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 

　　现在有一个说法，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五四”批孔过分，“文革”的批林批孔和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使中国人不知所从，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  

　　我一直是“五四”精神的坚决捍卫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那是为了巴黎和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它的做法，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后来的鲁迅等，都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努力。他们的反传统跟“文革”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不同特点。  

　　第一，方向问题。“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所以他们特别感觉到这些束缚需要打破。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就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  

　　第二，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哪一个人不是饱读经书的？你看鲁迅的旧诗写得多好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然后才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还谈什么该放弃、什么该保留。现在高唱“弘扬国学”的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根本都没有念过多少古书，连繁体字都不太认识，就来讲我们应该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五四”这批人绝对是从旧文化中走出来的，才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文化并没有断裂。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比如，我的父母辈和师长辈就是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间接受益于“五四”，虽然我自己够不上这个年纪，但是我母亲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我母亲因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才有资格上学。作为知识妇女，她是1900年生的，那一代的妇女有机会上新学堂，因此她有了新思想，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也受惠，母亲不会说我是女孩子就在家里呆着算了。我国现在的教育和文化，包括许多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候，是从晚清废科举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创立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教育课本，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里面文言文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初中一是念先秦的文章，初中二就要选一些秦汉的文章，初中三就要选唐宋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念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传统文化修养，远比后来要多，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或者说打倒孔家店就断裂了传统文化。  

　　还有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我的老师辈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是非常优越的。日本侵略，大批学校迁到内地去，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经过了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而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所有的教学、科研以及人的骨气都表现出来了。  

　　前不久有许多纪念西南联大70周年的文章，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应该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恰恰是证明了“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新的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所以从效果来说，你也不能够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文化断裂了。  

　　“文革”的批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文革”呢，是完全相反的。“文革”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批周恩来，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跟着瞎批，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五四”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文革”的批孔与“五四”反对旧传统文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二，“文革”发展的方向是走向专制。一头是高度集权，搞个人崇拜，另一头是群氓的无政府主义。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  

　　其三，“文革”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的文化断裂，就是有一代人没有多少文化了，没有多少机会再受到教育了，而且对于历史很无知，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这一代人受害，“五四”那一代人受益，这一点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认为“‘五四’搞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把“五四”和“文革”批孔相提并论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普遍的。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强烈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和科学还并不很多。所谓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需要什么样的框架，就必须要说什么样的话。  

　　“五四精神”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民主和科学，就像祥林嫂一样，使那位作者很厌烦。我今天还要做一次祥林嫂，我觉得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当然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但是这两样东西还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先贤们提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完成，同胞们仍须努力。  

　　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他们所想象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不知道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这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一篇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我想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能说非常地道的英文，也会骑马、打球等等，可是责任和荣誉意识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这只是顺便想到的例子，回到“五四精神”，我认为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周有光：我的人生》代序 

　　 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的经历差不多浓缩了中国的二十世纪近代史。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整个二十世纪内忧外患不断。前半是外患为主，而后半主要是内忧。一波又一波的折腾，对民族精华的摧残甚于任何一个朝代。有人比喻历次运动就像撇奶油一样，一次运动撇掉一层，最后几乎剩下清汤。周老先生是没有被撇掉的幸存者。能幸存到今天，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民族之幸。  

　　 由于医学的进步，现代人的寿命比以前长了，百岁以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但同样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这样的大智慧和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百年来有大智慧、大作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师长辈就可以数出来一些，但是多数都不幸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时我随便举出一位来，例如叶企孙先生，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一段短暂的时期曾任清华教务长，但是不久就不断挨整，直到文革中沦落街头，形同乞丐。这样悲惨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这一批民族精华都能在正常的环境中得到正常的发挥，他们也许活不过百岁，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与周老先生相辉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也有幸运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如果没有被调到北京来做文字改革工作，继续留在复旦教经济学，绝对逃不过"反右"，那就不定被发配到哪里，受到怎样的摧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填沟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周老在这方面的成就、贡献和影响当然非常了不起。不过他晚年对文化学、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更显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从第9集到15集都是与这方面关的。这一点与他的长寿也有关系。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赋，例如音乐、绘画、诗歌等文学艺术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对人生的彻悟，特别是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探索达到大彻大悟，非有渊博的知识和很深的阅历不可。不是单凭书本知识，在书斋里能悟出来的。所以周老说他的生命从80岁开始，这不仅是幽默，还是有一定深意的。  

　　 单是年龄和阅历也还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智慧和觉悟。这需要几个条件：  

　　 1.从少年时期的教养和熏陶形成一定的底色--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探索的兴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对大社会的关怀；在道德上的正义感。有了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走错路，但一旦发现错了，决不自欺，不为世俗的种种所羁绊，就能够唯真理是从。  

　　 2.博大精深的知识。在高层次上各种专业知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载，放眼全球，但都是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他原是学经济学的，更重视数据，所以他的结论都不是空疏之论。这点很重要，事实+逻辑=常识，常识的积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对什么都蜻蜓点水，随便发议论，大体是大而无当的空疏之论。深钻一门或多门专业，那么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向人类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体会的周老的做学问和追求真理之道。  

　　 3.更重要是完全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很多人自称淡泊名利，其实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为个人，但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仰望明君的惯性思维，往往会为某位权贵人物的几句话影响自己的忧喜、判断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经彻底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他的信仰，他坚信凡脱离轨道的早晚要回到轨道上来。  

　　 作为超过百岁的老人，周老最鲜明的也是最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强调"中国特色"往往是为一些负面现象辩护，掩盖落后。我还有一个观点和周老不谋而合，那就是反对把所谓"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汉族中心论"，连少数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汉文化是一回事吗？古来新疆对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亚还是中国内地？所以自以为是"东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谓"西化"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固步自封。  

　　 当前我国在思想上两大危险，一个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我现在用国家主义，而不用民族主义，因为我们是多民族国家，含义容易混淆），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两大思想基础。纳粹一词就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我说的在我国最近的表现就是借钓鱼岛为题的打砸抢事件。这种情绪被煽动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坏作用，名为爱国，实际祸国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从世界看中国，不仅仅是哲理性的，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社会现在又处于转折点，在长年谎言蒙蔽下，启蒙工作还是任重道远，特别需要像周老这样的智慧之光驱赶蒙昧的黑暗。即将出版的《周有光：我的人生》从《周有光全集》15卷中精选周有光先生与人生、信仰与研究有关的故事，汇集成一本浓缩了他的人生经历的作品，读者可以从吉光片羽体察和了解作者不寻常而积极有为的一生；了解他贯穿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智慧，理解他如何超越人生的狭窄和局限，将人类美好的目标变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书中所选择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往往从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开始，但都包含着丰富的对生活细节独特的观察体悟角度，别致的人生情趣，和豁达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幽默机智、简洁明了、清新宜人的文字中，透露出他对生活和学术研究方面独立、严肃和认真的思考和参悟能力，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我希望这本书为更多人喜爱，并不断从中得到启示和激励。  

　　 说明：此文是资中筠先生为周老新书《周有光：我的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0月）所作的代序。  

    SARS与“五四”精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是一蹴可就。但愿这次危机真能引起决策者举一反三的深思，从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进科学和民主之精神。  

　　在纪念“五四”运动84周年之际，我接受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杨锐先生的“Dialogue”专访，主要谈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他提的诸多问题之一是我国政府处理SARS的经验教训与“五四”精神有何关联。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的确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在电视台节目有限的时间内难以畅所欲言，于是事后进一步把思路整理成文，希望与更多读者探讨。我认为这次“非典”的突然袭击，我国有关当局从一开始到后来态度的转变过程与“五四”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有密切关联：  

　　首先是科学：当然医学是科学，但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指科学知识或技术水平。科学精神就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都习以为常，几乎成为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  

　　已经下台的卫生部长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现的基本态度是典型的。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医生，似乎很懂科学，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外交部发言人，其基本任务是按口径把记者的问题挡回去，凡刨根问底者皆以故意刁难加以顶回，似乎主要对手不是病毒，而是想了解真相的外国记者。我提到这次记者招待会决不是落井下石，追究究竟是下级对上级掩盖真相，还是上级给下级报道口径，或是真相停留在哪一级。这些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的“泛政治化”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最近几次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态度有所转变，因而可信程度增加，但是积重难返，仍免不了政治宣传的痕迹。  

　　关于民主，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美国开国领袖之一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特别是在一个需要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与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机中，把公众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这一态度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已经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而且事与愿违，国家形象、政治影响、政府的可信度恰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在政府开始说真话之后，群众却自动把疫情夸大几倍，造成谣言满天飞。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对于坏事总是宁肯信小道而不愿信政府公开发表的消息。这是一种“狼来了”的心理状态，追根溯源，怪不得老百姓。惟一的治疗之道，只有坚持不懈地说真话，假以时日，必见成效。  

　　照理说，医生应该是最讲科学的。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对病人负责，在流行病面前的首要职责是对控制其蔓延负责。这既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权利。但是我们的医生被剥夺了科学对待疾病的权利，他们被要求遵守“宣传纪律”，似乎他们首先是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科学和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服从于这一“纪律”。第一个冲破这荒唐的“纪律”讲真话的医生蒋彦永如今成为英雄，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他的勇气的确值得钦佩；但是人们不禁要想，怎么就他一个人呢？如果是在一个把科学和人道放在第一位的氛围中，医生说出疫情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以至于只有英雄才做得到吗？但愿今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会有更多的医生无视这种“纪律”，大声疾呼。当然医生们一定有苦难言。那位蒋医生德高望重，而且已经退休，受惩处也不至于太严重；而那些正在岗位上的医生若犯一次这种“政治错误”就可能影响前途，治好多少病人也弥补不了。这一次，领导已明确要求如实报告，说真话了，说是隐瞒不报才会受处罚。以后呢？怎样才能鼓励凭良心说真话，造成风气呢？  

　　在疫情蔓延的过程中，群众中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的、反科学的、乃至表现非常自私的举动，例如有病不肯就医、明知自己染上此病仍逃避隔离，传染家人以及大面积传染他人亦在所不惜；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草木皆兵，无事惊扰，还有种种不讲卫生的陋习难改，等等。于是人们慨叹，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但是几十年来对老百姓“宣传教育”从未断过，各级党政部门“宣传部”是必不可少的。为何“素质”总是提不高呢？主要还在于宣传教育的内容。须知我国老百姓几乎没有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明确知道自己有什么基本权利，通过什么合法的途径予以维护；自己对社会，对他人负有什么义务，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包括在随地吐痰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习惯的是每一个时期配合政治形势的口号和高调，与身边事无关。遇有天灾人祸，除了指望上面的大恩大德，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不知道，对于外出打工的民工，对于穷困地区的农民，对他们只讲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民族凝聚力，对提高素质，哪怕是培养最起码的卫生习惯有多大成效。  

　　中国被外人称为“集权国家”，自己也反对“多元化”之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的却是政出多门，比自称“多元化”的国家还多元，该集中的无法集中，连信息都不能汇总。在许多事情上似乎最容易集中的就是“宣传口径”；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还步履蹒跚，远未完善；但是在任何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政府负责的事，例如公共卫生，却推向了市场，无利可图就不办，“医院的大门向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这次危机所暴露的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之低，医疗系统之脆弱，令人惊骇。我们年年为GDP的增长率唱赞歌，眼见一座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怎么就不能拔一毛而利苍生呢？  

　　几年来，各方人士为教育投入不足一直在大声疾呼，尽管收效甚微，至少还引起一些关注；但是对于医疗卫生的状况所引起的注意是远远不够的。医疗和教育恰恰是不该归市场管的事，而是公共的事业。有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反对“过度市场化”，力主让本不该属于市场的领域脱离市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有金融大鳄之称的索罗斯，他认为应该不受市场制约的领域之一就是医疗卫生，另外还有教育、新闻和法律。公共卫生的保障主要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然后是社会公益捐助。这一次，我国政府为防治“非典”已经大力拨款，社会也有大批捐助。但是长期的卫生事业不能指靠一次性的突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和机制。  

　　最后，与历史上历次瘟疫不同，这一次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这既造成了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又提供了全球通力合作围剿病毒的空前有利条件。对于我国说来，应该庆幸处于与国际接轨的时代。也庆幸现领导有足够的明智，终于不把国际的关注、批评与压力当作“干涉内政”，不把“与国际全面积极合作”作为一种外交姿态，而视之为与我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任务。  

　　应该承认，就是在隔离传染病这一问题上，西方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瘟疫流行时采取强制隔离手段古已有之。必要时医疗机构可以有警察的权力。与检疫有关的“隔离”一词在西方语言中为“quarantine”，这个字原为意大利文“quaranta”，意为“40”，其起源是1374年有一条船在威尼斯港靠岸，船上发生瘟疫，全体人员被禁止上岸，在船上隔离40天，期间有的病死，有的恢复。从此这个字连同这一做法就流传下来。直到19世纪对待传染病一直是以隔离为主，几乎不考虑救治。  

　　美国现行的隔离法是1873年通过的，最近布什政府只需在该法的适用范围加上SARS就可以了。由于纽约是历史上外来移民首先上岸的港口，对检疫隔离也特别严格。1892年霍乱流行时，当时的纽约卫生专员告诉国会，如果“我们”认为必要，就可以征用市政大楼作传染病医院。曾有一个时期纽约港口有三个小岛是专门用来隔离传染病人的。  

　　后来医疗水平提高，特别是抗生素发明之后，传染病的可怕程度降低，对待传染病人的态度从单纯隔离发展到努力救治。例如处理结核病有了空气新鲜的疗养院，并辅以药物治疗，患者有了复原的希望。不过至今结核病人仍属于隔离的范畴，一般都是自觉的。但是直到1990年纽约爆发一轮肺结核，有些抗药性强的病人拒绝治疗，还曾被强制隔离到罗斯福岛。  

　　至今在原则上、法律上，医疗机构对传染病人还拥有自14世纪以来的强制隔离权。但是实际上由于公众的知识和自觉性提高，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说服的手段。另外，根据经验，隔离也要掌握一定的度和方式方法，如果引起恐怖，就会造成病人对病情隐瞒不报，反而对社会造成更大威胁。当然更重要是在隔离以后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和积极的治疗，这是现代与古代大不相同的。  

　　以上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笔者于“9·11事件”之后刚好在美国，当时“炭疽病”一度引起恐慌。其实自始至终一共发生了10余例，死亡5人，但是当时全国的防疫和宣传系统都调动起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单位位于远离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也传达到每一个人：要大家注意不明来历的信不要随便拆，并指定专人接受可疑信件，负责转交有关部门。当时华盛顿有一位国会议员收到炭疽信件，国会立刻休会，整个大楼清空消毒。此事却引起新泽西州一个小镇邮局的职工游行抗议，因为他们的小邮局也发现过炭疽信件，却未及时采取措施，难道普通职工的命不如国会议员珍贵？接着当地政府立即封闭了那个邮局。我当时深感美国公共卫生发达，美国人维权意识强之余，还觉得他们似乎有点神经过敏。现在方知是自己思想落后，如果我国有关方面在开始意识到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时就这样“小题大做”，其结果与现在会是大不相同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是一蹴可就。但愿这次危机真能引起决策者举一反三的深思，从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进科学和民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深层次改革，则祸兮福之所倚，百姓幸甚，民族幸甚！  

   巴黎市府大楼前的游行圈 

　　在法国罢工、罢课、游行本是寻常事，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除当事双方外，不太引起社会的注意。当前经济危机，自然矛盾加剧，群众抗议行动就更多一些，不足为奇。不过我四月间到法国探亲，却遇到一种别出心裁的抗议活动，作为局外人，只觉得有趣，书以记趣。  

　　起因是萨科齐政府的教改方案。据说这是政府少数人“拍脑袋”的方案，细节难以尽述，最主要的实质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减少经费，一是在管理上反民主，走向集权。减少经费最重要的是减少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名额。对在职的教授不能解聘，但是大批资深教授退休后空出来的名额，不再增聘，也就是大批副教授无望升教授，讲师无望升副教授，依此类推，有志从事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的青年机会大大减少。同时博士生的助学金也大幅度削减。影响所及，在校生士气低落，学习积极性下降。加以经济不景气，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立竿见影的效果是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大大减少，大学普遍招不满学生。与此同时，因经费不足，设备陈旧难以更新，有的院系连复印机坏了都不能添新的。教授只有将资料拿到家里复印。另外，原来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生要当中学教员之前必须有两年培训（免费），改革后也将缩短、取消或收费。反对者认为此项规定既不公平又将降低师资质量。  

　　在集权方面，原来大学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凡选举院长、校长、评审课题、职称评定、人事任免、毕业生学位授予、博士生助学金，等等，都由各级教授委员会决定，委员会选出主任管理日常事务，但权力有限，重大事务都须通过委员会。现在政府的改革方案，权力将集中于各级委员会主任和校长一身，以上所列举的职称评定等，都将由主任一人决定，甚至博士生的津贴也由主任或校长决定，形同雇员。尽管校长和主任还是由委员会选举产生，但是一个人权力太大，难免发生任人唯亲以及其他种种弊端。据说，按照萨科齐的思路，再进一步，校长将由他自己任命，不再选举产生。教育部官员也大换班，多为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师们已很难与之沟通。法国原来引以为豪的大学教育、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待遇，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已经在走下坡路，如果萨氏“改革”得逞，法国教育的“共和国传统”（平等、普及）也将丧失殆尽，前途堪虑。  

　　萨科齐方案的理念是把教育推向市场，这种思路想必国人相当熟悉，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色。萨科齐本来属于右派，在国家财政日益拮据的情况下，想要转向美国模式也不奇怪，但是法国教育本是“共和国传统”，没有美国那种私人捐赠办学的丰厚社会资源和成熟的市场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卸包袱要把高等教育推向市场，结果必然是“齐既失矣，鲁亦未得”，受害的是广大师生。按理说校长权力加强，校长应该欢迎，但是经费减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多数校长还是对教育有责任感，因此也反对。从大的方面说，萨科齐上台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对电视台加强控制等等，大多向着集权方向推进，早已引起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如今涉及教育领域，影响深远，更激起教育界广泛抗议。  

　　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抗议的形式。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市府大楼前的广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有人在那里转圈游行，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二十人左右，半夜也至少维持十几个人。据说先是巴黎第八大学发起的，很快全市的大学都参加进来。其组织形式很松散，并无正式的领导核心，只有几个志愿人员负责协调、登记，各校的师生自愿到那里报名，参加的日期和钟点都是自定，时间长短悉听尊便。偶然发现某个时间段人数太少了（大约都在半夜），协调者就向某些学校发出呼吁，自然有人补充进来。我因好奇，一天下午专门由女儿陪同到市府门前去参观，那天风和日丽，广场上游人很多，远远望去分不清哪是游人，哪是游行者。走近后先看到树立在地上的一排海报式的标语架，以各种文字简单说明游行宗旨。从标语牌向里望去，果然看到一圈人在围着圆圈转。男女老少都有，三三两两，像是结伴散步，有人手中拿着书，边走边读；有人胸前套着笔记本电脑，边走边敲；有人聊天聊得起劲，有三个人手中拿着资料夹，似乎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十分投入，好像还有争论；还有人带着吉他，时不时弹几下。我在那里呆了大约一小时，其间还到附近咖啡馆坐了片刻，回来看，有新人加进来，有一名妇女牵着一个孩子，看来刚从幼儿园接回来，赶来参加。有人可能已离去，但大部分还是原来的，那三个人还在讨论方酣，旁若无人。到5点钟，市府楼上钟声敲响，忽然游行者在楼前站作一排，一人宣布：到现在为止已经坚持了436小时！顿时响起一片鼓掌欢呼声。接着人群散开，继续转圈。我粗粗数了一下，那天大约有60人左右。这样的游行，没有人喊口号、举标语，来去自由，各干各的，而且完全合法，因为事先问过市长，市长说没意见，实际上也不影响市府办公。也没有很多人围观，旅游者把它作为一景，照几张相，表面看不出什么声势。但是其齐心和韧性是惊人的。针对教改的各种方式的抗议运动从2月份已经开始。这一“转圈游行”貌不惊人，却能坚持不懈，没有什么组织动员，却如滚雪球般影响越来越大，不但巴黎，外地的学校也群起效尤，据说许多城市的大学师生也择地转起了圆圈。我去“参观”那天是4月13日，根据报告的钟点算来，已坚持了三星期，到我4月底离开巴黎时，仍方兴未艾。  

　　紧接着，政府“医改”方案也照此办理，权力向院长集中，同时减少政府补贴……于是医务工作者集体抗议。我离开法国那一天刚好是“白衣战士”大游行。那是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尽管“转圈”不是罢课，各自灵活登记时间正是为了教学抗议两不误，但是实际上学校秩序已经打乱，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如既往地安心上课是不可能的。萨科齐发下话来说他决不让步。这是一场比韧性的斗争，到此文发表时大概“转圈”已结束，据说校方还要采取其他斗争方式。双方胜负如何，尚在未定之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例如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引起下一代青年厌学，等等。法国高等教育应如何改革，我无从置喙，以上概括的萨科齐方案也可能不准确，因为不在我研究范围。我感兴趣的是那种别出心裁的抗议方式，既宽松又坚持。都说法国人最散漫，知识分子尤其各自为政，但是这次所显示出来的齐心协力是惊人的。工人有工会，组织罢工司空见惯，而且各派工会都有自己的政党，在议会有代言人。教师虽也有工会，但是种类繁多，非常分散，没有自己的政党。这次的抗议活动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作大规模动员，个人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例如若不参加怕被别人指责、扣帽子之类），完全自愿，来去自由，媒体起初也不予太多的关注，后来才逐渐有所报道，似乎没有形成新闻热点，但竟能这样坚持不懈，形成这般气候和规模，表现出这样的集体韧性，实属难能可贵。特别是参加者中接近老年的资深教授不少，有的已届退休年龄，对他们来说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因为他们的地位、待遇是稳固的，不会受教改影响，但是他们关心的是整个法国的教育和下一代青年的成长，有一种责任感和危机感。也许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公民意识”，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本能。当然他们也有优越的条件，就是行动不必冒风险，至少人身安全不会因此受威胁，或者“为首者”（似乎没有）被记录在案，纳入另册，或立即受到封杀，或以待秋后算账，等等。这种良知和责任感值得崇敬，而幸运的是，表达这种责任感不需要特殊的勇气，不需要悲壮，因而自然引不起“轰动效应”。  

　　我写此文时听说“转圈”已经结束，但抵制和抗争还在以其他方式继续。教师们表示有信心，因为据说战后以来，法国还没有哪一届政府开罪了教育界而能站得住，总统尽管嘴硬，但教育部部长已经感到压力，神经紧张云云。这场“较劲”最终效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2009年5月25日改定于北京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百年中国“人” 

    说明：3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我一篇文章，题为“修身老课本中的‘中国梦’”。此文被删改多处，连题目也不是原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原来依据的文本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而《南方周末》刊出的文章中改成了《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文章中引用的大多出自国文课本，只有个别处提到修身课本，我已向编辑申明，并建议去掉“修身”，就称“老课本”。不知为何，报纸领导坚持要强调“修身”课本。我一向对媒体的苦衷比较体谅，愿意做出妥协，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妥协。但是此文连同题目被修改的思路令我不解。对于客观事实，我是较真的，例如明明是《共和国教科书》，不是《修身老课本》。文章被如此删改，我感到很郁闷。现在干脆将未经“和谐”的文章全文连同原来的题目一并发表于此，愿读者以此为准。资中筠  

　　百年中国“人”  

　　2011年，在学术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纪念远远超出了应景活动，而是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有关文章、著作、记录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发表的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评价、新见解，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居然呈现出一片小小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我对史学界和出版、传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尽管对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无专业研究，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能私心有所倾向，这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是对历史的一分畏惧。  

　　在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书：《共和国教科书》。《南方周末》做了“中国梦”的专题活动，包括对这套书的摘评，曾邀我参加，我因时间不巧未能出席，允诺写一篇读后感。如今写此文，确实有感而发，并非仅为践约。  

　　这套书出版于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国过来人，当时尚未出生。而见报道，我的师长杨绛先生正好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也应该是学的这套课本。如今披读后，不禁感慨万千。抚今思昔，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是指精神、人格层面。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还是文言文。而其内容，从今天的目光看，还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超前”，有些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重点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  

　　寥寥数语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要义。请注意：最终目标为“共和国民之人格”，这是鲜明地区别于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来几条简明扼要，完整地表现了“共和国”教育的特点。不忍割爱，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与高小不同者是更强调“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意循序渐进，结合生活现实，还特别提出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应预算就学的日期，按照时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如“簿记”、各种书信体等）、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课文之外，还有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难以一一尽述。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提出特别打动我的几点：  

　　1. 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配图七个人，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怀中婴儿。一个“人”字如何讲满一堂课？《教授法》中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个性、有共性。还有人与动物的异同。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试设想，一个小学生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就是对“人”的认识，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和读书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2. 初级课本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穿插其中多有花鸟鱼虫、美景、游戏，活泼而有情趣。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的观念，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3. 从初小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即有以“共和国”、“平等”、“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两课，上一课讲身体、财产、言论、居处、信仰自由，“即国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后几册，此主题重复出现，不断加深。在高小的课文中详述各种国体——共和、专制、君主、宪政。切实贯彻“普及参政能力”的宗旨。  

　　4. 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深入浅出。对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都有介绍。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心目中的向往。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两课连续讲“华盛顿”，统共不到五百字，把华盛顿其人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简明扼要，十分到位。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课文指出是从抗税开始，而且称“英侨”，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说明当时的编者对外国历史的把握已达到相当水平，能够准确地在几十个字中表达清楚：  

　　（英国）“乃征美洲重税，关禁甚严。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国旧律，更定税则必由民举议员定之，因请立美洲议院，如英制。英廷不允，侨民大愤，不奉令，虽妇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与英抗。”  

　　本文特别引出这一小段文字，是因为上世纪下半叶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普遍的观念是把美国独立纳入“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抗税”的观念对当时的国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关于美国卷曾采访我，我着重讲述了当时抗英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内容却未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在制片中被删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就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到21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却成了主流媒体不可言说的“敏感”内容，确是莫大的讽刺。  

　　5.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教课书的重要主题。不少课文都有激发爱国情怀，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关于中外关系，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有三课连续讲“清季外交之失败”，把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做了扼要、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国”，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结由此而来。且看此教科书关于“大国民”的定义：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接下来，讲述为“大国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爱人类的课文也多次出现，反复论述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修身》课本中更有好几课讲“博爱”、“国际道德”、“对外人”之道：例如“应对不可以不谨，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礼往，彼以礼来，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对于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  

　　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课文中专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  

　　我们不应忘记，那是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自强，乃至专有“军国民”，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但与此同时，仍倡导人类博爱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外人，培养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对照今世，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  

　　6.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对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诸教都有介绍，强调宗教平等，不应互相歧视。对于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学说都有简述，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领域甚广，既有秦皇、汉武、俾斯麦、拿破仑，又有花木兰、秦良玉、哥伦布、南丁格兰（今译南丁格尔）。从人物的选择来看，体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编者的好恶。  

　　7.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后一册后半部分，也就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共五章十五节，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1）“总论”给出定义：“公民者，享有公权利之国民也”，并详述公民之资格；  

　　2）“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从政；  

　　3）“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  

　　4）“地方自治”——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  

　　5）“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整体、立法、司法与行政。  

　　当然，小学的科目不仅是国文和修身，应该还有算术、常识（或称“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等。不过我一向认为，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科目。这一套国文课本不负所望，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到五四运动之后，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别是公民教育还是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所谓传统与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问题。从《修身》课本的章节看，私德与公义并重，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讲谦谨、仁爱，又讲坚毅、勇武；既讲孝悌忠信，又讲尊重人权、人格独立，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种实例。  

　　可以想见，读完这套书，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或是老革命，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小学；或是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规教育也不过小学或初中。但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来勤奋自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的小学教育所赐。  

　　这套书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编纂的。民国建立伊始，立足未稳，即以教育为重。1912年一月教育部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去，所以小学废尊孔读经。孙中山也力主此议。由此可见，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连辜鸿铭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课，但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倾向是很鲜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张自由，也能包容异见。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推动，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掀起了强大的“孔教”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后来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有一次较量。在那以后，新学开始占上风，“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平心而论，就纯学术思想而言，这种复旧的主张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政权新旧交替中，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旧的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的道德伦理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还有不少政客以共和为名，行争权之实，真伪莫辩。所以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伦失范。一部分士人怀念旧秩序，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这种尊孔运动必然符合顽固反对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所以，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及其随后的覆败。百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尊孔读经之论，又有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不知这是与什么样的政治诉求相伴，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同样的教科书，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社会环境千变万化，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齐。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百年树人，如果十年为一轮，按照这套教科书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轮轮少年的“读书明理”的基础，今日为生，明日为师，再加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扩大覆盖面，到百年后的今天，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还能以中国人“素质不高，因而不适于行民主”为借口吗？公民社会还会那么遥远，甚至不可言说吗？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极端，强制全民皈依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学说，这一“全盘西化”未能实现，只生出了与秦始皇相结合的怪胎。方今忽然又强调“文化自主”，回归传统，抵制“西化”。现实中，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任意涂抹屏蔽历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复古，动辄两千年，甚至五千年。为什么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才算是中国文化？我常说“愧对先贤”，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拿一个，掉一个，永远积累不起来。甚至舎珠玑而拣瓦砾。而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其可得乎？  

　　最后要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他的确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从《中国新闻周刊》上才知道其艰难的经过的。《周刊》把他定为年度致敬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残缺的追忆　 

　2001年先父去世五周年之际，我在《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追思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始：  

　　“今年是先父逝世五周年，五年来，我每想到过去的家，想到父母的一些事，总想写些什么，但是每次开始又放下，似乎笔下有千斤重。首先是自己有无限歉疚感。我是长女，生前很少尽奉养之责，父亲猝然撒手人寰时，我刚好在香港访问，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着，赶回来后，又在遗体告别的前夕出了交通事故，整条腿打了石膏无法移动，结果“父殁丧不临”。终天之恨，夫复何言！”  

　　这是我真实的心情。我的歉疚还不止此。自从“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我被要求“划清界限”，就有意与家中疏远。即使父亲本人的处境有所起伏，在各种“运动”间隙期间基本上是“团结”对象，还受到某些优待，但是对我来说，直到1979年新时期的到来之前的近30年中，我的“出身”在本单位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包袱从未放下过。这个包袱的轻重随政治气候而变。同在北京，我回家探望的疏密度也因之而异。这期间，我又有几年在国外工作，更是离多聚少。即使见面也不可能“谈心”，很难有什么天伦之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变了，直接影响我家的是可以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们逐步地恢复了每个周末在父母家的相聚。但是这时，我又根据自己的志愿调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心只想把失去的年光追回来，在时间上永远觉得不够用，用在老人身上十分吝啬。特别是对父亲写这本回忆录，竟然没有尽任何人子之劳，现在想来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的领域是金融，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的经验，一整套办银行的思想，有理论，有实践，内容非常丰富，足资后人借鉴。他自己在书中有所追述，如今有些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对这本小书的有关部分十分感兴趣，认为是研究金融史的宝贵资料和线索。如果有心人据此进一步进行史料钩沉和研究，应该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一个极重要的侧面。可惜他开始写时年事已高，越到后来越简单，解放以后的情况更付阙如。这本回忆录他从近90高龄开始到93岁截稿，完全亲笔一字一句书写，连修改后誊清都自己抄。以他的性格，从不会主动提出要别人帮忙，他也早已习惯于不指望女儿们帮他什么忙。我号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意识到这部回忆录的历史意义，也最有条件协助他做这件事。然而，当时一心专注于自己的著述，每个周末回家只见他在书房伏案，没有关心过问。等书出来之后，才感到前繁后简，是因为他已精力不济，还可能思想有所顾虑，我原来至少是可以提些意见的。另外，此书初版之时，我对出版界尚无多少了解，对这本书的意义和应该达到的影响完全没有过问，只被动地出席了一次很少人参加的首发式，事后才想起，他作为金融学会副会长，竟然没有经济和金融学界的学者参加。总之这件事于私于公都令我感到无限遗憾和悔恨。见到许多同辈对其先人的事迹、著述精心收集、整理、发表，实在自愧不如。  

　　现在此书终于能够再版。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记忆所及补记一些自己直接感受和间接了解的情况。但是这也非常有限。第一，因为从我儿时起，父亲在家就是寡言少语，少有直接交流，我所知道的情况率多是从母亲口中间接得到；第二，文革浩劫中所有过去的文献、书信、照片都付之一炬，了无痕迹。现在我能见到的他的笔记本和手迹不是开会时领导人报告的记录，就是历次运动的“交代”材料底稿；第三，我本人对金融完全外行，无法涉及他一生事业的核心——金融思想；第四，我没有条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例如他在每次政协开会时提过哪些提案，还有他在“三反五反”中的罪名和后来落实政策的结论等等。所以我所能写的也只能是生活中的花絮。不过从我的独特角度却可以从无言中体验到父亲的为人和立身处世的特点，同时从我的家史也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  

　　由爱国而拥护共产党  

　　我父亲的定位是银行家、金融学家，无论在新旧社会都算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最近天津出天津各界十大名人丛书，把他列入十大金融学家。但是他的处世为人、性格作风与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类人的形象大相径庭。在他那一代人中即使不算很特别，也已经不算普遍，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可能就更难理解了。  

　　我所感受到的父亲一贯为人确实对名和利都非常淡泊，谨言慎行，不事张扬。例如他一贯轻钱财，对物质生活极少追求，是本性如此，而不是故作清高。当然，在解放以前他应属“高薪阶层”（但是与今天的所谓CEO的高收入不可同日语），家中除了太平洋战争之后到抗战胜利那一段时期感受到生活物资紧缺外，一般还是维持中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既然能为陈光甫这样的银行家赏识，委以重任，在各种艰险的环境中维持和发展一家有特色的现代化私人银行，我想还是有较高的理财的本事的。以他的处境，“发财”的机会大约也不少，他却从不置私产。我家解放以前一直是租住普通的里弄房子，没有私房，而且家无长物，我戏称“家徒四壁”，因为不挂字画。那房子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优惠，对老住户不随飞涨的物价而涨房租，所以我家一直没有搬过家，直到50年代初父亲调北京工作。记得我70年代陪外宾参观上海的鲁迅故居，发现鲁迅的住房就与我家在天津的格局差不多，忽然产生一种不平感，因为我已经为“在优越的剥削阶级生活中成长”做过无数检讨，而鲁迅是无产阶级的旗手，而且“吃进去的是草”！至于其他的财产，我不清楚，大约有一些股票，是因为与东亚毛纺厂的业务关系，人家请他作董事而送给他的，所以每年年终我家会分到不少“抵羊牌”毛线（那是当时最好的国产毛线），我们全家的毛衣都是母亲用那些毛线亲手织的，而且每年都拆旧毛衣，把毛线洗净拉直再织新衣。那时时髦的人已经买现成的羊毛衫，在母亲看来属于奢侈浪费。父亲对上海银行忠心耿耿，但是他在银行并没有多少股份。解放以后他一心想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最早主动放弃定息，据母亲说，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何必背一个剥削的尾巴，可见有股票也不多。他调北京工作时，房价十分低，自购房子还属正常之事，但他坚决不购私房，而住单位分配的房子，起初是一个完整的小四合院，不久他主动让出一排南房，文革中东西厢都被挤占，剩三间北房。80年代中期搬入民建大院的公寓式房子，直到去世。那时不时兴装修，依然家徒四壁，水泥地板，也不添置新家具。而且由于母亲年迈体弱无力打点，随着岁月迁移日益破败，来访者都表示惊讶。有一次一位统战部的领导来探望，举目环顾，关心地问我们有什么要求。那时正兴起“公家”给高干装修房子之风，父亲的“级别”刚好差一级不到自动享受这个待遇。我们感到她见住房实在太破旧，可能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装修。但一则父亲的家规是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再者二位老人也经不起折腾，我们就表示什么也不需要。父亲的工资从一开始定为行政八级，一直到最后。在文革前这算高薪，比较宽裕。文革期间有几年他被“革命群众”扣发工资，并冻结一切存款，只发几十元生活费。后来落实政策发回所有欠的工资和存款，他竟然要把那笔钱交公，被母亲否决。母亲说他“交公有瘾”，“这是劳动所得，又不是定息”！幸赖这笔钱在最后几年入不敷出时陆续贴补。这在外人也许觉得奇怪，其实并不足怪，因为改革开放后，相对说来，各行各业的人“灰色收入”日益增多，他完全没有（本书第一次出版得了几千元稿费，他还感到意外，问我该不该拿），而且中青年大多是双职工，我母亲不但没有收入，还常年卧病，后来家中一个保姆不够，需要两个。所以90年代初有著名老大学教授请求补助，说明单纯的“高薪”已经不高了。最后几年我们姐妹，包括我的女儿开始分担他们的保姆费用，父亲并不知情。当然子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即使全部负担也不值得一提。提到这一点只是说明以他的特殊身份，这样的经济生活是一般人很难想像和理解的。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他从不过问家中生计，晚年他受到同事们由衷的尊重和照顾，而且是国内最老的永不退休的公务员，天天可以上班，这就是很大的满足和安慰。  

　　他个人的生活十分规律、简朴，早起早睡，按他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谱进餐，几十年如一日。我从小就记得他从不迟到，并且痛恨迟到的恶习。这一点成为他衡量别人的标准之一。对于晚辈睡懒觉、拖拉、懒散，他简直不能容忍，见面就怒目而视。这点无形中对我们姐妹的生活作风有些影响。我们三人性格差别很大，不论各自有什么缺点，至少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的，那就是懒散。  

　　解放前由于工作需要，他“应酬”很多，在外面比在家吃饭的时候多，但是从不涉足歌场舞榭，极少在9点以后回家。除了我外婆来天津住的期间为了她有时请朋友来家打麻将外，我家与麻将绝缘。我们都不会打。父亲特别认为搓麻将的气氛有一种“乌烟瘴气”。大约是受他的影响，我对麻将也有这种感觉。作为银行业者，需要“来的都是客，招待十六方”，似乎应该练就善交际、比较圆滑的作风，但是父亲又截然相反。他作风极方，有时甚至近乎迂阔，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决不通融。除了工作必需外，极少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来往。即使本来的熟朋友，一旦地位显赫，他就与之疏远，除非对方主动找他，他决不主动联系。遇话不投机者找上门来，他找不出、也不愿找话敷衍，形成对坐无言的尴尬局面也是有的。书中第二十二节提到在1941年以后日本占领期间“群魔乱舞，人妖难分，不得不与平日素所鄙视，或不愿接触的人物虚与委蛇”的苦痛心情，我完全能想像。记得在那期间有一次他回家脸色极难看，拍桌子、摔东西，我们都不敢多问。最后他对我迸出一句话：你将来一定不要干银行，什么人都要敷衍，简直不是人干的！他终于积郁成疾，生了几年肺病。又值物资匮乏，那是我家日子最难过的一段时期。  

　　有一件事，书中没有提起，我是听母亲讲述的：大约是1941年左右，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前后，父亲有一次因业务出差到上海和南京，比预期的日子提前回天津，告诉母亲说“我是逃回来的”。原来他的老同学周佛海（过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们一度关系不错）闻讯来找他，竭力动员他参加伪政权，并许以“财政次长“之职。他心中十分害怕，婉言拒绝，说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就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最后周佛海见他意志坚决，看在老同学份上，放了他一马，说既然人各有志，就不勉强了。尽管如此，他感到周可能不是个人的意见，自己处境凶险，赶忙提前回津了。母亲对他说，如果你做了汉奸，我立即与你离婚。这是抗战胜利后谈到周佛海以汉奸罪被处决的消息时我亲耳听母亲说的，在那以前她是谁也不敢说的。  

　　父亲衷心拥护共产党，而且直到晚年始终不渝，这里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也有他本人的特殊性。共性是指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百年民族屈辱和忧患迸发出热泪如雨。我见过父亲的一篇自述中说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作为中国人受到的是公开的蔑视和欺负，在美国留学期间受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二者他都受不了。所以在年近半百时听到毛主席那句话，立即热泪盈眶，从此决心追随共产党。外人和当代青年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后对种种苦难、委屈、乃至残酷、荒诞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议，要理解这一点当从这句话开始。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那种对民族屈辱的感受，怎一个“爱国”了得！  

　　对父亲来说，还有他的特殊性。他体质很好，很少生病，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已如前述，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对国民党深刻的失望对他打击尤大。他奉陈光甫之命不得已忍辱负重留在沦陷区，每时每刻都在盼光复，偷偷在被窝里听广播，每听到重庆的声音就很兴奋，是对国民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本书第二十三章叙述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华北金融界的代表访问重庆的失望情况我也有记忆。他去时正浸沉在日本投降的兴奋之中，抱着满腔希望和宏远的规划而去，归来时判若两人，几乎是抬回来的。记得胜利后第一个“双十节”，我们学校组织庆祝游行，还有“欢迎国军”之类，他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庆祝”、“欢迎”什么呀，不要去了。后来，如书中所说，宋氏家族又对他们那些民营银行虎视眈眈。他从1935年到天津“创业”到1948年底天津解放的十几年中名副其实地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没有真正舒心过。所以对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心悦诚服。有一点书中没有提到的，他1948年奉派到美国，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为兴奋，更促使他兼程赶回国。他原来是立志不参政的，大约1947年间我亲自见他撕掉一张天津市政府的聘书，具体是什么不记得了，大约是顾问或参议之类。但是1949年共产党请他参加政协筹备会议他欣然参加，并一直以此为荣（他逝世后报上发的讣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就是指建国前后的一段活动）。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其中被认为立了大功的一条就是及时劝阻了取消“中国银行”名号之议，保留这个名字，从而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民族国家大的方面之外，我感到他的秉性、生活方式以及对私产的淡薄等都使他比一般上层人士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更少抵触和顾虑。从意识形态上讲，他并不特别欣赏自由主义。他不大喜欢美国人的放任，而佩服德国人的认真、严谨和纪律。当然，他在二战中的立场绝对是在反法西斯一边，只是为德国人民惋惜。我听他说过， 30年代（大约1933年）到德国时印象很深，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优秀、“有出息”的民族，真可惜，被这么个人领上了歧路！他自己的作风也很严谨，例如把准时、履约看作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解放初期他对共产党的讲纪律并不像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样感到拘束。他与我母亲都厌恶纨绔子弟，解放后发现他熟悉的青年以及子侄辈中冒出来不少地下党员，而这些人率多是符合他的标准的朝气蓬勃、勤奋向上的青年，也增加他对共产党的好感。凡此种种，都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工商界人士惶惶不安，不少上层家庭准备南逃时，他反其道而行，从美国赶回天津，决心追随共产党。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解放初期的“积极”也是真诚的，极少被迫的成分，更不是投机。  

　　“三反五反”运动  

　　解放前后，一般家庭都是子女先接受进步思想而后影响父母，在这过程中的矛盾都是下一代思想激进，批评上一代保守。我家却相反。我在解放之前身居学运高涨的清华大学，却一直不问政治，埋头于图书馆。而父亲此时已经与当时他并不知道的地下党员有所联系，而且对他所理解的 “新民主主义”十分拥护，并以为共产党将完全付诸实施。所以解放初期的确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各种号召，应邀参与各种活动，并知无不言。天津解放初期他提过哪些建议，除上述保留中国银行外，我不得而知。刘少奇到天津与工商界人士座谈，当然也有他在内，并为之兴奋不已。过去他清高自守，现在反过来批评我的“清高”，敦促我积极赶上时代的步伐（我后来的思想转变以及一度相当极端却与他的影响无关。关于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此处暂且不表）。直至“三反五反”运动之前，他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也是我与家庭关系的转折点。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半年，分配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并且已经入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且似乎颇受信任，似乎还是“组织上”考虑培养入党的对象。我填表的家庭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的感觉，这一出身不算太坏，根据建国初期对国旗的解释，这也是团结在共产党这颗大星周围的四颗星之一（几次政治运动以后，这一解释就不再提起，文革中并受到批判）。单位领导提及我父亲时都肯定他是“进步民主人士”。“三反”运动刚开始时，母亲给我的信中一如既往采取积极拥护的态度，并真诚地认为这是共产党无私的表现，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没有想到，一夜之间，突然父亲变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母亲来信简单告诉我父亲已经停职检查，不过他自己问心无愧，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搞清楚的，并叫我不要受此事影响，安心工作。我立即将此信交给直接领导我的科长兼党支部委员（今人有所不知，交出私信实际上是政治运动中的常规，特别是与运动对象的通信）。他一反平时对我的态度，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他们已经知道我父亲问题严重，母亲这封信说明她态度很不端正，还在掩盖，企图蒙混过关。他说我作为团员，面临严峻考验，必须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做到脱胎换骨，等等。我表示如果父亲真有违法问题，我当然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拥护组织对他的一切处理。他说这是消极的态度，如果真想通了，就该积极揭发。不久之后，正逢春节，我是单身，有探亲假，春节回家是计划中事。这次情况特殊，经请示领导，仍准许我回去，并表示这也是组织对我的考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只见饭厅墙壁上还挂着“爱国公约”和“抗美援朝捐献奖状”。父母对我态度依然如故，但家中气氛自然与前不同，不再有以往春节那种亲友来往的热闹。父亲已经不去上班，天天在家闷声不响，不是埋头写交代，就是看书报。他本来在用《联共党史》学俄语，现在有时还继续。我看到一张《天津日报》，上面头版头条赫然大字标题：“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简直懵了，一个“奸”字与我平时对父亲为人的印象怎么也联不起来。本来对工商界是查偷税漏税问题，父亲却多了“里通外国”，还有什么未交代的历史问题，记不清了。父亲基本上没有同我讲几句话，只说我现在与他划清界限是应该的，一切听组织的好了。母亲略有不理解和牢骚的表示即被父亲制止。我还从母亲口中得知原来上海银行的一个年轻职员被隔离审查，要他揭发父亲的问题，他想不通跳楼自杀了。此人曾送我上火车去北平上学，所以我也熟悉。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坚守私下也不对他们表示同情的界线。因为私下里说什么话，我也必须向组织一五一十汇报，而向组织有所隐瞒是我根本不可设想的。这个春节过得很沉闷，我提前回北京上班了。  

　　当然一到单位，就向领导如实汇报在家中所见所闻，表示我对父亲的问题完全不了解，但是相信组织，接受组织的一切结论。与我谈话的人立即指出，我的感情立场不对头，“已经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党已经吹响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号角，而我却还采取这种模棱两可、消极等待的态度，说明阶级烙印很深，同时也说明我父母很不简单，埋藏很深，云云。从那时起，我从被培养的“积极分子”变成了运动中重点“帮助”对象（“帮助”一词还是留有余地的），团小组会、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轮流谈话，进行帮助教育，要我与过去“一刀两断”，在思想上斩断与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虽然没有被停职反省，但是被“照顾”减轻工作，多一点时间思考，写思想总结，揭发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彻底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从记事开始以来的经历，交代一切属于剥削阶级的社会关系，连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面的远亲，只要不是劳动人民也写进去。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大奸商”，（可能至今这份自传和表格还在我人事档案中）。在诸多教育我的话语中对我起关键作用，同时也令我最苦恼的是：相信谁，立场就在谁一边。你是相信党，还是相信资产阶级父母？我当然选择相信党。那么过去以及现在父亲的所有拥护共产党的言行都是伪装？那伪装下掩盖的是什么呢？他想做什么坏事？我真想不出来。我搜搜刮刮把从小到大所有在家中的生活细节都从反面来看，交代出来。例如母亲特别重视我们的健康，一有病就打针吃药，那位科长告诉我，那叫“活命哲学”；至于重视教育，在广大劳动人民子弟上不起学的情况下，上大学、学钢琴，本身就是一种罪过，这一点，我在入团时已经认识到了。再通过社会关系的交代，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中无一工农，最多也是没落到城市贫民。这些，都证明我实在出身不好，需要脱胎换骨。这些，我都“想通了”，无可留恋。但是还解决不了揭发父亲的实质问题。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把全部家信交出。父亲基本上不与我通信，都是母亲的信。除询寒问暖外，都是正面的话，无一句对形势和党的不满。再说，自春节回京后，我再也没有与家中通信。在万般无奈中忽见报载我所熟悉的一位中学同学登报声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父女关系。我得到了启发，立即向组织提出，我也决定公开声明与父亲脱离关系，以示彻底划清界线。谁知被驳了回来，说这不是党的政策。而且形式上脱离关系并不等于思想上划清界线。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父亲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有了结论，是“完全守法户”，“里通外国”云云也属子虚乌有。但是碍于某些在位者的面子，并未正式公布。按道理，应该在同样的范围内公开恢复名誉，但似乎历次政治运动被公开“搞臭”的，即使后来“平反”后也极少公开。好在一般公众已经习惯于冤假错案，不把运动中的罪名当真，很少人记得某人被扣过什么帽子。在我这边，组织从来没有正式告诉过我父亲没有问题的结论，我的“教育改造”从此时开始再无尽头，家庭包袱也从此背上，直到文革结束。由于一段时期与家里失去联系，父亲工作调北京，举家迁京，我也没有及时知道，后来才从妹妹处知道。再取得组织同意，回北京的家探望，已是一年以后了。  

　　关于他“三反”中受冲击究竟事出何因，我至今不十分清楚。只是很久以后听母亲概述，大约是解放初期党组织要他争取已在香港的陈光甫和天津东亚毛纺厂的老板宋飞卿回来。他因此奉命与他们通信，而且还负命去过一次香港。当时给陈光甫的条件非常宽：本人和资金的来去都自由，唯一的要求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与新政权合作。陈光甫几乎已经接受。但是运动一来，这些联系都成罪名，“里通外国”由此而来。没有人再挺身而出为他说清楚。后来又如何弄清楚，由谁决定，做出了无罪的结论，母亲没有说，她究竟了解多少，我也无从知晓。反正父亲对此绝口不提，即使在这本最后的回忆录中也完全略过。只在本书第三十六章最后提到他已经为陈光甫在北京找到合适的住宅，“正在与卖方讨价还价时，三、五反运动开始了……当然结果不但陈光甫不能回来，而我与香港也不通音讯竟达三十年之久，在美国的朋友还以为资耀华早已不在人世了”，其他尽在不言中。个中详情只有待于今后有人专门研究天津的三反五反运动历史，并能查阅有关档案，才能大白。  

　　如今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决不仅关系到资耀华本人，或我一家，而是中国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近年来有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率多把反右运动作为一个转折点，认为在那以前，毛泽东基本上是沿着新民主主义思路行事的。根据我的切身体会，这一转变至少从“三反五反”运动已经开始，甚至更早。例如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今后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资产阶级”当然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没有为人注意，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属于团结对象的民主人士尚沉醉在“旧邦新命”（借用冯友兰先生语）的兴奋中，没有觉察到这一提法改变的意义。“三、五反”运动，一般老百姓印象深的是惩治党内贪污，至今人们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津津乐道。而对当时提出党内腐化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把根源推到党外“资产阶级”身上，并未深思。所以从那时起，开始向一个“团结对象”开刀；到反右时，重点为另一个团结对象，被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时还有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方”；再后来，对象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然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内“走资派”，以及全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团结”对象缩到最小范围。回头来看脉络是清晰的。  

　　不论父亲后来的处境起伏如何，我本人从那以后就与家庭关系疏远了。克服亲情的发作成为我无穷尽的思想改造的一部分。父母对我态度不变，对我的疏离，甚至不近人情的举动，都完全谅解，毫无怨言。尤其是母亲，只要我回家，总是关怀备至，凡我所需，她都主动提供，只怕我不接受。应该说，我那时对家里是很自私的，生病、生孩子时还是以家为避风港，平时则若即若离。客观上，我回家的密度随政治气候而变。我女儿出生时是全国饿饭期间，暂时顾不上阶级斗争，那时的政策是鼓励自寻出路，我回家在母亲照顾下做月子，以及随后因工作太忙（我产假没有满就奉派随代表团出国了）把女儿托给母亲照管，是单位组织和同事都默认为理所应当的，无甚不妥。那时断绝母奶，只靠初生婴儿得到的牛奶和白糖的配额是养不活一个孩子的，完全靠两位老人把自己的那一份省出来补充。但后来到阶级斗争天天讲之后，我的这一经历又成为组织生活中的一个题目了，牵涉到“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问题。我只好及早设法把孩子送进全托的托儿所。至于“三、五反”及以后的政治运动，在我家中是基本回避的，所以我始终不知道具体情节和父亲从那以后的想法。根据我的观察和揣测，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他真的没有很大的怨气，对共产党始终抱有信心；第二，他本来为人谨慎，以后就更谨慎，这可能也是反右运动得以幸免的原因之一。当然如他的书中所说，南汉宸的保护也是一个因素，否则欲加之罪，就凭已经发表的几句话也就够了；第三，他从调北京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埋头编写那几大部货币史资料，更加与世无争。  

　　从本书的内容看，前详后略，从解放初期一下跳到文革，中间全部略去，“三反五反”只字不提，这固然与他的精力有关，但也说明他对共产党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而文革是中央明确否定的，可以写，实际上也是轻描淡写，远不能反映当时所受的冲击。文革中家人之间完全断绝了来往。开始还通电话，后来父亲工资被冻结，每人只发20元生活费，虽然电话没有被拆掉，但15元的电话费已交不起，自动把电话上交了，从此失去联系。我不敢在经济上接济他们，因为那就是“与群众对抗”。父母下放干校时，家中老保姆来通知我。当时我们单位已由军宣队接管，也在准备全部下放。那时下放以后就不一定能回来，所以不作以后还能再相聚之想。我请示军宣队能否回去见一面，送送行。那位领导冷冷地说，此事由你自己决定，你应当知道该怎么做，后果由你自己负责。随后，一位刚刚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单位的老领导特地找我，悄悄对我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现在正是清理阶级队伍和审干的时候，见过一次就说不清，对你不好。在那种形势下，他主动对我说这些话也要冒一定风险，我理解是完全出于好意。于是终于没有去送行。再见面是在1971年我从干校回京之后，他们二老已先行回京。此时我一家三口离开了机关大院的集体宿舍，分配到外面与同事合住一套公寓，行动不再在众目睽睽之下。尽管没有任何阻止我与家里来往的明令，但直到文革结束之前，我回家探望次数仍很稀疏，并且有意无意决不在机关同事中提起。  

　　最后二十年  

　　从1976年四人帮倒台到1996年去世，父亲在新时期正好生活了20年。他对改革开放衷心拥护，对新时期充满了希望，也包括自己的家庭。有一次我回到家中。他对我母亲说：“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这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例如希望我们多回回家，或呆得长一点，他总是说你们姆妈可想你们了，而不说他自己）。这句话蕴藏着自“三、五反”运动三十年来多少压抑的亲情，这种辛酸只有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特定的中国父母才能体会，外人是无论如何无法想像的。  

　　以他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在新时期是可以有更多作为的。可惜年事已高，而且实际上也还存在许多曲折复杂的情况和阻力。对于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历次重大问题的争论他持何意见，我不得而知。只见他留下的80年代的三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这几年的各种会议记录、报告、政策要点，十分认真。有时有一些纸条，像是自己的感想和批注，或是发言提纲。  

　　有一张1988年6月5日的台历纸上写了四句顺口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四句话写了两遍，先是七言，后改成五言：  

　　办好七件事， 件件快人心；  

　　环球共景仰，中华气象新。  

　　这张纸夹在笔记本中的那一页上记了七点，大约就是中央要办的“七件事”。照录如下：  

　　“一、严格控制信贷重量，灵活调剂贷款规模。  

　　二、集中资金，保证旺季收购资金的合理需求。  

　　三、坚持信贷原则， 优化贷款投向，促进企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 搞活生产，搞活流通。各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在正确保证农副产品收购需要的同时，支持基础工业的发展，支持指令性的生产。  

　　四、继续抓好清理企业拖欠资金工作。  

　　五、进一步搞清资金XX（看不清）  

　　六、对农村信用社开办特种存款。  

　　七、加强现金管理， 严格控制现金发放。”[ZZ1]  

　　有一张字条可能也与以上政策有关，像是他自己的意见：  

　　“近几年来国务院连年发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加强现钱管制。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因为过去按着产品经济建立起来的银行体制再也适应不了今天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了。钞票闸门关不住，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更不可关住一只虎，放出一群狼。”[ZZ2]  

　　还有一个笔记本中夹着几张发黄的剪报，都是促进物价改革、关于民营经济的地位以及改革经济管理的文章，我惊喜地发现，其中之一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就物价改革的积极作用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访谈录，标题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另一篇是《北京日报》的文章，标题是“‘稳定’不是‘固定’”，上面有些地方还划了红杠。  

　　以上吉光片羽多少说明他对经济改革的每一步的关心和在具体政策上拥护改革的倾向性。  

　　出于对“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新形势的兴奋和期望，他又做了一件一般人认为“冒傻气”的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政协会议上，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对某些领导人的子女利用特权出国访问的批评，因为那涉及到他最珍惜的国家外汇问题。这件事竟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当事人的反应，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波澜，对他个人后来的处境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实他所提出的子女特权问题与后来的腐败现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关心他的朋友们奇怪，以他的身份，提些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是题中之义，为什么要不识相地去提什么“特权”问题，自讨没趣。我虽然没有与他谈过此事，但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本人廉洁奉公、律己之严，也熔化在性格之中，几近苛刻，处新旧社会都一样。可以说，凡是原则上规定而实际上很少人完全执行的规章制度，他都认真执行，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家里与我母亲吃同样的药都严格分开，因为他们俩医疗费的报销渠道不一样。其余可以想见。他理想中的共产党当然也应该这样。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口号下，他真诚地对共产党寄予厚望，认为应该防微杜渐，并没有想到这点意见会引起对自己不利的影响。那一次，他没有处之泰然，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不过在家里照例不说什么。小妹民筠告诉我在家中的一张纸上发现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比邻二井在山岗  

　　一井冰凉一井汤（烫）  

　　自然造物犹如此  

　　怎叫世态不炎凉  

　　这是他唯一的牢骚话了。但是他对共产党近乎天真的厚望不改。多年后有一次，他忽然对我说，某位高官的儿子被任命为某金融部门的高级领导，他认为他实际不够格，他本来对人家议论这类裙带风、任人唯亲的事不相信，现在看来真有其事，说罢直摇头。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比这严重得多的事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他竟然对这样一件事感到吃惊，而且才开始觉得那些流言有一定根据，也令我感慨系之。  

　　他一向沉默寡言，对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遭遇以及得失荣辱绝口不谈，也从不议论“小道消息”。晚年失聪，基本上靠笔谈，我们同他交流就更有限，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么想法，对“世风”究竟知道多少。我能够体会到的是他的生死以之的爱国心。他从四十年代末下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屈辱。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每次中国态度比较强硬时，他都感到高兴，对于国家的统一更是不能释怀。1984年，他奉派访问香港，任务是通过金融界故旧的关系，了解一些情况，并就当时香港一些人士对回归的疑虑作一些解释工作。他对此非常认真，作了充分的准备，后来在他留下的笔记本上看到密密麻麻的有关香港的各种数字、资料。他此行的活动内容我不知道，只感到他情绪不错，与我闲谈时有一点见解给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香港的上层大资本家一味说好话，其实他们狡兔三窟，早已准备退路，资金和子女都送到国外；那些吵吵嚷嚷，看似疑虑重重的人是中小工商业者，他们无处可去，是准备呆下来的，所以把自己的担心和顾虑说出来，希望能得到解决。政府不应只满足于听好话，而重点应倾听那部分人的意见和疑虑，阐明政策使他们安心。这一分析对我当时很有启发，估计这些意见是包括在他向上汇报之中的，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他每天阅读大量书报文件，但多为官方消息和口径，有些情况，他可能比一般人闭塞。我还隐隐约约感到他有一种心理：他一生感受最痛切的是国家的衰弱和民族屈辱，共产党是他唯一也是最后寄托希望的政治力量，所以从主观愿望上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宁可信其无。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可能对现实全然无知。有一件事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他曾表示要送一件象征性的礼物给一位经常对他生活照顾有加的统战部官员，略表感谢之意。华筠建议可定制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诗词的小型工艺品。他欣然同意，并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宫赋”。我为之愕然，说，最后几句话是否太刺激了？他一反常态，大声强调说：“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那几句话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看来，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后来因字数太多，那件礼物终于没有用此文）。  

　　书中有一处提到《大公报》，沿用了“小骂大帮忙”一词。书一出版，我们以及一些朋友都感到不妥。我想如果在付印前发现，我会劝他改掉，因为此话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对《大公报》的贬词，不符合《大公报》实际的宗旨和客观的历史功绩。原来我曾考虑在再版时把这一段删去。但再思之后，我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做，因为父亲已不在，无法征求他的意见。再者，从上下文看，他似乎有自己的看法，并不完全是追随一定的“口径”，只是借用这一词。另外，近年来，我在研究西方新闻媒体的作用时，有一个新的体会：实际上，所有的媒体对执政者的批评只要不是号召以暴力推翻政府，归根结底都在“小骂大帮忙”，能否真的起到“帮忙”的作用，端看这个政权是否能容忍和接受“小骂”，并进而实施改良，这就是舆论压力的作用，也是西方社会不断和平改良的动力。当年蒋介石表面上曾对《大公报》负责人礼遇有加，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表面文章外，如能真的接受批评，不论是“小骂”还是“大骂”，自然对社会改良有利，就不至于最后被推翻，那客观上这种批评就起到了“大帮忙”的作用。历史事实是，国民党执政者并没有这种明智和“雅量”，当时国共又处于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形势，《大公报》的“不党、不私”自不能见容于任何一方。这是中国政治的特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骂大帮忙”也不一定是贬义。这是我的想法，当然不能代替父亲写书时的想法，那是我已无从知晓的。  

　　作为金融学者  

　　世人多知资耀华为银行家，较少注意到他作为学者这一面，所以想特别提一下。1999年出版了一本《世纪肖像》影集，是一位青年摄影家沈建中摄制的一批与20世纪同行的文坛、学界耆宿的影集，父亲以“金融学家”列入其中，令我感到欣慰。本书封面就是用的这幅肖像。他过去的著作，我举不全。只知道他20年代末撰写的《货币学》（商务印书馆出版）曾长期为大学经济系的重要参考书，还有《信托与信托公司论》、《银行问题之研究》等。他自日本回国后在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包括为陈光甫注意到而决定他以后的道路的那些文章很难收集到。我手头只有一本书页已经残破发黄的著作《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三年发行，民国二十六年再版”。陈光甫为之作序，大意称：中国自开港以来外汇业务多通过外商银行，损失很大，近十年来国人自办进出口，挽回权利不小，“但研究我国国外汇兑之专书反不可多得，而融和国外汇兑的理论与实务之专书则更决无而仅有焉……耀华为比航调查不经理，才学兼长，服务精勤，……于行务之暇，讲过外汇兑之理论于实务融和一炉，成为专书，藉供国人之参考。务部嘉其学术成功，而嘉其能利用行务之余暇，从事学理上之研究；更嘉其能主义谋银行与商人之合作，故乐为之序”。[ZZ3]  

　　这几句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填补了空白”，而且是真的空白。这样专业的书三年后得以再版，在当时应该有相当的影响。至于现在对研究金融史的学者的参考价值，我无法判断。  

　　本书提到他曾有一本关于在日本听河上肇教授讲课的笔记心得的书稿，因河上肇被认为与托派有关，未能出版，文革中书稿也被毁，这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河上肇是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现在我国是否有研究他的学者，我不知道，但亲自听过他讲课，还保留完整的笔记的大约没有了。  

　　解放初期他发起创办了中国金融学会，一直担任副会长（会长照例为历届人民银行行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解放以后几十年间，实际上最主要的业绩是主持完成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几部巨典。其中第一部是1964年出版，其他都是80年代出版。这几部典籍的丰富内容和学术价值不必赘言。作为研究工作者，我深知编纂此类资料集所需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集体高度敬业精神。这很符合父亲的性格，他几十年默默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也是偶然知道的。直至80年代书终于出齐时，他难得地喜形于色，才向我说起他如何看重这项工作，在文革中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千方百计保存书稿，下放干校时自己唯一抱着不放的就是这部稿件。我建议他为此书写一序言，叙述成稿之曲折艰辛，包括文革中的故事。他说：那岂不是有自我标榜之嫌？此书的确是许多人的劳动结晶，他不愿以任何方式突出个人，坚持只署“人民银行参事室编”。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他的名字列在其中。此时许多人的名字已加上了黑框。后来有人跟我说，如果他同意署名主编，以他的名望，此书在海内外销路还会广一些。这当然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也许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后半生可以做更多事，但是不论怎样，他终于留下了虽不会引起“轰动效应”，却能永久嘉惠后世学人的著作，而且自己能在生前亲眼看到，也算是幸运的。  

　　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天津南开大学冯承柏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天津金融文化浅谈”，其中提到天津银行家的经验和思想是宝贵的遗产，并专门以资耀华的做法和想法为例，总结出六点，认为“具有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消化和吸收”。今征得作者同意，把这一段附在书后以飨读者。  

　　以道义相许的婚姻－关于我的母亲  

　　本书第三十五章“贤妻良母”专门谈到我母亲童益君，情深意切。父母亲同年，都是20世纪同龄人，并同享高龄，度过了“钻石婚”，可谓白头偕老。但是晚年一个失明，一个几乎完全失聪，简单的话可以对着耳朵嚷嚷，复杂一点的就只能通过写字，母亲绝对没有力气大声嚷嚷，也无法写字。所以实际上他们二人已有多年无法交流。只有我们姐妹周末回家时母亲抓紧机会叫我们对爸爸用书面写她要说的话，内容大多是重复的对他起居的各种嘱咐。但是她的存在对父亲就是一个安慰。父亲经常坐在她床边的藤椅中埋头看书报，不时站起来绕床而走，对她注视片刻，或忽然拿一块糕点塞进她嘴里，尽管她已看不见他的表情。1995年夏母亲去世。父亲遭此打击，内心哀痛难以言喻，他一向感情不外露，只是埋在更深的沉默中。他原来健康状况相当不错，还每天上班，大家都预期他能活过百岁，却于母亲走后半年猝然去世，应了老年丧偶半年是一关的说法。母亲走后不久有一次，我照常陪坐在旁，相对无言。他忽然像是从很深的思绪中脱口而出：“你们的姆妈是了不起的，聪明和才干都在我之上，是为我做出了牺牲，我对不起她”。这是几十年来我听到的他唯一对我母亲的表白，是他发自肺腑的一生的歉疚，所以在书中设专章写她，只是仍以他特有的含蓄和简约的方式。他刻骨铭心的怀念和深深的歉疚我能体会。  

　　我从懂事起就经常私心为母亲不平。父亲逝世时至少还发了讣告和生平简介，母亲去世时却一切从简，我们连讣告也没有发。她的一生淹然无闻。而母亲实际上是不平凡的女性，对我本人养与教兼施，慈与严并行，影响最大。所以在为本书写补记之时，我有一种冲动，必须将我亲身体验的母亲的才识、品藻，和对她经历的有限的了解写出来，以还我心债。同时她的一生也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中国妇女命运的一种典型，折射出时代的特点。  

　　得风气之先的书香之家  

　　母亲原名童寿慈，字益君，后以字行，浙江湖州人。她的父亲做过地方官（好像是松江府台），据说是由于膝盖有风湿，不能下跪，所以断了晋升京官的路。杭嘉湖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历朝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在中国开始与外洋接触中得风气之先。母亲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成长的。她家庭虽不是世代簪缨，也算得书香之家，同时我的外祖父母都比较开明。因是之故，女孩子也自幼能同男孩子一起在家馆中读书。她六、七岁时，外婆要给她缠足，在我舅舅的大力反对和外祖父首肯下得以幸免，这在20世纪初即使在比较开通的江南也是很少的（后来我见到不少与她年龄相仿的知识妇女都是“解放脚”）。我的舅舅童润夫也留学日本，学纺织工业，后来在上海纺织工业界卓有成就，解放以后最后的职务是华东纺织局总工程师。外祖父逝世较早，大约就在辛亥革命前后。在清末革命思潮汹涌中他对儿辈说：我已经食君之禄，只能忠于清朝，而你们尽管去追随新潮流，只要能救中国就好（大意）。他去世后，家道中落，儿子不久赴日留学，有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益君居中。此时正值女学兴起，外祖母竟力排众议把为女儿嫁妆准备的积蓄都用于供她们上新学堂，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之举。因此我母亲得以受到新式教育，这是她经常讲到，铭感于怀的。  

　　我的两位姨母都上的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却于1913年以十三岁的低龄考入新成立的设在苏州浒墅关的江苏省立女子蚕桑专科学校，是最小的学员。那是当时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女子教育的风气下一些仁人志士开办的新型学校，理念、教学内容和制度都很前沿。宗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授科学的新法养蚕，然后在全国推广，最终改良中国的丝业，加强与日本的竞争力。这很符合母亲的旨趣。她虽然自幼读古诗文，但并不是文人才女型的，对风花雪月、填词写诗没有兴趣，思维方式重理性、重实干，有极好的数学头脑。她常爱讲的轶事之一就是她考蚕桑学校之前算术只学到四则，她哥哥在陪她去苏州的火车上突击教会她开方，考试果然用上，就考取了。六年（或五年？）后毕业，又在上海上了一年英语专科学校，原来想考金陵大学农学院深造，还曾有留日的机会，但是由于不愿增加并不宽裕的家庭负担，觉得应该为外婆分忧，就步入社会工作了。这种克己为人是她一生的行事风格。  

　　她所从事的工作一部分在丝业改良领域，例如试验新法养蚕的制种场；另一部分是办学育人，最后的职业是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这个工作特别符合她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相结合的理想。她对教育情有独钟，处处诲人不倦，而且不拘一格。对于因材施教有一套独特的理念和方法，充分相信各种不同的人都能通过教育向善，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我可以肯定，如果她有机会献身教育事业，一定能成为杰出的教育家。解放后，学习“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号召干部下乡，她曾私下对我说她早就这样做了。因为在推广新法养蚕时必须经常下乡，挨家挨户向农民讲解、宣传，江南多雨，在大雨滂沱中一脚泥、一脚水，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而且她还善于同农民打交道，要说服他们采用科学方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实践证明，到了季节不发生蚕瘟，确实产生丰收的效果，她就成为当地农村最欢迎的人了，邻村也来请她，这是最大的满足。这需要能吃苦耐劳，还不怕碰钉子，许多女同学做不到，她不怕，遇到困难也从不哭。她还讲过她“收服强盗婆”的事：有一定规模的制种场，蚕都是养在一张张大扁箩中，高高摞起，因此需要雇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人搬动。有一名女工人高马大，性格强悍，动不动就要抡棍子打人，大家都怕她。我母亲负责这部分工作，有人告诉她此人的丈夫当过强盗蹲过监牢。母亲却在她身上实施她的“有教无类”，从关心、信任出发，发挥她的优点（她干活效率特别高），再教她守规矩，最后她竟然被“改造”好，我母亲把仓库钥匙都交给她保管，特别可靠。这也是她一桩得意之事。当然这些话她不敢在学习会上讲，否则岂非混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改良？  

　　事业与婚姻艰难的选择  

　　她与父亲邂逅于西湖边上，听她讲来也颇有传奇色彩：大约在1920年左右，外婆带着家人游西湖，有我母亲和大姨以及也是留日的姨夫。我父亲刚好回国度假，一个人坐在湖边吹箫。他毅然离家去国后，实际上已经和家里断了来往，所以难免常有他乡游子的孤独感。可能这种情绪被敏感的外婆注意到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一表人才，怪可怜的，就叫姨夫去招呼一下，问问情况。姨夫过去一问，发现原来是留日同学，而且同在京都帝国大学，只是不同系（姨夫是学化工的），顿生亲切感。就这样，父亲和外婆一行，包括我母亲就认识了。外婆对他印象特别好。在那以后，姨夫进一步正式把他介绍给母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谈对象”吧。从此他们二人走上了漫长的十年恋爱之路。这大概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整个20年代，也就是他们20岁到30岁的近十年中，母亲是事业顺利，蒸蒸日上，在经济上也可以开始回报外婆，而父亲还在日本读书。那时社会上对于职业妇女已经可以容纳，但是似乎家庭和事业还不能两全，“双职工”一词尚未出现。所以许多事业有成的妇女都是独身，著名的如林巧稚、吴贻芳（金陵女大校长）等，还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多在教育界。我在上海读高小的小学校长就是一位同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小姐”，她聘来的该校女教员中也有几位独身的。母亲在蚕桑学校的一位同学，费孝通先生的姐姐费达生，就一直献身蚕桑事业。那时同学们都知道她成绩优异，并且与校长感情不一般，但是为了事业，他们一直未论嫁娶，后来费达生也成为那所学校的校长。他们二人几十年共同奋斗，维持柏拉图式的爱情。直到解放以后，两人都以在本界的突出贡献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男方年已古稀，女方年逾半百时终成眷属。母亲讲述这段佳话时，对她的老同学钦佩之余，不胜感慨，心情是复杂的。与她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赵瑞云，后来是潘光旦教授夫人。她比母亲大几岁，在学校中一直像长姐那样照顾母亲，包括为她梳理那一头乱发。母亲提到那一段生活时，总要提到“瑞云姐”。我1948年上清华时奉母命去拜见过她。她对我十分热情照顾。她她毕业后曾留校教过几年书，后来还上了几年大学，是潘先生致残后才与他自由恋爱，毅然同他结婚，相濡以沫。也是清华园内著名的贤妻良母，还烧得一手好菜，曾请我去她家过端午节，她亲手做的粽子大概是我吃过的粽子中最美味的。那一代的知识女性这样转换成贤妻良母的当不在少数。  

　　总之在那些年，母亲一直在矛盾中犹豫。而父亲则认定非童益君不娶，苦苦追求和等待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省吃俭用以便省下路费每年暑假回国，其余时间就是靠鱼雁相通。据母亲说，他们通信很少情话绵绵，多数都是讨论问题，各抒己见。对国事的看法、人生的取向基本上相同，所以母亲总是说他们的婚姻基础是“以道义相许”。我记得在天津家中，每当随母亲到“箱子间”整理箱笼时，她常常打开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满了一捆一捆的信，都用丝带扎起，大约是按年代分的。她只打开箱子看一看，却从未见她解开过这些信。我有一次趁她临时出去，匆匆偷看过一封父亲写的信，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不知寂寞帘笼中尚有痴如我者否？”大概这就算“情话”了。这些信件如果保留到今天一定是极宝贵的史料，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风貌，甚至包括从文言转白话过渡时期的文风。但是在文革中连同包括他们结婚照片在内的几大册老照片都灰飞烟灭，片纸无存。痛哉！惜哉！  

　　后来我舅舅童润夫在上海成家立业，外婆和母亲都住在他家。还常有远近亲戚来住，一直是热闹的家族中心。我父亲每次回国也住在他家。母亲基本上属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对妇女独立的观念比现在某些青年还“新”。但同时又受很深的传统道德熏陶，恪守那个时代大家闺秀的行为规范，对男女交往绝对严肃，开放而不逾矩。令我父亲颇为无奈的是每年回国总是同她的家人相聚较多，而母亲为避嫌，很少同他单独在一起。其实父亲已经融入了那个大家庭，他自己家里唯一留恋的母亲已经去世，与我外婆的关系形同母子，与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关系也很好，大家常在母亲面前帮他说话。有人说，你这样拖下去，等他变了心，就再没有这么好的人了（那时日本女子特别喜欢嫁中国留学生，而且比较主动。不少留学生就娶了日本太太）。母亲潇洒地说：如果他变心，那就更说明不值得我嫁了。  

　　其实母亲对父亲是十分欣赏的，唯一的考虑是自己的事业。这样拖了近十年，到1929年（本书说是1930年结婚，我想是记错了，因为我是1930年出生，那时年号按民国，月日讲阴历，可能换算有误），父亲也已毕业回国，并且有了工作，母亲终于为他的执着所感动，同意结婚了。不过她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得做官；第二不干涉她花钱；第三，不以儿媳妇身份到湖南老家去，但父亲老家却必须来人主婚。这三条需要略加解释：第一条，母亲的理论是，官无论做得多大，总有上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敷衍。特别是如果父亲入了官场，她就免不了要同那些俗不可耐的官太太应酬，这是她受不了的；第二，母亲自己生活极为俭朴，既不打扮，也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如打麻将之类），但平生有一好，就是好助人，这是她真正的乐趣所在。凡亲友有急难，她都热心相助，在亲戚中以“大方”出名。特别是子侄辈中学习方面的需要，她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后来包括父亲湖南老家的亲戚也是她主要联系和关注。直到晚年常年卧床时，还曾要我们替她买英汉大字典，因为有一个远方亲戚的后辈从外地来信说想学英语，字典太贵云。所以婚后她自己没有了收入，怕父亲“小器”，在用钱方面干涉她。第三条则说明她复杂的新旧混合的伦理观。一方面，坚持建立小家庭，不愿意当大家庭的儿媳妇，而另一方面，又很在乎“明媒正娶”，一定要资家有人正式承认。我感到潜意识的还有湖州人的文化优越感，湖南对他们说来似乎开化程度差一点，所以她不愿去。这几条，我父亲毫无困难完全接受。他本来就厌恶官场，加以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他决无从政之意。至于家计，我从懂事起就发现，他根本不闻不问，丰简全由我母亲一手打理，他乐得坐享其成。湖南老家他惟一可挂念的老母已经去世，他也在他父亲去世时声明放弃一切继承权（这一点在解放之后使他免于划成地主成分，是当时没想到的），所以不会要求母亲回去。他的一位堂弟代表资家到上海来出席婚礼。近十年的“考验”加上这几个条件，表面上似乎母亲拉足了架子，而父亲对母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就是婚后辞去工作。就这一条，母亲付出的是毕生事业的前程，多少条件也抵不过。家庭与事业，无论牺牲哪一头，都是由女性承担，本质上还是不平等的。据母亲说，在婚后，设在上海的丝业改良委员会和镇江的学校负责人都曾几次来家里敦请她出去工作，父亲在他们游说下也曾有所松动，但是这时她已怀孕（就是我），身体很不好。生我之后健康更坏，得了肺结核，连我都被寄养在她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家，我称她“寄娘”（即干妈）。再后来，父亲奉陈光甫之派赴美深造，母亲一人带我到浏河农村亲戚家继续康复，更谈不到出去工作。从此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全心全意相夫教女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已是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女），以前的事都是从她以及舅舅、姨母们的闲谈中得知的。母亲天生不是甘于无所作为的人，既然放弃了社会职业，就把这个家也当作她的事业来做。我家是名副其实的男主外、女主内，家里从伦理观念、生活方式、礼仪习俗、乃至亲友来往无不贯穿母亲的思想风格。当然最主要的是对我们姐妹的教育。我是长女，大妹华筠比我小六岁，所以在六岁以前是独女，又逢她刚从社会走进家庭，有劲没处使，我就首当其冲，成为她教育思想的试验田。我从三岁随她在乡下住，那里没有幼儿园，她在家里教我认字。我差不多与记事同时就开始每天有规律的学习。而且她相当严厉。如果不听话，或者她认为屡教不见效，就瞪起眼睛，把拳头放在桌上相威胁，不过从不真打。我至今还记得一次受到拳头威胁是写“牛”字，我总是把一撇写在上面，与“手”字差不多，屡教不改。但是是否因拳头威胁而写好了，就记不得了。每天清晨，我总是坐在她怀里给穿衣服，有一天大概夜里下雨了，她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春眠不觉晓……”，这是我最早听会的第一首唐诗，而且至今用湖州话背诵。事实上，早期她教我读的诗文，留在记忆中的都是湖州调的，写到这里时脑中忽然跳出湖州调吟诵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和《滕王阁序》文后的两首七绝。她教算术有自己一套，以训练逻辑思维为主，最简单的加减法也要翻过来、掉过去，说出许多道理来。那期间她还教我读过26个英文字母和那首中外小孩子都会唱的字母歌。但是我后来正式在学校学英语后发现她教我的英语发音也是湖州口音，被老师从头纠正了一遍。母亲的英文程度不高，在学校学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泰西五十轶事》、《泰西三十轶事》、《莎氏乐府本事》（即根据莎士比亚剧本的情节编的故事）等，她给我讲故事就是从那里面选的。我在学龄前听的故事中印象最深的是《格里佛游记》中“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以及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和五磅肉的官司。有时她也给我讲《镜花缘》里的故事，使我对这本书十分向往。但是后来上高小时读到了这本书却颇为失望，因为那些我熟悉的“好玩”的故事埋在了许多繁琐的描写和基本重复的情节之中。  

　　在我四岁半时，父亲从美国回来，旋即被陈光甫派往天津，我们从此就以天津为家。我在天津上过一学期幼稚园，下半年就进耀华小学（必须说明，这所学校与我父亲同名纯属巧合，毫无关系。还有如“耀华玻璃厂”、“耀华里【天津的一条弄堂】”等等都与我父亲无关，却经常引起误解。大约“耀华——光耀中华”是符合那个时代潮流的名字，就像文革中“卫东”之类一样），那时我刚满五岁，长得又比同龄孩子还要小，校长认为我太小，建议最好延迟一年再上学，但我的语文算术已经完成二年级的课程，他就接受了。在天津期间，母亲更加全心灌注在这个家上，在我妹妹出生之前具体说来就是在父亲和我身上。今天回想，她的牺牲和克己精神是惊人的，父亲深感愧疚也是有道理的。  

　　融新旧伦理道德于一身  

　　我感到母亲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融新旧伦理道德于一身，或者说在新旧文化之间作了妥协。她的基本伦理观还是孔孟之道，她和我舅舅都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最高境界，我舅舅在我小学毕业的纪念册第一页上就是题的这几个字。还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三个方面，特别是对人的忠、信她都是身体力行，并以此要求我们。她最不能容忍的是说谎，“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姐妹做错了事只要如实承认，就不大受罚，坚决执行“坦白从宽”原则。同时，她对古训也有自己的批判选择。她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儿时在“家馆”中读《论语》时就提过一个让老师生气的问题：读到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她说此话不通，如果父亲是强盗怎么办呢？她比较喜欢孟子，例如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独乐（yue）乐（le），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都是她常引的。这符合她的平等观，也是她不让父亲做官的原由。她最推崇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这符合她的理性精神。她最提倡讲道理，认为许多误解、纠纷都来自没有讲清楚道理，以此常在亲友中扮演排难解纷的角色。她对我教育虽严，但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允许辩论，如果不服，就把理由讲出来，她再加以说服。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这种辩论总是以她说服我告终。即使我心里并不真的服气，至少没话可说。还有一副曾国藩的对联是她的座右铭：“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在新思想方面，除了男女平等外，我觉得她很认同北伐的国民革命，经常哼唱一些那个时候的歌曲，内容反帝爱国居多，如“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记得有一首歌词中有“印度人最可怜”，还有“男儿当自强”。她对我说，不但男儿，当然女儿也当自强，国家更当自强，只有自强才不被人欺侮。  

　　对亲人，她遵从的是“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苟且”，所以她强调与父亲是“以道义相许”，是敬重父亲的人品，与她的道德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合拍才决心与他结婚的；对孩子则绝对反对溺爱，经常以“纨绔子弟”为戒。在这些方面她与父亲有许多共同处，但表现略有不同。例如痛恨趋炎附势，父亲是清高自守，洁身自好，而母亲则天性热情，急人之难。我们家来往的亲友中很少达官贵人，却有许多经济条件较差，或暂时遇到困难的亲友。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一位我舅舅的同学，姓郝，曾经做过不知哪个北洋军阀的幕僚，后来基本上以教书为生。他在我心目中学问特别大，中学国文、英文、数、理、化全能教，英文语法讲得极清楚，就是发音不大对。而且还会中医，常给我们开药方。母亲对他特别敬重，称他“郝大哥”。他恃才傲物，好犯上，所以在哪个单位都呆不长，常常失业，经济拮据。他只身在天津，家眷留在南方，每当暂时失业时就是我家常客。母亲对他始终一贯热情招待，视如长兄。他爱吃红烧肉，他来的期间我家餐桌差不多天天有红烧肉。他若有一段时间不来了，就是找到工作了。我是他的学问的真正受益者，因为什么功课都可以请教他，而且他还有一肚子讲不完的典故和笔记小说的故事。他很喜欢我，母亲就叫我称他为“郝寄爷”（即干爹）。在我初中二至三年级的暑假中，他见到我写的读《资治通鉴》笔记，颇为赞赏，认为有相当的概括能力，说“可以与言《左传》矣！”就主动给我讲《左传》，以他独特的见解和角度，讲得兴味盎然。可惜（对我是可惜，对他当然是幸运）讲了不多久他就找到工作，不再常来了。不过我一直对《左传》有特殊的兴趣，是得益于他。当然还有一些常来往的亲友并不一定学问都那么大，母亲都一视同仁。  

　　我父亲虽然留日时间长，留美时间短，但是来往的朋友中美国留学生居多，其中有些家庭很“洋派”，太太们很时髦，母亲与她们就不大合得来。当时天津有两家著名的外国学校，一是英国人办的英国学校（Grammar School），按英国中学的学制，一切课程都用英语，据说毕业后可以直接升英国的大学；另一家是在法租界，称“法国学校”，是法国天主教办的，男校原名St. Johns, 女校St. Joseph，用英文上课，也可选修法文。天津沦陷以后中国学校的英语课程压缩，让位于日语，家长怕以后孩子英文赶不上，父亲有些比较“洋派”的朋友多送孩子上法国学校，他在他们劝说下有些动心，一度考虑也送我去法国学校。母亲坚决反对，认为那种学校除了外文优势外，其他科目都不如中国学校正规，特别是中文底子不打好，将来是补不上的。她还认为满嘴洋文而中文不好，对中国文化缺乏常识的人终归比较浅薄，与言无味。当然我的教育决定权在她。对此，我特别感激，我特别认同她对中文的重要性的观点，后来在我家熟人子女中，特别是40年代末的女学生，有不少只看外国小说、美国电影的，我真的觉得与言无味。不过到我高中二、三年级时，对古文的兴趣上开始脱离我母亲的轨道。她是“文以载道”派，崇尚秦汉文、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的文章，如“劝学解”、“原道”、“原毁”、“祭十二郎文”都是她重点要我好好读的。而我在高二时，国文课本集中选读魏晋六朝文章，老师讲解那些名士风流逸事令我神往。我还曾迷恋华丽的骈体文，试学着做过。还同几个女同学在一起，整天在幻想中清谈，自以为效仿竹林七贤，在我们心目中韩愈“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是个“糟老头子”。这些在情趣上与我母亲渐行渐远，也不属于我同她辩论的范围。现在想来，我那点薄薄的中国文化底子就全靠在中学毕业以前母亲的教育方针下熏出来的。即使不全是亲授，也得益于她坚持送我上重视中文的学校。从上大学以后就没有什么新的积累，只有后来从新的角度审视过去所学，发现新的意义。现在后悔的是在那几乎过目不忘的年龄没有多背诵一些东西。  

　　母亲的传统道德观还表现在她对外婆的尽孝上。父母在天津安家之后，生活比较安定，决心把常住在上海舅舅家的外婆接来小住。大约是1935年底来我家，住了将近一年，不幸因病去世了。在这一年中父母都竭力承欢膝下，除了一反平时的习惯常常请朋友陪她打牌外，还曾全家陪她到北平旅游，看四大名旦的“义务戏”（那是一年一度的慈善演出，名角云集，票房全作赈灾款，是京剧界一大盛事），那是我第一次看京戏，并且一下子看到四大名旦，至今仍有印象。但是不幸外婆第二年一病不起，在我家去世了。母亲的伤心可想而知。特别是她才来天津一年就去世，母亲更觉得对上海的舅舅、姨母交代不过去。从外婆生病起她就衣不解带，侍奉汤药，请遍了天津的中、西医。外婆去世时我身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她那样嚎啕大哭。整个人痩得不成样，是名副其实的“哀毁骨立”。丧事也按传统的礼仪办得非常隆重，家里临时搭起了白帐棚。父亲也披麻戴孝守灵尽孝子礼。时逢严冬，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晚上冷冻难挨，母亲已经顾不得照顾我们。外婆的遗体在客厅停放了几天。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偷偷掀开帘子张望，却发现她面部已化妆如生，穿着完全像是京戏的戏装，头上还戴着珍珠冠，因此头略略抬起。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这一形象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后来才知道，外婆虽然在很多方面很开明，而临终却不忘她曾经在前清受封，是“诰命夫人”，留下遗愿，要穿“凤冠霞披”入殓。这套衣裳她大约不会随身带到天津来，他们怎么弄来的，我至今不解。她的灵柩当然是要安葬在南方的。父母在天津尽其所能隆重“开吊”、“大敛”之后，母亲就扶柩去上海，在那里再进行一次出殡。  

　　这件事再次说明母亲的新观念与旧伦理的妥协。对待外婆的殡葬是我家最后一次按传统礼仪办事。其余生活方式都是“新式”的。家中没有祖宗牌位，逢年过节无祭祖之说，一切从简。我们对父母也没有任何变相的“晨定昏省”的礼节。父母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像他们对待外婆那样对待他们。父母亲过生日如果记得，就吃面，不记得也就过去了。  

　　所有这些：自强、爱国、理性、诚、信、蔑视权贵、崇尚学问，厌恶纨绔子弟等等都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性格，但是母亲那种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想、助人为乐和牺牲精神我却实在没有能继承于万一，我大概只能做到父亲那样消极的清高自守，洁身自好。我自幼男女平等、女子独立的思想很强烈，当然与母亲的影响有关。但是稍长，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看法，男女平等的观念更为彻底，就开始与母亲出现差异。差不多从上初中开始，我就对她如此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照顾我父亲，而父亲越来越视为当然，心中不平。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父亲算是模范丈夫，在外面从不涉足声色犬马，一切收入都交给母亲，家里由她大权独揽。但是在我看来，父亲在家完全是大男子主义，母亲实在辛苦，处处以他为中心，每天根据天气变化里外衣服都准备好，每次出差的箱子都是母亲整理，叮咛再三，他自己连袜子放在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连续到最后一两年，母亲卧床不起，无力再照顾他，我们忽然发现父亲要出差之前自己把小箱子理得井井有条，想得也很周到，原来他还是很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我们似乎不记得母亲喜欢吃什么菜，因为饭桌上，凡是别人不吃的，最后都归她“打扫”。她在家里真是达到“无我”的境地。父亲在外面“应酬”很多，母亲几乎从来不同他一起出去交际，只有逢年过节极少的几次朋友聚会是一起参加的。当然母亲有自己谈得来的少数女友，经常走动。记得刚到天津时我还见过她的名片：“资童益君”，后来名片也不见了，对外就是“资太太”了。直到解放以后，父亲单位安排到外地休假，条件比较优越，她都没有同行过。更令我遗憾的是她对当年放弃事业的牺牲已经不感到遗憾，甚至认同了女子结婚是最终的归宿的看法。记得对于《儿女英雄传》，我为叱咤风云的十三妹最后当了管柴米油盐的儿媳而且是二女嫁一夫，感到忿忿不平，她却认为何玉凤找到了很好的归宿。我为她惋惜之余，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从中学起就决心不走她的老路，不论是否结婚，决不当“贤内助”，以至于对家务一窍不通，自己成家后也拒绝管理钱财和柴米油盐，走到了另一极端。当然我所处的时代与她不同，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家事”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姐妹三个都不做家务，不会理家。实际上这何尝不是母亲既为父亲也为我们无我地付出的结果！我常说她把父亲惯坏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被她惯坏了。  

　　过剩的才干何处发挥？  

　　母亲执着的教育观还施于家里的保姆。从儿时带我的保姆到后来带我女儿的保姆，她都一一扫盲，至少要她们能读家信，会算加法，而且认真督促。有的保姆年纪大了，记不住，急得直哭。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从南方随我家去天津的老保姆带来的女儿。她来我家时已经十二、三岁，还没有认字。我上一年级时，母亲就用我的课本教她，让她跟着我做功课。但是到初小以后，她就跟不上了。母亲发现她学语文有困难，但是学技能比较灵，就教她卫生和护理常识，并让常来我家的一位护士教她打针。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介绍她到天津东亚制药厂工作，她因为有一定常识基础，比其他女工更熟练，而且因为在我家食宿，省去生活费，自己可以有些积蓄。解放以后，她同她老母亲一起回上海，进入一家医院工作，同一名医生结婚，又经过培训，最后成为中级医士（那时缺人手，政策比较灵活）。她一直对我母亲有较深的感情，直到她去世前还经常托人致问候，带东西。  

　　1948年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我在北平上大学，母亲当时思想有些什么变化，我不得而知。我于49年初回天津时，天津已经解放，父母对新社会都是积极拥护，说许多好话。如前所述，父亲对国民党政府早已彻底失望，这是我家没有南迁的根本原因。母亲从本质上信奉中庸之道、改良主义，从青年时代就不参予激进的运动。但是她有很强的正义感。我的表姐、表哥是地下党员或与之有关，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曾利用我家转送同学到解放区，或躲避追捕。对此，母亲照例毫不推辞，大力协助，因为她认为他们都是“好青年”，人各有志。解放初期，她努力去理解新的一套理念，并把自己的原有的价值观附会上去。像“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她都由衷接受，甚至思想改造，她都与她原来的“有教无类”、人人都是可教之材的思路相结合。稍后，凡是组织学习、街道工作等等，她都十分积极。局势稳定后，她开始在家里办起小型家庭托儿所，基本上是免费的，把家里可以派用场的东西都拿出来，家里的保姆帮她照顾孩子。后来扩大规模，请了专职阿姨，管理机制如何，我也弄不清。总之她大概以为又有了参与社会工作，有所发挥的机会了。朋友中有对解放军进城后某些做法看不惯、想不通的，她都以她的方式予以解释，主张多看好的一面，从大局出发等等。直到“三反五反”遇到当头一棒，发现她那新旧道德自然融合论行不通，连同她的托儿所也表现了“资产阶级虚伪性”。她怎样想通的，或者根本没想通，我都不得而知。  

　　以后，到“大跃进”运动中她又积极响应家庭妇女参加工作的号召，非常投入地办街道食堂，把家里的老褓姆也动员出去参加食堂工作，用她非凡的组织经营才能在物资极度匮乏之中苦苦支撑那食堂。那时公共食堂发生弊病屡有所闻，主要是贪污粮票（粮票比钱宝贵）。她们食堂另有会计，而她把关甚严，每晚亲自核对帐目，我偶然回家，她也没有时间与我多说话，只见她戴着老花镜，在灯下全神贯注地数那些皱巴巴的粮票，十分辛苦。她还非要同大家一样在食堂吃饭，不要特殊化。但是她的饭量与其他人不能比，因而营养更加不足。她那时近60岁，原来一直外表比较年轻，从那以后明显衰老下来，体质急剧下降。可惜她最后一次以她过剩的才干为之鞠躬尽瘁的兴奋点却是荒唐岁月中的荒唐事！我一直纳闷，怎么他们街道组织居然能允许她这个“资产阶级分子”来做如此重要的“社会主义阵地”的负责人，担心最终又要披上“与无产阶级争夺食堂领导权”的罪名，此事居然没有发生。也许因为她的群众关系特别好，还因为当时街道办事处找不到像她那样认真的人办这件事，而且在阶级斗争“天天讲”之前，公共食堂就寿终正寢了。  

　　黯淡的晚年  

　　由于母亲平素邻里关系特别好，尽管家里地位比较突出，文革开始后居委会以及胡同周围的百姓并没有为难她。但是地处西城区，运动初期是“西纠”红卫兵的领地，在血统论的口号下，抄家、打人特别厉害，大家谈虎色变。于是她听从老保母的劝告，把家里所有可能罹祸的书籍、报刊、照片，不论解放前后，不分青红皂白凡能烧的都付之一炬，结果现在我找“家史”，几乎片纸无存。本书仅有的几张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合影还是最近从我表妹家的照相簿上找到复印的。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态度，至少他没有反对。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简直不可思议。母亲当年那样崇尚理性，那种“千万人吾往矣”的自信和勇气，到那种形势下完全不起作用，只剩下一切以避祸，免皮肉之苦为目的了。他们运气还算好，后来有一队中学红卫兵来抄家，比较“文明”，在他们“主动配合”下把箱笼、钢琴以及母亲的少量手饰搬走后，还打了一个收条，并在他们要求下写了一个条贴在大门上说此家已抄过，态度还好云。以后不再有红卫兵来打扰。  

　　林彪“一号通令”后，母亲随父亲下放干校，后来因重病回京，在火车上九死一生，这一情况本书已经提到。以后二十多年，她虽然没有再发大病，健康却一直没有恢复，极其缓慢地衰弱下去，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年家中的境遇虽然还平稳，她晚年的生活质量却很差。她最后几年因白内障逐渐失明，我们曾讨论过几次，是否让她作剥离手术。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技术，熟人中又曾有一位老人因做此手术引发心脏病而去世，母亲心脏衰弱，我们最后的结论还是不敢让她折腾。现在我仍不能肯定这一决定是否明智，也许努力求到高明的医生是可以做到安全手术的，这样她的生活质量可以大大改善。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她单凭听电视和广播，对大的形势还是清楚的，而且她有一些老姐妹来看她，悄悄话中也谈些外面的情况，可能比我父亲对某些民情还多知道一些。有时对时事忽然发表一两句颇有洞察力的尖锐见解，令我们吃惊。她对父亲仍然坚持“君子爱人以德”，很少“夫贵妻荣“的想法，不像多数妻子那样为丈夫的地位耿耿于怀。例如有时有的熟人对父亲所受的待遇、地位表示不平，父亲偶然对她也流露对某种人事安排的不平之情（这种很少的流露也只对她一人，我只从母亲转述中得知），她就说“某人就是比你名气大、贡献大呀！”一方面，这是她自己的胸怀宽阔，更重要是真正对父亲的爱护，免去他无谓的烦恼。对于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的后辈，她仍然一贯地鼓励学习、自立、自强，并以此为评价标准。有一个女青年对读书升学没有兴趣，听说她只想嫁一个有钱的丈夫。母亲本能的反应就是“这个孩子没出息”。  

　　在生活上，她一贯地克己无我，自奉甚俭。从干校回来以后的二十多年几乎足不出户。父亲到外地休假，家属完全可以合法同行，而且由于老人居多，单位总有工作人员照顾，好心地动员她去。到80年代中期她还能正常行动，却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坚决不肯去，后来体力日衰就更不愿动了。她唯一的乐趣就是亲人团聚，越多越好。由于她平时的热心，远近亲戚在北京的，或临时来京的都以她为中心，不断有人来探访，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许多亲戚的晚辈或第三代，我们都叫不出名字，她都能记住，并且对复杂的家族关系如数家珍。每年春节和她的生日是家人亲戚团聚日，也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尽管她后来已经长年卧床，连与大家一桌吃饭都做不到了。而我却视这种热闹为负担，纯粹为敷衍她而出席。凡亲友子侄来，她一如既往多少都要有所馈赠，这是非做不可的。平时我们专为她买的，或亲友送的衣物，她都舍不得穿用，一样样积累起来送人。但是她没有意识到时代不同了，实际上年轻一代生活水平、物质条件比她优越得多。她掏出各种她自以为很好的东西已经不入他们的眼。此时大家都很尴尬，思之令人鼻酸。最后几年，幸赖比她小四岁的妹妹，我的小姨，来我家常住，与她做伴，她们姊妹情甚笃，两人都能免于寂寞。小姨也是长寿，并且比她轻健，父亲和我们都对她十分感激和欢迎。现在小姨也已经以98岁的高龄去世。  

　　母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神智逐渐模糊，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断断续续说一些话大约都是她年轻时的人和事，有时显然是在背古文：依稀可以听出《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整篇的背，当然都是用湖州话。有一天，在她去世前不久，忽然说《阿房宫赋》中有一句话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定要赶快给他找出来，非常着急。我碰巧记得，告诉了她，她就安心了，接着往下背。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哪一句了。这竟是我最后与她的交谈。最后她过去时，我们姐妹一个也不在身边，是守在身边的保姆发现情况异常，一个个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赶去时心脏已停止跳动，急救站的医生说抢救已没有意义。她没有什么检查得出的病，就是俗话所说“油枯灯尽”。  

　　逝者已矣！生未能尽定省、承欢之责，现在有机会把一些真切的感受写下来，心中稍安。点滴回忆远不足以补足这本书所省略的大量宝贵史实，只不过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先人鲜明性格和特殊的气质。对于父亲的一生业绩，我无力作出评论。父亲是上个世纪的同龄人，与许多他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承深厚的传统文化，青少年负笈远游，放眼世界，吸纳他山之精华；历经民族的忧患和屈辱，上下求索，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前半生艰苦奋斗，事业有成；后半生荣誉与坎坷相伴随，而痴心不改，“虽九死其不悔”，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达观和韧性。这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如书中自述，比起很多他的同代人物，他相对说来还是幸运的，但是令人深深遗憾的是，实际上他的所学、所长，也就是前期的深厚积累加上他的敬业精神，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大的历史环境使然，又何止他一个人？  

　　人无完人，我不想对先人多溢美之词，拔高他们的形象。只是我常禁不住想：假如父亲贯彻始终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假如母亲的理性、豁达、克己为人，成为我国各行各业为人处世的常情，方今社会的风貌会是怎样？假如所有与他们相似的同代人的学识见解都能正常地用于“济世”，我们的国家又会是怎样？  

    春蚕到死丝未尽 

　　这大半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纸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感谢朋友们的关怀,旧雨、新知、同辈、晚辈,甚至素昧平生的读者,总有不断的电话和来访。我也有意把自己弄得很忙,开会、讲学等等,虽然还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了。就是为避免闲坐独思。似乎是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现在要整理他的书画集,我不能再逃避,应该有所交代。只是开过几个头,每一进入境界,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先从本文题目说起。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下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过去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预计可出一文集。另外那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不想到发表。第一本《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集结出版的。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结集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等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就想起乐民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 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书店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书店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是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传统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底蕴,还有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三联书店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列入计划,按部就班地着手进行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  

　　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八十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你写的。另一回是一九九二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本集中“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副对联题的是“书李慎之词”,大约就是那副挽联,但我不能肯定。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一九五五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诗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他重拾笔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  

　　这次为书画集选的一九八三年一月自撰的那首诗有一点来历: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Q精神戏曰:“斯是臭室,唯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四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那首诗总算保留下来。  

　　一九八七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集中那幅写滇池大观园长对联的字,自题称“自陋室迁至漏室第一砚”,日期“一九八九年”当是一九八七年之误。“漏室”云云,是因为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从这次所选入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为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工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中间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选入书画集的临王石谷长卷,也可算是重拾画笔之初的练笔。因为他不是“家”,所以编辑和我们都同意,选择的标准不一定着重技艺,而主要看内容能表现其人的气质、精神和情怀。所以有几张显然腕力不济,歪歪斜斜的字也选入,以见最后的心境。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与他伴随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唯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最重复写与画的是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境界。这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本是寻常事,而对于中国的“士”说起来,如果不走“仕途”,就只有归隐。即使现代,仍须作为“毛”依附于某张 “皮”,“帝力”无时不在。求独立、自由,谈何容易!需要相当的定力与对威胁利诱的抗拒力,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借用。这是外人以及习惯于在“帝力”笼罩中而不自觉的当代学人所难以理解的。乐民何尝对人间事有须臾释怀?否则何必“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孜孜以求“启蒙”之道?最明显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那幅扇面,写《阿房宫赋》尾与贾谊《治安策》头。一九九四年追画一九八九年旅欧时的景色,还要记上某月某日某某去世。这些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一九九一年应赵宝煦教授索字写的那几首诗是八十年代初作的,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到一九九一年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诗了。他喜欢倪云林,有时效仿其风格,但也不都是清瘦淡雅。例如一九九三年册页上的“风疾、云快、松狂”,那在狂风中的松树就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有一股必欲一吐之气。他有悲愤、有深刻的失望,却从无颓唐之气,所以他对叶圣陶那首诗有所会心:“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抄录过好几遍,连字体都模仿叶老的。大约一九八七年,我们同赴江西参加一个会, 得游庐山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他从中得到不少书画的灵感,特别是白鹿洞书院的那一方水池和朱熹的那首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重复写和画的内容。这与他画中那枯树干上几朵红花的寓意有相通之处,象征着一派生机。一九九八年他开始血透,初不适应,曾晕过去不省人事,过两天恢复后,作诗画,仍满怀信心云“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那画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以之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这首词有一段来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先生一九八九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据说当时曾设法动员他回来,详情如何非我所知。有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为其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给他,写的就是这首词。这幅字送出去之前我碰巧见过,回来与乐民提及。我们猜不透送字人是正巧想起这首词, 随便写的,还是借古人之词寄托深意。乐民原来对这首词颇欣赏,由此契机重新翻出来,就此成为其书画的题材之一,那倒真没有什么题外之意。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居住条件陆续有所改善,一个一个台阶上,因而写作的环境也略得宽裕。但是与此同时,乐民的健康却开始出问题,一个一个台阶下。何方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一九八七年访美之行乐民不愿出门,宁愿在旅馆看书。实际上,除其他原因外,也因身体不适。那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病倒了,回来后到医院没有查出所以然,随便用些药又似乎没事了,也就不再理会。直到一九九二年大发作,医院才做彻底检查,确诊为慢性肾衰竭, 已经是中期,不可逆转,只能尽量延缓其发展。病的起因与开始的时间未能查出。大约至少从一九八七年那次出国开始,病魔已经悄悄上身。还有一则外人想不到的,就是两年后那场变故对他身心打击之大。他是忧心很重的人,那时又处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地位,其心理的煎熬旁人难以想象,唯我深知,因为我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不过我前期不在国内,回来后见他形神俱疲,只有相对无言。从那以后,他身体下了一个台阶,但思想却上了一个台阶,精神上彻底摆脱了三十年的“尘网”,回归本真,顿有所悟,自此进一步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未尽”。  

　　他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不管被扣多少“西方中心论”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应属于上一代。他对中国画从艺术上评价极高,但是仍认为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那样一种朝气,那种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的气度。另外,他的治学取向在一个“通”字,与当代学术分科日细的倾向,特别是盛行的“课题制”格格不入。他专业归属是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常自叹入错了行,那是极为实用主义和功利的学科。他游弋于文史哲之间,而文、史、哲界都“不认”他。当然,所谓“国学”更没有他的份,而他对所谓“国学”的提法本身就不以为然。加之他的文风简约、含蓄,如他一幅字写的“藏锋敛态,寓工于拙”,在这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更少人能静下心来细品其中意。宜乎其常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说他的书没人看。其实,他并非没有读者,《欧洲文明十五讲》每年都重版一次,就是证明。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读者大多在“专业圈”以外,老、中、青都有,而老年多于青年,可能有一定的阅历才解其中味。湖南朱尚同兄就可算一位晚年知音。这本书画集中所收的他的文章可以为证。  

　　朱尚同兄许乐民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是否当得起,而且中国有没有那种打通了的“欧洲学”,应由同行去评说。不过“中国的欧洲学家” (法语为eurologue)却是欧洲人首先称呼他的。那是一九九二年他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先是作为任务,率社科院学者团到法国做学术交流,后应邀到日内瓦大学做演讲,题目是对欧洲统一的看法。那时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人中间正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以中国人谈这个话题,还能说到点上,引起欧洲人很大的兴趣。会后许多欧洲人纷纷前来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有人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可惜那一次他是带病勉力而去,回国后就被宣判病情,从此再也没有跨出国门,无法做这方面的交流了。不过那次回来他还是对日内瓦之行很满意,向我讲述被称为“欧洲学家”的情景,虽无夸耀之意,也是极少有的自得的表露。假设他不得这样的病,后来的十年赶上中欧交流长足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假设”。他最后在中西之间又有新的感悟,有所升华。如他最后的日记中所说,他致力于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找到打通的渠道,而视康德为桥梁。这层思考刚刚开头,只能有待来者了。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这些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一致。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以前,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逛书店,惊喜地发现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连忙买回,这是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而出,其中收集了一百三十位近现代文化名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中华书局的通信,最早的信是茅盾写于一九一三年,最早的人是梁启超,其中少数人在此集出版时还健在,而今健在的好像只有杨宪益和黄裳两位先生了。这是极为珍贵的墨迹,所有的信都是毛笔竖写,因为是普通事务性来往(谈版权、稿酬之类),都很随便,有的整齐些,有的字迹潦草,涂涂抹抹,字体也各有千秋,不过多为读书人的字,很少“账房先生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放在现在, 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令人惊奇的是刊于篇头的一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致新城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亲笔信,内容是感谢赠稿费三十元,请捐给东北义勇军。虽是武人,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有些幼功,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功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最高,周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 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林云,而把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和《荒山泪》、《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春闺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两朝治下都曾犯忌禁演,以其不合时宜地宣扬和平反战。《锁麟囊》则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沉浮中几度被禁又开禁,程砚秋的一个心愿是将此剧录制电影,最终以剧本“鼓吹阶级调和”而未果。乐民每言及此都叹息不已。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该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他对西洋音乐是外行,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在他开始重听之后,更喜欢在读书写作时放交响乐以为背景音乐,用一种愉悦的乐音填充那寂静。一般说来,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非欧洲人,都容易欣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不容易接受巴赫,以其旋律单调故。但是乐民独喜巴赫,这可能与他审美的古典和含蓄的品味是一致的,与爱好余叔岩同出一辙。  

　　从审美的角度,他不喜欢美国。一九九一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作一个月访问学者,接待单位当然少不了安排他参观了白宫和美国人引以自豪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两项建筑都是欧洲人设计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本土再不肯盖这样粗糙的东西。”这话也够尖刻的。在学术上,他也认为美国人太实用主义,太政治化,非“左”即“右”,总要分“派”,最后常落实在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或政府决策,难以作超脱的、形而上的探讨,这点与当下中国社科学术界相同。(以我多年与美国学术界打交道的感受,也有同感。)再者,美国人把欧洲和加拿大都当做自家事,不列入“国际”研究范畴,更少有兴趣与亚洲人谈论欧洲。如果谈欧洲,他们关心的还是中欧关系一类的话题。所以他那次访美印象不佳。不过从理智上,他看好美国的新、朝气与活力,就全球化的趋势而言,他断言是欧洲向美国靠拢,而不是相反。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偶然看过一两集卡通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竟很赞赏,说从中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做的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无边想象力,这样熏陶出来孩子才能出发明家。  

　　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可能与心境有关。我家有一本《弘一大师遗墨》,他在扉页钤上了“云无心以出岫”和“万物皆一”两枚闲章。时常披阅。这点与慎之先生有相通之处。记得慎之说过他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感动落泪。我向乐民提起此事,说我能看书、听音乐感动落泪,但是不大能想象如何看书法能落泪。他说他能体会,弘一法师的字的确有此感染力。我慧根浅,单是盯着那字看,不会动情,但是想到李叔同其人的一生,想到当年落马湖畔那些人:丰子恺、夏尊……那种风骨、情操和才华,永远消逝,难以再现,不禁为之怅然、凄然,而今乐民也随他们而去,永远唤不回了。  

　　他作书、作画纯粹是自娱、寄情,没有任何自命风雅之意。对文房四宝极不讲究,这大概也是限于条件,如果有条件考究,他还是很懂行的。他常为买不着好笔而苦恼,即便专门到琉璃厂荣宝斋去挑,用起来也不如人意。他很怀念儿时几毛钱一支的“七紫三羊毫”,如今很难觅得了。他常用的一张砚台是一九五七年我们结婚时我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我还记得当时在琉璃厂以十五元购得。他说虽非古董,但还是上品。他用纸也随便,买到什么是什么,也不必上好宣纸。早年夏天飞机上发扇子,他就拿来画或写扇面,所以不少扇面上有“中国民航”字样。本集中“残墨、废纸、秃笔”那幅字就是在一张很不规整的破纸上,塞在角落里, 我和女儿发现以后给裁齐铺平,感到字与词都有代表性,值得保留,就收在这里了。用女儿的话来说,“他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凡人找他要字,他几乎有求必应。亲朋好友自不必言,有时是主动相送。一九九九年的一幅山水画上的题跋称有两位同窗一下子就选取了十几幅,“不知彼等如何处置”。现在其中一位已经过世,另一位也久未联系,既是他们自己选的,当是比较可入眼的,这次也没有收回。有素不相识者自称好此道,写信来求字,他也基本满足。有一次装修房子,那包工头看他在写字,说自己也喜欢写写毛笔字,求老先生给写一张,他也随手给了他一张写好的篆字,还应他的要求,题了名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效仿某作家,他的字可不如你,但在门上贴出不菲的润格价钱。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大名气,字不值钱的。  

　　十月间我到上海,见到《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刘绪源君,提到出书画集事,他说他有一幅乐民应他之请送给他的字,他还问他有没有见到用古体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佳作。乐民就抄录了胡适用楚辞体翻译的拜伦《哀希腊》送给他。他将已经裱好的送到旅社给我过目,竟是两米多长的一幅长卷,中楷行书共十六段,我大为惊喜,请他拍摄下来,补充在本集中。与此同时,乐民还为此译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先贤可畏》,发表在“笔会”,现也一并收入。这是意外的收获。其余我不知道的、散落各处的尚不知有多少。  

　　一般说来,享年七十八岁,算是“年逾古稀”。但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黄金年龄大多被浪费,端赖寿长,或可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乐民的重要著作、大量的书画是最后二十年带病运作中完成的,却略无病态。自从一九九二年确诊为“不可逆转”之后,开始了漫长的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前十年保守疗法,需要对饮食起居严加控制,遂经常营养不良、日见虚弱;后十年血液透析,饮食可以放开一些,却从此拴在机器上,行动受限制。每周三次,疲惫不堪。他说自己的“有效生命”又去掉了一半。不过第二天又精神如常,那一半生命发挥最大限度的效力。事实上,另外一半也非完全失效,在初步适应了透析之后,他每次都带一本书去医院,大量的经典就是在这四小时中读的。这样读的书必须小而轻,单手可以举得动。因此他特别痛恨当下出书开本越做越大、无关的装饰日益花哨,说那是为了装点书架,而不是给人读的。好在他要读的旧书多,新书少(指出版时间不是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本事,是我从青年时期就发现的,就是能打腹稿,先想好了,提笔一挥而就。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闭目养神时还可以酝酿文稿。这是他效率高的秘诀之一。  

　　生老病死,多非人力所能左右。他的病确诊后我只有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生连病因都无法查出,我们也就不作 “当初原该如何如何”的无谓“总结”。只是他有一项不幸中之大不幸,就是做血透的“瘘管”原该做在左臂上,却因医生手术失误,左臂一根血管报废,只好再换做右臂。否则,他的右手一直运用自如,生活质量将大不相同,至少后十年能从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可能更有所精进,会留下更多精品。但是再追究医生的责任已无济于事,只得算了。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用毛笔写文稿,不用电脑。殊不知到最后,右手肿胀日甚一日,他自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曾试着练习左手写字,而且要我教他电脑。他竟不得不想学电脑,令我心酸。我也的确教会了他简单录入。不过这离他最后辍笔已经不远了,终于没有用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口述,请一位助手听写打印的。他平生梦想有一张如儿时家中那样的中式大书桌,而且可以不必贴墙放,以便作书画时大幅的纸张可以两边垂下。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赖女儿的努力,终于换得现在比较宽敞的住房,可以放下大书桌了。他十分高兴,勉力扶杖与我一同去家具店,亲自看中了几张,自己量好尺寸,准备搬家后就去选购。孰意搬进新居后不久,他就体力衰竭,只能坐轮椅了。他自知从此不可能再坐到书桌旁,就嘱我不要再买书桌,而是设法定制一张像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活动折叠小案板,以便他在轮椅上读书写字——直到那时他还在做写作的“长远打算”!不过轮椅也只坐了几天,就紧急住院,从此不起。大书桌、小案板,都成空!  

