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读史札记（上）

甲帙 先秦

（一）盘古考

（二）古史时地略说上

（三）古史时地略说下

（四）纬书之三皇说

（五）儒家之三皇五帝说

（六）伏羲考

（七）华胥氏

（八）有巢燧人考

（九）神农与炎帝、大庭

（一○）炎黄之争考

（一一）少昊考

（一二）女娲与共工

（一三）帝尧居陶

（一四）囚尧城辨

（一五）丹朱傲辨

（一六）禅让说平议

（一七）共工、禹治水

（一八）唐虞之际二十有二人

（一九）唐、虞、夏都邑一

（二○）唐、虞、夏都邑二

（二一）唐、虞、夏都邑三

（二二）唐、虞、夏都邑四

（二三）夏都考

（二四）有扈考

（二五）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二六）越之姓

（二七）匈奴为夏后氏苗裔

（二八）说商

（二九）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

（三○）释亳

（三一）汤弱密须氏

（三二）论汤放桀地域考

（三三）汤冢

（三四）伊尹生于空桑

（三五）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解

（三六）盘庚五迁

（三七）殷兄弟相及

（三八）周先世世系

（三九）公刘

（四○）毕郢

（四一）三恪解

（四二）武王克商

（四三）太公为西方人

（四四）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四五）卫伯

（四六）江汉、常武

（四七）西周皆都丰镐

（四八）疑周伐猃狁为东迁后事

（四九）齐桓公存三亡国

（五○）长狄考

（五一）鬼方考

（五二）山戎考

（五三）山戎考续篇

（五四）赤狄、白狄考

（五五）春秋时人以畜比君

（五六）余祭之死

（五七）楚之四国

（五八）三王五霸

（五九）中山

（六○）皇帝说探源

（六一）管子论王霸

（六二）中国未经游牧之世

（六三）农业始于女子

（六四）古代商业缘起情形

（六五）读马尔萨斯人口论

（六六）管子轻重一

（六七）管子轻重二

（六八）管子轻重三

（六九）管子轻重四

（七○）井田之废

（七一）买田宅、请田宅

（七二）买道而葬

（七三）古振贷一

（七四）古振贷二

（七五）古振贷三

（七六）古振贷四

（七七）古振贷五

（七八）古振贷六

（七九）母财

（八○）释官

（八一）三公、四辅、五官、六官、冢宰

（八二）周官五史

（八三）毁誉褒贬

（八四）守藏室之史

（八五）左右史

（八六）夫人选老大夫为傅

（八七）以夷隶守王门

（八八）车服

（八九）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复讨

（九○）释“兴灭国，继绝世”

（九一）古者君臣之义上

（九二）古者君臣之义下

（九三）君臣朋友

（九四）朋友之道

（九五）春秋立君之法

（九六）臣之事君

（九七）尊王与民贵之义相成

（九八）布衣死节

（九九）民与政相关之切

（一○○）民各有心

（一○一）韩起辞玉

（一○二）封地大小

（一○三）巡守朝聘

（一○四）霸国贡赋

（一○五）五侯九伯

（一○六）姬姓日也，异姓月也

（一○七）属人

（一○八）古人不重生日

（一○九）古人周岁增年

（一一○）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义

（一一一）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义

（一一二）昏年考

（一一三）释夫妇

（一一四）原妾

（一一五）饮食进化之序

（一一六）古代贵族饮食之侈

（一一七）原酒

（一一八）衣服之法

（一一九）谅闇

（一二○）冰鉴

（一二一）坟墓

（一二二）桐棺三寸非禹制

（一二三）墓祭

（一二四）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一二五）厚葬

（一二六）殉葬

（一二七）蚩尤作兵

（一二八）三革

（一二九）宋襄公

（一三○）六国之兵

（一三一）女子从军

（一三二）守险

（一三三）交绥

（一三四）国士

（一三五）致师

（一三六）古师行多侵掠

（一三七）兵食

（一三八）古水战

（一三九）丘甲

（一四○）军与师

（一四一）五兵

（一四二）私属

（一四三）教士

（一四四）兵器长短

（一四五）军志

（一四六）骑射

（一四七）象魏

（一四八）五刑之属三千

（一四九）象刑

（一五○）投畀豺虎

（一五一）九刑

（一五二）郑人铸刑书上

（一五三）郑人铸刑书中

（一五四）郑人铸刑书下

（一五五）戮尸

（一五六）轘

（一五七）妇人无刑

（一五八）赎刑

（一五九）圜土即谪作

（一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一六一）救父杀夫，助夫杀父

（一六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一六三）比伍相及

（一六四）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

（一六五）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一六六）狱之迟速

（一六七）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

（一六八）毋赦

（一六九）以吏为师

（一七○）复仇

（一七一）决斗复仇

（一七二）断狱重情

（一七三）龟兹刑法与中国类

（一七四）扶桑国法

（一七五）地平线

（一七六）地图

（一七七）五岳

（一七八）弱水、黑水

（一七九）归虚

（一八○）泾洛诸戎

（一八一）古匈奴居地

（一八二）发、北发

（一八三）越裳

（一八四）扬越

（一八五）论吴越文化

（一八六）邹衍大九州说

（一八七）南交

（一八八）嵎夷即倭夷说

（一八九）天地之化百物之产

（一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义

（一九一）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一九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一九三）往者不悔，来者不豫

（一九四）释仁

（一九五）释因

（一九六）释大顺

（一九七）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一九八）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一九九）一贯与致一

（二○○）中和

（二○一）无为

（二○二）竭力

（二○三）释“指穷于为”

（二○四）释大略

（二○五）释知之极

（二○六）司命与天命

（二○七）天志与明鬼

（二○八）戒杀

（二○九）形法家

（二一○）鬼谷先生

（二一一）金粟生死

（二一二）补损以知足

（二一三）礼运、礼器

（二一四）殷因于夏周因于殷

（二一五）天生时而地生财

（二一六）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

（二一七）曾子大孝

（二一八）子张

（二一九）忠欲

（二二○）辞色

（二二一）知力

（二二二）哀乐祸福

（二二三）贼人者必自贼

（二二四）参天两地

（二二五）圣人之大宝曰位

（二二六）心学之原

（二二七）杨朱之政治学说

（二二八）名他人之学

（二二九）古学制

（二三○）古代学术传授

（二三一）宦

（二三二）富教

（二三三）六艺

（二三四）原易

（二三五）易大义

（二三六）论今文易

（二三七）左氏不传春秋上

（二三八）左氏不传春秋中

（二三九）左氏不传春秋下

（二四○）左国异同

（二四一）读楚辞

（二四二）读山海经偶记

（二四三）谚为俗语

（二四四）洪范庶民惟星解

（二四五）作洪范之年

（二四六）礼记表记

（二四七）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解

（二四八）龙

（二四九）帝

（二五○）磌然

（二五一）稽古同天

（二五二）猎较

（二五三）上国

（二五四）女称君亦称君子

（二五五）札

（二五六）易抱龟南面

（二五七）三兆三易

（二五八）史记日者龟策列传

（二五九）神嗜饮食

（二六○）神仙家

乙帙 秦汉

（二六一）太上皇

（二六二）秦焚书上

（二六三）秦焚书下

（二六四）华夏

（二六五）淮南王

（二六六）项羽将才

（二六七）汉都关中

（二六八）楚释汉击齐

（二六九）楚将龙且

（二七○）以贾人为将

（二七一）汉世食客之多

（二七二）儿宽阿世

（二七三）游侠郭解

（二七四）巧吏

（二七五）汉吏治之弊

（二七六）官南方者之食

（二七七）资格用人之始

（二七八）汉不守秦制

（二七九）汉世选举之弊

（二八○）汉末名士

（二八一）附庸

（二八二）计相主计

（二八三）入财者得补郎

（二八四）汉时珠玉之价

（二八五）汉人不重黄金

（二八六）汉聘皇后金

（二八七）汉武以酷法行币

（二八八）皮币

（二八九）商贾以币变易积货逐利

（二九○）居边而富

（二九一）牢盆

（二九二）畴官

（二九三）盗摩钱质取鋊

（二九四）处乱之道

（二九五）商者不农

（二九六）汉世振贷

（二九七）汉士大夫散财振施

（二九八）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二九九）古者官为民造屋之事甚多

（三○○）王莽六筦

（三○一）甘棠

（三○二）斛制

（三○三）汉世亭传之制

（三○四）除关

（三○五）桥梁边版

（三○六）飞行术

（三○七）汉人多从母姓

（三○八）汉世昏姻多出自愿

（三○九）汉时嫁娶之年

（三一○）汉时男女交际之废

（三一一）妻死不娶

（三一二）出妻改嫁上

（三一三）出妻改嫁下

（三一四）汉世妾称

（三一五）取女闭之

（三一六）適庶之别

（三一七）禁以异姓为后

（三一八）探筹

（三一九）汉尚主之法

（三二○）王莽妃匹无二

（三二一）北邙

（三二二）医疗贵人有四难

（三二三）执金吾

（三二四）汉初赏军功之厚

（三二五）汉世犹用铜兵

（三二六）汉武用将

（三二七）塞路

（三二八）山泽堡坞

（三二九）山越

（三三○）闽越民复出

（三三一）秦汉法律之学

（三三二）汉文帝除宫刑

（三三三）法令烦苛之弊

（三三四）古代法律不强求统一

（三三五）卖首级

（三三六）西域

（三三七）昆仑考

（三三八）匈奴古名

（三三九）匈奴不讳名而无姓字

（三四○）匈奴官制

（三四一）匈奴人口

（三四二）匈奴风俗

（三四三）匈奴文字

（三四四）匈奴龙庭

（三四五）头曼北徙及复度河南之年

（三四六）头曼城

（三四七）优留单于非真单于

（三四八）五饵

（三四九）萧望之对待匈奴之议论

（三五○）全代制匈奴策

（三五一）分地

（三五二）秦始皇筑长城

（三五三）秦营南方上

（三五四）秦营南方下

（三五五）赵佗年寿

（三五六）头兰

（三五七）夜郎侯见杀

（三五八）仓海君

（三五九）倭人国

（三六○）鲜卑

（三六一）西夜、子合

（三六二）徐福

（三六三）交阯嫁娶之俗

（三六四）高离

（三六五）卑弥呼

读史札记（下）

（三六六）儒术之兴上

（三六七）儒术之兴中

（三六八）儒术之兴下

（三六九）汉儒术盛衰上

（三七○）汉儒术盛衰下

（三七一）立宪古证

（三七二）西汉官天下之义

（三七三）贾谊过秦论

（三七四）新语采诗谶

（三七五）论经学今古文之别

（三七六）申公

（三七七）何邵公为学海

（三七八）汉兴三雍太学

（三七九）私家教授之盛不始东汉

（三八○）讲学者不亲授

（三八一）汉世向学者多孤寒之士

（三八二）游学

（三八三）夏侯胜、桓荣

（三八四）汉世豪杰多能读书

（三八五）东汉诸将与儒学

（三八六）儒将

（三八七）郡国文学

（三八八）传、说、记

（三八九）诗无作义

（三九○）毛诗传授之诬

（三九一）诗序上

（三九二）诗序下

（三九三）左氏自相抵牾，诗序袭之

（三九四）毛诗训诂之误

（三九五）太誓后得

（三九六）汉人说尚书传授之诬

（三九七）孔壁得书

（三九八）百两篇

（三九九）伪古文尚书有本于荀子者

（四○○）马郑序周官之谬

（四○一）论二戴记上

（四○二）论二戴记中

（四○三）论二戴记下

（四○四）论尔雅谁作

（四○五）释尔雅

（四○六）图谶一

（四○七）图谶二

（四○八）图谶三

（四○九）图谶四

（四一○）图谶五

（四一一）图谶六

（四一二）图谶七

（四一三）太史公书亡篇

（四一四）淮南王书无中篇

（四一五）读《论衡》

（四一六）大人见临洮

（四一七）论汉人行序之说

（四一八）窦公

（四一九）禁巫祠道中

（四二○）赛与塞

（四二一）黄老君

（四二二）黄老、老庄、老易

（四二三）读汉书札记一

（四二四）读汉书札记二

（四二五）于吉神书

（四二六）太平道、五斗米道

丙帙 魏晋南北朝

（四二七）好名之弊

（四二八）诸葛亮治戎

（四二九）诸葛亮南征考

（四三○）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四三一）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四三二）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四三三）君与王之别

（四三四）孙氏父子轻佻

（四三五）孙策欲袭许

（四三六）张纯之叛

（四三七）边章、韩遂

（四三八）曹嵩之死

（四三九）关羽欲杀曹公

（四四○）袁曹成败

（四四一）李邈

（四四二）姜维不速救成都

（四四三）司马宣王征辽东

（四四四）司马宣王之忍

（四四五）晋武帝不废太子

（四四六）史事失实

（四四七）刘庸祖、麦铁杖

（四四八）马钧

（四四九）王景文

（四五○）柳仲礼

（四五一）曹景宗、韦叡

（四五二）周弘正

（四五三）张雕不择所事

（四五四）杀人自杀

（四五五）藉手报仇

（四五六）纨袴狎客

（四五七）三国之校事

（四五八）用人以抚绥新附

（四五九）近乡情更怯

（四六○）乱时取二妻

（四六一）饮食侈靡之祸

（四六二）清谈一

（四六三）清谈二

（四六四）清谈三

（四六五）清谈四

（四六六）清谈五

（四六七）晋人之矫诞

（四六八）晋人不重天道

（四六九）州郡秩俸供给

（四七○）苻洪因谶改姓之诬

（四七一）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四七二）慕容、拓跋

（四七三）校郎

（四七四）后魏出自西伯利亚

（四七五）拓跋氏先世考上

（四七六）拓跋氏先世考下

（四七七）拓跋氏之虐

（四七八）崔浩论

（四七九）高肇

（四八○）后魏吏治

（四八一）魏立子杀母

（四八二）神武得六镇兵

（四八三）宇文氏先世

（四八四）周人畏突厥之甚

（四八五）突厥之先

（四八六）称秃发氏为汉儿

（四八七）秃发与拓跋

（四八八）乞伏氏

（四八九）大人简称为“大”

（四九○）考绩之法上

（四九一）考绩之法下

（四九二）才不中器

（四九三）访问

（四九四）山涛

（四九五）限年入仕

（四九六）选举寒素之士

（四九七）九品官人之始

（四九八）九品中正

（四九九））中正非官

（五○○）屯田之弊

（五○一）晋度田收租之制

（五○二）户调之始

（五○三）滂

（五○四）募兵之利弊

（五○五）魏时将帅之骄

（五○六）魏太祖征乌丸

（五○七）文臣轻视军人

（五○八）追贵人家属胁之出战

（五○九）兵无铠甲

（五一○）魏晋法术之学上

（五一一）魏晋法术之学中

（五一二）魏晋法术之学下

（五一三）江左阴阳术数之学式微

（五一四）贼杀郡将、郡不得举孝廉

（五一五）曲法失刑

（五一六）父母杀子同凡论

（五一七）诸署共咒诅

（五一八）吉翰杀典签

（五一九）梁武帝宽刑法

（五二○）梁武帝政刑之缪

（五二一）梁元帝杀刘之遴

（五二二）御史不宜司审理

（五二三）治都邑之道

（五二四）惩臧私之道

（五二五）无赦之论

（五二六）法粗术、非妙道

（五二七）同伍犯法士庶殊科

（五二八）后有犯罪宥而勿坐

（五二九）著魏律者

（五三○）追戮已出之女

（五三一）秦韩

（五三二）晋初东夷种落之多

（五三三）四裔酋长虽降为编户 其种人仍君事之

（五三四）滑国考

（五三五）柔然

（五三六）北族辫发

（五三七）北俗不解用弹

（五三八）乌丸俗从妇人计

（五三九）东沃沮之葬

（五四○）历日

（五四一）减食致寿

（五四二）罢社

（五四三）吞泥

（五四四）因俗

（五四五）父子相似

（五四六）绝菜患肿

（五四七）脉法

（五四八）手术

（五四九）国子太学

（五五○）为私家立学

（五五一）盲人识字

（五五二）范宁崇学

（五五三）周朗

（五五四）汲冢书

（五五五）再论汲冢书

（五五六）四部

（五五七）梁末被焚书籍

（五五八）论晋书一

（五五九）论晋书二

（五六○）论晋书三

（五六一）论晋书四

（五六二）论晋书五

（五六三）论晋书六

（五六四）论晋书七

（五六五）论魏史之诬

（五六六）读抱朴子上

（五六七）读抱朴子中

（五六八）读抱朴子下

（五六九）水经叶榆水注节录

（五七○）干宝搜神记

（五七一）北史蠕蠕传叙次不清

（五七二）金人

（五七三）轮回

（五七四）沙门致敬人主

（五七五）沙门与政上

（五七六）沙门与政下

（五七七）梁武帝废郊庙牲牷

（五七八）僧徒为乱

（五七九）畜蛊

（五八○）淫祀之盛

（五八一）巫能视鬼

丁帙 隋唐以下

（五八二）隋文不肯自逸

（五八三）炀帝雁门之围

（五八四）唐高祖称臣于突厥

（五八五）唐太宗除弊政

（五八六）太宗停薛延陀婚

（五八七）唐初封建之敝

（五八八）唐宫人至朝廷

（五八九）唐将帅之贪

（五九○）富弼劝辽兴宗不用兵

（五九一）金初官制

（五九二）明末贪风之害

（五九三）清建储之法

（五九四）唐代市舶一

（五九五）唐代市舶二

（五九六）唐代市舶三

（五九七）唐代市舶四

（五九八）唐代市舶五

（五九九）赐田

（六○○）唐武宗时僧尼所有田亩平均数

（六○一）质田以耕

（六○二）田业卖质无禁

（六○三）农民所需田亩之数

（六○四）田亩隐匿

（六○五）流民田产

（六○六）宋末公田

（六○七）辽金元时赐田占田之多

（六○八）金屯田户租佃

（六○九）元时献田

（六一○）庄田

（六一一）职田收租之重

（六一二）豪强占田之害

（六一三）异族间兼并

（六一四）富人之不法

（六一五）青苗法

（六一六）羊羔利

（六一七）印子钱

（六一八）掌固

（六一九）纵火

（六二○）竞渡

（六二一）怪异

（六二二）传衣钵

（六二三）生日

（六二四）瞽者审于音声

（六二五）猴育于人

（六二六）隋唐胡化之残迹

（六二七）契丹先世

（六二八）契丹部族

（六二九）契丹农业

（六三○）契丹文字

（六三一）契丹文学

（六三二）契丹慕汉

（六三三）突厥、契丹宗教类乌桓

（六二四）蒙古之由来

（六三五）元室之先世

（六三六）元兴以前北方诸部族

（六二七）蒙古之渐强

（六三八）成吉思平定漠南北

（六三九）蒙古传说本于回纥

（六四○）元人初兴时程度

（六四一）度斤、郁督军、都尉鞬、乌德鞬

（六四二）九姓

（六四三）回文

（六四四）畜牧宜在长城外

（六四五）吐蕃缘起

（六四六）唐代吐蕃兵力

（六四七）四镇

（六四八）康里

（六四九）西山八国

（六五○）女国

（六五一）高丽无私田

（六五二）新罗击走靺鞨海寇

（六五三）禁僧道买田以其田赡学

（六五四）元仁宗重视国学

（六五五）明初国子生

（六五六）郡县乡里之学上

（六五七）郡县乡里之学下

（六五八）山长

（六五九）兔园策

（六六○）学校经费

（六六一）读经用演习之法

（六六二）为外族立学

（六六三）古代文书简易

（六六四）古但以干支纪日

（六六五）事、物二字通用

（六六六）读说文释例

（六六七）述旨误遂因之

（六六八）沈阳大东门额应取下保存

戊帙 通代

（六六九）西王母考

（六七○）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

（六七一）论保甲

（六七二）度地居民

（六七三）开国之主必亲戎

（六七四）汉唐边防之策

（六七五）入中入边之原

（六七六）策试之制上

（六七七）策试之制下

（六七八）郡县送故迎新之费

（六七九）上行下效之习

（六八○）使臣图自利

（六八一）江南风气之变

（六八二）南强篇

（六八三）尸体不朽

（六八四）藏首级

（六八五）孝子

（六八六）五伦

（六八七）田制

（六八八）官家出举上

（六八九）官家出举下

（六九○）京债

（六九一）营债

（六九二）民间借贷

（六九三）质典

（六九四）借贷利率

（六九五）古代贱商之由

（六九六）论金银之用

（六九七）续论金银之用

（六九八）行钞奇谈，伪钞奇技

（六九九）禁奢

（七○○）毁奢侈之物

（七○一）后世惠民之政多西京所已有

（七○二）宝物

（七○三）疏食上

（七○四）疏食下

（七○五）肉食与素食

（七○六）蔗饧

（七○七）车与骑

（七○八）铁面

（七○九）胡考

（七一○）胡服考书后

（七一一）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消长

（七一二）突厥与蒙古同祖

（七一三）突厥渠帅凡五

（七一四）突厥之兵

（七一五）賨、叟、骆、蜀

（七一六）丁令

（七一七）丁令居地

（七一八）丁令宗教

（七一九）奚

（七二○）幽都

（七二一）四裔传汉人文化

（七二二）以结昏姻求和亲

（七二三）貉族考

（七二四）貉族发现西半球说

（七二五）唐宋暨以前之中日交际

（七二六）朝鲜东徙之迹

（七二七）朝鲜终不用清年号

（七二八）辰国

（七二九）高丽遣人来学

（七三○）琉球来学

（七三一）乡校

（七三二）宦学篇

（七三三）不乐仕进

（七三四）入学之年

（七三五）学校由行礼变为治经

（七三六）孔子庙

（七三七）乡饮射礼

（七三八）束修

（七三九）论语、孝经

（七四○）学校中体罚

（七四一）鸣鼓众质

（七四二）学校风潮

（七四三）武举

（七四四）春秋史记皆史籍通称

（七四五）记府

（七四六）空籍五岁

（七四七）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

（七四八）史记于众所习知之事皆弗论

（七四九）太史公书采战国策

（七五○）路史

（七五一）史家讲书法之原

（七五二）六经皆史之蔽

（七五三）崔浩魏记

（七五四）吴均齐春秋

（七五五）江淹齐史

（七五六）沈约宋书

（七五七）唐以前无断代史

（七五八）读洞冥记

（七五九）神异经

（七六○）博物志

（七六一）拾遗记

（七六二）述异记

附 燕石札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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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帙　先秦

（一）盘古考

今世俗无不知有盘古氏者，叩以盘古事迹，则不能言，盖其说甚旧，故传之甚广，而又甚荒矣。

盘古故事，见于《五运历年记》者曰：“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据《绎史》卷一引。见于《述异记》者曰：“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据《汉魏丛书》本。《绎史》无末十一字。见于《三五历记》者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据《绎史》卷一引。案《厄泰梨雅优婆尼沙昙》（Aitareya Upanishad）云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后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风。此人有目，始有视；有视，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听；有听，乃有空。此人有肤，始有毛发；有毛发，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脐，始有出气；有出气，乃有死。此人有阴阳，始有精；有精，乃有水。”《外道小乘涅槃论》云：“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摩登伽经》云：“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为海。”《五运历年记》《三五历记》之说，盖皆象教东来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述异记》首数语，即《五运历年记》之说。秦汉间俗说亦同。此说疑不出秦汉间，任氏误也。至其所谓先儒说、古说、吴楚间说者，则皆各自为说，与上诸说不同。

《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此二者即一事，皆谓其身生存，不谓已死，《述异记》所谓先儒说及古说者盖如此。《路史》谓：“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阴晴。”《初三皇纪》。可见《述异记》所谓古说者流传之久矣。至其所谓吴楚间说者，则盘古氏明有夫妻二人，与一身化为万有之说，尤厘然各别。

盘古即盘瓠之说，始于夏穗卿。见所作《古代史》。予昔亦信之，今乃知其非也。盘瓠事迹，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其说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水经·沅水注》与此说同而辞较略，云：“今武陵郡夷，即槃瓠之种落也。其狗皮毛，适孙世宝录之。”夏氏谓汉族古帝，踪迹多在北方，独盘古祠在桂林，墓在南海，疑本苗族神话，而汉族误袭为己有。案干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皆谓“岁首祭盘瓠，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槽，叩槽群号为礼”。《文献通考·四裔考》引。而今粤西岩峒中，犹有盘古庙，以旧历六月二日为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此予昔所以信夏氏之说也。由今思之，殊不其然。凡神话传说，虽今古不同，必有沿袭转移之迹，未有若盘古、槃瓠之说，绝不相蒙者。《后汉书注》云：“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水经注》云：“武水源出武山。水源石上，有槃瓠迹犹存矣。”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槃瓠像也。”《路史·发挥》云：“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槃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注》云：“黄闵《武陵记》云：山半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山窟前石兽，石羊，奇迹尤多。《辰州图经》云：隍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种有四：一曰七村归明户，起居饮食类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归明蛮人。三曰山。四曰犵獠。虽自为区别，而衣服趋向，大略相似。土俗以岁七月二十五日，种类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庙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鲊，椎鼓踏歌，谓之样。样，蛮语祭也。云容万人，循俗之妄。”自唐迄宋，遗迹依然，足见《后汉书》所谓槃瓠者，实仅指武山一种落。《后汉书》说虽荒唐，中实隐藏实事。如衣服，居处，语言，俗尚，及中国待之之宽典等。独力、仆鉴，盖其衣结之名。精夫之精，义虽难解，夫固汉族称长上之辞，如大夫、千夫是也。姎徒尤确为汉语。其事托之高辛者，楚之先，为高辛火正。楚与吴世仇。吴将军，盖本谓吴之将军。复以槃瓠狗种，称其人为犬戎，以冠吴将军上，遂若吴为其人之氏族矣。《公羊》言“楚王妻”，同姓为昏，楚盖自有此俗。《广韵》槽獛字注引《山海经》云：“獛铅，南极之夷。尾长数寸。巢居山林。”今经无。《后汉书》述哀牢夷，亦云“衣皆着尾”。濮之先，固亦在荆、豫之域，《左氏》：“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昭公九年。又云“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是也。昭公十九年。将军，战国后语。金以镒计，封以户数，亦皆秦汉时制。然则槃瓠传说，盖起于楚，而经秦汉后人之改易，所指固不甚广，其原亦非甚古也。孰与夫盘古之说，东渐吴会，南逾岭表，且视为凡生民之始者哉？《路史》又谓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庙祀；又引《元豊九域志》，谓广陵有盘古冢庙；与所谓荆湖南北，以盘古生日候月阴晴者，固与槃瓠渺不相涉。《述异记》谓：“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则盘古亦自有种落，此当与南海之盘古墓、桂林之盘古祠有关。吴楚间盘古之说，盖亦同出一原。惟本夫妻二人，故有墓；若一身既化为万有矣，又何墓之有焉？岂闻创造天地万物之神，乃待以衣冠为冢者哉？然其与槃瓠之说，不可绲而为一，则又无待再计矣。

《路史》又引《玄中记》云：“高辛时，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训，浮之会稽，东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犬封氏。《玄中》之书，《崇文总目》曰不知撰人名氏，然书传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记》，而《山海经注》狗封氏事，与《记》所言一同，知为景纯。”罗氏因谓槃瓠之说，乃因《山海经》而讹。今案《海内北经》云：“在昆仑墟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注》云：“昔槃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民也。”又曰：“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注》云：“黄帝之后卞明，生白犬二头，自相牝牡，遂为此国，言狗国也。”郭《注》又云：“《周书》曰：犬戎文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时献之。《六韬》曰：文身朱鬣，眼若黄金，项若鸡尾，名曰鸡斯之乘。《大传》曰：驳身朱鬣鸡目。《山海经》亦有吉黄之乘寿千岁者。惟名有不同，说有小错，其实一物耳。今博举之，以广异闻也。”《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注》云：“言自相配合也。”案郭注《海内北经》之犬戎，即本《大荒经》为说。《书大传》所云犬戎文马，即散宜生取之以献纣者，其为西北之国可知。《海内北经》“犬封国曰犬戎国”，曰上当有夺字。《经》本不以犬封、犬戎为一，《注》意尤皎然可明，谓其由一说传讹，似近武断。会稽海中，不知果有槃瓠传说否？即使有之，亦武山种落，播越在东，或则东野之言，辗转传布；要不容与盘古之说并为一谈也。

《路史》又引《地理坤鉴》云：“盘古龙首人身。”《地理坤鉴》，非必可信之书，然小道可観，其言亦时有所本。《鲁灵光殿赋》曰：“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牺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又云：“《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画壁之技，必自古相传，匪由新创。古帝形貌，皆象龙蛇，则以文明肇启，实在江海之会也。会稽、南海，皆尊盘古，固其宜矣。是其年代，必远在高辛之前，安得与槃瓠之说并为一谈邪？

（二）古史时地略说上

古史者，史之阙误最甚者也，得史前史以相证补，为益可谓弘多。然史前史之年代，远较古史为长；其地域，亦远较古史为广；不审所欲补证者，略在何时何地，而贸然引古迹以相明，则谬矣。如今人或以周口店之遗迹与伏羲氏事相傅会是也。然则欲治古史，不可不先审其所述者略为何时何地之事明矣。然一言及此，人必以为甚难，以古史所述，二者皆极茫昧也。

试论其时。最使人遑惑者，为其所说年代之长。《广雅·释天》曰：“天地辟设，人皇以来，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曰：“《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岂不使人惊怖其言，若河汉而无极？今案将古史年代说至极长者，其说皆出纬候；而其所借资者，则为历法。《续汉书·律历志》载灵帝熹平四年蔡邕议历法：谓《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三统历以十九年为章，四章七十六年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为纪，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与六百十三相因之数。《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谓自开辟至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汉书·王莽传》：莽改元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者，三万六千与九十一相因之数也。盖是时之人，以一切演进之迹，皆为两间自然之运，而古书述诸演进之迹者，悉傅诸帝王一人之身，纬说好为侈大，乃借资历法，假设一天地辟设之年。而以古书中诸帝王分隶其后，则其历时不得不极长。如《礼记》大题《正义》引《易纬通卦验》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艺论》云：“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谯周《古史考》：“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曲礼正义》引谯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祭法正义》又引《命历序》云：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校勘记》云：“监、毛本同，闽本二千作一千，惠栋校宋本同。”少昊传八世，五百岁；颛顼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则是物也。知其所由来，则知此说原属假设，本不能据为典要，亦无人据为典要，可以置诸不论也。此说虽荒唐，亦有一用处，树立古史纪年之法是也。史有确实之纪年甚迟，而治古史者所欲求则甚远，不必史前史，即昔人之所著，其去确实之纪年亦远矣。以确实之纪年为元，自此以前，不得不逆计，究极不便。假设一较远之年为元，则此弊免矣。

古史所言古人年寿，亦不足据。《大戴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荣伊之言，固不近情；孔子之言，亦岂中理？今案古人述人事迹，大抵先定其寿为百年，乃以其事分隶之。《史记·五帝本纪》言：“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古四十而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帝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在位三十九年，适百岁也。然如此，则尧只得九十八，故又有为之弥缝者。《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是也。此举其立说最密者，余类此者尚多。《书·无逸》言殷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残碑作百年。《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言百年者皆旧说也。《礼记·文王世子》：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亦以文王之年为百岁也。此盖古人好举成数之习？《汉书·律历志》讥张寿王言舜、禹年岁不合人年，此亦不免焉。然较诸纬说之弘大不经，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计矣。

史事不能臆说，亦不能凭记忆以约略言之，故前二说皆不足用。求可信者，必资记载。记载为史官之职。古代史籍传诸后世，可为考校年代之资者，“谱谍独记世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语。为用最微。记言之史，或具一事之年月，而前后不能贯串。惟记事之史，多用编年之体，有历时甚久者，传之于后。古史之年代，固可大详，即或不然，亦可以诸国之史，互相校补，其为用诚甚大也。《汉书·律历志》曰：“《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即以各国之史互相校补也。《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周室能遍藏各国之史也。秦人焚书，于凡《诗》《书》，关系实浅。自汉以降，更无祖龙，而诸史《艺文》《经籍志》所载之书，皆佚多存少，果何往哉？惟史记在秦时为官书，使无祖龙之焚，汉代所存，决不止此。考证之方，愈后愈密，史籍之存者多，古史年代之详明，亦必不止如今日矣，诚可惜也。《史记·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此所据者为谱谍。又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此所据者，为编年之史。又曰：“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此所据者，则记事之史也。《史记》纪年起于共和，早于《春秋》所托始者百十有九年。《韩非子·说难》曰：“《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记》谓史记，云周宣王以来，盖所见者止此。宣王元年，后于共和者十有四年。足见诸家所考得之年代，大略相近，然非此之外遂无可考也。《三代世表》又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此即《十二诸侯年表》所谓“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者。谱谍即《世表》所著。数家隆于神运，《表》言“汉相张苍，历谱五德”，是其一事。历人取其年月，若张寿王者即其一人。其所言者固未必可信，然合多种记载，以天象人事互相校勘而求其年，其法固不可谓误。不能因用之者之不善，并其法而抹杀之。安得谓夫子所弗论次者，遂终于不可论次哉？刘歆所作《世经》，盖用此法之较善者，观其所言与古人所传之都数略相符合可知。《孟子·公孙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曰：“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昭王之功曰：“收八百岁之畜积。”其说皆略相符合。古人言数，固不审谛，然于其大致，则众相传，必不致大谬也。然则其所推得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合二千有四十六年者，与实际相去，必不能甚远也。《续汉书·律历志》：安帝时，尚书令忠，訾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缪数百。此不必非歆之误，然论无纪年之古史，而所差不过数百，已不为大误矣。

然即谱谍亦非绝不足用。何者？人寿长短，自有定限，苟能知其世次之相承，自可推见其年岁之大略，此《世表》所由作也。古代列国谱谍已多无存，故《世表》所次，仅在共主。以后世之事况之，自夏以后，犹元自仁宗以后也；五帝之世，则自成吉思汗至武宗之比也；自此以前诸帝王，则如哈不勒、忽都剌之偶一出现矣。但知哈不勒、忽都剌，诚无从推测其年代；自成吉思汗至武宗，则虽纪年之史料尽亡，仍可据人寿之定限，以为推测之资也。亿定人寿为百年，诚不可信。然所假定为百年者，其寿及其执政之时，均不能甚短，则理无可疑。然则黄帝、高阳、髙辛三世，假定其在位之年各为古人所谓一世，似不嫌多，然则三帝合为九十年，以与二千又四十八年相加，凡得二千一百三十八。自此以上，帝王之名，多出谶纬既兴之后，有无殊不可知。即谓可信其有，亦或同时并立，而非前后相承，古各地方演进之深浅不同，故其人之见解新旧亦互异。如许行见解即甚陈旧。盖其所为之神农之言，流行于僻陋之区也。使非见于孟子书，著于孟子与其弟子辩论之语，人将疑其不出战国时矣。然则儒家所言三代之法，夏不必不出于杞，商不必不出于宋，周不必不出于鲁，亦或同时并立，非必前后相承也。诚以阙疑为是。然其事迹符合于社会演进之序者，其人亦决非子虚。儒家以遂人、伏羲、神农为三皇，而韩非子以有巢氏与遂人氏并举，《五蠹》。《庄子·盗跖篇》以知生之民与有巢氏之民并举，“知生”亦即遂人氏也。于行事当有所见，则亦哈不勒、忽都剌之比矣。其人不必同部，然究非如五帝之身相接，则更延长其所占之年，谓其各历百年，亦不为过，则合二千一百三十八年，当得二千五百三十八年矣。自周之亡至于今，又历二千二百有余岁。然则谓中国古史，始于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间，虽不中，当不远也。

论地域亦有大略可言。东西洋之文明，缘起与传播皆异。西洋开化，起于欧、亚、非三洲之交，幅员较广，地形亦较错杂，故其文化亦多端。希腊、希伯来之异辙，即其显而易见者也。东洋则中国，盖其缘起于江河下流，幅员较小，地形亦较画一。故论中国文明肇基何地乎，溯诸邃古殊难质言，若求诸四五千年之前，则初不难断。人事可以亟更，法俗不能骤变。古代风俗：食以鱼与植物为主；衣以麻、丝，裁制宽博；居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钱币以贝为主；宗教敬畏龙蛇；皆足证其起于巨川下流与海交会之地，此固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古帝王都邑之可考者，始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史称其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与蚩尤战于涿鹿，有战事相证，非如泛言丘邑、陵墓者，可以信口开河也。涿鹿、阪泉，实即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予别有考。论其地，则服虔谓在涿郡，张晏、皇甫谧谓在上谷，《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皆以汉世郡县名相附会，不足据。纣都朝歌，其游乐之地在于沙丘，盖即武王克殷后狩禽之所。见《周书·世俘》。尔时尚为兽蹄鸟迹所萃，安得黄帝时乃为名都？《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世本》古书，较可信据，则涿鹿实在今铜山附近也。《史记·五帝本纪》言：“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古南方之水皆称江。《殷本纪》载《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可见古所谓四渎者，特就所居附近之水言之，如宋代之有四河耳。若水，《水经》谓出旄牛徼外，至朱提为泸江，乃以蜀山之蜀为后世巴蜀之蜀，致有此误。《吕览·古乐》曰：“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辞·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说文·部》：“，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木也。”王荨友曰：“《石鼓文》有字，盖本作。……若字盖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字之象根形。是以《说文》之木，他书作若木。盖汉人犹多作。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集韵》《类篇》：桑古作。《说文》收若字于部，从右声，亦似误。”此说甚精，若水实当作桑水。《东山经》曰：“《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又曰：“《东山经》之首曰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空桑即穷桑，其地当近东海也。《周书·史记》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独从蜀声，蜀山即独鹿之山，亦即涿鹿之山也。《御览·州郡部》又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以舜为东夷之人，则五帝实迄未易地也。然汉族之肇基，尚不在是。《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可见华族古代自称其地曰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不居河洛之间，嵩高自非中岳。《释地》又曰：“中有岱岳。”其初盖以泰岱为中，故封禅告成功者必于是也。古称异族曰夷、蛮、戎、狄，特以方位言之，若论民族，则东与南，西与北其实是一。故《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发之被，为髲之借字。下西戎被发之被，为辫或作编之借字。“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同不火食。“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同不粒食。法俗不能骤变，前已言之。古于发饰甚严。北人辫发，南人断发，中原束发，恰成三派。南方之民，古称曰越，即后世之马来人。盖在江淮之域，居汉族之南。河济之间，直北为海，向西北则地较荒寒，故其开拓南向，至彭城附近，而与越人遇。三苗实居前行。俘其文身之人，则以为奴隶。其后本族之有罪者，以为奴，侪诸异族，即以异族之饰加之，黥刑于是乎兴。抑古之刑施诸本族者，本不亏体。至于亏体者，非降敌即间谍。其人既以异族自居，则亦以遇异族之道遇之，此五刑之所由作。中国奴隶社会究起迄于何时，今日尚无定论。三苗其奴隶社会欤？古书传其事迹多侈而虐，其以是欤？然三苗在当日，实未因俘翦越人而获利，而转以其侈而虐，为姬姓所败焉。然姬姓亦未能据姜姓之地，终乃并其故居之地而弃之。何哉？古书所言禹治水之事，若《禹贡》等，什九皆出傅会，此在今日，事极易见。禹自道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海为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之海，川为自然水道，畎、浍则人力所成也。孔子之称禹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真实史迹之可考者，如此而已。然自禹以降，遂不闻更有水灾，而使后之人兴微禹其鱼之叹者，何哉？自黄帝至舜，皆居彭城，而《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周本纪》：伯阳父谓“伊洛竭而夏亡”，《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襄公四年。而《楚辞·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皆以夏在河洛之域，何哉？累世沉灾，实非一时所克澹。自禹以降，盖稍西迁以避之。旧居之地，水灾深，水利亦饶，水利饶则耕作不待加功，而流于怠惰；水灾深，人力又无所施。而新迁之地，则适与相反，故其孟晋，反出旧居之上。西迁以后，故居之地，虽有水患，载籍无传，历久亦遂忘之，此后之人所以有微禹其鱼之叹也。晋之先为唐国，周公灭之，以封叔虞。《史记·吴世家》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此中虞、吴，当本同字，故以中国、夷蛮别之。北方之虞，初盖舜后所居也。《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水经·渭水注》：“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阪泉、涿鹿，皆在东方，炎帝所长之姜水，决不能在岐下，盖其西迁后尝居于是耳。然则迁三苗于三危，亦非必尽出迫逐，盖亦因其自迁。后世申、吕、齐、许之祖，皆在西方，亦由是也。《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日中为市”，而《吕览·勿躬》云“祝融作市”，盖即一事，传者异辞。祝融盖即遂人氏之族，其大者如大彭、偪阳、邹、莒皆在东方，而西迁之芈姓尤大。芈姓初与鬼方为昏，鬼方盖即纣时之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宋于庭说，见《过庭录》。然则古代自东徂西之族多矣。要之自黄河下流，上溯至泾渭之间，南薄江、汉、淮水，则中国古史所及之区域。其远于此者，纵有传闻，必不审谛。睹《红崖刻石》而以为殷高宗伐鬼方纪功之辞，则不必审其文字之为真为伪，举其地而已知其非古人远迹所至矣。

（三）古史时地略说下

予作《古史时地略说》，述古事止于夏初，以自此以降，史事稍已明白，不待辞费也。然古代西迁之一支，与留居旧地者，彼此之间，似颇有隔碍，久之而后消释浄尽，则治古史之家，能留意及此者甚鲜。今故不惮辞费，更陈其略焉。

夏室自启一传，即有五观之乱。《周书·尝麦》曰：“其在殷之五子，此即后来盘庚所居。《书·盘庚疏》引郑玄曰：“商家自徙而号曰殷。”盖其地本名殷也。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彭寿盖即舜时之彭祖，以其寿考而称之。夏室西迁，彭城之地，盖为彭祖所据，其后遂为大彭，东方之名国也。然虽有此相扶翼，仍无救于羿、浞之乱。羿、浞之事，见于《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杜《注》释其地多在今山东，其说殊不足信。古事传诸后世者，多出春秋、战国时人，必以其时之地名述古事。后羿自铀鉏迁于穷石，《路史·国名纪》作耝，谓耝即《左氏》襄公十一年城柤之柤。案《左氏》襄公十一年无城柤者，于十年有会吴于柤，《路史》引盖有误。又谓安丰有穷谷、穷水，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楚师救潜与吴师遇处，为羿之故国。其说殊较杜《注》为胜。又云羿偃姓，《世纪》云：“不闻其姓，失之。”《路史后纪》卷十四《夷羿传》。案《水经·河水注》：大河故渎，“西流径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皋陶后。”罗说盖本诸此。谓穷在平原不足信，以鬲为偃姓，当有所受之。羿亡而靡奔有鬲氏，盖欲藉其同姓之力，为之复仇。其后顾立少康者，盖以羿身死世殄，无可扶翼。靡固有穷氏之忠臣，非夏后氏之遗老也。《史记·夏本纪》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然则因夏民以代夏政者，正是次当代为共主之族，与夏相干。东方诸族之声势，犹可想见。少康光复旧物后，夏室仍寂寂无闻。安知东方不有名族，为诸侯所归往，特因其事无传，而夏室谱谍，未尽亡佚，遂若其王位相承勿替邪？

契封商，郑玄云：“国在大华之阳。”《书·帝告序疏》引。与《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举者，颇相符合。《中候洛予命》谓天乙在亳，东观于洛，《诗·玄鸟疏》引。其说亦同。然古人言古事，信口开河者甚多，正未可据为典要。《史记·封禅书》载公孙卿言黄帝事，最使人读之发笑。其实古人之言，如此者甚多。汤所居，《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其《非命上篇》及《孟子》书作亳。薄、亳盖古今字。释为汉之薄县者自是。《具备》篇曰：“汤尝约于郼、薄矣。”《慎大览》曰：“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亲郼如夏。”则郼亦汤所尝居。此即《诗》“韦顾既伐”之“韦”，释以《续汉志》东郡白马县之韦乡，亦当不误。汤始征自葛载，其地自在东方。《慎大览》又曰：“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则汤在伐桀时，兵力已轶夏都而西。而克桀之后，“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语。则正夏所居河洛之域也。后世都邑屡迁，迄在今河南北境大河西岸。故居之势力，可谓深人新迁之地之中心矣。然新迁之前茅，则初不止此。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张良语，见《史记·留侯世家》。实非移殖最佳之境。新迁者既至此，必更渡河西北上。则自至河汾下游，更西渡津浦，则入渭水流域矣。此周人西迁之所届也。渭水流域，地广而腴，此周之所以强，能还灭殷也。

然牧野之战，周虽胜殷，初未能据有其地，故仍以之畀武庚，特命管叔居东监之，又据洛邑，使声援连接耳。武王崩，管叔以殷叛，果与周公不协，而认敌为友邪？抑为武庚所胁邪？事不可知。设使其事有成，必不能以管叔代周公，而将为武庚之光复旧物，则殆无可疑。何则？东方诸国皆助殷，莫助周也。然周人当日兵锋盖甚锐，而东方诸国皆小，《孟子·滕文公》下篇言周公灭国者五十。《周书·作洛解》言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惟国小，故国数多也。盈即嬴。故不能终与之抗。周既得志，营洛邑以临东诸侯。又封鲁于奄，太公于爽鸠氏故居，以控制未西迁时之旧地。新国之声威，至斯可谓极盛。然东方之地，不久仍有起与之抗者，徐偃王是也。偃王之抗周，《史记·秦本纪》《赵世家》皆云在穆王时，惟《古史考》谓与楚文王同时，见《史记正义》。其说盖不足据。《后汉书·东夷传》云：“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此说与《史记》所本颇同，其说自难尽信。然与《礼记·檀弓》徐容居谓“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者相合。其人其事，必非子虚，盖周公虽灭奄，据《书·费誓》，鲁公亦尝大征淮夷、徐戎，然于奄则鲁据之，于徐则初未能据有其地，故阅时而复盛也，然是时东方之文明，已稍落西方之后，非复夏殷间比。故留处之徐，卒为迁居之楚所败，然东西相争之形势仍存，故徐甫败而齐又继之而起焉。敌尽而我所资以防敌者，即起而与我争，亦犹汉世异姓诸侯尽而所患者即在吴楚也。世岂有能以一手把持天下者哉？

春秋之世，争霸者为何方之国乎？曰：南方与北方之国也。南北之名国谁乎？曰南为楚，北为晋，此人人所能言，且以为无疑义者也。非也，南北之争实不如东西之争之烈。何也？案春秋之世，首创霸业者为齐桓公。齐桓公之得国，在入春秋后三十七年。是时秦尚未盛，晋初兴，旋困于内乱，与齐争霸者，惟楚而已。入春秋后六十七年，齐桓公合诸侯于召陵以摈楚，楚服。后十三年入春秋后八十年。而卒，诸子争立，霸业遽隳，宋襄公欲继之，而为楚所败。此犹楚之与徐，固纯然东西之争也。入春秋后九十一年，晋文公起，败楚于城濮。自此西方之国，复分为南北，历邲之战、入春秋后百二十六年。鄢陵之战、入春秋后百四十八年。萧鱼之会，入春秋后百六十二年。至入春秋后百七十七年，宋向戍为弭兵之会，而其争始稍澹焉，前后几九十年，似烈矣。然齐自桓公死后，阅三十七年，顷公立，即复欲图霸。以徒勇故，有鞌之败。入春秋后百三十四年。顷公归国后，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国亦复安，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卒，子灵公立，继父之志，与晋争。入春秋后百六十八年，晋合诸侯围之。就《左氏》所载观之，晋兵势似甚盛，然《公羊》谓其实未围齐，则《左氏》之言，不足信也。灵公亦好勇，明年见弑。子庄公立，性质复与父祖同。然入春秋后百七十三年，乘晋有栾氏之乱，出兵伐之，上太行，入孟门，张武军于荧庭，其兵威或转有胜于晋围齐之役也。后二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五年。又见弑，弟景公立。景公之为人，盖多欲而侈，故不克大成霸业，然非如顷、灵、庄三世之徒勇，故其国势反较强。其季年，郑、卫景从，援范、中行氏以敌赵氏。虽竟未有成，然晋之为所苦亦甚矣。齐晋之争，始顷公之立，至获麟之岁，田常执齐政，惧诸侯讨之，修四境之好，乃西约韩、魏、赵氏，前后几百三十年，实较晋楚之争为久也。

