗恐惧，则来自种种传说中的鬼魂。

战争中大量士兵和居民身亡，传说在战后层出不穷。譬如一个中国女兵掉进越南境内一条水沟，水沟里都是血，人路过时血水会飞扑起来；一个越南背菜板过来卖的老奶奶，在村旁竹林里遇到一个女人叫她，她答应了，从此一路跟到家中恐吓，直至老奶奶死亡。亡魂会在门前呼唤孩子的名字，晚上来床边推孩子起床，孩子们不得不改用苗族名字，穿红衣服辟邪。

这些传说中的鬼魂会在陶连江的梦中出现，变成黑暗中摇晃的竹林那样高大的身影。竹林是他最常过夜栖身之处，厚积的竹叶做了床铺，梦魇和露水是他的伙伴。防空洞不敢进去，怕里面有蛇。

爸爸会四处寻找，寻获后施以惩罚的暴揍。陶连江不得不寻找隐秘的地点，去到更让人意外之处。一条干沟的水泥底子，一处邻家的屋顶，一条岩脉略可倚靠的罅隙，都是他用以安顿身体之所。上房和爬杆，是陶连江的特技。他可以哧溜爬上村子小广场的旗杆顶端，在几根旗杆间自如穿梭。他莫测的行踪引发了村人的担心，他会从屋顶下地拿人家的东西，晚上溜进商店偷糖。

家里常常没有吃的，父亲醉酒时不做饭。陶连江四岁就开始自己煮米饭，干饭常常煮成粥，没有菜。

堂哥家是唯一可以偶尔托庇之处，大部分时间陶连江在堂哥家就食。上学交伙食，也是从家里带上一碗多米，再到堂哥家添一碗。天气凉的时候，陶连江会跑到堂哥家的猪圈，和大猪偎睡取暖。去年的一天，堂哥在自家猪圈发现了陶连江，劝他说爸爸打工了，家里只剩你一个男子汉，应该在家过夜。陶连江答应了。

那些年家里没有妈妈。“地雷村”的名声在外，这里的男人多数娶不到本国媳妇，陶连江的三任妈妈都来自国境线那边的越南。

亲生母亲在陶连江未满周岁时就离开了，没有奶水吃的陶连江只能吞咽玉米糊糊，这造就了他身体的瘦小。为了政府补助造房子的事情，生母和爸爸常常打架，房屋刚刚造好就出走，不知去向。一年之后，生母回来了一趟，带着一个蛋糕，说给陶连江过生日，还给了一百块钱。邻居猜测她有回头之意，但当时陶连江爸爸又找了一个越南女人，生母只好离开。对于这一次探望，过于年幼的陶连江来不及有记忆。

以后陶家的邻居在文山州看见了陶连江的生母，背着一个小孩，衣服看上去很破旧，两人没有讲话。邻居推测，生母嫁到了离边境更远一些的内地，这也是不少越南女人的轨迹，先嫁到地雷村，情形不好就再往内地走，条件会好一些。但是生母看起来过得并不如意。

记忆中的继母对陶连江不错，但她也受不了家穷和爸爸的拳头，两年后离开了。失去了伴侣的爸爸天天醉酒，陶连江就此过起了流浪露宿的日子，从幼儿园放学，索性过家门而不入，吃百家饭，一件衣服一双鞋穿一年，直到三年前爸爸找了现在的继母。

在竹林里过夜的时候，陶连江会想生母。陶连江上身的牛仔装是生母买的，带着BEST KIDS的字样，比裤子显得干净有式样很多，是生母上学期来学校探望时带的，还给了一百块钱。相比之下，脚上继母买的凉鞋，就更顾及实惠，尺码和爸爸的一样，陶连江直到成人都能穿。前几周生母还打电话回来，“说等我到了十四岁，给我买个手机”，大约是方便母子通话。两年后的这个愿景，让陶连江脸上增添了光泽。

问起“最喜欢哪个妈妈”，陶连江一时“说不出来”。后来又说，更喜欢亲妈妈，“她对我好”。

陶连江也爱爸爸。“他不喝酒的时候，很勤快。”陶连江说，每次下雨，爸爸都会去田里看水。爸爸曾经带着妈妈和他一起去山上砍柴，一人背一篓回来；五岁那年，爸爸在附近的矿山打工，带陶连江到山顶，把他放在滑槽的矿车里，顺索道放到山脚。

这对于陶连江，都是在心底保存得好好的记忆，一样也不会损坏。

异国人

寂寥闷热的午后，两个孩子在户外游戏，妈妈在堂屋里看电视，反复播放一张歌碟，画面上一个穿苗族服饰的女人在荒地上走动，低沉忧郁地唱着“你有一个家，不如换一个新家”，妈妈坐在小马扎上，手托腮帮听着，脸上渐渐添了两道清晰的水迹。

妈妈在国境线那边本来有一个家，几年前随着丈夫的病故，一切都消逝了。丈夫的去世，据说是由于帮人杀猪，吃了病死的猪的血，脸变绿了，又喝酒，第二天就去世了。

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女孩的妈妈难以支撑，被迫再嫁，继夫是个瞎子，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对母女三个态度不好，只好回去，回去后发现，房子土地被去世丈夫的几个兄弟拆分，家当都卖掉了，无处栖身。妈妈只好把女儿寄在亲戚家，孤身越境打工。

堂屋墙上挂着越南老屋的旧照片，一间低矮的竹笆房，生前的丈夫坐在屋里抽水烟。另一张照片，是小女儿坐在一副毛毡子上。寄养期间，这个小女儿死去了。

寄养大女儿陶连娇的亲戚家态度很凶，五六岁的陶连娇需要每天上下走两里多山路，去河里提水，用塑料瓶子一天提十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妈妈认识了陶连江的爸爸。

妈妈和陶连江的爸爸在一块打短工，爸爸看上了妈妈的勤快，托本村在芭蕉坪帐篷小学教书的马老师去说合。马老师是妈妈的亲舅舅，马老师的妹妹战前嫁到了越南，这在国境线两旁的苗家是很常见的事。

战争期间，很多亲戚断了来往。但交战一旦结束，两边的走动就多起来，越南女人越境嫁过来成了常事，派出所起初试图查禁，为此马老师还与警察发生过争论。

“那时候受伤的人多，光棍多，寨子很乱。越南老婆过来，才好一些。”

对于边境村落这种非正式的跨国婚姻，警方后来只能采取默许的态度。相应地这些婚姻都没有登记手续，女方上不了中国户口，她们带过来的孩子更无从落户。即使是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户口也是难题，陶连江就和眼下的妈妈与妹妹陶连娇一样，没有户口，原因是爸爸花不起两千块钱给他补办。

越南那边也查禁这类跨国婚姻。妈妈的一个娘家兄弟是越共党员、乡政府干部，妈妈嫁过来之后，越南那边要求兄弟把妈妈弄回去，否则开除他的党籍公职。妈妈被迫回去待了两个月，实在待不下去，越境回来被越南民兵抓住。这边陶连江爸爸天天找马老师，“说女人不回来他吊颈算了”，这也是寨子里不少伤残者和单身汉走过的路。以后又设法绕路偷越国境，这桩婚姻才落实下来，那边的兄弟也受到了影响。

以后妹妹陶连娇也被接了过来，和陶连江一起在芭蕉坪上学。一年多寄人篱下的生活，让这个小女孩异常腼腆，看得出心思聪明，汉话也学得很快，却轻易不开口，懂事地参与家务，更多时候一个人默默玩耍。

她喜欢的一项游戏是整个上午赤脚蹲在水渠里，用手掌拨水，摩挲光滑的渠底衍生的青苔，直到刮擦出了青石板的沟底；有时用手掌堵水。只有哥哥陶连江从水渠上方赤脚踩在沟底，准备飞速地滑下来，才勾起了她的兴趣，叉腿站在水渠上，张开双手作势要拦住哥哥，脸上露出粲然的微笑，正像洒在沟渠里的阳光，和平时完全不同，却又在一刹恢复了安静。

邻近边境的村落里，到处是陶连江和陶连娇这样“身分不明”的小孩，他们眼下的上学和以后的成人都是问题。起初不允许越南出生的孩子在本地上学，后来碍于现状允许，但中学就无从谈起。2015年开始，村里的芭蕉坪小学有了国家营养餐经费，和公益组织合作提供免费午餐，但由于国家经费没有下拨到无中国户籍的小孩身上，不得不全班匀着吃，导致伙食质量比别处差一截，荤腥不足，鸡骨头都是老师们开伙吃鸡时给一点。一个小女孩看着老师们凑钱吃的伙食，觉得“好香，想去抢”。

第三次“成家”，陶连江爸爸并未改掉酗酒的脾气。动手打人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带着陶连江兄妹，躲到堂哥家里去。这大约也是妈妈怀念越南旧家的原因。

听久了歌，妈妈会找来一张矮凳踮脚，站在墙上挂的镜框前，伸手揩拭逝去的丈夫面容，边擦拭边流泪，相框这一小角被擦得特别光洁，远远胜过正中央陶连江爸爸端坐的照片。

人贩子

陶连江从邻家的水龙头接一根管子，在檐沟下洗兄妹的衣服。自家门前的龙头已经坏死了，无人去修。盆中浸泡的衣服霉烂了，现出破洞。洗衣粉只有一点点。

陶家是村落最朝外一家，什么东西到达这里，似乎都没剩余多少。

堂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台显像模糊的电视，连灰尘也缺少。以前的电视被爸爸喝酒卖掉了，眼下这个只值五百块。没有衣柜和木箱，全部衣服挂在绳子上。楼上更为空荡，几只饭碗、一把内胆破裂的暖壶、一个瘪壳水壶、一把撑开的老式雨伞，是楼板上所有的物什。三张床是唯一的大件家具，其中一张床上没有铺盖，只垫着几只蛇皮袋。

前段时间，妈妈娘家的几个亲戚过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被褥，亲戚们在屋里坐了一宿，第二天去了马老师家睡。

来了客人，粮食也成了问题。战争埋设的地雷占据了大片土地，家里的地很少，只有一亩多旱地，两分水田，打三袋米，够父子吃大半年，添了妈妈和妹妹后，根本无法供养人口，平时大部分吃玉米，陶连江说玉米饭“好吃”，但又说玉米面喜欢钻牙齿。上个月家里只剩下两袋玉米，正赶上娘家亲戚来，住了一个礼拜，爸爸才寄回七百块钱买米。前两个周，学校补助了陶连江兄妹四百块钱买粮吃。营养缺乏让陶连江的身量落在同龄人后面，瘦小的身体上顶着一个大头，攀爬在旗杆上时，像是飞来飞去的蜻蜓。

爸爸今年被亲戚劝说，出门到江苏一家毛纺厂打工，操作亚麻织布机，每月三千来块钱，能寄回来的工资并不多。

灶房里也没有肉，过年杀的猪早就吃完了。缺乏粮食和饲料，今年没有喂猪。这和邻家的情形相去甚远。邻居圈里养了好几条猪，因为有一个儿子在文山州工作，这天放假回家，有一条小香猪就被赶出圈来杀掉，庆祝团圆。

陶连江家的伙食则是清汤寡水，洗碗用不着加洗洁精。菜箩里只有几只萎缩的青椒，两只青瓜是唯一的菜肴，家中平常只炒一个菜，有时没菜，用辣椒下饭。亲戚来了吃一点南瓜尖，需要到邻居家茂盛的瓜架上去掐。

小妹妹专心地刮削瓜皮，添柴生火是陶连江的事情。柴有些湿，用旧的作文纸来引火，半天吹不着。柴禾不富足，没有用来烧水的，邻家有饮水器，陶连江家喝凉水。烧过的柴灰也装起来，用做种瓜的肥料。

妈妈带陶连江去地里掰几个玉米。陶连江家地里的玉米秆黄瘦稀落，与邻近地里的一片浓郁恰成对照，陶连江说“别家的都是胖的，我家肥料少”。肥料每包一百，是赊的，等爸爸打工回来结。连种子都是问题，是在芭蕉坪的小卖部赊的，到手的迟，自然远不如别家在山下天保口岸购买的。先天不足的玉米受不住风灾，一株株地倒伏在地上，像被劫掠过的人，挣扎着半仰起头来，结了瘦小风干的坨子。妈妈佝下身掰取，让陶连江到邻家地里摘几颗收获遗落的小西红柿。

别家有专辟的菜地，陶连江家只在玉米地里撒种一点小白菜，不够家里吃。别家地里处处是丛生的小西红柿，虽然已经收过，仍旧保留着足够的晶红，如同含有喜悦，自家地里只有稀少的点缀。妈妈摘下了头巾，让陶连江用来包西红柿，好容易觅得了半包。

回家路上，背篓的母亲倚靠草坡歇息，遥望越南口岸的方向。头发失去头巾包裹，被国境线来的风吹乱了。

陶连江去过两次外婆家，骑摩托车要走三个小时。陶连江不喜欢去那边，吃得很差，小妹妹说，“不如这边”。她也不愿意回去，尽管会和妈妈一样，想念去世的爸爸。

陶连江平时仍旧不习惯在家，喜欢在村子里游逛，有时到山坳里部队的训练场玩，在障碍墙上吊臂，匍匐前进，一气呵成地完成士兵跳远越障钻圈的系列动作，在部队训练后捡拾子弹壳。更多时候去别家看电视，蹭小伙伴的手机玩游戏。邻家孩子玩“我的世界”，陶连江在一边瞧了半天，后来抽空拿过来玩上一会儿。对于陶连江，手机是奢侈的事，妈妈的手机不能上网，一月花销几块钱话费，用来和爸爸联络，未满月欠了费也不充。电视“天锅”一年前爸妈吵架时被爸爸砸烂了，只能放碟子。