　　他生活俭朴,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对美食颇有所好。少时家道中落之前也曾有过家厨,他讲起那位大师傅的拿手菜,总是不厌其详,津津有味。只是我们自己都不善烹调,所以家中伙食从简。八十年代结识“三联”的沈公,每招饮辄欣然前往,倒不是全为口腹,而是那种文人雅集,饭桌上的品位不低的天南地北的闲扯,也是一乐。可惜这一乐也由于他后来耳聋日益加剧而被剥夺。耳聋对他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许多与人交流的乐趣,加深了心境的沉寂。不过也许另一方面能使他不受干扰,潜心学问,提高了效率。他对美景、名胜都兴趣盎然。近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有江南之游。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后来改为秋天。因透析条件的限制,只能游走于沪、杭、宁三地。那里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对这一年一度的旅行都很期待,不惮旅途劳顿,“秋尽江南草未凋”,良辰、美景、良朋、美食,是老病中之一乐。  

　　二十一世纪元年,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与我们至少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亮点,更是乐民的“提神剂”,每当丫丫来时,精神为之一振,似乎病也减轻些。“丫丫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在四岁时自己发现的),兴趣越来越广,其中一项就是画画,随心所欲地涂抹,不讲比例,却讲故事,丰富多彩。于是祖孙二人可以共同作画为游戏。本集中有两张是给丫丫的,其中一张是爷爷在猪年画给孙女的贺年片,饱含童趣和幽默。最后一次相聚是二○○八年春,丫丫七岁。一共只有七个年头的断续相聚,小小的心灵中却已充满爱和眷恋。听女儿说他们不得不把噩耗告诉她时,她始而表现得很理智,甚至说些有哲理的话,但到晚上伤心痛哭,无法接受再也见不到爷爷的事实。今夏再来,只见到遗像和骨灰盒。她以各种形式表现对爷爷的思念,包括画他的头像,捏许多小动物放在他的遗像前等等。她不断地要求我讲有关爷爷的各种轶事,从如何生病到年轻时的情况,问得很细,我都认真地如实回答。但有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例如她问:你们互相送过什么生日礼物?还有一次忽然问:你和爷爷是谁先说“我爱你”的?我为之语塞。我说奶奶这一代中国人不这样说话,我们也没有互相送过生日礼物。她颇为不解,这与她熟悉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以及当下见到的、经历的生活很不一样。  

　　丫丫天真的追问引起我回顾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两个词来概括。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除了时代背景外,与个性也有关。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直到七十年代从干校回京,才勉强安家。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文革”初期,在“一锅端”下乡之前,我们单位先在京郊建立了临时“干校”,我属于第一批下放,他则暂时“留守”机关。天气开始转冷时,有同事回机关办事,难得乐民想到托她给我带寒衣,我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八岁女儿的小棉袄!此事传为笑柄,成为同事间的一个“段子”。我戏说:他是九方皋相马,完全不注意外在特征,不辨颜色,不分大小,只要不像九方皋那样连牝牡都不分就行了。其实,在他生病前我也几乎没有为他买过衣物,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赴美作访问学者期间,他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我回国后,她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活到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这是我的“平等观”。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我们虽然在同一“界”,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只是长年奔忙于各自的领域,从维也纳回国后,出差都从无机会同行,所以也常是离多聚少。本集中的欧阳“夜夜曲”,就是他在我一九九二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以此寄托思念之情。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实际上我的打印机基本上是为他而设,而今几乎闲置了。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当然有时免不了争论,以后各自再找论据。他有很深的幽默感,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或者于一些普通的人事、话语中看到荒诞可笑之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直到他被宣判为病人,我才开始关注起家里的起居饮食。尽管如此,他仍然尽量一切自理,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如他最后写的那样,理性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病。一切遵照医嘱,自律、自爱,堪称模范病人,实际上也减少了自己的痛苦。血液透析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有很大局限性,是对身体内在机能的慢性消耗,导致失调,需要尽量做弥补,在各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中维持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日常用的药物品种繁多而服法复杂。这些药他都自己摆放得井然有序,按时、按量服用,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一向不赞成有些妻子把丈夫当孩子,无微不至地严加监管,不是限制饮食,就是整天追在后面给吃各种药。而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与病人为伴中,没有陷入那种妻子的境地,是乐民对我最大的体谅和帮助。当然,我也与他一道“久病知医”,时或共同对他病情作科学的探讨,对最佳的生活安排达成共识。而同时,我的生活、事业基本不受影响,甚至还能短期出国。他基本上不把自己当病人,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压抑感,而是有许多正常的享受。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来从“误入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二○○七年七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的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夫复何求?  

　　二○○九年十一月  

　　(《一脉文心——陈乐民的字与画》,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 

     我从50年代初到文革开始的十几年中，一直供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亲历了世界和平运动内部的一些事，特别是中苏从亲密战友到主要敌人的过程，如今凭记忆记述下来，也是那段历史的吉光片羽。  

　　 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统战组织  

　　 “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成立于1949年，是在“冷战”背景下苏联领导的国际统战组织，在当时聚集世界名流，也极一时之盛。其建制俨然一个小联合国。理事会的主要成员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及其“统战对象”。法、意两国共产党力量最大，在本国议会是第一大党，德国虽然分裂为两个国家，但在和平运动的代表团是合起来的，当然以东德为主。英共虽然力量较小，但英国地位重要，而且是工党执政。所以理事人数依次为法、意、英、德，然后是苏联、中国。在欧洲共产党中，法共与苏共关系最密切。“世和”的领导班子以法共为骨干，主席是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是著名的居里夫人的女婿)，“总书记”历届都是法共派的。副主席为各国名人，中国是郭沫若。  

　　 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立即开会，宣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足见其重视。主席是郭沫若，名誉主席有约里奥-居里、毛泽东和斯大林。这样的规格，后人很难想象。我在“和大”工作期间并不知道名誉主席之事，是后来看到资料才惊讶地发现的。名誉主席实际上从未出面过，所以鲜为人知。  

　　 以开会为业  

　　 世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举行各种规模、各种级别和各种名目的会议，会议的名称视形势需要在“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际合作”等词汇中选择。平均一年不止一次会。时间、地点、议题、范围实际上都由苏联决定。矛头当然针对美国(概括为“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政策”)。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前，以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为主要内容。1954年苏联有了原子弹以后，则议题主要是视苏联与美国谈判斗争的需要，宣传苏联的具体方案。  

　　 中国除了配合苏联外，也有自己的意图：那时正式建交国不多，与西方国家来往主要靠民间的名义，因此也乐得顺水推舟，利用这一场合突破封锁，广交朋友，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政策，维护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权益。所以对这一机构和活动十分重视，作为主要的对外活动。  

　　 “世和”会议选址尽量在最接近东西方边界的地方，所以几个东欧国家首都，特别是东柏林，都是经常开会的地点，而中立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更是最佳选择，开会次数最多，我本人就去过9次。还有维也纳，由于1955年《奥地利中立条约》之前是四国占领，苏联有发言权，因此1952年书记处由布拉格搬到了那里的苏占区。各种会议中规模最大的是“和平大会”，这种“大会”与其说是为讨论问题通过决议，不如说是显示“统一战线力量”，出席的人员比会议内容重要。中国总是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正好与新政权要显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的意图相吻合。例如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的代表团规格最高，由国家副主席，同时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宋庆龄任团长，浩浩荡荡共60人。1955年赫尔辛基大会阵容最广泛，达到高潮。“反右”之后，许多“统战人物”纷纷落马，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就大不相同了。  

　　 由于上述的大背景，“和运”离不开中苏关系，使我这个小人物得以从一个侧面亲历了中苏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的全过程。  

　　 中苏蜜月期  

　　 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代表团参加“世和”会议都是一切听老大哥的。我第一次参加是1954年5月下旬“柏林特别理事会会议”，称“特别”，是专门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关于朝鲜和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而临时召开的。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一出戏在两个舞台上唱”，所以特别重要。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必须经过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总理审阅。为此，代表团专门指定董越千(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做联络员来往于柏林与日内瓦之间。各国代表共300余人。会上印度代表发起，中、苏支持，发表了“东南亚和远东代表团的声明”，是为后来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团结会议”的先声。  

　　 柏林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又于6月19―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在此间隔期间，准备接着参加下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陆璀、李一氓、马寅初等)就不回国了，应邀到苏联访问，并到黑海边休闲胜地斯大林的故乡格鲁齐亚的索契休息，从国内来的参加下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也先到苏联来会合。我有幸与一位随团护士同往索契，得以欣赏黑海边的美丽风光。  

　　 在黑海边休息期间，主人高规格、超热情接待，苏联人表现出特有的豪爽与好客，大宴、小宴不断，每宴必上伏特加，互相劝酒，夜夜笙歌，真如一家人。  

　　 在此之后，1955年5月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力量大会”，可算是“蜜月”期的高潮。到会代表共1880人，来自85国，工作人员多达2000人，多数为会议东道国芬兰的年轻人，有许多学生。欧洲代表人数最多，拉美也来了不少人。苏联37人。中国实际代表约50人、工作人员17人，也是最大的一次显示国内统一战线的高潮，包括各民主党派、四大宗教和满、蒙、回、藏民族的领头人物，以及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等等，阵容蔚为壮观。团长是茅盾，实际负责人照例是廖承志、刘宁一。当然少不了郭沫若。他和茅盾二人的排名前后颇令“和大”领导费了一番心思，后决定郭以“世和”副主席名义出席，不算在中国代表团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二人真的是谁也不服气谁的。  

　　 偶然得知，此次会议预算65万美元，中国分摊12万。大概除苏联外，中国分担最多。还不包括如此人数众多的人员旅行、食宿等费用，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外汇紧张的情况下，这笔美元不算小数。足见其重视，可能也是“老大哥”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 　　  

　　 充分体现“以苏联为首”  

　　 “世和”大政方针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每次大小会议无不与美苏外交中的某个回合有关，通过的主要决议内容都视当时苏联外交的需要，例如最重要的议题裁军与限制核武器，“世和”历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就是历次国际裁军谈判中苏联方案的翻版。其他如德国问题等，莫不如此。“小兄弟”们只有配合。中国是“老二”，每次会前，苏联先和中国“打招呼”，交代精神;规模大一点的会，会前先开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长会，然后苏联代表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集会或个别谈话，亚洲代表由中国“分工”谈话。这样，骨干们“领会了精神”，“统一认识”，就保证苏联的意图能贯彻到决议中去，即使西方国家有个别人士不识相，有异议，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时的苏联代表从实质到形式确实是“老大”的气势。中国代表团领受的中央指示就是“一切听苏联领导，我们不熟悉”。除了政治含义外，也还有土包子初见世面，需要大哥带领的味道。从情况、国际惯例、礼仪，到介绍关系，都有所仰仗。后来中苏交恶之后，我曾听到郑森禹愤愤然说，每次开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带去准备好的发言稿，但是在没有听完爱伦堡讲话之前，不能定稿，必须根据苏联代表发言精神修改发言稿。有一次没有这样做，就遭到责难。  

　　 有一个例子充分说明这种关系：1951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世和”理事会之前，苏联爱伦堡专程到北京传达苏方意图。他与郭沫若有一场谈话，要点是：1.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理事会很重要，希望中国理事多出席。他对上次柏林会议中国出席人员多非理事本人而为“代理事”，表示不满(按，中国的理事名单多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不负实际责任，所以实际与会者多为“代理事”);2.要中国争取马来亚、越南、日本、缅甸等亚洲代表出席，最好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去(按，这就意味着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3.要中国多宣传即将召开的莫斯科经济会议，并就此为《保卫和平》杂志写一篇文章，要在10月13日他(爱伦堡)本人回国之前写好以便带回去;4.增加中国的“世和”理事，并派人常驻书记处，现仅萧三一人兼，不够(按，随后中国即派李一氓常驻布拉格);5.召开亚洲区域会议问题，知道中国有困难，但还是希望努力实现(按，后来1955年举行了“亚洲国家会议”);6.《保卫和平》杂志中关于中国的文章多为外国朋友撰写，中国人自己的数量太少，而且用语不适合杂志的性质。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完全是老大哥训话，有批评、有告诫，还布置任务，限期完成。关于亚洲代表问题，就是一种分工的交代，以后亚洲“小兄弟”主要由中国负责，据我了解，不但要争取它们出席会议，传达精神，经费也基本由中国负担。当时中国在外汇不富裕的情况下，对每次“世和”会议都要负担相当的费用，外加常年缴纳的会费也不菲。  

　　 还曾听李一氓说过一件事：大约1954年，有一次“世和”刚开过会，苏联为配合它某次外交谈判又要在近期举行会议。李婉转向苏联“和大”负责人考涅楚克说，要体谅有些亚洲代表路途很远，来一趟不容易，是否一次会可开得长一些，少开几次。考涅楚克说下次在中国开，让欧洲代表也跑一跑，等于间接驳斥了李的会议太频繁之说。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苏共中央指示，往桌上一摆，说这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这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李只能无言。要知道，那个时期，如果在“前线”的中国代表的表现令苏联老大哥不满，一纸诉状通过莫斯科就告到北京，等那位中国代表回国，可能已经有批评甚至处分在等着他了。  

　　 有时苏联代表“交代精神”也口径不一。例如有一次会议，法捷也夫与中方谈话中表示中国代表不必对所有议题都发言，可以多着重谈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问题，而在此以前爱伦堡却要中国关注范围放宽一些，多讲亚洲和自己以外的事，两人口径不一，使中方为难。英国人蒙塔古也抱怨过，苏联对柏林问题出尔反尔，一次赫鲁晓夫讲话，说对柏林问题一定要如何如何，口气十分坚决，他们(英国和运人士)就按此做宣传，谁知不久苏联自己又变卦，与美国妥协了，令他们十分被动。  

　　 每次和平会议都分若干小组，提出一系列决议，最后在大会一一通过。“蜜月”期间，基本上都是一致通过，最多时有几十项决议。除了苏联特别需要的问题外，每个与会代表都带来本国或本组织的诉求，例如印度要求收回葡属飞地果阿，巴勒斯坦或约旦代表要求解决难民问题(当时的提法是“要求重返家园”)，1954年以前朝鲜、越南停战问题。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陆续出现支持某个非洲民族正在进行的斗争的决议，经常列入议程的有呼吁释放肯尼亚塔(肯尼亚民族运动领袖，常年为英国囚禁)、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南北罗德西亚(即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以及其他黑非洲民族的解放斗争，等等。一般说来，中国代表只关心一些主要的决议案，防止其中有违背中国立场，损害中国利益的措辞，特别是朝鲜、越南和联合国问题。关于联合国，不但中国席位问题没有解决，还在朝鲜问题上曾有决议指中国为“侵略”，因此凡有人提出某个问题通过联合国解决，中国一律坚决反对，没有妥协余地。此类问题如有意见都私下找苏联人协商，事先取得一致。至于其他问题，就跟着举手了。  

　　 裂痕初现  

　　 实际上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中苏分歧已难以调和，但是在表面上一直维持“兄弟团结”的形象，避免公开化。以当时国际共运的准则，把内部分歧公开化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直到已经公开分裂之后，仍然互相指责是对方首先把分歧公开化。初期，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逐级传达和“学习”“中央精神”，即使在内部绝密文件中对苏联也是逐步升级的，由代号“右倾机会主义”“半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直至直接点名“苏共”。我那时既非党员，又处于最底层的一个小科员，本来对这种党内绝密情况无缘与闻，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却最早从青萍之末感受到这一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裂痕。  

　　 我第一次感到中苏某种不和谐是在1956年6月“世和”常委会巴黎会议上。此时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东欧发生波兹南(波兰)事件之后、匈牙利事件之前。这是一次小型会议，中国代表只有两人：胡愈之和李一氓。会议文件初稿一般是法国人起草，当然事先得到苏联人的同意。会上的主要争论问题有二： 　一、主要文件草案中有一句话：“国际局势缓和在国家内部生活造成了新的条件，允许了更多容忍和自由”，这当然是指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内部的“解冻”。中国代表坚决反对这一措辞，意大利代表坚持要，苏联爱伦堡同意，相持不下，最后由法国总书记出面，把“允许了更多容忍和自由”改为“……创造了新的条件，它给各国人民打开了更多容忍和自由的道路”，勉强通过。意大利代表弃权。中国反对的理由是不该提到各国内政。以后我才理解，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反映中共和苏共以及许多西方共产党在路线上的分歧：中共首先不认同苏联对美缓和政策，也不认同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内部的“解冻”;同时主张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既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容忍和自由”之说，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国内不准备实行“容忍和自由”。一年之后，众所周知的那场“阳谋”是对这一立场最好的阐述。但是我相信1956年时李一氓绝不会料到一年后的国内形势，他只是坚守中共一般的原则立场。  

　　 二、阿尔及利亚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已经开始，法国出兵镇压。非洲代表迪亚洛(“非洲人大会”秘书长)说，如果完全不提阿尔及利亚，他回去无法向非洲人民交代。迪亚洛是温和派，并不主张武装斗争，但是作为非洲代表，他当然支持民族独立。他表示可以妥协到不点阿尔及利亚的名，只提“制止现行战争”(指法国镇压阿独立运动的战争)，法国代表坚决不同意，迪亚洛退而把“战争”改为“武装冲突”，但是连这也通不过。爱伦堡对他说：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法国内政(这正是法国政府的观点，也是当时法共的立场)，要把它变成国际问题，尚有待非洲朋友的努力。迪亚洛一气之下，退出会场，再也没有回到“世和”。中国代表在会下支持非洲代表的立场，但那时中苏两党分歧尚未公开化，既然在“容忍与自由”问题上已与苏联在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对这个问题不便再公开表态。  

　　 不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处于微妙状态。一方面，要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不给帝国主义钻空子”;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在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上，以及各自的政策已经裂痕日深，不大可能弥合。苏联出兵匈牙利，引起国际一片反对声。左派内部发生分裂，不少西方共产党员退党，其中著名的如美共知名作家法斯特等。各国共产党的不同立场在“世和”内部也表现出来。法国人仍紧跟苏联，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表现一定的独立倾向，强调要照顾本国人民的情绪。尽管英共在本国力量很小，在“世和”内部还是有一定发言权。中国人在匈牙利问题上力挺苏联，唯恐苏联妥协倒退。于是在1956―1957年的几次会议上，中国代表的争论对象主要是意大利代表，苏联代表反而成为和事佬。有一次意大利代表说，我们不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中国代表起而反击，说我们就是要跟苏联“亦步亦趋”。这一表态与后来中国批判苏联“老子党”“指挥棒”的论点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我印象深刻。  

　　 但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中苏以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还做过一些促进和解的努力，所以有时表面上还勉强维持“团结”的假象，同时把公开分歧的责任推给对方。有一次廖承志与苏联人谈话，除了摆出不同观点外，最后还把国际共运比作一支交响乐队，可以有不同的音色和声部，但都在苏共指挥下，奏同一乐曲云云。在这段期间，中国在公开批判中把南斯拉夫和法共、意共做靶子，在“世和”内坚决抵制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实际上谁都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957年6月，科伦坡世和理事会是“世和”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开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除郭沫若、刘宁一、廖承志外，还包括不久以后就被打成右派的罗隆基、钱端升、孟鞠如(原国民政府驻法使馆起义人员，当时在“和大”工作)。  

　　 此时分歧实际上已经相当明显。会前苏联考涅楚克和两位法国常委专程来华，协调立场，除与“和大”领导晤谈外，还受到周总理接见。中方坚持的原则是：和运不能不分是非、不问立场;不能怕提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能只谈人性，造成在匈牙利问题上丧失立场;不能把苏、美，阿、以并提(这是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以色列―阿拉伯战争之后，中国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不能机械配合外交(当然是指苏联外交)。但是后来在科伦坡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并不是这些问题，却是考涅楚克在北京没有提出的，“废除政治犯死刑”和“良心反战”问题。  

　　 苏方事先已与西方和平主义者达成默契，要在会上提出“废除政治犯死刑”的决议案。到会场之后才向中方亮出意图，廖承志、刘宁一坚决反对。考涅楚克又抬出苏共中央，说他来前已得到苏共中央同意。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这一招已经不灵，中方不再买账。廖、刘说自己就是中央委员，也能代表中共中央。随后决定双方都再请示各自中央，未得指示前暂不发言。莫斯科收到请示后，指示驻华大使尤金在北京见周总理，大意谓：此事考涅楚克在出发前确实得到苏共中央同意，但并不知道他在北京未与中方事先讨论，这是个错误。现在决定暂时不提此问题。已指示考，要他向中方道歉，并要他将此意见通知法国人，说服他们不提。考在科伦坡果然向中方道了歉，并要中国代表不要就此问题公开发言。但是会上还有欧洲代表坚持提出此问题，还有英国人提出支持“良心反战”问题(即反对义务兵役制，个人有权拒服兵役)。中国代表认为有必要表明立场，决定在一个小组上发言，大意谓：政治犯的范围很不明确，为什么不提现在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天天被屠杀的战士?统治者一向把革命者叫作“土匪”“叛乱分子”等等，不承认是政治犯，这种决议对他们起不了作用，但会束缚“人民政府”的手脚。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一致的，通过决议就要遵守。我们台湾尚未解放，美国还在干涉、破坏、派间谍、搞颠覆。我们尽量少用死刑，但有时不能不用……由于大部分时间讨论废除死刑问题，最后“良心反战”问题不了了之。  

　　 考涅楚克和法国人知道中国人要在小组发言，都很紧张，专门到这个小组来听，见中国人只正面表态，没有点名批评对立面，才放心。我在会下感到对于废除政治犯死刑问题，中国代表如廖承志、刘宁一等反应十分强烈，真的动了感情。刘说，我们在国民党时期从来就没有做过“政治犯”，就是被当作“土匪”处理。在另一场合我还听一向开明的李一氓说过：我们40岁以上的共产党人能活到现在纯属侥幸，现在说什么“废除政治犯死刑”!也很愤然。所以中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惜破裂也不妥协的。可以看出，此时苏联还需要中国的支持，相比之下，他们更加不愿分歧公开化。 　　  

　　 《报告》重点有二：一是把这些活动与苏联主要人物的讲话，特别是“九国情报局”的刊物上的文章以及美共的报纸、刊物对照，以证明这些活动完全是苏联操纵的;二是详细披露美国参加者个人和组织的名单、身份、背景，还分州排列，这样，对各州左派势力强弱一目了然。这一切就是作为论据，说明在美国的各项和平活动完全是美共秉承苏共意旨组织策划的，其目的就是利用美国的民主自由，鼓动人民反对美国。特别是反对原子弹运动单方面针对美国，其用心就是要解除美国武装，为苏联侵略和颠覆开方便之门。以此推理，美共当然就是苏联的第五纵队，是背叛祖国的政治组织。这份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执政者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情绪。“恐共”是确实存在的。这也证实了我的一贯看法，50年代中期以前，共产主义处于攻势，而西方处于守势。  

　　 我意外发现这样一份文件，首先感到惊喜，提供了我正需要的资料和另一方面的印证。至于双方对骂的内容和语调，我并不陌生。以我今天的认识，客观地说，双方的指责都有部分对，部分不对。就发动大战而言，谁也无此意图，其道理本文开始已经说明，但是双方都害怕对方有此意图，都有理论和现实根据，也不完全是为宣传;就“颠覆”而言，可以说双方都不能推脱干系。因为“冷战”就是宣传战、心理战，怂恿对方群众反对自己的政府。既是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又是意识形态之争。不过在那段时期，社会主义处于攻势，西方处于守势，与5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势迥异。在那个时期美国还举行了一系列各种名目的以和平为主题的会议，遍及工会、青年、妇女、宗教团体，而且还扩大到拉美国家。在这些活动的名单上可以看到众多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如爱因斯坦、保林(Linus Pauline)、奥本海默等等，还有中国人熟悉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夫妇、名作家法斯特、阿瑟·米勒等，不少名牌大学的教授也在其中。报告认为“九国情报局”就相当于过去的共产国际，名为“国际”，实际上是苏共的派出机构，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同时给各国共产党下指令，这也基本属实。从美国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认为这是共产党通过“和平攻势”进行渗透，感到压力与威胁，也并非没有根据。  

　　 这种对骂是否起到了瓦解对方民意和士气的作用呢?我看未必，也许效果适得其反。如果一国统治者不能像原来那样统治下去――例如苏联的解体――绝不是被“敌人”骂垮的，而是内部诸多因素造成的，最主要是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在信息极度封闭的情况下，统治者的谎言能在一定的时期起作用。一旦公众知道真相，哪怕是部分的真相，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神话就会破灭。正因为如此，1956年以后“冷战”双方攻守之势开始易位。大批“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从失望到幻灭，有的退出，有的转到反面。就是还留在“和运”内部的，对苏联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因此苏共领导也意识到要改变策略和语调，更加强调要团结西方中立的和平主义人士，而毛泽东此时正日甚一日地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分歧于焉不可调和。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谈学风问题 

    过去，本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给予过关注，首次在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是在2000年初版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谈到影响美国20世纪初发展的思潮部分。我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概括起来是：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去，美国就不会有今天，或许早已引起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经济崩溃。事实上，另一条线，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在。它也是植根于美国的思想传统之中，也就是自由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强调平等这一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同时，在经济、哲学、政治领域都有其对立面，不过在特定的时期哪一派成为‘显学’，视情况而定”（《冷眼向洋》第41页）。在详细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改良思潮和批判运动以后，本书又引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一段话：“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第89－90页）。我在那本书里的着眼点在于说明：促使一个社会的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平等的关系。显然，在最适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生长的土壤的美国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遑论其他国家！  

　　 本文不是要介绍这部著作，或讨论美国的发展道路，而是阐明我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之所以想到要就这个问题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主要原因是近来读到和听到一些对当前国情的描述和观点，实在不能苟同，感到有话要说；又由于在有些人那里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比较混乱，最近还听说海外有人把国内的“自由主义派”与“里根主义”等同起来。另外还曾有人把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加于我的头上，也正好借此阐明观点，立此存照。  

　　 我所指的不能赞同的那类观点就是现在被称为“富人经济学”的种种说法，其内容包括夸大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缩小贫富悬殊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侈谈正在进入小康社会、强调贫富悬殊是发展必要的代价，甚至腐败和专制都是现代化必要的代价等等。关于贫富悬殊问题，我原则上不反对一段时期的贫富差距是发展的必要代价，我们是在短缺经济下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穷过渡”之后进行补课。但是这种差距能促进发展得有几个条件：一、财富的集中基本上是通过合法途径，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二、集中起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掉或流失海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转移，不是投资）；三、贫富差距有一定限度，不能超出无法忍受的地步，也就是所谓“警戒线”，而且有积极的缓解和制约机制；四、弱势群体有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揆诸我国现状，这些条件都十分欠缺，而且在有些方面向相反方向的恶性循环还在变本加厉，看不见转向良性循环的趋势。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年前已经不同，人们平等观念已大大加强，有横向比较，一百年前能忍受的不平等，今天就难以忍受。所以今天的中国既患寡又患不均，社会的不公正正在制约发展。至于说腐败也是必要的代价，我更不能认同。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过腐败无害论，并举国外发展的阶段的数字与腐败的比例加以论证，当时我就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孳生腐败的土壤实在太肥沃，现存体制又只能助长，难以遏制。时至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无孔不入、弥漫性的腐败已经不但腐蚀社会的肌体，而且在咬噬内脏，触目惊心。我仍然坚信，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那种为了保护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宁愿付出腐败的代价也要维持专制的说法。另一方面，与另外一些论者不同的是，我认为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和深圳等特区的繁荣不能代表全国，是显而易见的。有些问题与一些熟透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来相似，成因却是不同的。即使有一些是从外面传染来的，也是由于自己的痼疾太深，对外来影响只能取其糟粕而无力吸收其精华。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文不是要在学理上全面评价斯宾塞所提出的学说。这里只就通常一般的理解而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通过生存的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这种规律的运用至少有很大的局限性。关键在于它的大前提：机会平等、规则一致。在自然界，客观条件对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以及各种天灾，大家都同样经受，于是有的被淘汰，有的顽强地存续下来，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至少在进入“文明”之后，很难有完全平等的条件。就以美国为例，假如说第一代移民白手起家，相对说来机会平等的话（其种族歧视问题此处姑且不论），到第二代就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因为家庭背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机遇就已经出现差别。正如接力赛，第一棒在同一时间同一起跑线上，优秀者跑在前面，而第二棒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以到达终点的时间来衡量最后一个接棒人的优劣显然不公平。这是最简单化的比喻，社会的发展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果听其自然，历史越悠久就越不平等。60年代美国终于通过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后，为保证其实施又通过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法令。约翰逊总统针对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反对这一法令的意见说过一段话：“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年带鐐而跛脚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同别人竞赛了”，正说明同样的道理。所以即使完全铲除了世袭贵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靠宪法规定给予一切人以平等的权利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必要条件，还需要一系列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形形色色的福利制度。  

　　 至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现在离相对的机会平等也还差得远。最明显的，天天可以看到的，北京城里几百万“外地”打工仔、打工妹，就不享受与北京市民完全同等的权利。占全国人口起码三分之二的农民在有形的经济、社会福利上，或是无形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同城里人也远远没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唯一的还算公平竞赛的全国高考（舞弊的不算），大批失学儿童和少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出局了。在法制不健全、权力的作用处处可见的今天，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享受到平等机会，达到真正优胜劣汰的机率还是很小的。再深一步说，姑且承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则，这“强”与“弱”、“优”与“劣”的标准是什么？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上强者就是体魄健康加聪明加勤奋，弱者不是太笨就是太懒，或者体弱、病、残。但是在一个贿赂公行、腐败成凤的地方，一个既聪明又勤奋的人如果坚持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就生存不下去，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问题是由这样的环境来“选择”“适者”，社会能进步、民族能优化吗？  

　　 过去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用“所谓”，是因为我不认为那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绝对平均主义并不体现机会均等，在本质上不公正的，而且它掩盖了实际上的各种金字塔式的特权。在短缺经济下，极少数人所享受的各方面的特权与广大无权无告的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同今天的贫富差距哪个更大，很难比较。不同的是，那时是静止、僵化的，今天是流动的，希望在流动之中。事实上，今天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并非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仍然是旧制度改头换面，以各种形式阻挠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老的大锅饭的残余造成庸才压制英才，扼杀创造性的现象与新的两极分化，使弱势群体处于无权、无助的状况，两种现象在现阶段是并存的。要达到健康的、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毕竟，社会在动荡中前进，不是死水一潭。不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性，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困境，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此处不赘。本文只是想简要说明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得出中国缺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论。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我一向不把自己归属于哪一派，而只是就问题论问题。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我与一些人的观点相同，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许正好与另一些人巧合。不过我从不讳言，在大的取向方面，我认为源于欧洲的关于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以及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法制、民主的一系列原则是有普适性的。就广大中国公民而言，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种种挫折，这个启蒙过程尚未完成。“自由主义”当然包括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到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证明自由竞争与平等二者不可偏废。在实践中往往产生矛盾，太侧重平等，则导致削弱竞争意识，不利于发挥创造性，今天的北欧国家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反之，则两极分化难以遏制，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动乱。欧美国家根据自己各自的国情，在总的“自由主义”框架下不断左右摆动，调整政策。欧洲称作“左”派和“右”派的，与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内涵和外延就不尽相同。里根主义对当时的美国功过究竟如何，至今美国人争论不休。中国国情如此不同，任何比附只能是牵强附会。在今天的我国，既不能以发展为借口而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也不能因当前的弊病而否定改革，主张倒退，更不能重新肯定那腥风血雨、导致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几乎切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被误加以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据是一份称作《新左派评论》的英文杂志2000年第6期刊载了一篇访谈录，由汪晖先生概述中国知识界的各派观点，其中涉及本人的一段如下：“几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场关于两极分化的大辩论，有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一些年轻一代的思想者把目前的潮流描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和资中筠回答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即不适者生存”。  

　　 有人把此文印给我看，使我大为惊奇，这是根据何来呢？上述《冷眼向洋》中的内容是我唯一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而且只联系美国，从未涉及过中国。文中还用了“大辩论”和“回答”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辩论，本人没有参加过，更从未与汪先生讨论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文中没有直接引号，也没有任何出处。我曾问过李慎之先生，他也矢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想法。当然本文只代表我个人。究竟汪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通常的做法是，见到后立即致函该杂志予以正误。我当时没有那样做，因为正在全力写另一部专著，实在懒得为这种无聊的事分心。另外，我潜意识里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不愿把中国人之间的分歧拿到洋人那里去评判。而且本人白纸黑字的著述都在，一篇“访谈”也没有那么大影响。我尽管工作一直在“国际”领域，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己明确的定位是主要为中国读者而著述，除参加国际讨论会必须提交外文论文外，我的写作绝大多数是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的。我在意的是中国读者的反映，重视的是与中国学者交流思想，因为我念兹在兹的是本民族的兴衰，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关心和担忧的是“士林”的状况。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有热心友人告诉我，传给我看，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份杂志和这篇英文“访谈录”。不过这倒真促使我开始注意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议论，作进一步的思考，现在那本书已写完，可以抽出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关于这方面的看法。说不定哪天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谬种流传开来，也可有此存照。  

　　 最后，还想说一点学风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抄袭、剽窃进行了很多揭发和挞伐。把别人的思想、写作据为己有当然很不道德，此风应该大力刹一刹。但是，反过来，把自己的杜撰公然加到别人头上，如西人俗语：“把话放到别人嘴里”，这应该算什么呢？去年，我碰巧也在国外被要求就中国当前知识界的思想作一演讲。我首先表示，我没有能力做这样大的题目，因为对每一位学者来说，如果没有认真读过他（她）的至少部分的著作，对其观点作概括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全面的评论，只有作为专题，认真、系统地大量阅读、分析研究之后才有资格作，现实中很难有人能做到。我能做的，只是就我的阅读和交谈范围所及，谈一点我注意到的对当前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看法。我没有举任何具体的人名，因为手头没有可资引用的文本。我想这样做比较谨慎妥当。  

　　 我的精力、时间有限，只想以有生之年就自己“思”与“学”一得之愚写一些想写的东西，对于见诸报刊的争论，即使是本人感兴趣的问题，即使涉及本人的，我一般不参与笔战。到这把年纪，所遇到的多属晚辈，甚至隔代人。关于他们，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治学的遗憾后说：“晚生于我的学子，少年时有一段失学，基础较差，但是机会来时仍然凤华正茂，有志者还来得及补课，施展的天地也要（比我的时代）广阔得多，当然又须经得起新的‘世风’的诱惑和考验。我仰慕前辈的学养和积累，自叹望尘莫及；又羡慕后辈的精力和机会，感慨时不我予”。这是真心话。  

　　 我只希望风华正茂的学人们珍惜大好机遇，以“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善用自己的才华和精力，则士林幸甚，民族幸甚。  

    从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看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 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 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朱元璋 的弟弟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 ，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 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 ：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 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 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约一百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 "问世（1543年）。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布鲁诺的一生既 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萨有 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 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 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 ，并公开批判亚里斯多德的学说。终于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是比较开 明的，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里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 和伽里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 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 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 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 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慑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里略到开普勒 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 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 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 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 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 的这场革命为20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 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 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里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了，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 ，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300-200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 ，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 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 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 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 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的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 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发明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 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 "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决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 。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 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从花蕊夫人说开去 

　　最近由于一句诗忽然流行起来，想起了诗作者后蜀孟昶宠妃花蕊夫人。此诗题为“述国亡”，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军齐解甲，更（一作宁）无一个是男儿”。  

　　我初见此诗大约是初中时代在一个杂志上，还有画像，觉得很美，立刻记住了，是我“过目不忘”的诗之一。这首诗从来都作正面解释，同情都是在这位美丽的夫人一边，有一种悲壮之情，让人觉得，从君王到那十四万男儿实在不及一位弱女子“爱国”，有骨气。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形成对照。  

　　多年以后，“更无一个是男儿”句曾一度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是与彭德怀遭殃的庐山会议有关，不过不是在1959年，坦率说，那时我还处于蒙昧状态，不可能有此联想。那是20世纪80年代，已经打破迷信，我第一次见到私下传阅的“庐山会议纪要”。忽然觉得，事实和是非都那么清楚，几天前那么多人都是基本上同意彭老总的意见的，怎么风向一变，立刻转蓬，那些代表最高权力的衮衮诸公竟无一直言敢谏之士站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那些平时我比较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文革”后把他们列为正面人物的，其表现也如此软弱。我当然还没有见到全部记录。据说如果见到全部与会者发言的记录，那是很不堪的，足以使所有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坍塌。那一次“男儿”句在我脑中出现，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进一步深想。只是自那以后，我每见各种老革命回忆录，或他人写的传记中提到在党内斗争，或政治运动中表现“铮铮铁骨”之类的词，都打一问号。  

　　最近，这句话又被翻出来古为今用。我现在已经习惯于从“人”的角度、从大历史走向看问题，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五代十国是中国分裂、混乱时期。特别是南边的十国，混战不已，疆土不断变化，每个朝代只有几十年，超不过三代。这改朝换代当然是打出来的，所以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可以想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受苦受难的是老百姓。而这些“兴亡”之事与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从历史发展看，赵宋统一中国，又出现了几百年的安定局面，与民休养生息，正是百姓所盼望的，是有利社会进步的。  

　　再说后蜀，孟知祥从后唐手中夺得帝位，当年即去世，传位给三子孟昶，这个“国家”一共只有二世，实际只能算一世。孟昶在位31年，史称其前期励精图治，征伐、扩土，尽有前蜀之地，成一时之盛。在文化上也有建树，据说用木版刻书肇始于他。后期坐享天府之国的富庶繁荣，纵情享乐，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他本人文艺修养很高，擅诗词、音律、书画，这点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有相似之处，而压榨民力、挥霍国库，奢靡无度，则远超过李后主。那花蕊夫人投其所好，以其才艺、聪明，在饮食、声色方面别出心裁，多有“创造发明”。这个宫廷以它统治范围的全国之力供一人、一家的挥霍，财尽、民怨，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信的大臣也逃亡降宋，“亡国”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赵宋大军压境时，士兵“齐解甲”，“君王”不战而降，恐怕是最人道、明智之举了。而那位花蕊夫人却满腔怨恨，责怪十四万“男儿”没有奋力战斗保卫他们孟家的“江山”。须知，那“十四万”不只是一个数字，每一个“男儿”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人生父母养，如果君王决定号令他们奋力抵抗，让他们横尸城下，为自己继续在那豪华的宫殿中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以供妃子一笑，人性何在？退一万步说，假设那一场战斗暂时退了宋兵，“王朝”苟延残喘，终究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不过百姓多受一些煎熬，沙场多一些枯骨，于民何利？  

　　至于花蕊夫人本人，貌似风光，实际只不过是高级性奴，她若真有头脑，应该想到殷鉴不远，假设君王决定抵抗，官兵还有斗志，说不定马嵬坡一幕会重演，首先牺牲的是她本人。君王竖了降旗，她没有死，却被另一君王霸占。据说，宋太祖见到她之后，为之惊艳，孟昶七日而亡，死得不明不白，她随即应诏入宫服侍新主。她最后的下场有各种版本，供文人骚客演绎。  

　　再说那“玉树后庭花”的作者，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陈后主（叔宝），也是亡国之君，也是有一位美貌宠妃张丽华陪他纵情声色，其宫室豪华和生活之奢靡也是历史有名的。亡国时他还偕宠妃一起跳枯井，被隋军俘获。不过张丽华命运与花蕊夫人略有不同，没有活下来。隋文帝灭陈之后本来也是想循例“接收”这位美人的，但是他的忠实战友高熲深信“红颜祸水”之说，没让杨坚见到她就一刀给杀了。陈叔宝却得以苟全性命，直至病死。  

　　在统治者眼里，美人也好，“男儿”也好，都是命如蝼蚁，一切服从某个家族的“君王”的利益、好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被选入宫，身处江湖，以卖唱为生的“商女”还是幸运的。“后庭花”照唱不误，作者是谁，哪一姓的“国”亡不亡，跟她们有什么关系？“恨”从何来？  

　　这些都是古人的事。今天呢？  

　　联想起“文革”结束后，两个最高家族的后人在被害人遗孀主持下聚会，抛弃恩怨，握手言和，媒体曾当作“佳话”。如果只是两个私人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与旁人无涉。但是“文革”受害者绝不是一家人，涉及千百万家庭，上亿人口，更不用说全民族的危机了。按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閉幕式上說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邓小平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但代表不了对全国人民，以及子孙后代的交代。既然号称“共和国”，毕竟不是两家或几家的天下，这样的国家大事是断断不能“私了”的。  

　　至今，国事是少数人的“私事”，还是全民的“公事”，在某些人心目中不见得很清楚。例如彭德怀一案，现在回头看，也不能以是否“男儿”来衡量与会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很英勇的。据说彭本人委屈认罪，以及与会者“千夫诺诺”，都是为了顾全“大局”。那几亿百姓的生计、全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由于当时错误不得纠正而以后几年中造成的几千万饿殍，与“天子一怒”相比较，哪个是“大局”？现在还有人公开说，个人挨饿事小，不要因个人受苦而不顾大局。问题只是少数“个人”受苦吗？“文革”中两家的恩怨和亿万生灵的命运，以及公平、正义、人权、宪法，哪个是大局？只有弄清什么是“大局”，那么在关键时刻真“男儿”当如何，才能说得清楚。21世纪的共和国民的思维模式总该比活在10世纪的宫廷中的宠姬有所超越吧？  

　　 5月15日，资中筠先生应杭州“通衡论坛”之邀，讲了“从文化制度看当代中国的启蒙”，并同与会者互动。关于这个话题，已发表过多篇文章，重复的内容从略。以下为讲话及互动的综合摘要：  

     从文化制度看当代中国的启蒙 

　　 现在为何需要重提启蒙？  

　　 我们经历过的非常蒙昧的时代离现在不远，几亿人靠一个大脑思考。改革开放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破除，是最近的启蒙，逐步回归到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沉渣泛起，一些被扬弃的糟粕又出来了，说明滑向愚昧容易，而启蒙的道路很长。  

　　 2012年我去浙江上虞市，想参观春晖学校，那是一个当年传播现代文化的地方，有一批很值得尊敬的人，如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等。当地接待我们的领导，先带我们看曹娥碑，在以曹娥为名的纪念馆里，展示了“二十四孝”，讲解员是个90后，头头是道地宣传“割骨疗亲”、“郭巨埋儿”等。当地政府说是“以孝治市”。宣扬“二十四孝”的不止一处。北京的养老公寓还专门雕刻这些故事作为装饰。作家宗璞曾为文批评。另一次参观杭州龙井，据说有18棵龙井茶树是乾隆皇帝所植，树上的茶叶只有某一位主席来时泡过喝，旁边的椅子是X主席坐过的，据说有的游人，会专门去坐一坐以得“仙气”，有的比较“谦虚自觉”，不敢去坐。我问接待者，茶叶是不是很好喝，你喝过没有？他赶快摆手说：“我可不敢喝。”诸如此类……  

　　 因此，我觉得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启蒙的方向是理性、科学、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尊重事实，且有自信和是非观的，还有“人是生而平等的”观念。每个人无论贫富、官民，人格应该是平等的。既然是公共的椅子，应该人人都可以坐。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种观念，且在最发达开放的地区，实在令人悲哀，说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以及人道主义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  

　　 启蒙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从启蒙本身讲，是文化问题。是你的大脑是怎么想的，或者集体中的大多数人的观念的问题。但是集体的观念的形成又与长期的制度有关。我曾写一篇“文化和制度，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文章，说明二者交替发展，难分先后。何者更重要，要看当时的背景。同是主张自由民主、认同启蒙的知识圈里，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可能是折中的。我同意假如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的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制度改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制度是要由人来实行的。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习惯的思维方式是长期制度培养出来的，从知识分子到草根百姓，思维习惯都有一种向度，朝着某一种方向，制度的力量不可小看。  

　　 比如我们经历过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一个人受到万民的膜拜，这是制度问题。在集权的制度下，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假如没有人拜，这个神就不存在了。事实是，仍有很多人习惯于崇拜皇权，认为掌权者即是皇帝，总会做出英明的决断，坏事都是底下人干的，天皇永远圣明，这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制度会鼓励一种文化。我常说如果一个社会多数情况下好人有好报，那么这个社会好人就多；如果做坏事的代价小或得不到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会越来越多。一个科学、理性、独立思考的人，在提出创新见解时，如得到鼓励，就会激励更多愿意独立思考的人。相反，如果受到压制甚至惩罚，就鼓励大家随波逐流，甚至上交思想，久而久之，整个民族就丧失创新的能力。  

　　 从近代中华民族启蒙的历史，可以看出文化和制度的关系。从晚清开始，被外国的炮舰打醒了，有一批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魏源、徐继畲、林则徐、王韬、严复、郭嵩焘、黄遵宪，等等。严复翻译了很多著作，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启蒙。他说“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假如大家都很愚昧，建立一个共和国，是没用的，所以开启民智很重要。沈钧儒科举中进士，在他的科考文章里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我想他是看了严复的译作。后来他被政府派到日本学法政，回来主张立宪。这都说明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启蒙。  

　　 启蒙思想集大成者是梁启超，他的“新民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了当奴隶，经常受压，当有外国来侵略，叫他挺起腰板捍卫国家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要使我国与别国在国际社会有平等的权利，需要先使我国国民在本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别国国民在他们的国家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我国国民在我国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如果英国人在英国有言论自由，那么中国人在中国也应有言论自由。这样在本国受侵略时，才能鼓励本国人捍卫国家抵抗侵略。我觉得“新民说”太了不起了，讲得很透彻。  

　　 关于中国文化优越性的问题：  

　　 一般人很喜欢说中国经历几次异族侵略，而文化一直没断过，不像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亡国当了殖民地，说明中国文化有它的特殊优越性。首先，这种说法指的是汉族，不能说中国没有亡过。“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民族曾一度强于南方汉族，后来，我们历史书上称这段时期为“中华民族大融合”，掩盖了当时的民族争斗。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完全亡国有两次：一次元朝，一次清朝。如果不算亡国，那么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也就算不上民族英雄了。但是为什么侵略者都被同化了呢？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久远的国家，两千年来形成了一套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的传承，确实很精致。每当改朝换代，开国之君都会总结前朝经验教训并做些调整，希望可以千秋万代。所以作为代表农耕文明的政治制度，确实相当精致。而征服中原的这些民族，实际上都没进入农耕文明，基本是狩猎的，属于马上民族，文化发达程度和统治术不如汉族。要想立住脚，需要团结上层精英，必须学习汉族的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拿来统治是最有效。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文化也融进了许多外来文化。  

　　 文化有一个洼地效应，总是从高向低处流。假设（当然只是假设），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像满族一样整个占领了中国，会不会被中国的文化同化呢？我相信是不会的，因为那时英国的工业文明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晚清的人已经发现英国的制度比中国先进。日本占领过大半个中国，却没有被同化，尽管日本文化原来是从中国来的，但当时已经比中国先进，也比中国的西化程度要高。从过去一些城市的租界上的情况看，究竟谁“化”谁，就说明问题了。实际上，从工业化到数字化的当代，整个世界、整个文明都在进步，我们在不断接受外来的文化，绝不只是器物方面，这是必须要承认的。单是今天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全部都是外来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最值得自豪的，它们改变人类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对人类文明起了里程碑作用。不过最后一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以后中国就再没有出现对人类文明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发明，我们也必须承认。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有优秀的地方，也有很大的缺陷，最值得骄傲的是春秋百家争鸣的时候，出了很多学说和哲学家的思想。不过武汉的邓晓芒先生对此也评价不高，称之为“百家争宠”，意思是说所有的思想家，当时都是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希望君主采纳自己的意见（庄子是例外）。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里，没有独立的、脱离现实政治的思考的习惯。我还没有完全否定百家争鸣，但邓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文化传统太偏重政治文化，导致非常功利主义，缺少超脱于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哲学和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写过一篇文章“方孝孺和布鲁诺”，这两个人都是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但二人的坚守很不一样，前者为了朱家谁当皇帝，后者为了日心说。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缺陷：大家眼睛总是上向看，猜想统治者的心思，或为统治者出谋划策。  

　　 现在又出现了“智库热”。学习美国，建立了好多“智库”。我认为，过分实用主义本来就是美国学术中的缺点，但是美国的智库形形色色，独立性较强，并非都与政府政策有关。研究的课题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结论可能是批判现行政策的，也可能与现行政策一致的，也有很多跟政治无关的社会调查等等。如果执政者认为有参考价值，当然也可以采用。但是我们热衷于做“智库”，总是眼睛向上，以执政者的青睐衡量成绩，甚至以得到“批示”为衡量论文的学术标准，又陷入了为领导思想做注解。纯粹独立的、民间的“智库”很难立足，但很多学界人士乐此不疲，证实了邓先生所说的“争宠”的文化基因，老想得到帝王赏识，而对完全超脱人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兴趣较少，或不受鼓励。中国学术对外开放首先接触到的是美国，美国的创新精神、独立思想等等没有学来，却拿来了实用主义，而且变本加厉加以发挥。  

　　 关于科举制度  

　　 （有人提出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  

　　 我完全同意科举制度的负面效应，也曾提到，唐太宗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说把人的思想全统治起来，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引向了同一个道路。在魏晋南北朝是贵族文化，那时人的思想比较自由，也相对独立。像谢安，能够归隐山林，也可以出世做官。有了科举，一方面是平等了，布衣也可以考科举了，这对普及教育，加强社会的流动，有积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所有人读同样的书，每三年都从这里出题，就会把人的思想固化。如同现在的应试教育，有标准答案，不能随便发挥，束缚了学生的思想。  

　　 有人替清朝总结经验，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是极大的失策，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做官无望，只好革命。当然好与不好要看站在谁的立场来说。而且不废科举，那个皇朝就能继续下去？总之近三十年跟过去不同的是，除了考公务员之外，可以有别的出路，有一些空间留给不想进入体制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做一些事情，这是一大进步。但在就业中特别看重学历，又回到应试教育上去了，跳不出这个循环。 ?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认为这一提法有问题，不科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解放，至少从两个“凡是”里解放出来了。那时争论的是，以领袖说过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所以打破“两个凡是”是一大进步。但我也同意，从哲学上讲不能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实践要经过好几代、好几种实验才能行，不能马上看到成功或者失败，而且有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无法用实践来证实。这个提法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总比说某人的一句话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现在也还适用，比如有人说不许批判“文革”，“文革”值得肯定，那就应该用“文革”的实践来检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对文化起了多少破坏的作用？这些实践和事实俱在，可以用来评判。但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恐怕确实是不够科学。 ? ?  

　　 启蒙与救国以及“打倒孔家店”  

　　 （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  

　　 “打倒孔家店”口号被夸大了。原来不是“打倒”，而是“只手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掀起反对儒学的思潮。而且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的旧学修养都很深。有了中国文化的修养，再接触到西学，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提出了民主和科学，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因此把传统文化的断裂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这跟西化、跟民主、自由、平等有没有冲突？基于我自己价值观形成的经验，我认为并不冲突。事实上，中西方的道德标准，或伦理观念，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现在强调的不同，实际是发展阶段不同，政治制度不同。  

　　 有人说救国压倒启蒙，我觉得救国跟启蒙是可以相结合的，经历了启蒙的人，能够对国家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南联大的一批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曾经生活很优越，但抗战时也能够做到贫贱不移，坚持民族大义，坚持做学问，出了很多人才和成果。这是经过启蒙，对救国的贡献。  

　　 关于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的问题  

　　 不仅是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现在假设在一个县城里，一堆人中如县委书记在场，就没有人敢跟他意见不同。甚至只听他一人说话。这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更不用说更高级别的官了。过去，即使在皇帝面前说了“错话”要杀头，也比现在敢说一点。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把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都上交了。过去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不是思想家。每一个读书人学习和信奉的是，孔孟之道，而非宋太祖的“理论”，或明太祖的教导。过去士林的共识是有些行为“为士林所不齿”，而现在只要升官发财，就算“成功人士”。还有一个原因是缺乏责任感，领导错、对，与我无关。过去我们也曾经历过“上交思想”的情况，所以我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对解放思想起很大作用，即可以决定自己认为的真理是什么。  

　　 关于教育问题  

　　 （一位校长提了许多方今教育的问题）  

　　 我对老师们非常同情，现在当老师难，当校长更难。首先，我并不赞成现在废除考试。目前不管应试制度有多大的问题，一旦没有了考试，最起码的公平也就没有了。我觉得重要不是废掉考试，而是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标准。  

　　 现在中小学生负担很重，不能脱离实际，不理考试。但人格的培养是第一位的。功利心太强，是摧残孩子天真的心灵。每一位有理念的老师，应该在现有的空间里培养学生“人人平等”的观念，无论你的爸爸是谁，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至于教科书的内容，特别是语文老师，假如有一点机动权，也可以自主选一些读本，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人格或思想。  

　　 还有，我不赞成所谓名校纷纷开设“国际班”、“重点班”等，这是对教育平等起破坏作用的。可以有一、两个重点学校，然后大量的普通学校都能够得到最起码的优质教育。现在教学质量和条件两极分化太厉害，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中小学生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培养健康、阳光的人格。可以有某一方面的天赋，也可以有不擅长的方面，不能要求一刀切。每一个学生都各有长处，在成长过程中成熟的年龄也不一样，这跟青少年的成长和心理都有一定的关系。我知道在升学率和教育评估下，确实很无奈，所以最重要的是取消教育当局的这种权力，现有的体制弊病已经非常明显。过去的教育，官没有那么大权力，现在应该稍微放开一点，现在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愿意投资于教育，应该鼓励私人办学。过去就是这样，像黄炎培，创业成功后，创办职业教育，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学生在各界找到自己的位置。教育和启蒙是连在一起的，主要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前些时，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有幸应邀得与盛会，到会场后方知被列入来宾致词名单。仓促无备，只得硬着头皮信口开河。但是河口既开，随之流淌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对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种场合有些不合时宜。当时限于时间，而且毕竟是庆典，有些言犹未尽，本文在讲话基础上略有补充。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盛会，首先表示祝贺。李伯重教授要我讲话，盛情难却，只得信口开河，杂乱无章请大家原谅。刚才讲话的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谁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点特点，就是1951年毕业，是清华文学院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法、理学院都没有了，原来的文学院同学变成了北大毕业生，直到十年以前又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中间隔了40年。  

　　前几位讲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清华人文荟萃，提到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我现在不免怀旧一番，想起当年我在校时亲历的情景。那时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文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开的，社会科学属于法学院）。现在看到写陈岱荪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温和长者，而当时他是以厉害出名的，据说他给学生 59分，再怎么求情，决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说也许是传闻夸大，但是老清华严进严出不止一个系。有些系到毕业时只“刷”剩三分之一。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教授兼，当时图书馆馆长多为名教授，但他决不是挂名，连什么书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是1948年大二从燕京转入清华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诸位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给本科生开课的多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课“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是邓以蛰。这两位先生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权威。雷先生应该算史学界一代宗师，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学观点与主流不合，还有种种历史原因，没有等到反右就落难。院系调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结果南开历史系获益匪浅，成为南开文科中一强项，在全国大学历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开的老教师还提到雷先生为学科建设打下的基础。他去世较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名声不显。近年来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开举行了纪念他的研讨会，关于他的文章也见诸刊物，说明史学界没有忘记他。我上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记性特别好，一上来先在黑板上写几个本堂课要讲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时再写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什么年代，例如：公元前xxx年，古希腊发生什么事，相当于鲁哀公多少年，等等。他讲的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每当提到外国历史事件时，本能地就想到当时中国是怎样的状况。邓以蛰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学权威，与朱光潜齐名，他解放以后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挥。可能他的儿子更知名，即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邓稼先。我着重提这两位是因为他们现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们的就不多。另外我的专业课，“西洋文学史”是钱锺书教，“英国小说”是杨绛，这两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钱先生讲课更是信手拈来中西贯通，受他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选了比较文学类的题目，导师也是钱先生。教莎士比亚、英诗和英国散文的是美国人温德，他从1930年代来华一生都在中国教学：清华 ——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最后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岁。其他的老师因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这些教授上课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讲义，全是源源不断从脑子里流淌出来，听课完全是享受，不会想逃课。而且也不能逃，因为考试全凭自己的笔记以及从专心听课中启发出来的悟性。现在听说有点资历的教授都不愿意开本科生的课，回头来看，我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视为当然，不以为意。  

　　我还要提到梅贻琦校长。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办学理念其实与蔡元培是一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光是这句话的精神，现在就很难贯彻。但是他还有一些话，人们不太知道，就是学校的主体就是老师和学生，其他人员，包括校长，都是为“教”与“学”服务的，比如上课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等，就需要有人为其服务。其实校长所管的当然不止这些，单以请这么多好老师一项，就体现了何等眼力和气度！的确，梅校长在学校一直低姿态，很少出面作指导性报告。我们只记得某某教授讲过什么，却不记得梅校长讲过什么话。可以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清华四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高涨，地下党很活跃，左派思想占上风，因此有“解放区”之称。梅校长在保护学生不受国民党军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经坚拒包围学校的军警进校抓人。尤为难得的是，他当然知道这些进步学生的政治背景，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维护校园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保护学生为己任，仅此三条，他够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这样的阵容，这样的传统，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学院）给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则清华何至于到2003年才纪念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当然，砍掉的不止是清华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如今清华经过多少有识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这个学院，而且不断壮大发展，十载于今，当然是大好事，值得庆贺。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现在一提到某个学科或某项研究课题，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有什么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这次会上不断提到的那些清华引以为骄傲的大师们所做的学问，或赖以成名的著作，都经不起一问。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的《管锥编》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对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现在申请课题大半得不到批准，何况这些都是毕生积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结项”。还有许多大师并不著作等身。以现在的量化标准，他们有些人可能评不上高级职称。当然，更重要的是谁来评他们？现在文科已经没有了学术权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员订规则。对他们而言，可以摸得着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刚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领导，有多少位政治局委员都是清华毕业生。他并为他们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满足，希望文科将来也出这样的大人物。清华出高官，似乎是近年来为人瞩目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少清华人引以自豪之事，我就听到过清华的老师向外人历数出自清华的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有多少部级以上官员，说明清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云云。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出生，主要还是工科，这有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姑且不论。但是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还有大款呢！不知有没有统计，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出自清华的大约也不在少数。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还是靠学术水平？如果一位教师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以此为“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亦当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发财，那课还能上得下去吗？这是极而言之。不过近年来清华正巧出现这一特殊现象，给师生造成一种导向也是事实，恐怕不一定有助于学术繁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优秀的大学培养各类优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经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还宽广得很。特别是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巧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难做到的。惟其难，才需要下大力气提倡。有幸进入这一殿堂的莘莘学子，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多大师、硕儒的名字，我想总会有人以他们为“高山仰止”的目标的。我祝清华人文学院继承老清华的人文传统，多出几位大儒。  

　　最后，谈一点国际交流。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与美国的渊源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是国际学术交流重镇之一，除了历史原因，还有现实原因，自然与美国交流最多。当然美国经费来源最充足，高科技也最先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文科而言，西方文化的源头还在欧洲，底蕴最厚，美国的人文学科也来自欧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国。所以我认为还应多关注一些不那么热闹的欧洲的学术界，多开展一些与欧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实用主义、急功近利都是美国的特点，他们战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学术政治化。以至于我国一提起人文社会科学就与“思想库”等同起来，这与美国的影响有关。但是美国的“思想库”涉及领域甚广，其成果多面对公众，不一定面对政府，而且不同派别和观点争鸣不断，此消彼长，这又是我国学不来的。所以学美国“思想库”，也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学术交流中，不是只盯着美国，而把目光放宽一些，收获会更大。  

　　以上讲话在谈到出大官与出大儒一段时，台下报以笑声和掌声，可见还是有人认同的。最近又见报刊炒作耶鲁大学出了多少位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读书做官论推广到了外国大学。这样的导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  

　　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当前中国公益事业若干问题之我见——写在第三版《财富的归宿》出版之际 

　　就民众的社会保障而言，方今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高工资、高累进税、高福利，覆盖面几乎达到全民，如某些欧洲国家，以北欧为典型。一种是美国模式，财富先高度集中在私人手中，又通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机制反馈到需要者的手中，补政府福利之不足（即便如此，方今美国的主要社会保障还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预算最大的开支是福利开支）。  

　　在美国，公益捐赠并不限于富人。每一个解决了温饱的公民都是捐赠者，只是多少而已。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做过义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风气。我称之为“捐赠文化”。社会的需求林林总总，有需求就有供给，这与市场的规律是一致的，只不过供给方的目的不是谋利而已。一些人前半生发家致富，后半生钱多得花不完，不知如何处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捐给一项公益事业，或自己注册成立一个公益基金会，请专人打理。所以大捐赠者并不一定是“大善人”、“活雷锋”。既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各方都以平常心对待之，既不是迫于压力，也不必用各种赞扬推动之。  

　　仍然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慈善捐赠与扩大其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相联系，结果变成变相广告。从法律上讲，这是违法，既节约广告费，又变相逃税，是侵犯纳税人的权益。企业捐赠一经冠名，就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公益行为。  

　　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慈善理念和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并不一定是基督教传统所专有。而且民间社团也曾经相当发达。就现代意义的公益事业而言，民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并出现了不少知名的慈善家和企业家，他们所作所为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属于“授人以渔”性质，有些还有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这一传统因社会大变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中断，重新发展起来距今只有20年，成绩可观，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朝野共识，说明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最大的动力。  

　　《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初名《散财之道》，2003年初版。2005年印第二版，主要添加了一章有关中国公益事业的内容，改名《财富的归宿》。现在即将由三联书店推出第三版，就此书再做一些说明。  

　　本书有关美国的资料大部分截止于2003年初版杀青时，第二版略作补充，部分内容刷新至2005年。这次第三版，对美国部分除个别地方外未作重要修订，最后有关中国的部分有较多修改及增补，并收入了几篇近几年来本人发表的有关这一专题的文章；同时对原书最后一章做了资料的刷新和补充。很多新资料是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先生所提供，他并对原书内容过时或不准确之处提出了修改意见。对他的帮助，谨致谢意。  

　　此书的初衷是介绍美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侧面，其对美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尚未被认识，甚至有一些误解。至于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是当时没有考虑到的。出乎意料的是，本书问世时正赶上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遂引起广泛的关注，本人也不知不觉接触到一个以前陌生的圈子。这个圈子一部分是NGO的组织者和志愿者，一部分是开始有社会觉醒的企业界人士。自那时以来，我国的各种公益组织、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至今短短10年内，公益慈善已经成为公众关注、媒体热议的一大领域，各种新观念也已不再陌生。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出现某种需求，也必然会有有心人出来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普遍规律，不可阻挡。只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好心做好事并不那么顺利，出现了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及其根源，本书的最后一章，以及本人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文章中都已进行了分析，并且一有机会就对必要的改革进行呼吁。实际上对于问题症结所在，业内广大人士都有同感和共识，那些深入基层从事实际工作者比我更有切肤之感。  

　　那么在当下，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是否适用，哪些可以借鉴，哪些无法移植？本书最后部分所收入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做了较详细的探讨。针对近来所发生的一些引起热议的现象，无妨在这里再予以概括，作进一步阐述。  

　　先从去年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来华之事说起：这两位先生在美国国内影响了大批富豪作慷慨捐赠之后，又高调来华。根据当时一般舆论的理解，他们同样是来动员中国富人捐钱做慈善的。于是有幸被邀请赴宴的中国著名巨富们颇费踌躇，怕当场被劝募，陷于被动。另外还有其他想法，例如，我们自己在中国做慈善，何劳你美国人来动员！后来两位主人发话说不是“动员”而是“交流”公益捐赠经验。于是据报道，诸多中国顶级富豪出席了那耀眼的奢华盛宴，并感觉良好云。详情如何，我不得与闻。不过此前我曾应CCTV英语频道之邀就此事与美国两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教授进行隔洋交流。美国教授大意是说现在中国已经有许多富人名列福布斯排行榜，美国慈善家来华进行交流，适逢其时。言下之意是中国富人已经赶上美国了，自然应该效仿美国慈善家进行捐赠。我当时发表的观点令主持人大感意外，大意谓：盖茨与巴菲特两位先生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现在的基本情况是捐赠的意愿与资源多于捐赠的渠道。换言之，中国现在缺的主要不是捐赠的来源，而是渠道不通畅。假设明天忽然有一大批富人决定捐出财富的一半做公益，立刻发生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渠道？捐给谁？如何操作？在中国，个人要做慈善公益事业，其程序之复杂，通向应收益者的道路阻且长，是美国人很难想象和理解的。所以我认为，两位美国慈善家如果真要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与其动员富人捐钱，不如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介绍美国的法规、机制，如何有利于鼓励社会捐赠。当时限于时间，不能多发挥。现在就此问题进一步说明中美之间的差异：  

　　制度性条件  

　　一、美国的企业家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的主人，不论财富多少，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指外来的力量，至于个人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又当别论）。他们热爱那个使他们获得成功的社会及其制度，自信有能力也有责任维护或改良之。中国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身价百亿，仍然缺乏安全感，命运沉浮不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狡兔三窟，一部分资金移到国外，以应付不虞之变，甚至以“外资”的身份再投资国内做生意，反而更得到尊重，更有保障。这是处境的根本不同。自然影响捐赠的心态与能力。何况中国在富豪排行榜名列前茅的实际上是国有企业。  

　　二、美国的捐赠渠道通畅，人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公益，随时可注册基金会，手续简便，门槛很低，只要符合关于公益法律规定的业务范围，不营利。所以监管部门就是国税局，没有其他“婆婆”。美国政府的各项有关政策都是以鼓励和提供方便为主。唯一需要防止的是非营利组织享受了免税待遇，却暗中营利，这是事后依法惩处之事，而不是事先预设各种高门槛。而中国的管理观念以防范为主，种种措施和条例多是因噎废食，遵循“宁枉毋纵”的传统。用通俗的话说，是防止少数人做坏事，不惜阻碍多数人做好事。关于有关法规条例的问题，本人以及许多业内专家已有大量文章，此处不赘。至于各种滥用权力，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之事属于犯罪范畴，姑且不论。只是需要指出，正是这种不健全的政策法规给慈善行业的腐败开了方便之门。  

　　三、中国的慈善主体是少数规模宏大的官办公募基金会，所谓“GONGO”（政府主管的非政府组织），这一独特现象，不但美国没有，全世界都少有。这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在特定的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这些组织在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这毕竟是过渡时期一种不正常的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慈善资源供需双方的迅速增长，其弊病日益显著，而且实际已经起到阻碍民间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官办基金会的问题与国有垄断企业有类似之处：一是享受特权，在向社会集资和税收待遇上都得到政策的倾斜，民间慈善组织处于完全不平等地位；二是管理官僚化：GONGO的工作人员至少一部分是从国家领工资的人员，各地方分会又归本地政府管，而其资金来源却大量集自民间，其行政与财务管理即使在最清白的情况下也难免程序制度混乱；三是业务范围广、负担重。仅以汶川地震为例，如此大量的捐赠财物都通过红十字会渠道，需要多少人力才能应付？结果只能一笔糊涂账，至今这些捐赠的流向仍受到公众的质疑。最近因酒席账单事件、郭美美事件，把红十字会推到风口浪尖。其实红十字会并非第一个遇到这种尴尬局面的GONGO，实际上几年前也已经有其他同类组织出过问题。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2009年就已指出：“中国慈善会系统严重影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因为这些组织大部分政府职能与独立的社会组织界限不清，更多运用行政力量扭曲民间慈善行为。  

　　四、在我国，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是颠倒的，或是纠缠不清的。从根本上讲，慈善公益事业的特点是民间性、自愿性和自主性。政府收税后形成财政，以一部分用于各种社会保障，包括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等，那是福利政策，是政府职责所在，不能称作“慈善”。政府也可以出资给民间组织，委托其办理一些公益事业，这是国际通例。而在我国却是反其道而行，民间捐赠往往为政府所用。仍以汶川地震的大量捐款为例，红十字会之所以无法向捐赠者交代善款的流向，据解释是因为这些钱与政府的拨款混在一起使用，换言之民间捐赠纳入了政府财政。最后，灾后重建的成绩都变成了政府的政绩，又是一笔糊涂账。此后其他地方又发生重灾，干脆明文规定，所有民间捐赠都要纳入地方政府财政，引起论者诟病，大大打击了社会捐赠的积极性。  

　　还有一种情况是“逼捐”。按理说，公民或企业依法纳税以后，政府无权再强迫其缴纳额外的费用。但是各地效益较高的企业或企业主往往成为政府有不时之需时“拉赞助”的对象。名目繁多，难以列举。其中之一就是以慈善公益的名义，或通过政府实际掌控的官办基金会，或由有关部门直接出面募款。这往往形成一种权钱交易，慈善公益云云，已经完全变味。即使当地百姓享受到一些余泽，抵不过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官办公益机制有时还有营利与非营利混淆之弊，还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既接受捐赠又营利。最近“全球基金”冻结对华援助拨款就是对GONGO的身份质疑，中国媒体称“全球基金”在中国“水土不服”，实际上需要改造的是这方“水土”，而不是已经成熟的国际惯例。这种畸形的“特色”如果是当前的客观存在，至少应该朝着正常化的方向改革，而不是一味要求别人来适应。  

　　五、就民众的社会保障而言，方今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高工资、高累进税、高福利，覆盖面几乎达到全民，如某些欧洲国家，以北欧为典型。一种是美国模式，财富先高度集中在私人手中，又通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机制反馈到需要者的手中，补政府福利之不足（即便如此，方今美国的主要社会保障还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预算最大的开支是福利开支）。两者各有利弊，不是本文讨论范围。只是我国当前集中了二者的弊病：税收既重且欠合理，政府财政的福利拨款（包括教育经费）却远远不足，无法使百姓无后顾之忧；而对民间慈善却诸多限制和控制，阻碍其发挥应有的补充作用。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  

　　捐赠方或潜在的捐赠方的问题  

　　一、在美国，公益捐赠并不限于富人。每一个解决了温饱的公民都是捐赠者，只是多少而已。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做过义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风气。我称之为“捐赠文化”。社会的需求林林总总，有需求就有供给，这与市场的规律是一致的，只不过供给方的目的不是谋利而已。一些人前半生发家致富，后半生钱多得花不完，不知如何处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捐给一项公益事业，或自己注册成立一个公益基金会，请专人打理。所以大捐赠者并不一定是“大善人”、“活雷锋”。既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各方都以平常心对待之，既不是迫于压力，也不必用各种赞扬推动之。另一方面，如果某人的经济行为严重违规，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如当前金融危机中揭露出来一些华尔街的丑闻，那么无论他做过多少慈善捐赠也不能获得公众谅解，或抵消法律制裁。  

　　方今中国社会还是奢靡和炫富成风。酒席豪宴、笙歌燕舞、婚丧嫁娶、香车宝马，乃至别出心裁、匪夷所思的昂贵礼包一浪高似一浪，不少人一夜赌掉一百万，也不愿为公益组织捐十万。“先富起来”的阶层的生活取向不可避免地有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美国第一代大富豪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以他们的取向引领了捐赠文化。中国尽管近年来慈善捐赠也开始受到尊敬，但远未能盖过奢靡攀比之风。更谈不到移风易俗。  

　　二、中国的家族文化仍很顽强，甚至有进一步回潮之势。即使第一代是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其目的率多还是为儿孙“造福”，“富二代”的自主创业意识与美国迥异。近年来父母为儿子结婚提供房子似乎成为一种默认的义务。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家族中如有一人致富，所有远近亲属都认为理应分一杯羹。特别是在农村，如果有一名创业成功人士为社会公益作大笔捐赠而拒绝为一个好吃懒做的表兄弟还赌债，也会在家族中承受很大压力。有一位改革开放初期成为勤劳致富标杆人物的农民企业家亲口对我说，他第一次发家后在大家族中引起一场“文化大革命”，纷纷向他伸手，致使他首次积累的上千万资产全部分光。后来又重新创业，现在他已经具备现代企业家的意识，同时也做公益事业，在两方面都颇有建树。这说明社会观念正在进步。  

　　三、仍然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慈善捐赠与扩大其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相联系，结果变成变相广告。从法律上讲，这是违法，既节约广告费，又变相逃税，是侵犯纳税人的权益。企业捐赠一经冠名，就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公益行为。前一阵清华大学真维斯冠名捐大楼事引起争议，与学术“清高”无关，应从公益捐赠的本质来理解（个人冠名则性质不同）。与此心态有关，中国人多喜做看得见的，效果立竿见影的捐赠，而不愿做细水长流的，效果暂时不显著而有长远意义的公益事业。因此救灾或个别为媒体所关注的困难对象容易得到帮助，而常年从事某一项或多项公益事业的NGO难以募得善款；更多人愿一次性捐巨款在名牌大学校园盖大楼，而不愿为支持某一学科或科学实验做长期的捐助。现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像陈光标先生那样到处散发红包的做法追随者不多。随着政策法规的健全、合理化，正在兴起的具备现代观念的公益人物和事业可望扭转这种心态。  

　　四、超越单纯扶贫济困的现代公益事业需要依托相应的管理组织，其复杂性和专业性比现代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需要专业人才管理。和现代企业一样，出资者不一定自己经营。在美国基金会管理人才已经专业化。像洛克菲勒、福特等历史悠久的大基金会早已脱离原捐赠家族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最初由其父亲管理，主要不是家族的关系，而是老盖茨本人就是公益家，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而且对其子决心投身公益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如巴菲特认为盖茨基金会管理比他自己好，就将大笔捐款交由盖茨基金会管理。由于他们二人都是当前媒体关注的热点名人，所以此事得到报道。实际上这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这种做法与中国每年都有募捐任务的“公募基金会”不是一回事，何况如前所述，中国的“公募基金会”还是以官办“GONGO”为主。现在已经出现一些专业化的民间基金会，但还是特例而不是惯例。中国离公益事业企业化尚有相当的距离。  

　　五、财务透明是公益组织安身立命的基础。由于人性的弱点和金钱的诱惑力，凡是有大笔钱财的地方，就有产生弊病的土壤，因此需要各种法规监管。在这点上慈善组织也不例外。但是与营利的企事业又有不同之处——没有“商业秘密”可言，必须完全透明。一是向捐赠者交代，钱用在何处，这是最起码的义务；二是公益基金会的属性是真正的公共财产，公众理应有知情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接受公众监督，建立公信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公益界离规范要求尚远，官办基金会尤其弊病百出，公众舆论已经走在前面，正在形成积极的压力。  

　　公众的心态  

　　中国公众对待慈善捐赠的认识正在向现代意识转变中，目前还存在某些习惯性的误区：  

　　一、均贫富的观念：由于目前贫富差距严重，公众往往把富人的公益捐赠视为均贫富的手段，因此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例如简单地以某些“排行榜”公布的富人“身价”与其公开的捐赠数额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据此做出道德判断。这是对公益事业的功能的误解。  

　　二、与以上的观念相关联的是多注意捐赠的来源，而少关注善款的去处。这也与上述许多捐赠者多青睐一次性的立竿见影的项目，而不是细水长流的项目的心态互为因果。媒体的偏好更是如此，因此一些长远的项目不在公众视野之内。  

　　三、从纯道德的观点来看待公益事业，把它看作一种类似宗教的“行善”，因而误以为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志愿者，应该不领报酬或领取最低生活费。殊不知，既然公益事业专业化，从业人员也是一种专业人才，或至少是一种职业。否则公益组织只能成为业余人员的义务劳动所在，这是难以为继的。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公益基金会以及其他NGO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某些公益组织以募得的善款发放不合理的高薪，或与政府官员一样享受高额福利，受到公众理所当然的批评，这种监督是完全必要的。  

　　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慈善理念和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并不一定是基督教传统所专有。而且民间社团也曾经相当发达。就现代意义的公益事业而言，民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并出现了不少知名的慈善家和企业家，他们所作所为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属于“授人以渔”性质，有些还有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这一传统因社会大变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中断，重新发展起来距今只有20年，成绩可观，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朝野共识，说明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最大的动力。前述若干体制上的阻力也在逐步改进。例如以李连杰的“壹基金”脱离红十字会在深圳直接在民政局注册为突破，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对慈善组织取消“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规定。这是一大进步。据说新的公益基金会法规正在酝酿讨论中，希望能有新的突破。  

　　 （2011年8月完稿）  

　　 《财富的归宿》，资中筠著，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出版  

    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看法 

　　大家好，我原来报了一个题目，是《怎样看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后来接到一些电话，我发现引起了一个误解。大家以为我要讲美国现在花了8000多亿，怎么用这些钱救市问题。那么我先声明一下，我不讲这个问题，假如大家是冲这个话题来的，现在退场还来得及。我要讲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讲100年来，从宏观的角度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呢？是因为主流媒体上以及一些我看到的文章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也得政府来救市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也就等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样看来，反证出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比较好。我想这样逻辑和概念有很大的误区。第一，这种看法是把自由市场经济当作绝对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实际上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第二，把政府干预等同于国有化，国有化又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又等同于我们原来的那种高度计划的、大锅饭铁饭碗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圈转过来就等于说我们还是不要改革的好。所以，我想就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把我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探讨、分享。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是因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外，美国人天生的对政府有一种疑虑，认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认可有些事非政府管不可，比如治安、法律这些事。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个移民国家，从欧洲陆续移民，一点一点开荒。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人管的，它的经济就是自发的竞争起来，所以美国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到十九世纪中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来时，立即在美国得到拥护。其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我发财了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比较优秀，因为我又勤奋又聪明。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又笨又懒。他们也承认有某种机遇，但认为机遇是要靠人去抓住的。我既优秀、勤奋、聪明，又会会抓机遇，所以我就成功了。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大家都是白手起家，起点是相同的。  

　　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原始的竞争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从逻辑上讲，过了几代以后起点就不会平等了。这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同时起跑，但第一棒跑完后就参差不齐了，第一棒跑得最慢的那组的第二棒接棒时就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就算你跑的比其他的第二棒快，你也可能追不上人家。同理，过了几代以后大家的起点就不可能平等了。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是不一样的。对于动物界来说，都同样要经受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有的动物能挺过去，有的动物挺不过去，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人为的条件很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经受同样的磨难。所以我个人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是从达尔文主义来的，但除了在原始社会之外，在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阶段它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那么美国政府是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干预经济了呢？其实最早是从一点一点开始的。因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经济了。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的后期，在扫除了发展的障碍以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造了铁路，发现了石油，随之就有好多好多大财团出现了。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财富高度集中，于是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好多社会问题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有识之士感觉到完全放任自流、不受约束的经济造成资本恶性膨胀，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要要采取一些手段，对此加以遏制。  

　　他们最初感觉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垄断。垄断财团形成以后，就通过垄断市场，抬高物价，坑害消费者；同时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来坑害工人。比如说铁路的垄断，铁路公司可以自己随便定票价，你非买它的票不可。这样就坑害了一般的市民、农民和小商人。总之垄断的害处非常大。但垄断也有好处，它实际上可以节约成本，可以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假如它愿意这样做的话。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或者是搞科技开发之类的都会比较容易，所以它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因为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加以遏制垄断就会无限制的发展，就会恶性膨胀，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市民老百姓都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垄断。1890年美国制订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第一部反垄断法，但是还不太完备，常常有空子可钻，而且力度也不够，所以到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浪潮，，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它是以老罗斯福总统为标志，不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那个小罗斯福，而是西奥多·罗斯福。他19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当政时大力的反垄断，首先就要在理论上论证政府干预经济不违背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而且也不违反《宪法》。在20世纪的前十多年间，对于反垄断的必要性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出现了一批理论家，他们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一点，其中包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有另一派人坚决维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可以说那是美国在经济学社会学发展繁荣的一个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政治家。老罗斯福政府集中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就是反垄断，通过反垄断的法律，拆分了几个财团，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美孚石油公司。这时通过的反垄断法比原来的谢尔曼法就更严厉一点。详细的内容在我写的《二十世纪美国》中有详细介绍，其中第三章第四章都是讲美国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政府改革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本书。  

　　第二、把企业置于政府法规监管之下。政府最先介入的是食品，就是现在的食品安全检查。其起因是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家写了一本书，中文翻成《屠场》。作者以一个肉食品加工厂做原本，描述了里面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其肮脏的卫生环境。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之后大家谁都不买肉了，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也不再吃香肠。后来他就派人进驻工厂进行调查，发现跟这本书里描写的基本上是一至的。所以他就推动国会通过了《纯洁食品与药品法》和《肉类视查法》。这样，政府就有权进驻到工厂，在商品出厂之前就检查其质量和生产过程，而不是在商品到了商场之后才检察。以后类似的法规就更多了，而且检查的东西不仅限于食品，还包括其他的一切日用商品。不仅美国政府这样做，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好多监管的法规。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每次要通过这样的法律，都面临着是不是违宪的问题。而且企业主经常跟总统打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审定。总统有时输，有时赢。总之是总统打赢了官司以后通过了这样的一些法律，所以这个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很艰难的，有观念的转变，有法律方面的转变，还有整个理论上的改革，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干预经济是合理合法的，不但不违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有助于推动公平条件下自由竞争。  

　　第三、改革税制，就是逐步推动实施累进税。原来美国的税是非常轻的，企业和富人纳税也是很少的。后来为了社会公平，有些州率先立法，然后全国立法推动实施累进税，就是说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现在西方各福利国家都是采取这个办法，而且欧洲更厉害。但是纳税的起点和税率，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改变，所以国会经常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税制的问题。纳税是公民最基本的义务，也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源，税率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第四、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不是在老罗斯福的时候，而是在后来的威尔逊总统时期改的，是1920年代的事。从那个时候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美联储，它也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一个手段。它可以通过对利率的调整来监管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形象的来说，到底决定美国金融的是华尔街还是华盛顿？有的时候是华尔街，有的时候是华盛顿，但是归根结底应该是华盛顿。如果华盛顿不愿监控或监控不力的话，是它自己失职。就像格林斯潘这次自己检讨了，承认这次危机是他监控不力，因为他太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力量，而把人性的贪婪估计过低，所以他没有采取比较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但是他是有权加以调控的。所以，有了联邦储备银行之后，政府对于金融就有了调控的权力。在20世纪初期的这一系列改革，也是政府跟大财团博弈的过程，政府限制他们无法无天的膨胀，允许它利己但不许它太损人，政府这样做主要是着眼于全国老百姓的福利，  

　　第五、劳工福利问题。早期，劳资纠纷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本来就管不着。而且企业家有一个理论，你要是嫌我的劳动条件不好，嫌我给的工资太低的话，你可以不用来。你是成熟的人，你自己可以做出选择。所以劳工完全受市场决定，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等条件。一般地说，劳动力永远是超过需要的，因为市场总是有一个失业后备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劳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而吃亏的大多是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工人经常罢工，罢工又经常引起流血冲突。因为资本家是可以雇佣打手的。到老罗斯福任内，在罢工越演越烈，劳资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政府就出手了。老罗斯福政府有一次历史性的干预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作为仲裁人，实际上是逼资本家让步。劳方也作一定的妥协。从此逐步出台最低工资，最低福利，劳动条件等法规。先是10小时工作制，然后是9小时然后是8小时等等。，安全保障这些方面的规定也出来了。这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部分。政府的这些做法起先也受到很大的抵制，后来慢慢的资方也都接受了，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都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过程，也是法律改变的过程。  

　　还有一个是资源保护。有些人一直以为环境保护的问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注意的，其实从20年代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资源保护的问题。那个时候空气、水污染还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砍伐、开发矿产导致森林、湿地的流失。那时对水土保护等运动就已经开始，当然也都遇到利益集团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也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解决。所以20年代时，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进行干预。  

　　1929年“大萧条”以后，小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我用不着讲很多。但是我要讲的是，前面的这些辩论在理论上已经做了铺垫，理论界认为政府是可以干预经济的，而且也已经制订了这样的一些法律了，因此1929年危机到来的时候，小罗斯福新政出台阻力就会比较小一点。  

　　1929年的大萧条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人们总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要好很多。虽然我个人没有亲历过29年的大萧条，但是我看过很多资料，我也碰到过那个时候过来的美国人，他们提起那个时候就是谈虎色变。当时发生那样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前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经济，但是远远不够，对危机的发生是没有准备的。真的有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人用一生的积蓄买了房子但一夜之间又流落街头。银行倒闭了那么多，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完全丧失一个钱也拿不回来。还有许多企业破产了，许多大企业主昨天还是百万或者千万富翁，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被逼跳楼的不在少数。那时侯社会没有安全阀，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非常恐慌，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不到出路，人们没有一点希望，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萧条持续了三年，到了第三年钢铁工人人数等于0，全部都失业了。所以我觉得与那个时候相比，至少目前从全社会的情况、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看的话，还差的很远，跟那个时候还是不能比。  

　　在小罗斯福上台之前是胡佛总统，他认为这些都是华尔街几个特别坏的大老板给闹的。所以他要查出罪魁祸首，于是就深入调查当时华尔街的这些大企业是怎么运作的。结果一调查不得了，越调查黑幕越多。所以，小罗斯福上台以后就开始以非常大的力度来进行政府干预，这段时期后来被叫作“百日新政”。他上台远远不止烧三把火，在这100天里头他大刀阔斧的通过了好多法律进行改革，举几项主要的：  

　　金融改革。先让银行放假一礼拜，因为银行已无法承受挤兑的压力了。据说银行倒闭了好几千家。然后政府出资收购了大概有6000家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都成了政府控股的银行。所以美国政府出资、注资收购一些企业老早就有，并不是现在美国忽然“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实行“国有化”了。以后情况好转，又卖给私人。  

　　以工代赈。就是政府搞一些大的工程，雇佣好多工人。这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把好多不熟练工人培训成了熟练工人。这是个影响很大的措施。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我们对此容易有片面的理解，一提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认为就是政府搞大工程。实际上有好多其他的措施，这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搞大工程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些有长远利益的项目，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国会是通不过的，因为它不是当务之急。但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国会反而能通过了，反而可以拿出钱来了。而且小罗斯福政府还雇佣了好多艺术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地方非常漂亮的大建筑里的壁画，都是由那时候那些被政府请去的失业的艺术家做的。  

　　对欠债的人进行救济。过去法律只保护债权人，你如果借债不还，那么法律就要强制你归还或者没收你的财产，甚至要坐监牢。那么现在好多人失业以后还不起银行贷款了，房子也没有了。于是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保护那些还不起债的人，使他不至于流落街头，不至于完全没饭吃。  

　　联邦储备银行保证一些普通老百姓在银行倒闭后还能拿到部分存款，当时是一万美元以内。现在好像到10万以上了。假如这个银行倒闭了你可以到别的银行去取。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多的不得了，而且常常是今天这个银行关门明天那个银行关门，但有了这种机制后人们就不用恐慌了。现在常常有人把钱存在离他家特别近的小银行，但如果它倒闭了，它一定会告诉你你的账户转到哪家银行去了，你可以从那里头取钱，这个是有保障的。不至于一个银行倒闭所有人的储蓄都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使得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所以小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出资收购大银行大企业，一方面对一般的老百姓提供这样的一些保障。这样社会就不恐慌了。  

　　保护劳工的权力。刚才我讲了从老罗斯福开始政府就已经开始仲裁劳资谈判了，政府可以介入了。从小罗斯福开始就通过了法律，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这样到一定的时候工会跟资本家说我们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必须跟它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多数情况下，双方总会找到妥协的方案。所以，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完全是合法的。这些措施对社会的稳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把工人阶级给招安了。因为工人阶级原来是体制外的一个反社会力量，工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在不是了，他成为参加博弈的各个利益集团里的一方。现在民主党常常代表工会，常常替工会说话。有组织的工人其实已经是权势集团里的一部分了。因此美国的工人特别的保守，最不喜欢改革的就是工人。而且他们最拥护保护主义的外贸政策，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美国整个社会的矛盾就大大缓解了。  

　　另外我觉得小罗斯福政府也把知识分子招安了。罗斯福政府用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当然不一定都是当官，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使得当时在2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改革理论家在30年代的时候就能在献计献策方面提供很大的用处。这些知识分子派别很多，他们的意见也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小罗斯福政府能够容纳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采纳左派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采纳右派的意见。他的容纳量是很大的，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胸怀的政治家。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时期共产党能进入政府当官的就是小罗斯福时期。所谓“思想库”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就是有好多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进入政府工作，但是他可以提出思想然后被政府所采纳。后来麦卡锡主义者攻击小罗斯福，说他把共产党吸收进政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本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批判力量，现在他把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吸收进来了，都招安了，这个社会就大大的稳定了。我觉得这是当时美国的新政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作用。他是不是有意识的这么做呢？不一定。但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他需要各方面的力量，需要集思广益，还需要借助很多社会力量来抵制那些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当时反对改革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任何社会改革每前一步必然要触到既得利益。小罗斯福通过那么多的有利劳工的法律，当然就触动了一些大财团的利益，于是他们都拿着宪法来跟他打官司。前期罗斯福通过的一些法律，到后来有一些就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就给废掉了。因此，改革依靠什么力量很重要。你要是两边都不依靠，其结果就一定要失败。改革者一定要明确他这步改革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要明白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  

　　美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没有很激进的东西，总是在妥协中前进的，这样就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是要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出来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到一条道路要保障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变，同时又要缓解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政府干预经济就起这个作用。  

　　政府应通过法律起作用，而不是说今天总统脑袋一热，发表一个讲话，你们就按这个做吧。这是不行的，他必须要跟很多人商量，然后由国会里跟他观点一致的某一派议员提出一个法案，经过很多辩论很多讨论，之后议员们投票通过以后成为一个法律然后加以执行。所以美国所有的改革，政府每一步干预经济的措施，反垄断也好，食品安全法也好，币制改革也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一旦法律通过以后就要照些执行，你想推翻这个法律就要通过很多很多非常繁杂的手续来改变这条法律，这非常重要。政策必须要靠法律来执行，这就叫依法治国。总统再开明，再伟大，再智慧，也没办法改变这些。  

　　与我国有关的需要澄清两点：  

　　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讲自由市场的，但是没有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放任自流不受政府监管的。现在好多批判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和说法,一提自由市场经济就与“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等同起来，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故意的歪曲。因为这些人他们也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硬说自由市场经济失败了，我们不应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好像我们一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不是这样，而且现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政府绝对要管的，就看它怎么去管。政府一管不是等于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了，都收归国有，把私营的都变国营的这才叫政府管了。我觉得这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歪曲。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调控，所以只有管的好与管的坏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还应该是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的。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决定市场，这个市场绝对搞不好，而且是不健康的。这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的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的自由竞争。如果什么时候改革限制了竞争，那就错了，那就是倒退了，那就有害无益。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反垄断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垄断集团都是私人资本，都是在自由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财团。可是我们的垄断集团是什么？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我们没有私人的垄断，都是国有的大垄断，所以要是反垄断的话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我们大家都深受垄断之害，价格都由垄断者说了算，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垄断虽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垄断，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的。因为如果是公有的话，那么应该是它怎么花钱老百姓都知道，至少有代表讨论怎么花，但现在完全没有。所以我常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来是为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而出现的一些思潮，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我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这个，而不是说表面上的国家所有制就叫做社会主义。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它不也是国家所有制吗？所以我觉得名义上的所谓“公有制”，不能达到公平。因此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这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  

　　现在有一种误解，或者说混淆视听的说法，就是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现在一些人常常拿美国做榜样，说你看美国也国有化了，他们也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号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的集团的CEO们、高管们的工资总要向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团的老板看齐。总说你看我跟国际接轨，我虽然拿几千万年薪，可还没赶上人家华尔街那些CEO呢。你要是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为什么还跟资本主义最大的垄断财团去接轨？而且我们的平均工资还没跟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接轨，我们跟美国的福利覆盖面没有接轨，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没接轨。你只接轨CEO的工资，而且你还是社会主义的国有集团，我觉得这非常不合逻辑，也是对接轨的歪曲。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了，你要拿政府的救济的话你就必须接受限制，高管的年薪只能拿50万。你如果不要我出钱，自己有办法经营的话我也限制不了。但是现在很多企业濒于破产，需要政府救市，那你的高管必须限制年薪。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一直由政府托着，但它的高管的工资却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标准的“国际”看齐，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现在所谓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政府干预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我觉得在概念上是非常混乱的。我希望通过回顾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当然美国的做法不一定都成功，有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这些情况也都有过。但是它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向比较公平的方向前进。所以它钟摆就来回摆，有的时候刺激生产，有的时候刺激消费；有的时候摆向低收入方面，有的时候摆向刺激资本家投资这一方。过去8年来是共和党执政，也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比较倾向于资本家这方面。所以现在要回来了，现在出台的一些措施基本是摆向平等，遏制资本这方。过去遏制资本不够，美联储没有尽到它的责任，让金融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这是它的失职。现在它正在想办法来弥补这个错误，是否成功，还要看。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事事都拿美国说事。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应该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就是说应该依法办事。美国的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的话，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还有，执政者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是廉洁的，这点很重要。当时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总统每出台一项改革的措施，都有很多人提出各种理由反对，其中包括到最高法院去告你违宪。但是我发现反对者很少有人质疑说你给政府官员这么大的权力来实行这些方案，那他会不会中饱私囊？会不会贪污？几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就说明美国执行机构的公信力是非常强的。美国也有腐败，它这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这类东西。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怀疑过他们要贪污，他们会中饱私囊。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越干预越坏。  

　　美国的立法的过程非常复杂，通过一部法律要争论好长时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这是非常讨厌的事，觉得一个事怎么七嘴八舌争论的没完没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不了了之通不过了。但是一旦通过后，它执法的效率非常高，成本很低，然后它就可以长治久安，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美国的特点是这样。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国情，我们应该改的问题和它应该改的问题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人性的贪婪必须有所遏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点是共同的。希望我们学他好的别学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学他坏的不学他好的，比如泡沫经济就被我们搬过来了。企业高管的工资里头一部分是用股票，所谓的期权来支付的。那么他们自然就愿意把股价炒起来，这样有利于他们获取收益。其结果就使得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值跟它的业绩脱节，也就是说股价高并不是因为企业效益高，而是以不正当手段炒起来的。这一套我们搬的非常熟练，很快的就搬过来了。刚才我讲了很多美国改革的根本方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法律、法治，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学的。它那些泡沫、贪婪这些方面是不应该学的。我想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先讲到这儿。  

　　主持人：谢谢资老师的精彩讲演。记得布什在任职的后期他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这是美国制度对我们的启示。今天资老师的演讲演很深刻的揭示了这一点。对比之下我们应当学什么，怎么看待西方的制度，或者说自由市场的制度。下面我们进入自由讨论时间。（略）  

     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无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职。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现在写前朝“民国”，一味贬之，不能有褒有贬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 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 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 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 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 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弱于古代。  

　　 所以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  

　　 世界历史进入视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13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是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这就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 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 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其实苏共的政权并没有让给外国，还是原来“苏联”内部的人在统治，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独立了，不属于俄罗斯了），何来“亡国”？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罗斯“亡国”。所谓“亡党”之说，也不是事实。共产党依然存在，并参政议政，只是由专政党变成在野党，谈不上“亡党”。莫斯科的政体由一党变为多党。当然完全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党专政是回不去了。  

　　 俄国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制度。他们总结这段历史，著作林林总总，对十月革命本身作彻底检讨的著作也已出版。各种著作对原来的苏共的功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少有留恋惋惜过去的政权和制度的。连已经在野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自己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都说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打破这种垄断当然是进步。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有一位将军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引起网上一片哗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这原是五四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国贼”是指当时的最高执政者。因为学生怀疑这个政府要签署危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学生手无寸铁，只是喊喊而已。而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还有一种说法，“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近代这句话最适用的时候是日本侵略时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后，建立“满洲国”，那里的学生学的完全是另一套历史，目的是说明“满洲国”本来就该独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国年轻人不了解原来的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满洲国民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书，为的是奴化一国的国民。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灭史”之说可以成立。  

　　 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某一个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垄断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官史”还是定于一尊，但是野史非常发达，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步透露出来。前面讲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民国史大丰收就是例证。这是一大进步！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至今南京二档馆民国史的档案可以开放，而中央档案馆中共的档案是不能开放的。不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录，是野史，很有价值。例如何方老人的《党史笔记》，不能在内地出版，只能在香港出版。于是又有一些以权威自居的“学阀”出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界对某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可以不断争论下去，是正常的。随着档案的陆续开放，有些本来“公认”的事实也被否定。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言之有据。而今披露历史真相的，改变过去偏颇的结论，拨乱反正的，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是颠倒是非。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个人的独立与社会成长息息相关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先生，堪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生命的底色。在过去，她经历过埋首书斋的生活；一度，她似乎看见了国家光辉灿烂的未来，但随即又陷入了迷惘和反思；她曾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和阶级出身的原罪感，却逐渐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迫来到农村劳动的她开始了对自我的疑惑与思索；改革开放之后，她决定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历经人生起伏的她重拾自我，恢复独立的思考。  

　　这些年来，资中筠先生从没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社会前途的忧虑与思考。百年文化教育转型的追求，资中筠将其总结为“公民”二字。  

　　问：您曾经回忆过，民国时期北京的小学开设有公民课，现在也有不少人重新提倡公民教育。您是否觉得现代中国人缺乏公民意识？什么又是公民意识？  

　　任何一种社会，人们从小都要受教化，中国古代最重视教育，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伦理来教育一个人。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私德”来看，那么全世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比如儒家崇尚忠信，哪个国家也不会崇尚背叛和欺骗。但是到了一个现代工业的社会，情况和古代农业社会是不一样的，人跟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因此，除了个人的“私德”，一个人对社会也负有一种责任。公民的概念是现代社会的概念。在王权时代是不讲公民的，那时候是讲臣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西方也是这样。直到中世纪以后才开始有公民或者市民的意识。公民的意思，首先是说每个人的权力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个契约社会，因此公民是一个社会人。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你有哪些权利，第二，你对社会负有哪些基本的义务。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专门开设有公民课，内容是什么呢？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二战后才改成右边），等等。那时已经是三十年代了，我记得在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很快日本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最近，我看到了更早的这类教育，就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的国文课本里面。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当时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到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是很吃惊的。这说明自晚清以来的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些课本是谁编写的，但早期的教育家们，已经把这些原则引进中国，算到今天，也有一百年了。  

　　问：和西方的科学文化一样，公民的概念也是舶来品。但为何今天的中国能接受西方的科技、经济乃至生活方式，却对于思想上的东西接收缓慢？  

　　这就是晚清以来所谓的“体、用”之说，只要器物，不要精神、制度。民国以后对公民社会基本上达到共识，尽管实际上并未完全贯彻，一方面实行公民教育，一方面又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矛盾的。1949年以后曾经把所有这些观念都冠以“资产阶级”，予以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不少进步，但是其实自由贸易、私有财产的概念也不是很痛快地就接受的。并不是一搞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比如，物权法的通过，就十分艰难，而且这也还只是不到十年的事。到现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也没有享受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们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要进行得快得多，到现在，我们对内还没有完全开放。  

　　而说到公民的概念，所谓的公民，第一条就是自由，我们说的四大自由，出版、言论、自由、结社，如果这四条不具有的话，那么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的公民。现在，对于公民教育有很多民间人士在不断推动，我知道深圳有一个学校，还是教育部承认的，就在做这样的尝试。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这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尝试值得鼓励。  

　　问：市民社会在18世纪兴起，那也是个人主义在历史上兴起的时间。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人的个性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总是依附于外界的某一个人或思想的话，他就不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他自己，不依附于外界。比如说农奴在土地上依附于某个家族，我们在过去依附于单位，是一个单位人，而不是个人。我在1979年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当时还非常不理解，他说德国人能够接受法西斯主义，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还不够发达。当时我们不是认为个人主义都是坏东西吗？所以我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在二战前，德国人对个人的权利意识还不够强，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很强，所以希特勒有群众基础。但比如说英国这种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就不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个人的独立性和成熟与整个社会是相关的。  

　　但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约翰?米勒写的《论自由》，严复最早翻译时的题目叫《群己权界论》。这个题目非常得自由的精髓，也就是说群体的和个体的自由边界在什么地方。譬如说，我为什么不能随地吐痰，按我的自由是我爱吐哪儿就吐哪儿，但我这么做妨碍了别人的健康，也妨碍了别人要求卫生的权利。因此权利和义务一定是相辅相成，如果只讲义务和奉献，而完全不讲权利，实际上演变成只对一个领袖尽义务，那么这就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法西斯社会。  

　　问：历史上关于“启蒙”的概念今天又被人重提。但是这种“启蒙”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知识分子、大众或是其他？  

　　所谓启蒙的意思，是指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回归常识、事实和逻辑。与启蒙相反的就是颠倒黑白和不顾逻辑。我在1949年以后也曾一度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我当时不得不努力扭曲自己的想法去符合另一种想法和逻辑。后来忽然发现，大人物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原来是对的，我觉得这就是自我的启蒙。还有一种情况是互相启蒙，我现在常常看到一篇文章感到豁然开朗，获得了新知，这也是一种启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我觉得一个人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去教训别人，固然不可取，但是，就像先富起来的人有义务把他的财富回馈社会，知识也是一样，应该回馈给社会。既然有幸多读了一些书，先想到一些问题，就应与大家分享。当然这和财富有一点不同，就是别人可能认为我说的是错的，那么正好大家可以交流、碰撞。但它的前提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允许讨论的氛围里。  

　　另外我认为，真正的思想是不能作为一种商品来卖给市场的。当然知识分子也不能喝西北风，他得有谋生之道。就像龚定庵说的，着书都为稻粱谋，当一个人没别的本事，只会写书时，他当然只能以此为生。但知识和别的商品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不能昧着良心，为了卖出商品而迎俗媚上，歪曲事实，违反真理。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里，市场和自由思想二者应该是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写好书就能养活自己，而不一定非得靠说假话才能养活自己。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应该作出选择。我经常跟人家讲，不能太强调客观：我要是坚持说实话的话就要倒霉，等等。我说，你要是想坚持真理的话，就应该有准备，那就是你要倒点霉，但这个倒霉不至于要到饿死的地步。  

　　问：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已变得非常便利。那么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还成立吗？或者知识分子的含义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互联网，我主要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的。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外面的事情，可能我好多都还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对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评论，就是因为一些朋友通过网络让我了解到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但是互联网发展到“微博”，不能代替深层的思考，互联网上信息传播跟快，来不及核实，也可以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微博上广为传播的都是一些短小的警句，让人读后觉得说得特别过瘾。但这不能代替一个人的深思熟虑和真正的读书。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简单的结论，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结论的论证从何而来。孔子有两句话说得特别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网络不能代替人的反复思考，所以我觉得纸的书，还是不可替代的。还有网络和微博在中国起到特殊作用，是与中国特有的新闻环境分不开的。  

　　问：如今的不少人怀念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老清华讲义像是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等又重受重视。您作为老清华学子，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以前相比，缺失了什么？  

　　从大的方向来讲，通识教育在萎缩，知识越来越碎片化。不单是中国，现在全世界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一个人研究历史，那么他可能只研究历史中的某一小段，而其他的部分他可能并不了解。这是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每个人都必须标新立异，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钻研，范围日益狭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特有的课题制。我觉得课题制是非常害人的，规定一个教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文章和著作。在过去，有许多有学问的老师讲课是没有书的，甚至连讲义都没有。他就这么直接讲课，我们在下面拼命记笔记，将来考试的成绩，有的时候取决于记笔记的能力。老师的学问就在这些笔记里。一个老师如果有一些心得，他可能等上十年才写了一本书。但这种知识是有价值的，可能写出传世之作，因为没有课题制在逼着他。现在每一个老师都得搞个课题。老师的基本工资是很低的，但实际收入却很高，主要就是靠课题。那么这样的话，自主的、真学问就会越来越少。老师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作坊头。  

　　学术是需要权威的。文革把学术权威打下去以后，形成断裂，后来的人们发现学术界没权威了。大家谁也不服谁。那么学术质量谁来评呢？就只有靠行政系统制定规则，他们的办法就只能是量化的方法。一旦学术评论采用量化标准，老师的收入就变成和工厂的工人一样是计件工资了。学术界同行之间的认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没有积累也就没有同行的共识，但是在学术方面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是断代的。  

　　问：您如何看“国情论”？有不少人总是将中国的各种现象归结于国情，似乎一切现状都因为“中国特色”而趋于合理。但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此类论调？  

　　现在我们老说国情，也就是为了维护既存的缺点。比如说，我们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市场，我们的民主和市场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为什么优越？因为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而社会主义是平等的，更重视老百姓的福利。所以我们不能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但现在明明我们的国家现状是比资本主义还不平等，贫富差距大得多，特权要大得多，而且最基本的安全和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于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理论出来，那就是我们是初级阶段，人家是发达阶段，他们的“原始积累阶段”也是很残酷的，所以国情不一样。但这前面就省略了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不应该有原始积累。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但符合国情。  

　　还有一个国情论是我们的老百姓不适合实行民主，不应该有自由，素质太低，连影星成龙都说过类似的话。在我看来，这种国情论属于胡说八道，这完全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它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配享有别国人民享有的的基本权利。变成这样的一种国情了。这个问题百年前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已经说清楚了。我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已经引用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问：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挑民主的毛病，比如台湾等地的选举乱象，并以之为理由认为东亚文化不适合民主。  

　　正好相反，和我们都是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制度现在相当成熟。所谓国会里头打架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国会里也不是天天打，只是当有这种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媒体特别喜欢报道。他们能够审判陈水扁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台湾的民主比较成熟，是他们的百万民众倒陈水扁的静坐。那次活动既没有发生军警镇压也没有发生暴力，人群有秩序地慢慢就退去了。其实台湾本地人情绪是非常激烈的，但他们现在已经能够不诉诸暴力，这本身就说明那里的民主已经相当成熟。这更加说明，和我们同样的文化，同文同种的人是可以实行民主的。至于其他有些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常有动乱，一方面说明还不够成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军人干政，“文斗”不解决问题，就由枪杆子出动，这不是民主制度之过，而是相反。  

　　当然，民主也是有毛病的。比如美国，按我的话说，它的民主正在异化中，是应该进一步进行改革了。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历史上进行过好几次改革。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无法证明专制比民主好，这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就像鲁迅说过的，我们拼命地反对外国人的奴役，不能反过来是说，还是做自己人的奴隶更好。但现在的逻辑就变成鲁迅说的这样。制度有毛病不要紧，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人经常研究其他国家的得失，但不能回过头来说我们还是回到过去更好。原刊 《周末画报》  

     公益对渐进改良有积极作用 

　　 相比社会的其他方面，公益有很大的进步  

　　 《中国慈善家》：你是著名的学者，也是公益的参与者，多年来一直参与乐平公益基金会。据你观察，从“制度性条件”、“捐赠方或潜在捐赠方”、“公众心态”这三方面来看，中国公益事业有哪些显著改善?  

　　 资中筠：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的有些方面进步，有些方面倒退，或者越改越糟,例如教育。相比社会的其他方面，公益慈善这一块有很大的进步。至少，十年前我没有想到中国的公益基金会会有现在这么多,而且在管理上日趋规范，比较健康的基金会的数量也在增加。“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实际上，任何一个大企业不做一些公益慈善，是很少的了。在高收入的人群中,自觉做些公益捐助的人也日益普遍。所以，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都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  

　　 这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民间自发的力量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的改进。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比以前，进步很大。过去的条例总的来说是以防范为主，而这个《基金会管理条例》，起码是从积极方面先鼓励，然后再防范。当然，它里面有一些规定是不合理的，例如，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花掉70%的募款;又例如，规定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只能有10%，这些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可以慢慢改进，现在不是要立《慈善法》了吗?希望早日出台更加切合实际对公益事业积极鼓励的新法规。  

　　 《中国慈善家》：你希望《慈善法》有哪些根本性的突破?  

　　 资中筠：在我们国家，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牵涉到制度问题，对民间组织说来，就是一个结社的问题。所以，希望《慈善法》有根本性的突破，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事也不能指望靠一次根本性的改变解决所有问题。在美国，唯一管理公益基金会的政府部门是国税局，公益基金会因其非营利性，享受免税待遇，如果它私下营利，就失去享受免税的资格，因而归国税局监管。除此之外，它做什么都可以，当然在守法范围内。在美国，当局不会觉得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群众非常拥护，就会对政府产生威胁，即使它的宗旨与政府现行政策相悖也没关系。但是，在中国，这点目前是办不到的。只能说，政府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包办一切，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又有人有实力、有意愿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公益，然后渐渐地放手让人们去做。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际交流问题。我们现在学术等各个领域都与世界各国有所交流，公益慈善领域当然也是如此。外国很多公益组织的宗旨都是国际性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开始的宗旨就是“为全人类谋福利”，第一批项目就包括到中国来建立协和医学院和到非洲治理钩虫病。盖茨基金会的口号之一是：让下一代生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我国香港不少公益组织也都有国际业务。在全球化的今天，公益事业更加不分国界。但是，按照我国某些人对NGO的观念，把境外公益基金会与“境外敌对势力”混为一谈，严加防范，以至于本土的公益组织如有国际合作项目很容易被怀疑，甚至获罪。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长期合法办事处的外国公益基金会还只有很少几家，包括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其他都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正式认可。而事实上，境外公益慈善资金投在中国的数量却已相当可观，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益的对象，包括某些地方政府。如何对待境外的公益组织和资金，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以及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说法。  

　　 《中国慈善家》：在如此现实面前，该怎么做?  

　　 资中筠：我非常欣赏一位企业家朋友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钻空子做好事。”不能因为现在的制度就什么事都不干了。在中国，不能等到雾霾散尽、阳光灿烂了才做事，那就什么事也别做了。近十几年来，中国NGO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做、在努力。比如茅于轼先生，他开始与汤敏先生一起做小额贷款的时候，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尤努斯的名字，他还差点被打成“非法集资”，但是他锲而不舍，同时恪守规范，账目透明，找不出任何毛病，就这样坚持着做了下来，而且挺成功，现在“小额贷款”这一事物在我国已经不新鲜了，朝野都在做。我很钦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关键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和怎么个做法。  

　　 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渐进改良肯定会有积极作用。所谓公益慈善事业，就是民间自己救自己或者人们守望相助的事业。如果它向前发展，有助于培养公民意识，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对社会有益。这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也一定会有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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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基金会对美国的改革特别重要  

　　 《中国慈善家》：现在越来越多有志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在向美国学习。  

　　 资中筠：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精神和方向，以及一些管理办法和经验，是完全可以学习的。除了已经发展成熟的基金会模式之外，现在还有一些新的理念和实践。例如，“社会企业”，即以社会公益为目标的企业，打破了公益组织完全不营利的观念，只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且盈利必须再投入公益事业，这样就有了自己造血的功能，有利于持续发展。又例如，像巴菲特那样，自己感到管理基金会能力不够，就把钱捐给盖茨基金会去打理，这样效率会高一些。但是，现在中国极少有企业家愿意这样做。他们有大笔可以捐赠的资金，总想以自己的名义做事，要在自己掌控之下。其实，管理公益基金会，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按效益来讲，在自己不善于打理，又招不来专业管理人才的情况下(目前中国这方面人才远赶不上需要)，更应该寻找现在中国已经比较成熟的组织，或做得比较好的项目，然后把钱捐给它们，这样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符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原则。这里牵涉到捐赠者的理念问题。我不认为所有捐赠者必须做无名英雄，大公无私。例如冠名捐楼,或捐讲座,是常有的事，无可厚非。但是要明确首要目的是目标受益者的利益。一个公益组织的社会效益更加取决于管理水平。如果管理不好，等于是浪费资源。连捐赠者的虚名也不能实现，因为时间一久，自然会成为公众诟病的案例。  

　　 《中国慈善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类似于20世纪初的美国。两个国家的两个时代，其公益是否也有类似之处?  

　　 资中筠：我一向不赞成把中国与美国做简单类比，“相当于”什么时代之类，因为两国的发展道路太不相同了。整体上来讲，中国人对公益慈善的认识越来越进步，但是，中国跟美国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制度不一样。例如美国20世纪初腐败也很严重，也需要治理，但是，它有舆论的监督，也就是所谓的“扒粪运动”，媒体不断报道、揭露权贵的巧取豪夺和腐败。新闻自由有宪法保证，没有任何人能够制止媒体，把它们封掉，不许它们说话。同时，因为美国是选举制度，政客要靠选票上台，如果被揭露，名声臭了，就选不上了。更多主张改革的人被选进各级议会，就有助于通过治理和防止腐败的法律。这两点，中美两国就不同。没办法对比。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跟美国比，比不了，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不是心态问题，而是事实问题。  

　　 《中国慈善家》：你的《财富的归宿》一书，综合介绍和分析了美国的慈善基金会，让读者认识到慈善在美国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慈善基金会与现代进程有怎样的关联?  

　　 资中筠：当时，我写20世纪的美国社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发现现代基金会是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改良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中国人对之了解很少。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兴起是美国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对美国的改革特别重要。那些新富起来的大企业家、大财团怎样花他们的钱，我认为这对美国很重要。  

　　 另外，我的兴趣还在于它们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贡献非常大。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还有在中国资助教育，以及学科建设，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等。看到这些档案资料令我吃惊，更增加了进一步去了解并与中国读者分享的欲望。起初并没有想到会对中国的公益事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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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事业的核心应该是创造机会平等  

　　 《中国慈善家》：中、美两国的慈善家有哪些差异?  