抑不仅此也。晋楚之争至弭兵之会而澹，而其因此而挑起之吴越，则转代齐而为东海之表焉。东方名国，奄灭之后惟徐。然自此以南，诸小邦盖甚众。徐偃王败后，楚之声势，盖益东渐。齐桓公盖欲收率之以翦楚之羽翼，故召陵会后，滨海而东，陷于沛泽之中，受创颇巨，然其志殊未已，故频年仍有事于东。徐固大国，盖亦思倚齐以与楚抗，是以有娄林之役。入春秋后七十八年。经略未竟，齐桓遽逝。尔后齐与楚无争，而晋代之。晋盖鉴于徐距中原较远，齐桓公欲援之而无成，故不复援徐以敌楚，惟思通吴以犄楚后而已。然其收效，反远较援徐为大，则世运日进，东南方之开化为之也。通吴之役，据《左氏》在入春秋后百四十七年。至二百十七年而有柏举之役，吴自此转锋北向。至二百三十七年而有艾陵之役，其兵锋复转而西。至二百四十一年而有黄池之会，吴为东方之大长，以屈西方之霸主矣。而睦于楚之越复犄吴后。至入战国后八年，吴遂为越所灭。越既灭吴，迁居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而自齐顷公以来，东方与西方争霸之局，至此而告成。

吴、越晚起，国力不如齐楚之坚凝，故越自句践而后，不闻其与大局有关。《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称句践为大霸，以下诸君但皆称霸。大霸盖能号令中原；但称霸者，则如秦霸西戎，但为一方之长而已。战国时之形势，仍为齐、秦、楚及三晋所左右。新兴之北燕，关系亦较微焉。齐、秦、楚、三晋中，首起称霸者为楚悼王。尝伐周、围郑、伐韩、取负黍。后三晋败之大梁、榆关，乃厚赂以与秦平。春秋时，晋、楚构兵，皆因争与国而起，径相攻击之事甚少，至楚悼王乃异是。虽竟丧败，固犹远在敌境也。楚悼王之立，在入战国后七十九年，其卒适在其百年，楚自此衰，而三晋中之魏崛起。然其兵锋非向齐、燕、秦、楚，乃为同出自晋之赵。入战国后百二十八年，魏惠王攻拔邯郸。齐威王救赵，败魏于桂陵。明年，秦乘机取魏安邑。又明年，魏乃不得已而归赵邯郸。入战国后百三十八年，齐威王卒，子宣王立。明年，魏为逢泽之会。《战国策·魏策》言其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子皆从。《齐策》言魏拔邯郸，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其声势仍极赫奕。魏盖因此以为齐、秦皆服，又明年，复起兵以伐赵。韩救之，不克，与赵皆委国于齐。齐出兵援韩、赵，魏亦大起兵以逆之，然大败于马陵，长子死焉。三晋中韩本较弱小，赵所图亦在北，胡地中山。魏既败，不复能问鼎中原，三晋遂微，而齐、秦、楚并盛。入战国后百五十七年，齐宣王卒，子湣王立。百六十三年，东方诸国合从以攻秦，楚怀王为从长。此役未知缘何而起，要是东方诸国轻视秦国之旧习；非如后人所傅会，秦有独雄之势，故合从以摈之也。楚怀王之为人，盖极昏乱，故有张仪欺楚绝齐之举，终至与秦构衅，再战皆北，天下之重乃归于齐、秦。入战国后百八十二年，怀王为秦所劫，齐归其太子顷襄王。明年，齐、韩、魏击秦，败其军于函谷关。越二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五年。怀王卒于秦。齐与韩、魏、赵、宋、中山共攻秦，盖亦借口于抑强扶弱。然后四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九年。楚卒迎妇于秦，则可见秦虽欺而齐弥不易与也。入战国后百九十三年，齐称东帝，秦称西帝。虽旋去之，然是时七国已分二等，齐、秦为上，余五国次之，则形势可见矣。齐长东方，古来所称为文物之地，其声威自更出秦上。然齐结怨太多，后四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七年，为燕所破，自此秦遂独强，无能与之竞者矣。战国起获麟之明岁，讫秦灭齐，凡二百六十年。其初百年，除楚崛起于其末年外，犹是春秋时之旧形势。中百年初为齐魏争霸，次则齐秦争霸；至末六十年，乃成秦人独雄之局，固犹是东西之争也。观其结局，西卒成而东卒败，似诚有如《史记·六国年表》所云“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者。然其后项籍用江东之众，则吴越之民也。刘邦起于丰沛，则淮徐之地，亦可云东卒成西卒败也。从古东西相争之局，固当至秦亡而后结，不当于秦灭六国时。何也？一统之局始于秦，实定于汉也。

东西相争，历如是之久者何欤？岂其民族固有异同乎？曰：否。考民族之异同者，莫切于语言。古称语言之异者，必曰楚夏。然孟子斥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讥陈相为用夷变夏，而陈相一见许行，即能尽弃其学而学，不闻其有待译人。又孟子谓戴不胜：“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知当日齐、楚语言，本无大异。《左氏》卫侯见获于吴，归效夷言。能暂闻而即效之者，吴谓善伊，谓稻缓，不过如今日南北音读之殊。凡楚、夏之异，皆如此也。当日东西所异，盖在文化。殷弟兄相及，而周传祚嫡长之法甚严。《礼记·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见男系同姓昏姻之禁，实至周而始严。此皆社会组织之异。所以然者，殷居东方，为汉族肇基之地，其人特重农业。农业本女子所发明，庐舍土田，皆女子所有，而男子依附焉。故内昏之戒，主女系而不主男系。兄弟为一家人，父子则否，传祚者遂主相及。周迁西北，盖与戎狄杂处，戎狄事射猎畜牧，高气力，男权斯张，周人化之，宗法立焉。而昏姻承袭之制，皆异于故居东方时矣。然春秋时，晋嫁女于吴。《左氏》襄公二十年。鲁亦娶于吴。《左氏》哀公十二年。又鲁自庄公以前，实一生一及。见《史记·鲁世家》。吴诸樊、余昧弟兄相及。余昧死，弟季札让位，诸樊子光曰：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不受，则己当立，卒杀僚而代之。亦与殷弟兄相及、既尽还立长兄之子者同。此皆姬姓之国，而还从东方之法者，以少数人厕居多数之中，终不得不为所化。观姬姓东还者后如此，而知其初西迁时之不得不变矣。此等同异，盖亦甚微。故东西方之争战，初不甚烈。特其风同道一，亦非旦暮间事耳。

（四）纬书之三皇说

纬书三皇之说，原本非一。予既着之《古史纪年》条矣，今更引《御览》《路史》之文以明之。《御览》引项峻《始学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二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 以木德王。”“地皇十二头，治万八千岁。”“人皇九头，兄弟各三分，人各百岁。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各居其一。乃因是而区别。”此句上疑有夺文。《洞冥记》曰：“天皇十二头，一姓十二人也。”“地皇十二头。”于人皇则无说。《三五历记》曰：“溟涬始牙，濛鸿滋萌，岁起摄提，元气肇起。有神灵人，十三头，号曰天皇。”又曰：“有神圣人，十二头，号地皇。”“有神圣人，九头，号人皇。”《始学篇》及《洞冥记》，天皇、地皇，皆十二头，《三五历记》天皇独十三头，似误。然《路史》言地皇十一君。又引《真源赋》曰：“盘古氏后，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时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万八千余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补三皇本纪》亦曰“地皇十一头”，又曰“姓十一人”。姓上当有夺字。则又有以天皇为十二头，地皇为十一头者，说颇难通。疑天皇既讹为十三，后人乃减地皇之数以合之。罗氏引《通卦验》“君有五期，辅有三名”，谓“三辅九翌，并皇是十三人”，则鉴矣。九翌，见下引《河图括地象》。《通卦验》之说，《礼记》标题下《正义》引之，《御览》引《遁甲开山图》荣氏《注》：“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人。”“人皇兄弟九人。”十人，疑亦十二人之夺。《御览》又引《帝系谱》曰：“天地初起，即生天皇，治万八千岁，以木德王。”地皇治一万八千岁，以火德王。”于人皇亦无说。又引《春秋纬》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为九州，长天下也。”《河图括地象》曰：“天皇九翼，题名旋复。”《春秋命历序》曰：“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凡此诸文，显分两说。《洞冥记》《帝系谱》，所本者同；《始学篇》《三五历记》，言天皇、地皇亦本之，言人皇则别本《春秋纬》及《括地象》。此说言三皇皆分长九州，而其年亦仅百岁。今其说仅见于《始学篇》人皇下者，以项峻于天皇、地皇，亦采如《洞冥记》《帝系谱》之说。其实此语依《春秋纬》及《括地象》，不仅指人皇也。《御览》又引马总言人皇云：“一百六十五代，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路史》云：“《三五历》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小司马氏取之。”今《补三皇本纪》作百五十世，未知其有异同与？抑传写讹误也？

《遁甲开山图》，专言三皇地理。《御览》引云：“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路史》云：“《遁甲开山图》云：天皇出于柱州，即无外山也。郑康成云：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水经注》云：或言即昆仑。荣氏云：五龙及天皇，皆出其中。”案《水经·渭水注》：“故虢县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赵《释》云：“《寰宇记》凤翔府岐山县下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河图括地象》曰：岐山，在昆仑山东南，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山上，时人亦谓此山为凤凰堆。注《水经》云：天柱山有凤凰祠。或云其峰高峻，迥出诸山，状若柱，因以为名。一清按《御览》及程克斋《春秋分记》并引之，今缺失矣。”然则柱州即岐山也。熊耳、龙门，人所共知，无烦赘说。人皇，《路史》正文云：“出刑马山提地之国。”《注》云：“《遁甲开山图》云：人皇出于刑马山提地之国。山今在秦州，伯阳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正文又云：“相厥山川，形成势集。才为九州，谓之九囿。”《注》云：“见《洛书》。《春秋命历序》云：人皇出旸谷，分九河。”正文又云：“别居一方，因是区理，是以后世谓之居方氏。”《注》云：“见《三坟》。又《洛书》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国，兄弟别长九州，己居中州，以制八辅。”则提地之国，语出《洛书》。前《注》引《遁甲开山图》，当仅云出于刑马山。提地之国四字，乃涉正文而误衍也。《水经·渭水注》云：“伯阳谷水出刑马山之伯阳谷。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马山，北历平作。西北径苗谷。屈而东，径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盖李耳西入，往径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即罗氏隐括其语，谓老子所至者也。此说与《洛书》非一，不可混同。《路史》正文又云：“驾六提羽，乘云祇车。制其八土，为人立命。”“迪出谷口，还乘青冥。”《注》云：“谷口，古塞门。或云上旸谷。《蜀·秦宓传》曰：三皇乘祇车，出谷口，谓今之斜谷，乐史从之，妄矣。”案：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与《御览》引《命历序》之言合；制八土即分九州，与《御览》引《始学篇》《春秋纬》《命历序》之言皆合；则谷口自当指旸谷。《说文·示部》：“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提地之国，盖取此为义，则亦当在东方，特未审造纬者之意，以何地当之耳。九河不可分；且亦禹时始有，不当人皇已分；分九河必分九州之误也。秦宓之语，乃对夏侯纂夸张本州，见《三国·蜀志·秦宓传》。本非情实，可弗论。

《淮南·原道》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此乃寓言，指阴阳二力，非谓人也。高《注》云：“二皇，伏羲、神农也。指说阴阳，故不言三也。”知其指说阴阳，是矣，又必牵引伏羲、神农，何哉？则以古者三皇之义，本托之于天地人也。《书大传》云：“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白虎通义》云：“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此今文家相传之说。定人道最难，故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也。高氏之意，盖以羲皇妃天，农皇妃地，遂皇妃人，实违旧义。然较之依三万六千岁之历而造怪说者，则固有间矣。

（五）儒家之三皇五帝说

三皇五帝，异说纷如，昔人多莫能董理，此由未知其说之所由来也。历考载籍，三皇异说有六，五帝异说有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与博士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此三皇之说一也。《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含文嘉》、《风俗通》引。《甄燿度》、宋均注《援神契》引之，见《曲礼正义》。《白虎通》正说、谯周《古史考》《曲礼正义》。并同，惟《白虎通》伏羲次燧人前。此三皇之说二也。《白虎通》或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此三皇之说三也。《运斗枢》、郑注《中候敕省图》引之，见《曲礼正义》。《元命苞》《文选·东都赋注》引。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此三皇之说四也。《尚书·伪孔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此三皇之说五也。纬候家言：或云天皇、地皇各十二头，万八千岁；人皇九头，百岁；或又云四万五千六百年。或云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又或谓三皇者九头。或云三皇分长九州。或云人皇氏出谷口，分九州。或云：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人皇起于刑马山提地之国。详见《纬书之三皇说》条。此三皇之说六也。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五帝本纪正义》。此五帝之说一也。郑注《中候敕省图》，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曲礼正义》。此五帝之说二也。伪孔、皇甫谧、孙氏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五帝本纪正义》。此五帝之说三也。案《风俗通义》云：“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此盖《书传》之义，为今文家旧说。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始皇时，时代较早，异说未兴。大、泰同音，大亦象人，窃疑泰皇为大皇音借，大皇实人皇形讹，秦博士之说，与《书大传》之说一也。女娲本造物之神，汉人与祝融混而为一，说见《女娲共工》条。故《白虎通》或说与《运斗枢》《元命苞》之说是一。伪孔三皇之说，根于其五帝之说而来。《后汉书·贾逵传》：逵奏《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此古文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以六为五，于理终有未安。伪孔乃去燧人而升黄帝为三皇，则五帝仍为五人，且与《易·系辞传》始包牺终尧、舜者相合，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伪孔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据《周官外史疏》，其说实本贾、郑，然《路史·疏仡纪·帝鸿氏》云：“《春秋运斗枢》，以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代。”郑康成于《书中候》，依《运斗枢》，以帝鸿为五帝，指为黄帝，则贾、郑之言，亦有所本。盖汉言五德，本取相胜，至末叶乃改取相生，故异说起于是时也。《发挥·论史不纪少昊》曰：“梁武遂以燧人为皇，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为五帝。谓舜非三皇，亦非五帝，特与三代为四代。”亦以六人为五为不安而改之，特其说与伪孔又异耳。纬候三皇之说，皆因历法伪造，见《纬书之三皇说》条。其天地人之名，则仍取今文旧义也。三皇五帝之说，源流如此。

问曰：三皇五帝之为谁某，则既闻之矣。三皇五帝之名，旧有之邪？抑儒家所创也？应之曰：三皇五帝之名，旧有之矣。托诸天地人，盖儒家之义也。《周官·春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史记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按《注》以因国无主之祀释《周官》之都宗人盖是，以九皇六十四民说周因国无主之祭则非也。《周官》虽战国时书，然所述必多周旧制。九皇六十四民，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其说：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与己并称三王。自此以前为五帝，录其后以小国。又其前为九皇，其后为附庸。又其前为民，所谓六十四民也。其说有三王九皇而无三皇。《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伏羲者，三皇之一，《疏》引《史记》云“伏羲已前”，明在三皇五帝之前，其说必不可合。郑盖但知《周官》都宗人所祀，与《繁露》九皇六十四民，并是绝世无名号之君，遂引彼注此；《疏》亦未知二说之不可合，谓《史记》所云伏羲已前上古无名号之君，即郑所云九皇六十四民，遂引以疏郑也。《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又曰：“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而《韩诗外传》曰：“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封禅书正义》引。今本无之，然《书序疏》及《补三皇本纪》并有此语，乃今本佚夺，非张氏误引也。万盖以大数言之，然其数必不止七十二可知。数不止七十二，而管仲、孔子皆以七十二言之者，盖述周制也。七十二家者，盖周登封之所祀也。曰俎豆之礼不章，言周衰，不复能封禅，故其礼不可考也。春秋立新王之事，不纯法古制，然损益必有所因。因国无主之祭，及于远古有功德于民之人，忠厚之至也，盖孔子之所因也。然不能无所损益。王制者，孔子所损益三代之制也。《王制》曰：“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此《周官》都宗人之所掌，盖孔子之所因也。《繁露》曰：“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岱宗。”绝地者，六十四民之后，封爵之所不及，故命之曰民。绝地而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岱宗，此盖周登封时七十二家之祭矣。周制，盖自胜朝上推八世，谓之三皇五帝，使外史氏掌其书，以备掌故。自此以往，则方策不存，徒于因国无主及登封之时祀之而已。其数凡七十二，合本朝为八十一。必八十一者，九九八十一；九者数之究，八十一者，数之究之究者也。孔子则以本朝合二代为三王，又其上为五帝，又其上为九皇，又其上为六十四民，合之亦八十一。必以本朝合二代为三王者，所以明通三统之义也。上之为五帝，所以视昭五端之义也。九皇之后，绌为附庸，六十四家徒为民，亲疏之义也。此盖孔子作新王之事，损益前代之法，《春秋》之大义。然此于《春秋》云尔，其于《书》，仍存周所谓三皇五帝者，以寓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之义。故伏生所传，与董子所说，有不同也。《古今注》：“程雅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御览·皇王部二》引董仲舒答问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岳也。”三才者，天地人也，五常可以配五行。董子之言，与伏生若合符节。故知三皇五帝为《书》说，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为《春秋》义也。或曰：《繁露》谓汤受命而王，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周以轩辕为黄帝，因存帝颙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推神农以为九皇。明九皇六十四民为周时制也。应之曰：此古人言语与今人不同。其意谓以殷、周之事言之当如此，非谓殷、周时实然也。或曰：《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十有二焉。”下历举无怀、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之名，凡十二家，明三皇五帝，即在七十二家之中。应之曰：此亦古今言语不同。上云七十二家，乃举其都数，下云十二家，则更端历举所能记者，不蒙上七十二家言。此以今人语法言之为不可通，然古人语法如是，多读古书者自知之也。《庄子·胠箧》篇列古帝王称号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多在三皇以前，古人同号者甚多，大庭氏不必即神农，轩辕、祝融亦不必即黄帝、女娲也。《礼记·祭法正义》引《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又《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说虽迂怪，然三皇五帝不必身相接，则大略可知，亦足为《韩诗外传》“不得而数者万数”作佐证也。

（六）伏羲考

《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释文》云：“包，本又作庖。郑云：取也。孟、京作伏。牺，郑云：鸟兽全具曰牺。孟、京作戏，云伏，服也；戏，化也。”案郑说非也。《白虎通义·号》篇说伏羲之义曰：“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风俗通义》引《含文嘉》曰：“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戏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也。”此今文旧说。《礼记·月令疏》引《帝王世纪》曰“取牺牲以共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则袭郑曲说也。此说实本于刘歆。《汉书·律历志》载歆《世经》曰：“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易》但言“为网罟以佃以渔”而已，歆妄益以“取牺牲”三字，实非也。

古代帝王，踪迹多在东方，而其后率传之于西，盖因今所传者，多汉人之说，汉世帝都在西，因生傅会也。而伏羲之都邑，亦不能外此。

《御览·皇王部三》引《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按《淮南·地形》曰：“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作“鼓其腹则雷”。郭《注》引《河图》曰：“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牺。”又曰：“今城阳有尧冢，灵台，雷泽在北也。”本于《汉志》，盖相传之旧说也。《水经·瓠子河注》：“瓠河又左径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一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亦同《汉志》。乃《御览》又引《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牺生处。”又《水经》：“渭水过陈仓县西。”《注》曰：“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牺生成纪，纪徙治陈仓也。”《注》又曰：“成纪水故渎，东径成纪县，故帝太昊庖牺所生处也。”则将伏羲之迹，移至秦、陇之间矣。案《左氏》昭公十七年曰：“陈，大皞之虚也。”与宋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卫颛顼之虚并举，所谓大皞，实为天帝之名。皇甫谧因此附会，以为伏牺都陈，已为非是。《水经·渠水注》：“陈城，故陈国也。伏牺、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牺城。”今又移诸陈仓，于是并黄帝之都而移之矣。《注》又云：“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则因移黄帝之都，又并其生处而移之矣。《注》又曰：“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岩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案《遁甲开山图》又曰：“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袭庖牺之号。自无怀氏已上，经史不载，莫知都之所在。”盖自女娲以上，无不为之伪造都邑矣。《遁甲开山图》，盖专将帝王都邑，自东移西者也。《路史》曰：女娲出于承匡。《注》曰：“山名，在任城县东七十里。《寰宇记》云：女娲生处，今山下有女娲庙。”又言“任城东南三十九里又有女娲陵”。女娲本创造人物之神，说见《女娲与共工》条。其后附会，以为伏羲之妹。《风俗通义》。任城地近雷泽，《寰宇记》之说，盖由此而生。虽不足据，所托尚较古。然《寰宇记》又谓女娲治中皇山之原，山在金之平利。又《长安志》谓骊山有女娲治处，亦见《路史》引。则皆《遁甲开山图》等既出后傅会之辞，其为时弥晚矣。

《楚辞·大招》曰：“伏戏《驾辩》，楚《劳商》只。”《注》曰：“伏戏，古王者也。始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乐听也。”伏戏遗声在楚，亦其本在东南之证。

（七）华胥氏

《列子·黄帝》篇言华胥氏之国，其皆为寓言，固矣。然华胥氏之名，当有所本，疑即《庄子·马蹄》篇之赫胥氏也。下文言列姑射山，亦即《逍遥游》篇之藐姑射山，其证。

（八）有巢燧人考

服虔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纪以其事。”《左氏》昭公十七年《注》，《月令》“孟春其帝大皞”《疏》引。案伏牺之义，谓下伏而化之；神农犹今言农业。服说是也。《韩非·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此亦所谓德号者也。《周书·史记》曰：“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此有巢，与韩非所云必非同物，盖以地号者也。以德号者，其去后世盖已久远，民已不能详记其行事，徒以功德在人，久而不忘，乃即以其德为其人之称号耳，安能识其兴亡之由乎？《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炀亦用火，所称当与《韩非》同，特无燧人之名耳。

《礼记·月令疏》云：“伏羲、神农、黄帝、少皞，皆以德为号也；高阳、高辛、唐、虞，皆以地为号也；虽以地为号，兼有德号，则帝喾、颛顼、尧、舜是其德号。”案帝喾、颛顼、尧、舜等，皆徒为美称，与巢、燧等有实迹可指者又异，其意已颇近乎后世之号谥。生而称之，类乎后世之徽号。死而称之，类乎后世之美谥。然则同一德号，其间又有微别也。

《论衡·正说》曰：“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者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此亦以后人之见议古人耳，若反诸古俗，则以德为号者正多也。

祝融列为三皇之一，共工氏霸九州，皆尝王天下者也，而其号皆为官名，则以其功德皆出于其官守，以其官称之，犹之以其事称之，亦即所谓德号耳。《左氏》哀公九年，史墨曰：“炎帝为火师。”火师者，火官之长，亦即祝融也。《吕览·勿躬》曰：“祝融作市。”《易》言神农氏“日中为市”，此祝融即神农，犹以其官称之也。

《御览》引《遁甲开山图》曰：“石楼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淮南·修务》：“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注》：“南巢，今庐江居巢是。历山，盖历阳之山。”《遁甲开山图》言地理，殊不可信，读《纬书之三皇说》《伏羲考》两条可见。高《注》亦以后世地名言之耳，无确据也。案寒地之民多穴居，热地之民多巢居；寒地之民，多食鸟兽之肉，热地之民，多食草木之实。《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盖兼南北之俗言之，不徒有冬夏之别也。《庄子》言有巢氏之民，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可见其多食草木之实。《韩子》言其食蜯蛤，可见其在江海之交。又《庄子》言其不知衣服，可见其皆裸袒。此皆可想见其在南方。《春秋命历序》言人皇氏出肠谷，分九河，人皇即遂人，九河疑九州之误，已见《纬书之三皇说》条。《御览》引《古史考》曰：“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号曰燧人。”此说实本《礼运》，而以他说附益之。其言修火之利，皆以范金与熟食并举，盖古之遗言。观后来范金之技，南优于北，亦可见开化之始于南方。窃疑巢、燧皆当在古扬州之域也。至汤放桀之南巢，则当在兖州，说见《论汤放桀地域考》条。

（九）神农与炎帝、大庭

《左氏》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注》：“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疏》云：“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黄帝前。郑玄《诗谱》云：大庭在轩辕之前。亦以大庭为炎帝也。”案《诗谱序》云：“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无，载籍亦蔑云焉。”但叙大庭于轩辕之前，初未明言其为炎帝。《疏》云：“大庭，神农之别号。《礼记·明堂位》曰：土鼓，篑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案《郊特牲注》同。《周官·秋官·伊耆氏注》云：“古王者号。”《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谓神农时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神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礼记》标题下《疏》云：“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燔黍捭豚，蒉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苇籥，伊耆氏之乐。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即田祭，与种谷相协；土鼓苇籥，又与蒉桴土鼓相当；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说与《诗疏》同。《疏》之所云，仅能明神农、伊耆是一耳，其即大庭，羌无左证。《鲁颂谱》云：“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则大庭氏亦居兹乎。”亦未言大庭即神农。疏家之言，似乎无据矣。案《月令》“其帝炎帝”《疏》引《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也。”则大庭、神农为一人，说出纬候，而郑与诸儒同本之。疏家不明厥由来，而徒广为征引，是以文繁而转使人不能无惑也。篑桴土鼓，既相符会，神农居鲁，亦有可征，以三号为一人，虽不中，固当不远。

《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由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太平御览·皇王部》引，下多“故或谓之穷桑帝”七字。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案谧言炎帝自陈营都于鲁者，以炎帝继大皞，《左氏》昭公十七年梓慎言“陈，大皞之虚”故也。梓慎又言“卫，颛顼之虚，故为帝丘”，故谧言颛顼自穷桑徙都之。云商丘者，古本以商丘、帝丘是一，至杜预乃分为二也。《御览·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纪》曰：“相徙商丘，于周为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是也。”又曰：“相徙商丘，本颛顼之虚，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也。今濮阳是也。”《史记·郑世家》：“迁阏伯于商丘。”《集解》引贾逵云：“商丘在漳南。”《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决，径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殷相土因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盖依贾说也。《左氏》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杞鄫何事？”此谓夏后相。《御览·皇王部》引《世本》云：“相徙商丘，本颛顼之虚。”亦以商丘、帝丘为一。

然《左氏》以陈大皞之虚，卫颛顼之虚，与宋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并举，大辰必不容说为人名，则其余三者，亦当事同一律。《左氏》昭公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所谓颛顼，亦天帝，非人帝也。昭公八年，楚灭陈。“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此颛顼亦天帝。杜《注》云“陈祖舜，舜出颛顼”，殊非。下文曰“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乃言陈之先耳。宋本作“陈，颛顼之后”，盖因《注》而误也。九年，“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义正与史赵之言同。然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少皞氏遂济穷桑，而定公四年，祝鮀言伯禽封于少皞之虚，则穷桑地确近鲁。《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管子去古较近，所言必非无据。泰山岩岩，鲁邦所瞻，鲁殆自古帝王之都与？皇甫谧谓自黄帝至颛顼，其都皆在于鲁，却当有所依据也。

《封禅书》又曰：“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今本无此语，然《书序疏》亦引之；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亦有此语。则今本佚夺，非《正义》误引也。《论衡·书虚》曰：“百王太平，升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沦湮灭者，不可胜数。”然则七十余乃就其可见者言之，即管子所谓夷吾所记，其不可见者，自不止此。万数固侈言之，其多则可想矣。陟千里而登封，必非隆古之世小国寡民所克举，则泰山之下，名国之多可知也。七十二加三皇五帝凡八十，加本朝为八十一，三皇五帝之书，掌于外史，自此以上，则方策无存，徒列为因国无主之祀，《三皇五帝》条已言之。《管子·治国》云：“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云七十九者，古人好举成数，故以八十一为八十，而又除去本朝，则为七十九矣。《吕览·察今》曰：“有天下七十一圣。”《求人》曰：“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则就七十二代中去其一代。《淮南·缪称》曰：“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而三王独道。”则举成数言之也。《齐俗》曰：“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余圣。”与《封禅书》并以辜较之辞言之。异口同声，必非虚语。夫果如后儒之言，封禅为告成功之祭，登封者之多，安得如是？则疑后世帝王都邑，渐徙而西，然后即事用希，在古则每帝常行，初不系其成功与否也。然而泰山之下，名国之多，可无疑矣。

姜氏初虽在东，后则稍徙而西。有邰为姜嫄之国，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师尚父虽或曰辟居东海，或曰鼓刀朝歌，而卒佐周文、武以兴，其证也。《水经·渭水注》：“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案姜氏城，在今陕西岐山县南。《帝王世纪》曰：炎帝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盖后来附会之辞也。《漻水注》云：“漻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井动。井今湮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古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漻，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案《礼记·祭法》：“厉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疏》云：“引《春秋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辞，云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者。案《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本起于烈山，或时称之，神农即炎帝也，故云厉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传文也。”按《祭法》之文，略同《国语·鲁语》。《鲁语》作烈山。韦《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韦氏之意，以烈山、厉山为一，郑意似犹不然。然则郦《注》之云，其为后人附会，不待论矣。烈山，疑即《孟子》“益烈山泽而焚之”之“烈山”，《滕文公》上。乃德号，非地号也。又《管子·轻重戊》云：“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淇山盖即箕山，乃许由隐处，亦姜姓西徙后语也。

《管子》之文，神农与炎帝各别。谯周《古史考》，以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左氏》昭公十七年《疏》。盖本诸此。又侈靡云：“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此节之言，不甚可解，然其大意自可见，此神农亦天帝，非人帝也。然则隆古之世，人神之不可分也旧矣。

近人钱宾四穆云：“《左传》隐公五年，翼侯奔随。《一统志》：随城在介休县东，后为士会食邑。《续汉书·郡国志》：介休有介山，有绵上聚，之推庙。厉、烈、界皆声转相通。《周官》山虞，物之为厉，郑《注》，每物有蕃界也。然则界山即厉山、烈山也。《日知录·绵上》条，称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汉魏以来，相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顾氏颇不信之推隐其地。窃疑相传焚山之事，即烈山氏之遗说也。”《西周地理考》。此说论烈山之义与予合。惟谓炎帝传说始晋，似无解于古之封禅者皆在泰山，故予谓炎帝遗说，实始东方，后乃随姜姓之西迁，流传及于荆、豫，且入于冀方也。钱氏又云：“《左》昭八年，石言于晋魏榆。杜《注》云：晋魏邑之榆地。《地理志》：榆次、界休，同属太原。吴卓信《补注》引《汲冢周书》云：昔烈山，帝榆罔之后，其国为榆州。曲沃灭榆州，其社存焉，谓之榆社。地次相接者为榆次。其地有梗阳，魏戊邑。窃疑梗阳亦姜之音变也。”案《汲冢书》恐不足信。即谓可信，亦传说迁移，未必榆罔在晋地也。

《御览》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崩，葬长沙。”《路史》引云葬茶陵。又云：“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竟陵、零陵、江陵之类是矣。”案此足见古代南方陵墓之多，然以为神农，则未必然也。《宋史·礼志·先代陵庙》：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刘清之奏：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视，禁其樵牧，宜复建庙，给户如故事。”

《吕览》高《注》云：“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案以大庭、朱襄附会炎帝，犹之以女娲以后十五君附会伏羲，盖取不甚著名之帝王，附会之于著名者耳。然隆古年代绵远，割据者多，似不必如此也。

（一○）炎黄之争考

阪泉、涿鹿之战，《史记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又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在涿郡”三字，当兼指阪泉言之。又引皇甫谧曰：“阪泉在上谷。”张晏曰：“涿鹿在上谷。”予昔主服虔之说，谓神农为农耕之族；黄帝教熊羆貔貅貙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颇类游牧之族。神农居鲁，鲁邻泰山，古代农业，多始山林之间。神农号烈山，盖即《孟子》所谓益烈山泽而焚之者，谓在湖北随县之厉乡者缪也。河北之地，平旷宜牧，谓黄帝以游牧之族而居此，亦合事情。若上谷则相去太远，盖据汉世县名附会也。《水经·漯水注》：“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径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道源县之东泉。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要皆附会之说。由今思之，此说仍有未谛。《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贾子·益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也。”《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三说符会，《益壤》《制不定》，虽同出《贾子》，然各有所本，故谓炎黄兄弟不同，古人书率如此，不足怪也。决非偶然。然则炎、黄本同族，风气相去，必不甚远。教熊羆貔貅貙虎，不必其为实事。迁徙往来无常处，好战之主类然，如齐桓征伐所至即甚广。设或史乘阙佚，传者亦将谓其迁徙往来无常处矣。不必其民遂为游牧之族。且除此二语以外，亦更无黄帝为游牧之族之征也。阪泉、涿鹿，盖当如《世本》说，谓在彭城为是。《御览·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纪》曰：“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则上谷本名彭城。”其曲解真可发一噱。《路史》亦云：“《世本》云：涿鹿在彭城。”《续汉书·郡国志》：上谷郡：涿鹿，《注》：“《帝王世纪》曰：黄帝所都。《世本》云在鼓城南。”王应麟《地理通释》引《世本》亦作鼓，恐误。《汉书·刑法志注》：“郑氏曰：涿鹿在彭城南。师古曰：彭城者，上谷北别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师古盖误驳。郑氏实以涿鹿在宋之彭城南也。

《战国·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黄帝之所难也。”此涿鹿在东方之诚证。《贾子·制不定》又谓炎黄“各有天下之半”，又隐见其一在东，一在西矣。《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滕文公》下。而《周书》言武王狩禽，猫虎熊羆，数至千百。《世俘》。则古者东方之地，本多禽兽之区，盖承水患之后，所谓“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也。见《孟子·滕文公》上。奄即鲁，固与彭城相近矣。《索隐》引皇甫谧曰：“黄帝生于寿丘。”《正义》云：“寿丘，在鲁东门北。”

《论衡·率性》云：“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吉验》云：“传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大，率诸侯，诸侯归之。教熊羆战，以伐炎帝，炎帝败绩。性与人异，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当为帝，故能教物，物为之使。”其所本者，与《大戴记》《史记》略同，然不必即《大戴记》《史记》也。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此所谓传，盖儒家之说，然仍留神话之迹。亦可见据教熊羆貔貅貙虎之文而断黄帝为游牧之族者，未免失之早计也。教熊羆貔貅貙虎之说，或因蚩尤牛首而然，见《述异记》一条。

《史记集解》引《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水经·济水注》引略同。高七丈作七尺。案《续志注》引《皇览》亦作七丈。地皆与彭城近。《路史》引《启筮》云：“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案蚩尤叛父，见《少昊考》条。空桑近鲁，疑为神农氏后裔所处，蚩尤灭之，迁于涿鹿，黄帝又灭蚩尤，而因其旧都也。

《史记》谓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前引《论衡·率性》及《大戴记·五帝德》，皆与《史记》所本略同，然有战于阪泉之文，而无战于涿鹿之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制不定》云：“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则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史记》盖兼采两书，而夺一曰二字也。《周书·史记》谓阪泉氏“徙居至于独鹿”，疑阪泉为神农氏或蚩尤旧号，涿鹿则其新居。蚩尤既灭神农氏，后裔遂袭其位号，故传者混二人为一，黄帝实只与蚩尤战，未尝与神农氏战也。《战国·秦策》亦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黄帝遗迹，又有在今陕西境者，盖出附会。《封禅书》载公孙卿之言，谓：“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明明极不经之语，乃处处牵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乃《五帝本纪》谓“黄帝崩，葬桥山”。《汉书·地理志》亦云：上郡：肤施，《注》云：“有黄帝祠四所。”阳周，《注》云：“桥山在南，有黄帝冢。”《武帝纪》：元封元年，“祠黄帝于桥山”。亦见《郊祀志》。盖帝王之所信，则无冢者可以有冢，而祠祭且因之而起矣。史实之淆乱，可胜道哉！《汉书·王莽传》：“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使者四时致祠。”案上都当作上郡。桥畤，师古曰：“桥山之上，故曰桥畤也。”

《水经·河水注》：“《魏土地记》曰：弘农湖县，有轩辕黄帝登仙处。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有龙垂胡于鼎，黄帝登龙，从登者七十人，遂升于天，故名其地为鼎胡。荆山在冯翊，首山在蒲坂，与湖县相连。《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也，汉武帝改作湖。俗云：黄帝自此乘龙上天也。《汉书·地理志》曰：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不言黄帝升龙也。”此等不经之说，郦道元已辨之矣。

《渭水注》云：横水：“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又渭水：“又东过陈仓县西。”《注》云：“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赵氏一清曰：“上云南安姚瞻，此云姚睦，未知即一人也？抑误字也？”案《路史》引姚睦云“黄帝都陈仓，非宛丘”，则睦似非误字。然谓黄帝都陈仓，要亦附会之说也。《洧水注》：“洧水又东径新郑县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谯周曰：“有熊国君。”案《大戴记·帝系》言昌意产颛顼，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产六子，其四曰云郐人，郑氏也。重黎、吴回，相继居祝融之职。《史记·楚世家》言季连之苗裔曰鬻熊，实即祝融异文。其后熊丽、熊狂等，世以熊为氏。盖云郐人亦有祝融之号，或但称熊，其地遂称有熊之墟也。实与黄帝无涉。

《五帝本纪》又言：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空桐，《集解》引韦昭云：“在陇右。”鸡头，《索隐》云：“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云：“《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按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县西南四十里。有广成泽及庙。近南阳雉衡山。故马融《广成赞》云面据衡阴。”案《路史》之说是也。近人钱宾四撰《黄帝故事地望考》，亦主是说。钱氏又云：“熊山，即封禅书齐桓南伐至召陵所登，乃卢氏南之熊耳也。《水经》：渭水出河南密县大騩山。《注》：大，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山，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也。”地亦于雉衡、熊耳为近。黄帝踪迹，至此已为极远矣，必不能至秦陇也。釜山，《正义》引《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此又因涿鹿在上谷之说而附会。《左氏》昭公四年，司马侯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可破涿鹿在上谷及涿郡之说矣。

吾昔谓炎帝为耕农之族，好和平，黄帝为游牧之族，乐战斗，其说虽属武断，然谓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则亦不尽诬也。《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庄子·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又《至乐》曰：“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战国·赵策》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之所谓义者，何世之王也？则答之以神农。”皆可见炎、黄之际，世变转移之亟也。盖为暴始于蚩尤，而以暴易暴，实惟黄帝。

炎黄之争，人皆知之，然古又有谓黄帝胜四帝者。《御览·皇王部四》引《蒋子万机论》曰：“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叹曰：夫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于国，案失同佚。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养寇邪？今处民萌之上，而四盗亢衡，递震于师。于是遂即营垒，以灭四帝。向令黄帝若不龙骧虎变，而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万机论》非可信之书，然《孙子·行军》篇云：“凡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则其说自有所本也。惜其详不可得闻矣。

（一一）少昊考

今文家叙五帝无少昊，而古文家妄增之，予既于《儒家之三皇五帝说》条发其覆矣。然则少昊何人也？曰：少昊即蚩尤也。

《周书》一书，多存古史，其书传习颇鲜，故语多诘屈，然转鲜窜乱与传讹，实较可信据之书也。《周书·尝麦》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四，疑当作西。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名之曰绝辔之野。”案《史记·五帝本纪》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既言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言其欲侵陵诸侯，未免自相矛盾。盖《史记》此文，采自两书，故其名称不一。炎帝欲侵陵诸侯之炎帝，实即蚩尤，非世衰之神农氏也。参看《炎黄之争考》条。《周书·史记》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独鹿即涿鹿。阪泉盖蚩尤旧号。既迁于此，遂亦名其地为阪泉之野。故阪泉、涿鹿非两地，其战亦非二役，而神农、蚩尤，则实有两人。蚩尤既并神农，代居元后之位，诸书因亦以炎帝称之，故或又误为神农氏也。《周书》之赤帝，盖即世衰之神农氏，蚩尤初为之卿。《礼记·月令疏》曰：“东方生养，元气盛大，西方收敛，元气便小，故东方之帝，谓之大皞，西方之帝，谓之少皞。”此语当有所本。《左氏》文公十八年《疏》引谯周曰：“金天氏，能修大皞之法，故曰少昊也。”其证也。《盐铁论·结和》曰：“轩辕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两曎者，一大皞，一少皞，所谓二卿也。蚩尤初为神农氏少皞，既灭神农氏，盖代居赤帝之位，而别以人为少皞，涿鹿之战，与其两卿俱死也。

褚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似蚩尤为神农氏之子。虽不必信，然其为同族则真矣。蚩尤之后为三苗，固姜姓也。姜姓殆内乱而为姬姓所乘与？

《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注》举其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案《周书》之文曰：“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尝麦解》。“清司马鸟师”，文有夺误，云以正五帝之官，则当有五官，而少昊，司马，鸟师，仅得三官。衡妄加傅会，非是。《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此文真伪未敢定，即以为真，亦绝无先后相承之意。《世经》乃云：“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大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大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乃于炮牺、炎帝之间，增一共工，曰：“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又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曰：“《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又并颛顼、帝喾，亦谓周迁其乐，故《易》不载。穿凿甚矣。《考德》，师古曰：“考五帝德之书也。”盖即其所伪撰。《左疏》曰：“《世本》及《春秋纬》，皆言青阳即是少皞，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纬书固歆辈所造，《世本》亦其徒所改，或后人依歆说所改也。

《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更立者，褅郊宗祖，其余不变也。”《注》云：“五代，谓黄帝、尧、舜、禹、汤，周之礼乐所存法也。”“七代，通数颛顼及喾也。”“少昊氏修黄帝之法，后王无所取焉。”《疏》云：“周有六乐，去周言之惟五代。”“《易纬》及《乐纬》有五茎、六英，是颛顼及喾之乐。”又云：“《易纬》有黄帝及颛顼以下之乐，无少昊之乐。”则《世经》之言，于纬书亦不尽雠。盖纬书造者非一手，亦或后人更有改易也。

《左氏》谓少昊名挚，或谓即《周书》名质之转音。然《周书》“故名曰质”句，意实非谓人名，此按文可见者也。《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下文又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其说自相矛盾。《左疏》谓《世本》己姓出自少昊。《路史》作纪姓，则《国语》下一青阳是误。疑其或处于纪，而因以为氏也。《御览·皇王部》引《古史考》：高阳氏，妘姓。高辛氏，或曰房姓。

《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御览·皇王部》引《帝王世纪》曰：“帝挚之母，于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挚年兄弟最长，故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软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其群臣，造唐朝而致禅，因委至心愿为臣。唐侯于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禅，而封挚于高辛氏。事不经见，汉故议郎东海卫宏所传云尔。”卫宏之言，未必可信。然黄帝之族，似确有一挚其人，在尧之前。其人究系喾子，抑青阳若夷鼓之后，未可定，要之必为己姓。后来之纪，当出于此也。

《说文·女部》：“嬴，帝少皞之姓也。”《御览》及《路史》引《古史考》皆曰：穷桑氏，嬴姓。《左氏》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昧，不知即修、熙之后否？钱宾四谓台骀即有骀氏，见所撰《西周地理考》。则是姜姓也。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威姓，少昊之子。”此皆别一少昊，与挚无涉。盖少昊本司西方之官，人人可为之也。穷桑，杜《注》云：“地在鲁北。”《疏》云：“《土地名》穷桑阙。言在鲁北，相传云尔。”案定公四年，祝鮀言伯禽封于少皞之虚，《史记·鲁世家》亦云：“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御览》六百九十引《田俅子》：“少昊都于曲阜。”则以穷桑为在鲁，说自不误。《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食水者，“《东山经》之首曰樕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地当在青、兖之域。又《北山经》：“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郭《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郝《疏》云：“《东经》有此山，此经已上无之。检此篇，《北次二经》之首曰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今才得十六山，疑正夺此一山也。经内空桑之山有三：上文夺去之空桑，盖在莘、虢间。《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伊尹产空桑，是也。此经空桑，盖在赵、代间。《归藏·启筮》言蚩尤出自羊水，以伐空桑，是也。”予案古代地名，每随人而迁徙。空桑恐正随少昊之族而西迁，台骀之处大原，即其一证也。予因此悟《史记》“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后人以蜀地释之者实误。案《索隐》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泸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正义》云：“《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子昌意取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今案《水经·若水注》云：“《山海经》曰：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树焉，青叶赤华，厥名若木。生昆仑山，西附西极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华，其光照下地。故屈原《离骚》《天问》曰羲和未阳，若华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间，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称焉。”《注》所引《山海经》，前一条见《海内经》，黑水下多青水二字。后一条见《大荒北经》，灰野作泂野。郝《疏》云：“《文选·甘泉赋》《月赋》注，《艺文类聚》八十九引，并作灰野。”下云：“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而“生昆仑西附西极”七字为郭《注》。郭《注》又云：“其华光赤，下照地。”郝《疏》云：“《文选·月赋注》引此经，若木下有日之所入处五字。《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王逸《注》云：若木在昆仑西极，其华照下地。疑郭《注》当在经中。”案以若木为生昆仑，西附西极，日之所入处者误。此必非经文也。《离骚》云：“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其文相承，正言日出时。《天问》王逸《注》亦云：“言日未出之时，若华何能有明赤之光华乎？”安得言日入？所引《淮南子》，乃《地形篇》文。其文云：“扶木在阳州，日之所。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此文疑有窜乱。《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注》云：“庄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离骚》所谓羿焉毕日，鸟焉落羽者也。《归藏·郑母经》云：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汲郡《竹书》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明此自然之异，有自来矣。《传》曰：天有十日，日之数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经》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虽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运照，而今俱见，为天下妖灾，故羿禀尧之命，洞其灵诚，仰天控弦，而九日潜退也。”然则若木自在日出处，安得云日所入乎？王菉友曰：“《石鼓文》有字，盖本作。若字盖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楍字之象根形。是以《说文》之晤叒木，它书作若木，并非同音假借也。盖汉人犹多作，是以八分书桑字作贲。《集韵》《类篇》：桑，古作，并足征也。《说文》收若字于艸部，从艸，右声，亦似误。”《说文释例》。此说甚精。然则若水亦当作桑水也。《史记·殷本纪》载《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古言四渎，实主四方，而江在东，则青阳所降，亦当在东方；而昌意所降，则必古空桑之水。今《山经》所载，虽注滹沱，然其始必在《东次二经》所载之山附近，后乃随民族迁徙而西移也。《史记》言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涿鹿本山名。《周书·王会》，北方有独鹿，盖即涿鹿，为国名或部族名。蜀山者，涿鹿之山，亦即独鹿之国。蜀山氏女，盖即蚩尤氏之女；二族初虽兵争，至此复通昏媾也。《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郭《注》引《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乾荒即韩流也，生帝颛顼。”又引《世本》云：“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郝氏《笺疏》云：“《大戴礼·帝系篇》云：昌意取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郭引《世本》作浊山氏，浊、蜀古字通，浊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氏也。”然则蜀山氏之蜀，乃涿鹿、独鹿之单呼；其字可作浊，亦可作淖；乃望文生义，附会为后世之蜀地，岂不谬哉？《山海经》世系，较《大戴记》《史记》皆多一代。古世系本不能无阙夺，不当据《大戴》《史记》以疑《山海经》也。《竹书》则不足信，其曰乾荒，盖正因《山海经》之韩流而伪造。

近人蒙文通云：“《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居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是祝融者，炎帝之胤也。《世本》：祝融曾孙生伯夷，封于吕，为舜四岳；许慎以大岳佐夏侯许，为祖自炎神，《周语》以共工从孙为四岳，皆见共工、祝融，同祖炎神也。《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是别一祝融，旧说每误合为一人。《风俗通义》说：颛顼有子曰黎，为苗之民。郑玄注《吕刑》，说苗民为九黎之君，是应义本于郑氏。《山海经·大荒北经》曰：颛顼生罐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黎姓。则颛顼疑亦南方民族也。”见所著《古史甄微》第九篇《夏之兴替》。予案《大荒西经》又有文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下地是生噎”，郝氏《笺疏》云：“此语难晓。《海内经》云：后土生噎鸣。此经与相涉，而文有阙夺，遂不复可读。”予案“山名曰嘘”，山字疑误。嘘似即噎之讹，乃神名。“下地是生噎”，下地字误重，是生噎之上，又有夺文。噎盖噎鸣也。《国语·楚语》云：“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职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重实上天，黎实下地”，即《山海经》所谓“令重献上天，令黎抑下地”也。《大荒西经》又云：“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案《说文·了部》：“了，尦也。从子无臂。象形。”孑，“无右臂也。从了，象形。”孓，“无左臂也。从了，象形。”人岂有无臂及一臂者？此三文盖为神而作。吴回者，《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合此诸文观之，黎苗确出颛顼，而出于黎之噎，与出于炎帝之噎鸣，又不能谓非一人；然则出于颛顼之祝融，与出于炎帝之祝融，亦不能谓其非一人也。是又何邪？盖《海内经》所谓炎帝者，即是祝融。祝者，属也，融者，光融。古者野蛮之族，恒有守火之司，祝融盖即火正之名，其后因以为氏。古无所谓共主，部族大者即可称王。生时既可称王，死后自可称帝。居火正之官者，尊称其祖，自可谓之炎帝。非古神农氏之后也。然出于祝融之四岳姜姓者，则以昌意娶蜀山氏子，其后或从母姓耳。然则蚩尤虽为黄帝所诛，迄于颛顼之世，其族即巳复盛矣。《潜夫论·五德志》谓“颛顼身号高阳，世号共工”。共工亦姜姓。