妈妈听的苗歌不能吸引陶连江。唯一让兄妹感兴趣的节目，是一套叫《人间传奇》的影碟，画面上是法医验尸、穿舌头、食人族、赶尸队之类的情节，陶连江选了一个节目“生吃老爸心脏”，两兄妹津津有味地看着。

比起他们耳濡目染的战争传说来，画面上的情形似乎并不特别恐怖。最近村子里流传，有越南那边的人贩子过来，骑着摩托车，把路上的小孩顺手抱上车，带过边境挖心卖器官。这实际是两年前邻镇一桩儿童失踪的旧案，不知怎么又流传了起来，却给丈夫不在家的妈妈带来了实在的畏惧，一再叮嘱陶连江不能跑到大路上去，不要一个人去偏僻的训练场玩耍。

半夜两点，爸爸打了电话回来，说是晚上下了班去洗澡，之后去茶室喝了点酒，想念家人了。爸爸说的是苗话，宿舍的工友听不懂，妈妈也用苗话回答他，两人在电话里低声说了很久。

楼上，陶连江在越南碎花布遮住的床帐里睡着了。相比起那些在竹林中露宿，听着风声和夜鸟啼鸣的日子，爸爸和妈妈柔和的通话声让他觉得安心，往日的争吵和战地的梦魇一起远去了。

这是一个安宁的端午节。

“联合国”家庭

我记得那张合影。多年以前，我在八里河村采访地雷村故事，在王清明家居住的场房门口看见两个女孩，相倚在门框，脸上带着微笑，小女孩有些怯生，刚和母亲、哥哥一起从越南过来，不会讲汉话。语言的隔阂，似乎是把她封闭在一堵墙后面。出生在中国的姐姐王海洁亲密地搂着她，对比之下，显出小女孩的营养不良，身量落在八岁的年龄后面。

“我喜欢她。”王海洁说。

我拍下了她们脸上的微笑。大姐勾揽妹妹的臂弯让人安心，尽管如此，我仍旧有点担心这对语言不通的跨国姐妹，连同那个未谋面的越南男孩，他和母亲、养父王清明一起，去广西十万大山里找医生治病了。

2016年，我再次来到八里河村，照片里的妹妹王海蝶已经长大了，让我以为是姐姐，很久才同照片里的人对上号。哥哥王海峰和她一起在帐篷小学上学。姐姐王海洁去了山下的船头中学。我也见到了上次未曾谋面的越南妈妈和爸爸王清明。家中还有一个越南小姨寄养在这里的顶小的女孩。另外还有一个三天两头带着越南媳妇过来玩的堂哥。

这个“联合国”式的热闹家庭，没有那么多的双边争执，倒有一种难得的欢乐气氛，未来的不确定，像天边变幻的云朵，暂时可以无视。

哥哥

下午时分，王海峰带着妹妹去砍美人蕉，喂猪。美人蕉丛生在门前地里，夕阳下现着微红。妹妹细心地砍去了周边的小枝，留下了当心生长旺盛的。但王海峰却挑大的下手，把妹妹精心留下的大株都砍了。

粗枝大叶是王海峰的性格，体现在他的五官和体格上，显得比伙伴们粗大一分，打消了我当初对于他哮喘病的担心。看来在精心求医之下，那个病根被彻底拔除了，如同当初门前王海蝶的一丝畏怯。

在水沟中捉螃蟹，王海峰的大胆也超出了堂哥的预料。堂哥双手在水里驱赶，用一个背篓兜螃蟹，王海峰尝试两次后，直接拿手去按可能钳人的螃蟹，第一次弄掉了螃蟹的螯，后来终究熟练起来，所获超过了有“先进工具”的堂哥。

这是他干一切事的作风。水沟旁稻田的秧苗，有一些是王海峰栽的，看得出行路不齐整，疏密不均，但也像模像样地生长着；在部队曾经的主阵地东山顶，他把一只四脚蛇藏在手心里，用来吓妹妹；老师布置的苗族刺绣手工作业，他的针脚像绳子。彪悍的气质也被他不合时宜地带到了学校。他会去揪女孩子的头发，在同学中流传着他的“十大秘密”，一些和青春期的幻想有关，包括对一个转学女生的单相思，毕竟上学的延迟让十三岁的他仍旧逗留在三年级。在帐篷小学里，他偶尔会欺负同学，也会和几个小不点打成一片，他也努力练习自己的汉语。

帐篷小学诞生于战时，持续九年的战事开始后，以前的学校停课了两年，教师都逃光了，村里的孩子没有学上。战事结束前两年，驻防部队开办临时学校，由军官和士兵授课，最初以帐篷为校舍，学校由此得名。眼下学校里又驻扎着一支部队，正在扫除周边山林中的地雷。黄昏时校门口集聚了一群小学生，簇拥着一个休息的士兵，比赛讲故事，猜结局。王海峰讲了一个钓鱼的人为何整天不回家的故事，士兵猜到他讲的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来自现学的课本。王海峰不服气，又开始讲守株待兔的故事。他的汉语有点大舌头，却比同学们都好胜。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王海峰自然都是强项。六一儿童节，已经快要走出“儿童”边界的王海峰参加了打篮球和蒙眼睛钓鱼，得到的奖励小票从士兵那里换来了一厚沓笔记本，正可供他粗大的笔迹使用。平时的篮球场和乒乓桌上，他都常常充当霸主。

王海峰的“高龄”，在同学里不是孤例。二年级女生张明慧，从越南过来了四年，已经办酒定亲了，对方是个在麻栗坡县城上学的十三岁中国男生，准备读完五年级就结婚。说起将来的丈夫，这个十二岁的女孩脸上露出憧憬的微笑，“一起玩过，帅”。

对于王海峰来说，这难免会引起心思波动。回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王清明，得到的是一句告诫：不好好学习，将来娶不到媳妇。

父亲说的是个现实的前景。没有中国国籍的王海峰，入学颇为周折，更别说以后长大成人，落户安家了。

王海峰过来后，有一年半无学可上。王清明辗转找到天保镇党委、县民政局、边防派出所，都不敢做决定。到学校校长不敢收，打电话请示教育局，教育局最终同意，说是首例，从学前班读起的妹妹王海蝶也照此办理。这也给以后村里越南来的小孩子入学打开了口子。

落户是更大的难题。以后长大成人，办不了身份证，出门打工都无望。王清明设想养子将来的前途，大致只能是找个中国家庭招女婿，老婆有户口土地，下一代就能落户。至于自立门户娶中国媳妇，看起来不现实。

虽然如此，爸爸仍旧鼓励王海峰：“好好学习，我怎样想法也给你上户口。”

王海峰的成绩并不算差，班上第八名，数学能考到八十多分，比较难的语文能及格，品德和社会有七十多分。但他更自在的场合，还是家中的场坝和周遭田野，这里暂时没有身份的问题，对于农活和土地的秘密，他有的是力气和好奇心。

后山的丛丛乱石中，父亲种的果树，似乎是石头的附属。王海峰提着一桶水，灵活地攀爬石头罅隙，水并不泼洒出来，佝腰浇灌每株树苗的姿势，看得出他粗放中的用心。浇灌是他熟悉的姿势，在家里，每天他会提一桶水去冲洗猪窝。

黄昏，王海峰跟随堂哥去山口坡地，为百里香果苗芟草，搭架。光线晦暗，锄头常常误触了果苗。从豆角地里拆除搭竹竿，一根根搭起来，施肥是王海峰的工作。萤虫低飞，四处明灭，山下口岸灯火如一带流苏，山坡却黑暗。回家路上王海峰讲起了鬼故事，如若萤火是游魂，这里邻近从前的战地，因此萤虫更多。

说着他自己也心慌起来，加快脚步小跑，流萤擦过脚杆，显出他终究只是个孩子。

姐妹

再见到王海蝶时，我不敢确认，她是照片上的姐姐抑或妹妹。问她才知道，姐姐王海洁上了初中，在山下船头口岸寄宿。

与四年前相比，她的样子变得很多，褪去了门框里怯生单弱的情态。这是我误以她为姐姐的原因。提起那张照片，她还记得。

在帐篷小学里，王海蝶的功课排在前列，比第一名只少了一分，得到了45元奖金。因为事先拿考试成绩和父亲打了赌，王清明带几个孩子去文山州玩了一趟，逛了传说中的公园，一人买了一身衣服回来。

在越南那边，王海蝶上到了三年级，也是尖子生，得过奖金和毛巾、香皂之类的奖品，到这边从学前班开头读起，为的是学汉语拼音。老师教课加上看电视，一个学期学会了汉话，日常说苗语，越南教的官话差不多忘了。

王海蝶的志愿是考大学。但是和姐姐王海洁不一样，她几乎不可能有机会上初中。当初从学前班转入一年级，她和班上六个越南来的孩子一样，搭了哥哥王海峰入学的便车，还省去了原本两千块的入学费。但是上初中又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她的户口得到了解决。

好在她的乐于学习，并不只是在课堂上。秧田是另一处合适的场所。周末的正午，哥哥在家喂猪，爸爸妈妈带着她去山口插秧。秧苗事先割下了头，装入背篓靠在阶沿下，滴着水。爸爸开三轮车载着母女和秧苗来到地头，海蝶和妈妈一起，提着秧苗一束束掷进水田，看似不经意，却自有疏密，便于插秧时随手取用。

而后牛仔裤腿卷齐小腿肚，赤脚下田，提起先前抛掷的秧苗，每次理出两根栽下去，步步后移，渐渐插出一条条行路，因为水田很窄，曲折缭绕在半坡，秧苗的纵列也就很短，横向却形成很长的线路，像是织一条防护山坡的围巾。因为是糯米，需要每次插两根。女儿趋从母亲的动作，并不需要专门的叮嘱，手下的行列大体一样清晰。围巾渐渐具有了形状，只剩下边角的空缺。

母女俩一直佝着腰，头背顶戴烈日，一点点地缩小缺口。王海蝶说，插秧不累，只是热，上面晒，下面又蒸。割稻是更重的活，手上要用劲。最累的活是掰玉米，玉米叶边缘带着锋利的锯齿，割人刺痒，背玉米回家又是一路上坡，负担越来越沉重。

最后一块空白终于补缀完成，母女俩从火烫的泥泞里拔出腿来，在附近一口有意翻倒的铁锅里撩水，洗濯手足。她们的腰背，则似乎已习惯，不需要专门伸展。完工的水田里，昨天插下的秧苗还泛黄，前日的生机已深，今日的幼苗微微摇动，现出深浅过渡的纹理，像一个人，预先透露了生命的前景。

母女俩的教习，不只是在稻田里，回家路上采摘野菜，是顺手的功课，妈妈在路旁撷取蔓生的瓜秧，女儿则采摘瓜田边的折耳根，连同野芹、鸭脚板，按照母亲嘱咐，把苦菜的蔓丝留下一些，方便下次采摘。先前在溪流中捉螃蟹，王海蝶也熟练地沿岸采摘红薯秧和薄荷。走到先前居住的场屋附近，在阶沿下摘紫红色的苋菜，又在荒废的院坝采了另一种。

对于这些野菜，王海蝶一律名之为“苦菜”，大约除了南瓜尖之外，总难免一丝苦味，让她回想起越南的日子，那边需要经常采摘野菜代食品。她熟悉各类的植物，周末在家偶尔玩手游时，最喜欢的也是“植物大战僵尸”。

此外还有昆虫。山顶阵地附近的草坡上，蚂蚱四处飞舞，王海蝶情不自禁地摁住一只，在越南时，她和哥哥捉蚂蚱充饥，几乎每天一盘。到这边才告别了这种“美味”。

到得厨房，母女已满载而归。厨房里的程序是更细致的。

清晨，妈妈在灶台切莴笋，女儿在旁仔细观摩，两人不时用苗话交流要领。一会儿王海蝶拿了一把小刀，在一旁开始练习。过了一会儿，妈妈开始切肉，切到一半，让王海蝶上手练习，妈妈仍旧用苗话教导。这堂课不逊色于帐篷小学课堂上的教习，似乎是为将来人生的另一种预备。

大女儿王海洁在一旁炒四季豆，拾掇莴笋皮做猪食。周末她从船头学校回家了。

王海洁的学习不如妹妹，还曾经把爸爸买的一套文具卖掉，挨了一顿揍。虽然船头中学的条件比帐篷小学好得多，吃住不花钱，她却不是很喜欢，“山下太热”。为了解暑，同学们凑钱买桶装水。至于附近口岸的热闹，沿途累累芒果的美味，除非周末，也无机会出校领略。

到了周末，她需要沿陡直的小径上下，来去五六里路。回到家中，一家人阔别的团聚之外，更多是各样的家务活计，和妹妹王海蝶经历的没有多大区别。

这些里外活计，也出自眼下妈妈的辅导。王海洁的生母也来自越南，不到两岁的时候出走了，王海洁对她毫无印象。“我妈对我好。”这指的是现在的妈妈。

黄昏，妈妈从地里回家，背上竹篓和王海洁一起去后坡场屋，采摘瓜藤尖。妈妈站在坎上摘了一大把，递给身后的王海洁，装进背篓。两人又到屋后，去看盆栽黄花梨苗圃，不久前植下的树苗30元一棵，现在青幽的情态，是家庭将来的希望。