　　 资中筠：美国现在全民都多少做一些慈善。大慈善家当然主要还是大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是社会的主人，他们有主人翁感，认为要改变社会，就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改，至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是为他们服务的。从卡内基到比尔·盖茨到巴菲特，他们从来不担心有一天政策一变，他们的财产就不再属于他们。他们没有不安全感，所以，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想给自己剩多少就剩多少。另外，他们也较少有为子孙积累财富的观念，他们的文化鼓励自己独立创业，当然，也不必担心下一代的创业机会问题。  

　　 中国慈善捐赠的主体也是民营企业家，而且更加集中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的处境跟美国企业家完全不一样。无论当前有多少财产，他们都不能保证始终是自己的。又由于法治不健全，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冤狱也时有发生，触目惊心。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放心地大笔捐出财产?所以不少人“狡兔三窟”，把一部分资金挪到国外。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拿他们跟外国那些富翁相比，单纯以捐赠数目和财富的比例来论优劣，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慈善家》：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到慈善事业中。  

　　 资中筠：在贫富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先富起来的人、有能力的人，对弱势群体不会视而不见，自然会想到应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帮助需要的人，回馈社会，这是人的本性。从现实来讲，只要他们还在中国立足，社会矛盾引起大动荡对他们当然没好处。我刚才是说，由于没有安全感，他们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倾全力捐赠公益事业，但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这种意愿，或一点也不能做。看到自己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那么，什么是有益的事?社会需求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领域。而有些领域是根本的、长远的。用美国那批老的慈善家的话来说，就是“向贫困的根源开战”。“贫困的根源”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有两个：一个是教育机会不平等。不可能让一个上过学的人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平等竞争。还有一个是医疗，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生病的人也是没法平等竞争的。不过当前中国教育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有志者应该着力的重点不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平等是机会不平等，这应该有普遍意义。所以公益事业的核心应该是创造机会平等。  

　　 这些理念，在中国并不全都是外来的，其实在历史上就有。远的不说，像清末的张謇等企业家就已经有这种公益慈善观念了。张謇明确以教育开启民智，除了一般慈善机构外，他还特别举办了育婴堂、养老院、医院、贫民工场、残废院、盲哑学校等，从理念到实践都符合现代公益慈善观念。甚至于对于残废人，他也不是作为怜悯和救济的对象，而是教育、培养他们有自立的能力，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这些观念和实践在中国也是有一定传统的。只是后来中断了，现在又逐渐恢复起来，加上外来的经验和影响，又有所发展。例如除了教育和医疗之外，现在“可持续发展”也是带有根本性的公益领域。只是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要想做大慈善家常是壮志难酬。  

　　 《中国慈善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家参与公益，捐出时间、智慧和金钱，推动公益和社会发展，怎么看这两个群体的参与?  

　　 资中筠：公益慈善实际是把社会的资源导向最需要的领域和人群，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做，如何做得更好，也需要有人研究，出主意。在这方面，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学者的理论研究可以结合起来，派上用场。不过不能夸大学者的作用。事实上，据我了解，我国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在学术圈中公益慈善还不是显学。不过，对于有志为社会做出一些实际贡献的人来说，相对于其他领域，这一领域还是受污染较少，比较容易实现“做好事”的愿望。  

　　 做慈善并不是唯一标准。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做慈善公益研究，另一方面却与潜规则同流合污，趋炎附势，甚至为虎作伥;有的企业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同时对环保组织做出捐赠，这就不能功过相抵;企业家借助官府力量实现不公平竞争获得暴利，同时又以慈善捐赠出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当然，不少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人是有理想也有智慧和能力的优秀人才。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土壤，我刚才说了，中国和美国的土壤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事在人为，这些人的努力，促成公益观念的普及，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土壤。我曾在书中提到过，美国在经济突飞猛进时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不是以炫富为荣，而是创办现代公益基金会，推动了一种“捐赠文化”，对引领社会风气功不可没。很不幸，中国当代第一批暴发户(指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引领的是奢侈消费、畸形虚荣的风气。如果随着公益事业的普及，逐步扭转“散财”的方向，从而改变社会风气，那将是中国人之幸。  

　　 公益事业作为一种“事业”，专业性越来越强，不能眼睛只望着捐赠者和少数知名学者，更重要的是和任何机构一样，需要大批有能力的实际工作人员。我国公众往往把公益事业看作均贫富的手段，好像就是富人简单地把钱捐给穷人，这是很大的误解。公益可以对缓解社会矛盾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绝对不是均贫富。公众还有一种误解是重捐赠数量，而少注意实际工作效益，或者只期望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理解长期的项目，他们还以为从事公益工作的人都应该是义务的，不领报酬。如果这样，那只能是业余工作，这在非常时期，例如救灾，可行于一时，但在平时是难以为继的。政府法规制定者也对此认识不足，所以把公益基金会行政经费的比例压得很低，而且还对工资水平做不合理的规定，在现实中行不通。捐赠者也有这种心理。例如对一个福利性的幼儿园，人们愿意为儿童教材或娱乐器械做捐赠，却不愿为提高教师工资出钱。其实，对一座幼儿园来说，专业的幼教教师最重要，也最难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做的，公益事业也不例外，扭转这方面的错误认识，对营造一个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舆论环境非常重要。  

　　 以我自己为例，我只能坐在书斋读和写，没有实际行动能力，这点有自知之明。我应邀参加到乐平理事会来，不但是被创办者们的精神所打动，同时也看重它能不断吸引有理念的优秀的中青年，有持续发展的希望，很符合我心目中一个现代化公益组织应该一的样子，值得为之付出一些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总之，只能说，这一切都在开始，已有的成绩令人鼓舞,但不宜估计过高，更应多关注发展的阻力和曲折的前景。  

    关键在于立宪——从袁世凯的洋顾问主张君主制的公案引发的思考 

　　我国有关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正史与野史中，多提到袁的美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一事，并多把此事说成对袁及筹安会起了重大影响，有的甚至说严复等人是受了古氏的影响。其根据就是这位教授应袁世凯之请提交了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备忘录，译成中文后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在1915年8月3日的《亚细亚报》上，被"筹安会"作为拥袁称帝的有力依据，在其8月16日的正式宣言中指名道姓地提到，说是"世界共和之先达"美国的"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也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美国顾问主张中国复辟君主制几成定论，推论下去，似乎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笔者偶然从美国档案中见到此事的原委和古备忘录的原文，感到需要有关各方态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经过  

　　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卷中有详细叙述。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y）发回国内有关"筹安会"情况的报告称：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于7月中旬从美国回到中国，下车伊始，袁世凯即要求他提交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供他本人参考，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的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  

　　关于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在马慕瑞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有所表述：马氏首先对自己过去对"筹安会"的活动估计不足，未给予应有的注意作了检讨，说是现在看来此事声势相当大，已得到多数内阁成员和最有势力的军事领袖的支持，甚至一些一向与共和运动关系密切的留过洋的少壮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恢复君主制；另一方面反对者似乎只是学理上的，看不出强有力的抵制行动。中外观察家大体上都认为现政府牢牢掌握着局势，任何反对的运动除非得到日本的支持大约都成不了全国性的气候。广大老百姓只要政府的管制和税收不太苛刻，对于政府体制是漠不关心的。至于外国，总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可能恢复他们传统的政体而不引起革命或破产或外国干涉，那就好。但是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各国估计不一。这就是当时列强对复辟运动的估计和态度。当然，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事实上，当时列强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的确看好前者，认为他是能够维持稳定局面，从而保护外人在华利益的"强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热心向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袁当总统或当皇帝对他们都不重要，中国人民享受什么权利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的确高估了袁世凯的地位和势力。以后事实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备忘录》内容提要  

　　那么古德诺的备忘录全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今以美国外交档案中的英文本为据，作一客观的介绍和分析。  

　　《备忘录》实际是一篇学术论文，相当长，分六大段，概述如下（小标题是原来的，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1）"君主制源起于个人"。文章开宗明义说，一个国家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非取决于人民自觉的选择，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力量。所有君主制归根结底都源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如果此人统治英明，又很好地解决了继承问题，就可能建立一个王朝，否则生前身后都会发生因争王位而引起的混乱，乃至内战。继承人应通过得到公认的一种制度产生，而不是由在位君主指定，否则仍免不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宫廷阴谋迭出。在这方面，英国的长子继承制最好。  

　　2）"欧洲诸共和国"。这一段把美国也包括进去，比较了英、美、法建立共和国成败的历史：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的原因之一是克伦威尔没有解决好继承问题。美国建立共和制是最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一是乔治·华盛顿本人坚信共和；二是实际上北美大陆继承了英国的宪政和议会制的原则，在独立之前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了；三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为全体人民所熟悉，杜绝了因争继承权而引起的混乱。法国原来没有任何实行宪政或议会制的传统，一向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人民没有自治的训练，因此法国大革命后几次王朝复辟，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才确立了现在的共和国制。现在的法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都解决了继承问题，亦即建立了一套全民确认的选举制度；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高，都有了长期自治和参政的训练和经验。  

　　3）"各拉丁共和国"。这里指的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南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诸国独立之后大多仿效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制，但基本不成功，却出现长期动乱。其原因一是在争取独立的曲折斗争中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争权不已；一是人民教育水平太低，习惯于君主专制而无自治能力。这些国家曾有过的短暂的稳定期都是在强有力的军人专政下出现的，但是这种稳定正孕育着动乱。到目前为止，共和制稳定时期较长的是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建立宪政方面相对来说进步比较显著，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期的混乱，在此过程中人民有了一定的参政的经验。  

　　4）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文中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人民的教育程度和在宪政制度下参政的经验；二是继承制度的解决。而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也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中混乱与相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  

　　5）列强不允许乱。当前欧洲列强将不允许与它们利益有关的国家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动乱。列强可能并不关心别国实行什么制度，但它们要求这些国家局势稳定以保护它们的投资利益，如果因政局动荡而损害其利益，它们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干涉，直到破坏有关国家的独立，甚至直接接管该国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各国都必须制定某种能够维持安定的治理方法，否则就得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6）对中国的需要的思考。以上述理论和条件衡诸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既低，又一向习惯君主专制，从无参政经验，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是不适宜实行共和。"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宜于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维持下去，实施宪政势在必行，这应是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根据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与列强的关系，作为一个君主国比作为一个共和国来完成这一渐变要容易得多。可惜清朝末年未能完成已经开始的制宪就被推翻，否则按照一个指定的委员会的设计有步骤、有秩序地实行立宪，情况会好得多。有一个公认的皇族，也较易解决继承问题。辛亥革命四年来实际上继承问题（即下一个总统如何产生）并未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对满清的异族统治积怨太深，早就想推翻它，不可能让它维持下去，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推翻王朝后除了建立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  

　　那么既然已经建立了共和国，是否应该恢复君主制呢？这才是当时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氏恰恰回避了正面作答，只说要十分慎重，提出了由共和变君主制的几个必要条件：1、不会遇到国内人民及外国的反对，以至引起动乱。维持目前安定的局面至关重要；2、一定要解决好继承问题，使国人对此没有疑问。因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最重要的优越处就在于较易确定继承人，但是尽管皇帝比总统在老百姓心目中权威更大，也不能由君主本人单独指定继承人，而是要建立一个得到承认的制度和程序；3、必须对在君主制下实行宪政的方式作出规定。中国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在人民中间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精神；国家要抵御外侮则必须有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为激发爱国精神或是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都必须让人民更广泛地参政，有较强的参与感，同时使人民感到政府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对政府的行为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  

　　最后，古德诺说，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具备，则恢复君主制显然有好处，但是这几个条件是否能实现，只有了解中国并对它的前途负责的人才能作出判断。  

　　在8月18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基本上扼要重复了备忘录中的观点。他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  

　　关键在于立宪  

　　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也与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也是符合实情的。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与君主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决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州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问题在于联系到当时的中国的特定的情况应该怎样看。对于中国是否回到君主制，古氏坚决不表态，而是提出上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实质上都与宪政有关。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学家，他注重的是建立一个为国民（people）普遍接受而大家（包括君主）都要遵守的制度。归根结底还是必须立宪。他用的"people"一字大约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大众，实际是指各种可能对政治起作用的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发起足以引起动乱的反对行动。换言之，如果袁世凯真能做到力压群雄，一时无人反对，也还不够，还必须做到身后也不会因争继承权而引起动乱。袁要传子也可以，只要传子的制度通过立法得到确认（按：这最后一点是笔者的发挥，古德诺并未明说，但是对恢复帝制最热心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这些条件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洪宪"朝廷在全国讨袁声中83天而亡，印证了古氏的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其他两个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而且是以人头为代价，证明在中国要在君主制度下"有秩序地"逐步实行宪政是行不通的。在这点上，古德诺的诊断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把辛亥革命的原因归于中国人反对异族统治，那可能是由孙中山最初"驱逐鞑虏"的口号得出的印象。事实上辛亥革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王朝不可能自觉地完成立宪的任务，与其民族属性无关。满清入关后在主要的典章制度上早已汉化，清朝盛时汉人也早已臣服。晚清之所以政治动荡，各种改革和革命蜂起，主要不是满汉之争，这毋须赘言。这位美国学者看到了人民教育程度和参政能力对实行共和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在君主这方面顽固的传统和缺乏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对实行宪政的不可逾越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根深蒂固，最高统治者从来是超越一切法律制度之上的，而"立宪"的实质恰恰是要把宪法置于君主之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要君主自觉地自上而下来实施等于缘木求鱼。诚然，在晚清所处的那种特定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用说光绪，即使慈禧本人也被迫接受了某些变革，还有五大臣出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但是这离真正的立宪差得很远，而且随时可以翻过来；另外，这种变革只有在王朝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才被迫实行，此时君主已没有古德诺所说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优越条件；而如果王朝强盛，还有威望，就不会感到有变革的需要，这是在中国国情下的悖论。这一国情与查里二世的英国，与拿破仑称帝后的法国相去十万八千里。清朝末年的中国也出不了彼得大帝。这里不详细讨论。所以古德诺为清王朝未能完成宪政即被推翻而惋惜，说明他确实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错。中国在号称建立共和制之后真共和了吗？共和以来哪一部宪法能约束得了最高掌权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的继承或接班之争长期间没有正常的机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内乱、各派势力的争夺和外国的干涉乃至公开侵略，人民真正的参政如此难产，不都让古氏不幸而言中吗？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对列强的态度所作的坦率的表述，即上文第（5）点，同时提出了中国为自救而必须激发人民爱国精神和加强政府力量之道，也算尽了言路。能不能做到，那就看中国人自己了。列强的这一态度，在上述马慕瑞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  

　　梁启超的评论  

　　古德诺的观点与梁启超不谋而合。1915年8、9月间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和答记者问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旁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是反对建立共和国，主张君主立宪的。而在1915年却坚决反对复辟君主制。在袁世凯假惺惺一再表示自己不称帝时，梁多次上书对他表扬，对"筹安会"诸公的论点进行尖锐的批判。在实质上，他的主张前后并不矛盾。8月20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大意是：共和或君主是国体，宪政是政体。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他当年反对共和是认为在现行国体下群策群力进行政治改革可能还有希望，而国体一经破坏，人民对新国体尚不适应，骤然蜕变，"其危险痛苦将不可思议"。自辛亥以来数年间的事实已证实了当初的估计。现在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起，实在不理解也不能同意。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有一段话，他说，古氏所作各国政体的比较，以及抽象地论君主、共和之得失等诸论点其实很浅近，本人早已有大量论述，可以说古德诺是"无意中与我十年间旧论同其牙慧"，但是现在这么浅近的道理"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君主、共和的利弊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辛亥革命之初，那个时候"诸公安在？"现在时机已过，主要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用大白话说就是"经不起折腾了"。关键还在于是否实行宪政："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是他的意见的实质所在，因此先反对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前后不一致。古德诺的主张实质上也差不多，不过他没有明确反对回到帝制，而是提了一些条件。他是外国人，这样做也有其分寸。梁启超对于"筹安会"所说古氏主张恢复君主制表示一定的保留，在文中加了一个注："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并未尝有此主张"。在9月4日答英文《京报》记者问中，梁又提到古氏的论调自己早已说得"焦唇蔽舌，而国人莫余听"，现在这位外国博士所述只得其半，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可见得梁氏对当时重洋轻华之风是十分愤慨的。（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笔者不敢攀附先贤，但对学术界此风却至今屡有同叹）。看来那时梁已读过古氏《备忘录》的全文，他对于复辟三条件中的第一条：不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认为到了国体必须变更之时已无反对之余地，只有"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才会昌言反对。因此他比较悲观，以为复辟能够实现，然后又要引起一片混乱。事实证明这点他又估计错了，最后连他自己也加入到了讨袁的行列中。  

　　"筹安会"与古氏的关系。  

　　古德诺在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袁有称帝意图，已不可考。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袁世凯的公开表态还是坚决不当皇帝的。但是从古氏备忘录的内容来分析，不见得毫无所知，至少有一股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势力他是知道的，否则"从共和回到君主"的命题从何说起呢？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窃以为，古德诺不见得看不出来以当时中国之乱，派别林立，他所提出的条件很难做到，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办不到的事--不论是统一中国还是立宪--难道一当皇帝就能办到？如果他有意鼓励袁称帝，就不必气急败坏地大张旗鼓地加以澄清。因为他的澄清是在"筹安会"声明一发表之后立即进行的，是在当时列强估计袁有可能成功之时，不是在讨袁运动兴起之后。不过他的备忘录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应袁世凯之请提出的，明确提出君主制更适宜于中国，尽管是作理论上的阐述，不可能不被袁所利用，这点除非他真的是书呆子，本应估计到。  

　　严复、扬度诸君子都是饱学有识之士，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容人怀疑，在他们探求救中国之道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件事上证明是错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各自一定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有其自成逻辑的思路，不可能是受了洋人一篇文章的蛊惑。其中严复是最德高望重，对西学研究最透，主张变革最力的。他的一贯思想比较清楚。与这件事有关的主张简言之就是：中国之患在于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所以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这是他的名言。对于西学，他认为首先应学习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然后再实行政治变革，否则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他在思想上引进西学比康、梁更激进，而在政体变革上却主张缓行。他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但谴责康、梁戊戌变法的做法是"卤莽灭裂，轻易猖狂"，结果是"幽其君而杀其友"，自己倒逍遥海外。依了严复，西太后天年易尽，到那时光绪政权独揽，徐起更张，就能顺理成章地变法成功。对于辛亥革命他当然反对，理由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反对把矛头指向满族，认为这必然引起民族分裂，而中国之败，汉人也不能辞其咎。这点，孙中山后来也改正了。到"筹安会"成立时，根据严复自称，他是被杨度强拉进去的。严表示自己是赞同君主立宪，但是谁来当这个君主，是绝对难题。显然他并不拥戴袁世凯，对此事尚有所犹疑。但是杨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第二天就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公布的名单。帝制失败后，严复说，他当时没有断然发表声明表示否认，以后也就不好再辞其责。但是他仍认为"弃共和而就君宪尚未大差"，错在有人自矜手腕，想做到一致赞成，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是非常失策的。他还认为袁之失败不在于他称帝，而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一系列过失，因而不得人心，但是当时的中国，舍袁无旁人可以领导，因此他也不肯参加劝袁退位的行列，反而认为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该毅然负起收拾局面的责任来。可见严复主张君主制立宪是一贯的，在先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种种论述中未见提到过古德诺的名字。  

　　逝者已矣。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自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很难简单地说主张君主立宪就一定反动，主张立即实现共和制就一定进步。如梁启超、严复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激进"，在那个问题上又显得"保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并不那么不可理解。不论国体如何，关键在于立宪，而要实行政治改革，开启民智先于一切，这在原则上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按部就班、好整以暇地进行改良，理由已如前述。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无论如何开启民智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有一个"训政"期。问题不在这"训政"期有多长，而在于如何"训"。可惜的是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下掌权的人物绝少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去"训导"人民，更多的是相反，生怕民众被外来思想启发出要自由要民主的觉悟，而实行愚民政策，至使"开启民智"一直是艰巨的任务，实行民主的条件迟迟不够成熟，这是怪不得洋顾问的。事实是在古氏备忘录之前"筹安会"诸公基本主意已定，在梁启超为之痛心疾首的崇洋风气之下，抬出洋博士来可以多一个说服国人的有力依据，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古德诺是被利用的，不过至少严复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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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第48-61页  

　　2 本文完成前未见到古德诺于1915年8月3日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中文本。感谢杨天石先生在我遍寻无着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文件（载1915年出版的《君宪纪实》）。经与FRUS 的英文本核对后，内容完全一致，唯一区别是中文无小标题。中译文为文言，忠实而流畅，似出自高手。今有两种文本互相印证，更为可靠。为方便今之读者计，在转述及引用古德诺文章时仍用笔者的译文，不另录过去的文言文本。  

　　3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6-679页，所引语见669页。  

　　4 前引书，第681-683页，  

　　5 "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三册，第539页。  

　　6 此语见"救亡决论"，前引书，第一册，第48页。  

　　7 这一段内容见"与熊纯如书"廿九、三十、三十一，前引书，第629-635页。关于辛亥革命的议论见"与张元济书"，前引书，第556页。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刊登了一组回忆雷海宗先生的文章，捧读之下；对这位一代史学大师的博大精深和研究中的创见更增加了了解和景仰。同时想起与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没有荣幸成为雷先生亲炙弟子。只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时选修过雷先生的西洋通史，得睹先生风范。事实上，真正上课一学期都不到，因为到12月，解放军就围城，北京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再开学时，一切都变了样，许多课名存实亡，我甚至不记得西洋通史是如何考试的。课堂上教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只依稀记得他讲古希腊部分比较详细，大约只讲到古代史，连中世纪都没有讲到。所以不能说我现在微薄的历史知识得自那堂课。但是对雷先生讲课的风格印象很深，后来见到王敦书先生的回忆欣然有同感：“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第6页)。其中有一点特别对我有影响的是，每堂课开始，先生一上讲台首先在黑板上写下本堂课要讲的几个年代：纪元前XX年，相当于鲁X公XX年……也就是每讲到西方发生的大事时，同时提醒大家此时中国处于什么年代，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在差不多时候发生的历史事件。我首先对霄先生记性如此好，十分钦佩，因为在当时一般学生心目中记年代就是死记硬背，既枯燥又困难的事。后来发现，经雷先生这样二“相当于”，年代就活起来，也不难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启发我们随时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考虑，这一点对我后来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较早就养成一种习惯，甚至癖好，每涉及历史事件，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外国同时发生的事，或时代特点放在一起联想、比较。对于专门治史的人来说，我郑重其事提到这一点可能落“野叟献曝”之讥。…历史终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修养有限，更谈不到什么比较历史。但是这样一种把中外历史联系起来考虑的兴趣大有助于我开阔眼界，对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甚至“世界观”都有影响。追根溯源，这方面启蒙的应是雷先生的教学法。而在当时，我自已是决没有意识到的。“润物细无声”此之谓欤！  

　　解放以后不久，校园内就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先老师，后学生。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分为“左、中、右”(当然，有幸被承认为“左”的是极少数，而且也维持不了多久)。我离开学校后听说雷先生不但被归人“右”类(那是远在“反右”之前)，而且是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待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复出时，雷先生早巳归道山，我不在史学界，不知道他是否以及何时又被提起过。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  

　　我则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见到他的名字。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1943年至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为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孰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特别是八十年代开放以后正是出国潮高涨时，我当时主持的研究所有机会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派送几名学者到美国或进修，或做研究一至两年，以便回国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这是单位和基金会之间的协议，属于公派，相关人员有义务回本所用其所学。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约回国者寥寥无几，大多一去不回头。无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是东风唤不回”。有人为争取出去的机会，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来，却照样如泥牛人海，不久就断了音讯。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事，不必深责个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见到这份材料，我强烈地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中国人自己呢?现在终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余欲无言！  

     回归常识——访资中筠先生 

　　 从“拥抱体制”到“回归常识”  

　　 问：您在文章中反复提到“出世”与“入世”，现在来看自己的话，您觉得您现在是更“出世”一些?还是更“入世”一些?  

　　 资中筠：我现在已经觉得，比我愿意的太入世了。其实，我原来的倾向性是容易逃避现实的，所以我在解放以前没有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就是躲在图书馆里面，我觉得外头太黑暗了。我对国民党那时候的政治腐败都是很反感，但不去理他。  

　　 我原来希望在退休以后，比较平静地多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书，但是现在就像我讲的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使得我非常愤慨，就要想说。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循环，就是被人家推动，像你们又要来找我说，我就又得说，又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讲话什么的，就被推入了这个圈子。例如我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我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结果就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面去了，就是这样有些被动的，就我自己的兴趣来讲的话，我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问：我们从您在毛时代的一些经历谈起。您在书中提到，有一段时间因为运动，您烧掉了钢琴音乐会的纪念册。  

　　 资中筠：那是老早了，那时候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的。“文革”的时候烧书之类的都是出于害怕，是强迫的。外面在砸“四旧”，红卫兵要进来(查)，我们现在这些(指客厅里的钢琴等--编者注)都是“四旧”，没有可以不被砸的，那时候放在我父母家里的一架钢琴也被搬走了。所以大家就赶快自觉的把可能惹祸的东西赶快烧掉，那是到文革的时候。  

　　 我烧钢琴音乐会的资料是在1953年，是没有人强迫的。那时，我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接受了我这种人需要脱胎换骨的教育，下决心抛弃过去所有的一切。因为我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加入到无产阶级中来，把过去这些东西都丢掉，甚至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  

　　 我的音乐会是在1947年举办的，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天津的外围，离天津比较近的地方已经是解放军占领了，所以常常晚上戒严。。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势，因为我完全不问政治。我的音乐会本来应该是晚上开的，怕晚上可能戒严，所以要改成白天，那时候我还稍微有点遗憾。  

　　 后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是没有觉悟。人家正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时候，我在干这个，所以觉得特别惭愧，就把那些都给烧了--就是一本纪念册，上面有照片、节目单、请柬等等，决心与过去决裂。  

　　 问：这跟您小时候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有没有关系呢?  

　　 资中筠：我想也许有关系。因为你比如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时候我们是经常要学习的，按照那个来改造。但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有不少正好很符合传统教育的。比如说要是处逆境就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吃点苦，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受了冤屈，就想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我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就是不提倡个人主义。我们大概小时候的传统教育里面，确实也是不提倡个人主义，这个基本上跟西方的教育不一样。  

　　 问：您在书中说这也是出于“慎独”。  

　　 资中筠：“慎独”这个道德观念 是我从小就有的，就是从我的母亲、师长辈接受的教育。所谓“慎独”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坏事。所以我这个人特别诚实。诚实的结果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都要坦白思想，有好多人就有点保留就不说了，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古训“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越坦白越槽糕。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给我父母的通信，家信全部都交出来。所以“胡风案”，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交出来了，造成胡风这么大的倒霉，到现在舒芜仍是一个千古罪人。当然，他这个交信的过程和他原来的思想历程，不一定像我那么单纯，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不了解，我不评价他这个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那个时候只要运动一来，你必须把你跟被审查人的关系，跟他的来往全部都交出来。就像现在有人被“双规”了，被审查了，你必须站出来，不然你就等于是包庇罪，同时自己也应该借机会交代自己的错误，你也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原罪感。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现在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在有了觉悟以后再回头看的话，有一些事情是非常不对的。不过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就是很坏，完全是卖友求荣，或者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但是有的人是真信。你们大概是看过《牛虻》，他真的就是自己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是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我后来常常想到牛虻，我还算好，没有朋友被我“交代”，使人家特别受罪，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那种思想状态之下，不见得不可能发生。这是我的想法。回过头来看整个思想过程，在当时是这么一种情况。  

　　 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了解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外国人也很难理解。我觉得外国人看问题就比较简单化，要么你就是左派，要么你就是右派;要么好像你就是跟体制站在一起的，要么你就是反体制的。实际上，事情要比这个曲折复杂的多。  

　　 问：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外，造成您这一代人蒙昧的原因还有哪些?  

　　 资中筠：我好像在《知识分子与道统》那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都说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一方面觉得国家是最重要的。那时候觉得祖国前途光辉灿烂，个人前途也光辉灿烂。那时候还接受了以自苦为极，越苦越好的观念，我觉得没吃过苦是自己觉得很惭愧的事情。特别是你要参加土改，下乡啊什么的，就更自觉有愧。因为我过去从小就是在大城市长大，而且是在租界长大，没有接触过农村。等到去了以后，发现我原来的生活跟他们差距那么大，真的觉得再怎么吃苦我也觉得是心甘情愿的。  

　　 问： 参加“土改”那个时期，您开始拥抱体制，到五七干校的时候，您开始反思了。您的这种思想的转变，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吧?  

　　 资中筠：这是一个政治形势变化以后出来的事。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是政治，不像现在很多(事情)完全跟政治无关。那个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政治没关系的，包括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包括跟父母和家庭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做“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个时候所有的日记随时都可以被人家来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都不写日记了。连家信都跟政治宣言差不多，前面都有一段语录，好像随时要被公开来看的。心里有一些想法是不敢互相说的。  

　　 问：您的家庭是受到的影响大吗?  

　　 资中筠：因为我母亲给我写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是对党不满的，所以我没出卖她，假如她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交信也是要表白跟我家里来往没有反动言论。那个时候是1952年，刚刚解放不久，他们也很拥抱这个新时代，所以信中一直是鼓励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入党。所以我说我没有最终对他们带来任何不利，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些信里没有写过任何足以获罪的话。  

　　 我认为很对不起家里的是，后来我跟他们特别疏远，就是划清界限了，等到运动来的比较紧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不回家;运动松的时候，我再回去看他们。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够很亲密的互相交流了。  

　　 问：运动也阻隔了您与家人的关系，能否讲一讲这其中的细节?  

　　 资中筠：从1950年代“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父亲是一个受冲击的对象，报上大幅标题写着“大奸商”。从那以后我就一再被教育要(跟他)划清界限，让我揭发他，但是我实在揭发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他工作上的事我一无所知。而他的为人，从来都是清正不阿、特别讲原则、讲规矩。另外，他在家里面他从来不说反动的话，从来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我什么也揭发不出来。最后只好说，大概他的表现都是“伪君子”，这当然交不了账。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再跟他们来往，所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非常疏远了。  

　　 但是后来我父亲又(被)落实政策了，结论为“完全守法户”，又恢复了他的工作，政协委员也恢复了。他是政协委员，是爱国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我有的时候不太想得通，就是高级的共产党领导对他很好，因为他是统战对象，但是我们单位的党组织又要求我跟他划清界线，我觉得对待他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人家就说，对于你，是自己思想和感情的问题，说你的思想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对于他，那是统战问题，是个策略问题，对他待遇好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时候)我就处于这么一个状况。后来恢复了他的工作后，我不时去看望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没有顾虑，只要有时间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去探望，生活上要对他们有所照顾，都有。但很遗憾的是一直到他们去世没有再恢复那种亲密的交心的亲情。这是我始终遗憾并且内疚的。  

　　 问：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怀疑这一切了呢?  

　　 资中筠：不是因为生活苦才怀疑的，而是因为我到某个时刻觉得太荒唐了，那种逻辑太荒唐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叫腹诽，就是肚子里头可以想想他大概是不对的。比如说陈伯达出事的时候，今天还是庙堂之上的，明天就就是阶下囚了，陈伯达是在林彪事件之前被打下去的。然后姚文元写了一个报告说他最近读了哪几本书，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做了批示一直传达到干校要我们学习，姚说他看了《史记》，《天演论》，还有《五灯会元》(就是佛经的故事)，还有《孙中山选集》，反正那么几本书，然后说有些心得，那个心得说所有的资产阶级的要害是人道主义。毛主席就批示说你近来读书很有成绩，坚持下去必有好处，之类的话。我忽然觉得那几本书我都看过，也不至于说全国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书，就看了这么几本，还要最高领袖批示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我忽然有一种滑稽感。当时有这种滑稽感，就觉得好像不太应该的，很不敬的感觉。从那时起，我觉得这事不太对头了，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他了。你今天是党章里面确定的接班人，明天就变成了“反革命”，把他批得一塌糊涂。接下来“批林批孔”，这更加荒唐了，林彪和571工程跟孔子的任何事情都没任何关系。后来又听说原来是为了影射周恩来，那时候把古代的周公作为反面人物。但是周公其实不姓周，人家姓姬。我当时觉得整个乱了套了，特别特别荒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那个时候说秦始皇是法家，反对秦始皇的都代表被打败的没落贵族思想，所以张良是反动的旧贵族代表，张良不是要刺杀秦始皇么。后来我一个同事出国工作了8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在官方宣传中张良怎么变成正面人物了，那时候又肯定张良了。因为张良是辅佐汉高祖的，而汉高祖、吕后，都被认为是“法家”，那位同事问我，怎么张良又变好人了?我说你出国那8个月里头，他可能改造好了。事情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了。  

　　 那个时候就搞了工农兵注四书五经，出了一套供批判用的《论语》，然后又出了一套《韩非子》是被认为应该推崇的。当然大家都看不懂的就要注，工农兵注的本子是以某某工厂的名义出版的。其实那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地方，就是干这个事的，“废物利用”，去注这些书。反正总而言之这些事都已经荒唐到极点，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不能信他了，确实是这样，越来越荒唐了。  

　　 那时候的解释是人到了老年就会糊涂，就说他老糊涂了，斯大林晚年也有。再进一步在我心目中完全肯定毛是错了，还是因为批邓。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他说的话都是常识性的话，他出来以后要整顿。正好大家心理面认为已经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做的事情是要恢复生产，工人应该有肉吃。那个时候凡是提物质待遇是要被批判的，他就说工人这个热量是不够的，应该想办法多配给一点肉，这都是比较常识性的话。我记得传达过邓在军委的报告，有些话我印象很深，特别拥护，他说你不能光凭精神力量，凭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可以。你要造飞机的话，一个螺丝钉没拧紧的话，飞机就要掉下来。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太对了，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觉得应该回归常识，回归到正常的思维和生活。大家就特别寄希望于邓。结果一年后他又被打倒了。那个时候“批邓”我们大多数人就都理智了，不再跟了。本来这是大逆不道 的，上头布置的任务是必须执行的，但是那时候消极抵制已经比较普遍，都觉得不能够再去跟了，跟不上了。后来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我们的同情都在群众运动这一边。  

　　 问：您后来“回归”到常识了，回归到什么程度呢?  

　　 资中筠：这是一个逐渐觉悟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回归得比较彻底。现在有很多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差不多(年龄)的人，因为处境不一样，比如他们是外交官，或者是做其它的工作，他们就没有我想得这么彻底，没有我跟这个思想体系决裂的这么彻底，尽管我也曾经真心拥抱过。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问：每代知识分子在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有时候整个社会有一个总体的意识形态话语在那里，但他们自己内心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您那个时候是如何协调这种关系的呢?  

　　 资中筠：1949年以后我接受了整个的意识形态 ，并且接受了共产党是能够救中国的这个大前提，多少年来是唯一的能够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时我特别接受的这一点，包括我父亲那一代人。1949年我才18岁，那时候很幼稚，接受各种东西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像他们这种已经自己事业有成，有过自己的思想体系，却能完全沿着另外一条道路走，也是诚心诚意的拥护共产党。为什么?因为一直认为中国多少年来能够跟帝国主义那么硬的，能够救中国的，是共产党。承认了这个事实之后，自己有一些个人委屈，把财产都交出来，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个是诚心诚意的接受。  

　　 另外还接受一点，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未来的潮流。其他的思想都已经过时了，将来的潮流就得是这个，所以你必须得跟得上这个潮流，你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毛泽东说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们”已经夕阳西下，气息奄奄，“我们”是代表一个新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想的都是时代、理想、潮流，都是这套。我们很少想柴米油盐，很少想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吃什么东西这一类的问题。比如，那时候结婚也没房子，现在的人觉得自己没房子就不能结婚。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就借一间屋子，结完了之后就各自回自己的集体宿舍 ，觉得也可以接受。我觉得当时一方面为时代潮流所裹挟，，另一方面也是有相当自觉的成分的。  

　　 在大的方面是自觉的，在具体的问题上，比如有些事我觉得被冤枉，有的批评心里不能接受，那是常常会有的。或者一个很熟的人忽然说他有问题，心里不怎么相信他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也不得不跟他疏远了。这种具体的问题是有的，但是大的方面是接受了，这个大前提接受了就很难改变了。  

　　 问：这个大前提是共产党拯救了中国?  

　　 资中筠：就觉得是救中国的。一旦觉得这样救不了中国的话，就不信了。我觉得这一段我已经写得相当清楚了，就是我那篇《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最后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观方面为什么会这样接受，已经说的很清楚。  

　　 最近看到张奚若在193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是讲人必须要走个人主义，为什么人不能搞集体主义，他说的透彻极了。当时他主张个人主义，由个人主义走向自由民主，讲了很多。他说一个国家如果要是以集体来压迫个人的话，这个国家的结果一定好不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背不下来，总之非常透彻。比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为个人主义正名的文章要透彻的多。但是张奚若到40年代末期就成了左派，然后就去拥护共产党了。怎么解释这个呢，他1935年的时候就已经想的非常清楚了，而且他是学政治学的，他学了整套的西方政治学。从历史形态到政治理论他想得非常通，而且讲得非常透，文字也很好非常简练。他1935年的时候这样想，那是抗日战争之前，到1947年1948年的时候他被共产党吸引过去了，49年以后完全拥护新政权，如何解释呢?我想有两个层面：49年以前，共产党一直是讲要实行民主的，向国民党要言论自由和民主，这当然可以认同。至于49年以后，也是一点一点被“改造”，放弃自己原来的学说理念。这个心态和过程大家大同小异，就是我说的那几点，都在那篇文章里，不必重复了。  

　　 问：这种家国情怀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办法摆脱的?  

　　 资中筠：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摆脱了，好多下一代的人已经摆脱了。  

　　 问：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转变的呢?  

　　 资中筠：现在摆脱家国情怀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也不知道。就是从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1990年代的物质主义，是中国从来没有的，就是拜金主义。希望有人来详细研究这段历史。  

　　 我觉得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理想主义最后的一次表现。你们都还不是那个时代的学生 ，那个时候的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了。他们当时还有理想主义，还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行动推动改革，希望领导人和政府能够听他们的。当时他们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当时的腐败比现在的要小多了，刚刚开始露苗头。那个时候的学生，其实对改革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且对当时的党和政府是很信任的。因为信任他们，才要求承认他们自己这样做是爱国行为，希望上面注意到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另外大家都非常拥护胡耀邦，觉得胡耀邦是冤枉的。在党的领导人里面，我到现在认为胡耀邦有些思想是最先进的，而且最有赤子之心的，并且读了好多书，很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非常拥护他。  

　　 我刚才说这是最后一次理想主义。这一次被打下去之后，我觉得领导(层)是有意识引导大家不要去考虑国家大事。我记得那个时候给大学生使劲放各种各样外国电影，让他们晚上不去谈论国家大事。还有一道命令就是，食堂必须办好，因为许多学校的学生运动往往是从对食堂不满开始。从那以后食堂有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另外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把对经济的禁忌打开了，而把政治收紧了。这是很明显的，要加强在专制下发展经济，而且从某些方面，在一个时期来讲相当成功。其中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让外国人来大赚其钱，那些外国人就不再制裁中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而且从他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有见识的。但这个见识不够远，到后来种下了很多问题。但是在当时抗拒西方制裁中国是相当有效的，美国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在国会里面讨论，每年都通不过。为什么?阻挠的力量就是那些代表大财团的国会议员，像波音公司之类。那阵子(中国)给外国资本家的优惠是非常大的，(他们)在中国赚了很多钱。但是同时中国的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大大的繁荣起来了，因为借助了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挺繁荣的。那时候他们要是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  

　　 问：这种家国情怀在知识分子淡化了。他的一种退潮，一种缺席的状况，给整个社会会造成哪些空缺?  

　　 资中筠：我觉得是造成很大的空缺。现在有一个问题，第一，知识分子没有共识。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争论得一塌糊涂，但是都逐渐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民主，要科学。我觉得民主与科学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管你怎么理解那个共识。所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要民主。  

　　 我记得去见106岁的周有光老先生时，他跟我说在重庆的时候，他经常见到周总理。那个时侯，周总理在《新华日报》，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演艺界的人士。，周老说，他(周)常常要我们一批一批的去座谈。我们那时候反对国民党，因为它不民主，我们就是要民主。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实行民主的，那我们就拥护共产党。周老先生讲的非常简单生动，后来他说我们上当了。当时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民主是大家都要的一个东西，那时候的学生运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唱的歌就是要民主，要自由，把一切不民主的消灭掉，歌都是这样的。  

　　 记者：现在都没共识了。  

　　 资中筠：现在基本上什么“左派”、“右派”，这个派那个派的，基本上达不到共识。  

　　 为什么共识在消减  

　　 问：在那个相对现在来讲，更为封闭落后的时代，“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成了共识。现在有了互联网，也步入全球化了，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为什么大家在这些基本理念上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呢?而且最近几年还蹦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资中筠：一个是客观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先说客观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强大了。我从小感觉到的是中国“积弱积贫”。无论什么时候大家都在想，怎么样使中国强大起来。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的多。所以就觉得他们的制度当然比我们先进。而且对比之下，也确实是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做。(大家)觉得国民党不民主，专制得不得了，也觉得他们挺腐败的，官场那一套特别看不惯。应该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标准要求的比较高，现在早就看惯了这些事。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腐败跟现在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现在不一样了，相当多的人真的自以为中国挺了不起了。从物质生产方面，现在确实是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丰富了。凡是外国人能够享受到的现代化的东西，我们很快都能享受到了，尽管都不是我们发明的。他们发明一个什么，我们马上就能拿来享受，这个是全球化的结果，中国非常得益于全球化，但是并不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再加上现在在国际上欧美正碰到一些问题，出现的一些困难，对比之下觉得自己挺好。觉得他们还不是一般的困难，他们民主的制度的缺陷也暴露出来。在我看来，民主本来就是有缺陷的，不能说它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们每个阶段都在不断的改进，不能够因此证明还是专制比民主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真的认为我们比他们成功了。现在仍然有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已经是非常肤浅的，非常虚骄的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因此不容易达成共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不能敞开来讨论问题。比如说你主张宪政、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多少年来已经成为共识的，应该追求的，现在忽然变成是不可说的东西了，在网上都要删了，都要改词的。比如在将近百年前《新青年》时期，那时候大家的观点也很不一致，甚至有人根本就反对白话文。还有一派主张发扬儒家传统的，他们就可以敞开来辩论。《新青年》杂志这一派，另外有一个《学衡》这一派他们也办了杂志。这些杂志都是他们自发办的，自觉的随便大家筹点款就办起来了，跟政府半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军阀自己争夺地盘，他不来管你文化的事，所以他们能把道理讲透，并且是非常公开的讲透，也就能够影响青年。如果道理能够讲透的话，谁最符合事实，讲得有道理，就容易得到拥护，并且跟现实结合起来，多数人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启蒙，应该比后来要容易。现在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有一方面的意见是不能讲透的，得欲言又止的。我自己在文章上就已经有所克制，而等到发表的时候，一定有编辑跟我说要不这句话去掉吧，要不那句话去掉吧，别太刺目了，他想到的是“检查官”会怎么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道理讲不透;主流媒体则不断的讲另一种官话，很多是假大空的话，明明也不见得很有吸引力的，重复来重复去。另外一种极端的话，尽管并不一定是官方政策，可以随便骂人，但不会获罪。不是所有人都是认真思考的，真正深思的知识分子是少数的，大多数人听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是这样了。(双方)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辩论的。  

　　 就拿当代的历史来说，就不让讲真实情况。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事件”是什么，也不知道“大跃进”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相信当时饿死那么多人，连这个事实都不能够知道的话，当然就达不成什么共识。共识还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有清晰认定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总结。《新青年》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要讲历史的，过去我们封建王朝为什么使得我们积弱积贫，那时候没有不许说清朝的历史，不许批判慈禧太后，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都是可以的。现在连历史都不能够把真正的事实让大家普遍的来了解，教科书里面也不讲了，那么你就没法达成共识。这是客观方面的。  

　　 主观方面，现在培养起来的，成长起来的，我想70后和80后， 跟90后都不太一样了，越到后来物质主义就越利害了。现在有一个条件是人才全球化，一个很有理想的，很优秀的，很想做事的人，看看这里不行了，就用脚投票了，用脚投票的人还是相当多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这并不是说这一代的读书人，这一代知识分子里面没有有理想的，好学深思的，其实从绝对数量来讲一定是多于过去的。因为现在大学教育普及了，当时能够受到高等教育的只有很少人，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所以我认为绝对数量来讲，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愿意考虑怎样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前途更好，或者是考虑问题有深度的，我觉得数量应该是不少的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人少，物以稀为贵。如果研究西方的理论，研究历史，应该现在有人超过他们这一代做这些学问的。但是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越优秀，在国际上越有机会，所以就走了，走掉的是相当多的。  

　　 我们常常说，清华大学过去是留美预备学校 ，现在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留美预备学校是出去之后再回来做贡献的;是把先进的思想带回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现在的留美预备学校是一去不复返，为别国的进一步现代化做贡献。要回来“发展”的话，不是带回先进思想，而是想办法来迎合目前的这种主流和权贵，以便在这里取得一定的地位。他如果不认同这个，他宁可不回来。他回来的话，是觉得在这发展比在那发展更有前途 ，虽然也许那边暂时的工资高一点，但是回来以后要飞黄腾达，一般的都愿意进入体制内，他就必须同流合污。所以我觉得跟那时候就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回国的知识分子是改造这个社会，例如现代大学里面各个学科的建设都是民初留学生回来以后建设起来的。  

　　 记者：在中国的网络上，“公知”甚至成为嘲讽知识分子的贬义词了。  

　　 资中筠：网上有一些人讽刺“公知”，我觉得也并不完全是这样，不然为什么像你们这些媒体还愿意发表这些人写的东西呢?在网上我常常看到很多很好的文章，我现在接到很多杂志，里面也有很多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也受那些人的启发和帮助。  

　　 道德危机与再启蒙  

　　 问：最近发生了很多有关社会道德滑坡的事件，引起大家对道德重建和伦理重建的关注。比如“地沟油”肆虐，“毒奶粉”横行，最近又发生了广州的“小悦悦事件”，18个路上看到，但保持了冷漠。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讲伦理重建的问题是真诚的，真的大家都感觉全社会的道德都在滑坡。这个应该是真诚的，但是官方这样大力搞所谓文化建设，假如不是有害的话，我就觉得起码是无效的。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回避制度问题，我觉得现在某种道德的滑坡是制度造成的，本来是应该改变制度的，却把他变成道德问题。我常常说，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你要做好事，老老实实干事，得不到好报;但是你要搞邪门外道却非常容易就得到好处。那么这是个制度问题和政策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个人的。在这个社会里面，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要想依靠自己的良心做事非常难，同流合污却非常容易，这就说明一个制度出了问题。像大家都说的毒奶粉，这些人真的是丧尽天良，干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除了人本身道德问题之外，能够使这些事情不断出现，今天是毒奶粉，明天是毒大米，后天是什么东西等等，造成这样一个环境是什么东西，还是制度问题，这个完全要靠法律监管的，各国都是一样的。在市场经济里面没有法律监管，人们一样会这样做。因为别人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破产了。用道德问题来掩盖制度和法治的建设，这是一个。  

　　 第二，现在提倡传统道德，就是我们不要“普世价值”，要回归传统道德，这个我觉得是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的，而且我们要教育的小孩不是让他念《弟子归》，讲忠孝节义，而是应该讲公民教育，就是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权利义务，通过什么样的合法的合理的手段 ，维护你自己的权利，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这一套东西我们都没有。这些教育完全是缺失的，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应该如何生存的教育是缺失的。你叫他回家天天给父母磕头没用的，到时候他照样会为了利益的问题，为了钱的问题六亲不认。  

　　 现在需要警惕一种借文化、道德之名来抵制普世价值和公民教育，这个是有害的而且是虚伪的。如果你要真的回归儒家 ，你去看看孔夫子主张做官应该该怎么做的。我对儒家思想也没有很深刻的研究，儒家思想里面有可取的，也有适合于那个时代，不适合现代的。但是至少儒家思想里面有一点，它主要是管官的，讲“为君之道”，他说“以德治国”，是谁“以德治国”?他要求的是统治者用自己良好的道德来治国，不是你自己随便什么都可以干，然后让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他所要求的都是君主应该怎么做，他说的“君子”是两个概念，在他心目中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是贵族，就是站在治人者的地位，第二个是道德高尚的人，这两种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也引过，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在位的人的道德像风一样，建立一种风气，然后下面的被统治者就像草一样，你风往哪头吹，它就往哪头倒。所以最重要的“以德治国”是要做官的树立榜样 。  

　　 现在我们讲的伦理道德，都是要求老百姓怎么做。你要是真的贯彻儒家思想，其实要看执政者怎么做，这是最重要的。我说历代皇帝都是假的儒家，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他只是要求别人这样做的。孔子让官员以身作则的理想之所以实现不了，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权力的腐化作用，如果权力不受到监督，不能指望掌权者永远道德高尚，这是现代政治的共识，当然不能苛求当年的孔子有此认识。所以，现在社会伦理道德当然应该提倡，但是如果不建立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提倡是无效的，非常虚伪的，结果弄的伪君子特别多，两面派特别多。不能代替制度的改革，法治的建设。  

　　 记者：当前的中国，社会分化阶层分化的比较厉害，思想界也分化的比较厉害，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来一次启蒙的话，根基在哪?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不是万能的，我说的“启蒙”是说，人应该回归到用理智，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人自己心目中的是非善恶其实是普遍的，古今中外，实际上人天生都有一个是非善恶之心的，这个话我讲过，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胡适老早就讲过。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愧对先贤，我们现在讨论不休的问题，后来我一看原来他们老早就说过。胡适说过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世界上各国人民都认为善的标准，同时中国人也认同的，列一个表;各国都认为是恶的，中国人也认为是恶的，也列一个表;另外，人家认为是善的，偏偏中国人认为是恶的，跟人家对着的，你也列一个表，你看看哪个多哪个少。你会发现实际上绝大多数善恶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各国人民认为是善的，中国人很少认为是恶的。我曾经说过，根据我接触的那么多国家的人，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大家的判断基本是一样的，说明这种价值观其实都是普遍的。  

　　 现在拿这个东西来掩盖制度问题，民主是一种制度，说中国人的文化根本就不适用民主，这是胡说八道。因为民主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不能搞专政，不是少数人寡头政治，跟谁都不用商量，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至于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有的是两党制，有的是多党制，有的是议会制。孙中山说“三权分立”不够，要“五权分立”，所以他搞“五权宪法”，不管怎么样都得分立，不能够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说了算。这个东西其实跟伦理道德关系不大，你制订一种规则，大家必须遵守。当然在一种制度里面时间长了，也就培养出一种精神，一种自然而然的共识。比如说美国人竞选，在竞选的过程中互相攻击，吵得一塌糊涂，但是一旦投票解决了之后，那个失败的落选者立刻就不捣乱了，马上发贺电说，我一定支持你，好好干，然后他也真不捣乱了。这也应该说是一种民主的道德，但是这个是在制度里头培养出来的。  

　　 过去我曾经蒙昧过，不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觉得只要我自己的思想跟他的不一样，一定是他对，一定是我错，然后我就拼命想办法接受这样一种逻辑思维，这是蒙昧的状态。一旦发现可以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了，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是非标准了。我说的是这样的一种启蒙，但是这个代替不了制度。并不是说启蒙是万能的，所以不能用文化来掩盖制度的缺失。  

　　 现在讲文化都变成泛文化主义了，相声也是文化，吃饭也是文化，各种礼仪也是文化，这个文化其实是属于下一层次的文化。在上一层，整个人类共同的、前进的思想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各种风俗、习惯、艺术，各个民族可以有特色，现在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问：有一种文明史观认为，有一些价值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权力受到制衡。您认为这些价值能够与中华文明融合吗?  

　　 资中筠：我常常引冯友兰先生的话，所谓“中西之辩”其实是“古今之异”，我们说了半天，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其实是中国那个时候，是代表古代的，还没到现代化的。要到现代的时候就依然必须是这样了，不是西化的问题，是现代化的问题。还有，什么叫做“西”?对中国说起来，对原来的中原说起来，新疆就是西，是西域。然后再往西走的，中东，西亚，非洲，阿拉伯这一块是西，那个时候的文化老早就传到中国来了，佛教也传到中国来了。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字母，什么方便就用什么，数字都是阿拉伯的，现在全世界都用阿拉伯数字。  

　　 我觉得全世界的文化本来就是应该融合的，融为一体的，觉得哪个好就用哪个，自然而然是文化从先进的往落后的一边流的，就跟水一样，就叫“洼地效应”吧。就是说先进的文化，社会已经走到比较发达的阶段，他那个文化一定是被比较落后一点的(地区)所吸收的。比如说少数民族都入侵汉族，用武力征服了以后，最后还是被同化了，他用的还是你的典章，制度，包括百官的礼节，元朝，清朝都是慢慢的汉化。因为汉族那个时候农耕文明的程度比较高，他们骑马打猎，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他自然而然就得用你这套。所以后来一下子跟工业文明进来以后，就发现不行了。假如英国把中国也变成全部是英国殖民地的话(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是假设)，就不可能汉化。比如说西医不可能中医化，只能够中医学西医。但中医应该保留，这点我倒是不同意方舟子完全取消中医的观点，他是绝对反对。如果极而言之，我们没有了中医，还可以有一些医院。但是现在你要把西医去掉了，从此不要了，还回到纯中医方面去，你看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是很相信中医的，中医有好的地方，这是另外一回事，整个来讲的话，你这个文明要向前进。  

　　 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方式，所有享受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外国来的，包括你现在用的录音笔，虽然是我们造的，但是录音这个技术是人家发明的。再往前推，你所有的东西，汽车，飞机，都是人家发明的，中国自四大发明之后就没有什么足以划时代的发明，能够引起产业革命的，引起人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改变的，我想过好久，想不出来哪一样是我们发明的。  

　　 美国文化的生成与经济的危机  

　　 问：客观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文化方面要走得更远了，尤其美国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的这种文化优势，是否依附于强大的国力呢?  

　　 资中筠：如果文化是完全依附权力的话，就没法发展。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构成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最主流的应该是英国人。我们经常讲五月花号的故事，从1620年(这批英国人)到美国时，他们先在船上就有一个公约，他们原来就没政府，就得自己管自己。他们从一来到，就从欧洲(特别是英国)引进来了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那一套思想，先有了思想进来之后，他们按照这个思想建的国家。  

　　 美国就是先有文化后有国家的。别的国家还比较难说，欧洲的很多国家到底是谁统治，把哪个文化带进来，比较复杂。拿美国的典型来说，美国就是一开始没政府，先有一批人进来，那个时候他们就自己管自己。那时候有这么一块地，这一堆人占这么一块地，但是他们不是野蛮人，是已经有了欧洲的文明，带来了欧洲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已经有了政治理论，然后他们自己完全按民主的原则来通过几条规则，大家都要遵守，要不然全乱了。然后到一个地方就办学校 ，从一开始就得学习，按照欧洲的模式，教科书也是欧洲来的。等到他们都呆下来了之后，英国皇帝一看，很多英国人都到那去殖民了，顺理成章的就算这个地方就是英国属地，就向他们收税，派了一个总督去，他们就算是英国的子民了，这倒不是英国人打下来的，是顺水推舟收过来了。后来由于收税不合理，在那的人开始抗税，他们觉得凭什么我要交那些税，美国独立就是从抗税开始的，所以美国人从来认为税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抗税以后，简单的说，一仗完了之后，把英国人打败了。英国败了之后怎么办?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也是谈出来的，本来也不一定想要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占领了13块地方了，我们现在叫州，其实应该译成“邦”。都是独立的，每一个邦已经都有了自己一套法规了。为了要打败英国人才联合起来，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正规军，只有民兵，把英国人赶走了以后，是各自回到独立的邦，还是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辩论了大概三个月，才辩论出来说还是要一个国家。  

　　 这个关于要不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辩论非常激烈，每一次都要投票解决的，那一次“大陆会议”，就是每一个邦派几个代表。小的有小的利益，大的有大的利益，都得互相照顾，有的时候简直就是讲不通，所以要辩论了这么长时间。既然要一个国家，已经确定了，就得要一个宪法，这个宪法就是一条一条投票拟定出来的。所以，说美国的文化是依附在权力上，我觉得是不对的，是倒过来的。他们是先有的思想，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我要是投票了，通过了尽管是我不同意的我必须接受，每一个人至少有这点理念，有的时候是五票对四票那他也必须接受。所以美国立国就是这部宪法治国，不在于那下一层的文化。每一个国家去的人，有那么多族裔的人，各自都有自己带去的文化，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思想习惯，甚至于现在西班牙裔的人，很多说话都是以西班牙语为主，或者至少是双语。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凝聚成一个国家，就是宪法。你只要是承认这个宪法你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别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没关系，你信什么教，吃什么东西，你怎么生活，什么都没关系。除了你得服从这个宪法。这种宪法精神和这样的一种东西也是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有大文化后有国家，美国是最典型的。  

　　 别的国家是打出来的，美国是辩论出来的。你要是不同意你就走，现在也是这样，你觉得不好你可以走，完全可以用脚投票，正好用脚投票，全世界的移民上他那去的居多。所以他的移民法只是怎么样限制人家进来，而不是不让人家出去。  

　　 但是由于他的国力特别强大，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自然而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会对别的地方有影响。比如说，现在连中国小孩也都过鬼节了，主要是大城市(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不是说用他的强权来要你非做这个事情不可。  

　　 问：说到美国，现在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中，西方很多国家发生了示威活动，甚至出现骚乱，美国也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您怎么看西方的这场危机?  

　　 资中筠：我觉得“占领华尔街”这个运动，我们国家媒体的报导比他们还要多，好像觉得他们简直了不得了。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声势没有宣传得那么大，没有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声势大，他们也就是在广场搭帐篷。我担心他们扛不住了，现在冬天就要到来，慢慢就该回去了，但是它是代表着一种比较深刻的社会危机，就是美国人也有这种挫折感，我再努力也不见得能够改变我的命运。美国最的大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机会之国，人们相信机会有的是只要你努力。但是现在他们的贫富悬殊太大了，机会正在缩小。从1970年代到现在已经扩大了很多倍，所以，他们都对准了华尔街觉得华尔街这些金融老板玩的实在太不像话了。  

　　 还有一个方面是，全球化以后普通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全球化对中国也有利益，对美国也有利益，但是利益都到了资本家的口袋里，工薪阶层是没有得利。而且他们(工薪阶层)的谈判地位削弱了。因为他们的资本可以流到像中国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来。过去工人一罢工不干，一抗议，双方就谈判，讨价还价。现在资本家可以不理，说你活该你爱怎么着，我的资本就流到国外去了。所以欧美国家工人对外包特别痛恨，他们认为中国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政客就利用这个大炒特炒，说中国人民币高了，其实不是，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跟他们的价钱差太远了，当然资本就吸引到中国来了。当然占领华尔街的人倒没说中国如何如何，他们就是向那些老板提出要求。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精英阶层还没有参加进来，也就是说他们的危机还没到那个地步。1960年代的时候精英阶层都是参加了，那时候不是经济问题，那时候比较理想主义的，参加的主流是富家子弟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说我要理想，要社会公正，有左派思想的影响。那时候倒是真有左派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有一种基于误解的幻想，以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纯粹是草根阶层觉得生活无望，特别是失业。当然，他们有失业救济金，饿不死是肯定的，但是你有失业救济金，没有机会再就业的话，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过不下去会爆发一个什么样的动乱的地步。  

　　 记者：您认为他们目前无法产生一种更深刻的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精英者缺席?  

　　 资中筠：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目前精英还缺席。我觉得推动不了一个很深刻的变革。  

　　 80年代末是我思想的一个分界线  

　　 记者：中国也是这样吗?  

　　 资中筠：中国不是这个原因。中国跟他们的原因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如果精英参加的话，就足以可以影响政治，因为他是民主的，你可以什么主张都说出来，大家辩论，所谓精英的意见就要反映到国会去。然后比如说大学教授以及各种思想库等等，这些因素都出动的话，就可以(推动变革)，而且他们是不能压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中国不是因为精英缺席，我觉得中国的精英比他们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是他们无法参与，而且说了半天也白搭，而且还说不出来，是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现在相当多的人是在关心这个事。至少我碰到的人，大家互相谈起来都在谈这个问题。  

　　 问：您在社科院美国所期间所做的研究，跟政府的现实政策有没有一些关连?  

　　 资中筠：不太多。也不是说绝对没有，比如说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我们也曾经提过一些。但是我一直不希望一个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一个国家时，完全做智库，但是实际现在搞国际问题的人，都想对国家政策做出自己的建议。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要是真正研究一门学问，如果完全从政策角度来研究的话，注定研究不深。我觉得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可以看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应该客观的从历史文化各方面都来研究，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其实是没用的，人家根本不听你的。你学术机构自作多情要对政策献计献策，但职能部们的人嗤之以鼻，根本看都不看你上面写的东西。你自以为是思想库，但政府部门另有一套机制，不会予以注意，他们也许需要你提供一些信息资料。  

　　 记者：那他们的哪些决策源泉来自?  

　　 资中筠：他们是听上头的，不是从下到上的，是从上到下的，他们最多就是报一些情况。他们最需要的是情报。而且甚至于对情报都不能非常客观，知道上面不喜欢什么的话就不要讲的太多。  

　　 问：刚开始进入进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时候，您有像现在这么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吗?  

　　 资中筠：没有。那时候业务是对外的，就是研究外国的事情，对于中国自己的事情，总的说起来比较有信心。1980年代当时都以为新时代到来了，有一种期待，也很希望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不是帮助领导，是帮助所有的中国人了解美国，我们当时就是往这方面想。我觉得特别忧虑这个国家是从1989年。1989年是一个槛，是一个分界线，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分界线。  

　　 我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  

　　 问：您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怎么看?悲观，还是乐观?  

　　 资中筠：我总的说起来应该算是悲观的。但是这个悲观也不是绝望，在短期内还不至于出大问题。因为我觉得从古以来，中国统治力量最强的是共产党，我一直是认为，论腐败来说现在远远超过民国后期了，这个腐败漫性到全社会各个领域，过去，至少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教育是不腐败的，媒体也不腐败，现在的腐败已经进入了各个领域了。但是国民党是既软弱又腐败，现在是既强势又腐败，所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可以统治下去。  

　　 另外，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时候了，哪怕有多少不满，只能是这儿出现一点，那儿出现一点“突发事件”，不会有真正大的造反，很容易就镇压下去的。孙立平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也是有点受他的启发，他说不会有动乱，只会有溃烂。  

　　 就长期来说，我悲观的是我们的教育太槽糕了。那天(《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我说的一句话传得很广，我说清华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是指精神层面，摧毁的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受到的是趋炎附势的熏陶。实际上摧毁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连小学生都要贿赂老师以便自己选上班长。选上班长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加分，将来有利于升学，这一套东西就进入到幼儿园和小学了。这还是最近十年来急剧发展起来的教育腐败。，现在也许教科书里面的知识比较深了，数理化学得很深，甚至语文课本文言文也多了，这些都没关系，整个的道德系统破坏了。现在一方面宣传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会鉴貌辨色、不说真话的人，将来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一方面说中国诚信缺失，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工作的，至少还有原来教育的影子，还是有基本底线的，还有讲诚信的观念。等到再下一批，从现在的幼儿园这么教出来的，我不知道等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完全信奉弱肉强食。现在很多下面的学校里面，类似黑社会的那种组织很多，初中就有一个“大哥”，跟着一群人。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了。  

　　 问：这两年社会上对阶层固化的问题谈的比较多，有一些认为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也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比如孙立平和郭于华教授等人在他们的课题中就指出，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那股改革新势力，现在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社会停留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富人移民，穷人无望。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资中筠：实际上就是这样，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这个是很明显的。  

　　 1970年代末改革还要打破“两个凡是”，还要辩论真理的标准问题等等，当时还是有我称之为“启蒙”的过程，就是人们思想还比较僵化，觉得毛泽东说的话不能够违背，后来打破了这一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得以实行。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样的问题了，现在的阻力就在于，从改革初期得利的那个阶层，通过权钱交易暴发起来的这样一个集团，他们不希望再进一步改革。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现在不是讲民生吗，他最多愿意再给一点小恩小惠，让老百姓别造反，你只要能够安身就好了，但是连这个他们也做不到。比如说各个地方的拆迁，弄的鸡飞狗跳的。像陈光诚事件这种事情，就是无法无天的迫害，冤狱能不能够去掉?他做不到。所以没有起码的公正和法治，连施行小恩小惠都难，社会矛盾无法缓解。  

　　 现在有一些谋士们，就是希望替他们维持现在这样的既得利益，同时又能把社会的矛盾，通过恩威并施化解一点。比如说多给一点老百姓好处，但是我觉在这样一个结构之内，他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没房子的人，“蜗居”的人一看你住这么大的房子，而我没尺寸之地当然觉得不平。不像我们那时候“蜗居”不“蜗居”无所谓，大家都没房子。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活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不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够上去，就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现在多数人相信只是凭关系，或者是凭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而不是凭自己的努力。  

　　 在这之前，以我家保姆为例，她四十几岁了，她还是觉得自己出来打工，凭自己的正当劳动大概十几年，全家生活有所改善，现在儿子长大了考上大学了，特别满意，这样她就相信靠诚实的劳动，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到她这一代劳动者还有这个想法，但是等下一代就越来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会觉得我本事再大没有用，没有后台哪也去不了。假如社会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前进不了，在实践中诚实的劳动不起作用，凭邪门外道，凭势力反而起作用，这样，全体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也会下降。  

　　 问：现在一方面是社会阶层的固化，阶层流动不畅，社会上对体制的批判声音非常多。但另一方面，每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还是有大批的年轻人争相进体制，据报道今年又有近千万人报考。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资中筠：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好解释，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说凭着什么理想抱负去考公务员，而是因为现在最有特权的是公务员，哪怕你是一个很小的公务员，你的名义工资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只要一进入这个政府体系，你的保障确实比较多。举个例子来讲，我就知道有些单位，现在物价涨的这么利害，他们的食堂都特别便宜，都有补贴的。你不管是一个打字员也好，司机也好，你只要到了这个里面，你就至少能吃到便宜的午饭，甚至免费的。有一些单位已经是免费午餐了。还有只要不犯大错误，基本是铁饭碗。但是同时，进入这个体制，逐渐也就驯化成那个模式了，从公务员队伍中产生改革的力量比较难。  

　　 问：您对青年人的这种选择持什么态度呢?支持?还是……  

　　 资中筠：不是支持，我觉得这是国家不正常的现象，这怎么能支持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位子是最好的，他自然会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国家除了政府官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的话，绝对是不正常的。1980年代的时候正好相反，不少人都从政府里面辞职下海去了，或是从事其他的创业，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使得社会有活力的。另外，在八十年代，你一进到这个体制内，并不一定就只能服从现状，不能图变。当时还有可能在体制内改变体制。不少年轻人有这个抱负。但是现在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问：官方一直在喊改革，但是一直改不动;民间层面来说，知识精英都在关注中国转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也没办法推动，中国处于倒了这么一个僵持的状态。怎觉得怎么才能推动中国转型呢?  

　　 资中筠：是推不动，所以我悲观，我没看到有效的推动力量和途径。  

　　 记者：现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种被剥夺感，中国现在有两股力量在行动，底层农民因为征地、拆迁无法获得合理补偿，很多人选择了暴力解决;近两年，好像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利益也在被剥夺，也开始维权了。  

　　 资中筠：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还没形成就已经开始萎缩了。真正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还没有机会发展壮大，就开始两极分化暴富阶层形成，有些真富的人还真不少。中国旅游团到外国去买奢侈品都吓人。现在外国许多城市，大百货商店都聘用了中文的导购。真的就是这样。  

　　 记者：前段时间有一位左派学者说，现在左右派要达成共识实际上是很难的，他的理由是，两派代表的利益处于这个社会的两端，但是中产阶级严重缺失。您觉得有无共识?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左右也弄的混淆了。如果真诚的左派，至少对于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和民主派一致的。第一，大家都认为(政府官员)太腐败了;第二，贫富悬殊太大了，对弱势群体太不公了。如果真诚关心民间疾苦，对于这点应该有共识，但是对于应该怎么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他们想象中的毛泽东时代是很平等的，是没有腐败的，这个其实不符合事实，但是他们有一种向往，他们甚至认为从邓小平开始就是走资派，搞坏了。现在最极端的左派，真的这样想的，实际上是批邓的，也批判现在的领导，这是一派。所谓的右派，还是觉得要民主，要宪政，要改革。应该实行多党制，这个话是绝对说不透的，要结束一党专政这句话是非法的。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些人也觉得最终是应该走向民主和宪政，但是寄希望于现在的当政者能够自觉的改革，小步前进一点一点改，我本人不寄希望于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利益集团了动不了。  

　　 记者：您对中国传统的靠“暴力革命”改朝换代怎么看?  

　　 资中筠：这样也不行。因为现在连辛亥革命那个时候那样的领导力量都不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实也挺乱的，并不是一个非常统一的革命领导力量。孙中山的力量被夸大了，但是他们这些人还不是黑社会头头那样的人，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理论有一些想法。而且辛亥革命实际上流血和暴力并不多，比后来的国共内战少多了。如果现在发生暴力革命的话，原来任何能够冒头的，能够成为一种理性的政治力量的，都已经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只会是乌合之众的暴乱，我觉得坏政府比无政府好。暴乱一起来，矛头不一定针对该针对的对象，只要邻居比他阔一点，他就可能去抢他的。真正的权贵富豪可能早已跑到国外去了，他们现在就有这个准备。  

　　 问：现在来看我们国家也独立了，也繁荣富强了，您觉得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  

　　 资中筠：我觉得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每一个人能够在有尊严、有基本自由、有人权保障、有起码的公平的这样一种社会里面生活，不会莫名其妙地因为说了一些牢骚话就被抓起来了。我觉得现在很可怕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不少人，在底层的老百姓，甚至不太底层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随时都会遇到莫名其妙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哪怕是得罪了一个村干部，你也会被痛打一顿，你还不知道谁在打你。现在好多这一类的情况，没有法治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是最起码的。  

　　 还有一个就是腐败太利害。腐败太历害了就无公平可言，还会腐蚀人的心灵，就使得人觉得诚实的劳动是无望的，这个也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要是年轻人都觉得凭诚实的劳动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他只有去走邪门外道。现在连已经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没安全感。  

　　 记者：您提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肤浅的，您也说到八九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信那一套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民族主义情绪还是非常容易煽动的。  

　　 资中筠：对，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群体，就好像足球赛各国都是特别的疯狂，我觉得跟那个差不多。另外我们有些媒体，，还有一些电视上的军事节目简直说的快要打仗似的，很容易煽动这种情绪。特别是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男孩子对军事特别感兴趣。但是这种情绪不等于真的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这是两码事。  

　　 问：民族主义跟校园教育有没有关系呢?  

　　 资中筠：我觉得是这样，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不大，但是问题在于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还有拿这个问题来对抗“普世价值”，这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是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除了这个之外，你动员不起来大家为国家凝聚。可是我觉得这是虚假的，真的一旦国有危难，要他去牺牲，这种人大概不会去。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抗日战争的时候，大学生投笔从戎说走就走了，真的是到前线去，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我不相信这种大呼小叫，砸家乐福，抵制日货、动不动骂别人“汉奸”这些人，在真的有事的时候，能牺牲自己为国家，我不大相信。  

　　 问;您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提到“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您指的这些文化骨干有什么特质呢?跟以前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有和不同?  

　　 资中筠：我为什么觉得现在还是有不少这样的骨干，就是因为我接触到一些很有想法的中青年，还有看到这些杂志，还有网上的(文章)。虽然没见面，但是知道名字的，写了不少很好的东西。这次辛亥革命纪念，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的研究成果，我发现史学界还是相当的活跃，并且这些东西也给我增加了很多知识，有很多启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不能够说我们现在知识界无人，不管是从知识水平和思想的深度，我觉得其实也都相当的不错了。  

　　 要说跟那时候比怎么样，我就很难比，因为我说好多问题他们都已经谈过了，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比那时候眼界应该更加宽阔，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我相信他们吸收到的全球的思想，比鲁迅他们要吸收得多，要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也还是有比较优势。  

　　 记者：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充分的展现出来。  

　　 资中筠：有了网络以后，其实也零散地表达的不少了，就是不能够凝聚起来。现在不能结社，我们大家不能联合起来办一个杂志，专门表达我们某一种思想，这是不允许的，因此不能发生一个带有凝聚力的影响。而且真这样做的话，就要招祸，无法存续。  

　　 问：整个社会面临着阶层的固化，官民矛盾激化，而目前又缺少公民教育，一旦发生冲突很可能会转变成群体事件。您觉得这种社会结构最大的危险在哪里?  

　　 资中筠：比如说现在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我看到一个报导说纽约市长比较苦恼的是，抗议者现在没有领袖，没有代表，不知道应该跟谁去谈判，美国市长希望有一个民众领导可以谈判。我们国家正好相反，假如是一个突发事件，大家无序地闹一通之后，当政者还可以容忍，还可以说请你们回去给你发点钱，或怎么样。但假如比较有组织地选一个代表，比大家水平高一点，去谈判，这个人十之八九就会被抓起来，不允许有这个领导。官方宁愿与乌合之众打交道，却不愿面对有秩序的民间组织。暂时看起来他镇压有力，但是在长期来看是非常危险的。大乱起来的时候，你连头都找不到。我看到有关占领华尔街这则消息，就特别感觉到我们国家正好相反，这就是有没有民主传统的不同。  

　　 记者：最近两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公民抗争，其中一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今年大连抗议PX项目的事件，前几年厦门也搞过一次，还有广州番禹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  

　　 资中筠：假如要是这样一点一点做下来，还是有点希望的，只要不用狠手来镇压。  

　　 寄语青年人：守住底线  

　　 记者：您前面提到对现在的形势很悲观，您在书中也说道，“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那么，您觉得青年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该怎么做?  

　　 资中筠：首先，我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一个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优越的，至少受到的压力会少一点，我也不需要去为了改善生活而奋斗。所以我不能够站着说话不腰疼，对现在正在为生活而挣扎的中青年要求太多，但是我就觉得起码你们应该做到守住这个底线。  

　　 假如为了守住底线而需要牺牲掉一些现在的利益的话，也应该有所准备。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经常发表一些并不很激烈，只是倡导公民社会、主张宪政民主的话，学问做得很好，写了一些很优秀的论文。然后他就因此在本单位评不上高级职称了，后来就基本上呆不住了，虽然不是开除，等于是劝退了。当然这么样一个情况(出现后)，情绪很不好。有朋友就跟他说，你要是做这个事情，就要有这个准备，你既然不追随主流，就不要想得到欣赏，或者是要给你公正的待遇。你已经决心要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那你就应该做这个准备。我想就是这样。  

　　 另外现在比较好的是，一般说来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个地方不要你，你总还是有别的地方可去，有同情他的人，说你到我这来吧。没有到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你要是被一个单位不用了的话，你的档案终身随着你，你永远没有地方去了，真有的人就此就没饭吃了。真有这种情况，后来去做苦力，我知道有一些运动里面被搞下来的人，他没有一个地方打工了，你的档案是终身随着你的。现在这个情况要好多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跟过去比，这个社会有相对宽松的余地。  

　　 所以我觉得你要守住底线的话，也不是说绝对没有活路的。但是要有一点这种精神准备，就是要牺牲某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攀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意志薄弱，跟攀比特别有关系。有钱的大学生一过生日花好多钱请大家吃饭，经济情况差的就觉得要过生日不请的话也很丢脸，什么地方算是有面子，什么地方算没面子，这个我觉得是很腐蚀青年的一个东西。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假如能够抵制这类虚荣，就比较容易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再对社会有所关怀。现在其实有不少年轻人在做志愿者，虽然做志愿者在中国也是要碰到很多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挫折 ，对一个中国有志青年来讲，要比别的国家的青年要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坚韧，要更加坚强一些才行。在别的国家年轻人做点好事，要容易的多。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  

　　关于我的简历的一点说明 

    不知从何时起, 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的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作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的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到了那个特殊年代，“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 ”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附：简历（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七十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巴尔扎克（法）《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薇拉·凯瑟（美）《啊，拓荒者》，阿兰·德波顿（英）《哲学的慰藉》等。 

　　回归常识——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曾任《美国研究》主编，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近年来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历史的研究。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论文集主编并序）、《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主编并撰写第一卷《二十世的纪美国》）等。译著有：《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巴尔扎克著，法）；《啊，拓荒者！》（薇拉·凯瑟著，美，此书再版多次，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丛书》）、《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英）等。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学术报告，而是就一些常识性的，经常被误解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社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听到或读到一些解释，有好多我认为是误读历史。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就是为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辩护。  

　　现阶段中国还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吗？  

　　第一，初级阶段的问题。凡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教育问题，我们就说我们是初级阶段，现在还不能普及；遇到诸如矿难频发、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以及弱势群体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和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状况等等，我常听到以“初级阶段”来解释，甚至有人说是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都是残酷的，一部分人是要被牺牲掉的。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理清几个方面的思路，什么是原始积累？什么是初级阶段？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是自称是社会主义吗？原始积累是指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我自己我体会到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小生产到大生产、从农业到工业，这样的一个过程。资本是需要积累的，资本不集中起来办不了大事，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过程是自发形成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很残酷的，剥夺农民，但是其原因是因为发明了纺织机，有了大量对羊毛的需求，羊毛从哪儿来呢？原来是从外国进口，但是不够，而且很贵，那么就需要自己发展牧场，其结果就是把农田改成了牧场，在这个过程里大大地发展了英国的毛纺织业。这个过程里，当然有失地的农民，这确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许牺牲掉了一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变成了工人，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阶级。我只是举这么一个普通的例子，说明所谓的原始积累，第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的需要，从小生产到大生产；  

　　第二，这个过程是完全自发的，不是说政府下一个命令，说我要积累了，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政策，所有的农田收归国有，然后改成牧场。它都是在私有的情况下发生的原始积累。  

　　第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里，几乎和政治改革、思想创新、宗教改革是同步的，一边是资本的积累，一边是政治制度开始改革，宪政、民主制度逐步形成，一边还要普及义务教育。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并不是等到一切都积累好了，都变成大的垄断资本，才开始有义务教育，或者开始有制度的创新，不是这样的。原始积累的过程里、资本积累的过程里，同时政治制度各方面都在同时、同步的进行。  

　　因此，说我们国家还是在原始积累下我觉得有一点讲不通，一个是究竟是社会主义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因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向平等方面倾斜，为了是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在以“原始积累”来解释我们现在有许多非常不平等、非常不合理的现象，我觉得这在理论上、从逻辑上就说不通。第二，我们已经有了国家垄断资本了，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资本了，连嫦娥都上天了，还原始积累吗？中石油、中石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垄断集团，而且都能够跟跨国公司一争上下，并且跑到美国购买证券了，怎么还要原始积累呢？我觉得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就不对头。  

　　我们现在实际上有很多企业是跨国资本，外国资本早就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然后把它的资本投入到我们国家，（姑且不论利弊如何，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企业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资本，早就脱离了原始积累的过程。  

　　还有，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很残酷的剥夺，或者是剥夺农民的地，或者是拆迁等等，并不一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假设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块油田，这块油田需要开发，把周围的人迁走，这可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在有很多拆迁，或者是占领土地农田，建什么东西呢？建高级别墅、超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甚至在南方不结冰的地方搞人造冰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吗？是不是自发的？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走到这一步了，生产力就需要了？  

　　我们国家从1949年之后，假如说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的话，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我们回头看一下，确实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多少年统购统销、农民交税等等，为建立大工业积累资金，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没有得到回馈，没有享受任何福利、劳保、医保等等。我们确实建立了很大的工厂，而且在那个时候原子弹上天了，如果说“原始积累”，那可以算。大家都知道梁漱溟顶撞毛主席，被毛主席大骂之事，原因就是他为农民说话，提出剪刀差的问题。另外城镇职工的常年低工资，也是为这个积累做出了贡献。假如说建立了一些大工业，我们办成了一些大事，这些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我认为，在早期这个积累过程应该是完成了的。  

　　后来回过头来，原来计划经济的路行不通，因此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很不完备的，因为权力并没有退出市场。我说权力退出市场，跟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完全两回事，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用政策来调控，比如说现在发达国家都是用税收制度来调控，或者以某种政策鼓励或遏制某种产业，这种都是另外一回事。我说权力不退出市场，是直接的权钱交易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法治也不完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归之于我们还是原始积累阶段，说教育不普及也是因为原始积累阶段，就说不通了。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已经够有钱了，只要拿出一小部分来，义务教育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这笔帐谁都会计算。但是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很多遍之后，就似乎成立了，可以把本来应该大力改造的事情，说成是合理的事情，可以等着慢慢来，一句“初级阶段”就解释过去了。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而且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还要重新回头去经历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在三四百年前经历过的，对自己的老百姓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这种说法还不见诸官方文件，但是也不是无的放矢，确实是在相当的一些精英人士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我们官方已经把民生问题提到比较重要的地位，这当然是好事。  

　　腐败会必然产生又自然消失吗？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讲反腐败的问题。腐败是全民所诟病的，从上到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力反对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腐败每个国家都有。有一种研究，说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GDP到多少美元的时候，腐败最厉害，就是说原来不太发展的时候就不太腐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特别腐败，然后再接着发展下去，慢慢腐败就下降了。这是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一百年前的GDP，每人一千美元和现在每人一千美元价值完全不相等，购买力完全不一样，起码要乘15到20倍以上。另外说腐败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消失，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不进行大力的斗争，腐败不会消失，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腐败就会滋生，不会自然跑掉的。我觉得这就是对外国历史的误读，这些发达的国家，在发达的过程里都有腐败的现象出现，但是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败的斗争，而且是锲而不舍的斗争，才能遏制腐败。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对美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是在它制度特色下的钱权交易。美国的特点是国会议员特别容易腐败，因为他掌握立法权。当然还有比如说政治献金，也是很严重的。还有州政府的腐败，因为它掌握地，私商要建设铁路，政府可以批给它地，有一部分地是州有的，垄断大资本需要地的时候，批地的问题是一个腐败很重要的来源。  

　　美国这些腐败的现象，如何得到遏制和治理的呢？有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进步主义”运动，反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靠什么东西呢？说起来，第一个就是群众运动，美国的劳工运动不如欧洲的劳工运动那么发达，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罢工是非常厉害的，这是底层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舆论的监督，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是媒体人，一定都听说过“耙粪运动”，专门揭丑。一本著名的书是一个女记者写的，深入调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把它怎么小鱼吃大鱼，怎么样用不正当的手段巧取豪夺揭露无遗。当时这成为一种风气，所有的杂志、报刊都是以揭丑为主要的内容。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的考虑，因为可以使杂志、报纸的销路非常广。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威力非常大的，被揭露对象，无论是官还是商，都坐不住了。问题在于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宪法保证的四大自由，无论哪一届政府、哪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封报纸，不能对媒体施加压力说你不能报道这个或者不能报道那个。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报纸，还不仅仅是美国报纸，西方报纸就是报忧不报喜，哪一个官克尽职守做了好的事，那是应该的，纳税人养着你，如果不尽责就撤了吧，所以没有报纸说某某部长好的不得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出现丑闻就进行揭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威力比较大。同时被揭露者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各级议员是选出来的，如果太臭了就选不上了。 然后改革派的人物得到群众的拥护，选入各级的议会组织，慢慢使议会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提起民主很容易就想起选举，但是光靠选举，选民没有知情权，是盲目的，民主是不完整的，是表面的。民主制度是整个配套的机制。  

　　所以，决不是说经济越发展，就自然而然不腐败了，那些既得利益就都收心都做好人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好人与坏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使得腐败的成本特别特别高，而不腐败的好处特别大。另外还要有非常刚性的法律，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能够逃过这个法律，而且这个法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腐败还是不断的。这么大力的斗争，锲而不舍的斗争，丑闻还是要出。如果都捂起来，那就更加要发酵腐烂了。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必然总会产生腐败的，只有靠全社会锲而不舍大力的反对。所以我认为腐败无害论，或者自然而然等到经济发展就会消灭腐败，这是不可能的。  

　　别的国家丑闻不断，不等于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国家的廉洁度是非常高的。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有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公式：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丑事X时间系数，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助于解决和杜绝，社会就越有希望。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称之为社会净化剂。如果有很多丑事，却没有丑闻，不闻于世，这就很成问题了，有病不治，慢慢就会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烂掉了。  

　　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古今中外的政府设置中都有监督机制。例如中国皇朝时期都有御史、监察史以及皇帝派钦差大臣下去检查地方官。但是腐败的孳生本身离不开权力，历史证明只靠内部监督效果不大，必须有外部监督，乃至全民的监督才有效果。  

　　另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是不是腐败之源呢？有的人认为，当初我们没有搞改革开放之前，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腐败。一般的老百姓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当时刘青山、张子善一贪污多少钱，毛主席就把他们枪毙了。现在有腐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闹的，有了贫富悬殊、钱权交易。还有人认为，私有制是腐败之源，国有企业的改制是造成腐败的原因。  

　　确实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比较多，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问题比较多，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因为权力， 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腐败的原因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市场经济不健康、不完备、法治不完备的问题。是不是都国有化了就解决了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掌管这些企业呢？是完全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吗？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很多国有大企业在国外投资，大部分是赔钱的。当然我对此没有调查，但是不管是赔了还是赚了，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怎么是全民所有呢？都不向我们报告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些私营经济是腐败之源吗？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逻辑的混乱，说来说去，追根溯源，腐败都跟权力有关系。比如说土地，很少国家跟我们一样土地是完全国有，但是既然是完全国有，国家完全有权力可以进行支配，使得它最有利于广大人民，但是为什么一大片宝贵的地就开发只能极少数人享用的高级娱乐场地？怎么就不建低价房广庇天下寒士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政府也变成了市场，而政府是最应该超市场、超利益集团的。正常情况下员工的待遇不应取决于这个部门有多少收入。而我们现在政府部门行业之间的待遇差别非常之大，有一些部门是“肥缺”，有一些部门是“清水衙门”，政府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完全扭曲了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  

　　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落后的标准是什么  

　　一百年来，中国人老是觉得自己落后要奋起直追，我们想到的落后，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生产的发展，最开始的时候是船坚炮利，然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围绕着GDP转，发现我们的GDP是很了不起的，现在有一个说法，GDP的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三，比德国还要大。应该说经济的发展，我们这些年经济的突飞猛进，还是一个业绩，你不能够否认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跟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释放出这么多能量，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还要有全面的社会进步，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举一个美国和欧洲的例子吧。那个时候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也就是明年要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从1900年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在世博会上开始有一个展览厅，不是讲新发明、新机器，或者是新产品，而是讲新的有关劳工福利的制度，这样的一个展览。当时走在前面的是英国、法国和德国，比如说英国就展出了工人免费浴室、改造贫民窟的方案，德国当时是俾斯麦掌权时期，是所谓的国家福利主义，展出它的关于初步形成的劳工保险制度，美国在这个方面比较落后，因为它发展阶段比欧洲稍微靠后了一点，大西洋两岸关于福利问题的交流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去开会时受到了指责，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矿难和其他的工伤事故最厉害的时候，而缺乏保障劳工权利的法律，因而受到了当时与会欧洲代表的指责。老罗斯福回去之后，就说我感觉到很羞愧，因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人道主义的游行队伍里排在了队尾。这给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从此开始大力推动劳工赔偿法的通过，以后还有食品卫生管理法等等。另外，就是当时社会科学开始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开始论证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因为自由竞争是美国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原则。这些改革理论家论证垄断资本是妨碍自由竞争的，妨碍了机会平等，所以政府出台反垄断的法律是合适的。全社会的舆论，包括媒体、理论家、开明政治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才逐渐确定一系列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比如说关于禁止童工法、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安全保障条件等等。 这样，我们才看到了现在一个比较人道的劳工环境、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国家。  

　　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落后，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当时的美国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很多指标都已经领先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它是落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叫做“进步主义”运动呢，这个进步就是指的整个改革向平等方向倾斜的一种改革，叫做进步。什么叫进步、什么叫做落后，除了生产力的标准之外，还要有一个社会标准。这个标准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举一个例子，1845年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说到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确实是非常非常悲惨，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从英国开始，因为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和两极分化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在1892年，就是过了近半个世纪， 德文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时，恩格斯写了一个序言，说从第一版发表以来，英国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已经不是当时的那种很残酷的情况了。工人生活，伦敦的贫民窟改造，公交车票价等等，这些市政改革都是一步步来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到了矛盾两极分化尖锐到一定的程度，一定要关注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不关注这些方面的问题，就象马克思说的，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会起来革命，结果没有革命，因为情况改善了。这是我的解释，我不知道有没有权威的解释，为什么英国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我觉得这是有很大关系的。  

　　国家的兴起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这个问题我过去写过一篇“说不尽的大国兴衰”，发表在《南风窗》，《炎黄春秋》也曾转载，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读，现在简单讲一下。  

　　一个国家的兴起，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是一步步来的，而且是一个文明的发展的过程，而不光是物质上的生产力。英国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整个的民主制度是最成熟的，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大宪章，一步步的走过来，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开始强盛，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时号称“日不落帝国”，其实“日不落帝国”只有不到一百年。到二战之后，殖民地都独立了，又回到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又变成二等国家，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人民的生活、完备的民主制度、人民所享受的权利还是很好的，为什么一定要非得占领这么多殖民地才行？而且假如说过去的殖民地供给它原料，或者说是它的市场，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全可以靠平等的贸易来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是大还是小，我觉得关系都不是太大，而且现在过得最好的一些国家，就是北欧的那些小国家。你不要说这些国家不先进，不要眼睛只看着美国，今天发明一个什么，明天又有一个什么创新，其实像瑞典这些国家的创新还是很多的，它也不跟别国一定要争什么，比如说空客和波音就在争飞机的市场，它不来，但是瑞典在某些医疗器材方面，还有比如说丹麦在耳朵助听器方面，已经垄断了世界市场。瑞典的特种钢是供给瑞士做手表的，也不用发展很大很大的钢铁产业。它们的心态也很平和，不参与军备竞赛，而致力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创新，例如最近瑞典提出要设法成为第一个不用油为燃料的国家，也就是创造新的能源，果真成功了，将是对人类很大的贡献。这些国家的廉洁程度都是名列前茅的。最近联合国出的人类发展报告，前十名都是这些小国家，第一名是冰岛。人类发展有很多的指标，例如环境、教育的普及程度，基尼系数小，也就是贫富悬殊小，等等，都是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幸福的程度。  

　　我们总是想到国家怎么辉煌，想到的是开疆括土，皇朝盛世，汉武帝、康乾盛世等等。就是过去的王朝多么气派。但是今天既然说以人为本，就从以人为本来看历史。历史不可避免要经过这个阶段，而且不可否认，在皇权专制时期中国也曾经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皇权专制时间太长了，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英国开始有《大宪章》是十三世纪，我们这时是南宋，从这之后的发展轨迹就不一样了，就已经分开了。我们现在常常说明朝就很先进了，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GDP就已经相当于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觉得明朝是皇权专制到了最黑暗、最腐败、最难以为继的时期，有人说崇祯皇帝是比较英明、比较有为的，假如他可以再多活几年，也许可以使明朝再延续下来，但即使延续下来也绝对走不到现代化。当然中国历代都有非常优秀的人，在这样的高压下，总还是不绝如缕，出现很多优秀的人才，做出一些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没有一个是能够系统地造成生产力的发展和成体系的思想创新。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就被扼杀了。而欧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发展到哪一步，思想就到哪一步，交替促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所以马克思所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是根据欧洲的经验，思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再促进思想的发展，欧洲是非常典型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一直是循环的，皇权专制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实在受不了，就揭竿而起，然后那一个比较强的人做了皇帝，他又开始皇权专制。如果不大力打破循环，是不可能前进的。所以才有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中无数先贤、先烈的奋斗。  

　　把“五四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是荒谬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五四运动”和“文革”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五四”批孔过分，“文革”的批林批孔和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使中国人不知所从，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我一直是“五四精神”的坚决捍卫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那是为了巴黎和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它的做法，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后来的鲁迅等，都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努力。他们的反传统跟“文革”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不同的特点。  

　　第一，方向问题。“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它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所以他们特别感觉到需要打破。那么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的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所以当时是这么的一种状况下，方向是向民主和科学的。  

　　第二，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哪一个人不是饱读经书的？你看鲁迅的旧诗写得多好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深的旧文化的底蕴，然后才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现在高唱“弘扬国学”的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根本都没有念过多少古书，连繁体字都不太认识，就来讲我们应该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五四”这批人绝对是从旧文化走出来，才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比如，我的父母辈和师长辈就是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间接受益于“五四”，虽然我自己够不上这个年纪，但是我母亲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我母亲因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才有资格上学，作为知识妇女，她是1900年生的，那一代的妇女有机会上新学堂，我也受惠，因此她有了新思想，有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会说我是女孩子就在家里呆着算了。我国现在的教育文化，包括许多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候，是从晚清废科举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创立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教育课本，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里面文言文是非常多的。初中一比如说是念先秦的文章，初中二就要选一些秦汉的文章，初中三就要选唐宋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念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传统文化的修养，远比后来要多，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或者说打倒孔家店就断裂了传统文化。  

　　还有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我的老师辈，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主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原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是非常优越，日本侵略，大批迁校到内地去，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经过了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而起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所有的教学、科研以及人的骨气都表现出来了。  

　　今年是西南联大70周年，有许多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恰恰是证明了“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说“五四运动”的产物，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新的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所以从效果来说，你也不能够说“五四”是使得文化断裂了。  

　　但是“文革”呢，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又是批周恩来，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跟着瞎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需要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与“五四”风马牛不相及。  

　　其二，其方向是走向专制。一头是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另一头是群氓的无政府主义。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  

　　其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的文化的断裂，就是有一代人根本就没有文化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受到教育了，而且对于历史完全无知了，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 受害者这一代人和“五四”受益者那一代人相比，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认为“‘五四’搞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把“五四”和“文革”批孔相提并论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普遍。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强烈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和科学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谓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用需要什么样的框架，就必须要说什么样的话。民主就更加不用说了。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民主和科学，就像祥林嫂一样，使那位作者很厌烦。我今天还要做一次祥林嫂，我觉得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当然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还不够，但是这两样东西还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先贤们提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完成，同胞们仍须努力。  

　　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深的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最近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把自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的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他们所想象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不知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不可战胜的。这种的精神才是他们认为的荣誉贵族的精神。我想我国的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可以说非常地道的英文，或者是骑马、打球等等，但是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这只是顺便想到的例子，回到“五四精神”，我认为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  

　　“活着争位子，死后骨灰争格子”？  

　　在房价问题进入“国策”层面，困扰朝野之时，忽见墓地价格超出房价，令人惊愕，也是“盛世”新事之一。  

　　何以至此？从经济层面讲，很好理解，既然有富豪一掷千金建豪宅、购豪宅，那么他们也可以一掷千金为死去的家人建豪华墓地。而墓地的供应少于房地，自然就价格飞扬，这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但对墓地的需求却是社会风气倒退的结果。  

　　我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特别是汉民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密度极大。汉民族重土葬，如不加节制，势必死人挤压活人的生存空间。而且棺木占据有用的木材也是一大浪费。为此，近代以来提倡火葬，移风易俗。1949年以后，火葬定为国策，由政府大力推行，官员领导带头，已逐步为广大百姓接受。这是一大德政。殡葬场设存放骨灰盒之地，大大节约了空间。  

　　不知从何时起，土葬之风又悄悄恢复。明明已经烧成灰，却还要占一块地埋葬骨灰盒，并建墓树碑。渐渐地，墓地日益扩张，不亚于棺木占地面积，失去了火葬的意义。我国土地都是国有的，随着“卖地财政”的政策，卖墓地也成为一项政府部门增收之道，同时也加入毁山林、毁良田的工程行列。更重要的是原来建立新风尚的成就前功尽弃，一些恶俗陋习迅速蔓延，而且“与时俱进”。老百姓在坟前象征性地烧些纸钱的旧俗，如今发展到从房子到一切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而模型越做越精致。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篇小说《大喜丧》，以调侃的笔调描述一家农民出殡的情况，在焚烧的祭品中有当时时兴的自行车、电视机等的模型。这是对残存的陈规陋习的一种讽刺，读后令人捧腹。不意20年后变本加厉，不但烧的祭品日益奢侈、“现代化”，而且也与世风日下、生活腐化联系起来，据说还有烧“小姐”、模特的，以便死者（当然是男性）到阴间享受！  

　　这种殡葬早已超越老百姓的旧习俗，成为新贵、暴发户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与其它领域一样，官员可以动用“公家”的资源。所以某些地方官以长长的公车车队为父母办理隆重的送葬仪式，或村官家里办丧事要学校放假全体师生送殡，乃至收受各种“自愿”奉上的“奠仪”的丑闻屡见不鲜。上行下效，流风所及，殡葬仪式越来越奢华，坟墓占地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当初提倡火葬的初衷了。这怪不得平头百姓积习难改，而是官方带头所致。最近引起热议的事件是华国锋故乡花费几千万公款、划出大片土地为其造墓。当地官员理直气壮地称“规模小了对不起他老人家”云云。这可能是这些官员的真心话，也就是在他们的观念中，坟墓越大越表现对死者的尊重。迄今见到的有关华国锋生前的口碑，都以克己、简朴为特点。果真如此，他会同意为他造墓而靡费如此巨大的民脂民膏、占据如此珍贵的土地吗？  

　　按照我国官本位的制度，八宝山的骨灰室已经分了等级，过去高官的骨灰盒已按级别各就其位。记得上世纪70年代，“九一三”事件后，曾有短暂的批“极左”的空隙，一部分老干部落实政策，其中受迫害而已去世的，重新开追悼会。此时发生了家属为死者争“级别待遇”、争骨灰室的规格之事。我在某一场合亲耳听到邓（颖超）大姐提及这种现象，说（周）总理批评：活着争位子，死后骨灰还要争格子，还算共产党人吗？（不过现在想来，继古埃及保存木乃伊之后，以现代高科技保存领袖尸体以供万民瞻仰，恐怕也是国际共运的“创举”。我想周本人决心不留骨灰，洒向大海，也有深意在焉。）  

　　为华国锋造墓一事有理由令人担忧。如果今后高官们要求“魂归故里”成风，而一旦成为贵人，故里可能就不止一处，自己的以及祖宗三代的出生地都可以成为故里。可以想见，将出现各地方官争骨灰、争相攀比墓地规模的现象，倘若家属再参与其中，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那就怪不得无官而有钱的人家争相营造豪华坟墓了。于是平民百姓生者居无屋，而权贵巨贾死后广厦千里。殆矣哉！  

　　莫非还要套上“经济适用墓”的枷锁？  

　　如今清明节被正式列入国家规定的假日，其用意是弘扬传统孝道，取慎终追远之意。具体落实到行动，就是鼓励清明节扫墓。这前提是家家有墓可扫。那么今后老人去世，子女似乎非买墓地土葬不可，否则以后无处扫墓，会被认为不孝，自己也于心难安。这是否无形中又提倡恢复土葬了呢？如果“墓小了对不起他老人家”成为共识，“房奴”之外又要增加“坟奴”，那些连“房奴”都做不成的蜗居客将多背一层沉重的精神负担。毕竟，现实绝不像电视剧那样，每死一个人，下一个镜头立刻就能变出一座墓碑镌刻完整的新坟。于是，生前的贫富悬殊带到死后，实际还是留给生者。“经济适用房”落实维艰，莫非还要套上“经济适用墓”的枷锁。提倡清明扫墓者不知是否考虑这些涉及千百万子孙后代的“细节”问题？  

　　一方面，千年文物古迹、百年名人故居在“建设”的名义下惨遭无情拆毁；另一方面，以“弘扬孝道”为名大面积占地造墓，殡葬奢靡成风。若云“传统文化”，“厚养薄葬”的古训不也是“传统”？“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不也是圣人之教？  

　　事实上，关于殡葬问题，公益性、过渡性公墓等政策，我国政府早有条例规定，不少村里也有公益性的骨灰堂，而且原则上早已有政策鼓励多种葬法。但是与其它方面的法律法规一样，这些在实际行动中又是另一回事，而带头破坏者往往是执政者自己。例如用墓地营利就是政府行为。带头厚葬也主要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本来，移风易俗是一件长期、艰难的事，即使上面大力积极提倡，尚非一日之功，何况反过来，以负面榜样“以身作则”！  

　　与殡葬相对应的是婚礼。日见奢华靡费，令人咋舌。达官贵人中西合璧、花样翻新，尽情挥霍；平头百姓为了“面子”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此风日长，将伊于胡底？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摘要：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建国后百年的文化革新如何被“改造”成颂圣文化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 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 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 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 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 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 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 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 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 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 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 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 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 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 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 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 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 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 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 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 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 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 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 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 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 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 “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 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 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 “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 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 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 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 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 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 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 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 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 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 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 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 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 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 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 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 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 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 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 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 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 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 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 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 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 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 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 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 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 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 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 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 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 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 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 “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 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 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 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 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 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 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 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 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 “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 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 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 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 “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 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 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 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 “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 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 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江平 胡德平 资中筠等：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 

　　2013年2月27日上午，“《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大方饭店举行。本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13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致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代表研究会讲话，他说，在杜老和社委会的领导下，在各位同仁的共同促进下，这份杂志越办越好。尽管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但17万的发行量，绝大部分都是自费订阅，这说明这份期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李锐、江平、资中筠、高尚全、胡德平、李洪林、高锴、钱理群、陆德、胡德华、浦志强、周志兴、钟沛璋、刘苏里、高放、马晓力、周晓平（代表周有光）、蒋彦永等陆续发言。杜光和魏久明带来了书面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杜导正：  

　　欢迎大家出席本刊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我代表杂志社全体人员讲几句话。  

　　第一，现在改革的呼声非常高，改革的共识在哪里？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依我看，改革的共识早就放在那里了，那就是八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行为的底线。推进改革，就是要落实宪法赋予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本刊“新年献辞”已经详细进行了论述。新的一年，本刊将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不遗余力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本刊是以刊登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对于建国后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一直恪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对前三十年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了“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对这个决议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议已经对那三十年的历史作出了较为客观的总结。我们在讨论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时，不要忘了这个决议；我们今后刊发文章和讨论问题，仍然会守住这个底线。  

　　第三、2012年，有关部门曾要求我们进行改制。本刊从创刊开始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国家没有给一文钱，没有给一个编制，一直是按照企业的经营方式运转。我的老朋友朱厚泽同意我的话，说炎黄春秋是个“四不像”体制，这是与那些拿着国家的钱和编制比较得出来说法。其实，这个“四不像”体制，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体制，也就是有关部门所说的“转企”；换句话说，有关部门要求我们的改制路子，我们二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实在是没有改制的必要。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去年那次改制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有关部门也没有再找我们。目前，杂志运转良好，发行量日日增多。从杂志领导体制来说，社委会是最高领导机构，第一线有吴思、杨继绳、徐庆全“三驾马车”具体工作，是稳定的体制结构。第四，我一再说，我们能走到今天，而且还愈来愈多的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我们的编委会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几千位作者、几十万读者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到今天的。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与我们共同坚守。谢谢大家。  

　　李锐：  

　　刚才杜老讲话，要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我非常赞同。当年，鲁迅写过《呐喊》，对当时的社会体制发出改变的声音。炎黄春秋就要举宪法的旗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呐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推进政治体改革而说话，我在88岁时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用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大开张，需要的是大家不断呼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炎黄春秋有17万多份的发行量，应该是几百万读者，有他们的支持，有我们在座的人的努力，炎黄春秋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应该会有更大的作用，影响更多的人。现在，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问题：环境问题。这不是个政治问题，确实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现在环境的恶劣，雾霾、污染等都很严重。过去，我们这个党是农民党，文化水平较差，科学素质也比较差。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我们要建设工厂，从天安门望去，到处都是烟囱。现在，我们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但是，对于环境重视的程度还不够，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江平：  

　　《炎黄春秋》新年献辞讲宪法，实际上涉及宪政的问题。宪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党的文件里面，党的政治报告里面，没有提到宪政，只提宪法。  

　　我们应该大声呼吁，我们国家应该更多地按照宪政的理念治国。我们提到宪政，或者宪政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或者说我们强调的是趋同，我们强调的是宪法里面的普适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宪政社会主义，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特色的内容往往是以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来确定的，这很可能使法治走向人治。我们在当今世界应该更多强调共同点。因此我很赞成高举宪政的旗帜，宪法的旗帜，来展开讨论和研究。  

　　资中筠：  

　　我想讲一下最近的想法，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最重视历史，甚至说灭其国先灭其史。史怎么能灭呢？无非是说，怎么解释历史有利于自己的政权。中国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就是站在王朝的立场来总结历史。  

　　怎么总结苏共被替代的历史？一个出发点是，不管苏共怎样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元气，伤了多少人，都不管，就关心他怎么被替代了。假设从这个角度出发吸取经验教训，注意民生也好，反对腐败也好，目的还是维持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是以怎样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为标准的，不是说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维持某个王朝继续下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苏联经验，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苏共党员和军队的觉悟挺高的，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如果从忠于王朝这个角度来说，就会责备苏共为什么没有忠贞之士。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结历史的角度。人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高尚全：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三句话说得很好，关键是怎么落实。  

　　首先关于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现在还不平等。现在60%以上的在国企，其他的中小企业占得很少。我们看看土地，国有企业占到了多少？这方面生产资料就没有平等使用。其次，从市场经济来说，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困难很大，行业垄断依然存在。以银行为例，前年的银行利润有多少呢？10400亿人民币，比2010年增长36.3%。这个增长怎么来呢？一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二在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我支持十八大提出来的反垄断。第三，关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说农民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会发生群体的事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宪法上第12条讲了，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怎么界定他的财产是不是合法？所以，说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也需要落实。我建议中央要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贯彻落实这三句话，落实十八大精神。  

　　胡德平：  

　　中央去年纪念八二宪法实行三十周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社会上反响非常大。前几天，政治局学习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又讲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这是中央的声音。在社会上，《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都在新年献辞里谈了宪法，上下是一致的，上下都有这个共识。  

　　宪法怎么普及，怎么实施，怎么执行呢？我觉得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1956年八大，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观点现在还在说，这么说也可以，但是还要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正视公民维权和权力腐败的矛盾，正视民生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落实宪法，就要和解决这些矛盾结合起来，和改革结合起来，还要和整党结合起来。整党，首先就是学宪法，以宪法来对照，我们这个执政党，是不是依法治国，是不是保护公民的权益。  

　　李洪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被俘后写了《正气歌》，如何让正气充满人间，他举例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对历史要秉笔直书，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史德。《炎黄春秋》做到了这一点，能够把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是《炎黄春秋》的正气。《炎黄春秋》要坚持这一点，能够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高锴：  

　　习近平同志一上台，对套话和空话进行批评，而后又讲了几次宪法问题，大快人心。批评就是要讲不同的意见，要有不同的声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容不同的意见。要对不同意见进行法律保护。有人说讲话不能出格，不能有不同意见的言论，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的言论，人的言论自由哪去了？宪法明确规定言论自由嘛。我们能不能给党的方针政策提提意见？我认为可以提的。包括宪法，我认为都是可以提意见的。宪法以前讲计划经济，现在不是都改了吗？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就不能进步。  

　　钱理群：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改革的好事。  

　　中国改革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但是立足点应该放在自下而上的改革当中。很简单，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必须触动权力，而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不会自动放弃。有真正为人民国家所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推动改革，也会成为体制同僚的公敌。民间的作用是形成压力集团，对体制内拒绝改革的施加压力，同时也对体制内的改革者提供支持。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有一句话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去年讨论中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我听一位教育家说，今天中国的坏人都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做尽了坏事。我想，我们好人也应该联合起来做好事。我提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么一个概念。改革要从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周边的存在开始，从一件件可以做的改革的好事做起，改变自己及身边的存在。今天要推进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首先要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我记得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当年曾经参加延安的宪法促进会，今天恐怕也应该有一个宪法促进会，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从一件件具体可行的事情做起，逐步推进，例如推进官员财产公布，促进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权力的独立和相互制约，给民间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等等。我始终相信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关键还是眼睛往下看，从我们自己做起，中国的希望在民间社会。  

　　陆德：  

　　现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成为我们经济转型最大的瓶颈。要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要动，必须要触及利益集团，但这个触及又是很难的。  

　　去年我们的M2，人民币是97万亿，美国的美元M2折合成人民币不到70万亿，我们的钞票比美元还要多，但是我们的财富GDP只有美国的1/3强，所以这些钞票随时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要稳定要发展，要投资，投资一过，又引起货币问题，现在处于两难境地。  

　　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向全世界宣布，2005年到2020年15年间，我们的单位GDP减排要降低40%到45%，但我们的GDP总量还要成倍增加。以8%的速度增长，15年GDP翻两番，GDP是2005年的四倍，但是我们单位GDP减排才减40%到45%。这四个GDP砍掉一半，排放量是原来的两倍。我们2020年要全面达到小康，污染增加一倍算什么小康？  

　　这十年我们的贫富差距拉的是最大的。西南财经提供的数字，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0.61是动乱线。  

　　2017年党的十九大要召开，七个常委要换掉五个，习近平同志在前五年取得政绩十分关键，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改革，多提供正推力。  

　　胡德华：  

　　前面有人谈到苏共垮台的问题。苏共为什么会垮台？如果苏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党，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党，或者像战争年代表现的那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么，这样的党如果垮台，不但苏联人民悲伤，全人类也要悲伤了。但苏共究竟是什么样呢？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源于三个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么一说，垮台就不值得大家悲伤。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苏联的历史，还有现状，这样才能以史为鉴。苏共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比一比，中共做了什么？中共有改革路线。这个改革除了经济改革，还有能不能自由讨论的气氛。了解情况是第一步，不了解情况怎么知道应该保卫谁？  

　　浦志强：  

　　前面发言者讲到了对形势的判断，对政治现实和未来的期待，他们讲的都有道理。我想说的是，最近五年是一个法治倒退的时期，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已经压倒了稳定本身，维稳成了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必须进行改变，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希望政治有进步，走向一个法治时代。至于怎样去做，我作为一个职业律师，不考虑太多的政治，我希望具体考虑一些制度上的设计问题，一些个案的问题，用个案推动法治和社会进步。  

　　去年我们在重庆做了一些劳动教养的案件，重庆有人因为批评时政，因为发表了一条微博就被劳教两年，因为发表两条跟帖就被劳教两年，因为在重庆的“天涯论坛”上讨论重庆卫视的红色频道怎么办，就被作为“112重案”一个晚上抓了三十多人，这是活生生的文革复辟。我们在重庆那样做，事实上针对的是整个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现在我们看到，十八大之后在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讲，将停止使用劳动教养。2月5号云南的政法委书记也说在云南全省停止三类劳动教养，暂停所有劳动教养的审议。我们希望全国人大能够授权新的政府领导人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因为劳动教养是一个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弊政，和中国的宪法、中国的立法法、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直接抵触，它使我们无法和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接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在静悄悄往前走。我不认为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立即解决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废止劳动教养的问题。  

　　周志兴：  

　　我想讲一个主题，就是知识精英的责任和他们的缺陷。  

　　知识精英这个词儿，现在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在体制内，一种在体制外，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体制外。所谓体制外，就是现在没有官员身份、有知识有理想的人。知识精英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起的是启蒙作用，现在的改革，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有更多的知识精英来提供智慧，用他们的文章，用他们的演讲，引导现在的社会向法治社会前进，同时也给现在的决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责任非常重大。但是现在的知识精英确实问题也比较多，我希望能够提高一步。  

　　第一是要继续学习。第二就是要倾听别人的意见。我们经常和左派，中间派，右派在一起聚会，我看中左和中右的人是可以一起交流的，如果说做不到意见的统一，起码可以做到互相认识，听别人把话讲完。现在很多时候，左派也好，右派也好，经常是别人把话没讲完就开始骂，或者是只看到一个名字就开始骂。只有听了别人的意见，才能够发现我们跟别人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三，现在知识精英的缺陷是没有多方位的交流。我主张知识分子即学者官员企业家这三部分人要不断交流，他们在交流中会形成共识。  

　　钟沛璋：  

　　当今世界波涛汹涌，将出现新的格局。而我国处于重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国的前途如何，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大事。我建议要把握好三点：一、要有信心。千百年来，我国就是在内忧外患的抗争中，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内忧外患的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二、要有耐心。实现伟大振兴，要有一个过程。历史学家说，中国目前正穿越历史的三峡，之后滚滚长江才能奔向大海。三、不迷信。千百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民族性，就是每逢历史关头，总是盼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来扭转乾坤。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给我们的教训。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事实上，他造成了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国人民之上的党国体制。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却跪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只有靠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斗。改革这种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党国体制，中国才有伟大的前途。  

　　刘苏里：  

　　我最近连续做了口头调查，问一些亲朋好友在干什么？答案当然五花八门，但都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不沾政治的边。我跟他们讲，且不说你搞不搞政治，政治一定会搞你，在我们这个国家，尤其是今天这样的状态下，政治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做什么，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全社会都在侏儒化，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整个人民的矮人化。这样说来，整个民族很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无法比较高矮的，只有站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才发现他们有多高。我们的矮，是精神的矮。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高放：  

　　我在凤凰卫视大讲堂讲过一堂课，题目是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命运。我在讲演里说，历史上一共有三种政治体制，一是君主专制的体制，二是民主共和的体制，三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妥协的君主立宪的体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民主共和的体制，可是苏联实行的是党替人民做主的体制，这种体制我把它命名为党主立宪制。我说党主立宪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我列举了很多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党设总书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设总书记。苏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开始设总书记，设总书记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党政分开，不许总书记在政府机关兼职。后来斯大林总揽大权，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国家主席，把这三大权统一了。我说这种体制是党主立宪制，党主立宪制是历史上第四种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机构是不稳定的体制，这种体制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必然变化，苏共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马晓力：  

　　我们这个党一直是什么状态？就是以“左”立命，以右转危，多数情况下都是“左”的。就说宪法吧，从宪法有了以后，就没把它当回事，所以才有了毛主席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习近平同志最近又一次讲到，要进一步落实宪法，宪法的权威在于实行，这是很大的进步，也是了不起的宣誓。刚才江平老师讲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宪政国家这个口号一定要喊响，我特别同意。要把学习宪法、落实宪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周晓平：  