皇甫谧谓颛顼始都穷桑，盖以其承少昊言之。云后徙商丘，于帝喾则云都亳，盖为《左氏》“卫颛顼之虚也”一语所误。《皇览》谓颛顼、帝喾，冢皆在东郡濮阳，皇甫谧谓在东郡顿丘广阳里，见《史记集解》《索隐》及《御览》。又见《水经·淇水注》。亦因此附会。可参看《神农与炎帝大庭》条。《吕览·古乐》，谓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则颛顼仍处空桑，帝喾亦当袭其迹耳。郯子言少昊挚之立也，爽鸠氏为司寇；而《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谓“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注》：“姜，齐姓；任，薛姓。”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皆古代都邑在齐鲁之地之证。

（一二）女娲与共工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以济冀州。上当夺“杀黑龙”三字。《注》云：“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淮南·览冥》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颛，《御览》引作精，并引高诱《注》曰：“精，弱也。”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言女娲治水而不及共工。《原道》云：“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天文》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兵略》亦云：“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本经》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洪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言共工致水患而不及女娲。《楚辞·天问》云：“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注》云：“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维绝、柱折疑互讹。故东南倾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郭《注》引《淮南子》同，亦未及女娲。惟《论衡·谈天》云：“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顺鼓》云：“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与小司马之言同。

古人传说，每误合数事为一，《论衡》之言，盖蹈此弊，而小司马又沿其流也。古书言共工者：《史记·律书》云：“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又《淮南·本经》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而《吕览·古乐》言“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二者实消息相通。此与《淮南·天文》，皆以为与颛顼争者也。《原道》谓与高辛争。《吕览·荡兵》云：“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虽不明言何时，亦可想见其在颛顼之世。《书》言舜摄政，“流共工于幽州”。《周书·史记》云：“昔者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淮南·本经》谓在舜时。《战国·秦策》：苏秦言：“禹伐共工。”《荀子·议兵》同。《荀子·成相》云：“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云：不周之山，“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又《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大荒北经》云：“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相繇即相柳，此与《海外北经》所言，系一事两传。又云：“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则以为在尧、舜、禹之世。无以为与女娲争者。《国语·周语》载太子晋之言曰：“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明自共工至禹，水患一线相承，说共工者，自以谓在颛顼及尧、舜、禹之世为得也。

女娲盖南方之神。《楚醉·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注》云：“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淮南·说林》云：“黄帝生阴阳，此黄帝非轩辕氏，阴阳亦非泛言，当指男女形体，与下二句一律。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说文·女部》：“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盖谓万物形体，皆女娲所制，《御览·皇王部》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说虽不同，亦以生民始于女娲。寖假遂可以补天，立四极矣。然实与水患无关。《论衡·顺鼓》曰：“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传又言云云，见前引。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仲任揣测，全失董生之意。雨不霁则祭女娲，盖古本有此俗，而董生采之，非其所创。其所以采之，则自出于求之阴气之义，非以传所云而然也。《史记·夏本纪索隐》引《世本》云：“涂山氏女名女娲。”《正义》引《帝系》云：“禹取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也。”此说与谓女娲能治水者又迥别，亦后起之说，非其朔也。

《大荒北经》云：系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案畜即蓄字，乃积聚之义，积聚者必先收敛，收敛者必顺其理，故《记·祭统》曰：“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此说以应龙即魃。去南方处之者，盖谓夸父。日与魃同类。夸父逐日，魃敌风伯、雨师，皆水火二神之争也。《海外北经》云：“夸父与日逐走，入日。谓使日入也。《史记·礼书集解》引作日入，盖改从后世语法。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两经所载凡三说：《海外北经》暨《大荒北经》前一说，以为逐日渴死；其后一说，则以为与蚩尤同为应龙所杀。夸父为后土之子。后土者，《礼记·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山海经·海内经》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郝氏《义疏》云：“《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云云。证以此经，赤水作奔水，听訞作听，及炎居以下，文字俱异。司马贞自注云：“见《帝王世纪》及《古史考》。”今案二书盖亦本此经为说，其名字不同，或当别有依据，然古典佚亡，今无可考矣。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厉山即神农，与蚩尤、共工，同为姜姓之国；黄帝、颛顼、高辛、尧、舜、禹则姬姓也；二姓相争之情形，可以想见。祝融，《左氏》《国语》《大戴记·帝系姓》《史记·楚世家》并以为颛顼后。《山海经·大荒西经》亦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又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而《海内经》独以为炎帝之后，共工之先。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之言，出于蔡墨。墨之言曰：“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而《国语·楚语》载观射父之言曰：“有天地神明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渍。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然则乱德之九黎，与颛顼命其司地之黎，即蔡墨所谓颛顼氏有子曰犁，亦即《大戴记》《史记》《大荒西经》以为颛顼之后者，实同号而异人。后者盖袭前者之位，故亦同称为祝融。实则一为炎帝、共工之族，一为颛顼之后也。蔡墨曰：“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国语·郑语》：史伯谓郑桓公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故命之曰祝融。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鄶、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史伯所举虞、夏、商、周及祝融，亦即蔡墨、观射父所谓五官；协风成物，当为木正。平水土为水正，契当为金正，故殷人尚白。社稷同功，弃当为土正。其云鬷夷，即蔡墨所云董父之后，墨云以更豕韦，则豕韦虽伯于商，其先实为夏所替。然则祝融同族，多为夏所翦灭，谓为高阳之后，理或未然。窃疑颛顼取于蜀山，实为蚩尤之后，见《少昊》条。楚以母系言之，实于姜姓为近，抑或楚之先，实为少昊之祝融，而非颛顼所使司地以属民者也。观《海内经》祝融杀鲧之言，《楚语》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之语，则少皞时之九黎，即《海内经》所称为炎帝之后，共工之先者，与姬姓相争，仍甚烈也。黎盖封地，祝融则官名。颛顼替少昊之祝融，所使继之者，盖居其职，并袭其封土，故黎与祝融之称，二者皆同。惟少昊时之黎，分为九族，故又有九黎之称。颛顼所命之火正，则不然耳。然则《尧典》言黎民，殆即九黎之民，援秦人黔首之名以释之，殆附会而非其实矣。《周语》太子晋谏灵王，鉴于黎、苗之王，亦即《楚语》所谓三苗复九黎之德者。先秦人语，固时存古史之真也。

《韩非·五蠹》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案所言舜服有苗事，即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亦即《楚语》所谓三苗复九黎之德者，盖当尧、舜之世，九黎之后，又尝与姬姓争也。共工与姬姓之争，实在有苗之先，《韩子》之文，顾若在其后者。古人轻事重言，此等处固所不计。然言共工兵甲之利，亦可见其为蚩尤同族矣。三皇或说，一曰伏羲、神农、祝融，一曰伏羲、神农、女娲。见《三皇五帝》条。祝融列为三皇，可见其尝霸有天下，与共工同；其又曰女娲者，盖汉人久将女娲与祝融，牵合为一也。

少昊氏四叔，何以为三官？玄冥一官，何以两人为之？亦一可疑之端。昭公元年，子产言“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昧固只一人，允格，台骀，亦只一人继其业也。窃疑四叔初必分居四官，且正以居四官故而有四叔之称。其后祝融为颛顼所替，言祝融者惟知为颛顼氏子，而少皞氏四叔之称，相沿已久，不可改易，乃举修及熙而并归诸玄冥耳。又《国语》言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祝融一官，亦二人为之也。古未有以二人为一官者，故《郑志》答赵商云火当为北，韦昭亦云然。见《诗·桧谱疏》。然以南北二正为相对之称，又无解于《左氏》以祝融为五官之一矣。案《大戴礼记·帝系姓》，谓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史记·楚世家》则云：“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集解》：“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谯周曰：老童即卷章。”卷章疑老童字误，《史记》多称一世。窃疑重黎实二人，其一为少昊氏子，一为颛顼氏子，《大戴》《世本》以为一人实误，惟《史记》之文，犹留窜改之迹。盖称生重，亦即老童，颛顼氏命为火正者也。黎则少昊氏之世居火正者，老童既袭其封土，乃兼称曰重黎，帝喾盖颛顼之误，云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者，颛顼命老童诛少昊氏之黎而不尽也。云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者，非以老童诛共工不能尽而罚殛之，所诛者仍是少昊氏之黎。楚俗本兄弟相及，吴回居火正，不必以其兄之见诛；吴回生季连，季连之裔孙曰鬻融，《大戴记》如此，《史记》作鬻熊。仍是祝融异文耳。《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则以三苗为颛顼后矣。《潜夫论·五德志》云“颛顼身号立高髙阳，世号共工”，则以共工为颛顼后矣。古世系固多错乱也。

《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言黄帝以云纪，炎帝以火纪，共工以水纪，大皞以龙纪。杜《注》云：“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大皞后。”《疏》云：“此《传》从黄帝向上逆陈之，知共工在神农前，大皞后也。”此说未必是，然古以共工与大皞、炎、黄并列，则可知矣。

（一三）帝尧居陶

《左氏》襄公二十四年《疏》云：“历检书传，未闻帝尧居陶，而以陶冠唐，盖地以二字为名，所称或单或复也。”《汉书·高帝纪赞注》引荀悦则云：“唐者，帝尧有天下号；陶，发声也。”书阙有间，又安知尧之不尝居陶邪？

（一四）囚尧城辨

晋时汲冢得书，自系实事，然其书之传于后者，则悉为伪物，世或以为真而信之，皆惑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案《水经·瓠子河注》云：“瓠河故渎，又东径句阳县之小成阳城北，侧渎。《帝王世纪》曰：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余按小成阳在成阳西北半里许实中，俗谚以为囚尧城，士安盖以是为尧冢也。”然则作《竹书》者，正因尧冢而附会耳。五帝之事，若觉若梦，魏史独能得其真，且能实指囚之偃之之地，岂理也哉？抑古岂有此史体乎？

（一五）丹朱傲辨

《皋陶谟》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字又作奡。”《说文·夰部》：“奡，嫚也。从，从夰，夰亦声。《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论语》：奡荡舟。”俞理初《癸巳类稿》曰：“奡与丹朱，各为一人，皆是尧子。《庄子·盗跖》篇云：尧杀长子。《释文》引崔云：长子考监明。又《韩非子·说疑》篇云：《记》曰：尧诛丹朱。尧时《书》称胤子朱，《史》称嗣子丹朱，朱至虞时封丹，则尧未诛丹朱。又据《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尧有子十人。高诱《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为胤子，不在数中。其说盖未详考。《吕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吕氏》实连丹朱数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训》亦云：尧属舜以九子。合五书，知尧失一子。《书》又云殄厥世。是尧十子必绝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子·宙合》篇云：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即《史记·夏本纪》若丹朱敖，《汉书·楚元王传》刘向引《书》无若丹朱敖之敖。房乔《注》云：敖，尧子丹朱。谓取敖名朱，若举其谥者，尤不成辞。案《说文》言丹朱奡，《论语》已偏举奡；司马迁、刘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举敖；则奡与朱各为一人，有三代古文为证，无疑也。《汉书·邹阳传》云：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已。汉初必有师说。朱与奡以傲虐朋淫相恶，亦无疑也。故《经》曰奡頟頟罔水行舟，则《论语》云奡荡舟也。《经》曰奡朋淫于家，则邹阳云骨肉为仇敌也。《经》曰奡殄厥世，则《论语》云不得其死。《孟子》《吕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庄子》言杀长子，《韩非子》言诛丹朱，皆可明其传闻不同之致；又得《管子》《论语》偏举之文，定知言奡者不是丹朱矣。”予案以奡与丹朱为两人，说出宋人吴斗南，赵耘崧《陔余丛考》引之，谓：“羿善射，奡荡舟，解以有穷后羿及寒浞之子，说始孔安国，而朱《注》因之。寒浞之子名浇，《左传》并不言奡。禹之规戒，若作敖慢之傲，则既云无若丹朱傲矣，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今案古书辞义，重复者甚多，似不宜律以后世文法。况荡者摇也，《左氏》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与《论语》之“荡舟”，当系一义，非罔水行舟之谓。寒浞之子，《离骚》《天问》亦均作浇。然《天问》有“覆舟斟寻”之语，则浇似能用舟师，谓其荡舟，于事为近。浇、奡同音，未尝不可通用也。《管子》文义，殊为难解。强释之，敖似嶅之借字。《说文·山部》：“嶅，山多小石也。”《尔雅·释山》作磝。盖亦可用以称小石。尧，高也。敖在尧，犹言小石在高山，盖戒慎之意。觉与卧，晦与明，敖与尧，皆相对之辞，以为人名，未必然矣。《韩子》云：“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楚语》作汤。有太甲，武王《楚语》作文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亦见《国语·楚语》。《楚语》曰：“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邹阳之说本之，特易商均为象而已。《庄子》谓尧杀长子，当亦此说，未必更有他义也。《吕览》《孟子》《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则古人于此等处，多以意说。去胤子则言九，并胤子则言十；丹朱为尧长子，古无异说，高诱《注》殆不误。“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史记·五帝本纪》。乃儒家通三统之说，非事实，以此决丹朱之未见杀，误矣。不得其死，非殄厥世。朋淫于家，更非骨肉为仇敌。据此谓朱与奡以傲虐朋淫相恶，则几于妄造史实矣。故俞说实无一是处。然谓奡为尧长子，不得其死不确；而丹朱、商均亦有如五观、太甲、管、蔡等争夺相杀之事则真矣。刘知几《疑古》之篇，究为千古卓识也。

古人之言，寓言、实事不甚分别，故欲辨其孰为史实甚难。然亦有可以分别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郭《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不知系误记此文，抑别有据。然即别有所据，亦此文之类也。《外储说右下》曰：“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一曰：“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韩子》此文，亦见《战国·燕策》《史记·燕世家》，皆不如此之详。潘寿作鹿毛寿。徐广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县本名厝。《难三》云：“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从而咸包，而尧无天下矣。”《五蠹》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丑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服，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说疑》曰：“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忠孝》曰：“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曰：“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新序·节士》曰：“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焉；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其位，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皆寓言也。《吕览·举难》曰：“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楚辞·哀郢》曰：“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伪名。”《九辩》杳杳作冥冥，众谗人作何险巇，余同。《怨世》曰：“高阳无故而委尘兮，唐虞点灼而毁议。”《注》：“言有不慈之过，卑父之累也。”《淮南·氾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霸有暴乱之谋。”可见其为设辞矣。惟《韩非·说疑》之文称《记》曰，《记》为古史籍之称，似有记载为据。又《吕览·行论》云：“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论衡·率性》：“尧以天下让舜。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奋心盛气，阻战为强。”其说虽涉荒怪，然似亦以史事为据也。

（一六）禅让说平议

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尝因《史通》作《广疑古》之篇。由今思之，其说亦未必然也。予昔之所疑者，俞理初《癸巳类稿》合《孟》《庄》《韩》《吕》《淮南》五书，谓尧失一子；又据《说文》《管子》《论语》，谓奡为尧子，不得其死。予因疑奡为尧长子，被杀。其说之误，另见《丹朱傲辨》条。又宋于庭《尚书略说》据《周官疏序》引郑《尚书注》，暨《尚书大传》及郑《注》，谓唐虞四岳有三：始羲和四子，为四伯；后驩兜、共工、放齐、鲧等八人，为八伯；其后则《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宋氏谓伯夷即《左氏》隐公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之“大岳”；《国语·周语》“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之“四岳”，亦即《墨子·所染》《吕览·当染》之许由、伯阳，《大传》之阳伯；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正傅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路史·发挥·汤逊解》云：“其逊四岳也，则许由已在其列矣。许，四岳之祚也。说者又奚必为异，而以尧之禅虚哉？”其《余论·论许由》曰：“许，四岳之祚也。尧之逊于四岳，则由既在举矣，岂得云无此人邪？”则许由即四岳，罗氏早见及之矣。予因谓四岳之三即在四罪之中。又共工、三苗皆姜姓，既见流窜，许由亦卒不得位，盖自炎黄以降，姬姜之争，至唐虞之际而犹烈也。其实郑以驩兜等四人为四岳，已臆说无确据，且四罪之中有鲧，亦黄帝之子孙也。以许由不能践位，而疑为姬姜之争，更无据矣。又《礼记·檀弓》言舜葬于苍梧之野，各书皆同。惟《孟子》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万章》上篇，及史公《五帝本纪》，言尧舜事皆与《书传》相符，可决为同用《书》说。《五帝本纪》及《索隐》引《书传》，皆有就时负夏之文，疑亦当有卒于鸣条之语。《书传》今已散佚，《史记》则为后人窜乱。下文云“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非后人窜入，则史公兼存异说也。此说由今思之，仍为不误。惟当时又谓鸣条当近霍山，霍山实古南岳。后人移南岳于衡山，乃并舜葬处而移之零陵。鸣条为汤放桀处，疑舜败逋至此，则殊不然。鸣条实当在《禹贡》兖域，说见《论汤放桀地域考》条。又伯翳、伯益，实为一人。说见《唐虞之际二十有二人》条。当时余谓《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谓禹行禅让，何以所传者反父子相继？则更不足疑矣。又《淮南子》谓“有扈氏为义而亡”，高《注》谓“有扈，夏启之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书甘誓序疏》亦有“尧舜相承，启独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之语，以为启之继世亦有干戈之争。然高《注》实据后人设说，《义疏》当亦相同。有扈为义，盖徐偃、宋襄之俦，非奉辞伐罪之谓。至诸子书中论尧、舜、禹事迹，近乎争夺相杀者甚多，然皆属后人设说，惟《韩非·说疑》引《记》，谓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又《吕览》言鲧难帝舜事，或有史实为据耳。说亦见《丹朱傲辨》条。昔时所疑，盖无甚得当者。惟果谓尧、舜、禹之禅继，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则又不然。《韩子》所引史记之文，即其明证。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说，以为上世圣人绝迹后世，其说固非；今必一反之视为新莽、司马宣王之伦，亦为未当。史事愈近愈相类，与其以秦汉后事拟尧舜，自不如以先秦时事拟尧舜也。自周以前，能让国者，有伯夷、叔齐、吴泰伯、鲁隐公、宋宣公、《春秋》隐公三年。曹公子喜时、成公十六年。吴季札、襄公二十九年。邾娄叔术、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启哀公六年。之伦。又有越王子搜，见《庄子·让王》《吕览·贵生》，惟亦系借以明养生之义，其真相不可考。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据此窥测矣。然儒家所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书》说之传者，今惟《大传》，而亦阙佚已甚。欧阳、夏侯三家，胥无可考。自当以《孟子》为最完。今观其说，则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之义，然后设难以明之。曰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觐讼狱之归，启之继世亦然也。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也。故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然则天之于下民亦厚矣，而何以仲尼不有天下？曰：无天子荐之也。何以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曰：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如常山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亦足以逃难而自信其说矣。当时虽莫能行，而国为民有之义，深入人心，卒成二千年后去客帝如振箨之局，儒者之绩亦伟矣。王仲任谓世士浅论，圣人重疑；《论衡·奇怪》。刘子玄谓因其美而美之，虽有恶不加毁；因其恶而恶之，虽有美不加誉；《史通·疑古》。于古人之说史事最为得实。康南海托古改制之论，已嫌少过，彼亦轻事重言，用信己见而已。今之论者，举凡古人之说，一切疑为有意造作，则非予之所敢知矣。

（一七）共工、禹治水

《礼记·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而《周语》以共工与鲧并列，谓其治水无功。此成败论人之辞，非其实也。《书·皋陶谟》载禹之言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数之极，九川但言其多；四海谓中国之外；云“浚畎浍距川”，则但开通沟渎耳，初未有疏江道河之事也。此盖禹治水实迹。《禹贡》篇末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与《周语》所谓“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者，同为泛言无实之辞，盖皆相传旧文。其前分述九州治迹，及道山道水之文，则皆后人所附益也。此等附益之文，参观诸子，颇有可以互证者。《孟子·滕文公》上篇云：“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下篇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管子·轻重戊》云：“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蝱，渫七十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髙，以治九薮。”《墨子·兼爱》中篇云：“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于越与南夷之民。”《庄子·天下》曰：“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吕览·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新书·修政语》上篇云：“环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洒五湖而定东海。”《说苑·君道》《淮南·要略》略同。《淮南·本经》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道廛、涧。”《人间》云：“禹凿龙门，辟伊阙。”《修务》云：“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皆就己所知之地理，极意敷陈，而不计其实，《禹贡》特其尤甚者耳。《说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乃州字本义。后土之所平，禹之所同，皆不过如此。《孟子》述水患情形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滕文公》上。又曰：“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下。《淮南》云：“民皆上丘陵，赴树木。”《本经》。又曰：“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齐俗》。其言治水之功者：《管子》曰：“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轻重戊》。《淮南》曰：“使民得陆处。”《人间》。固无异于后土之所为。其为禹之佐者：禹自言之曰：“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皋陶谟》。《孟子》亦曰：“益烈山泽而焚之。”“后稷教民稼穑。”《滕文公》上。此亦厉山氏之子之所为耳，柱固先弃而为稷，厉山亦即烈山也。禹、益、弃之功，何以过于前人哉？而一蒙湛乐淫佚之名，一见称以明德之远，则甚矣世之有成败而无是非，而书之不可尽信也！

知《禹贡》、诸子所言禹事，皆以意敷陈之辞，则知鸿水之患，实未及于西方。河患情形，古今一也。诸书侈言凿龙门，通砥柱，辟伊阙，道廛、涧者，以当时人民，避水西迁，所见奇迹，实以龙门砥柱为大；而西河、伊、洛，又为有夏之居故耳。《淮南·地形》云：“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时则》云：“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湮洪水之州。庄逵吉云：“《太平御览》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湮水，以为中国九州。州，水中可居也。”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乃案《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瑑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岳，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倚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复返归岳，乘四载以行川。始于霍山，回集五岳。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又云：“于是周行宇内。东造绝迹，西延积石，南踰赤岸，北过寒谷。回昆仑，察六扈，脉地理，名金石。写流沙于西隅，决弱水于北汉。青泉、赤渊，分入洞穴。通江东流，至于碣石。疏九河于涽渊，开五水于东北。凿龙门，辟伊阙。平易相土，观地分州。殊方各进，有所纳贡。民去崎岖，归于中国。”其敷陈与诸子书同，而又杂以荒怪。然《洪范》云：“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禹贡》云：“禹敷土。”《商颂》亦云：“禹敷下土方。”实与《淮南王书》《吴越春秋》，暨前条所引《山经》之言相通。盖古事之传于后者，仅有极简略之辞，如敷土之类。其详，皆后人以意附会，而荐绅先生之言，与齐东野人之语，遂至于大有径庭。若能深窥其原，则知其所附会者不同，而其为附会，初无以异。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西方史家有言曰：“史事者，众所共信之故事也。”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以息壤湮洪水者，谓以土填平低洼之区也。《山海经》言术器复土壤以处江水。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则就平地增髙之也。此盖古代治水诚有之事，抑亦其恒用之法。神话中仍有人事，犹之寓言中之名物，非可伪造也。太子晋言共工堕高堙卑，即取土壤以填低地之事。其云壅防百川，壅者遏绝之；欲堙卑，斯必不免于壅川矣。防者，筑为堤防，《史记》所谓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然则鲧与共工，徒知壅防湮复，而不知疏道，此其所以终败，而禹所以克成功与？夫如是，后土安能尸平九州之名，而为百世所禋祀也？然则禹之所以克享大名者，黄帝之族战胜共工之族，乃举洪水之患，治水之劳扰，悉蔽罪焉，而功则皆归诸禹也；抑禹之时，沉灾久而自澹也；不则避水西迁，渐抵河洛，其地本无水患也；三者必居一于是矣，或且兼有之也。其治水之劳，安民之惠，必无以大过于共工可知也。《管子·揆度》曰：“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则共工氏实居水乡，后土之能平九州，犹今荷兰人之与水争地也，其劳必不让于禹矣；其为民之所禋祀也，宜哉。《管子》又曰：“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揆度》。又曰：“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轻重戊》。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者，益烈山泽而焚之也。焚之则山童矣。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者，以焚烧逐禽兽，不利其器以与之斗也。前此盖尝与之斗矣，不如焚烧之之善也。竭泽即禹之浚川，斩群害则其刊木。然则禹治水之法，前人久用之矣。故曰：洪水至禹而平，非沉灾之久而自澹，则西迁之业至禹而成也；而共工与鲧皆被恶名，必非其实矣。

《淮南》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在鲁，已见《少昊》条。《禹贡》言九州治迹，惟兖州独有降丘宅土之文，亦古史实迹之仅存者也。然则西迁之业，必至禹而大成；尧都晋阳，必非事实。《尧典》《皋陶谟》皆言洪水怀山襄陵，所谓山陵，亦水中州渚耳，非真出孟门之上也。《吕览》言黄、炎固用水火矣，《荡兵》。得毋是时水灾方甚，战时多决水以灌敌；而火攻之法，亦或得之烈山泽之余与？

（一八）唐虞之际二十有二人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苗裔之下孙字之上当有夺文。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正义》曰：“《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索隐》曰：“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系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缪误尔？”案《陈杞世家》，叙唐虞之际有功德之臣十一人：曰舜，曰禹，曰契，曰后稷，曰皋陶，曰伯夷，曰伯翳，曰垂、益、夔、龙。《索隐》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则为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今未详其所以。”予案《陈杞世家》之文，盖漏彭祖。所以叙翳又别言益者，以垂、益、夔、龙四字为句，虽并举益，实但指垂，此古人行文足句之例，亦或益字为误衍也。十一人去舜得十，加十二牧，凡二十二人。《五帝本纪》上文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次云命十二牧，下乃备载命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之辞，而终之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明二十二人，即指十二牧及前所举十人，特失命彭祖之辞耳。然则翳、益为一人不疑也。马融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四岳、十二牧为二十二人，郑玄益殳斨、伯与、朱虎、熊羆而去四牧，见《书疏》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皆非矣。

《诗·秦谱》：“尧时有伯翳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赐姓曰嬴。”则康成亦以翳、益为一人。

（一九）唐、虞、夏都邑一

《左氏》昭公元年，子产谓：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实沈，迁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又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七年，又言：“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国语·晋语》略同。定公四年，祝鮀谓唐叔，命以《唐诰》，封于夏墟，启以夏政。是则唐叔所封，必尧、禹之旧都；而晋之所居，实台骀之故壤矣。

大夏、大原、夏墟，杜《注》皆云晋阳。襄公二十四年《疏》引《释例》曰：“晋、大卤、大原、大夏、参虚、晋阳六名，大原晋阳县也。”服虔则云：“大夏在汾、浍之间。”《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诗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大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又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疏》云：“《汉书·地理志》云：太原晋阳县，故《诗》唐国，晋水所出，东入汾。《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则尧为诸侯所居，故云尧始居此。《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应劭云：尧都也。则是尧为天子，乃都平阳，故云后迁河东平阳也。”又引服虔云：“尧居冀州，虞、夏因之，不迁居，不易民。”皇甫谧云：“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又云：“舜所营都，或云蒲阪，即河东县是也。”“禹受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疏》又云：“《汉书音义》：臣瓒案：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又云：“尧居唐，东于彘十里。应劭曰：顺帝改彘曰永安。则瓒以唐国为永安。此二说，《诗》之唐国，不在晋阳，燮何须改为晋侯？明唐正晋阳是也。”案《史记集解》引《世本》，谓叔虞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世本》古书，最可信据。此正《史记》所谓河汾之东者。此外诸说，则皆就后世都邑，以意言之耳。不徒非尧、舜、禹之居，并非唐叔之所封也。服虔浑言在汾、浍之间，不过据后世晋都，略测古代都邑所在耳，未当凿指其地，其失尚小。郑玄臆定尧始居晋阳，后迁平阳；皇甫谧更谓其始封唐县，牵率附会，绝无古据，专辄甚矣。

《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云：“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南有望都县山，即尧母庆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北登尧山，南望都山，故名其县曰望都。而《地理志》尧山在唐南山中。张晏以尧山实在唐北。《地理志》尧之都，后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也，于《周礼》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吴季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此节文颇错乱，疑有讹误。然谓唐都在涿鹿则可知。此即黄帝之旧都。此尧在东方之一证也。

顾亭林《日知录》谓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霍山以北，自悼公后始开县邑，因疑自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今案古代都邑，迁徙不恒，春秋以前，孰能详录？以《左氏》之无文，疑《世本》之所纪，非也。然谓霍山以北，自悼公之后始开，以此驳尧都永安、晋阳诸说，则甚当。凡开拓，必先肥沃之区，而后瘠薄之地。河汾下流，固较霍山以北为肥沃。况于有夏之居，尚在河洛，安得唐时开拓，已及永安、晋阳乎？《史记·秦本纪》：飞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似殷之末叶，声威已及霍太山，然未可云开拓也。顾氏又言，《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齐桓伐晋，仅及高梁，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可见大夏必在河东之西南境。此说甚精。近人钱穆阐其说云：“《封禅书》述齐桓公之言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管子·小匡篇》曰：踰太行与卑耳之溪，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齐语》：“踰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卑耳，《索隐》云：山名，在河东大阳。《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大阳县南，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有虞城。《史记·吴泰伯世家》：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即大夏。虞山殆即卑耳之山。沙涧水，本或作流沙涧，即齐桓所涉也。”予案《说文·水部》：“沙，水散石也。从水少，水少沙见也。”又：“漠，北方流沙也。”水少沙见，与北方流沙之沙，均非水散石之义。盖今所谓沙漠者，古只称漠，后乃兼称为沙漠。汉世正沙字两义递嬗之时，《说文》说解，本杂采众说而成，故其字义不免歧异也。释古之流沙，自以依古义为是。钱氏以流沙为水名，似奇而实确矣。钱氏又云：“《汉志》临晋县，应劭《注》，以临晋水得名。《史记·魏世家》：秦拔我蒲反、晋阳。《括地志》云：晋阳故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水经》：涑水所径，有晋兴泽，亦在虞乡县西。疑涑水古亦称晋水。《汉书·地理志》谓武公自晋阳迁曲沃。以太原晋阳说之虽误，然其语自有所本。《史记·晋世家》谓成王削桐叶以封叔虞。旧说太甲放桐宫在闻喜。闻喜当涑水之阳。《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即台骀所宣也。此亦可破据晋水之名谓唐叔受封必在太原之说。然河汾下流，虽有名为唐又名为夏虚之地，要为尧、禹后裔所封。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沉灾卒未克澹。自禹以后，都邑乃渐次西迁，而夏都遂在河洛。自三川渡河而北，即为河汾下流，此固地理自然之形势也。”钱氏之论，可谓极精。然谓禹之治水，实在蒲解之间，并谓唐、虞故都即在其地，则惑矣。参看《共工禹治水》条自明。

何以知古代西迁，必始于夏也？曰：以《孟子》知之。古书言尧、舜、禹都邑者，几于紊如乱丝，不可董理。然《孟子》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离娄》下。要为较可信据之言。诸冯、负夏，诸家皆无确说，姑勿论；鸣条则实有古据，其地当在兖州，别见《汤放桀》条。《吕览·简选》谓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云登则地势必高，正与《尧典》陟方之言合。钱氏乃谓“《吕览·有始览》言九山曰会稽、大山，大山即霍太山，会稽则禹会诸侯之处。《吴越春秋》《越绝书》，皆谓禹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周书·世俘解》：吕它命伐越。为商近畿国，则河北有越。《水经注》：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为茅山。以茅津、茅城推之，《左氏》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陕县北，河北有茅城，故茅亭，为茅戎邑。地望正在大阳。《注》云：大阳之山，亦通谓之薄山。疑即《世本》舜封丹朱于房之房，《尚书》涉方乃死之方。”其说虽巧，然合前后观之，似不如予说之的也。

钱氏又云：“《水经注》：伊水出陆浑县西南王母涧之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涂山。王母即禹所娶涂山氏女。《山海经》云：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水经注》：陆浑县东有禅渚。则涂山、羽渊，地正相近。鲧取有莘，亦在嵩县。有莘氏女，采桑伊川，得婴儿为伊尹，其证。然则崇即嵩也。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孟子》赵《注》在嵩山下。禹伐有扈，战于甘，《水经》：甘水出弘农县鹿蹄山，《注》云：山在陆浑县故城西北，甘水所径有故甘城。启有钧台之享，杜《注》谓在河南阳翟县。此皆夏人踪迹在今河南者。”予案：夏人西迁，始于何时，虽难质言，然大致必在禹后，鲧时恐尚在东方。故《五帝本纪》云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大戴记·五帝德》同。《汉志》东海郡祝其，羽山在南，鲧所殛，杜注《左氏》本此，《水经·淮水注》亦引之。虽不中固当不远。其云在陆浑者，亦夏人西迁而传说随之，非其朔也。

《史记·货殖列传》云：“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汉书·地理志》本之。此为言尧、舜地理较古者。《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管》《版法解》：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墨》《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下篇》略同。○渔雷泽，《御览》《玉海》引作濩泽。《间诂》曰：“王云：《水经·沁水注》曰：濩泽水，出濩泽城西白涧渠，东径濩泽。《墨子》曰舜渔濩泽。《初学记·州郡部》正文出舜泽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渔于濩泽。在濩泽县西。今本《初学记》作雷泽，与《注》不合，明是后人所改。又《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下，《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下，《太平御览·州郡部九》《路史·蔬仡纪》引《墨子》，并作濩泽。是《墨子》自作濩泽，与他书作雷泽者不同。《下篇》渔于雷泽，亦后人所改。”又云：“《水经·济水注》云：陶丘，《墨子》以为釜丘。今检勘全书，无釜丘之文，疑古本或作陶釜丘。”案《间诂》之说是也。然文字不同，地望不必遂异；《水经注》之文，不必可以释古也。《尸子》《御览·皇王部》引：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吕览》《慎人》：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书传》《索隐》引：贩于顿丘，就时负夏。《淮南王书》《原道》：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皆同，决非无据。历山，《淮南》高《注》谓在济阴城阳，一曰济南历城山。《正义》引《孝经援神契》舜生于姚墟，谓在濮州雷泽县。又引《括地志》同。又谓雷泽有历山舜井。郑玄谓雷泽即雷夏，兖州泽。陶河滨，《集解》引皇甫谧谓济阴定陶西南有陶丘亭，又谓寿丘在鲁东门北。负夏，《集解》引郑玄云“卫地”。《水经·济水注》：泺水，案即今趵突泉。俗谓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瓠子河注》：鄄城西南有姚城。雷泽，在大城阳县故城西北，即舜所渔。西南十许里有小山，谓之历山。泽东北有陶墟，言舜耕陶所在。《泗水注》：水出卞县故城东南姚墟西北，世谓之陶墟，舜所陶处也。井曰舜井。墟有漏泽，泽西际阜，俗谓之妫亭山。刘向谓尧葬济阴。《汉志》：济阴城阳有尧冢、灵台。《皇览》及郭缘生《述征记》，亦谓尧冢在城阳。《吕览·安死》：尧葬于谷林。《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正义》《水经·瓠子河注》，皆引皇甫谧，谓城阳即谷林，恐不足据。《水经·瓠子河注》，以灵台为尧母庆都陵。尧陵之东，又有中山夫人祠，为尧妃。《五帝本纪正义》引谯周，谓禹以虞封舜子，为宋州虞城县。《水经·巨洋水注》：尧水出剧县南角崩山，东北径东西寿光二城间，又东北注巨洋。伏琛、晏谟并言尧尝顿驾于此，故受名焉。《淄水注》引《从征记》：“广固城北三里有尧山祠，尧因巡守登此山，后人遂以名山。”地皆在古兖域，或距兖域不远。传说虽未必可信，然以前后情事揆之，谓尧、舜、禹踪迹在兖域，固较近于实也。

《诗曹谱》云：“尧尝游成阳，死而葬焉。舜渔于雷泽，民俗始化。其遗风重厚，多君子；务稼穑，薄衣食，以致畜积。”说与《史记·货殖传》《汉书·地理志》同。乃《魏谱》又云：“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疏》云：“《尚书传》文也。彼《注》云历山在河东。”则自相违矣。《水经·瓠子河注》云：“郑玄曰：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予谓郑玄之言为然。故扬雄《河东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岩。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于事为允。”案《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阪，“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水经·河水注》：“雷首山临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尚书》所谓壶口雷首者也。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尧城。”则此等说，西汉末已有，故纬候得采之。然要为后起之说，不足信也。

《周书·史记》云：“乐专于君者，权专于臣；权专于臣，则刑专于民。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又云：“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此唐、虞、西夏，当为尧、舜、禹支裔分封者。在河汾下流者，殆即此等国也。

（二○）唐、虞、夏都邑二

《墨子·节葬》云：“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吕览·安死》云：“尧葬于谷林。舜葬于纪市。禹葬于会稽。”此亦为言尧、舜、禹地理较古者。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大荒南经》云：“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注》云：“即狄山也。”郝氏《笺疏》云：“司马相如《大人赋》云：历唐尧于崇山。《汉书》张揖《注》云：崇山，狄山也，引此经云云。《水经·瓠子河注》亦引此经，而云狄山一名崇山。崇、蛩声相近，蛩山又狄山之别名也。”案《论衡·书虚》云：“尧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葬于冀州，与北教八狄之说近，狄山之名，盖由此而得。《论衡》既以为两说，则崇山、狄山，似不必牵合也。

纪必在南，故称南己。《困学纪闻》引薛季宣，谓近莒之纪城，诚难遽断，要为近之。何者？古事皆春秋战国人所传，必据其时之地名以立说也。《后汉书·王符传》引《墨子》，作南巴之中，巴、中必己、市之误。毕校反据舜葬九疑之说，以己为误字，颠矣。王念孙谓如是，则不应更作纪，其说是也。且舜葬九疑，说亦本不足据。孟子、史公述尧、舜事，皆用《书》说，以《书传》互勘可知。《盂子·公孙丑》上篇云“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即《史记》之“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也。《离娄》下篇言“迁于负夏”，即《史记》之“就时于负夏”也。《尽心》上篇言“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盖亦耕历山时事。其言卒地，不应独异。又《索隐》引《书传》，有“贩于顿丘，就时负夏”之文；《初学记》引《书传》，又有“舜耕于历山”之语，亦不应独阙卒于鸣条。《书传》固阙佚已甚，《史记》亦多遭窜乱。疑史公言舜卒地，本同《孟子》，今本“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之说，非史公兼著异闻，则后人所增缀，而正说反为所删也。《吕览》髙《注》，谓九疑山下，亦有纪邑，固近附会。《书钞》《御览》引《帝王世纪》，谓“舜南征，崩于鸣条，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举诸说而强揉为一，则更不足信矣。

《礼记·檀弓》云舜葬于苍梧之野，《淮南·修务》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均未言苍梧所在。《史记》云葬于江南九疑，亦未言九疑为何地也。《续汉书·郡国志》谓九疑在营道南；《檀弓》郑《注》谓苍梧于周南越之地，今为郡，而舜卒葬之处，乃远至今湖南、广西境矣。《山海经·海内南经》云：“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丹朱在丹水之滨，不应在湖南、广西境。《大荒南经》云：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注：叔均，商均也。郝《疏》云：舜子不名叔均；《大荒西经》有叔均，为稷弟台玺之子，《海内经》又有叔均，为稷之孙，此《经》叔均未审何人。案郝说是也，稷之苗裔亦不应葬南荒中。《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则湘水不过环绕舜陵，决非如今日之源流千里。《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下云“在长沙零陵界中”，盖后人注语。山在渊中，亦洲渚之类，决非如今之九疑，蟠结数百里者也。《国语·吴语》：申胥言楚灵王不君，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正与《山经》之说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至衡山。此衡山当指霍山。《正义》引《括地志》，谓在衡州湘潭县者，非。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为今洞庭中山无疑。钱宾四有《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辩》，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其说甚谛。此是战国前事，至秦、汉，则其说渐移于今之洞庭。《中山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郝《疏》谓《初学记》引作帝女，实帝女化为瑶草、帝女之桑之类，为天帝之女。其说是也。观秦博士之对，则帝之二女，与尧之二女混淆为一，自江北之洞庭，移于今之洞庭矣。《海内北经》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亦在北方。又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汉书·武帝本纪》：元封五年，南巡守，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若在零陵，未免太远，云洞庭最为近之。《檀弓》云三妃未从，三妃盖二妃之误。云未从，正以其死在一地。若舜死零陵，二妃死湘山，相距千里，岂有辇柩从葬之理？是苍梧、九疑传说南移之初，犹以为在今洞庭，不谓在湖南、广西境也。

《吕览·召类》云：“尧战于丹水之浦。”《淮南·兵略》同。高《注》云：“尧以楚伯受命，灭不义于丹水。”尧为楚伯，说殊无据。《庄子·徐无鬼》，云舜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舜徙邓墟，亦无佐证。《水经》：“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注》云：“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故张衡《南都赋》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盖尧后有居楚、邓间者，而尧之传说随之，而舜之传说亦随之矣。此《海内南经》之说所由来也。然则苍梧之山，其初尚在汉北。此亦钱说洞庭初在北方之一证也。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水经·湘水注》云：衡山，“《山经》谓之岣嵝，为南岳也，山下有舜庙。”又引王隐言：“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言甚有灵，能兴云雨。”《溱水注》：“邪阶水，水侧有鼻天子城。鼻天子所未闻也。”而《路史》亦以为象。《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集解》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语见《论衡·书虚》篇。《吴越春秋》言：禹即位，还大越，更名茅山曰会稽，居靡山，伐木为邑，凤皇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庭，百鸟佃于泽。禹命群臣：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禽鹿而给食。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越王无余外传》。《水经·渐江水注》云：禹崩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此盖图腾遗俗，象耕亦其类耳。后人误以象为人名，乃并有鼻之封，而移之道县矣。然亦可见舜之传说，逐渐南移也。《汉书·律历志注》：孟康言：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水经·湘水注》，亦言泠道县界有舜庙，县南有舜碑，零陵太守徐俭立。又云：衡山，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

《吕览》九山，曰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八山皆在西北，岂得会稽犹在东南？钱氏疑之是也。《史记·夏本纪》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此即《吴越春秋》之说。或言乃别列一说之辞。然则当时固有谓会稽不在南方者矣，惜其说无可考也。上文言“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不作疑辞。《管子》言禹封泰山，禅会稽，则会稽距泰山不得甚远。必如此，乃能合于《墨子》东教九夷之说也。

《国语·鲁语》：“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为漆姓。漆，《史记》《说苑》作釐，《家语》作漆。黄丕烈云：漆乃涞之讹，釐、涞声近。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长狄见《左氏》文公十一年，兄弟数人毙于鲁、卫、齐、晋，无在南方者；其人亦称狄而不称夷，而防风之防，实与陟方之方为一字。得毋封、嵎之山，即鸣条所在邪？遐哉上已，弗可得而质已，然要不妨姑引一说也。《韩非子·饰邪》亦云：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舜之传说，亦有在江东者。《五帝本纪正义》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水经·河水注》：“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渐江水注》：“江水东径上虞县南，王莽之会稽也。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集，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续汉书·郡国志》：吴郡吴，“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注》云：“《越绝书》曰：湖周三万六千顷，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此说人无信之者。而禹葬山阴，遂为故实，则以越为禹后，吴为泰伯后耳。其实越亦嬴姓，无余之后，绝而复续，安知其必为禹之苗裔？而泰伯、仲雍之所君临者，又安知其非重华之遗族邪？吴、虞之为一字，固不疑也。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言少康庶子之封，二十余世而至允常。允常者，句践之父也，岂有距少康仅二十余世之理？且《史记》不言其名，而《吴越春秋》谓其名曰无余；其后降为编户，复立者曰无壬，无壬生无曎。则无者号氏，其名实曰余。《水经·渐江水注》，则谓少康封少子杼。杼乃继少康为夏后者，郦氏即误记，不至于是，其言当有所本。然则余即杼，乃后人之臆说。越始封之君，其名实不可考也。《吴越春秋》云：“无曎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元常。”元常即允常。古“或”与“有”通，“或为夫谭”，犹云有名夫谭者，其人非亲无曎子。《史记》“二十余世”，或自无壬起计也。无余之名，既不足据，其事迹更无可考。而《渐江水注》又谓秦望山南有樵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其不足信明矣。《吴越春秋》谓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虽亦臆度之辞，然于事理颇近。

（二一）唐、虞、夏都邑三

《周书·度邑》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此为言夏代都邑最古者。《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注》云：“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案古代都邑，只能得其大概，区区校计于数十百里之间，实为无当。《周官》大司徒之职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注》云：“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疏》云：“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阳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指阳城度景之处为周公古迹，自近附会，然司农所说，必古天官家言，阳城为古名都可知。都洛阳，阳城在畿内；都颍川，阳城不亦在畿内与？古迁徙易，商、周之先皆屡迁，夏人何独不然？故言夏都，谓大致在今伊洛之域可耳，必欲凿指为今某郡某邑，必无当也。况夏代创业未几，即有五观之乱，继以羿、浞之篡，都邑又能保其无移徙邪？

《国语·楚语》云：“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韩非子·说疑》汤作商，文王作武王，余同。《左氏》昭公元年则云：“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似一以人言之，一以地言之。然古地名与氏族名多不别，特后人知其地者，则以为地名，不知其地者，则以为氏族名耳。《左氏》杜《注》云：“观国，今顿丘卫县。”昭元年。卫，本汉东郡观县，后汉光武更名，晋属顿丘郡，北魏曰卫国。《汉志注》引应劭曰：夏有观扈。《水经·河水注》曰：“浮水故渎，又东南径卫国邑城北。又东径卫国县故城南古斟灌。《巨洋水注》亦云：“薛瓒《汉书集注》云：案《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案观、灌非一地。《汉志注》引应劭，仅云“夏有观扈”，郦氏牵合为一，似非。郦氏又以己意论之曰：“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诸侯于斟灌、斟寻氏。即《汲冢书》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寻，明斟寻非一居矣。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业而表其邑。未可以彼有灌目，谓专此为非；舍此寻名，而专彼为是。”亦近调停无据。应劭曰：夏有观扈，即此城也。”《淇水注》云：“径顿丘北。又屈径顿丘县故城西。《古文尚书》以为观地矣。”杜预、应劭盖同用《古文书》说。此说似仅据汉世县名附会，无确据。《周书·尝麦》曰：“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此为言五观事最古者。《楚辞》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汉书·古今人表》云：“太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楚语》韦《注》云：“启子，太康昆弟也。”《潜夫论·五德志》云：“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须洛汭。”是太康实在五人之内。伪《古文尚书》云“厥弟五人”，则并太康而六矣。此其作伪之伎俩最拙而可笑者也。五人既连太康在内，而《周书》云“遂凶厥国”，则五人必交哄于夏都，而非或据都城、或据观相对敌。夏都所在，王符明言之曰洛汭，实与《周书》相合。乃朱亮甫《集训校释》改殷为启，曰形近而讹。实则启、殷形并不近，且下文明言“忘伯禹之命”，讹为夏则可矣，何由讹为殷乎？盖殷即后世之亳殷，作书者以当时地名道古事也。启子都邑之所在，从可知矣。