背篓里装满了，母女前后下坡，瓜秧在肩头摇曳，两人低声说着苗话，同行的背影里，有种不过度的温柔，像先前母亲和王海蝶一起。

逃亡

母亲名叫依，不会汉话。她是带着两兄妹，从越南家中出逃过来的，王清明在边境接应。这件事在一家人讲述中已甚为平淡，当夜却历经曲折惊险。

在王海峰的记忆中，越南的家很穷，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需要瓜菜替代，“经常自己去找野菜，捉螃蟹”。原因是生父生性嗜赌，家里的摩托车、电视机都输了，最后卖稻谷充赌资。过中国来时，王海峰只有一米高，九岁的王海洁，体重不到四十斤。

母亲想离婚，离不掉，反倒招来暴揍。生父喜欢打人，王海洁说“莫名其妙地打”。

母亲和几个女伴一起来中国打工，给王清明种生姜。觉得做日工不划算，几个人合伙包一块姜地，工期长回去晚了，被男人打，自己跑来王清明家，要王帮她找男人。王清明正在单身，说不如嫁给我算了。母亲的条件是，要带两个孩子过来。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妈妈先回到越南家中，第五天白天把自己和孩子的衣服藏在屋外一个地方，这也是唯一的财产。晚上越南爸爸又带人来家中喝酒聚赌，妈妈托词出去打水，带着两个孩子出来，顺着一条沟跑掉，给王清明打了电话，双方约定了接头地点。再走了一段，越南爸爸发现家人不回来，打电话来问，妈妈撒谎说是去孩子外婆家住几天。约定的路线是向南跑到省城合江市会面，那边爸爸往外婆家追，这边三母子走了四个小时，到合江市打电话给王清明，却由于信号问题没有打通，母亲很失望，以为王清明不守信，只好往回走。

实际王清明这边已经到了合江，电话不通，只好回到国境线再打，正走投无路的母亲接到了，约好等候地点，王清明再次过境到越南一个村庄，掏两百块人民币请人骑摩托车追她们回来，在这个村子见面，一起过境，到达王清明家时已经早上七点，天色大亮，折腾了一整夜。

回忆起那一夜，王海蝶不记得心里有过害怕，只知道空着肚子不停地走，太过辛苦，到后来衣服行李都不要了，“妈妈说这边爸爸会买”。到家之后，当天一家人就到了天保口岸，一人买了一身新衣服。王清明特意去了一趟学校，把消息告诉大女儿王海洁，大女儿原来就跟越南母亲熟络，高兴地说：“我又有妈妈了！”

以后越南爸爸知道了实情，过来要人，但生米已成熟饭，母子都不想回去。越南爸爸前后来过几次，有时还住在这边家里，也和王清明吵过架，但也无可奈何。

“那边爸爸过来，不是太开心。”王海蝶说。以往沉迷于赌博的生父，过来时会给小孩买糖，给点越南币零钱，但已经挽不回亲情。他带来的两张越南币，倒是作为装饰贴在场屋门上。

起初，派出所要把母子三人遣送回去，王清明说，如果这样，村里嫁过来的越南女人都得回去。这件事才作罢。

对于往事，母亲保持着沉默，她的体格瘦小，腿脚却极为壮实，看得出是终日的劳动打磨出来。黄昏时分，王清明去村里一户“叫魂”的人家坐席，母亲留在家里磨玉米粉，磨坊里电灯坏了，她用脖颈和肩窝夹着手电，独自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喂料。这似乎是她隐藏自己声音的方式。

地雷

正午插秧的时候，王清明也一起下了水田，没干一会儿，脚掌掉了。他拔起脚掌放在田埂，继续干活，不过远远跟不上媳妇和女儿的速度，还需要不时系紧膝盖处的绳子。

膝盖以下，是一条义肢。真腿被一颗地雷夺走了。少年时的王清明上山砍柴，回家路上踩到地雷，耳朵嗡地一声，腿上像是被人用竹签刺了一下，小腿以下就没东西了。以后王清明又经历了两次类似的受创。一次是在腹部，一次是在眼角，夺去了他一只眼睛的视力。他克服了自杀的念头，带着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活了下来。

地雷剥夺了王清明练体育考中专的前景。成人娶亲之际，他像村里许多少了一条腿一只脚的人，把眼光投向了昔日战线对面的越南女人。即使手脚无损，在地雷村的名声阻挡之下，也鲜少有中国女人下嫁八里河。和一些村里的单身汉不同，王清明不介意娶越南女人带来的麻烦，即使是在第一任老婆离开后依然如此。

王海洁的生母在中国打工患病，受到身为中医的王海洁爷爷治疗，付不出医药费，干脆嫁了过来。王清明说，以后她受人诱骗去内地打工，实际是被拐卖。

遇见依的时候，王清明处于人生的高峰期，种生姜赚了一大笔钱。他对依的娘家出手阔绰，先后花了几万块钱，远远超出本地娶越南媳妇几千块的彩礼标准。但是在下一轮的扩大种植中，他又踩了“地雷”，姜价大幅下跌，投入的二十多万资金血本无归，加上同期种植的咖啡豆亏本，他顿时由“老板”变身欠债户。庆幸的是，出乎许多村人的意料，越南来的妻儿并没因此离去。

从生姜地里拔脚出来，王清明剩下的一只好眼睛瞄向了种树。他栽种各种各样的果树，和名贵树木。房前屋后的山坡，种满了百香果、花梨木、金丝楠木、华盖木，一共两万多株，眼下大的有碗口粗，成材还需十来年，“那时候我就不苦了”。

垦殖事业的拓展，使他面临雷区的界限。从前的土地经过战争，长满了塑胶雷的绿色“牙齿”，并未在两次部队扫雷中清理干净，想要越界，自学排雷成了唯一的办法。

这项探险，王清明得到了叔叔王开学的扶持。亲眼目睹了父亲被地雷“开膛破肚”的王开学，是这里的排雷第一人，双手从雷区一寸寸抠出了一百三十多亩地，办理了林权证，王清明受他指点，也开辟了近二十亩的面积。

在部队手里大动干戈的排雷，对于王开学和王清明来说，只需要一根叉头铁丝和一柄镰刀，加上胆大和一丝不苟的细心。我们跟着两人来到竖着骷髅牌子的荒地，雷区中开辟出一条隐约小径，两旁地里已经打过除草剂，隐现着绿色的塑胶雷，有的浮在地面，有的埋于土中，不动声色却含有死亡的威胁。王开学蹲在小径尽头，用镰刀轻轻刨开泥土，拿起半埋土中的地雷，防止手上压力超过五公斤，也就是一只鸡脚踩的重量，拿铁丝撬开外壳，拆下雷管。确认坑中没有剩余的地雷后，王开学双脚蹲入坑中，继续下一步的排雷。这样的动作，王开学重复了超过十万次，每亩地需要排雷一千余颗。

作为徒弟的王清明没敢上手，因为一段时间没下雨，土硬，手上压力不容易掌握。他一般是留到八月份，趁着雨季土松排雷，过后下苗。“前一段我给了排雷部队两千颗地雷，让他们报任务。”在媒体的报道中，王清明被描述为替乡亲义务排雷的英雄，去过北京录制节目。通过机场安检时，即使拿掉了拐杖，也无法去除警报声，后来发现，他的身上留着几十块地雷残片，具体位置、数量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

虽然王清明携带着这些金属的重量，又失去了一条腿和一只眼睛，他却不打算认输。生姜和咖啡豆失败后，种树看起来是一种游戏的延续——小女儿在手机屏幕上玩的“植物大战僵尸”：园地里种植的一种种蔬菜，层出不穷地生长，用来抵御酷似雷区骷髅标志的僵尸逼近。

在崎岖的山路上开着三轮，用一条假腿踩刹车，王清明跑得飞快，像是要让车上的一家人都飞起来。对于车上儿女们的未来，他并不担心，就像不担心那些栽种在地里的苗木必然会长起来，而战争的幽灵无从再次进入屋子。

大峡谷的八兄妹

午夜，雷声在山顶响开，滚落屋顶。土屋孤立无援，单薄瓦顶不足以庇护人口，总担心屋子会被雷轰平，或者山峰拦腰断跌落。闪电在黑夜脸上划开无数道口子，窥视打击的目标。突然，一个炸雷就在屋顶上引爆，房子似乎已经散架，猪有些惊慌地闷哼起来，屋里电线吱啦啦冒出火花，跟着闻到一股焦糊味儿，父亲起身去查看。炸雷顺坡滚下断崖，在大峡谷中激起回响。

雷声渐歇，屋后岩石滴水，像是一头牲口在用心啃啮难得的骨殖，持续整夜。八兄妹仍旧在三张床上各自睡着了，和同在屋顶下的家畜一起。这处屋顶下的生灵，都已熟悉这样的雷电之夜。

这是贵州毕节深山之中，一家八兄妹的夜晚，和世上别处无关。这座独处大峡谷的土屋，最近的一户邻居在两里路开外，许多事情需要自己承受，像屋檐下一家人的生活。包括穿越大峡谷去上学，也有放牧、劈柴和耕种，还有随人口众多、土地瘠薄而来的口粮匮乏和贫穷。

穿越

从学校离开，大哥赵海背了一个篓，里面是几个弟妹的书，和一双从铺子里取来的旧鞋子。上次爸爸买了新鞋，因为是赊货，把旧鞋押在店家。

学校在纳雍县最偏远的一处山上，两年前道路才硬化，却又不少地方被泥石流侵蚀，学校的操场也曾遭遇泥石流占据。学校所在的一条小街，没有像样的建筑物，远远比不上街道尽头矗立的三层顾姓宗祠。从这处缓坡开始，条条山系放射开去，其间穿插纵裂的大峡谷，像这里的汉、苗、彝各族混杂。两座由顾氏管理，冠名为“乐园”的学校，集聚了各条山系和峡谷中出生的孩子。每到周五，他们离开学校千篇一律的环境，回到千差万别的家庭中去。

赵海和他的四个弟妹，加上未到学龄的三个弟妹，即使是在习俗生养众多的此地，也算是特别的一家。

走完从学校延伸的山背，边界显露出来，远近丛丛石山，石头是这里的统治者，人世的生活只是嵌入其中。再往下是大峡谷，罕有人迹。白垩质山崖壁立，形成庞大的障壁，带有深不见底的孔窍，轻微的动静言语，连同谷底的细微流水，都会发出回声，让人天然小心起来。在冬天，这段路程是个考验，黑暗更早从谷底升起来，追赶人的步伐。

到家需要近两个小时，住家和上学的地方也属于两个乡，只因为这条裂开的大峡谷。以前兄妹们在二十里外的锅圈岩乡上学，每月回家也要穿过这道峡谷，手里拿个电筒，到达家里已经入夜，“特别怕”。

弟妹们走得不快，大哥赵海不得不抑制速度。大妹妹赵丽照顾着落在后面的两个弟弟，背篓则在老大和老三肩上轮换。上学前班的小弟跑到了溪涧底部去洗手。

眼下只是如线的溪流，有时会可怕地涨起来，白垩岩体上深色的水线透露了这点。常在峡谷牧羊的爷爷说，水最高会没过人的额头。涨水的天气，老师会给兄妹们的父亲打电话，预约在峡谷接的时间。去年水曾经涨到一米多深，爸爸一个个地背过来。有次大哥赵海带着老四赵松在峡谷里放羊，水头忽然到来，老四落进水中，差点被冲走，自己努力爬了起来。

下雪的天气，狂风把积雪吹落到峡中，深过膝盖，树枝都结了凌条。没有前人蹚出的雪窝，兄妹们不得不一步步把自己拔出来，又插进去，大的孩子带头，雪珠凝结在鞋带上，双脚湿透。

虽然如此，孩子们并不讨厌这道峡谷。这只是他们天然要越过的界限。“这个山最漂亮。”生得清秀俊俏的妹妹赵丽说。

几个转折之后，小路离开峡谷往上攀升，像是悬挂在山崖上的一条绳子，最陡的地方人要手脚并用爬上去。小路带着一级级的拐弯，兄妹们像是同时处在绳梯的各级上。下雨天路滑的时候，人会跌下去，为此孩子们熟悉山上长的草药，“可以治摔伤”。攀上最陡峭的落差，才看见稍微缓和的坡地，点缀在处处悬崖之间，种上了洋芋，但仍未看见人户。

这条路除了五兄妹和父母，只有一家相隔两里路的邻居会走，两个男孩和五兄妹在一块洋芋地的岔路口分手了。继续爬上一段山坡，终于看见自家的土屋，在夕阳余光里显出古铜色，传来低沉的狗吠，似乎有意克制着感情，家人的身影在屋檐下现出。

团聚

贵州毕节纳雍县大峡谷，父母和弟妹迎接上学的四兄妹归家（老大不在照片上）。

贵州毕节纳雍县姑开乡，穿越大峡谷回家途中歇息的二弟。

在屋檐下迎接兄妹们的，有父母带着在家的三个弟妹、两条狗，还有爷爷、两头牛和他跟羊群一起赶回来的两头猪。

这是一座土屋能够庇护下的全部生灵了。在同一片瓦顶下，人和动物的界限不分明，牛圈要经过爷爷和大哥合住的屋子，地上全是牛草，牛回圈的途中常要到床前嗅一嗅。猪圈在人起居的火屋里，只是另起了半截石墙，晚上人的床头顶着猪窝，呼吸难以分辨。