　　我代表父亲周有光说几句话。本来他很想来，但因为身体的原因来不了，他说了几句话，让我在会上说说。他说，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希望。现在有个新词，叫历史虚无主义，那么，那些虚假的历史又叫做什么呢？那就叫不尊重历史。历史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科学，就像理科的数学一样，如果不尊重历史，还搞什么社会科学？他觉得这是大问题。父亲认为，《炎黄春秋》尊重历史，每期都看，每篇文章都划圈圈，有朋友来就给人家看，交流，叫人家订，说这东西最好了。他说，他现在参加的活动只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活动，他希望《炎黄春秋》永远办下去。  

　　杜光（书面发言）：《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杂志社献给社会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近几年来，社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取得体制内外对改革的共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炎黄春秋》的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朝野上下政治生活的共同基础，也是体制内外都能接受、最具共同语言的政治形式。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说来，它的诸多条文还是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第二，现行宪法是几代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它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的共识和共同心愿。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责任挑起这个积累了百年之久的历史重担，落实宪法的规定，实现人民百年来的愿望和期待。这既是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第三，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都应当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第四，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度和法规，就是把权力关起来的笼子，制定这些制度和法规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它必须以宪法为根据，所以，归根到底，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会不会成为报春的燕子，为我们带来2013年宪政大开张的喜讯！我怀着殷切的期盼，拭目以待。  

　　魏久明（书面发言）：  

　　前面几位同志讲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讲的话，是对的。正确认识历史兴衰的原因，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促进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过去苏联等一些国家剧变，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原因很复杂，但不能说这是外部的原因发生的，因为内因是决定外因的。大概是1993年，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路过俄罗斯，在莫斯科呆了几天。我和我们国家使馆的同志和原苏联远东所的专家私下聊天，我问他们：苏联解体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他们都异口同声回答：“是历史进步！”我当时听了很惊奇，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苏联大多数共产党人在苏联解体时不发声，一定有其原因；我也相信苏联人民会总结历史经验，走上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的兴替，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借鉴。建国后几十年经过反复和铺垫，正因为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吸收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的道路，才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今后我们仍然要正确地吸取历史上兴替的经验教训，谨慎客观地从事，同时要与时俱进。  

    江平 茅于轼、资中筠、钱理群等谈《国士——牟宜传》 

　　刘丽华：  

　　大家好，《国士--牟宜之传》新书发布会正式开始，现在按顺序发言。先请传主牟宜之先生之子牟广丰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牟广丰：  

　　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特别感谢来参加会议的全体嘉宾，今天来的大都是我国知识界最著名的学者，其中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作者清秋子先生。感谢新星出版社刘丽华女士。  

　　我有很多话，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选几个重要的节点来说：第一个，大家请看这个碑，我发现它不到半个月；碑立于什么时候呢，大家看，民国三十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在日寇秋季大扫荡之前。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到六月份，那个时候我父亲担任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沂蒙专区专员，有一个县叫沂南县，有一个乡叫砖埠乡，有一个村叫袁家口村。沂南县有三十多个村庄由于地势低洼，在沂河与汶河交汇处，几百年来常遭水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特别强调民生，我父亲身为专员，发誓要为老百姓解决水患之灾，于是就发动群众修堤。这个堤呢，共计长5039公尺，土堤4730公尺，石堤长308公尺，石堤宽底4公尺，顶1公尺，高度5公尺。地基1215公分。用民工56300人，石工8962人，用石灰87500斤。花掉当时的国币15，474元7角2分。在敌后战斗环境与春荒十分严重的时期能克服困难，铸此劲功，实为我抗日民主政权对民众关怀之切。老爷子给这个堤取名为民主堤。当时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黎玉题词：民主战胜一切！因为一九四零年家父在主政沂蒙区时曾发布过抗日根据地《人权保障条例》，党史专家李维民先生曾就这个《人权保障条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上，是吴思先生告诉我的。当时是三三制，沂蒙根据地一些进步的尤其是留学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权里来，他们的民主理念非常强。我觉得发现这一个碑，取名民主堤，“民主战胜一切”，对我们的党史研究也好，对中国水利史研究也好，对中国赈灾史研究也好，都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再看这个民主堤，有山东省沂蒙区参议会，它是民主政权的参议院，参议长范明枢先生为我父亲立这个碑的题词：“上天下地，人位乎中，志士担当，乃有事功；袁家石梁，二水洪流，历年为灾。牟子宜之，矢勤三月，于焉荡平，”  

　　这位范明枢老先生当时七十六岁，题的这个词。我觉得我们党在当时还是有民主基因的，这是一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我从小受我父亲影响比较深，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我才两岁，没上幼儿园一直跟着他，不让他工作了，没事干他很苦闷。我家住阜外大街，他到最近的月坛公园下象棋。也有些中共高层干部跟他一块儿下棋，比如水电部的冯仲云。有时候我妈妈做好饭让他回家，给我一毛钱或七分钱，算得很准，当时四分钱公共汽车票，三分钱一根红果冰棍，五分钱的奶油冰棍买不起，给你这个车钱冰棍钱你去把你爸爸叫回来吃饭，到那儿老头下的正来情绪，说我还没下完呢，掏出来一分钱，棋摊旁边有个小人书摊，一分钱租一本小人书，有时候他跟我说咱们能不能走回家，你能省四分钱车票，不吃冰棍你还能省三分钱，这七分钱你算算能看多少本小人书？有几次这样有一毛多钱你就能买一本小人书了。就是从小鼓励我们看书，他给我们的格言是“撑开肚皮吃饭，瞪起眼睛念书”。  

　　第三个节点，请看昂昂溪那个破房子，这是我们家在东北流放时住的。昂昂溪那个小荒村，想改善生活得上五里外一个集镇买点烧饼馒头。有一次妈妈给我一块多钱，去镇上买馒头，但是在镇上唯一的书店来了一本我认为非常好的书叫《世界概况》，花花绿绿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还有首都、人口、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于是，我就将这本书买了下来，结果没钱买馒头了。回到家里，饿着肚子的妈妈急了要揍我，我爸爸却护着我，问买了什么书，一看是《世界概况》，哈哈大笑，说好书到手不问钱！我给你妈呼大饼子去。日后他让我背各国首都，说地图上三个圈以上的城市都记下来，争取以后有条件去--当时觉得跟做梦一样。对这件事我特别感动，老爷子从小教我们：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  

　　今天能在这里回忆老爷子点滴事，我非常激动。再一次感谢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长辈来捧场，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本书作者清秋子先生讲话，他是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外孙。  

　　清秋子：  

　　非常激动，这么多前辈、老师，可以说集中了当今中国思想界最优秀的人物，对我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生活在边远地区海南，也是文化边缘地区。我深深地感到各位的著作、观点和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你们是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人，我向你们致敬！  

　　我受广丰的委托写这本书，是一个意外。以前没接触过这个题材。广丰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他父亲，了解那一代人，了解那一段历史。写作过程中我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段，发觉跟过去的印象完全不同。刚才广丰讲了许多细节，我写作中也发现了许多没想到的细节。现在很多人还是英雄史观，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细节，广丰父亲通过敌占区从海上绕过半个中国经香港、越南入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几个月。一路他化装潜行，环境险恶，三次被同胞认出来，悄悄问他，你是不是抗日分子？他当然不能承认了。如果同胞们没有朴素的爱国心，牟宜之早就暴露了。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当时完全是在人民支持的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发生并成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哪一些精英分子能单独搞成的，这对我触动非常大。这个题材太厚重，这个人物太厚重，他所承载的东西超出了我的能力，承担这个任务感觉沉重，他的经历也使我感到沉重。写作这半年我的心情非常压抑，就感觉我和老先生一起度过了他那艰难的一生。他那一代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清末民初，中西优秀文化交汇，两种文化优秀的部分共同孕育出来的这一代人，有独特的品格和气质，这种人现在很少见了。这种文脉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后被彻底切断了，很难见到了。现在很流行“民国范儿”这个词，我认为这个“民国范儿”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和那一段历史有关系。由于五十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度，把这一块抽掉之后，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是牟先生体现出的那种中国士大夫气质成就了他的一生。但这也是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他在文革中写的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对历史的分析判断，是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做出来的。为了写这本书我去了昂昂溪。我也下乡插队八年，特别有感觉。我站在东北大平原上就感觉到，老爷子是怎么在这里度过的，八年时间和抗战等长。他被逐出主流逐出这个体制，不让他工作了，在这种条件下他生活了八年。他对历史非常清晰深刻的判断，即便在今天掌握了这么多信息之后我们的判断也不过如此。我对他这个人，这种人格的产生，他的思想发展，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要想继承他未完成的遗愿，仰慕他的风范，就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来。今天到会的学者们在思想上都有这个风范，在微博上看到你们的观点，我是非常佩服的。只有坚持追求原道的精神，坚定良心，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大家都不敢说话了，那这个国家就彻底没希望了。  

　　我就讲这些，宝贵的时间，来聆听各位学者们的教诲。  

　　刘丽华：  

　　清秋子先生是著名文学家，写过很多作品，如《北京有个地老鼠》，写北漂的，我看过，他那时在北京很艰难，但仍能坚持写作坚持他的理想。  

　　今天来的嘉宾非常多，时间有限，每人发言三到五分钟。  

　　首先请江平先生发言。  

　　江平：  

　　今天在座的我算是比较年长的吧。牟宜之先生长我二十一岁。今天到了这么多学者而且各个领域的都有，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的人格魅力确实很感人。我第一次了解的就是他的诗词，我本人很爱好诗词，也出过诗词集，但是我看了牟宜之先生的诗词，觉得很富有时代感，紧紧围绕着战争--当时民族生存的最大问题。他的诗词把个人感情完全跟民族连在一起。比我们早二十年那个时代最可贵的就是抗日，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直接投身抗日第一线，这是最可贵的。他以后的著作，其他的方面，都和这段人生经历有关联。看了李锐同志的介绍，进一步了解了牟宜之先生，他的右派经历，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感慨，这位毕生爱国的人，划了右派，文革期间也受难，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国家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能让爱国人士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环境。反而他们都遭到了冤屈，受到迫害，最后郁郁而终。虽然现在可以说右派平反了，但是牟宜之先生没有看到这一天。他这一生的后半期，就是我国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真实写照！历史上这种情况多得很，他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从这两点来说，我们之所以要特别纪念他，一个是他爱国的理想，民主的理念；一个是他虽深受迫害，却没有看到平反便故去。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茅于轼先生发言。  

　　茅于轼：  

　　宜之老先生零九年出生，我是二九年出生，大我二十岁。但他和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重合的，就是从解放到文革这一段，他最后的遭遇非常值得我们同情。但也不光他一个人，很多知识分子，革命前辈都是这个命运，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人，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最后把他们吃掉了。到底我们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这确实是我们的大问题，中国正走在分界点上，中国有右派有左派，他们的想法截然不同，但最后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建设一个好的中国，但是道路截然相反。四九年解放我刚大学毕业，非常拥护毛主席的，现在我变成一个反毛分子了。为什么我不相信他、现在这么反对他呢，是我的脑子里出了什么问题吗？左派分子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因为他们所理解的老百姓的利益和我心中的老百姓的利益差别挺大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制度？什么是必不可缺的，这是目前摆在老百姓特别是学者的面前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答错了，将来的中国人还要遭罪，这就我想说的几句话，谢谢大家。  

　　刘丽华：  

　　茅先生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原来他很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现在他变成这样，看来这本书宜之先生也有这个问题，他晚年内心是非常撕扯的。早年他内心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到了晚年他内心会有撕扯、纠结，很痛苦。这个清秋子先生在书里已经写出来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反思。刘宾雁先生说过第一种忠诚和第二种忠诚是一个矛盾。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有一种忠诚是对自己内心的忠诚，对自己良知的忠诚，如果有这种忠诚肯定就会有这种撕扯和冲突。  

　　下面请严家炎先生发言。  

　　严家炎：  

　　我觉得四九年之后出的一些事情呢，可以说九成九根子是在毛泽东那里。解放初中共中央是有过一个意见的，要有一个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然后再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央通过的决议，后来毛一个人把它推翻了，五二年五三年就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了，五六年通过了一个和苏共一样的反个人崇拜的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也要反对防止个人崇拜的决议，毛也签了字。结果个人崇拜却越来越严重。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讲话，是赫鲁晓夫请他讲的，他讲什么呢，他说世界革命不要怕人类死一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国几次都是人口减少了一半，唐末、汉末等等。中国现在不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吗？这个话把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头头们吓坏了，当然不会赞成他，他很有点失望。所以他回来觉得中国应该做一点事情，贡献大一点，就来个大跃进。五七年钢从五百几十万吨涨到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粮食也要翻番，逼着下面说谎话，结果至少死了三千七百多万人，这是有统计数字的。再后来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他和林彪两个为什么要穿上军装来检阅百万红卫兵，我当时非常不理解，怎么穿起军装来了，文化么，那就是发动红卫兵动手，让红卫兵打人，武斗，这个根子在他那里。我非常赞成几位先生刚才讲的，牟宜之先生是一个非常坦诚的共产党员，他坦诚地讲自己的意见，因此被划成了右派，文革中被迁到黑龙江，吃尽苦头，他是我们的榜样。  

　　刘丽华：  

　　请钱理群先生讲话。  

　　钱理群：  

　　我按照我的习惯写了书面稿子。但今天这场合不适合详细讲。我想讲一下牟先生所代表的精神。作者把书命名为“国士”，显然是要强调他的国士精神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现代发展，我觉得能更准确表达牟宜之先生精神的还是这个命名：“古典共产党人”。也就是说他把中国传统的国士精神和现代革命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个结合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在牟宜之先生的一句话：“我是绝对地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个真理在中国古代说的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在现代就集中体现在《国际歌》里：要为真理而斗争。他正是带着这样一个志向去参加革命的。因此他所开创的革命传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持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是反思革命的异化。两方面构成他一个完整的传统。我理解的他的国士精神和革命传统的结合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要探索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而牺牲。而这两点在当下中国都成了问题。第一，我们还要不要探索真理？牟宜之先生活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里，钟沛璋先生的序言也说过，他那个时代国难天灾都没有结束。其实今天国难天灾也还没有结束。他那时代面临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掌声）因此我们今天必须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又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人间正道是沧桑”，道路已经选择好了，真理掌握了，需要你们跟我走就行了，如果你们还要探索真理，那是“空谈误国”。今天来看，探索真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还要不要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牺牲？这在今天好像都不合时宜了。在一种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好像还有人要坚持真理为真理牺牲就变成了一个很滑稽的事情。但是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更需要继承发展牟宜之先生所坚持的精神。今天怀念牟宜之先生要回到两句话上：第一，我们要继续坚持探索真理，这是我们的权利！（掌声）第二，我们还要继续为真理而斗争，以至付出牺牲，这是我们的责任！（掌声）  

　　刘丽华：  

　　谢谢钱理群先生，钱理群先生讲了两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探索真理，还有需不需要牺牲，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探索真理，但我觉得不要有这种情况存在，为真理的探索而牺牲。我们还要学会保护自己。  

　　钱理群：  

　　但牺牲是免不了的！  

　　刘丽华：  

　　请王学泰先生发言。  

　　王学泰：  

　　今天参加这个会是非常偶然的。这书我看了。牟家在山东是原住民。三千年前周朝统一中国之前山东就有了牟国，流传下牟姓。山东人口变迁非常大。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说元代以后山东人换了98%，牟家却留下了，成为山东一个大姓。周朝时形成这种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在其他地方演变非常大，到了明清，这诗礼之地很难让人说清楚了，那会儿以响马著称于世了，但牟家既然是几千年一个大姓，他们必然保存了一些传统的东西，所以这书的题目非常准确--叫“国士”。首先他是个士，什么叫国士呢？就是能在一个国家起到表率作用，秉承了士大夫精神，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探索真理而敢于献身的人。宜之先生在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的时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参加了共产党。他认为这个党是最先进的。承接了先进的思想，参加了非常先进的社会运动。不仅他这么想。三十年代中国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想的。可是参加了这个党后，看到党内的争斗，党的一些作为与他们的想法产生了矛盾。他们感到悲哀，也产生了无数的悲剧。所以瞿秋白最后死之前还要写一个独白，为什么呢？他实际就是要把自己的悲哀写出来，他不后悔他原先的选择，许许多多党内知识分子最后走上悲剧道路可能都与此有关。可是过去对这方面研究甚少，这本书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牟宜之先生的诗极其生动极其真实的表达了这些矛盾。我就说这些。  

　　刘丽华：  

　　请智效民先生发言。  

　　智效民：  

　　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读了这本书有两点感受：一，觉得牟宜之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二，他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传奇性来自于他的家庭，早年受教育的社会，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社会。我曾说过，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短短三十年出了不知多少优秀的人才。但是，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和那时相比是不言自明的。六十年大庆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你搞了六十年人家搞了三十年，是人家两倍时间，你的人才呢？所以才有钱学森之问。牟宜之那个时代是个好的社会，他的悲剧性在于好多人上当受骗，到现在还不能改变这个状况。宜之这个国士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好好比较一下两个时代的差别，先弄清楚近代史现代史，再决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谢谢大家。  

　　刘丽华：  

　　两位是搞历史的，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牟先生悲剧的一生，下面请王康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王康：  

　　我从重庆过来，那天参加了一个李慎之先生去世十周年的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会没开成，改在家里开的。今天参加宜之先生传的新书首发会，我的感触是有良心的共产党人倒霉是必然的，不倒霉是不可能的，说明你没有良心。不管是中国革命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如此。尤其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谓革命良知，倒霉，最后被消灭掉这是历史的必然，我觉得他是一个宿命，甚至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道德理想，那些仁人志士的价值观，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很可悲。我跟随刘宾雁先生将近两年，一九七九年他写《人妖之间》的时候已打到“四人帮”，毛泽东也去世了。《人妖之间》最后一句话是：人们哪，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怎么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四人帮”打到了，刘宾雁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是一个作家，但他有一种巨大的直觉。八九年邓小平回答了刘宾雁的提问。二零零九年党中央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再次给了回答。我生在一九四九年，比牟老先生年轻四十年。但是我觉得我和他属于一个时代。而且是更糟糕的一个时代。我坚决不同意民国时代人才辈出这种状况和国民党没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正像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人文状态跟共产党有关系一样。另外我觉得，人生很短暂，牟先生的幸运在于它经受了磨难，在于他尝到了他所献身的这场革命的苦涩，他没有成为卫星，没有成为毛泽东那种横亘不动的照耀八方的恒星。他是一颗彗星，也许陨灭了，也许正在积蓄能量，有朝一日重返人间，光芒更加灿烂。谢谢！  

　　刘丽华：  

　　王康让我们从一个悲壮的角度来认识这个悲剧，非常感谢王康先生，下边请著名作家老鬼先生发言。  

　　老鬼：  

　　我跟牟宜之的儿子牟敦白是小学同学，上小学时敦白就跟我讲，我爸爸解放以后官越来越小，我就有印象知道他父亲挨整。看了这本书，觉得写得非常好。有很多细节，详细讲了当右派，文革挨整的经历。我就说这么些吧。  

　　刘丽华：  

　　请徐友渔先生发言。  

　　徐友渔：  

　　我认真看了这本书，很感动。牟宜之的遭遇可能不光是人们认为的他生性耿直，很有理想甚至到了很天真的地步，我想他是不是误入歧途投入了一个很糟糕的体制？在这个体制里好人往往要倒霉；第二点，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势利的体制，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天上去，你会很高兴，你会飘飘然，挺受重用挺舒坦的；不用你的时候你苦苦哀求，一点儿门都没有。不仅牟宜之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我那个时代就体会到，当时中央文革用我们中学生的时候，江青就说：你们是天兵天将，你们是小太阳。说到这种地步。最后到了一九六八年不用我们的时候，就说是该轮到小将犯错误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也是该他们犯错误，该工作组犯错误了。当时我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为我当时也很狂热无知。这种体制是极端势利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寻找一种能体现主流价值的话语，现成的东西是没法加以合理改造的，可能要从中国传统好的东西跟世界的好东西结合中才能产生。  

　　刘丽华：  

　　请著名作家胡发云发言。  

　　胡发云：  

　　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人，我对这本书关注多一些。首先向清秋子致敬，这样一本厚重、复杂、史料纷纭的书，清秋子先生能把它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确实难能可贵，无论是思想，情怀，还是文采，都达到非常高的境界。近些年，我基本上不看传记文学，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到了一个坏人漂白的程度，沽名钓誉，文过饰非，没死之前想让历史给自己盖棺定论，你现在看越大的人物的传记这种色彩越重。个传记里大量史料，信件，日记，照片，朋友的回忆录，诗词，这些东西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比那些成千上万的想漂白自己的文字要更加有力量。我还要向牟宜之先生的家属致敬，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老人，居然把史料保存得这么好。中国很多老人死后，后人发现没有留下一张清楚一点儿的照片。这些年经人常有拿了父母亲非常模糊的照片，一个合影照，拿来找我，问能不能翻拍，修饰一下，裁下来好做个遗像。这些父母亲们本来都还算大家闺秀，有文化有知识或有钱，但居然在文革抄家以后家里人把他所有东西毁个一干二净。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向广丰兄和家人表示敬意。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牟老先生本人。他以他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史，因为大量细节已经超越了话语上的障碍，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解放以后那些话语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但是恰恰是这些细节让我读懂了很多以前没有认真说过的东西，比如牟先生在山东是抗日的，在书里没有看到他和日本人打大规模的战役，当然，这不是他的过错，在整个敌后除了跟二鬼子伪军有冲突以外，再就是跟所谓国军顽固派有冲突，他几次杀人都和这个行为有关。实际上，苏北、山东等很多抗日根据地都没有见过他们成建制的和日本人交战。这个传记史料的真实性在于告诉我们当年共产党没有打过多少日本人，打的还是中国人，而后来到了东北那几场大战真跟国民党干了一场接一场，杀的全是中国人。整部书充满了一个时代悲剧英雄的传奇故事，是很多影视编剧没有办法编出来的，而且很多场面、镜头几乎不需要再加工了。最后致他死命的那一刀，就是75年牟老住在山东的一个饭店，苦苦等待上方的恩赐，给自己一条生路给自己一个退休后可以隐居的小窝而不得的时候。当年那些战犯，他的手下败将们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有几个甚至是他提审过的人，穿着崭新的中山服，面带喜色，四处参观受接见后正准备去领一份自己安度晚年的礼物。而牟老自己却在那儿非常凄凉的等候命运最后的发落，就在这时犯了病，从此没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了，很快便去世了。还有一点写到他个人生活经历，家人也没有要求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他在日本的一段生活，颓唐，空虚，消沉，吃喝嫖赌，后来回到大陆，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把亲人的传记写到这样一个程度，家人也都认可，我认为它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这是我近二十多年以来所读的继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束星北档案》后，第三本堪称传记的好书。谢谢！  

　　刘丽华：  

　　胡发云先生看这本书很认真，看出我们的历史到底怎么样写的。  

　　今天来的嘉宾很多，本来想休息十分钟，现在看来没有这个时间了。现在请资中筠先生发言。  

　　资中筠：  

　　宜之先生的悲剧很有代表性，他代表了一代人，那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刚才有学者说，前几十年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人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对这批人我还有点印象，小时侯有些接触，我的师长辈、父辈、父执辈，代表了中西文化的交汇，那一代人吸收的西方文化都是最精华的东西。我觉得等到再次改革开放后，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文化根基毁了，再吸收时就进来相当多的糟粕，而且把中西两种文化中最不好的东西结合了。拿影视来说，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东西以及普世价值都不要，而吸收了暴力、色情，只为吸引眼球。再如，媒体学了好些狗仔队的东西，挖人隐私、趋炎附势，而媒体人本应承载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良知却被拒斥掉了。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媒体人。牟老先生代表的那一代人，因为国难当头，他们特别有家国情怀。他们的理想就是救国，有身家的人不惜毁家纾难。这本书作者的先辈卢作孚，当时也曾毁家纾难。年青一代投笔从戎，抛弃舒适富足的生活，不顾一切救国，他们是心中有理想的人。  

　　此外，当时整个国际背景是向左转的，他们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是代表未来的。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伊始，我初到欧洲时，基本上欧洲优秀知识分子全是左倾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包括居里夫人的儿子约里奥·居里这类科学家，还有已去世的罗曼·罗兰，连毕加索都参加过共产党。这是当时历史的大背景。特别是中国除了民族灾难之外，还有贫穷，广大百姓民不聊生，是事实。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能受到良好教育，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很容易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宣传的平等的思想所吸引，不惜抛弃舒适的生活为一个美好的理想而献身。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真的对物质享受是不太追求的。  

　　但很遗憾，这么一批人，正像徐友渔说的，好人没好报，好人一定倒霉。知识分子很天真，我虽不属于那代人，但四九年以后经历不断地思想改造，却永远改造不好。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个组织专门以小人之心度人。你非常诚恳地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他们老以为你是装，猜你的动机。就因为你是属于另外一个阶级的，你就一定不会有好的动机。因为你的家庭出身，你做好事就一定是别有用心。陷入这么一个陷阱之后，我非常痛苦。我可以想象牟老先生他们这一代人的痛苦。中国一直被列强侵略压迫，他们觉悟到自己的理想被欺骗是比较晚的，总觉得更重要的敌人是外来的，是外国人。当时之所以能欺骗这么多人，包括我的父辈，就因为他们最看重的一点是新政权能对帝国主义挺起腰杆说话，敢反帝，其他的你叫他受点委屈也好，你把他的财产都拿走了也好，他觉得都无所谓，都不那么重要了。这个非常有迷惑力。一直到现在，极端国家主义，狭隘的排外，什么问题都要怪到“境外敌对势力”，这是非常方便的方法，可以转移目标嘛。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有吸引力。狭隘的国家主义加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是应该大力反对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把历史真相一点一点挖掘出来，表明中国还有这样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都是软骨头，这一代人并非全完了、全跪下了。这样的人一批一批地被摧毁，是极大的浪费，造成的民族甚于外来侵略。现在有一种很颠倒是非的说法，你把历史真相一点一点挖掘出来就叫历史虚无主义，而说谎话蒙蔽大众把一代人变得非常愚昧，反而叫历史唯物主义！  

　　再有一个就是苏联。我认为苏联最初的共产党人也是抱着理想改造旧世界，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但有一个颠倒的说法，说苏联解体的时候那几千万共产党人居然没有人站出来保卫，说他们丢掉了信仰。其实恰好相反，正因为他们还忠于原来的信仰，觉得现在的这个体制背弃了原来的信仰，他们才不愿意再保卫它！现在有一些老干部被认为是“两头真”，就是因为原来他信仰的东西现在他还信仰，所以现在他就表现得好像很反叛，其实他只是忠于原来的信仰，没变。这是指基本的思想，当然理论和道路有所反思，是必然的。我很遗憾的还有好多人当初也是很忠诚的参加了革命，但是现在还没觉悟。好多人仍然不承认这是应该完全摆脱的，如果真正完全摆脱之后又回到你原来信仰的真理的话，是不会太痛苦的。因为你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坚信自己是对的，面对横逆，例如被“请喝茶”或“被旅游”什么的，就有自信，有底气。有这样觉悟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这是时代的进步。我自己有一个感受，我出的那五卷本《自选集》收了我三十年来写的文章，有些在十几二十年前发表时没有多少人注意，或者有人认为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好像很惊世骇俗，但是最近这两年得到很多认同，我觉得社会确实在进步。我现在觉得我们真的没必要太在意某个领导说了什么话，没必要听了之后大家气得要死，我们不要再关注这个。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救自己，自己要先活明白。总之，对像牟宜之及他那一代人的历史了解得越多，我们就活得越明白，活得越明白，我们的痛苦就会越少，社会就越有希望。  

　　刘丽华：  

　　谢谢资中筠先生，前两天资先生去领奖时我听她说四九年以后我们的笔上缴了，我们的也思想上缴了，现在资先生以她这种非常精彩非常通透的思想来说明我们的思想和笔是绝对不会上缴的，再次谢谢资中筠先生。  

　　下面请章立凡先生发言。  

　　章立凡：  

　　我没有见过牟老先生，但是有幸比较早的读到他的诗。我觉得从读老先生的诗开始我就已经认识他了，在读这本传记以前我对老先生精神世界就有所探索，感觉到老先生这一生，他的思想境界，是他这一代人思想的代表。以前也读过聂甘弩先生的诗，以后那样的好诗就很难读到了。而看到的就是一种“老干体”的诗，说一些比较空洞的话，弄一堆豪言壮语，堆砌一些典故，这些典故有些可能是当代的用语，放进去一些革命词汇，来凑成这么一种叫诗的东西，甚至连格律都不通。我读牟老先生的诗，觉得他很懂格律，但又不受格律限制，很多地方他为了要表达，会突破格律，他是穷而后工的。我们今天讲到“国士”这个概念，这书讲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或理想主义者，他们进入了一个农民起义的队伍，然后他们的悲剧就开始了，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建立的不是什么新中国，而是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这个王朝和以往的王朝还有些不同，他只需要奴才，他不需要国士。所以老先生的境遇就由此注定了，那么我想我们读这段历史、读老先生的诗作，我们就感到一种历史的沧桑。当然，这就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这是很悲壮的，这种情怀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我也注意到老先生家族的悲剧，他有跨越国共两党的家族背景，现在写人物传记时经常有这种毛病，虽然开始摆脱英雄史观，但是很难摆脱党派史观，在解读人物时常常不自觉地以党派来划界，把人物塑造成一个党的人，这个是我们将来写传记的时候一定要超越的东西，要把他放在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中来分析这个人物。我觉得老先生很多境界是超越了党派观念的，所以他也注定在这个农民起义的党里不得志，因为他的思想不能受这些约束，这是他自己的悲剧。今天读他的传记回顾他的诗作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人物史甚至包括诗史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我们重新反思革命，就是革命是不是一定要以暴力方式，我经常关注改良与革命的问题，改良与革命赛跑的问题，最后是不是会革命，革命会不会跑到前头去，我觉得即使是这样也没什么可怕的。今后有革命的话也未必会以暴力方式进行，随着城市化，随着信息时代来临，科技进步，人的观念觉醒，公民社会的成长可能会改变以往那种暴力的历史，也就能避免再建立一个新的专制王朝。这就是这本书留给我们的思考。谢谢！  

　　刘丽华：  

　　请丁东先生发言。  

　　丁东：  

　　我研究过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我就觉得牟先生七十年代初写的那几首诗在当时达到了相当的思想高度，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料，在我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次看了这本传记，就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了解了牟宜之先生。牟宜之先生，从四九年进城到五七年下台，在本朝这一段经历是我们认识本朝吏制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本，他无论从能力从见识上都超出了同时的许多官员。但是，他这个官当得很不顺，刚解放他是北京管理城市的一把手，他提出新城区应该建到永定河两岸，和梁思成的见解不谋而合，却得不到采纳。城市管线应布在地下，也没引起重视。像他这样水平高有正气的官员在这个吏制环境里是不吃香的。还有骗子李万铭，他是第一个察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牟老先生是有水平有正气的人，而李是一个坑蒙拐骗的人。他能马上感觉这人不对劲，他向党组揭发这个人并没引起重视，李败露之后，中央发了文件，老舍写了话剧，但反而使牟老先生在林业部待不下去了。所以当下吏制这种劣胜优汰机制不是说现在才有，一直要从那个时候追起，这是反思本朝吏制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这部传记能由新星出版社以这么精美的形式出版，是牟老的幸运，高水平的传记也不是没有，在座的老鬼先生写了《胡开明传》，可以跟这本书媲美，但在大陆就出不了。从这一点来讲，这是牟宜之先生身后的幸运，也是作者清秋子先生，新星出版社和牟先生家属的功劳。在此一方面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要深思这种出版体制，好的传记不是说写不出来，而是在大陆出不了。我就说这些。  

　　刘丽华：  

　　请张鸣先生发言。  

　　张鸣：  

　　我能够看这本书是有缘故的，几年前短信上不断有人给我发诗，写的还挺像样的，后来我才对上号，牟广丰和牟宜之是父子俩，广丰跟我是同龄人，受党的教育，所以就写得差点火候，没办法。说实在的，牟宜之先生是个能文能武的人，能力很强，不光写诗，当时“蒋家天下丁家党”，丁维汾大佬，培养了一个共产党，培养了一个自己的掘墓人。但是丁先生好像不是很后悔，牟先生实际上是被他投身的这个事业逐渐地温水煮青蛙给煮掉了。我发现这个体系就是这样的，有人说苏联党完蛋了，更无一人是男儿，其实说实在的，从苏共到中共，他就不想要男儿，他只要臣妾。那天我跟郑晓龙吵了一架，你这叫什么破电视剧！天天臣妾臣妾的，现在我们都是臣妾了，你还要臣妾，党就要臣妾吗？就这样逐渐把稍微有点个性的人清除掉，不管党内党外的全清掉，剩下的都是臣妾，这是由这个体制的性质决定的，它就这个德性。所以牟先生这个命运是没有办法的，也不止他一个，当年投身这个事业的人相当多都是热血青年，他们真的认为这事业是会成功的、是能给人民谋幸福的，实际上不是，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关头上剩下的人，民国的人清得差不多了，这一桌老人跨越两个时代，我们新时代还有点反骨的，估计他们也想清理。我开玩笑说如果今天把我们这些到会的人都抓了，恐怕北京城从此以后会消停很多。  

　　刘丽华：  

　　请马勇先生发言。  

　　马勇：  

　　《国士》这个书名，像章立凡先生说的，怪怪的，牟宜之先生这样的人当然可以称为国士了，但是用在这个时代用在这个书上是非常讽刺的。看了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还在包装一些好的名词，说一个新的时代，说我们为了一个宏大的理想，但要是在一个常态的中国，牟先生这样的遭遇大概不会发生。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受过几次大的挫折，比如东汉末年，但那是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刚才资先生讲的，一九二零年代确实往左转，苏联成立之后有一种激情。但潮流变化之后如果还是这么去想问题，那么，像牟先生这种惨剧就还会发生。中国的未来不是说建一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体制，可能还是要回到常态，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相信像牟先生这种才华和能力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应该当作“国士”来尊敬的。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在他去世多年后才被人们想起来：哎呀，还有这么伟大的人物。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大试验带来的大败局，应该尽早改变这个状况。  

　　刘丽华：  

　　请王海光先生发言。  

　　王海光：  

　　《国士》这本书让我读出了书之外的那个时代的背景。刚才马勇先生讲到诗人和这个时代相关联的情况，我特别注意到这个时代号召一个平均主义的东西，当平均主义变成一种制度形态后就变成一个扼杀个性的东西。牟宜之先生是个个性嶙峋的人，战争时期不讲，实际上建国以后就不得烟抽，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出身、履历、复杂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他这种灵魂的觉醒。反右中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论，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被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是因为一些左的言论或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言论，盼望这个国家这个党好，为什么他们也被打成右派？就是这个体制强调扼杀一切有个性的东西，它不容忍这种人的存在，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另一个感觉就是从这部书中我看到了不仅仅忧国忧民而且有传统士大夫气质的人在这个潮流中是怎么生存的。他诗作的高峰期是在被逐出北京之后，这些诗是特别有味道的。我对他咏史的三首诗特别感兴趣。林彪事件以后，大家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写了三首诗，“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哀人也哀国。“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写了当时社会现状，可以看到忧国忧民忧家的情怀。第二首诗他强调史家的责任，他觉得历史很曲折，内幕说不清楚，“宫帷秘事谁与谋”，记载下来，是当代人的责任。诗人也强调“安得青史着一墨，也是华胄好儿郎”。这不仅是史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直到现在，林彪事件过去这么多年，没有比这三首诗更能概括事件的要义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浊世中间浩然挺立的一个灵魂。关汉卿讲的一个灵魂的强大，像一个铜豆，炒不熟煮不烂，始终存在。我看牟宜之先生是做到这一点了。用国士或士大夫这种中国传统的称谓是不屈于牟先生的。谢谢。  

　　刘丽华：  

　　谢谢王先生，因为他来晚了，介绍一下，他是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下边发言的也是党史专家，有请蔡霞女士。  

　　蔡霞：  

　　我先做一个更正啊，我不是搞党史研究的，我恰恰是做党的建设研究的，从学科角度讲它应当归入政党政治，正是因为政党政治，我再说一句，在座有很多老前辈，很多学界大家，我是作为一个学生来学习的。按道理说发言根本就轮不上我，我在这儿冒昧地谈谈自己的想法。牟老先生是我们的前辈，从他这儿可以看到，这些前辈为了民族的命运，做了抗争。这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献身精神，这在他的子女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我跟牟广丰先生是有很多交往的。刚才大家讲牟老先生是个悲剧人物，确实如此。一个国家，在这个很悲惨曲折的历史中艰难地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传统的力量往往以十倍百倍的力量反扑，来阻止历史往前走，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父母也投身革命，也有理想主义情结。应该说，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状况依然令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忧虑。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如何把父辈理想主义的情怀继承下来，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追求这个民族的进步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背离了这个东西就背叛了我们的先辈，这是要经常警醒我们自己的。我是搞政党政治的，究竟怎么看中国这个政党，我一直在想，是党？是派？还是帮？我想从学术上研究它，而不从意识形态上评价。一个国家往前走的时候，执政党若不能克服传统的政治束缚，甚至倒退的话，就脱不了“帮”的束缚。从这个角度讲，牟老先生个人是一个政治悲剧。同样，如果一个政党不能摆脱传统的影响，也许将来就是它自己的悲剧。但愿我们不会看到这样的悲剧。我们希望能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炎黄春秋》总编吴思先生发言。  

　　吴思：  

　　这本传记我看了一部分，牟老先生的诗也读了一部分，都没读细读完，但有那么一点儿印象。对传记的印象就是两句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前半段是那么精彩，这本书里也有陆游的这句诗。读牟先生的诗，印象也是一句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这些挫折、坎坷、不幸的遭遇带来那么复杂的人生感受，写出了好诗。在过去一百年中，尤其是在共产党的阵营里能成为一个好诗人留下好诗的恐怕屈指可数就那么几人。牟宜之先生是一个。这是读他传记和诗的一点印象。我想说的是大的背景，他生活的这个背景。刚才资中筠老师说到全球向左转，牟老先生就是向左转的这个时代的一份子。何方先生还有一段更清楚的描述：划的三条线，一个是民主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曲线，是缓缓的上坡，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有点小波动，大体上是一个上坡；还一个线是纳粹法西斯，急上急下，一个脉冲；再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画的一个山坡，抛物线，向上，大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筑起柏林墙那个年代开始向下。我们有一段背景是上坡的，后来牟宜之先生倒霉的时候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于是分道扬镳，他也跟着倒霉。他一直是一条缓缓的上坡线，开头大体一致，后来跟国家的走向分离了，倒霉了。顺着这三道线我就想，为什么中国全体向左转呢？不仅共产党，看这个传记，国民党也是左转，也很激进，全体激进。可能就是太着急了，想做的事情太多，一口吃个胖子，不仅想反帝反封建还想反资本主义，就是反那个剩余价值，连那个资本造成的一点不公平，剩余价值，都要抠出来把它消灭掉。明明遍地虎豹豺狼，连那个狐狸连那个老鼠也要杀干净，结果什么都没干成，反而看到了一个比老虎狮子还厉害的巨型猛兽。想干的事太多，心态不平和了，急上急下。再进一步说，干嘛全中国的人都那么着急呀？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国民党还好一点儿，共产党就更急，这个坡就更陡，想办的事太多了，总想毕其功于一役。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个什么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这个社会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也没解决好，如果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定性，中国特色，还有一种叫权贵社会主义，这又是个新创造，权贵资本主义那个核心词是资本主义，我们的要害是要当心资本，资本在当家做主，它的弊病我们要防着点，但中国是资本主义吗？我们需要警惕剩余价值吗？好像也不是，就是说中国是个什么社会现在还是一塌糊涂。所以现在的上窜下跳左转右转也都非常自然。牟先生那个时代不管什么情况，核心问题是我们没有看明白自己，没能看明白时代，当时的精英都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仍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社会问题。  

　　刘丽华：  

　　我想起我们出版社一个月内出的《寻找苏会林》，作者也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许一个历史不那么丰富的国家，它的人民就有福了；但我们的历史太丰富了，提拱了很多素材。但人民要有福的话，它的历史最好别那么丰富。  

　　有请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女士发言。  

　　郭于华：  

　　我只说一点我的感想吧。宜之先生的经历，他留下的文字，联想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有一个很深的感慨：这样一位前辈，终是书生本色，何能见容于党。也像王康先生说的，这几乎就是一个宿命，这是那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宿命。我父母是一二o九一代，投身革命奔赴延安，他们的遭遇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后人，只是把它归结为一个悲剧一种命运，仅归结到这点还不够，应该探索何以这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热血的人当时选择了那样一种政党那样一种体制，在我们社会学研究当中把这样一种体制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方式，它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而存在的，暂且叫做共产主义文明，这当中是有巨大谜团的。它有一套内在的机制和逻辑，让中国社会走到今天。但今天我们仍没有走出这个陷阱，这个困局，如何走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点，宜之先生留下的东西有他那种非常深厚的人文学养修养，你看他那个时代，那个大灾大难的巨变的时代，你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庞大粗暴的东西，但这种文字，这些诗作看上去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我觉得恰恰是这样一种柔软而美好的东西终将要胜过那丑陋，强大，粗暴的东西。今天清秋子先生贡献这样一本书，虽然不是巨著，没那么厚重，但我想它比起今天依然在天安门广场那个非常庞大的现代帝王陵寝来说，他的分量要厚重得多。（掌声）我们学习前辈的同时也担负着向后辈年青人传递一些东西的责任，灵魂的滋养是必须的，它立足于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普通人要追求好一点的生活，或者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所谓创新也好，走出这个困境也好，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舒展的灵魂，谢谢！  

　　刘丽华：  

　　请贺卫方先生发言。  

　　贺卫方：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研讨会，但是传主似乎出现了两个，一个叫牟mòu宜之，一个叫牟mù宜之，读音不同，应该是牟mù，四声。牟二黑子，我小时候知道的人物，王学泰先生念mòu接近毛泽东的毛，王先生谈到了山东，山东文化在国士牟先生身上是不是有点体现？我是山东人，有时反思一下山东挺有意思。我生于斯长于斯，这地方的人有一种维护权威的心态，比较尊重权威。周代开始，强调权威，跟楚文化有很大差别。所以济南军区永远是党中央可以信赖的部队，不会叛乱，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常被分到北京要害部门。山东文化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对国士来说是一种忠诚感，很难叛逆，一个研究宪政的朋友说湖南人造反是为了当皇帝，山东人造反是为了招安，形象的说明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牟老人的诗作中显示出那样一种家国之忧，一种沉痛感，正如他被打成右派后很委屈地说，从未想过反毛泽东，他不会反，这也许就是悲剧。但我们山东女子最近很厉害，当国母的越来越多了。  

　　这书里显出山东人迫害山东人的特殊性，牟老先生把江青家祖坟迁了，得罪了江青；康生几次危难中不施援手，山东人之间惨烈的内斗啊，除了不反皇帝，山东人跟山东人残杀很激烈。刚才谈到古典共产党人问题，民国期间这么优秀的一代人士，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比方日本，共产主义学说在日本一度非常猖獗，到处流传。但是最终没有选择接受共产主义作为他们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帮助我们输入了共产主义，但她自己为什么不接受？西欧为什么不接受？苏联为什么把共产主义作为主流？古典共产党人，也许大家把美好的东西，或牟老先生代表的那种好的东西附到它上边，比如古典共产党人看上去更温和。对那种残酷的杀戮，对革命儿女的吞噬不能接受，哎，这个叫古典的。古典共产党人好像把中国传统那种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但是古典共产党人仍然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那些信条，剥夺私有财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在古典共产党人也那里也是不能抛弃的东西，这是他们信奉的。他们之所以不接受那些主流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东西背离了自己的信仰。这个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牟老先生这样的，还有在做的许多前辈们。包括我的老校长江平先生诚恳地说过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大家都上当了，书生上了泽东当，但岂止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上了马克思的当，上了恩格斯的当。反思一下，在这块土地上，这样一个历史文化传统中，为什么共产主义学说格外能得到我们的呼应？曹聚仁先生说其实社会主义学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两千年来的主流学说，这样一个说法当然也非常有趣，值得我们去思考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是如何合流的。今天座谈会在探讨一位古典共产党人的悲剧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整个意识形态的悲剧。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二十世纪这场悲剧，而最大的悲剧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悲剧。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北京大学张维迎先生发言。  

　　张维迎：  

　　我觉得世上就有两类人，一类人是为理念活着，另一类人是为利益活着。为利益活着的是大部分人，为理念活着的是极少数人。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为理念活着的人。古典共产党人为理念而活，牟宜之先生和许多共产党人不一样的是他一直为理念活着。而大部分共产党人一开始为理念活着，后来为利益活着。这是许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悲剧是全体中国人的。这本书的出版也成为一个我们启蒙的时机。我刚才讲理念非常重要，如果理念错了，那是非常可怕的。我是搞经济学的，我越来越相信一点：历史其实就是理念的运动，是由理念塑造的。所以我越来越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比如他讲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一直想不通：马克思属于什么阶级？他本人是大律师的儿子，他岳父是大贵族，他小舅子是普鲁士的部长，他的合伙人和资助者是一个资本家。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不上号啊。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你能找出几个创始人是工人阶级？没有！大部分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军阀、知识分子的子弟。但是他们接受了一些理念后就开始干一些事，我的意思是理念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好的理念很可怕。问题是怎么能够避免不好的理念给社会造成悲剧？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有思想的市场，有言论的自由，不应该有任何一种理念或主义居于垄断地位，尤其还是合法的垄断地位。我们也不能说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讲的永远是正确。惟一的方法就是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就像刚才讲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英国，而英国人没有被它统治；马克思出生在德国，德国也没有被马克思统治。我们这种落后国家最容易接受这种主义。因为我们很着急“病急乱投医”，这可以解释我们近代的历史。现在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启蒙，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我相信只要大部分人的观念改变了，体制就一定会变。毛泽东一再讲“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我真的不相信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话，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能被推翻。因为枪杆子在他们手里，怎么就被推翻了呢？当大部分人认为某一种制度不具合法性，不具正当性的时候，它是没办法维持下去的，所以启蒙仍然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刘丽华：  

　　张维迎先生提到了是理念先行，还是经验先行的问题。看历史，德国产生了两种观念，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法国也是，自由与平等。如果观念先行，我觉得可能悲剧就会多一点儿，英国呢，经验先行，就会平稳一些。  

　　请展江先生发言。  

　　展江：  

　　今天受教很多，这么多前辈，学者。我想接着吴思先生讲的，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本书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研究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四九年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及以后的中国，我认为这是三种社会。新星出版社最近几年很大胆地在学术界思想界出版了一些著作，这就是其中的一本。吴思先生刚才在问中国是个什么社会？这是需要很多年才能回答清楚的问题。四九年以后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极权政体，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体，有人把它混为一谈，说它的基本特点都是专制，但专制的方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新星出版社有可能出一本书，即布格津斯基和他老师卡尔弗里德里希在一九五六年那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出版的一本叫《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的书。这本书继阿伦特《极权主义的根源》后，第一次区分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有很大差别，从直觉上来说就像毛泽东所说，解放以后，鲁迅要么进监狱，要么闭嘴，可是鲁迅在蒋氏权威时代既没有闭过嘴更没有进过监狱。它的区别是什么，布氏总结了五到六条：是不是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是不是有一个大一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必须是自己杜撰出来的；是不是对大众传媒进行彻底的垄断；是不是彻底垄断了国家机器等等，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比如缅甸军人政府是个典型的威权国家，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之前是典型的威权社会，全世界二十世纪只有五个集权国家，现在只剩一个了。曾经有的三大二小，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斯大林的苏联，一个是毛泽东的中国；一九七八年之后我认为我们是后极权社会，它正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革命的锁链松动了，但革命的话语、革命的意识形态还继续挂在那里。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褪色了没人相信了，但过去的烙印是存在的，还有很多特点。邓小平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后极权主义是可能和某种法治相结合的，是可以和某种场景相衔接的，但是它确实不是威权主义。它的意识形态，总是以这样那样方式的出现，至少作为一种话语，作为维系合法的工具存在。如果不是后极权社会，我们今天不可能办这个活动。后极权社会，这是一个未命名的社会，只能说走出了前极权社会，但是现在还没定型。那么二小是谁呢？一个是已不存在的红色高棉，一个是如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北朝鲜。它的先军政治，全面的控制和垄断，全世界独一无二，连中国这样的后极权都看不下去了。中国的变局，不同的学科、学者，不同的有识之士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极权主义确实需要土壤，为什么它没有在意大利搞起来？首先提出极权主义的是墨索里尼。为什么没实行，我认为就是意大利那个拉丁民族天生的散漫和艺术气质，是不可能搞极权主义的。但在纳粹德国和东方皇权政治之下的国家是可能的。纳粹德国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研究，但我了解德国人的那种纪律性。拉丁民族不可能，今天看南美无论古巴还是查韦斯，他充其量只能搞威权主义，搞不了极权主义。查韦斯充其量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民粹主义，或者说是威权主义的一种现代形式，没有石油他什么都不是。这些左派上台以后只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只会反市场经济。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未来非常复杂。我有这种认识得益于牟先生这些前辈、国士，他们付出了艰辛的探索。但是我们也不必完全从现有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我同意徐友渔的观点，我们需要在政治、社会理论方面把眼界拓得更宽，寻找一些可能的资源，进一步探讨。  

　　刘丽华：  

　　谢谢展江教授给我们的建议。请张耀杰先生发言。  

　　张耀杰：  

　　我这个人总是说难听的话，今天再说几句难听话：第一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是胡适，他的价值观叫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几个要素：一，一个人要自由自治，财产私有；二，人与人之间平等；三，公共生活要民主授权；四，宪政民主，无论哪个都不能侵犯个人财产，而是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去革人家的命共人家的产，这是个最基本的尝试。为什么牟宜之先生不去选择胡适的道路而选择了陈独秀、鲁迅、毛泽东或孙中山的道路？这个路几千年一直在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国家几千年没有承认个人人权和私有财产，任何一个皇帝一句话就可以抄你的家。有人说四九年以前是私有制，私有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个人与国家，国家不可以侵犯个人财产，这才叫私有制。我们国家随便一个读书人，读了几本书，他就可以共人家的产革人家的命，这是什么样的文化呀。这本书说到底就是一个用屈原“离骚”笔法来写的人物传记。这个传主好像就是个屈原式的人物，他多么正确，和别人多么不一样，他爱这个国，爱这个民族。但为什么非要爱这个国呀？为什么非要爱这个民族呀？孔子说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为什么不学孔子这句话呢，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非要做“国士”而不做“人士”呢？你要是个人，你犯得着去选择那么一条野蛮的道路吗，文学人用“离骚”手法写现代传记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  

　　刘丽华：  

　　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继续讨论，不能强求一致。下面请历史学家岳南先生发言。  

　　岳南：  

　　感谢清秋子先生能写出这么好的书来。也感谢新星出版社。我写过几本书，陈寅恪、傅斯年等，我看都没这个好啊，很羡慕。李锐老的序，写了个蒋介石发动政变镇压共产党，以前都是说蒋发动反革命政变，现在没有反革命三个字了，这是进步还是倒退啊？还有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后，以前都是写建国之后，还有解放之后，有人讲中国建国有文字可考，其实以毛泽东为首的建国一九三一年在瑞金就搞了一个所谓的共和国，这个“建国以后”不确切，这个建国不能说毛泽东一个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天安门城楼上一喊就说建国，这个建国是要有条件的，中国人要承认、国际要承认的。有人说七十年代加入联合国那算正式的吧，那四九年又不对了。哪一年建国我以为我们还可以讨论，其实解放前，共产党在延安设边区政府就解放了嘛，井冈山割据时就解放了嘛！蒋公带国民党退居台湾以后，五零年他们还在海南，所以说这个“解放前”“解放后”是不准确的。刚才说农民造反，我想还是傅斯年说的共产党压根不是农民造反，它是利用了农民，他说共产党是流寇，过去的流寇是受了灾之后才做流寇。所谓共产主义有两种东西，一种现实的，一种是思想的，控制它，就造成专制，造成独裁的思维方式；它一旦夺权，就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中国的文化会变成一片沙漠。傅斯年说的有道理，共产党开始没有多么大的理想。这两年我在台湾大学做驻校作家，法轮功在那儿也练，我是反对它的，不是说中央反对我就反对，它就是钳制人的思想，人被钳制住可能是一往无前的。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那么多人，一开始我就骂，很多人信服他，现在薄已经这样了，居然还有好多人叫好，说没有薄熙来就没有新中国。牟老先生的人生道路正像俗话说的：男人干错了行，女人上错了床，他上了贼船，没办法了，也就如此。  

　　刘丽华：  

　　请杨恒均先生发言。  

　　杨恒均：  

　　在山东人贺卫方和北大教授张维迎之后发言我有点压力，我接着张耀杰讲，昨天我说要参加这个会已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了。这本书有四次提到怎么评价牟老先生和这个时代，第六页：“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任。”我顺着这个话讲两点：一，这一代革命先辈无论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共产党，都是在家破国亡，民族尊严非常低的情况下，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国家独立，英文是国家自由，国权；然后追求的是民族尊严。在追求过程中往往牺牲了个人自由，然后个人尊严扫地，人权受侵害。他们那一代人努力追求的国家强大和民族尊严现在已经做到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应该责怪他们。而我们现在应该争取什么东西？应该争取人权和个人尊严。这才是继承了他们。牟先生活到今天，国权不用争了，不会去打钓鱼岛吧。民族尊严已经很高了，我们领导人一个个像公鸡一样在国际上很牛的，他们会不会转向追求人权呢。我觉得评价四九年之后的老一辈，我对这传记有熟悉的感觉。因为我八十年代参加工作后，比较勤奋，在政府里，在香港、海南负责接待北京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跟牟先生有着特别相同的经历，做统战、情报工作，接待非常多，我非常钦佩他们。后来我走上完全不同的路，但我还是很钦佩他们的人格。我想说的是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历史还可以改变。什么意思？未来三十年怎么发展？对牟先生的评价将会有改变。如果未来三十年我们走上民主宪政，历史将完全改变。台湾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说起蒋介石，我们很恨他，因为他剿匪；现在我们说起蒋介石，我们还是很恨他，因为他剿匪不力。（笑声）台湾告诉我们历史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可以改变它，蒋经国最后不松开紧握权力的手，没有李登辉走出这一步的话，某一天他那个小岛被推翻的话，国民党那么多革命先烈怎么面对他们，这是一个被推翻的王朝啊。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包括蒋介石，谁能推翻他的地位呢？他以前贪污腐败，白色恐怖也是真实的嘛！所以今天我要说一句，不是给牟兄和蔡霞说的，是给海里边的红二代说，对你们的前辈，那些革命先烈的评价还没有盖棺论定，你们今后怎么选择，我们如何对待过去六十年，九十年的历史，还有待正确评价。谢谢。  

　　刘丽华：  

　　请《读书》杂志主编王焱先生发言。  

　　王焱：  

　　昨天刚看到这本书，牟先生一生行迹比较复杂，跨越国共两党。有个朋友对他的朋友说，你写你父亲传记都只写好事，但你父亲整人的事怎么都不提了呀！这本书就比较超出了很多人做传那种溢美，比较实事求是。牟先生漂泊日本，意志挺消沉，其他人按过去模式还是说一颗红心，低潮了，还准备迎接高潮呢，这书不用“高大全”模式，一个知识分子那种处境也有过彷徨，消沉。他这种经历在后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必然受到冲击，不是反右就是文革，历史沉沙中淹埋了太多这样的人。把牟先生挖掘出来恢复历史的现场感，能够让我们理解在历史大潮中的这段历史。中国历史结构不断演化，并没有定型，写传的人若按一时一地的价值观把他定型了可能将来又会觉得这样写不好，那你还得不断修改你的传记，历史真成了胡适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失去可信性了。而这书却很实事求是，值得一读。  

　　刘丽华：  

　　请著名出版家刘苏里先生发言。  

　　刘苏里：  

　　我就说三句话：一、这本书将来有机会修订的话，我提一点希望，刚才大家说的最多的词，一个是古典共产党人，一个是悲剧，但我觉得悲剧的时代背景梳理得不够。希望未来在这点上能多着一下墨。今天检讨那个时代，绞肉机的特性，未必是犯忌讳；二、牟先生五一年上济南赴任正赶上洗脑运动，一个时代的进步，用什么来衡量，最近几天又听到有人开始倡导洗洗澡治治病，似乎六十年前的那个声音在今天又回响了，这和我讲的第一点是相通的，如果不把那件事说清楚，我甚至觉得三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听到洗脑洗澡治病这样的声音，因为发动这种事情的那种力量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尽管历史行进了六十年了。三、我们在向牟老先生致意的时候，我赞同有几位提醒我们大家的，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在根据地时，有民主建设那一面，书里也记载了杀人的那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这本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但它的主线是对这样一个人的赞扬，我觉得这个赞扬我们要有克制，否则我们很容易在赞扬一个古典共产党人时忘记了那个共产主义理论和教条对这么优秀的一代人和今天可能更优秀的一代人的俘虏，我们的孙辈很多年以后还来开这样一个会说某人又是一场悲剧。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著名政论家马立诚先生发言。  

　　马立诚：  

　　首先祝贺作者写了本好书。提示了当代中国又一个启人深思的悲剧。他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洪荒万死、千古悲凉啊。这样的悲剧从屈原到贾谊、从柳宗元到范仲淹，从王阳明到龚自珍，绵延不绝，刻划了一个传统的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但我想对这本书提出点意见，当然您是感情渗透了纸背，一遍又一遍冲击着读者的心灵；您资料的搜集，实地的考证，还有谋篇布局都非常好。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也许牟先生自己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这本书没有从宪政的角度来回顾这个背景。宪政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毛泽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现在讲的。牟宜之的悲剧根本点是在这里。今天我们还不能这样总结回顾这种悲剧，书就稍微有一点不足，国家也就老产生这种循环。现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宪政的阶段，尽管非常困难。我们还应共同努力往这个方向走。  

　　刘丽华：  

　　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唐继无先生发言。  

　　唐继无：  

　　我本来不是来参加会，今天撞上了。也巧，前不久在上海也是新星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寻找苏惠廉》，搞了签售会，我和朱学勤参加了。今天又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新星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精神食粮。《炎黄春秋》第四期有介绍牟宜之的文章，李锐写的，正好挨着它有我一篇文章，我就关注了。听了各位发言我也有一点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好几位都提到理想主义的问题，牟宜之作为比我们长一辈的人，他后来所有的痛苦和纠结都来自于他所接受的观念和理想。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从没思考过这个理想究竟有没有问题。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看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才惊醒。震撼以后才循顾准思考这个问题，寻找经验主义的根，探讨今后走什么路。顾准提出的否定理想主义的路是非常有启示的。不管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走到极限，它想要配套的政治体制必然是极权主义。我们经历这几十年来的错误，罪恶都是在理想主义体系下，用最美的语言词藻包装进行。我们不要高调的理想主义，要低调的现实主义。我给自己定了原则：我坚持理想，决不理想主义，我信仰经验主义，但这只是一个底线的原则，不是全能的至善至美的社会。我认为没有一个那样的前景。谢谢！  

　　刘丽华：  

　　请汪永晨女士发言。  

　　汪永晨：  

　　我是老牟的朋友，我知道他在整理他父亲的诗，他自己也写诗。刚才大家都说国破，但我在这儿更想说的是山河破。政治是大家关心的，但我们的环境和大自然又有多少人关心？我呼吁在座的精英们也转一转我们所写的微博。我非常着急的是西部开发对江河的威胁，我们有一个“江河十年行”，关注西部六条大江、大河：岷江、大渡河、雅龙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零三年牟广丰说我们中国只剩下一条没有被大坝截流的大江，当时还有雅鲁藏布江，后来只剩怒江了。我们跟老牟花了十年时间让这条大河还在流淌。但是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中怒江有四座大坝，这次地震的所在区域就是我们最最担心的地区之一。芦山和保兴周边有一百多座大坝正在建或已建。我们为国家民族担忧时是不是也要为我们的江河担忧？我们今天在怀念牟老先生为民主自由写出好诗的同时，也应想一想，古人有多少描绘大自然的诗歌。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还有这样的诗歌吗？对北京三十条河的调查无一例外全是污染，现在的水能开发是以四川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我恳求媒体人NGO一起呼吁，希望你们关注国家利益民族存亡的时候也能跟我们一起来关注江河。谢谢大家。  

　　刘丽华：  

　　谢谢汪永晨女士，她告诉我们今后要关注环境，北京的污染我们都亲身体会到了。  

　　已经六点半了，虽然还有很多嘉宾没有发言，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这个会只好先开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畅所欲言！  

    教育与启蒙 

　　这是资中筠先生愿意讲的题目。  

　　“为中国而教”(Teach Future China，简称TFC)在她看来，也是很好的项目。TFC成立于2008年，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目前有来自44所高校的92名在岗成员正在北京、陕西、河北、四川、云南等农村儿童学校任教。  

　　7月23日，资中筠在北京师范大学为2013级项目成员进行岗前培训，讲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启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这关乎中国未来，也与每个人命运相连。我们在分析当下冲突与共识，寻找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动力的时候，不妨看得再深远一些。  

　　刚才同学介绍说我有一个特点是爱讲真话。我觉得，如果讲真话变成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常规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按道理，爱讲假话才是一个特点，讲真话不应该算特点。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社会是有点问题。  

　　今天我挺高兴到这来。“为中国而教”这个组织，我也是知道的，是个很好的项目，很好的做法，这几年来也做得挺成功的。最近因为比较疲劳，我拒绝了很多讲座、讲话之类的事；但是“为中国而教”，我还是挺愿意来的，来跟大家见见面，交流交流思想。  

　　在座有不少人是有实践经验的，到农村去教学。我自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没有当过老师，最多带过一两个写论文的，在实践经验上，还要向你们学习。  

　　现在讲教育与启蒙的关系。这是你们出的题目，也是我愿意讲的。  

　　什么是启蒙  

　　先讲什么叫做启蒙。  

　　有些人不同意启蒙。他们觉得，启蒙的意思就是，先把别人说成是愚昧的、自己是聪明的，然后就是去给人家启蒙。有这么一种观念在里头，因此就对“启蒙”反感。  

　　但我觉得，启蒙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谁比谁特别高明，然后我来启你的蒙；而是说，人们常常处于一种比较愚昧的状态，需要想明白，有时自己可以给自己启蒙，有时靠外力，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启蒙。就是说，原来没懂的道理，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懂了。  

　　为什么会懂了呢？也许是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是读到一本书；或是听到有一个人讲话，发现事情原来是可以这么看的，原来我这么看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就是启蒙。  

　　为什么现在（启蒙）这个问题还一直存在呢？因为我们是处于愚民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民族，所以启蒙的任务对每一个人说起来都还是很重要。  

　　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忽然觉得自己有所悟，对一些问题明白起来，意识到自己原来非常迷信、非常愚昧。有这样一个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对很多问题都慢慢地明白起来。  

　　那么，你自己了解到了，你自己见到了光明，你就特别希望和别人分享。当你发现别人还在那糊涂着，你就特别希望他也弄明白这个事。这就叫作启蒙。  

　　什么是教育  

　　那么教育呢？  

　　为什么有老师、有学生呢？通常应该是老师比学生明白点，就是“闻道有先后”。老师是先闻道的人，所以就有责任对学生进行启蒙。  

　　从前，私塾叫做“发蒙”，一字不识的小孩到学校里去，从懵懵懂懂的状况到开始识字，就会知道很多知识，懂得很多道理，人就会慢慢地变得聪明起来。  

　　教育的目的，就是把真相、真理告诉别人，让原来不懂事的人，或者是原来不懂的事，慢慢懂起来了。这个是启蒙。  

　　其实是很朴素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  

　　教育的目的  

　　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对教育的看法。  

　　（一）教育为了什么  

　　第一，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当然就是育人，改善人，培养这个社会的人。因为一个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组成的，假如大多数人比较文明的话，这个社会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  

　　要改善一个社会，当然要从改善人开始，由人来做。想要破坏一个社会也是由人来破坏的，想要推翻一个社会也是由人来推翻的。所以，人就是非常主要的。教育就是把一个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把一个原始的人变成文明的人。所以简单地来讲，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文明的人。  

　　有一个思想家叫怀特海（编注：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过：“凡是不注重训练智慧的民族，都是要失败的。所有你们（统治者）的英雄行为、社会魅力和机智，所有你们在陆上还是海上的胜利都不能改变这个命运。”  

　　一百年以前，梁启超也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他的意思也是说，那个时代中国人都痛感自己贫弱，被外人欺负，但问题在什么地方？不在于船坚炮利比不上别国，最重要的在于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他还说：“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德也。”这个我们现在太有体会了，国家受不受别国人的尊重，不在于你的疆土有多大——中国本来是个大国；也不在于你有多少钱——现在GDP有多高；也不在于人口有多少——中国人口世界第一；而是要视国民之品格。那么我们来看，中国人的品格在世界上是不是受到尊重？显然不是。首先有一点，中国人的诚信度在世界排名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我刚才说，说真话变成一种特点，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受到世界尊敬的。  

　　所以，教育的目的，第一是品德。第二是知识。  

　　当然，如果你是个老老实实的人，但非常愚昧，什么事都不知道，那也不行。所以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第一是品德。  

　　另外，受教育在现代国家是基本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教育不是消费。有的人把学校变成一种消费产业，那是不对的。只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才能保证竞争的起点平等。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我们是要讲竞争的，不要绝对平均主义，因为那是不公平的。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人的努力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绝对平均，干好干坏都一样，就像过去那种“大锅饭”，看起来公平，其实很不公平。那公平在于什么呢？公平在于，在平等的条件下，在平等的起点，大家各自发挥自己所长，比较聪明、比较能干、比较努力的人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好的回报。  

　　假如教育的机会本身是不平等的，比如让文盲和大学生去公平竞争，当然是不可能的，文盲很难取胜。他为什么会变成文盲呢，因为他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应该算作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早就已经承认了。  

　　教育也是公益事业最普遍关注的内容。各种公益组织从事各种各样的项目，有的专门搞环保，有的专门扶贫……但是，全世界的公益组织里，有两类共同的基本项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如果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他就很难加入平等的竞争。还有一个，如果保证健康的条件不平等，那么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办法公平竞争。在一个经常产生不平等的、贫富悬殊扩大的市场经济里头，怎么样能够缓解机会的不平等，怎样产生更加公平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应该属于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二）受教育的目的  

　　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人对于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家长为什么要把小孩送到学校去受教育？最原始的动机是什么？  

　　在贫困的农村，他是希望孩子将来不受骗，算账的时候不上人家的当。过去很多文盲跟人家一打交道就被算计进去了，受骗上当。直到现在我还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家保姆就告诉我说，她家前几年遇到大雪灾，他们在重灾区，房子也塌了。政府有相当多的拨款，专门用于救济、补助那些受灾比较重的农户。她的父亲是个文盲，被叫到村政府里，村干部对他说：“政府拨款下来了，给你60元钱救济”，他还挺感谢人家，在上面按了手印。后来他的儿媳妇回来——念过书的——就说：“不对，怎么可能只给这么一点儿？我们这里是重灾区。”她知道政府拨款是有多少钱，于是就跑到村政府跟村干部闹，说：“我要告你！”于是村干部很害怕，结果下回就补助了他们家不知道多少钱，实际上是600元钱都不止。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信息也通了，知道政府给了多少钱，他们应该有多少钱，还可以看得出那个账上是怎么样子的 。这样，现在村干部就不敢欺负他们了。这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要受教育的动力。  

　　我也认识过一个很值得尊重的志愿者。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在贵州一个特别贫困的村子里进行扶贫，办教育。那里的人均寿命只有四十五岁——我们全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了。那个村子的人一是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大家都是文盲。所以他开始在那里头办小学，教那些小孩，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上学？他们说，“赶集的时候可以不受骗。”他们一个月到镇上去赶一次集，拿家里的东西出去换点钱回来，常常上当受骗。所以他们认了字，会算术以后，就可以不上当受骗了。  

　　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教育动机了，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还存在。  

　　当然，再进一步就是说，学一门技术可以谋生。现在，无论如何，一个文盲到处求职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你必须还是得认字、会算，还有一门技能。  

　　再进一步是改变社会地位。现在很多农村家里父母出来打工，自己吃苦受累，也要把小孩送进学校，要送进大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改变社会地位。有的高中毕业生考的分数线够上大专，但是够不上“大本”——这种区别也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什么大专的大本的，别的国家没有这么个算法——无论如何要自己复读一年，吃苦受累，家长也是一样，为的是上“大本”。因为“大本”毕业和大专毕业，在他们看起来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再进一步的人就想当官，光宗耀祖，做人上人。现在学历很重要，硕士怎么样，博士怎么样。他们重视的不是知识而是学历。  

　　真正最高的境界，是为了某种理想，是为了做社会有用的人，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比较少数的人的追求。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应该是最后这一种：为了改善这个社会，教育出来一个良好的公民。不管你干哪一行，是简单的职业也好，复杂的职业也好，首先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有基本的品格的人。总的说起来，这样的人多了，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可以使得社会不断向文明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教育最高的目的。  

　　所以，作为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工作者，不管你教什么——也许教的是一门很简单的技术，但是心目中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大的方向应该是教出一个品格健全，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三）施教者的目的  

　　上面讲的是受教育方的动机。另一方面，办教育的、制订教育政策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不同的社会当然是不同的。  

　　首先，在皇权专制时代，只有贵族和奴隶的区别。受教育的基本上是在高层的贵族阶级，而奴隶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所以教育是教育统治者，教育“驭民术”。而其他的大量的是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道理，只要知道忠于这个君主就可以了。它所培养的是顺民、是臣民。  

　　到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它需要技术工人。所以教育普及这样一个观念实际上是从工业化开始的。文盲不可能操作比较复杂的机器，所以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资本家就需要去培养技工。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的知识、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普及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后来，有了改良主义的福利国家概念之后，教育成为政府的职责。  

　　最初，资本主义社会只保障四大自由，在此基础上自己去竞争，政府是没有责任扶贫的，虽然也有救济，像教会；政府也有一定的法规，像17世纪、18世纪时英国、法国的“济贫法”等。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在政府层面上有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策，比如说，失业救济、福利、养老、扶贫。所有这些观念开始进入政府的责任，义务教育的观念就出来了。  

　　义务教育在国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强迫教育”，也就是说政府有义务免费给公民提供教育，而公民有义务必须上学，把小孩放在家里不去上学是非法的。如果上学没钱，政府可以给你免费教育。从这个开始，教育变成了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义务教育覆盖多少年？也是看社会发达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的，最开头的时候是小学6年；其后是9年到初中；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是12年到高中，大体上是普及到高中，然后上大学就不是义务的了。可是，慢慢的，现在对上不起大学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补助或是贷款，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义务教育是教到12岁，或者教到14岁呢？比如一个小商人——我们叫夫妻店——家里的小孩儿常常也在柜台上站一站，从12岁开始他就可以这样做了。早期美国在讨论限制童工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争论了好半天。如果硬要说14岁以下的小孩儿就不允许站柜台的话，很多贫困的家庭很难做到。  

　　这说明教育不是一个空想的事，教育的普及不是有理想就可以办到的。像中国这样，GDP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至少9年制义务教育应该是可以普及的。假如你要认真去做的话，应该可以做到。而且现在从法律上、从国家的政策上来讲，已经是这样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地方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这个我们下面再讲。  

　　现在我们回到施教者的目的这个问题。培养有技术的劳动者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  

　　我记得，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清华大学从综合性大学改成了纯工科大学。蒋南翔当校长，提出过一个培养学生的标准：“听话，出活”。  

　　“听话”，是听党的话，就是说做一个政治上合格的、正确的学生；“出活”，就是说还是要重视业务教育的。清华大学变成了工业大学，是为了迎接国家的工业化大潮。清华有个口号，就是要培养优秀的工程师。工程师是听话的，同时还是有比较高的效率、有比较高的技能的人。唯独没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  

　　虽然这不一定是所有大学的校训，但是在此以前所有中国大学的精神，都包含这个。后来无形中取消了，就是很大的转变。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本来就应该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我们经常说创新人才，说中国现在缺乏创新人才。所谓“创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发明创造。但创新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忽然到了大学，说你创新吧他就能创新。这是不可能的。这也都是要从小培养的。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因为从小就不好奇。其实小孩本来都是很好奇的，但是不培养他的好奇心，不要多问只要听话就行了。其实这个“听话，出活”不是蒋南翔发明的，中国人对小孩总是说：“哎，你要听话啊。”（外国人不用这个话来教育小孩儿的。）听谁的话呢？听大人的话。大人肯定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就是在这样的培养下，孩子的创新精神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所以，比较高境界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独立的人格，至少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有辨明是非的能力。这就是启蒙。  

　　什么叫启蒙？就是不糊里糊涂、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如果能够在课堂里头发现老师讲的不对——这个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但事实上应该是可以的，老师应该加以鼓励。这样对老师也有帮助，也许那个学生本来就错了，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的教育里面是很少见的。  

　　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机会不平等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由来当然是经济。穷人家的孩子就很难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教育。义务教育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应该不管家庭的贫富，至少在义务教育的6年或9年里应该是有平等的机会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过去还没有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还没有通过6年或是9年制的义务教育的法律，但是事实上呢，还常常有公立学校弥补这样的不平等。差不多每个县都有一所或几所公立小学和中学是不收学费的，提供的是非常优质的教育。市立一中、县立一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是不收学费的。国立大学，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最好的大学，过去是不收学费的，所以贫寒子弟比较能够通过竞争，凭成绩来上这样的学校。军阀割据的地方都有比较好的学校，并以此为荣，作为一个政绩。当然，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过去像刘湘这种军阀绝对不允许县政府的办公楼超过学校的建筑。这是当时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  

　　现在，我们有了义务教育制度，说是免费的，理论上是应该不收钱的；但是呢，有时反而受不到好的教育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有的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教育不发达是他的耻辱。学校建筑常是豆腐渣工程，教育质量很差，招不来比较优秀的老师，或者老师的待遇总是比较低，这些他们都不在乎。他们认为盖高楼或者建公路，或者弄得市容非常漂亮，是他们的光荣，这是执政理念出了问题。上级考察政绩也不考察教育，只是考察这块闹没闹事，稳定不稳定，或者说GDP是多少，上缴多少税利。不考察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有多少学生。  

　　但是，由于上级教育部门考察的唯一标准是升学率，所以大家都奔着考上大学的升学率去了，为了升学率就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考上了就行。这样，所有不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不算数。  

　　这样一来，教育不平等还在于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本来不一定非得要上重点学校的。过去，有几个少数学校被认为是重点；大多数都是普通学校，都还过得去；有几个特别烂的、特别不好的学校，所以呈现出橄榄形。现在，学校也变成金字塔形的，只有在几个重点学校，你才能受到像样的教育；而大量本来很好的普通学校，都不行了，干脆自暴自弃。反正学校没有升学率，学生也考不上大学。甚至，重点学校的非重点班也自暴自弃了。比如说一家有名的重点高中，一个年级有6个班，3个班是用来考大学的，另外3个班就“放羊”了，还不如普通的学校呢。老师的职称待遇都靠升学率，对其他学生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干脆就不理那些学生了。完全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教育就变成了这样。过去，一个好的老师对越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越是重点关心帮助，现在相反，只重点培养尖子生、尖子班，这是违背教育的基本目的的。  

　　我并不反对应试教育，不考试就更没有公平了。但是以升学率为惟一标准的教育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扭曲，造成了教育资源高度向上集中。你不上重点学校根本就没希望了。重点学校现在贵得不得了，有一部分也许是凭分数进去的，但是在分数线之下的学生，每差一分就不知道要补多少钱。即使计划生育放开，现在很多家长想生两个小孩儿也生不起，一个小孩的负担就重得不得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明明现在的法律是义务教育，至少6年或9年之内家长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负担，但现在，从幼儿园开始都贵得不得了。  

　　这是非常扭曲的教育制度。这是造成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结果使得正常的教育劣质化。就像一个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头，两极化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大量发展的不是重点学校，而是普通学校，能够接受正常教育的学校。  

　　（二）教育腐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  

　　官场腐败到一定程度固然可怕，但全社会腐败就更可怕。  

　　大家都觉得这种潜规则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觉得官员腐败有什么了不起，除非是他贪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总的说起来，如果连教师本身都是受贿行贿的对象。全社会就都腐败了，就不再有健康的力量想要对真正腐败的力量做斗争了。  

　　所以，教育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危机要使得我们整个民族退化。我曾经说过，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要使我们的民族品种退化。现在老一点的老师还有老的想法，常常有人说你们这一代的想法跟我们可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们说我们（年轻一些的人）就比较实际，其实就是说可以接受一些现在的潜规则，接受一些现在实际上属于腐败的现象。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夫妇不敢生孩子，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教育他诚实呢，还是应该教育他搞邪门歪道？如果要教育他诚实，他到社会里面去好像没办法立足了。还有，怎么样对待老师，不送礼行不行？等等。  

　　这样的教育制度教出来的小孩会什么样？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说，一方面是培养奴隶，一方面是培养市侩，最好的也不过是培养出好的出活的高级工匠，很难培养能独立思考的、有创新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公民，这个教育危机现在是存在的。  

　　我曾经写文章推荐过一本民国时期的课本，“共和国教科书”，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国文和修身课本。我认为，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文化底蕴，最重要的是看你的语文达到什么水平，当然数学和科学常识的都是需要的，但是你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思考的，所以语文水平跟你的思考能力有很大关系。过去，六年“完小”毕业的一个学生的语文水平是相当高的，自学能力和写作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具备博览群书去提高的能力。这是从知识方面来讲。更重要的是那本民国课本开宗明义的宗旨就说学习的目的是“读书明理”，做一个明理的人，懂什么道理？这个课本的序言特别强调是培养“共和国民”，而不是大清王朝的臣民。教学内容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但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培养共和国的公民，其中还包括做“大国民”之道，其精神大体上和我开始引的梁启超的话差不多。我想如果一直延续这样的教育，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素质会大不一样。  

　　教师的责任  

　　最后，教育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教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好公民。现在教师认为的好学生可能将来不一定是好公民，所以教师应该对好公民有正确的认识。  

　　另外，自己在精神上应该有独立感，就是你在教给学生的时候应该特别满腔热情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和学生分享。有个人告诉我，他的语文教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因为那个语文老师每次讲一首诗或是一篇课文的时候自己欣赏得不得了，然后就拿自己的热情来感染学生，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感受到这种美。这就是成功的教师。  

　　还有，师道尊严在于以身作则。你要拿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感染学生。要是一个老师老让学生送礼，就肯定没有师道尊严了，学生一定不会在心目中尊重这个老师。而且一些有钱的家长就很有可能把他当作自己家的仆人了。  

　　还有很重要的是，不要说假话——考不及格也没关系。但这很难做到。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我感到非常沮丧。发生在哪个县（编注：湖北钟祥市第三中学艺体高考考点）我忘了，高考请了外地的监考老师，由于他们比较认真，把学生作弊的东西都没收了，引起家长“造反”，把那些老师揍了一顿。而家长居然理直气壮地说，作弊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不作弊的话，就没有公平。这是什么逻辑！但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过去作弊是很不光彩的。我记得从前在学校，如果哪个学生被老师抓到作弊，简直抬不起头来，整个学期都很难见人了。结果呢，现在作弊变成了有理，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价值？这个社会根本不相信人可以通过诚实的劳动、真实的成绩来取得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如果人人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  

　　你们诸位志愿到农村去教学两年，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理想的青年都应该愿意为推动这个社会的改良做贡献。虽然现在整个社会环境问题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假如有更多的人愿意坚守一些其实很普通的原则——并不需要你特别大公无私，特别理想主义——做一个坚守某种底线、诚实的人，然后能够把诚信传到下一代去，这个社会还有一些希望吧。这个也算启蒙，就是说诚信本身也是一个启蒙。  

　　问与答  

　　问：作为政治老师，对于人的启蒙和公民的启蒙，面临职业伦理的困境，您能给予我们什么建议？  

　　资中筠：首先，你提到了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自己也无力改变。但是在这个制度底下 ，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活动空间。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做自己良心认为是对的事情，我想我们只能这样做。可能你在做教育的时候，并不是在履行公民的职责，只是在履行上级给你的命令——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要不然你的职业也保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定的妥协。  

　　但是，如果你心里经过启蒙的话，就应该明白什么东西是你不得不敷衍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大力热情去推动的事情，这在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完全不矛盾。  

　　问：教育的问题到底是出在老师的身上，还是出在家庭身上，还是出现在社会思潮身上？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思潮对于教育的进一步跟进、推动？  

　　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制度和文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长期在某一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思潮、一种文化，然后这种文化再反过来又维护这个制度。所以，中国人的不幸就在于，常常在制度和文化的恶性循环里头，造成退化。但是要是你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启蒙的重要性，你就会用你自己微薄的力量抗争。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很多人的力量加起来就不微薄了，你就可以去冲破一点点。  

　　比如，我说教师特别重要，你说那我没办法，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只能按照教学大纲去教；但是教师自己还是可以发挥主动的。例如教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告诉学生一些历史的真相？这里头的余地非常之大。教语文的时候，除了课本之外，语文老师都是有主动权，可以选一些其他你认为好的文章，让学生去读的。另外，你自己平常言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也可以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在现在这样一个思潮，这样一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老师跟胡适那个时代确实是不一样了。  

　　但是，在网络发达的情况下，网络的平台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是在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现在还不是一点发言的空间都没有，或者说一点思考的可能性都没有。再加上全球化，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外面，已经不可能封闭起来。每一个人可以定位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我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变成非常了不起的圣人，或者是当烈士，但是在你自己能够把握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我觉得完全怨环境、怨制度、怨思潮、怨别人，没有用处，自己还是可以把握自己。  

　　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下，或者说从我们当前国情的角度来出发，我们这一代人还能为教育做什么事？可以朝什么方向努力？  

　　资中筠：你要是有志于教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做一个好的老师。现在太少了。  

　　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愿意到这来，是因为对于你们“为中国而教”这个项目的做法感到非常值得肯定。而且，在贫困的偏远的农村特别缺少好教师，要是动员大量优秀毕业生长期到农村去支教，那不太现实，现在轮流去我就觉得很好。  

　　另外呢，你要长期呆在那个地方，成为那里的一分子，就不能超脱了。比如，那个地方很落后，你就要和那个落后的地方的落后的规则同流合污，反而起不了改良的作用。你要是经常回来，还能接受外界的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然后再传去，可能更有效。至于到底是做两年还是做三年，这个没有关系。  

　　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去一下农村，了解一下中国还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多体会一些民间疾苦，回来不管进入哪个领域工作，都是很好的基础，都可以用更广阔的视角或者是更加广阔的胸怀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是双赢的局面，不是说你光去牺牲，光去付出，实际上你得到了很多。这样一个轮流制度可以做得越来越大。我觉得在教育领域，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做法。 

    解放思想，坚持启蒙——资中筠先生谈“五四” 

    【《民主与科学》编者按】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本刊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前所长、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就“五四”精神、启蒙、民主、科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民主与科学：资老师，近年来您对“五四”启蒙谈了不少看法，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五四”的话题？ 

　　资中筠：我对“五四”的思考主要还是从近年来的争论来的。我原以为“五四”已经是一个有定论的问题了，没想到后来发现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争论，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思考。去年我发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一文，算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到那时为止的一个梳理。 

　　民主与科学：今年是“五四”90周年，您也说过“年年谈‘五四’，话题常新”。那么，为什么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关于“五四”的话题还能引起那么多的争论呢？换言之，今天我们对“五四”进行不断地回顾和反思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资中筠：“五四”历来被看做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得非常曲折，而且几经折腾，走了不少弯路，所以回过头来再去看“五四”，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对“五四”主要有几种强调，一种是强调它是爱国运动，着重谈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日本从德国手里夺取青岛，火烧赵家楼等等，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比较正统的概括；再一种是强调“五四”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这个问题近来被突出了，否定“五四”的人甚至把“五四”的“打倒孔家店”跟“文革”中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此说源于海外，近年来却盛行于中土；还有一种就是强调“五四”精神是民主和科学，这是正面来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人只截取“五四”的其中一段来讲，所以就会有这许多不同的角度和诠释。 

　　我在去年的文章中也谈到过，我所说的“五四”不是专指1919年5月4日开始的运动，而是指从晚清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只不过这个过程到了“五四”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那时各种思想上的争论都得到了充分展开，对晚清以来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到底应该如何改造的问题有了更具体的方向，所以后人对这个运动遂以“五四”作为符号，这是我所理解的五四运动。我们把“五四”作为一个符号，实际上是涵盖了将近大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探索，着重的还是新文化运动。为什么问题常新呢，就是因为探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近代中国人的探索始自鸦片战争，开始有人睁眼看世界，最先看到人家的船坚炮利，后来随着大臣的出国考察以及大批留学生出洋，又看到人家不仅仅是器物方面的先进，还有制度、文化上的优越，深感我们自己落后了，然后就想怎么样奋起直追。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而且走了太多的弯路，常常是进几步又退几步，所以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被不停地追问，“五四”也就常常成为话题的重心。 

　　我常常感觉到，由“五四”争论得到的思想积淀到今天完全退光了，现在又从头来起。本来从晚清以来一步一步探索过来，到“五四”以前，再到“五四”以后，像胡适、鲁迅那些人同另外以《学衡》为代表的那一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达到了不同思想观点争论的相当高的水平。从“五四”以后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过一个相当规模的百家争鸣，各种思潮在中国都有它的代言人，并且都有过表演，不管是右的、左的，各种主义都有。其实我觉得“五四”没有定于一尊，而是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创了比较自由的论争风气，什么都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思考的。这种精神、这种争论本身，我觉得就是“五四”的一大功劳。“五四”本身就是从打破儒家思想的定于一尊来的，这才是“打倒孔家店”的意义，而不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探讨。 

　　民主与科学：现在很多人认为“五四”打倒孔家店过于激进，那当时为什么非要“打倒孔家店”呢？ 

　　资中筠：因为如果要是不打倒的话，那就永远是思想非常僵化、非常禁锢，其他一切都是大逆不道，不打破这一硬壳，根本是什么东西都进不来，所以非打倒不可。这个打倒，不是要把整个儒家思想否定，他们也没有那么深思熟虑。因为一切保守的、僵化的、顽固的甚至反动的东西，都是以孔家“名教”的名义在施行。所以你们看巴金的《家》，我觉得最说明问题，那个冯老太爷做了那么多残害人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他是孔教会会长。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并不是巴金编出来的。所以那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为解放思想铺平道路的，并不是全面讨论儒家思想、孔孟学说，它只是为了扫清一个障碍，能够让新的思想进来，这就是当时“五四”打倒孔家店起的一个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有过一个说法：“五四”以后“救亡压倒启蒙”。我原来也认同这个说法，但是后来我想又不是这样，我认为“五四”的启蒙就是为了爱国，就是为了救亡。从根源上看，为什么要改造文化，为什么会有新文化运动，会有所谓西化的问题，有反传统的问题，都是从救亡来的。那些先驱者觉得快要亡国灭种了，就要追问到底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辉煌文明的国家会落到这一地步。从魏源到郭嵩焘、再到严复、康梁，再到“五四”那些人，一批一批人不断探索，无论他们的启蒙主张是什么，其实脑子里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救国、强国，启蒙与救亡在这里并不对立，而是合二为一的，只不过国民性的改造是从更根本的问题上入手罢了。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就是为了普及文化，如果过于高深，很难在最底层的老百姓中间普及，把话说明白，就是不要拽文来唬人。当然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很激烈，加上都是二三十岁、血气方刚，所以就显得比较激进。 

　　从上世纪后半叶的实践来看，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更确切地说是反帝压倒了反封建，甚至是在反帝的口号下，封建专制回潮。到“文革”出现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高呼“与一切传统决裂”，而同时，从思维到行动方式又是封建王朝的大回潮。现在在“崛起”的口号下仍然如此，与外国有一点冲突，足以调动全民的情绪，但是充斥于电视、电影，乃至广告词的封建糟粕的东西，人们却视而不见，甚至与弘扬民族精神混为一谈，以糟粕为精华，如鲁迅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所以启蒙任重而道远。 

　　民主与科学：为什么说今天的争论似乎是从头再来过？ 

　　资中筠：毛主席曾多次提到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外国的东西都进行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外来文化也是如此。但是从1949年以后搞了多次政治运动都与此背道而驰。1957年反右，从那时起思想就被禁锢起来了；大跃进的结果是没有人敢说真话了；最后就是“文革”。打倒“封资修”，所谓中国的文化都是“地主文化”，属于“封”，一概抛弃；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也该抛弃；甚至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思潮，除了权威的中国化的诠释外，其他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和大部分国家共产党的，都是修正主义，也都否定。那还剩下什么呢？结果就是改革开放前，整整一代人失学、失教。改革开放后，实际上是从废墟上开始文化重建，所以过去一百多年来都争论过了的问题、双方的观点都摆的很清楚了，今天又重新再来一次。由于失去了本身文化底蕴的载体，也就失去了对外来文化的判断力。如果说，“五四”那代人能取其精华：民主与科学，那么再次开放以后，饥不择食，往往接受糟粕更容易些。 

　　幸运的是，文化重建开始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人尚未凋零殆尽，文化气脉一息尚存，当时77级、78级的大学生就是传承了这些老先生的学问，现在成为大学里的骨干。还有，开放后，又开始接触到外面的东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化重建的道路并不很顺畅，没有形成持续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现在又加上商业大潮的冲击。一直到今天，我们建设一个健康的向上的能够使得中国在文化上也复兴的新文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道路很遥远，现在还看不到头，所以再回过头来又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好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跟那个时候所面临的任务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常新。 

　　民主与科学：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年来还是出现了不少质疑甚至否定“五四”的声音。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否定“五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这是因为很多人觉得现在中国强大了，不像以前那么贫弱了，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中国正在崛起，在这样一种心态下，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学习西方了。以前的西学中源说又出来了，甚至有人说西方世界千疮百孔，最终还是要发扬中国传统拯救世界。但是，跟从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以前非常维护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大多是饱学之士，受过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感情，而现在大谈传统、否定“五四”的很多人却连文言文都没有念过多少，就是从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出发，觉得老祖宗的东西很好，拒绝学习别人，甚至每当跟外国有外交或利益冲突的时候都要把它跟文化问题连在一起，好像这就体现了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而在发展软实力的名义下，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支持。 

　　另外一种否定“五四”的想法是认为“五四”导致了激进的暴力革命，这方面主要以批评陈独秀的激进为代表，把我们后来所遭遇的各种负面的东西倒推溯源，归到了“五四”激进派的头上。我认为“五四”并不代表某一种主义，它只是冲破了一些桎梏，使得各种各样的思想、主义都能在中国表演一番，“五四”精神本身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至于说后来哪一派思想、那一条政治道路占了上风，这个不应该由“五四”前后这些新文化的倡导者来负责，至少，他们倡导的是民主而不是专制。而且后来他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最近也有人专门写文章说明从鲁迅到陈独秀等“五四”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尚、完美，也有他们另外的一面，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人并不都是十全十美的。所谓的“五四”运动健将们是一个群体，代表了一种思潮，代表一个运动，对他们的评价要看当时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还是使之后退，在客观上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看。对于每一个个人的评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后来中国所经历的不幸都溯源到“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 

　　总而言之，我还是维护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运动，这个任务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成。 

　　民主与科学：有人认为“五四”偏重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忽视了制度关怀，并且认为这是宪政民主在近代中国只开花不结果的原因，请您结合“五四”前后的历史实际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资中筠：“五四”运动发生时，民国已经成立了，表面上的宪政共和也已经有了，但是在军阀弄权的情况下，实际上这套制度并没有良好运转起来，后来更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互相掣肘。共和制度的建立并没有遏止吵吵嚷嚷乱哄哄的局面，反而更严重。总之，“五四”健将们觉得在制度层面上再下功夫好像是无能为力了。所以他们就转向国民性的改造。虽然国民性这个词是鲁迅说的，但从梁启超讲“新民说”时就开始认为，如果不把暮气沉沉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改过来的话，什么制度都不会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人开始走不同的路，有人搞平民教育，有人就去提倡白话文，总之就是认为文化是必须改造的，因为旧的东西在阻碍中国前进。 

　　当时并不是只要打倒军阀就好了，而是整个顽固势力太强大了，总是感觉推不动。拿旧的家庭势力与新的社会风气的冲突问题为例，为什么巴金的《家》《春》《秋》有那么高的典型意义呢？就是因为他以一个家族为单位说出了当时社会上新旧势力的较量，以及年轻人要求解放、追求自由受到的压制、苦闷，很有代表性。虽然巴金不是《新青年》那一批人中的健将，但是他通过他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和感情非常代表那一代青年的想法。冲破旧的阻碍，提倡新的社会风气，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不缠足、不纳妾、不嫖娼、不赌博、不抽鸦片，这些都是当时提出来的，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就是要改造整个的社会风气和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要顺应人性，摆脱蒙昧。 

　　民主与科学：您刚才谈到“五四”的启蒙和爱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宣传中也一直强调爱国主义是“五四”的主题，那么，关于“爱国”，“五四”先贤身上的爱国精神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什么？跟当下一些“愤青”所谓的爱国行动相比，我们今天究竟相差在哪里？ 

　　资中筠：现在有很多人批判“五四”激进，但却很少有人提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过激行为，不值得提倡。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五四”确实是把启蒙和救亡放在一起的，“五四”的这些人深刻地感觉到民族的危机，他们有很深的传统素养，又有机会放眼看世界，通过比较发现我们真是落后了，他们从对这个民族、国家深沉的爱出发，希望能够闯出一条道路来，希望民族能够复兴，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就觉得外国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思考为什么它们能够强大，一定有它的原因。这种研究外国并向外国学习以及投身启蒙都是从深沉的爱国来的，不是发泄一下情绪表示一下爱国然后五分钟就过去了。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愤青”，喊出各种各样的口号，矛头好像不是针对外国，而针对的是跟他意见不一样的知识分子，把别人都骂成汉奸，他自己就很爱国了，这其实完全不解决任何问题。还有爱国是跟责任感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没有责任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就谈不上什么爱国。“五四”那批人，他们不掌权，不做官，就是他们自己觉得有这个责任。再者，“五四”的爱国是理性的，那些人都有很深入的思考，跟那种肤浅的口号不一样。当时也有过抵制日货运动，但那时的世界形势是不一样的，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民族工业在当时是有必要的，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已经是全球化的形势下，抵制谁都是在伤害自己，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民主与科学：我们知道对“五四”有各种各样的归纳，如爱国有之，民主科学有之，反传统有之，等等，那么，在您看来，“五四”核心的东西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资中筠：如果一定要简化来说，我觉得就是解放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以后，民主科学就可以进来。那么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就够了呢？可能有人会说还要讲人权、还要讲法治，但是民主和科学应该说是现代文明的精华，我觉得“五四”拿得还是很准确的，一直到现在也没过时。启蒙就是反愚昧、反顽固。当时作为先知先觉的这一批人，特别痛苦地感觉到周围很多愚昧、顽固、保守的东西阻碍了中国的前进，所以就是要打破这些。 

　　民主与科学：那么，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进一步启蒙应该打破的是什么？今天要反对什么样的愚昧？今天思想解放和启蒙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资中筠：我觉得是要大力提倡公民教育。要改革现在的教育体系，教育体制、教育目标、教育内容都要改，特别是基础教育，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培养臣民，更不是极端功利的市侩。第一，要教人讲真话，而不是让人说假话、察言观色按“口径”说话；第二，要让人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权利，应尽哪些义务，而且要细化，细致入微，由浅入深；第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格教育，现代提倡的独立人格可以跟中国传统道德所讲的气节打通，中国传统士大夫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完全可以跟现在的独立人格相通。现在有一些有想法的教育家、企业家支持公民教育，这是很好的事情。 

　　现在让我感到忧虑的是学术界的腐化。从“五四”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都处在一种“动”的氛围中，思想一直在引领行动，比如晏阳初可以去搞他的乡村教育、叶圣陶去办他的学校、“五四”那批人去办《新青年》，都能搞出很大的动静来。而现在的思想文化界差不多是一潭死水，只有少数人在坚持批判思考。学术界的腐化堕落让人吃惊，拿经费、攒课题占去了学者生命的大部，而要得到这些需要在学问以外下功夫。过去不是这样的。即使在旧时代，读书人中那些拼命敛财、邀宠做官的人也为士林所不齿，声名狼藉，士林总还有一个共识。 

　　总之，民族的现代化启蒙，是“五四”的历史使命，也是“五四”以降几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坚持不懈地传播，总会有一些影响，能产生一种涟漪效应，像水波那样一波一波地传递开去，我觉得这是希望所在。 

　　孟凡礼采访、整理 

　　载于《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2期       

    警惕中国的伪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四次发展。其一，从晚清到戊戌变法失败。这一时期，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君主立宪的机会。尽管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武可避免，但是，这次机遇的丧失的确使中国现代化之路落伍了许多。  

　　其二，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积累了众多的现代化经验。但由于日本的侵略，这次现代化之路中断了。我想讲的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敌入侵很多，但唯有日本最特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入侵中国时，对中国造成伤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些进步的东西，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而日本则是彻头彻尾地延阻了中国现代化之路，至少在中国大陆是如此。  

　　其三，1949年到1979年，这一时期有两面性。一方面，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基础，但另一方面，它扼杀了中国人最大的创造性。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甚大，甚至超过了第一次现代化之路上遭受的打击。尤其要看到，即便是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化有利一面的成绩在短期内得到了体现，但同时也使许多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隐患长期潜伏了下来。  

　　其四，1979年以来至今，这是迄今为止成绩最大的时期，但同样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100年间沉淀下来的，有的则是这20年间出现的。这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造成很多劣势。其表现如下：  

　　一个是人口问题，上世纪50年代，当我们的人口困境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压力之时，我们还在大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付出代价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采取“独生子女”超常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由于贫困地区根本无法控制，结果是控制了优质人口的增长，劣质人口比例大幅增长。  

　　还有义务教育问题，现在我们的义务教育已经难以称之为义务教育，这直接造成了对人口质量下降的严峻挑战。环境问题也不可小视，由于公民社会意识淡漠和自治意识不强，也由于国家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现代化的发展反而加大了对环境破坏的力度，这是非常可怕的。  

　　[记者问：在中国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要向西方学习，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西方的文明有些饥不择食，是否可以说我们在对先进文明的传承上出现了问题？]  

　　由于前面谈到的中国第三次现代化发展对人的摧残，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对接受西方文明的辨别力也在下降，西方文明的传承者首先自身出现了问题。同时，西方文明自身也出现了问题。尤其以美国为甚，现代化带来的糟粕数量惊人，商业主义，享乐主义，我们的国门打开后，它们便扑面而来。  

　　可怕的还在于，在主观上，我们对无害的东西不加以限制，但真正触及精髓的东西，在接受上却是阻力极大。从功能上说，我们的制度是有偏颇的。我并不主张照搬一切西方的形式，但如果不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公民社会如何培养？如何让国民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在物质生活日新月异变化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  

　　此外，文科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思想库问题。教育为政府提供思想库无可厚非，某些社会知名学者可以向政府提供良好的建议，而政府部门也乐于接受这些建议，这对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所有的文科教育都是为了培养思想库就不正常了，就把文科教育引向歧途了。如果思想库的作用只是为了给执政者的决策做注解，为其思想提供合理性的论述，那么思想库的作用也就大大打折扣了。  

　　关于今后的选择，全球化有时的确令人身不由己，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化不能抹杀国界，国际竞争依然以国家为单位。现在人们总是称跨国公司的作用如何，但实际上，国家的竞争仍然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的竞争又是以人口素质作为决定因素的。  

　　这方面我们又有一些误区，我们在感受差距的时候首先感受到了军事上的差距，所以将其放在第一位，而把教育放在最后一位。8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经济是知识经济，我们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  

　　但不利的是，我们却正面临着优质人口外流的危险，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大量人才却以出国潮的形式被发达国家进行人才收割，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出国潮与上个世纪初以及四五十年代的出国潮的趋势是相背的。同时，留在国内的优质人口从知识面上、从责任感上都有所欠缺。  

　　编者按：这是一篇记者采访文章，原载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报》，原文题目是“警惕后发劣势”。 

    跨过新门槛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先生在12月7日举办的《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1年观察家年会：国家愿景--新思维与驱动力”发表了题为“跨越新门槛”的主旨发言，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由于当日发布于网上的演讲稿因速记原因存在诸多差错，资先生于演讲次日不辞辛劳，对演讲稿进行了修订，并补充了一些在演讲中因时间有限未能讲到的内容。本网特将此演讲稿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我原来希望晚一些发言，先多听听各位的意见。现在把我放在第一个，只好抛砖引玉。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时提到“老年愤青”，我要郑重声明，我不认同这一说法，尽管是调侃。因为我认为我是很平和、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并不是发泄某种感情，这个标签不合适。下面我讲一下最近对全球的一些思考。题目是：跨过新门槛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1. 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名字在我国知名度甚高。事实上和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一样，洛氏基金会的钱绝大部分是花在国内，不过其遍及全球的事业也很庞大，中国在其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和客观效果都很值得研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近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的所谓“情结”。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Sr.）于1913年创立的，创办资金是一亿美元，后来，于1928年与创立于1918年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合并过来，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共242，222，560美元价值的股票，到1951年本金已增值至345，397，663美元〔1〕。成立后即以非盈利团体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第一任会长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四年以后他接替老父为董事长达23年。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早期。不过有不止一个人对洛氏父子的思想以及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下面第三部分将提到。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最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都是重点。在人文学科领域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又分两部分：一是直接资助在华工作；二是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

　　一、在华工作概况

　　（1）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这是众所周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调查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于1914年先后派了两个“中国医药调查小组”来华，加上1909年派往中国的“伯顿（Burton）小组”共三个调查组。在这几个调查组的详细报告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开始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洛氏基金会决心把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在美国医学泰斗韦尔希（William H.Welch）的主持下，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一切标准向它看齐。这是它在海外各项目中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太平洋战争后遭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1947年又重新恢复开张。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2〕。中华医学基金会除协和医学院外，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2）自然科学在二三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资助。最初是由医学派生出来，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全国各地有十来家大学都得到过资助，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一次性拨款25万美元，后来发展为医预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其次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1929年清华大学建造生物馆的一半经费（41,250美元）来自洛氏。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从1927年起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挖掘和研究。1929—1932年又向中国地质勘探部捐款8万美元成立“新生代研究所”。这些资助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就是在此项下卓有成就的。〔3〕20年代初在洛氏基金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开始建立遗传学，主要在燕京、南京和东吴诸大学，特别是燕大先后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不断输送师生参加摩根的遗传学研究项目，把摩根学说及研究方法引进我国。另一重大项目是南京大学自1925年开始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建立联系，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研究，卓有成效。从1925到1945年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在其工作的关键时期接受过这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遗传学的先驱，如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等，农业方面有李先闻、王绶等。〔4〕此外在植物学方面，由于植物分类的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标本，洛氏的贡献是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于20年代来中国与留美归国的中国同行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三地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与此有关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有陈焕镛、胡先、马肃、钟心煊等。〔5〕（3）乡村建设与平民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项目，也是洛氏基金会继协和医学院之后在华的重点项目。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并得到政府支持，带有半官方性质，洛氏基金会抓住这一机会，自始至终给予资助并参与计划，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工作从医学到公共卫生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在此项下受到资助最大宗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基金会的做法是定向资助现有的一些大学的有关学系、专业或训练班为此培养人才，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燕京大学法学院建立社会学系，开设训练乡村管理人才的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开设面向农村的课程等。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在资助之列，此外还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抗战爆发后，基金会协助有关人员，连同定县的试点迁往内地。从1934至1939年，基金会已为该项计划出资150万美元，〔6〕在1941年以后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基金会继续给予资助使部分工作得以因地制宜地继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4）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在我国包括人类学）：最早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社会学专业，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培养了人才，而且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学家。后来又通过资助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Redcliff Brown）、帕克（Robert Park）、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等来华讲学，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学者及研究生赴英美学习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例如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马林诺夫斯基是由洛氏基金会安排的。随后吴在伦敦在马氏指导下作研究二年，于1938年回国后应聘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该学系由中英庚款出资，而野地考察站则由洛氏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云南的考察工作也得到过基金会资助。1943年由美国国务院出面，部分由洛氏基金会出资邀请访美的中国教授中有费孝通，他在美完成并出版了影响重大的名著《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经济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1931年开始对成立于1927年的南大经济研究所的资助，第一笔捐款75，000美元，抗战时期迁至内地继续资助，到1946年为止已超过20万美元，占洛氏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一个单位拨款的最大宗。〔7〕基金会专款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如在抗战时期的项目有中日战争的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构想等。1943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60,000美元，与中方共同商定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从中选择邀请讲学。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自洛氏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几所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一直给予资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之后，基金会每年都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给予九所教会大学以“紧急援助”款，自1938至1945年总数425,000美元。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迁校、复校拨款500,000美元。其他还有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全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创建、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图书资料的捐赠以及个人研究项目等都有过关键性的帮助。例如个人项目中比较著名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工作和赵元任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

　　二、建立和发展美国的中国学

　　（1）参与发起西方的“汉学”始于欧洲，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美国开始得较晚，而且最初也是从欧洲传去。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大约始于20年代末。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并积极支持推动。1928年12月1日，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8〕会议”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资助者是洛氏基金会。出席会议的有ACLS 的负责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Hummel,Sr.当时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一批早期汉学家，并专门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指导，说明当时美国对研究中国尚属起步。与会者一致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无知，强调建立“中国学”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几点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包括在ACLS下设促进“中国学”的常设委员会（即后来的“远东委员会”），编一部世界汉学家人名录，设立培养青年汉学家奖学金，举办以远东学为主的讨论会等。〔9〕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从此“中国学”正式进入了美国学术研究领域，在以后的年代里得到迅速发展。洛氏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二战结束前，在它的推动和资助下，美国十来家名牌大学建立起了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学图书馆，后来发展壮大，至今享有盛誉。1947年的年度报告称，美国大约有十家高等院校保持至少三名以上教授远东课程的全职教师，在过去15年中几乎全都得到过本基金会不同程度的资助，其价值在二战中充分显示出来。这些大学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其中华盛顿州立大学开始最早，得款最多。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西海岸的几家大学后来居上，由于战争和战后的需要得到资助也不少,其中有斯坦福、波摩那、加州大学等。这些大学各有特色，例如华大早期侧重历史，战后重点研究东北亚，以华北为中心；哥大主要是历史文化哲学，后来通过其国际关系研究所把对中国的研究与社会科学各科系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方面芝大重文言，耶鲁重白话，加大重口语。对图书馆的资助主要有：国会图书馆东亚藏书部分、普大盖斯特中文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图书馆书目卡）等。除大学外，基金会在远东学方面的主要资助对象还有两大学术团体：ACLS的“远东委员会”和成立于1925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资助的方式一种是对上述院校团体总预算的经常性拨款，一种是对它认为意义重大的重点项目拨款。后者包括：——会议和讲习班。从ACLS第一次会议后就有计划地每年轮流与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等大学合作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暑期讲习班达十年之久。其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远东的注意和兴趣，帮助使美国大学文科教师与研究生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开阔眼界和培养这方面的师资。——编写教科书。重点在两所大学：耶鲁和芝加哥。二者各有特色。耶鲁的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教授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书以中国的成人扫盲课本为基础作教学试验，然后编成供外国人学习的课本加以推广。1936年他还从中国购置了中文铅字在东方学系开办了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在二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至今耶鲁仍是教授中文的重要中心。芝加哥大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汉学家克里尔（H.G.Creel）。他的特点是把读历史与学语文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使学生同时能学会读文言和白话的教学法，并出版有详细注释的中国经典著作选读，陆续出版的有《孝经》、《论语》、《孟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金会还资助“美国教育理事会”重新审定和编写供中学和大学本科用的关于远东的教材。此外，“太平洋关系学会”关于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法的研究是基金会对该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之一。——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基金会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000美元。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但最后只完成了《辽史》。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卜德（Derk Bodde）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有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恒慕义撰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0〕此书为作者在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十多年功夫的力作，一直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现已有中文译本。

　　三、主导思想

　　从以上不完全的概述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推动美国了解中国的工作的确规模巨大，而且都带有开创性。它为什么对此投下这么多心血和财力？又为什么成为在美国发展东亚研究的先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其决策人的理想和信念。这里指的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一批人代代相传无形中形成的。为方便计，姑且把“基金会”拟人化加以叙述。（1）建立基金会的本意：19世纪末老约翰·洛克菲勒因缘际会，成为美国，其实也是世界第一名十亿富翁，而且财源还不断滚滚而来。如何花钱成了问题。他是虔诚的浸礼教徒，相信有钱而得到愉快来自“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1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向他要求帮助，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已超过百万元。他意识到，即使散尽家财也不足以消灭世上所有受难者，于是决定把钱集中使用于向造成苦难的根源开战。在他看来，教育是根本，遂以教育事业作为他捐助的中心。第一件创举就是捐助建立芝加哥大学。但是这还不足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要求捐款的呼吁。后来，他求助于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Frederick T.Gates）牧师，这位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警告他说，如此不断向上翻滚的财富，必须散得比积得快，否则将压垮子孙，建议在洛氏父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这笔财富应当大得能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注意，它们的经管机构成为全世界最明智批评的对象”。〔12〕洛氏父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认真付诸实施，这就是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由来，如本文开头所述，其宗旨就是所谓“在全世界造福人类”。（2）医、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路。除教育外，或者作为教育的内容，洛氏早期的捐款以医学为重点，这也与盖茨的影响有关。在他建议下，1901年洛氏捐款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几年之内，对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狂犬病和梅毒等做出了突破性的成绩，把美国，乃至世界的医疗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极大地鼓舞了创办人。小约翰·洛克菲勒继承父业后把这家研究所视为他慈善事业中第一重大事业。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后把医学作为重点也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海外，鉴于广大的贫穷地区饥馑和疾病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就以医药和农业作为“造福人类”的途径，兼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到20年代末，这一主导思想有所改变，觉悟到发展医学和自然科学解决不了社会领域内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20年代后期美、欧各发达国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的经济危机说明高度发达的工业、丰富的物质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类，反而产生许多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其中也有洛氏家族的捐献，1918年设立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就是以资助社会科学为主，1928年并入洛氏基金会，后者就把这部分工作接管过来，正好与它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针相吻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基金会的重点在三个方面：经济（包括金融）、行政管理、国际关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研究机构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研究所从30年代初起，都得到了大量的资助从事有关课题的研究，包括现实的和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理论两个方面。资助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出自这一主导思想。把国际关系作为重点之一的主要理由则是认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通情况和互相了解或可有助于避免人类灾祸的到来，这“灾祸”显然指的是战争。发展“远东学”（Far Eastern Studies）与此有关，这一观念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远东”的重点是中国和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不是放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而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宗旨是促进两大文明的相互沟通，尤其认为美国了解东方人的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并特意申明，主要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思想的交流，美国学生应该学会同中国和日本人民进行商业和政治以外的友好合作。〔13〕对洛氏基金会重视社会科学影响较大，有一套理论的人物是1936—1948的会长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他是律师出身，在会长中任期最长，对洛氏父子和洛氏基金会都有深厚感情。他在工作报告中一再表达这样的忧思：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对使用它的成果的人的智慧和能力负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这一发展，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凶险命运。他引用名人警句称：“在人类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却已掌握了对自然的控制权”〔14〕。这种忧思因“二战”的爆发而更加深入，更加自觉。从1938到1946年的报告中充满了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退步的反差的危机感，到处可见这样的语句：“我们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我们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间严重失衡”，“我们的政治机构基本上还是植根于18世纪的，而我们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是20世纪的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危险地倾斜，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已不容忽视”〔15〕……等等。他还大声疾呼人类面临文化解体，亟需对塑造未来的诸多社会力量有明智的理解，并以抢救足以担当战后领导的“头脑”为己任。并且以促进民族间的思想交流，作为培养世界性的“杰出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手段。〔16〕鉴于一战后的经验教训，人力物力都被用于为战争服务，牺牲了艺术家、科学家、学者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因此基金会提出一项计划，专门帮助不得其所的青年才俊回归专业，以便为战后储备和培养学术界领袖人才，保持文化学术水平不滑坡。〔17〕