或曰：戡五子之乱者为彭寿，非舜时之彭祖则其后裔，其地当在彭城，此无足疑者也。以观在卫国，顿丘不且较亳殷为近乎？是固然。然五观之后，继以羿、浞之乱，所争夺者，仍在河洛，以是知五观之乱，必不能在东方也。何以知羿、浞所争，实在河洛也？案羿、浞之事，见于《左氏》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杜《注》释其地云：“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梁国有虞县。”《疏》云：“杜地名言有者，皆是疑辞。”则杜亦本不自信。然言夏事者多据之，遂若羿、浞之乱，绵历青、豫，喋血千里，合从讨伐，轶于桓文矣。其实夏时决无此事也。《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又引《虞人之箴》，谓其不恢于夏家；又言少康收夏众以复禹之绩；则羿所据者即夏地，所用者即夏民可知。《汉志》北海郡平寿《注》：“应劭曰：古寻，禹后，今城是也。臣瓒曰：寻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值之。又《周书·度邑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汲郡古文》及《伪书》，虽不足据，然薛氏论夏居河南，饶有理致。盖作伪者亦有所本，不能全属子虚也。谓羿与太康，所居即系一地，亦可见弈所据即夏都矣。五子用失乎家巷，盖谓降为编氓，此必失其都邑而后然，不然无是事也。《史记·夏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故禹城，在洛州密县界。”“故鉏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又引《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固亦以羿与夏之所争，为在河洛之间也。《史记·夏本纪》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斟寻氏，《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斟氏、寻氏。”《索隐》曰：“《系本》男作南，寻作，费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斟戈氏，按《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然则戈、灌一地，观、灌非一地也。斟寻盖即《左氏》昭公二十三年“郊溃”之，地在巩县西南，即《括地志》以为故都城所在者也。戈所在不可考，亦不能远至宋、郑之间。南、男、任同音。《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谷梁》作“任叔”，疑即后缗所归，亦即《周书·史记》之南氏也。

《左氏》云：“后弈自鉏迁于穷石。”杜《注》云：“羿代相，号曰有穷。鉏，羿本国名。”此乃臆言之。羿因夏民，夏都不名穷，羿何由忽立有穷之号？则其国本名穷也。穷何地邪？即河南之穷谷邪？则《晋地记》亦以为羿之所迁，不谓为羿之本国也。《路史》以安丰有穷谷、穷水，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楚师救潜，与吴师遇于穷者，当羿之本国。《国名记》。其说盖是。穷、潜地近英、六，为皋陶之后所封。皋陶与其子益，固禹所当授之政者，而戡定五观之乱之彭寿，其地实在彭城，为黄帝以来旧都。盖夏当西迁之初，东方之力犹竞，启虽排益而代之，然一传之后，复为东方强族所篡。羿盖自穷、潜西北出，而据卫城之鉏，其后又据河南之穷谷，至此则深入伊洛之间，而夏民为其所因，夏政为其所代矣。《天问》曰：“阻穷西征，岩何越焉？”此穷，盖即《左氏》所谓穷石，其城亦名穷，《左氏》谓羿之子死于其门者也。《淮南·地形》谓“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流沙，钱氏以大阳之沙涧水当之，地望颇合。《王制》：“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此语当传之自古。“尽”即《中庸》“有余不敢尽”、《左氏》“尽曹地也”僖公三十一年。之尽，今作“儘”。河东之西南隅，固古代开拓所极也。

《左氏》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注》云：“灭亡，谓夏桀也。”《疏》云：“此《夏书·五子之歌》第三章也。此多帅彼天常一句，文字小异。贾、服、孙、杜皆不见古文，以为逸书，解为夏桀之时，惟王肃云太康时也。”肃与贾、服、孙、杜所言，未知谁得逸书之意。然冀州为古人通指中国之辞，非即《禹贡》冀州，不能以此定其所在。《疏》说颇为通达，唐、虞、夏之都，实不相沿袭也。

《水经·河水注》云：“河水又东径平县故城北。南对首阳山。《吕氏春秋》曰：夏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遇大风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盖是山之殊目矣。”亦在河洛近境。

《水经注》云：“颍水径其县阳城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山下有牵牛墟。侧颍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也，石上犊迹存焉。又有许由庙，碑阙尚存，是汉颍川太守朱宠所立。”又云：阳翟“县西有故堰，旧遏颍水支流所出也。其故渍东南径三封山北，今无水。渠中又有泉流出焉，时人谓之嵎水。东径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其水又东南流，水积为陂，陂方十里，俗谓之钧台陂，盖陂指台取名也。颍水自东径堨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路史余论》云：“《淮南·修务》云：禹生于石。《注》谓修己感石坼胸而生。今登封东北十里有庙，庙有一石，号启母石。应劭、刘安、郭璞、李彤、随巢、王炯、王韶、窦苹等，皆云启母。历代崇祀，亦以之为启母。又有少室姨神庙，登封北十二里，云启母之姨。而偃师西二十五，复有启母小姨行庙。”此等传说，虽不足信，然亦可见夏代传说，在嵩岳附近者实多也。

（二二）唐、虞、夏都邑四

尧、舜、禹传说，散在各地者尚多，要皆附会之辞，不足信也。《山海经·中山经》有尧山，郝《疏》云：“《初学记》引王韶之《始兴记》云：含洭县有尧山，尧巡守至此，立行台。”《水经·洭水注》亦云：陶水，“出尧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旧》云尧行宫所”。又《沔水注》云：“汉水又东径妫虚滩。《世本》曰：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虚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虚。故后或姓姚，或姓妫。”《路史·国名记》引《世本》：“妫虚在西城西，舜居。”《困学纪闻》二引《世本》：“饶汭，舜所居。”《地理通释》云：“《世本》舜居饶汭，在汉中西城，或言妫虚在西北，舜所居也。”又云：“《通典》金州西城县有妫虚，《帝王世纪》谓之姚虚，《世本》曰饶汭。”案在西城之说，殊不足据。又云：“汉水又东径长利谷南，入谷有长利故城，旧县也。汉水又东历姚方，盖舜后枝居是处，故地留姚称。”《河水注》引皇甫谧，谓舜都或言平阳，或言蒲阪，或言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同。《漯水注》云：潘城，“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滱水注》云：濡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中山记》曰：郭东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舜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又谓：“其西又有一井，《耆旧传》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又引《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水经·沫水注》略同。又云：“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河水注》大夏川水，“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地理志》：王莽之顺夏。《晋书·地道记》日：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江水注》云：江州县，“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又云：“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故楚也。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钧势敌，竞进争权，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涂山，巡省南土者也。”《淮水注》云：“淮水自莫邪山东北径马头城北，魏马头郡治，故当涂县之故城也。《吕氏春秋》曰：禹娶涂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庐江水注》云：“庐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叹斯岳远，遂记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数，今犹得刻石之号焉。《耆旧》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或言秦始皇所勒。岁月已久，莫能辨之也。”岭表行宫，盖因尧字而附会；西城妫虚、妫州舜井，则因妫字而附会。《水经·河水注》云：蒲阪，“南有历山，谓之历观。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径历山下。《尚书》所谓釐降二女于妫汭也。孔安国曰：居妫水之内。王肃曰：妫汭，虞地名。皇甫谧曰：纳二女于妫水之汭。马季长曰：水所出曰汭。然则汭似非水名。而今见有二水，异源同归”。可见流俗之善于附会矣，其所言尚足信哉？禹至临洮，盖因秦时长人见临洮而云然。上霄刻石，传为禹迹，正同一理。南、任音同，《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谷梁》作任；疑夏时之有仍，即《周书》之南氏，以其国分为二，遂附会为二南，尤灭裂可笑。辛壬癸甲，民俗可征，以说涂山，似最有据。然禹时遗俗，安能留诒至于元魏？且《书》亦不云禹以辛壬癸甲日娶也，则亦后人附会《尚书》，因生此俗耳，非真沿之自古。《渐江水注》言：“浦阳江又东径石桥，广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径七尺。桥上有方石，长七尺，广一丈二尺。桥头有盘石，可容二十人坐。”《庐江水注》言：西天子鄣，“岩上有宫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极于山峰”。《述异记》言：“庐山上有康王谷，巅有一城，号为钊城。传云此周康王之城。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之属，知非常人之所处也。”然则南方古代大工正多，特以雅记无征，遂率附诸北方古帝；营道舜陵，会稽禹穴，千载传为信史，作如是观可矣。

（二三）夏都考

夏都有二：《汉志》太原郡晋阳《注》云：“故《诗》唐国。”《左》定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是夏之都，即唐尧旧都也。金氏鹗《禹都考》云：“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愚按臣瓒、张守节之言，盖泥《史记》唐叔封于河汾之东致误。不知古人言地理，皆仅举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东也。顾亭林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以封唐叔，以为唐叔始封在翼。不知《括地志》此文亦误。故又有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全谢山已纠之矣。《汉志》颍川郡阳翟《注》云：“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礼记·缁衣正义》：“按《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阳。”咸阳乃阳城之误。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相近。或禹所都阳城，实在阳翟。金氏鹗驳之，谓“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则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愚案古代命山，所苞甚广，非如后世但指一峰一岭言之。又其时去游牧之世近，民习于移徙；宫庙民居，规制简陋，营构皆易；不恒厥居，事所恒有。稽古都邑，而出入于数十百里之间者，不足较也。《国语·周语》：“伯阳父曰：伊洛竭而夏亡。”韦《注》：“禹都阳城，伊洛所近。”盖据《世本》，初说不误。而金氏引《史记》吴起对魏武侯之言，谓桀都必在洛阳。其拘泥之失，亦与此同也。金氏又谓“《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诸侯皆去商均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释“于是”字亦非是。《史记》此文，大同《孟子》。《孟子》及《史记》叙舜事，皆有“之中国践天子位”语。《集解》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虽未知当否，然必自让避之处后归建都之处可知。不然，即位之礼，岂可行之草莽之间哉？“于是”二字，指诸侯之朝，不指让避之地也。予谓夏盖先都晋阳，后都阳城。阳城之迁，盖在太康之后。《左》哀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盖指太康失国之事。《伪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书》此文，将羿好田猎，移诸太康；且误太康兄弟五人为厥弟五人，不直一笑。夏之亡，由好乐太过，非以好畋也。《墨子·非乐》：“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辞虽不尽可解，然夏之亡，由好乐太过，则固隐约可见。《楚辞》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综述太康、弈、浞始末，以好乐属夏，以好田属羿，尤极分明。《周书·尝麦》：“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似五子之间，复有作乱争夺之事。与《左》昭元年“夏有观扈”，《国语·楚语》“启有五観”之言合。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兄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居洛汭，是为五观。”皆以太康兄弟凡五人，武五同声，即《墨子》所谓武观也。然“须于洛汭”，亦见《史记·夏本纪》。即谓《史记》同《书序》处，为后人所窜。然《潜夫论·五德志》，亦有“兄弟五人，降居洛汭”之言。非撰《伪书》者所臆造也。《左》襄四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鉏不可考。《淮南子·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道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此节文字颇错乱。王引之谓：“自穷石以下十三字，为后人窜改。原文当作弱水出其西南陬。而出自穷石等文，当在下江出岷山诸条间。”王说信否难遽定。然王逸注《楚辞》，郭璞注《山海经》，并引《淮南子》，谓“弱水出自穷石”，则此语虽或简错，决非伪窜。“至于合黎”十字，或后人以《禹贡》傍注，误入正文。《淮南》既云“绝流沙”，不必更衍此十字也。然窃疑《禹贡》“入于流沙”之下，亦夺“南至南海”一类语。《禹贡》雍州，“弱水既西”，其导九川，先弱水，次黑水，次河，次漾，次江。黑水即今长江、黄河上源，出于昆仑，与今所谓河源同；予别有考。导川叙次，盖自西而东。《集解》引《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地记》古书，颇可信据。见予所撰《弱水黑水考》。《集解》引郑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张掖。”又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泽。”似郑亦宗《汉志》所谓古文说者。《汉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然《索隐》又云：“《水经》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郑玄引《地记》，亦以为然。”合诸《集解》所载郑引《地记》之说，则郑初无所偏主矣。《禹贡》《地记》说弱水，皆仅云西流，不云北向。《古文》以居延泽当之，盖误。既云入于南海，而又在黑水西，则弱水必今澜沧江。澜沧江东南流，而《禹贡》《地记》云弱水西流者，其所指上源与今异也。《禹贡》云：“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集解》引《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弱水在黑水西，穷石亦必在三危之西。然亦不越陇、蜀、青海之境。羿迁穷石，果即此弱水所出之穷石者，则当来自湟、洮之间。其地本射猎之区，故羿以善射特闻，而其部族亦强不可圉也。太康此时，盖失晋阳而退居洛汭。少康光复旧物，然曾否定居河北，了无可考。窃疑自太康之后，遂居阳城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注》：“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正义》：“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故云地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司农父子，皆明《三统历》，所举当系历家旧说。《义疏》此言，亦当有所本。此可见阳城附近，确为历代帝都所在。而先后营建，出入于数十百里之间，则曾不足较也。然则《汉志》《世本》，非有异说；应劭、臣瓒，亦不必相非矣。

夏迁阳城之后，盖未尝更反河东。故桀时仍在阳城，而伯阳父以伊洛之竭，为夏亡之征也。郑氏《诗谱》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此亦以大较言之。乃造《伪孔传》者，见战国之魏，曾都安邑，遂以为夏都亦在安邑；又不知《史记》所谓“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者，先王为契，亳为契本封之商，而以为即后来所都之偃师。见予所撰《释亳》。于是解先王为帝喾，凿空，谓帝喾亦都偃师。《史记》云：“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尚书大传》云：“汤放桀也，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周书·殷祝篇》略同。末作“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其迹皆自西而东。今安邑反在偃师之西，其说遂不可通。《左》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云：“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一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是则桀时昆吾之地，在今许昌，去阳城极近。故得与桀同日亡。《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吕览·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则鸣条之地，必与南巢、历山相近。当在今安徽境。故《孟子》谓之东夷。《书·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陑虽不知何地，度必近接鸣条。《伪传》乃谓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遂生绕道攻桀、出其不意之说，费后来多少辩论。皇甫谧又谓“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亡。”又云：“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不知暂来卫桀，安暇筑邑？遂忘其自相矛盾也。不徒妄说史事，并妄造地名以实之。江艮庭谓“谧无一语可信”，诚哉其不可信矣。西汉经说，多本旧闻。虽有传讹，初无臆造。东汉古文家，则往往以意穿凿。今日故书雅记，百不一存，无从考见其谬。然偶有可疏通证明者，其穿凿之迹，则显然可见。如予所考东汉人谬以仓颉为黄帝史官，其一事也。详见予所撰《中国文字变迁考》。魏、晋而后，此风弥甚。即如《左氏》所载，羿代夏政，少康中兴之事，据杜《注》，其地皆在山东。设羿所迁穷石，果在陇、蜀之间，则杜《注》必无一是处，惜书阙有间，予说亦无多左证，不能辞而阙之耳。

（二四）有扈考

《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伪传》：“夏启嗣禹立，伐有扈之罪。”《疏》云：“孟子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之后，益避启于箕山之阴，天下诸侯不归益而归启，曰吾君之子也，启遂即天子位。《史记·夏本纪》称启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启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者，见其由嗣立故不服也。”案《疏》辞非必《伪传》之意。《淮南·齐俗》曰：“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注》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冯衍《显志赋》曰：“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亦此意。盖经生旧有此说，《义疏》本以立言也。然恐与史实不合。《周书·史记》曰：“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亡其社稷。”所谓不恭者也。《韩非子·说疑》曰：“昔者有扈氏有失度，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失度其公孙强之流乎？

《伪传》云：“有扈与夏同姓。”《疏》云：“孔、马、郑、王与皇甫谧等，皆言有扈与夏同姓，并依《世本》之文。”然皆无为启庶兄之说，未知高诱何据也。又《甘誓》《墨子·明鬼》引其文，而作《禹誓》。毕校云：“《庄子·人间世》云：禹攻有扈。《吕氏春秋·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皆与此合。”孙氏《间诂》云：“《吕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是《吕览》有两说。或禹、启皆有伐扈之事，故古书或以《甘誓》为禹誓与？《说苑·政理篇》云：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请服，说亦与此合。”案古以后嗣之事系之先王者甚多，不必作此调停之说也。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注》云：“该，苞也。秉，持也。父，谓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汤能苞持先人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业，故天佑之，以为民主也。有扈，浇国名也。浇灭夏后相，相之遗腹子曰少康，后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杀浇，灭有扈，复禹旧迹，祀夏配天也。”又曰：“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注》曰：“言有扈氏本牧竖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为诸侯乎？言启攻有扈之时，亲于其床上击而杀之，其先人失国之原，何所从出乎？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汤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猎，得大牛之瑞也。”案此《注》恐非。该与恒当倶是人名。该为有扈所弊，为牧牛羊，及有扈败时，亦弊于牧竖之手，其人名恒，既弊有扈，复得朴牛之瑞也。《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木，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正义》：“《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邪？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案《后汉书·西羌传》，言爰剑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则《传异录》之语，当出羌中。《水经》沔水《注》引《汉中记》曰：“自西城涉黄金峭、寒泉岭、阳都阪，峻崿百重，绝壁万寻。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树木，十围皆倒。”则南山之地，本多朴牛，无怪羌中之有是说也。然遂依旧说，谓有扈在鄠县，则恐未然。禹启时兵力，恐尚不及此。甘恐即周时王子带封邑，见《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在河南，正有夏之居也。

（二五）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为夏代一大事，而《史记·夏本纪》一语不及，《正义》以此讥其疏略，其实非也。古人著书，各有所本。所本不同者，既不以之相订补，亦不使之相羼杂，各如其故而传之，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也。《夏本纪》之所据者，盖《系世》之伦；《吴世家》载伍子胥之言，则所据者《国语》之类；二者固不同物也。《十二诸侯年表》曰“谱牒独记世谥”，此盖《周官》小史所职；国家之行事，固别有史以记之矣。《夏本纪》之不及，又何怪焉！

难者曰：“谱牒独记世谥”，于国家行事，有所不详，是则然矣。然其关涉君身者，则亦不得而略也。如《秦纪》见《秦始皇本纪》后。独载其君世系享国年数及葬地，而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亦未尝略，即其明证。今夏后相，身见杀于寒浞；少康始依有仍，后奔有虞，为之牧正，为之庖正，其降为人臣久矣。奋起纶邑之中，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是汉光武、蒙古达延汗之俦也。而《史记》曰“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一若安常处顺，父子相继者，不亦疏乎？应之曰：太康以降，夏虽中衰，统绪实未尝绝。至于相之见弑，少康之降为人臣，则其事尚有可疑也。请陈其说。

《墨子·非乐》：“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楚辞·离騒》：“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又《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注》：“九代，马名。儛，谓盘作之令舞也。”郝懿行《笺疏》：“案《九代》，疑乐名也。《竹书》云：夏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大荒西经》亦云：天穆之野，启始歌《九招》。招即韶也。疑《九代》即《九招》矣。又《淮南·齐俗训》云：夏后氏，其乐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今本传写形近而讹也。李善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引此经云：舞九代马。疑马字衍。而《艺文类聚》九十三卷及《太平御览》八十二卷引此经，亦有马字。或并引郭《注》之文也。舞马之戏，恐非上古所有。”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注》：“《归藏·郑母经》曰：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明启亦仙也。”《笺疏》：“案《太平御览》八十二卷引《史记》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今案《御览》此文，即与郭《注》所引为一事也。”一曰大遗之野。”《注》：“《大荒经》云：大穆之野。”又《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注》：“皆天帝乐名也。开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也。《开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又曰：不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义具见于《归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注》：“《竹书》曰：夏后开舞《九招》也。”此启之所以致乱也。《离骚》王逸《注》曰：“夏康，启子太康也。”案《离骚》下文又云“日康娱以自纵”，康娱二字相属，则逸《注》误也。孟子言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意但主论禅继，非史实；且亦无由知启继位时非贤君也。《山海经》所载乃神话，与《史记·赵世家》《扁鹊列传》所载赵简子、秦穆公事极相类。启亦作开者，汉人避景帝讳也。

《周书·尝麦》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离骚》：“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天问》：“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扬雄《宗正箴》：“昔在夏时，太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此言太康失邦之事，其乱盖由于内哄，犹齐桓死后五子争立也。遂凶厥国，国指夏都，盖即殷。见《唐虞夏都邑》条。失乎家巷，失同佚，言逃亡民间也。《史记·鲁世家》：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不祀。《晋世家》：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侯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此云家人，即《离骚》佚乎家巷之义。五子之乱，盖得彭寿而复定。虽失故都，仍据他邑为君如故，故太康、仲康、相得相继在位。五子交争，而仲康仍得继太康者，或二人本同党；或后降于太康；如契丹太祖时诸弟之乱，亦或不与，或降而见释也。《天问》言死分竟地，或亦有据地自立者，特太康、仲康、相相继为正统，故《系本》特记之也。《天问》又云：“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王逸《注》谓眩弟指象，似非。眩弟盖指仲康。相，仲康子；少康，相子，其后相继有国。后嗣逢长盖指此，谓仲康危害厥兄，何后嗣反得逢长也。逢，大也，即《洪范》“子孙其逢”之“逢”。少康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是能光大夏业也。勤子屠母，盖谓爱其子而杀其母，疑即扬雄所云有仍二女事，其详不可得闻矣。《天问》又曰：“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注》曰：“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尧美而飨食之。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不寿，恨枕高而唾远也。”彭祖为舜所命二十二人之一，见《唐虞之际二十有二人》条。彭为祝融八姓之一，历唐、虞、夏、商，皆为强侯，其能为夏戡乱，亦固其所。《天问》故事，汉世盖本莫能说，又寖以失传。王逸自谓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事事可晓，实则乖谬甚多。如其释彭铿斟雉帝何飨，恐全是望文生义。帝当指天帝。言飨其雉羹，乃报以永寿。释受寿永多，亦神仙家言。惟彭祖寿考，当本有其说，神仙家乃从而托之。《周书》之彭寿，未审即彭铿与否。古称人多以号，亦或因其寿考而称之为寿也。

《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此言羿代夏之事。云因夏民以代夏政，则据有夏之故都，且代之号令诸侯矣。然固无害于太康、仲康、相等之自君其民。如卫满得朝鲜，侵降其旁小邑，服属真番、临屯，而箕氏之后，犹王马韩中也。《天问》言革孽夏民，与《左氏》因夏民之说合。然特乘乱入据耳，非称兵犯顺也。伪《古文尚书》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一似夏之丧邦，皆由羿之逞乱者，失其实矣。

《左氏》襄公四年：“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厖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离骚》：“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此寒浞篡羿之事，乃有穷氏之内乱，与夏无涉。夏当是时，固仍保其所据之地也。王逸《注》曰：“洛嫔，水神，谓宓妃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与？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此说盖已非其朔。古神话当以洛嫔为河伯之妻，羿射杀河伯而夺之也。亦可见羿实有河洛之地矣。《左氏》昭公二十八年，载叔向母之言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厌，忿颣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封豕，疑即《天问》之封豨。传说中或以为人，或竟以为豕，谓射杀之而以其膏献诸上帝也。《禹贡》称“禹锡玄圭”，《檀弓》言“夏后氏尚黑”，疑夏以黑为徽号。此玄妻及前所引眩弟，疑并当作玄。玄妻，即纯狐。《楚辞》言羿射封狐，疑夔之族尊豕，禹之族尊狐。案《吴越春秋》言，九尾白狐造禹，禹以为当王之征。弈射封豕、封狐，实戕二族图腾之神。神话中谓狐为浞妻以报弈也。《孟子·离娄》下篇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下引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事，以明取友必端。则逢蒙、羿之党，《左氏》所谓家众也。《淮南·诠言》曰：“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说山》云：“羿死桃部不给射。”《注》：“桃部，地名。”庄逵吉云：“桃部即桃棓。”其说是也。羿之死，盖逢蒙实为主谋。逢、厖同字，逢蒙殆厖圉之族乎？

《左氏》襄公四年：“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又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能戒之。惎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离骚》：“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天问》：“惟浇在户，何求于嫂？《注》：“浇，古多力者也。《论语》曰：浇荡舟。言浇无义，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与行淫乱也。”何少康逐犬，而颠阳厥首？《注》：“言夏少康因田猎，放犬逐兽，遂袭杀浇，而断其头。”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注》：“女歧，浇嫂也。馆，舍也。爰，于也。言女歧与浇淫佚，为之缝裳，于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注》：“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袭，得女歧头，以为浇，因断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此言浞灭相及少康中兴之事。如《左氏》之言，则夏尝中绝，然其说有不可尽信者。野蛮时代，十口相传之说，理乱兴亡之事，必以一女子为之经纬。如《蒙古源流考》之洪郭斡拜济，《云龙纪略》之结妈、三妲皆是。见《章氏遗书·文集》卷八。《左氏》之言，看似全系史实，然“逃出自窦”一语，已显类东野人之言矣。《离骚》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亦有娀佚女之伦。女艾即女歧，与浇淫乱，而少康乘机杀之，所谓谍也。《天问》又云：“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注》云“女歧，神女，无夫而生九子”，则亦神话中人物也。古事之传于后者，人神恒相杂。其后士夫传述，则人事多而神事少；东野人言，则人事少而神事多。看似殊科，实同一本。《左氏》所载，亦神话之经士夫改定者耳。其原既为野言，其事即非信史。信后缗真出自窦，女艾真为间谍，则愚矣。后缗、女艾之事不可尽信，则其余之语不可尽信可知也。《左氏》之言而不可尽信也，则夏祚曾否中绝，实可疑也。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姓。”而《左》襄四年杜《注》云：“夷氏。”《正义》云：“此传再言夷弈，故以夷为氏。”案《吕览·勿躬》亦称夷羿。《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仁、夷同字。《水经·河水注》云：“大河故渎。西流径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咎繇后。”《路史》谓：“羿，偃姓。女偃出皋陶。《世纪》云不闻其姓，失之。”盖本诸此。窃疑夷为羿之号，偃则其姓也。有鬲为羿同姓，靡之往奔，似谋为羿报仇。其后辅立少康，则因羿子已死，其后或无可立故耳，非必尽忠于夏。杜《注》谓为夏之遗臣，似失之。《史记·夏本纪》言：“禹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楚辞·天问》云：“启代益作后，率然离孽。”《汉书·律历志》载张寿王以“化益为天子代禹”。则偃、姒二姓在当时并为强族，其势实代相干。故益虽见排于启，羿仍能代夏政；其后虽以好田为浞所篡，而姒、偃合谋，卒覆浇、豷也。《夏本纪》言禹后有有男氏，斟寻氏，斟戈氏。《索隐》曰：“《系本》男作南，寻作。斟戈氏，《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男、南皆与任同声。《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谷梁》作任叔，疑有仍即有男，与夏同姓。杜《注》云“后缗母家”，亦误也。戈、灌一地，过亦殆即斟寻。寒浞灭是二国，而使二子镇之尔，亦可见当时同姓之国，恒相援卫矣。

《世纪》又言：羿自“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案《说文·羽部》：“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弓部》：“，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论语》曰善射。”《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淮南·本经》：“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世纪》盖合此诸说以为一说也。《世纪》又言：“浞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同《论语》孔安国《注》。浇、奡二字，可相假借。然荡舟实非陆地行舟。《天问》云：“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注》云：“汤，殷王也。旅，众也。言殷汤欲变易夏众，使之从己，独何以厚待之乎？覆，反也。舟，船也。斟寻，国名也。言少康灭斟寻氏，奄若覆舟，独以何道取之乎？”《天问》文固不次，然特所问因仰见图画而发，不依年代先后云尔，非遂毫无伦序。“汤谋易旅”，承前引“惟浇在户”云云下，上下皆言夏事，中忽间以殷汤，似不应陵乱至此。朱子谓汤乃康字之误，亦近凿空。宋本《说文》及《集韵类篇》引《论语》，荡并作汤，则《天问》之汤谋，亦即荡谋，谓动谋也。浇盖能水战，而少康覆其舟师。罔水行舟，盖譬喻之语，不徒非浇事，丹朱亦未必实有其事也。《书疏》引郑玄云“丹朱见洪水时人乘舟，今水已治，犹居舟中，雒雒使人推行之”，妄矣。水虽治，岂遂无水可以行舟邪？参看《丹朱傲辨》条。

《史记·鲁世家》：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不祀。《晋世家》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侯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此云家人，即《离骚》佚乎家巷之义。

（二六）越之姓

《史记·世家》云：“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说同。《汉书·地理志》曰：“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亦本旧说。臣瓒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按《世本》，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芈姓夔、越，然则越非禹后明矣。又芈姓之越，亦句践之后，不谓南越也。”案《汉志》所谓其君禹后者，自指封于会稽之越言之，不该百越。臣瓒实误驳。至谓越为芈姓，则《左氏》宣公八年《正义》亦据《外传》而疑越非夏后之后；《正义》：《谱》引《外传》曰：芈姓归越。是越本楚之别封也，或非夏后氏之后也。《国语·吴语》韦《解》亦云：“句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引《郑语》及《世本》为证。《墨子·非攻下篇》：“越王紧亏卢校改为翳亏，毕、孙二氏并从之。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孙仲容《间诂》曰：“《楚世家》云：熊渠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左》僖二十六年，夔子曰：我先王熊挚；《汉书·古今人表》及《史记正义》引宋均《乐纬注》并谓熊挚亦熊渠子；窃疑夔、越同出。此出自有遽，或当云出自熊渠。”案渠、遽古字通，孙说似是；然必谓禹后之说为误，亦未必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皆句践后，而姓驺氏。见《史记》本传。徐广曰“驺一作骆”，非也。《汉书》亦作驺，下文有将军驺力，盖其同姓。疑越俗或从母姓。句践先世尝与芈姓通昏姻，故为楚之所自出，而云芈姓。然以父系言之，则固禹之苗裔而少康之庶子也。《春秋》之世，楚越常通婚姻而吴越相攻击甚烈。夫差之仇越，自以阖庐见杀之故。阖庐、允常之相仇，则其故殊不可知，岂以越出于楚，故助楚以谋吴欤？若然，则楚之用越，正犹晋之通吴矣。

《史记》云：“夫余之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自夏至春秋，年代虽难质言，必不止二十余世。《正义》引《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三十余世亦尚嫌其不足，岂其世数实自紧亏计之邪？

《后汉书·岑彭传》：“更始遣立威王，张邛与将军徭伟镇淮阳。”《注》引《风俗通》曰：“东越王徭，句践之后。其后以徭为姓。”此则以王父字为氏之伦，中国所谓庶姓也。

（二七）匈奴为夏后氏苗裔

《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此非无稽之谈也。《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颜师古《汉书注》：“以殷时始奔北边。”盖本诸此。又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二说未知所本。“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似因《史记》“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之文附会者。然《史记》明言匈奴先祖名淳维，而此谓其名为獯粥，径以部名为人名，则非袭《史记》也。特其所本与《史记》大同耳。然《史记》又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玩此数语，便知匈奴为夏桀之后，说非无据。盖此数语之意，谓自淳维至头曼，其世传虽不可得而次；其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之事，虽亦不能尽记；然要皆不如冒顿时之强大，则犹有可知。然则匈奴史事非尽无征，特其详不可得而闻耳。以此推之，则其世传虽不可得而次，固无害其为夏后氏之苗裔之确有可征也。古者系世之职，掌于史官，虽书阙有间，然其荦荦大者，后之人类能道之，特其世次不能尽具耳。如五帝世次见于《大戴礼记》及《史记》。尧禅舜，舜禅禹，其年岁当略相次，而尧与禹同为黄帝玄孙，舜乃为黄帝九世孙，盖自尧、禹以上其世次并有脱落矣。《殷》《周本纪》所载世系，殷自契至汤皆具，而《周本纪》曰：“封弃于邰，号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此三十余字之间，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括弃以后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盖自弃至不窋之间，其名与世次皆不可考矣。然不得因此遂谓五帝及周之世系皆不足信也。匈奴为夏后氏之后之可信，理正同此。

（二八）说商

《诗·商颂谱》云：“商者，契所封之地。”《疏》云：“商者，成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则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服虔、王肃则不然。襄九年《左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孙。因之者，代阏伯之后居商丘，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书·汤誓疏》引同。而郑玄以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见于《书传》《史记》《中候》，其文甚明。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后，不恒厥邑。相土之于殷室，虽是先公俊者，譬之于周，则公刘之俦耳，既非汤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当取其所居，以为代号也？”《左氏》襄公九年杜《注》云：“商丘在宋地。”《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疏》又云：“《殷本纪》云：帝舜封契于商。郑玄云：商国在大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县是也。《书·帝告釐沃序疏》引同。如郑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迁于宋之商，及汤有天下，远取契所封商，以为一代大号。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汤以为天下号。王肃《书序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以为国号。案《诗》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则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阏伯也。若别有商地，则汤之为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经传言商，未有称商丘者。《释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于商，武王封微子启为宋公，都商丘，是同郑玄说也。”案《疏》谓相土以后，不恒厥邑，悬揣无据，已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条。至谓契之封商见于《书传》《史记》《中候》，其文甚明，引《诗》“降而生商”为证，谓汤之代号，必非取诸相土，则其言甚允。服虔、王肃，当亦不能有异辞。伪孔、杜预多同王肃，而《尚书·汤誓伪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则王肃之意，殆不以契所封之商在大华之阳；杜预谓契封于商，启都商丘，亦未尝以为两地；《疏》谓其同于郑玄，恐非也。上洛、商丘，相去千里，契封何所，固不可不一明辨之。

自来信郑说者，以《史记·六国表》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以汤起于亳，与禹兴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举；又纬书有“太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诗·商颂·玄鸟疏》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东观在洛。”《艺文类聚》及《御览》引《中候》，咸有其文。《水经·洛水注》云：“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即沉，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逝，赤文绿字，广袤九尺，负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录记兴亡之数以授之。尧又东沉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背甲赤文成字，遂禅于舜。舜又习尧礼，沈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至于稷下，荣光休至，黄龙卷甲，舒圃坛畔，赤文绿错，以授舜，舜以禅禹。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降璧三沉，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鸟以浴，随鱼亦止，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汤以伐桀。故《春秋说题辞》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礼焉。”此说于黄帝亦言东巡，于尧亦言东沉，盖皆谓其都邑本在河洛之西。纬候妖妄之辞，不足据也。其证据颇古也。予昔亦信是说，由今思之，汉人之言，亦未必不误。《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索隐》云：“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太平御览·皇王部》引《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葬于征；今扶风征陌是也。”此等皆汉人附会汤兴西方之由。案《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亦云：“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云：“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且据文，列于下者皆是地邑，则杜是县。案：秦宁公与亳王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社。皇甫谧亦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案《说文》亳下不言汤所都；又诸书多作薄，《周书·殷祝》：“汤放桀而复薄。”《管子·地数》：“汤有七十里之薄。”《轻重甲》：“伊尹以薄之游。”“汤以七十里之薄。”《荀子·议兵》：“古者汤以薄。”《吕览·具备》：“汤尝约于郼薄。”皆作薄。《墨子·非攻下》：“属诸侯于薄。”“十日雨土于薄。”亦作薄。《非命上》：“汤封于毫。”则作毫。毕校亦云：当为薄。孙仲容《墨子间诂》谓“惟《孟子》作亳，盖借音字，后人依改乱之”。然则《秦本纪》之亳王、汤社，究与汤有关系与否，尚未可知；而以此证契封大华，疏矣。《御览》所引《内传》之文，绝不似《内传》之体。《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即位十七年而践天子位，为天子十三年，年百岁而崩。”与《御览》所引文极相似，恐《御览》误《世纪》为《内传》。《世纪》之言固多荒，然则谓契封上洛，汤兴西方，殊近无征不信也。王静安《说商》云：“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左传》昭元年，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襄九年《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顾氏《日知录》，引《左氏传》，孝惠娶于商，哀二十四年。天之弃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以证宋之得为商。阎百诗《潜邱剳记》驳之，其说甚辩。然不悟周时多谓宋为商：《左》襄九年《传》，士弱曰：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谓宋人也。昭八年《传》：自根牟至于商、卫。谓宋、卫也。案此条襄九年《疏》已引之。《吴语》：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谓宋、鲁之间也。《乐记》：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此说颇允。《韩非子·说林上篇》“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下篇》“宋太宰贵而主断”；《内储说上篇》“商太宰论牛矢”，“驩戴，宋太宰”，《下篇》亦云“戴驩为宋太宰”；皆商、宋一字之征。契之初封，盖在商丘，后迁于蕃，昭明居于砥石，相土复返商丘。《左氏疏》言契居商丘，相土不得云因阏伯，其说似是而非。《左氏》论商主大火，不在溯其初封，故举相土不举契也。

《水经·渭水注》曰：“渭水径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駰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此乃契封上洛之说既出后附会之辞，不足为据。王静安曰“疑即《汉志》鲁国之蕃县”，见《说自契至成汤八迁注》。颇为近之。砥石，《书·帝告釐沃序疏》曰：“先儒无言，不知所在。”亦当距商与蕃不远也。

近人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曰：“汉常山郡薄吾县，战国时谓之番吾，亦作蒲吾，在今平山县境，即蕃。《史记》青阳降居江水，《大戴记·帝系》作泜水。《山海经·北山经》：敦与之山，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郭《注》：今泜水出中丘县西穷泉谷，东注于堂阳县，入于漳水。今《水经·漳水注》无泜水。全氏云：《汉志》：常山郡元氏县，沮水首受中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横河。又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至于廮陶入泜。以互摄通称之例言之，颇疑泜与石济下游，古有泜石水之名，昭明所居，即在其处，当在今隆平、柏乡、宁晋诸县间。”予案古代开辟，南先北后，纣都朝歌，台在沙丘，《汉志》。而《孟子》言纣之罪曰：“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苑囿，苑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滕文公》下，武王狩禽，《周书·世俘》。盖亦其地。然则沙丘以往，殷、周之际，犹为榛莽之区，而谓契与昭明，能开拓至今平山、隆平、柏乡、宁晋之间乎？且《山经》《大戴》之泜是否一水，又是否《汉志》之泜，亦皆难质言也。

（二九）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

《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伪传》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疏》云：“《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汤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又云：“孔言汤自商丘迁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见于《左传》，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则？相土，契之孙也，自契至汤凡八迁，若相土至汤，都遂不改，岂契至相土三世而七迁也？相土至汤，必更迁都，但不知汤从何地而迁亳耳。”案国都一时屡徙，或历久不迁，皆事所恒有，安得臆相土至汤，必更迁移，契至相土，不容亟徙？此言颇不近理。然犹可曰为矜慎起见也。诸侯不敢祖天子，言汤之先，似无上溯帝喾之理。且经传之文，皆后人所追叙，实执笔者之辞，故帝王等称谓，略有一定。如五帝，古书无称为王者；三王，亦无称为帝者。安得此言先王，独指帝喾？《伪传》之说，实不可通。然契本封商，不可云迁，而《疏》以当四迁之一，是于此转无异辞也。未免疑其所不当疑，信其所不当信矣。

扬雄《兖州牧箴》曰：“成汤五徙，卒归于亳。”是则汤身凡五迁，汤以前只三迁耳。三迁者，《水经·渭水注》引《世本》曰“契居蕃”，一也。盖自商而徙。《荀子·成相》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言昭明迁商，不与《疏》引《世本》合。迁商盖实相土事。《成相》多三七言，为字数所限，故言之不悉。居砥石，是二迁；迁于商，是三迁也。成汤五迁者，《书序》言“汤始居亳”，盖自商而徙，一也。《吕览·慎大览》言：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桑林为汤所祷，而在宋，此汤曾居商之证。《吕览·慎大览》曰：“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亲郼如夏。”《慎势》曰：“汤其无郼，武王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具备》曰：“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矣。”《高义》曰：“、岐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分职》曰：“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郼即韦。《诗》言“韦顾既伐”，盖汤尝灭而居之，此为二迁。《周书·殷祝》曰：“汤将放桀，于中野。《尚书大传》曰：“汤放桀，居中野。”观下文，《书传》是也。“于”当作“居”，或上夺“居”字。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有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无人矣”上，当夺“家”字。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君之有也”上，当夺“国”字。汤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灭道残政，士民惑矣。吾为王明之。士民复致于桀。言汤致士民于桀。曰：以薄之居，济民之残，何必君更？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复请汤。言君之有也。“君”上疑亦夺“国”字。汤曰：否，我为君王明之。士民复重请之。汤复致士民于桀。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又曰：国，君之有也，吾则外人有言。此即《左氏》庄公十四年“寡人出，伯父无里言”之言，言外人有招我者。《尚书大传》曰：“吾闻海外有人。”彼以吾道是邪？我将为之。汤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汤不能止桀。汤曰：欲从者从君，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此将汤之放桀，附会为揖让之文，言汤三让乃取桀之国也，是三迁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曰：“汤受命而王，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此放桀后作新邑，既作之，必尝居之，是四迁也。《风俗通·三王》篇曰：“汤者，攘也。言其攘除不轨，改亳为商，成就王道，天下炽盛。”此即扬雄所云成汤五徙，卒归于亳者，盖营下洛后复归于亳也。是五迁也。然则自契至汤八迁，经传本具，特后人未能深思而熟考之耳。《诗·玄鸟疏》云：“自契至汤八迁者，皇甫谧云史失其传，故不得详。”案郑玄盖亦无说，故《疏》不之引。

（三○）释亳

《史记》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其后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武乙立，复去亳徙河北。历代都邑迁徙，盖无如殷之数者。而亳之所在，异说尤滋。《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注》云：“尸乡，殷汤所都。”《续汉书·郡国志》，偃师县下亦云“有尸乡”。《注》引《皇览》曰：“有汤亭，有汤祠。”《书序疏》：“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此皆以亳在偃师者也。《汉志》论宋地云：“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山阳郡薄县下《注》：“臣瓒曰：汤所都。”河南郡偃师县下又载瓒说曰：“汤居亳，今济阴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薄县，汤所都。《注》：“杜预曰：蒙县西北有亳城，中有汤冢。”《书序疏》：“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此以薄、亳、蒙、谷熟之地为亳者也。魏氏源以《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代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又《洛予命》《尚书中候》皆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断“从先王居”之先王为契。谓汤始居商，《帝告董釐沃序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有天下后，分建三亳：徙都偃师之景亳，而建东毫于商邱，仍西毫于商州。案魏氏说三毫，虽与皇甫谧异，而其立三亳之名，以牵合《立政》“三毫阪尹”之文则同。似非。《立政疏》云“郑玄以三毫阪尹者，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是。此自周初事，不必牵及商代。此又以商之地亦为亳者也。《书古微·汤誓序发微》。王氏鸣盛《尚书后案》，谓薄县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又分其地置蒙、谷熟，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尚书·胤征》“汤始居毫”《疏》引《汉书音义》。及其所谓在山阳薄县，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杜预所谓在梁国蒙县者，本即一说，孔颖达《书》《诗》疏皆误认为异说；皇甫谧以一亳分为南北，且欲兼存偃师旧说，以合《立政》三亳之文，实为谬误。其说甚确。然谧谓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不当使民往为之耕，则其说中理，不容妄难。王氏论古，颇为精核，惟佞郑太过。如于此处，必执谓薄非毫；薄非亳，则蒙、谷熟可知。其所据者，谓晋人改薄为亳，乃以《汉志》谓汤当止于是，又其地有汤冢也。然《汉志》仅谓汤尝游息于此。刘向云：“殷汤无葬处。”而《皇览》云：“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突然得之，足征其妄。其说似辨矣。然于“偃师去宁陵八百里，不当使民往为之耕”之难，不能解也。此难不能解，而必谓薄非亳，则非疑《孟子》不可。尊郑而排皇甫谧可也，佞郑而疑《孟子》，则颠矣。王氏于谧说，但谓“其说浅陋，更不足辩”，岂足服谧之心乎？魏氏谓汤始居商，所举皆古据。诸侯不敢祖天子；《玄鸟》之颂，及契而不及喾；先王为契，尤为确凿也。然则亳果安在邪？予谓古本无今世所谓国名。古所谓国者，则诸侯所居之都邑而已。然四境之内，既皆属一人所统，则人之称此国者，亦渐该四境之内言之。于建专指都邑之国，乃渐具今世国名之义焉。都邑可以屡迁，而今世之所谓国名者，不容数变。于是虽迁新邑，仍以旧都之名名之。如晋之新故绛是也。商代之亳，盖亦如是。《左》襄三十年：“鸟鸣于亳社。”是春秋之宋，其都仍有亳称也。《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且据文，列于下者皆是地邑，则杜是县。案秦宁公与毫王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社。皇甫谧亦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是汤后在雍州者，春秋时其都仍有亳称也。此皆亳不止一处之证。亳既不止一处，则商也，偃师也，薄县也，固无妨其皆为亳矣。予盖以汤用兵之迹证之，而知其始居商，中徙薄，终乃定居于偃师也。何以言之？案《史记》云：“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又云“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伊尹报。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还亳”云云。葛，《汉志》陈留郡宁陵《注》：“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今河南宁陵县是也。昆吾有二：一《左》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哀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注》：“卫有观，在古昆吾氏之虚，今濮阳城中。”今河南之濮阳。《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一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则此时之昆吾，在今许昌，去桀都阳城极近，桀都阳城，见予所撰《夏都考》。故得同日亡也。有娀之虚不可考。鸣条，《吕览·简选篇》云：“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主术训》云：“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注：“焦，或作巢。”《修务训》云：“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注：“南巢，今庐江居巢是。历山，盖历阳之山。”居巢，今安徽巢县。历阳，今安徽和县。鸣条亦当在今安徽。故舜“卒于鸣条”，《孟子》以为“东夷之人”也。《史记·夏本纪集解》：“郑玄曰：南夷地名。”《书·汤誓序正义》引同。三者，《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有三亭”。地在今山东定陶县。泰卷陶者，《集解》：“徐广曰：一无此陶字。”《索隐》：“邹诞生卷作坰，又作坰，则卷当为坰，与《尚书》同。”解《尚书》者以大坰为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则泰卷亦今定陶也。《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汤伐昆吾之先，又尝伐韦、顾。《郡国志》：东郡白马县“有韦乡”。注：“杜预曰：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氏之国。”今河南滑县。《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夏之顾国。”今山东范县。《尚书大传》：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周书·殷祝》篇略同，末云：“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不齐盖即齐。鲁则周公所封也。纵观汤用兵之迹：始伐今宁陵之葛；次伐今滑县之韦，范县之顾；遂伐今许昌之昆吾，登封之夏桀。一战而胜，桀遂自齐、鲁辗转入今安徽。汤以其间，更伐今定陶之三。三，盖桀东方之党也。其战胜攻取之迹，皆在今河南、山东。则其所都，必跨今商丘、夏邑、永城三县境之薄矣。《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夏之邑在亳西。夏都阳城，薄县在其东，商与偃师、顾在其西，此则《孟子》“汤居亳，与葛为邻”之铁证也。《孟子》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史记》言：“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后归于亳。”《书大传》：“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盍归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乐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僴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适汤。”所谓先见也。郑释先见，谓“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似迂曲。如此，非谓夏本在亳西不可，则汤始居商之说不可通。吾旧疑西邑夏乃别于夏之既东言之，疑桀尝自阳城迁居旧许，故得与昆吾同日亡。然此说了无证据，亦不能立。似不如释尹躬先见即为尹初就夏之为直捷也。然汤始居商，后迁偃师，亦自有其佐证。《太平御览·皇王部》引《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葬于征。今扶风征陌是也。”《韩诗》当汉时，传授甚盛。刘向治《鲁诗》，与《韩诗》同属今文，《韩诗》果有此说，刘向岂得不知，而云殷汤无葬处乎？然则征陌汤冢，盖汤后裔，如《史记》亳王之类；或其先祖耳。然传者以为汤冢，则亦汤尝居关中之证也。《书大传》谓汤网开三面，而“汉南诸侯闻之归之四十国”，亦必居关中，乃能通武关之道，如周之化行江汉矣。《盘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正义》：“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郑说商国在太华之阳。自商徙亳，即谓其自本封之商，徙居偃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汤受命而王，作宫邑于下洛之阳。”亦指偃师言之也。《孟子》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史记》则谓“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吕览·本味》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昏，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故命之曰伊尹”，黄氏东发所见本作“故命之曰空桑”，盖是。如今本，文义不相衔接。身化空桑，迹涉荒怪。谓阿衡得氏，由其母居伊水，难可依从。尹之氏伊，盖由后居伊水，故后人以其母事附会之邪？有莘者，周太任母家，其地在洽之阳，有渭之涘，今陕西合阳县是也。伊尹始臣有莘，后居伊水；亦汤初居商，终宅偃师之一证矣。统观诸说，汤盖兴于关中，此犹周文王之作丰，武王之宅镐也。其战胜攻取，则在薄县，犹周公之居东以戡三监也。终宅偃师，犹武王欲营洛邑，而周公卒成其志也。世之相去五百有余岁，事不必相师也，而其攻战之略，后先一揆，岂不诡者！商、周之得天下殆同，特周文、武、周公相继成之，汤则及身戡定耳。