猪进食的地方在门前，两只大瓦盆被享用过后，狗来细细舔舐其中余沥，一会儿又光顾人的涮锅水桶。人吃饭的时候，狗被关在了门外，狗头却从一个洞中伸入，一会儿索性从洞中硬挤进来，寻找地上难得出现的炸洋芋片碎渣。

凳子不够十一个人坐，总有人要站着。没有足够的杯子，大妹进屋就从水缸里拿瓢舀水喝。热水从来用不着。爷爷之外，三张床上要躺十个人，衣裳代替枕头，蚊帐都是旧编织袋缝制的。要把所有人在屋顶下安顿下来，妈妈难免左支右绌。所幸经历了八次孕育，临盆前和月子里都干活，她的清秀还在脸上保留，毕竟年纪只是三十一岁。虽然床不够用，被子和枕头却是干净的，微笑也足够分给每个孩子。各人自行在屋檐下寻找位置，有时龃龉，但大多各得其所，也相互照应。

在学校里，赵海和二弟关系不好，已到叛逆期的二弟“喜欢和我对着干”。在回家路上，二弟常常一个人走在前面，选一块高处的岩石站着，神情忧郁地凝望天空。赵海比较喜欢三弟，三弟赵松有着一头毛乎乎的卷发，像是从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的流浪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讨兄弟们喜欢，但他在柔和的外表下并非没个性。回家路上，二弟惹着了背竹篓的三弟，三弟把二弟的书抄出来撂在路边，大哥去捡起来，消除了这个细节往下演变的可能。

最小的妹妹只有一岁多，常在妈妈怀里，但妈妈的怀抱也不能专属她。连同幺妹这个名号，也成了问题，以前属于老六，近三年来接连生了七弟和八妹，大家仍旧喊老六幺妹，但难免名不副实。小孩的名字常常会叫错，譬如父亲有时需要人帮手，会喊“赵海”，别的小孩说，你叫他，他在学校呢。

有时难免照顾不周，老七的一只手缺三个指头，是在门前玩切草的铡刀丢失的，在乡医院花了两千多，如果到邻近的赫章县医院接断指，要花十万，在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手指只好舍弃。

周末一家团聚，八妹递到了大妹妹怀里，显然八妹很熟悉这一过门，在大妹怀里露出了笑容。母亲腾出手来料理饭食。全家干农活的时候，大妹妹也担负一家的饭，在家照看三个小弟妹。铁皮炉子生起很旺的柴火，老三拿斧子劈柴，柴火也有一部分是兄妹们打来。赵海接过了斧子，老三只好旁观，却又瞅住大哥动作过大劈飞了柴，品评他“做起事情来，没个规章”。

兴许是有了外人，老四找出鞋刷子，用涮过碗的洗洁精在盆子里慢慢刷手，大妹和老三也如法炮制，却被一旁抽旱烟烤火的爷爷敲打“洗这么干净，薅几把又黑了”。他的手脸现着一个牧人应有的黧黑，一圈胡子却雪白干净，像是不属于这间屋子之物。

洗过手的大妹用烧热的水洗饭勺和菜锅，老三又拿水桶出门提水。一阵山雨忽然到来，父子几个急忙出门收晾晒的被褥，七手八脚一时就取进来。妈妈在门前择来一束五香草，用于炒菜，又顺手打了狗出去。有一件破绽露出来，就有人手去补了，用不着分工，却也没有事情撂下。连屋顶下的猪也遵守着秩序，吃过食之后，自动地去屋旁坡上排便，很少拉在圈里。吃过饭，顶小的两个弟弟在睡房里做游戏，拿棍棒做互相比武状，手上并不用力。妈妈说他们晚上不尿床，好带。

吃过饭，隔壁火屋里老七挨着板壁睡着了。比起大的哥哥姐姐和两头的小姐妹，他确实是最易被忽略的一个。有时大家都吃过了面面饭，才发现他从睡房里走出来，脸上带着哭相，却又不说自己吃不吃，试图吸引起一些注意。生了幺妹之后，父母本想打住，他成了意外到来的一个。脚下的小妹妹又来得太快，他还没有来得及习惯失去妈妈怀抱的专宠，却又遭遇了失去手指的伤痛。还好这会有好脾气的“汤姆”在陪着他，在火边打盹。

爸爸有一刻显得空闲，不过他很快在门廊里开辟了位置，拉开架势劈起柴来，木渣四溅，忙完了的大妹倚着屋里的猪栏站立，有点凝神地望着爸爸。比起妈妈，爸爸和孩子们有点距离感，他有些过于喜欢喝酒，醺醺然的状态之下会发脾气，也没人敢上去劝他。今天爸爸也去了二里外的邻居家里，喝了些淡啤酒，更多的时候他则是翻上两面坡，去和住在高处赫章县境的苗族兄弟喝白酒。苗族人够朋友，酒量也大得吓人，常常需要帮助的父亲自然不能免俗。

自然，父亲并不是声色俱厉之人。孩子们从学校带回来的一张印有光头强图案的小食品赠送的画片，也给他带来了片刻的乐趣，把他从十一口人的压力之中暂时解脱出来，如同饭后和爷爷一起，在火炉旁的吞云吐雾。铁皮火炉四面穿眼，释放着足够的热力，温暖了这一周一遭的团聚时刻。火炉上架了一大锅热水，供一家人泡脚。所有人都在这里，并没有一个人是嫌多余的，团聚的一天，就这样临近结束了。

日常

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妹妹在门上梳头，对着梁柱上挂的一面镜子，用时绵长。孩子们的头发都是父亲每月剪一次，“去理发店又远还花钱”。

父亲继续劈柴，母亲喂鸡，铁皮炉的柴火已经烧热了一盆水，小孩一个接一个地被抱出，尿尿、洗脸。老三在给六妹洗脸，他自己梳了个头发向后抿偏分的发型。妈妈使劲给老五抹不干净的脸，就像她手上有一把看不见的刷子，刚才给老六刷过手之后，并没有放下来。老八系着一副小围腰，举着小手也要求洗刷，老三在她面前也显出温和的一面，拿昨晚的“光头强”画片逗摇晃走路的幼妹玩。火炉旁地上，家中的小猫正在细细地给稍大一些的同胞哥哥舔耳朵。

以前没有牵水管，需要到后山或峡谷底部去背水，用一个绳子编成的背架绑好酒桶，一步步地走一个多小时背上来，“全家洗脸用三口水”。眼下从后山牵了水管，除开大旱和泥沙堵塞一家够用，但仍旧保留着只在早上洗脸的习惯。

屋子里仍旧黑暗，但没有开灯，昨夜的雷雨中，电线短路了，一只电磁炉也被烧坏。爸爸到地里去打电话，请赫章的电工来查看。电工告诉他，附近一条线的电路都被雷打坏了，下午过来修。

爸爸顺便看了地里刚出芽的洋芋，还好在昨夜的雹灾中受损不重。

老大赵海是最后起床来洗漱的，已经按照规矩，换上了在家穿的衣服，一件从爸爸身上过继而来、褪去了颜色、又添上几个补丁的旧衣。在家的日子这才算正式开头。

换过衣服的赵海，需要和爸爸修补牛圈，昨夜的雷雨中牛圈漏雨，牛身上湿了。

爸爸砍了一支竹竿削尖，又钻出两个耳洞。牛圈的茅草屋脊垒得又高又尖，爸爸搭梯子爬上去，拿一根绳子捆扎茅草，掀开覆盖草皮的屋脊，捡拾腐烂的檩条。老大掮着茅草爬梯子上屋，茅屋顶覆满大块的青苔，父亲让他爬满站稳，一直站到梯子尽头，爸爸伸出手接过茅草，腰眼之下陷在茅草中，看起来是从屋顶内部长出来的。爸爸把新鲜的干茅草覆盖在屋脊上，又把绳子扔下去让赵海再次捆扎茅草，如此一次次重复。妈妈做完家务也过来帮忙，赵海不用再上下楼梯，固定站在梯子顶端，将妈妈递上来的茅草捆转接给父亲。

大妹抱着顶小的妹妹蹲在草坡观看，老五则和老六分别拿一把镢头和羊角镐，在屋子后坡挖象耳朵——一种叶片圆圆根系很长的植物块茎，据说可以炖肉，治疗爸爸胸口的闷痛。

老四也过来帮忙苫盖牛圈。屋脊上茅草堆叠得差不多了，爸爸让老大赵海拿起先前削好的竹竿，端正站在屋顶下面，把竹竿穿透屋脊刺上去，爸爸在屋顶把绳子绑进耳口，赵海再用力拉下竹竿，像穿针一样，把屋顶的茅草扎紧固定，父子配合默契，在合适的间隔一共扎了四针，牛的屋顶修补好了。

修补牛圈的当口，爸爸让老四老五两兄弟去邻居家扛回了借出去的犁头，下午犁地。瘠薄多碎石的土质，让犁头极易受损。二十来块一个的犁头，一年要用掉五六具，屋檐下就摆着一副去年年底断裂的犁铧。

多石的地头，牛的脚步移动也费力，爸爸先拣去了几块石头，挥鞭呵斥耕牛在窄溜的坡坎地里转身，犁铧磕上石头嚯嚯作响。老五提着昨天装折耳根的编织袋，跟在爸爸身后拾取土壤里偶尔冒出来的洋芋，是去年秋收遗漏的。爸爸顺手会把犁铧带出的土豆丢给老五。阳光强烈，似乎把土地和人身上的水分都榨干了。

一会儿捡洋芋的人换成了老六，老五回家，和老七抬了一大桶水来给爸爸喝。水管子下面形成一大片沁水，插着几支映山红，不知谁顺手采回来的，似乎能就地活下去。

犁好了点玉米的地，下周兄妹们回家，就要和爸妈一起去赫章县背化肥。老大一天能背两回，每次一百斤，老三和老四能背四十斤，大妹妹也能背，但她不用去，在家做饭和带三个弟妹。

眼下大妹妹在门前看《鲁滨逊漂流记》，这是她闲暇喜欢的读物，能够捧着看上一大天。上午阳光不大好，洗过的头发没有及时晾干，让她有些感冒，不时地吸着鼻涕。妈妈在给几个小弟妹轮流洗头、擦澡，像是对待一个个从土里翻出来的洋芋那样，洗上一遍，再用力地揩上一遍。她发现老五手臂上有一个贴纸留下的黑色印记，给他用力洗掉了，告诉他以后别贴这些。老五的手臂被搓得发红。擦完澡之后，每个孩子的脸手抹一点儿童滋养呵护霜。

峡谷风声浩荡，树木翻白，大妹妹的一绺头发轻轻地飘起来。

放牧

清晨，爷爷在屋子另一头束了腰，穿上羊倌衣服，吩咐老三也把“上班衣服”穿好，准备开圈门放牲口。牛羊蠢蠢欲动，猪也在大门口哼哼，一天的放牧时间到来了。

放牧的队伍称得上壮观。羊群从圈中拥出，头角汹汹，但它们只能排在三条牛和两只猪后面。一只怀孕的母羊留在圈口。年前买的二十七只羊，不怎么长个，下了两窝又在冬天冻死八只，眼下有三十六只。羊群俯冲下坡，很快赶上了行动迟缓的牛，牛在羊群的挤搡中有些步履蹒跚，两头猪不满地嗷嗷叫，爷爷和老三不停地吆喝整队，老四穿着一身泥巴衣服，也跟了下来。队伍当中从前还有马，马背上驮煤，这条下峡谷的路也是爷爷修来运煤的，政府眼下不让挖煤，马也就卖掉了。

缓坡走完，经过一段陡峭的梯坎，几个转拐，到了峡谷底部，这一带拐弯川道宽阔，现出大片茵茵草地，是天然的牧场。爷爷说，以前这里都是田地，近两三年抛荒了。

羊群四散开去，立刻开始向高处攀爬，它们喜欢站在陡峭的山岩边缘，伸头去啮食看起来难以够到的树叶，大妹说，“就没有它们不能去的地方”。代价是也有摔下来的时候，留在家里的一只瘸腿公羊，就是前几天跌断了腿，只能在附近田地觅食。牛和猪则安于留在河滩草地上，猪习惯于抢牛的地盘，红毛猪老是想在牛腿上蹭痒痒，会弄得牛很不耐烦，有时转过头来和猪抵怼。

山脚一处天生的石罅，形成一个岩屋，这是放羊时遮风躲雨、生火取暖的地方，岩屋里倚着几根柴，地上一堆炉灰，似犹有余温，可以煨洋芋。爷爷说，岩屋也不是太舒服，风一大，雨雪会灌进去，火总是生不好。也不能只图着烤火，要看着羊群，这道峡谷往上连接着洛柱乡，偶尔有人经过，有人会把离群的小羊掳走。羊爬到了过高的地方，就要呵斥它们下来。

鹞子在峡谷上空盘旋，羊群安心吃草，但危险会在静谧中忽然来临，下游山岩发出巨大的响声，回荡整个峡谷，是昨夜的雷雨让岩石松动，发生了崩崖。爷爷和两个少年都出神聆听，羊群也似受到惊吓，站在崖石边缘一时发愣，像钟表停摆，过一下才开始走动起来。