　　战争的破坏力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横行于一时，特别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和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的深刻反思。因为大部分直接、间接对制造原子弹做出贡献的著名的原子能专家，以及与制造原子弹直接有关的回旋加速器的研制都在相当长期中得到基金会的慷慨支助。这是非功过到底应该怎么算呢？经过反复思辨、论证之后，结论是自然科学家不能为其发明成果的使用后果负责，也不能因为有被滥用的可能而有意限制某项科研的进展。“人类的大敌不是技术而是非理性，不是科学而是战争”，因此主要是要创造制止战争，建立和平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个领先，可决定科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能否防止人类文明倾覆。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其研究必然是复杂而缓慢的，对社会的弊病不可能发明一种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特效药，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弹来对付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只有依靠各个领域的思想先驱共同努力，以紧迫感和极大的魄力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发展，要为引起全民的重视而奔走呼号。〔18〕战争刚一结束，正当世人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福斯迪克有一篇别具只眼的报告：标题是“沉默的隔绝”。大意谓战争不仅造成破坏，更加悲剧性的是失去了跨国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各国同行失去了互相丰富的机会，隔绝带来智力的停顿，这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他认为战后当务之急是重建被战争中断了的跨国界的智识交流。为此，1946年基金会就派出了考察团周游欧洲各国，在疮痍满目之中见到了智识、思想的复兴，同时慨叹美国只是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得到承认，而在思想领域却很少有人承认，更加证明美国应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19〕这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条条思路通向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据此，基金会的拨款重点逐步向这方面转移，战后尤为明显，而且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和沟通东西文化的研究，以此为防止战争之道。这就是洛氏基金会的领导人的思路－－为了造福人类，由医、农，而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而人文。这使人想起鲁迅的先学医后从文，乃至孙中山从学医转为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其思路可说是同源而异途。（3）为什么选择中国？上述洛氏基金会的宗旨、其负责人的理想、抱负和思想发展过程本身足以至少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就中国本身而言，还有以下一些因素：蜕变中的文明古国的吸引力从广义来说，基金会与教会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许多工作也是相通的，特别是“中华医学基金会”本是洛氏基金会与教会合作的事业。它的宗旨基本上带有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的色彩。但是又不止于此，基金会要实现一番大事业，需要一片广阔的天地进行它的实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备对此最适合的特点：一、大；二、穷；三、是唯一仍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四、正处于深刻的全面变革之中，正在向西方开放，不断吸收新事物；五、有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既代表东方文化，又能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具备第一、二特点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重要的是后三点是中国特有的，使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位在北京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的美国人约翰斯通（Ernest Johnstone）写给纽约差会负责人的信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值得多引一些：“……现在我们帮助中国的时机已到，因为她已认识到她的需要，她的青年渴望学习西医。当前我们可做的决不仅仅是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奠定医学基础，机会远比这要大得多：我们可以塑造未来中国医生的品性。我们要他们成为为基督理想所感召的人……这里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中。几年以前，我们是在一个满族皇朝统治之下，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然后，没过多久，孙中山悄悄地‘没有啦’……袁世凯是大总统了。过不久又有了代议制国会和表面的民主机构。然后，几乎一瞬间，议会‘没有啦’……接着又听说制定了新宪法，一部适合独裁者的宪法，那么那部民主宪法又‘没有啦’……。这几天我们随时等待听到袁世凯加冕称帝的消息……那么共和国也‘没有啦’。……中国需要和平与秩序以便发展她那么渴望发展的一切：学校、医院、铁路、商店、工厂。让我们希望并争取真正的上帝——基督和教会连同这一切——一起来到，假如教会还是真的维护正义的工具的话。”过了半年，他又写道：“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很光明。这些人既能干又独立，除了绝对必要外，在外国人教练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让我们一开始就把他们引上正道。一个老师有极好的机会影响学童，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到20岁，他就会有一段时期变得固执，自以为什么都懂，不愿接受别人影响。我一向认为，一个年轻人要靠他的早期训练来度过他自以为什么都懂的时期（大约20年）。这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现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我们能给予的一切。有很多迹象表明，年轻的中国不会总这么愿意向外国人学习，她将骄傲而独立地管起自己的事情来。……清华学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学堂现已由中国人自己管起来。……从去年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完全摆脱外国人，全部用中国教员。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觉得这来得太早了，他们用了一些根本不称职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而且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目前还是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的时机，趁着在许多领域内中国还愿意听我们的话，受我们的影响，并在我们所教授的理论指导下行事。”〔20〕以上这两段话有很强的代表性，它生动地表达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涌向中国的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各种文化教育使者的思想动机。他们对中国的贫穷、苦难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局势中看到希望——既是中国新生的希望，又是美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希望；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时又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独立愿望，对此给予一定尊重。不论是在教还是在俗，他们都是热切地要以基督精神（广义的）来改造中国，塑造一代新人。和早期来中国纯粹传教的教会不同的是，他们的对象不是无知百姓，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阶层，他们才认为值得一做，可以在这里一显身手。通过医学科学改造中国事实上，洛氏家族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基金会成立之前。早在1908年就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下由洛氏赞助成立了“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当时芝大校长贾森（Harry P.Judson）和考察组负责人芝大教授伯顿都力主以教育改造中国，认为如在中国办一所类似芝大这样的大学几乎可以在中国引起“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教会学校，而是陈义更高，要通过高等教育向中国注入“新的个人与社会道德标准”和“关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新观念”。考察组得出结论：“西方大学所体现的科学理性可以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21〕但是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行不通，于是转向医学。医学正好是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的结合点，又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医学最没有争议。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伊始，立即向中国派出医学考察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协和医学院自然充分体现了上述以科学改造中国的意图，成为洛氏基金会在亚洲事业的中心。首先就专业水准而言，它有别于以前一切教会办的医学院，起点很高，代表了当时刚刚经过医学教育改革以后的美国的最先进的标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霍医”）就是这一改革的产物。协和医学院的主要规划者韦尔希，与另外一些美国人殚思竭力把“霍医”“移植”到了中国，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医院和医学院。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目的，协和医学院的建立集中体现了“改造”和“影响”中国的几种途径：卫生健康、传播科学、教育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层精英来影响民众，以别于过去直接深入基层的传教士。协和的选址和建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体现了洛氏基金会和小约翰·洛克菲勒本人的雄心：不惜工本造成精致的中国宫殿式，与故宫遥遥相对，其用意是要向中国人表明，“这所建筑所象征的医学院的宗旨于中国的最高理想和愿望并非异体，而是一种可以溶入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文明的机体”。〔22〕一方面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尊重，一方面下决心要按美国方式改造它。美国学者布洛克说这种做法颇似17世纪耶稣会教士到中国来穿儒服学儒学以获取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尊敬，所不同者，当时的欧洲传教士确实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而此时的美国人更多是居高临下的心态〔23〕。事实上，对于当时第一次听到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它首先是财富的象征，所以当时这两座建筑被称为“油王府”。适应中国国情的努力从建立“协和”开始就存在着如何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争议，因为中国广大百姓缺医少药的情况太严重了，这样一所医学院似乎脱离群众太远，但是主流思想还是“提高派”。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韦尔希在协和医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报告中强调协和的研究课题应围绕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实践中也作出了不少成绩，其中著名的如药理系对中药的研究和麻黄素的研制成功、中国常见寄生虫病和黑热病的研究、斑疹伤寒的研究等都是中外专家合作的成果。在协和影响下，并也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的齐鲁、湘雅、华西等医学院也进行了当地流行病的研究和疫苗接种的推广，成绩斐然。随着在中国越来越深的卷入，基金会的有关负责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日深，而且感情和同情也日深。1931年与1934年基金会的副会长戈恩(Seskar Gu nn)提出了两份在中国的考察报告，一方面强调尽管中国局势动荡，基金会在华工作应继续进行；同时指出，目前的工作太脱离中国实际，必须改弦更张，面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卫生和教育。这是基金会在华工作的转折点。〔24〕如果说协和医学院是“提高”的典型，那么支持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它在中国的事业的“普及”的一面。关于这样做的动机，1936年的会长总结说得清楚：“但是中国除医学教育外还有其他的需求。中国在向现代化的国家演变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障碍，而它当前的生活和组织机构都具有可塑性，这正是诱人的挑战，引人去提供某种积极的帮助”。〔25〕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尊敬1936年的会长总结还称中国处于“文艺复兴的开端”，中国政府“正力图用现代知识来战胜一个中世纪社会”。〔26〕这种看法当时在西方有代表性，很多人在1936年时对中国的现代化抱有很高的希望，基金会对自己的参与和贡献充满自豪。“可塑性”这个字眼在它的文件中经常出现，形象地表现出那种贯彻始终的要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的热忱。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暂时打破了这一理想，基金会在华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在短暂的沮丧和彷徨之后，1938年4月的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1938—1939年度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的项目。1939年的会长报告中对基金会得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与中方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表示惊喜和自豪，认为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一领域的工作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27〕基金会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给予很高评价，对在苦难中的坚忍寄予同情和钦佩，这是他们在整个抗战期间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继续提供帮助的主要动力。这种同情当时在西方也有普遍性。1939年“美国智识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席肖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致函洛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称：“中国青年正在进行的争取他们的国家复兴的英勇斗争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鼓舞的悲壮事件之一”，认为在这最需要的时刻中国的国家教育机构竟得不到美国的帮助是“令人痛苦的”〔28〕。到1944年，会长总结中对中国有这样的话：“战争正在把中国推到世界民族之前列。一个历史悠久而杰出的文明和一个伟大的人民终于即将在世界领导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英勇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激和钦仰。他们受诸本土的伟大的才能和对人友善的本性定将对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凭这一点，他们在今后艰苦的岁月中有资格得到一切关注。”〔29〕超越中国内战的企图直到1947年内战方酣时，基金会仍一如既往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总结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时间总是在中国一边。她的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其中有许多时期因内战和纷争而四分五裂。中国人的身心都有一种活力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再生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克服灾难，如何在道德沦丧的混乱的压力下保持他们的社会和审美的价值观。中国人民有超常的天赋，除非我们大家都毁于一场全球浩劫，他们注定要对人类的生活做出善果不可估量的贡献。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30〕这里所说的帮助就是继续拨款资助一批大学的复校工作。到1949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在望时，基金会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3月间有关负责人的通信中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基金会的某些工作必须通过所在国的政府进行，但不等于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现在国民党显然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基金会已经把人员和财产撤离中国大陆以待事态发展，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新政府之下建立更好的工作计划。即将成立的新的中国政府大约会是以共产党为主导，但也不一定不可以打交道。任何体制的国家都需要发展医药卫生和教育……云云。〔31〕看来，假设解放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真能留在中国，它可能会再从医药卫生开始以避免意识形态问题。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已证明在那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

　　四、冷战的影响

　　基金会的负责人动辄以“全人类”为坐标，如此强调思想沟通，兼容并包，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他们是持何态度，怎样度过的呢？这有一个演变过程，有轨迹可循。（1）一般原则：在冷战初期，他们本着一贯的主张和自信，仍以为能够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美、苏——之间找到“在共同事业中合作的基础”。为此目标，1945年拨250，000美元巨资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俄国研究所。并引中国名言“知难行易”为依据，说是要实行合作先得加深了解〔32〕。到1946年基金会的报告仍提出：在分裂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之上架起桥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认为和西方相对立的不仅是苏联体系，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印度等等。还说要设法找到一种基础，足以使“与我们”不同的政治愿望和与“我们的”文化理想相冲突的文明在互谅中共存。本着这一想法，再次肯定了基金会自30年代以来支持人文学科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并继续按此方针慷慨拨款〔33〕。到1950、1951年间调子开始发生变化。面临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和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斗争，当初在精神领域内实现世界大同的雄心壮志看来只是幻想。抑有甚者，“思想自由”、“精神文明无国界”、“造福全人类”等等原则常和“冷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相冲突。何去何从呢？此时还没有见到明确的答案，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惶惑和不安。自1952年起，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基金会遭到了一次“亲共”嫌疑的审查，态度又有进一步的变化。（２）关于“非美活动”的指控和审查事件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会根据某几个国会议员的提案，对几大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组织之一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如下：〔34〕1951年8月，众议员科克斯（E.E.Cox）提出一项决议案：“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某些教育与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充分、全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那些“从事社会改革和国际关系”的组织。具体到洛氏基金会，科克斯罗列的罪名有关国内活动的大致是它过去资助过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思想左倾、写过亵渎宗教，肯定马克思的文章，或本人有共产党嫌疑等等；关于国际工作，除资助翻译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资料被说成是为苏联张目外，重点就是它的在华工作，其说法颇为耸人听闻：该基金会32年来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是资助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依此推理上纲，说是当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美国青年部分应归罪于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鼓励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倾向中共的潮流（！）云云。1952年，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科克斯再次提出的决议案，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科克斯委员会”对基金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这一轮调查的结论对基金会的工作基本肯定，只有一些“小的判断错误”。但是1953年共和党上台，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加以麦卡锡主义正当高潮，此议又起。在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的推动下，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称“里斯委员会”，并为此拨款5万美元。这回罪名进一步升级：指控基金会是一项旨在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1954年底提出了调查报告，称“里斯—沃尔考特报告”。该报告也是重点攻击其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指责其“明显地倾向于左派的政治观点”（据基金会方面的辩护词说，当时的美国人根本不理解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还有人把它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太平洋关系学会”当时正被认为是亲共的“颠覆性的组织”，基金会与它关系密切当然是一大罪状。连基金会资助过的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教育理事会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都在攻击之列；甚至诸如两性关系的研究项目都说成是破坏美国的传统观念和原则，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活动”。由于这一报告立论过于极端，打击面过宽，且据说是调查手段违反了国会正当的程序，“里斯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几名成员另外提出一份“少数派报告”，指责委员会的做法违犯了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利，并坚决反对再继续此项调查。此案于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这一事件是美国反共高潮中麦卡锡主义的产物，现在回头看是一场大闹剧，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基金会的长达数百页打字纸的辩护书中说：当初基金会刚成立时一般人对它的主要担心是怕它成为财富、特权和反动势力的工具，而今反过来指责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辩护书自认为二者都不是。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决不是在美国无权无势，只能被动挨打，这是与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美国的其他受害者大不相同的。此调查案一出，美国立即舆论大哗。就在当时的气氛下，美国主要报刊如《纽约时报》等都站在基金会一边公开对这种做法进行抨击，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纷纷写信或发表声明表示支援。所以尽管指控的调子很高，来势汹汹，其实未能对洛氏基金会有丝毫损害，反而为它赢得更多的同情和声誉。基金会不靠国会拨款，也是反对它的政客们奈何它不得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的辩护书中也小心翼翼，决不承认“对共产主义警惕不够”的指责，也就是说，基金会的领导是认同反共的价值标准的。那么他们是如何把反共原则同他们一贯标榜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原则协调起来的呢？其自圆其说的逻辑是：决定某人为资助对象的前提是肯定此人一定会“用健全的、学术性的和科学的手段，客观地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并能不加限制地与‘学术自由’的世界交流其成果”，而效忠于共产主义的学者和科学家“不能被信赖会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因此，只要坚持这一标准，自然就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了。这倒不是新发明。自从有了苏联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历来分两派，一派姑称之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认为思想信仰自由应该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的自由”的信条理应对谁都同样适用。另一派则认为共产主义（在这里往往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排斥和压制一切其他学说，从而构成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要维护思想自由的原则就得剥夺它的自由。美国的主流社会显然是后一种类似二律背反的逻辑占上风。基金会及其领导人无论如何是属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的。〖BT3〗五、几点思考近半个世纪中，洛氏基金会的确对中国注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效果如何，应作一客观分析：（1）基金会在华最成功的例子，也是它在华最大的事业，当属协和医学院。无可否认，协和在医疗、护理、教学、研究等方面都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最高水准；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各科名医。从1924—1943毕业318名，〔35〕尽管人数不多，其影响之深远无法估计，无论是解放以前还是解放以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医务界的骨干和医疗行政单位负责人很多都是协和毕业生，特别是担任医学院院长的人必然把协和的制度、经验和标准加以推广。所以，就医学而言，通过精英扩大影响确实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协和的创始者当初力排众议坚持高标准，把最先进的医学引进中国，奠定了我国的西医的高起点，功不可没。这点应该没有争议。协和医学院的影响的确也不止于医学界。通过医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基金会在华各项事业，包括协和及其他，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是无形的，无法量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处于困难中的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给予支持，从而培养出各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才，其所起的作用不是微不足道的。从本文第一部分的事实可以看到。另外，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开创和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才和他们的关键性的工作也曾受益于基金会。所以，应该肯定，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洛氏基金会起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积极作用。（2）洛氏基金会在华创业的动力是那个历史时期在美国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加西方中心论。寻根溯源，这种理想主义来自两个传统，一是加尔文教，一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都来自欧洲，而在美国生根、发展，具有了美国特色。如美国著名宗教史学家马蒂（Martin E.Marti）所概括的，前者造成美国人的特质是相信改造地理环境的力量和与上帝的契约观念，也就是作为尘世的子民，有义务辛勤劳动以配得上上帝的选拔（美国人都是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更明显地具有捐赠观念——“它应该从事发明创造，不断地收获、节约和捐赠，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36〕。启蒙运动对美国开国的思想家们影响更为明显。其核心是以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信条，但是又不反宗教，而是强调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这两种传统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在形形色色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粗浅地可分作两大派：一派强调同一性，认为各民族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式也可能各有特色，但最终必然殊途同归，基本价值观念也应该是一致的；另一派强调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显然属于前者，也可称作“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他们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和理性，这是一种世界观，是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归纳法，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在他们看来，与此相对的东方思想是神秘主义，不求甚解，依靠经验和传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演绎法。简单化地说，应该以前者改造后者，中国才能获得新生。他们不但是西方中心，而且是美国中心论。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精神上充满自信。那时盛行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即人类文明始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一路西行由欧入美，现在顺理成章该由美国再传到它的发源地来完成这个圆圈。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靠着大西洋彼岸信心动摇、自叹没落的欧洲旧大陆，隔太平洋遥望贫穷落后而又充满新生希望的古老而辽阔的中国，“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就油然而生，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是“西方文明的刀刃”，以化天下为己任，理应所向披靡。〔37〕对他们说来，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客观地、历史地看，在那个时候，科学和理性也正符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在中国所发生的不仅是政治变革或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基金会在中国所扶植的事业，所倡导的精神，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中国进步的潮流。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那时的精英离启蒙思想的传统更近一些，较少受各种霸权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腐蚀，因此可以说，那时传到中国的西方影响比之后来，精华对糟粕的比例更大一些。（3）这种美国中心论和强烈的优越感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自然格格不入。洛氏基金会的某些负责人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努力使自己做法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一些工作。但是它认为思想的传播就能触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完成摆脱封建进入现代社会的任务，显然是不现实的唯心主义。它所大力热情支持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作为一个基本上属于慈善事业范围的美国基金会，不可能看到中国武装革命的需要。基金会在原则上强调自己只起“触媒”作用，目的是在激发起中国内在的改革力量，在华各项事业最终应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但是实际上由于这种优越感作祟，“中国化”的过程阻力重重。协和医学院是典型的例子。它开办之初董事会和主要行政负责人、教学人员都是美国人，而且一切听命于在纽约的洛氏基金会总部，也就是听命于小洛克菲勒本人，因为他对协和医学院情有独钟。后来教学人员中国人陆续增加，而管理权仍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北伐之后，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民族愿望促使国民政府实施教育中国化政策，据此协和的领导班子被迫进行了改组，由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刘恒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美国人格林（Roger Green）任副院长，协和的董事会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改组为中国人占多数。但是格林本人和基金会纽约总部的人都认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刘恒同时也是卫生部副部长，实际的负责人仍为格林，而格林还得听命于纽约总部。由于协和的财源完全依赖纽约的决策，董事会的中国成员也不去争实权。后来格林得罪了洛克菲勒二世和三世，被撤去协和医学院和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两个职务，尽管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挽留，尽管中华医学基金会名义上已独立于洛氏基金会，也无济于事。说明洛氏家族直到战前对协和一直不放手〔38〕。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化”是大势所趋，到1940年，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中外比例已达109比10，而且副教授以上的中国人数也超过西方人〔39〕。二战后，基金会捐赠了最后一笔款之后，就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管。基金会资助的其他领域的中国化则比协和阻力小得多。（4）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背景看，洛氏基金会来中国是在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以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与美国决定以庚款余额在华办学的时间差不多。显然与这一潮流是一致的。但是它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它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来华，在近半个世纪中历经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基本上持超脱的态度，从未追随美国政府支持或反对过任何派别。它只关心它所从事的事业，设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国情以求存在和发展，与当时的执政者打交道，只是为了工作方便。因此在见到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时努力同它拉开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留下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打交道的打算。洛氏基金会自以为是超政治的，它在华的事业符合在任何政权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教化中国为己任，是主观主义，一厢情愿，但是与后来美国政府把文化宣传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尚有所不同。还应该看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各方面水平悬殊，决无成为竞争对手之虞，帮助中国现代化决不会造成对自己的威胁。这又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5）基金会在促进中美文化关系方面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如前所述，它在协助发展美国的中国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其着眼点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另外一个伟大的文明以改变闭塞的状况，从长远看是为人类和平服务，并且申明主要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诸如福斯迪克这类人对思想交流怀着一种虔诚的信仰，把它视为人类文明存续的要素。这是一种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到了冷战高潮中这种原版自由主义就陷入了困境，而汇入了主流的反共思想。（6）最后，“基金会”这一事物本身在美国社会中是一种特殊力量。与洛氏齐名的还有卡内基、福特、卢斯等一大批基金会，在国内外都各有成就。基金会这种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些。但是规模、影响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地位，不能望美国之项背。美国的基金会与美国特有的民间财力、政治文化以及人文的传统密切有关。当然这样蓬勃发展与政府政策的鼓励分不开。不过诸如卡内基、洛氏等开始进行各种捐款和成立教育、文化基金的行动是在政府制定免税政策之先，所以也不能以“为了免税”概括其动机，毋宁是先有了这一事物才推动政府制定政策予以鼓励的。〔40〕基金会的负责人掌握着不属于他们却由他们支配的雄厚财力，有一句笼统的“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为依据，尽可放手推行并验证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同时，他们又可保持超然的身份，因为钱用于何处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无关。粗浅地看来，基金会可以为政府之所不能为，其优越性至少有三：其一，处于在野地位。能容下更多的原则和远见，这也是从一个方面印证“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句话；其二，少官僚层次，少左顾右盼，更少政治和人事关系的牵扯，决策程序单纯，从决策到拨款到出成果、见成效过程短，效率高；其三，有意思的是，基金会为财团所设，却反能摆脱财团利益的考虑，不像政府那样处处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国外除特殊情况外较少受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束缚。当然，所有这一切优越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用人得当，也就是董事会任命什么样才识的人来掌管这笔财富非常重要。各大家族聚财的过程大约免不了残酷剥削，但是通过基金会这种机制散财的效果却是的确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这与我国历代仗义疏财的乡绅地主修桥铺路、兴义学、开义仓等等又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个人的、短期的、有限的行为，一切以出资者的意愿为转移，一方百姓都要对他的“大恩大德”感激涕零；而“基金会”是一种机制，一旦成立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受一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管辖，“后台老板”的权威和影响假如有的话也只能存在于创立初期，以后就逐步脱钩。它与资助对象也不是恩赐关系，申请资助者大可理直气壮，因为这是基金会的本职工作，更无人会对洛氏家族感恩戴德。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原则上、制度上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但是一些有名的大基金会与政府有着间接的、无形的联系。其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美国上流社会，不论倾向如何，都代表美国的主流思想，许多人还出入于政府部门，亦官亦民，他们的思路不可能与政府的目标脱离太远，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具体政策而是长远的取向。反过来，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也能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是无形多于有形。总之，由私人创办的、财力雄厚、管理得法，而又享有充分决策和行动自由的大小基金会对内不仅是政府的补充而且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实际上对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外影响及于全世界，又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的一部分。同时，它的确又是贯彻某种理想原则，不能简单视之为政府的实用主义的工具。这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Archives, FR，RG3.2，S.900，Box14, F.89。

　　〔2〕关于洛氏基金会创办PUMC的情况已有不少著述，其中比较详尽的有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UMC (New York, 1

　　973); 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C. Berkely Press, 1980);王宁：《协和医

　　学院，洛氏基金会对中国医学进步的贡献》，《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300页等。

　　〔3〕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Research and Education, ed. John Z. Bowers, J. William Hess,Nathan Sivin ed.,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pp.81-82.

　　〔4〕Ibid, pp.3—29.

　　〔5〕Ibid, pp.31—50.

　　〔6〕Annal Report, 1939, pp.70-73.

　　〔7〕Archives, RF, RG1. 1, S.600, Box51. F.429.

　　〔8〕这里“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泛指广义的对中国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汉学(sinology)”。

　　〔9〕Archives, RF, RG1.1, S.200, Box 190. F.2288.

　　〔10〕Arthur W. Hummel, Sr.：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2vols, Repr. 1967,1976，汉译本《清代名人传略》(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阿尔文·莫斯考著：《洛克菲勒家史》，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12〕同上，第178页。

　　〔13〕Archives，RG.3, S.911, Box4, F.31.

　　〔14〕“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36，pp.32—36。

　　〔1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6。

　　〔16〕Annual Report, 1936，pp.53—55.

　　〔17〕“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4，pp.19-24。

　　〔18〕“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5。

　　〔19〕“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6。

　　〔20〕Archives, RG 4,S1, Box11, F.50.

　　〔21〕Frank Ninkovi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China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March 1984, p. 801。

　　〔22〕RF Annual Report 1917, p.224, 转引自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8.

　　〔23〕Ibid，p.8.

　　〔24〕Archives, RF, RG1.1, S.601, Box 12, F129.

　　〔2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p.50。

　　〔26〕Ibid.，pp. 57-58.

　　〔27〕Ibid., 1939，pp.70—73.

　　〔28〕Archives, RF, RG1.1, S.601, Box47, F.389.

　　〔29〕Annaul Report, 1944，pp.16-17.

　　〔30〕Annaul Report, 1947，pp.40-41.

　　〔31〕Archives, RF，RG1.1, S.611, Box 50, F.416.

　　〔32〕“会长总结”, Annual Report, 1945，pp.6-15。

　　〔33〕“会长总结”, Annual Report，1946, pp.37-38。

　　〔34〕以下情况来源为Archives, RF, ３．２，S.９００，Box14, F.85-89

　　〔35〕名单见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Appendix A,B, pp.233-240.

　　〔36〕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37〕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美国汤姆逊所著《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James ThomsonJr.,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East Asia, (N.Y.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81)〕一书，“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一章中有深刻的描述，本文直接引语见第14页。

　　〔38〕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p.48—65.

　　〔39〕Ibid.，p.90.

　　〔40〕美国最初通过包括对非盈利性慈善组织免税的税法是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１３年才正式通过永久性的“收入法”，确定免税的范围，而洛氏捐赠成立芝加哥大学是１８８９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时因国会通不过，未能在联邦政府注册，而在纽约州政府注册为非盈利性机构。

   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6月，原不打算发表，到7月底因偶然的机会印出来给一些朋友看看，无非是茶余饭后发发感慨而已，竟受到发表的鼓励。现在有些事已经时过境迁，不过文中思考的问题却是长期存在，今公诸于众，实话实说，不求委婉，立此存照而已。  

　　北约对巴尔干的持续轰炸是一次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充分表演，特别是我国驻南使馆被炸更引起了我国人民强烈愤慨和谴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喉舌"传媒所发出的信息和论调，还有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的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的"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自开放改革以来的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的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  

　　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实际上世界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利益、需求、力量对比等等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为什么竟会发生如此大的震动，好像对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都要"重新认识"呢？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十三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究竟何在？  

　　（一） 战争与和平：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政策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是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为理论基础。因此有"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小三线"，"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而且，总认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后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结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国富国为敌，也没有拯救弱国穷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和时间，自己却濒于经济崩溃。好不容易到80年代初，邓小平和一批高层有识之士经过深思熟虑，排除阻力，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改革开放的路线才得以推行。因为"开放"的实质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实际上毛泽东主席乒乓外交的战略决策已经打下基础。如果认为对方不可避免地要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主要是以我为对象，如何能够开门揖盗？那正是闭关锁国的依据。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非自今日始，特别是干涉别国内政是它的外交常规，当初我国领导人在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时并未忽视这一事实，自从与美国建交以来对它这方面的批评和斗争也从未断过。但是霸权主义不一定等于战争，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还是两回事，引起局部战争的动因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例如两伊战争）。美国并没有变，是我国宣传的调子经常变化。所谓美国的炸弹使我们"清醒"之说，如果指的是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难道原来我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就是建立在糊涂的基础上？要末是提出此论者自己原来不清醒？如果又回到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说，如有的文章说现在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间歇，而且历史把中国推到下次大战的最前线，那么这种论调不但依据不足，而且十分危险。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之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所幸对决策尚未产生影响，否则适足以祸国殃民。但是这种论调连篇累牍地在本该是"喉舌"的传媒上宣扬，对国内外舆论都起误导作用。  

　　（二） 霸权与民主：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和对外行强权政治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程序、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主要作用，尽管二战后有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规则，小国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但是对霸权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力量均势。冷战结束后，很明显，对美国外部的制约力量削弱，内部又由于武器先进可以避免人员伤亡而大大减少了本国人民的制约（如越战），使美国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长。最近的事态更加证明"多极化"只是一种愿望和离现实尚远的目标。但是必须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  

　　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老能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作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今天好象又走进了这一怪圈，从有些论调看，似乎一些原来反对开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论乘机都冒了出来，实际上又是一次不点名的"批邓"，或者断章取义利用邓的某些话反对其根本的路线和方向。不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看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启蒙"的，现在又恢复"蒙昧"，他们都已扬弃的，现在又拣了回来。  

　　（三） 军事、经济和智力：这次北约利用其先进武器对难以有还手之力的南斯拉夫的持续轰炸给人以深刻印象，说明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还是最后的依靠。这点没有疑问。所以美国对于保持其军力和尖端技术遥遥领先的地位才那么重视和敏感，所谓"中国核间谍案"之喧嚣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这种心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之军事力量无不建立在雄厚发达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加根本的民心问题，决不是牺牲黄油要大炮（如前苏联）。今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经济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经济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尽其才的机制。"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是大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也不会因为科索沃一仗而改变。因此从长远和实质上讲，21世纪的争夺还是智力和人才之争。美国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它的尖端技术实验室华人比例极大，据说有一年的物理学会年会上90%的代表是黑头发，其中90%是华裔，可能并不夸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谓"间谍案"的同时又急忙安抚华人，国会通过决议、政府各级官员不断发表讲话，就是因为华人对它的高科技贡献太大，实际上是离不开的。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1/10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20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列强的优势决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现在忽然武器决定论又冒了出来。有人竟公开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军事现代化当然是题中之义。第一，现代的军事不再以人力取胜而是以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美国这种国家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方面是其称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争夺有关，为此需要制造各种"威胁论"，各部门争相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反映到国会各派的辩论中。因此其军费浪费的成分相当大，也就是超过其即使为确立霸权的实际需要。它能浪费得起，我们浪费不起。果真如有些报刊文章所鼓吹那样，一个炸弹事件就要促使我国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放慢已经滞后的政治改革，而且牺牲尚未兑现的"科教兴国"，把有限的资源去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那将是自杀的行为，至少是杀鸡取卵。苏联的教训是前车之鉴。当然这并不是国策，但是这类"精英舆论"所造成的压力却也不可小看。  

　　（四） 主权与人权：美国的外交思想中从来不大承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干涉范围随实力的增长而扩大。即使在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时期，已经视拉美为其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国家染指，而自己则有权干涉。二战后，无论是冷战中还是冷战后，美国更加明确地以推行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干涉的依据。对于美国以人权的名义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应该进行抵制和斗争，并揭露其对不同国家的多重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人权"有其普遍的原则，这一观念虽源于欧洲，却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赴后继的革命中当然包括争平等的人权的目的，其中既有反对本国专制政权的压迫，也有反对洋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与中国人不平等的特权。自从联合国有了"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就不再是纯属一国范围之事，所以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才能有国际社会长期的制裁。因此，认为只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惨无人道的暴行，他国均不得干涉，作为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将越来越如此。只不过严重到什么程度，属于什么性质，以何种手段进行干涉，需要国际社会慎重讨论，得出共识，不能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也不能轻易动用武力。果真今天再出现希特勒大规模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那样的事，而还没有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我们恐怕不能以纯属内政为由反对国际干涉。当年保卫西班牙民主政权，苏联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参加了战斗，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干涉主义导致佛朗哥政权稳固，是受到谴责的。又如类似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行，如果是更大规模的、长期持续的，并且明显受到政府支持，以把华人赶出印尼为目的，造成大批难民流到我国（这是假设的场景，所幸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大约会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主权过时论"固然不能接受，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也是逆潮流而行，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主权之重要在于保护本国人民的集体人权不受外力伤害。假如代表主权的政府是专事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呢？从孙中山到共产党，在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中不是都以争取人民的权利为口号，不是都强调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吗？如果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那就等于否认世界上还存在压迫，否认受本国反动政府压迫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或者说，这种革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援。这是从以倡导世界革命为己任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鼓吹维持现状了。  

　　所以，对科索沃问题文章做在人道主义上比"主权"更有说服力。因为北约的持续轰炸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和造成的无穷的后患，远比它宣称要反对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联盟的种族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塞族恃强欺人应负主要责任也是事实，只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与希特勒灭犹相提并论。我们的立场应是反对将复杂的民族矛盾任意扩大无限上纲，并偏袒一方，特别反对殃及无辜平民的狂轰滥炸。总之对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应多研究一些历史案例，作出有说服力的论断。搞政治、搞外交，也许可以实用主义，一个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理论工作却必须考虑到长远的普遍的适用性。何况，今天在国际上，即使是强权也必须找理论上的借口，不能再像19世纪的殖民帝国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为依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始决定对科索沃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理由"是得到国内外多数舆论认可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恶果日益明显时，批评的意见才渐渐多起来。从长远看，占住理还是重要的。  

　　今天，由于北约惨无人道的轰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们似乎难以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但是对于他原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心中有数。决不能把自己放在与他同仇敌忾的地位上。我们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有西方不断干涉的西藏问题等等，但是我们的民族矛盾情况与巴尔干是非常不同的，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可能有过错误，但从未采取过那种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都应与之划清界限，而不能认同。对于他国的种族冲突我们应坚守中立，而现在的舆论完全偏袒塞族。国际舆论认为我们是兔死狐悲，对此说法决不能默认。再说，巴尔干问题本是欧洲问题，斗争和妥协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我们是外人，既无实际利害关系，也无能为力。俄罗斯在传统上就是外交强手，从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处于困境的现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练、高明，而又现实，进退有据，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现实可能与西方周旋，我们是被撇在一边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五） 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前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虎"中起码台湾和南韩与它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第二是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象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更向西方靠拢。60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  

　　我国自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百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足以使我们自豪，更应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今后将步入改革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并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切实体会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智慧和深远用意。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争气，是国内弥漫性的腐化和种种严重的弊端，当务之急的是切实加强内功，兴利除弊。即邓小平所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艰苦的任务。决不能承认烧领馆、砸使馆的行动是爱国义愤，所谓"民气可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这样有胆有识，敢以死谏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决反对围攻外国使馆，而被进退失据的慈禧太后杀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高潮中，周恩来总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评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事件，并对当时在狂热中的红卫兵耐心进行解释教育。谁能说这些前辈的爱国立场不坚定？将要跨进21世纪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60岁以上的中国人率多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但是又见证了太多的内耗和时机的丧失。现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们再经不起在那个怪圈中循环了。  

    没有法治的反腐难言乐观 

　　 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箫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的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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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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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  

　　 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泽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现在"毛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怀念毛，在他们心目中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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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清华园里曾读书 

　　 也许是由于几十年前曾有幸在清华园里读过书,"清华园里可读书"(《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一文引起我特殊的共鸣,读罢掩卷长思,无限感慨,浮想联翩,有不得不一吐者。  

　　 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那所风格独特的图书馆。  

　　 记得当年考大学,发愤非入清华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实实在在的就是那图书馆了。清华的老图书馆当时在高等院校中是颇有名气的,除了藏书之外,那建筑本身与大礼堂同为清华园的象征。单是阅览室的地板是用贵重的软木铺就以免走路出声这一点就可见设计之考究。那时大图书馆的常客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座位。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借书手续简便,不存在管理员态度问题,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书是怎样借出来的,似乎到图书馆总可以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一切都那么自然。我那时除上课和参加音乐室的活动外,差不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我并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地读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是与课程有关的书。在那个年龄(现在时髦话称为"花季,')对知识世界充满好奇,求知欲旺盛,脑子像海绵一样,吸收力也强,听到过的中外名著恨不得都流览一番,与古人、洋人神交,其乐无穷。这些大杂烩究竟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实在也说不清,那时还不懂得用某一个标准和理论来批判,选择,大约是未免泥沙俱下的。不过养成对书,特别是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是真的。每晚坐到闭馆(大约九点或十点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宿舍十点钟熄灯,决不通融,许多同学都备有油灯,一灯如豆继续读书,到夏夜灯罩上布满扑灯自焚的小虫,看书看累了数数虫子也是一趣。那种"开夜车"纯属自觉,决非为应付作业或考试。平心而论,文学院的功课比起理工科来是比较松的,或者说弹性很大,考试不难应付。主要是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时提到种种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历史公案,像是打开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都想进去看个究竟,读到胜处不忍释手,只好挑灯夜读。(也许我有幸遇到的都是好老师,自小学开始,享受到的读书乐远远超过读书苦,似乎很少有时下学生负担过重叫苦不迭的体验。)  

　　 到了四年级,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可以入书库的特权。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现在想来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不由得心中默诵"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惊叹两千年前先哲的睿智。从此以后经常发此感慨。但是说实在的,那种感慨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之作,明知"'殆而已矣",却不妨碍我孜孜于"以有涯逐无涯",乐此不疲。  

　　 那时图书馆的地位是很高的,馆长多为名教授担任。例如胡适之、李大钊曾主管北大图书馆,这一事实之为众所周知恐怕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伟人与之发生联系有关。而潘光旦曾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大约现在很少人知道或记得了。我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一白话一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他讲这段话时很激动。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直到多年之后从回忆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那次讲话陡然浮现在脑海中,似乎感受到了当时没有体会到的深切的忧思。他忧的是学生不读书,不读要动脑筋的书--怎么得了!当然他没有想到以后种种。  

　　 彼时的清华园决不是田园诗般的读书胜地。我在校的年代刚好跨越解放前后,前期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然后迎接解放,后期思想改造运动、镇反、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土改……整个期间经常听到被引用的是"-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的名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在那敌寇压境,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这句话曾唤起多少热血青年投笔而起,走出书斋,走向街头,奔赴战场!而从那时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总是处于动荡多事之秋,校园内的书桌似乎从未放稳过,投笔从戎,投笔从政者陆续不断,《可读书》一文说到清华多出大官恐怕也与此有关。余也不才,总是眷恋那读书的生活,但是并非没有受到时代的冲击。记得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我正从钱钟书先生做毕业论文,题目属于比较文学领域,我是班上唯一选此类题目的,能得钱先生亲自指导当然是毕生的幸运。但是当时气氛决不容我安坐图书馆,埋首故纸堆。我也着实痛下决心放弃这一切,坚决报名参军。尽管未被批准,我的论文计划和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气氛已很不协调,一位同学在图书馆见我翻阅那些书,责备说,你还看得下这样的书!令我汗颜不止。按照原来的框架做不下去了,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至今想来愧对老师,但是当时老师还是很体谅,宽厚地给了一个高分数。那一年我还带头干了一件.'掀书桌"的事,即作为班长(那时称"总干事,')代表全班向系主任昊达元先生请愿,要求干脆取消毕业论文,好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各种社会活动,结果被训了一顿,碰钉子而回。事实上我们是文科最后一年做毕业论文的,下一年就取消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不但文、法学院,连理学院也分出去了,变成了纯工科大学。这项措施之为一大失误,而且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大约已成共识。从根本上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以其多学科,包罗广也。学固有专长,但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何况清华本来有极强的文科(这里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称,下同),曾经群星灿烂,名家硕儒辈出。且不说《可读书》一文提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随便扳起手指数一数就可数出一系列熟悉的名字来:闻一多、陈寅洛、朱自清、张奚若、金岳霖、潘光旦、费孝通、沈有鼎……我在校时的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先生,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先生,各系都有一些名教授,当时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刚从国外回来,风华正茂,双双执教于外文系,到院系调整,实际在清华时间很短,我有幸赶上,得沐春风。过去清华还出一套《清华丛书》,文、理、工都有,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最初就是作为《清华丛书》之一出版的。  

　　 就文科而言,北京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师大、燕京等各有其传统和风格,有竞争,有互补,有交流,有切磋。即使单从培养工科人才出发(当时清华已有"工程师的摇篮"之称),过去清华工学院的学生有的是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旁听文科的课和讲座,与文科同学共同参加各种课外活动,颇不乏多才多艺的人才。如果要培养"师",而不是"匠",单有狭隘的专业知识和兴趣是不够的,此专科学校(或学院)之与大学不同之处。当然,各国都有若干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甚至闻名世界的专科院校。清华作为工科最高学府现在也仍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但是,原来有着优良传统的综合大学,把基础雄厚的文科就这样一刀砍掉,岂不可惜?也许辩者会讥为"门户之见",因为昔日清华的文科已并入北大,不能算"砍掉",名教授们也各有其位,在哪里发挥作用不是一样,何必非清华不可?这里且不说文科的名教授们后半生的时间多半是在批判其前半生的学术成果中度过,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院系调整之后文科大大压缩,而且萎缩了,不仅是北京的院校为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一个侠涣大国,有传统,有实力的综合性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经过几代学人艰苦努力,惨淡经营,成为第一流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又历经抗战迁校、复校以及解放前几年那种艰难卓绝的物质条件和政治环境而能保持那样的规模,保存了学术元气,询非易事,所以我为清华文科惜,主要不是出于个人感情。至于时下各种学院改名'.大学"成风,有几家是名实相副的,没有作调查不敢妄评,不过学术水平决不会因改名就自然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院系调整的主导思想大约一是照搬苏联经验,或者说要努力改造过去承袭欧美学制的传统;二是从建设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实用的学科,文科不但要压缩,而且由于被纳入了阶级斗争范围,许多内容乃至整个学科岂止认为无用,实是有害,只能加以批判,扬弃,直至取消。所以,如果说理、工、医、农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有较大的发展,而只是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的话,那么,文法学科的破坏就不是自"文革"始了。有的是有形的,例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等干脆被取消了;有的是无形的。到"文革"中,这种主导思想又有了飞跃,因而有"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最高指示。从口气来揣摩,大约是本来是想过大学干脆不要办了,后来想想理工科还是需要的。文科呢,另外还有一条指示:文科应以社会为大学,这就很明白了。  

　　 与此相关联的更深层的主导思想是始终把知识分子看作仅仅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具。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的知识和学问自难得到理解和承认,逞论尊重和扶植!从历史传统看,我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是只学文的,西方的实用科学技术刚传入时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后来吃了大亏,经先进的仁人志士大力倡导,才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不知从何时起,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难以尽述。有一点切身感受是,属于理工科的知识都是专门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对于没学过的人就如天书一般,只能承认自己是外行;而且容易受实践检验,一个数据错了可能人命关天,非要专家不可。而文科的知识说出来往往像是常识,无神秘感。例如只要能看报,就可以对世界大事发一通议沦,何必要国际问题专家?人人都能就家庭、婚姻、医疗保险等等发表意见,何必要社会学家?当然也有许多外行不掌握的知识,看不懂听不懂的深奥道理,但大多不能立即转化为物质,饥不能果腹,寒不能当衣。有的对民族,甚至对人类前途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学问并不一定能立即解决令当政者头痛的问题,因此其价值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就一般人的心态而言。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即使是常识也可以变成异端邪说,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之时,以几条文盲或半文盲都能背诵的高度简化的教条代替天下一切真理,连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这又当别论了。  

　　 ? ? 在文科中被认为有用的"一技之长"是外文。一则因为它和化学方程式一样,没学过硬是没法自以为懂;二则-这点很重要-斯大林有过权威的论断:语言没有阶级性!记得五十年代初期,一些西方语文专业的同学纷纷要求转到俄语专业,把这也当做一种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文章,"从理论上"打通思想,说服那些同学安心留在原专业学习。这里语言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完全抽去了文化内容,纯粹作为一种工具。掌握这种工具的人就被认为有'"一技之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其用处在于帮助掌握政策的人听懂或看懂他不懂的语言文字。这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过分狭隘,是和压缩和取消文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的。记得我进入清华外文系上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当场出一作文题:"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我写的是心里话,大意谓: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那时只有这模模糊糊的向往和志趣,还不会说"促进文化交流"之类的话,而且初生之犊,雄心不小,自以为将来一定要通好几国文字的。此文颇得老师赞赏,头一炮就得了最高分。但是进入毕业班就听到了外文系主要是培养翻译之说,而且重点不是指的翻译世界名著,而是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有一次,一位教授被借去随一个规格相当高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当翻译,受了启发,归来后在课堂上大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人才,特别是口译。当时许多教授不以为然,"外文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成了一句讥讽的话。我当时也曾私心窃以为离我之初衷远矣!谁知毕业后恰恰就做了十几年这种翻译。直到"文革"中下放劳动,在"念念不忘老本行"被列入重点批判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却要求"外文干部"不要丢掉外文,后期军代表还组织复习。后来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前从"干校"调回北京也还是由于这"一技之长"。而当时其他文科的用处也就剩下写批判稿了--批别人或批自己。  

　　 忆清华,引起许多杂感。决无意贬低任何行业。出"大官",说明造就了许多栋梁才,我愿意相信多数都是好官,当然是社程之福,母校之荣;清华也无愧于"工程师的摇篮"之誉,几十年来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为民族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文科出身的一介书生,我是由衷钦佩,自愧不如的。学外文的当翻译也是题中之义,当一个好翻译也真不容易。况人各有志,本人以知命之年终于遇到提倡人才流动,要求调工作不再是大逆不道,于是像童话里"森林的召唤"一样,又被可以坐图书馆的地方吸引过去,做起了可以称之为以读书为业的研究工作,已难有大成,得赋遂初,自得其乐而已。深知这决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我只是想,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除了出各行各业实际工作人才之外,总还应该出一些名家大儒,并且在学科的建树和学派的开创方面有所贡献。这样的人不可能大批产生,但不应断代,每一代都应该有佼佼者担负起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使命。大学的校园应该是读书气氛最浓的地方,有幸进入这一园地的天之骄子们,不论将来准备做什么,在这里恐怕首要的还是读书,培养读书的兴趣,读书的习惯,尽情享受这读书的氛围,这里可能积累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或是日后回忆中最纯洁美妙的亮点。功利的考虑出了学校门有的是时间,大约到那时想躲也躲不开的。这决非提倡大学应成为象牙之塔,学生都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国济世的传统。记得幼承母训,作为座右铭的就是一副曾文正公的对联:"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气到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大力号召服从祖国分配之时。我们几个女同学相约在初升的阳光中爬到一栋楼顶上在国旗下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智慧,献给亲爱的祖国。这"智慧"是我特意加上的。现在看来似乎幼稚可笑,但当时确实自以为既然身为大学生,多读了些书,总该多献出点什么,那多的是什么呢?就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智慧"了。"书越读越蠢"是当时绝对想不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在漫长的无尽头的思想改造中,自以为产生"智慧"之泉恰好成了错误之源,在渴望被承认"改造好了"而不可得之余,深感为读书所累,常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之叹,以致曾一度走向另一极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读书无用论"。  

　　 如今,读书本身至少不再有罪,再没有"拔白旗","批白专"之类的运动,知识分子也不需要无休止地为"脱胎换骨"而自我否定。清华园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老图书馆依然在,又有了更加巍峨壮观的新图书馆大楼。继前几年设立社会科学系之后,近又成立人文学院,说明有关领导也已意识到少了这一部分的缺陷。欣见《清华丛书》又开始出了,但愿能继续下去。不过"破"易"立"难,百年树人谈何容易,再要形成一个人文荟萃的局面怕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所能及。如果锲而不舍,努力下失,假以时日或能达到。现在应该说是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清平世界。然而新的海潮正汹涌而来:虽然再没有自上而下的"书越读越蠢"的宣教,但是"蠢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之类说法又自发地在民间流传开来。唯其自发,冲力更大,在这冲浪之下,能剩下多少空间放书桌,放稳书桌?  

　　 是的,清华园里曾读书。祝愿清华园里仍读书!  

    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  

　　 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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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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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  

　　 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  

　　 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不论如何，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  

　　 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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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国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气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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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评价苏联解体？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一、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  

　　 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其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二、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在这里，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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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大陆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的比较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或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军事强国。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６０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从历史上看，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以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的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也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却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国解放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观点。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直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否则中国是可以被征服的。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但是到１９４８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右派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日本人认为，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中国人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为了抢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军抵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缴械，还要作“有效的防卫，以待国军接收”。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不过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常不一贯。曾有一度，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有一次我在与洋人闲谈中随便提到，日据时期我们在沦陷区吃“杂和面”的经历时，就有洋人问，日本侵略前，中国人不也是挨饿吗？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把在所有问题上的斗争矛头都引向美国。这大体上没有错，但是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６０年代初，中国经常派非官方代表团参加一年一度在东京或广岛、长崎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大会，笔者也曾与焉。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反对单纯反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观点，而是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弹之苦的悲愤之情引导到认清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从而反对日本现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又如有关苏联与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在与苏“牢不可破”时期支持苏联，在７０年代苏联成为主要敌人时又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还有在文化上认同日本为“儒家”文化，纳入“亚洲价值观”的范畴的说法也在我国颇为盛行，企图以此来抵制“西化”。这是把政治文化与一般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混为一谈了。据我了解，真正对日本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鲜有同意这种观点的。  

　　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那么今天就该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偶见上海《文汇报》载《经骂与不经骂》一文，谈及两个被骂的例子：一是我国某部长秘书经常被粗暴辱骂，承受力特别强；另一个是一名德国士官挨了施罗德总理外交顾问酒后之骂，认为无理，立即上告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顾问辞职。文章分析中国人经骂和洋人不经骂，联系到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颇为精辟。这使我联想起经常感受到与此相对应的另一面：西方有一种人特别经骂，那就是政要，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翻开西方报纸，对正在台上的政要批评、讽刺、揭露不断，有政策层面的，也有个人言论、作风、道德，乃至私生活方面的。较近的，尽人皆知的是克林顿总统的绯闻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以常人来看，他真是处境尴尬，忍人之所不能忍，以致于进入了中国的春节相声：“孙不孙，看看人家克林顿。”有一个情节可能国人较少注意到：在他先抵赖后承认并道歉之后，有一次召开白宫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问他：你认为你这一事件对美国青少年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当面令他难堪的问题。他答复说（大意）：使他们知道，人不能说谎，就是总统也不行。这可以算自嘲，也不失为坦荡。  

　　对在位的最高领导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是西方媒体的强项，此类事不胜枚举，其中有的颇见才气。随便举几个给我印象较深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名赫赫，国际瞩目，对振兴英国经济也颇有建树。当时美国是里根执政。碰巧两人在政治理念、政策思想上都属于一派，同时在国际上也互有需要，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特别融洽。英国国内当然总有反对派，对首相过于亲美有不少批评。报刊杂志经常出现对这位女首相颇为不敬的漫画。有一本杂志的封面用了一幅著名的《乱世佳人》电影广告，即男主角白瑞德将女主角郝思嘉横抱在手上（好像是婚礼后的场景），画面下方有一行字：“她发誓要追随他到天尽头”，也是原来电影广告上有的。不过这幅影像被施加了换头术，那男女主角的头各自变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而且拼得天衣无缝，真令人拍案叫绝！我在忍俊不禁之余，不免要想撒切尔夫人看了会作何反应？恐怕也只能一笑置之，就是勃然大怒，又能如何呢？  

　　至于里根，在位之时更没有少挨骂。政策方面的姑且不论——他的保守派经济政策被冠以“逆向罗宾汉”之名，即反侠盗劫富济贫之道而行之，实行劫贫济富（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加在小布什的税收政策头上）。笔者还曾见到一本连环漫画册，以一个个假想的小故事，专门讽刺里根的不学无术。另外，此公因是演员出身，不太严谨，经常失言，偏离政策口径。特别是在外交敏感问题上，不止一次需要白宫发言人或国务院官员出来澄清，说这话不是总统原意，我们政策没有变云云，有时干脆否认，说媒体误解了，错引了。常常引起一片舆论哗然。记得有一次电视直播总统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当面提到前一天他说错的话，请总统解释（具体问题恕我记不得了）。他予以否认，说美国一贯政策是如何如何，本人未有他议。当时电视屏幕上立即出现前次里根发言的回放，人与声音清晰无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不过电视是面对观众的，有没有当着总统面放，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样毫不留情地当场向公众揭底，要能吞得下去，还真需要一点雅量。很多人大约记得，里根上台不久曾经遇刺，虽然大难不死，却也伤得不轻。刺客被抓获，但是最后医生证明此人精神不正常，是由于痴迷某女明星，追星不成而试图做一件引起轰动效应的事。最后当地法院竟以没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为由判其无罪，不过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里根对此判决极为不满，私下破口大骂，但只能私下骂，不能以总统身份公开骂，更不能干预司法（最近消息此人已经可以在没有陪护下出院探亲）。被刺尚且如此，挨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基辛格无论在朝在野，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同时也没少挨骂。其中最集中、最厉害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权力的代价》，历数他为了取得权势地位所采取的各种不光彩的行为和手段，包括卖友求荣、脚踏两只船，连他的国务卿之职都是乘尼克松之危以要挟手段取得的；还有貌似辉煌成就的外交举措其实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失误等等，不一而足。此书作者西摩?赫什是新闻界“大腕”，得过多次普利策奖以及其他新闻大奖。自称为写此书采访了一千名知道内情的政要和学者（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拒绝采访），书中材料言之凿凿，出版时还是基辛格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自然列入畅销排行榜。据说基辛格十分恼火，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冷处理，没有以诽谤罪起诉作者。此举果然明智，现在他老人家依然风头甚健，而这本书已经很少人知道了。笔者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故而还记得。  

　　最幸运的是小布什。他本来当选就岌岌可危，靠法院裁定某次数票有效，因此有“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总统”之讥。按常规，他即位后最容易受攻击，加以美国经济又处于低谷，他的对策明显地劫贫济富，都是挨骂的由头。但是“9?11”一劫，使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非常时期大家同仇敌忾团结在总统周围，此时如有人，包括政敌在内，再对总统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叛国，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笔者正巧当年11月美国开始攻打阿富汗时在美访问，电视上竟然出现吹捧总统的专题节目，由几位嘉宾评论小布什在应对这一特殊劫难中的表现，主持人与嘉宾交口称赞，说是本来以为他不过尔尔，在这一非常形势下才考验出他的领导才能和魄力云，甚至出现了“伟大领袖”的提法。尽管这一频道是代表右派的，但这样赤裸裸地为在位总统唱赞歌而不遭到其他倾向的媒体的非议，在美国还是少有的。不过看来“好景”不常，在打伊拉克时就没有那么舆论一律了。现在战争结束，伊拉克善后工作不顺利，国内又开始为下届大选做准备，美国国内对布什及其亲信又开始骂声四起。最近新出一本畅销书公然称他们为“撒谎者”，并把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头像放在封面上。看来小布什也难逃“经骂”的考验。  

　　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在当选过程中必须经过被揭个底朝天的炼狱，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所以“经骂”是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不平则鸣，“骂”是基本权利。这里“骂”，是指公开的、堂而皇之通过媒体和公开出版物的言论，甚至当面责问，而不仅是街头巷议、茶余饭后的闲谈，或保证不会打小报告的亲朋至交之间的密谈，也不是网上匿名的攻击。对媒体而言，报忧不报喜是常规，是基本职责。这里面的逻辑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位者尽职尽力不出差错应是本分；做错了事才值得大书特书，严加批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英国，偶然打开电视，见到某杂志纪念创刊两百周年，屏幕上排队出现两百年来历届首相的图像，直到当时在任的撒切尔夫人，每一个头像都是笑眯眯出现，然后眉头越锁越紧淡出。旁白的大意是，这份杂志存在的两百年中曾令每一届首相头痛，这是它最大的光荣。  

　　政要挨骂中当然少不了来自政敌的兴风作浪，但政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机制，使在位者有所顾忌。当然“骂”的内容很重要，只要不是致命的，挨骂多的不一定不受多数拥戴，只不过拥戴者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因此一般领导人，尽可以表现自信和大度，“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到一定程度，就真的要被骂倒了。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因越战遭到声势浩大的反对，被迫“主动”放弃竞选连任；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使出浑身解数求自保，终于敌不过两名记者锲而不舍地调查揭露，只得辞职以免遭弹劾。不过不论是否被“骂倒”，一名总统或一名高官被轰下台，绝对动摇不了政权的根基，不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有人“经骂”，有人“不经骂”，正好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毋宁说，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在朝者“经骂”的基础上的。“经骂”是义务，无关个人修养，即使“龙颜”大怒，或恨得牙根痒痒，也无能为力。一旦这一契约遭到破坏，那才会动摇根基。  

    实说冯友兰先生 

　　《实说冯友兰》(任继愈、杨振宁、汪子嵩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大型电视片《世纪哲人冯友兰》访谈实录，23位著名学者回忆冯先生的往事，讲述冯先生对他们的影响，阐述了他们的真实看法，是一部学人的集体记忆。  

　　资中筠: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  

　　执掌清华大学的文学院  

　　现在人们一提到清华大学的文科总是讲当时的国学研究院及其“四大导师”，这当然是事实，国学研究院的成就确实很大。但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一年多，而清华大学的文学院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清华大学文学院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由冯先生执掌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谈到清华大学过去的文科，不大提文学院和冯先生是很不客观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我是1948年转学到清华文学院，1951年毕业，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当时文学院的院长就是冯先生。当时清华大学的名教授们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谁也很难说服谁。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能够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这么久的时间，并能让大家都服气，这确实不容易。这里自有其原因:首先是冯先生的学问好，大家佩服；第二就是他为人的宽容，他能够容得下各种不同的意见。当时教授之间也是常常闹矛盾，既有文人相轻的一面，也有学术观点不一致的一面，而且这些教授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谦虚。而冯先生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都能容下，并且能把他们给笼络在一起，使大家和衷共济。当时的文、史、哲几个系，都是名家荟萃。我后来感觉到自己在里面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时候给我们本科生讲课的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比如讲世界史的是雷海宗，讲西洋文学史的是钱钟书，教西方小说的是杨绛。还有美国的温德教授，他在清华待了几十年的。这还只是外语系里的教授。至于文、史、哲方面的名教授那就更多了，随便找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  

　　冯先生能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很有才干，有行政才干。冯先生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8年，经历了南迁和复校等一系列复杂的事情。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还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能把那么多的名教授团结起来，是需要非凡的行政才干。我听钟璞说过，冯先生提倡不但会治学，而且还会做事，不但有文才，而且有干才。我觉得冯先生自己在行政方面的能力就很强，不是只会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做学问，他能够带动整个单位乃至整个学校的发展。1928年冯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正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到国立大学的转制的时候，他是校秘书长，协助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的独立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少被人重视和研究，我觉得这不公平。后来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的文学院被取消了，把教师遣散到其他地方。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文科在中国教育界就开始萎缩。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再想找回来也找不回来了。那种人文气息浓厚、人文大师云集的情况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再也没有可能出现了。  

　　冯先生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  

　　再回过头看冯先生的学问。现在人们动辄说什么学贯中外，其实真的要做到学贯中外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冯先生应该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现在可以预见，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出现。因为培养出这样的学术大师需要特定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会是千载难遇的，冯先生他们这代学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制高点上。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而言，个人的才具和学养也十分重要，像冯先生那样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这不是在有意捧他。因为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他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而且是作为中国的学者，他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然后到西方去学习，而且能够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这就对中国学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冯先生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满足这样的需要。我想来想去，觉得具备这种才华和学养的人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再出现。  

　　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所的时候，有人就想做智囊，很多人也常以智囊自居。而所谓的“智囊”，按他们的理解就是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自己不大同意这种取向，做学问的怎么专门想着去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看到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说作为一个学问家，做学术研究是要做全民族的智囊。这点给我的启发很大，使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发现，比如我在美国研究美国问题，其实也是给我们民族做智囊:就是你研究外国，不管是研究美国也好，研究其他国家也好，你写了文章给中国读者看，不单是给领导看的，领导从来也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文章。中国专业内的读者看了，他们了解了外国的情况，再通过他们慢慢传播开来，进而普及到大众，这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研究的着眼点应该在民族和民众，而不能只是眼睛向上看，只盯着那几个领导人。这是我从冯先生著作里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我们现在写文章，动辄搬一大堆资料，放满书桌，一会查这个，一会查那个，一会查原话的出处，然后做了一大串的注释，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博学和严谨。可我发现冯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学者并不这样。他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了，写文章是用自己的话去说。冯先生晚年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找钟璞时见到冯先生，我向他问候，他说他现在只能做“反刍”工作了，就是把过去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仔细嚼嚼，从中品出新的滋味来。他只靠“反刍”就写出七卷本的鸿篇巨制来。我当时听后心里一动，觉得假如从今天起我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反刍”出什么东西来呢？我当时感到非常心虚。我知道就凭自己的这点学问，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完全消化了的，实在是单薄得很。如果不去查书，找资料，那就写不出很多东西来。而冯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能把很多知识和学问融会贯通，变成了他自己的养料，装在自己肚子里，印在自己脑海里，随时都可以“反刍”出来，才是真学问。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写东西，离不开一大堆资料和书籍，这里查查，那里找找，很少是自己吐出来的东西。这和冯先生靠“反刍”写著作确实不一样的。  

　　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学贯中外是一致的，就是把各种思想和知识都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样的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  

　　现在，人们对冯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造成这种结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冯先生不理解，第二是对冯先生所处的环境不了解。他是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而这种压力又是无端的和无形的。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少人被逼自杀了，例如翦伯赞等等。是不是要逼得每一个人都自杀才好呢，是不是自杀了才值得尊敬呢？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谓“鼎镬在前，斧钺在后”，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这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真正的学者给后人在学问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留下了珍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后世关注的。  

　　我想再谈件小事情，其实也不算小。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校以后，还有两年是和西南联大的其他两个学校联合招生，进行统一考试。三个学校联合出题，考生填写第一志愿时在三个学校中任选一个。因为大家都争着报考清华，所以清华录取分数线就最高。冯先生的女儿钟璞从小就身体不好，回来之后报考清华外语系，可分数不够，也就只好到南开去读书，是两年之后经过考试转入清华的。冯先生当时是文学院院长，外语系隶属于文学院，可他的女儿就是分数差那么一点点进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同班有个同学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还跟我住同一个宿舍，她第一年考试分数不够，是先念了一年先修班，然后才考入清华大学的，这样她多念了一年。就是校长和院长的女儿，分数差了一点点，都没有进去，就是一点都不通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也说明梅校长和冯先生他们坚持原则。  

　　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当时我跟冯先生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虽然他的女儿钟璞和我是同学和好朋友，我也经常去他们家。我去找钟璞时也见到冯先生，但见了也不敢怎样说话，给他鞠个躬就完事，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多的直接的交往。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长须飘飘、蔼然长者的形象。  

　　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平以后，冯先生还开过课，但我没有听过。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和他有直接的交往，但在文学院读书，见到他的机会还比较多，而且和钟璞是好朋友，经常去冯先生家，从间接方面也知道他，知道他们的家教和家风。钟璞跟我说过，冯先生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就是不许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特别不议论人的生活问题。钟璞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女同学中间，我觉得她是最稳重的。我们有时候唧唧喳喳，东家长、西家短地说这谈那，可她从来不插嘴。我觉得这是他们家风的影响。  

　　我觉得他不但会做学问，而且会做事和处世。他有做实际工作的能力，不是书呆子。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为人处世非常厚道和宽容。知识分子常常也是有比较刻薄的时候，教授中间互相批评起来往往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比常人还要刁钻刻薄。可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中央电视台放映的12集记录片《大国崛起》（以下简称“记录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编者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时，我们在表达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了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大国相继兴起的500年。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在不经意中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100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100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作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只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奠定现代英国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800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然而，路易十四的法国虽说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场合的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记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对于德国作为后来者，记录片点出它的教育兴国，是抓住了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  

　　近代欧洲发轫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但丁的《神曲》为标志，之后一段时期群星灿烂。这套记录片没有给意大利一席之地是不小的缺失。从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有一集把欧洲作为整体而不是国别来叙述，应该从意大利开始，可能弥此不足。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士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中在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也难以为继，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还是专制独裁的产物？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4月在耶鲁大学讲演时也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诚然，民主绝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记录片以荷兰和英国3集最为精彩，其它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绝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依然那么被动？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记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绝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舍，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10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  

　　“兴”与“衰”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里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的尝试。美国现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此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作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韬光养晦”的英译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我没有作过调查，无法作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某些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本片的观众先不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有些关键内容因“敏感”而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包括国别史，林林总总，但是耐心仔细阅读者日少。通用的教科书往往观点陈旧，取材偏颇，且常有不少误导，亟待改进。这部记录片，借助大众视觉传媒来表现15世纪以来先后在世界上称雄的9个国家兴盛的历史。跨越500年，覆盖两半球，可谓波澜壮阔，是壮举，也是创举。本文前面虽有一些求全之责，总体上还是认为值得大力肯定。它提供了新的视角，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单是普及知识就起到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如果进而启发出一批历史爱好者，以此为契机，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进一步学习探讨，那就功劳更大。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作者为资深学者，原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所长及《美国研究》主编）  

    岁末杂感致友人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资中筠  

    谈创新——2014乐平基金会年会演讲 

    今年年会的主题叫做“光荣与梦想”。我觉得乐平基金会这么多年走过来，以往的成绩可以算是比较光荣的，做了很多事情，同时，今天还有很多梦想。另外，我们每年都有创新的想法，总是每年有一点。所以这个创新，也是我们基金会的一个特点，不墨守成规。但是，这个创新又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是凭空想象，这点我觉得非常好。  

　　 创新的源动力  

　　 那么创新的动力是什么?第一是好奇心，天生觉得有很多事情我要去探索，有一种探索新事物的真正的好奇心，而不是功利心。  

　　 比如我写过的美国发明家凯特灵(查尔斯·凯特灵 Charles·Franklin·Kettering)，他虽然在世界上不是很有名，但他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典范的。他从6岁就喜欢拆东西，把他母亲的缝纫机整个给拆了，然后拆电话，总想知道里头都有一些什么东西。但下一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还想改进一下。他有这样一句话：“除了我的妻子之外，什么东西到我手里，我都想把它重新改进一遍。”所以他才能有100多项发明创造。  

　　 第二个动力是需要。凯特灵也不是瞎发明的，不是凭空觉得我想要怎么样，而是看到社会有这个需要。比如说，他第一个发明是汽车发动机，汽车一踩油门就能走，这个发动机是他发明的。在那之前，汽车是用手摇好了，人坐在里头才能开，结果这个(摇柄)一反弹，常常出车祸，把人给打死了。他发明这个东西是非常艰苦的，要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用那么大的马力，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做到了。他发明这个出于什么?出于需要。  

　　 很多事情都出于需要，每一样东西都是对社会有用的。我觉得我们乐平基金会也有这样一种创新精神，我们看到社会的需要，但是又不满足于墨守成规，总是想做一些能够站在前沿，带动这个社会前进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脚踏实地  

　　 我们总是觉得现在的大环境不容乐观，有好多事情不许做，不许说。但我一直对茅老师(茅于轼先生)非常钦佩，他受到的压力和挫折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他能够锲而不舍地带领大家做下去，不温不火也不着急。他一直保持着温文尔雅的态度，内心没有仇恨，没有怨恨。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乐平基金会)，总的精神也是向着这个方向来做。你不用抱怨大环境怎么样，我们这个小环境里头，现在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十年来，回头看的话，NGO发展的空间实际上也大了，冲破了很多政策的界限。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只要能够脚踏实地去做，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不忘初衷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创新的事情，可以把事业也做得挺大，但是这个NGO(乐平基金会)最终目的还是为弱势群体服务，这个最终目标是不能忘记的。  

　　 我们可以通过为富人服务来工作，但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使弱势群体得利上来。如果这个目标忘了的话，那么我们存在的理由就变了。  

　　 所以，在事情做得越来越大，或者更加前沿，投入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最终我们要计算工作成果的时候，还是要看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帮助没有。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谈科学，讲逻辑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在座的有不少是搞自然科学的，和科学家一起谈科学精神，让我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从大学开始，对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就自然高看一等的，因为文科要转理工科转不了，而理工科转文科是可以的，多修一些学分就可以了。1949年，我是清华大学外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了回避思想改造，就想转理科，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我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当时他是物理系主任和教务总长，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想学理科，要重新再考大学一年级。于是这个转系的想法就放弃了。  

　　首先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会议的主题“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我很同意冯培恩先生的意见，说把科学注入文化，就等于把科学和文化变成两种东西，而实际上文化本身应该包括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是两种学科，但文化怎么能够没有科学呢？所以说“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文化本身就不是科学一样，这个有点逻辑问题。  

　　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为了献计献策，首先就是要自己搞清楚，交流交流，悟出一点道理，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后想想怎么拓展一点空间，尽可能发出一点声音，做一点事情。  

　　就我个人理解，科学是一种精神。我们现在常常把科技联系在一起，但科学不是技术，技术是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科技总是放在一起的，但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有的领导特别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重视什么，没用的就撇在一边了，所以，某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得到特别高的待遇，其他搞纯理论研究的人员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想，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什么阻碍科学精神呢？一是泛政治化，二是高度实用主义。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但真理不一定立刻有用，或者说不一定马上符合你的需要，也可能刚好和你的利益相反。为了政治需要就不讲科学，不讲真理，这就是泛政治化。这种东西我们深受其害，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科学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坚持科学精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好一点，有些地方一加一等于二你总不能非得说是三，所以总有一些被承认的东西。但是在特定的年代，为了特殊政治需要，反科学的说法、做法比比皆是，这个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不必多说。总的来说，泛政治化是科学精神的一大障碍。  

　　再一点，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政治考虑之上。当然我们现在好多了，这与开放、和国际接轨有很大关系。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凡是发生空难，假如没有外国人，是不公布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飞机好像从来没有失事过，后来才知道发生过多起空难。有一次失事飞机上有个外国人，就不得不公布了。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并不是最宝贵的，而政治影响是天下第一的事情。2003年“非典”发生的初期，就是把政治考虑放在科学和生命之上，好在后来纠正了，采取了科学的态度。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一起灾难，首先考虑的不是调查原因、追究责任，怎么样亡羊补牢，救助受害者，而是统一宣传口径。这是不少官员的做法，而且越到基层越强烈。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乏追求客观真理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比较他们为什么死。两人都死得很壮烈，很有骨气，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而死，但布鲁诺坚持的是日心说，是与现实利害无关的真理，方孝孺坚持的是朱家朝廷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很重视，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一种对跟当前现实没有关系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虽然对国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从小念了那么多中国的书，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种这样的求真，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朝廷兴亡没有关系的一种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李约瑟先生也许对中国太友好了，他写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认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确有很多辉煌的发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觉得伟大极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发明都是点点散落在那里，就不能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体系，从此再上一个台阶呢？这和欧洲科学发展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外，就缺乏一种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科学精神也开始进入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五四”有很多缺点，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够求全，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两个精髓——民主与科学，这是从传统里面挖掘不出来的，一些人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这点，这也是不讲科学。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但是有科学，但是我们重视的还是科技而不是科学精神。  

　　所以，你们杂志叫《民主与科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讲科学精神就要讲逻辑。现在理论界的很多说法，就不太合乎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本来社会主义思潮之兴起就是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当有人指出我们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另外一种说法就出来了，说因为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原始积累”的过程，200年前的英国，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社会不是贫富悬殊么？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换了概念，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社会主义本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怎么还“原始积累”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都在这么说，一说优越，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一说弊端就与200年前的英国比。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刚才说，整个文化里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科学行为里还应该贯穿人文精神，因为科学发明不一定造福人类，而常常会祸害人类，且不说武器的日新月异，比如说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如果化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三聚氰胺掺进牛奶里。所以，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就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律的能力，科学就会变成放出去的野马。让科学怎么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这就需要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  

    探寻“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已成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不少经济界专家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颇有启发，不过我还想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述。  

　　我认为，“中国模式”之说恐怕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  

　　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历史反其道而行  

　　分析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搞清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首先，中国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30年成就很大，后30年是此前基础上的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30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成就。  

　　其次，这30多年来中国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是尚未根本改动的“举国体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  

　　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了，只有巩固和加强有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3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中国近代史的事实。中国的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走了170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逐步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不仅在物质领域有成就，而且在制度、文化、思想领域进行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前的再起步绝不是紧接中国的中古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中古），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取得的积极成果。  

　　回首当年，如果我们在60年前就遵循合乎客观规律的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不必付出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  

　　近代以来，中国时常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还大规模破坏、并大踏步倒退。  

　　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和破坏了当时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多年内战，建设更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迅速走出谷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  

　　但紧接着我们又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  

　　最近30年的改革，是从“文革”后的极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但在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高的增长率。  

　　何况，后30年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  

　　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这30年来中国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因。  

　　中国13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如何对现实国情做出评估。也有不同看法。是形势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已到警戒线边缘？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进一步的改变？  

　　不要只看表面赞扬  

　　对最近30年的中国变化，外国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平实而深刻的分析批评，但我们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当然，肯定“中国模式”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  

　　例如“一战”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  

　　此说最早起自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  

　　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  

　　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被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力量，以激励本国人。  

　　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学生的中国家长们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和竞争力，而不会真正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也无切肤之痛。  

　　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  

　　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呢？能置13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  

　　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常要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而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人权状况低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  

　　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属于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之列。  

　　地方竞争虚与实  

　　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走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  

　　此说也来自海外，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几个根本概念需要弄清楚：  

　　一、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  

　　反观中国各级政府，在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其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二、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  

　　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  

　　所以“政绩”常常与百姓感受相脱离，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三、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这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是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  

　　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令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有时的确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其升迁终由上级决定。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反被视为是失败的表现。  

　　所以不少官员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  

　　我无意指责今之个别地方官员，这主要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恐怕很难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需要改革“举国体制”  

　　归根结底，涉及到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  

　　若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  

　　当前我们的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一些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体制分不开。  

　　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让财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13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从跨越两个时代的文科大学生到外事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学问，到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81岁的资中筠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经历？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她方庄的家里，资中筠接受了本刊专访。  

　　资中筠先生脸庞清瘦，显得很恬静。客厅的陈设以中式为主，墙上挂着丈夫陈乐民的书画遗作。在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漂亮的钢琴，她还常常弹奏。  

　　一见面资中筠先生就笑着说，"说一下过去的经历，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变化的缩影，跟近代史有紧密的关系。"  

　　父亲学了10年经济学，母亲受益于黄炎培的办学  

　　我父母同岁，都是世纪同龄人。父亲出生在湖南山沟里，家里算是个小地主，生活还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富有。父亲起先在家里上私塾之类的，废科举以后没多久县里就有小学了，就是新式学堂。当时，县政府拼命宣传，说服大家把小孩送去上学，上学不仅完全免费，而且还发校服。父亲曾对我说，他一辈子上学就没用过家里的钱，从上小学起就是政府倒贴钱给他们去上学。  

　　父亲中学毕业时才17岁，家里给他说了个媳妇，并且限制他上大学最远不能出长沙，父亲不愿意接受这种束缚，逃婚跑了。这也是那时候青年中间的潮流。他跑到上海，本想考清华，但因英文不好没考上。恰好碰上官费留日招生，他通过了考试，就跑到日本去读书了。那时青年人都是想救国的，不管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大概他是想经济救国。所以，从1917年到1926年，他在日本读了10年经济学。父亲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从政的意识很强，非要参加什么革命运动，但思想上肯定受到当时的新潮影响，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他毅然回国。  

　　母亲是浙江湖州人，那个时候叫吴兴县，现在叫德清县，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鱼米之乡。外公做过不大不小的官，据说是松江府台之类，但是去世比较早，因此家里也有点儿困难，并不是很有钱。那个年代女孩子还是要缠足的，可母亲家比较开明就没有缠足。面对当时各种维新、革命运动，外公曾对孩子们说："我是食君之禄，只能忠于大清朝了，但是你们可以去做你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母亲有幸考进黄炎培、史良才等人办的女子职业学校。那所女子蚕桑学校位于苏州浒墅关，水平大概相当于中专和大专之间。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社会上比较开明的女性。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和她是同学。  

　　这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养蚕制作丝，改良蚕丝业。现实意义非常明确，与日本丝业竞争，战胜日本，守住中国蚕丝业的优势地位和市场。母亲这批女学生搞科学养蚕，从德国进口显微镜，研究蚕的生长。假期实习分成小组，到养蚕户家宣传、传授科学养蚕的办法。母亲最后的工作是在黄炎培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任蚕桑科主任。  

　　父亲喜欢新式女性，但又不希望母亲工作  

　　母亲比父亲出道早，父亲毕业回国时，她已事业有成，她想做事，一再推迟婚期。从确定关系到结婚，我父亲等了她十年。最后母亲被感动，就同意结婚了。婚前母亲给父亲"约法三章"：一是不到他们家去当儿媳妇。那时候浙江人看内地的省份，比如湖南，觉得他们闭塞落后。母亲是书香门第，又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不愿当封建大家庭的媳妇。但是要他们家正式出来一个人到上海来主婚，以表示是明媒正娶。既不去当媳妇，又要明媒正娶，母亲这两样都要。二就是我父亲不能从政、做官。不能从政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到官场，就有上下级，对上总要卑躬屈膝，而且母亲很讨厌那些官太太，不愿意跟那些官太太来往、打牌。三是在经济上要有自主性，得有经济权，父亲不得干涉。因为我母亲喜欢帮助别人，而且 她特别喜欢资助别人上学，她希望父亲别干涉她这些，别太小气，这些我父亲都答应了。  

　　不过，父亲还是有点儿旧的思想，一方面他的择偶条件很新，就是喜欢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且要志同道合。但他又希望她结婚以后最好在家里呆着。父亲虽然没提出这个条件，但是最后就把她关在家里了。母亲看似约法三章很厉害，实际上牺牲了一生的事业。  

　　父母结婚以后，黄炎培和冷御秋还曾专门跑到家里去跟我父亲谈判，要请母亲去丝业改良委员会任职。在他们的劝说下，父亲被说动了。可是不久母亲怀我了，暂时不能去工作了。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在家修养，慢慢脱离了原来事业的环境，逐渐变成家庭妇女。上世纪50年代，母亲曾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挺遗憾的，后来没有什么成就，不像费达生一直献身蚕桑事业，做出不小贡献。所以母亲那个时候精力没处使，就只好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对我的管教特别严厉。  

　　民国时期的教育很成功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民国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说"西化"怎么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上一辈人，都不会觉得中西文化有绝对冲突。我从一年级进学校就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年级开始写文言文，在母亲的"发蒙"下从小读古书很多，《论语》就是母亲教授的。  

　　中学除了国文之外，还有经训课，就是四书五经选读。同时念英文，还朗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另外我们还有公民教育的课程。所以，我从小对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有认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同时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修养。现在一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兽了，非得拿出孔子来镇一镇，这正说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断裂。  

　　我觉得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是很成功的，那时候的学校，每一个校长都有自己的理念，他按照他的理念办学校，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不同的校训，但是大同小异，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  

　　194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抗战刚结束，清华、北大和南开还是联合招生。从1946年复校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生，1947年是第二年。原来只在西南一隅招生，复校后短期内不可能扩大名额，而招生范围忽然扩大到全国，录取比例之低可想而知。特别是像清华、北大那样的少数"国立大学"全免学费，是贫寒子弟力争的机会。我报考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清华落榜，先上了燕大。可我挺不甘心，在燕大读了一年，1948年又考转学，直接上了清华外文系二年级。  

　　1949年后，清华开始搞"肃清帝国主义影响"运动，外文系是重点。当然也还是继续上课，我写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先生。那时候钱先生刚回国，没有后来名气那么大，只是感到他是一个比较年轻、学问特别渊博的教授，讲课很吸引人。  

　　抗美援朝运动后，同学们推选我向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要求取消毕业论文，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这个提议当然被驳回了。不过，最后半年主要是开会、思想改造，我又积极申请入团，就没心思学习，钱先生虽然不满意，但还宽厚地给了我90分。毕业之后，原本我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按专业，我本来分配到它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局，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可是去报到时被扣留在另外一个处--宗教事务处。  

　　在"和大"配合苏联搞统战  

　　1952年，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的国际会议--亚太和平会议。这时就特别需要外文人才，我就被借调过去。1953年，我正式调到"和大"工作，1956年被派驻维也纳。  

　　实际上，"和大"就是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工作。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双方都要争和平的旗帜，都要把局势紧张、战争威胁的责任推给对方。因此，苏联在布拉格开了一个世界和平大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就已经派代表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就成立了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接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都成立了同样的组织。  

　　我在"和大"时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专门配合苏联开会。苏联要想宣传一个和平外交主张的时候就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搞一个名目："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或者"裁军会议"，然后各个国家派代表去参加。另一方面，中国也想趁这个机会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与许多没有建交的国家发展民间往来。  

　　配合苏联外交工作这个事情，相信你们会觉得很神秘，确实也是很有意思。战后欧洲的主要国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左倾，凡是有名一点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路人，或是左翼社会党。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成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开会时，真是名人云集，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几个副主席也都是大人物，代表中国的副主席是郭沫若，代表日本的副主席是西园寺公一。  

　　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离西方越近越好，可惜真正的西方国家进不去，所以开始总部设在布拉格，后来就搬到维也纳。每一次开会要通过好多好多决议，世界上有什么斗争我们就支持什么斗争，各个小国家或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支持他们斗争的决议。比如通过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独立斗争，要求释放肯尼亚的民族领袖肯尼亚塔等等。  

　　我记得，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开会必然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议题。但是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共和苏联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后来几年主要就是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那时越南的代表讲话总是得到全场起立鼓掌。  

　　跟着郭沫若见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  

　　1955年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印度作为中立国家担任主席，出面是尼赫鲁的嫂子拉米西瓦里·尼赫鲁夫人。后来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埃及出现了纳赛尔革命，于是扩大到"亚非人民团结运动"  

　　1958年在埃及开会，成立"亚非团结委员会"，把埃及捧上去，主席是埃及人。这样我们机关又多了一个牌子，叫"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那次会议我跟着郭沫若一起去萨达特家里，他那时是埃及国民议会主席。埃及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都是挺神气的，按现在的话说"都挺有范儿的"。他们自己不讲外文，正式讲话都是阿拉伯文。但是他们的夫人基本都是新式女性，都不带面纱，许多曾留学欧洲，英、法文很流利。在我的印象里萨达特夫人挺漂亮、挺新式。那天，萨达特没有穿军装，态度也挺谦和，谈话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我们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之类。没想到多年后，他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言和的埃及总统，又不幸被刺了。  

　　各代表团的团长还受到过纳赛尔的接见，我也陪郭老参加了。他的接见与我国领导人见外宾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人非常神气，我们所有被接见的人像赶鸭子一样，先被引到在一间空屋子里等待，包括郭老在内，都没有地方坐。大家站在很空的房间里等纳赛尔。半天，忽然通知纳赛尔要来了，让大家站成一圈，他的助手先在前头喝道，纳塞尔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那儿发表一通讲话，连个座都没有，也不和客人交谈。然后就退场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太傲气了。后来我发现不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袖都有点这个味道。  

　　困难时期主动要求回国挨饿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这件事对整个欧洲的左翼触动很大，我自己也很震惊，至今印象还很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国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在国外自然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我看完后很震惊。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洗脑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非常坚定地相信国内所讲的一切，也就是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也还是要拥护苏联，不能让帝国主义钻空子。  

　　不久，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有好多原来的共产党员退党。紧接着就接到国内的一些精神，意思就是说我党一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有错误。但是越到这种时候，共产党人越要坚定，就是要经得起考验。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退党了，党就更加纯洁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就想要特别注意自己要经得起考验。我当时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犯了一些错误，不能因此对共产主义事业动摇。  

　　1958年，我们听说国内"大跃进"了，粮食多到吃不完，农村吃饭不要钱，兴奋得不得了，以为中国了不起了。到1959年的时候，又听说国内经济不好了，大家生活很苦，有的地方还在挨饿。现在的人一定不能想象，我们几个年轻人，包括我跟陈乐民就觉得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非常惭愧，就申请回国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也就是一块儿去挨饿。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经济困难，是不是政策失误了。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在国外与国内生活反差太大，是惭愧的事情。1959年夏，我和陈乐民暂时奉调回国，不久就真的感到匮乏的滋味了。后来，赶上中苏交恶，和平运动也分裂，我们就没有再回维也纳。以后几年我也尝到饥饿的滋味，身体浮肿，不过比起农村来还要好得多。  

　　不喜欢人们总是介绍我曾是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我最不喜欢人家老介绍我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好像这样就算是抬高身价，是一种恭维。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跟"文革"时期不一样，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我1959年回国，当时国家领导人见外宾由国务院外办派翻译，外办掌握一个各语种的外文干部名单，大约经过审查、历史没有问题、业务又比较好的。想必这个名单里就有我。平时，这几个人在本单位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领导人有外事活动，由外事办公室抽调使用。一个语种有两三个人，需要时通过本单位办公室通知你。  

　　大概从1959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我此类任务比较多，因为我会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到所有领导人可能都翻过，当然周总理最多，因为他外事活动最多。周恩来比较喜欢用我们这些在"和大"工作过的人，因为我们接触面广，当时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都知道一些。虽然外交部也有很好的翻译，但是他们分管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别的地区就不熟悉。  

　　每年国庆周恩来都要举行一次国宴，有时春节请外国专家等，他也出面。宴会上，我们几个翻译就坐在一个地方，总理起来要巡回祝酒了，赶快跟在后头一桌一桌转。例如他要与拉美的人说几句，西班牙文翻译就赶快向前几步。  

　　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是1954年，"和大"接待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那个时候印度是我们除了苏联之外最重要的邦交国了，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很高。为印度艺术代表团举行的一次酒会上，大家都是走来走去，乱糟糟的。忽然周恩来来了，他进来不是前呼后拥，虽然有警卫，但我们看不见。周恩来进来就跟大家碰杯，这时我跟几个同事在一块儿扎堆聊天，我印象挺深，他忽然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认得我吗？我叫周恩来。"我们几个姑娘大为惊喜，赶快说认得，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走开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就更没什么特别。记得是1959年国庆节，我陪着来参加10周年国庆的一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间到了，就有礼宾官叫我领着他们去一间小屋子见毛主席，说了几句客套话。这些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人，也没有现在想的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介绍反感呢？因为好像一个人的身价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而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做出的贡献。即使是翻译，实际上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和经典著作的笔译比给领导人翻译更难，更见水平。另外，到"文革"之中，一切都不正常了。毛主席完全被神化，极少人能接触到。"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翻译，真的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我那时已经在干校劳动。我出于洁身自好，也怕现在人不了解情况，引起误解，所以总要予以澄清。  

　　属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1964年，我大病一场，前后两年，紧接着就赶上"文革"。说来我还要"感谢""文革"，要是没有"文革"的话，我的病不会彻底好。我得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个病就是由于工作压力大、太紧张了。现在的翻译特别娇气，同声传译一个钟头换一次，我们那时都是从头盯到尾，8个钟头最多两个人轮流，有时就是一个人，而且秘书工作、起草文稿等都要做。  

　　尤其是中苏有分歧之后，双方常常为了一个决议要争一夜，就是一个字也要争夺。其实，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用词分寸如何？骂帝国主义到什么程度？一个文件中出现几次美帝字样，那个时候觉得重要得不得了。国内都有指示，争不到自己要的，苏联代表回去难交差，我们代表回去也交不了差。我们这些翻译就得陪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抠。那个时候年纪轻，不在乎，吃兴奋剂，硬挺着。我最长的一次，连续不睡觉，工作了48个小时。忽然有一天身体就完全垮掉，病倒以后非常虚弱，大夫说我以后不能再做高强度脑力劳动的工作了，当时我挺伤心的。病初步好转后就上半天班，休养时间太长，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赶上"文革"，不久就下放，成天去干体力劳动，不读书，不看报，病就给养好了。  

　　我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业务上又需要"用其一技之长"。到"文革"前已经工作十五年，连个科级都不是。级别不高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达到挨斗的级别。虽说没有被作为"当权派"来斗，但还是挨了不少大字报。群众批领导时，认为领导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重用我这种人。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起先我还不知道，我被使用的情况很突出，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一天到晚跟领导做重要的事情。"文革"初期，同事们贴我的大字报，我才知道虽然我努力改造，但是在群众眼中，我从来被认为没有改造好。在单位里打扫卫生，我都是一马当先，但是也白搭，人家不承认，出身是无法改变的。确实，由于出身的原因，我举止跟劳动人民可 能还是差得比较远，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大可能多参加机关的群众活动，总是不能"打成一片"。运动一来，各种不满发作出来，后来我感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觉得不能怪我，感到委屈。不久，我就被下放劳动了，起先是在京郊。林彪的"一号命令"后，我们单位整体去河南，我一家三口在河南农村待了一年半。  

　　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迎来送往的"官场"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周恩来预计将会有一个外事工作高峰，所以就要求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外文干部先调回北京待用。那时，我在干校一心学习当农民，已经不问天下事，不作回京的打算了。1971年秋我忽然从干校奉调回京。当时"和大"已经撤销，合并到对外友协，我就分配在对外友协"美大处"工作，随后任美国组组长。尼克松访华时，我就被借调到外交部参与了接待班子。尼克松访华的整个随行团有400人，其中200人是记者，包括各大报纸、通讯社、三大电视台和几家广播电台，所以接待任务很重，需要很多人。我被分配到记者组。第一次开会，发现许多过去群众团体的熟人，我们以前开国际会议常常互相借调，所以很熟悉，大家有劫后余生之感。他们不少人比我受冲击大，有的真的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对外交部的人我的感觉相反，过去比较熟的人都不见了，大部分还在干校。留在部内的是被认为"站队站对了"的，还有新上来一批都比较年轻，而且态度相当不可一世。  

　　尼克松访华整个过程非常机密，我们被调上来的这些"外单位"的人就算外围，不能了解太多情况。我们这些非外交部的人其实都是外事岗位的"老资格"，如今受此歧视，都感觉不平，但也无可奈何。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气氛。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常常有一种挫折感。从我开始工作一直到"文革"之前，一直都是论资排辈。有些人读书不多，水平不高，就是资格比我老，而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革"之后强调起用年轻人，那时提拔干部得30岁以下，我这种"文革"前的老人，总好像是留用人员，既不是新上来的人也不是根红苗正。同时，自己阅历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多，而此时不得不去服从那些比我资历、水平差好多的人。明明他说的根本就不对头，或者他根本不懂，还得尊重他的意见。特别是"文革"中荒唐事越来越多，随着是非观念的觉醒，我感到无法继续做驯服工具。这时候，我原来受母亲的影响、希望远离官场的本性就浮现出来。以前一直是把它作为"革命工作"，此时越来越感到就是"官场"，一级压一级。同时又感到自己劳碌半生一事无成，什么也留不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稍稍可以表达一点自己的意愿时，我就坚决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这种迎来送往的活动。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帮助很大  

　　那时候，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翻译、高级外文人才，登记在册不能离开外交部系统。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外交部所属的单位，就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外交部是最边缘的部门，通常是储存历次政治运动被贬的干部的地方，等"落实政策"再调回本部。我回绝了到驻外使馆的"商调"，主动要求到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所有非常好的图书馆，这是得天独厚的，即使在"文革"时候，它都有特权进外国的书，档案资料非常全。我意外地发现整套的美国解密外交档案，如获至宝，在图书馆看了半年，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发表在研究所的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这篇文章完全是从美国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材料。文章发表时，正好赶上中美关于对台军售的谈判。我的文章正好说明美国一直有把台湾分离出去的设想，而且完全是美国自己档案里头的证据。当时，外交部长黄华主持整个谈判，他看了非常高兴，就推荐《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其实，我并没有受命写这篇文章，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是配合谈判写的，所以这篇文章就受到很大注意。当时，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全世界都关注，所以 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翻译了。后来我到美国去开会，拜访一名国会议员，发现他的桌上都有我的文章。之后，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交流，我老老实实一直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研究，收获很大，回国时复印了一大批资料回来。就写出第一本书--《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飞机上遇到李慎之先生，正好我们坐在一起，就谈起对现在外交的看法，一路谈得很好。我们都认为当时的外交太僵化。我原来不认识他，这样一位老干部，思想如此解放，谈话如此坦率没有官腔，印象很深。他刚组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下飞机时，他就邀请我到美国所工作，还说"外交部的事情，我去运作。"大概是运作了一年，也没成。后来李慎之提出要我去当副所长。按照人事惯例，外交部不放人就是"耽误我的前途"了，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从此之后，我真正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这一年是1985年，我已经55岁了。  

　　其实，大概从"文革"后期开始，我的思想就开始有变化，可以说是自我启蒙。改革开放以后逐步从枷锁里脱离出来，回归我早期的教育所形成的本色，这是不费什么劲的。我接上了自己的传统之后，就越想越明白。我几次要求调工作或辞职似乎都是在逃离，实际上是在回归自我。我自问不是大胆叛逆之人，只能洁身自好，在有限的可能条件下尽量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正义感比较强烈，对谎言和非正义之事容忍度较小。自己衣食无忧，总不能忘怀民族的前途，不能无视民间疾苦，也是基本教养之一，总是忍不住要发出声音，并非是有什么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完全退休之后，讲真话的空间更大一些，所以如果学术上、思想上有一些成果，大部分还是在退休之后。 

　　 时间：2013年12月14日  

　　 地点：三亚  

　　 事件：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中美战略互疑与互信”高峰论坛  

　　 发言人：资中筠  

     替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不应成为中国的目标 

　　 一．如何看近代中美关系？  

　　 我最近出一本书，最后一章捋了一遍从1784年美国皇后号抵达中国以来二百多年来的中美交往的历史。结论是在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不愉快的、常常是受欺凌的历史中，美国对中国的伤害最少（当然不是一点伤害也没有，关系是不平等的），而总的说来，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受益很多。最重要的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文化关系，其中包括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很多中国人的说法相反，我看文化“渗透”积极面较多。这不仅与政府交往有关，更主要是民间的行为。当然，反过来美国也从这个关系中得利。在美国开始走出美洲，走向东亚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很多好处，例如门户开放政策。  

　　 正如刚才骆家辉大使所说，自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以来，这一关系的发展对两国都带来很大的好处，我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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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转折在何时？  

　　 转折在194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美国在东亚有一个战略大转变，就是从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为目标转为联日制华。后来又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这一态势遗留至今，造成在中日关系中美国总是偏袒日本。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石是美日关系而不是美中关系。当然这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把中共领导的中国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等到中苏关系破裂，又促成了中美关系解冻到建交，因为那时两国把苏联视为共同的威胁。所以可以说，成也冷战，败也冷战。  

　　 ?  

　　 三．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冷战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结束了。中美关系中“苏联威胁”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但是冷战思维没有结束。有一个危险，在“类似冷战”中，中国成为代替苏联的对象，如果这样，那是非常不幸的局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举世瞩目。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习惯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中国，对中国的忽然强大很不习惯，疑虑重重。而这种强大又被大大的夸大了，外国人夸大，中国人自己也夸大，特别是中国的媒体，造成广大民众自己的误解。我称之为“虚骄之气”。  

　　 很抱歉，刚才主持人魏先生提到“中国取代美国的过程”，我不太同意这个提法。这个命题不存在，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从综合国力来讲，差得远。今天上午朱明先生翔实的数字表格显示，中国“追赶”了这么多年，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而韩国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何况还有分配严重不均问题，还有GDP的质量问题。这还是只就GDP一项而言，其他各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就不讲了。我曾经一再说过，我不同意中国“奇迹”之说。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了170年。道路十分曲折，如果不是走了很大弯路，到现在应该更好。就是近几十年，世界不少国家都有“起飞”的阶段，中国也不是特例。  

　　 我认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应该不会重复历史上一个新兴大国取代一个大国的进程，更可能的是，没有一个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而是各种大小国家并存。何况，做美国这样一个全球事务都要介入的超级大国并不值得羡慕，至少我不认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急于显示力量，发出一些极端的呼声，造成外界对中国力量和意图的误解，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养料。我想，至少我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并无替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意图。  

　　 ?  

　　 四．今后该怎么办？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从工业化时代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在国家关系中也应该有新思维。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的问题越来越多。居高位的决策者需要换一个思维方式，跳出狭隘的、短视的所谓“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多考虑对全人类福祉有关的合作。我想提出两大方面：一是遏制加速度的军备竞赛；二是治理已经严重污染的环境。这两个方面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高科技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杀人武器发达到如此地步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能想像的，那将是人类的毁灭。关于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也不用多讲。作为一名普通百姓，遥望最近的华沙气候会议，感到各国代表似乎在争污染权，似乎谁少负担一些治理污染的责任，谁就占了便宜。当然各国都有实际问题，但是把用在军备竞赛上的资源转一些到治理污染上来就会大大造福人类，首先是造福自己的国民。今天上午，德·维尔潘先生（法国前总理）说到美国应该约束它的力量。我同意。我更认为，美国可以把它的力量用于更积极的方面。美国既然要领导世界，如果能在21世纪带头扭转军备竞赛的趋势，同时以其超常的力量和资源致力于促进环境的治理，那就会对人类做出实质性的积极贡献。  

　　 提到全人类，似乎有点大而化之，却是很实际的。其另一面就是“接地气”，眼睛向下。有时居高位的决策者所认定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也就是不一定符合本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往往不同国家广大民众现实的、真正的利益比统治者所认定的有更多共同点，更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应该多考虑本国民众的真利益。  

　　 以上只是书生之见。可能会被讥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位者要面对很多实际问题、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有两句中国成语：“利令智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好像都是骂人的话。但是也可以做中性的解释，就是在位者在各种眼前利益诉求中博弈、平衡，等等，往往会绕在其中丧失了对远期目标的掌握，因此“未能远谋”。所以，在位者与书生的互动，也许有助于从各种狭隘的、短视的利益考虑中得到一些清醒的启示。  

    完善公益捐赠立法，扫清公益捐赠法律障碍 

　　一、需求和资源  

　　提示：发展捐赠公益事业，近期而言，可使蕴藏在民间的财富和积极性有方便而通畅的渠道发挥出来，同时调节贫富，缓解社会矛盾；中期而言，是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一个进步；长远而言，可以改变社会风气、公众观念，树立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助精神。  

　　当前，我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相当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已是朝野的共识，而缓解的手段乏力。事实上任何社会在经济迅速增长过程中都有两极分化的问题。迄今为止缓解之道归根结底是两种：政府调节和社会公益事业。前者是政府将税收财政的一部分用之于文化、教育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后者则是私人直接捐赠公益事业，政府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等政策法规予以鼓励和监督。二者缺一不可。当前在发达国家中，欧洲国家偏重政府福利，美国则私人公益事业特别发达，不过政府的福利政策和拨款在绝对数字上还是占主要地位。不论通过哪一个途径，目的都是调节社会财富，扶助弱势群体。  

　　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包办一切，生老病死全靠国家。其实，即使在过去，这也是错觉。在改革开放之前，受惠于政府提供的福利的人仅限于有“单位”的人群及其部分家属，城市居民覆盖面也有限，遑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的急剧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限的旧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解体，政府现有的承诺无力兑现，更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远不如多数欧洲国家，甚至不如某些第三世界国家。  

　　与此同时，大量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随着最新的政策精神对“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肯定和鼓励，这一趋势方兴未艾。  

　　另外，境外的公益组织在我国也很活跃。目前南京的爱德基金会是惟一经正式批准可以接受外国教会资金的组织。得到正式批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只有福特等极少数基金会。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内地以外（港、澳、台）和国外的基金会和教会已经活跃在全国不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它们介乎合法和非法之间，从事形形色色的公益工作，多为因地制宜的小型项目。在现实中，我国许多公益组织，包括官办的，接受境外捐助的不在少数，有些民间组织的主要资金就是来自境外。  

　　这三个层面的现实从不同角度说明，缓解贫富分化问题乃当前社会之急务，而如何有序地使用民间和资源通过公益捐赠用之于民，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政策法规的缺失  

　　一部专门用于民间公益捐赠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其目的在于使政府、捐赠者与接受者各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保障，并使这一事物成为全社会认可和理解的正常现象。  

　　我国的民间慈善捐赠形式和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但也有一定的传统，“为富而仁”、“泽被乡里”、“办义学”等都受到社会称道。并不一定非要有基督教传统才有慈善公益事业。  

　　但是，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里基本上取消了私有财产，同时对一切慈善捐赠以及社会改良大加批判，认为是剥削阶级的伪善，是麻痹人民斗志、阻碍革命的行为，因而自然谈不到发展民间公益事业。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先富起来”的群体，且无论在人数和财富上都增长得很快，但他们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意识却相对滞后。其中有诸多原因：  

　　首先是有产者缺乏安全感，不知道政策何时有变，财产在法律上缺少保障。事实上，一方之富因得罪当地掌权者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财产的也不乏事例，因而他们还没有树立对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感。  

　　其次，无庸讳言，由于我国特有的历史原因，先富起来的人群素质较低，与1949年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文化背景不可同日语，他们也缺乏对社会、国家休戚与共的责任感。不少“暴发户”则宁愿一掷千金用于畸形的、不健康的，乃至堕落腐化的生活。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到国外 不是办企业，而是易地高消费，或为子女移民作准备。有的企业老板愿作一些捐赠，但抱短视观念，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最直接的是为品牌或企业做广告、树名声。除临时性的救灾外，多锦上添花，而少雪里送炭。财力雄厚的企业或个人不惜出巨资养足球俱乐部、捧歌星，而不愿为诸如基础教育及其他细水长流的社会真正需要的领域作出贡献，这是我国特有的畸形现象。即使资助教育，也多愿捐大楼，而鲜有支持研究项目，或改善贫困地区教师待遇等。  

　　第三，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不明确、不完善也阻碍的捐赠的发展。公正地说，近年来财富拥有者的成分、素质逐步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更新，形形色色的民间公益组织和活动正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已经具备了发展真正的民间公益事业的基础。据报载，有一位名列福布斯排行榜的浙江富豪吴良定宣布，将成立一个价值10亿的扶助贫困大学生基金会，并且对具体的操作也作了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将10亿本金投到比较稳定的行业，以每年全部获利款项援助贫困大学生，把资金的使用情况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同时邀请几位既有名望又有公心的企业界人士来加以掌控。这种想法和操作的设想已经接近现代独立公益基金会，应该是发展方向。但是一连串问题随之出现：根据什么法律？在哪里登记？有无免税待遇？公众如何监督？等等。对此吴良定的回答是，此事已与浙江省领导“打过招呼”，并获得支持。也就是说，此事能否做得，先要地方领导许可；而这种许可不是根据成文法，而是在位的领导的意愿。姑且认为此事可以有较为长期的安排，不会因政府换届，领导换人而不算数，但终归还是一事一议，不能普遍推广。  

　　相对说来，“大款”的捐赠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还有散见民间的许多热心公益之士，以满腔热情做着帮助弱势群体的有益工作，遇到的困难更多。最重要的是始终得不到“合法性”，结果往往半途而废，甚至“要好反成恶”。  

　　为什么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不得其门而入呢？关键在于没有明确鼓励性的、完善的法律。大批成绩卓著，并深得受众欢迎的民间组织处于不合法或半合法地位，能否继续存在、开展活动，取决于当地官员的好恶，并没有长远的法律保证。国家税收制度也没有明确的减免规定。现有的法规是防备多而鼓励少。据笔者所见到的，现行的最新的两部提到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的法规，一是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据了解，此法即将由新的基金会法代替，但是进一步鼓励还是更多限制，还难说），后于1999年又下达文件至地方政府，说明对公益性质基金会的银行存款利息给予免税；另一部是1999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这是最新的、也是最权威的正式的法律。这部法律提到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比以前的有关法规有所进步，但是有两大关键的缺陷：1.并没有涉及对基金会之类的公益组织如何处理。似乎捐赠对象只限于现有的组织或单项事业；2.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仍然是模糊的，并未说明依照哪一条行政法规、法律，给予什么样的优惠，也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执行部门。结果仍然无法落实。缺了这至关重要的两点，依然达不到真正推广和鼓励的作用。至于1998年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条例》，则首先规定必须由主管业务单位批准，而且通篇都是“不得”做什么，关于保障其权益只有一句空话，对“权益”内容并无任何具体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即使愿意“做好事”，也阻力重重，甚至因此而无端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非营利”为名行变相的谋私利之徒也有空子可钻，有时出现一些丑闻，使得一般公众对此类组织和活动缺乏信任，不敢贸然捐赠，甚至也不敢贸然接受。例如一家在有关部门正式注册的境外文化基金会在我国已工作多年，不久前想在其所在社区进行一项免费教英语的活动，却无人敢报名，因为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和“好心人”，怕其中有诈。此事使举办者十分伤心。凡此种种，说明一部专门用于民间公益捐赠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其目的在于使政府、捐赠者与接受者各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保障，并使这一事物成为全社会认可和理解的正常现象，从而得以持续发展。  

　　三、公益捐赠法应该包含的要素  

　　总的精神是变防范为鼓励，同时健全监督制度  

　　本法应该独立于现存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专为公益捐赠及其组织而立，包括捐赠者和公益基金会的权利和义务。  

　　在美国，同类法律条文属于国税法的一部分，由税务部门监管。这是因为，美国结社一般不成其为问题，只有免税问题需要特殊对待。我国国情不同，属何部门管理可另考虑。但惟其如此，更宜与一般“社会团体”区别开来，可以免去立法者和政府部门许多需要设防的顾虑。  

　　以下提出的几点，只是笔者参照美国的经验并针对我国的需要而提出的要素，当然不能涵盖全部法律的内容。  

　　1．适用范围：对何谓公益事业，明确规定范围（对此1999年的公益捐赠法已有所规定，可考虑补充，至少应加入“法律救助”的内容）；同时也可以明确规定不得从事的活动，例如政治活动、传教等。  

　　2．明确捐赠人的权利，包括所捐款项享受免税待遇，对款项用途的知情权等。同时对捐赠对象的资格有所规定，例如必须是享受公民权利的公民，或从事符合第1条规定范围活动的组织机构。（现行的法规中对免税一项太不具体，难以操作）  

　　3．对基金会以及类似组织规定最低标准的组织要求，例如宗旨、书面章程、决策机构、注册资金、管理制度、可问责的代表人物等等。  

　　4．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捐款成立的公益基金会，应完全独立于捐赠者，由专人组成的独立机构管理，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决定符合其宗旨的用项。企业或个人不得通过公益捐赠为企业的利益服务（例如变相宣传、推销本企业的品牌），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擅自挪用。  

　　5．为了基金会的长期生存，不坐吃山空，进行投资或服务收费是必要的。对此应有明确规定，例如何种投资是允许的，何种不允许，服务种类及收费标准等。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允许以牟利为目的，所有收入必须用于公益事业，绝对不允许进入有关人员的私囊。因此应该对基金会每年捐赠数与其资产的比例有规定（美国目前的规定是每年必须用掉当年资产数的5％）。另外投资所得是否交税、交多少，也应有特殊规定。  

　　6．基金会的财务、人员及用项（包括行政费用）必须完全透明，每年（或定期）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而且应通过一定的途径向公众公布（例如在网上，或在有条件时出版书面年鉴）。现有的法规对透明度要求不够，只规定随时接受有关部门审查，并未规定向公众公布。根据我国国情，为防止利用关系安插闲人，应对人员报酬以及行政费用的比例等问题有严格规定，并置于在公众监督范围。  

　　7．规定登记的部门。在有关基金会或个人捐赠者依法行事的前提下，政府指定受理登记部门，简化登记注册手续，取消必须有挂靠主管单位的限制，不对其日常工作进行干预。  

　　8．在国内有了切实可行的、健全的法律后，境外的公益组织和捐赠可基本上享受国民待遇。  

　　以上只是要素，形成法律当然需要详细、具体和准确的语言。总的精神是变防范为鼓励，同时健全监督制度。尤其是透明度问题，与企业不同，公益组织无“商业秘密”可言，必须硬性规定，彻底执行。  

　　另一关键之处是取消双重登记，亦即成立基金会不需要先经本行业有关单位核准，即可直接登记。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著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然条例”释义》，我国现行的原则是“核准主义”，即有关机构成立以前需要报请主管机关审查同意，方可申请成立登记。本文建议，变“核准主义”为“准则主义”，即不需要事先审批，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成立条件即可申请登记。这一点是关键，否则仍然起不到简化手续和鼓励的作用。  

　　四、捐赠立法障碍求解  

　　随着法律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一部体现新观念的、鼓励性的、完善的公益捐赠法，此其时矣。  

　　关于捐赠立法的必要性，在实践中饱尝甘苦的业界人士有深切体会，呼吁之声不断。为什么千呼万唤难出台？依笔者愚见，在执政者与立法者（在我国实际是同一体）方面有以下一些思想顾虑：  

　　其一，担心民间活动失控。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对《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两次重要的重申和修订，并要求社团重新登记，一次是在1989 风波之后，一次是在“法轮功”事件后，足以说明其防范和控制的精神。  

　　对此可采取避难就易法。本文建议专门就公益捐赠和公益基金会立法，对一般的民间结社问题不在讨论之内。有关的疑虑可以靠明确规定活动范围来解决。  

　　其二，在政治原因外，还有经济原因。公益捐赠最大的要求是免税，有关部门如税务部门、财政部门，担心因此减少收入。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如果从全社会出发，在数量上，捐赠的款项远远大于可能交纳的税款；另外，同样数量的财力，分散直接用于需求对象，比集中到政府部门后再通过层层官僚机构抵达需求对象，效率要高的多，发生弊端的几率也小得多。事实上，设法杜绝偷漏税和使得税收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才是避免财政税收流失之道。  

　　其三，担心某些人可能利用公益基金会名义行非法敛财或其他违法活动。有关部门怕负责任，不愿给予正式登记，宁可令其处于“灰色”状态，或者提高注册资产的门槛，使得只有巨富才有资格成立公益组织。  

　　关于此问题，上一节“要素”中第5点规定的“透明度”可以解决此问题。根据国外经验，这一点形成制度并不困难，而且十分有效。我国也已经有一些民间基金会自愿公布其账目。如果取消“挂靠主管单位”的要求，则需要为此负责的单位会大大减少。至于依法指定的登记部门，只需负责审查其登记手续是否齐全。如果以后发现有违法和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就是了，不应追究负责有关登记部门接受登记的责任。  

　　其四，认为只须在已有的官办公益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社会捐赠即可。  

　　这个见解过把捐赠问题简单化了。首先，在没有鼓励捐赠的法律的情况下，即使向现有的官办基金会捐款也阻力重重，例如捐款免税、款项用途的知情权等并未解决。其次，显然许多潜在的捐赠者更愿意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用途和组织形式，二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不可同日语的。第三，有限的官办基金会不可能及时发现并覆盖所有的社会需求，这与国营企业不可能覆盖全部国民经济是一个道理。  

　　其实，捐赠不一定与“发财”相联系，理应是人人随时可行之事。在美国，一般有固定收入的人或多或少每年都做一些捐赠，渠道多而方便。而且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发善心”、“献爱心”，也不求得到表扬，因为这已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  

　　在当今的中国，鼓励和发展捐赠可收一石三鸟之效。近期而言，可使蕴藏在民间的财富和积极性有方便而通畅的渠道发挥出来，填补大片社会急需之空洞而节省政府的财力物力，同时调节贫富，缓解社会矛盾；中期而言，是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一个进步；长远而言，逐步使公益事业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可以改变社会风气、公众观念，树立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助精神。  

　　随着法律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一部完善的、一部完善的体现新观念、不是限制而是鼓励公益捐赠的法律，此其时矣！  

    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颂圣文化”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  

　　 为什么现在重提启蒙?是不是对过去所提启蒙的简单重复?  

　　 资中筠：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从一开始就道路不同：希腊哲学通向科学，中国哲学通向个人道德、政治，也就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  

　　 从这一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很少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所以尽管皇帝有生杀之权，还有不少大臣面折廷争，冒死直谏，因为他们秉承古圣先贤之教，有一份自信。  

　　 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冒死直谏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中国第一次“启蒙”广义来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曲曲折折持续了一百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  

　　 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的担当和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从谭嗣同、秋瑾到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  

　　 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去掉了“颂圣文化”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这一百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这一启蒙被革命所压倒。  

　　 现在重提“启蒙”是因为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蒙昧阶段。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当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画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导致道德沦丧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可惜这场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结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却苍白、贫乏。一方面是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仍然难免，比起前三十年，环境应该说已相对宽松，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不稍减，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是非、善恶都已变得麻木。长此以往，不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族精神将日益萎缩，所以“启蒙”应该重新提上日程。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当然不是对前一百年的简单重复，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应该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现在所提的“民主”，是否需要更具操作性的抓手，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赋税民主”?  

　　 资中筠：“民主”不是一个美丽的口号，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种制度和程序，其核心意义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它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有宪法的保证，这就是“法治”，“法”高于任何掌权的人或政党。另外必须建立在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如果一切都是少数人暗箱操作，百姓不得与闻，也不许随便议论，到时候让人投票，这不能算民主。  

　　 有人提出第一步先实现“预算公开”，我很赞成。这应该算是你说的“赋税民主”的一部分吧?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纳税，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参与决定这钱怎么花法。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抗税，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交税”。我们现在离这很远。所以各级政府斥巨资造“形象工程”、豪华政府大楼等等，而最基本的教育和关系民生的经费却拿不出来，百姓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况应该尽早结束。  

　　 知识者忙于为稻粱谋，为贫贱移  

　　 为什么现在提启蒙的是你和茅于轼、吴敬琏、何方等80岁以上的老人，为什么不是年轻人?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其实从人数比例来看，积极主张启蒙的老人的比例也不一定高于中青年。也许由于资格老，就引人注目。我读到过不少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很有见地，也给我很多启发。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志者身体力行地在做，例如帮助受冤屈的百姓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贫困人群学习技能，创业脱贫，等等，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启蒙工作，普及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在正义基础上的稳定。可惜他们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打压，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是值得敬佩的。  

不过总体而言，当代青年是文化断裂以后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了解太少。这不能怪他们，而是所受的教育有意蒙蔽历史的真相。还有也许是对前三十年那种虚假的高调的逆反心理，走到另一个极端，消解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关心自己的身边琐事，或把一切都娱乐化。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国际化不可阻挡，也无可厚非，所以个人的命运不一定与本民族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不少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  

　　 许多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坚持正义往往会失去很多，就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以“海归”为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加入“颂圣”或“颂盛(世)”，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  

　　 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而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伴随着民族的忧患而成长，自己也经历过自我迷失，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又自我回归的过程。痛定思痛，体会更加深刻。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已经是一种本能，对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也比较敏感，欲罢不能。  

　　 你觉得当代青年一代承受的生存压力，对其知识分子使命的担当有多大影响?  

　　 资中筠：启蒙首先是自己对自己启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的人格，有所坚守，有所不为。然后再进一步有所为。既然有机会比别人多受一点教育，就应多一份社会担当。生存的压力当然是现实问题，但是哪一代青年没有生存压力?从总的物质生活水平来说，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年轻时有所提高。非得丰衣足食才关心社会和他人吗?也可以有相反的逻辑：自己过得很舒服，何必操那份闲心?  

　　 过去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既有出身贫寒，因而更体会民间疾苦，感受社会的不平;也有富家子弟，抛弃舒适的生活，为民族振兴，毁家纾难，为某种理想而甘愿做出牺牲。关键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论如何，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青年人身上，难道靠我们这种八、九十岁老人?  

　　 “娘打孩子”说不利于反思  

　　 你说你曾经上缴了作为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权利，那个内心过程是怎样的?1991年你为什么辞去中国社会科学员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听说是因为你必须说不想说的话，还要贯彻一些非学术性的指令?  

　　 资中筠：解放初期我只是无知青年，自己没有形成什么“政见”，在那样一种大形势下，很容易追随潮流，接受当时的理想主义，而且以全副热情投入。一个大前提是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关于“思想改造”，由于出身非劳动人民，就有一种“原罪”感，根据那时的“阶级”观点，“书香门第”是耻辱，而不是荣耀。这些我都接受了，诚心诚意按照要求改造自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  

　　 “上缴是非判断权”是我后来觉悟以后总结出来的，以前并未意识到。我“觉悟”较晚，从“文革”后期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到1989年可以说完全收回了自己的判断权，决心不再盲目“紧跟”，说违心的话，所以在那种岗位上就特别痛苦。加以我生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借此机会回归书斋，进一步取得心灵的自由。  

　　 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比较单纯、无知。但是许多硕学大儒，已经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思想自成体系，却这么快就否定自己，放弃了判断权是怎么回事呢?  