（三一）汤弱密须氏

《战国策·魏策》：“王不闻汤之伐桀乎？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得密须氏而汤知服桀矣。”案伐密须氏为文王事，此盖传讹也。古人轻事重言，往往如此。

（三二）论汤放桀地域考

《史记·夏本纪》云：“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殷本纪》云：“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周书·殷祝》曰：“汤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尚书大传》略同。惟末句作“桀曰：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墨子·三辩》：“汤放桀于大水。”《荀子·解蔽》：“桀死于亭山。”《御览·皇王部》引《尸子》：“桀放于历山。”《吕览·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本经》：“汤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鸣条，放之夏台。”《主术》：“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注》：焦或作巢。《修务》：“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列女·孽嬖夏末喜传》：“战于鸣条。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女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夏本纪正义》云：“《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今《淮南子》无之。疑兼引此文，而传写夺佚。合诸文观之，则有娀之虚桀初败处；鸣条再败处；南巢被禽处；亭山即历山，亦曰南巢之山，则其被放处也。《墨子·尚贤下篇》言“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则古放逐人，固有于水中洲上者。《左氏》哀公八年，吴囚邾子于楼台，洊之以棘，则夏台即在亭山之上，正洲上之圜土也。参看《妇人无刑》《圜土即谪作》两条。《楚辞·天问》云：“汤出重泉，夫何罪尤？”则桀囚汤亦于水中。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章山疑亭山之误。郭《注》云“于章，山名”，似非，或亦有讹误也。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其地迄无确释。今观《吕览》“登自鸣条乃入巢门”之语，则鸣条地势必高，巢门或亦天然形胜，而非巢国之门与？抑巢固因山为郭也？予又疑《书序》所谓升自陑者，或即指此。《书序》虽伪，亦当采古籍为之也。郕当即春秋时之郕国，见隐公五年。《公羊》作成。后汉时为成县。《左氏》杜《注》云“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地在今山东宁阳，于鲁颇近。

桀都河洛，其败顾在齐、鲁，殊为可疑。案《左氏》昭公十一年，叔向言“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有缗即有仍，已见《亳》条。《说苑·权谋》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乃兴师伐桀而残之。”则桀于东方亦颇有威力，《天问》“桀伐蒙山”，傥即《诗》“奄有龟、蒙”之蒙与？宜其败于鲁也。《韩非子·难四》：“桀索岷山之女。”岷山亦即蒙山也。

（三三）汤冢

《水经·坂水注》曰：“崔骃曰：汤冢在济阴薄县北。《皇览》曰：薄城北郭东三里平地有汤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以上《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略同。惟“汤冢在济阴亳县北”句，亦在“《皇览》曰”之下。“大司空史郤长卿”作“大司空御史长卿”。《索隐》曰长卿，诸本皆作劫姓。按《风俗通》有御氏，为汉司空御史，其名长卿，明劫非也。亦有劫弥，不得为御史。”在汉属扶风，今征之迴渠亭有汤池、征陌是也。然不经见，难得而详。按秦宁公，《本纪》云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国，葬于征者也，非殷汤矣。刘向言殷汤无葬处为疑。杜预曰：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内有故冢方坟，疑即杜元凯之所谓汤冢者也。而世谓之王子乔冢。冢侧有碑，题云仙人王子乔碑，曰：王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闻其仙，不知兴何代也，博问道家，或言颍川，或言产蒙。初建此城，则有斯邱，传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当腊之时，夜上有哭声，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则祭而察焉。时天鸿雪，下无人径，有大鸟迹，在祭祀处，左右咸以为神。其后有人，着大冠，绛单衣，杖竹立冢前，呼采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勿得取吾坟上树也。忽然不见。时令泰山万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应，乃造灵庙，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方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邱。知至德之宅兆，实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致礼，祠濯之敬肃如也。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乃与长史边乾遂树之玄石，纪颂遗烈。观其碑文，意似非远；既在径见，不能不书存耳。”案《御览·皇王部》引《韩诗内传》云：“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葬于征，今扶风征陌是也。”《汉志》征属左冯翊，不属右扶风，韩傅、郦生，未审缘何同误，足见其辞不谛。征陌地在关中，果有汤冢，刘向岂得不知？语及汤之卒葬，亦非《内传》之体。《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即位十七年而践天子位，为天子十三年，年百岁而崩。”与《御览》所引《韩诗》之文略同，恐实《内传》而《御览》误为《韩诗》也。薄城方冢，盖旧有汤冢之说，然亦非其实，故刘向不之取。以为王子乔，道家附会之说，更不必论矣。据碑，口实相传，只知为王氏墓耳，而无王子乔之说也。汤池、征陌，盖因西方传说附会，如禹生石纽之类，不徒非汤，并不必定是《史记·秦本纪》之亳王、汤社也。

又《泗水注》：泡水，“又东径己氏县故城北，王莽之己善也。县有伊尹冢。崔骃曰：殷帝沃丁之时，伊尹卒，葬于薄。《皇览》曰：伊尹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史记集解》引《皇览》同。皇甫谧曰：伊尹年百余岁而卒，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亲自临哀，以报大德焉。”案《史记》亦有葬伊尹于亳之语，则伊尹葬亳，或较可信，然亦未必《皇览》所指之伊尹冢也。

（三四）伊尹生于空桑

《吕览·本味》曰：“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毕校云：“以其生于伊水，故名之曰伊尹，非有讹也。而黄氏东发所见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为地名。且为之辨曰：此书第五纪云：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则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卢云：案黄氏所据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确。张湛注《列子·黄帝》篇伊尹生于空桑，引传记与今本同，尤为明证。”案《史记·殷本记索隐》引《吕览》云：“有侁氏女采桑，得婴儿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则今本似不误。《水经·伊水注》：“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见臼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庖，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则命曰伊尹，又似蒙“殷以为尹”而言，然郦氏此文，乃隐括诸书而成，非专引《吕览》也。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周本纪》“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又引《括地志》云：“古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案《诗》言“缵女维莘”，“在洽之阳，在渭之涘”。《大雅·大明》。而伊水亦在西方，故有人疑伊尹所育之有侁，即文王所昏之莘者。然《吕览》言伊尹母居伊水之上而东走，则有侁必在伊水之东。《楚辞·天问》曰：“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东巡所极，恐尚不止陈留，《风俗传》之言，恐尚系以宋地附会耳。《吕览》云：“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昏，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说与《天问》全合。王逸注云：“伊尹母妊身，梦神女告之曰：臼灶生蛙，亟去无顾。居无几何，臼灶中生蛙。母去，东走，顾视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木。水干之后，有小儿啼水涯，人取养之。既长大，有殊才。有莘恶伊尹从木中出，因以送女也。”此说谓尹母所梦者为神女，又身溺死，皆与他说殊。然足补他说之阙。盖戒其毋顾者，正因顾则将为水所溺也。

（三五）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解

《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维终。”《注》云：“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案《孟子》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史记》言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其适夏，即所谓先见也。此《记》上文言戒慎之道，则周当为周密，言能周密自处，乃得余终而归于亳也，郑义似迂。伪《大甲》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实袭郑义也。

（三六）盘庚五迁

《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伪传》云：“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盘庚治亳殷。”《疏》云：“《经》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盘庚五迁。《传》嫌一身五迁，故辨之，云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并数汤为八；此言盘庚五迁，又并数汤为五；故班固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实正十二也。此《序》云盘庚将治亳殷，下《传》云殷，亳之别名，则亳殷即是一都，汤迁还从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束晳云：《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旧说以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书》云将始宅殷，是与古文不同也。《汉书·项羽传》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阳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与亳异也。然孔子壁内之书，安国先得其本，亳字摩灭，容或为宅；治皆作乱，其字与治不类，无缘误作始宇，知束皙不见壁内之书，妄为说耳。”汲冢书传于后者，尽系伪物，此与孔壁古文，同为作伪者所依附，辗转不可究诘。《疏》所引说，果出束皙与否，亦难断言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竹书纪年》云：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水经·洹水注》引同。盖即不满旧说者所改。其所不满者，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皆并数汤，故益一南庚；又不以殷为在河南，故改盘庚所迁为北蒙也。《史记·殷本纪》述殷迁徙之事曰：“帝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居河北。”《世表》云殷徙河北。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之事，《书序》全同，惟隞作嚣，迁于邢作圮于耿耳。撰《书序》者盖即据《史记》为说，否亦据与《史记》同类之书。盖殷代迁徙，可考者不过如此。《书序》固伪物，然时代究较早，异说尚未甚滋也。

汤灭桀前尝居，已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条引《吕览》。高《注》云：“读如衣，今兖州人读殷氏皆曰衣。”则即殷，造《竹书》者谓殷在河北，似亦有据。然夏居洛汭，而《周书》称殷之五子，胥兴作乱，见《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条。则河洛之间，久有殷名。《盘庚上》“盘庚迁于殷”，《疏》云“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固未必确，然盘庚后居殷地，则事实也，不必牵引河北为说，河南固亦殷地也。《世表》亦云盘庚徙河南。

《书序疏》云：“李颙云嚣在陈留浚仪县；皇甫谧云仲丁自亳徙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言太甲徙上司马，在邺西南。”果有此说，谧不当谓仲丁自亳徙嚣。《吕览·音初》曰：“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钱宾四《子夏居西河辨》引此；又引《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索隐》曰：此西河在卫地，非魏之西河也。及《艺文类聚》六十四、《文选》左太冲《招隐诗》注，并引《尚书大传》子夏对实河亶甲之误也。

“祖乙迁于邢”，《书序》作“祖乙圮于耿”。《伪传》云：“圮于相，迁于耿。”此大不辞。《疏》云：“知非圮毁于耿，更迁余处。必云圮于相地，迁于耿者，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为水所毁，更迁他处，故言毁于耿耳，非既毁乃迁耿也。《盘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数之，惟有亳、嚣、相、耿四处而已。知此既毁于耿，更迁一处，盘庚又自彼处而迁于殷耳。《殷本纪》云祖乙迁于邢，马迁所为说耳。郑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徙也。录此篇者，善其国圮毁修政而不徙，如郑所言，稍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盘庚，皆为迁事作书，述其迁意。此若毁而不迁，《序》当改文见义，不应文类迁居，更以不迁为义。《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者，盖祖乙圮于耿，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殷；亳、嚣、相、耿，与此奄五邦者。此盖不经之书，未可依信也。”《疏》虽斥《竹书》未可依信，然必谓既毁于耿，更迁一处，正造《竹书》者之见解也。不曰迁而曰圮，既已改文见义矣，又责其文类迁居，更以不迁为义，不几深文周内乎？窃疑郑玄所据《书序》作“圮于耿”，伪孔本实作“迁于耿”，后人妄改伪《传》正文，乃至生此曲说也。邢为春秋时国名，盖后人据其时地名以述古事，皇甫谧以河东皮氏县耿乡当之，见《疏》。殆非也。

《盘庚序疏》云：“郑玄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徙。王肃云：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皇甫谧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来，民皆奢侈，故盘庚迁于殷。”案《汉书·翼奉传》：“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无累年之畜，所繇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请迁都成周，首言“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则以盘庚迁都，为能革奢淫之俗，经生固旧有此说也。

《史记》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又曰：“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明武乙所徙，即盘庚未迁时之居。《水经·沁水注》：“《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邢邱，更名邢邱曰怀。”今本作怀宁，误。《荀子·儒效》曰：武王之伐纣也，至怀而坏。《史记》言“纣益广沙丘苑台”，又言其“大聚乐戏于沙丘”，沙丘亦邢分。扬子云《兖州牧箴》曰：“盘庚北迁，牧野是宅。”谓盘庚所居者，即后来纣之所居。知相以外，古不谓殷在河北更有两都。自《竹书》出，乃凿言殷虚为殷都，于是有朝歌、北蒙之别。以其距沙丘太远也，《正义》又谓“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以资调停，可谓心劳日拙矣。《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亦不同《竹书》之说。

《国语·楚语》：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此殷自武丁以前仍居河南之证。《纪年》乃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盖由不知河洛为殷，故造为此说也。

综观殷世，都邑多在河北。《史记·秦本纪》云：“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则纣时声威，尚达河东，故西伯虽戡黎，而仍未能胜之。至武王渡孟津，而后克集大勋，岂武乙北迁以后，河南地稍空虚欤？《殷本纪》言：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正义》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谓洛西之丹、坊等州也。”其地似非纣之力所能及。此洛疑实是伊洛之洛。然则毫殷之地，至纣时已成殷、周争夺之区矣，此武王之所以卒渡孟津而殪戎殷与？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亦甚似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

（三七）殷兄弟相及

女系社会，恒兄弟相及。盖兄弟为一家人，父子非一家人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主天法商而王，立嗣予子，笃母弟。地法夏而王，立嗣予孙，笃世子。”《公羊》隐公七年：“母弟称弟，母兄称兄。”《解诂》云：“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知殷制之必相及矣。

相及之制，同母兄弟尽，则还立长兄之子。今顿卡人（Thonga）及墨西哥之亚兹得族（Aztec）皆然。据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殷人盖亦如是。故中壬崩，立大丁之子大甲；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也。殷自成汤至辛三十王，兄弟相及者多，而遗立长兄之子者，惟此二王；自契至汤十四世，则更无相及者；疑史传世系，或有谬误也。

殷人兄弟相及之俗，犹有存于后世者。《公羊》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谓庄公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史记·鲁世家》：“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庄公以告季子。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今案《史记·鲁世家》，自庄公以前，皆一生一及，则牙之言非诬也。案庄公適夫人哀姜无子，其娣叔姜生闵公。果欲立子立闵公正也，立孟女之子班实非正。公仪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郑康成云：“公仪盖鲁同姓。”《礼记·檀弓》。而公孙婴齐，实后归父。《公羊》成公十五年。则鲁居东方，渐殷俗久矣。檀弓问公仪仲子之立子于子服景伯，子服景伯曰：“仲子亦由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知殷人入周，犹沿故俗。其后宣公命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其视二者，犹无所轩轾也。《史记·宋世家》。吴诸樊、余祭、夷昧、季札同母兄弟四人，欲行相及之制。夷昧卒而季札让。夷昧之子僚立。诸樊子阖庐公子光。杀而代之。《公羊》载阖庐之言曰：“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世家》言：光以为“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其告专诸曰我真王嗣，当立。”《刺客列传》同。又曰：“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此亦殷人同母兄弟尽，还立长兄之子之法。又言季札逃去，吴人曰：王余昧后立，其子当代。盖非实录。不然，亦胁于僚云尔，非法也。《世家》又云：诸樊摄行事当国。已除丧，让位季札。《左氏》亦云：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襄公十四年。此盖与鲁隐公摄政以待桓公同，特桓公年少，故隐公归政较晚耳。《史记·鲁世家》云：“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又云：“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又《公羊》隐公三年，亦载宋缪公之言曰：“吾立乎此，摄也。”吴居东南，盖亦沿殷俗。《公羊》云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襄公二十九年。《史记》云寿梦欲立之；必非其实也。

《公羊》云：”鲁一生一及。”《史记》作“一继一及”。案《孟子·万章》上篇言：“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则继可该生与及言之。又《礼记·礼运》言：“大人世及以为礼。”则父子相继，又可云世也。

《公羊》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成公十五年。盖“臣继君，犹子继父”，文公二年《解诂》。故文公跻僖公，《春秋》讥其“先祢而后祖”也。文公二年。闵公元年《谷梁》曰：“亲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尔。”《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此適字当兼弟与子言。適者，当立之弟与子；诸弟子，则其不当立者也。女系社会之俗，不容以男系社会之俗绳之。殷世庙制，亦必有成法可循，特非后世所知耳。然后世若行相及之法，礼固可以义起。汉成帝议立太子，孔光谓立嗣以亲，欲援殷“及王”之例，立中山王，帝谓兄弟不相入庙，卒立哀帝。见《汉书》宣元六王及光本传。则已拘于周制矣。

《韩诗外传》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自唐、虞以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九。案又见《初学记》。盖宗法实至周始严也。周重嫡长，而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氏》文公元年子上之言。又昭公十三年叔向亦曰：“芈姓有乱，必季实立。”哀公六年，楚昭王在城父，命公子申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杜《注》：”申，子西；结，子期；启，子闾；皆昭王兄。”知南方诸族，皆不行周法。然行周法之国，亦有兄弟相及，或受国于兄，复致诸其子者。如赵襄子传代成君。此正见传子之俗，深入人心，事虽同而心则异，不得妄相比附也。

《史记·鲁世家》：“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樊仲山父谏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知。宣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国语》略同。韦《注》曰：“伯御，括也。”疑误。又窃疑括实前卒，依一生一及之制，懿公当立，伯御犯法而弑之，宣王依鲁法而讨其罪，仍依鲁法立孝公。史所传樊仲山父、樊穆仲之言，则拘于周法不达殷故者所附会也。

（三八）周先世世系

《周本纪》云：“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此三十四字之中，“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指弃以后不窋以前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索隐》云：“《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盖士安以不窋即弃之子，而小司马驳之也。《正义》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其误与士安同。

《本纪》又云：“不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匈奴列传》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盖自不窋失官，至公刘迄未复。《匈奴列传》不叙鞠以前事，故径云“公刘失其稷官”，所谓“变于西戎”，即《本纪》所云“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者也。其说本相符合，乃《正义》云：“《周本纪》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刘，未详。”亦疏矣。

古代父子祖孙同蒙一号者甚多。《封禅书》：“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索隐》云：“《尚书》伊陟赞于巫咸。孔安国云：赞，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兴自此始，则以巫咸为巫觋。然《楚词》亦以巫咸主神，盖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谷之灾，所以伊陟赞巫咸，故云巫咸之兴自此始也。”《索隐》文义不甚明白，疑有讹误，然大意则可知，谓巫咸为巫觋之名，其兴自大戊时。“伊陟赞巫咸”之巫咸，为臣名，“巫咸之兴自此始”之巫咸，为巫觋，其说是也。又不独人臣之世其家者也，虽方技之家亦有之。《扁鹊列传》曰：“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此言扁鹊得术于长桑君之始末也。下云：“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则泛言受扁鹊之术者，不指秦越人一人。曰“在赵者名扁鹊”，则在他国，固有不名扁鹊者矣。下文言起虢太子者，自称越人，当系受术于长桑君者。视赵简子及客齐桓侯者，则无文以知之，不必其为一人也。乃傅玄以史叙虢太子事次赵简子下，齐桓侯事又次虢太子下，议之曰：“虢是晋献所灭，先此百二十余年，此时焉得有虢？”又曰：“是时齐无桓侯。”裴骃则曰是田和之子桓公午，欲以是为调停，亦不达矣。且古国之灭而复建者甚多，如陈、蔡等皆是。庸有其灭见于史而其复建不见者，亦不得谓虢一灭之后，即定无虢也。至以秦越人直赵简子时传其术者，自不能及齐桓公；然古人轻事重言，此等传说，但取一著名之人以实之耳，固不必为齐桓公，亦不必其定为田午也。故读古书，非知古书之义例不可。

（三九）公刘

诗曰：“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笺》云：“厚乎公刘之为君也，不以所居为居，不以所安为安。邰国乃有疆埸也，乃有积委及仓也，安安而能迁，积而能散，为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斗其民，乃裹粮食于囊橐之中，弃其余而去。公刘之去邰，整其师旅，设其兵器，告其士卒曰：为女方开道而行。明己之迁，非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案《国语·周语》，载祭公谋父之言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宙，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曰：“不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二说相合。《史记》又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粮，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此说与孟子对齐宣王所谓“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合。《梁惠王》下。知必诗人旧说，自不窋已见迫逐，公刘安得居邰，更何来夏人迫逐公刘，公刘不忍斗其民之说？《郑笺》此语，盖谬以太王避狄事，移之公刘。《史记》又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犹未居豳也。毛、郑之云，几于妄造史实矣。惟谓诸侯从公刘者十有八国，此语当有所本。当即《史记》所云“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之事。《疏》云“不知出何文”，盖亦诗人遗说，而毛氏窃闻之。然不知前后事实，遂至陵乱失次矣。故知无本之学，终不可与道古也。郑氏初学韩诗，乃舍完具之说，而取枝节之谈，可谓下乔入幽矣。

《史记》曰：“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此三十四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指弃以后不窋以前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娄敬言：周自后稷封邰，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此后稷指弃言。太子晋谓“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皆见《国语·周语》。则指不窋之父言。自不窋以前，周之世系，已无可考。故《左氏》谓“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文公二年。非不窋亲足比鲧，尊足比契，而周先王之可溯者，止于是也。然名号世次，虽不可知，固犹约略知为十余世。乃韦注《国语》，以不窋当太康时；《郑谱》更以公刘当太康时，则谬矣。自虞廷命弃，至于太康之时，安得有十余世邪？《疏》云：“《外传》称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周本纪》亦以稷至文王为十五世，计虞及夏殷，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许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遽信。”竟不悟不窋之父与弃非一人，可谓瞽矣。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云：“拜弃为农师，封之邰，号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国为诸侯。卒，子不窋立。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于弃与不窋之父，已不知分别，然云公刘当夏桀时则不误。盖得之旧传，而措辞偶不省也。《史记·匈奴列传》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此约略之辞，故上不溯不窋，下不及庆节。娄敬言公刘居豳同此。此等皆非叙周事，故不为过，不当与《毛传》《郑笺》同讥也。然云“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则亦以公刘在夏末矣。

《史记》曰：“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毁隃，《索隐》云：《世本》作伪榆，此仅字形之异。公非，《索隐》云：《世本》作公非辟方；高圉，《索隐》云：《世本》作高圉侯侔；亚圉，《集解》云：《世本》作亚圉云都；公叔祖类，《索隐》云：《世本》云太公组绀诸盩，《三代世表》称叔类；则嫌非一人矣。皇甫谧云：公非，字辟方；云都，亚圉字；公祖，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索隐》云：“《汉书·古今人表》曰：云都，亚圉弟。如此，则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实未能详。”案《古今人表》以辟方为公非子，高圉为辟方子，夷竢、亚圉皆高圉子；如此，则辟方，侯侔，云都，多出三代。故杜氏《释例》，以高圉为不窋九世孙。《路史·发挥》亦主是说，谓公叔组绀，是为祖类，生诸盩，是为太公，太公生亶父；自不窋至季历一十七世。案《酒诰疏》云：“《世本》云：后稷生不窋为昭，不窋生鞠陶为穆。鞠陶生公刘为昭，公刘生庆节为穆。庆节生皇仆为昭，皇仆生羌弗为穆。羌弗生毁榆为昭，毁榆生公飞为穆。公飞生高圉为昭，高圉生亚圉为穆。亚圉生组绀为昭，组绀生大王亶父为穆。亶父生季历为昭，季历生文王为穆。”则《世本》之意，确不以辟方、侯侔、云都、诸盩为异人。《吴越春秋》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父。”此八世系除本计，其间亦不能容辟方、侯侔、云都、诸盩也。《左氏》昭公十七年云：“余敢忘高圉、亚圉。”以高圉、亚圉连言，其间亦似不能有侯侔。

（四○）毕郢

《孟子》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离娄》下。而《史记》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周本纪》。二者睽异，何也？案《诗·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传》云：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郑笺》则谓阮、徂、共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距其义兵。《诗》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笺》言“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又云：“文王见侵阮而兵不见敌，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迁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谋居善原广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侧，为万国之所乡，作下民之君。后竟徙都于丰。”如《笺》言，明文王作丰以前，尝居于岐下，此即《史记》所谓自岐下而徙居者也。《疏》云：“太王初迁，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阳。《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盖谓此也。”案《疏》言文王所居之岐，非即太王所居，是也，言此所营即程则非。伐密须，据《大传》及《史记》，皆在受命后三年。而《周书·大匡》曰：“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酆保》曰：“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古云九州，犹言天下。三州之侯咸率，犹云三分天下有其一。能合六州之侯，则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云九州咸格，则天下皆服矣，此盖称王后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即《论语》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程典》又云“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则《左氏》所谓“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者也。襄公三十一年。宅程之三年，虽不能知为何年，然必在作《程典》之前，安得至侵阮之后乃作程乎？故知《义疏》之言为误也。《史记·周本纪》言：“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鲁世家》言：“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则毕为文王墓地，《索隐》谓天星之名，非也。文王盖卒于郢，葬于毕，故《孟子》连言之。《周书·和寤》曰：“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此即诗所谓“度其鲜原”者。武王图商，仍在鲜原，则丰邑草创，文王虽作之，而不常居，故其卒仍在郢也。

“侵阮、徂、共”，以文义言之，似毛义为长；又阮、徂、共为三国，不见古书；此读者所以多信毛而疑郑也。按《笺》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乃敢距其义兵。”则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乃所谓倒句法，曹元弼《复礼堂文集·书周礼从坐法辨》曰《书·费誓》：汝则有无余刑，非杀。说者失其辞气。夫军令尚严，言非杀则非威众之辞；且既云无余刑，则非杀可知，何必别云非杀？窃谓此系倒句法，犹云汝非杀则有无余刑。”案曹说是也。惟非有意倒之，乃言无余刑之前，漏言非杀，既言之后，乃又从而补之耳。今人语言中，亦往往有此。古书中用者较鲜，故后人不察，然语言中自有此法，不能目为误也。下文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传》云：“旅，师。按，止也。旅，地名也。”《疏》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盖自共复往侵旅，以文上不见，故于此言之。”又《传》既谓密须侵阮，不能谓文王侵自阮疆，《疏》乃又说为密人来侵周，迂曲甚矣。何若郑解以遏徂旅为遏止徂国之兵，侵自阮疆为往侵阮国之疆之直捷乎？《疏》云：“王肃云：无阮、徂、共三国。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国，见于何书？孙毓云：案《书传》：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须、犬夷、黎、邗、崇，未闻有阮、徂、共三国助纣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为无此三国。”而申郑云：“于时书史散亡，安可更责所见？张融云：晁岂能具数此时诸侯，而责徂、共非国也？《鲁诗》之义，以阮、徂、共皆为国名，是则出于旧说，非郑之创造。《书传》七年，年说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又引皇甫谧云：“文王问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须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义。太公曰：臣闻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须。密须之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疏》言谧釆摭旧文，傅会为说，其说是也。谧之病，在牵合，不在臆造。岂惟谧，凡古书固多如此矣。此文必有所据，所据疑即《鲁诗》遗说。疑于我，谓其势敌于周，故当先伐，可见密须为大国。阮、徂、共盖皆小国，故《书传》不之及也。书阙有间，而《鲁诗》能著其说，可见汉初经师之学，自有真传，不独恃竹帛矣。郑君初治《韩诗》，《韩诗》盖与《鲁》合，又可见今文先师之说，同出一原也。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观其说之支离，而知其言之不雠矣。

然则《书传》言文王受命后征伐，与《史记·周本纪》不合者，其故安在？《史记》之文，自言出于诗人，岂《诗》三家之说相合，而其与《尚书》家则不能尽合乎？案《书传》之文，盖倒乱失次。《史记·本纪》，多用《书》说，其言文王事亦然。下别著之曰“诗人道西伯”，则所以兼存《诗》说。故《史记·周本纪》之文，自“诗人道西伯”以上皆《书》说，正当据以正《书传》之讹，不得因此反疑《诗》《书》之说有异同也。《诗·文王序疏》曰：“《尚书·周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明年西伯崩。此虽伐犬夷与伐耆、伐邘，其年与《书传》不次，要亦七年崩也。”《礼记·文王世子疏》引《书传》，又《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疏》引至四年伐犬夷皆同。惟《礼记疏》伐邘作伐鬼方耳。《文王序疏》曰：“《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书，于是称王，改正朔，诛崇侯虎。称王之文，在诛崇之上。《是类谋》云：称王制命示王意。《乾凿度》云：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灵台之下，伐崇在六年，则亦六年始称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历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后为次，未可即以为定。《书传》称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书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恶也。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又三伐皆胜，而始畏恶之，拘于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胜也。纣得散宜生等所献宝而释文王，文王释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传》云：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大传》曰：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则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后乃被囚，得释乃伐耆也。《出车》说文王之劳还帅云春日迟迟，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劳之，当劳讫被囚，其年得释，即以岁暮伐耆，故称五年伐耆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称王改正，则反形已露，纣当与之为敌，非直咎恶而已。若已称王，显然背叛，虽纣之愚，非宝能释也。又《书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称王，则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识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时未为王。是六年称王，为得其实。故《乾凿度》布王号之下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改。此是郑意以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于国内建元久矣，无故更复改元，是有称王之意，虽则未布行之，亦是称王之迹。故《周本纪》云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皇甫谧亦云受命元年，始称王矣。正以改称元年，故疑其年称王，斯言非无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称王耳。然则六年称王，七年则崩，是称王甚晚。《礼记大传注》云文王称王早矣者，以殷纣尚存，虽于年为晚，而时未可称，故为早也。”《文王世子疏》云：“案纬候之说，文王年九十六始称王。”案《文王世子》以文王九十七而终，此即受命后六年称王之说也。《礼记疏》说略同。《左氏疏》云：“《周本纪》称纣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求美女、美宝而献之纣，纣大说，乃赦西伯，赐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争狱，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马迁所云，虞、芮质狱之前被囚也。郑玄《尚书注》，据《书传》为说，以为四年囚之，五年释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传不得言纣囚文王七年也。马迁之言，当得其实。”《诗疏》强申郑说，然于《史记》所谓诗人之言，亦不敢难，盖事理所在，自不可诬也。不特此也，郑注《大传》，既云“文王称王早矣”，其注《文王世子》“君王其终抚诸”，亦曰“言君王，则此受命之后也”；则郑意亦以文王受命即称王，其注纬候，乃随文为说，在郑或初不相照，而《疏》曲为之解，可谓碎义逃难矣。《殷传》《大传》之言，即《疏》论《元命苞》等谓以是文王大事，故历言之，不必依先后为次者。安得据是而谓被囚必在伐犬夷之后，伐耆之前乎？犬戎，密须，皆近患也，故先伐之。耆在上党，邘在野王，则出天门，临河内矣，故祖伊闻之而惧。用兵先后，次序厘然，断不得如《书传》所说也。《绵》之诗曰：“混夷駾矣，维其喙矣。”《笺》曰：“是之谓一年伐混夷。”混夷即犬夷。《史记》伐犬夷在二年，而郑云一年者，受命虽有七年，一年、七年，并无所伐，五伐实自犬夷始，故郑云一年伐混夷也。观此，知《书传》之文，传者必多到乱，其初必同于《史记》矣。

《书·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享国五十年，实当作年五十岁，解见《古史纪年》条。如此，则受命惟中身，颇为难解。今案纣囚文王七年，文王受命亦七年而崩，则文王在位凡十四岁，受命在其即位后八年，适当其飨国之中数，故曰受命惟中身也。《周书·酆保》言“惟二十三祀”，《小开》曰“惟三十有五祀”，盖并王季之年数之，犹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时起计也。《酆保》曰：“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盖文王即位后，服周之国来朝。《大开》《小开》，皆谋开后嗣，而继以《文儆》《文傅》。二篇所记，若在《小开》之明年，则自二十三祀至此，适得十四年。纣杀季历，而《史记·殷本纪》言文王与鬼侯、鄂侯，同为纣之三公，其本在内，隐约可见。九侯，《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鄂侯，《集解》引广曰：“一作邘，野王县有邘城。”盖皆以近纣都而附会，不足据。九、鬼同音，宋于庭谓即“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亦即“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之“艽野”，《过庭录》。其说甚当。鄂，疑《左氏》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之“鄂”，其地在河汾之间。然则九侯、鄂侯与周，固皆西方诸侯也。窃疑九侯、鄂侯、王季倶如殷，皆见杀，而文王又被囚，至七年，其臣献洛西之地乃释也。洛西之地，《史记正义》以丹、坊等州当之，其地大远，恐非纣所能有。疑洛实伊洛之洛，洛西，盖在偃师以西。殷自武乙徙河北，旧都之守稍疏，周人图取其地，及被囚，迫而献出，乃改图而出河东，则《礼记·乐记》所谓“始而北出”者也。戡耆，则据上党，俯临河内矣。故祖伊惧而奔告。殷自此，盖亦稍厚西方之防，故武王又攻其不备，出孟津而临牧野也。

《新语·术事》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此语显与《孟子》背。盖古人于此等处，不甚审谛，特取东西相对为文耳。不足据以疑《孟子》也。

（四一）三恪解

《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疏》：“《乐记》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郑玄以此谓杞、宋为二王之后，蓟、祝、陈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后为二王后，又封陈并二王后为三恪。杜意以此《传》言以备三恪，则以陈备三恪而巳。若远取蓟、祝，则陈近矣，何以言备？以其称备，知其通二代而备其数耳。二代之后，则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礼乐，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礼转降。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虽通二代为三，其二代不假称恪，惟陈为恪耳。”案杜《注》调和于《公羊》《左氏》二家之间，说本依违无据，《疏》更就“备”字曲为之说，尤非也。《郊特牲疏》引《异义》云：“《公羊》说存二王之后，所以通天三统之义，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说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后，以为上公。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许慎谨案云：治《鲁诗》丞相韦玄成、治《易》施犨等说引《外传》曰：三王之乐，可得观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与《左氏》说同。郑驳之云：所存二王之后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礼，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圣而封其后，与诸侯无殊异，何得比夏、殷之后？”据此，《公羊》通三统，与《左氏》三恪之义自殊，杜《注》曲为比附，其说自非矣。称舜后为三恪，《左氏》既有明文，似《异义》所谓古说者不误。然《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昭公二十五年：会于黄父。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客即恪也。则谓宋在三恪之列，《左氏》亦自有明文可据也。《解诂》云：“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又曰：“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隐公三年。此自《春秋》之义。《郊特牲》之文，即传说之散见者。《郑注》云“二或为三”，非也。然在古代，则天子但于前代之后则敬之，不必限以二，亦不拘以三。古三为多数之义，云三不必其果为三也。此犹后世耶律氏尽并八部，尊遥辇于御营九帐之上耳。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则古代畿外之国，本不能一统。《曲礼》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则其义“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王制》。其实仅能行诸畿内耳。《左氏》所记，自为古之事实；《公羊》所言，则儒家经说；二者正不必牵合也。《郊特牲疏》引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远存黄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系辞》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义当然也。”牵合弥广，其无当于经义及古代之事实亦弥甚，皆所谓碎义逃难者也。

（四二）武王克商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下。此古人见古书变乱史实之辞也。古史之传于后，经此等改易删削，而失其真者，盖不知凡几矣。

《史记》多取《书》说，予已累言之，无待更述。今观其述殷周间事，多与《周书》相出入，而《尚书》家之变乱史实有可微窥者焉。《周书·克殷》云：“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如此而已矣，《史记》则曰：“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增入纣师倒兵之说矣。《周书·世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世皆疑其诞而不之信，然此即《孟子》所谓“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者也。《滕文公》下。《孟子》言纣之罪曰：“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同上。古多旷地，园囿污池，岂待坏宫室弃田而为之？齐宣王之囿，方七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讥其为阱于国中，《梁惠王》下。亦故山泽之区，禁御之，使刍荛雉兔者不得往焉耳，未闻其坏宫室弃田而为之也。纣早于宣王七百余年，安得有此？盖纣都朝歌，台在沙丘，《汉书·地理志》。地偏东北，本皆旷废之区，纣乃因以为苑囿耳。虽曰禽荒，其恶未至如《孟子》所言之甚也。而武王则尤而效之者也，或且变本加厉焉。顾美其“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滕文公》下。天下真无复是非矣。“兼夷狄”者，《孟子》所谓“灭国者五十”，同上。《世俘》所记太公望命御方来等是也。皆云“告以馘俘”，又总计之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世或又疑其诞。然俘馘本有虚数。憝国九十有九，盖以九为数之究而云然。灭国者五十，则举成数言之。虽不必实，然其数必不少矣。憝云灭云者，破坏其国，杀戮其君；服则望风归款者也。即谓不然，亦师速而疾略之而已。灭者五十，憝者九十有九，而服者六百五十有二，正不必怪其多矣。不特此也，纣既自燔矣，武王又射之三发，下车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悬之大白之旗。又适二女之所，二女既缢矣，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之小白之旗。《克殷》。二女，《史记》云嬖妾；《世俘》则曰：“武王燎于周，大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案殷俗多同有虞，而《孟子》言舜“二女裸”，《尽心》下。或殷俗亦二妻，《世俘》之言是也。亲加刃于敌国帝后之尸，其虐，过于邾人之戕鄫子。《春秋》宣公十八年。不归其元而用之于庙，则秦不果施之于晋惠公，《史记·晋世家》。吴不忍行之于齐国书者也。《左氏》哀公十一年。赧王入秦，顿首献地，犹获归正首丘。《史记·周本纪》。何其仁暴之殊也？大史公曰：“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论周则又居何等焉？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左氏》桓公二年。《克殷》曰：“命南宫伯达、史佚迁九鼎三巫。”盖始迁之三巫，卒又营洛邑而居之也。《世俘》又记其“荐俘殷王鼎”，又云：“商王纣，取天知玉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则销。天知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知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周之所求可知矣。而曰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何其诬也？抑粟帛不可载以行，亦非野人所宝，乃从而破散之邪？

《楚辞·天问》曰：“到击纣躬，叔旦不嘉。”盖谓武王亲加刃于纣之尸，周公不以为然也。周公之为人，盖较武王少知礼义，故摄政七年之后，传有制礼作乐之事焉。《金縢》册祝曰：“乃玄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足见武王为一武夫，一无所知也。《天问》又曰：“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授殷天下，言复封武庚也。其位安施，言武庚败亡也。反成而亡，言周公东征而归，属党见执，身奔楚也。此周家争夺相杀之事也。《天问》又曰：“会晁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此即《诗》所谓“维师尚父，时惟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者。苍鸟群飞，亦如乌流幄、鱼跃舟之类，以为瑞应耳。足见周初所传，本无信史，后人称诵，悉出文饰，虽诗人所咏，已非其实也。《天问》又曰：“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此即《诗·生民》所咏。又曰：“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则后稷非农师，亦斗士耳。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之言，皆因其居稷官而附会者也。而“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书·无逸》。视此矣。又曷怪周人之好杀戮，事攘夺哉？

《贾子·连语》曰：“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乡纣也。纣走还于寝庙之上，身斗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纣之官卫，舆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观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犹未肯止。”此说谓纣卒倒兵同于《书》家，而纣尸为商民所残，而武王且有帷守之惠，其讳饰弥工矣。

（四三）太公为西方人

《史记·齐世家》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也。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苗裔也。”又曰：“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周西伯猎，遇太公于渭之阳。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孟子》言：“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离娄》上。即《史记》吕尚隐海滨，散宜生、闳夭招之之说也。《战国·秦策》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亦谓其在东方。又曰：“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则谓其在河内矣。《尉缭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韩诗外传》曰：“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说苑·尊贤》曰：“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说皆与姚贾同。《吕览·首时》曰：“太公望，东夷之士也。”说同《孟子》。又曰：“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则与《史记》“以渔钓奸西伯”之说合矣。案《礼记·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此太公为西方人之诚证。东海上人，盖因其封东方而附会。其遗事或在朝歌，则因太公为文、武师，《史记》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鹰扬之绩，著在商郊故也。传食诸侯，古无是事，谓其游说无所遇，而卒归周，乃战国时人臆度之说。后稷生于姜，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嫄，当时姜姓在西方者实多，正不独申吕也。

《水经·河水注》：“张甲河右渎，东北径广川县故城西，又东径棘津亭南。徐广曰：棘津在广川。司马彪曰：县北有棘津城，吕尚卖食之困，疑在此也。刘澄之云：谯郡酂县东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吕尚所困处。余案《春秋左氏传》，伐巢，克棘，入州来，无津字；杜预《春秋释地》，又言棘亭在酂县东北，亦不云有津字；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说。天下以棘为名者多，未可咸谓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七年，晋侯使荀吴帅师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灭陆浑。杜预《释地》，阙而不书。服虔曰：棘津，犹孟津也。徐广《晋纪》，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袭汲人向冰于枋头，济自棘。棘津在东郡、河内之间，田融以为即石济南津也。虽千古茫昧，理世玄远，遗文逸句，容或可寻；沿途隐显，方土可验。司马迁云：吕望，东海上人也，老而无遇，以钓奸周文王。又云：吕尚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则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为帝师。皇甫士安云：欲隐东海之滨，闻周文王善养老，故入钓于周。案《史记》以渔钓奸周西伯，与闻西伯善养老而归周系两说，谧强合为一。凡谧之说多如此，古说之为其所乱者盖多矣，然正不独一谧也。今汲水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起自东海，迄于酆雍，缘其径趣，赵魏为密，厝之谯宋，事为疏矣。”案《秦策》《韩诗》《说苑》云棘津，《尉缭》云孟津，则服虔之言，未为无据。佚事流传，本多不实，于地理，必取著名者以立言。孟津为武王伐纣济师处，以此附会太公，正近情理，必谓其在赵魏，恐未然也。又《清水》“东过汲县北”《注》云：“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禋祀，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晋太康中，范阳卢无忌为汲令，立碑于其上。”此可见流俗附会之由。《吕览》高《注》曰：“太公望，河内人也，于周丰、镐为东，故曰东夷之士。”合两说而强为之辞，真可发一大噱。

《吕览·谨听》曰：“太公钓于滋泉。”《水经·渭水注》曰：“渭水东径郁夷县故城南，汧水入焉。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今人谓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交。东南隅有一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其投竿跽饵，两膝遗迹犹存。”又渭水“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注》云：“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郁夷在今陇州西，霸陵在今咸宁东，而皆以为太公渔钓之所，可见流俗之善于附会。实则屠钓同为古人所贱，传者特以是言太公之困耳。太公盖诚晚达，然曾屠钓与否，尚难断言，况欲凿指其地邪？《天问》曰：“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固不谓太公以渔奸西伯，而其屠亦不得在朝歌也。

（四四）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诗·文王序疏》云：“伏生、司马迁以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汉书·律历志》载其说。于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悉同之。《帝王世纪》引《周书》，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镐，召太子发，作《文传》。九年犹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诸儒皆以为九年而崩。”是诸儒之说原于歆，歆之说实原于《周书》也。今案《周书》一字之误，遂启后来无限之争，然推其本，则《周书》之所据，实未尝与《诗》、《书》之说有异同也。司马迁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之说，见《史记·周本纪》，《周本纪》云“诗人道西伯”，盖举《诗》说也。何则？《史记·周本纪》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自七年至九年，二年矣，故刘歆《世经》，亦谓再期在大祥而伐纣。然《伯夷列传》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岂有再期而犹不葬者？《楚辞·天问》曰：“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淮南·齐俗》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注》言始废于武王也。其非再期大祥时明矣。武王当日，盖秘文王之丧以伐纣，不克还归，居二年而又东伐也。所以居二年而复东伐者，非如《史记》所言闻纣昏乱暴虐滋甚，实以已于是时免丧故耳。然则武王观兵，当在文王受命七年；遍告诸侯东伐，当在九年。后周人自讳其不葬而用兵，乃将其事悉移下二年，然文王死即东兵，犹为后人所能忆，作《周书》者遂误将文王之死，移下二年也。载主而行，固古人用兵通礼。

《周书·明堂解》曰：“大维商纣暴虐，脯鬼侯以享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七年，致政于成王。”此文全与《礼记·明堂位》同，所多者，“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一语耳。武王在位凡七年，其死当在受命十四年，若以克殷在九年，则自九年至十四年，固适得六年也。古人记年代固甚疏，然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数甚巧，周人于此，当不得误记，故《诗》《书》皆无异说。《周书·武儆》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此篇乃记武王将殁时事，二当为四之误。或曰：“作是篇者，明知文王之死，为人误移后二年，然不知其自受命七年移至九年，误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之说，业经延长二年，乃将文王受命后年岁，缩短至五年，如是，则武王在位七年，其死适当受命之十二年矣。”此虽见巧思，然未免穿凿，不可从也。

《明堂位疏》云：“周公制礼摄政，孔、郑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摄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时成王年十四。即位摄政之元年，周公东征管、蔡，后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除往年，时成王年十六，摄政之三年也。故《诗序》云：周公东征三年，而归摄政。七年，营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时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诰》，以时成王年二十是也。郑则以为武王崩，成王年十岁。《文王世子疏》：“郑注《金縢》云：文王崩后，明年生成王，则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周书》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丧毕，成王将即位，称己小，求摄，周公将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惧之，辟居东都。故《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既丧，谓丧服除；辟，谓辟居东都。时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尽执拘周公属党。故《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罪人，谓周公属党也。时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风之异。故郑注《金縢》云：秋大熟谓二年之后。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时成王年十五。《书传》所谓一年救乱。明年，诛武庚、管、蔡等，《书传》所谓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还，《书传》所谓三年践奄。四年，封康叔，《书传》所谓四年建侯卫，时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诰》云孟侯，《书传》云天子，天子十八称孟侯。明年，营洛邑，故《书传》云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时年二十二也。”案《史记·周本纪》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明流言即在武王崩、成王初立之时，若摄政待诸二年之后，则国事既大定矣，周公有无篡夺之心，亦既为众所共见矣，若欲徐图篡弑，其经营亦既巩固矣，管叔等顾于此时流言何为？况谓居丧二年中，成王能自为政邪？服除何反求摄？谓周制亦如殷，谅阴听于冢宰，故丧中不待求摄邪？则孔子于子张之问，何不曰殷周皆然，顾曰“古之人皆然”也？《论语·宪问》。《鲁世家》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此文解“弗辟”二字，何等文从字顺？且有卒相成王，而使伯禽就封之事为证；岂比郑以丧服除释“既丧”，辟居东都释“辟”之牵强邪？且成王而既疑周公矣，疑之而既能执其属党矣，岂有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反迎之而请其居摄之理？谓此系设说，周公实挟兵力以入，则自辟居讫复入，为时三年，武庚、管、蔡安得不以此时力攻东都，而听其再奠镐京，养成气力？且周公甫戡大难，亦何能即出兵以诛武庚、管、蔡也？故郑之所言，无一而合情理者。《周书·作洛》曰：“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所谓“一年救乱”也。“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所谓“二年克殷”也。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所谓“三年践奄”也。曰：“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所谓“四年建侯卫”也。曰：“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所谓“五年营成周”也。《明堂解》：“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所谓“六年制礼作乐”也。终之曰“七年致政于成王”，所言无不与《书传》合者，故知《书说》皆原本古史，非凭臆为说也。

《鲁世家》言：“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乃自以为质。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弗敢言。及东土既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七年，还政于成王。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史公此文，全取《尚书·金縢》，而周公奔楚一节，则为《金縢》所弗具。平心论之，成王既能拘执周公之属党，岂有听其反而摄政之理？谓此事在成王用事后，则正合情理。然则郑之所云，殆亦有所本，特其学无师承，经文既阙，不能借口说以补之，遂误以此释《鸱鸮》之诗，而系之于摄政前耳，口说之足贵如此。

周公奔楚，《索隐》云：“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而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时病，周公祷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谗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策，乃迎周公。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然则谯周亦信周公欲代成王事为真，而以《金縢》为不具也。周非守章句之学者，而其言如此，可以知所从矣。

（四五）卫伯

《诗·旄丘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笺》云：“卫康叔之封爵称侯；今曰伯者，时为州伯也。”案《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寁伯立。寁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据此，自贞伯以上，未有侯称，事甚明白。《索隐》乃云：“《康诰》称命尔侯于东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则康叔初封已为侯也。比子康伯即称伯者，谓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为伯也。故孔安国曰：孟，长也。五侯之长谓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孙祖恒为方伯耳。至顷侯德衰，不监诸侯，乃从本爵而称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顷侯赂夷王而称侯也。”案列国称号，时有进退，《史记》多从其本名书之，盖有所据。《宋微子世家》：“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隐》云：“《家语》：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为宋公，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过其故，故以旧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犹称微，至于稽乃称宋公也。”《家语》固不足据，然谓史之所书，随其当时称号则是也。安得于卫忽自乱其例？《诗序》说《诗》义皆非是，其辞则杂采旧记而成。此卫伯二字，必有来历。正足证《史记》至顷侯乃命为侯之说也。《卫世家》自贞伯以下称顷侯、厘侯，两世皆称侯。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周平王命为公，自此以下皆称公。成侯贬号为侯，及子平侯皆称侯，嗣君更贬号曰君，自此以下四世又皆称君。