洪水是另外的危险。有次老四跟着赵海放羊，水头忽然来临，老四被冲进水里，差点被卷走，自己爬了上来。

或许是经历太多，没有人把刚才的危险放在心上。爷爷在吸烟，老三和老四用斧头削了木橛，在草坎边挖折耳根。季节尚早，折耳根在地面上只露出星星点点，两兄弟却可熟练地辨识方位，一木橛下去，抠出延伸很长的根茎。但老三仍旧嫌器具不利，准备回家去拿锄头。

他不走寻常路，沿着一道悬崖裂隙爬上去，有一刻他像是嵌在石缝中，命悬一线，下一刻却攀援着灌木，转眼到了断层之上。回来的时候，他和打下手修好了牛圈的老大赵海同行。赵海背了一个草荐，用来负柴回家，草荐靠着肩背的一面已经磨糊发黑，像是被焚烧过。相比于弟弟的挖折耳根，砍柴是峡谷放牧的主业。

他背着草荐，爬上了对面的高山，一直到比羊群更高之处，婉转地吹着口哨。来到这里，已经越出对面断崖的高度，家里的情形像是放露天电影，隔着峡谷清晰地现在眼前，幼小的弟妹在门前争夺打闹，童声历历可闻，妈妈温言调处，鸡在咕咕叫，大妹在阶檐下看《鲁滨逊漂流记》，父亲则走过山腰的羊肠小道，去二里外的邻居家帮忙嫁接果木。更高更远处，在群山顶端，一条小道通向几座房屋，是爸爸背化肥和喝酒的赫章县村落。

赵海打量着头顶的崖壁，近于倒扣的钟，只是罅隙中附生着一些树木，底端更只是攀附着一些枯索的藤条。赵海看中了半崖伸出的两棵枯树。看起来，到达它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他转眼就已身在绝壁，攀着藤条向上攀登，旁观者看来不可思议，似乎他是在用性命的代价去换得两根枯柴。但，这或许就是此地的换算方式，没有一根柴、一件事是容易的，轻重只在于当事人的斟酌。

他攀到了那些杂树之中，传来柴刀笃笃的声音，口里发出低沉的嗨嗨，峡谷回应着他，一会儿枯树跌落下来，却挂在半腰。他爬到了两株枯树上方，丢下两根木头到路上，发出巨响。他迂回下探，终究接近了那两棵探身的枯树，攀附着藤蔓，试探立足和下刀的位置，伸手出去触摸一下树干，却最终放弃了。

他攀到了山顶，拿斧头的刃挑出手掌扎进的木刺。“不好砍。”他只是淡淡地说。背面的坳地里，有大舅家砍了晾干的许多柴，但不能去动。

赵海需要把先前砍好的柴丢下峡谷川道。丢了第一根柴，碰到一块不小的石头，向着峡谷底部翻滚坠落，发出轰隆回响，赵海着急地呼唤弟弟们躲闪，吃草的羊群也吃惊地仓促躲避，岩石一路滚落到峡谷底部。他不再抛下第二根柴，转而肩扛转运。弯拐的柴在他肩上显得别扭，他走着“之”字形步伐，渐渐接近半坡的弟弟。

弟弟们仍在挖折耳根，爷爷加入指导，挖出了一株长过人身量的根系。爷爷说起折耳根晒干后磨成粉，蒸干去腥，曾经是荒年的粮食。年轻时候，他要给生产队交五十斤折耳根，换得一天口粮，“省一斤粮，打倒一个敌人”。这项劳动使祖孙都感兴味，但牧归的时刻快要到来，夕阳快要落到峡谷拐弯处背后，羊群已经爬得有些过高，爷爷要拿出办法来逐次收拢它们。

爷爷的办法是喷盐。他走到川道中间，用口令呼唤峭壁和草坡上的羊群，羊群似乎接到口令，停下来谛听，咩咩应和。引起足够的注意后，爷爷打开出牧时带的一大瓶子盐水，含了一口，很响地喷在草上，连喷几口，刚才谛听口令的羊群纷纷奔跃而下，其中一队面临悬崖，犹豫再三，依旧无法抵御盐分的诱惑，纵身跃下，一直冲到谷底爷爷的周围，争食含有盐分的草。爷爷教训羊“不准打，个人吃个人的”，仍旧不能防范一只羊顶翻了另一只。含过盐水的爷爷使劲吐了几口唾沫。他在暮年摄入了太多的盐分，似乎是补偿早年缺盐少油的岁月。

老四也从半崖扛了几根柴下来，跟在扛着丈来长柴捆的大哥身后回家。后来他放弃了实在太重的柴，背起了折耳根袋子。夕阳从远方掠过峡谷，爷爷一路喷着盐水，带领被染成金色的羊群回家，贪吃的老母猪逗留在后，这时老三爬上了另一面的峭壁，想要砍下一根枯木。笃笃的声音显得空荡，牛群自行走到了留恋不舍的羊群前面，老三却不肯从崖上下来，爷爷呼唤他也不回应，或许是一定要和两个兄弟一样，肩负收获回家。直到所有人都已离开峡谷，羊群走上半坡，他终于放弃，顺着崖隙小路攀上半坡，和大家汇合。

半坡上羊群赶到了前头，两只猪在牛群中开路，撅起了尾巴，负重的大哥佝着脊背，对自己说，“还是佝着一点好”。爷爷扛着两根柴，跟在牛身后。土屋檐下，同样换上了灰扑扑的家常衣服的大妹已经关上屋门，防止不守规矩的羊群蹿进屋里，把它们从聚集的门前驱赶去羊圈。猪和羊簇着门前水盆争执起来，牛群稳重地进屋，走向修葺好的牛棚。夕阳沉落在峡谷远处。一天的放牧结束了。

生计

前段时间，为了给最小的三个孩子上户口，赵福财去做了结扎手术。

“没想到会生了这么多。”赵福财说，以前没有做节育手术的原因，是爷爷说，“他们都不来找你，你倒自己去？”地处两县交界，也就始终没有人来。

爷爷觉得，住在这荒僻的大峡谷里，人口发旺是好事。

大峡谷的居住史从爷爷的父辈就开头了。爷爷五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被抓壮丁，当了“匪排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了“反革命”，直到晚年才释放回家。他从这里被带走时爷爷才九岁，被爷爷的奶奶带到锅圈岩乡，长大成家后房子不够住，又回到大峡谷落脚。

等到孙子孙女们到了学龄，爷爷又带着赵海四兄妹，在锅圈岩乡住了几年，借住在赵海的大伯家里。大伯是从这里搬去锅圈岩乡的，一直没成家。每次去锅圈岩乡，赵海要背上一蛇皮袋苞谷面，爸爸再另外给大伯钱买菜，一起开伙。去年大伯成了家，媳妇有些不待见外人，觉得孩子们可怜，这才转学到乐园小学。

家里的玉米面常常不够吃。缺粮的年头，兄弟们冬天要去别人收过的土豆地里再挖一遍，弄点遗漏下的土豆回来吃。眼下学校有了营养餐和免费午餐，省却了家中的口粮，“要是孩子们都在家里，肯定不够吃”。家中最好的伙食，是玉米磨成粉蒸的面面饭，塞在嘴里会满嘴跑，配的是酸汤。折耳根是不错的调味品。

因为计生的原因，虽然家中困难，却没有享受过低保。为了上三个小孩的户口，补交了三千块钱，家中还藏着一叠“社会抚养费”收据。至于社保，这几年一直在缴纳，却从来没有人去看过病，“太远了”。

赵福财一直不敢出门打工，“家里孩子多，单门独户又不安全”。口粮和日用都只有从地里刨出来。

爷爷当初成家从锅圈岩回到大峡谷，除了房子不够住，就是这里地多。但这里的地皮薄，要靠肥料养，“没有钱就种不了田”。除了大量的农家肥，每年还要十二包化肥，一季庄稼总共花两千多元。

风灾侵袭玉米之外，冰雹是土豆的首要威胁。昨夜的大雷雨之前，黄昏先下了一阵冰雹，屋顶响起急骤的敲击声密麻麻织成一片，猪吓得翻身起来，指头大的雹粒在门前泥地上乱跳，现出零星白色。爸爸说，去年五月的冰雹过了两三天，还要用铲子铲，土豆被打坏了，只收了两三千斤，正常要收上万斤，吃到今年春天没有了，只好靠玉米。想要申请政府补助，没有得到。

“种庄稼种冷心了。”赵福财说。

除了化肥，家里现金的大宗用途，是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周日父亲要去邻居家借孩子们初一要带的费用。父亲兜里只有十块钱，兄妹们买试卷要花一百多。

去年转学到“乐园”的时候，花了不小一笔钱，其中有四个孩子的共2400元押金，还有上学前班老五的七百块费用。给孩子们买一身能穿的衣服，则花去八百多。平时孩子们上学不给零花钱，作业本、纸笔和试卷往往借钱买。二弟臂上还有一块五元钱的电子手表。

家里的电费和盐巴钱，还有孩子身上的衣服，则来自养羊和卖几窝猪仔。年前买羊花了7500元，由于种群小，羊舍条件不够，申请不到国家低息贷款。羊群长得慢，怀的羊崽冬天又死去近十只，眼下共有35只，还不好怎么出手。本钱都是借人的，家里现在欠了18500元钱。

羊群不能不赶快生长，等到孩子们上了中学，花费就更大了。爸爸打算让赵海和大妹在锅圈岩乡上中学，一学期每人生活费750元，但兄妹俩更想在姑开乡的乐园中学上。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教学质量超出锅圈岩乡中学一截，但学费也高出同样的幅度，爸爸说供不起。

赵海和大妹都想上大学。赵海的成绩是班上第四，自我介绍却是“中等”，他希望的是“把前面的都超了”。妹妹有些偏科，喜欢看小说，语文却不好。有了工夫，她就会捧起书来看。她不想很早就出去打工。但家里的经济情形，给两人的将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下午，四兄妹该去上学了。爸爸和他们同行，背上了竹篓，里面是两个土布枕头，配着干净的枕套，带着妈妈手里洗衣粉的香味，给上下铺睡觉的四兄弟用，枕头下是兄妹们的书。穿过大峡谷，歇了一气，一路走到了乐园村街上，爸爸把背篓交给了赵海，嘱咐“我一会儿来”。

他没有进学校，去街上找熟人借钱，用来缴孩子们的试卷费。

带我到山顶

上学

放学之后，曲笔石布和阿萨离开达洛小学，走向高山地带的家。

和牛牛坝的中学或者有公益组织参与的学校不一样，达洛小学土生土长，显露着一贫如洗的面目。教室、课桌、操场到学生的衣服，全都积灰发黑，脸有点黑到反光。没有校服和鲜亮的墙报标语，自来水里有泥巴味，喝好水需要走一里路去提。没有下课铃，靠老师喊。一切都暗示着，尘埃以上的事物在这里不是必需。

对于十三岁的石布来说，能走这条上学路已是超出本分，去年他还在家里积粪的场院劈柴，背上一个顶小的妹妹，手边是另一个弟弟。“不觉得累。”他说，尽管每天的路程费时六小时，尽管自己的班级比弟弟还低。

他并没有从童年的负担中完全解脱出来，和天性活泼的弟弟比起来，他笼罩在一种温柔无措的沉默里，在课堂上被老师提问，会面红耳赤，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对于汉语，他能听，但不善表达，只能清楚地说出三个字：“不知道。”

石布的座位在第四排，从第二排开始，大致都是老师不抱希望的学生。即使是弟弟阿萨所在的二年级，多数人也不认识基本的字。老师的汉语口音浓重，没有彝文教学，负责人吉克自述只学过819个彝文字。教室不够，学校没有五年级，教室宿舍充作教室，四个老师带五个年级。学校没法吸收掉片区的学龄儿童，失学率超过30%。学校只能一年招大，一年招小，两头弥补失学率的破口。中专出身的负责人，也会设想出门打工。学校创办于两百余年前，却褪去了任何身世积淀，在时光变幻中停滞不前。

对于石布这样的大孩子来说，在学校吃两年免费午餐，省掉家里的一顿粮食，是能够上学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是简单的洋芋坨坨炖肉，却远胜家中。

晚饭要赶到家里吃，家在遥远的高山上，视线隔着一座山。从拉矿石的公路起头，渐渐走上小路，坡度由缓到急。一起上路的伙伴，人数越来越少。

喧腾而下的溪流，像白色的绷带，包扎在四处风化的山体上。在小雨天，它们却会暴涨，变成上学路上的天堑。

“有次我踩跳石过水，差点被冲走。”脸庞微红的阿萨，像讲一件英雄事迹。更多时候他们需要绕路，或者被山洪堵住，缺一天的课。

在熟地较多的低山，最后两个伙伴离开了队伍。石布和阿萨需要独自翻越山脊，去到更高的地带。

越过山背的崖壑，再次经过一条溪涧，出现了草地和零散的羊群，海拔达到三千米以上，土壤现出了大凉山原生的微红，和低山覆盖薄膜的地块有所区别。家似乎快要到了。一阵突然而至的雨让气温变得寒凉，也没让兄弟俩的脚步停下。在大凉山区生长，他们习惯了这种变幻，尽管身上的衣裳单薄，身体也时冷时热。