　　 在知识分子主观方面，解放初期是“家国情怀”的延续。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同时，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更重要的是当时无法抗拒的客观形势。  

　　 如果说定“马列主义”于一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一轮紧似一轮的政治运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同时给予“改造好”的希望，犹如通过炼狱达到天堂，在此过程中读书人的自信和自尊丧失殆尽。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到“文革”开始，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  

　　 另外，“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手打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以此为借口，一场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就此心安理得地得不到反思。  

　　 你说的走出“政教合一”，是不是指政府更多地从文化领域退出来?  

　　 资中筠：我说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比喻，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包括灵魂和世俗的政权。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方向都是政权与教会分离，摆脱教廷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样才开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国本来没有国教，儒学在道德伦理层面上代替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所谓“道统”，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但是不代表道统，“士林”还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后来的政权统治一直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称作“在一切领域专政”。  

　　 所以要恢复独立的人格，就得打破这种“思想国有化”的体系。精神领域不应受权势的强制干预。最近在《同舟共进》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振兴文化不劳政府插手”，我很同意它的观点。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不一定与文化繁荣成正比。由政府出巨资建立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组织一个课题要求出不朽著作，是非常荒唐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恰好是不能花钱买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松绑。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例如义务教育，政府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基础教育的目的和主导思想是什么，很重要。是启蒙还是愚民，是现代公民教育还是党化教育?  

　　 启蒙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你说到你父亲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有理念的，你觉得民营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缺失的作用是什么?  

　　 资中筠：那一代人有人从事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径。所以他们都离不开“救国”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国进口的毛线。有一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的牌子称作“抵羊牌”，标志是两只绵羊头顶头。这个牌子就是“抵洋”的谐音。从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市场与英国毛线竞争。经过艰苦奋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真的已经达到足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堪与英国毛线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业管理也相当现代化，有不错的劳工福利待遇。他们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有更远大的目标。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除媒体的直接歌颂外，在知识界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肤浅的“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在表面上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化要用母语讲 

　　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乱套。一方面，特别想走出去，好像文化大国说来就来，我们要变成文化大国了，于是乎就成文化大国了。然后就花好多好多钱，在国外建孔子学院，教人家外国人学汉语。与此同时，我前些日子刚听到，上海几个名牌大学自主考试，理工科干脆不考中文了，我觉得很荒唐，所以就先从这件事情讲起。  

　　你要是讲文化，首先母语是最重要的，文盲跟一个有文化的人的区别，不就是因为他认字，越学越多吗?你是靠什么来思考的?一定是用中国话来思考，不是用外文，除非你从小就在外国生长，先学外文，后学中文。你的中文学到什么程度，你认的中文字有多少，用中文掌握了多少知识，就决定了你思维的复杂程度和文化程度。  

　　我们现在讲这个人文化水平很高，那个人文化水平比较低，实际上是他的中文水平比较高或比较低。我是学外文专业出身的，我从小学就开始学外文，专业学的是英国文学，但是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学不学英国文学能够决定我的文化程度。我的文化程度还是我的中文决定的，我的思辨和表达能力取决于中文。当然，我学了外文之后，懂了很多东西，丰富了我的文化，应该说是个仓库吧。但是如果我不学外文，根本不会外文;我已经学了这么多中文，再去学另外一个专业，我觉得我的文化水平应该还是像现在一样。所以对中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  

　　一个国家的母语是它文化的载体，你学了多少，你掌握了多少母语，你就会成为有什么样文化修养的人。我见到好几位大出版家学历很低，甚至是小学刚毕业，但是他们读了好多书，尽管不会外文，也没怎么学过数理化，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还有一些革命老干部，基本上没上过学，但看过很多书，中国的历史知识丰富，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只举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  

　　有些名牌大学居然认为理工科就可以不考中文，这是非常荒谬的，他们只想培养高级工匠。理科、自然科学和哲学是相通的，连母语都不要掌握，怎么可能培养出发明家来?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几个大学的自主考试，教育部并没有统一取消理工科的语文考试，但是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是以考试为导向的，取消语文考试，哪怕是部分地取消，就会让语文不太好的学生觉得用不着学了，老师也觉得用不着认真教了。与此同时，外文是非学不可的，因为不学外文是没有前途的——据说做这个决定的校长们是这样说的。不学外文没有前途，但是不学中文可以有前途，可能他以为中国人都说中国话，多认几个字，少认几个字，多学一点，少学一点，没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说要加强我们的“软实力”，然后花那么多钱去教外国人学中文，看来，我们确实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也要输出文化，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东西输出?只好又请出老祖宗来，一会儿挖一个墓，一天到晚搞文化遗产，现在好多地方把“申遗”作为天下第一大事了，好像申到了一个“遗”，我们的文化就上多了一层。申的“遗”都是祖宗留下的遗产，不是我们新创造的东西，挥霍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还没有用好。  

　　我觉得与其一天到晚说要弘扬这个、弘扬那个，不如首先好好把电视屏幕里头的白字消灭掉。现在这个危害极大，对中小学学生比教科书影响大。我听商务印书馆新版汉语字典的编辑跟我说，他接到一些中学生来信，说你们的字典错了，因为电视屏幕上不是这么写的。  

　　要扎扎实实地把这些事情搞好，把错别字改了，把成语说对，不要闹“你到我贵府上来”、“您的家父”、“我的令妹”这类笑话。假如能把这些东西弄干净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就稍微进步一些了。  

　　一讲到文化传统，一说到我们有过多么辉煌的传统文化，我们常常忘记，从晚清到民国这一百年间，有许多仁人志士，文化水平很高的那么一批人，尽了很大的努力，继承了中国比较优秀的传统，加上吸收了外国的文化，把两边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创建新文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成绩斐然。可惜后来断了。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完全忽略了，一说传统文化就从孔夫子讲起，为什么不讲严复、王韬、梁启超、胡适、鲁迅、傅斯年等等这一大批人?我们今天所争论的问题，他们早就争论过，他们这批人作为整体，百年来为振兴民族精神，创造新文化所达到过的高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前几年，我们一大批大学，像北大、清华、南大、浙大等等，都在搞百年纪念，说明这些现代大学早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有了很好的成绩，引进了西方的模式，又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但是现在忽然又说都要向哈佛看齐，却又只看皮毛，不知道人家的精髓何在。  

　　说到全盘西化，首先它实际上是个伪命题。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这么坚固的传统，不管是好是坏，它西化不了;另一方面，我们天天都在西化，包括现在生日吃蛋糕，都不吃长寿面了。有的是无害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优秀的东西，我们上一代人、两代人嫁接过来的，现在又推出去了，不要了。  

　　我也很同意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也同意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现在有些人说鲁迅的这些做法是汉奸行为，实在岂有此理。鲁迅是爱之深、虑之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们也还有一脉相承的很优秀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士林”有一种坚守，有些事情是“为士林所不齿”的，有些人是士林“耻于为伍”的，这里无形中也有一个价值系统。比如孟子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跟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是可以嫁接起来的。  

　　我们不能够把现在文化的缺失和所有坏的东西，都怪在几千年的传统上，或者说跟农业文明有关系。农业文明肯定不适合于现在的市场经济，但是从精神上来讲，它并不是完全没有过比较优秀的、能够支撑民族脊梁骨的东西，但是后来就被打断了。  

　　谈文化，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泛政治化，把文化完全附属于政治。“软实力”这个词我有点不想用，因为它又把文化当成一种工具，而“软实力”这个词实际上也是美国人发明的，有它特定的含义。建立新文化，或者是重建精神的家园，最好不用“软实力”这个词，文化就是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高不高，或者是文化水平怎样，取决于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的修养。这种文化修养包括道德修养、做人的价值观，必须依附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其他。老说软实力，容易泛政治化，容易流于以对外争面子为目标，务虚名，不重内功。  

　　另外一个弊病就是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发展起来的，跟市场经济相联系，就是说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在于你产生不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所以很多东西都没用了。  

　　学历史有什么用?学中文也没用，中国人反正都会说中国话，还不如学点外文。我学了一辈子外文，深知不是生来讲英语的人，真要把它学到跟自己的母语一模一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要靠这个体现你的文化水平，就等于邯郸学步。何况现在所谓的精通好几门外语，其实就是认几个字，能查字典看书就了不起了。我到现在用外语写作都没有把握，总要请人家看一遍，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是太地道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化要更开放。“五四”时期那一大批人，其实也只有二三十岁左右，胡适、傅斯年、钱玄同这些人都很年轻，李大钊那时也才30岁，他们当年敢想敢说，了无忌禁，想办《新青年》，自己就办起来了，办起来以后，在上面吵架，可以吵得一塌糊涂，言辞激烈，也有不少片面性，但都是高水平的吵架，有不同的思想在撞击。  

　　现在谈要建立文化，除了去找老祖宗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但其实用不着你找老祖宗，《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已经翻成了许多文字，早就传播出去了，现在仍有西方汉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还用你现在去输出吗?人家要看的是你现在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的所作所为符不符合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所谓的负责任不只是对外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重要的不是输出文化，而是建立文化，先得有货才能卖。而且建立的是新文化。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在废墟上建立，但是我们根本不理会前人的努力。包括梁启超的《新民说》，早就说清楚了很多问题，如果国民在本国总是受压迫的话，遇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你要他站起来保卫国家，这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的。所以鲁迅也早说过，我们在反对别国奴役我们国人的时候，不要又想，那还不如受自己人的奴役好一点。我们现在有很多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做自己人的奴隶不算什么，一看外国人欺负我们，简直不得了，甚至于不是欺负，也算欺负。日本侵略中国，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就是打断了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但在这之后，那么多年来就没有外国人侵略我们，我们自己做了什么?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  

　　近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文，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开头说他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说，读者不要猜错，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2010年“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40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从这些中学生中挑选10名上台讲述他们的发明方案，和成长的小故事。然后再选出冠军，奖金10万美元。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才华横溢的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科学创意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尽管外行的听者不见得能听得懂，但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动。弗里德曼自称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因为所有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他说：  

　　“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因为你的孩子个人想象出的东西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诸实施。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 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可以在中国台湾找到设计者设计出方案，在中国大陆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还可以通过freelancer网站招聘人员为我做网页和后台管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尔晚宴，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火花迸发者。”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只要美国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此文令我想起我在将近20年前一篇文章中的话，那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问世后掀起的“美国衰落”说而发的。当时此说颇为盛行，其依据是美国G D 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战后最高水平下降，同时日本经济正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确有危机感，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犹如今之“G 2”之说。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其他论点此处不赘述，只引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绪论”中的一段话(由于这本书已经绝版，所以不妨在此多引一些)：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现在时过境迁，美国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之说又起，这回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崛起”。我仍然坚持，从长远看，衡量发展走向的主要标准还是人才流向。不过与我20年前所依据的形势已有一些变化。我当时鉴于80年代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赴美一去不返，为之痛心疾首，所以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尚未切中要害。如果说，当年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在中国小学到大学打下基础，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话，现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已无法提供那样的基础教育，问题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中国家长有一句常用语：“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些在美国得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不论是何职业，猜想多半都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是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写到这里，又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被誉为“高中诺贝尔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2009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数为华裔。这一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大公司设的此类奖项大概不止一个，而这一个名单，碰巧又是华裔学生领先。如果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后代遍布新大陆，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做出多少贡献？当前举家向国外移民潮方兴未艾，目标国家也很分散，但是从总的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或者较易在美国立足。  

　　诚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一项国策，而且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政府中也的确有不少“海归”。特别是最近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求职。国内可以给出的薪酬，已经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某些职位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现象被媒体大大夸大，有不少人其实是由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也待观察。更重要的是吸引创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于是否提供“创新”的条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所以高薪聘请“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能创新？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还取决于能否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我忽发奇想，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首先不应该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做出贡献，使之适宜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为向这方面推动做些事，则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归来，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潜规则”同流合污，甚或为之唱赞歌，则不论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国在深层次的创新思想竞争中要扭转颓势恐怕还很遥远。  

    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谈论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道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特别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称“大文化”。与此关系不大的如歌舞、艺术、饮食、节日、民俗、服装、时尚、礼仪等等，不在讨论范围。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中，“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各持一端由来已久。国人一般喜欢讲“主义”，再加一个“唯”字：“唯……主义”，或“唯……论”，就把事情绝对化了。我首先不赞成“决定论”，也不认为文化与制度是对立的，不过这样就可能落入“折衷主义”之讥。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见。  

　　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适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传统，本来就与西方截然不同，不适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宪政“这一套”，只能实行“威权主义”（这个名词实际是舶来品），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仁政”，实行人治，和划分等级的“礼制”，几千年就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不好。还见到一种说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软弱，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与欧洲的君主立宪虚君制相提并论，算是已经有了“宪政”。这是出于无知、偏见，或对“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极端，虽未公开主张恢复皇权专制，亦不远矣。这种“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娱乐相结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充斥于屏幕的宫廷戏——秦皇、汉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 “主子”、“奴才”，“吾皇万岁，万万岁”！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现“五千年辉煌”，以此引领世界，医治西方社会的痼疾！当然持此论者并不拒绝享用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器物。一下子时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张之洞的“体用”那里。  

　　正是出于对上述以“文化”、“特色”为依据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论调深恶痛绝，有些倡导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一个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于是从晚清以来呼吁开启民智（如严复）、塑造“新民”（如梁启超）、批判国民的“坏根性”（如鲁迅）、倡导“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认为方向错了，错在没有集中致力于制度的改革。进而认为，既然“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性的，那就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对思想、文化进行革新的问题，也没有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必要。极而言之，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只需要改变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权利。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靠谁来改革制度？无论靠谁，总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为什么在遭遇外来列强之前，皇权专制能维持几千年，朝野都谈“仁政”而事实上暴政多于“仁政”，却常能行其道？为什么每次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结果却只能遵行成王败寇的规律，成而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复循环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强之后，百年来这么多关于制度改革，要求宪政、民主的呼声不绝于耳，不断于书，为什么这样举步维艰？为什么现代的革命运动以民主口号始，以专政极权终，却也能在相当时期内畅行无阻？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回避。本文开头所定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所以同一种制度机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的表现各异。同样的非正义、甚至非人道的现象在有些国民看来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国民却长期忍受。同样的议会、选举、政党、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后发的亚洲国家至今难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效果，乱象丛生，法律、制度在那里显得软弱无力，“枪杆子”还有相当的操控局面的力量。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种文化的载体。又如方今的恐怖主义，是文化还是制度的产物？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的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时期，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是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试以一事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要求领袖有“雅量”多给他一点发言的时间而遭拒绝和痛骂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仍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是钦佩梁的骨气，对领袖缺乏“雅量”不以为然；在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明确的人看来，则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问题，政协委员本来有发言权，谁也无权剥夺，竟然被剥夺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迟至上世纪90年代，我还读到另一种反应：一位曾任最高领袖身边卫士的回忆录（或访谈录？），提到此事，却说梁漱溟尽管如此顶撞，“也没有拿他怎么样”，足见领袖心胸宽大。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认为梁的行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对他本该严惩，竟然“没拿他怎么样”（例如他后来居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荡。以上截然对立的是非观，在今天的我国不同人群中仍同时存在。前两种是“启蒙”的成绩，但还不一定在全社会占主流，说明启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国先秦时期确实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宝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至今我们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这“老本”。现在经常有人举《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讨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姑且假设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出发，有可能发展出另一条历史轨迹，先于欧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现代，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但这已无法证明。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设置了皇权专制的制度。尽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却延续了二千年。历代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有所增补、完善，以巩固皇朝统治，从儒、法学说中各取所需，但万变不离其中，皇权专制的核心日益坚硬（直到20世纪70年代，革命领袖还以赞赏的口气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认为碍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论都给删掉了。古礼“刑不上大夫”还为士大夫留一点脸面，到“大明王朝”实行“廷杖”，大臣可以随时被“揪出来”，当场按倒在地打板子，从此“士”不复有任何尊严。（顺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之始）。及至清朝，大兴文字狱，流毒绵长。这样的“文化”，从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这一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既然承认其原则的普适性，那就是“闻道有先后”而已。在这点上用不着耻于向外人学习。老革命们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晚清民初开动的“启蒙”的结果，反过来，也构成“启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义。那种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了。《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描绘的伪善和非人道，那一个个为旧礼教所摧残乃至夺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现实依据，是同代人的共同命运。不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因此，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而宣扬和维护这旧礼教的顽固势力卫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为说辞的。在这种背景下，激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个时代多数文艺作品，如曹禺的戏剧，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其总的方向都是反旧礼教、反当权的恶势力、同情弱者，间接或直接倡导人权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本人并非鲁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著作中对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还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他最伟大、最精彩之处。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长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肤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愤极致，心头滴血之作。揆诸今日之现状，仍未过时，而且并不仅适用于农民。说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的影响，如果不是偏见，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无知。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思想先驱们都是从外抗强权的诉求中觉悟到必须内图变革。在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来自权势集团的高压，也来自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以及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统治下的民众的种种弱点。因而发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呼声，应是题中之义（这与后来我们熟悉的另一种“思想改造”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绝不是以国民性和文化为借口，不要改变制度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们的矛头都指向旧制度和统治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诉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千万不要得出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结论。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有感于国民之种种弱点和衰败的暮气，提出“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说》，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确指出国民是由个人组成的，造成民弱、民贫、民无耻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的民权无保障。国民求自由的锐气“一锄之，三锄四锄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久之而猛烈沉浓之权利思想，愈制而愈驯，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复之望绝，而受羁受轭，以为固然……”，造成这种情况，“政府之罪，又乌可逭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国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政者一再打击和铲除民族的锐气。因而他大声疾呼倡导民权思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要强国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这种思想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结，无论是面向知识群的新文艺、新文化运动还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乡村改良运动，目的都是一个：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争取平等权利、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稳奴隶”。  

　　以上种种都是说明制度与文化的革新是不可分割的，思想、制度、生产力的革新同时或交替进行，在欧洲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斗争。后发国家就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外力冲击下匆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物质生产、文化与制度的改变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适时，因此在转型期表现出混乱、反复和痛苦，但是并不能以此为借口得出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更需要大力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谓不成熟的民众不应享有自由权利之说，19世纪的西方人早有此说法。例如自由主义大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即严复初译为《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对“四大自由”的内在逻辑做了精辟透彻的论述后，又说，这些自由只适合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智已经成熟的“成年人”，儿童当然不合适。还有“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所指的当然是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没有包括中国（此书于1859年出版，已是鸦片战争之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承认广大中国人还处于穆勒所说的“未成熟”状态，没有资格当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权利呢？  

　　回头看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尽管历尽艰险，而且走了不少弯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认，我们在文化与制度的革新相互促进的道路上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比之晚清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民主、人权的诉求也更加自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要归功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对于先辈的贡献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都应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正如“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以其财富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样，先成为“知识分子”，并有机会看世界的幸运儿理应有责任对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做出贡献。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担负社会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超越一己的和某种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关怀自由、人权、社会正义、全民族的长远命运。在全球化的今天，还要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种思想，发表为言论，自然是为了要有听众和读者，也自然会产生影响，这点无需讳言，也不必矫情。否则，媒体、舆论、报刊、书籍以及今天的网络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见当然会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于与斯土斯民血肉相连，设身处地从实情出发，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观火指手画脚，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总会有可取之处。我期盼着再出现一次“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庶几形成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或“再启蒙”，从而为千呼万唤的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我曾经这样上学 

　　 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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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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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的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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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我觉得也不用讳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考清华确实非常难，考上清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相当聪明的孩子。我说摧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势利眼，因为当下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当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说朱镕基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毕业。那一年他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记得几年前清华有一次开什么纪念会，有一个人上去说部长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华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业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华。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然！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孩子从小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至于说赞助费动辄几十万，这些绝对是教育腐败，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控之内，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管。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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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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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我有过一个说法，可能说出来很犯忌。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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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课改修身课是‘日伪时期’”  

　　 我上公民教育课没几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时，学校里面公民教育就少了。但是我记得一二年级有一些。其实公民教育没什么神秘的，它就是教你怎么做好孩子。不仅仅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还包括在社会上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比如说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马路靠左边走，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那时候走路靠左边，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让人把话讲完、民主程序这些内容，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天津沦陷以后，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伪教育局。当时日本的政策对农村和城市可能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完全赤裸裸的高压，不是这样。它通过伪教育局做一些事情，改我们的课本也不是都改成“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把课文改成古文多于白话文，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一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把公民课改成“修身”课，讲中国的传统道德、忠孝节义，我后来想来觉得很奇怪。现在说爱国教育要发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把以前的“以孝治国”拿出来。而过去的奴化教育里面就有忠孝节义的内容，日本曲线奴化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但它无论如何不要公民教育，不要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点，也不懂，而且大家也没什么感觉，不会抵抗。因为古文里面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家长辈过去在私塾所学的内容。当然，岳飞、文天祥等的民族气节的故事是去掉了。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明白，实际上也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做为奴化教育的内容，也许是因为伪教育局是中国人在做，可能是一个迂回政策，我不太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些内容他们绝对不要。抗战胜利之后，从后方来了一大批学生，比如西南联大附中、南开中学这些在大后方直接延续国民政府教育的学生，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新文学念得比我们多。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1947年考燕京大学时作文的题目是文言文，题目我还记得，《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树德说》。可刚复校的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头两年还联合招考，只是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不许做文言文，只许作白话文，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我的中学生活》。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因为我在学校里做的比较多的是文言文，这样可以发挥，能够瞎拽，但这么一个题目就不容易出彩了。所以我第一次清华大学没考上，因为我的长处都没考好。我数学特别好，但五大道题目里面有两道几何，我证不出来，大概有40分，卡住了。但我刚到家就想起来应该换个思路，就迎刃而解了。把我气得不得了。我只要再稍微再想一想就能做出来，但当时就是卡住了，越卡住就越想不出来。所以我特别觉得一考定终身是不公平的。我第二年转学再考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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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但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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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与答  

　　 您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全科教育和分科教育是怎么评价的？全科教育是一个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各种课都上，一个老师什么都会？  

　　 资先生：我当年还没接触过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全科老师，在幼儿园可以，但是到了高年级，比如说五六年级以后，大概不太现实。我倒是家里认识过这样的老师，我母亲的一个朋友，我很得益于他。他特别有学问，什么都会。首先国文功底很好，教我《左传》。在中学里，他数理化国文英文都能教，就是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英文发音不好，可是他的语法讲得好极了，都是自学的。这种老师过去还是有的，哪门缺老师，就填补哪门，而且各科都讲的很好，确实有这样的老师。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高年级以后，要求老师什么都能教，恐怕不太容易。在贫困地区，师资很缺乏的地区，很需要这样的老师，就像大夫一样，特别需要这样的全科大夫。  

　　 重点倒不是老师什么都会，而是学生应该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分文理科是否合适。我觉得还是不分比较好。人应该全面发展。现在许多文章喜欢讲钱钟书先生当时数学考零分，我觉得不应该都强调这个。这是特例，数学不好的人很少人有钱先生这样的文才。不是人人都要当数学家，但学习数学有助于培养思维的逻辑性，非常有用，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学。教育应该照顾大多数。我不认为小孩比较早的时候因为任性不爱学的就不学，因为学习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儿压力的，但现在以升学率、分数为压力是错误的。  

　　 一个人是要有点文化底蕴的，特别是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古人因为文史哲不分家，但现代的社会，一个现代的人只念文科，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连你的身体健康都不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中学是需要相对全面的发展。  

　　 以您的智慧，能否为今天的教育开点儿药方？  

　　 资先生： 我最怕开药方。因为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就没法开。如果光是教育本身问题的话，就让教育多样化，不要全是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能允许私人办学，我知道不少有志于办教育的人，但办着办着就办不下去了。能允许有教育志向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拿出来办教育，按照他们认为的方式办，我认为这应该就有救。因为现在不乏有教育理念的人，我就认识好几个。但是我不会，让我办我办不成。现在制度卡在那儿了，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南科大到现在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不知道。  

　　 您觉得当家长的怎么在已经被污染的教育环境下做我们能做的，在您当初家庭教育的滋养，有哪些您非常感恩、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资先生：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我们那一代绝对不敢违抗父母，对长辈高度的尊敬。据我了解，现在的孩子不一定是这样。而且现在知识爆炸，他的新知识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我觉得学校、特别是他的玩伴甚至比家长更重要。家长只能给他一个很基本的以身作则，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里讲升官发财的事情，他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只想升官发财。或者父母谈事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这是耳濡目染。家长对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要看情况，那是不一定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是不能看死。我认识好几个小孩，大概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叛逆，逃学逃的一塌糊涂，家长拿他没办法，甚至一下子就跑到外地去了。但是后来就回归了，成熟了，就好了，现在事业非常成功。有很多外国人跟我讲，他们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或者功课滑坡，从教育专家来说，恐怕也是可以容忍的，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两代人不一定都要按你的方式来走。我也赞成不要总是追求名牌学校。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过去的学校，一直到文革，除了特色的几个名牌学校之外，一般的学校都还过得去，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是橄榄形的。那时候大部分都就近上学，也没人知道几十几中学，都差不多。但是现在两极分化特别厉害，我们的财富两级分化，教育也两级分化。好像没有普普通通的学校了，普普通通的学校都放羊了，反正你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升学率，老师也就不好好教了。这种自暴自弃的情况非常多，甚至有人告诉我像清华附中这种学校，一个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十个班，其中有几个班是准备让他好好考大学的，其他几个班也都放羊了，就是最好的重点学校也只重视最好的那几个班。我的母校耀华中学现在在天津还是最好的中学，和南开附中两个比升学率。但首先它小学部划出去了，把初中和高中部分开，只重点考虑有升学率的高中部。它依然是最好的学校，大家挤着要去，但它主要是靠升学率了。我也在想，为什么非要上好学校，往海淀区的学校去挤？但我也听其他人说，小学的教学质量确实非常不一样。我没有调查，不太知道过得去的学校的数量有多少。我们以前一般都是就近上学，我的孩子也都是我们住在哪儿，就上附近的学校，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但也是好好教，自己好好学就能学好，都是特别普通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教育创新方面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东西，个性化的能力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资先生：就我了解，譬如美国的大学录取，不光是看考大学的分数，还要看中学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包括做志愿者的经历。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如果看学校高中三年的分数和成绩，这些成绩往往不是真的，甚至一个很次的学校反而成绩很高，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据我了解，美国是有各种各样考察的，不是一考定终身的。但在中国灵活的东西是行不通的。现在唯一的还比较公平的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改进的是考试的内容，内容不要这么死，死扣唯一的答案。比如有一首诗作者是李白，有一个学生写“李太白”，就不算他对。大概是凭电脑判卷。这种当然应该改进。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还是一刀切比较公平。但就是一刀切还公平不了，因为现在作弊的方式太多了。我记得是去年有一个消息，一位监考老师比较认真，没收了学生高科技的作弊东西，然后家长就去闹，说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公平”就是作弊，如果不允许他们作弊，就不公平了。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逻辑，意思是说那些有特权的人不需要作弊，不需要成绩就可以进去。如果这点儿公平都没有了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公平。现在说应试教育多么不好，我想不出来除了应试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选拔。  

　　 燕京大学解放前和解放后有什么区别？您是否还有燕京大学复校的期望？  

　　 资先生： 我只在燕京大学上过一年，不是在解放后，解放前就去了清华，解放后毕业。燕京大学整个没了是非常不对的，但是现在复校恐怕也不太现实。我觉得1952年院校调整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使当时的教育受到无可弥补的摧残，特别是文科教育。整个就是错的。因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它自己的传承和特点，这个学校这个系比较好，那个学校那个系比较好，是常年历史积累的。1949年以后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是越改越坏，52年的改革是一次最大的摧残，后来文革就不用说了，弄的乱七八糟。后来又有大学合并，每一个大学都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把协和医学院并到清华去，（不过协和本身是还是独立的）。然后工艺美术学院也并到清华去。上海有名的医学院“上医”非要并到复旦去，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浙大把杭大给并过去，杭大的文科原来是很有特色的，合并过程矛盾重重，实际上也造成很多资源浪费。  

　　 我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就别再瞎折腾了，好像一所房子，越拆越坏，都是注重形式。回到你刚刚的那个问题，燕京变成这样是绝对回不来了。  

　　 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读书，刚上小学一年级。这一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很多。我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把他转入国际学校，还是送到美国去。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资先生：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法回答。你嫌现在的中文教学不够好，就干脆不让她学中文了？是这意思吗？你得想明白，要他当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中国人就必须学好中文。我父亲是留学生，在日本、美国都留过学，他有很多留美的朋友。我们家都觉得他们挺“洋派”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在英租界的家长们有的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当时天津有一所英国学校，据说上完那所学校就可以直接去英国。也有一所学校是法国人办的。那个学校一切都是外文，当然也有中文课，但中文就非常差了。我母亲就坚决反对，她认为中国人就要学好中文，坚持让我上中国学校，我感到很幸运。这也是我的想法。你不满意现在中国学校的中文教学内容，那让他上外国学校不是就干脆不学中文了？所以还是先得想明白你要让他做哪国人。  

　　 至少要有一种母语学得特别深，思想的深度取决于母语的深度。母语学到什么程度，整个文化底蕴及思想的深度就被决定了。现在欧洲有人说，拉丁文取消后，使得他们的文化水平降低了。就跟我们说，要学点古文和经典一样。如果你的孩子要当中国人，他必须学好至少六年小学的中文。学校如果文学课不够，你可以自己适当给他补充一点。国际学校的中文是很浅的，那种情况下，如果你在家再给他补中文，他一定会觉得特别麻烦，会抗拒。如果想让他当第二代美国人，就去美国学习，好好学英文。文化水平其实就是母语的水平。比如你专业不是自然科学、数学，将来看这个人有没有文化底蕴，主要是看母语的程度。  

　　 您在天津耀华中学感受到的教育文化是怎么来的？  

　　 资先生：我觉得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师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裂，一直到1949年才断裂。有人说是“五四运动”把我们的文化给断裂的，我不同意这个，我们这些学校都是“五四”以后的。我小时候母亲就让我读经，《论语》《孟子》《左传》都念，小学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后来学英文的时候也学习美国《独立宣言》，当时都没觉得有什么冲突，都吸收进来了。一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在民国之后又吸收了西方文化，融汇在一起。学校的校长从美国哈佛回国以后，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学习课程，中文是非常重视的，数理化体育方面大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台湾人，他是70年代的台湾清华毕业生。我发现他的谈吐非常儒雅，学理工的，用的词儿跟我们从前学校里培养一样。从用词和称谓都传承下来了，台湾的文化没有断。我们的文化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断裂，但还没有完全断，因为当时的老师都是原来传承过来的。在文革之前的17年学生所受过的中小学教育还有一点继承，尽管已经抛弃了许多。。文革时期，毛泽东说，我们的学校全是资产阶级的，教师全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我就觉得大为奇怪，17年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么？后来我才明白，他认为那些教员所继承的还是原来的教育、文化，必须彻底决裂。到文革以后就彻底断裂了。你问怎么来的，我觉得就是代代相传来的。如果这个传统断掉了，那就断掉了。现在又为拜金主义大潮所冲击，拿什么抵挡？  

    我们都是看客 

　　约上世纪70年代，有一位比利时的汉学家写过一篇文章称，每当有重要活动，长安街会出现一道景观：中间是要人们的车队驶向人民大会堂，两旁人则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伸长了脖子，盯着那窗帘遮盖的车窗，努力猜测里面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是什么样的。由于中国人文娱活动贫乏，围观这种车队也是一种消遣。（此为大意，原词记不准确）。我对这段话印象深刻，按照当时的标准，此话可称“不友好”，但内心佩服此公笔法尖刻而观察敏锐。我因在“对外友协”做接待外宾的工作，曾借洋人之光，陪同外宾乘车往人大会堂参加国宴，有坐在“被看”的汽车里经历。从窗帘缝隙往外看，果然车子的两旁第一道是警卫线，而警卫线后面就挤满了努力靠近的人，而且都是“伸长脖子”看汽车。若不是亲身经历，现在读此文可能会不相信。因为现在如果有“重大活动”，早已“交通管制”，附近怎么可能允许人群聚集，更何况“伸长脖子”“盯着看”！即使没有“重大活动”，长安街两旁忽然出现这样的人群，能不引起恐慌而被驱散吗？这么说，那个动乱年代的“维稳”神经还没有绷得那么紧？  

　　另一方面，现在的北京市民大约也没有兴趣围观要人车队。首先，各级名人要人天天在电视出现，已成审美疲劳，躲都躲不开；再说，天下熙熙，人人忙于稻粱谋，没有那个闲工夫，文化生活虽不算很丰富，但还不至于要以看汽车为娱乐。从这点上说，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我们已经摆脱了“看客”的角色吗？  

　　就以最近那桩令“友邦惊诧”的惊天大案来说，从案发到现在二十天内海内外沸沸扬扬，各种“最新消息”在网上满天飞，真假难辨；分析家、政论家、知情人，纷纷出台，有预测、有追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视作是局外人的猜测。官方给出的唯一信息，只是证实了确有其事。从此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装聋作哑，一语不发了。我想，如果不是这位仁兄制造了国际事件，令当局遮掩不过去，也许还可能永远成为“最高机密”了。借用一句那位比利时汉学家的说法：对于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什么样人，人们只能伸长脖子好奇地猜测。  

　　一开始，我收到各种纷至沓来的信息，也未能免俗好奇地围观、猜测、判断真伪。继而一想，猜测有用吗？猜对了如何，猜错了又如何？至今，号称“当家作主”的中国老百姓，对于操有对他们生杀予夺之权的“仆人”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上我下，是亲热抱团，还是你死我活，都只有旁观瞎猜的份儿。那么，这一所谓“惊天大案”要它大就大，要它小，自有办法做小。结果很可能如法国谚语云：“大山里钻出个小老鼠”。我们大家归根结底都是看客，而“伸长了脖子”看戏台，人家大幕就是迟迟不开。后台重地，闲人免进，你能冲进去看个究竟？不禁又想起明朝夺了侄子位的永乐帝朱棣对方孝孺说的那句话：“此朕家事”。外人就不必自作多情了。当然，如果闲着没事，作为一种文娱活动，猜猜也无妨。反正本人已经兴趣索然。至于这出戏的结局是否会对国运民瘼起决定性作用，那倒未必，毕竟，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恐怕不能是哪些人家的“家事”了！ 

    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下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  

　　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常数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我们做不了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的好好，自己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以后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  

　　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直问，狼狈的没法说，天天的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的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的问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吴敬琏 资中筠：寻求中国的富强之道 

　　2007年2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大国崛起（富强）之道座谈会”。本社总编辑袁绪程主持座谈会，吴敬琏、江平、资中筠等20多位著名学者参会并发言。本刊将部分发言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如何看待“大国”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前所长）：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看了《大国崛起》后，我有一种担心，会不会国内外的人都认为中国自以为是下一个崛起的大国了。据说19世纪末晚清的时候，已经有人说20世纪将要是中国的世纪，现在又有人说21世纪将要是中国的世纪。而现实是，我们当时仅仅是一个“大而弱、大而穷”的人口大国，现在也刚刚开始走出这种状态。  

　　关于现代化强国的普适性要素，我完全同意吴敬琏先生讲过的：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不再重复。还想加一点，就是真真实实的以人为本，所有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造幸福，而不是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可以神气起来。当然，全体国民幸福了，国家也就扬眉吐气了。  

　　英国曾经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最后又回到英伦三岛，虽然从规模和影响来看小了很多，但从国民的福利、幸福的程度和文化的高度而言，它还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是社会福利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德国法西斯也征服过很多国家，但牺牲了本国民众利益，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极大苦难。  

　　真正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老早就启动了。英国的《济贫法》早在1601年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最为困难的1943年，就出台了战后得以实施的全套福利制度，并且把这套方案印成小册子，传播给前线的士兵，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样的未来而战。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的天赋人权——“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后来通过的《宪法》就是保障这些权利。每个人都要追求幸福，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以“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体利益的现象，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民主制度特别需要全民的共识才能贯彻实施。文化和制度是辩证的关系，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长期在某一个制度下，必然造成某一种文化、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而这种文化传统反过来也制约制度的革新。由于中国长期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人们还是在讲汉唐盛世、康乾盛世，总是希望明君出现，自己独立自主思考的思维还是很少。比如，现在歌颂君主、歌颂专制、歌颂清官的电视剧总是收视率很高。我们也知道，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包括民俗和传统观念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此，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对人民的教育文化的普及非常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普及什么思想，这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意义。  

　　大国之“大”有许多种，我们要学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福利得到提升和文明得以进步。以这个标准衡量，这部片子对我们是作为一种兴奋剂刺激我们马上就“崛起”，还是作为清醒剂，想想自己的距离还有多大？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什么样的强大才有意义  

　　如果把“崛起”仅仅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也曾经强大过，实行专制的国家也曾经强大过。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商鞅曾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两者不同立，“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说的是，一定要把老百姓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国家才能强大。韩非也公然说老百姓不能有余粮，还不能让老百姓有知识，因为老百姓懂得多了就会想入非非，老百姓一定要又笨又穷，但是也不能穷到饿死，饿死了老百姓就要造反的。这样的国家就会强大，的确秦国就强大起来了。但是今天反过来讲这样的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瑞典在18世纪末是欧洲第二大强国，打败过德国、俄国和波兰以及普鲁士。但瑞典人民的福利却恰恰是在瑞典被打败的波尔塔瓦战役开始提高的，因为国家强权的力量开始被削弱了。人们以前谈社会主义的榜样就谈苏联，现在谈社会主义则谈瑞典模式的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瑞典的福利制度作为人类文明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现在的影响力比任何时代都大。那么，瑞典到底是强大还是衰落了？如果从瑞典当时统治者的角度讲肯定是衰落了，但从瑞典人民的角度讲，瑞典真正的崛起就是从波尔塔瓦战役失败、瑞典的军事强权垮台开始的。  

　　 秋风（九鼎公共研究所研究员）：我们更应该关心怎样建设一个“好”国家  

　　对于现代中国历史，曾经有学者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但一个更好的概括是：“图强”的诉求压倒了建设一个“好”国家的诉求。我们一直想把国家变得很强大，而不是想通过建设一个“好”国家来获得好的生活。当然，当年的救亡还有点实际意义，因为当时我们面临一些外患。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从前是一些发达国家制定规则，压迫我们，现在轮到我们“坐庄”了。问题的关键是，“坐庄”的结果是什么？历史总能给人以启示，那些所谓的大国崛起但又失败的历史的启示就是：最好不要去谈论大国的崛起，而更应该关心怎样建设一个能够让每个人过上好生活的国家。  

　　国家本身总有一种要追求荣耀的冲动，但知识分子还要更多考虑——对于我们的文明生活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国力增强，大国话语盛行的时候，仔细地思考这个，做出明智的判断，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鲁利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只有老百姓丰衣足食了，国家才会强大  

　　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应该在世界上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应该探寻大国崛起之道。但我和一些同志总是担心，倡导大国崛起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一谈到大国崛起，就意味着要由国家来主导社会资源的配置。说到底，大国崛起是一种国家意识，它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精神——鼓励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从历史进程可以观察到，凡是主观意识要崛起的国家，无外乎采用两种方式：对内实行专制，对外肆意掠夺。比如俄罗斯、日本、德国。而有些国家在主观上并没有想崛起，比如说荷兰和早期的美国，就是想人民过得好一些。结果，由于制度方面的创新，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自然就崛起了。  

　　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历史的影响，使得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总也放不下“帝师情怀”。在当今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应该更多地面向社会、面向民间，多想想百姓的民生问题，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向广大民众传播世界文明的普世原则，从而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做自身的主人。只有老百姓丰衣足食了，国家才会强大。  

　　 大国何以崛起  

　　 袁绪程（《中国改革》总编辑）：多种因素促成“大国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荷兰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国家，这样一个小国靠贸易、远洋运输、商业信用、金融信用走上了强国之路，并依靠商业信用和金融制度以及廉价的远洋运输称霸于17世纪。英国的崛起则是具备了各种崛起的条件，如先进的宪政制度，从荷兰引进的商业信用和金融制度，以及发展起来的市场生产组织，这些因素配合得如此完备无缺，使得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夹带着廉价的产品打遍世界。至于得天独厚的美国，我们可以视为英国的宪政和市场经济制度在新大陆的延伸和新的创举。  

　　德、俄、日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典型，走的都是国家强力支撑经济的发展之路，这是必要的，也可能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如何从有一定法制的开明专制类型的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德国和日本的彻底转型和真正的崛起都是由二战战败后由占领国美英促成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也许我国的崛起也必须分两次或两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走向宪政的市场经济，从而最终跃入世界强国。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民主可以保证一个国家持续富强家持续富强  

　　法国、瑞典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认为自己当前生活得挺好，没有必要追求那么高的发展指标，过那样紧张的生活。他们需要的是平等对话的环境，不需要谁主导谁。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依靠经济高速和世界话语权来维持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在世界上肯定会衰落。因为要维持后者要有相当大的暴力，靠暴力维持国内的强权都不可能长期，主导世界更不可能。  

　　既然专制和民主都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民主使国家富强？而且，民主不一定使国家富强，不一定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民主制度？我认为，如果说，法治是保护个体的权益，那么民主更多是保护国家的权利结构，保证国家权利的稳定关系和相互制衡关系。一个国家可以靠贸易、掠夺、专制的手段推进国家的强盛。但从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所有靠专制富裕的国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以持久，只有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才可以保证这个国家富强的持续性。一方面，法制保障个体的权利、自由、发明、创造和财产，另一方面，民主保障一个国家整体的权利结构，这样，国家能够长久稳定地发展。  

　　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是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独立以后，它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和暴力更替政府的事情，13届政府基本上都是和平度过的。不要说亚洲国家，世界上也很罕见的。印度虽然没有成为大国，但是，民主保证了国家稳定和避免了灾难。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大国崛起是人民的崛起崛起  

　　大国崛起关键在于经济成长，经济成长关键在于规模、资源、资本等等：这种解释有力地揭示了现代大国崛起和发展的一个关键，但是远远不足。大国崛起远不止是经济崛起，而是人民的崛起，要体现所谓的人本价值，或者说个人和人民的幸福。与此同时，还有第二层次的价值，就是大国崛起的“强国价值”。而事实上，人本价值与强国价值并非必然冲突，个人和人民幸福与国家富强并非必然抵牾。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中，由于有了民主和法制，个人的财产和权利得到比较好的保障，与国家崛起相伴随的是其国民财富的增加。自现代文明历史开端的1500年以后，有若干国家成功达到并且长久地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还有一些国家曾经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是昙花一现，迅速跌落。确实，有一些因素，作为大国崛起和长久维持强国地位的条件，贯穿于人类历史。现在来看，中国崛起的源泉主要就是GDP持续高速增长、外贸持续高速增长、和平的“微笑外交”持之以恒并行之有效，还有对外移民和文化交流，还有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带来的好处。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可以被概括为“经济成长”、“自由”、“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价值远非出自中国，而且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减损“社会正义”和牺牲“生态保护”为代价的。  

　　 中国如何走向富强  

　　 吴敬琏（《中国改革》名誉总编辑）：从别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富强之道  

　　从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各国发展的历史看，有四条是促进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最重要的因素：自由市场经济、法治、宪政民主、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以上四条中的每一条，都不是一句笼统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需要深入地去研究。比如说市场经济，现在大多数人都承认，现代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即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为什么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不求甚解，引喻失义，以为只要商品都通过市场进行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也容易招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我看到一篇评论说，《大国崛起》给我们的启示可以概括为它们实行了国家主导市场的重商主义政策。其实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重商主义是16～17世纪西欧国家确立市场制度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它的特点，一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介入，二是以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西班牙的短暂繁荣，“崛”而复衰，是成也重商主义、败也重商主义的一个生动案例。与之相对照，在18世纪上半期就结束了重商主义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却因之首先迎来了产业革命和实现了持久的繁荣。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弘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亚当·斯密因而被称为“经济学之父”，得到学术界和经济界的极高评价。  

　　第二是法治。在中国特别容易发生混淆的是：先秦法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而且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于是人们常常把作为帝王和统治者手中工具来使用的“法制”和现代国家的“法治”，即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混为一谈。其实前者和后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现代国家的“法治”，和中国历史上讲的“法制”有什么区别，世界上其他国家怎样从人治下的法制走向法治，这些都需要我们有清晰的认识。  

　　第三是宪政民主。“五四”运动以来，先进的人们几乎无不以民主制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许多学者指出，我们所要的民主，应当是宪政民主。这种民主意味着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的主权，而且要使任何公共权力都受到约束。实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才能既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贯彻使集体意志得到体现，又确保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第四条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近几年，经济界和学术界对于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后期，实现从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到现代的集约增长模式转变，做了许多研究。从中取得的一点共识是，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科学的这种巨大进步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又要归因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强加于创造性思维的网罗，为18世纪的科学革命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如果不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变我们现在的官本位、行政化的教育和科研体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恐怕是很艰难的。  

　　 周为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总编辑）：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成灾  

　　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是：第一，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突出问题和矛盾，症结都在于旧体制的控制方式在要素市场上突出地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资源的配置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再者，由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而国家垄断控制的传统根深蒂固，人们往往不太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包括它的基础和条件，不太相信市场的作用，而是较多地习惯于迷信国家垄断、行政权力的作用，遇到问题很容易南辕北辙地要求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控制。  

　　第二，过去质疑对外开放主要是从姓社姓资的角度说，现在又有新的“理由”——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当然非常重要，但安全不安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整体的经济竞争力。坚持对外开放、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恰恰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竞争力不断提高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正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对外开放中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但不应把开放战略与经济安全对立起来。  

　　第三，关于民间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原则、“提法”上是肯定的，但从各个方面来看，真正能有效促进民间经济成长的环境、条件仍相当缺乏。现在个体户在锐减，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一直很困难，大企业根本成长不起来，真做大了往往就“出事”，不是败于违规违法，就是败于投靠权势、官商勾结，甚至完全是由于非法的打压。这些无不反映出制度缺陷。民间经济是民众自主创业、自主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富强之基。没有民间经济的成长，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  

　　第四，破除权势意识，确立权利观念，并防止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和思潮滋生蔓延。历史上，权势支配一切的专制主义不仅制造普遍的贪污腐败，而且形成一种腐败文化，无论是“治人”的，还是“治于人”的，都只有权势意识，没有权利观念。此外，专制主义的另一面恰恰是民粹主义，这两者是直接相通的。民粹化的情绪和思潮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的问题上制造了一些错误舆论，而且还进一步鼓动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社会对立。近代以来，从晚清的“自强运动”开始，中国的几轮现代化进程都毁于半途。我们这一轮现代化又处在关键的半途，如果说也有可能受挫，再次丧失历史机遇，最大的可能就是毁于民粹主义的泛滥成灾。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特别重要的是如何学习和创新。日本这个民族最可贵的就在于能学习，中国的好就学习中国，法国的好就学习法国，英国的好就学习英国，美国的好就学习美国。从法律来说，最早学中国的唐律，明治维新时期抛弃中国法律，先学法国民法典，后学习德国民法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法里面的信托法是很重要的制度，日本在20年代就引进了。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点学美国。而我们呢，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不敢真正地学习。而且，“大国心态”妨碍我们在现在情况下向世界其他国家好好学习和创新，事实上，我们在工业和其他方面还没有创造出自己应有的在世界站得住脚的东西。  

　　我们现在只能说工业、农业、国防和技术的现代化，而不能讲政治和法律的现代化。为什么“现代化”这个词只能够用于经济基础，而不能用于上层建筑？这个问题是阻碍现代中国进步非常大的问题，到底我们要不要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要不要政治和法治的现代化，需要好好研究。有人问我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我首先说，法治的标准是什么，我才能说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准有几条？中国的选举制度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普选？新闻自由的开放，舆论真正的监督应达到什么情况？司法独立到什么程度？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可以有特色，但仍然应该有普世的标准。因此，中国想作为一个大国，不仅应该在经济制度上实现现代化，而且在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上也应该实现现代化。  

　　 蔡定剑：民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钥匙  

　　“法制”和“法治”的含义要有所区分：“法制”可以维持秩序，可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但都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维护社会；而“法治”则不然，它所强调的是限制权力，限制领导者的权力。因此，这种“法治”，没有一定的民主是做不到的。比如，在立法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用法制推动一些经济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需要对政府权力有所限制，问题就复杂化了。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程序和公共参与立法，立法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瓜分利益，各个部门都要主导立法，都在争夺立法利益，只有老百姓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且这样的法律在人代会上是容易通过的，人大代表没有人反对，因他们是没有责任的，通过了坏的法律是不用对谁负责的。因此，没有一定的民主程度，法治就很难达到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法治和民主到了一定程度没有先行后行的问题，就是交替推进。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当今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主问题。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靠什么？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政策，而是靠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要有真正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人在政治结构中。现在社会层面，自下而上是强烈地要求权利，公民权利没有民主的保障是达不到的。如果一没有民主，二没有法治，国家强力推进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是腐败的。我们的腐败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的腐败是政府资金的腐败比较严重，偶尔有行政权力的腐败。我们的腐败是两者皆有，一个是党的腐败买官卖官，一个是政治腐败钱权交换。我不认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是在目前中国，民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钥匙。选举为解决买官卖官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而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大面积的政府官员腐败问题。  

　　 资中筠：新闻监督或许是一个突破点  

　　到底是言论自由先于民主，还是法治先于民主？或者说，没有民主也很难有法治，没有法治无法保证言论自由？我感觉到在这个怪圈里走不出来。或许，新闻监督是一个突破点。比如，法律的普世性的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有了法律，但是有法不依，不能够人人平等是因为没有民主。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揭露和批判这些现象呢？因为没有新闻监督。更有甚者，我们的立法部门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其各方博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产生一部恶法。美国的国会议员也代表某些利益集团，不能说是完全超脱的，但是它受到了舆论监督。整个立法的讨论过程，谁说了什么话，哪个议员曾经支持过哪个议案，都历历在目，每天媒体都在报道，暗箱操作很难。由于没有新闻监督，我们有的立法也许是部门之间做交易了，我支持你这个，你支持我那个，甚至于有地方省政府之间也在做交易。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已开始成套引进规则  

　　我们国家走到现在，自从2001年WTO签约以后，中国的开放已经从引进资本、管理、技术上了一个台阶，开始成套引进规则。这两年在人权、环保、安全机制上，对于朝核的态度，以及全球机制总协调各个方面都在往前走。成套引进规则，而普世价值理念就是在规则里。近五年来，中国人的思想里，从下至上意识形态的传统的评价框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改革从邓小平80年代的“不争论”，现在慢慢开始可以争论了，争论依托的大部分已经是新的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我们看到，社会讨论各方都在向正确的认识、更深刻的认识在走。目前，大致出现了三个评价体系。一个是国际评价体系。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关注，反馈也天天都在发生，而且这是决策者非常关注的；第二个是民间评价体系。如网络、官方媒体办的子报等，这些评价已经和部委的决策有明显的互动关系；第三重评价体系就是我们原来的自我评价体系，官方文件、报告、内部各种讨论等。这些评价总体上从原来占领一切最重要的位置慢慢往下落。三大评价体系的互动，实际上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对比。这三者重合的时候就形成了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强大的舆论力量。我们的领导人总体上是顺潮流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中国社会整个历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各种讨论，不管是别人的经验还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如果能够慢慢凝聚到一块儿，把有效成分提炼出来，合成一种新的认识，合成一种新的文化的沉淀基础，就能够“照亮我们的未来”。 

　　写在自选集前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 5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绝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年年谈“五四”，话题常新。只此一点就说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对于“五四”精神有两种侧重点，一是“爱国”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本文要讲的是“新文化”运动。其实新文化本身就是从爱国而来，其目的是变革图强，振兴中华民族。  

　　“新文化”运动不是从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狭义而言，是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有一些人大力倡导新文化，并且与守旧派展开论战。广义而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在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中，有一些人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是全面的制度、文化，如郭松焘、王韬、严复，以及稍后的梁启超等人。远在1919年“五四”之前，废科举、倡新学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高潮，而且争论也达到高潮，各种观点表达得最充分。所以后人讨论中西、新旧文化就以“五四”为符号。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过几次关于中西文化之争，包括当前尊孔读经之风又起。其实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所持的观点，差不多没有超越1915年开始的那场争论。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可能在文化上危机感更强烈。  

　　我从不讳言自己一向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捍卫者。现在不想重复历来关于“西化”与“传统”之争。只想就当前来自两方面的否定“五四”精神的论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认为“五四”运动反传统过分，甚至把当时的非孔与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把“文革”浩劫后的文化断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此说主要发源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年来也颇盛行于内地。  

　　其二，认为“五四”受法国革命影响太大，而没有引进英美模式的渐近改良，使激进思想占上风，终于导向追随苏俄十月革命的暴力模式，以致我们现在还承其弊。这一派还认为文化改造并非中国的关键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五四”健将们致力文化革新是重点错了。照此逻辑，等于是把后来妨碍我国走向民主宪政之障碍归咎于五四运动。  

　　当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第一种，所以本文也着重讨论第一种：  

　　一、决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  

　　由于“五四”期间有人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流传至今，把这句话概括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这本已是极端简单化的以偏概全，又与五十多年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附会，人云亦云，似乎“五四”应为后来的“文革”负责的罪名就成立了。其实这是经不起认真分析的。  

　　第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的饱学之士，决非盲目的批判和扬弃。在这个高度上，他们对外来文化就有判断力，知道如何取其精华。另外，他们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而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全社会的顽固习惯势力，因此需要大声疾呼，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  

　　第二，方向。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因为顽固的旧礼教、僵化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制度改革无从谈起，民族无法新生。今天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来研究儒学，可以有各种诠释和理解。但是不应忘记，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是以孔孟之道为说辞的，种种罪恶也假此以行。前面提到，晚清的仁人志士已经意识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只是代表一个高潮，成为“新文化”的符号，其方向是向科学和民主推进。  

　　第三，客观效果。如果尊重客观事实的话，应该承认，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并没有断裂，而且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都有中西优势互补的成果。我国现代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实业，包括前几年举行百年校庆的许多著名中学和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期。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上半年的文化、人物的研究和介绍方兴未艾，是大好事。那一代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和学养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贡献，是存亡继绝而不是断裂。特别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当然绝不止西南联大），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从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跌到最底层，贫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辍，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民主、科学精神。他们这一代或两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五四”的洗礼，应该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和继承者。文化断裂了吗？如果在文化上沿着那样一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五四”前后的思想辩论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可以说是在春秋战国之后最大范围的百家争鸣，没有外力的压制，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定于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选择都成为可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纪20～40年代复古与疑古，尊孔与非孔并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思潮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发出过声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影响深远。  

　　所以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振兴我中华。  

　　反观“文革”的“批林批孔”，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主要力量。“文革”是最高掌权者发动，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政治斗争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随，谁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关联，更少人体会暗中影射又是批周恩来，除了都叫“周公”。愚夫愚妇更少人知道其实那个古代的“周公”不姓周而姓姬。这是一场悲剧和闹剧，与“五四”的反传统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方向。是进一步走向专制。“文革”本身一头是高度集权，另一头是被剥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结合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宣扬“百代都行秦法制”。有一则我亲历的故事，类似“黑色幽默”：“批林批孔”初期，张良是被认为“反动”的，因为他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曾企图刺杀代表“先进的法家”的秦始皇。我一位同事因工作于此时出国，过了8个月他回国后发现在统一的宣传口径中张良变成了“好人”，因为他辅佐刘邦有功，而刘邦，当然还有吕后，是被肯定的“先进势力”。他惑然不解，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在你出国期间张良的思想改造好了！总之，那场荒谬的运动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锢，反科学而归愚昧，反民主而强化专制，而且“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与“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驰。  

　　第三，客观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的断裂，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不论中国的、西洋的、苏东的、古今中外所有新旧文化都被否定，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八个样板戏”。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学到的文化则进行“去文化化”的清洗。历史完全被隔断。但是也不是完全“断裂”，继承的是皇权专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糟粕，国民性中最恶的劣根性得到张扬。“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几代人受益。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不绝如缕的新文化的一线传承，还是受益于“五四”前后的那几代人。“上山下乡”之后有幸重新上大学的一代人，赶上了受业于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应该体会最深。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与“五四”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反，“文革”时期思想专制和文字狱达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绝后”），一言丧命，屡见不鲜。这是许多人记忆犹新的，不必赘言。如果没有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我国后来的三十年改革将无法启动，所以那场辩论应该可以算一次“再启蒙”。  

　　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二、“五四”与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关系  

　　以导向暴力革命责备“五四”者，当然是见到暴力革命的负面后果，主张渐进的改良的。原则上，笔者并不反对。但是改良还是革命，取决于客观形势多种因素，并非少数人的思想倾向能决定的。  

　　陈独秀在1915年时确实非常推崇法国革命以及整个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可能有点偏爱，有点夸大，但总的没有错。毕竟，“人权宣言”是法国革命的宣言。“法兰西”对陈独秀的吸引力主要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他和李大钊等人又曾高度赞扬美国威尔逊总统，因为威尔逊主张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尊重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支持日本，令他们非常失望，而此时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们就转而接受了这方面的影响。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思想禁区，为各种思潮，包括最激进的暴力革命，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五四”精神本身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是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决定在于统治者的态度和特定的形势，包括国际形势。这是另一个问题，非本文的主题。至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倡导集权和专制，而是相反。事实上那个时期已经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先经过专制主义再实行民主，已为胡适等人所批驳。当时的骨干们后来在政治上走了不同的道路。对每个人不同时期的言行可以做出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把后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负面的事物，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到“文革”的根源都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  

　　三、把力量用在革新文化上是否着力点错了  

　　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本人已另有文章详述（见《随笔》2008年第2期“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此处主要谈与“五四”有关的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者持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认为“五四”批判传统实际是主张“西化”。而我华夏几千年辉煌文明自己另成系统，只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实际上这些论点在民国初期的辩论中都已提过。现在又兴起，只不过多一些新的名词，包括从海外引进的话语。按这种逻辑，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从“五四”以来被贬低的文化传统。所以，否定“五四”精神说穿了，就是拒绝政治和社会向着现代民主、宪政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的论点则认为“五四”健将们把重点放在革新文化，而不是着重在改变政治制度，是凌空蹈虚，着力点错了。文化是虚的，制度才是实在的。  

　　实际上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制度的变革和实施总是靠人来做的，即是人就有思想。中国的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代表工业文明的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从晚清到民国致力于变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没有少努力，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到处碰壁，即使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装旧酒，深感存在于国民中的旧势力、旧思想之顽强，所以才倡导新文化运动。今日之青年对那段历史已经陌生。不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  

　　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大批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它们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旧式宗族的腐朽、没落、无望、旧道德之伪善、旧礼教之摧残人性，以及开始觉醒的青年冲破牢笼的挣扎和奋斗，这是“五四”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这些作品对一代人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所谓“启蒙”，其对立面是“蒙昧”。就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启蒙”有时表现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其成效却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因此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就会认为它“远水救不了近火”。事实上思想的启蒙与制度的变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没有千百万人的思想变化，很多制度变革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终至流于失败；反过来，一种新的制度的实施也有助于大众的思想的革新。  

　　当然，“五四”那一代人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可能发生的种种曲折和劫难，以及今天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例如现在有人认为当年只强调了“民主、科学”，而没有强调“自由”、“人权”；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理性而忽视宗教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对欧美民主制度的得失利弊探讨不够；另外，一种主张成为“口号”，就容易流于简单化，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例如倡导“科学精神”不能等同于如今为人诟病的“科学主义”。我理解的“五四”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那一群代表人物自己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其后来的轨迹也有所不同。例如陈独秀晚年的反思近来也见诸报刊。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极为丰富，可供有志者不断深入发掘。在我国进入艰难的社会转型的时期，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仍是题中之义。我们可以不满足于当年的口号，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如果在某些方面走出了蒙昧，“五四”先贤们功不可没。而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今天并未完全消失，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呐喊，所倡导的精神，仍值得大力发扬。  

    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许纪霖 刘瑜 资中筠等：伦理社会的再建 

　　《第一财经日报》：伦理社会的再建  

　　作者：徐佳 周舒 苏娅 日期：2011年11月15日  

　　受访人：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著有《无穷的困惑》、《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  

　　刘瑜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等  

　　资中筠 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等  

　　谈伦理避不开制度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的小悦悦事件等，引发大众对于社会伦理的讨论。在你看来，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小悦悦事件，背后有伦理的问题。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小悦悦事件要和彭宇联系起来。如果彭宇事件不能翻案，它将催生更多小悦悦事件。司法不公正，司法不支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话，很少有人会表现出良知。  

　　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  

　　资中筠：我相信这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真诚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社会的道德在滑坡。  

　　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些问题属于制度上的，本来应该改变制度，但这样一讨论，就变成道德问题。今天某种道德的滑坡是制度造成的，你老老实实干事未必得到好报，但你搞邪门歪道很容易得到好处，这是制度和政策的问题，不是个人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里，依靠自己良心做事、道德高尚，非常难，而同流合污非常容易。“毒奶粉”事件虽然说明这些人本身道德很成问题，但是，有没有追问：为什么今天是“毒奶粉”，明天是“地沟油”？造成这些问题的环境是什么？必须靠法律监管，各国都如此。如果市场经济没有法律监管，人必然会这样做，因为别人这样做，而你不这样做，你就破产了。因而用道德问题掩盖制度建设，是这些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谈伦理重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回归传统道德，而且还要进行公民教育。我们教育小孩，不应让他念《弟子规》，讲“忠、孝、节、义”，而应该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现代公民有什么社会义务、有什么权利、通过何种合法手段维护权利、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如今这一套教育完全缺失。如果现代环境中缺乏如何生存的教育，你叫他回家天天给父母磕头有什么用，到时他照样会为利益的问题，六亲不认。所以，用回归传统道德抵制公民教育，虚伪而有害。如果真要回归儒家，应该看看孔夫子认为做官怎么做。儒家思想中有可取的，也有适用于那个时代而不适用于现代的，但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管官的，不是管民的，他说“以德治国”，所要求的是统治者用良好的道德来树立榜样，而非统治者自己什么都可以干，然后让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所说的“君子”，在孔子心目中包含了“治人者”和“道德高尚者”两个概念，他有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要求做官的在社会上以德行树立榜样，形成一种风气。  

　　现在讲社会伦理道德重建，当然是对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方法虚伪而无效，其结果会造成“伪君子”和“两面派”特别多。  

　　刘瑜：普遍的道德虚无主义，既是教育的失败，也是制度的失败。我们既有的德育教育充满“假大空”话语，与现实生活脱节，难以唤起人们的真情实感，应有的人文和公德教育又比较稀少。家庭教育里，很多家长都灌输“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考高分、上好大学、找挣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事，做人准则反倒是其次。制度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奖善罚恶方面激励机制有限，而且公益组织、公民团体成立成长的障碍很多，也限制了善意的传播。  

　　建立普世价值不能靠说教  

　　日报：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资本的发展，和中国传统之间各有些怎样的联系？  

　　许纪霖：有一种看法是，社会世俗化以后，经济发展、人心向“钱”。这种观念恰好背离了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训诫。我想并不如此简单。社会世俗化仅仅是外在的诱发。问题的核心是，人心当中的伦理、社会的基本伦理，我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当下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还存在，我想它可以抵御社会世俗化后金钱对人的诱惑力。  

　　今天的中国，很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大发展的时期。那个时代的英国，一方面，人的贪欲增大了；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却很强大。一些有钱人，依然循规行善，现在被誉为有信仰的资本。这证明了伦理和资本，可以并行发展。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同时也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以及作为“他者的眼光”的伦理，同时在发挥作用。而今天中国的状况却是，市场被引进之后，内心的伦理规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塌陷了。欲望被大规模释放，以致到了不择手段、泯灭人心的地步。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制度。  

　　日报：制度的改变与人性或说文化的改变，在你看来，在重建社会伦理的过程中是怎样一种关系？  

　　许纪霖：我并不是唯制度论。制度也要靠人执行，如果人缺乏公民责任感、缺乏最基本的好人道德心，好的制度也会变坏。在制度重建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伦理重建。这是双重的工作，不存在谁决定的问题，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拖后腿。  

　　伦理建设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但它不靠说教。公民教育课、爱心银行做好事奖积分等，不仅没用，还适得其反。目前，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人性中的善需要得到鼓励。在宽松的社会下，人心之善自然会被激发。最可怕的是强迫为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根，需要通过自觉行善，获得自我肯定和道德的自我满足感。当你“被雷锋”时，是得不到道德的自我肯定的，反而有种屈辱感。  

　　当下，在各种伦理道德建设上，政府行为太强大了。政府不应当规划所谓的文明道德，而应当让社会形成自主的力量。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NGO组织自主地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道德是一种实践过程。王阳明说“致良知”，“致”就是实践的意思。良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  

　　何怀宏：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一再地被突破，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有时候可以通过个人的心理调适化解一部分，更深层次的，有人会选择一种信仰，在信仰中找到一种安顿，于是能相对比较彻底地化解。但对大多数人，如果外在的、客观的造成你社会性焦虑的原因没有消除，即使你有个人的努力，还是难以消除这种焦虑。所以，我们不仅要关心心理、心灵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还要关心制度伦理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反映在法制、食品安全、医疗体系等问题上，它涉及的是一个普遍价值的问题，即你对生命的态度。如果我们通过制度的调整、社会伦理的改善使自己和别人处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关系中，就会减轻这种社会性焦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底线  

　　日报：你认为，伦理的底线在哪里，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刘瑜：具体的底线应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似乎是伦理自觉的最重要原则，比如谁也不希望走路时一不小心踩到一口痰，那么由己推人，你就不应该随地吐痰；比如人们排队时都不希望有人插到自己前面去，那么你就不应该随便插到别人前面去。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缺乏这种“由己推人”的伦理自觉。  

　　许纪霖：世界各大古老的文明，无论圣经、古兰经还是中国儒家经典。基本的伦理和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摩西有“十诫”；儒家讲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相同的。十多年前，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和联合国都在讨论全球共通的伦理问题，即哪些伦理价值是为世界不同的文明所能统一接纳的。有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在这点上，各大文明基本一致，可以称作普世价值。  

　　日报：就制度层面而言，西方经验和中国传统中，各自有哪些“拯救人心”的制度设计？其中哪些特别适用于目前的中国现实？  

　　许纪霖：一般来说，历史大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境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也曾浮现的乱象。虽不至于丧心病狂，但道德沦丧的情况也有。中国的历史上，大转型时代也面临过诸如此类的阵痛。所谓阵痛，不是说不可避免。但值得更为警惕的是，政府通过人为的方式进行的道德修正。在这个领域里，政府越是作为，社会越不能形成自主性的伦理力量。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因为社会自身存有免疫系统。过多的球蛋白，只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子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这个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刘瑜：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但这种善意往往找不到“出口”，被荒废了。如果放开结社自由，慈善、公益、公民团体的成立门槛变低，很多人的善意就会变得“有家可归”，而且团体和团体的竞争会使得公益组织出现一个优胜劣汰的局面。  

　　当然对民间团体的监管也很重要，否则骗子可能大行其道。还有就是言论自由，允许媒体、出版业、个人去发现、批评社会当中的恶行，也会使作恶的人有所收敛。  

　　另外，给公益组织、公益捐款免税减税，也是常见的奖励善意的“制度设计”。  

　　道德自觉让个人推动社会  

　　日报：个人也有许多可为的空间。个人应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社会伦理的变化中所处的位置？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促动伦理的建设？  

　　许纪霖：对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建立正派的社会是对个人良知最好的正面刺激。如果不是彭宇案；如果救死扶伤，哪怕失误引起了后果也能免责；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措施，令个人的爱心得到社会的肯定，更多的人就会放低顾虑，施出善心。至于个人，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与其抱怨人心不古、周边环境太坏，还不如在日常生活中，力所能及地行善。行举手之劳，帮助老人、孕妇。每个人只要稍微有一定的道德自觉，相互间表现出一点点的善意，社会就会改变很多。不能改变社会、就改变自己。即使不能温暖全天下人，至少温暖身边的家人、朋友和邻居。  

　　刘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话说得挺好。  

　　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道德伦理的重建，是否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政治家以及公众人物、知识分子，是否有特殊的重任？  

　　许纪霖：的确如此。公众人物因为享受特权，社会对他的责任要求也就越高。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公众人物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没有理由以“普通人”为由而推辞。2003年非典，市民社会比较发达的香港，在政府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整个演艺圈站出来，用义演带动了社会。虽然有危险，他们也站出来，公众人物就起这个作用。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应当更高。  

　　刘瑜：我始终觉得公民作为纳税人，可以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提出要求。但除此之外，在水平方向上，道德这种东西，最好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别人。比如哪里闹水灾旱灾，姚晨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王石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捐少了就要挨骂？我不觉得一个人成了公众人物，就应该受到普通人的道德绑架。我看到凡是“严于律己”的人，一定也是“宽以待人”的，而那些“严于律人”的人，也往往“宽以待己”。那种公众人物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思维，实际上是鼓励大家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名人”，而不是自己的言行，这并不利于一个社会的伦理发展。  

　　重建要靠社会自主力量  

　　日报：经济发展的过程蕴含着对“个人”价值的张扬。这也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和社会的离散化，中间形态缺失，也使得伦理重建的重要层面——“社会”——缺失。社会如何才能重新生长出活力？你认为“社会”的存在对于伦理重建究竟有多大作用？  

　　刘瑜：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导致个人的原子化，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结社自由，个人原子化则是必然的。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民间，放弃“家长制”思维，社会就有可能生长出活力。伦理重建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伦理不大可能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大跃进方式建设出来。  

　　许纪霖：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是政府行为太多。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评比、考核将道德量化等等。与其大规模地搞指标性的评比，还不如给社会更大的宽容。过去传统社会有士大夫领导，今天这个社会当然是平等的社会。但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同时，每一个公民应当有自身的责任感。这几年，上海的志愿者团体涌现出很多，令人欣喜。但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受到限制，善意往往被挫伤。在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是恶在增长，但也有善的力量在崛起，只是没有得到制度和社会的肯定。怎么样才能星火燎原，形成一群人做善事？怎么样让行善者得到鼓励，从内心滋生出成就感？在伦理重建的过程中，除了制度的完善，健全一个良善的公民社会也至关重要。  

　　日报：在你看来，社会的重建和自我教化，依赖于哪些价值观和共同意识？  

　　许纪霖：从一个低的标准上看，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否则不会有舆论的谴责。舆论谴责本身就反映了某种共享的价值。只是说价值不够强大，许多人承认它，但一旦涉及个人，就灵活运用了，我称之为道德的相对主义或实用主义。其次，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没有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传统的儒家有义理性的表达；基督教有教义；在现代社会，宪法也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表述。但当下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宪法教育，儒家传统衰落了，西方的观念也没有得到承认。从大学到中学的政治课，意识形态说教太多，但朴素的公民教育反而很弱。包括对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论证也是很薄弱的。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所依赖的更多应该是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多加强法治与宪法教育；更多地建立多重的伦理价值。儒家、基督教或是佛教的信奉者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一部分。中国过去讲三教合一，即儒道佛三教合一。这三教之间的基本价值相同。如今，我们能不能让各种信仰的人心平气地和坐下来对话，寻求共识呢？找到的共识就是社会基本的核心价值。  

   学术界的“成功为失败之母”现象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一位日本学者说了一句话：“成功为失败之母。”他指的是当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其根源恰恰是当初造成日本经济以举世瞩目的势头增长的那些因素。这个问题是当前热门话题，且由专家去讨论。他那句话却引发我近来经常萦绕于怀的对另一种现象的一种感慨，觉得用来十分贴切。 

　　从读书做学问来说，我常有生不逢时之叹：既太晚，又太早。前辈师长的学养已不可及。自己虽也算得幼志于学，这“志”却中道崩殂，个中主客观原因且不去说它。待到终于有了遂初的机会，勉力为之，成果少得可怜。夕阳虽好，其奈黄昏何。于是，我又由衷地羡慕晚我而生，正当盛年的几“茬”学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固然也都有其“蹉跎岁月”，特别是知青一代失去得更多。但是他们在来者犹可追时躬逢盛世，其选择的自由度、驰骋的天地、眼界的开阔、成长的空间、得到发表和承认的机遇，远非我们这代人在同年龄时所能望其项背。更足羡慕的是精力充沛，来日方长。即使是中人之才，只要有志于学，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成果将不可限量。从80年代到90年代已经有一大批中青年在学界崭露头角，支撑起一片学术繁荣景象，煞是可喜。 

　　但是，事情又有另外一面。不知从何时起，只见许多正当龄的学界才俊一个个都处于风头正健而又焦头烂额之中。偶然见面时常是一副疲惫相，进行一些“务虚”式的学术性探讨似已是奢侈。谈起近况，话题不是读了哪本好书，正在思考什么问题，却率多是刚从哪里开会回来，马上又要到哪里去，国内国外各种活动应接不暇，好在大家都长了翅膀，千里疆域、万里海洋任飞翔。他们或深受本单位领导器重，委以大大小小各种职务，如牛负重，一句“能者多劳”，就使推辞的话难以出口;或是“学科带头人”，手头有许多“课题”，都要限期交稿，而在当前的体制下，“课题”或“项目”意味着经费，作为“带头人”，谁能争取到更多的“项目”，谁就是有“本事”为同仁谋福利，就能得到拥护。凡是有点写作能力的都被作为“壮劳力”拉入不止一个“项目”，不仅有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国际合作项目大多数资助来自境外，自然要迁就对方的需要，以那边“带头人”的兴趣和意愿为主导。至于其学术价值如何，有没有力量完成，是不是反映了承担者的专长和心得，最后完成质量如何，反倒是次要的了。项目加交流“运动就是一切”。结果不少人10年以前初露才华，自己曾有心在某个领域做一番深入研究，并立下宏篇巨著的写作计划，而今功未成而名已就，各种荣誉和职务接踵而来，各种令侪辈羡慕的机会为之打开大门，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会见国际国内名人、要人排满日程。这是一种“马太效应”，很快使人进入一种循环，从被动到上瘾。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年富力强，恐怕在健康上也是透支的，偶有闲暇，首先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剩”给治学呢?这还没有把家务之累包括在内，而对于多数中年人来说这是免不了的。 

　　80年代初学术著作的发表难、出版难现在已大有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供不应求，小有名气的决不愁无处发表，而是稿约应接不暇。容不得，也不需要深思熟虑，精耕细作。同一个热门话题出现大量的大同小异之作，有时出现一些精彩之论，作者却没有时间深入下去，停留在思想的火花上。这样大规模的生产之中就难免泥沙俱下。有些文章无论是在立意、逻辑或遣词用字上都常使人感到似乎作者自己都没有看过第二遍。我总是想：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推敲推敲呢?为什么这么急于发表呢?更重要的是编辑怎么竟能通过呢?更有甚者，有的连概念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以某一“学派”的代言人自居或相推许，染得一身霸气，既不需要自圆其说，更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沿着这样一条路发展下去，或者名噪一时，终如昙花一现，或者继续炒作下去，有成新学阀之虞。 

　　这一代学人承半个世纪学术之衰疲，各学科公认的权威多已凋零，留下大片荒原。新时代的需求又是空前的旺盛，稍有所成即可“填补空白”(这个词常出现于申请职称的报告或他人评论中，倒也不全是过谀，因为“空白”太多了)。生逢“跨世纪人才”特别得到重视的年月，没有前人挡路，没有论资排辈的压制，得以早露头角，早当大任，确是幸运。另一方面却少了严格的标准和权威性的评判，缺少了精益求精的动力;无暇顾及基础就盖高楼，少了某种自然成熟的过程。受到各方重视，得到各种功名荣誉，学识才华不愁无处发挥，当然是幸事;而另一方面，大好时光和有限的精力就在热热闹闹中流失了。国门大开，学术交流得“全球化”风气之先，其盛况可称得起“史无前例”，使人开阔眼界，信息灵通;却又多了一分身不由己，为交流而逼出来的作品有可能是快餐。这幸与不幸该怎么看?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由”。 

　　话又说回来，也许本文的标题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成与败，可以有不同标准，端看个人追求什么。当事者自己态度也不一：有人念念不忘追求学问的初衷，对于这种“以心为形役”的处境由衷地感到苦恼，甚至向笔者吐露过担心长此以往，这点求学如渴的激情将消磨殆尽，等有了时间也难出成果了。对这类人而言，这将是失败;有人先苦之，继安之，见人偶叹苦经已不过是“其辞若有憾焉”，实际已经从显赫的地位中得到满足;有人则早已乐此不疲，春风得意，倘若真的回到书斋恐怕反倒难耐寂寞的。还有人本来就没有自知之明，也就心安理得地以学界名流自许，当然自认为是成功者。 

　　相反的，有些人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那么多机遇，当年在同辈中并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些时间埋头发愤;还有人由于某种不太公平的原因，受到某种限制，反而少了些诱惑，得以收其放心，10年过去，他们都成绩斐然，而后名声鹊起，是名实相符的。有时在书店发现一些著作，翻阅之下，惊异于其功夫之深，学风之严谨，立论之扎实，看序言方知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而作者却不大知名，至少不是热闹场中人，钦佩之余，更加深了这种感慨。 

　　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本能地对学术界的状况，对青年学子的成长有所关注，见到一些现象发一些感慨，决无意反对成名成家，也不是认定了“文章憎命达”，也不想施加什么影响，只是常常想起王安石的《伤仲永》，说明事物总有其两面。套用一句古训：“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我想说：机与遇可成人亦可毁人。当然人各有志，已如前述，况一代有一代的风气、追求和“兴奋点”。这里仅限于论“学”，不及其他。真学问恐怕还不能完全靠市场需求来定价，何况连市场经济还有繁荣之中的“泡沫”之说。处于方今之世，“信息”绝对重要，但是信息代替不了学问，古人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至少在某一个阶段得有一番苦读苦思，所以有“潜心治学”之说。《大学》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想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符合人的思维规律的。始终志在做真学问的只能是少数，有这样基础、气质和条件的本也不多，所以对其流失感到惋惜。也许这惋惜本身就是多余的，是迂腐之论?  

    学术繁荣与翻译质量成反比 

　　改革开放以后，对翻译的需求陡增，何止几倍、几十倍！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读者来者不拒。不仅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编辑也供不应求。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未免泥沙俱下。  

　　中国应该算是翻译大国。自晚清以来懂得“放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开始译介域外著作，历经百年，而热潮不减。尤以上世纪80年代最近一次开放以来，国人对外来文化如饥似渴，翻译事业盛况空前，呈汹涌澎湃之势，从数量上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翻译著作不但成为各大出版社的重要部类，而且出现了若干专门从事外版书译介的出版社。翻译作为一门学问得到承认，翻译而成为“家”，有自己的学术团体，这种情况似乎世界上只存在于日本和我国等少数国家。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法之后，我曾以为由于需要增加购买版权的成本，可能会影响我国外国著作的出版。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完全是多虑，各出版社竞相购买外版书的版权，方兴未艾。从市场规律看，当然是因为有读者。这首先是好现象，说明国人开放的胸怀，摆脱了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宿疾。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思想文化领域，我国有震撼力的原创性的作品较少，对本国和外国读者还缺乏吸引力。不论对这一现象如何分析，我国是翻译大国，则是不争的事实。  

　　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字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更愿意自己从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译他人的著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毕竟是为人作嫁。前辈大师如严复、鲁迅、巴金等从事翻译是抱着“偷天火”的精神，以此为“治愚”（严复语）的启蒙工作。他们创作和翻译两不误，都可以传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本身就是专业研究，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其译文也成为经典。继承这一传统，随后的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其翻译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并蔚然成家，尤以法国文学令人瞩目。此类文学翻译之成就可以使我国不懂外文的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专业，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许多大学的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下。尽管我本人对此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外国文学译著之规模可见一斑。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颇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翻译著作的总体质量，居然形成了反比。这是我国1949年以来特有的现象。个中道理且听我道来：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初衷在于“文学”，志在以语言为钥匙，撷取域外文化的宝藏。但是到解放以后临毕业时听报告，说是外语人才属于国家急需（此时“文”已变成“语”），因为解放区来的干部多不懂外语，需要大批翻译云。所以自那时起，外语作为一种工具，懂外文的人除少数老革命外，多被列为政治上不强，但有一技之长的可用之人。服务对象是不懂外文的政治干部。我和全国许多学外语的学生毕业后都被分配在涉外单位，主要做口译工作，即使做文字翻译，也是声明文电类的，在严谨方面要求很高，但难有文采可言。当然仍有少数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不过在那种环境下，研究受到很多限制，还是以译介为主，而且可以想见，西方文学只限于少数“进步文学”，书店中多见的还是苏联文学作品和在苏联仍被肯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当然，外文界人士比我有发言权，我不敢妄评，只是在自己的印象中，那时不论是西方的还是苏俄的翻译著作，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可谓少而精。因为那些译者都具有专业水平，他们少了自己研究、创作的空间，遂把精力投入翻译事业，大多认真、敬业。这种情况堪与乾嘉时期训诂学发达相比拟。  

　　到“文革”时期，百业停顿，更谈不到翻译出版外国书籍。但是享有信息特权的极少数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还是对此有所需求。特别是“乒乓外交”之后，更有实际需要。除新华社一贯承担的参考资料从未间断外，还需要进一步对外界作更广泛深入的了解。那时“有一技之长”的外文人才已经都下放干校，正在“战天斗地”中接受改造，乃至“批斗”，有关方面想起这些人还可一用，就组织他们翻译一些经过挑选的西方或“苏修”作品。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费孝通、冰心，都参与了《世界史纲》的翻译。于是出现了一批供“内部参考”的翻译书籍。译者是决不署名的，大多署“××五七干校翻译组（或‘学员’）”，也有同义反复干脆就以书名命名翻译组。这些真正的无名英雄以其一流的学养和已经成为本能的严谨学风外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生产”出一批名副其实的“精品”，为当代翻译作品之最上乘。虽说是内部只供一定级别的干部阅读，但是随着“一定级别”的干部陆续解放，这个圈子迅速扩大，外加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同学、朋友的朋友，争相传阅，读者的数量也就可观了。记得传到我手里的几本书，中文之老练、漂亮，知识之到位（就是不出现望文生义的外行话）令我惊讶，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在知识分子普遍遭厄运，被作为“废物利用”而奉命执笔的形势下却因缘际会使翻译著作的质量达到极高的水平。这种类似黑色幽默的情景也是我国特有的，外人和后人都难体会。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变，情况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一方面，许多高水平的有潜能的译者有了独立写作的机会，自然选择自己创作而不愿做翻译；另一方面，对翻译的需求陡增，何止几倍、几十倍！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读者自然不那么挑剔，来者不拒。不仅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编辑也供不应求。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未免泥沙俱下。记得有一次一位青年朋友对我摇头叹息称，她认识的同学中只读过初中的，下放回城后突击补了一段外文，竟敢承接马克斯*韦伯著作的翻译（那时韦伯在我国开始走红）。这就是上面所说只要懂点外文，拿着字典就可以进行操作。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可能初中生已换成博士生，但翻译粗制滥造的现象并不稍减。因为需求更大而出版更商业化。许多国外畅销书需要赶时间，更加无暇“洗泥”，甚至出版方就明确向译者提出“宜粗不宜细”。有一位比较认真的译者亲口对我说，她承接了一部当时在国际上走红而学术性很强、注释很多的著作，几个人分头译，名义上由她统稿，但出版社给的时间极短，根本不可能细读，难免错误百出。出版方却只要赶上某个定货会就有销路，表示有错无妨，读者大多不懂外文，云云。这种态度可惜并不是个别人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开放与学术繁荣同翻译总体质量成反比的悖论。提出这个问题，谨就教于方家。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得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  

　　 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手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然!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的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我感觉孩子从小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作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我觉得也不用讳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考清华确实非常难，考上清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相当聪明的孩子。我说摧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势利眼，因为当下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当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说朱镕基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毕业。那一年他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记得几年前清华有一次开什么纪念会，有一个人上去说部长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华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业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华。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至于说赞助费动辄几十万，这些绝对是教育腐败，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控之内，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管。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甚至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比如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  

　　 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但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在精神上一代一代好像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  

　　 问与答  

　　 1  

　　 以您的智慧，能否为今天的教育开点儿药方?  

　　 资先生：我最怕开药方。因为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就没法开。如果光是教育本身问题的话，就让教育多样化，不要全是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能允许私人办学，我知道不少有志于办教育的人，但办着办着就办不下去了。能允许有教育志向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拿出来办教育，按照他们认为的方式办，我认为这应该就有救。因为现在不乏有教育理念的人，我就认识好几个。但是我不会，让我办我办不成。现在制度卡在那儿了，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南科大到现在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不知道。  

　　 2  

　　 您觉得当家长的怎么在已经被污染的教育环境下做我们能做的，在您当初家庭教育的滋养，有哪些您非常感恩、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资先生：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我们那一代绝对不敢违抗父母，对长辈高度的尊敬。据我了解，现在的孩子不一定是这样。而且现在知识爆炸，他的新知识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我觉得学校、特别是他的玩伴甚至比家长更重要。家长只能给他一个很基本的以身作则，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里讲升官发财的事情，他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只想升官发财。或者父母谈事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这是耳濡目染。家长对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要看情况，那是不一定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是不能看死。我认识好几个小孩，大概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叛逆，逃学逃得一塌糊涂，家长拿他没办法，甚至一下子就跑到外地去了。但是后来就回归了，成熟了，就好了，现在事业非常成功。有很多外国人跟我讲，他们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或者功课滑坡，从教育专家来说，恐怕也是可以容忍的，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两代人不一定都要按你的方式来走。我也赞成不要总是追求名牌学校。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过去的学校，一直到文革，除了特色的几个名牌学校之外，一般的学校都还过得去，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是橄榄形的。那时候大部分都就近上学，也没人知道几十几中学，都差不多。但是现在两极分化特别厉害，我们的财富两级分化，教育也两级分化。好像没有普普通通的学校了，普普通通的学校都放羊了，反正你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升学率，老师也就不好好教了。这种自暴自弃的情况非常多，就是最好的重点学校也只重视最好的那几个班。  

　　 我的母校耀华中学现在在天津还是最好的中学，和南开附中两个比升学率。但首先它小学部划出去了，把初中和高中部分开，只重点考虑有升学率的高中部。它依然是最好的学校，大家挤着要去，但它主要是靠升学率了。我也在想，为什么非要上好学校，往海淀区的学校去挤?但我也听其他人说，小学的教学质量确实非常不一样。我没有调查，不太知道过得去的学校的数量有多少。我们以前一般都是就近上学，我的孩子也都是我们住在哪儿，就上附近的学校，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但也是好好教，自己好好学就能学好，都是特别普通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3  

　　 教育创新方面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东西，个性化的能力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资先生：就我了解，譬如美国的大学录取，不光是看考大学的分数，还要看中学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包括做志愿者的经历。如果单看学校高中三年的分数和成绩，这些成绩往往不是真的，甚至一个很次的学校反而成绩很高，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据我了解，美国是有各种各样考察的，不是一考定终身的。但在中国灵活的东西是行不通的。现在唯一的还比较公平的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改进的是考试的内容，内容不要这么死，死抠唯一的答案。比如有一首诗作者是李白，有一个学生写“李太白”，就不算他对。大概是凭电脑判卷。这种当然应该改进。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还是一刀切比较公平。但就是一刀切还公平不了，因为现在作弊的方式太多了。我记得是去年有一个消息，一位监考老师比较认真，没收了学生高科技的作弊东西，然后家长就去闹，说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公平”就是作弊，如果不允许他们作弊，就不公平了。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逻辑，意思是说那些有特权的人不需要作弊，不需要成绩就可以进去。如果这点儿公平都没有了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公平。现在说应试教育多么不好，我想不出来除了应试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选拔。  

　　 4  

　　 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读书，刚上小学一年级。这一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很多。我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把他转入国际学校，还是送到美国去。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资先生：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法回答。你嫌现在的中文教学不够好，就干脆不让她学中文了?是这意思吗?你得想明白，要他当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中国人就必须学好中文。我父亲是留学生，在日本、美国都留过学，他有很多留美的朋友。我们家都觉得他们挺“洋派”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在英租界的家长们有的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当时天津有一所英国学校，据说上完那所学校就可以直接去英国。也有一所学校是法国人办的。那个学校一切都是外文，当然也有中文课，但中文就非常差了。我母亲就坚决反对，她认为中国人就要学好中文，坚持让我上中国学校，我感到很幸运。这也是我的想法。你不满意现在中国学校的中文教学内容，那让他上外国学校不是就干脆不学中文了?所以还是先得想明白你要让他做哪国人。  

　　 至少要有一种母语学得特别深，思想的深度取决于母语的深度。母语学到什么程度，整个文化底蕴及思想的深度就被决定了。现在欧洲有人说，拉丁文取消后，使得他们的文化水平降低了。就跟我们说，要学点古文和经典一样。如果你的孩子要当中国人，他必须学好至少六年小学的中文。学校如果文学课不够，你可以自己适当给他补充一点。国际学校的中文是很浅的，那种情况下，如果你在家再给他补中文，他一定会觉得特别麻烦，会抗拒。如果想让他当第二代美国人，就去美国学习，好好学英文。文化水平其实就是母语的水平。比如你专业不是自然科学、数学，将来看这个人有没有文化底蕴，主要是看母语的程度。  

   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抗日战争时期，正在求学的她体会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战争后，内战的硝烟让她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逃避政治，埋首书斋；新中国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见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各项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和阶级出身的原罪感，她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却逐渐迷失了自我；20世纪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文革期间，被赶到农村劳动的她有机会了解现实，开始疑惑与思索；20世纪70年代末，她决定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开放的学术殿堂让她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热潮，也逐渐回归自我，恢复独立思考。  

　　今年80岁的她，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她就是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资中筠先生。  

　　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这位80岁的老人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很多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已出版的随笔集有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实，当年的资中筠最喜好的是数学和文学，1947年考清华大学失利，被燕京大学录取。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加之发现自己并非数学天才，一个月后转入外文系。一年级结业时，她毅然决定退学，再考清华。  

　　如愿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  

　　开始思想并有所触动，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时得到转变。  

　　然而文革时，资中筠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开始更多地思考与怀疑，在她已经做好长期当农民的心理准备时，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人们在失望之余却进一步摆脱了个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后来又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邀请下，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诉笔者，“所以1991年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渗透进她的思想，而让这位睿智的老者现在忧虑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问：上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答：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  

　　但总是给你一个希望，好好改造，没准有一天就去除那个阶级烙印了。另外，历史上知识分子有私产，在封建社会不想从政可以退隐。到上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产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退路了，此时退隐完全没有了可能。如果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家庭、朋友都将以阶级划线，没人理了。所以，人人紧跟潮流。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就是毛泽东讲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所抛弃。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别在乎，可是知识分子特别在乎。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追求积极的潮流……我自己当年是 “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问：这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答：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 “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夺取“道统”的话语权吗？  

　　答：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当时执政者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就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是可以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的。  

　　问：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 “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话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到后来，前一个传统没有了，就只发扬了“颂圣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就大大地发展了。  

　　现在更糟糕的是，家国情怀淡薄了，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忍不住的要忧国忧民之外，随着年龄的降低，所谓的家国情怀越来越淡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不一定非得终老于这片土地上，此处不合适，我还可以到别处去发展——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人才流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选择机会的增强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 “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以前的那种愚忠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当两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在这里，就颂你一天，只要给我好处就行，明天我不在这里了，到外头去骂你也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问：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吗？  

　　答：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问：您对现在的企业家阶层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龟”，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趁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去世了。  

　　现在出现不少“奸商”。每一个社会都有。但是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鼓励多数人做好事，使做坏事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我们现在相反。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政府鼓励捐钱，甚至摊派，但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中国需要再启蒙  

　　问：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国际上在这方面又问题不断，您的观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  

　　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问：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遗憾的是现在对此没有共识。您认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答：可虑的正是没有这种共识。一天到晚喧嚣叫嚷什么 “中国站起来”，前提好像现在中国作为整体在外国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气，觉得好像现在中国人太窝囊了。其实作为中国对外国而言，早就站起来了，现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比什么时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国对美国总在那儿说“是”，其实我们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说“不”吗？外交的本质就是在实力对比现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也必须有一定的妥协。其实尽管毛泽东时代反对“帝修反”调子很高，但在实际行动上对外还是懂得妥协的，打开了中美关系，没有搞军事冒险主义，这是中国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个人对内部权势而言，确实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基本权利常常会受到侵犯。还有我刚才说的“颂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还没有直起腰来。  

　　所以，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前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全球化时代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问：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答：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先摆脱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一种值得推崇的散财之道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公益事业，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为富而仁”，“乐善好施”也是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但是这与现代基金会有所区别。  

　　基金会成为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影响之重要，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稳发展而没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现代基金会又是其中最科学、最有效、影响最大的。它是在敛财和散财之间起着稳定社会作用的很重要的杠杆。在运作上，它与现代企业类似的机制，有一套法律制度来保障，而不单纯是个人发善心的行为。在用钱的理念上有长远规划，着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  

　　美国“基金会中心’以及美国有关税法对享受免税的公益性的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美国大大小小基金会多如牛毛，每年都有新的出现，目的也五花八门。截至 2000年的数字，总数已在 5万家以上。不过90％以上的资产和捐赠集中在不到l／4的较大的基金会，排名每年都略有变化，福特基金会曾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多年，近年有所变化，现在占第一位的是盖茨基金会。不过前十名多年来大体上在同样的几家中浮动名次。  

　　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面庞大的基金会，原因很多，归根结蒂，一是物质基础，一是思想基础。  

　　物质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私人财富急剧增长而且高度集中，出现了著名的工业巨子，称作“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巨头”等。这些人财源滚滚，其个人名下的财富如雪球般迅速膨胀，以至于花钱成了问题，不知怎么处理才好。这是美国20世纪特有的现象，其他任何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亿万富翁。一个自尊自爱、过健康生活的人，只要不吸毒，不狂赌，个人花费总是有限的。老一代的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多崇尚简朴，也以此教育子女。后世风气有所变化，消费主义盛行，但即使购置多处豪宅，如盖茨用几千万（一说6千万）美元给自己盖一所别出心裁的高科技的住宅，比起他的几百亿资产来仍是九牛一毛。所以雄厚的剩余资产对于形成一种影响全社会的、有独特意义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质基础。  

　　思想基础  

　　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基础。按理说，在私有制的社会中财富总是多多益善，无论东方、西方、古代都有的是富可敌国的家族，似乎不是问题。所以这里与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分不开。大体有以下几个因素。  

　　宗教传统：他们相信：我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给了我智慧、本事和机遇，所以我对上帝要有一个交待，我应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并对社会有所贡献来报答上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早期大基金会的奠基人如塞奇夫人、卡耐基、老洛克菲勒等人以及他们的慈善事业顾问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西方慈善事业的渊源本来就是从教会开始，而后由政府立法予以固定下来。最早可追溯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规定每一个教区的有产者每年必须对教堂有一定数量的捐赠，然后再由教堂在一定的监督制度下分发给本教区的穷人。这也可以算作美国早期的慈善事业传统的渊源。不同的是，一是政府强制；一是自愿，而后受到政府政策鼓励。  

　　志愿精神（voluntunsm）和社区（community）观念：美国在立国之前，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对那些早期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天灾人祸都靠不着，只能靠自己互助互救。美国人从传统上对政府较少信任，同时也较少依赖心。这样形成一种观念，志愿服务于社团，包括公益捐赠，是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恩赐。据说现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周有4小时用在义务服务上。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因为有许多退休老人或家庭妇女常有经常性的义务工作（是真的义务工作，没有任何变相报酬，有时还要贴钱）。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参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义务工作不计其数。这已是寻常事。这种精神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与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相辅相成。  

　　重白手起家而轻世袭：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挣钱是为子孙后代积累家业。欧、美虽属同一文明，但欧洲先是有长期封建制度，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做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从而产生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福利国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美国则从传统上‘“世袭”的成分较少，来“新大陆”创业的都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社会舆论认可并尊重这种发家致富，不问其出身不大追究其手段；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富人，社会对他们就有一种压力，期待他们对社会做“好事”。他们自己也认为把过多的财富传给子孙适足以害之。上个世纪初的卡耐基和世纪末的比尔?盖茨都主张在有生之年捐赠完所有财产，而不是等到死后捐遗产。不过事实上捐遗产者还是占大多数。总之，传子孙的观念，美国比东方和传统的欧洲都要淡薄。  

　　救人救己的社会责任感  

　　20世纪初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贫富悬殊也急剧扩大。工人运动、媒体和思想界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政府的监督和法令汇成“进步主义”思潮，矛头都指向财界巨子及其家族。同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在上升，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所以大资本家们看到了社会危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要避免推翻整个制度的革命，就必须主动缓解社会矛盾。他们热爱这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成功的社会，决不愿意看到它垮台，可以说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以维护其基本制度同时加以改良为己任。所以改善底层人群的处境，缓解社会矛盾，既为国家排难解忧，又巩固自己的地位，形成多重社会责任感。大资本家兼大慈善家要以自己的财富左右社会发展的趋势，现代基金会应运而生。他们从事“科学地”花钱，其组织、操作都借鉴了现代大企业，二期资助“项目”大都着眼于长远效应，这是与传统慈善事业的分野。  

　　根据这一思想，一些影响较大的大基金会不约而同率多在几个主要的领域起作用。  

　　教育这是重中之重。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913年，新成立不久的卡耐基基金会用于教育的拨款是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是500万。众所周知的著名芝加哥大学是老洛克菲勒捐赠的，卡耐基一梅隆理工大学最初主要由卡耐基和梅隆两家先后出资，这些还都是在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前。美国教师享有退休金开始于“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的捐助，早在全国设立退休金制度之前。“研究型大学”这一事物几乎全靠基金会扶植起来。某个大基金会的持续的兴趣和兴趣的转移可以影响一个学科或某～所大学的某一科系的兴衰——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在此列——并不是夸大其辞。还有各种研究所、“思想库，”更主要是靠基金会的捐赠。美国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从小学到大学，从提高到普及，莫不有各大基金会的参与，有些成果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科研，特别是医学科学：一些突破性的的科研成果在关键时刻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早期的成绩如：小儿麻痹、黄热病、青霉素、钩虫病、梅毒、脑炎等的防治手段；水稻品种改良、绿色革命，以及物理、化学的前沿学科，等等。爱因斯坦等一批顶尖科学家在其研究工作的关键阶段，无不得力于基金会的资助。当前的热门题目：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癌症、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研究都是各大基金会的中心工作。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先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随之有许多后起之秀，如福特。盖茨基金会等。到目前为止，盖茨基金会已为艾滋病投人上百亿，喊出“要下一代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的口号。  

　　社会改良，扶贫：这当然是一切公益事业的题中之义。各基金会有不同的理念和重点，但都不是简单的救济，而是着眼于“授人以渔”。与此有关的一是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一是推动种族平等。在理论建树和实践两方面都起着及时而重要的作用。福特基金会在这方面出手特别大，20世纪下半叶它一直起带头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乔治?索罗斯。谁都知道他是以金融投机起家的，同时他也是有强烈改良理念的慈善家。70年代起成立“开放社会”系列基金，以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开放社会为目的，也包括改善美国民主。他痛批美国的“过度市场化”，认为是对民主腐蚀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基金会致力于使本来不该属于市场的领域退出市场，主要是教育、法律、新闻、医疗等领域。  

　　从国内发展到国际：有少数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带有世界性。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大基金会的工作也日益国际化，多数的工作重点都在第三世界国家。到20世纪后20年，明显的趋势是与联合国合作，资助其有关项目和活动。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委员会以及其他妇幼福利、环保组织、维和行动等，都是大基金会投人的重点，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到各国活动的经费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补助。  

　　除关于以上各个领域的活动，拙著《散财之道》一书中都有详述，此处不赘。  

　　政府与公众的监督  

　　政府与基金会的关系，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影响，是论者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公益捐赠既然享受免税待遇，就必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一个世纪以来，公众从左到右对公益团体的批评一直不断，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逐步找到宽严适度的标准，完善立法和监督管理制度。现在已经有一整套详细的法律、法规。所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法律专家是不可少的。与企业不同，基金会的财务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基金会年鉴》每年都列出各大基金会的财产和给出的数字和主要项目。不但政府税收部门，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随时要求看它的详细收支报表。另外，20世纪后半叶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本身的行业组织也应运而生，一则是应付政府和社会的质询，维护自己的权益；二则是自律，防止本行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这都是使这部类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令捐赠者放心。现在，有钱不知如何处理，就捐给某个基金会，或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已成风气，不一定都出于崇高的慈善理想，因为一般认为，这是自己不必操心的余钱的最好的去处。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税收很敏感，享受了免税待遇就等于剥夺一部分政府原可以用于福利的资金，如果不对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很难逃过舆论指责。所以公益组织虽然也出现过“丑闻”，但相对于政界和商界来说，要少得多。这一点非常重要，诚信是公益事业赖以立足和繁荣的命脉。  

　　“基金会精英”  

　　基金会成立之初，当然体现捐赠者的意图，但是略具规模的基金会都有一套独立的管理制度，至少过一两代以后就脱离原家族的影响。许多例子说明，在各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的任职较长的会长或主要部门负责人。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产，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干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地位有些类似大企业的CEO，但是其任务是散财，不是敛财。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共同点是：比较超脱于政治，大体倾向改良派自由主义；关心弱势群体；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但是其成分多属上层精英的代表。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专业阶层，被称为“基金会精英”。  

　　基金会本身是矛盾的体现：有人说它是“靠平等社会给予的特权而存在的贵族机构，是违反‘经济人’的本能而用于公益目的高度集中的私有财产”。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而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体现一种双重人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民性的缩影。总的说来，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政府的作用日益扩大，福利制度逐步形成，直接对教育、科研等投资的比例加大，大基金会那种在各种领域中左右乾坤的威力相对下降。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已经从ZO世纪初基本确定下来，作为总体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固然也有管理不当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浪费之处，但是比政府官僚机构的弊病还是少些，灵活性、针对性要大得多，因而花钱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实际影响远远超过付出的金额。很难想像，假设这些基金会突然消失，美国的教育以及种种文化生活会是什么样，美国的对外文化关系会受到怎样的打击。  

　　如何对待这尊“他山之石”  

　　在我开始这项研究时，只是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并澄清一些误区，没有想过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因为两国国情太不相同。但是近年来，财富大量向私人手中的集中的现象在我国也急剧发展，姑不论其集中的途径是否都正当，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公民社会”、“志愿者”、“NGO”等观念也已开始受到关注，而且真正的而不是官办的“非政府组织”也已开始出现，尽管步履维艰。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势必不可能由政府全包。那么“散财有道”的问题必然要提到全社会的日程上来。美国基金会的经验可能会日益受到注意。希望关心这一事物的读者通过本书了解到，美国基金会的生根开花，有它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代表某种文化特色，并且有完备的法律和监督制度保证其不异化、堕落。同其他领域的外来经验一样，只有深人其源头，或许能得到有意义的启发。  

    一段以讹传讹的引语正误  

　　多年来，每提到朝鲜战争，我国各种报刊经常引的一句话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曾说那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以此来说明美国自己也认为那场战争是不该打的。本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查档案中发现这段话出现的背景与我国广为流传的不一样，一直被断章取义，由此误解了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当时我就曾写过文章予以澄清，可惜不为人所注意。直到今天，朝鲜战争已过去六十年，我的正误也已提出二十年，国人还在不断以原来的理解来引用这段话，因此感到有必要再次说明来龙去脉，以还历史本来面貌。  

　　布莱德利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指美国出兵朝鲜本身，而是另有所指。在美国出兵朝鲜，打得比较顺利，直抵鸭绿江边时，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少数军人主张轰炸中国东北，以切断志愿军的供应线，并摧毁新中国东北的重要工业基地。根据麦克阿瑟的想法，这样一来，中国的工业化就要推迟许多年，而且将成为苏联的沉重包袱。而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当政者的主流派坚决反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由于麦克阿瑟擅自发表与美国政府政策不同的言论（威胁可能打击中国本土），杜鲁门于1951年4月解除了他远东地区“盟军总司令”之职。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麦克阿瑟回国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群众欢迎。以共和党人为主的反对派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并在国会提出质询。5月间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总题目为“远东的军事形势”，全面审议美国的远东政策。布莱德利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中阐述了反对将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理由，大意谓：美国出兵朝鲜是以最小的力量抵制苏联全球扩张的一个方面，如果战事扩大到中国，将使美国大量军力，特别是海空军力量陷进去，这将正中苏联下怀，它可以乘机控制整个欧亚大陆，并由此控制全世界。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把朝鲜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全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这个战略（按：指麦克阿瑟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将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  

　　他用的语法是虚拟式：“将会”，很清楚，“错误的战争”决不是指已经进行的在朝鲜的战争，而是“如果”扩大到中国的战争。另外，布莱德利还说过，即便要同中国打一仗，也只能在南边而不能在北边，因为那里离苏联太近，苏联不可能坐视不管。事实上，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美国朝野都没有否定过在当时的形势下美国出兵朝鲜的必要性（不像对越南战争有许多反思，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占上风）。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布莱德利的这几句话往往被诠释为美国自认为决策失误，有后悔之意，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解，不符合事实。  

　　美国人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的普遍共识是：首先是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没有包括朝鲜半岛，给金日成造成错觉，以为美国可以放弃南朝鲜；后来，美国又不顾李承晚的反对，开始从南朝鲜撤军，更加重了这一印象，从而帮助了金日成发动进攻的决心，这才是美国人自己检讨之点。  

　　不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时美苏两家都力图避免直接冲突，同时也决不允许对方跨越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的界线，这是双方的战略底线。  

    忆杨朔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巍巍的《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大约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在作协工作，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的场合。  

　　文革之前的杨朔  

　　他很早就参加了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发言稿都是他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来说，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  

　　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杨朔的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comesfrom加拿大（读如JiaNaDa）”，“Iwentto东京（读如DongJing）”，令人忍俊不禁。进入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楚了。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  

　　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这顶帽子，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xing。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xing、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  

    灾后感言 

    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对于报刊约稿我只有报以“余语无言”！既然除了捐一点钱之外什么都不能做，说什么都是空话，只能加强自己老朽无能之感。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灾后感言之一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人们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比较，那次因为完全封锁信息，宣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就在余震波及的北京，居民只经历了暂时在室外生活的不便，却没有激起对唐山受灾同胞感同身受的关怀，也无从关怀，根本谈不到全民救灾。差可比拟的却是同一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期，人与人之间距离忽然拉近，感情似乎升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经常发生的因挤车、排队、自行车相撞而吵架之类事一时绝迹，连大声叫嚷都少。有人刚要发作，旁人说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就可以立刻化解。似乎在这种时候吵架就是亵渎逝者，大家正面临共同的重大灾难，个人间的摩擦都微不足道。这种情绪固然由于周总理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多年压抑无告的痛苦、悲愤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都喷发出来，寄托在对周总理的哀思中。此事与当前的事件性质当然不同，只是说明“国殇”有时能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民气”，无论多强烈，多高尚，如没有其他条件，是难以持久的。灾难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各种矛盾，各种劣根性，各种陋习也随之恢复，也许还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新的恶行。温总理题词“多难兴邦”，是古训，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经验，此时以此鼓舞民气十分恰当。但是在现实中“难”不会自然而然通向“兴”，从前者转到后者有许多条件，这条件需要人为地去创造，其艰巨的程度不亚于救灾，而所需要的胆识、智慧、韧性和毅力则过之。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情况下，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善心、善举以及各种创新成就用切实的措施、法律，制度给予保障，使之持续下去，使人的善意能有畅通的渠道尽情发挥，当然包括废除一些阻碍“兴邦”，甚至造成“多难”的旧制度、旧法规，乃至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来一次“除旧布新”。  

　　“多难兴邦”，人所共祷。见到报刊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各种提法。这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这次灾情虽然严重，还是局部的，并非全民都“浴火”。我只希望这次能在社会转型中标志着一个新的拐点，伤痛过去后不再回到老路，想到了几点，或许可以作为漫长的“兴邦”道路上的几蹬台阶，将陆续公布于此。  

　　灾后感言之二 为媒体松绑  

　　这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下面几点新意：  

　　关注和展现了苦难：一场严重灾害的直接后果首先是相关人群受难，是公众最关注之事。但是直到不久前的雪灾，我国媒体对各种天灾人祸一贯的做法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只让公众在事后看到已经解决的景象（有时实际并未解决），着重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镜头上出现的多是受惠者的感激、满意的笑脸，而看不到受难者的不幸。甚至灾难尚未完全过去，就急忙奏凯歌，表彰功臣。这次则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灾情的惨状、灾民的苦难得到了现场真实的展现；救援的手段、过程比较透明，既公布已有的成绩，也坦诚说明尚待解决的难题，对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疑虑有所交代，尽到了新闻媒体名副其实的职责。  

　　新闻渠道多样化：除了指定的主流媒体外，许多报刊都及时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到第一线采访。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报纸和期刊已经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优秀记者、编辑和作者，这次得以一显身手。尽管电视现场采访权仍为中央电视台所专有，纸质媒体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报道、精彩的摄影和多视角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凡是有条件的报刊都不甘炒别人的冷饭，既然大家都报道同样的题材，就必须争取有自己的特色，挖掘自己的故事，发挥所长，表现出独到之处。以我经常收到的多种报纸、期刊来看，的确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或是本刊记者、评论员自己的稿件，或是外部作者的文章，有特别感人的纪实和抒情，有对关键人物的采访，也有视角独特的评论。此时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联系，约到好文章，也是报刊的一种功夫。总之，这一次的媒体（包括期刊）避免了千人一面，而是百花齐放。我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为之唏嘘泪下，同时看到我国媒体人的高度敬业精神、胆识和专业能力，欣慰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钦佩也包括对中央电视台在一线的记者）。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释放出来，我国新闻媒体的实力和才干是可以赶上国际水平的。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作为一名老人，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同时看到民族的希望。  

　　问责和揭短稍有突破：天灾固然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伤亡的程度与人为因素的关系是公众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往日的惯例，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绝对禁区。这次则有所突破：例如震前预报问题、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救灾物资和钱款的发放问题，等等。当然，公开见报的只是冰山一角，远非全貌，但是抓住个案不放，向纵深挖掘，已经触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本质，足以引起警觉，增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难度。  

　　必须承认，这次新闻报道中所表现的新气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些不合理的成规、禁令被冲破、被弃置不顾的结果。事实证明，在灾难来临时，透明度越大，越有助于消除疑虑，释放善意，从而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内销”，或小道消息满天飞，坏事成倍地放大，谣言不胫而走，只能造成人心惶惶。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有司”不察。我国新闻管制的习惯路数是：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统一口径、“编辑”、过滤，或封锁真相，设立各种禁区，束缚媒体手脚，最后想到（或根本不想到）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一次，灾难太深重了，举世关注，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还有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冲击，突破了预设的种种禁区，不可阻挡。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那么灾难的高潮过去后，这种“非常”能否就此持续下去变成“正常”，还是又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我希望前者，担心后者。最低的希望是不出现“秋后算账”的恶劣行径——例如现在暂时“法不责众”，危机过后，伺机以其他借口，选择一些对象进行报复。进一步希望是使这次的“非常”持续为“正常”。这单凭“良心发现”是不足恃的，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改革，用法律固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应该变“内部”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人民日报》4月30日文章标题）。与限制新闻报道相反，是限制新闻官和有关部门的权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 “跑批件”、“买卖批件”成为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和腐败之源。解决之道无他，就是放开经济自由权，缩小审批范围，许多经济活动不需要“批件”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就可发挥作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诚然，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权与钱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宣传领域则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灾后感言之三 为NGO和志愿者鼓劲  

　　众多志愿者活动在灾区，是这次的新事物，套用一句时下流行语：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人数有百万之多。他们是十万正规解放军和近百万有组织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巨大的补充。一次灾难过后，有无数可预料和想不到的需求，专业队伍终究力量有限，志愿者刚好见缝插针，不论在人力、物力和精神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大增加了救援力量。但是其意义远不止此：对于受难者来说，得到了更多的温暖，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关系，所谓“天灾无情人有情”；对于志愿者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识了深重的苦难，也体验了最美好的情操，自己得到了磨练，增长了才干和自信。正如许多报刊所说：“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作为志愿者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连父母都感到惊奇。对于全社会来说，在物欲横流，人们哀叹道德滑坡之中，志愿者的行动促成了一种集体道德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长远意义将在今后不断显示出来。  

　　这一次，由于灾情严重，也由于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对一切国内国际援助采取开放政策，因而短期内收到了大量的捐赠。灾后重建还将继续收到钱与物。现在募捐不难，而难在救灾款和物资最有效的分发。这项工作艰巨而复杂，需要大量的人手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单靠各级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何况有些重灾区政府人员本身已成救援对象。在这方面政府与民间力量相配合，可以成倍增加灾后救援的效益，使钱、物尽其用。  

　　志愿者若是完全单个人分散行动，有许多不便处，多数有一定的组织，不论大小。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亦即NGO，是志愿行动的主体。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并不都是公益性质，有许多就是娱乐性的俱乐部，也踊跃参加到救援行列中来。“NGO”、“志愿者”开始进入国人语境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21世纪，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普及，公民责任感的加强。只是我国有关法规相对滞后，还是沿袭改革以前的旧思维，防范多而鼓励少，严重妨碍其正常发展，使得“做好事”的渠道不畅通，反而取不到“合法性”。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些新的法规，有一定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限制，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次空前规模的志愿者活动是可喜的新现象，也意味着政策的开放。当然，志愿者在我国是新事物，在这次行动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地方一拥而上，或缺乏专业训练，反而“添乱”。同样的，林林总总的NGO也会有良莠不齐，甚至有犯罪诈骗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洁，不能因噎废食。我希望这次的开放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精神，应以新的眼光对待NGO，变防范为鼓励，从而研究和通过新的法规。NGO的发达，在近期，可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多一分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成为政府部门有力的补充；在长远，对提升公民觉悟，促进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做好事的渠道畅通，而做坏事非常困难。总之，以积极的法规鼓励NGO健康发展，结果必然利国利民。  

　　无论是平时还是灾时，无数社会需求不可能靠政府全包，这是大势所趋。早日制定积极鼓励、有利于兴利除弊、促使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此其时矣！  

　　灾后感言之四 叫停“形象工程”  