（四六）江汉、常武

《江汉》《常武》二诗，说者皆以为宣王时事，窃疑非也。《史记·秦本纪》《赵世家》并谓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因之作乱。《秦本纪》云：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赵世家》云：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而《左氏》昭公四年，椒举谓穆有涂山之会；则穆王当日兵力实曾至淮徐，二诗所咏，盖即其事。

《说苑·指武》：“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淮南子·人间训》亦载此事，而系之楚庄王。穆王时，楚尚未强，而周室声威颇振；伐徐之役，楚人或以师从，故后遂附会以偃王为楚所灭。以当日情势度之，楚必不能为是役之主也。

自《说苑》以后，乃有调停其辞；谓穆王之伐徐，实命楚为之者。《博物志》云：“偃王既有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徐偃王。《韩非·喻老》：”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则偃王当日确有称王之事。江淮诸侯皆服从，服从者三十六国。周穆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说苑》云偃王敢死，而此云逃走武原东山，盖所以调停载籍与传说也，然犹不凿言为楚之某王。至《后汉书·东夷传》乃云：“徐夷僭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既云周穆王，又云楚文王，则时不相及，遂启如谯允南者之疑矣。见《史记索隐》引。然云穆王使楚，非；云偃王当穆王时，自实。谯氏不疑彼而疑此，似未谛也。

古书率本传说，年代、人地名多不审谛，然谓其绝无根据，则又不然。《博物志》谓偃王沟通陈蔡之间，《后汉书》谓偃王伐宗周，西至河上，皆隐与《檀弓》容居“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之言合，疑驹王即偃王也。《博物志》谓徐偃王名弓，弓、句声近，窃疑传说者讹驹为弓，因附会为得朱弓矢之说。沟通陈蔡之间，疑即鸿沟。《博物志》之言而信，则偃王之沟通南北，实在吴人沟通江淮之先矣。

楚之强，自熊渠，《史记·楚世家》谓其当周夷王时。又云厉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然特去其王号而已。谓周当夷、厉以还，犹能声罪致讨于楚，其说实不近情，况越江汉而征淮徐乎？乃《渐渐之石序》云：“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帅东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诗也。”幽王而能远征荆舒，岂尚为切近之申与犬戎所灭哉？《序》盖因诗有“武人东征”语而附会也。三家说《诗》，多有传授，犹不免误，况于小序之凭亿穿凿者乎？其不足信，无俟再计矣。

（四七）西周皆都丰镐

《诗谱》云：“《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疏》云：“《文王有声》云作邑于丰，是文王居丰也。又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镐也。《世本》云：懿王徙于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长安县也。皇甫谧云：镐在长安南二十里，然则犬丘与镐相近，有离宫在焉，懿王暂居之，非迁都也。”其说是也。《汉书·匈奴列传》曰：“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此所引者，为《采薇》《六月》之诗。《序》以《采薇》为文王遣戍役，《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于《六月》则说为宣王北伐。然《出车》之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六月》之诗曰：“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则诸诗所咏，实一时事。镐、方，《郑笺》但云“北方地名”，窃疑方即丰之转音。懿王时，丰、镐实曾沦陷，故暂迁犬丘也。《史记·秦本纪》言：“非子居犬丘，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而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仲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昏，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孝王乃分土，以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使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而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秦嬴四传至秦仲，而周厉王无道，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宣王召庄公昆弟，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观此，知犬丘所系之重，故懿王亲徙镇之；抑懿王虽失丰、镐，犹能守犬丘，此周之所以未遽亡也。《周书·史记》曰：“昔有林氏召离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礼，留而弗亲，离戎逃而去之。林氏诛之，天下叛林氏。”文王之被囚，闳夭之徒，实求骊戎之文马以献纣。《汉书·律历志》张寿王谓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则骊戎立国甚古，且颇强盛。与申僇力王室，此西垂之所以获安。逮申与犬戎合而攻周，而幽王陨灭矣，其败适在骊山之下，周室兴亡之故，夫固可以微窥也。

《水经·渭水注》曰：“渭水又东径郑县故城北，郑桓公友之故邑也。《汉书》薛瓒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余按《史记》，考《春秋》《国语》《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以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之间。幽王霣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頠、王隐、阚驷及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其说亦是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入于南郑。”《注》云：“《纪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传》所谓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者也。”《洧水注》云：“晋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为桓公。”此盖瓒说之所由来。《左氏》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祭公谋父，即《国语》载其谏穆王征犬戎之人，隐见《左氏》所谓“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者，即指其征伐之事。造《竹书》者，既因缘《左氏》，妄造事实；作《穆天子传》者，遂变本而加厉，其淆乱史事甚矣。

（四八）疑周伐猃狁为东迁后事

《诗·六月》：“猃狁匪茹，整居焦获；《尔雅》“十薮”之一，据郭《注》，在今陕西泾阳县。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周人尝命将伐之，至太原而城朔方。《诗》家说此，多以为宣王时事，然观《史记·匈奴列传》，则似在骊山之役以后，疑莫能明也。

《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皆不言宣王时有与猃狁争战之事。《匈奴列传》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又曰：“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取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则似诗之所咏，皆周东迁后事。案镐、方、朔方，说《诗》者皆不能指为何地；若以为东迁后事，则镐即武王所居；方，或丰之转音也。刘向讼甘延寿疏：“千里之镐，犹以为远。”镐京与洛邑相去固得云千里，朔方亦当在泾水流域，自镐京言之，固可云西北也。平王虽不能御犬戎，特以畏逼东迁，不应一迁之后，西都畿内之地，即尽沦戎狄。据《史记·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秦襄公伐戎至岐，在其十二年，当周平王五年；秦文公十六年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当平王十九年；德公元年卜居雍，后世子孙饮马于河，可见是时秦东境尚未至河；德公元年乃周王五年，东迁后之九十四年也。《六国表》曰：“穆公修政，东境至河。”据《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穆公十六年，则周襄王之八年，东迁后之百二十七年矣。周与西都交通之绝，由晋灭虢守桃林之塞而然。虢之灭，在周惠王二十二年，亦在东迁后百十六年。然则自平王东迁后百余年间，周与西都之交通迄未尝绝，西都畿内之地，亦未尝尽为秦有，命将出师，以征猃狁，固事所可有也。《出车》之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传》：“方，朔方，近猃狁之国也。”案诗又言“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所咏当系一事，《毛传》是也。然则朔方乃近猃狁之地，在周之北。刘向讼甘延寿疏，亦以诗所咏为宣王时事。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久之乃著竹帛，不审谛处甚多，无妨其言千里之镐为是，其言宣王时事为非也。

（四九）齐桓公存三亡国

《左氏》僖公十九年：宋司马子鱼曰：“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杜《注》曰：“三亡国：鲁、卫、邢。”非也。《管子·大匡》曰：“五年，宋伐杞，桓公欲救之。管仲曰：令人以重币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公乃命曹孙叔使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予车三百乘，甲五千。”《霸形》曰：“管子曰：宋伐杞，狄伐邢、卫，今君何不定三君之位哉？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然则三亡国者，杞、邢、卫也。故书有据，而杜臆说之，非。且鲁虽三君死、旷年无君，国曷尝亡哉？

（五○）长狄考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斯言也，实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也。能分别其事与义，则《春秋》作经读可，作史读亦可。而不然者，则微特不能明《春秋》之义，于春秋时事，亦必不能了也。

春秋事之可怪者，莫如长狄。文十一年《经》云：“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但云狄而已，而《公羊》及《左》《谷》皆以为长狄。《左氏》所载，但云长狄有名缘斯者，获于宋；有曰侨如者，毙于鲁叔孙得臣；侨如之弟焚如获于晋，荣如获于齐，简如获于卫；鄋瞒由是遂亡而已。无荒怪之说也。《公羊》云“记异”，而不言其所以异。《谷梁》则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其荒怪甚矣。

注家之言，《谷梁》范《注》但循文敷衍，无所增益。《左氏》杜《注》亦然。其云“盖长三丈”，乃本《国语》。《国语》《左氏》固一家言也。何休之意，则不以长狄为人，故注“兄弟三人”曰：“言相类如兄弟。”又曰：“鲁成就周道之封，齐、晋霸，尊周室之后。长狄之操，无羽翮之助，别之三国，皆欲为君。比象周室衰，礼义废，大人无辅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国四十。”二十八当作二十，四十当作二十四，见《疏》。《疏》引《关中记》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长人十二，见于临洮，身长百尺，皆夷狄服。天诫若曰：勿大为夷狄行，将灭其国。”《谷梁疏》引《考异邮》曰：“兄弟三人，各长百尺，别之国，欲为君。”《汉书·五行志》引《公》《谷》说，而曰：“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至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近下人伐上之疴也。”又引京房《易传》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主为虏。”《五行志》又曰：“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其义皆与何休同。

以长狄为非人，似极荒怪。然束阁三传，独抱遗经，以得臣所败，亦寻常之狄则可；否则以之为人，其怪乃甚于非人也。记事荒怪，《谷梁》为甚。然《公羊》谓其“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其说全与《谷梁》同，特不云其“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又不言其长若干而已。然《谷梁》云：“不言帅师而言败，何也？直败一人之辞也。一人而曰败，何也？以众焉言之也。”范《注》：“言其力足以敌众。”《公羊》曰：“其言败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意亦全同。以得臣所败为一人，则非谓其瓦石不能害，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不可矣。故《公》《谷》之辞，虽有详略，其同出一本，盖无疑也。《谷梁》曰“《传》曰”云云，盖据旧传也。惟《左氏》之说，最为平正。其曰“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特记其杀之之事，非有“瓦石不能害”，必“射其目”之意也。详记齐、鲁二国埋其首之处，则杜氏所谓“骨节非常，恐后世怪之”，更未尝有“身横九亩”“眉见于轼”之说也。虽杜《注》谓“荣如以鲁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岁，其兄犹在，《传》言既长且寿，有异于人”，然年代舛讹，古书恒有，此乃杜推《左氏》之意如此，《左氏》之意，初未必如此也。然则《左氏》果本诸国史，记事翔实，而《公羊》《谷梁》皆不免口说流行之诮邪！

盖《公羊》所云“记异”者，乃《春秋》之义也。何休所言，则发明《公羊》之所谓异者也，与事本不相干。至《公》《谷》之记事，与《左氏》之记事，则各有所取。古事之传于今，有出史官之记载，士夫之传述者；亦有出于东野人之口，好事者之为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辗转传述，乃形简策者。由前之说，其言恒较雅，其事亦较确。由后之说，则其词多鄙，其事易芜。《左氏》所资，盖属前说；《公》《谷》所本，则属后说也。以记事论，《左氏》诚为近实；然以义论，则公羊子独得圣人之传已。

《左氏》之记事，诚近实矣，然长狄究为何如人，《左氏》未之言也，则请征之《国语》。《国语·鲁语》：吴伐越，堕会稽，得骨专车，使问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国之君也，守封、嵎之山，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氏，于周为长翟氏，今谓之大人。客又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史记·孔子世家》《说苑》《家语·辨物》篇略同。惟《说苑》漆姓作盩姓，又云“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耳。○《说文》亦曰“在夏为防风氏，殷为汪芒氏”。如此说，则长狄之先，有姓氏及封土可稽；身长三丈，乃出仲尼推论，非谓其人实如是，了无足怪矣。《义疏》《左》文十一年杜《注》“长狄之种绝”孔《疏》。云：“如此《传》文，长狄有种；种类相生，当有支胤。惟获数人，云其种遂绝，深可疑之。命守封、嵎之山，赐之以漆为姓，则是世为国主，绵历四代，安得更无支属，惟有四人？且君为民心，方以类聚，不应独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谁为匹配？岂有三丈之妻，为之生产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又引苏氏云：“《国语》称今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国，故云遂亡。”案苏氏所疑，盖同孔《疏》，故以是为解。然窃谓无足疑也。《疏》之所疑，首由不知身长三丈，乃出仲尼推论而非其实；若知此义，自不嫌以三丈之君牧八尺之民，更不疑乏三丈之妻为之生产矣。次则不知鄋瞒遂亡，惟指防风一族。盖泰伯、仲雍窜身扬越，君为姬姓，民则文身，设使当日弟昆，并被异邦戕杀，南国神明之胄，固可云由是而亡。汪芒本守会稽，长狄佚宕兖、冀，盖由支裔北徙，君临群狄，昆弟迭见诛夷，新邑遂无遗种，此亦不足为怪。至于封、嵎旧守，原未尝云不祀忽诸也。

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予客沈阳，读是日之《盛京时报》，有云：北京西城大明濠，因治马路，开掘暗沟。有工人在下冈四十号民家墙根下，掘得巨人骸骨八具，长约八尺余，头大如斗，弃之坑内，行人观者如堵。监者虑妨工作，乃命工人埋之。该报但云日前，未确记其日。此事众目昭彰，不容虚构。知史籍所云巨人、侏儒，纵有过当之辞，必非子虚之说矣。长狄之长，何休云百尺，盖本之《关中记》等书；杜云三丈，本诸《国语》；范云五丈四尺，则就九亩之长计之，并非其实。窃谓《左氏》“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一语，即所以状长狄之长，谓恒人举戈，仅及其喉也。然则长狄之长，断不能越北京西城所得之骨矣，岂当日北京西城之地，亦古代长狄埋骨之区邪？

夫语增则何所不至？《公》《谷》记事之缪悠，亦不足怪，彼其所资者则然也。故借长狄之来以示戒，《春秋》之意也。古有族曰防风，其人盖别一种类，颇长于寻常人，事之实也。曰百尺，曰三丈，曰五丈四尺，事之传讹，说之有托者也。曰瓦石不能害，弟兄三人即能佚宕中国，致兴大师以获一人，则又身长之《传》语既增，因而辗转附会焉者也。一一分别观之，而《春秋》之义得，而春秋之事亦明矣。故曰：分别其事与义，乃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也。

（五一）鬼方考

《左氏》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三十三年，“遽兴姜戎，败秦师于郩。”襄公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郩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帅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观此诸文，陆浑之戎、姜戎、阴戎，异名同实，事至明白。驹支自称四岳之胄，而周人称为允姓之奸，则其人实有二姓。杜《注》谓四岳之后皆姓姜，又别为允姓者，说自不误。惟谓瓜州即敦煌，襄十四、昭九年《注》两言之。说出杜林，《汉书·地理志》：敦煌，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则不无可疑耳。

河西四郡，乃汉武所开。春秋时，秦国疆域，盖西不逾河，安得远迹至敦煌哉？宋于庭谓《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即“覃及鬼方”及《易》“高宗伐鬼方”之鬼方，又即《礼记·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礼记·明堂位》：“脯鬼侯以享鄂侯。”《正义》曰：“鬼侯，《周本纪》作九侯。”盖西方九国之诸侯，入为殷之三公。《列子》称“相马者九方皋”，九方当即鬼方，以国为氏。愚案《左氏》昭公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以纳王于王城。”下言前城人败陆浑于社。则杜《注》谓九州戎即陆浑戎者不误。九州即九国，亦即艽野、鬼方，盖陆浑戎之故国；所谓瓜州，疑亦其地也。

《汉书·贾捐之传》：“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此以氐羌即武丁所伐之鬼方也。《文选·赵充国颂》李《注》引《世本注》：“鬼方，于汉则先零戎是也。”《潜夫论·边议》篇论羌乱曰：“破灭三辅，覃及鬼方。”并以汉时之羌当古之鬼方。干宝《易注》，谓在北方，《周易集解》。盖误。

氐羌者，《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盖羌之一种也。《吕览·义赏篇》高《注》，谓“氐与羌二种夷民”，盖误。案经典有但言羌者，《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也。有兼言氐羌者：《诗·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大戴记·五帝德》述舜所抚者，析支、渠搜、氐羌是也。羌为大名，氐为种别。但言羌者，辞略也。盖亦指氐羌矣。

《大戴记·帝系》：“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陆终为颛顼之后，则鬼方在古代，实与中国相昏姻。故武丁伐之，至于劳师三年；其后又入为纣之三公也。宜武王以抚有之为萝祥矣。《诗》：“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既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仅训鬼方为远方，未能实指其事。今知鬼方即鬼侯，则知“覃及鬼方”，正指脯鬼侯事也。女，《世本》及《风俗通》皆作，《汉书·古今人表》作溃。鬼、贵同音，故餽字亦通作馈。则字疑即隗字。《春秋》狄人为隗姓，戎狄固以方位言，非以种族言。迁古公于岐者，书传皆称狄，其地固在秦陇间也。汉隗嚣，天水成纪人。魏隗禧，京兆人。秦始皇时有丞相隗状，当亦秦人也。隗禧，见《三国·魏志·王肃传》。《国语·郑语》：史伯谓郑桓公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则东迁后犹资其翊卫，周大夫之行役艽野，固无足怪矣。《左》僖二十二年杜《注》，但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

《左》昭九年杜《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倶放三危者。”盖因阴戎、三苗皆姜姓云然。《禹贡疏》：“郑玄引《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水经注》卷四十引《山海经》，亦云“在鸟鼠山西”。又云：“江水东过江阳县，洛水从三危道广魏洛县南，东南注之。”洛县，今广汉也。然则三危之脉，实在陇蜀之间。《续书·郡国志》谓首阳有三危，三苗所处，虽不中，当不远矣。孔晁谓“氐地羌谓之氐羌，今谓之氐”，则汉时所谓氐者，即古所谓氐羌。《汉书·西南夷传》曰：“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地理志》，陇西有氐道，广汉有甸氐道、刚氐道。蜀郡有氐道。古所谓鬼方者必去此不远矣。

陆浑之戎，杜《注》谓在当时之陆浑县。僖二十二年。又有伊洛之戎，《注》谓杂戎居伊水、洛水之间者。僖十一年。《疏》引《释例》：“河南洛阳县西南有戎城。”又有蛮氏，《注》云：戎别种也。河南新城东南有蛮城。成公六年。案成公六年侵宋之役，《左氏》以伊洛之戎、陆浑、蛮氏并举，则自系三族。然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则实与伊洛之戎杂处。《左氏》之伊洛之戎，《春秋》但作洛戎，得毋洛戎在洛，陆浑之戎在伊川，云伊洛之戎者，实两种既混合后之总称与？哀公四年，蛮子赤奔晋阴地。阴地之命大夫士蔑，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则蛮子所奔者，实陆浑之戎，陆浑以昭十七年为晋所灭，然其部落自在，故二十二年，籍谈、荀跞仍帅其众以纳王也。二者之关系亦极密。庄公二十八年，晋侯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谓“小戎，允姓之戎”，其言当有所据。献公是时，未必越秦而远婚于西垂。又僖二十二年《疏》云：“十一年《传》称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则伊洛先有戎矣。”疑允姓之戎，本有在伊洛之间者，惠公之处吾离，特使之从其类也。然则蛮氏之戎或亦氐羌之族矣。此皆鬼方之类，播迁而入中国者邪？

氐羌之俗，有与中国类者。《左》庄二十一年，“王以后之鞶鉴与之”。杜《注》云：“鞶，带而以镜为饰也。今西方羌胡犹然，古之遗服。”定六年“定之鞶鉴”《注》同。《诗》“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毛传》曰：“西戎板屋。”《正义》：“《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故《秦诗》云在其板屋。然则秦之西垂，民亦板屋。”则衣服居处，西戎与中国，极相类矣。此皆其久相往来之征，宜高宗之勤兵力于此也。《后汉书》谓巴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尚书大传》，称武王伐纣之师，前歌后舞，所用者盖即巴人？巴亦氐类也。殆果“终抚九国”欤？驹支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左氏》襄公十四年。达亦通也，谓无使命往来，非谓其人不知华语也。不然，安能赋《青蝇》之诗邪？

《三国志注》引《魏略》：“氐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胡者，匈奴。氐与习，故亦通其语。羌则其本语也。《荀子·大略》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注》：“氐羌之俗，死则焚其尸。”《吕览·义赏》：“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后汉书》谓羌人死则烧其尸。皆氐、羌同族之证。

《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西岳疑四岳之误。乞姓疑亦允姓之讹。又《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图赞》：“炎帝之苗，实生氐人。死则复苏，厥身为鳞。云南疑当作雨。是托，浮游天津。”灵恝，《注》云：“音如券契之契。”与乞姓之乞，音同字异。《山海经》固不足信，亦氐羌姜姓之一左证。颇疑姜、羌实一字也。

鬼方所在，古人虽不审谛，率皆以为在西。自《诗序》以《殷武》之诗为祀高宗，《毛传》以“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为指武丁，乃有以鬼方为在楚者。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有二祀，伐鬼方，次于荆”，即据此等说伪造。下又云“三十有四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遂忘其自相矛盾也。近世邹叔绩，推波助澜，又据红岩摩崖石刻，谓鬼方在贵州，则去之愈远矣。红崖碑者，在“贵州永宁东六十里红岩后山诸葛营旁。字大者周尺三四尺，小者尺余。深五六寸许。共二十五字。土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为《诸葛碑》。又传云：不知刻自何年。诸葛征南，营其下，读而拜焉，使蛮人护之，故谓之《诸葛碑》。蛮人因岁祀之，以占晴雨瘴疫。其碑在岩上最高处，非重木叠架，不能上拓。”以上据邹氏《红崖碑释文》。其文诡异而初不古，不知何世好事者所为。邹氏一一钩摹而强释之，附会为高宗征鬼方所刻，亦可谓好奇之过矣。邹氏之说曰：“汉之先零羌，即今青海。汉代之羌，有今藏地喀木。故《前汉书·地理志》云：桓水南行羌中，入南海。桓水，即今澜沧江也。案此说亦误。羌之种落，又延蔓于武都，越巂，所谓参狼、白马、旄牛诸羌是也。以《竹书》《世本》《后汉书》证之，鬼方即羌明甚。是则今青海，藏地喀木，及滇蜀之西徼，皆商代鬼方。故虞仲翔谓坤为鬼方。坤西南，且好寇窃，亦同羌俗也。案虞《注》“襦有衣袽终日戒”云：“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愬劳。衣服皆败，鬼方之民，犹或寇窃，故终日戒也。”今云贵罗罗种，自谓其先出于旄牛，殆亦羌种？其俗有鬼主，见《唐书》《宋史·南蛮传》。愈以知鬼方也。案罗罗乃古之濮人，予别有考。羌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所谓旄牛，或人名，如蒙古始祖孛儿帖赤那，译言苍狼之例，非必谓其先为旄牛所生也。《三国志注》引《魏略》，谓“氐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虢蚺氐，此盖虫之类，中国即其服色而名之”，盖氐羌有图腾之俗。又部落各别其衣色。青氐、白氐之称，由衣色而生；旄牛、白马、蚺氐之名，皆以图腾而立。图腾之制，部各不同，断不能谓汉代之西羌，同于今曰之罗罗也。至以鬼主附会鬼方，则尤为曲说矣。高宗之伐鬼方也，自荆楚深入，始入其地，历今黔、滇审矣。三年克之而还，盖仍从故道，会诸侯于南岳也。此则其东还过西方而刻石纪功之作。”案邹氏以羌为鬼方，是也。乃举后世羌人所居之地，悉指为殷时之鬼方，则近于儿戏矣。古者师行日三十里，六军一万五千人，如何历湘、鄂、滇、黔以入青、藏邪？

（五二）山戎考

《管子·大匡》篇曰：“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小匡》篇曰：“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又曰：“桓公曰：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霸形》篇曰：“北伐孤竹，还存燕公。”《戒》篇曰：“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轻重甲》篇曰：“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皆以山戎在北方，与燕及孤竹、令支相近。燕召公封地在今蓟县。《汉志》：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注》引应劭曰：“古伯夷国。今有孤竹城。”则今迁安县也。然《小问》篇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小匡》篇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舟济河。至于石沈，悬车束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又曰：“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卑耳之貉”之貉，当系溪字之误。注随文妄说为“与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误也。秽貉初在今陕西北境，予别有考。然则卑耳之溪，实在西河、大行附近；与汉之令支县，风马牛不相及矣。《轻重戊》篇曰：“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则离枝又在代北，亦非汉令支地也。《谷梁》谓齐桓“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又曰：“燕，周之分子也，而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庄三十年。其释齐侯来献戎捷曰：“军得曰捷，戎，菽也。”三十一年。皆与《管子》合。《史记·匈奴列传》谓“山戎越燕而伐齐”。又云：“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亦以山戎在北方，与燕近。然《公羊》谓其“旗获而过我”，《疏》云：“齐侯伐山戎而得过鲁，则此山戎不在齐北可知。盖戎之别种，居于诸夏之山，故谓之山戎耳。”自来说山戎者，多主《左》《谷》，鲜措意《公羊》。然《左氏》于齐侯来献戎捷，但云“诸侯不相遗俘”，无戎菽之说。其说公及齐侯遇于鲁济曰：“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虽似与《谷梁》合。然山戎果去齐千里，何为与鲁谋之？则其消息，反与《公羊》相通矣。《礼记·檀弓》：“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新序》亦记此事，而云“孔子北之山戎”。《论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鲁林中。”《定贤》篇云：“鲁林中哭妇。”俞氏正燮谓俱称林中，殆齐配林之类。《癸巳存稿》。明山戎实在泰山附近，故齐伐之，得旗获而过鲁也。《管子》一书，述齐桓、管仲事，多不可据。即如一孤竹也，忽谓其在燕之外，忽焉伐孤竹所济卑耳之溪，又近西河、大行，令人何所适从邪？盖古书本多口耳相传，齐人所知，则管仲、晏子而已，辗转增饰，遂不觉其词之侈也。然谓伐山戎而九夷始听，则亦见山戎之在东而不在北矣。

杜预《释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无终三者为一。昭元年《疏》。僖十年《注》曰：“北戎，山戎。”襄四年《注》曰：“无终，山戎国名。”昭元年《注》曰：“无终，山戎。”庄三十年《注》则曰“山戎，北狄”。《汉志》：“右北平，无终，故无终子国。”地在今蓟县。然襄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魏绛劝晋侯许之，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曰：“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则无终之地，必密迩晋。故昭元年，荀吴得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若谓在今蓟县，则又渺不相及矣。故《义疏》亦不信其说也。

北戎之见于《春秋》者，僖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其见于《左氏》者，隐九年北戎侵郑；桓六年北戎伐齐。亦绝无近燕之迹。且隐九年郑伯之患北戎，昭元年魏舒之策无终，皆云“彼徒我车”；而《小匡》篇亦以“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与“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对举。胡者，匈奴东胡，貉即濊貉。屠何者，《墨子·非攻中篇》曰：“虽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孙氏诒让以且不一着何，当作且，不着何。“一”字疑衍。其言曰：“且，疑柤之借字。《国语·晋语》：献公田，见翟柤之氛。韦《注》云：翟，国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国。《周书·王会》篇云：不屠何青熊。又《王会·伊尹献令》，正北有且略、豹胡。且略即此且及《左传》翟柤。豹胡，亦即不屠何。豹、不，胡、何，并一声之转。不屠何，汉为徒何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锦州府锦县西北。柤，据《国语》，为晋献公所灭，所在无考。”案孙说近之。古代异族在北徼者多游牧，杂居内地者则否。胡貉，屠何，为骑寇，而山戎、令支、孤竹不然，又以知其非一族矣。

戎之名，见于《春秋》者甚多。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又是年，“无骇帅师入极”。《疏》云：“极，戎邑也。”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庄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二十四年，“冬，戎侵曹”。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其地皆在今山东境。虽不云山戎，亦近鲁之地多戎之证也。窃疑山戎占地颇广，次第为诸国所并。至战国时，惟近燕者尚存。后人追述管子之事，不知其时之山戎疆域与后来不同也，则以为在燕北而已矣。记此事者独《公羊》不误，亦足雪口说流行之诬矣。

（五三）山戎考续篇

读史者多以战国时之东胡为春秋时之山戎，此误也。推厥由来，实缘误以齐桓公伐山戎所救之燕为北燕，遂误以北燕北之东胡与南燕北之山戎，合并为一矣。

《春秋》庄公三十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三十有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鲁济之会，《公》《谷》皆不言其与燕有关，惟《左氏》曰：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伐山戎之齐人，《公》《谷》皆以为齐侯献戎捷。《公羊》曰：威我也，旗获而过我也。《谷梁》曰：军得曰捷，戎菽也。案《说苑·权谋》曰：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十）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则齐桓之伐山戎，确曾与鲁谋之，确系桓公亲行，而其还亦确曾过鲁。《左氏》及《公》《谷》之言，皆非无据矣。夫鲁在齐之南，而北燕在齐之北，山戎所病者，果为北燕，何为与鲁谋之，而其还亦安得枉道而过鲁邪？

以桓公伐山戎，所救之燕为北燕，始于《谷梁》而实不始于《谷梁》也。《谷梁》曰：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史记·齐大公世家》：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燕召公世家》曰：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三者如出一口。《谷梁》晚出之书，盖据传记，左右采获，非真有所受之，其以齐侯所献为戎菽，实沿《管子·戒》篇“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之文，即其一证。观《史记》齐燕世家之文，知以桓公所救之燕为北燕，西汉初年已有此误，《谷梁》之所采者，盖亦此等书。然传记之较古者，固犹未尝以此燕为北燕也。

（五四）赤狄、白狄考

狄之见于《春秋》者，或止称狄，或称赤狄、白狄。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别种。”《疏》云：“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间，各自别有种类。此潞是国名，赤狄之内别种一国。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孙则称豪名为种，若中国之始封君也。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案两爨蛮亦称乌白蛮。《唐书》谓“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妇人衣黑缯。”“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妇人衣白缯。”《疏》盖据后世事推之。如《疏》意，则凡狄非属于赤，即属于白矣，窃谓不然。

赤狄种类见于《春秋》者有三：潞氏及甲氏、留吁是也。宣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氏》云：“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杜《注》“铎辰不书，留吁之属”，似以意言之。又成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左氏》曰：“讨赤狄之余焉。”是《左氏》所称为赤狄者，较《春秋》多一铎辰、一廧咎如也。廧咎如，《公羊》作将咎如。至东山皋落氏，则《左氏》亦不言为赤狄，杜《注》云：“赤狄别种也。”《史记·晋世家》：献公“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集解》：“贾逵曰：东山，赤狄别种。”《疏》云：“成十三年《传》，晋侯使吕相绝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则白狄与秦相近，当在晋西；此云东山，当在晋东。宣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潞则上党潞县，在晋之东，此云伐东山皋落氏，知此亦在晋东，是赤狄别种也。”其说似属牵强。

白狄种类，《春秋》及《左氏》皆未明言。昭十二年，杜《注》曰：“鲜虞，白狄别种。”“肥，白狄也。”十五年，《注》又曰：“鼓，白狄之别。”《疏》云：“宣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传》曰：讨赤狄之余焉。是赤狄已灭尽矣；知鲜虞与肥，皆白狄之别种也。”其说之牵强，与前说同。案《春秋》《左氏》言赤狄种类，虽似不同，然铎辰之名，《春秋》无之。“讨赤狄之余焉”，语有两解：刘炫以为“廧咎如之国，即是赤狄之余”。见《疏》。杜预则谓“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其余民散入廧咎如，故讨之”。揆以文义，杜说为长。以《春秋》《左氏》于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皆明言为赤狄，于廧咎如则不言也。然则《左氏》之意，盖不以廧咎如为赤狄。《左》不以廧咎如为赤狄，而铎辰为《春秋》所无，则《春秋》《左氏》言赤狄，初无歧异矣。然则赤狄自赤狄，白狄自白狄，但言狄者，自属非赤非白之狄，安得谓凡狄皆可分属赤狄、白狄乎？杜说盖失之也。

予谓赤狄、白狄，乃狄之两大部落。其但称狄者，则其诸小部落。小部落时役属于大部落则有之，若遂以赤、白为种类之名，谓凡狄皆可或属诸赤，或属诸白，则非也。《左》宣十一年云：“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必赤狄之名，不苞众狄，乃得如此措辞。若众狄亦属赤狄，当云疾潞氏之役，安得云疾赤狄之役乎？此《春秋》及《左氏》凡言狄者，不得以为赤狄或白狄之明征也。

然则赤狄、白狄，果在何方乎？曰：赤狄在河内，白狄在圁洛之间。何以知之？曰：以《史记·匈奴列传》言“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内、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知之也。居圁河内者盖赤狄，居洛之间者盖白狄也。曰：《史记》上云“攘戎翟”，而下云“号曰赤狄、白狄”，明赤狄、白狄为两种之总称，所苞者广矣。曰：《史记》之言，盖举其大者以概其余，非谓凡狄皆可称为赤狄或白狄也。若谓凡狄皆可称为赤狄或白狄，则无解于《春秋》之或称赤狄，或称白狄，或但称狄矣。盖狄在《春秋》时，就大体言之，可区为二：一在东方，一在西方。在东方者，侵轶于周、郑、宋、卫、齐、鲁之间，其地盖跨今河北之保定、大名两道，山西冀宁道之东境，河南之河北道，或且兼及河洛、开封道境。其中以居河内之赤狄为最大。居西方者，其地盖跨今山西冀宁道之西境及河东道，陕西之榆林道及关中道，其中以居圁洛之间之白狄为最大，故史公特举之也。言《春秋》时狄事者，莫详于《左氏》，今请举以为证。

狄之居东方者，莫张于庄、闵、僖之间。庄三十二年伐邢，闵二年入卫，以齐桓公之威，纠合诸侯，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然及僖十二年，诸侯复以狄难故，城卫楚丘之郛。其明年狄侵卫，又明年侵郑，则其势初未弱也。齐桓公之卒也，宋襄公伐齐而纳孝公，虽曰定乱，实有伐丧之嫌，诸侯莫能正，惟狄人救之。僖十八年。是时邢附狄以伐卫，《左》“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可见是时狄势之盛。至二十五年而为卫所灭，狄虽不能救，然二十年尝与齐盟于邢，《左氏》曰：为邢谋卫难也。二十一年狄侵卫，三十一年又围卫，卫为之迁于帝丘，狄之勤亦至矣。先是僖公十年：“狄灭温。”温者，苏子封邑，周初司寇苏忿生之后也。见成十一年。十一年，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以伐周，入王城，焚东门，秦、晋伐戎以救周。晋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讨王子带，王子带奔齐。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僖十四年秋，狄侵郑，无传。十六年：“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此所谓戎，不知与狄有关否。然及僖二十四年，王以狄师伐郑，冬，遂为狄所伐，王出居于郑。大叔以狄女居于温，则必即九年灭温之狄矣。晋文勤王，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王以温锡晋。三十二年：“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其在河内者，至是当少衰。然三十年及文四年、九年、十一年迭侵齐，七年伐鲁西鄙，十年侵宋，十三年又侵卫，则东方之狄，亦未尝遂弱也。凡此者，《春秋》及《左氏》皆但称为狄，惟文七年侵鲁之役，《左氏》云：“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酆舒、潞氏相似，其事由赤狄，然此只可谓侵鲁之狄役属于赤狄，不能谓侵鲁者，即赤狄也。

赤狄见《春秋经》，始于宣公三年之侵齐。四年又侵齐；六年伐晋；七年又侵晋，取向阴之禾。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欑函，《左氏》：“众狄服也。”“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观文七年，赵宣子之让酆舒，则知赤狄是时所役属之狄颇众，故其势骤张也。及是党与携离，势渐弱矣。宣十三年虽伐晋及清，及十五年潞氏遂为晋所灭，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明年灭甲氏、留吁及铎辰，成三年又伐廧咎如，以讨赤狄之余焉。赤狄之名，自是不复见。盖赤狄本居河内，是时强盛，故兼据潞氏、甲氏、留吁、铎辰之地也。据《左氏》伯宗之言，则潞氏又夺黎侯之地。其本据地河内，未知灭亡或否，然纵幸存，其势力亦无足观矣。

东方之狄，自晋灭赤狄后，不见于《春秋》及《左氏》者若干年。至昭、定以降，鲜虞、肥、鼓乃复与晋竞。《左》昭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十三年，晋荀吴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十五年，荀吴伐鲜虞，围鼓，以鼓子戴鞮归。既献而反之，又叛于鲜虞。二十二年六月，荀吴灭之。定三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四年，晋士鞅、卫孔圉伐鲜虞。五年冬，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役也。哀元年，齐、卫会于乾侯，救范氏也。鲁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三年，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杜《注》：中山，鲜虞。四年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十二月，齐国夏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鲜虞、肥、鼓地与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相近，与齐、晋、鲁、卫皆有关系，其形势正与自庄公至宣公时之狄同，《春秋》及《左氏》皆绝不言为白狄，《谷》昭十二《注》：鲜虞，姬姓，白狄也。《释》曰：《世本》文。不知杜氏何所见而云然。以予观之，毋宁谓为与赤狄相近之群狄为较当也。

白狄本国盖在圁洛之间。然西方之狄，跨据河之东西者亦甚众，非止一白狄也。晋之建国也，籍谈追述其事曰：“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昭十五年。是唐叔受封之时，已与此族为邻矣。二五之说晋献公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也，曰：“蒲与二屈，君之疆也。疆埸无主，则启戎心。”又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庄二十八年。则蒲、屈所与为界者，即狄人也。僖五年，晋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明年，贾华伐屈，夷吾将奔狄，郤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重耳、夷吾盖皆欲借资于秦以复国，夷吾不果奔狄，仍奔近秦之梁，则狄之近秦可知也。晋文公让寺人披之辞曰：“予从狄君，以田渭滨。”则晋文所奔、夷吾所欲奔而未果之狄，即与蒲、屈为界之狄，其地自渭滨跨河而东界于蒲、屈也。《左》闵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虽未知即此狄否，然其地则相近矣。僖二年：“虢公败戎于桑田。”《注》：“桑田，虢地，在弘农陕县东北。”重耳之奔狄也，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之公子。成十三年，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杜《注》：“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获之，纳诸文公。”杜氏此《注》，殊属牵强，故《疏》亦游移其辞，不敢强申其说也。凡此等狄，其地皆与白狄近，然《春秋》及《左氏》皆不明言为白狄，则亦西方之众狄，与白狄相近者耳。僖八年：“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无耻，从之，必大克。里克曰：惧之而已，无速众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曰“无速众狄”，明西方狄亦甚众，如东方赤狄所役属也。西方之狄，与晋相近，故争阋颇烈。僖十六年，因晋韩原之败，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十一年，又作五军以御狄。三十三年：“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曰获白狄子，而不言所败者即白狄，盖白狄与他狄倶来也。范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成十六年。以狄与秦、齐、楚并举，可以见其强盛矣。襄二十六年：“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禁北狄。”此等狄人，东为晋人所攘斥；又秦穆修政，东境至河，《史记·六国表》。其在渭滨及河东之地，盖皆日蹙。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使狄人守之。定十四年，晋人围朝歌，析成鲋、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盖皆其服属于晋者也。《史记》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此《匈奴列传》文，《秦本纪》云：“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与《韩非子·十过》《说苑·反质》篇同。《李斯传》作“并国二十”，二十字疑倒。《汉书·韩安国传》作“并国十四”，四亦疑二之误。古文一二三四，皆积画也。《盐铁论·论勇》：“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国服。”与《匈奴列传》同。穆公所服，盖多岐以东之地，即太王所事之獯粥，文王所事之昆夷，及灭幽王之犬戎也。然则同、蒲间之狄，盖尽为秦、晋所并矣。白狄居圁洛之间，其地较僻，盖至魏开河西、上郡而后亡？

白狄之见《春秋》，始于宣公八年与晋伐秦，成九年与秦伐晋。十三年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敌。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左氏》亦曰：“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白狄盖叛服于秦、晋之间者也。《春秋》襄十八年春，“白狄来”。《左氏》云：“白狄始来。”盖至是始通于鲁。可见所谓白狄者，惟指洛间一族，若凡在西北者，皆可称白狄，前此似不得迄无往来也。二十八年，白狄朝晋；昭元年，祁午称赵文子服齐、狄；杜《注》谓指此事，其重视之可知。《管子·小匡》篇谓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小匡》述事，不甚可信，然白狄之在西河，则因此而得一左证也。《左》僖三十三年，杜《注》：“白狄，狄别种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左》襄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杜《注》谓无终，山戎国名。其《释例》又谓山戎、北戎、无终三者是一。案山戎、北戎在东方，别见予所撰《山戎考》。杜氏之云，未知何据。昭元年之《疏》，亦不信之。观魏绛劝晋侯和戎，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曰：“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左》襄公四年。则其地与晋密迩。昭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左氏》云：“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则无终即在太原附近，疑亦西方之狄而能役属群狄者也。《左》襄五年：“王使王叔陈生诉戎于晋。”未知即四年所谓诸戎之一否。

（五五）春秋时人以畜比君

《左氏》宣公四年：郑子公欲弑灵公，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成公十七年：晋乐书、中行偃欲弑厉公，韩厥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以畜类喻君，人莫不以为骇，其实无足骇也。畜者，养也。臣之于君，固有孝养之义。古人言养，亦恒以畜类为喻，不以为亵也。《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坊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万章》下。又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尽心》上。虽不以为然，然可见徒以养言，固恒以畜类为喻。孟子又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刍豢者，牛羊之食，亦未尝不引伸为凡食之称，而以施诸人也。齐景公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下，《孟子》此六字即系解释《诗》义。《集注》谓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爱君，非也。《吕览·適威》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高《注》：“畜，好。”刍豢为人之所好，好之者必饮食之，故自养义引伸为好也。固亦施之于君，且以为歌颂之辞矣。

《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齐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与焉。州绰曰：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意虽近于自夸，然未闻以其言为狎侮，则古人之贱禽兽，固不若后世之甚也。

（五六）余祭之死

余祭之死，《春秋》在襄公二十九年，即余祭之四年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于是年书“守门阍杀余祭，季札使诸侯”。于鲁、齐、晋、郑亦皆书季札来使事。《世家》则但记季札出使而无余祭见杀之事。至十七年，乃书“余祭卒，弟余昧立”。卒、弑既异，先后又差十四年，疑《春秋》及《年表》是也。公子光之弑王僚也，乘盖余、烛庸之在楚，季札之使晋。光告专诸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则季子在吴，未尝不为人所忌。余祭之见弑，盖亦乘季子出使而发。然余祭虽死，而国不能定，故至十七年余昧乃立也。春秋战国时，君位旷废历年者甚多，周厉王、鲁昭公、卫献公乃其著者。《史记·燕世家》：惠公六年，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年表》于六年书公出奔，历七、八、九年，乃为悼公元年，书惠公归至卒，则君位旷者四年也。又《管蔡世家》：楚文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年表》见虏在十一年，至其二十一年，乃为穆侯肸元年，则君位旷者九年矣。皆周厉王、鲁昭公、卫献公之伦也。春秋系世之书，不记君之见弑，盖亦习为故常。《史记·吴世家》不记余祭之弑，盖其所本者如此，非漏落也。《礼记·明堂位》郑《注》，以“君臣未尝相弑”一语，深诋作者之诬。其实内大恶讳，乃当时史家成例，非孔子所创；而记人更非有意掩饰也。

（五七）楚之四国

《左氏》：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栎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覊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二年，王谓子革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贾子·大都》曰：“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无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菜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案《左氏》昭公十三年，亦言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以入楚，则《贾子》是也。杜氏以不羹有东西二城，恐非。

（五八）三王五霸

三皇五帝，无定说也，三王五霸亦然。《白虎通义·号》篇引《春秋传》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释夏、殷、周皆为美称。又云：“五帝德大能禅，成于天下，无为立号。”又引或说，谓唐、虞、高辛、高阳、有熊皆号。则其所谓三王者，但指夏、殷、周言之，未尝凿指其人也。《风俗通义》引《礼号谥记》以夏禹、殷汤、周武王为三王，又有据《诗》《书》《春秋》之说，以文易武者，应氏谓“俗儒新生，不能采综，多其辨论，至于讼阋”。然应氏力辨武之为是，文之为非，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五霸之说，尤为纷繁。《白虎通义》第一说曰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风俗通义》《吕览·先己》髙《注》、《左氏》成公二年杜《注》及服虔《诗谱序疏》主之。第二说曰齐桓、晋文、秦缪、楚庄、吴阖闾，无同之者。第三说曰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孟子·告子》赵《注》、《吕览·当务》高《注》主之。《荀子·王霸》篇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所谓信立而霸也。”则其说又异。《议兵》篇亦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并举。又《成相》篇谓穆公强配五霸，亦以穆公在五霸之外。案《国语·郑语》，以昆吾为夏霸，大彭、豕韦为商霸。《谷梁》隐公八年云：“交质子不及二伯。”则第一说有据。《太史公自序》云：“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则五霸必在东周之世，第二三说及《荀子》之说亦有据。《白虎通义》及《风俗通义》疏释辨论之语，亦皆可通而皆未有以见必然。由其本无定说，故后人以意言之，其说皆有可取也。

《史记·商君列传》曰：“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设此说者，盖谓秦之为治，又下于五霸一等也。《白虎通义》曰：“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又引《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管子·禁藏》曰：“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霸言》曰：“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兵法》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吕览·应同》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先己》曰：“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后事，故功莫大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晁错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贤。”“五伯不及其臣。”《汉书·晁错传》。《淮南·泰族》曰：“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公羊》何休曰：“德合元者称皇”，“德合天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公羊》成公八年《解诂》。桓谭《新论》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以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谓之霸。”《御览·皇王部》引。此皆设为优劣，以明治道之升降，意本不主于人也。

《左氏》成公二年“四王之王也”，《注》曰：“禹、汤、文、武。”案三王之说，初仅混言其为夏、殷、周，逮进而凿求其人，则夏禹，殷汤，均无疑义，惟周则为文为武，皆有可通，应劭所辨，即在于此。《左氏》文字，予尝疑其多出传者之润饰，此四王，殆即主张以文、武并称者，所以调和三王为文为武之争与？然必非旧说也。《学记》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明堂位》曰：“四代之乐器。”注皆曰虞，夏，殷，周。皆言四代而不言四王。何则？称名必循众所习知，古固无称舜为王者也。《表记》：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又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皆以四代并论。《檀弓》：哀公问于周丰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丰对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亦以四代并论。然又曰：“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仍称舜为帝，不称为王也。或曰：古三、四字皆积画，《左氏》之四王，乃三王传写之误。说亦可通。然传写似误四为三者多，误三为四者少也。

《左氏》称悼公复霸，成公十八年。《国语》亦然。《晋语》。《左氏疏》曰：“郑玄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韦、大彭，周有齐桓、晋文，此最强者也。故书传通谓彼五人为五霸耳。但霸是强国为之，天子既衰，诸侯无主，若有强者，即营霸业，其数无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过五，不许悼公为霸，以乡曲之学，足以忿人。传称文、襄之伯，襄承文后，绍继其业，以后渐弱，至悼乃强，故云复霸。”案以曾为诸侯之长言之，霸自不止于五，岂惟晋悼，楚灵、齐景，亦可称霸也。若就五霸说之，晋悼自不得与，此犹共工氏霸九州而不列于五帝也。义各有当，遽以乡曲之学，横肆诋諆，过矣。

五霸虽多异说，然推创此说者之意，必指东周后之强国言之。何则？五帝不兴于三皇之时，三王不起于五帝之世，为皇帝王霸之说者，原取明世运之递降，安得五霸之云，独错出于三王之代乎？《孟子》曰：“五霸，桓公为盛。”《告子》下。此乃与晋文以下比较言之，犹孔子言“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也。《论语·宪问》。夏殷史事，传者已略，何由知昆吾、大彭、豕韦与齐桓孰盛哉？然则《白虎通》之正说，必《左氏》既出后之说，其为元文与否，颇可疑也。《谷梁》独称二伯，《谷梁》亦古文家言也。

董子《繁露》，以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存二王之后以大国，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绌虞而号舜曰帝，《三代改制质文》。此《春秋》昭五端、通三统之义。诸家之称三王，不知义同儒家以否，然曰三曰五，义必有取，则可知也。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上咸五，下登三。”《史记》本传。盖即此义。《集解》引韦昭曰：“咸同于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隐》云：“李奇曰：五帝之德，汉比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故云减五登三。此说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减五帝之一，以汉盈之。然以汉为五帝之数，自然是登于三王之上也。今本减或作咸，是与韦昭之说符也。”其所谓今本者，盖后人依韦昭之说改之，李奇、虞喜解并误，然所据本，固皆作减也。