走到再度出现土地的地带，狗响亮地吠叫起来，一小片低矮的棚屋出现在高处。地块狭小，似乎刚刚够几户人耕用，适于这里犁头村的地名。

火塘

屋子内景漆黑，并非出于光线稀缺，而是所有东西都是黑的。不能随意触碰，不然人很快变成与墙壁、被褥或锅底的同色。烟炱统治着这里。

火苗燃起来的时候，才有了人的气息，区分于荒野。只有石布父亲亲手打造的火塘磨扇，带着些微线条的装饰。两台近似橱柜的床，蒙着编织袋皮子，是唯有的家什，其余没有成形之物。难以揣测，人们在这样的黑暗中度过千年，面貌似乎一直没有改动过。

凳子也不是必需，眼下有的两只，来自政府的发放，也没有被重视。孩子们仍旧习惯坐在地上，更靠近火苗的炙热，像是一圈煨土豆。石布的身边坐着邻家孩子阿达，没有上学之前，石布和他是牧羊时的伙伴，两人脸上有同一种习于沉默的神情。区别在于，眼下石布可以试着和弟弟阿萨一起背诵唐诗“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柴（菜）花无处寻”“书（树）头花落未成荫”，尽管他有点跟不上弟弟。比石布还要大上两岁的阿达，只能呆呆地看着，火苗在他有些浮肿的眼皮上晃动，看起来似乎已经衰老、疲于理解周遭的世界。有生以来，他只下过一次牛牛坝。

电灯光收缩回自身，四下的黑暗对它毫无反应，显着一种冷漠的气色，使人想到一句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如果没有火光，屋里就显得像是没有光源。灯光来自近年政府扶贫安装的太阳能，代替了此前村里自制的小水电。

小水电的遗迹存留在坡下小溪里，只有在这里，能看到如此原始的“电站”，一条只有几米长尺把宽的堰道，四五米高的落差，随意搁置在地上的一部水轮机，近乎孩子游戏的道具，使人疑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后不得不接受，这是一处小水电站。人们并没打算把它打理得更像样，凑合着先发起电来。这等小水电带动的电灯，明暗时刻都在变化，因为堰道的一股水流忽大忽小，一掬落叶即可堵住。即使眼下废弃，人们也没打算拾掇。

楼上也是一堆败絮，张着半边窟窿。屋顶漏雨，滴到什么东西上，发出扑扑簌簌的声音。地上的一堆萝卜缨子，供饭后的大人擦手。一张羊皮搭在墙上，已经受潮褴褛。唯一发出光泽的物件，是屋梁上挂的一面钟表，奇怪的是，它在走。

坎下石布叔叔的房子，只是一座平房，几乎齐人头顶，但内情要好很多，有整齐的有颜色的被褥，塞满了床铺，加上一台缺电不能看的电视，显出新房的布置。但没有新娘。

按照彝人家支的风俗，新娘过门后回了娘家，要过三四年，才会正式住过来。平时要托人去请，看娘家是否情愿。床头贴满了女人的照片，四个姐妹齐全，但没有媳妇的。

“我不喜欢她。”叔叔说。看起来媳妇也不喜欢石布的叔叔，两人结婚时只打了个照面，回娘家后媳妇很少过来，只在每年做毕摩时打个照面。结了婚的叔叔，显着一个单身男人的忧郁，更多地和石布阿萨兄妹们一起玩。

更多的时候，人们不愿待在屋里，宁愿躺在院坝，阳光大体晒干的粪土上，铺垫一张查尔瓦，或者倚靠石头柴垛。气候寒凉莫测，似乎有一线阳光出来就是好的，不容辜负。

几个妇女手中织着黑色或青色的查尔瓦，断断续续交换几句话，又像是什么也没说。孩子在玩泥巴抓头发，哭泣又忘记了哭泣，猪在门口两边的木笼子里哼哼，似乎它们早上由阿妈招呼着，到屋后的小路上拉完了便，这时还想再出来活动。两只鸡走动，时间像是没有变动，被温暖的阳光催眠了，如同千百年来在这片山区的岁月。

但阵雨突然来临，阳光立刻变作寒冷，像一个人忽然翻了的脸，大人们刚才还在踌躇，眼下不得不起身。只有三弟一个人留在院地里，头顶着柴垛。他宁肯身上被雨淋湿，也不愿回屋，像是某个持守信条的僧人。这也解释了他昨天患的感冒。

口粮

一束碎叶添进火塘，先前弱小的火苗剥剥冒起来了，一口大锅架在了磨扇组成的三角上。

锅底烧的水上面，阿妈加上一层层竹编蒸屉，将和皮洋芋、萝卜缨子、淡菜汤依次放上去，再加上去几个大荞面馍馍，最后一口大木盆盖住。微黄的荞面馍馍，是阿妈的手刚才揉出来，用手指团团摩挲出浑圆的形状。火苗舔舐锅底，噼啪作响的树枝不停塞入炉炕，蒸汽和烟混合冒起来，似乎在这时，屋子终究有了家的全部气氛。

饭盆和火苗一样搁在地上，一盆和皮洋芋加萝卜缨子汤是日常伙食，微苦的荞面馍馍则是改善生活，大约五天蒸一次。石布全家人都很能吃洋芋，石布能吃八个，叔叔十几个，爸爸能吃二十几个。至于荞馍馍，最多能吃两个，大约也没有放量吃的可能。大米是更少见的。除了偶尔吃坨坨肉，食物大抵是一盆和皮土豆，一盆淡菜汤，或许由于盐显得珍贵。脂肪来自门前圈养的猪，有时它也被放进屋里，从人类的盆子剩余分一杯羹。

一碗泛出淡黄的荞麦糊糊，是火炉旁的珍馐，给感冒了的老三喝。老三没有吃完的给妹妹，还有妈妈背上啼哭的小弟弟，小弟弟始终不愿意下地，似乎想尽量延迟离开襁褓的日子。阿妈又给老三喝水的饮料瓶里冲上些糖水。和盐一样，糖在这里是少见的，不仅费钱，还要走几小时山路去牛牛坝买回来。

地里出产以土豆为主，每年能收五千斤左右，至于玉米和荞麦，则只有不到五百斤的产出，其中含有一千多薄膜的费用和二十来袋化肥的投入。橱柜的后面有个空隙，放着一个巨大的箩筐，囤积的土豆种子蜂拥发芽，像是一座隆起的森林，是土屋里隐藏的奇观，寄托来年的希望。

有时需要卖牛羊买口粮。但牛羊的消耗大头不在平时。遇到婚丧节庆，尤其是丧事，石布家里喂养起来的牛羊会和所有彝人家庭喂养的一样，像雪堆消融。似乎平素的短缺，只是为了此时的饕餮殆尽。大的家支办丧事，一次可能杀掉上百头牛，平常的也要三五十只，炖成大块的坨坨肉，吃不完的都浪费了。叔叔说，假如丈母娘去世，他奔丧需要赶两头牛，外带五十件啤酒，五十斤白酒。全村人参与，所有人都必须喝醉，醉了躺哪儿是哪儿，一张查尔瓦裹身。石布家火塘边也有自酿的很稠的米酒，味道冲，来了客人，先打半碗拌上冷水喝，如同请人喝水。

婚事相对简略些，但叔叔结婚时，妻子娘家仍旧过来了一百人，杀了三头羊和两头猪。重头是在彩礼上，给了十三万。这些钱主要来自几个妹妹彩礼钱的对冲，她们出嫁时分别得到了二十几万和十五六万的彩礼。如果没同房的妻子最终悔婚，需要双倍返还彩礼，这成了事实单身的叔叔唯一的保障。

繁复的结婚程序，并不需要国家的介入，大多数人都没有办理登记，孩子的出生自然也是任意的，每家都有四五个以上，等到需要上户口，再缴纳罚款。政策规定可生三个，石布家里超生两个，前些年交了三千多罚款，眼下的罚款数字急剧涨到两三万。

叔叔的新房显得略为光鲜的一个原因，是他当着组长，每月有四百块补贴收入。叔叔看起来显得聪明，汉话也比家里人好一点儿，但和本村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没有出门打过工，因为语言不通。叔叔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监督他们不准吸毒。

毕摩是家中的另一宗收入和营养来源。这是家中祖传的职业，石布的爷爷是这一带最重要的毕摩师，每月要为人做五六场法事，报酬随驱邪、赶鬼、治病和节庆祭祀轻重不同，轻到一只鸡，重到一百块人民币，需要连续三夜作法赶“鬼”。此外要杀猪羊款待。爷爷得到的钱给叔叔，因分家后叔叔赡养他，人家送的羊肉、羊头和猪头，则带回来给石布家几个小孩吃，因为“平时的营养不够”，过年杀的一头猪，屋梁上吊的肉已经快要取完了。

石布的爸爸也会做毕摩，有时给爷爷打下手。家门上方挂着的一束鸟毛，还有一只山雀的骨骸，带着张开的鸟嘴，显示着世代传递的信仰，也连带着地位和收入。

牧羊

清晨爷爷回了家，转眼又要上山了。他一直住在山上牧羊，有事了才回来。彝人的牧场大都在山顶。

爷爷披着御寒的查尔瓦，穿着水靴，扎着白羊肚毛巾，一副牧人装束，却容颜光润，显出某种气度。他从家里扛了一卷篷布和两根长竹竿，上山苫盖漏雨的窝棚。

山腰有薄薄的阳光，山顶却笼罩雾气。爷爷渐渐走过了雾的分界线，在外界的视线里消失。在雾的内部，万物的轮廓影绰，有着变动流逝的轮廓。在远处的山脊上，出现了两个飘缈的剪影，像海市蜃楼里的情节，向着高处行走。雾中传来他们打招呼的声音，和形象一样不清楚，转瞬流逝。

走近了看，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出外打过工，另一个是爷爷熟识的牧人，放着三四十只羊。他的领地在山腰，打工回家的年轻人好奇，让他带着上山顶来玩。和犁头村的风俗不同，他们村里的小伙子都出门打过工。

爬上山脊，靠近坡顶一个背风的凹荡里，是爷爷的窝棚和羊圈。窝棚顶铺着干枯的茅草，却又覆盖一层保留着青翠的树枝，看起来新鲜又久远。草芭门的棚内，草铺的床上没有被褥，只有一件军大衣。角落里一口铁锅，里面是吃剩的土豆条炖肉。爷爷开春时上山，会在这里和羊群一直待到九月。

爷爷放了“43双”山羊和绵羊，八头牛，四匹马，是几家合在一起，石布家有十只羊，一头牛一匹马，相比之下，叔叔和伯伯更富裕些，叔叔和伯伯家各有二十只羊个几头牛，羊群里还有两个出嫁了的姐姐的三十多只。

太阳升高，山顶的雾散开去，露出四下的视野。这里是美姑和昭觉两县交界，连绵的山脉，幅员很大的一块是牧场。草坡从山顶向下延伸，显露层层褶皱，像是人工堆砌的台地，出自沙土在岁月中的风化。爷爷的羊群慢吞吞游荡在草地上，几只剪了半截毛的绵羊，迟迟卧着不愿动身。牛看见人走近，定睛地凝望，像是对着一个老伙伴。

站在草场的边缘往下看，层层绿色褶皱点缀牛羊，和小片残余的雾气难以区分，从山顶到山腰，隶属不同海拔的村落，偶尔传来牧人驱策的口哨。爷爷坐在草场边缘抽烟，玉石镶铜带花纹的烟袋，在这里显得特别，烟丝缓缓飘散。两个年轻人眺望了一会，越过褶皱向山坡下走去，穿越界限，引起羊群小小的扰动，有的很响地打着喷鼻，像是家中的孩子感冒了。

有时羊群会走到邻县地界，需要找回来。这天中午，石布的爸爸和叔叔也上了山，三只羊走失了。两人寻找了一个下午，终于抓住了羊。

石布和阿萨去上学了。地里剩下阿妈在干活。阿妈背着小弟弟蹲在田垄里，把没有被初生的苞谷苗顶破的塑料薄膜撕开，挪开有些压住了苞谷苗的土块，再堆在禾苗周围保护。大妹妹学着妈妈的样子，抠土护苗。田里铺了一张青色的查尔瓦，阿妈累了，就把小弟弟从背上取下来，抱在怀里坐地休息一会。小弟弟在轻微地哭泣，他像留在院地里的老三一样感冒了。微风带走了弟弟的抽泣声，他在阿妈背上睡着了。

附近地里，邻居金固吉哈在干活。她家地里的苞谷苗长势没有石布家的好，有些苞谷籽没有出土。金固吉哈手里拿一个苞谷，走走停停撕开薄膜补种。阳光强烈，远近有包头或者戴帽子的人蹲在地里，干着类似的活，如同永远不会变动的布景。

阿达

阿达的家比石布家的更黑暗，却有一个地方透着豁口。雨水漏入，家里没有成年男人，阿妈需要去牛牛坝赶集买啤酒，“请人喝了，看他们愿不愿意来帮忙修屋”。

阿达的父亲早些年生病去世，哥哥又在前年出事身亡。哥哥时常在牛牛坝街上游荡，和人一起吸毒，警察来抓，哥哥跳进河里淹死了。政府负责丧葬，赔了三万块钱，阿达就成了家里最大的男人了。