　　见到政府公布决定财政拨款700亿用于救灾。又见到每天公布国际支援的数字，逐日上升，两周后达到300多亿。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数字：300亿。那是什么？是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市准备用于建立“文化标志城”的初步预算！现在可以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了：差不多相当于政府救灾拨款的一半；略相当于迄今为止的国际援助数。  

　　又想到我一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当时我只想说明“官”与“公”是两回事，由“官”主导不能导致所谓“社会主义”公平，还没有考虑到更严重的问题。如今这种“官”制由一般的特权，导致了人命关天。见报载一位建筑专家的文章中有几句话切中要害：“是不是企业和私人的住房有人操心，政府的房子不敢乱来，而教学楼既是公家的房子又没人真正操心，最好吃钱？”（报纸与人姑隐其名，免得为他人带来不便）。那么那些“吃皇粮”的“公家人”平时在操心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形象工程”，这是“政绩“。校舍不在“政绩”之内。从“标志性建筑”到“标志城”，越搞越大，不惜工本。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帽子下，到处兴起“抢祖宗”之风，争相作某位先圣、先贤的故里，乃至神话传说的发源地。不惜斥巨资先进行“论证”（包括各种“公关”活动”），再大兴土木，树雕像、建楼台、造假古董，发展到把整个城市树为所谓“文化副都”，强加于全国人民。与此相对照的是那位可敬的叶志平校长，以精卫衔泥的精神不断修补那“公家不操心”的学校建筑，以有备无患的远见训练师生防灾，其功绩体现在几百个鲜活的生命上。“政绩”二字大概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事实上也轮不到他。  

　　中国人是最重面子，重形象的。这次抗震救灾的副产品是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包括最挑剔的国际媒体的赞誉。这是由于全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及救援中各种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勇气、韧性和凝聚力，还有政府空前开放，一切以人为本的决策和得力的行动。与此同时，不必讳言，学校建筑的工程问题也进入了国际视野。如果全国各地每年浪费于“形象工程”的以百亿计的经费用于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包括建造坚固可靠的校舍和善待教师，平时将惠及多少百姓，灾时将存活多少生灵？与其为真的或虚拟的“祖宗”大兴土木，不如为“子弟”多做实事，也可“光宗耀祖”，进而为子子孙孙多留一方蓝天、一汪净水，孔圣人地下有知当予以嘉许，而对于借自己之名挥霍民脂民膏的做法可能会说：“天厌之！天厌之！”。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这点无人否认。人们看重的是今天，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还有未来，如何对待下一代，就是如何对待未来。不过积重难返，有些人已经痴迷成瘾，病入膏肓，恐怕地震也震不醒，何况灾难不在自己眼前。这就需要出台刚性的法令，并通过适当程序调拨有关款项用于灾后重建。以后应逐步制定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办公建筑、“标志性”建筑与学校建筑的标准。总之，大力杜绝“形象工程”，既利国利民，也利于改善国家“形象”。  

　　灾后感言之五 整顿吏治为当务之急  

　　从不久前的雪灾到当前的震灾，我们都见到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赶赴灾情最严重的第一线，慰问群众，指挥救灾。有时同一地方去不止一次，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赢得了公众的拥戴，也获得了国际赞誉。以至于有外国报刊文章说“中国总理不可复制”。我也心怀感佩。但是感佩之余，又不免想到，一国总理这样事必躬亲，恐怕有不得已处。中国政府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层机构；无论纵向比（历史），横向比（外国），当前我国的“公仆”与人口的比例数都是最多的。这种官吏古称“吃皇粮”，今称“纳税人供养”，还有一副有名的对联曰“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于是我想到一连串的假如：  

　　假如这么多官吏都能各司其职，各级行政机构都运转无碍，还需要统领全局的总理这样辛苦地推动，亲自督战么？中央领导慰问灾民，亲自了解灾情和救援情况，都是必要的，是起精神的鼓舞作用，也建立亲民形象。但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线行动，具体部署救援措施的应是当地各级“父母官”。从省到乡，这一官吏群体克尽厥责了么？  

　　假如他们平时都廉洁奉公，以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福祉为念，以对“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同样心力关心教育，包括校舍，会有这么多学校建筑坍塌？有多少学童可以幸免于难？  

　　假如赈灾物资、钱款从来都能全部、有效地分发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而没有截留、挪用、贪污现象，可以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受到实惠？假如财务过程都能透明，捐助人还会那么不放心？例如著名演员慈善家李连杰坚持他的“壹基金会”的捐款必须看到收款人按手印的收条，这样的捐赠者不止他一个。曾有慈善家专门雇人追踪他的捐款落到何处。这是平时。在当前的大灾面前如何呢？以成都高级住宅区占用地震棚的事件为例，千百万人生命所系而又如此紧缺的物资，竟敢“走后门”，截留挪用，群众愤慨理所当然，如果发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谅解，至少举报有功。但是据说“有司”不致力于惩罚真正的罪犯，却以扰乱秩序拘捕揭发举报者。这种颠倒是非又是惯性作用在作怪。  

　　假如平时各级官吏没有作威作福的习惯，有尊重百姓人权的观念，还会发生殴打志愿者的事件么？那一记耳光打得那么顺手，那么不假思索，足见已成为本能的条件反射。这次是在非常时期，打的又是救灾志愿者，所以引起舆论大哗，不得不道歉，还是辩解甚多，不是痛快情愿的。而且还责怪媒体曝光。可以想见平时对待其治下的乡民是何态度。“顺手”打了老百姓，会有人问责，会道歉吗？  

　　目前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无法落实，越是优秀的报刊“风险“越大”，除了主管部门的旧思维之外，各级政府文过饰非的本能汇集成强大势力是主要原因之一。实际情况是倒过来，不是媒体监督政府，而是地方官监督媒体：凡发生对自己“政绩”不利之事，首先想到不是追究“坏事”的起因、责任，而是岌岌于封锁和抵制媒体报道真相，无所不用其极。有所谓“防火、防盗、访媒体”之说。对于不在自己管辖内的媒体，则施展“告状”手段，以借助高一级的压力，或用官场潜规则，互相打招呼，牺牲的是社会正义之声、本地百姓的利益，也许一时有利于某些人的仕途，但最终受损的是该地方政府的集体“政声”，因为在方今之世，防民之口是很难做到的。  

　　所有这些都指向“吏治”非整顿不可。当然，懈怠、渎职（姑不论贪污腐化）的只是一部分，即使平时表现不如人意的，在这非常时期冲向第一线，尽心尽力，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乃至像林强那样以良心战胜官场规则的当不在少数。这里讲“整顿”，主要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治本之道路阻且长。总的方向不外乎从人治到法治；从对上级负责到对百姓负责；“政绩”的考核标准和手段彻底改革，等等。还有一条是否为重要的，还是舆论的监督。变“闻过则奴”为“闻过则喜”只能期待于极少数人，重要的是剥夺其“泄怒”于揭发他们的媒体的权力，从而保障舆论监督权。还有一种集体痼疾很难治愈：例如重形式，轻实效；重官轻民，已成为本能的按等级办事（从建筑质量到分发救灾物资都按官位）；对上虚报成绩，对下封锁信息（说得不好听就是“欺上瞒下”），等等。这种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很难责备具体的个人。这些问题众所周知，议论不断，来自朝野的各种改革的建议、方案也已很充分，只是举步维艰。现在机会难得，借强震之力，借民族凝聚力最大之时，迈出一大步，应是阻力最小的。治标的措施则包括对个案的处理，对已经群情汹汹的事件，不再敷衍掩盖，问责、奖惩越认真，越公正，越透明，则越能安抚受伤的心灵，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走笔至此，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又在一厢情愿，痴人说梦了。就是这个梦，在浩瀚的纸质出版物中也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还有网络，借以一吐骨鲠。  

    在国外“吃请” 

　　见报上刊登国人在国外旅游，其吃喝之排场、浪费之大、席间的喧哗令外人咋舌。我由此想到多年来在国外“吃请”的情况，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各国民俗、民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请我吃饭。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做访问学者。一天，曼斯菲尔德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参议员要约一个方便的时间，请我共进午餐，并约定派他的专车来接我。到约会的前一天，我意外地又接到他秘书的来电，说是为了订明天参议员的午餐，希望知道我选择哪种三明治（他报了几种名字；无非是火腿、火鸡、奶酪、牛肉……），语气十分慎重而客气。次日，参议员的司机如约来接我。那司机满头白发，态度和蔼，礼貌周到，令人想起英国的管家。到达后，秘书已在门口迎接，我是惟一的客人，荣幸地受到了贵宾待遇。不过吃的内容真的就是一盘事先预订的三明治和少数几样供选择的软饮料。事后我知道，生活简单朴素、饮食节制，是这位参议员一贯坚持的原则。  

　　多年来因工作关系与美国人交往较多。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请客吃饭比较随便。约会交谈常常约在午餐时，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地点大多在本单位食堂，丰俭不一，大体适中。  

　　有一年，我连续访问英国和法国，在吃饭问题上也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我去访问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时间约在下午4时，从伦敦坐火车去剑桥大约1小时，我本来打算谈完后乘火车回家，估计6点半左右可到住处。但是到剑桥后，那位教授说，他要主持一场报告会，而报告会临时提前了，因此在会前与我谈话时间太短，我如愿意，可以参加报告会，以后再同他讨论。报告会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我对这个机会当然有兴趣。会后，那位剑桥教授又说，他按计划要请那两位报告人吃饭，但我不在预算内，所以不能请我参加，是否可以等他们吃完饭他再同我谈？如此不近人情，实属罕见，我当即告别，乘车返伦敦了。这是在英国遇到的最极端的例子。在伦敦惟一请我吃饭的是一位老中国通，他是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的资深教授。他常去一家中国餐馆，凡有中国朋友来访大多请到那里。他一进去就用广东话点菜，菜肴相当地道。  

　　离开英格兰，到了苏格兰和威尔士，访问对象也是大学教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但被请吃饭，而且颇为丰盛。在威尔士，甚至还被邀请在一位教授家过夜。那位教授曾在美国留学，说是受了美国人的开朗性格的感染，决心要改变英国人的矜持作风。  

　　从英国到法国，情况更是不一样，谈话几乎都是在饭桌上进行。法国的食文化是与中国齐名的，文人之于美食也与中国同。巴黎每一条街都餐馆林立，门面大多不大，但装潢各有特色。那些教授几乎每人在附近都有自己经常光顾的餐馆，而且每人都是点菜行家，知道各家餐馆的拿手特色。就这样，我吃了不少不同档次、不同规模的餐馆，菜几乎没有重样的，都精致而可口。有时谈得投机，意犹未尽，接着再到另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又是一番情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访问苏联，印象深刻的是盘子和菜肴的量都大得惊人，就饭量一项，对“老大哥”就得甘拜下风。服务员（当时多为老大妈）还在一旁热情地劝你多吃。不过到六十年代就大大缩小了，甚至我国代表团的小伙子有吃不饱之说。不知是由于供应问题还是两国关系恶化之故。以后我再没去过，不知现在盘中是何光景。  

    在两个极端之间 

　　《文汇报》1月24日有一则报道，标题是“'我愤怒'不如'我思考'”。说的是有一个外国流氓在网上吹嘘他玩弄中国女性的经验，引起网民一片愤怒声讨、谩骂，既骂洋人又骂中国女人，一下子又提高到了民族尊严问题。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据此提出：“我愤怒”不如“我思考”，并举了国人只重视海外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中土学者的著作。在这点上我与张教授深有同感，例子不少，不再赘言。另外还想借此多发挥几句。  

　　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没有哪国国民对“大国”、“强国”有那样普遍而强烈的向往。同时，在许多人心里又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心态，既自大又自卑，在排外和崇洋两个极端之间跳跃。一方面民族主义的神经极易受刺激，动不动就提高到侮辱国格，常有非理性之举；一方面，深层次的崇洋也达到盲目、非理性的程度。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为“人格与国格孰先？”那是有感于一则新闻：有一名外国老板罚全体员工下跪，只有一人宁肯丢掉工作也坚决不跪，媒体对这名工人大加赞扬，作为维护国格的典范。我想到的是如果老板是中国人如何呢？跪与不跪就无关紧要了吗？这么多人的人格受到侮辱，就不值得媒体关注了吗？同样的，就当前的例子而言，那个津津乐道其玩弄女性的流氓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男人这样侮辱中国女人就可以容忍了吗？或者，中国女人自轻自贱甘为中国男人玩弄就没有那么不堪了吗？在这件事上国籍是关键吗？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只是一个心地龌龊的无耻之徒编造出来的，那这也与民族大义无关。  

　　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近刚从电视“焦点访谈”中见到，某上海淮海路的“地主”（或“房主”，恕我不知道行为人的准确的身份）为提高“档次”，要挤走明明市场效益很好，经济回报很高的国产名牌专卖店，将店面租给洋商，甚至不一定是名牌，只要产地是外国，只认“洋”，不认“牌”——当然不是任何外洋，而是美、英、法、德等国。只见镜头上一名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圆脸男子，对记者提出的关于经济效益、收入、公平等问题一概不理，只一味地重复：“我们就是要提高档次，档次呀！”在他心目中，国产牌子必然比洋牌子（注意，不是国货比洋货，也不是名牌与非名牌）档次低。在这里，商人的“惟利是图”也让位给崇洋的虚荣心了，即使租给洋商少赚钱，也在所不惜。这种无知加非理性的行为，很可能上当受骗，招来许多假洋鬼子，这该是闹剧呢还是悲剧？好在此事既然已在“焦点访谈”曝光，想来定会引起有关方面关注，这就有望妥善解决。此处举例主要是为说明一种心态。  

　　本人有亲身经历也可作为例证：大约二十年前，出差到上海，那时住宿条件远不如现在，接待单位的招待所只有一间房间是带卫生间的，承蒙优待，事先把那间打扫出来给我住。在服务台登记时，那位女服务员直面我睁大眼睛用标准上海话说：“我当是外（a音拖长）国人，哪晓得是中国人！”陪同我的朋友十分尴尬，只好不断说：“格末蛮好！格末蛮好！”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好一点的房间一般供接待外宾用，那服务员的反应不算稀奇。不过善于鉴貌辨色的服务员敢于当面这样说，也说明一定的问题。二十年后情况大变，高级宾馆如云，中国人出入其中已不稀奇，一概享受微笑服务。但是不知从何时起，接话员、餐厅服务员不管对象，都先讲英语。宾馆“档次”越高，越是如此。一次应邀在一家宾馆的餐厅就餐，一桌全是中国人，七嘴八舌聊天正起劲，服务员在一旁耐心等了一阵子，当然完全听见我们都是讲的中国话，但是等插空问要什么饮料时，却还是“Excuseme，Sir……”那一次老伴发作起来说，你没看见我们都是中国人吗？他说“不好意思，这是酒店的规定！”在外国客人多的地方服务人员要求会说英语是工作需要，为了方便。但不管对象一律先说英语，以显示“档次”，恐怕还是那种潜意识在作怪。  

　　我举的例子都是上海的，希望不会开罪上海人。诚然，盲目崇洋到处都有，决非上海独有，那种把国产品牌赶走为洋商让路的做法，报道中也提到了别的省市，还有新建小区冠以洋地名可见于许多城市。但恕我直言，在上海体验到的，有其独特的微妙之处，深入到本能，为他处所无。再举一例：我坐出租车路途较长时，常喜与司机聊天，可以了解不少世情。司机是寂寞的职业，也很愿意有人说说话，聊得高兴时，往往表示友好，恭维一下。北京的司机最常说的是，看来您是文化人（或教书的，或搞科学的，或离休老干部）吧。而在上海，同样的情况下，司机说，阿姨，你气质很好，是海外来的吧。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恭维对方，很说明心态。不过应该承认，在上海遇到这种情况是少数，因为上海司机远不如北京司机爱“侃”。因此从调研意义上，这不是科学的结论，只是个人感受而已。  

　　其实，小市民的崇洋心理还是小焉者，更高层次的偏信洋人、耗资亿万的事，也是不少的。此类例子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的了，那就甘落刺小不刺大之讥吧。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读《丁庄梦》 

　　近年来很少看小说，最多也是作为消遣随便翻一翻。【最近由于听到一些围绕着《丁庄梦》一书的是非传言，下决心找来看一下。】用了两个下午读罢，久久不能平静。始则愤然，拍案而起，继则无奈，欲哭无泪。想写点什么，又有“余欲无言”之感。“哀民生之多艰”？不足以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庶几近之。这句话确实在阅读过程中时时从脑海中跳出来，可能也是作者的一种取向，尽管仍不足以概括作者和读者深层次的感受。  

　　书的腰封上的字样是：“触目惊心，警世感人”；“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真挚表达对人类窘境的人道关怀和博大爱心”；“一部饱蘸血泪的长篇力作，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中国版的《鼠疫》、《大疫年纪事》”。“饱蘸血泪”、“灵魂之舞”，都很中肯。看来出版社的拟稿人也深为本书所打动，若只为促销，是编不出来这些词的。  

　　丁庄的原型是许许多多中国北方农村中的一座村子，贫穷，但也不是赤贫，不遇凶年，尚可聊以卒岁，只是几番挣扎，找不到脱贫致富之道。终于在“上面”一再动员之下，开始卖血，从此一村人以卖血为业。从此迅速富起来，盖起了一排排新房，修起了柏油路，大家认为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竞相卖血。然后，“热病”（即艾滋病）蔓延，灾难降临，噩梦开始，转眼间，农田荒芜，新房败落，柏油路也不再走车，泥土堆积的厚度已经够种庄稼。整个村子“万户萧瑟鬼唱歌”。十年之内一个轮回，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个活生生的男女老少，从希望到绝望，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展现其最本色的人性。  

　　出版社把这本书与加缪的《鼠疫》并提。刚好我家有法文版的“La Peste”，取来读了一遍，没有了翻译的隔阂，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字。从写灾难和灾难中的众生相的细腻的描述来讲，两书有可比处。但是我读罢《鼠疫》只感到文学的享受，却没有像《丁庄梦》那样心灵的震撼。也许因为我是中国人，后者讲的是吾土吾民，而且是现在进行式，而前者是外国，过去式，时空上拉开了距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鼠疫》的作者的笔触要冷静得多。20世纪40年代欧洲并未发生鼠疫，而发生了法西斯肆虐。作者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历者，以鼠疫暗喻法西斯浩劫。而《丁庄梦》是写实，一切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灾难。作者是全身心投入，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正因为是现在进行式，阎连科与他长期蹲点的村庄已建立起了扯不断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他描述的人物联系起来，眼看着一个个活人走向死亡而爱莫能助，感到无比的痛苦。  

　　更重要的区别是《鼠疫》尽管是假托，书中所描述的是真正的天灾。那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城的市民原来大都有正常的生计，可以说是“天降”无妄之灾。那些老鼠是不知怎么钻出来的，没有人应为此负责。当地官员和医生都克尽厥责，调动了当时医疗水平所能达到的条件。他们为之伤脑筋的是，何时承认这就是一场瘟疫，向公众宣布；何时实施必要的隔离手段。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细致而生动的心理描述，写出了人在灾难中的非常而又正常的表现，一切都是在情理之中。而丁庄所遇到的却是人祸大于天灾。【卖血是政府的号召，原来村长抵制，村民也不愿意。但这影响县里官员的“政绩”，再不完成“任务”，就要丢乌纱帽，所以不论用威胁或利诱的手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接着，】抵制卖血的村长被撤职，由本无职务，却在村里最有威望的一个学校敲钟老人丁家“爷爷”带领大家参观因卖血而致富的邻村。穷怕了的村民经此诱惑，也出于对丁爷爷的信任，思想转变，同意卖血。在愚昧的群体中头脑“活络”的丁辉就脱颖而出，成了“血头”。有了他的组织，吆喝，卖血渠道畅通，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卖血卖疯了”，谁家卖的多，谁家就富得快。那个原来坚决抵制的村长也经不住老婆天天骂他没出息，“不是男人”，也开始卖了，终于也染上了“热病”。  

　　卖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热病”。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血站，这样的血头，这样的只顾  

　　升官不问百姓死活的领导，不可能准备严格的消毒制度和设施，感染也就是必然的了。  

　　“血头”采血的情景触目惊心，除了从中克扣补偿费外（这是当然的），还把500毫升的血袋撑成600、700毫升，欺骗无知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最后，大半个村都感染了，人们在绝望中把仇恨集中到血头身上，他们能够用的、最惯常的复仇手段，就是给他家的猪下毒，最后把他十三岁的儿子也毒死了。小说开头就是从这个孩子被毒死讲起。以后的故事都是假托这个在阴间的孩子的叙述，人物关系都是以这个孩子为主体，那位威望较高，没有卖过血也没有染病，无形中代行村长职务的老头是他“爷爷”，而血头丁辉，却是他“爸爸”，老头的长子。这使良知未泯的丁爷爷有挥之不去的对村民的负疚感。他对儿子最大的要求就是给村民磕一个头，道个歉，连这也实现不了，他只有希望他儿子一死以谢村民。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丁辉并不满足于从抽活人的血牟利，而且随着死人日益增加，先是做起了棺材生意，后又办“冥婚”，配阴亲，把死者家属领到的那一点救济款也搜刮殆尽。而那些对他怀着仇恨的村民，却又争先恐后地去买棺材，或为死去的家人，或为已经染病的自己。村里的树砍光了，就砍自家的桌椅橱柜，换来最后的家具——一口棺材。接下来，又心甘情愿地把仅有的活命钱掏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女找合适的“对象  

　　”。棺材和死人都有不同“档次”，按“条件”论价，认真地讨价还价。丁辉做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还自称是在“行善”。他也许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被村民毒死的那个十三岁少年）订了一门阴亲，为“高攀”了县长夭折的女儿而得意非凡，尽管那女孩子是瘸子，而且比男孩子大好几岁。这件事使他与老父丁爷爷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他们对“冥婚”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爷爷才那么认真地为孙子受委屈而愤怒，他看重的是“孙媳妇”的本人（鬼）的条件，而儿子看重的是官府的关系。  

　　【那县长此刻正官运亨通，赖以升迁的政绩之一就是当初完成收购血浆任务有功。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便是“冥婚”的收入，丁辉说他只是“领工资”，是在替政府为百姓做“好事”。也就是说，这买卖也是官办的。】就凭这“工资”，丁辉在县城盖起了令老父炫目的考究的房子，请老父在餐馆中吃饭，一盘菜的价钱值一口棺材！当然，那在阴间的儿子将要高攀的县官家的住房就更加气派无比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丁辉为儿子“成婚”，把儿子的骸骨从丁庄的坟地中起走，装入 “豪华”棺材，风风光光抬走时，丁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一闷棍把儿子打死了，为了他的孙子，也为了却他对村民的良心债。  

　　除了最后一个情节，故事的人和事，包括细节，处处都有实据。与高耀洁的科学、客观的纪实——《中国艾滋病调查》——参照看，相比之下，就事实而言，小说所描述的还只是这本《调查》的一小部分。看得出来，作者笔下是非常克制的，做到“哀而不伤”可能太难，却是努力做到了“怒而不怨”。许多令人发指的情节完全以白描之笔叙述，未加发挥。有的只是点到为止。例如采血的过程，卫生条件，只一笔带过。作者亲眼目睹的环境之污浊，惨不忍睹，他没敢正面描述。我猜想，作者创造了丁爷爷这样一个贯穿始终代表正直、善良、良知未泯的人物，让他把自己儿子打死，还是出于为人性留下一线亮光，留下希望。如果说文学的核心是写人，写人性，那么《鼠疫》和《丁庄梦》正是展现了人性的深处，在生死关头的本能、爱、恨、欲望、善与恶的混杂。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鼠疫》中展现的人性是自然的，写人的求生欲与死神的搏斗，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写被隔离在疫区的人的“放逐”感，千方百计要逃出去的欲望、痛苦和绝望。最后或陷于麻木，或是在集体互助中找到寄托和力量；还有对宗教的置疑，人生哲理的探讨，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亮明身份就是自始至终坚持在疫区救助病人的医生。他不是出于 “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诚实”，也就是忠于职守，非这么做不可。把他与灾难中的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力量和无辜”。一场灾难过去了，下一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但是他从生死搏斗中见证了“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这促使他下决心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丁庄梦》写的特定时代和人群是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及其一切弱点有刻骨铭心的了解和同情，哀其不幸之情跃于纸上；而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连“怒其不争”都很难表达，也许只能以“无可奈何”来概括。禁不住联想起鲁迅时代的农民，又找来萧红的《生死场》一读。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地代代相传。“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写完此书泪如雨下，“人如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相信任何一个读罢全书的人都能体会作者的这种苦痛。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是作者用“心”写成。所有这一切，法国人加缪不可能经历。我想到过去在另一个题目下写过，西方人不论如何同情和理解中国，总是有一种“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民族所承受的那种深重苦难。刚刚从丁庄的噩梦中醒来，那情景历历在目。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崛起”、与国际接轨、“五百年未有之盛世”。放眼繁华都市，高楼大厦，金壁辉煌（其实不必大都市，丁庄所属的县城就已做到）。那大大小小的“丁庄”以及那些百姓呢，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要冒出来杀风景，眼不见为净。这就足以解释这本书以及高耀洁老人的曲折、痛苦的遭遇。【丁庄的苦难因某些人的“政绩”而产生，又因“政绩”而不得见天日。政绩！政绩！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其实河南人是幸运的，先有高耀洁，后有阎连科这样的儿女，对哺育他们的家园，对父老乡亲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样执着地关怀他们的苦难。由于有了高耀洁，河南的艾滋病得以为外界所知，相对说来，也就早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而其他地方同样的灾难就没有那么幸运，不知多少人群、村庄还在黑暗之中在因贫卖血，饮鸩止渴，在愚昧、无告、无助中走向宿命的终点。问题是病毒不解人意，通过一管一管的血液不断地复制、传播，任何权势喝令不止，奈何？  

　　我还是愿意相信如加缪所说：“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有某种超越痛苦之上的力量能够战胜灾难。至少，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至少，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可敬的高耀洁医生终因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肯定而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我们也看到温家宝总理走访爱滋病人，在讲话中一再提到艾滋病问题。高医生尽管仍然处境艰难，她的呼声无形中不断得到回响，她的努力和奉献决不会虚掷。我期待，这本饱蘸血泪的小说也终将产生应有的影响，得到公允的评价。至少，可以作为久已被斥为老生常谈的“作家的社会良知”、“作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一个范例。  

    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外交的天职 

　　 编者按：6月18日凌晨的一场车祸夺走了吴建民大使的生命，作为中国外交界最为公众熟知的人物之一，消息一出，无人不震惊唏嘘，原定于19日召开的吴建民大使作为主编之一将会出席的《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新书发布会如期举行，并临时增设追思吴建民大使的环节。资中筠先生受邀前来参会，追忆吴建民先生并就中国民间外交发表看法。资先生对于吴建民大使所主张的知己知彼争取和平、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对阴谋论等观点予以了肯定和支持，并强调民间外交不等于群众干预政府之间的外交。吴大使长年任职业外交官，仍能保持自己理性、清醒的见解，并敢于为之公开大声疾呼，资先生认为极为难能可贵，并对他意外的去世表示“非常非常惋惜”。  

　　 我昨天听到吴建民先生去世的消息特别震动，晚上接到共识网短信希望我参加这个会，我和吴建民先生并无太多交往，只是近年来在有些活动上碰面，很认同他的一些观点，对于他的突然意外去世十分震惊，很是惋惜，所以来参加这个会。  

　　 之前并不了解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谈民间外交。恰好我大学毕业后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民间外交”。而且就是在这个工作场合我第一次见到吴建民先生。我刚才翻了一下这本《民间外交》，张(胜军)先生的文章中恰好提到“工、青、妇、和”。我就在“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和”本身就是从事国际工作的，另外“工”“青”“妇”都有国际部。大约60年代初，我在国外开会遇到过吴先生，他那时初出茅庐，应该比我晚8、9年，我们叫他小吴，他是在青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我对他没有太多印象，主要印象是他法文很好，后来知道他英文也不错。那时候在国际活动中英、法两种语言是主要的，所以会这两种语言比较方便。  

　　 过去的民间外交并非真正“民间”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称“民间外交”，其实不是真的“民间”。民间外交有两种：一种就是真的民间来往，就是老百姓之间，非官方的各界人士的交往，与政府政策关系不大;一种实际上就是以民间的名义为政府的政策做宣传。当时我们那个“民间外交”属于后者。而且在冷战时期是围绕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转，因为那些国际组织都是苏联领导的。我们“工青妇和”参加的国际组织每次开会，都是配合苏联跟美国谈判和斗争的需要，比如裁军谈判，那些国际组织就开会通过决议，决议的调子基本根据苏联的方案。所以严格说来不能叫民间外交，外国人称其为“fa?ard”，装门面的，也就是以民间的名义推行政府的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是完全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当时中国是比较孤立的，建交的国家非常少，所以用民间的名义可以到官方不能去的未建交西方国家，至少还可以接触一下其他方面的人，多交朋友。所以当时中国除了替苏联搞外交以外，还有一个自己走出去、打破孤立、多交朋友的作用。就像我们的NGO一样，严格说起来，有很多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所以外国人叫它“GONGOS”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s)，是官办的民间组织。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真正的人民之间各阶层的来往多起来，比如说民间贸易就不是为官方的政策做宣传，还有各方面比如学术交流等也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民间外交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总觉得“外交”的说法好像都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所以最好不叫外交。说到我过去做什么工作，我总说是做国际活动的工作，我不太说我做过外交工作，因为外交好像都是外交部在那做，我觉得我不是。这是一个想法。不过吴大使提倡的民间外交可能至少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配合政府间外交。这点，没有同他讨论过，不敢肯定。  

　　 需要警惕群众性干预外交  

　　 真正的人民之间的来往当然应该鼓励，同时关心国际关系的人群也大大增加，这是好事。但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具体到某一事件的谈判，是很严肃、细致的事，不参与其事的不可能掌握全面情况以及交涉过程中那些微妙的细节，不是人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对待“民间外交”这个词。特别是互联网发达以后，谁都可以对外交发表自己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其实所根据的是听到的只言片语，或来自媒体的片面宣传。所以加强民间来往不等于群众办外交。群众容易受各种情绪影响，而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形成的舆论压力可能是有害的。  

　　 对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民间喊打很轻易，外交官特别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因为外交本身的天职就是要和平解决问题的，要不然就打仗，那就不需要外交了。凡是有利益的冲突，外交就是要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近年来，有一种不太健康的趋势，就是媒体表达的群众性的、情绪化的喧嚣，会给外国一种错误的信息，也分不清你是否代表国家的政策，因为我们的媒体在人家看来都是官方媒体，媒体发出来的声音应该是代表国家政策，所以讲到民间外交的时候需要警惕这种群众性干预外交。  

　　 我记得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经针对当时很多对外交很激进的群众运动，说过这样一段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群众运动中喊的口号)，作为个人是可以的，你自己可以愿意为一个理想而牺牲，但是作为国家是不能“玉碎”的。国家要是玉碎，就完了，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全完了，所以国家必须要考虑到知己知彼，这就是吴建民大使常常说的，从力量上要知己知彼，要审时度势。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致，群众一呐喊，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主战的就是英雄，凡是主和的就是汉奸或者是卖国贼，这是非常有害的一种情绪。我注意到最近几年来，吴建民先生在接受各种采访和讲话中，用他的语言强调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  

　　 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英雄气概  

　　 在某种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我曾1998年写过一篇文章谈《拉宾之死》，表述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总理拉宾因为与巴勒斯坦和谈，被自己国家的极端分子刺杀了。另一方面，几年以前埃及的总理萨达特也是被自己国家的极端分子所暗杀的，他们都是在与对方达成了和平的协议以后，回来遭到这样的悲剧。所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现在冲突不已，双方几代人多少无辜生命，包括儿童，为之牺牲。好不容易有英明政治家出来达成了和平协议，如果付诸实施，是为民族千秋万代立大功，但是为极端分子所不容。要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必须都要各退一步、有所妥协、有所让步，如果永远不能让步、永远不能妥协的话，你就只有打仗了。所以今天我想到吴建民先生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感到这方面很重要。  

　　 我除了早期见过，几十年后再偶然遇到吴先生时，他已经是高级职业外交官，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是每次都有一些交谈，因为他是职业外交官中说话不打官腔的。见到一些采访和公开发表的讲话，感到他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还有勇气公开讲出来，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  

　　 攻击吴建民的口号蛊惑一知半解的人们  

　　 越到后来，吴先生一再呼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个我很同意，也有许多文章论述过，不再多说。我还想说一点，我现在感到“民族主义”这个词用在当下的情况已经不太确切，因为即使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在主观上为了维护本民族利益，只是以本民族利益至上，无视他国利益，从而一味排外，制造冲突，这个我们固然应该反对，但至少那种民族主义还是真诚的。但是现在我国打着爱国旗号，诋毁不同意见的中国同胞的那些人实际上连这点真诚地为民族利益着想都没有，就是非常虚伪、不负责任地喊口号、打击异己，真正需要为民族做出贡献的时候，这种人是一点自私的利益也不肯牺牲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国外跑了。在吴大使去世后，我已经看到网上有一些这种攻击他的网络言论，现在“汉奸”已经成为一种国骂，根本不值一顾。不过有些口号危害不小，还是能蛊惑一些无知的、或一知半解的人，甚至在某种时候形成虚假的舆论压力，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无论如何，吴建民先生的去世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有他这样的看法的人在学界还是不少的，但是他作为高级外交官，现在还有这样的地位，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影响还是同一个普通学者不一样的。他的分量来自他的修养，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  

　　 称职的外交官应代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风度  

　　 另外，有人提到吴大使风度儒雅，这也很重要。一个称职的外交官的言谈举止应该代表本国的文化修养。吴曾说每一个到外面的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代表国家的形象，我倒觉得不能这样要求，也希望外国人不必以为每个中国人都能代表中国。但是外交官的举止必定代表国家形象。有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有的外交官，人挺聪明，对外面情况也不是不了解，但是对外讲话好像不是对外国人说的，而是心目中说给国内有关人士听的，所以说得越硬越好，越冲越好，他不考虑在国外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让外国人更好了解中国，而是想着怎么向国内交代。这名外国人是个中国通，说得入木三分。我国的惯例，软了要挨批，过硬是不会挨批的，现在还加上群众反应，这种倾向使得我们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本来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国家，春秋战国的时候办外交，有什么主张，甚至领土争端问题，他先赋诗一首，你自己去体会弦外之音，这是礼仪之邦的传统。一直到后来包括周恩来总理时期，非常注重这个问题，强调外交总是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当时中国是非常孤立，面对很多人反对、对中国诸多责难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不是要强调那个“异”，而是要“求”那个“同”。现在世界形势和我们的处境已经大不相同，可以“求同”的范围广多了，但现在有人好像专门挑“异”，突出“异”，表现自己非常之英雄。  

　　 阴谋论是非常有害的  

　　 我还注意到吴先生在一次答记者问的时候特别反对“阴谋论”。我也很赞同。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我看到最近网上转一个帖子，让大家不吃转基因食物。对转基因食物本身的看法，这里姑且不论，但是这个帖子里面说转基因食物是美国的大阴谋，把这些食物出口到中国目的是灭绝中国的人种。这样荒唐的东西居然转得很多，而且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相信，所以阴谋论大行其道起误导作用，对别国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从长远讲，对我们民族的智商、情商都有负面影响。  

　　 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来讨论问题，不管民间也好官方也好，这才是正经的国际间的交往，只能这样。何况现在杀人武器发达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一切都互联网化，中国14亿人口卷入一场大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轻易地喊打，这是很危险的。我就先讲这些。我对吴建民先生的去世表示非常非常地惋惜。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 “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 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 “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 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 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 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 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 “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云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  

　　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 “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  

　　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30年、后30年—— 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30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制度与文化 

　　我这个题目是制度和文化，听了一天会议以后，我想先讲我听了会议以后，我忍不住要发表的几个观点，有一些可能不太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午几位先生讲的几点，我还想稍微讲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问题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你对现在的现实的认定是什么，评估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  

　　首先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人讲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呼声过于强大，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前提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自由主义实际上首先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的理解，最基本的，譬如说那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提出还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像这种自由我认为基本的自由，这个是不是过于强大了，为这些呼吁的呼声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说还受到压制，大家早上提到了李慎之先生被认为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有很多的传统思想。有了这些呼声以后，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制，很难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太强大了，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他去世以后，追悼会都差不多开不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了，我觉得说不过去，这个是第一个认定。  

　　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进行全盘的，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是不是有人要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都要把西方的制度马上全盘都在中国实现，实现一种将要引起地震的改革？这个主张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在我的阅读面所及，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我觉得大家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很少有人主张再来一次，大家都是非常警惕我们中国的那种循环，就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我们要力图避免，不管是哪一派的知识分子，都在力图避免这样的状况，主张渐进的改革，才要呼吁放宽言论，新闻自由，呼吁新闻立法，法制，今天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这些都不要了，你天天革命就完了。说到引起地震的改革，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了郎咸平的主张什么的，我不是搞经济的，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其中又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是郎咸平也好，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东西，就是好像现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是跟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比起来的，只要回到国有，这个不公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假设的前提也是正好完全相反的。所有的不公是被认为代表国家的不知道什么人掌握这个财产权，掌握支配权引起来的，谁代表国家来掌握这些财产，所谓公有，代表全社会，我们哪一个人有发言权说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赔了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想涨价了，对自己的职工福利待遇有多高，我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怎么叫国有或者是公有？所以我觉得把前提都颠倒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  

　　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这个倒不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有一些我看到的都是在主张改革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文章，特别反对文化决定论，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虚的东西，讲文化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个总的说起来，西方的制度，所有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都是西方的制度，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也讲到的宪政，宪法，观念，或者是民本主义，古已有之，用不着改革，回到孟子的君轻民贵就行了。整套的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一套东西，根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好像西医和中医一样，中医的所谓肾，肾虚，阴虚阳虚，跟西医的肺，五脏六腑根本配不上套，所以我们沿着自己的走下去。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我现在比较着重谈一下，首先我是反对决定论，我觉得哪一个决定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制度和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讲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就是指的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说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西餐，着装，书画这些东西。这些会永远保留下去的，唱歌跳舞，当然也有融合，但是这个不重要，不影响社会整个的发展，我讲的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是非常影响制度的改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制度是靠人来建设的，也是靠人来实现的。假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先知也好，皇帝也好，订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靠谁来执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央政策很好，但是一到底下去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大群人来执行这个政策，就由他的思想来执行，制度靠人来执行，靠人建立，但是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想，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时期，毛泽东被神话，他自己要神话自己是不太容易的，他必须很多人顶礼膜拜，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话，就不会顶礼膜拜，成为这样一个信仰，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期也顶礼膜拜，这就代表了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中国说起来有三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来看，中国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官，有一个好皇帝为他们做主，这是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传统的想法，在西方的这些思想之前，在被打开国门之前，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头很少有依法维权的观念，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父母官，包青天，或者一个好皇帝来为他作主。中国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明君，做帝王师，一般中国的士大夫，他寄托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自己独树一帜，来独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来。中国的皇帝就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三个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的社会格局，这个东西如果不遇到强大的冲击的话，是很难突破的，这个强大的冲击就来自十九世纪中叶，不期而遇碰到了西方的冲击，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奴隶的，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为演变的可能性注入了一个因素，可以使得这个文化在里面开始变了，就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是全能的先知，就是先得到，先觉悟的，看到了一些，然后提出了呐喊，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看到了一个制度好的问题，再进一步，今天上午秦教授讲到郭嵩焘这些人，下一步到了五四这一时代，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已经共和了，结果发现真正把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推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个顽强的抵抗来自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巴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呐喊，或者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现在你站得很远来看，你觉得是过激了，或者是后来引起了不良后果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你站在像鲁迅的，巴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然后看到本国的社会如此之黑暗，首先对象是家族，不要小看这个家族，因为我小时候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民主的，新式的家庭，我的远亲在家族的旧礼教破坏里面牺牲了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女性，《家》《春》《秋》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是反映了千千万万要求自己男女的需要，不能小看这一点，像我这一代人体会比较多，我父母那一代赶上了五四运动的冲击，才有了婚姻自由的要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少数，非常新的情况，有职业的妇女这一类的都是当时非常新的，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法律早就有了，而且中国的女校还是比较早的，北大很早就接受女生，但是在整个社会你不改造这个文化，都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们提到思想改造，都会想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改造，向相反方向的改造，不是改造你个性解放，这是方向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强迫的。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不能很侥幸地说，你能够教育什么人，既然我们多接触了那么多外来的思想，就像富人先发财了一样，就有理由回报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责任回过头来对使得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无形中对文化有所改造，100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尽管不完善，还有缺陷，但是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种学说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我当时记得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看到报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一般老百姓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呢，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把我们改造妨碍制度改革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把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时间不够了，我暂时先讲到这。  

　　冯兴元：非常感谢资中筠女士非常精彩的发言，也批评了上午陈明他们的一些观念。接下去就是讨论。  

　　提问：资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改革，贺卫方老师也说了，实际上对传统文化是很大的否定的，是不是西方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彼岸呢？我们讲美国总统的时候，总是讲克林顿，奥巴马的胜利。我们谈到美国文化胜利的时候，往往讲它的经济繁荣，比如说英国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基础上，美国把所有的第三世界作为他的工人和工厂才有经济的繁荣，到底是经济胜利，还是民主自由制度上的胜利呢？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资中筠：首先我们中国当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我是说这样的意思。首先我没有主张照搬西方所有的制度，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刚才讲的四大自由，人民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想建立金融帝国，也建立不了了，没有机会。英国是完全建立在殖民基础上才发展起来，这也不对，它先有了制度改革，有了大宪章，然后才有伊丽莎白女王，她是比较尊重宪政，维持国内和平，才有力量到海外扩张，美国的扩张是比较后的，没扩张之前，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在二十世纪以前，他经历了很多制度的改革，他们建立了宪法，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改革，它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允许他的制度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是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它有强大的舆论监督，而且是不受约束的，造成了它二十世纪早期的繁荣。当然它也有很多问题，我也提出过美国是对内型民主，对外型霸权，在国际政治里面他的行为一点也不民主。国际政治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力量，所以它还是强权政治的表现，现在也不是跟最初的强权政治一样了，有少量的制约力量，就是经济的互相依赖，并不妨碍它对内实行民主，这些西方国家对他自己的老百姓比对外国老百姓好，跟我们正好相反。  

　　提问：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文化作品中提到新人，始终关注一个问题，鲁迅提出来的立人问题。新民和立人的办法是什么？是启蒙吗？如果是启蒙的话，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讲启蒙，被启蒙的那些对象，比如说现在的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阶层，他们是不是有强烈的被启蒙的需求呢？现在的文化价值已经多元化了，很可能咱们已经要启蒙的对象，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虽然说咱们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但是对他的观念的固执，怎么解决？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启蒙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愚昧无知里面取得自由，启蒙的英文意思就是光线，他们认为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是一个黑暗社会，让理性之光照进来就是启蒙，不用讳言，当然是应该通过教育加以启蒙。  

　　提问：刚才我没有好好听课，但是我对于您刚才所说的制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话题是制度与文化，您的总结性的观点，对于制度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您能再说一遍吗？  

　　资中筠：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  

　　由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已于2008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召开。这是资中筠先生在会上的发言  

    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今年82岁的资中筠，是香港书展上最年长的一位讲者，也是发言最犀利、大胆的一位。她来自北京。  

　　资中筠于1996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就公共事务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选集五本：《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社会反响巨大。  

　　“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对她如是评价。  

　　在香港书展上，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根据内地版自选集编选的新书《思想不能用钱买》面世，资中筠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她对今日中国现实的失望。她这样写道：我们这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民族振兴，但在一片“崛起”声中，却感到离当初向往的道路似乎渐行渐远。  

　　同样的失望，在内地版的自选集中也传递给读者。她将现时的心情与1980年代相比，尽管当时仍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却是乐观而有信心，但如今，心情“沉重”。  

　　在7月18日的主题演讲“人性·文化·制度”中，这位国际问题与美国研究专家对中国当下的腐败及制度问题表达看法：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必然腐败，以德治国不再适用于现代中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她亦直言：“中国宣传软实力，只要发生几宗‘被自杀’事件，在国外开多少间孔子学院，都救不了中国的面子！”  

　　在100分钟的演讲中，资中筠多次提到“启蒙”对今日中国的重要。她所认为的“启蒙”，是要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人已经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最让她感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教育。“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在资中筠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  

　　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资中筠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想讲的  

　　记者：最近几年，您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出版自选集后更是引起很大反响，有人称您是公共知识分子。  

　　资中筠：我不喜欢这顶帽子，一直以来我就在发表我想发表的意见，只是最近突然受到了多一些的关注，我也觉得奇怪。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也许这样说，有点把自己说得太好，但是我确实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不想自己有一种怎样的身份，什么这个派或者那个派的，我不属于哪个派，我就是想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记者：在您的自选集自序中，说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是现实越来越令人失望吗？  

　　资中筠：我是这个意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们对于改革开放期待很高，比较乐观，以为会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如人意，并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沉重。这是事实。那么，失望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说，我想发表什么意见了，憋不住了，就会出来说话。如果谁受了我的话的影响，绝对是好影响，不是坏影响。我相信我发表的意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记者：有人听了您昨天的演讲，觉得您在香港讲话，比较放得开，是因为香港的言论环境比较自由？  

　　资中筠：并不是因为我在香港，说话就放得开了，这些话在很多场合，在很多内地的大学，我都讲了。昨天在演讲上，观众问的问题不是太尖锐，我以前的演讲还要尖锐得多。现在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我想讲的话。  

　　打破教育僵局，应允许私人办学  

　　记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请100位作家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也有人说该讲话对今时今日的中国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您怎样看？  

　　资中筠：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出来后，多少文人受到迫害，今天要断章取义地来纪念这次讲话，说艺术该为人民服务，这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一个很狭隘的政治服务，其本身就是一种倒退。我不想去评论那些接受抄写邀请的作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太熟悉的，但就我知道的，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块钱和一封信后选择了拒绝，这就说明不是不可以拒绝，所以我认为，他们抄讲话，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诱，因为这些作家也不会在乎这一千块钱，只能说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关注，也说过内地的教育是摧毁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不改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走？  

　　资中筠：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为什么好多家长、好多学生都会选择香港的大学，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教育至少还比较正常。中国内地的大学被课题制摧毁了。这样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少数教员在坚守理念，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制度逼着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譬如教育部来评什么211、985工程，你要进不去，对学校的经费、地位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种不正常的手段往里钻。你说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  

　　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  

　　记者：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您对香港在中国的角色有什么期许？  

　　资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别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确该警惕，因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难的，要腐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不仅是香港，很多跨国公司都觉得很麻烦，因为美国是有《海外反腐败法》的，它要坚持《海外反腐败法》的话，在中国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每年都要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香港人自觉维护金融的法治和廉政，这是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是用好的来影响坏的，还是被坏的所影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大常来香港，但我希望香港能够把原来好的东西坚持下去。  

　　记者：中国社会除了腐败问题，也会有一个阶层固化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据最好的资源，上升渠道的阻塞，会让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信心。  

　　资中筠：你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确实是现在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力比较强、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流动性比较强的社会，假如要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永远就属于哪个阶层，年轻人认为没办法通过努力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社会的不幸。  

　　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完全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并不是说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就永远没有出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的空间还是有的。年轻人不能以此为借口，觉得一切都是白搭，用不着努力，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又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中国一定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我这个题目是制度和文化，听了一天会议以后，我想先讲我听了会议以后，我忍不住要发表的几个观点，有一些可能不太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午几位先生讲的几点，我还想稍微讲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问题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你对现在的现实的认定是什么，评估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  

　　首先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人讲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呼声过于强大，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前提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自由主义实际上首先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的理解，最基本的，譬如说那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提出还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像这种自由我认为基本的自由，这个是不是过于强大了，为这些呼吁的呼声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说还受到压制，大家早上提到了李慎之先生被认为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有很多的传统思想。有了这些呼声以后，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制，很难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太强大了，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他去世以后，追悼会都差不多开不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了，我觉得说不过去，这个是第一个认定。  

　　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进行全盘的，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是不是有人要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都要把西方的制度马上全盘都在中国实现，实现一种将要引起地震的改革？这个主张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在我的阅读面所及，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我觉得大家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很少有人主张再来一次，大家都是非常警惕我们中国的那种循环，就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我们要力图避免，不管是哪一派的知识分子，都在力图避免这样的状况，主张渐进的改革，才要呼吁放宽言论，新闻自由，呼吁新闻立法，法制，今天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这些都不要了，你天天革命就完了。说到引起地震的改革，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了郎咸平的主张什么的，我不是搞经济的，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其中又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是郎咸平也好，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东西，就是好像现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是跟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比起来的，只要回到国有，这个不公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假设的前提也是正好完全相反的。所有的不公是被认为代表国家的不知道什么人掌握这个财产权，掌握支配权引起来的，谁代表国家来掌握这些财产，所谓公有，代表全社会，我们哪一个人有发言权说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赔了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想涨价了，对自己的职工福利待遇有多高，我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怎么叫国有或者是公有？所以我觉得把前提都颠倒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  

　　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这个倒不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有一些我看到的都是在主张改革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文章，特别反对文化决定论，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虚的东西，讲文化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个总的说起来，西方的制度，所有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都是西方的制度，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也讲到的宪政，宪法，观念，或者是民本主义，古已有之，用不着改革，回到孟子的君轻民贵就行了。整套的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一套东西，根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好像西医和中医一样，中医的所谓肾，肾虚，阴虚阳虚，跟西医的肺，五脏六腑根本配不上套，所以我们沿着自己的走下去。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我现在比较着重谈一下，首先我是反对决定论，我觉得哪一个决定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制度和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讲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就是指的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说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西餐，着装，书画这些东西。这些会永远保留下去的，唱歌跳舞，当然也有融合，但是这个不重要，不影响社会整个的发展，我讲的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是非常影响制度的改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制度是靠人来建设的，也是靠人来实现的。假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先知也好，皇帝也好，订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靠谁来执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央政策很好，但是一到底下去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大群人来执行这个政策，就由他的思想来执行，制度靠人来执行，靠人建立，但是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想，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时期，毛泽东被神话，他自己要神话自己是不太容易的，他必须很多人顶礼膜拜，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话，就不会顶礼膜拜，成为这样一个信仰，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期也顶礼膜拜，这就代表了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中国说起来有三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来看，中国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官，有一个好皇帝为他们做主，这是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传统的想法，在西方的这些思想之前，在被打开国门之前，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头很少有依法维权的观念，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父母官，包青天，或者一个好皇帝来为他作主。中国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明君，做帝王师，一般中国的士大夫，他寄托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自己独树一帜，来独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来。中国的皇帝就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三个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的社会格局，这个东西如果不遇到强大的冲击的话，是很难突破的，这个强大的冲击就来自十九世纪中叶，不期而遇碰到了西方的冲击，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奴隶的，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为演变的可能性注入了一个因素，可以使得这个文化在里面开始变了，就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是全能的先知，就是先得到，先觉悟的，看到了一些，然后提出了呐喊，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看到了一个制度好的问题，再进一步，今天上午秦教授讲到郭嵩焘这些人，下一步到了五四这一时代，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已经共和了，结果发现真正把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推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个顽强的抵抗来自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巴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呐喊，或者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现在你站得很远来看，你觉得是过激了，或者是后来引起了不良后果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你站在像鲁迅的，巴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然后看到本国的社会如此之黑暗，首先对象是家族，不要小看这个家族，因为我小时候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民主的，新式的家庭，我的远亲在家族的旧礼教破坏里面牺牲了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女性，《家》《春》《秋》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是反映了千千万万要求自己男女的需要，不能小看这一点，像我这一代人体会比较多，我父母那一代赶上了五四运动的冲击，才有了婚姻自由的要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少数，非常新的情况，有职业的妇女这一类的都是当时非常新的，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法律早就有了，而且中国的女校还是比较早的，北大很早就接受女生，但是在整个社会你不改造这个文化，都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们提到思想改造，都会想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改造，向相反方向的改造，不是改造你个性解放，这是方向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强迫的。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不能很侥幸地说，你能够教育什么人，既然我们多接触了那么多外来的思想，就像富人先发财了一样，就有理由回报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责任回过头来对使得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无形中对文化有所改造，100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尽管不完善，还有缺陷，但是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种学说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我当时记得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看到报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一般老百姓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呢，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把我们改造妨碍制度改革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把 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时间不够了，我暂时先讲到这。  

　　冯兴元：非常感谢资中筠女士非常精彩的发言，也批评了上午陈明他们的一些观念。接下去就是讨论。  

　　提问：资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改革，贺卫方老师也说了，实际上对传统文化是很大的否定的，是不是西方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彼岸呢？我们讲美国总统的时候，总是讲克林顿，奥巴马的胜利。我们谈到美国文化胜利的时候，往往讲它的经济繁荣，比如说英国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基础上，美国把所有的第三世界作为他的工人和工厂才有经济的繁荣，到底是经济胜利，还是民主自由制度上的胜利呢？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资中筠：首先我们中国当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我是说这样的意思。首先我没有主张照搬西方所有的制度，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刚才讲的四大自由，人民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想建立金融帝国，也建立不了了，没有机会。英国是完全建立在殖民基础上才发展起来，这也不对，它先有了制度改革，有了大宪章，然后才有伊丽莎白女王，她是比较尊重宪政，维持国内和平，才有力量到海外扩张，美国的扩张是比较后的，没扩张之前，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在二十世纪以前，他经历了很多制度的改革，他们建立了宪法，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改革，它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允许他的制度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是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它有强大的舆论监督，而且是不受约束的，造成了它二十世纪早期的繁荣。当然它也有很多问题，我也提出过美国是对内型民主，对外型霸权，在国际政治里面他的行为一点也不民主。国际政治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力量，所以它还是强权政治的表现，现在也不是跟最初的强权政治一样了，有少量的制约力量，就是经济的互相依赖，并不妨碍它对内实行民主，这些西方国家对他自己的老百姓比对外国老百姓好，跟我们正好相反。  

　　提问：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文化作品中提到新人，始终关注一个问题，鲁迅提出来的立人问题。新民和立人的办法是什么？是启蒙吗？如果是启蒙的话，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讲启蒙，被启蒙的那些对象，比如说现在的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阶层，他们是不是有强烈的被启蒙的需求呢？现在的文化价值已经多元化了，很可能咱们已经要启蒙的对象，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虽然说咱们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但是对他的观念的固执，怎么解决？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启蒙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愚昧无知里面取得自由，启蒙的英文意思就是光线，他们认为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是一个黑暗社会，让理性之光照进来就是启蒙，不用讳言，当然是应该通过教育加以启蒙。  

　　提问：刚才我没有好好听课，但是我对于您刚才所说的制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话题是制度与文化，您的总结性的观点，对于制度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您能再说一遍吗？  

　　资中筠：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  

　　*由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已于2008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召开。这是资中筠先生在会上的发言。  

    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与现在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和现在。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士”如果有官职就称为“士大夫”，在西语中好像没有完全相对的词，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一律称之为知识分子。我大体上讲几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那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兴起的黄金时期，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创造了极为丰富和高水平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至今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文明”，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的。  

　　那时的“士”有独立的身份和充分的思想自由。那是最早的社会转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改善人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论，到各个诸侯国去游说那里的君主，如果不采纳，就到别国去，很自由。  

　　中国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诸子百家，像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等等。现在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常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诸子百家。所以那个时期应该是中国思想上、哲学上、文化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几千年前的那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到今天来看还是非常深刻，而且各家所阐释的道理都是有其特点的。中华民族是早熟、早慧的，那个时候差不多相当于古希腊的那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开始的时候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后来道路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对于“士”——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孟子给“士”给出的特点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他先是说必须让老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才能有“恒心”，但是只有“士”是可以没有产业也有恒心的。也就是“士”是应该有自己一定的原则主张，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或权势，有独立的人格。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现在的西方民主社会，国会讨论问题时，每一个国会议员的主张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这个人主张加税，那个人主张减税，都代表着他后面的选民的利益。可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意见，想到的是一个更加长远的哲理，或者是对整个社会的退步还是进步，改善还是恶化有没有影响，而不是他自己可能加薪还是减薪这样一个问题。  

　　而在那个时代中，孔子周游列国，他要说服那个地方的君主采纳他的意见，而不是去迎合那个君主的意见。人家不听他的，他就到别处去，想办法说服别的国家的统治者。谁都不听他的，他就准备乘船到海上去漂流，绝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是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到孟子那就更加厉害，都是跟国王辩论的，国王小心翼翼，对他非常尊重。这是当时的“士”，是有骨气的，有完整的独立人格的，思想是自由的，是真的自己这么想，而且要说服别人。孟子说，假如我自己觉得有道理的话我可以跟一千个人辩论，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这就是这个阶段留下的优秀的传统。每一家的主张不一定后来都非常有用、有效，各自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不足之处。但是这种精神，用中国话来说，是有担当，有责任感，有勇气的，后来这种精神被一点一点摧残掉了。  

　　秦至鸦片战争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就开始实行思想专制。因为当时秦在文化上没有其他中原国家发达，他用武力打败了各国，那些贵族都不完全臣服，至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要反抗，所以他必须实行思想和言论的专制。首先要镇压的就是读书人，不能用辩论的手段，因为辩不过人家，就把人家埋了，书烧了，这种办法一直流传到后世。不过秦朝统治很短，还来不及统一思想又乱了。汉朝经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一家，从此开启了两千年的思想专制制度。读书人的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  

　　这里要澄清几点一般人容易有的误解：  

　　第一，把儒家作为唯一的“官学”，与发扬和深入研究真正的儒学是两回事。对于历代帝王来说，“尊孔”只是把孔子作为一种符号，断章取义地利用，很少有皇帝真正完全按孔夫子的教导治理国家，实际上他们也做不到。  

　　所以为什么后来人们要革新的时候，要搞解放思想的时候，都要批判孔学，其实并不是经过研究，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体系，而是反对以“孔圣人”作为一种统治的符号来压制别的思想。后来尊孔已经就变成了统治者的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哲学思想了。跳到当代来说的话，马克思主义也曾经被作为这样一种工具。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一些自称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者实际上并没有去全面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真正主张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来统治和压制一切和他不一致的思想。  

　　第二，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化还是开放比封闭的时候多，并不是完全由儒学一统天下。例如到东汉末年佛教就传入了，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士大夫不少相信老、庄道学，唐朝好几个皇帝都给佛教以比较高的地位。那时的“西方”包括新疆、印度、中亚，汉族的文化同他们的文化都有互相吸收和融合。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繁荣的时期都是比较宽松和开放的时期，而比较僵化、萎缩的时期都是封闭的时期。在统治者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比较封闭，或者他特别自大狂的时候，觉得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也比较封闭，奋发有为的君主比较理智，比较清醒，他就能开放。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杂交的，都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比如说胡琴是中国的乐器，实际上是从少数民族传来的，是从西域传来的，有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所以总的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传下来，跟开放、包容是有关系的，应该说作为中国特色的话应该是开放的和包容的，而不是封闭的。所以现在忽然又大大强调“中国特色”，要抵制西方所谓文化侵略，这恰好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的。这既不符合中国传统，又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无效的，不可能抵制得住。  

　　第三，至少到宋朝，文化专制还不太严酷，读书人还有一定的地位，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空间。后来统治者发明了所谓“文字狱”，读书人因为写文章、写诗，不知哪里冒犯了上面，就可以抓起来，投入监狱，甚至处死、株连家族。这种做法到清朝乾隆时期最厉害，有了一个思想的禁锢和封闭的时期。这是中国特有的，我想不出来在外文里头有什么对应的词。  

　　19世纪中叶至1949年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欧洲国家用炮舰打开大门，开启了另一个新时期。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新思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这一探索持续了100多年。  

　　源于欧洲的各种思潮都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回响，引起震荡，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那个时候的百家不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思想，而是各种各样外来的思想引进了中国，各种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都有相信的人，他们都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当时的中国政治比较动荡，实际上是军阀混战时期，军阀是很专制的，但是他们来不及对思想文化专制，他们都是武人，对文化兴趣不大，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空间。  

　　在与西方(现在指的主要是欧美)的关系上，中国人有一种矛盾心理：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和优越，不仅是在物质方面，还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满争议的“启蒙”过程。最后到五四一代人，取得共识，要引进“民主”和“科学”。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以后重新定了一种思想为“官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对全民的思想进行整顿，逐步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前面所说的“尊孔”一样，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符号和工具，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已经关系不大。而且与皇朝时代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大学者，而在政治领袖。到“文化大革命”达到空前高潮，真理由一个人垄断，一切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和精神文明都遭到全面的破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被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了“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人们的思想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  

　　可惜这种探索又遇到各种挫折，压力来自旧体制的禁锢加上新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在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中兴起了拜金主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的健康繁荣起到消极作用。与前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国已经很强大，优于西方，不需要引进、学习。当前强调“中国特色”，向传统回归的潮流与此有关。  

　　不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文化思想类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还有网络在中国起到了冲破禁锢、传播信息和活跃思想的特殊作用。  

　　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处  

　　1)由于长期在专制体制下，思想表达受到禁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风格比较曲折、婉转，心情复杂，常有出世(逃避现实)的想法，这是维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一条出路。所以许多美好的古典文学作品、诗词等等往往是在或被迫、或自愿远离政治中心的时候创作的。这种复杂的心情是西方知识分子不大容易理解的。  

　　2)在科举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为朝廷服务。所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是为“帝王师”，给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独立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政治无关。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因为中国常受帝国主义落后、贫弱，受列强欺压，所以思想的探索总是与“救国”紧密结合，包括研究科学也不例外：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容易超越现实，完全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研究暂时看不到实际效用的学问，这也是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方今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文化、教育、学术更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对于超越国家的、从全人类角度考虑问题，或者纯粹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的课题更少有人发生兴趣。所以这个时代仍然难以产生无论在哲学或科学领域独创一格的思想家，当然更谈不到本论坛的主题：“大师”。 

    中美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中美两国开始直接、正面打交道应从19 世纪末，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算起。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百年来中美关系的文化层面比之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并有规律可寻，值得作一番探讨。?  

　　一、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  

　　( 一) 美国方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 ）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概括美国进入20 世纪时有三种传统思想对它的外交 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简述，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 害怕革命〔1 〕。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在20 世纪的演变相对应也很能说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美国与中国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这几条线为纲进行探讨，不过对它的阐述和发挥是作者本人的。?  

　　1 大国意识，也可直接称之为大国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意识。它植根于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中，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国的立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方式，它的大国意识也有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特点，并不单纯是由于它大而富强（事实上它立国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强）：首先，它一开始就与思想扩张相联系。以潘恩（ThomasPaine）为代表的为美国独立提供理论根据的一批思想家都是来自欧洲，同时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和加尔文教派思想。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这新大陆来付诸实现。对于大批劳动者来说，这里是垦荒、淘金、筚路蓝缕发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对于其思想精英来说，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由于这片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由于这些移民幸运的历史机遇，二者都进展得很顺利，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这样，“美国人”自其诞生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被挑选来在地上实现某种天定的使命的，这也正是加尔文教义的精髓。?其次，这种大国梦是循序渐进，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步推进的。从1776 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宣言开始到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在大陆的扩张，确立了本土48 州的统一联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 年正式成为第49 与第50 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对菲律宾外，主要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益与思想影响或交替或同步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与能力适时地配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费很大力气。第三，从美国独立到19 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它的确代表了当时最富朝气的先进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家都是承认的。于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环顾全球，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舍我其谁？原来的自命天之骄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进一步找到了现实的依据。?  

　　2 ?种族等级观念。笼统地说，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在美国，这还不够，而是盎格鲁- 撒克逊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为等级。早期的自由战士们，尽管倡导天赋人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种族应享有的人权却远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把黑人当做奴隶。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鲁- 撒克逊次一等，犹太人又次之，再下来就是黄种的亚洲人了。19 世纪70 、80 年代的排华运动（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经济原因，而更深层的还是种族歧视。在本国如此，同样的观念必然也渗透在对外关系中。这当然不是美国所特有，而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继承来的。约翰. 米勒(John S. Mill) 在1859 年出版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中对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作了精辟的阐述，不过他在绪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智能已经成熟，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样理由，“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进而明确说：“对待野蛮人，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2 〕。欧洲列强掠夺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种族的优劣为依据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强调思想影响，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种是因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 世纪末，日本向西方学习最有成绩，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中国则是“可教育好的”民族。?这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当然有所变化，但是仍时隐时显地存在。迟至二战后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设想过建立以“英语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为核心的保卫和平的体制。直到今天，美国尽管以多种族、多元化自诩，但还有所谓“WASP ( 白种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徒) ”为美国人的中坚之说，他们仍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在观念上，现在犹太人和其他欧洲裔人已汇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他民族情况就比较复杂。?  

　　3 ?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们常有疑惑，美国既然是以独立战争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那么为什么对于别国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总是采取保守的态度呢？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法国革命。中国的历史学界习惯于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并提为“资产阶级革命”。诚然，就其启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处，但是革命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可以说是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的，与英国之争主要是贸易、税收之争。新大陆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摆脱母国所加予的经济负担，放手发展自己的家业。当时在本土尚无明显的阶级分野。而法国革命已有“第三等级”，包括“无套裤汉”参加，在反对王朝专政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平等的要求。所以尽管思想体系相同，而且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得到过法国人的大力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对法国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表示支持后，随即被那急风骤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头暴力吓住了，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程度。（这里只谈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涉及诸如对英、法两国外交的考虑，以及麦迪逊和杰佛逊之间的差异等等。)19 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处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国情的不同作过详细的对比。其中说：“法兰西的民主在前进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处障碍都被推翻，不能摧毁的则摇撼之……它不断行进在混乱和激烈斗争中”，而美国革命则好像是自然发生的，简单而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经过革命就实现了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没经过斗争、没经过艰苦的考验，通过默契，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美洲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和国”。  

　　〔3 〕到19 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几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到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美国形势却大不相同：上层的主要需要是巩固并发展现有秩序；对于下层人民，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明显，但是有“新边疆”可以不断开拓，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大。假如说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常感到有沦为无产者的危险，那么美国的无产者却还有上升为有产者的希望，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美洲没有成长的土壤。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特别是经过90 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尖锐化，主导社会的精英就更倾向于改良而害怕国外的革命影响到本国的稳定和秩序。特别是美国已开始有了海外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当别国发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到“动真格的”，特别是暴力革命时，美国就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了。?  

　　( 二) 中国方面?  

　　1、天朝大国思想。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但此也，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在这点上与美国异曲同工。但是这一大国意识遭受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其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质的是美国是在国力不断上升中实现其大国梦，而中国是在国力一落千丈中体验了大国梦的破灭，而且这破灭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这样惨痛。在几度挣扎和失败之后，到世纪之交，有思想的中国人已放弃了恢复旧日王朝的辉煌的梦想，而是从革旧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复杂的：怀旧与图变，自尊与自卑，承认贫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对西方的钦羡与抵制交织在一起。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中情况各异，因而出现了各种思潮派别。不过总的说来，在对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从那时以来，在与大国、强国打交道中，对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实际上包含着是否以大国待我，始终是中国人非常敏感的问题。?  

　　2、种族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 撒克逊在美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侧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与“红毛”外夷相遇，以为也不过如此，谁知碰了大钉子。在文化上也颠倒过来了，郭嵩焘到了欧洲，发现“巴比尔里安（babarian ）”一字“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而此时欧人“视中国亦犹（中国）三代盛时之夷狄也”〔4 〕，这个冲击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时间里，汉满之争曾一度突显，太平天国就是以排满为口号，孙中山初期也提出过“驱逐鞑虏”，好像中国就是让满人给搞糟了，不过很快觉悟过来，改为“五族共和”，“打倒列强”。总的说来，中国人反帝是与反白人至上、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以白人为主的列强冲击下一起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中间有时表现为自卑感，恨不生为白皮肤，甚至审美观念都受影响；有时又表现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对被歧视特别敏感。对其他有色人种则心情复杂，既同情，又傲视，生怕沦为同他们一样的殖民地和奴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觉悟（孙中山只提到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爱国歌曲中还要把“黄皮肤、黑眼睛”突出出来，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  

　　3、改革与革命的要求。与美国正好相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其特点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响；一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风骤雨的暴力斗争，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法国革命倒更加接近。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决定的：在外部，列强逼迫之甚，国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步就班地进行改革；在内部，社会矛盾之尖锐，保守势力之顽固，王朝统治之专制、昏庸，没有和平渐进的条件。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态。历届统治者的态度常常与此相反，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列强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由此而激发起的民众的改革要求威胁自己的统治。美国既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大思想文化影响，又要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进的革命运动，于是在行动上往往与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相矛盾。?  

　　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当中美两国进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时候，作用于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构成了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二、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  

　　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当然最早是从欧洲开始，不过美国人来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一个多世纪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国家之间更多思想的撞击，更多感情色彩，充满了相互的希望与失望。?  

　　在对美国的期望上，历届中国政府与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希望美国支持其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动；前者则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国牵制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本文主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外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 一）从20 世纪初到北伐成功?美国对华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还有难以归类的教育家、文化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等等。他们各自立场和目标当然不尽相同，但是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理想信念，都有意无意地致力于改变或改造中国，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当然是教会。到世纪之交，他们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1830 年稗治文（Eliiaj Bridgeman ）和雅稗礼（David Abeel ）开始，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又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此美国教会积极进入中国。单纯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转而以办教育为重点。以后又有退还庚款余额办学之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美国在华以各种形式办教育，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关于美国在华教育事业已有多种著述，此处不再详述。〔5 〕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发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但是还不足以与先来中国的列强对抗，从它们手中抢夺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原则上反对，实际上承认列强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要求不受歧视，这就是“利益均沾”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日俄战争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国并不能坚持，而是节节退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前面阐述的美国思想传统完全符合，而变化中的中国正好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中国方面，那是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但是美国的态度总是令民主派失望。在北伐以前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期，一方面，美国政府承认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种教会、基金会、民间组织在中国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发达，再加以日益增加的归国留学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由此进一步激发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觉悟，付诸行动，却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反对甚至镇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思想中实际利益与理想原则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意图与中国的客观现实的矛盾。  

　　兹举重大事件为例如下：?——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无可否认地受到美国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1901 年由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国民报》就曾全文译载美国《独立宣言》〔6 〕。孙中山1904 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写道：“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今译拉法叶特。——本文作者注）。”〔7 〕但是美国却持消极反对的态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湖广铁路反对美资的护路运动，冲犯美利益。美希望清政府镇压，只因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议和，实际是维持清王朝。清王朝覆灭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美国又选择后者。一则是美国不了解、不信任孙中山，在华美国人少有说孙好话的；二则美国需要能稳定局势的“强人”保住其在华利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15 年6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Dr. Frank J. Goodnow ）曾应袁之要求写过一份比较各国政体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的国情或许更适宜于君主立宪制，同时列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不一定具备这些条件。这份报告被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利用，在其宣言中说美国大政治学家古博士也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古德诺为此专门公开辟谣，指责“筹安会”断章取义，并全文发表了他的报告。应该说，据此认定美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内的报告中确实过高估计了拥护帝制复辟的势力，认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对他的运动成不了气候，广大人民对政府体制漠不关心，而各外国使领馆普遍的态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国利益的革命动乱，“中国若能恢复其传统政府形式，那更好”。〔8 〕在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时，因争取原应属于广州政府的关税余额与北洋政府发生争执，列强都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美国竟派军舰相威胁，使孙极为伤心。1923 年孙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大意说：我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本来盼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战斗，然而来到的却是一个美国舰队司令率领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9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和会。威尔逊总统当选之后，以他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一战以后他以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姿态出现。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原则在美国虽然没有通过，在中国却深得人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对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陈在1918 年12 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紧要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10 〕一周后陈又发表题为《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和要求》一文，进一步以威尔逊关于“国联”的14 条和主张各国平等的演说为依据，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东洋各国代表应联合起来争取通过“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议案，反对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并以美国的制度为榜样，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1 〕。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朝野，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之辱和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主权，以为美国本着它所公开倡导的原则一定会予以支持，于是对美国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这对中国当然是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幻灭。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中美国的立场是和镇压群众的列强保持一致，并派出对付中国群众的登陆部队，其舰只数和军队人数都居第一。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称中国学生被杀有理，国务院还予以发表，激起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强烈反响〔12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不但是作为外国侵犯了他国主权，而且在原则上违背它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可以用两个理由来解释：(1) 在实际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总是依前者而决策；(2)种族等级的思想——美国人民应享受的权利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多数美国教会学校的行政当局也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其中圣约翰大学卜舫济(Francis L. Pott)校长态度最强硬，以至发生了著名的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另外组建光华大学的事件。?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广大人民反帝高潮中产生的，美国的态度更加强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动力，并且使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有说服力。  

　　( 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1926 年的北伐运动是一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急风骤雨的革命风暴，在高潮中革命军对外国人有一些过激行动，引起恐惧，不过旋即得到纠正。美国先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考虑过派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后在看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尽量争取这场革命最少触动美国在华利益，设法在各派中寻找可以合作的“温和”派。此时，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决心以联美为主要外交政策。美国终于确定了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而把蒋介石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铁腕人物”，认为他既能统一中国，又能提供条件，使美国把推进在华思想影响和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在中国各种派别中犹豫不定，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后20 多年以支蒋为主线的政策。从思想层面上讲，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思路：在当时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蒋介石代表了温和的一派，可缓解美国对革命的疑虑；自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利坚思想的一部分，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当然与之合拍；中华民国的基本建国理论和宣称的原则是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加以蒋与宋氏联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国产生可以按美国面貌改造中国的希望。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因有“训政”期之说，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 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时还设想过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要对国民党进行“教练（Coach ）”〔13 〕。当然美蒋之间有矛盾、有斗争，美国支蒋的动机和程度也因形势而易。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原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有时给予一定的尊重或妥协。例如20 年代末国民政府实行的教育中国化政策，在华所有的美资学校，不论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改变；大约到1936 年左右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时，是美国对中国期望最高的时候。至今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可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的政策前期观望，广大舆论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并对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政府为了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除物质上的援助外，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取代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大力支持中国战后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正当要求；并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以及安理会常务理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日益不平等。美国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也日益不满，一方面支蒋打内战，一方面不断压蒋实行民主改革，蒋对此则一贯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这种关系延续到1949 年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从广义来说可以算到尼克松访华。蒋逃到台湾之后，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地，关系就更加不平等。这期间蒋顶住了美国压力，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离台湾，保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以反共需要为名没有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保守派更同情蒋，而自由派对蒋多所批评，实际倾向于台独势力。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有所改变。从总体而言，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支持蒋政府时间最长，最为一贯，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国仍把台湾的经济发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毕业”的典范，把现在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开其他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不谈，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的同情自然倾向于台湾方面，当前比在蒋家统治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的主流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在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蒋反共，这点毋庸赘言。不过历史地看，也不完全如此，有过几次转折，而且美国政府政策与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有时相符，有时相异。就广大的美国人而言，直到二战以前，对中国就知之甚少，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20 、30 年代有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知识分子、记者到过解放区，对中共产生好感。他们写了一些报道，并未受到广大美国公众的注意。其中著名的当属斯诺(Edgar Snow) 的《西行漫记》。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对美国人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在当时远不如其中译本对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美国人对中共有所注意，并影响到决策层面，还是从抗日战争开始〔14 〕。?  

　　( 一）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所不满意于蒋介石的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败无能；在这两点上中共提供了对立面。许多记者以及美军延安观察团到解放区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看到了新气象，他们的报道形成一种舆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该国共双方都给，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多有指责。有的进而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持这种意见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谢伟思(John Service) 等，记者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 等为其代表。谢伟思等人并持中共是“土改分子”之说〔15 〕。罗斯福本人虽然最终迁就了蒋介石，但他并不强烈反共，对待国内左派人士也比较开明，其政府成员中也有美共或亲共人士。这当然与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国这一大形势是分不开的，大批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对罗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派”能影响美国政策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有两点：在战时美援也给予中共的抗日部队；在二战结束后，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影响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使共产党合法参政。所以对马歇尔调停开始时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欢迎，到后期则反是。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急于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46 年1 月底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曾向马歇尔传达毛泽东如下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国家。”?周恩来接着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谣言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毛主席听到后，觉得很好笑。他说笑地说，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6 〕也许毛主席当时说这话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为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提到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没有依据来揣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说此话时认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没有像以后表现出那种强烈的反感。凡此种种，再加以中国革命明显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美国决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经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还是“共”的成分多。但是这只停留在内部研究，并没有表现在政策行动上，在实践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马歇尔调停后期开始，美国支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可以说，中共对美国彻底失望是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从那以后，中共的对外宣传中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给予否定和批判。?  

　　( 二）冷战中的思想对峙?美国则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对在政策上能影响新中国暂时放弃了希望，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未放弃。艾奇逊在《中国白皮书》卷首的呈总统函中还提到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再显身手”。这句话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了“拥护者”或“分子”字样，这就意味着艾奇逊心目中有一批具体的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毛选》中称之为“社会基础”。这使得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纷纷表态，强烈批判艾奇逊的说法。〔17 〕紧接着，或者就是以此为契机，在高等院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  

　　50 年代双方互为敌人，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松动余地。美国1950 年的NSC68 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战的纲领，把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作为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对外“宣传教育”是冷战的工具，为之制订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和操作内容，提出要“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以鼓励群众性的对苏联忠诚的叛变”，“在选定的有战略意义的卫星国中进行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以鼓动和鼓励动乱和造反”〔18 〕。还说“在苏联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培育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19 〕。美国这一名副其实的“思想颠覆”政策对东欧国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 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动等等。而中国的情况则别具特色。中共领导不一定具体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有“心理战”之说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形势适足以推动中共在思想领域的政策更向左转，增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1957 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出来。?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站在苏联的左边，指责苏联不再坚持马列主义，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终至认为苏联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1957 年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的变化，说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Evolutionary ）”，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还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20 〕这段话在中国被概括为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反复在宣传中出现，几乎家喻户晓。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公开全面批评苏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对内则强调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达到登峰造极。?对此，美国在60 年代的反应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解冻”以及否定斯大林的作法当然欢迎，并把中国看作更为僵化，更为危险。但是在民间，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由反越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发展出反对美国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潮，从而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发生兴趣并产生好感，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加以理想化。当然随着对中国情况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后来中国自己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向往幻灭了。但是从那时开始的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潮和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后来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关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70 至80 年代?尼克松决定打开与中国关系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自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确实在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苏易位，轮到苏联批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变化一片欢欣鼓舞，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还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方面，在备尝闭关锁国之害之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落后许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学习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又成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远流长，断绝了几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亲友、师生，以及几代留学生的桥梁等等，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影响确实迅速扩大。对待这一现象的态度，在中国人中产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经常以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之相对照；一部分老革命与传统思想较浓的知识分子则对此感到不适应，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思想影响。撇开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就思想领域而言，美国要影响中国的欲望、中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的钦羡，同中国官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侵蚀的疑虑和抵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89 年表现为意想不到的激烈冲突。?  

　　( 四）90 年代?1989 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之后，在思想层面上，中美关系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反共的里根总统在1984 年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采取对华较友好的态度的依据，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回大失所望，广大舆论反应空前激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发生180 度大转变。加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当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从那时起，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易位，中国在美国公众和传媒报道中总是“坏人”角色。美国的“人权外交”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以及西方舆论对中国又有变化，从认为或预期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到夸大中国国力的增长，并对中国的意图产生疑虑，于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强调淡化意识形态，就在1989 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仍多次表明国家关系不受政治制度异同的影响。但是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攻势下，对于美国在思想上企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看法重又燃起。这必然反映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与80 年代不同的是，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心态已大不相同。在知识精英中对美国的钦羡减少，批评意见增加。尽管许多人对本国情况并不满意，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往美国。一方面，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现；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与近年来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有关。中国人有一种不公平感，在观念上与美国人距离很大。形象地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是刚刚开始直起一点腰来，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实现，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经在担心中国长得太高了；中国人在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的同时，认为保卫主权仍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已在谈论“主权过时论”。尽管与前期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可能较多实际利益的追求而较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国家富强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中国人说来刚刚有希望实现但是离目标还远，而美国的舆论已经在谈论“中国威胁”以及如何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大多数中国人与政府认同。可能令美国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部分的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以在中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当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没有，也不可能就此事进行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调查。?  

　　纵观百年来的历史，美国外交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可能因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暂时淡化，但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声明中一贯包含在其国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权原则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主要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表现出来的是对不同的国家双重或多重标准，有时往往与极为专制的政权结好。在诸多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或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最大对立面，也就是说，在美国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也不可能放弃干涉别国事务。百年来，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中总是有一种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冲动，也就总免不了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摇摆。中国方面百年来尽管政权性质有极大变化，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影响的态度也有一贯之处：对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较为先进的社会组织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和强权政治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有时包括危害实际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及实际的经济建设中对美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视为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的舆论和干涉内政的种种举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时影响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上有许多外加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另外，这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总是出超而中国总是入超，或者说，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中美关系健康的发展有赖于明智地、恰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中日“必有一战、不妨一战”这类观点很危险 

　　4月18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与汉堡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论坛，每两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堡各举办一轮。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承办，主题为“德国在中国：思想与艺术”。 

　　在本届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资中筠，以法、德等国如何通过欧洲煤钢联营走向合作、和解为例，提出中日应该从中得到启示。资中筠特别提醒说，在法德和解以及“小欧洲”出现的过程中，不仅是战争加害方德国做出了努力，英国、法国这样的受害方也展现了极大的诚意。所以，资中筠对于目前中国国内不少民众想象甚至不惮于中日开战这样的思潮，感到担忧。“如果连‘再也不要打仗了’这样的共识和愿望都没有，连这个大前提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  

　　欧洲的思想输出影响了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欧洲文明在近代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资中筠认为，近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前沿思想都是从欧洲出现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包括法西斯主义也是从欧洲来的。 

　　近代欧洲对于世界有哪些贡献?资中筠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第一，民族国家自欧洲诞生。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第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欧洲一体化在观念层面也开始出现。“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民族国家开始形成，这是从政治上来看。但是从文化上讲，欧洲的每一个知识分子从来不只是属于某一个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欧洲的每一个学者或者著名知识分子都有周游列国的经历，他们属于所在国家，但同时也一定是属于欧洲的。”所以从这里，资中筠看到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是由来已久的。 

　　最后，欧洲对前沿思想输出，深刻影响了近代人类历史的走向。资中筠对动辄以国家GDP多寡为准绳的做法提出批评，“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说，应该特别注意不能一天到晚都是GDP。文明的发展，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资中筠认为，思想贡献多少、是否前沿不一定和经济的发展成正比，比如说德国，在GDP发展上是后来者，但从出产哲学家、思想家上来说，德国是很先进的。黑格尔说过，历史是在一个精神的节点出现的，并不是说GDP达到多少，才能成为历史的节点。”资中筠说。  

　　法德共识：此后不要打仗，其他都是小事情 

　　中国人从中日关系的经验出发，认为加害者首先应该认错，应该得到惩罚，而且要被加以遏制，防止军国主义再兴或在军事上恶性膨胀。“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很习惯这样的思路。多少年来，我就习惯于你应该认错，你怎么能老翻案?”资中筠说。 

　　但是从和解的角度看，资中筠认为，仅仅靠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欧洲煤钢联营的出现，欧洲一体化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法国、英国等战争受害国同样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法德百年来对于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争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煤钢联营能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法德都是有利的。资中筠认为，欧盟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从最开始煤和钢的结合开始的，通过煤钢联营，法德的利益拴在了一起，进而达成和解。并且最为重要的是，煤钢联营最开始的倡议者，正是战争的受害者法国一方。 

　　资中筠非常钦佩被誉为“欧洲之父”的法国时任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德国时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等人。她认为，这些促成欧洲煤钢联营的政治家非常有远见和胸襟，在欧洲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向后看，不是用世世代代的恩怨来看问题，而是向前看，向真正符合双方最大利益的方向看。” 

　　资中筠认为，无论是舒曼还是阿登纳，他们都明白法德和解是为欧洲成功消弭了一个重要的争端根源。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洗礼后，当时欧洲人都认同和承认要永久和平这样一个大前提，“从此以后不要再打仗，其他都是小事情。”所以，资中筠认为，不管现在欧盟有多少问题，比如希腊问题、欧盟财政困难，欧盟的存在本身对世界就是很大的贡献。2012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欧盟诺贝尔和平奖，资中筠所说的这个贡献得到了最好的确认。  

　　对亚洲来说，承认永久和平也是最大前提 

　　中日两国除了仇怨和伤痛外，也曾有过美好的回忆。上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1980年代则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蜜月”。当时无论是政府间还是民间，都有各种友好往来。 

　　经历过1980年代的中国人都会有印象，那时候电视里不是谈“中日友好”的新闻，就是日本动画片，《北国之春》等日文歌曲一度风靡中国。同时日本民众对中国也非常友好，甚至有日本报纸发出社论称：美苏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 

　　“我觉得在当时中日之间是可以看到希望的，两国确实曾经有过建立共同体的想法。从当时的环境来说，东亚共同体不是不可以想象的。”资中筠说。 

　　但亚洲的情况比欧洲要更为复杂和困难，欧洲具有亚洲所没有的先天优势。资中筠认为，首先是欧洲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二是制度基本是相同的;三是二战中民族主义恶性膨胀，法西斯主义彻底破产，基本没有复活的可能性。 

　　“但亚洲的情况则不同。日本对二战这段历史总是犹犹豫豫，就是没有做到德国那样的地步，比如，没有德国人会认为对犹太人屠杀或者奥斯维辛是夸大的或是不存在的，但是日本人就认为，南京大屠杀和德国是不一样的。”资中筠说，她曾碰到一个日本人，他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但南京大屠杀是“战争暴行”，是每个战争都有的，而且也还会纠缠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所以，日本没能如德国一样，对战争和历史作出彻底的清理，这是东亚走向一体化的一个阻碍。 

　　另外就是美国的因素。资中筠指出，“美国在战后一度有个大战略是联华反日，所以麦克阿瑟通过《和平宪法》铲除军国主义的残余。但1948年，中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使得美国有个大变化，变成联日反华了，对于剩下的军国主义残余就铲除中止了。现在美国重返亚洲，绝不对希望亚洲国家联合起来。” 

　　而对于亚洲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能否如欧洲煤钢联营中的法德一样，承认永久和平是最大的前提。“如果大家承认这个前提，那就好办，政治家运用智慧，通过各种手段，一起往前走。但是如果现在连这个共识都没有，那就非常危险了。”资中筠对于现在国内舆论中，“中日必有一战”、“不妨一战”这样的看法，感到担忧，“假如人们认为战争是可以想象的，甚至于认为最后还得用战争来解决太平洋那几个岛屿，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 

　　资中筠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只有去搜索引擎搜索“中日必有一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预测、分析，甚至调查测试。资中筠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人沉浸在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这些嚷嚷得很凶的、又砸人家汽车的年轻人，只不过是觉得时髦，而且是非理性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要他们为国家做出一点牺牲，我很怀疑他们会愿意，更不要说上战场了。”  

    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讲话，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个人的经历：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呆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疲于奔命”这个成语典出何处？  

　　 《左传》里头有一个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庄王底下的一个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点子很多，给楚庄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对楚庄王成就霸业有所贡献。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到处征伐。有一次灭了陈国。这个陈国有一个大美人叫夏姬，据说她青春永驻，无论长到几十岁永远“望之如二十许人”。那些公侯们打来打去，争夺她也是动机之一。所以她转嫁了好多国。楚庄王灭了陈国以后，也想把这个夏姬娶过来，巫臣就劝他说，你本来伐陈是“伐不义”（霸主总要给对方安个什么罪名，才师出有名，我忘了陈国是因何获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给娶过来了，这不显得你是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义上就站不住了。那个楚庄王确实有雄心壮志，就听了他的劝告，没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劝他说，这个女人不祥，是个妖孽，你看她嫁了几个国家，亡了几个国家？。于是子反也听了他的，没娶她。最后这位老兄自己带着这个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晋国（其中还有一些曲折的情节，不详细讲了）。另外他因为别的事得罪了楚庄王另一个弟弟子重。那两位公子气得要死，要求楚庄王向晋国要人，诛杀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引渡。那楚庄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较大度，说巫臣也算立过功的，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罢。不久，楚庄王死了，楚共王继位，子重、子反两位公子权力就比较大了，还是觉得这口气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还留在楚国的家属全给杀了，包括他的旁系亲属。巫臣知道后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叫你们两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撺掇晋国联合吴国跟楚国闹事，明天又挑拨郑国寻衅，不断骚扰楚国各个方向的边境。他本来就鬼主意多，弄得这两位公子在国境内外来回奔波，“一岁七奔命”，就是一年里头七次出国，或是到边境。现在交通发达无所谓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申公巫臣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特逗，还有很多有趣的事。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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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Diein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人踩上去整个脚就陷进去了。还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织成跟宫里的大殿一样大，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的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  

　　 《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多讲了，不过我还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权力”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这个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侈的东西都是形容得特别美，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我前面说了，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专场，不对他做全面道德评价。现在就诗论诗，至少他所有写的都是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的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他如果没有对那些劳作者就近观察，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像现在似的，在媒体宣传，树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不论如何，就诗而言，琅琅上口是优点。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白居易很适合的，既有美感，又培养同情心。我这里只讲了白居易，其实如杜甫有许多诗尽管是近体诗，格律严谨，也是琅琅上口，很容易记住的，就没有时间多讲了。  

　　 4.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自从屈原的《离骚》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作政治解释。是失恋，怀念情人，还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老是在那儿望着金阙之上，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比如《诗经》的《国风》是吧？包括第一首“关关雎鸠”，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诗经》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为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无邪”，总要加入点政治，有些就比较牵强。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说得很含蓄、模糊，让人去猜。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他的诗非常美，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胧诗。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就是那么一种意境，让人无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闲情赋》的例子。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读过，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衿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读起来很美，如果变成白话，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但又怕晚上脱衣服离开你的身体，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长，老不天亮。接着一连串的愿附在那人身上各个部位，例如“愿在发而为泽”，就是做头发上的头油，又怕人家爱洗头，一下子随着脏水冲掉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觉就把鞋子脱在床下了……。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位梁太子萧统看不上，他还说过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位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但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接近“艳词”了。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偷着乐，那十个“愿……”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从通篇来看，陶渊明见到了一位女士，只是远远望着，对她产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没等着见一面，纯粹是单相思。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讲得很清楚，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而是颠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那篇都写明白了，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这是我的看法。陶渊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别人写不出来。  

　　 5.隐逸情怀，逃离官场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无论哪个时代，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的，还有《五柳先生传》。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说过，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颂德之作，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大多被时间所淘汰。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从孟子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说，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是反叛的年龄，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谈论竹林七贤，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从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乱世，隐逸成风，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孟浩然是一个。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觉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后来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绝症，离不开山林了。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屡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后来发现毛泽东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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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不可能多读古文，但不可不读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诸位都是专业的中文教师，我可能班门弄斧。我的体会算不上学术观点，纯粹是个人的感受，一得之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审美的品味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你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要学我学过那些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就是像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知道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我还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我说他也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那写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那时就是少年狂。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艺术，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  

　　 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也不是专门为某一种政治服务。你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乡、你的故土、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但是同时你觉得你应该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在骂鲁迅，但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觉得它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以上是我学中文的体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重建精神的家园 

　　2001年被联合国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似乎伊朗是这一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对话年”的发起国。在2000年9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做主要发言，有一句话颇有警世的味道：“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 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一倡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意图，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它引发我深思的是：欧美人认同基督教文明，西亚北非许多民族以伊斯兰文明为旗帜，作为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华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义？真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能自称代表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军事也列入核大国。精神却遇到了危机，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倾向，重器物轻精神之风达到高峰。从历史上看，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国只重文。风光一时，名传青史的率多是不事家人生产的文人，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被列入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都不传。后来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亏，先进人士大力提倡学习声、光、化、电，在船坚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这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形成。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这一趋势更走向极端。高校院系调整明显地发展工科，压缩文科（为方便计，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革”中，在大学几乎停办的关键时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知识及其“分子”理论上得到重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告别了反对一切“物质刺激”，单凭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忠诚枵腹从公的年月，却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学教授朋友曾告诉笔者：他参加了一次文科教学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教育界负责人指示：“人文要为科技发展服务，没有用的东西少教点！”他只有苦笑。那位负责人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么用”是最常听到的问话。而所谓“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质或政治效应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内容都该取消，或作牵强附会的改造。如今，国人对于器物方面的发展，瞄准“国际”，紧追快赶，全民投入，义无反顾；而在精神上却空前迷茫，无所适从，仍然徘徊于自大与自卑之间，反对“西化”仍是重要口号。但是经历了大张旗鼓的“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中国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么去抵挡“西化”（姑不论其含义是什么），又用什么载体去承载、挑选和吸收外来文化？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极端：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既认为文史哲无用，又以文明古国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中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辉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时期。斯时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千载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过，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边，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后，作为一种替代。偶然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我国一位外交官在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有贬损我国政府内容的“人权”决议案后，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们五千年就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还要走下去，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五千年”在这里是最典型、最方便的用法。对此，我第一个闪过的想法是，那么，你把近150年来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置于何地？特别是涉及人权，能沿着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吗？当然，外交官的即兴发言不必深究，举此例只是说明一种对待历史文明的实用态度。  

　　自20世纪90年代起，尊孔之风在中国盛行一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对“西化”是其政治层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横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想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夫子遗训中找出路。诚然，载入经典的学说和伦理道德规范支撑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经造就足为全民风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则，然后对老百姓产生无形的影响，就像风过处草向一个方向低头一样。其实这种教化的程序 由社会精英倡导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然后传播开来 是文明传播的普遍规律，中外皆然。不过在中国不太成功。一是中国太大，教育又从未普及，而且历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从未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圣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现实的强制力量；三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知识和道德行为都是有等级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礼教对经常被迫卖儿鬻女典妻的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饿死或自杀。所以作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来不曾如想象中那样为一般草民所实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权力合而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国之权的在位者同时也是载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致力于对子民“齐之以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情况下权势与道德是分裂的，坚守道德规范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贫，往往还要受权势的压制、迫害，直至身首异处。能使小人随之而“偃”的“风”常与圣人之道相悖。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中国农民来说，约束他们的行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二是官府的强制和各种因果报应之说（可能佛教的小乘更有影响）；三是以各种欺骗手段应付官府，连神也可以贿赂。在特别暴虐的统治下忍无可忍时则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若成而为王，改朝换代，统治与“教化”脱节的情况依然如故。  

　　深究起来，当前流行的许多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例如，说“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 天人合一 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等等，揆诸历史和现实，这些都值得质疑。（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的“东方”只指中国）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在这方面中国在两个极端之间看不出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需尽无限义务。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绝无平等可言。在两性关系中，单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贞操，而男子，特别是特权阶级的男子，却可以纵情声色，还传为佳话。古诗词中的名篇名句相当多是描写和美化嫖娼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千古传诵；宋代大词人晏殊的“珠玉词”几乎都是咏宿娼生活的。同性恋也非舶来品，只不过在中国又是以不平等为特点，有一方并非自愿，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其内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因势而异，因人而异，其实带有很大的虚伪性。所以历代“奸臣”往往得逞而“忠臣”并没有保障，率多下场不妙。历代都宣扬“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常规。总之，今天的世风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气候条件下的肆虐。只要正视一下中国历代连绵不断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战争、杀戮、惨不忍睹的酷刑和凶残的民俗、青山绿水变秃岭黄沙的历史，以及今天在世界各国大力保护环境、保护古迹文物之时，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法律禁令为之束手的群众性的自毁家园、消灭历史的行动，就很难自我陶醉于一片田园诗般的以“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之中。当然，“文革”时期达到高潮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极为狭隘实用的“政治”划线代替一切是非善恶标准，以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极端虚伪的说教，更对全民的道德素养和精神依托起了致命的摧毁作用，以致后来一旦失控，出现的是大规模无节制的不择手段地满足一己的贪欲。今天举目望一望握有左右社会之“风”的手段的各色“君子”，再看看应受教化的基层“草民”的现状，而欲从“克己复礼”中求精神文明，可乎？  

　　百余年来议论不休的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对待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学”当然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只能产生在欧洲。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或主动学习，或被动接受影响，同时也不断予以抵制，只不过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尘，走了长长的一条弯路。无数仁人志士、睿智先贤，以其真知灼见把认识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扬弃和吸收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多难而曲折的现实中，真是道路“阻且长”！今天，中国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推什么陈，出什么新？笔者思前想后，不怕重复老生常谈，方今欲重建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关于五四精神，80年来海内海外已有无数论著掰开揉碎，翻来覆去讨论，然而至今话题常新，因为一联系实践就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要强调的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鉴于时下较多见的对科学和民主的皮相的理解，我有时想，是否五四还缺一个“人”字头的口号 “人本”、“人道”或“人文”？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精髓。细想之下，又觉得这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正确地、全面地实施科学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贯彻其中。问题恰恰在于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见的一种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二者都是“人本”的产物，植根于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尊重，因此“个性解放”也是五四时期所大力倡导的内容。由此反观中国历史，表面上，古之“士”与今之“商”易位，从只重文的极端跳到只见利的极端。但究其实质，两个极端所缺的是同样的东西，即超越急功近利的目标的求知求真精神，以及鼓励这种精神使思想得以尽情驰骋的社会氛围。古之“士”之所以地位高，端在于与“仕”相通，所以科场失意的白头童生学问再大也是没有地位的，而且也真的无所用其学。“学问”的价值就在于“经世致用”，实际是给皇帝出谋划策，得到采纳了才会有用。古来的大知识分子一生从未做过官的极少，如后汉书“逸民传”中那些刻意避世的隐逸之士是特例，所以才专门为之立传，他们保持了自己一小方精神独立的天地，也就真的“没有用”了，对当代和后世都无贡献。而一旦做官，则尽入彀中，当然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中国传统的“士”那里，好像独立和有用是矛盾的。幸亏古之“士”多数宦途不顺，失意的时候居多，我们才有了这样灿烂的文学艺术遗产。  

　　我们至今为四大发明而自豪，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中国人数学也不落后，圆周率不是祖冲之最早发现的吗？诚然，中国人如果钻研科学，其能力绝不亚于西方人，现在仍然如此，这已无需证实。但是近古之后，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科学不发达也是无需证实的事实。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可以找出闪烁的发明的火花，但是没有成气候，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盖因为没有总结出科学理论，只是经验的传承。古代中国的哲人不能说没有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和探索，只不过在百家争鸣中能成为显学的还是与政治文化有关的学说，主要是儒与法两家。不用等到秦汉，就在战国后期，先哲那种“究天人之际”的气度已经为高度实用的“纵横学”所掩盖。当时走红的知识精英是苏秦、张仪之流。他们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有相同之处。而就在差不多同时（公元前300~前200年），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研究和发明一条一条的数学物理定律，为自己的发现而狂喜。不仅是他个人，就数学而言，在他之前有毕德格拉斯，同时代有著名的欧几里得、阿波罗尼斯，等等。其意义不仅在于数学的发达，而是形成一代风气，即对求知的迷恋。一个时代什么是“显学”，高智商的社会精英把智慧用于何处，大体上决定历史的轨迹。中西历史的分野从那时就已开始，或者更早一些。  

　　再进一步说，今天中国的网络英雄辈出，在短短几年中也可以与西方试比高。但是计算机、网络、软件业、“数字经济”这种带有里程碑性质的新事物、新观念为什么不首先产生于中国？为什么总是在人家先发明之后，我们再急起直追？以后人家说不定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又只得紧追下去。为什么？实际缺乏的还是一种看似抽象的精神。比尔·盖茨今天在中国青年中是英雄、偶像，但是人们在钦羡其积累财富的能力时是否想到他当初首先是出于对电脑的着迷，是一种执著的探索的兴趣，发财只是其结果。这种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与阿基米德对数学物理的着迷是一脉相承的。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的创造依赖的是这种精神。以这种精神而有所发明的人可称为天才，他们创造出某种新的理念（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然后在实用层面分为两支，一用于改造自然，一用于改造社会，亦即技术与实用型的社会科学。如果舍去作为源头的精神而只追求后面的分支，则我们不免永远被动地追赶他人的脚印。  

　　我中华民族早熟早慧，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发展到今天，缺的就是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的“傻劲”。古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计”比起孙子兵法和战国的纵横学只能算小儿科。至今在西方词典中作为权术同义词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其代表作《君主论》要到1513年才出现，那已是明正德年间了（当然《君主论》的意义绝不止于权术）。中国的政治文化惟其早熟，其本身也受传统之累。中国的代代统治者对读书人“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诱之以官位利禄，使天下读书人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扼杀创造力。我们以五千年文明自豪，其实有原创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诸子，由于他们享有后世所没有的思想和行动自由，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却都被后世统治者取其所需“活学活用”。一代一代的大儒在注六经中殚思竭虑，而先秦其他诸子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理解和发挥。所以如果吃老本，我们的思想资源也还远没有用尽。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的断裂从五四运动开始，今日的文化危机应归罪于当时对传统的批判过于激烈，并以之与后来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时达到高潮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相提并论。此说大谬。五四的论争中每一个人的言论都可能有过激或欠严谨之处，但是这里谈的是一种笼统的精神，它与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的“批判”实难相提并论。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是本质不同，方向相反。无论如何，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否则连我们今天这点思想现代化都达不到。这种精神经受住了中国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难的历史考验，其中最严峻的是抗日战争。在那民族危亡之秋，于极度险恶和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新旧文化结合最优秀的品格显示了它的力量和韧性，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保持了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续，至今我们仍受其惠。而作为这一事业的骨干的大批教授学者直接间接率多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  

　　后之所谓“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则在每一个方面都与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扫荡干净，以便实行在“一切领域内全面专政”。所有口号都是凭权势的力量自上而下贯彻的，实际上都为当时的高层政治斗争服务，与文化无关。例如众所周知的“批林批孔”闹剧就是其一。对于民众则是实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状态，听凭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代替几亿人读书和思想，令无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顺着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达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求鱼乎！正因为经历了后一个“反传统”，包括五四传统，遂导致全民精神贫乏，失去依托。这种“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从未扫清的封建传统的变相复活，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来是良种如淮南之橘，过了江，很快变质。  

　　今天，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西方就是当代美国。美国人当年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精华，结合新大陆的特点，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成就其繁荣富强。今天，不能说美国人的优良精神已经丧失殆尽，否则无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创新能力，并在如此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汹涌而来势不可当的美国文化影响却率多是为美国人自己和世人所诟病的商业文化的堕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演艺娱乐模式，种种低俗到近于粗野的“审美”情趣，超前消费生活方式，以及“市场专政”带来的拜金主义，就是学术、教育模式传入中国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泼的特点和通才教育的传统，而是纳入市场供需，高度实用主义，听凭市场选择，服从市场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无几。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有些大学的领导人就是这样理解文科建设的意义的，“没有用的少教点”，由此而来。  

　　美国的“思想库”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国实用与通才教育的消长利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至少有一点，他们的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有限了。实际上在反西化的口号下，国人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西化，只不过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华拒之门外，在精神层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驱们所拥抱的饱含人文精神的德、赛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正因为当年贤哲们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以己之精华接纳彼之精华，否则，只能接纳彼之末流。  

　　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权”与“五千年”为例，100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几千年统治者对人民的“鞭挞”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说：“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 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梁启超：《新民说》，文学向导社，1936。这几段句句精彩，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权思想何等鲜明，何等透彻，对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人格之受摧残何等悲愤！今天我们重新讨论的许多话题，在《新民说》的20篇中几乎都有精辟之见。梁任公所论述的民权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意识、权利和义务观、法治精神，等等。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东方与西方只有发展先后之分，不是“民族特色”问题。常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被引用来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实这与现代的民为国本的思想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个时候所谓“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作为个人。孟子的主导思想还是维护“三纲五常”，特别反对杨朱的个人主义，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处不是要全面讨论孟子思想，只是要说明过去帝王及其谋士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与民是主人、民有权利在观念上是主次颠倒的。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民权平等思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平等的观念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中世纪也没有，这正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所以，从梁启超上述议论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国历史的发展未能如愿。事实上，就在五四时期，思想和社会的革新已受到内忧外患的干扰。在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中，反帝一直压倒反封建，那时开始的启蒙始终没有完成，而且还时有倒退。对于“科学”和“民主”当时就有偏于仅仅从实用层面诠释的倾向，本应贯彻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发挥，后来就更加得不到注意。这在当时是客观形势所迫，越到后来则主观因素越重要，因为反帝是对外，而反封建则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层次的，特别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远。  

　　西方的所谓基督教文明如果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无法直接从中世纪走到现代，也无法继承发扬古希腊文明的光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后的种种探索也是一种改革和复兴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选择，泥沙糟粕一齐继承下来，包袱沉重，步履蹒跚。本文所说“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驱”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从广义而言涵盖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这是一笔极大的精神财富。如果舍弃了这一思想资源，我们的“五千年”与现代就真的失去了连接的纽带。正因为我们曾有过他国所罕见的特殊的文化断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强调这一笔精神财富。没有这一革新，中华古文明再光辉灿烂也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经过改造以后，丰富的精神遗产就可以再现民族特色。到那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蕴、华夏文明特有的宏伟气度、无与伦比的精致的审美观才得以复见于新的民族精神之中。  

　　以伦理道德为例，窃以为冯友兰先生早已提出的并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基本上为我们找到了出路。作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领域内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诚实、勤奋、慷慨、仁爱、勇敢、忠诚 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与之相对的例如欺诈、懒惰、残暴 则是恶行。而通向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则各式各样，每个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填入不同的具体内容。例如气节，本是中国士大夫最宝贵的美德，把愚忠的内容换成新的原则，依然是值得大大发扬的正气和可贵的“傻气”。如果没有了这种“气”，只剩下高度实用，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左右逢源，其殆矣哉！梁启超写《新民说》已经过去百年了，而今日当务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再铸新民。从学术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从魏源到鲁迅乃至当代梁漱溟、冯友兰，等等，都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当时与现在的实用政治的高度加以总结、消化，然后接着走下去。庶几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时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园。  

　　回过头来，再借用一百年前严复反复强调的观点：中国之患“尤以瘉愚为最急”，“开启民智”是实现变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而不单纯是识字、学习技能。觉悟到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觉悟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维护这一权利的手段以及应尽的义务。这种公民思想观念绝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从外部大力灌输和启发的。远的不说，就以近年的天灾为例，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宣传重点放在群众如何组织自救、互救，创造了多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以及群策群力战胜灾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让他们一个个对着镜头向尽了（或其实未尽）起码职责的政府和领导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么梁启超和严复心目中经过脱愚的“新民”庶几能够成长起来。这样的民众将自觉地保护家园而不是毫无顾忌地毁坏他们并无主人感的家园。  

　　21世纪世界将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绝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里“科技”是一体的）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不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将决定人类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21世纪以文明间对话开头，说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识到这一点。本文开头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语并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对话也是一种竞争。各大文明体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机感，也都有人在呐喊、探索。中国在一片喧嚣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识有志的中青年做着甘于寂寞的可贵的努力。只不过声音微弱，犹如优雅的丝竹管弦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噪音之中。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属胜负未定之秋。  

　　2000年岁末于芳古园陋室 

     资中筠 许章润 张千帆：国家观与法治 

　　 公民宪政讲坛第20期  

　　 主题：国家观与法治  

　　 主讲人：  

　　 资中筠（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美国研究所所长）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间：2013年10月15日（周二）晚7：00-9：00  

　　 地点：升平颐和会议中心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主持人：张千帆  

　　 张千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讲座，公民宪政讲坛已经举办到第20期，值得庆贺一下。将近两年时间，坚持下来不太容易，经常“周游列国”。不过换换地方也好，让我们体会不同会场的风采；光在北大举行，老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也许会感到烦。所以需要感谢新浪博客小张的合作，也要感谢十分开放的《学习时报》愿意把如此气势恢弘的会议场地借给我们。  

　　 资中筠教授是资深学者，专业是国际问题和美国研究。通晓英语和法语两国语言，也是社科院当之无愧的荣誉学部委员。资先生清华大学毕业，跟北京大学也有渊源，看网上的资料，资老师1947年—1948年肄业于燕京大学，曾在燕京大学就读。从50年代开始担任外事和翻译工作，80年代转入学术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资先生今年已经80多岁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睿智和高产，有很多著作、代表作，我不完全了解，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20世纪的美国》、《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2011年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共五卷，覆盖面很广。读资先生的文章，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跃然纸上。她对中国近60年有一句总结的话非常精辟：前30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为威武所屈，后30年不是为富贵所淫就是为贫贱所移。这是资老师对前30年和后30年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概括。  

　　 另外一位嘉宾是清华法学才子，我非常高兴今天有两位邻校的校友给我们做讲座。章润教授是安徽人，应该不是在桐城，但是读他的文章，我感觉有桐城遗风。他是墨尔本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写的是儒家研究。章润以前主要从事刑法研究，写过《监狱学》、《刑罚学》等专著。后来转行做法理学，代表作有《说法·活法·立法》，最近有一本散文集《坐待天明》。我和章润教授有过多次合作，一开始听他讲话，很快会给人一种诙谐、风趣、出口成章的印象。但经过和他的合作，知道他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理念。这很难得，因为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般比较沉重，不会像他那样诙谐幽默，而那些风趣有文才的，却又大都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两种美德不容易兼有，却同时体现在章润身上。  

　　 资老师对美国非常熟悉，所以今天主要是给我们讲中美两国不同的建国过程和不同的国家观念对法治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资老师。  

　　 资中筠：谢谢张千帆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法学界的专家，我不懂法律，完全不是学法律的。让我报题目，我就说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跟法治的关系，但什么叫法治你们都比我更在行。开头我先说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张千帆一开始希望我讲文化和道德危机问题。但我不想讲，因为现在关于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太明显了，大家已经说烂了，说也白说，没什么可说了，说来说去都到了礼崩乐坏、人伦道德失范的地步，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说了有什么用？另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写过不少东西，比如说文化和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还有去年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讲话，关于“人性·文化·制度”，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现在我不太愿意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连五脏六腑都在溃烂的人，跟他说应该解酒、戒烟，不应该以不健康方式生活都没有用，得帮他找出真正的病根来。但真的有没有治本方法我不知道，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为止我思考的问题想到的。  

　　 我从哪个问题开始想的？虽然我一直研究外国、搞洋务，但我真正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真正完全亡于少数民族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等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化、社会进步、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但仔细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还有《孙子兵法》到诸葛亮，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所以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岳飞、于谦一直到明朝的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时，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温和的方式。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是这样的。  

　　 当然古代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个朝代更替都是打出来的。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中国黄帝大败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子出政权”，这句话十分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没有打得一塌糊涂，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戒，并且给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政，理论上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军队、军权，最后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是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这个家族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家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的，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的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就是科举通过考试可以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科举制度最能够统一思想。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加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怕水覆舟，“舟”是目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的，最高裁判者还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并不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宣布独立，再打一仗。美国原来有13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跟英国打时，一开始并不是要独立而是抗税，13个邦因为利害关系先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比没有一个国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于是1787年开了一个有名的“制宪会议”，先确立一个原则，到底要不要统一的国家，还是13个邦依旧是分散的、独立的。大家讨论到最后，觉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比没有好，但他们很警惕特别怕中央政府侵权。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116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所以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没有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宪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传统之上。这个宪法是怎么来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条款都要投好几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觉得不对，有意见，然后重新讨论再重新投票，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文本投了569次票通过，一条一条通过，通过完后许多人还不满意，还有人不想签字。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不是动武的，大家先说好，最开始的议事日程是不许用暴力、不许打架、不许骂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给你任何时间发表你的意见。所以这个国家是如此讨论出来的，讨论到最后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到现在为止，维系这个国家的就是宪法，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这个国家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于语言，但你得承认这部宪法，做公民的唯一条件是忠于这个宪法。  

　　 谈出来国家的执政理念是怎样的？开始时美国执政理念是从洛克《政府论》来的。不过洛克当时想象的是君主国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而不是王位、血缘继承的关系。据我理解，洛克觉得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核心一条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自然人在没有政府时，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拿无主的东西，比如打猎、打渔，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是无主的，归你的。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猎物，付出了劳动，这个猎物归你，就变成你的私有财产。但有人想抢你的东西，应该自然地有一种权利保护自己通过劳动得到的私有财产。可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有的人力气特别大，硬给抢走了，这就需要推选一个或几个人来管这个事。所以大家推选出几个人，立一些规矩，并且自愿地让渡出来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由他来执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执法权，。政府是手段，统治者是大家要求他来统治，其合法性在于得到公民认可。所以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公权力不能继承的。假如推举出来的君主死了的话，应该重新推举，而不能说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谈出来国家的一种观念。  

　　 政府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贯彻宪法的精神，宪法可以随发展的需要而改进，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有27条修正案，但都是要经过已制定的程序而后通过，是很复杂的过程。  

　　 还有一个特点，既然保护公民自由权是最高的任务，那谁是主人、谁养活谁就比较明确。“纳税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推选出来一个人来管我们的事，但如此会占时间，比如不能去种田、打猎或者赚钱，大家自愿地补偿一点，给他费用，或者再发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纳税者自己愿意给一点补偿来管理。其实共产党最初在解放区，叫“脱产干部”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解放区大多数人都要生产，有人脱产的，不种地了，专门从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贴。当初所谓“脱产干部”的观念是这么来的。我记得1949年以后初期农村的农民很不愿意当干部，因为耽误他生产，可见那时干部待遇津贴很少，有时几乎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后来竟然发展成今天这样。  

　　 还有一个观念是新闻自由，是杰斐逊说的，因为要公民参与，既然要参与就必须要让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参与民主社会，所以他说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不能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这种观念都是由于国家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无论如何军人不参政，不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谁来当政，或者哪部法律应该通过或者不应该通过，这类国家最后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宪法。  

　　 法治精神在于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说同一部法律只适用于这部分人，而不适用于那部分人，有的人同样犯罪就应该判死刑，有的人杀了好多人都不判死刑，这不叫法治，因为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判呢。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年讨论《物权法》时有一位号称是法学教授反对《物权法》，理由是：难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的豪宅应该一样受到保护吗？他认为乞丐的打狗棒应该受到保护，而富人的豪宅不应该受到保护。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很吃惊，觉得一个学法律的人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律平等，至于我们希望少一点乞丐，应该改革社会，使得乞丐少一些。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不受保护，就可以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保障，经常被剥夺的恰恰是类似乞丐打狗棒那样的弱势群体的一点点财产，例如小贩的小货摊、农民、贫民的自住房、地等等。所以对这种法律的概念，一个号称是法学教授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奇怪，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里，法治观念确实非常淡薄。  