（五九）中山

中山者，春秋战国间之大国也。《左氏》载中山与晋相竞，始于昭公之十二年，而迄于哀公之六年，其间凡四十二年。其后八十二年，而魏文侯灭中山，使太子击守之。魏文侯十七年。见《史记·魏世家》。其后中山复国。见《乐毅列传》。自魏文侯灭中山之后三十一年，为赵敬侯十年，赵与中山战于房子；其明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见《赵世家》。越三十四年，而中山君为魏惠王相。见《六国年表》，在魏惠王二十九年。《魏世家》作二十八年。此时中山虽为魏弱，然赵武灵王之告公子成曰：“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见《赵世家》。则其力犹足与赵为敌，春秋末叶连齐以掎晋之志，未尝衰也。中山君相魏惠王之后三十五年，为赵武灵王之十九年，始胡服骑射，以必取胡地、中山为志。其明年，略中山地，至宁葭。又明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请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之。二十七年，传国于惠文王。惠文王三年，乃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均见《赵世家》。自鲁昭公十二年至此，凡二百三十五年，中山之与晋相抗，可谓久矣。

中山之亡，《赵世家》在惠文王三年，而《六国年表》在四年。《表》云：“与齐、燕共灭中山。”《燕世家》及《表》皆不载此事，《齐世家》及《表》，皆系湣王二十九年，与《表》作惠文王四年者合。盖迁其君在三年，而尽服其众而定其地，实在四年也。赵惠文王四年，为秦昭王十二年，而《秦本纪》昭王八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或以此疑《秦纪》及《六国表》相龃龉。案此不徒与惠文王四年中山灭非一事，即与三年中山君之迁，亦非一事。故《秦纪》昭王十一年，中山尚与齐、韩、魏、赵、宋共攻秦。《史记·秦纪》云：“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正义》云：“盖中山此时属赵，故云五国也。”案中山苟为赵私属，即不必特举其名，盖或五字误，或衍他字也。《正义》说未安。明其亡竟死齐之后，尚有一君，盖即迁于肤施者也。

《六国表》云齐湣王佐赵灭中山，《乐毅列传》亦云齐湣王助赵灭中山；《范雎列传》：说秦王曰：“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则湣王之佐赵，乃烛之武所谓“亡郑以倍邻”者耳。夫中山去赵近，而去齐远，其于赵，腹心之患也；武灵王告楼缓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则赵之于中山，亦腹心之患也。连齐以拒赵，在中山策固宜然；抚中山以拒晋，于齐计亦良得。昭、定、哀间之已事及围鄗之役，资中山以强兵，盖齐之素计，非漫然而为之也。弃累世之遗策，灭与国以资邻敌，湣王之所为若此，欲以求伯，不亦难乎？燕是时亦助赵者。昭王方欲报齐，盖以此结欢于赵，非徒为赵用也，与齐湣王之劳民助敌者不同。

范雎云：中山“地方五百里”。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见《中山策》。然则中山之为国，盖鲁、卫之伦也。方五百里，在周初为大国，至春秋以降，则不足数矣。而中山独累世雄张，为齐、燕、赵、魏所重，盖以其地险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非谓中山亦林胡、楼烦之伦，将以轻骑与之驰逐于原野，乃欲以是深入其阻耳。武灵王之告公子成曰：“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是赵与中山角逐，仍重在平地，其胡服骑射则所以防燕、三胡、秦、韩也。然又曰“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则以中山地险，惟骑兵乃能深入其阻，一举而两利存焉。然其本意，固以备燕、三胡、秦、韩，非以为中山也。胡服骑射之后，明年而有事于中山，史记其事云：“略中山地，至宁葭。”略者师速而疾，盖犹仅拂其境。是年，使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明年，又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邱、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均见《赵世家》。四邑，盖即鄗、石邑、封龙、东垣。是役也，以赵固有之军为三军，王并将之，以攻中山之邑，而以新练之骑兵，牛翦所将。与所致胡、代之兵，赵希所将。云并将胡、代、赵者，赵为主军，胡、代为客军，并将是三国之兵也。与之陉，徐庚曰“一作陆”，窃疑作陉为是。陉者，山绝之名，所谓塞者，盖在于是。豫许赵希攻下，即以之为赏也。赵希，或致胡兵之赵固之父兄子弟。攻中山之塞，始深入其阻矣。其后之攻中山，当仍祖是策，故不数年而中山遂亡。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明年，遂灭中山。致楼烦之兵，盖亦所以攻中山也。

《中山策》曰：“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乐羊食之。古今称之。”甘茂谓秦武王曰：“魏文侯令乐羊将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史记》本传，亦见《秦策》。中山之难攻可知，盖以其险也。《中山策》又曰：“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据《六国表》，襄子之卒，在魏文侯元年前一年。文侯之欲残中山，得无恶其险，故欲破坏之，使之不复能立邪？乐羊之灭中山，文侯封之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史记·乐毅列传》。则文侯固尝拔其地以封有功之将，而乐羊亦能抚其封邑之民。然中山无几卒复国，又百余年而后亡，则甚矣灭国之不易，而险之果足恃也？吴起曰“在德不在险”，固也，然此亦为大无道者言之耳，若得中主，恃险固亦足以延命矣。《史记·穰侯列传》，须贾说穰侯曰：“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四邑之献，即中山好割地之一证。然仅此一事，不得云数，其前此如是者，盖多矣。地数割，而犹后亡，亦地险使之也。

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此事既见《赵世家》，又见《六国赵表》。其立也，盖赵立之也。是年，为魏文侯十一年，又五年而献侯卒。其明年，魏遂使太子伐中山，盖闻赵之丧也。此事亦记于《赵世家》及《六国表》赵下，盖循赵史记之旧，可见赵视中山之重。

中山武公，徐广曰：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而《索隐》以《世本》不言谁之子孙，疑徐广之言为无据。然徐广不得凿空，盖自有所据，而小司马时已无考也。

中山尝筑长城，事在赵成侯六年，亦见《赵世家》。古长城之筑，多文明之国，以此防野蛮部族之侵扰，故疑中山亦林胡、楼烦之类者，非也。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李疵告主父曰：“中山之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案亦见《中山策》。是好文之主也。《说苑·权谋》曰：“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是其憙音沉湎，亦文明之国之流矣，非穹庐之君，旃裘之民，所能有也。敝以中山为林胡、楼烦之伦者，非也。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中山与赵，厥罪惟钧，而引夷狄以伐中国，则武灵王有罪焉尔矣。

（六○）皇帝说探源

《庄子·天运》：“子贡（见老聃）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注》曰：“子贡本谓老子独绝三王，故欲同三王于五帝耳。今又见老子通毁五帝，上及三皇，则失其所以为谈矣。”《释文》云：“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余皆作三皇。”案子贡言禹、汤、文、武而上及尧、舜，老子更上溯及于黄帝，皆在三王五帝之中，未尝及三皇也。《注》意盖谓老子通毁五帝，则其所取，必在三皇，亦未尝谓老子曾举三皇之名也。此节中三皇字，盖皆当作三王，而为后人妄改；然陆德明所见本，已如此矣。上文又载师金之言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此节意与下节同。独举周公以为言，亦其所议者为三王而非三皇之证。疑此节三皇本亦作三王，而为妄人所改也。

《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后说与《孟子》合，盖儒家言也。《集解》：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索隐》谓“所称九主，载之《七录》，名称则奇，不知所凭据耳”。案此盖释古法戒之图象，与《史记》所言九主无涉。《索隐》又引或说云：“九主，谓九皇也。”以儒家言释儒家言，庶几近之。《汉书·郊祀志》：“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则九皇之说，神仙家亦有之，匪独儒家；盖古固有是名也。张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韦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并据谶纬为说，恐非武帝时所有。人皇九头，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注》云：“出《河图》及《三五历》。”案所谓天皇、地皇者，当出《三五历》；人皇当出《河图》；说见《古史纪年》。《管子·轻重戊》：“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盖燧人之误。下文又言“黄帝之王，童山竭泽”可知也。《揆度》：“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轻重戊》列举古帝，而首虙戏、神农、燧人；《揆度》言自燧人以来；则以三皇为始王天下，燧人又居三皇之首。亦古本有是说，而非儒家之私言也。

然皇帝二名，虽出先秦之世，究为后起之说。古者一部族之主谓之君，为若干部族之共主者谓之王。尊至于王而止矣，不能更有所加也。天下归往谓之王，此特侈言之，实则各王一域，春秋吴楚并时称王其证。王与王之间，因彼此关系较疏，其上更无共主，自不能别有名称。战国之世，列国皆称王，关涉较多，强弱渐判，乃谋立一更尊于王之号。于是借天神之名而称之曰帝，齐、秦并称东西帝，魏使辛垣衍说赵尊秦为帝是也。时人之见解如是，于是论古史者，亦于三王之前，更立五帝之号焉。夫尊至侔于天神，亦止矣，不能更有所加矣。然论古史者，犹不以是为已足也。乃不从尊卑着想，而从先后立义，据始王天下之义，造一皇字，而三皇之名立焉。皇王形异而声同，可知虽制殊文，实非二语也。太史公论秦始皇，谓其自谓“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此非臆度之辞，乃属当时实事。始皇诏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则业以帝者自居，而犹欲更议其号，即所谓羞与之侔也。帝且不嗛，何有于王？丞相等议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亦以其功过五帝，而别觅一名以尊之也。始皇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者，一以帝为战国以来最尊之号，众所共喻，著之以适时俗；一亦以皇之与王，文虽殊而义则一，称皇，自不知文字者闻之，一若名号未更者。故必著帝以异于先古之王，又必著王以异于战国以来之所谓帝也。尊庄襄王曰太上皇，不曰太上皇帝者，以其不君天下。然则帝者谛也，取其审谛以治天下，犹上帝之居高而临下土耳。张晏曰：“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号。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损称王。秦自以德褒二行，故兼称之。”《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一若皇帝二名，古固有之者，真亿说也。

（六一）管子论王霸

《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又曰：“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此殷周之所以成王业，而齐桓、晋文止于称霸也。盖强国少，则服一强而号令已施于天下。强国多，不可胜诛；战虽胜，犹虑有畜全力以乘吾后者；则不得不善藏其锋。强国少，众小国皆可胁而服焉。强国多，地丑德齐，齐盟且思狎主，况欲南面而朝之乎？晋不能于齐，楚不能于秦，晋、楚之力，岂让殷、周，终不能代周而兴者，世异而所直之敌不同也。然此为春秋以前言之也。战国之世，众小国稍尽，大国壤地相接，惟以吞噬为事，秦始皇卒并六国为一，又非作《管子》书者所逆睹矣。

（六二）中国未经游牧之世

言社会演进者，多谓人之求口实，必自渔猎进于游牧，自游牧更进于农耕。其实不然。自渔猎径进于农耕者，盖不少矣，中国即其一也。

谓中国曾经游牧之世者，多以伏羲氏为牧民之君长，此为刘歆、郑玄、皇甫谧所误也。《易·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经典释文》云：“包，本又作庖。郑云取也。孟、京作伏。牺，郑云：鸟兽全具曰牺。孟、京作戏，云伏服也，戏化也。”案《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风俗通义》引《含文嘉》云：“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戏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也。”盖今文旧说，孟、京所用。《汉书·律历志》曰：“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盖郑说所本。《易》但言田渔，歆妄益取牺牲三字，实非也。《礼记·月令正义》引《帝王世纪》曰：“取牺牲以共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则又以庖字之义，附会庖厨，失之弥远矣。《太平御览》引《诗纬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淮南子·地形》曰：“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作“鼓其腹则雷”。在吴西。”此吴即虞字，可见雷泽即舜所渔也。《鲁灵光殿赋》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引《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又引《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驱。”古者工用高曾之规矩，殿壁画像，亦必有所受之，则古神话以伏羲在沼泽之区不疑也。《管子·轻重戊》曰：“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八卦益以中宫，是为九宫。明堂九室，取象于是。明堂之制，四面环水，盖湖居之遗制。伏羲之社会，从可推想矣。伏羲所重，盖在于渔，故《易》称其作结绳而为网罟。网以取鱼，罟则并举以浃句耳。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似不甚合，然亦不云其曾事牧也。作结绳为网罟，疑即一事。说者以结绳为未有文字时记事之法亦非。又有以黄帝为游牧之世之君长者，以《史记·五帝本纪》有“教熊、羆、貔貅、貙、虎”之语也。此亦本非畜牧之事。然其上文不言其“治五气艺五种”乎？又以其言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也，然其上文不又言其“邑于涿鹿之阿”乎？古人随意衍说，其辞多不审谛，要在参稽互证，博观约取，安可据彼单辞，视为定论也？

中国与游牧民族遇，盖起战国之世。春秋时侵齐、鲁又侵郑者有山戎，亦曰北戎；侵晋者有赤、白狄；皆在今河南、北及山东境。其在今陕、甘境者，则《史记》所谓“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者也。《史记》将此等尽入之《匈奴传》中，后人遂皆视为匈奴之伦，此实大误。匈奴乃骑寇，此则所谓山戎。山戎犹后世言山胡、山越，乃诸部之通称，非一族之专号。山戎之与我遇也，皆彼徒我车，与后世西南诸族，则颇相似矣，于匈奴乎何与？骑寇之名，昉见《管子·小匡篇》，此篇虽述管子事，实战国时人作也。篇中言桓公破屠何。孙诒让《墨子间诂》谓即《周书·王会》之不屠何。《非攻》云：且不一著何亡于燕、代、胡、貉之间。且当作祖，不一著何，则不屠何之衍误，后为辽西之徒河县。其说似之。绵亘燕、代、胡、貉之间，盖当时一大族矣。自此以西为林胡、楼烦，后为赵所慑服。又其表则为匈奴，赵徒攘斥之，而未能慑服之，至秦、汉世，遂收率游牧之族，大为北边之患焉。《史记》云：“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五郡之表，不得皆为东胡。东胡，汉初居匈奴东，冒顿袭破之。其后匈奴单于庭直代、云中，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上谷似即东胡旧地也。此等皆战国时北方骑寇。古所谓大行之脉，起今河南、北、山西三省之交，东北行，蔽河北省之北垂，至于海，盖皆山戎之所居，为中国与北方游牧民之介，山戎之居，地险不易入，其民贫，亦无可略。斯时游牧之族，部落尚小，亦无力逾山而南。中国之文明，实在此和平安静之区，涵育壮大也。

或曰：子言骑寇虽见管子书，实说战国时事，似矣。然孔子称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何也？《论语·宪问》。曰：安见《论语》中遂无战国时人语邪？不特此也。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所说亦战国后情形也。又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则弥可见为秦始皇一统后语矣。《国语·齐语》谓齐桓公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拒者亦不过山戎、众翟而已。韦《注》说。《左氏》谓齐侯伐山戎，以其病燕，所病者南燕，非北燕也。别有考。

亚里士多德谓人之谋生，不外畜牧、耕稼、劫掠、捕鱼、田猎五者。见所著《政治论〉第一编第八章。吴颂皋、吴旭初译本。劫掠之技，起自田猎之世，盖以施诸物者移而施诸人也。然田猎之世，口实实少，不能合大群，故其侵略之力不强，至游牧之世，则异是矣。中国自秦、汉以后，屡为异族所苦，实以居其朔垂者为游牧之民故也。然中国可谓善御游牧民者矣。夫西洋之有希腊、罗马，犹东洋之有中国也。今西方之希腊、罗马安在哉？其在东方，则中国犹是中国人之中国也。此文明之扞城也。岂易也哉？或曰：中国当皇古之世，亦尝有牧人征服渔人之事。观古代牛、羊、犬、豕为贵者之食，鱼鳖为贱者之食可知。此说盖是？但其为时甚早，其事迹，书传已无可考矣。

（六三）农业始于女子

今社会学家言：农业始于女子。求诸吾国古籍，亦有可征者焉。《周官·天官》内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穜棱之种。”《注》：“古者使后宫藏种。”是藏种职之女子也。《谷梁》桓公十四年：“曰：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廪。”文公十三年：“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国语·楚语》曰：“天子褅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周官·地官》：舂人有女舂抌。藁人有女藁。《秋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是粟米之成，又由于女子也。《天官》九嫔：“凡祭祀，赞玉齍。《注》：“玉敦，受黍稷器。”赞后荐彻豆笾。”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帅女官而濯摡，为齍盛。及祭之日，莅陈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春官》内宗：“掌宗庙之祭祀，荐加豆笾。及以乐彻，则佐传豆笾。宾客之飨食亦如之。”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荐豆笾，彻。”《礼记·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礼·有司彻》曰：“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妇，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妇，皆左之。”《注》曰：“房中之羞，其笾则糗饵粉糍，其豆则酏食糁食。庶羞，羊臐豕曉，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内羞也。内羞在右，阴也。庶羞在左，阳也。”《聘礼》：“醯醢百食，夹碑十以为列，醯在东。”《注》：“醯谷，阳也。醢肉，阴也。”《疏》：“醯是釀谷为之，酒之类，在人消散，故云阳。醢是釀肉为之，在人沉重，故云阴也。大宗伯云：天产作阴德，地产作阳德。《注》云：天产六牲之属，地产九谷之属，以六牲之阳，九谷为阴，与此醯是谷物为阳违者，物各有所对。六牲动物，行虫也，故九谷为阴。《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又以笾豆醯醢等为阴，鼎俎肉物总为阳者，亦各有所对。以鼎俎之实，以骨为主，故为阳；笾豆谷物，故为阴也。《有司彻注》，又以庶羞为阳，内羞为阴者，亦羞中自相对。内羞虽有糁食是肉物，其中有糗饵粉糍食物，故为阴，庶羞肉物，故为阳也。”案醯为阳，肉为阴，即“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之义。《疏》以消散沉重为说，是也。是古之祭飨，男子所共皆肉食，女子所共皆谷食疏食也。《祭统》曰：“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官备则具备。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盖古者男女分业，非夫妇亲之，则不能备物，此其所以“既内自尽，又外求助”也。《左氏》隐公三年曰：“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关雎》之诗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毛《传》曰：“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采蘩传》曰：“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响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荇菜也。”苹蘩蕰藻，乃水处之民所食，而亦其所以祭也。《礼记·昏义》曰：“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公羊》哀公六年：“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是古猎为男子之业，耕渔皆女子之事也。猎以习战斗，则礼尚焉；耕渔较和平，则贱之而人君弗亲；见《左氏》隐公五年臧哀伯谏观鱼。盖人之好杀伐久矣。

《曲礼下》曰：“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注》：“说者以匹为骛。”妇人之挚，椇、榛、脯、修、枣、栗。”《公羊》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觌用币。用者，不宜用也。然则曷用？枣栗云乎，腶修云乎。”《左氏》亦载御孙之言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枣栗脯修，以告虔也。”夫“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礼记·礼运》。则贽必各用其所有。而男贽以禽鸟，女贽以椇榛枣栗，可见其一事猎，一事农矣。女贽亦以腶修者，腶修女子所制，非其从事于田牧也。又古者五母鸡，二母彘，为田家之畜；又家从豭省声。乡饮酒之礼用犬；而昏礼，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知田家孳畜，亦女子所有事，而男子主行猎，故与犬特亲也。夫猎物者莫猛于犬；而人类杀伐之技，亦无不自弋猎禽兽来。当草昧之世，人与犬实相亲也。曾几何时，而人以屠狗为业矣。而人与人且相戕相贼矣。“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岂徒施于人者为然哉？横渠曰：“民吾同包，物吾与也。”世岂有杀朋友以食弟昆，而可称为仁人者乎？抑岂有不反戕其弟昆者乎？大雄氏之戒杀，有旨哉！

（六四）古代商业缘起情形

商业之始，其起于各部落之间乎？孟子之诘彭更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其诘陈相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下》。此为商业之所由起。然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惟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启，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有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

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可见古者一部落之中，及此部落与他部之间，交易皆极少，然生事愈进，则分工愈密。分工愈密，则彼此之相资益深，而交易遂不期其盛而自盛，故《管子》又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乘马》。《管子·乘马》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

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不论精粗但论多少。战国时人，断无从发此奇想。盖古自有此俗，而农家称颂之。许行治农家言，因亦从而主张之也。交易之初，情状奚若，据此可以想见矣。

《易·系辞传》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此盖择定时定地为之，今之所谓作集也，斯时交易，盖盛于农隙之时，《酒诰》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伪《孔传》曰：“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故《郊特牲》谓“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稍进，乃有常设之市，在于野田墟落之间，《公羊》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十五年。《陔余丛考·市井》曰：“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析。《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愚谓此说与《公羊》何《注》盖系一说。市之设，所以便农民，而设市之处，则因众所共汲之井，颜说亦此意也。管子所谓“聚而有市”者也。孟子曰：“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公孙丑下》。《注》：“龙断堁断而高者也。”明其贸易行之野田墟落之间，所居高则易望见人，人亦易望见之，故一市之利为所罔矣。更进乃有设肆于国中者。《管子》曰：“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揆度》。此虽辜较之言，然其所规画，欲以一国之人，则审矣。古者建都，必中四境之内，曰中国，而立市即在国都之中，《考工记》所谓“匠人营国，面朝后市”者也。故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也。《万章下》。市井二字，初盖指野田墟落间之市。后乃以为市之通称。

古代之商，非若后世之易为也。古代生计，率由自给，生事所须，不资异国，其有求于异国者，必其遭遇灾祸，以致空无，庚财不闻，乞粜莫与，交易所得，资以续命，故必有商人焉。而其时之贸易，不如今日之流通。我所求者，何方有之，何方较贱，所持以为易者，何方有之，何方较贵，非若今日安坐可知，臆度可得，皆有待于定虑之豫，决机之果者也。故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然则豪商驵贾其有才智，不始晚近，自古昔则然矣。故曰“商之为言章”也，《白虎通》《汉书·食货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师古曰“商，度也。”郑商人弦高，能矫命以却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其贾于楚者，又密虑欲出荀莹，《左传》成公三年。其明征矣。子产之告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弗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所以重商如此。其甚者以肇造之国，货财或有阙乏，必恃商人致之也。卫国破坏，文公通商，卒致殷赈，亦同此理。《左传》闵公二年。

曷言古者生事所须，不资异国也？《史记·货殖列传》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粜。”又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此亦其所喜好而已，谓必待以奉生送死，非情也。《周书》曰：“商不出则三宝绝。”三言其多，曰宝则亦非生活所必资矣。声子之说子木也，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五年。杞、梓、皮革，固非宫室器用所必资，亦其所喜好而已。当时商人所贩粥者如此，故多与王公贵人为缘，故子贡“废作鬻财”，“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莫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晁错论汉之商人，犹谓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夫固有以中其所欲，非独以其富厚也。然生事日进，分工愈密，交易愈盛，则其所恃以牟利者，不必皆王公贵人，而顾在于平民。其术一时谷物之轻重而废居焉，一备百物以待取求。《管子》曰：“岁有四秋，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缕作为冬之秋。见《管子·轻重乙》。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又曰“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宝其衣屦”是也。故曰：“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谷有所藏也。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管子所欲摧抑者，正此等人。故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其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故曰：“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馕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代之抑商，盖由此也。

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然则斯时粜价，轻重相去，盖四而又半之焉。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农民之生谷，石以三十钱计，然则农夫所得，最下之价耳，上此则利皆入于商人矣。此农家则流，所以欲重农而抑商耶，亦势有所激也。古农家言，非徒道耕稼之事。许行为神农之言，而讥切时政，其明征矣。《管子》书最杂，昔人隶之道家或法家，实可入杂家。《轻重》诸篇亦皆农家言也。

上所言乃古代之豪商驵侩，其寻常者初不能，然古者行曰商，处曰贾。商须周知四方物产登耗，又周行异国，多历情伪，其才智自高。贾即不能然，然犹有廛市以处。至求垄断之贱丈夫，则又其下焉者矣。《周官》有贩夫贩妇，盖亦此曹也。又廛人掌敛总布，杜子春云：“总当为儳，谓无市立持者之税也。”郑玄不从，而注肆长叙其总布取之，又《诗·有瞽笺》：“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疏》：“《史记》称伍子胥鼓腹吹箫，乞食吴市，亦为自表异也。”此即《说文》所谓“衒，行且卖”也。此并垄断而不能得，又下之者矣。

（六五）读马尔萨斯人口论

《论语》：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曰“丘闻”，则是古语，而孔子引之也。欧洲自希腊时，已有忧人庶而地不足以容之者。马尔萨斯之人口论，成于近世，实原于古昔也。中国自古无以此为虑者。中国人好言井田。行井田，田不给授，尤为巨患，而言治者讫亦虑不及此，何哉？曰：患必迫于目前，而后人以为忧。中国井田之制，盖行于古代，其时方患土满。至后世，人满之患，或见于一隅，然所谓计口授田者，徒有其名而已，人满之患，不易征实；且合全国而言之，固未尝无调剂之方，患不切，故虑有所不及也。曷言乎古以土满为患也？且井田之制，至春秋战国时，固已不可问矣。然其时患土满者，犹比比也。《韩非子》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遍检书传，以人满为患者，惟此而已。外此则皆以土满为患者也，则以韩地“险恶山居”故也。古之用兵，不守关隘；《春秋大事表》有此论。越国鄙远，习为恒事，《癸巳类稿·越国鄙远义》。皆土旷人希之证。邲之战，在郑之郊，而乐伯致师，麋兴于前；赵旃见逐，弃车走林。《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知列国都邑，多在山林之间也。且韩子所谓事力劳而供养薄者，渠必由于民之庶哉？“齐桓公之平陵，见年老而自养者。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吾使佣而未反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说苑·贵德》。知古之患贫者，在人少，无以力作，不在人多，无以为食。韩子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者，使有制民之产之君，授之以田宅，皆给足之民也。故《墨子·非攻》，极言土地所有余，人民所不足，以攻战为不利也。夫人事不善，皆可救正。人庶而地不足以容，则限于天而无如何。实人患之最深者也。古之人虑不及此，不亦浅乎？曰今有人焉，五色以盲其目，五音以聋其耳，五味以爽其口，驰骋田猎以狂其心；而忧百龄之后目不明，耳不聪，口不知味，心不睿圣也，可谓知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日争夺相杀之不暇，安能至于人庶而地不足以容？

（六六）管子轻重一

世皆以《管子·轻重》，徒为富国之谋，甚者以为损下益上之计，其实非也。《轻重》诸篇，皆言平均之道。盖古者财利之分赋，其权本操之人君；其后王公大人，日以淫侈，寖至不能举其职，而驵侩之势日张；人君既不克裁制，而淫侈愈甚，患贫亦愈甚，转致宽假于驵侩，而益虐取于下民，民生遂蹙焉不可终日。《轻重》诸篇，亦相时势之所宜，欲使分财布利之权，复归于上，以拯救茕独，裁抑富人耳。故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山权数》。《揆度》：“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此与《礼记》“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之言合。正同政。《礼运》。今之言生计者，以租庸赢为利之本，古之言生计者，以时财力为利之本，其说亦颇相类。而古必兼政令言之，则不徒致谨于其生，亦且致谨于其分。使欧人而知此义，则不致举国之利，皆入于驵侩，而重烦言群学者之劳心焦思矣。

《国蓄》曰：“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揆度》曰：“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又曰：“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又述《神农》之教曰：“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轻重甲》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兼并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其意在均平，跃然可见。《轻重乙》曰：“夺然后予。”盖天下之财，必赖天下之力生之；若待人君耕而食之，织而衣之，则惟日不足矣。然则当财利分赋，既已不均之后，而欲有所予者，其势固不能不先有所夺。故如《轻重》诸篇之言，非武健严酷也，更非损下以益上也，乃谋财有余以满不足也。《易》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轻重之家有焉。

当时所谓兼并者，盖以商贾之人为多；积聚则卿大夫之家为多。《国蓄》曰：“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藏字疑衍。《轻重甲》：“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即言兼并积聚之害也。

《山权数》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而《轻重丁》言“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此并兼积聚之在于封君者也。并其财而不出，盖谓积币而不散。“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积而不散，本无利可图，然能使民间钱币之数减少，亦有害也。治之之策：一以宝为质而假其邑粟，《山权数》所言是也；一则灭其位，杜其门，迫之使不得不散，《轻重丁》所言是也。《轻重甲》曰：“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脆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区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则官立法，强积聚之家以平贾粜其粟也。

封君之积聚，亦徒为积聚耳，商贾则操奇计赢，资本随周转而增殖，其剥民尤甚。《国蓄》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七臣七主》曰：“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当作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此物贾升降之原也，而其利皆入于商贾。《轻重乙》曰：“岁有四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山国轨》曰：“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揆度》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所言即其事也，三分，谓君、民与贾人也。《轻重甲》曰：“今君之籍取以正，同政。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其权力之大可想。《轻重丁》曰：“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可见商人之兼并农人，由来旧矣。

《国蓄》曰：“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此等议论，皆后人所目为武健严酷，而訾其损下益上者也。殊不知当时事势，人民之利害，实与国君合，而与豪暴背驰。封建之所以卒废，商贾所以世为人之所贱者以此。先秦诸子，固无欲刍狗其民，以媚说其君者也。

《轻重丁》言：“城阳大夫，嬖宠被，鹅鹜含余秣；齐钟鼓之声，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及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则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故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此之谓缪数。”盖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之世，本有此制，小康之世，犹沿袭焉。至于乱世，君卿大夫日以淫侈，然后其遗规寖以废坠也。此亦民失其养之一大端。效晏子惠流三党，见称百世；即陈氏厚施，民亦未尝不蒙其利也。

（六七）管子轻重二

凡理天下之财者，必能通天下之有无。有无之差，一以时，一以地，商人之获利，即由此也。《轻重乙》：“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邪？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此言物贾之变动，乃事势之自然也。又曰：“岁有四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此物贾之异以其时者也。又曰：“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辎金。”此物贾之异以其地者也，善为天下者，必合异时异地而剂其平。使丰饶者不至有余，空无者不至不足；乐岁不至狼戾，而凶年不至流离也，然则物不可调而可调也。此则以人事弥天行之阙，而民养生送死无憾矣。

《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此即所谓合异时而剂其平者也。轻重之家，亦知此义。《管子·国蓄》曰：“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交易未兴之世，无由合异地以相剂，惟有自营积贮，以备缓急，故有耕九余三之制。交易既兴，则不然矣。故《管子》又曰：“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力当作，十一也。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盖交易既兴，则积贮之制虽废，而商人之买贱卖贵，已不翅为酌盈剂虚之谋。特其挹彼注兹，乃为牟利起见，故凡民之受其害者，无以异于天灾，或且加烈焉。言轻重者，知通工易事之既兴，必不能返诸自为而后用之之世也，则与其遏其贸易，迫其积贮，《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盖古者农家交易，多以谷粟，用有余，食将不足，故年不顺成，则禁其通商也。移，郑读为羡，实即《管子》通移之移，不改字，义亦可通。毋宁即其贸易之间，为之酌盈剂虚，损有余以补不足焉，是则轻重家之旨也。故轻重者，交易既兴后之积贮；积贮者，交易未兴时之轻重。其为法虽异，而其用意则同，皆所以驭天行之无常，而使之有常者也。

《山权数》曰：“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参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地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揆度》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事语》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悬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皆合异时而剂其丰歉，与耕九余三之意同。

欲调剂各地之盈虚者，必先明于一地之盈虚。《山国轨》《山至数》之所言，则其事也，《山国轨》欲考各县各乡之田若干，余食若干，女工若干，余衣若干，山田间田不足者若干。有余者置公币以籴其余，不足者置公币以满其准。《山至数》言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又言币乘马之法：以方六里为一区，而计其田之美恶。谷之多寡贵贱，及其用币之数，谷与币相当之数。此皆欲明各地方之情形，以为酌剂之本者也，盖耕九余三之制，藏有余以待不足，善矣，然物不产于其地者，终不能得其用；而硗确之地，虽勤力而犹不能自活者，遂不可以居人，合各地而剂其盈虚，则无此患矣。《山至数》言：“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溢之国，有漏壤之国。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溢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轻重乙》言：“亩钟之国，粟十钟而辎金；山诸侯之国，粟五釜而辎金。”皆因地利之不同，知其所产之多寡，以谋调剂之方者也。夫能合各地方而剂其盈虚，则真为普天之下所仰赖，而不愧为天下之主矣。古之所谓王道者如此。

合各地方以谋相赡，亦自古有之，庚财、乞粜是也；特其事不可常恃，故贸易之事，必继之而起。《山权数》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汤以庄山之金、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饘卖子者。”《国蓄》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知合各地方以酌盈削虚，由来旧矣。惜乎乘时御宇之君，莫能行轻重敛散之事，使其权尽操于驵侩，而无饘卖子者，受人祸或转烈于天行耳。此则每读《管子》之书，不禁掩卷而三叹者也。

（六八）管子轻重三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汉书·食货志》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盖民以食为天，在古代必出于自给，而其余百物，则或仰给于外来，故总称为货，与食对举也。《管子·轻重》亦然。《揆度》曰：“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洫也。”《国蓄》曰：“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轻重乙》曰：“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国蓄》又曰：“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轻重甲》曰：“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乙》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皆是。

是故当时之贸易，实为以谷与万物相易；而泉币之初兴，尤依附于谷粟，故《山国轨》言“币若干而中用，谷若干而中币”；又欲令“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山至数》亦言“以币准谷而授禄”也。

斯时民间之为用，亦钱谷并行。故《国蓄》言“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轻重丁》亦言“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数千万钟”也。布帛之为用亦甚多，故《轻重甲》言：“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谷与万物，相为轻重，而时人之见解，则多重谷而轻他物，故《山至数》言：“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因欲贮谷于国中，而徕诸侯之谷，其言曰：“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轻重乙》言：“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适足为天下虏。”又言：“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轻重丁》言：“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凡以戒粟之外流也。《轻重乙》又曰：“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可见其视谷粟以外之物，不妨仰给于国外也。《轻重戊》言鲁、梁、莱、莒、楚、衡山之事皆寓言，亦皆重粟之理。

《轻重乙》曰：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请重粟之贾，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轻重丁》曰：“桓公曰：粜贱，寡人恐五谷之归于诸侯。寡人欲为百姓万民藏之，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令半岁，万民闻之，舍其作业而为囷京以藏菽粟五谷者过半。”此晁错贵粟之论所本也。

当时民间相易，盖多以谷粟布帛，而泉币则上之所为，故上得挟此以御轻重。《国蓄》言“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是也。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珠玉金铜，皆非凡民所有，故制币之权，操之于君。《山国轨》曰：“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山至数》曰：“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又曰：“士受赀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皆推行钱币之策也。

人君挟币以御万物，其所重者仍在谷。故《山至数》言“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又欲“国谷三分，二分在上”。

珠玉黄金，皆非平民所能有，而挟之可以御轻重者，以当时之封君，藏粟甚多故也。《山权数》言以宝为质，而假丁氏之粟即其事。当时商人，所以能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者以此。子贡货殖，所以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也。

后世之言理财者，每好言藏富于民，而实不得其解。藏富于民之语，昉见《管子》。《管子·山至数》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然则藏富于民，乃谓散币以聚谷，非谓上于人民之生计，一无所知，徒以寡取为仁，而听其自相兼并也。苟一无所知而听其自相兼并也，则所谓“民知而君愚，下贫而君富”者也。见《山权数》。

（六九）管子轻重四

《管子》轻重之策，意盖欲以轻税敛也。当时正税之外，有所取于民，皆谓之籍。故《山至数》言“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轻重甲》：“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又言：“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又言：“弓弩多匡者，而重籍于民。”《轻重丁》言“寡人多务，欲衡籍富商蓄贾称贷之家，以利贫萌”也。《国蓄》曰：“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盖经常之税，谓之租税；按田而别有所取，谓之租籍。下文又云：“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轻重甲》：“桓公曰：寡人欲籍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籍于万民。管子对曰：不可。是隐情也。欲籍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籍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以田亩籍，盖即所谓租籍。正人正户之正，与直通。《山至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直人即正人，盖谓中人，故有征役者。《轻重甲》：“民无以与正籍者，与之长假。”不与正籍，盖不役之人也。以正人籍，口数将有蔽匿，故曰隐情；以正户籍，则重取于有役之家，无役者顾邀宽免，故曰养赢也。或曰：“赢当作羸，谓疲弱者获免，而正户益困。”义亦可通。○《轻重乙》：“租税者，君之所宜得；正籍者，君之所强求。”此正字别是一义，与正人正户之正不同。

以室庑、六畜、田亩、正人、正户籍，盖谓以是为民贫富之准而敛之，犹后世以丁赀定户等矣。其政甚苛，故管子欲有国者取赡于物价轻重之间，而减废此等苛税也。《国蓄》所谓“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又曰：“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粜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此言谷由官卖，凡食谷者，即不啻人人纳税也，盖租税之取民也显，则民怨之；官卖谷之取利也隐，则民不觉；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此为政之微权也。

《地数》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巨桥之粟亦二十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此言以官粟市杂物，而免赋敛也。《山国轨》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此言凡共用之物，皆设官治理，则不待赋敛于民也。此所谓不籍而富国也。

粟为民之所有，取之虽多，犹可竭蹶以应上之求；非凡民所能自为者，则不得不求之商贾，而商人因以剥削农人矣。《揆度》曰：“君朝令而夕求具，国之财物，尽在贾人。”是大事也。《国蓄》曰：“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籍于号令，则所谓操重敛散之权者也。故轻重家言，不过欲夺商贾之利，归之农夫而已矣，其意实在重农也，故吾疑为农家言也。

官买物未尝不可求之商人，然商人仍取之于平民；而其取之也，必乘其急，而抑其贾；如此，则利尽归于商贾矣。故宁以谷易他物，使谷有所渫，而其贾亦昂也。《轻重丁》言：“君币籍而务，则贾人独操国趣；君谷籍而务，则农人独操国固。”此之谓也。

籍字本义，盖为凡取民之称。《盂子》言“助者藉也”，亦即此宇。其初所取，盖仅谷粟，故殷人田税，以此为名。其后取于民之物日多，乃又以与赋税对举也。《山至数》言：“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可见其取民之苛矣。

（七○）井田之废

井田之废，昔人皆蔽罪于商鞅，此谬也。商君一人，安能尽坏三代之成法？且秦之法，鞅坏之矣，六国之法，坏之者谁乎？此弗思之甚者也。朱子言开为破坏铲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又谓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以见商君之开阡陌，实为救时之政。善矣。然于六国之井田，何以破坏，不能言也。予谓井田之废，实由地狭人稠，而田不给于授。何也？人口之增，数十百年则自倍。战争虽酷，所以奉生者虽觳，皆不足以沮之。此征诸已事而可知者也。三代建国，近者数百年，远者千余岁。邦域之中，安能无地狭人稠之患？《商君书》曰：“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徕民》。当时列国众寡不均之形可见。人情安土而重迁，《论语》：“小人怀土。”孔曰：“重迁。”宁尺寸垦辟于故乡，而不肯移殖新地，盖自古如此。且欲迁移，必有道路之费，室庐之筑，口实播种之资，小民亦不足以语此。道远既不能自达，达焉亦无以为卫。有土之君，又域民而不欲其去。则惟有铲削阡陌，填塞沟洫矣。朱子谓井田之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商君惜地利之有遗，是以奋然不顾，悉行垦辟。予谓垦辟之举，不足于食之民，必能自为之；垦田多则赋税广，有土之君，亦必利而阴许之。或且倡率之；正不待商君也。特前此非法所许。至商君，乃公许之；且核其阴据自私者，以入于上耳。孟子谓“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夫固出于自利之私，亦或因民欲田宅而不得，坐视其破坏而不能禁也。

然就一国言之，井田之破坏，庸或出于不得已；而合全局言之，则当日神州，仍以土满为患。谓必铲削阡陌，填塞沟洫，而后耕地可以给足，又不然之论也。古代议论，无不以土满为患也。古人患土满之论甚多，试略举数事为征。《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此与子胥论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同意。必先有其民，然后治与教有所施。故孟子谓“鸡鸣狗吠相闻，达乎四竟，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逮者来。”其答樊迟，谓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孟子说齐宣王，谓“王发政施仁，则耕者皆欲臧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管子》谓“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皆以徕民为急。梁惠王糜烂其民而战之，然谓“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大有怅恨之意焉。知寡弱为列国之公患也。《吕览》曰：“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荆王薨，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贵卒》。吴起之死，与商君同一可哀。微此篇，无以知其见嫉于贵人之故矣。此可见移民之难。此耕地之所以不足，而井田之所以破坏也。非真合中国计之，而田犹不给于授也。

“寡萌贾息”，孙诒让谓当作“宾萌贷息”。宾萌即客民，对下民为土著之民也。《吕览·高义》：墨子曰：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高《注》曰：宾，客也。萌，民也。贷息，谓以泉谷贷与贫民而取息。言韩魏国贫，有余资贷息者，皆外来之客民；其土著之民，则皆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明客民富而土著贫也。朱师辙曰：“《左氏》：寡我襄公。《注》：寡，弱也。谓小民无地可耕，多事商贾，以求利息。孙校非。”予案此解自以朱说为直捷。然客民富而土著贫，战国时确有其事。韩非谓“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是也。《亡征》。商君欲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又曰：“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可见当时待新民之优。故民既乏田宅，又从征戍，此其所以贫欤？观商君之欲厚待新民，而知徕民之不易矣。此井田所由破坏与？“复阴阳泽水”之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言为复于山之南北，及泽水之地也。严万均疑其有误，殊疏，朱师辙曰：“处”，断绝也。复，借为癁。癁，病也。言民上不能通名于朝，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为人治疾病，相阴阳泽水，犹今医卜星相之流。治病未闻称处，巫医在古国贱业，亦未闻称未作。相阴阳，观流泉，乃司空之职，《汉·志》刑法之学，岂得谓之奸务？其曲解甚矣。三晋地狭人稠，至于如此，而《商君书》犹以民之不西为虑，亦可见徕民之难矣。

（七一）买田宅、请田宅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之母上书言括不可使将，曰：始妾事其父时，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又《萧相国世家》曰：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客有说相国曰：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相国从其计。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言田宅皆曰买，是田宅已属私家。又《白起王翦列传》言：始皇起翦攻荆，自送至灞上，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曰请，是田宅犹属公家也。《赵世家》：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烈侯曰：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亦见公家有田之多。此等固皆传者之辞，未必当时实事；然传者之辞，亦必依附实事，但皆务为夸侈耳。观此诸文，可见当时田宅之分属公私也。

《荀子·议兵篇》言魏氏之取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可见是时，田宅与夺，尚有由公家者。

（七二）买道而葬

《礼记·檀弓》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详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旧说以子皋为倚势虐民，非也。此事可见井田废、阡陌开之渐。夫使阡陌完整，营葬者安得犯人之禾？营葬而犯人之禾，盖以阡陌刬削，丧车不能通行故耳。开阡陌乃违法之事，当时依法整顿，势盖已不能行，然犹难公然许为合法。邑长犯人之禾而庚之，则许为合法矣。关涉土地之案件，又将如何办理，故曰后难继也。“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乃读而非句。言以吾为邑长于斯，买道而葬，后难为继，故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非谓为邑长可倚势虐民也。

（七三）古振贷一

大同之世，人无所谓饥寒也。何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遭凶荒，举族困于饥寒者有之矣；满堂而饮酒，一人乡隅而饮泣，则未之前闻。至于货力为己，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世，斯不然矣。而人有待于振济矣。

然振济之始，仍是属之于族。《管子·问》篇：“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入国》篇九惠之教，孤子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士民死上事，死战事者，亦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礼记·檀弓》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注》曰：“不专家财也。”《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包氏释以“振穷救乏之事”，盖以此也。何者？振救人者以其族之财，而族之财则其父兄主之故也。《左氏》言陈氏厚施，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昭公十年。有邑，斯其族之人皆获振救矣。此兴灭国、继绝世之所以为美谈也。

世运愈降，族不必皆有资财；有资财者，亦或为其长所专有；乃有待振救于族外者。《论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是其事也。斯时能振救人者，仍多有土之君。《说苑·臣术》：晏子对景公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又曰：“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待臣而举火者数百家。”又曰：“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简士盖即交游，先及族党，次及士，次及凡民也。《管子·问》篇：“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亦是物也。

（七四）古振贷二

言振救者，以《管子》九惠之教为最备。九惠者：“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案《孟子》言：“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梁惠王》下。而《管子·揆度》言：“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轻重己》言：“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则鳏、寡与老鳏、老寡有异。《王制》言孤、独、矜、寡，皆有常饩，说与《孟子》同，皆仅指老鳏、老寡。合独之教曰：“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盖《周官》媒氏之职。所以处徒鳏寡而未老者，为《孟子》《王制》所不及矣。《管子·问篇》曰：“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此孤、寡二字，盖但指孤者言。兼言寡，盖浃句以圆文也？独夫、寡妇，盖偏举一端以相备。独夫亦无妻，寡妇亦无子。《王制》又言：“瘖、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略与《管子》老老、养疾相当，而慈幼、问疾、通穷、振困、接绝，皆非所及。然非遂无其事也。通穷之教曰：“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盖《周官》以肺石达穷民之义。《大司寇》。《孟子》言许行踵门而告滕文公“愿受一廛而为民”，《滕文公》上。即无居处之类。盖小国之君，躬听其事，《周官》《管子》，皆治大国之法，则责诸其长也。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去”，《史记·孔子世家》。傥亦穷宾客之流乎？九惠之政，振困、接绝而外，皆有专掌其事者在国都。然养孤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而掌孤数行问之。士人之疾甚者，掌病以告，上身问之。周官乡师，以岁时巡国及野，而碉万民之艰阨，以玉命施惠。皆小国寡民之遗制也。《左氏》哀公二年，子西言阖庐：“天有菑厉，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吴虽骤强，本实小国，君民易亲，傥非虚语邪？

（七五）古振贷三

《管子·问》篇：“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盖无田，故恃园圃以为食也。又曰：“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盖田不给授，从事新开。辟草莱、开阡陌，其此曹乎？又曰：“士之身耕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此皆有田者，故但课其勤惰。又曰：“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盖当授田而未授者。又问：“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盖无田以授之，故去国而他适也。观此，知其时之人，能否自给，尚以有田无田为断，而其有待于振救者可知矣。

《管子》又曰：“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此所谓利，即《国语》荣夷公好专利之利，盖利之在山泽者。名山大泽不以封，故至凶荒札丧之时，犹可应人之急，如五谷不熟而取疏食是也。《左氏》襄公九年，“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盖以积聚贷，又弛山泽以与民。其所谓利，亦《国语》荣夷公好专利之利也。自封禁之者日多，而民之待振救者亦益众矣。

（七六）古振贷四

待振救者太众，虽有仁君，不能给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盖谓此也。于是乎有貣贷。貣者当复，则更可以振他人，而受振者众矣。若更分所新生，以为利息，但使受者不供自用，而更以之振他人，亦不啻初受振者后更振人，受振者将益多，所生之利亦益博，此自然之妙用也。然贷者安能如此，皆徒欲取诸貣者以自利，而盘剥之事兴矣。

出贷之始，亦为有土之君。《管子·问》篇：“问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则是物也。士盖战士，故能受责于大夫。又，“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则不必尽然矣。此等貣贷，盖多以粟？故《问》篇又“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也。《左氏》：文公十六年：宋饥，公子鲍竭其粟而贷之；襄公九年晋侯谋所以息民，魏绛请输积聚以贷；详见上条。昭公三年言陈氏厚施，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皆是物也。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二事并举，则子皮于郑人，亦必贷之而非与之也。昭公二十五年，伐季氏，入之。平子登台而请，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未可知也。”当时有土之君，以此取媚于国人者盖多矣。晋文公归国而“弃责”；《国语·晋语》。冯谖为孟尝君收责于薛，“矫命以责赐诸民”；《战国·齐策》。皆是也。然究不敌为茧丝者之众，而乐桓子之“假贷居贿”，亦见《晋语》。乃习为恒事矣。

（七七）古振贷五

生计益进，则出贷之事，渐自封君移于富民。《管子·国蓄》曰：“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馕、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藏襁盖出大贾，藏粟则出蓄家。商贾多资钱币，遇出举之利大于兴生时，自可舍兴生而事出举。《史记·货殖列传》之子钱家，盖本自商贾出。邴氏赊贷、行贾遍郡国，亦二者兼之也。《周书·文酌》云：“大农假贷。”盖蓄家之伦。