“儿子没了，没办法呀！”这是金固吉哈嘴边的感叹。每遇到棘手的事就会冒出来，似乎家里的现状，都是由于缺了这个儿子。门前特别稀烂，出入只能踩着几块跳石，才能免于粪水四溅。屋里只有破烂，火塘冷落，一盆土豆煮了七八天，已经发黏发酸，还没有吃完，带着未剥去的芽子。只有一面墙上女儿贴的各种影碟封面，在屋里的黑暗中添了一抹微光，《上海滩》《因为爱情有奇迹》《因为爱情有奇缘》《当婆婆遇上妈》，不知它们是经历了如何的辗转，最终安置在这面黝黑的土墙上。女儿十五岁，年初出门打工，金固吉哈说她还没寄过钱回来，“做一天吃一天”。大女儿出嫁到牛牛坝，有时会回家来帮衬干活。

阿达的日常，是和石布的爷爷一样放羊。家里有十六只羊，一头牛。清早起来，阿妈去赶集买盐巴啤酒和阿达穿的鞋子，阿达打开门前的猪笼，提潲食桶喂两头猪，另外放三只小猪进屋吃和皮土豆。鸡也出了笼，满地叽叽喳喳，阿达喂食时捧起了一只小鸡，小鸡受宠又不安地盯着阿达，发出轻微的啁啾，此时羊群已经不耐烦，仰着头在圈里等待。

阿达打开了羊圈们，羊群汹涌经过院地，沿着被蹄脚践出深槽的山路，翻越山脊而去，阿达口里呵斥着，赶牛紧跟在后边。需要穿过大峡谷，爬上极高处的山脊，一直到达毗连石布爷爷放牧处的山头，那里才是犁头村的牧场。

中午金固吉哈赶集回来，补种完了地里的苞谷，越过山脊去眺望阿达。失去大儿子后，这是她常常做的事。

阿达的羊翻过了山脊，一时看不见。两个小姑娘，一个叫曲布孃孃，一个叫曲布妈妈，是山下达洛村的，在这边山坡放羊正在解开袋子吃饭。一个背着一小布袋土豆，一捧辣椒面，另一个背一小袋冷米饭。两人都是十五岁，和阿达一样没上过学，弟弟妹妹在读书。她们也想要去学校，但爸妈不同意，正像石布的大妹妹一样，“去了家里没人干活”。小姑娘面如土色，从未清洗过，头上却插满艳丽的野花。对于将来，她们的想法都是出门打工，“想去外面看”。

金固吉哈说，下半年还是想想办法送阿达去牛牛坝的寄宿学校读书，那里吃饭和被子都不花钱，比达洛小学好。说到这里，她忽然又难过起来，说“没办法了”。也许想到了一个人在家中的艰难。

傍晚阿妈又去大峡谷这边眺望儿子。阿达的羊在高山顶上，露着一点点白，不用心看不出来。阿妈眺望了半天，没看见人，呼喊没有回应。又等了一会，峡谷里起了风，下面村落的两个牧人收拢羊群下山，暮色正在合拢。山顶的一点白也消失了。阿妈大声呼喊，回声落在峡谷里，似乎为暮色吸收。阿妈动身走过山峡，去寻找儿子。

过一会儿，她的身影出现在对面山脊上，只是一个小点，逆着沉落的暮色向上攀登，格外沉重缓慢，终究到达山顶。又过了一会儿，传来深沉的叱声，混合羔羊清脆的咩叫，和母羊关切的应答。夕阳将远山涂抹上最后的微红，显出这片土地的底色。不经意间，大峡谷中出现了奔驰的羊群，到了中段开始散漫，一个人影不得不绕路去拦截，连带着含有权威却不乏焦虑的呵斥。人影来到近前，仍旧是阿妈，她没有见到阿达，只是赶下来了他的羊群。

远山的微红褪色了。在最后越过山脊回家前，阿妈再次向山顶呼喊“阿——达”，只有峡谷空旷的回声。

羊群回到家中，阿妈像平素一样栅上了羊圈，在炉塘生起柴火，等待儿子归来。火苗没有完全填满她皮肤褶皱里的阴影。外面黑夜已经降临，不论多久，唯有等待。

快睡觉的时候，家里的狗猛烈吠叫起来，又变成欢迎的呜咽，阿达走进了家门。有一只羊失群，他一直在山上寻找，担心阿妈责罚，提心吊胆地磨蹭回来，看到了羊在圈里，数目齐全。

阿妈拨亮了火堆，脸上的阴影暂时消失了。她把装着蒸好的荞麦饼的盆子放到了地上，另一个盆子还装着两坨肉。似乎是预先庆祝儿子平安回来，买来的新鞋，等待儿子试脚，明天上山时可以穿上。

邻近的屋顶下，石布和阿萨已经入睡了。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听不见透入墙壁的风声和狗吠。火塘的余温也没有消失。

沙漠边沿的阿比达

孩子们穿过了公路旁排列的房子，向沙漠走去。沙漠在正午的阳光下，和村庄一起昏睡。看上去边缘有些发硬。孩子们赤足踩过，不以为意。

这是新疆鄯善县迪坎乡迪坎村，吐鲁番盆地东沿最后一座村庄。向东一直延伸到罗布泊，是无人区，横亘千里的沙漠。

阿比达和伙伴们出生在这座沿公路两旁延伸的村庄里。公路给这里带来了存续下去的生机，沙漠则标出了生活的边界。孩子们对于沙漠熟悉又陌生，就像演员对于舞台的布景。眼下他们向着布景走去，似乎是要冲出舞台边缘。

葡萄

阿比达的家在公路坡下，干沟旁边，像这里所有的房子一样，它立在无处不在的沙土中。为了遮挡沙子和阳光，人们在平房前檐搭起封闭的院子，在棚顶下起居。鸟儿在屋顶下筑巢，嗖嗖来去，沙土依旧透入墙壁，漫上土炕，渗入被褥，嘴里暗中尝到沙土的味道。

炕上艳丽的被褥，似乎是为了对抗沙土，造出一些颜色来，就像节日的艾德莱斯。屋里看不到多少家具，被褥是一家最重要的财物，出嫁时要做上十几床。阿比达家里劳力少，人口负担大，家境在村里算是穷的，没有殷实人家的纤维板棚顶、钢梁和瓷砖地面，只能用微红的席面和木头椽子。但这不妨碍家里留出一间看上去是簇新的客房，也是阿比达每天清晨的梳妆所在，家里好看洋气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包括一台从没有人看的电视机。

新疆鄯善县，阿比达和伙伴们在沙漠上。

水是让棚顶下的沉闷变得清爽的东西，贮在几口大瓮里，由父亲每天从村中的供水点运来，在家里的使用并不吝啬，但带着郑重。清早起来，阿比达拿一把长嘴的小陶壶倒水洗脸，大人也洗过了手吃馕。接触食物之前，洗手是必备的步骤。

馕是家中的主食。从屋外院坝的炉窑中烤出来，一叠叠地堆在炕头，以供长年的三餐。拉面是少见的调剂，手抓饭更是珍馐，好在学校与公益组织合作的免费午餐，给阿比达和同学们提供了这一待遇。家里五岁的妹妹则无缘享受。

有了手抓饭或者馍馍菜午餐，阿比达对早晨家中的茶水泡馕兴趣不大，吃了一小块就坐到人群身后，给奶奶捶背。这也是她每天早晨的例行功课。

奶奶的背伸不直，长年疼痛，一家的重量压伤了她的背部。何况她的腿弯不给力，有一点小儿麻痹。同样的症状也出现在阿比达的大姑身上，让这个家有点赶不上乡邻。

一家的重量落在父亲背部，载在父亲破旧的三轮车上。父亲曾经业余跑过五年去鄯善的出租，直到四万块买的二手车报废，舍不得丢弃，仍旧停放在自家院棚下。三轮车往来运载的，是棉花和葡萄。

棉花曾经是生计的大宗，这两年却让父亲背上的负担加重了两层。家里共有十五亩棉花地，前些年收购价7.5元一公斤，“收购的贩子还给吃的油”。去年跌到五块五，种子、肥料、工人工钱、利息算下来，一年亏了两万五，今年价格更是贱到四块五，家里就此背上了三万块的银行债务。“摘棉花工钱一斤两块五，种棉花不如给人摘棉花合算。”为了填窟窿，家里的二十六只羊卖掉了七只。

好在葡萄干行情还好，明年阿爸准备废掉棉花，改种葡萄。

葡萄地隐藏在村庄西边起伏的沙地里，阿比达时常搭着爸爸的三轮平板车，下地帮着摘葡萄。眼下葡萄已经收罢，是剪枝季节。藤蔓经受了夏天的热量，显出盛极而衰的青黄，对于钻进架垄下干活和玩耍的父女，剩下的荫凉还足够。蔓丝下悬着一串串采摘时舍弃的葡萄，一半枯萎了，一半还浑圆，过于充足的糖分溢出了白色发亮的表皮，像是比提炼出的砂糖本身还要甜。这种与吐鲁番相联的著名糖分，来自高温和日照，也含有大量的成本和汗水投入。

栽葡萄要三年挂果，需要的水费、人工、化肥，花销庞大，单说水费，一周要灌一次，家里加上葡萄园的用水，眼下一年要2500元。

父亲手持大剪刀，除去今年生发的细小新枝，留下老枝。阿比达在架下摘吃剩下的葡萄。在父亲剪刀下，葡萄垄沟渐渐透亮，藤蔓下悬挂的葡萄串清晰起来，让人依稀想到夏天的丰收。阿比达发现了一个悬挂的蜂包，有野蜂在爬。和棚架下蹦跳的小虫一样，它们与人类分享甜味，制造葡萄皮的疤痕。

父亲没有搭理它，依旧慢条斯理地剪枝。到了近处，他伸出戴手套的手去摘蜂包，好像它是一串完全无害的枯萎的葡萄。

野蜂似乎惧怕父亲，没有反应。但阿比达忽然尖声哭泣起来，一只野蜂蜇了她尖尖的鼻翼，留下一个红点，很快肿了起来。

父亲似乎为自己的过失感到抱歉，瞬间有点不知所措。接着他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对着蜂包喷出浓浓的烟雾。野蜂被熏走，父亲摘下蜂窝，扔进垄沟。阿比达的哭声渐渐减弱，似乎随着这个蜂包被摘除的过程，她鼻尖被蜇的疼痛也被摘掉了，红肿慢慢的消退，又可以安心品尝这个季节剩余的甜味。

回到家中，暮色已经降临，饭桌摆在院子里，妈妈用爸爸带阿比达一车捎回来的葡萄藤喂羊。

第二天回来，爸爸的手也被蜂蜇了，比阿比达的严重，边缘有一些肿胀。

沙丘

正午，父亲在院里凉床上晾着的大米旁边，慢条斯理地择虫子。阿比达和伙伴们在村里游荡。

大人们在地里干活，公路两旁的房子看上去像睡着了。屋顶的高压线上，停着两只肚子像家中水壶的鸟。一个心宽体胖的女人，坐在门口的沙堆上闭眼晒太阳。一些人家有着复合板的棚屋顶和钢梁，地上贴有瓷砖，睡房则铺着地毯，看上去比阿比达家要洋气许多。这些房子是政府补助近三万元改造的新房，阿比达家因为欠债没有参与。往村庄里面走，有一排排墙壁镂空透气的房间，里面是一副副的架子，用来晾干收获的葡萄。可以想见刚过去的季节里，屋里的气息与忙碌。

一座小店开着门，货架上有些辣条和鸡爪之类的零食，找不出像样的货品。孩子们显然是主要的销售对象。桌上放着大个的哈密瓜。瘸腿店主的孩子是阿比达的同班同学，大方地捧出两个哈密瓜切了吃。小店装有空调，但奇怪的是，空调的透气板是硬纸壳做的。

不断有重型卡车经过，拉着方方正正编了号的、庞大得有些不可思议的石块，碾压道路，发出低沉的轰隆声，它们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一座矿山。街上综治办门口，是大幅“不能私采矿石”的宣传画。村民说，迪坎乡还有一座铁矿，造成漫天的黑粉和铅污染，村民上访多年。在从鄯善县来迪坎乡的路上，沿途戈壁竖着钻探石油的井架。

到了村庄一头的沙地，无拘束的孩子们忽然间现出畏忌，脚步逡巡起来，口里开始念经，五岁的妹妹哈丽嘉贴近了阿比达，喊着“姐姐你保护我”。沙地上交错着平民的拱形坟墓，还有两座圆顶的拱北墓亭，破旧的经幡瑟瑟抖动。坟墓已经风化，有些半截埋在沙里，或许沙下叠压从前的坟墓，和这座村庄一样，不知身受了多长历史。

有两个男孩大胆走上几级拱北的阶梯。但在这里，他们的胆子，比起在荒无人烟的沙丘上，实在小了太多。

走到村庄的后身，穿越砾石地带，最近的是一座沙梁，大自然把它安排得细致柔软，似乎专为供孩子们奔跑。孩子们果真奔跑起来。

别的孩子们已经在沙梁上疯开了，有些冲下到沙梁那边的干河里。干河那边是又一道沙梁，孩子们未曾越过的边界，真正危险的领地。这条干河的水，不知在哪个年代消失了，河底还留着几眼荒废的坎儿井。

在一无所有的沙梁上，孩子们的游戏既千篇一律，又奔放无羁，正像他们在无人区边缘的生活。跳完舞的阿比达，和男孩们一样打了几个鹞子翻身，又领头喊着“再来一次”，带着刚刚爬上来的伙伴们冲下沙梁。