　　 第三种国家是第一种国家的变种，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时间可以短可以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但在我国大规模的枪杆子出政权，当代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10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里面包括从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几年战争；其中有8年是打外战、抗战，是日本侵略；之后又接着打了3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权就是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不清楚。比如1949年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时，阶级概念变成路线，今天同意我的意见、拥护我的，就算革命，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就成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不能说有权威的宪法一说。这样的国家跟历代朝代还有一个不同，即更加虚伪。因为历代朝代说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是号称为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那究竟按什么？一家的天下变成了少数几家的天下，而且又不能够公然说必须按血统传位，到底如何继承？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同的：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地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最高使命是要后代保江山永远在同一团体手中。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对祖宗。否则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曾经流血牺牲打下江山的“先烈”（现在不叫“祖宗”）。我记得1962年古巴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现在来看非常明智，已经到了核战争边缘，大家让一步，赫鲁晓夫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所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群众如何、乃至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是说去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去见马克思，说的是对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人民。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是轻视个体，核战争没关系，死了3亿人，还有3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这种话在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是对一党、一个统治的集团负责，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太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种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好？主要是因为民生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还是政权本身，需要保的最重要的是江山。所以执政理念不可能是法治，还是人治，并且常常要讲“德治”。在当下的语境中德治的意思是意识形态统一、信仰统一，强化思想教育。总之，在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根本不承认公民权利、司法不能独立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结论是只有政府根本目标改变，只作为一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或换掉，这样才能建立法治。。我先讲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问题，因此去年张千帆老师让我在《共识》上签字，我说我不签，因为我觉得是与虎谋皮。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谈宪法是一厢情愿，我是这样的看法。谢谢！  

　　 张千帆：感谢资老师的精彩讲演。她提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来”的国家出发点不一样。其实在打出来的国家，胜利者才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奴隶或者说是统治者的财产。看国民党、共产党或者任何两股势力打得不可开交时，他们真是为他们所宣扬的主义吗？真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或者走上光明大道？——当然不是，实际他们和两千年前楚汉相争没有区别，就是在争自己的财产；国家打下来，什么就是他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共和之前还是共和之后没有根本区别，只要这个国家是打出来的，我们只能做他们的财产，人权、民主、法治只能是一种宣传而已。只有在“谈出来”的国家，只有当国家愿意坐下来和你谈判时，才把你当作人看待。这是宪政、法治、民主的一个基本起点，所以我很同意资老师讲的，只要这个国家还没有愿意跟我们坐下来谈，其它一切都免谈谈。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许章润教授的精彩评论。  

　　 许章润：资先生、千帆兄、各位同道，我和大家一样聚精会神地认真聆听了资先生今天晚上娓娓道来的这样一个政治、民主与法治建国的故事，我想从以下六点谈我听资先生讲座的体会。  

　　 第一，我感到资先生是在一个历史的脉络和比较的场域，同时是通过对现象的梳理，而寻觅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与意识形态原因来展开自己的研究。我和千帆兄一样有一个特殊的感触，资先生首先提出一种关于“打出来”国家与“谈出来”国家的两分法，这里我略作一点修改，我觉得是“打出来的天下”与“谈出来的国家”。资先生在此又提出第三种形态作为打出来天下的一种亚形，实际上指的是当今此刻以本朝和“金三胖”所统治的北朝鲜为范例这样一种权贵打天下。各位，资先生说打出来的国家或者打出来的天下具有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不仅表现为天下为我牺牲亿万身家性命所俘获的财产，因此具有代际的继承性，而且在于将天下为私而非天下人之天下，与“公天下”截然相对。资先生还讲到在这种情况下爱国等于忠君，轻视个体生命以及实行愚民政策可能会考虑民生，但不会发展到重视民权特别是个体民权这样一种现代境界，我觉得丝丝入扣，鞭辟入理，辛辣而又四两拨千斤。（·········此处删去若干字··········）各位可以想象，这是20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已然度过了将近400年之际，东方中国这样一种“家天下、私天下、王朝天下”的观念在现代赤裸裸地叫嚣，说明我们国家还没有实现精神的启蒙和现代历史的洗礼，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在延续。这是我听了资先生讲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资先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事到如今全面的愚民已然不可能，外部世界清醒，整个地球连为一体，先发起来的国土所提供的榜样性力量，包括海峡之外同为炎黄子孙先民主起来的生活实践个政治实践说提供的榜样性力量，迫使我们也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凭什么你来统治，你的统治权力从何而来？换言之，这一方水土，13万万共和国的公民本来应该分享的家国天下为何只信“党”而不信“民”，为何“人民共和”难以做实，而官僚资本、权贵资本代际继承，整个中国挟持为“家产”、“私产”凭的是什么。如果你提供论据说是打出来的，资先生说不太好意思提了，现在不敢提了。  

　　 张千帆：也不能说“不敢”。  

　　 许章润：背后提当面不敢提，私下提公开不敢提，羞羞答答提不能厚颜无耻提。我是这样理解的。还有一个想法是在渐进过程中，类似于一种禅让制，这也是一种修辞，不必当真。  

　　 现在的问题在于，民选政府这样一种程序和发行晚近三、四百年以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人类所能贡献出来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政治方面的精髓所在。我们要问，中国作为世界1/5人口所在地，这样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能不绕过这座桥？能不能跳过这座坎？还能不能以党天下“资产”、“家产”这样的饰词来躲避13万万人的追问？所以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首先需要取决于程序的合法性，换言之在今天恰恰要讲“权为民所赋”启蒙以来的常识，说“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你尽管说你的，但有一条你不能回避：权为民所赋，如何来赋予你的权利，我想在中国的今天、世界各地也好，人类现有的政治想象、政治智慧所能提供的一个较不坏的选择不外乎是把我们化作选民，每个人手上拿一张选票，一票一家，公开、直接、竞争性的一种透明程序，我们在公共场合博弈中选择你，如果你被选中就有资格，如果不被选中是因为你行为恶劣、因为你意识形态陈旧、因为你表里不一、因为你举止颟顸，颟顸程度甚至胜过某位老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会自然会淘汰。所以“权为民所赋”要求启动政治改革，特别是启动以全国人民化身为选民资格的直接民主选举。这样一个程序正义既然已经成为现代政府政治性的唯一标志，中国回避得了？当然不可能。这是我听了资先生讲座以后的第二个体会。  

　　 第三，资先生在中美比较中谈这个问题，美国在立国之初关于《宪法》有569次的投票，因此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换言之是通过讨价还价、政治妥协和协商的一个民主程序，同时循以严格的法治程序缔造出来的共和国。因此从一开始这是一个亿万公民分享的政治家园。如此给我们的提出一个问题：近代立国立宪应当可能是怎样的进程？资先生讲到前面2000多年是王朝政治，以打天下坐天下为正统。1911年以后，基本采取武力夺取，小范围的（并不是大规模战争），清王朝迫于压力不得不把政权交出来等方式，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从此步入一个现代政治历史进程，告别了王朝政治旧体。到今天为止，中国究竟走到哪一步？我有一个深切感受，香港作为中国政治版图的一部分，是先法治起来的地区；台湾作为大中华文明一部分，是先民主起来的地区。而中国大陆同为炎黄子孙，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缺的正是民主、法治。而民主恰恰为法治基础，在中国今天，司法独立、权力制衡，我个人认为不取决于立法式条文，而取决于是否启动民主进程，因为民主进程意味着整个社会多元化政治力量的一种公开博弈才恰恰提供了重视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最强劲有力基础。这是我听资先生讲座以后的第三点体会。  

　　 第四，资先生在里面讲到一个问题，我可以用政治哲学理念给大家阐释，即爱国和爱祖国不是一回事。过去讲忠君就是爱国，今天要分出这样的概念：作为国民都爱祖国，但作为公民没有义务非爱这个国家不可。为什么？因为国家是我们公民共同缔造的政治家园，这里面以互惠关系为基础。换言之国家有德性，以民权、民生至上，你照顾亿万公民的身心，我对你有政治效忠，因此我服从你、我热爱你。如果这个国家背信弃义，把民众视如草芥，根本没有把亿万人民当做国家的真正主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权用脚投票，换言之可以改变国籍、也可以公民不服从方式表达不满，希望重新缔造一个新国家。在这个情况下我爱祖国，但不爱这个国家是可以的。所以罗马政治智慧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是：国民可以爱自己的祖国，但作为公民有权力对抗我的国家，因为我的国家不仁不义，因此我对他的抨击、批判乃至于强力反抗恰恰表明我爱这个国家。好比斯诺登同学是最爱国的，是同一个道理。今天有些做法常常抹黑对方，比如你里通外国、卖国，从而树立了一大批民粹主义的爱国贼，一到街上砸同胞自己的车。这是我对资先生讲座后四点启示。  

　　 第五，听资先生讲以后，觉得中国今天需要形成开放三大市场，尽快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各位知道，1860年-1895年，35年以洋务运动为标志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1902年清末变法继之以北洋新政，到1927年—1937年10年的自由经济黄金时期，同样是35年，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日到现在又是一个35年是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三次改革开放主流政治意识不外乎是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主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中国文明的意志。其中三次改革开放都指向市场经济，这是第一个市场需要开放的，中国到今天止尚没有最终完成。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软实力，开发民智，让民族的智慧和德性接受阳光的照耀，为此需要形成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力量、道德勇气和精神领域的那种刚健、博大。而今天恰恰缺乏言论自由与自由思想，所以需要开放思想的市场。紧接而来的是要开放政治市场，以政治多元化让全体国民作为政治的博弈者以组织化生存，以自己的组织性力量参与政治博弈，在博弈中决定谁享有政权。可能是这174年中国改革开放最终所要征答的一种政治成熟之际。因此尽快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是当务之急，可能也是从资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在座20多岁读书人共同的衷心希望所在。记得1949年时很多人就说这下问题解决了。后来郭沫若先生写了一句“时间开始了！”当年梁漱溟先生在日记里写，别人采访也问过他，他也说过：问题根本就没解决。为什么？政府垮台了，换了一个新政府，但政治体制没有解决。这是1949年梁先生的原话，所以中国政治不上轨道，则万事无望。  

　　 我听资先生的讲座以后，想以这句话作为我刚才评论的基点，并且是我对资先生内心的焦虑所做的解释，也许能触及资先生的心思，而道出大家共同的焦虑。我就进这么多，谢谢！  

　　 资中筠：刚才许先生不是说听我讲话后的感想，而是另外做的报告，对我非常有启发，我回去好好学习。我想补充一点，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你说的爱祖国不一定爱国家，自己可以选择。这个话最符合谁的理念呢？最符合马克思的理念，最符合过去的共产党理念，而且可以从《毛选》里找到这样的话，因为所有过去没有执政的共产党都不忠于他的祖国，认为祖国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把握之下，完全认为有理由不忠于自己的祖国，而忠于共产国际。他们忠诚于共产国际，有了苏联国家以后，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的忠诚多数都在苏联。毛泽在1939年有一篇文章说苏联利益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他这是为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辩护，因此老早有先例，当初共产党革命时就要推翻自己的国家，并且理直气壮地接受外国的援助，接受国际的援助。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在于你是忠于国家，而是在于最广大的祖国同胞你是否忠于，是不是想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  

　　 就我自己个人来讲，我们这一代人活到现在，也许跟很多年轻人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情怀，我们对中华民族本身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现在的焦虑就在于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好河山，从物质的河山到民族的精神正在加速度地被摧毁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焦虑。因此所谓国家，假如用专有名词来讲“State”指的是政权，用不了“忠于”，要“忠于”的是“Nation”。我一切深厚感情所寄托的、不可排遣的一种焦虑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曾经有很深厚的文化，也有绵延很长的道德核心，我们这个民族有文化和道德，但需要更新、需要扬弃、需要改造，但现在看到的是正在一点一点烂下去，而且大好河山快要没有干净的地方了，这是我自己个人最焦虑的一件事。  

　　 张千帆：章润章润，出口成章，果然名不虚传，侃侃而谈谈了六点，总结起来回到资先生的主题，那就是一个“打出来”的、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私产的国家是不值得我们爱的。  

　　 “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人民之间谈、人民和政府谈，政府选出来的代表之间谈，总而言之国家是谈出来的，不会为维护某一个国家或者主权的名义动用武力，这是美国和我们的根本区别。现在大家都看到一个正常的国家是谈出来的，但我们恰恰时候打出来，而且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该怎么办？资老师早先说过，我们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共识倡议》，她没有签署，觉得当前不合时宜。其实我们那个倡议就是为了和政府谈谈，不仅是为政府谈，也包括我们之间谈，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片土地、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做事要对自己负责任。而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跟两位老师一样，对以后中国的前景仍然觉得不明朗，虽然希望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谁知道。不过无论怎么说，我们是想要谈的，是想要和政府谈。如果政府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也要和他谈，在这意义上，我觉得资老师应该签署，如果我们都不想和政府谈，政府某种意义上还不想跟我们谈。所以今后是不是“”谈”，“谈”这个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题词，不仅和政府，当他不愿意理睬我们时，至少我们之间可以谈一谈。  

　　 感谢两位的精彩讲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尤其感谢我们的助理，我们下个月的活动时间和主题都没有确定，到时候再通知大家。  

     资中筠 张维迎：“资本家”并非想象的那么可恶 

　　 编者按：2015年9月9日在国际金融博物馆举行了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公益事业百年发展及其启示》新版的首发式，由任志强主持，张维迎为对谈嘉宾。资先生的讲话及她对张维迎教授的回应刊登在11月4日《中华读书报》上，以下版本思想潮是根据资中筠先生个人公众号补充张维迎教授发言后的版本，上标题为编者所拟。文章比较长，但值得耐心读完。  

　　 资中筠先生的发言：  

　　 我尽量简单地把写这本书的过程和想法，跟大家交代一下。  

　　 正如刘苏里先生给概括的，这本书十二年来，有了三个书名(前两个书名是《散财之道》《财富的归宿》)，书名确实是代表了我对这个领域认识的深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不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出发，也不是为了给我们国家引进这方面的经验，当时的出发点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有一个领域是我们都不大注意的，就是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发达起来，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另外一个角度，我本来是想研究美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992年我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查档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发现关于中国部分材料多得不得了。除了众所周知的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外，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有教育文化事业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我们的第一代的院士在研究工作的关键时期都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使我大吃一惊。但是，中国部分只是其工作的一小部分，于是我发现这个基金会非常了不起。再进一步发现，美国远不止这一个大基金会。这样，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在这个题目上，我的收集资料和思考成熟的过程大约有十年，从1992年开始，到2003年才出书。当然这十年里，我还干了好多别的事，不是专门做这一件事，但这十年我对这个领域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  

　　 2003年初版叫《散财之道》，主要是说聚财有道，散财也应该有道。成为巨富以后，花钱是个问题，如何能最好地把钱花出去，对社会有益。这是美国的这些基金会做出的榜样。我没想到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对国内的公益慈善界产生影响，正好是当时国内的公益基金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刚刚任志强先生讲阿拉善基金会，确实我发现阿拉善第一次开会就拿着我这本书，我当时感觉很高兴，居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后来我们国内这方面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到2005年出第二版，我又换了一个名字叫《财富的归宿》，我的想法是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整个财富的积累不管是通过什么，企业也好，或其它的途径，应该回馈社会。回馈社会的途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就是公益基金会。第三版又作了增订，主要是在中国部分，还叫这个名字。  

　　 在这之后，我就想搁笔了。因为做这样大规模的实证性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衰朽的人说起来，精力和时间都够不上了。所以我就想有待来者。因为我们国家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领域，确实有些专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没有我想象的对于最新的发展的系统著作。  

　　 去年，正好乐平基金会去美国考察，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怕太累，有点犹豫，后来还是去了。两星期走了四个城市，每天四场座谈，确实很累。但是，对我来说大开眼界，启发很大。对于现在的所谓新公益是怎么回事，我开始有了认识，主要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凭我多年观察世界的敏感性，我意识到实际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以美国为代表，但绝不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很多国家)正在发生比较深刻变化。  

　　 上一个时期的重大变化是一百多年以前，在欧洲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开始，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开始起来的时候。在美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20世纪初，形成“进步主义”运动。我在《20世纪的美国》这本书里对此有专门章节论述。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改革，美国不可能有整个20世纪的社会基本稳定和繁荣富强。在这个大的改革里，有一部分是资本家拿出钱来做公益，大财团引领了我称之为“捐赠文化”的风气。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出台一些可以规范经济的法律，包括反垄断、保护劳工和消费者的法律，等等。  

　　 我现在感觉到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又发生了很多矛盾。我们常常讲美国兴衰的问题，关于美国衰落了，或正在衰落的说法一直都存在。我过去曾经讲过，美国是不是衰落，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世界优秀人才的自然流向是不是仍然首选是美国，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不管它的经济有多么困难或者发生什么曲折，它不会衰落。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经过20多年来证明它又进入了信息时代，并没有衰落。现在美国衰落论又兴起了，而且我看到很多专家的文章，好像把美国一定要衰落已经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认为，中国就是会崛起取而代之。除了上面讲的指标——现在优秀的人才还是在往美国流动——我还想加一个指标，就是它的精英们能不能自我反省，认识到社会的弊病，不惜揭丑和提出切中弊病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它的纠错机制是不是还有效，能不能主动进行比较深刻的改良。那么，新公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良途径。  

　　 实际上这个新的思想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试错、慢慢的淘汰和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规模相当大了。什么叫做新公益？它是非常复杂的，概括起来讲，过去的公益是纯粹的无偿的捐赠，完全是非营利的。但是，现在针对目前的形势，很多人感到这种模式不能解决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所产生的巨大的需求，所以要用市场的机制把营利和非营利模式合在一起，以做企业的办法做公益事业。而且是各种部类的人联合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会管理的教给大家怎么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联合体。在实践中做法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到的，因此它的创新能力非常之强。  

　　 它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在原来的书里，我管20世纪兴起的基金会叫“现代”公益基金会，以别于传统的慈善，在现在这一版里我把它们叫做“传统”的基金会了，以别于新公益模式。原来古老的慈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原书中所称的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大工业社会的产物，现在的新公益是信息化社会的产物，是后工业社会产生的新型的公益。具体的操作很复杂，短时间内讲不清楚，只有请大家看书，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是专门讲这个内容的。  

　　 总而言之，我现在要讲的是它对社会的意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书名“资本主义的演变”是借用他们自己用的词：叫做“evolu-tion of capitalism”。还有一个词是“包容性的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国家，如果你问什么力量最强大，我们一定回答是党和政府的力量最强大。但是在他们的社会，什么力量最强大？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促进社会的繁荣。但是，资本如果不加规范的话，它也会肆虐，出现很多很大的问题：不正常的贫富悬殊、尖锐的社会矛盾、泡沫、危机。所以，他们自己意识到必须用比较好的办法驾驭资本。  

　　 新公益的倡导者们意识到，当前贫富悬殊扩大的趋势已经难以为继，这样下去，金字塔尖1%的人也没好日子过，他们的好日子是行之不远的。因为社会整体的购买力没有了，不能靠少数富豪买奢侈品和豪宅来支撑市场。必须是大家都有购买力才能支撑起这个市场。所以要共富共荣。并不是有钱人拿出钱来救济穷人，就能共富。第一是要使穷人成为消费者，让他能够消费得起，买得起东西。第二，要把他变成创业者。什么叫包容性资本主义呢？就是把资本主义扩大，也就是把当资本家的门槛降低，让更广泛的人能够创业，都能够变成企业家，小企业变成中企业，中企业变成大企业。当然，它有很多途径和做法，新名词也很多，如“创投公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形式叫SVP，就是社会创业伙伴。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观念。  

　　 这个新事物深远的意义就是资本主义将要面临一次深刻的改造。这个改造的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全社会各阶层。第一次美国进步主义的时期的改革动力，最早是劳工运动，从底层罢工开始，其规模和频繁引起社会震动，然后是知识分子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然后是开明政客被选进议会以后出台一些法案、通过法律。还有包括像老罗斯福总统这样的力主改革的政治领袖。当然，还有在言论自由保护下的媒体的批判，最重要的是揭露社会弊病的舆论，等等，一起推动社会改革。  

　　 现在的动力是什么呢？也是上下结合的。但是更加体现在社会精英的觉悟上。我们看到，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底层的行动，就是表现一般老百姓的不满，这比以前的群众运动要弱得多，它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领导，没有真正的具体诉求，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使得那些既得利益的人意识到社会有这么多的不满，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们自己再想办法进行改良。  

　　 我们常常认为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改良的。其实他们是最积极的，最深刻的意识到社会危机，而急切地认为需要改良的。正因为他们从这个社会得利，才最不希望这个社会衰败、甚至出现动乱。所以，他们在一起开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举几个名字就足以说明推动者是些什么人了：像英国的查尔斯王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比尔?盖茨、巴菲特、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拉加德夫人、金融世家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后代、新兴IT业的领军人士、哈佛、斯坦福等著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还有像洛克菲勒等这样老牌基金会的领导人，等等，这些顶级精英人物在一起，深刻地批判现在这个社会，他们所揭露的弊病和批判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国家那些最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我发现我们说到的，他们都知道，而且有数据，有很科学的分析，专门出资组织调查研究报告，用图标、数字说明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利润高度向上集中，而普通员工所得份额直线下降，强烈表示这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们自己觉悟到必须改变游戏规则，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且他们相信可以运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力量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是非常细致的，不是大而化之的，不是既赚钱又做慈善，没那么简单的好事。它是非常艰苦的细致的过程，还要一点点的促进现有法律的修改。比如英格兰银行的总裁提到英国现在正在修改《金融法》，就是对于一个银行的操作规程、总裁的职责都有改变，向着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金融业不能离实体经济太远。2008年的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失去了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一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再忽悠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规矩，要对普通人负责。他们定出很具体的一条一条规定，现在正在改。我对这个完全外行，应由专家去研究。另外《企业法》《公司法》也有改革的方面。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法治社会的机制进行。  

　　 为什么他们有改革的动力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公民，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出了问题，除了自己想办法以外，指望不了什么人。并不是向华盛顿提出意见，让奥巴马出台一个法令，就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这完全不必要，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先做，然后在必要时影响政府决策，国会通过法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研究外国、研究美国的时候，不能眼睛专门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它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市，甚至一个居民区，实际上都各自为政，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实验。共同的方向是向着平等、向着共荣、向着更广大的阶层可以发财的方向来发展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启示。  

　　 这也不是从道德方面来讲大公无私。主要是有一批人很有远见，他们现在可以享受，生活都过得非常好，但以后怎么办？要考虑好几代人。所以他们还提出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代际公平”。就是说不能拼爹，不能让“富二代”一定享受特权。要有一个机制使得每代人都有同样的起点。他们还提出在财富分配方面相对平等，机会方面绝对平等的目标——财富分配绝对平等是不行的，会使社会失去活力，它一定是会有差距的，只是差距不能太大。而机会平等是一定要保证的，不能让“富二代”的机会一定比“穷二代”的机会高一大截，马太效应永远循环下去，一边是良性循环，另一边恶性循环，社会就要撕裂。他们要想改造社会，要改良的是这种机制。这体现在他们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新公益中。公益事业可以盈利，这是非常大的改革。但是，这里一定要有很多规矩，有明确的标准，还有权威机构的认证。并不是一句话，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做慈善，绝对不能这样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我最后勉为其难决定再写这一部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又看了大量的材料，幸亏现在从网上查资料比较方便，不像以前得一家一家的档案馆、图书馆的去查书。现在有很多材料可以从网上查得到，而且非常丰富。这本书里举出的案例也是挂一漏万的。国外这方面的新书也已出版不少。我特别希望有人能更深入的研究、利用现存的丰富材料写出更多的著作来。我这也仅仅是抛砖引玉。自己知道精力确实不够了。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否定无偿捐赠的公益事业，以为已经过时。现在还是完全必要的，传统和创新是有连续性的。因为新的公益模式中有一部分是靠无偿捐赠的，比如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可以投资到一个社会企业，三年不要还钱，或干脆就不要还钱。这个被投资的企业应该去赚钱，应该自己造血，达到自己循环，但是最初阶段不可能马上实现，开始的无偿捐赠还是必要的。在思想上以前的卡耐基、洛克菲勒这些先驱和现在的新公益推动者还是一以贯之的。  

　　 现在我们国家引进外国的东西相当快，我发现很多报刊都已经提到“创投公益”“创客室(Hub)”我在书中叫做“影响力工作坊”，有人投资搞一个房子，让一些愿意创业的青年到这里来实验、交流、创业，这些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有了。我害怕山寨的东西，就是没有按照严格的规范来做，只是赶时髦——你也叫创投公益，他也叫创投公益，但最后做的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之所以在美国可以大规模做起来，因为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有非常严格的法治，法律是非常规范的，冒名顶替不那么容易。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说做不成，也有人做成了，比如乐平基金会也在做社会企业，并且开始建立SVP。但是，这些都是挺艰难的，需要有坚定的理念，有克服困难的韧性，脚踏实地去做。  

　　 另外刚刚有人提到逼捐的问题。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其实是很愿意做公益的，他们也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公益事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民间性，政府的不算。不能让私人把钱拿出来，又归回政府变成政府财政的一部分，这是倒过来了。常常听说你捐钱捐给政府吧，那个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第二是自愿性，无论他赚了多少钱，他不想捐，你不应该逼他，他有权利不捐。一般说起来，现在大多数人假如有很多财富，都还是愿意捐出来做一些公益之事的。他要是有理由不愿意捐，或者他就是一个吝啬鬼，或者他需要这些钱做其他的投资或什么，我觉得不应该逼他。任何群众和政府不应该逼捐。  

　　 第三是自主性，捐出来的钱，我想做成什么，要看到它的效果。不能像很多情况那样，捐给好多官办基金会，包括红十字会，我不知道你拿着这些钱去干什么。那个时候李连杰挂靠在红十字基金会时，为了怕捐款流失，他要求看到受款人的手印。后来人家告诉他手印也可以是假的，根本没办法核实。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捐赠人要想做什么事情，要按照他的意愿来做，不能强行干涉，而且要有有效的途径，保证目标受惠者能真正得到。  

　　 这几点在我们国家比较难以做到。可是，我们的公众有这样习惯的思维。一个就是类似逼捐的心理，看到谁有钱，认为他必须捐出来，而且应该与他的财富比例相对应。至于怎么做法、通过什么途径，他们不管，反正你捐了就行了。一般多注意什么人捐出多少钱，不注意最终效果是什么。  

　　 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均贫富的观念。好像公益事业是一个均贫富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公益事业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和改良，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自力更生。我们比较熟悉的小额贷款，在我们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了，汤敏先生和茅于轼先生都是在我国搞小额贷款的先驱。穷人想借小额的钱，在大银行借不到款，从这里可以借到，然后去创业，并不是去消费掉，事实证明，有这点启动资金和没有是大不相同的。  

　　 还有一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大家饿着肚子，什么报酬都不要。公益事业的组织是很复杂的组织，跟一个公司或企业是一样的，它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从事公益事业的员工应该是有报酬的，是全职的工作人员，不是大家业余贡献几个钟头的事。在一场天灾之后的志愿者，那时临时性质的，又当别论。真正的公益组织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美国的NGO是很大一个就业场所。所以人们不要以为只要在NGO工作，就不要拿工资，或只要低工资。这是不对的。因此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里规定只有10%的资金可以用于行政开支，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其结果就是很多人用别的方法来报账，又是逼着人做手脚。以为公益组织不要发工资，或必须低工资，这个观念完全错误。我们国家，包括官与民，对公益组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把公益看作是完全“大公无私”，谁有钱了就拿出来给大家分分，这绝对是错误的。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无论是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新的部分从十三章开始)，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纠正一些误区，更重要是认识到现在的外部社会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有长远意义的变化。而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几百万旅游者，但我们的很多主流观念还是非常封闭的，比如认为外国的基金会就是要“和平演变”我们。其实他们是要和平演变自己。而且对任何社会，和平演变都是好事，否则就要发生暴力，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还有各种各样陈腐的观念还很多。实际上外面正在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注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脱离整个世界潮流而单独存在。不管有多少特色，必须汇到世界潮流的发展中去。新的公益事业并不是慈善公益而已，它是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向，而且是占领制高点的那些精英们的一种很深刻的觉悟。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维迎教授的发言：  

　　 现在中国人关于财富、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来的。这些作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万恶之源，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资老师的书对我们正确认识财富、认识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她给我们讲了100年来的美国富人怎么花他们的钱，而且是与中国相关，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协和医院，我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好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资本家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恶，还有很可爱的一面。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是原来的穷人变成富人，原来的富人变成穷人了。资本主义没有阶级的概念。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固定的特权身份，好比封建的贵族，如果你的祖先不是贵族，你不可能变成贵族。当然你可以用钱买，但是，整体上来说阶级是不变的。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是由于你有特权而获得财富，而是你有能力获得财富，之后才有一定的特权。但是，你的特权没有制度的保证。批评资本主义最多的人，好多都是资本家，恩格斯本身就是资本家。  

　　 结合这本书，谈谈我的感受。第一，我觉得慈善是人的本心。慈善是不求直接回报地对他人提供帮助。但是，不是不求间接回报。好比说我帮了你却养了个白眼狼，我心里很不舒服，也不会再帮你。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幸福并不过多地与物质财富、个人享受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人类有一部分是物质财富，另一部分是非物质的，这一点就是别人对你怎么看，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吃得再好、穿得再好、开再好的车，人家见了你都瞪白眼，都鄙视你，你会幸福吗？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方面相联系的。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怎么得到别人的尊重？就是我们能为别人做什么，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拿到什么。现在的富人做慈善也是他追求自己幸福的一种方式。当然，也有很多守财奴。守财奴之所以守财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无知。真正有知的理性的人，不会变成守财奴。因为你不可能把财富带到棺材里，你一定希望以最好的方式把财富花出去。现在很多人把财富留给孩子，孩子以后不干活都可以活得很好，这是愚蠢的人。凡是把财富留给孩子，让孩子不努力就可以活下去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反而是把财富花出去，让孩子靠自己的努力活得像个人，结果都比较好。  

　　 第二，资本主义是可以使人类的慈善之心得到最大发挥的体制。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慈善，到了资产阶级以后，这个慈善发挥到了最大的程度。资老师说它还在演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就是建立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我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私有财产使人变得自私。其实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就讲到，一个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人就不会有慈善之心。人的偏好和需求是有层次的，如果社会财富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真的很难有慈善之心。他吃的有限、住的有限，怎么能够使他活得更有意思？更受人尊重呢？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创造财富，财富的增长扩大对慈善是非常重要的。  

　　 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如果你做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别人不喜欢，你怎么可能富有？财富本身是人创造的。当一个人富有以后，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而不是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如果是偷来抢来的，那是为了漂白，也不是出于慈善之心。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有一些实验研究发现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越愿意给陌生人提供帮助。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人们有部落慈善之心，就是在一个家族或者村庄里面，大家互相帮助。只有在资本主义下，人们有跨部落的慈善之心。资本主义是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慈善就是陌生人之间提供帮助。中国发生地震了，美国、日本、英国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同样的，日本发生海啸，我们也提供帮助。这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真的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的慈善之心发展到了最高的经济。  

　　 第三，在自由、公正和法治的环境下，创造财富的人更愿意通过慈善事业与他人分享财富。如果财富是在不公正的情况下得到的，或者你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财富，人们都不太容易有慈善之心。这也就是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人们更有慈善之心。凡是法治国家，慈善事业就比专制国家多得多。这一点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怎么建立真正的自由、公正、法治的社会。当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受了各种委屈，被各种人欺负，即使赚钱了，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我宁可把财富糟蹋了，也不会给别人。这种愤恨不满的情绪就会影响他做公益慈善这些事情。  

　　 第四点，我想强调的是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对人的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在美国进行过调研，在意识形态的概念当中，越是拥护大政府，希望政府通过税收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人越不愿意给别人提供慈善帮助，包括捐款、志愿服务。反倒是那些主张小政府、政府少干预，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去发达的人给提供的社会的捐献和志愿服务更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主张大政府的人来讲，他们认为帮助别人是政府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有困难，也希望政府帮助他。对于主张小政府的人来讲，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是一种个人的责任，他就更愿意帮助别人。  

　　 从对研究经费的捐款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基金会有左中右，我们发现靠右的基金会得到的资助最多，靠左的基金会得到的最少。可能有一个原因，靠右的基金会认为社会就应该这样运作，愿意为自己的理念提供资助。靠左的基金会都是希望别人出钱，不愿意自己出钱。总体来说，美国的基金会有这样的特点。  

　　 第五个问题，当我们强迫别人做慈善的时候，这可能是最大的不道德。慈善一定是自愿的，爱心是不能强迫的。只有法律的责任是可以强迫的，慈善是不完全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别人。但是，不等于说我不帮助你，你就可以告我、批评我。  

　　 做慈善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怎么使得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这才是最重要的。传统的慈善做法是简单地给别人施舍，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慈善。有些人天生好吃懒做，愿意当乞丐。但是，大部分人不是。人活得幸福就是要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尊严就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一个手脚不残、脑袋不残、精神不残的人，他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活下来，而且还要活得像个人样，这才是有尊严的。现在的慈善使好多人觉得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觉得这是问题。不要以为把钱给别人就是帮助他。  

　　 中国人有一句话“救急不救穷”，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做慈善的指导思想。一个人遇到了特殊的灾难，那需要我们救助，比如地震灾难、重大疾病。这个人老是让我们养活他，除非他天生不具有自己工作的能力，否则就是不应该的。应该自己养活自己的人，不自己养活，看起来我们的慈善很发达，其实大家活得都没尊严。  

　　 市场的正常交换买卖，我借用亚当?斯密的比喻，它类似于房子的柱子、墙壁。如果房子没有柱子、墙壁，那是不能住人的。慈善充其量是墙上挂的画，没有这个画，我们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仍然可以住人。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了慈善本身。我前面讲慈善是依赖于财富的创造。如果你没有创造出产生比尔?盖茨的环境，就不能批评人家不像比尔?盖茨一样把财富捐出来。  

　　 最后一点是关于政府和慈善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误区。刚刚资老师说做慈善要自愿，我自己曾经打一个比方，比尔盖茨拿出几百亿美元，不是看谁穷就给谁，他是为了挽救人类。结果他发现花钱比赚钱还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找到值得资助的项目。并不是说像中国有的企业家拉着车去到处撒票子，这样真的不是慈善。我们的体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欢迎你做慈善。古代还有施粥，现在我们提出的是你要施粥不可以，但你可以把米给我，我熬了以后施给他们。我们不愿交出来，万一我把米给你以后，你自己喝了，怎么办？所以应该是真正的民间性的、自愿性的，才是真正的慈善。  

　　 贯穿资本主义整个过程的，不仅是创造财富，也是让财富所有者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财富。我甚至愿意用这样的观点，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财富的所有者其实也是整个社会财富的托管者。你可能有300亿美元的财富，它是一个工厂，一个公司。为什么是由你托管呢？因为这些财富的真正受益人是普通大众。如果我把它用一把火烧了，我自己变成穷人了，是不是更道德、更高尚了？不是，因为你不仅用一把火把自己的财富烧了，也把很多人的饭碗烧了。资本主义的财富不是说我有多少财富就是多少财富的享受者，如果这个财富真正是靠能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他就是为社会管理财富而已。你能不能拿到钱，依赖于人家相不相信你能把这个事情管好。  

　　 资先生的回应：  

　　 张维迎老师是很有见解的，他的绝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只是想做一点补充。说资本主义本身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我绝对同意。过去认为富人就一定是罪恶起家，这些都是错的。但是，有一点，在现实社会里，自由市场这个规律本身并不是像理想的几何学的点、线、面一样，比如线是绝对没有面积的，面是绝对没有体积的，以这个为前提推演出来的结论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现实中没有那么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因为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人，人就不一定总是按理性行动，这就使市场不一定总是产生预期的结果。另外，在现实中，我刚刚说的“代际公平”常常是会被打破的。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比喻：一场接力赛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是某一组第一棒的人跑得特别快，接第二棒的人就占便宜了，虽然第二棒的人跑得慢，但第一棒跑得快，他的起点就和其他组的第二棒不一样。所以在现实社会里，常常过了几代以后出现了并不是由于公平竞争而产生的差距，这是需要补足的。  

　　 大部分人发财是由于他的努力、聪明和机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财富和贡献或聪明才智都是相称的。我经常引用巴菲特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彩，他说：一个模范教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得到的报酬是家长的感谢信；一个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战友的士兵，他回来得到的报酬是一枚勋章。但有一个人从不同的证券定价中看出了毛病，却得到了好几百亿的财产(那就是他自己)，他觉得这不公平。人家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就得到这么点回报，可是他只是灵机一动，忽然就得到这么多的财富。所以他把90%的钱都捐出来。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从非常公平的情况下应该得到的，一个投资者相比模范教师和士兵，到底谁的贡献大，这个很难说。这是巴菲特的良知。说明，并不是只要有了自由市场，所有的收入都一定是公平的。  

　　 另外，我也同意不能培养懒汉。现在中国就是有这样的风气，一个家族里有一个人特别有出息，发家致富了，所有那些好吃懒做甚至吃喝嫖赌败家的成员都来依靠他，觉得他理所应当的应该帮助自己。这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陋习。但是，并不是所有愿意努力和非常优秀的青年人都能够有机会找到合适的职业和创业机会，特别是在失业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并不能实现人尽其用。在这种情况下，公益事业提供帮助是必须的。  

　　 我比较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前提是条件完全相同，一场暴风雨或水灾过去之后还能生存下来的物种就是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一场暴风雨来了，有的人已经盖好房子了，有的人没房子，后果就不一样。生一场病，有人能看得起，有人看不起病，这又不一样。在人类社会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干预，政府适当的制定一些法律、规则还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社会发达到现在这个程度，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经济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代替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为实践证明完全失败。改革是要完善市场经济，而不是要取消或限制。  

　　 我知道张老师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但我觉得以政府调节税收为手段的福利政策开始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缓和矛盾，改良社会，而不造成社会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原来的制度，然后建立计划经济，这已经证明完全失败了。但是民主主义的福利社会在开始的时候还是起到好的作用的，不过现在已经弊端丛生。只有像瑞典、北欧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人的心态非常淡定，能行得通。但是像在法国这种国家，工会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使得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寸步难行。举个例子，法国邮电工会就不允许像我们这种快递出现，在这方面大家就很不方便，而且影响经济效率。  

　　 新公益的前提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是存在不公平的，不是说自然而然就一定永远公平下去。但是又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拆了重来。  

　　 我还要补充一点是：中国和美国的语境是非常不同的。我理解张老师强调市场的作用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中国的不平等主要与市场无关，是特权造成，恰恰是市场没有达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结果。而美国的发展途径是相反的。它先是从完全不受监管的资本和放任自流的市场逐步改革到现在的。就像我一开头讲的，中国最大的力量是党和政府，美国最大的力量是资本，所以改革的内容不一样，强调点不一样。  

　　 宋鲁郑：中国制度模式何以能赢  

　　 全球世俗社会，一共有三种制度模式。一是封闭社会下的一党（家）制，这以朝鲜为代表。二是开放社会中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以中国为代表。三是开放社会中的多党制，这又以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为代表。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以价值观比如自由度、大众参与的民主程度为标准，毫无疑问，最好的制度是欧盟为代表的多党制，中国次之，朝鲜则最落后。但如果回归到制度本身，即一是看它能否维持一个文明以及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治理的难度是否超出制度的解决能力，二是看能否推动国家的发展。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结论则完全不同。  

　　 从生存和治理难易的角度来看，朝鲜无疑排名第一：它的生存度最高，治理难度最低。  

　　 首先朝鲜是全球最为封闭的社会。即使人类到了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朝鲜通过自成体系、对外不兼容的网络和手机系统继续维持高封闭状态。虽然为了发展经济而接纳国外游客，但通过行程（不能自由外出）和货币控制（不能使用朝币）的方式与朝鲜社会本身完全隔离。  

　　 在封闭的前提下，朝鲜官方轻易就垄断了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话语权，成功地将整个民族洗脑，铲除了所有的独立异端思想。不仅国外的制度无法挑战朝鲜，其内部也丝毫产生不了反对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文化上、历史上都有密切联系的邻国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效，但却对朝鲜毫无影响。以本人在朝鲜的经历，民众固然一方面赞叹或者羡慕中国的富裕，但却对中国模式毫不认同。  

　　 封闭的另一个效果就是避免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各种传染病（包括非典）、恐怖主义袭击、难民潮。  

　　 二是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是血缘世袭。血缘世袭是成本最低、最无法被挑战的政治模式。当然前提是这个合法性被一个社会所认可。所以在朝鲜，不管权力交接是否有计划，不管接班人多么年轻，多么没有政绩历练，只要拥有金家血统，就拥有无上权威，人人拥戴。唯一拥有挑战资格的是金家其他族员。但在朝鲜，一旦接班人确定，其他有资格的挑战者就会被永远放逐。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日突然去世后，仓促接班的金正恩，短短几年就令所有的顾命大臣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一人之下的张成泽都被处决。到现在为止，整个高层被更换超过70%。  

　　 此外，正是由于权力的世袭，在金日成建国后，他没有把党内的权力斗争波及到社会，也没有出现过重大政策失误。也就是说，金家为核心的劳动党没有任何历史积怨。  

　　 三是在没有对比的封闭社会中，朝鲜民众满足于温饱，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和追求。同时朝鲜仍然实行计划经济和配给制，至少表面上人人平等。这种低水平的人人平等，自然反过来遏制民众对更高物质享受的追求。所以，对于朝鲜政府而言，其基本任务不过是养活2300万人而已。东亚各国历史上都富裕发达，劳动力素质高，现在没有走向现代化的也就只有朝鲜。但如果衡量标准仅仅是温饱的话，这对朝鲜政府并不是难题。  

　　 以上三点仅是朝鲜内因，从外部环境来看，同样有助于维持其制度稳定。一是各大国出于自身利益都不愿意朝鲜垮台。美国由于朝鲜的威胁而得已号令日本和韩国，日本则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且反日的朝鲜半岛，中国则是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而又亲美的国家。韩国则难以承受朝鲜垮台的经济代价，俄罗斯则不愿失去远东的立足点。二是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不管未来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至少再无一个国家敢于把萨达姆和卡扎菲模式用于朝鲜。  

　　 所以，权力本身的血缘特性，封闭社会下垄断一切话语权、杜绝一切内外挑战并成功洗脑整个国家以及民众的物质追求仅仅满足于温饱，从而使得朝鲜成为一个低难度治理的国家，也因此决定了其制度模式的高度稳定和极强的生存能力。哪怕朝鲜仅仅从单一家族中选择领导人，但仅就其面对的问题而言，这种模式就已经足以应对。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一旦这种封闭被打破，朝鲜就会顷刻瓦解。只是对朝鲜而言，除非政权垮台，否则这种封闭不可能打破。而这种封闭只要不打破，就无法令这个政权垮台，完全成了现代版的二十二条军规。  

　　 不过，虽然朝鲜在生存能力和稳定性居各种模式之首，但在发展能力上却居各种模式之末。人类的历史经验包括同文同种的韩国实例和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变化，都说明了封闭社会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担负起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任。朝鲜可以长期的生存下去，但却永远没有发展的可能性。  

　　 相对于朝鲜，中国模式的治理难度则非常高。  

　　 首先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虽然互联网还有部分管制，但对一个每年都有超过一亿人出境访问的国家而言，对一个有上亿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国家而言，这些管制实在微不足道。更何况还有大陆游客能够自由行的香港、澳门、台湾在侧。而且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管制的难度日益升高，所谓的翻墙更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在管理着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不但不能垄断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相反外部面临占据历史优势的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和渗透——香港和台湾也同样扮演着西方价值观输出的作用，内部则面临着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不认同。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国内的自由派群体居然以西方为榜样发起宪章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自由派群体脱离现实，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西方积累的价值观优势：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都无法改变自由派群体对之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权力交接既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是任命和世袭，而是一种仍然在演变的兼有传统禅让色彩和西方任期制的全新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朝鲜而言，更为复杂，成本也高，也带有一定的风险。十八大前发生的薄、周、令事件就是一例。基本而言，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既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也要有党内高层（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民主测评，还要有元老的推荐。一方面可以保障从全国选拔人才，另一方面操作上仍然有不透明性和缺少更大的参与度，未必一定能够保证所有政治精英的认同。相对于朝鲜模式，中国政治制度内部的竞争性更强，风险也相对升高。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传统的绩效标准之上的。虽然目前也得到了举国主流的认可，但没有永远高速增长的经济，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物质欲望在得到空前满足的情况下，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然而经济发展总是落后于人的欲望增长，对物质追求的永不满足给执政党形成了沉重的压力。再加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反过来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冲击着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共产党执政以后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屡屡遇到重大挫折，包括大跃进、反右、三年饥荒、文革以及八十年代末的风波。虽然最终取得巨大成功，但历史旧债沉重，往往成为境内外攻击的口实。这同样对共产党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尽管中国的治理难度远远高于朝鲜，但必须说的是，中国模式具有可发展性。在发展能力和前景上远超朝鲜。  

　　 这不仅仅由于中国是一个进入到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其治理难度仍然是中国模式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最根本的就在于一方面中国的领导集体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和全国性使用人才（不会出现西方由于政党不同而导致的人才闲置）。另一方面由于建立起制度性的更替，不仅可以避免独裁性政治人物的出现，更可以定期的补充新鲜血液和活力。这种“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的模式”保持了体制的延续性和灵活性。邓小平之后的两次更替产生的三代领导人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从宏观战略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长达三十八年间都没有动摇，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试问，它们有哪一项战略可以持久稳定的执行下去？往往政党轮替之后就重起炉灶。从微观上讲，远的不说，十八大以来，从取消铁道部，到全面反腐（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周边移植西方制度的国家如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等腐败远比中国严重，但却只有中国在大规模反腐），再到割腕般的简政放权、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些问题个个都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调整，要在西方是根本不可能触及的。美国的枪击悲剧再多，死伤再严重，总统再重视，也都无法改变。更有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战略以及突破六十六年隔绝的习马会，个个都是大手笔。可是，仅仅一个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而且主要是消减欧洲份额的改革方案，美国居然要花五年而且面临全球压力下才能被批准。  

　　 应该说治理难度最高的是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它们不仅仅是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高度自由的民主社会。然而，越开放、越自由、越民主，其治理难度越高。今天这个模式的所有问题都源自这一特点。对于欧盟模式所代表的各个国家而言，这种问题的难度已经超出制度所能解决的程度。  

　　 首先，无视个人差异的一人一票导致两种后果。一是领导人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但由于票数最多的群体往往是大众而不是精英，大众的好恶和标准就决定了政治人物的命运。然而大众通常只看短期利益，更缺乏国际视野，但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全球化时代更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国内问题。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民粹色彩（不负责任的许诺、攻击他国以转移责任）夸夸其谈的领导人获胜。不仅如此，种族（甚至配偶的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电视的做秀能力都成为决定性因素。奥巴马没有行政经验，完全凭出色的演讲和肤色战胜经验丰富的希拉里。甚至很多领导人的胜选不是因为他自身多么优秀，仅仅是由于民众对另一位候选人的反感。法国的奥朗德和从未从过政的医生柯文哲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胜出就是如此。  

　　 更为突出的是，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平庸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党竞选，政治人物被分割成不同的政党，败选一方则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被迫闲置，出现严重的人才浪费。这就是西方虽然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但却不能从全国使用人才的原因。  

　　 二是当预感到危机或者已经面对危机需要采取措施时，政治人物必须要等到多数民众觉悟才能行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上台以后，就已经认识到法国面对的问题，决定进行改革。结果引发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错失了变革的良机。等到萨科奇担任总统时，法国财政已经破产（时任总理费永语），又加上经济危机，法国不得不改革。这一次萨科奇倒是顶住了民众压力，结果他却被选票赶下台。现在为欧盟辩护的学者也往往说，欧洲还有希望，只是危机程度还不够，只要危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民众就觉悟了，政治人物就会放手解决。确实，这在法国也有先例。二战结束后，领导法国解放的戴高乐吸取历史教训提出重大改革，结果却被迫辞职，赋闲在家。直到十几年后法国发生军事政变、前去镇压的武装倒戈、国家靠借债度日，政局一片混乱的危机关头，才请出戴高乐，放手进行改革，只是代价之高可以想象。可资对比的是，中国只要领导人想清楚了，就可以马上行动。但在西方，则必须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想清楚了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其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这里不妨举华人社会都关注的台湾的例子。2016年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会登场。这一次特地加了一个公民提问环节，并从网上征集。结果尽管每题都有上千人连署，主办单位再从数百题中选出六题，结果最后筛选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无脑、无逻辑、接错线”。甚至被候选人徐欣莹直斥“逻辑不通”。比如“‘文化部’被当成提款机，是否赞成‘国家’改为‘半总统制’，让经民意检验的‘文化部长’来主导文化发展”。这本就是两个不相干的话题，更何况台湾就是“半总统制”。然而，民主制度下，决定谁来担任领导人、决定领导人政策的就是这些选民。  

　　 所以在西方这种体制下，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但在民众的短视、自利诉求下也无所作为。等到危机全面爆发，民众也觉悟，其难度早已超出领导人的能力。毕竟戴高乐用法国的话说是天赐英雄，并非需要时就会出现。我们不妨看看希腊的例子。政治人物早就知道危机存在，但却一直试图纸里包住火，等到包不住的时候，全面崩溃，自己根本无力解决。如果不是欧盟救助，希腊早就成第三世界了。  

　　 这里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西方常用的说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此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将如何，这不难得出结论。  

　　 这个背景也是理解何以欧洲和美国极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还是美国的川普现象，都是这种危机的必然产物。虽然目前极右在最后关头仍然无法执政，但显然时间是在他们这一边。正如台湾中研院朱云汉院士所分析的：“川普现象就像近年来法国极右派兴起一样，是长期经济困顿与外部危机四伏形势激荡下的集体非理性反应，如果继续受到政治狂热分子的鼓动，这股洪流最终有可能将美国政治一步步带向极端仇外与镇压异己的民主崩坏道路上。”（《中国时报》）  

　　 其次，在欧盟这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涌入。在自我标榜的价值观面前，欧洲既不能对难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更还得给他们提供基本福利，特别是孩童补助。另一方面，西方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是放弃合法家庭（法国非婚生子女超过婚生子女，总统奥朗德就是表率），不愿意生育。历经几代变化，无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长，并大有取代本土欧洲文明之势。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世界报》就发过评论，提出“三十年后的法国将成为谁的法国？”可惜，根本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到了今天，重蹈罗马帝国毁灭覆辙（罗马帝国在外来蛮族的大规模侵袭下而灭亡）的言论才不断被正视。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欧洲仍然没有形成共识。看来本土种族成为少数哪一天变为现实，才会有共识。只是到那时，已经没有机会挽救。事实上，就是今天采取行动，恐怕已经亡羊无法补牢了。  

　　 西方这种“定期换人也换党”的体制弊端并不止这些。比如无法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规划。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就认为：“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最后从经济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正处于消亡中。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那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二战后的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黄金储备、工业品制造、国际贸易和最大债权国。但现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国超越，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的测算，中国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黄金储量外，其他的则是：监狱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实存在的成年人数、国家债务以及军费开支。这个变化，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吗？  

　　 其实当一种文明衰落的时候，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众所周知，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艺术早已经走向荒诞、怪诞、扭曲、阴暗、过度浮华和包装。这恐怕不是艺术本身发生变化了，而是现实如此。在巴黎，当代艺术馆蓬皮杜总是游客稀少，而收录了现当代艺术之前作品的卢浮宫永远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2015年美国的大片从《终结者》、《007》、《饥饿游戏》、《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内容，都是脱离现实而缺乏灵魂之作。反观中国的《大圣归来》、《老炮儿》，那才是艺术。还是那句话，不是中国的艺术高于西方，而是现实的差异。  

　　 所以，不管西方这种制度模式在道义上如何高尚，但一个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续能力的制度再高尚又有何意义呢？一个连自身种族、自身文明都无法保障的制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未来西方的制度是无法持续的自我崩溃，还是被外来文明所取代，还是被极右所终结，也只不过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则无法改变。  

　　 总体而言，朝鲜的制度模式虽然没有发展的空间，但其治理能力应对自己面对的问题却绰绰有余，因而可以长期生存下去。而且只要本土文明不灭，未来总有其他的选择机会。中国的治理难度虽然很高，从理论上讲也不排除发生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但毕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机会。尤其是这种体制既避免了委托代理风险，能够制订长远规划，更可以解决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制衡大众贪欲。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难度并没有超过制度自身的应对能力。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难度最高，而且由于制度内生性的弊端，无力应对面临的挑战，并终将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当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开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间找到了平衡，不仅可以持续，更有前行创造辉煌的可能。  

    资中筠 章诒和 杨照：走出瞒天罩地的时代 

　　资中筠、章诒和、杨照：走出瞒天罩地的时代  

　　主题：理想国文化沙龙——时代与人  

　　时间：2012年1月8日14：00  

　　地点：北京环球贸易中心D座五层会议中心  

　　嘉宾： 资中筠、章诒和、杨照  

　　刘瑞琳：刚才何社长列数了这一年度我们获奖图书的荣誉，虽然只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很多了。其实在整理这些成绩的时候，我们自己心理也非常忐忑，感觉大家把很多人的理想、很多的愿景都投射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非常荣幸，也有非常大的压力。在很多场合我们自己也说过，其实我们所获得的种种荣誉都不止是给我们的，更是给我们作者的，没有好的作者、没有好的书，其实我们一无所有。在此我想代表在场所有的做书人、卖书人、评书人和读书人，向我们的作者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  

　　我们今天邀请来参加沙龙的三位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写作者和思想者，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同时又具有公共关怀和文化担当，其实他们在今年的相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期待今天的沙龙能够精彩完满。下面我把他们一一请上台，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首先是资中筠先生，有请资先生。资先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她在我们这里，去年出版了她的自选集，一共有五卷，在年底几乎囊括了书业所有奖项。  

　　下面一位是章诒和老师。大家很难亲眼目睹章老师的风采，章老师去年出版了《刘氏女》，被评为《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华语小说第二名。今天还有她的第二部小说《杨氏女》。  

　　最后一位是专程从台湾赶来的杨照先生。大家对杨照先生可能还不够熟悉，但是他绝对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一个横跨很多领域的写作者、思考者。他去年在我们这里出版了《故事照亮未来》，年底也被很多好书榜点评，今天他也为我们带来两本新书，一个是《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另外一个是《迷路的诗》。杨照老师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今天是要请他做这场特别沙龙的嘉宾主持，我也很好奇，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他怎么把握今天这个沙龙主题。大家一会儿可以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杨老师怎么样把握。他又如何跟台上这两位长辈进行交流，我把这个难题，也是一个挑战，把话筒交给杨照老师，谢谢他们三位。  

　　杨照：共同走出瞒天罩地的时代  

　　杨照：何社长、刘总、资先生、章老师，大家好，我刚刚到这里，原来刘总做这个打算是要考我的。还是要谢谢广西师大，不要说多久以前，就说五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杨照有一天你要到中国大陆，你的书会在中国大陆得奖。我会跟他说你别闹了。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时代的改变。五年前、十年前，有很多我们想象，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面会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们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通通的改变了。虽然我现在才知道，刘瑞琳不安好心让我主持。而我要很骄傲的告诉刘瑞琳，这个题目出的太简单了，一点都不难，因为她给我的是资中筠资先生跟章诒和章大姐，那有什么问题呢。  

　　有一个主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都强烈感觉到的，那就是人跟时代之间的关系，就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正在快速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我用最简单的话讲，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上限。不管是我在台湾或者大家在中国大陆，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条路，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是时代控制人，是时代创造人。可是曾几何时，至少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勇气，发现说好像我们原来以为瞒天罩地的时代力量，我只能遵从，按照时代给我的答案过日子不是那么天经地义。它打开了一点点的空间，一点一点的人跟时代之间的关系，由时代来规定人、规范人，它慢慢的会改变。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在体会的过程中发现，在黑暗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都一定有精彩的人，是这些人帮助了我们走过那样瞒天盖地、所有的个人只能够屈从于时代集体力量，今天可以有一点点自我。那些精彩的人他们面对那个时代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不一样的生命期待，有不一样的理想，我觉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题目，大家一定有所共鸣，而且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期待资老师跟章大姐告诉我们，因为她们两位活过的时代比我精彩多了，当然也比我困难多了。她们看过的人以及看人的角度，在她们的作品里面已经展现的这么清楚，而且这个清楚是每当我们读了一句，我们都会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句，我们等待她们继续说出来。  

　　我的开场就是这样，首先请资中筠资先生，也就是2011年得奖专业户，资先生发表时代和人的这个话题。  

　　资中筠：不要动不动就说五千年文明，先说一百年  

　　资中筠：杨照先生讲的非常好，这两位先生都是特别善于讲故事，而我特别不善于讲故事，我会讲空话。现在如果讲到时代的话，闲话少说。我想到的时代，我最近有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现在如果从全球来看，正面临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并不光是中国面临，就是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整个人类可能都在面临一个拐点。2012年被寓言为将要发生什么地球大爆炸、人类要毁灭。我看大概不至于，再过一千年就很难说了，但是至少2012年我们还能活下去。  

　　纵观全球我感觉到我们确实面临一个拐点，一个层面是人类跟科学的关系是一个拐点。过去多少年来我们都认为科学是造福人类的，但是人类驾驭科学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驾驭自己的能力，其结果科学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走向毁灭，这个还要看以后人类的自律。到现在我看到的，一个是环境的破坏，还有一个是科学发展最大的动力是军事，军事科学都是为了打仗才拼命去研究一些新的产品，然后这些东西还可以用在民用，是变成这样的倒过来的关系，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大问题我们驾驭不了，我没有办法在这多说什么，也没有再更深的研究，因为要深深研究这个问题需要搞科学实验，在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科学到底是造福，它的弊病是什么、它的积极方面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看到发达的欧美国家，当时在人类最先进的制度，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最近在跟美国人的一次谈话，讲到了一些美国的问题，这里我也不想多讲。但是人家发生了问题，并不等于中国就特别好，就人家那边不好，就我们这没问题。正好相反，我们也是有很大问题，所以我现在只能想中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不是说中国现在发生什么问题，就想当时代和人，我也不可能回顾，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说五千年文明如何如何，我觉得我们先别说五千年，我们先说一百年。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出现了很多文章，我个人不是近代史的专业，但是我从这些著作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有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居然出现很多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些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里面我特别有一个感慨，我们到底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至少从精神层面，现在只讲精神层面，至于说物质层面，这些高楼大厦，跑进数字经济时代等等，这些先不去说。我先来讲精神层面，到底有没有进步？因为这里面，我看到的，也是在2011年出的一本非常有重大意义的书，就是《共和国教科书》，我昨天也碰到这位出版的先生（注：《读库》主编老六），我觉得非常值得敬佩。但是你看一看《共和国教科书》，是1912年出的，正好是一百年，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的白话文，都是文言文，把那个时候的思想比与们现在的教科书比较一下，要新多，要进步多了，对人类进步，前沿的思想都包括在这里面。所以我具体的待会在讨论的时候再说。  

　　我第一个感慨，过了一百年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章诒和：彼此那么靠前，心却遥远  

　　章诒和：我从接到这个任务以后特别不安，因为我只能讲故事，讲那种陈腐不堪的故事。说到时髦的话题，我认为我很不合适。还有一个就是，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讲课了，我也不太愿意露面，始终觉得章诒和的任务就是关在家里写老故事。所以我很紧张，我都是像备课一样准备，我可能跟两位差了很远。但是我有一点可以告诉朋友，我是很认真的，即使我说的很不对，但是章诒和也是很认真的。  

　　我一直觉得全球化进程修改我们每个人的自身体验，一边是时空的空前扩展，词语语汇的空前丰富，词语语汇不用像我从前那样去背，打开电脑成千上万。但是关上电脑之后好像很多人不用看书，说出像周作人那样的语言，像林语堂那样的幽默，今天很少。我们今天可以看韩剧、日剧、美剧，还有意大利面条、日本寿司等等，面对这样的丰富多元化和多样化，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每个认为来的想象，以至于对自身的认识是否也那么丰富化和多样化。我发现不是丰富化和多样化，相反倒是浅薄了一些。  

　　当下的背景具体到中国，那就是人超多，都是人看人，从社区到边远的小镇，彼此都是那么靠前，心却遥远，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倒了我不会扶你一把，在彼此的冷漠中，有时候还有一丝的敌意，这是我体会到的。我在我单位综合艺术研究院都能体会到，一个线索，大家都是博士，为什么相互都有嫉妒和排斥，从前不是那么突出。我在想，现在既有可以登月，又可以看海，又可以干细胞移植，今天北青报发现衰老的细胞通过干细胞可以变年轻的，具体到一个老者上，寿命可以延长三倍，如果说资先生今年80，她可以活到240岁，然后我觉得满大街都是老妖精。  

　　我们的日子让位给了对物质生活的欲望  

　　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人的主体性产生的危机，就像旅游一样，去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回来后，看完他乡回来看故乡。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看故乡。原本以为结束了政治运动，进入改革开放。我们对自由，富裕的未来的追求和向往，该有充分的释放。的确，89至今，社会在改变，我们可以在微薄里，博客里，文章里，论坛上，热烈乃至激烈地讨论着公平，正义，宪政，文明，历史进步的话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日子基本让位给了对物质生活的欲望。电子网络给我们提供便捷和舒适，但同时使我们沉溺于消费，这个消费包括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思想文化，包括在座的从业人员的大众传媒文化，基本是这样的。加之，社会生活日益技术化，专门化，细化，使人在操作性的既彼此合作，又相互隔阂。人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工具，人变成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功能，所以我感觉到人类的主体性的危机不仅在发生，而且在加剧。我是不太关心外国事务的人，不像资大姐和杨先生那么精通外国，所以我一天到晚都是在国内呆着，不是太清楚，也不太懂。我觉得中国在现代化当中，人没有现代化，人没有历史意义的现代化，这是我们每一个作者，其实不是每一个作者，是每一个公民，特别是一个青年人应该审慎思考的问题。  

　　杨照：一边在追求自由，一边在逃避自由  

　　杨照：前几年我看美国《时代》杂志，应该是2008年，有一个很耸动的封面，那个封面谈的就是刚刚章大姐讲到的延长人寿命的科学技术的突破。我记得那个标题之所以那么耸动，它明白告诉我们说，人类当中第一个活到一千岁的人可能已经诞生了。想想，真可怕，将来这些人要活一千岁，在人类的寿命的可能性上面，这么大的延长。但是让我们真的很认真的问这件事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认真想，但如果要认真想也就意味着，如果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这不仅是人会不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也不觉得满街都是老妖精，满街都是老智慧也不错。但是对每个个人的生命一定是巨大的挑战，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活着，我们今天之所以怎么活着是对的，毕竟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相信我活到什么样的年纪我的生命大概是多长。如果这个基本的前提改变了，很多事情都要改变。  

　　呼应刚刚两位所说的，尤其是章大姐所说的，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对人产生最大的影响，那就是做一个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包括我们以前所想象的最无法突破的人寿不满百，现在看起来，我真的相信20年、40年后还可以在这里跟资老师聊天、说话，这都被突破了。这不止是中间的一个例证，事实上有太多的事物都在对我们开放它的可能性。用我自己在台湾的一点经验，虽然我的资历没有像两位那么深，可是我毕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台湾相对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从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完全在国民党体制底下，到后来经过了解严等各样的变化。可是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触，当我们身边没有那么大空间，当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自由的时候，我们觉得充满了热情，而且我们总是想象，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这个空间，我有了这个自由，那多么样的美好。我在台湾所经历过的、所看到的也就是发现河说，一旦真正空间来了，自由来了，更多的选择来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没有准备好的，我们打算怎么选或者我们要选什么。  

　　我在台湾所看到的，或许在中国大陆，也可以有所感应的，那就是当真正有很多自由选择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真正反映出来的态度不是说我应该怎么样好好利用科学所带给我的空间、知识所带给我的空间，让我自己的获得更丰富。而是说这么多事情要选，好累，最好是有人给我答应，我照着做就好了。所以我看到的矛盾，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都是人一边在追求自由，一边在逃避自由。追求自由，希望我有更多的选择，我有更多样。逃避自由，我有这么多样选择之后，最后每个人都是做了同样的选择。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也是一个令人疑惑、令人困惑的一种现象。我从这个现象中，资先生明白的提了问题，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总觉得要回答一下。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或者试图给一点点思考的脉络，我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资先生说到底这一百年来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  

　　那个混乱有选择的时代，应该刺激我们去思考  

　　从一个角度来说当然是进步，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他想拥有的东西，这方面都是进步了，包括我们不见得拥有，包括我们的权力拥有，一直在不断扩张这个清单、这个列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共和国教科书》会感动我们，是因为当那个清单列出来这么长的时候，我们却不见得真正有那个勇气或者不见得有那样一个理想，或者是我们没有那样一种冒险的精神真正去选择。所以一百年前跟今天我会认为最大的差异就是，到今天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改变，好多新的事物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把它当做问题来面对，我们都是把它当做新的答案来揭示。可是一百年前他们没有那么幸运，可以有这么多人给他这么明确的答案，也没有那么胆小说人家给我答案我就接受了。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那是一个逼着每个人都必须要寻找答案，因为逼着每个人寻找答案，每个人也要想尽各种方式，第一你要想尽各种资源，到处东抓西抓，这就是鲁迅当年说“拿来主义”，你拿来，你能够用。为什么那么迫切？因为我要寻找答案。第二件事情是，你要寻找答案，你就必须要形成这个答案去努力说服别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那个状况，五花八门，它乱七八糟，中国处在完全收不住，没有一个权威、没有一个力量把中国社会收拾住的混乱状态。但是混乱也就让每个人，你不能躲着，你不能躲着说这跟我无关，你叫我怎么过日子我就过日子。没有人教你怎么过日子，所以只好每个人都是寻找。因此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答案，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每个都要吵架，永远讲的事情就是，你这个是胡说八道，你这个是不对的。那个勇于思考选择性而且勇于提出不同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看仍然感人，或者说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它更加的感染，它应该刺激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有没有善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条件。科学的发展、全球化的变化，它没必然一定让人被弱化或让人被物化，而是仍然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时代所产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当你把自己当做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仍然认为我就是时代产物，时代给我什么我就是什么。还是说我相信时代给我的是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挑战，我有义务和责任，而且直到我能够提出答案来，我不可能心安理得接受答案。这个态度上面的差异决定你究竟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变得被动的失去人为的人，还是说你还是有机会，愿意活着，过一个人的生活，然后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再去推动。  

　　资中筠：从小学开始的这种教育，把人异化了  

　　资中筠：刚才杨先生讲的对我有很多启发，他讲的整个是一个共性，人类面临没有自由的时候怎么样，有了自由的时候怎么样，对待选择，自己应该怎么样选择。这是大的环境，但是小环境是不一样的。杨先生是从台湾来的，很明显的，台湾的小环境跟我们内地所处的小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还不是我们有了太多的自由应该怎么选择的问题，恐怕我们还是在更前面的一个阶段。  

　　我为什么对于《共和国的教科书》有这么大的感慨，这个是从小环境来的。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我是人性双重论者，本性有向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就看你教育的过程里，环境的过程里，你是把恶的一面引发出来，还是把善的一面引发出来，或者说多数人，整个环境对于善更加宽容，更加有利于善，还是说这个环境行善非常困难，作乐非常容易，这个是大不相同的。大概文化大革命那种情况是每个作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非常天真可爱的学生一夜之间忽然会变成恶魔一样，把他的老师残酷的折磨死，而且不是个别的，是相当多数的，你根本不能想象的。那就是在某一种特殊的环境底下，或者是特殊的一种驱动之下，会把人变成恶魔，把人性里面最恶的那些东西调动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回到共和国教科书教育的问题上。  

　　我想念一句话，《共和国教科书》编辑宗旨里面说“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育，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就凭这一句话，我们想想今天我们教育的宗旨，我讲的是我们内地整个教育宗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育，以养成共和国民，这本书就是共和国民跟专制王朝里面的臣民有什么不同，贯穿在课文里除了知识之外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讲自由平等之精神，现在的主流媒体还在反对普世价值，这个自由平等是不行的。守法合群呢？现在的小学，据说所有家长都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什么意思呢？从幼儿园开始他人就是你的敌人，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就说每个人，如果这个小朋友功课赶不上，我来帮帮他。根本没这事，别人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这种竞争下去，我们常常说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没有恶性竞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从小学开始的这种教育，把人异化了。人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有别于动物的是读书明礼  

　　我再念几条《共和国教科书》其他几条编辑宗旨。一个是注重国体、政体以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从小学开始培养他将来能够参政，这个我们现在是不是教育每个公民应该参政，你要是想参加选举会是什么结果？这个可以看出来。这里还讲注重博爱主义。一百年前的中国，大使是在打倒列强口号之下的中国，没有现在这种大国崛起。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讲博爱，讲平等对待其他国家，以扩充国民之德量。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是注重国民生活尚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由之能力。它里面的课文很多，都是这样的，都是贯穿的。第一课是大写的“人”字，给老师的教学参考书里面，第一课的人字怎么讲呢？告诉他你画好多好多男人、女人、小孩、大人、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人，人也是动物，但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是什么？是读书明礼，从小学生第一课程就要知道要做一个人，人是有普遍性的，同时人有别于动物的是读书明礼。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课一课的讲，每一课都使我非常感慨。从这个角度讲，我在想我们这一百年来，或者说后半世纪以来，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应该说我本人比较荣幸，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受的这种教育，我上小学是30年代，那个时候早就是白话文了，而且里面有关忠孝节义这种东西比较少，而功名道德这种东西比较多，但是其中的知识，包括这里面用十几个字概括美国独立，一共27个字，讲的非常准确，它是高校一年级的课本，讲美国独立的历史，非常准确的讲出来他们主要是抗税。里面讲英国要加重他们的税，他们不高兴，他们说，你要加我的税，我要跟英国一样有议会，通过议会来讨论批准加税。英国不同意，结果使得美国人非常生气。那个时候还不是美国人，那时候是英侨，于是妇孺皆起来对抗。因为我研究美国，我很吃惊，它能够这么准确的概括美国独立是怎么回事，这个刺激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呢？  

　　前几年有一个《大国崛起》的片子，相信大家都很注意，写的就是历史上各个大国，从西班牙、英国、德国一直到美国的崛起，他们也曾经采访过我有关美国的部分，我曾经讲到美国独立的时候有一句很重要的口号，就是“没有代表，不纳税”。这是他们为什么要独立的原因。结果这句话被审掉了。他们非常抱歉的告诉我说，把“没有代表，不纳税”这句话给省掉了。一百年后给省掉了，但是一百年前高小教科书里面就有，而且它不但说美国人这个事，而且另外一课说国民义务之一是纳税，国民要知道这个税是怎么用的。这些小学教科书里都有。  

　　我曾经碰到一些老革命，他们只上过小就学到延安去了，还有一些老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大出版家范用先生，还有沈昌文先生，他们都只上过小学，当然沈昌文自己说后来他又自学上中学，但是范用先生只上过小学，甚至于还没毕业，但是他后来读书无数，非常渊博，并且成为非常有眼光的大出版家。那个时候的小学，四年或者六年的小学，他得到的知识，包括古代的知识和外国的知识，都是用很简单的话教出来。所以我对《共和国教科书》为什么这样感慨，我感觉到我们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今天的小孩，苦的不得了，书包重的不得了，而且他们学的数学非常深，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小孩，有没有达到这样一个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读书明礼的人的水平？所以我的感慨就是在这个地方。  

　　章诒和：请把人当人待，请别把人当神待  

　　章诒和：我想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怎么会成为这样，我有三点，先说两点。  

　　第一，请把人当人待。我们今天中国人变成这样原因诸多。讲起来这些话题是很沉重的，也是很沉痛的。请把人当人待，这里有一个“请”字，可见是有针对性的。 1958年的6月，康生同志在中宣部的政治思想理论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声色俱厉，点了两个人。你要知道，听的是全国各中直机关、各高等院校、各政府部门的要员，他在这个会上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冯友兰，一个叫张岱年。大家都知道，哲学大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两个人都走了，现在北大哲学系没有这样的人，社科院的哲学系也没有这样的人。康生在那个会上就讲：“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说的不好一点，简直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那里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了。真丢人！张岱年有什么实学呢？只是诡辩，现在已成右派了吧？”真是把人骂死。你要知道，他是在说冯友兰！他不是在说章诒和。我什么都不是，那就说对了。接着康生说张岱年：张岱年去年出了他的《荀子哲学思想》，那叫什么东西？《学习》杂志竟然还给登了，胡说八道。  

　　我认为这不是点两个知识分子的名，我觉得这就是没有把人当人待，起码的平等，最低限度的尊重，我不要讲什么大家，就讲教师，你可以这样待他吗？这个做法，像康生这样的点名，现在还有，不过不是在公开场合，这个做法被继承就是强拆强占。底下一群官员，看着老百姓从楼上往下跳，看着人家把汽油往身上浇，平等吗？有起码的尊重吗？  

　　还有就是自己挺差，坐在主席台上长篇大论的讲，强迫别人在底下听，我对那些打瞌睡的人充满了敬意。所以我说第一条，请把人当人待。第二条，请别把人当神待。  

　　1959年9月，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我这个人，历来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这个‘个人崇拜’这个词不大妥当，就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这是刘少奇原话，我们可以查。搞的很起劲，几年以后文革了。我记得清清楚楚，1967年8月5日红卫兵揍了他，刘少奇很不服，从身上掏出一本“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尊严。即使罢免也要通过全国人大。”谁听？没有法治，也没有人性。他的公子叫刘源，现在是上将，这段资料来自于他本人的撰写，他说父亲为这个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发展更厉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叫柯庆施，他讲：“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在华东师大会上讲的。现在没有这么极端的个人崇拜，但是对权力，对掌有权力官员的畏惧和顺从还在。这也是我们人之所以变成今天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东西没有消除，心肝的、被迫的、无奈的唯命是从、俯首帖耳、灵魂卑微等等，我们自身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做法没有问题吗？一面不把别人当人待，我们可能62年，没有正面，颜色消除，从小学到大学都讲听话服从，我觉得跟这些都非常有关系。  

　　资中筠：全盘西化是一个伪命题，善恶是非标准是差不多的  

　　资中筠：我插一句。她刚才讲到冯友兰先生的道德抽象继承，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曾经提到这个，我特别拥护这一点。因为我想不出来传统和现代怎么样连接起来，我觉得冯先生概括的非常好。冯友兰先生一直都是致力于想把传统和现代新的东西，或者说中西之间，或者说古代和现代之间连接起来，他一直都是非常挖空心思的想搞“救邦兴命”，他苦心做这个事情，这是作为中国哲学家，到现在又有新思想，一个很有意义的努力。道德抽象继承，中国有很多传统道德，忠孝节义这套东西，但是这里有很多后来不能实行或者过去就已经违反人性的东西。但是一个民族不可能把所有传统完全割断，变成一个外国人、变成一个西方人，那是不可能的，现在老说全盘西化那是不可能的，全盘西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怎么办？从精神的层面，人性是有共同点的，我也觉得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基本是差不多的。  

　　怎么样把传统的道德和新的时代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一个道德抽象继承。比如说过去是忠君，忠总是好的，背叛总是坏的，你现在忠于国家也好，忠于职守也好，这是一个品质，类似这样一些都可以添进去，我觉得这是造了一条道路。但是后来他被批判，抽象继承论完全是一个反动阶级的借尸还魂。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什么传统都坏了，外面的也不要，传统的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人类文明是几千年也好，一百年也好，多少年的文明就断掉了，我们的特点，所谓中国特色的困境，全世界人都会碰到某些困境，但是中国特色，而且在中国这块大陆上的人碰到的困境，就是把原来所有的人性方面的东西都断了。  

　　没有人再说人道主义是反动的，用良心和良知来调动每一个人向善的一面  

　　我还可以补充一些事情，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大概1971年，林彪出事之前，我们正在干校种地的时候，忽然叫我们去传达最高指示。姚文元读了几本书，给毛写了一个报告，说他读了《史记》、《五灯会元》这些书，他说我读了这些书，我有一个体会，说所有剥削阶级的一个共同点都是人道主义。这个印象我非常深，所有剥削阶级的共同点是人道主义，或者不是用剥削阶级，或者用反动阶级，总而言之人道主义是反动。毛批的是，你读书学习很有成绩，坚持下去，必见成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给我们全体传达。所以从人道主义作为反动的思想来批判，一直到最后，到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一桩公案，就是胡乔木和周扬的争论。我想到现在，人道主义算是正面的东西，没有人再说人道主义是反动的，这个也算是从30年来的一个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由于人道主义是反动的，那就发生各种各样非人道的做法，这就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加上一个阶级敌人，就一切非人道的手段都可以拿来对待他。我们今天碰到的，除了全人类有共同的问题，在科学发展以后发现这些人有异化的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异化。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亲身经历过这么多政治运动，把人或者人道批判的一塌糊涂，扬弃掉了，今天再慢慢捡回来的过程里又碰到了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使得我们今天的人碰到非常大的困境。在这个困境底下，如果你觉悟了，突然发现这个是不行的，只有自己来独立的，用自己良心和良知来调动每一个人向善的一面来抵制这个东西，我想唯一的做法只能是这样。  

　　章诒和：不能讲点真话，这会就不用开了  

　　章诒和：我们要把自己当人待，做人要有德，叫德行。有道德就有人格，无道德就无人格，党也要有党的德，党无德就叫不党。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书上都有。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理论问题，没有什么理论上可以探讨的，这就是做法。  

　　现在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的朋友们有时候看央视播地沟油的专题报道，我看了之后，很难过，很沉痛。我难过不是说这地沟油怎么样，我看了以后，你知道我什么感想吗？天啊，同胞骗同胞，同胞害同胞，同胞坑同胞，老百姓自己做，这边老百姓做完给那头的，这个社会现实太恐怖了！这是什么现实？全社会道德彻底崩溃了，无可救药的世道，无可救药之人心，你怎么弄？人人皆无势。一个胡锦涛？十个胡锦涛也不管用！我觉得在这不能讲点真话，这会就不用开了。  

　　为什么？62年来只讲政治，不讲道德。只讲思想觉悟，不讲修身养性。只讲爱党，不讲做人。怎么同情人不讲，慈悲不讲，怎么认识美不讲，何为忠厚不讲。你都不讲，你62年不讲，就是现在这个后果。老百姓害老百姓心安理得。忠厚，没有，三代都没学过。62年，三代人。  

　　三个“不可低估”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看到的和宣传的恰恰相反，现实和理想恰恰背道而驰，这就造就伪君子。这不是教育问题，这在制度，这个制度不彻底打烂，一切都是梦。我们在谈学术界顺便谈严禁剽窃，杜绝抄袭，这是最起码的学术规范。现在你看看，大学围墙内，学术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条龙服务，明码标价，明目张胆，痛心疾首。有人跟我说三个“不可低估”，我也不怕你们报道，反正有人跟我说，不是我的原创：不可低估中国农民的愚昧，不可低估中国官员的贪婪，不可低估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现在被视为时代病，时代病没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的管理下，对人们思想防范非常严格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从言论到行动都需要伪装。伪装就是错。抄袭的根源就在于很多领导都是假冒伪劣。我们什么都要有一个根本。汪晖的事情出来了，清华大学沉默了。它怎么不沉默？上面都沉默了，它干嘛不沉默？我觉得可悲处在此。  

　　杨照：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台湾没有受到这么大的破坏  

　　杨照：我稍微呼应两位说一点。我记得资先生有一篇文章里面曾经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当年检讨的时候都习惯讲自己是受的教育是半封建半殖民的教育，也就是重要的罪名之一。资先生说：我所受的教育事实上就是又中又西或半中半西的教育。这让我有很深的感叹。从逻辑上说，如果半中半西教育是一个罪过的话，那到底这个国家的国民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只能有一个答案，叫做不中不西的教育。  

　　我到大陆来经常碰到朋友问一个问题，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现在慢慢知道怎么回答了。他问我说为什么台湾可以保留这么多中国文化。好像中国文化在台湾没有受到这么大的破坏，到今天还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知道怎么回答，我很诚实的说，台湾之所以有这些，那是因为当年台湾跟中国大陆对立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搞文化大革命，要取消中国文化，蒋介石就在台湾决定，他要做复兴中国文化运动。所以我们是复兴中国文化运动一代长大的。为什么原来这么难回答？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成长的恶梦，一天到晚孔子、孟子，一天到晚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直接在生活上用得到的。这本来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考量，包括蒋介石他所站的立场一向都是，中国的中共基本上是外来的，所以我自己才是正统，国民党才是正统，所以你们不要中国文化更好，我就是要宣扬，你们不要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都在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当年在台湾受教育的时候痛苦不堪，我们要中国文化干什么。那本来是政治上的考量，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说，几十年之后它变成文化上的资产，而且这个资产有一部分不是任何一个统治者给我们的，还有一部分是历史上面的偶然。包括1950年爆发了“韩战”（朝鲜战争），接下来把原来海峡两岸的战争变成冷战当中的一部分。冷战当中双方各有各的问题，各位这边必须要面对的是跟苏联老大哥一面倒，其实台湾只是没这个口号，我们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向美国老大哥一面倒。只是向苏联老大哥一面倒，没有像台湾向往美国一面倒那么困难，因为毕竟苏联跟中国都是共产党当家，都是共产主义。可是台湾面临非常奇怪的局面，蒋介石明明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但是他倒美国之后变成自由民主政治，他非得要对美国老大哥交待，得有自由民主的门面，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在蒋介石层面会有选举。  

　　在那样一个情形底下，我所受的教育和我所曾经历的教育，我就是受又中又西的教育。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强烈影响底下，我们不得不背好多东西，比如刚才讲到《共和国的教科书》，这里告诉你是人，那里告诉你这里有动物，人跟动物的差别在读书明礼。但是我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长大的一代，所以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孟子，而中国传统两千多年前孟子其实就给了答案，他答案说人跟禽兽最大差别在于人有是非之心，人有慈善之心，人有侧隐之心。这些东西我们当年背下来，有些东西就变成了价值。我常常讲的故事是说，因为我脑袋里面孟子这段话，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你选择的是两只脚走路、人拿筷子吃饭，你却说慈善知心、侧隐之心，因为我留下这个深刻印象。  

　　90年代，美国有一个新的学科，宠物心理学，说的更白话，那就是在研究你们家的狗跟你到底有什么差别。我看到在宠物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研究跟精彩的证明，我跟我们家猫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家的猫绝对不会说我如果是主人，不要受这个王八蛋主人的管理该多好。动物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它没有侧隐之心，它没有投射，它没有办法说我如果不是我，是别人会怎么样。突然我想到的是两千年前孟子就说过此法。这就是人最基本的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不管你怎么样，你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我能够感受的远比我经验的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路下来，不管在现实上面怎么样，中国传统是有一套安排解决的方法，这个安排解决的方法是说，既然人是这样一种动物，所以我就希望你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别人的痛苦，用这个原则去从你这个社会就是应该要这样。  

　　从我的角度来看，跟她们两位相比的话我没有那么多资格对中国大陆多说什么，但是我不可能完全没有感受，因为我是人，我不是我们家的猫。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在这几十年当中，中国大陆在世界走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是不中不西的教育，他希望开天辟地，从我开始。我们重新再设一个过去人类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鲜的东西。听起来很好，或者听起来很有野心，听起来很气派，但是事实上它又是违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另外一套原则，另外一套原则，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老祖先学过的东西我们不需要重新学一次，人是会累积的。中国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走的一条路跟中国传统完全不一样，因为老是可以感受到别人在想什么、别人在感受什么，太麻烦了，所以我们走一条尽量取消人拥有的这种同理心，会感受到别人痛苦的方式。我的认知、我的理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刚刚两位所说的问题，都来自于这是一个新的我心天地的一种安排，可是这个安排，因为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你不能说它是错的，可是它的后遗症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为什么不能大家都是第一名？  

　　台湾跟中国大陆面临的一些问题不见得完全不一样，比如刚才谈到的教育问题，教育问题里面有一部分不太一样，但有一部分很像。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最爱考试而且最爱竞争的教育系统。考试竞争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要排名次，这个排名次是把所有人排在同样一个线性秩序里面，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比谁高或比谁低，这是造成竞争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学会说，这个世界不见得是，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就一定你比我好一点还是我比你好一点。难道我们不能有一种方式，你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们两个人有不一样的路？中国的教育跟台湾的教育在这件事情上到现在都还是如此。因为有这种考试，有这种一定要排名次，就会产生最坏的结果，呼应刚才我讲中国试图要取消人的侧隐之心，反而更严重，那就是你不止是希望自己好，你还希望别人不好。因为别人不好跟你好，同样都要造成你要的排名结果。为什么不能大家都好？因为不会有每个人大家都第一名。为什么不能大家都第一名？在中国社会里面觉得这多好笑？怎么可能大家第一名？可是如果我们看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社会，他们不见得都会像我们这样理所当然说怎么可能不是大家得第一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在他自己能力上面是他的第一名，那就是一种水平式的社会视野或者社会安排，跟我们垂直式一定要从第一名排下来有很大的差别。  

　　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是我女儿的事情。在去年的夏天，我女儿要从小学升到国中，在台湾她念的是音乐班，所以也是要考试。台北市有三个不同的音乐班，还是要填志愿。他们同样一群音乐班的学生要去考试，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考第一志愿，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不这样想。考完试收到成绩单的那天，女儿考上她自己要的学校，她很高兴。但是在我没有预期的情况下，她在那里看书，她突然紧张起来，然后跟我说，我希望这些同学不要有很多人去说好高兴考上什么学校。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她说那考不好的人看了不是很难过吗。我突然之间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我还蛮庆幸我教出一个有一点点侧隐之心的小孩。  

　　资中筠：奔这个目标去的话，对整个国家是灾难性的后果  

　　资中筠：我们从来知道人之异于禽兽是有侧隐之心，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我所经历的思想改造，首先要学的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那里讲的就是猴子变人，人之异于禽兽就是站起来，这个时候用手、用工具，但是正是你说的，他没有讲人之异于禽兽者是要有侧隐之心。我们那时候小学，从小讲人跟猴子不一样的，是因为他站起来，他能够用手，他能创造工具，所以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世界本来没错，但是这个劳动只是指的体力劳动，批判脑力劳动。孟子说的唯心者治人，当然用脑子的是做管理的，但是脑力劳动后来整个被贬低下去，唯有体力劳动算劳动。我想起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教育，其他的就算唯心主义，人是有善良的，包括追求真善美的这个是唯心主义，这个都给批判下去，这个后果可想而知，就是刚才诒和讲到的后果。  

　　刚才还讲到排名次，中国不但是个人之间排名次，学校排名次，现在就想我们国家要在世界上排名次。我一再呼吁，我们不能自以为是除了美国之外中国就是老二，将来多少年以后第一的不是美国，就该是中国了。首先这个不现实，而且你要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话，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是灾难性的后果。但是现在这个非常能够鼓动人，而且各种主流媒体，包括香港的凤凰卫视，我发现都在鼓动这样一种说法，而且使得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一下子排外了，想到的不是民族平等的思想，自己处于不利情况时要平等，但实际上是希望自己处于超级大国的地位。  

　　而且，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挺不善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处于地位比较卑微，你觉得很不平，受压制等等，你想地位走到高一等的地位，你到了那个地位之后你也要压迫别人，而不是想到受压迫滋味很不好受，将来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不让大家受压迫。不是这样的心态，现在很多人是另外一种心态，多年媳妇熬成婆以后，她必然也压迫她的媳妇，这个心态不能改变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平等的社会。  

　　章诒和：杜月笙的两个故事，请诸位和我一起深思  

　　章诒和：道德源于拉丁语“莫里斯”意为风习习惯。引申其意，则有规则，规范，行为品质好坏，善恶评价等意义。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关自觉认识和行为选择的结果。与意识形态相比，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广泛的社会性。阶级性这里就不说了，以往讲得太多太多。  

　　这里只说社会性。由于道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政治，法律，可以通过强制或暴力手段让被统治者接受。道德不能强制，它必须造成舆论，并化为人们的内心信仰，才能最终实现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因此。在有阶级社会，道德的实践决定了即使统治者的道德也必须赋予超阶级意志和全社会的外观，而且，一定要接纳某些全民性内容。即全民性，社会性，民族性。  

　　比如“孝”，这是封建社会 一个基本道德规范，在家不能做孝子，在外不能做忠臣，为了提倡忠，必须讲究孝，二者相通，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等诸多道德之核心。这是一面，事情有另一面。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组织的细胞，都要由血缘的纽带。因此无论在哪个社会，无论哪个阶级，都有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的需要，并使其成为道德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否则，整个社会就没法维持下去。  

　　比如“义”，这也是个道德规范，它包括社会各种类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如夫妻，兄弟，朋友，主仆，内涵极为复杂，更要具体分析。“义”何解？答曰：“性而宜之谓之义”。有奴仆为主效命之义；有邻里危难相扶之义，有舍己为人之义。这些义反映了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不是孤立的，平行的，上下对应的关系。它是在又联系又矛盾的交织扭缠状态中存在。所以，我们对德行的认识，不能只看思想倾向，不看直观的可感的形象。这里，我讲一个直观的可感的形象。  

　　杜月笙，都说他是上海大亨，流氓。我想讲两个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章士钊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南下去了上海，没有人聘他做教授。他的本行，他留学英国，学习非常出色的，主修正值和法律，兼修逻辑，“逻辑”这两个字是章士钊的翻译。他挂牌，没有生意，非常冷落，但是章先生很会享受，才多欲多，章士钊就是欲多，这个时候杜月笙施予援手，聘他为私人律师，给他每个月一千块，霎时律师事务所极红火，迅速扩张，他每月收入过万，大家对他投靠杜月笙有所非议，章士钊自己也说，我现在就是吃流氓饭。这里面有义，耐人寻味。  

　　我还想讲杜月笙和孟小东。很多人都希望我写，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绝对会写。1949年，杜月笙携全家从上海到了香港，他很清楚，他不能到台湾，到台湾他会倒霉，他也不能留在大陆，知道共产党早晚会找他清算。香港，也不是他久留之地，于是杜月笙决定全家移民法国。那个时候杜月笙已经有准备了，那天在客厅里，杜月笙说，我们要去法国，法国气候好，宜于养病。他当时在想一共办多少张护照，一共是27张护照，这个时候孟小东在旁边轻轻说了一句，我跟您去，您说我是您的使唤丫头还是您的女朋友呢？你们琢磨出来没有？“我跟您去？您说我是您的使唤丫头还是您的女朋友？”出言极轻，你们没听懂，杜老板听懂了，办护照的事情暂停，赶快把我跟阿东的婚事办了。杜家人全傻了，很快就结婚了。于是孟小东成为杜月笙的五姨太。  

　　又转年了，到了1951年，法国没去成，为什么？杜月笙的病加重了，不是8月1日就是8月2日，我记不清楚了，杜月笙还是清楚自己的病快不行了，他第一件事情叫他大女儿，说你到汇丰银行给我拿个东西。他女儿就去了，拿了一包东西，杜月笙打开，里面全是借条，跟他借的最少的是5000美元。朋友们，40年代，5000美元。跟他借的最多的是500根最重的那种金条。落款全是国民党军政要员。杜月笙一张一张的看，一张一张的撕掉，他女儿非常不解，说你为什么？他说我死了，我不愿意你们去要钱，我不想你们跟他打官司。这叫杜月笙。  

　　到了8月7日，杜月笙开始安排后事，叫他的秘书开三份遗嘱，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财产的，有现钞，有债卷，有不动产，遗嘱立完以后，他让人取了一个包，里面是10万美元，然后按照杜家先外后内的原则当场分钱。分到孟小东，1万。孟小东脱口而出，这点钱我怎么够花。马上，杜家人（我上个星期刚得到的一个资料），杜家人当时就有耳语，你还不是老头子慌忙给你办婚事，你要是丫头，2000你都别想。然后散了，各自拿钱回去。这个时候杜月笙把一个男仆叫进来，说你停一下。杜月笙从枕头里面拿了一个口袋，里面有7000美元现钞，点了4000，他跟那个男仆说，你给妈咪。妈咪就是指孟小东。他说最苦的是妈咪。十天以后杜月笙死了。那个时候他应该64岁。我觉得杜月笙非常值得拍成电影，值得现代人去思考。我们现在的实用，我们现在的趋炎附势，我们现在的人心之险恶，我们看到人快死了不帮一把。杜月笙是混蛋，杜月笙是流氓大亨，杜月笙不是人，但是他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思考的东西？传统道德里究竟有没有我们可以继承的东西，请诸位和我一起深思。  

　　杨照：我发现我开头讲错一句，我说刘总给我的任务不是挑战，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挑战，因为我时间控制的不太好，但是我猜大家都可以理解，没有人想在这种状况下打断资先生或者章大姐。我们正式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给大家十分钟，由五位可以简单的表达你的意见或者问题，请台上资先生和章大姐总结回答。  

　　提问：资老师您好，我们在10年到11年之间，整个国际社会出现很多的变革，包括“阿拉伯之春”，包括我们支持的苏丹分裂了，缅甸出现民主化的进程，包括北方邻国俄罗斯出现大规模反普京的示威游行。我们现在这种鼓励局面会不会给当局带来压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他们会因为这些压力改变对内政策吗？会怎样改变？  

　　提问：我是《新周刊》的记者。我想请问章先生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时代与人。在未来时代，您认为中国国民最需要有什么样的理想？  

　　提问：章先生您好，我是《时代周报》的记者。您出的新书《杨氏女》，您在微博上说过程很痛苦，想到过去也很痛苦，但是您说关于那十年见到的女囚想写十个故事，我想问是什么东西支持你还要写这么痛苦的创作？  

　　提问：杨先生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世界你感觉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资中筠：我最怕的就是这种问题，我们的政策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他怎么样，或者我们不希望他怎么样。我们看到2010年好像很多地区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其实并不太奇怪，每隔多少年哪个地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媒体大谈占领华尔街，好像美国怎么样了。其实美国到一定时候在它的民主框架里面就会有群众上街，有的声势大一点有的声势小一点，所以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总的方向，不平则鸣，人总是要向着更加平等，权力更有保障的方向发展。每个地区的问题很不一样，比如卡扎非的问题，当然跟美国占领华尔街不是一回事。所以说我们国家领导人会怎么样，我只希望他们正确解读世界大势所趋，而能够正确的采取，而不是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这种维稳的手段，不要用进一步制造不稳的手段来维稳。至于说他们有多少智慧能够解读别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关于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是更美好还是更糟糕。这个我也没法回答，但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很多忧虑，有一些我是倾向于比较悲观的。我跟周有光先生座谈过，他的心胸之豁达，站得高、看得远我非常钦佩，他说你不要着急，人总是要向着一个方向前进，如果走了弯路，慢慢也会走到轨道上。这是他的看法，我希望这个看法能够实现。  

　　章诒和：退到民国就好，写作非常痛苦  

　　章诒和：我特别简单的讲，希望人怎么样的一个未来。我觉得不要社会主义，62年我们深知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如果社会主义是这样的话，我更不希望那个叫共产主义的到来。我也制造不出新的主义来，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你那些虚无缥渺的东西，这个虚无缥渺快把人害死了。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人应该怎么做？你自己按照一个人的样子做就行了，其他的你都不要讲，我们把这个人的标准降到最低，你诚实一点，你善良一点，你踏实一点，中国人能做到这点就行了，地沟油就没了，剽窃都没有了，我们做人就是从最基础的做。我特别害怕那种非常高的目标，中国的目标一向高。  

　　谈我的写作，我非常痛苦，我每一篇都是哭着写，因为里面都是无限的耻辱跟屈辱。我下一本书会写同性恋，同性恋中会有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白活，你即使再痛苦，你也应该写。你要知道，囚犯也是人，《杨氏女》里的杨芬芳有非常纯粹的感情，他跟现在的爱情不一样，现在爱情非常功利，但是她是一片痴情，何无极被枪毙的时候手上还绑着她绣的红花。所以我再痛苦我也要写，因为他们是非常真实的人，而且是非常奇特的人，他们是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下的产物，女囚心理的感情，她们对性、被爱、对被理解，有强烈的需要，只是章诒和太笨了，没有写好。  

　　杨照：谢谢大家参加这次理想国文化沙龙，也谢谢台上的资先生跟章大姐。 

     “谈”出来的国家 

　　 中国人对美国兴趣很大，好多情况也不陌生。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里我想就某些不太准确的流传的看法，谈一点我的了解，从历史的源头看看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资中筠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觉得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枪杆子里出的政权。美国的确是打了一仗，也是用武力争取脱离英国而独立，但事实上，这不等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一开始，各种各样的人，主要是欧洲人，来到这块大陆上求生存。一部分人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最重要的是清教徒，因为受天主教的迫害，大概在16、17世纪往美洲跑，例如英国这部分人就到了北美洲。争取宗教自由的人，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有一部分精英。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劳动人民，他们完全是去开荒，闯一闯，改善自己的生活。旧大陆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存空间有限，或者是遇到灾荒，许多人漂洋过海，有能力有冒险精神的人就觉得这是一片新天地。这当然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关系。到了那里之后，没有任何政府，可以任意圈地开荒，能生存下来就生存下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的，是1620年的“五月花事件”。“五月花号”是一条船的名字，有一批英国人乘这条船到了普茨茅斯，就在后来称为“新英格兰”的东北角的大西洋边上了岸。在他们下船之前，大家说怎么办呢，上去之后怎么样互相帮助生活下去呢？于是经过讨论通过了一项公约，就是《五月花公约》，它是一个民主集体的雏形。先没有政府，大家共同服从于某些条例、某些规则，然后选出一个人来管事。这样就开始了在这块大陆上的生存和开发。所以到北美的移民，开头的时候是没有政府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呢？因为到了北美洲的移民多数是从英国去的，于是英国国王顺水推舟派了个总督去，北美洲就算是英国的殖民地了。英国其他的殖民地大多是派了军队去征服了当地的人再进行统治，而对北美这块地方却没有征服就把它说成是英国的领土，一个海外的领地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那些当地人，本来自己就是从英国去的，觉得也未尝不可，总要有一个类似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服从了。然后英国就开始向那个地方征税。这些在美洲的人，要生存下去，就要和欧洲人做生意。一部分南方的人和法国做生意，另一部分和英国做生意，这种来回的贸易慢慢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美国最开始的管理观念，都是源于英国。可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英国还要提高征税，其中主要一项是对茶叶交易征税，在美洲的那些人觉得不合理，就要反抗，所以美国独立实际上是从抗税开始的。但抗税最先是为了争取与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有同样的权利，并不是要独立。  

　　 在同英国打的过程中还分两派：一派要求和英国谈判，只要英国答应条件，就还留在大英帝国内；另一派主张必须和英国一刀两断，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托马斯·潘恩，他写的那个小册子，我们译为《常识》，等于是最早的独立宣言。该书批评英国的制度已经是一个陈腐的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脱离母体。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现在是从诺亚方舟以来（也就是开天辟地以来），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脱离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了解这句话之后，就会理解，美国一天到晚认为它自己的制度是天下最好的最优越的最先进的，要把它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其根源就在潘恩的那本小册子里。当他自己连国家都还没有时，就已经想要把整个世界都改造过来。他当时心目中的旧世界就是欧洲。那时亚洲非洲还都是殖民地，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当时最新的一派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思想。而当时的英国态度又非常强硬，拒绝他们的要求，并派兵镇压。于是要求独立的思想逐渐占上风，最后在华盛顿的领导下，打败了英国。他们就真的独立了。  

　　 但是脱离了英国之后并不等于有了一个国家，他们并不是自己先有一个国家然后独立的。他们原来有十三个州（States，更确切地说应翻译为“邦”，它不相当于我们的省，而是独立或半独立的邦），就是“新英格兰”六个邦加上东海岸另外七个邦。在和英国打的时候，十三个邦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后，各自还是分散治理。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议会和议事规则，基本上各自为政。1777年召开“大陆会议”，通过了《邦联条款》，宣布结成“永久性的同盟”（confederacy），名称叫“美利坚联邦”（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那时还不是一个国家，在宪法生效以后才成为国家，后来中文就译作“美利坚合众国”）。各邦仍保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有自己的议会和法律，只是派代表组成“联邦议会”，统一外交和国防（各邦自己不能拥有正规军），并协调各邦之间的事务和纠纷。这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还不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复杂，有各邦之间的矛盾，也有和欧洲国家贸易、交往的问题，甚至有的邦之间还有边界问题，在各邦冲突严重时还有打内战的危险。如何维护这片大陆的共同利益，避免冲突、内战，还有假如英国再打过来怎么办，等等，是他们面临的迫切问题。有些人就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这个联邦。这是一个大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于是在当时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土地面积最大的弗吉尼亚邦（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都属于这个邦）的发起之下，于1787年各邦代表举行了一次有名的会议，史称“联邦制宪法会议”。从1776年打赢独立战争，到1787年，过了11年才决定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说明独立战争并不等于建国。所以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打，只是把英国打跑，不承认它的总督，不给英国纳税。收税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治权最重要的标志。纳税，是公民和政府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不纳税，脱离英国，只是第一步，而制宪会议决定的是，在这块北美大陆上将存在十几个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联邦共和国的问题。  

　　 所以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武力灭六国，然后统一中国。不是这样的。  

　　 那么怎么个谈法呢？就是每个邦的议会推选出代表，到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开会，会议地点是当时的邦议会厅，现在称为“独立大厅”。由于罗德岛抵制这次会议，所以只有十二个邦的代表参加。每个邦出席的人数不等，不过在投票时每邦只有一票，以本邦的多数代表的意见为准。前后实际出席过的人数共55名，投票选举华盛顿为主席。会议一共开了116天，也就是将近四个月。但并不是55名代表自始至终都参加的，有迟到的，有早退的，也有中间请假的，或中途退席一去不复返的。按议事规则的规定，最低必须有七个邦的代表出席，投票才有效。  

　　 讨论的文本依据是1777年的《邦联条款》。名义是修改那部《条款》的不足，实际结果是完全重新制定了一部宪法。有几个邦的代表提出了自己起草的方案，由于弗吉尼亚是发起邦，开始就以它的方案为依据，一条一条讨论。与会者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一条款都经过投票通过，而且不止一次。整个文本经过569次表决才最后通过，大概也是空前绝后了。  

　　 最大的前提是，要不要成立一个在各邦之上的政府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分歧很大，经过激烈辩论，这个前提确立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家应该怎么组织起来，政府如何组成，有什么权限，这些都要有一个章程，那就是宪法。于是开始讨论宪法。如果没有这么一部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就组织不起来，所以它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  

　　 宪法一条一条讨论，争论十分激烈。各个不同的邦，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有一本书《辩论》，编译者为旅美学者尹宣，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可惜已经早逝。他经过研究比较了那次辩论的记录稿的各种版本，翻译成中文，并做了详细说明。这本书非常宝贵，可以看到他们每一天的会议讨论什么问题和辩论经过。一条一条讨论，求得相对的公平，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如果有一条实在相持不下，就先放一放，先讨论其他条款。每一条款都是举手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哪怕是微弱多数也服从。到最后总算一条一条全通过了，又有人说整个都不满意，不能同意，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最后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出来讲话说，就现在的文本，我也不满意，没有一条是合乎理想的。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投过票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不要一个国家。我们如果要，就要服从这个宪法。我们如果不要，就前功尽弃了，这几个月就白谈了。然后我们各自回去，还是各自分散的十三个邦，以后还要迎接不可预料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选择？我建议大家先接受这部很不完善的、大家心里都不特别满意的宪法。最后大家总算同意了，但其中仍有三个人不签字，表示保留意见。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来呢？每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意见，非常重视，非常认真，不曲意求同，但是他们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等游戏规则都是毋庸置疑的，“动口不动手”是底线，不会一语不合，就诉诸暴力。第一天通过的议事规则还规定了许多细节，包括互相以礼相待，一人就一个问题只能发几次言，等等，大家都遵守。这是能“谈”出一个国家来的必要条件。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最后都宣誓表示对讨论经过保密，不管自己曾经同意或激烈地反对过哪一条，回去之后绝不把分歧外传，绝不动员选民来捣乱。会议记录是保密的，成为机密档案。因为这部宪法已经根据大家同意的议事规程通过，它就是合法的，我们都承认它的合法性，不可以再回去动员群众来反对。  

    总结灾后教训不应“内外有别” 

　　据说是50年未遇的大面积雪灾刚过去不久，又该是痛定思痛的时候了。  

　　几年前在“非典”灾难刚刚过去之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痛定思痛话非典》，表达了我对有关方面是否能认真吸取教训的担忧。因为我国的宣传往往报喜不报忧，灾难过后不去追究造成灾难的原因以为前车之鉴，而是大肆宣传领导事后如何重视、关怀，为“战胜”灾难唱颂歌。中国人对于惨痛的经历确实是相当善于忘却的，更确切地说，是容易被导向忘却的。  

　　我的担忧不幸而言中。两年以后，吉林省一家化工厂爆炸引起松花江水污染的特大事件震惊全国。然而，在事故的原因还没有查清，全部受害百姓尚未得到善后安排，直接应为此事负责以及隐瞒不报的官员未见有所问责之际，已见媒体开始赞扬恢复供水之“功”。而且，居然飞快地制作上演了一出歌功颂德的大型专题文艺节目《水之情》。转眼间，丧事变喜事，速度之快，热情之高，文过饰非能力之强，与对待人命关天的灾难之冷漠、拖延、暧昧成鲜明对比。真是“化腐朽为神奇”！  

　　我在愤慨之余又写了一篇文章谈此事，却遇到所有媒体噤若寒蝉，此文终未能见天日。言犹未了，几天以后，同一个省，又发生重大煤矿爆炸，又是上百条人命……  

　　在以后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煤矿爆炸、大桥坍塌、大型火灾、湖水污染又不知凡几。其中不得不与公众见面的方式基本上大同小异。有关责任者本能的反应是控制舆论，定调子、限口径，对记者如临大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就急忙大肆歌功颂德，而公众最关心的事故起因、各方责任、教训何在，以及如何“亡羊补牢”，却少见诸公开报道。  

　　天灾不可抗拒，但是天灾中暴露出多少人为的问题，是否应该认真调查、总结呢？实际上，灾难考验下，我国应急准备之薄弱，各级政府反应之迟钝，行动之滞后，某些有关部门和官员之漠视民瘼、怠惰、失职，以及工程设备之劣质、脆弱，已经无法掩盖，有些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全国人民捐献救灾的热情和踊跃是感人的，但是救灾物资的分发效率如何呢？我们看到温总理风尘仆仆亲莅灾区，还两下湖南督战，并且向人民鞠躬道歉，确实令人感动，也感到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焦急和诚意。但是其他所有各级、各部门的责任人呢？如果每逢大灾都必须由少数党政最高领导出马亲自推动工作，不得不令人对我国行政机构之运转深感忧虑。  

　　再者，政府的力量终究有限。发达国家在遇到灾情时，在第一时间、第一线组织自救的往往是民间组织。我国在需要时也呼唤和鼓励“志愿者”，但是现有政策却使民间志愿者组织平时没有发展的空间，一旦有事，难以临时抱佛脚。草民习惯于，也只能——眼睛向上，等待官府救济。更有甚者，据了解，这次有些地方确有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愿尽一份力量，却不得其门而入，根本无法接近受灾人群。也就是想做好事而不得。  

　　凡此种种，都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足以认真总结，以为后事之师。可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充斥于电视屏幕和主流媒体的，又是带有庆功性质的种种宣传。面对这么多问题，这么多未知或已知的隐患，哪些是天灾，哪些是人祸，尚未有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估计，如何逐级严肃追究尸位素餐、玩忽职守以及过去的工程质量的责任，今后准备如何亡羊补牢，尚未见发动讨论，就急忙高唱“全民族战胜灾难的凯歌”，是不是太早了？  

　　往好里想，也许在对“外”歌舞升平的同时，“内部”也在查问题、行赏罚、总结经验。只是照例“内外有别”。这里的“外”是谁？不是外国人，因为国际舆论倒是瞒不过的，他们对于面对灾难所暴露出的中国的弱点已有大量披露和分析。那么，这“外”就是广大中国百姓了。对执政者来说，百姓是外人吗？既然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已经见诸正式文件，让百姓行使一回这些权利，共同参与总结经验教训如何？难道这又是奢望？  

  　“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为这个时代发声 

  　7月18日下午两点半，资中筠先生准时出现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S226会议室里，话音未起，掌声先起。落座之后，资先生语调谦和地说“今天讲的没有很深的学术道理，都是常识和逻辑，自己的体验感想。”听罢讲座，才知道资先生的“常识和逻辑”并非所有人都能参悟透彻，也难怪作家毕飞宇形容资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是，她的风度与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资中筠小档案  

　　（1930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精通英语及法语。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  

　　1996年退休之后，资先生十余年间“针对心中不太同意的说法有感而发”笔耕不辍，陆续推出了《斗室中的天下》、《财富的归宿》、《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册）多本著作，她追寻真理的勇气和澄明的思辨，激励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前进。在18日下午香港书展的讲座上，资先生从“人性善恶论”讲起，细细梳理目前中国流行的各式观点。对于社会陋习顽疾，“毫不留情”地给予尖锐深刻的批评，“爱之深，责之切啊”，资先生莞尔一笑，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人性双重论者”  

　　有人说，内地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毒奶粉”、“毒胶囊”等社会新闻事件，可以解读为当代中国人人正一步步滑向“道德败坏”，甚至“道德沦丧”。资先生对此并不认同：“这类事件的始作俑者确实‘道德败坏’，但是如果仅仅归咎于‘道德败坏’却有失偏颇，真正的根源在于法治的缺失。因此解决之道不在于‘道德感化’，而是健全的法制约束。法律不能惩戒作恶多端的人，也就无法保护道德高尚的好人。”  

　　资先生认识一位做药的企业家，他最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做假药的成本和所受惩罚力度太小了。“做真药需要更高成本，所以竞争不过做假药的。如果做真药可以畅通无阻，那么做假药就必定要破产。社会保护不了做真药的人和道德高尚的人，最后这个人要么转行或破产，要么也变成做假药的了。现在就是用道德问题来掩盖制度问题。”资先生说。  

　　资先生说，人性中原本善恶并存，在某些环境和制度中，恶的一面可能会被激发出来；反之，善也可以发挥得非常好。“我是‘人性双重论者’，三字经里说到‘性相近，习相远’，我认为讲得非常精辟。古今中外，都有非常令人感动的善举，也有很多恶习。”荀子有言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后人因而称之为“性恶论者”。资中筠却认为荀子和自己同为“人性双重论者”，《论语》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资先生并不完全赞同，她更认可荀子的看法，即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也无法完全以义代利，而桀、纣这样的暴君，不能完全泯灭人们的好义之心。  

　　“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  

　　“人类最基本的诉求，一是生存，二是延续后代，所谓食色性也。当然这是动物普遍的需求，不仅仅为人所独有，人之异于禽兽在于大脑的发达，思想的自由。”说到这里，资先生与听众分享了一段她的趣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时期，资先生食不果腹，天天想吃肉，心里却以此为耻。后来在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中读到，大脑需要蛋白质来支持，如果只以植物为生，摄入蛋白质较少，大脑发展得就会更慢一些。“原来蛋白质是大脑进化的条件，那么人想吃肉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而人只有具备了思想才不是动物。”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资先生却一直印象深刻。“追求自由是人和动物的共同本能，古今中外，不约而同的惩罚都是剥夺人身自由。人具备思想，人之异于禽兽还在于追求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的本性。”  

　　“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18世纪，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一场议会演讲中的呼声，余音绕梁地跨越了几个世纪。自由之于人类社会到底有多重要？资先生认为“失去自由是妨碍文化繁荣的因素”，而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要归功于人脑的“胡思乱想”，也就是思想的自由驰骋，探索未知奥秘，触摸新鲜观点。“凡是禁锢思想自由的时代，文化是没法繁荣的。春秋战国、魏晋虽是乱世，却不曾管制文化，因此很繁荣。”  

　　资先生是《廊桥遗梦》一书中文译者，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后风靡一时。许多读者关注故事里恋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问题，忽略了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高速发展的经济把大家都变成了一样的人。资先生说，除了被外在权力所禁锢的自由之外，自我禁锢更可怕，自我放逐地随着“风气”走，泯灭了自由的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眼下有的年轻人整容、崇拜奢侈品，不惜为此缩衣节食，资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封建社会有“缠足”陋习，这并非来自国家的强制命令，好不容易废弃了，现在又兴起了整容之风。她问道：“审美的观念为什么必须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对公众利益冷漠  

　　“现在人们总说‘西方人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似乎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区别，其实从全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道德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勇敢、诚实、诚信、仁厚、见义勇为，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域都被视为美德；相反地，怯弱、奸诈、背信弃义、见死不救被认为恶习。社会群体形成之后，人不再是自然人了，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道德标准都是建立在追求利己目标的同时不要损害他人之上的。”资先生说，现在我们所讲的文化差异，其实是指第二层次的文化，比如语言、艺术、审美、生活方式、习俗、礼仪等等，这是各个群体、民族和国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可以相互影响、渗透，但各自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化，也无所谓优劣。我们讲弘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如果是针对这一层次的文化而言，那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让资先生愤慨的是，方兴未艾的“弘扬传统文化”潮流，怕是以“传统文化”之名掩盖制度问题。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自由”的观念，所以中国人不需要这些。资先生认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不属于文化领域，一些鼓吹传统文化者实际上是在拒绝能“保障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制度”。今年7月，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推出了资先生的新作《思想不能用钱买》，其中收录的《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一文探讨了文化与制度二者的关系。资先生认为，长期实行的制度形成了某种思维方式，从而孕育一方文化，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甚至阻碍制度的革新，旧的制度和习俗是非常顽固的。  

　　资先生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在长期顽固的王权专制统治之下，发展出一整套可称之为“中国式”的文化观念。比如等级观念，重皇权、轻民权，重人治、轻法治，重家室、轻个人奋斗，还有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了对公众利益的冷漠。此外，还有人将自己的命运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靠自己维权。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制度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顽固的文化观念仍在阻碍进步，因此有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孔教的名义阻碍包括婚姻自由、思想平等在内的各种进步，所以鼓励要挣脱旧礼教的枷锁。但是在某一个时候，大家思想已经到了要突破的时候，制度却禁锢了文化的前进。当前中国的问题根源不在文化，而是制度的问题。”  

　　“台湾、香港和内地的中国人，对自由的认识和要求程度可能不一样，同为中国人应该有相同的文化基因，为什么会不一样？我觉得说起来还是要归因于制度。”资先生语重心长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