除了像舍身坠崖那样冲下，男孩们还摊长身子趴在沙上，两手像鱼鳍摆动，开始缓慢，后来越来越快地滑下沙坡。到了坡底，又四脚着地，像狗刨那样飞快地挖沙爬坡，速度快得难以置信。几趟下来累了，就地躺在沙梁背阴处打盹，似乎黄沙是身体本来的一部分，不会摩擦肌肤，沾糯口鼻。当然，孩子们知道沙的本性，绝不会撩起沙子乱扔。比起公路两旁的房屋，似乎这道沙梁，倒是真正的炕床，可以躺卧而完全安心。

“没有沙尘暴。那只是传说。”面对我的询问，阿比达认真地回答。

先前在葡萄园附近的沙丘上，孩子们举行投掷和摔跤比赛，在沙地里探索孔洞，他们找到了一条蛇，拿树枝拨弄，口中发出模仿的“咝咝”声。后来攀爬上一半枯萎的红柳，一个男孩喊道：“我们吃红牛，我们喝红牛。”在他的意识中，大约分不清二者的区别。有的孩子爬到顶高的树梢摇晃，没有人担心自己掉下来。阿比达脸上的一处伤疤，或许是在这样的一次野游中落下的，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就像黝黑的肤色和沙粒打磨的泛黄头发，连同灵活的腿脚，是这片沙地的赐予，未曾想过来由。

从红柳树上下来之前，孩子们合唱了筷子兄弟除《小苹果》之外的另一首歌《父亲》：“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他们的野性，在树干的摇撼中透露。

阿比达和伙伴们准备冲下沙梁。

宝石

长大了，可以越过沙梁的边界，去更远的地方，像父辈一样，在遥远的戈壁滩上捡宝石回家。

阿比达家里储存着爷爷在世时捡回来的蓝宝石。爷爷当年在美国人开的矿山干活，就是运石料卡车来自的地方，捡了这些石头回来，储存在放钱的皮夹里，却被父亲弄出了裂痕。爸爸也去戈壁捡过白色透明的石头回来，曾经有人以一千块的价格收走了一坨，剩下的放在柜子里。

说起宝石，父亲和闻讯而来的几个男人们一样感到兴奋，他决定带我们去捡宝石的戈壁看看。他的三轮车不足以支持长途跋涉，不过正好阿比达的表哥带着母亲来走亲戚，可以就便用车。堂哥在吐鲁番郊区一个镇政府工作。表哥的汉语很好，是复旦大学双语班毕业生，此前在西南民族学院上过一年大学预科。维族学生找工作不容易，毕业那年他主动报名到喀什做了两年志愿者，以后考上本地的公务员，能够就近照顾双亲。镇里的维稳工作辛苦，国庆也没有放假，直到今天才能带母亲来走亲戚。

走出村庄，很快见不到人活动的痕迹，只有一条简单的公路，两旁也没有成形的沙丘，只是平坦单调的戈壁。到了宝石山，景色改变了，铺满一片远望近于黑色的砾石，走近是暗红，间杂着无数小石子，令人想到远古火山的喷涌和其后流水的冲刷，流水又变为沙丘。每颗石子都质地光滑，纹理幽微，对外界像是稀世罕有，在此地却又遍地皆是，每一颗都似值得捡起来，却又不可能捡过来。一行人低头走上山坡，寻找透明的白玉石和蓝宝石，后者可遇不可求。

戈壁上很炎热，石头都晒烫了，地平线泛着幽幽的蓝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期待在吸引着人。最后没有谁找到传说中的蓝宝石，这片靠近公路的石滩已被寻觅千遍，虽然它看上去仍然取之不竭，蕴藏无尽的神秘。我们对父亲充满期待，但他只是捡到两个大石头，纹理特别一些，看来他比较注重外表，质地和光泽没有什么出众处，倒是阿比达手里的两颗透明石子，和父亲拿回家的一样，只是太小被大人忽略了。她把其中一颗给了我，像微小的珍珠。

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拨在路边川道里捡石头的人，拿出各自的所得来比，这帮人看来是从外地来，比父亲更为注重个头的出众和花纹的特别，类似“奇石”。他们毫不留情地否定了父亲手上的“宝石”，双方话不投机，父亲上车后不快地说，那些人不懂石头。

舞会

傍晚柔和的风吹来，村庄里传递着一种微妙的悸动。

阿比达在客房大炕上费心地翻找衣服，穿上了白袜、带绉的粉色短裙和缀有蝴蝶结的上装，整个人渐渐显得像一只蝴蝶。这是她在成人礼上穿的礼服，也是节日和舞会上的服装。

母亲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在村里前行，路上遇到不少往同一方向去的人，女人都披上绣花的头巾，胸前垂着金饰。在阿比达的堂兄门外，三轮车停了下来，捎上他们。三轮车挤得满堂堂的，在被云矿石大卡车碾出坑洼的公路上颠簸。携带的礼物不重，除了一二十块钱的礼金，另外加上一块做衣服的布料。

白天的婚宴结束，在房子后身的场坝，舞会开场了。沙地上立着几个大音箱，动感的音乐响起，两个嗓音不错的歌手在献唱维族歌曲，起初只有寥寥几个人在下场，身姿格外出众，大约和歌手一样，是婚家请来领舞的人。男人们三三两两地站立，身着盛装的妇女们安心地坐在沙地长凳上，似乎满足于此。阿比达和对舞的小伙伴成了暖场的主角。她们毫不厌倦地在沙地上旋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下场的人渐渐增多，她们在成人的腿脚间没有了位置，只能在空隙里穿插，最后终于出局靠墙，这时似乎才明白，她们为何如此投入地抓住暖场的时间。

这似乎是白天在沙梁上舞蹈的继续。走上沙梁，阿比达和一个小伙伴停在后面，小伙伴拿出了大人的手机，音乐伴奏响起，两人跳起一曲维族舞蹈，灵活地扭动脖子，伸展手臂旋转，像是庄重地相互邀请，正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格式，这一刻，她们有点像舞会上的大人。

沙梁比夜晚的舞场空旷得多，可以让阿比达尽兴。音乐再次响起，伙伴跳了一会儿跑开了，阿比达仍在独舞，这次是《小苹果》，她按照手机里的视频学会的。

妈妈始终没有下场。外公前年去世，她有孝在身。父亲也只是和别的男人聊了一会儿。

回家的三轮车上，由于过于疲倦，阿比达和妹妹都睡着了，道路都颠簸不足以弄醒她们。阿比达的额头上，汗珠仍未凝结，新衣服上添了一层沙粒。

学校

小学在村子靠里边，一半似乎还是沙地，被矮矮一道围墙隔断，墙上用墨汁画着音符和跳舞的人，还有“跑，停”和“run，stop”的中英文单词对照。校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两顶保安的防暴头盔，大门上方悬着“新疆的稳定靠教育，稳定安全工作压倒一切”的横幅。

运动场是沙地蔓延到围墙内的部分，秋千高得吓人，孩子们把伙伴推到半天中去，自己从下面跑过去，一点不担心会出意外。

学校的109个学生全部是维族，有的孩子有外国血统。很多孩子会说不错的英语，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表音系统的英语离母语更近，而汉语“是世上最难的语言”。连游戏也是如此：孩子们在棋盘上对弈的不是车马炮的中国象棋，是国王与王后的国际象棋。教室墙上的汉字练习图，黑板上方的国旗，和学校上空飘扬的一排小红旗，宣示着这里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六年级教室的墙上挂着毛泽东像。

五年级的语文教学课上，老师用汉语问谁家有网络、电脑，全班只有一个孩子举手。问怎么用电脑？回答是玩游戏。中年教师的汉语中夹杂着大量的维吾尔语，听起来学生的发音其实比老师更准确一些，大约得益于电视和手机的作用。但在文字上，要让学生弄懂表意汉语的同音字很难。老师提问关于太平洋，被学生说是喜羊羊。说到大洲，又有人说是兰州、广州。孩子们也很难领会汉语近义词之间的微妙差别，比如用“爽快”造句时，阿比达的同桌说：“今天我们很爽快，因为中午在食堂吃抓饭。”老师也并不认为造句有瑕疵。

学校连校长总共七个老师，汉语教师年近五十，教了二十六年书，老婆是农民，名下有六亩地种葡萄，今年卖了六万块的葡萄干。他从新疆电视大学毕业，还教过数学和几何。这样全科教学的情形，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教师身上。教数学的女老师芒萨古丽需要上一年语文课，一年数学课，一年科学课，自己常常苦恼不能专心教一门课提高业务，因为学校普及了从一年级开始的汉语和维语双语课程，却缺少会用双语教学的老师。这显然落在了教室电化教学硬件的后面。

阿比达的学习在班上是靠前的，她家的境况虽然落后，教育却走在全村前面，姐姐在昌吉职业技术学院上学，阿比达的人生理想是长大了当语文教师，“我喜欢汉语”。由于教育上的扶持政策，维族学生受教育率并不低，考上大学相对容易，但毕业分配却是问题。阿比达距离自己的理想，还隔着很长的路。

结婚

中午，家里一片寂静，奶奶和妈妈在凉棚下铺上一块毯子，摊开了棉絮，做枕头。

毯子上是大堆蓬松的棉花，今年从自家地里收获的，虽然在棚顶下，依旧带着强烈的阳光和风霜漂过的洁白。奶奶蜷曲着一条不好使的腿，和妈妈一起把棉花平铺在一个展开的布套子上，翻卷布套，细软到极致的棉花自然地被卷进去，最后再絮一点零散的棉花进去，拿针线缝上口。一个枕头就出来了，显得比平时用的个头大一些，饱满很多，有一种仪式的意味。

这是婚礼预备的尾声。昨晚大宗的筹备已经完成，来了八个人帮忙，一半人炸点心，一半人跪在这块地毯上，缝制陪嫁的被子，同样用的是自家出产的棉花。被子是最重要的陪嫁，十来床被子，得配相应的枕头。直到这天下午，奶奶和邻居的一位大娘仍在缝制棉絮，用金线描出褥子的经纬，惹得棚顶下筑巢的鸟不时叫上两声，或许是被闪亮了眼。

婚礼的主角是阿比达的姑姑，她去县城采购出嫁的衣服了。早晨阿比达出门上学的时候，她坐在炕沿，专心擦自己的长筒靴，脸上的神情有点被靴筒的反光照亮了。之后她换上了靴子，开着三轮车出去，把阿比达捎到学校，再载上自己两个朋友去县城。

姑姑已经三十五岁了。先天残疾的腿拖延了她的婚姻。这次找的未婚夫，也是一条腿有点瘸，比她大五岁，父母双亡，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虽然如此，结婚的前景仍像一层清晨的微光，浸染在开三轮车的姑姑脸上，她看起来完全摆脱了先天的残疾。

晚上阿比达洗袜子的时候，母亲开始烤制婚礼用的馕。和了两大盆面，掺上油和水，使劲糅进去，加上小苏打和盐、糖，添上柴火给屋子升温，催生发酵。半夜时分，端上发好的面来到室外，烤馕的炉子埋在废弃的老房子旁边，中心烧着柴火，和内地的贴饼子一样，手在大盆里拍出饼子，随手贴在炉子内壁上，封上炉子。荒凉的沙地内部，隐藏着微红的火苗，带来婚礼必需的热量。

睡觉之前，金黄的馕饼取了出来，整齐地堆叠在大炕上，像是一锭锭黄金，映亮了阿比达和妹妹的脸，一种香味在土屋里弥漫。

第二天下午，姐姐回家了，一条胳臂上搭着银灰色的外套，从鄯善来的表妹帮她拎着一口箱子。银灰色的外套价格250元，是她最贵的衣服，结婚后穿。帮着拎箱子的表妹，将要在婚礼上当伴娘。婚礼上穿的红裙子绿盖头，加上红色的长筒靴，是未婚夫买的，总价千把元。另外，未婚夫还出了一万块彩礼。

两姐妹坐在炕沿上整理采购回来的衣物，姐姐的脸上依旧蒙着一层光泽，还不由自主地显出几乎看不出的笑意，动作轻柔麻利。表妹的举动却下意识地慢一拍，眼神现出下意识的悲戚，似乎随时会湿润。

几个月前，她刚刚经历了一次闪婚闪离。

表妹是个大学生，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公务员，以后考上了教师，分配到喀什阿克陶县。因为家中爸爸生病，她去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以后到乌鲁木齐一家公司做推销员。1982年出生的她，直到今年五月才谈对象，两人5月2号经人介绍认识，17号就结婚了。男方在秦皇岛公安局工作，婚后表妹辞了职，在秦皇岛住了一段，以后男方申请调回吐鲁番市公安局，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不料调回来后却出了问题。

公婆发现表妹的身份证上写的是1980年，大概考虑到生育问题，说表妹瞒了两岁年龄，要儿子离婚。“其实是1982年的，身份证上写错了。当然也不光是这个原因。”表妹说，丈夫人很好，就是听他妈的话。闪婚之后，表妹恢复了单身，“现在又要找工作了”。

表妹的声音低沉下去，阿比达却不失时机地拿出数学作业，请她帮忙指导。成人的心事，她还来不及领会，未来的人生对她来说，像是沙梁那边的无人区，含有未知的风险，却也有布满矿藏宝石的地界，等待她去探寻。

至少，她不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