大贾蓄家，专以牟利为事，封君则耽于逸乐，故其势浸不敌。《管子·轻重丁》：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絺绤，鹅鹜含余秣；齐钟鼓之声，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此当时有土之君，竞于奢侈，虽富厚而转患不足之情形也，尚安能与大贾蓄家竞哉？轻重之义，一言蔽之，则裁抑大贾蓄家而扶翼封君耳。观其所欲扶抑，而其盛衰强弱可知矣。

封君之出贷，亦兼用钱粟。《国策》之冯谖，《史记》作冯驩。据《孟尝君列传》，冯驩之前，为之收责者，尚有一魏子。其说曰：“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人，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到宫门以明孟尝君。”此以粟为贷。又曰：“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乃进冯驩而请之。”则以钱为贷者也。此等说自不足信，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得造作此等说也。

（七八）古振贷六

出举之初，昔人多视为不义，乃欲复之于振济。《管子·轻重丁》曰：“桓公曰：峥丘之战，民多称贷，负子息，以给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复业产，此何以洽？管子对曰：惟缪数为可耳。桓公曰：诺。”乃“令表称贷之家，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称贷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振贫病”。又曰：“桓公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对曰：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使宾胥无驰而南，隰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视四方受息之氓。四子已报。管子请以令召称贷之家，君因酌之酒。称贷之家，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此皆当时之人之所愿欲也，然岂可致哉？当时之封君，不徒出举也，亦或入举。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是也。《左氏》文公十四年。此犹贷于公、有司。《汉书·诸侯王表》言：周衰，“有逃责之台。”服虔曰：“周赧王负责，无以归之，主迫责急，乃逃于此台，后人因以名之。”服说必有所据，此则貣于富民矣。不能强取，而守民间貣贷之法，可见富民权力之长，尚可变其称贷为振济乎？

赧王借债，不必皆供私用，虽谓为公侯之滥觞可也。设使周久不亡，富人之权力更长，称贷是求焉，收税是求焉，富人渐以其意左右政事，而如欧洲所谓宪政者之基立矣。

（七九）母财

本钱之语甚古。《管子·国蓄》：言知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不赓本，谓母财不复，不能再行生利，俗所为折本是也。《轻重甲》曰：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揆度》言再其本，民无饘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说虽微异，其意皆同。

（八○）释官

《曲礼》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注》曰：“官谓板图文书之处，府谓宝藏货贿之处也，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朝谓君臣谋政事之处也。”然则官字古义与今不同，今所谓官，皆为政事所自出，古则政出于朝，官特为庋藏之处，与府库同耳。盖古者政简，不须分司而理，故可合谋之于朝。后世政治日繁，势须分职，而特设之机关遂多，各机关必皆有文书，故遂以藏文书之处之名名之也。

官既为庋藏文书之处，则处其间者不过府史之流，位高任重者未必居是。《论语》：“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论语·子路》。荀子入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荀子·强国》。其证也。然则司政令者不居官，居官者不司政令，故官在古代不尊，所尊者为爵。《仪礼·士冠礼》曰：“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檀弓谓士之有诔，自悬贲父始。诔所以作谥，明古者大夫有谥，士无谥。生无爵，则死无谥，明大夫为爵，士不为爵也。《王制》曰：“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官之者任以事，是为士，爵之禄之则命为大夫也。《曲礼》曰：“四十曰强，而仕。”《士冠礼》曰：“古者五十而后爵。”则任事十年，乃得为大夫矣，所谓“任官然后爵之”也。《檀弓》又曰：“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王制》云：“士禄以代耕，而此曰未有禄者。”《曲礼》又曰：“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禄指土田言，故代耕所廪，不为禄也。《檀弓》：工尹商阳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注》：“朝燕于寝，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坐于上为有位，立于下为无位，必爵为大夫，然后有田，则所谓位定然后禄之也。古者国小民寡，理一国之政者，亦犹今理一邑之事者耳，势不得甚尊。至于国大民众而事繁，则其势非复如此矣。则凡居官任事者，皆有以殊异于齐民矣。上下之睽，自此始也，故曰德也。

（八一）三公、四辅、五官、六官、冢宰

言古官制者，今文家曰三公、九卿，古文家曰三公、三孤、六卿，而又有四辅、五官之名，孰为是？曰：皆是也，皆有所据。今文家所谓三公，任职者也。古文家之三公及四辅，天子之亲臣也。五官与今文家之三公，同为任职之臣，或举其三，或举其五，各有所象耳。五官加一冢宰，则为六官矣。

四辅、三公，见《礼记·文王世子》及《管子·幼官》。幼官不言其名。《文王世子》举其名曰师、保、疑、丞。师、保者三公之二，疑、丞者四辅之二，《记》错举之也。《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是为四辅之名。《大戴·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贾子·保傅》篇同。与太子燕，《贾子》建、潭本作天子，是也。此即古周礼说之三公、三孤。其三太，即《文王世子》及《管子》之三公也。又曰：“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贾子》作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东学者左辅所在，南学者前疑所在，西学者右弼所在，北学者后丞所在，入太学所承之师，则太师也。退习而考于太傅，不言太保者，辞不备。观下“免于保傅之严”，又以二者并言，则可知矣。然则太师与疑、丞、辅、弼，在五学者也。太傅与太保，则左右王于退习之际者也。又曰：“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充，《贾子》作辅。志作意。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而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此即《书传》之四辅。疑作道者，有所惑曰疑，释其惑亦曰疑，所谓“疑之言拟”，《周官·司服注》。正道之义也。辅者辅之为善，充亦充其善，与弼其过相对，名异而意同也。《管子·君臣》曰：“四正、五官，国之体也。”《说苑·君道》曰：“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四正、四佐，亦即四辅。四辅、三公，皆天子之亲臣，故《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也。《礼记·礼运》曰：“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三公在朝者，司马、司徒、司空之伦，任职者也。三老在学，师、傅、保之伦也。前巫、后史，卜、筮、瞽、侑，亦即四辅之类。所述盖王居明堂之礼。古者事简，无众官，政皆出于明堂，是时相王者三公、四辅之伦，盖皆无所统。故古文家犹谓三公无官属，坐而论道也。

今文之三公曰司马、司徒、司空。此亦即五官，特仅举其三耳。五官之说：《曲礼》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之言曰：“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司事即司士，鸠民即典司五众之谓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曰：“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曰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司营即司空，司农即司事，农者民事也。《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田即司农，理即司寇，都即司徒也。《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名虽异，其象五行则同。《周官》及《大戴》之《盛德》篇，特多一冢宰，又以宗伯易司农耳。宗伯典礼，礼于五行为火，其方在南，以此易东方之农师，实不如《繁露》等说之当。《管子·五行》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土师疑即农师，廪者疑即司空。当时盖主历象之官，以易《周官》之冢宰，亦各有所取耳。

汉初因秦置丞相，后用经生说，改为大司徒，而以太尉为司马，御史大夫为司空，皆称公，为相职，因有疑今文义三公外无宰相者。案《王制》言“冢宰斋戒受质”，别于三官。又曰“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而三官、“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论语》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宪问》。明百官分属三官，冢宰则无所不统。三公以外，别有冢宰，较然甚明也。《荀子·序官》，列举官名，凡十有三：曰宰爵，曰司徒，曰司马，曰太师，曰司空，曰治田，日虞师，曰乡师，曰工师，曰伛巫、跛击，击疑当作医。曰治市，曰司寇，曰冢宰。去冢宰及司马、司徒、司空凡九官，或谓即九卿。此诚难质言，然数适相合，亦可备一说。此说而确，则冢宰在三公之外，愈明白矣。冢宰始盖主饮食之官，后遂总统宫内，《礼记·祭统》：“宫宰宿夫人。”注：“宫宰，守宫官也。”此即《周官》天官之职。而为群吏之长。《仪礼·特牲馈食礼注》。宫、府之别，后世有之，古则皆君主私人耳，故遂于百官无所不统也。冢宰既总统宫内，兼长群吏，财用自其所管，古国用与天子私奉养，盖亦不分，故亦冢宰所制。《王制》：“冢宰制国用。”“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求，季氏宰也。叔孙穆子宠竖牛，“使为政。”为政者，为之宰也。其后牛绝其饮食以死。《左氏》昭公四年。知宰虽总统宫事，犹侍食饮，故陈子亢谓疾则“当养者莫若妻与宰”也。《檀弓》。天子、诸侯、大夫，后而体制迥殊，其初一耳。观诸侯、大夫之事，固足以明王室之初矣。《左氏》宋有六卿，又有太宰、少宰；成公十五年。鲁羽父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十一年。亦在三卿之外，《论语》有太宰问于子贡，《檀弓》有陈太宰嚭，《韩非》有商太宰。皆《王制·周官》冢宰之职。《荀子·王霸》曰：“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又曰：“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又曰：“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昭之，以观其盛者也。”一人一相，皆指冢宰。《君道》又曰：“天子三公，诸侯一相。”非谓天子无相，诸侯无三官，互言之耳。

问曰：司马、司徒、司空各主一官，与司寇等均耳，今文家独取此为三公，得毋武断乎？曰：否。三官所职，视他官为要，固考诸经文而可征，亦古文家所不违也。《立政》《梓材》，皆以三官并举。《酒诰》有圻父、农父、宏父，伪《孔传》亦以司马、司徒、司空释之。伪《孔》古文者流，非今文之与也。《左》昭四年叔孙穆子之葬，季孙“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尤古文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卿之铁证矣。何邵公曰：“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襄公十一年。崔氏谓：“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卿二：曰小宰，曰小司徒。司空下小卿二：曰司寇，曰小司空。司马下小卿一，曰小司马。”《左》僖二十二年，宋既有大司马，又有司马，说或有征，则司寇等职，未尝不可摄以三官，或属之三官也。六卿之名，古无闻焉。惟《甘誓》有“乃召六卿”“嗟六事之人”之语。郑注《书传》曰：“后稷、司徒、秩宗、司马、作士、共工。”仰即据古周礼为说，难信。《管子·立政》曰：“将军大夫以朝。”《墨子·尚同》曰：“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将军大夫并言，犹以卿大夫连举。将军有左右，则《老子》所谓“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非攻》曰：“昔者晋有六将军。”晋固有六卿。明六卿为六将军，与司马等官无涉。撰《周官》者误以六官为六卿，亦其渎乱不验之一验也。宋六卿之名为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见《左氏》文公七年、十六年、成公十五年、哀公二十年，亦与《周官》不合。

《异义》之古周礼说，撰伪《古文尚书》者取以入《周官》篇。攻之者或谓其误据《大戴》《贾子》，以太子官属为天子之官。或又谓郑注《周官》“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云：“王置六卿，则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又其注《君奭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曰：“此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可见郑不主六卿之上，别有三公三孤。然《异义》所举古周礼说，确与伪《周官》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亦明谓公、孤在卿之外。公、孤之名，见于他处者，尚有宰夫、司服、典命、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师、小司寇等。《保氏序官疏》引《郑志》：“赵商问：案成王《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号，自有师、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摄政三年事，此周礼是周公摄政六年时，则三公自名师、保，起之在前，何也？郑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师保，初时然矣。”赵商所云成王《周官》，盖即《异义》所谓古周礼说，而亦造伪《古文尚书》者所取材也。

古人设官，各有所象。《白虎通义》曰：“内爵所以三等何？法三光也。”“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三三相承以法天。其五官则象五行，所以法地之文也。诸侯之国，三卿、五大夫。三卿法三光，五大夫象五行也。”《洪范》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卿士谓三公、九卿。师尹惟日者，大夫合元士、下士，凡三百五十一，当朞之日也。此质家法天之明证。周家主地，盖立五官。故《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作五官有司”。然则《曲礼》等书所言，盖是周制。郑顾以为殷制，偏其反矣。五行之官益一，明乎天道之当时，是为六官。冢宰兼统百官，不可以一职名也。造《周官》者以冢宰易当时，亦其渎乱不验之一验也。

（八二）周官五史

《周官》大史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此即《月令》之类，备载一年中当行之事，及其行之之时。大祭祀，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具见其为礼与法之府。而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其为大史之僚属，又极易见也。如此，其典籍安得不多？其员额安得不广？其先但为四辅之一，居明堂中侍王者，其后安得不出居于外耶？

外史：“掌书外令。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此亦内史书王命之类。盖时愈晚，事愈繁，分职愈详。故其初记言专于右史者，后又析为内外也。疏家既引《周官》以证《礼记》，而偏举内史，似非。

记事之史，体极简严；记言之史，则体较恢廓；求诸《周官》，亦可喻其故焉。史官主知天道，故冯相、保章，皆属大史。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会天位。”盖司天道之常。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则司天道之变。常事不书，变事不可不记。执简之始，盖专记日食星陨等事。此本不待烦言，其后记人事者亦遂沿其体，此其所以简严。古重言辞，书诸简牍盖其变。既重言辞，则其所书者，亦必如其口语；虽有润饰，所异固无多也。此其体之所以日益恢廓也。

记言之史，体既恢廓，其后凡叙述详尽者皆沿之。以其初本以记言辞；又古简牍用少，传者或不资记录，而以口耳相授受也，则仍谓之语。《礼记·乐记》：孔子谓宾牟贾曰：“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此记武王之事者称语也。《史记》本纪、列传，在他篇中述及多称语。《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孝文纪》述大臣诛诸吕，谋召立代王曰：“事在《吕后》语中。”《礼书》述晁错事曰：“事在《袁盎》语中。”《陆贾传》述其使尉佗事曰：“事在《南越》语中。”皆是。○《朱建传》：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曰：“语在《黥布》语中。”而布传无其事；盖古人著书，多直录旧文，不加点定。史公所据朱建黥布两传，非出一家，故其文如是也。○《始皇本纪》述赵高与二世、李斯阴谋杀扶苏、蒙恬曰：“语具《李斯传》中。”疑后人所改，亦或当时已有称传者，不始太史公。《萧相国世家》述吕后用何计谋诛淮阴侯曰：“语在《淮阴》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鸿门之危曰：“语在《项羽》事中。”事、语二字，疑后人所互易。可知纪传等为后人所立新名，其初皆称语。然则《论语》者，孔子及其门弟子之言行之依类纂辑者；《国语》则贤士大夫之言行，分国纂辑者耳。故吾谓《国语》实《尚书》之支流余裔也。不惟《国语》，《晏子春秋》及《管子》之《大中小匡》诸篇，凡记贤士大夫之言行者，皆《国语》类也。亦不惟《论语》，诸子书中，有记大师巨子之言行者，皆《论语》类也。

记录之意在传其人之言行者，谓之语。《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也。若以其事有关家国之大而记之，则谓之故。故之始，盖主典礼，其后则记行事者亦羼杂焉。《左氏》定公十年，齐侯将享公，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此即朝觐会同之礼，《周官》大史所掌。不曰礼而曰故者，礼据成宪言，故据成事言也。《史记·儒林传》载公孙弘之言曰：“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徐广曰：“一云次治礼学掌故。”未知孰是。然礼与故为文学大宗可见。襄公二十六年，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声子历举楚材晋用之事以对。公扈子知叔术之事，而《公羊》谓其习乎邾娄之故。昭公三十一年。此则行事有关家国之得失者矣。《左氏》昭公元年，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知国家之行事若典章，贤士大夫之言行，并为时人所重也。

史主记载，言、事皆然，故亦通谓之志。《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郑司农云：“《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案《周志》见《左氏》文公二年。狼瞫引其辞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郑书》亦见《左氏》襄公三十年，子产引其辞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皆《尚书》类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则记事之史矣。案小史所掌，盖县内诸侯之史；外史所掌，则外诸侯之史也。外史又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异代之史也。《注》云：“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未知信否。然《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曰：“志，谓识，古文。”说自不误。何则？三代之英，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确有其人；大道之行，亦当如此；皆读前人之记识而知之也。《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天下》。志亦当作记识解。此《春秋》不必凿指记事之史。盖志亦史籍通称，犹汉人言史记也。记、志一语。古称志，汉人称史记，特辞有单复耳。汉人亦但言记，则志之异文也。

《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周室二字，当苞凡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衰周能遍藏各国之史，其余诸国则独有其本国之史也。戎夫习于遂事，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当时良史熟于古记之证。

《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注》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之库，殽之二陵。”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注》曰：“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矣。”此亦古史也。又曰：“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此所布者，即其为王所诵，训方氏盖身历四方而布之，因以观新物也。《礼记·郊特牲》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以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此即诵传道训四方之事，特非躬往巡历耳。所观新物，亦必反告于王。假令笔之于书，则又当时之外国史也。小行人之职：“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碉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禬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亦训方民观新物之意也。

小史之职：“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蒙讽诵之，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瞽蒙之职云：“讽诵诗，世奠系。”杜子春云，“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康成谓“讽诵诗。主谓廞作柩谥时也。讽诵王治功之诗以为谥，世之而定其系，谓书于世本也。”案如子春及后郑意，瞽蒙所诵，即小史所定，则小史不徒谱其世次而已，必兼述其行事，其说当有所据。何则？系、世虽经秦火而亡，其体例必相沿勿失。《隋志》家谱、家传，分为二门，盖伊古相沿之例。谱以记世次，传以详言行。窃疑《大戴记》之《帝系姓》，乃古系、世之遗，《五帝德》则瞽蒙所讽诵者也。如康成意，瞽蒙所讽诵，初非受诸史官，然读诔为大史之职；卿大夫之丧，小史亦赐谥读诔；则天子诸侯大夫之行事，史官固未尝不记识之矣。

诔者，累也，累列其生时之事也。《礼记·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此累列生平行事之式。《祭统》载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其累列先代之美，亦与诔之用意同，故《荀子》曰：“铭累系世，敬传其名。”《礼论》。系、世以记统绪，铭、累以详德善功烈勋劳，此家谱、家传分编并重之所由来也。

《楚语》载申叔时之言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详味其辞，则《春秋》重褒善贬恶，世主记君主贤愚，语主传先世行事，志主记列国兴亡。戎夫告武王者志也；孔子诏宾牟贾者语也；其所笔削者《春秋》。《书·无逸》载周公戒成王，备举殷周列王，所谓教之世者欤？《史记》之本纪、世家、世表、年表，盖合系、世及《春秋》而成；而间傅之以语；传则本于语及铭诔之属者也。

（八三）毁誉褒贬

史之权在于褒贬，褒贬即毁誉也。然毁誉之权，实惟风气淳朴之世，为能有之。《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祭义》曰：“亨孰羶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内则》曰：“父母虽没，将为善，思遗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遗父母羞辱，必不果。”其重名也如此，此良史之所以有权也。

臧孙纥之出也，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孙曰：无辞。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适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乎！《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一盟誓之辞，其不能妄施如此，知舆论之有权，而史官之不敢曲笔，其故亦可思矣。

则有欲显其名于史策者，石尚是也。《谷梁》定公十四年。有身为不义，殁世犹以为耻，而欲掩之者，宁惠子是也。《左氏》襄公二十年。有耻其先人之恶者，司马华孙是也。《左氏》文公十五年。鲁庄公之如齐观社也，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氏》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之欲听子华也，管仲谏曰：“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氏》僖公七年。盖人君之可以名动又如此，此良史之所以有权也。

然曰作而不记，则当春秋之时，已有掩其实而不书者矣。又有曲笔以乱其实者：《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是也。《礼记·坊记》。守死不渝，其人有几！薰隧之盟，公孙黑与焉，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左氏》昭公元年。则知史之可以威劫矣。此董狐、《左氏》宣公二年。南史《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所由见重于世与？《左氏》文公十八年，襄仲杀惠伯。杜《注》曰：“惠伯死不书者，史畏襄仲，不敢书杀惠伯。”未知有据与，抑以意言之也？

毁誉虽有惩劝之功，然亦有弊。何者？奇节懿行，惟有人伦之鉴者，为能知之。若中庸之人，则其所知者，中庸之行而已，是可以貌为也，是可以袭取也，于是非之无举，刺之无剌，同流合污之乡原出焉。古者国小，人民寡，又皆重去其乡，所谓国人，则今一邑之人耳；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安所逃之？毁誉所加，利害荣辱随其后，此其惩劝之所以有功。然而嵚奇磊落之士，为流俗之所不容者，亦不知其凡几矣。鲍焦之无从容而死，安知其不以是与？

曾子所谓“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者，其人则骑款段马之乡里善人耳。夫以曾子之至大至刚，易箦之际，犹浩然欲行其心之所安，岂屑为违道要誉之举？然而儒生之制行，虽有其真，而不能禁巧伪者之不托其迹。乡里之士，能知中行之德乎？抑将舍狂狷而取乡原也？世惟中庸之人，不知有异己之美；亦惟中庸之人，必欲毁异己者使与己同。率一世而惟巧伪之崇，此嵚奇磊落之士所由激而为矫枉之举也。魏晋间士之毁弃礼法，殆于有激而然与？以是时乡原之力方大也。然而其所奖饰者，则可知矣。不然，魏武曷为求负俗之士哉？

（八四）守藏室之史

《史记·老子列传》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张丞相列传》：“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索隐》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张苍所居，盖即此职。《王莽传》：居摄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此盖柱下名官之始。张苍虽主柱下方书，官未必以柱下名，故《史记》但称为御史也。御史职甚亲近，老子若居是官，可谓得时则驾，不必隐而著书矣。守藏室之史，当别是一官，不当附会为柱下史也。

方书，《汉书注》引如淳曰“方，版也，谓事在版上者”，正图籍秘书之类。又列或说曰：“主四方文书也。”似近望文生义，而师古是之。《史记索隐》引姚氏亦云：“下云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则方为四方文书者是也。”恐未必然。《周官》：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亦不属御史。

《汉书·功臣侯表》：山都贞侯王恬启，汉五年，为郎中柱下令。师古曰：“柱下令，今主柱下书史也。”此亦无主书明文，似皆据莽制附会。

《左氏》僖公二十四年：“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老子为之史之守藏室，盖亦如是，乃藏财贿之地也。

（八五）左右史

《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注》：“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疏》：“《春秋》是动作之事，故以《春秋》当左史所书。左阳，阳主动，故记动。《尚书》记言语之事，故以《尚书》当右史所书。右是阴，阴主静故也。《周礼》有五史：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无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按《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又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按《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枋。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所掌，在君之右，故为右史。是以《酒诰》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郑《注》：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此论正法。若其有阙，则得交相摄代。故《洛诰》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传》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阙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阙，则内史亦摄之。按《觐礼》赐诸公奉箧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论正法。若《春秋》之时，则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谓魏庄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艺文志》及《六艺论》云：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与此正反，于传记不合，其义非也。”《左氏序疏》亦曰：“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后汉书·荀淑传》：孙悦，奏所著《申鉴》曰：“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艺文志》同。案《周书·史记》：“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下文历述皮氏、华氏等所以亡，盖皆《春秋》之记。此左史记动，《春秋》为其书之征。《礼记·祭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右史记言，《尚书》为其书之征也。史官之职，原出明堂，盖朝夕侍王。其后典籍日多，主其事者，出外别为一官，是为大史氏。其居中者，则别之曰内史。然亦多不别者。盖属官之所为，皆得统于其长；且列国容有不别者也。《疏》以为“相摄代”，恐非。

曷言乎史官之职，原出明堂也？案《礼运》曰：“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此所述者，盖王居明堂之礼。《大戴记·保傅》曰：“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而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承即所谓后史。合前后左右言之，则所谓四辅也，《内则》养老有惇史，养老亦明堂中事。皆史官原出明堂之证。

曷言乎典籍日多，掌其事者遂别居于外也？史官为典籍之府，见于古书者甚多。《左氏》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此大史盖以官为氏者。襄公二十三年，“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外史，《左氏序疏》谓以其居于外而名之，固近于凿。然亦必不在殿内。昭公十五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盖典籍之司，成为专职久矣。此终古、向挚、屠黍之流，所以能载图法以出亡；见《吕氏春秋·先识览》。屠黍事亦见《说苑·权谋》，作屠余。而王子朝之败，亦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周官》大史，“大迁国，抱法以前”。所谓法者，盖所该甚广，郑《注》偏举司空营国之法以当之，固矣！

《左氏序疏》曰：“《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余；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案《酒诰》已有内史之名，知大史、内史，分立甚早。其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名者，以属官所为，皆可统于其长。齐大史既死，南史执简以往，则知掌史职者非一家；昭十五年《疏》引《世本》云：“黡生司空颉，颉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谈，谈生秦。”以其官名观之，自颉以下，盖无复司典籍者，而辛有之后董之。盖世官之制渐替，主一事者，多非一氏矣。辛有，见僖二十二年。杜《注》云：“董狐其后。”董狐见宣二年，上距平王东迁百六十余年矣，则辛有之二子世其官亦百有余年。季氏专召外史之掌恶臣，则知一家之中，尚有分曹治事者；典籍繁而故事众，势固不得不然也。《王制》曰：“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以《周官》之文稽之，奉讳恶当属小史，而《王制》并属诸大史，亦以属官所为，统于其长也。华龙、礼孔之自称，诸侯命臣之称大史，盖亦如此。正不必凿言诸侯兼官无内史也。又《左氏》所载公孙黑等事，正大史执简记之证，云不知《春秋》定自何史，亦似非。

《左序疏》又曰：“《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案《周官》六国时书，不能以说古制。疏家附会，殊不足信。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盖其所主，实与戎夫相类，正见其一脉相承也。

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班、郑说同。《玉藻疏》云：“《春秋》虽有言，因动而言，其言少也。《尚书》虽有动，因言而称动，亦动为少也。”案《春秋》文体，见于《公羊》庄公七年及《礼记·坊记》者，皆与今《春秋》同。盖孔子修《春秋》，虽别有其义，而其文字体裁，一仍旧贯，所谓其文则史也。《四库书目提要》云：“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可为因仍旧贯之证。又云：“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则非《春秋》文体之朔，盖其初必如今之《春秋》者，乃谓之《春秋》；其后则凡记事之书，皆以《春秋》名之耳。《左氏》本非《春秋》之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为《左氏春秋》。吕不韦之书，多记前人行事，国家典故；今所谓《晏子春秋》者，专记晏子言行，亦皆以《春秋》名，正以此也。然则《春秋》之朔，似不容兼有记言之文。《疏》云“因动而言”，似未审谛。至谓《尚书》因言称动，而动为少，说自不误。盖记事之史，体至简严，而记言者不容不略著其事，以明其言之所由发，亦自古已然也。

《曲礼》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宰等官，必不容略无僚属，大史何独不然。此亦诸史当属大史，而古书所述大史之职，不必皆其所躬亲之一证也。

（八六）夫人选老大夫为傅

《公羊》襄公三十年，“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辅正其行，卫其身也。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诗·南山疏》云：“《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执麻枲，治丝茧，则傅是姆类，亦当以妇人老者为之矣。何休云：选老大夫为傅，大夫妻为姆，以男子为傅，书传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当自处家，无由从女而嫁，使夫人动则待之。何休之言，非礼意也。”案今《内则》但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无傅字。《诗疏》之云，未知何据。《曾子问》：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所谓慈母者，《内则》言人君养子之礼曰：“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此与大师、大傅、大保相当。师、保皆内外名同，傅独变言慈者，《郊特牲》：“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注》：“夫或为傅。”则傅之义属于丈夫，不可以名妇人，故变傅言慈也。《内则》言“十年出就外傅”，意谓傅在外，非谓内又有傅也。然则以妇人为傅，则书传未有云焉尔。《诗疏》误记《记》文，因生曲说，不亦缪乎？

《谷梁》说伯姬之事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列女·贞顺传》曰：“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并以傅为妇人。足征《谷梁》之晚出。《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扶平侯王崇，为傅婢所毒薨。《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通。师古曰：“傅，谓傅婢也。”盖汉时始有以傅称婢者。乃称男子之为傅者曰傅父，以与之相对。《张骞传》言乌孙昆莫有傅父是也。《武帝本纪》：建元三年，“济川王明坐杀太傅、中傅，废迁防陵”。应劭曰：“中傅，宦者也。”亦不必非傅婢矣。然贵妇人仍有男子为之侍从。审食其、周信为吕后舍人是也。皆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东方朔传》：昭平君醉杀主傅。《注》引如淳曰：“礼有傅姆。说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汉使中行说傅翁主也。”又说引汉事以证古义，足见其事之未绝。《公羊》僖公十年云：“卓子者，骊姬之子也，荀息傅焉。”又云：“申生者，里克傅之。”成公十五年云：“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王世子》云：“立大傅、少傅以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然则师不共处于燕息之时，保不相随于动作之际，惟傅则出入常偕。故其祸福之相关，亦最切也。

《内则》云：“国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此即《公羊》昭公三十一年所谓“君幼，大夫之妾，士之妻，以子入养”者，所谓食母也。《内则》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养其子。”盖国君世子，食母之外，又有师、慈、保三母，大夫之子，徒有食母，士则并食母而无之，等级分明。然则君夫人有傅、保，亦固其所。《葛覃》之诗曰：“言告师氏。”则后夫人亦有师也。伯姬不待师者，师道之教训，非附随之保其身体者，故动不待之也。夫人出必与傅、母俱，而傅以男子为之，亦犹后世贵家女出，兼有男女仆从耳，其无足怪。

古周礼说，以大师、大傅、大保为三公，坐而论道。此乃误窃《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之文。其实彼言王者谓天子，公者谓诸侯，皆非谓人臣也。三大、三少，据《大戴记·保傅》，则东宫官耳。故《记》言“太子既冠成人”，则“免于保傅之严”也。然《大戴记》言天子亦有三公者，幼而师焉、傅焉、保焉，及长，犹以旧恩而不去侧，夫固事理所可有。抑三大、三少，实侍从之臣，不应太子有之，而天子无之也。然则夫人之有师、傅、保，亦不足怪。《大戴记》曰：三大，“三公之职也”；三少，“皆上大夫也”。则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于法正合。而曰男子不可为傅，古之媵，不亦兼有臣妾欤？又曰大夫妻当自处家，然则国君世子之三母，皆无家之妇人欤？

食母即乳母，见《内则》及《礼经·丧服》郑《注》。又《士昏礼注》曰：“姆，妇人年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若今时乳母矣。”其实此正何君所谓老大夫妻，乃师保之伦，非食母也。《内则》曰：“食子者三年而出。”盖其职徒在食之，故子能食食则去，非如三母，日辅正其行而卫其身也。褚先生补《滑稽列传》曰：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曰养则非徒食之，然亦号曰乳母，盖人君养子之礼久废，虽太子亦徒有食母也。无怪郑玄之不辨三慈矣。

《礼经·丧服齐衰章》：“慈母如母。”“《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生养之终其身，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注》曰：“此主谓大夫、士之妾，妾子之无母，父命为母子者。”《小功章》：“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引《内则》三母及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曰：“其可者贱于诸母，谓傅、姆之属也。其不慈己，则缌可矣。不言师、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曾子问》：“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注》谓：“礼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养妾子。”“子游意以为国君亦当然。”孔子“言无服，此指谓国君之子也”。鲁有司曰古之礼慈母无服，“据国君也”。《南史·儒林·司马筠传》载梁武帝之说，谓子游所问，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后人致谬，实此之由”，其说是也。《曾子问》此节，自“何服之有”以上，为孔子之言。“昔者鲁昭公”以下，别为一事，而记者类记之。《疏》谓孔子引昭公之事以答子游者，误也。昭公与孔子同时，丧慈母果始昭公，子游无缘不知其非礼而有待于问。子游之问，盖自为当时有丧师、保之慈者而发。昭公所丧，自为三年、小功之慈。郑《注》以昭公三十乃丧齐归，谓此非昭公，王肃《家语》遂臆改为孝公，作伪伎俩，真堪发噱。古人著述，轻事重言，记者之辞，诚未必不误，然《左氏》妄取《国语》，以为编年，又安见所言之必可信邪？梁武帝谓“三母义同师、保，师、保无服，故此慈亦无服。又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若是兄弟之母，先有子者，则是长妾，长妾之礼，实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退成保母？又多兄弟之人，于义或可，若始生之子，便应三母倶阙邪？”其言殊为允当。亦足见何君选于老大夫、老大夫妻之说之确也。《丧服小记》曰：“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庶祖母可也。”此亦丧服三年之慈。择及庶祖母，则其年之长可知。盖古于教养之责，必付诸老成者，内外皆然也。亦选于老大夫、老大夫妻之一旁证也。

《左氏》说宋伯姬事曰：“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者也。”亦可见女子之傅、母，即男子保、傅之伦。女待人，妇义事，犹言成人则免于保、傅之严耳。《列女·母仪·鲁季敬姜传》曰：“仲尼曰：女知莫如妇，男知莫如夫。”亦此义。

《左氏》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此夫人之宰，亦必男子为之。

（八七）以夷隶守王门

《周官》师氏，“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注》曰：“游，无官司者。”盖古使年长者任政，年少者执兵也。师氏之职，“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此实王最切近之护兵，而以四夷之隶充之者，古同族人不甚肯相残，夷隶则于吾族之人无所爱，且除豢养之者无所依，故肯为之致死。执其兵，服其服，已足震慑本族人矣。此暴君之所以喜用之欤，可以觇世变矣！

汉司隶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周官”。此后来之说，武帝时《周官》未行，未必有取焉也。然亦必有所承，疑以徒隶压伏良人，春秋、战国时，各国多有此习。

（八八）车服

《坊记》曰：“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亦云。案《左氏》定公五年曰：“（楚昭）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闻王所在，而后从王。”此车服不可混淆之一证也。此习盖原于行军校猎之际。师之耳目，在于旗鼓，车服等亦犹之旗鼓也。乾时之战，“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庄公九年。荧泽之战，“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闵公二年。邲之战，“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宣公十二年。鄢陵之战：“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韚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成公十六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案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乱，“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胄者面不可见，此亦军行时惟以车服等为别之故也。旌君以徇于国，与郑庄伐许，颍考叔取蝥弧以先登意同，见隐公十一年。皆是物也。古一姓之兴，必易服色，殊徽号，亦以此。

（八九）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复讨

《左氏》宣公元年：“会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注》云：“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得复讨。臣子杀之，与弑君同。故公与齐会而位定。”成公十六年：“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而又讨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无乃有罪乎？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君惟不遗德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敢私布之。”《注》云：“诸侯虽有篡弑之罪，侯伯已与之会，则不复讨。前年会于戚，曹伯在列，盟毕乃执之；故曹人以为无罪。”《疏》云：“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赏罚之柄，不在天子。弑君取国，为罪虽大，若已列于诸侯会者，则不复讨也。其有臣子杀之，即与弑君无异，未必礼法当然，要其时俗如是。”见隐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一似当时列国之间，有共认之法者，其实不然也。襄仲之杀恶及视而立宣公，本得请于齐而后为之。齐大且近，故鲁人不能讨。至晋之于曹，则身为伯主，列诸会而又讨之，近于狐埋狐搰，故曹人以为言。若会曹者为他国，未必能引为口实也。卫州吁欲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请伐郑于宋。杜《注》亦云：“诸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复讨，故欲求此宠。”然是役也，宋既以欲除公子冯而许之矣。陈、蔡方睦于卫，故有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之举。“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则是时近卫之国，既皆附和之矣。使求宠于诸侯而果可以定其位如鲁宣公者，州吁其将遂成。而《左氏》又云：“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二人遂皆见杀。然则以号称方睦、搂之以伐郑之国，旋即从其大夫之请而讨之，所谓与之会则不复讨者安在？《左氏》又载众仲之言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则所谓求宠于诸侯者，特欲藉与国之众多，以立威于国内耳。阻兵者负实力，求宠者炫虚声，所谓以和其民者，乃正欲免国内之讨，而岂所惧于诸侯也？故杜氏之说，不徒非《春秋》之义，古代列国之礼法；抑并非当时之俗，《左氏》之意也。

石碏谓“王觐为可”，而石厚问“何以得觐”，似篡弑之徒，得他国之承认颇难者。然昭公二十年：“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公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乃将事焉。”则失国之君，为诸侯所不认；而篡国者为其所认，亦极易事耳。要之篡弑之徒，除非国中之臣子力能讨之，或国外之诸侯力能征之，否则晏然窃据其位者多矣。诸侯既不能讨之，岂能终不与之交涉？所谓列于会而后定，一若列国间有公法存焉者，固子虚乌有之谈也。

（九○）释“兴灭国，继绝世”

兴灭国，继绝世，此古贵族相扶持相救恤之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子越椒之亡也，箴尹克黄使于齐，归复命，而自拘于司败。楚庄王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左氏》宣公四年。其后平王杀斗成，然灭养氏之族，亦使斗辛居郧。《左氏》昭公十四年。卫人讨宁氏之党，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左氏》曰礼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此皆行诸国内者也。其行诸国外者：楚庄王县陈，以申叔时之言而复之。《左氏》宣公十一年。其后灵王灭陈、蔡，又迁许、胡、沈、道、房、申，平王即位，亦皆复之。《左氏》昭公十三年。王又使然丹诱杀戎蛮子嘉，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昭公十六年。晋之灭偪阳，亦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襄公十年。虽鲁僖公犹能伐邾取须句而反其君，僖公二十二年。而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左氏》僖公十九年。宋司马子鱼之言。不必论矣。《乐记》：孔子告宾牟贾称牧野之语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古之人之所称美者，固专在于是。《管子·霸言》：“夫明王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食，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盖治人者，不能食力，恒藉庶民输租税以养之。亡国败家，则生无以为养，而祭祀不能备礼，故子文泣言“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左氏》宣公四年。纪季以酅入于齐，请复五庙以存姑姊妹。《公羊》庄公三年。而臧武仲之以防求为后于鲁，曰“纥之罪不及不祀”也。《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夫兴灭国，继绝世，非甚难之事也。虽强暴之国，犹有能行之者。《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周在是时，久夷于列国矣，无所谓共主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是时周虽尚存，特列国之一耳，久不能号令天下，即不能谓之王矣。古之所谓国者，与后世不同。后世所谓国，乃一国之民共食息生长之地，古者则君若贵戚，据其土，奴其民，强其出租税以奉己者尔。亡国败家，在衣租食税者，则流离失所，人民固无与也。然则视灭国为不义者，亦谓夺人之土地人民，使其生无以为养，而祭祀亦不能备礼耳。若秦之于周，齐之于纪，其于贵族相扶持相救恤之道，未有亏也。然而其事有难言者，盖夺人之国、灭人之家，真由伐罪吊民者少，其实皆利其土地人民耳。既利其土地人民，而仍以封其族嗣，或以与吾有功之人，《左氏》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偪阳既灭，以与向戌。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偪阳光启寡君，群臣安矣，其何既如之？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盖君臣之间，亦不能无争夺矣。争城争地者何利焉？故兴灭继绝之事，虽若史不绝书，实则其事殊罕，是以传为美谈。而其所兴所继者，亦终不可以久也，此封建之所由废也。

次于兴灭继绝而为贵族间相扶持相救恤之义者，则为不臣寓公。《礼记·郊特牲》曰：“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公羊》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谷梁》义同。何君云：“谷、邓本与鲁同，贵为诸侯；今失爵亡土，来朝托寄也，义不可卑；故明当待之如初，所谓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无后者，施于所奔国也。独妻得配夫，衣食于公家，子孙当受田而耕故云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欲一一锡之土田，势不可得，故禄之，尊礼之止于其身也。然而并此亦有不可得者，宋昭公之将见杀也，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左氏》文公十六年。楚灵王之辱于乾溪也，右尹子革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焉。”昭公十三年。则当时诸侯能以寓公之礼待失地之君者，盖少矣。甚至有不能存其身，鲁之于子纠者，《谷梁》庄公二十九年：“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辞也，犹曰取其子纠而杀之云尔。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以千乘之鲁，而不能存子纠，以公为病矣。”此贵族之所以日夷为皂隶也。

《孟子》：“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万章下》。又，“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告子下》。观此知穷而可以寄食于人者，惟诸侯、大夫为然，士则非任事无以得食，故曰：兴灭继绝，不臣寓公，皆古者贵族相扶持相救恤之道也。古贵族失守封土，亦有托于大夫者。如子鲜托于木门是也，见《左氏》襄公二十七年。

古之所谓亡国者与后世异。后世所谓亡国，指丧其主权言之；古则专指有国之君能否奉其祭祀，故苟有片土焉以畀之，则虽尽丧其主权，自古人言之，犹可谓之不亡也。《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寀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寀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盖自君国子民之义言之，周至于尽入其国，秦亦既荡焉无存矣。然自奉其祭祀之义言之，则有阳人一邑，犹不可谓之灭亡，故曰秦之所为，于兴灭国继绝世之义无亏也。许、胡、沈、道、房、申在楚灵王时，其地已尽为楚所夺，然不曰亡而曰迁，以其祭祀未绝，故平王之复之，亦曰复而不曰封也。不宁惟是，昭公十八年，“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于郑。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君盍迁许？冬，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然则许虽复国，仍居楚地，其去灵王时亦一间耳。哀公元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杜预《左氏注》曰：“定六年郑灭许，此复见者，盖楚封之。”案此亦或如秦之于周，灭其国，仍赐之以寀地，不必其为复封也。

人臣出亡，亦有受封于他国者：如吴掩余、烛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是也。《左氏》昭公三十年。然其能得此于异国者，盖视亡国之君为尤寡。

晋人之灭虞也，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左氏》僖公五年。此则徒徼福于鬼神，免天子之诛责，而失兴灭继绝之义矣。

（九一）古者君臣之义上

古者君臣之义，盖尝数变矣。其初也，君之于其臣，犹赁庸而使之也。《礼记·表记》曰：“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燕义》曰：“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皆斤斤于功劳酬赏之间。而《少仪》曰：“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于人，为人从事者亦然。”更明以赁庸之道言之。盖所谓臣者，其初皆拔自贱族，王者不臣妻之父母，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天子不纯臣诸侯，诸侯不臣寓公，可见君权未张之时，所臣者实皆贱族。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已为后起之事矣。原不过乞假从事之流。其后关系日深，恩意周浃，一如家人；而君之与臣，又或意气相得，乃以父子、朋友之道，推而行之。至此，则赁庸之意稍变矣，然犹私而非公。又其后，君与臣，同以社稷为重，臣非复其君之私昵；君之畜臣，亦不以使令奔走，图己身之便安为事，而君臣之义，迥非其故矣。

古者群道未备，人与人之关系，限于亲族之中；其出于亲族之外者，乃亦以是推之。北族好畜义儿，而辽、金与中国和亲，不曰兄弟，则曰伯叔父，其故即由于此。臣之始，服役于君之家；其事君，当如子之事父，此理之自然者也。臣之受令于君，既犹乞假，自必斤斤于酬赏；然又有不敢私有其财之义，即由以父子之道推之。《坊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亦见《郊特牲》。《燕义》曰：“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两两比况，最为明白。《内则》曰：“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之。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仪礼·聘礼》：“君使宰赐使者币。”郑《注》即援是以为言，其说是也。《曲礼下》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有献。”又曰：“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告。”《疏》曰：“出与大夫同，还与大夫异，士德劣，故不必有献。”此言殊含糊。《曲礼》又曰：“士有献于国君，他日，君问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对。”《疏》曰：“须问者，士卑德薄，嫌其无有也。”此即不必有献之故。盖即“妇或赐之，献诸舅姑”之义。“定公从季孙假马，孔子曰：君之于臣，有取无假。”《公羊》定公八年《解诂》。盖即子妇无私畜之义。《左氏》成公十七年：卻至曰：“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襄公二十六年：“孙林父以戚如晋。”《左氏》讥之曰：“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论语·宪问》：“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皆自此义推之也，然而赁庸之本志荒矣。

朋友之间，所恶者，无信也。而君与臣之间，亦最贵信，即由以朋友之道推之也。荀息之对晋献公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信矣。”《公羊》美其不食言。《左氏》亦曰：“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僖公九年、十年。解扬之对楚庄王也，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左氏》宣公十五年。皆所谓贵信者也。荀息、解扬之于其君，亦犹羊角哀、左伯桃之于其友，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引《烈士传》。而程婴、公孙杵臼，则二者兼之者也。《史记·赵世家》。朋友之间，意气固有厚薄，君臣之间亦然，豫让国士众人之论是也。《史论·剌客列传》。“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斃一人。又及，又斃二人。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礼记·檀弓下》。亦豫让之志也。

人之秉彝，无时而或泯者也。战胜之族，初克战败之族，盖亦尝视之如土苴矣。观夏后氏用贡法，最可见之。其后彼此之关系稍深，则君与民之利害稍相同，驯至民所恃以生之社稷，君亦与为存亡焉。《曲礼》曰：“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又曰：“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礼运》亦曰：“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公羊》曰：“国灭，君死之，正也。”襄公六年。又庄公十三年《解诂》曰：“诸侯死国不死邑。”盖二者久合为一体矣。人臣至此，亦不复以君之私暱自居。齐庄公之见弑也，晏子曰：“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奉。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靮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檀弓下》。《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宁武子监卫人，亦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牧圉。”“卫有太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檀弓下》。皆其言之最明白者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说者也。”《尽心上》。《少仪》曰：“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埽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与夫便嬖使令，固不可同年而语矣。

《说文·臤部》：“硻，坚也。从又，臣声。”此与坚，实即一字。《石部》：“硻，余坚也。从石，坚省声。”亦即从臣声也。硻，古文作硁，段懋堂曰：“《论语》曰：鄙哉硁硁乎。又云：硻硻然小人哉。其字皆当作硻。”案亦可作臤也。此可见臣字之初，有小与坚之义。小者，臣之始，本不过便嬖使令之流；坚则当守信之谓也。磬与硁，初为一字，后乃分别，以磬为乐器之名，硁状其声，观《乐记》“石声磬”，《史记·乐书》作硁，可见。

臣道始于赁庸，至后世，其遗迹仍有可见者。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又曰：“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又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食于上者，以为不恭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以上皆见《万章下》。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告子下》。皆以君当畜臣，臣不可无事而食为言。彭更曰：“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滕文公下》。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尽心上》。亦皆以无事而食为疑者，犹夫《表记》《燕义》《少仪》诸篇之言也。

（九二）古者君臣之义下

臣能守信，善矣；然徒知守信，而不论其事之是非，则亦不足为训。里克之将杀奚齐也，谓荀息曰：“君杀正而立不正，废长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无以对也。徒曰：“君尝讯臣矣，臣对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信矣。”《公羊》僖公十年。即徒知守信，而不问其义不义者也。《左氏》僖公九年：荀息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使荀息当日，毅然守正，而不从其君之逆命，晋国岂比数世乱哉？乃若里克，亦徒以尝为申生傅，而为之报仇而已，非能知居正之义也。《左氏》：僖公九年：荀息曰：“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可见荀息、里克正是一流人物。人人各徇其私，则忠信也而愈乱。“此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所以弗为也。《孟子·离娄下》。《左氏》宣公二年：晋灵公使贼赵宣子，“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麂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此亦小忠小信，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者也。《檀弓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屡，贸贸然来。黔敷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圣贤之处生死之间，自与一节之士不同矣。故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晋惠公之卒也，“怀公命无从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徒知贰之为戮，而不计所忠之当否？亦犹夫荀息之志也。

且如季氏之当去，凡为鲁人，谁不知之？乃南蒯之谋去季氏也，其乡人讥其家臣而君图。《左氏》昭公十二年。其后事败奔齐。子韩皙又谓其以“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昭公十四年。其背公党私如此，此定于一尊之义，所由不可不亟讲与？

阳虎之欲杀季孙也，临南为御，谓临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临南许诺，乃以季孙如孟氏，《公羊》定公八年。此感于季氏之世世有之，非知阳虎欲弑季孙之为不义也。使其世世豢于阳虎，则亦将为之成济矣。人人效其小信，而不知大义，此世事之所以纷纭也。

白公之缢也，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焉，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将烹。”对曰：“此事也，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左氏》哀公十六年。石乞可谓信矣。然而楚之乱，石乞之徒为之也。

战国时有肥义者，其为人，犹之春秋时之荀息也。汉初有贯高者，其为人，犹之春秋时之石乞也。周昌力争毋废太子。其后使为赵王傅。吕后召王，昌尝弗遣。及王死，昌谢病不朝。其为人，亦里克、荀息之流也。

岂惟国内，《杂记》曰：“内乱不与焉，外患勿辟也。”《公羊》亦曰：“君子辟内难而不辟外难。”庄公二十七年。列国之所以多战事，亦商君所谓“勇于公战”者为之也。以大一统之义言之，则亦孟子所谓“善战者服上刑”而已。《离娄上》。《表记》：“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曰：“使，谓使之聘问、师役之属也。终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则去也。”此说非也。事成乃去，则不义之事已遂矣，乱矣。“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左氏》哀公十四年。“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下》。此岂聘问师役之不义者，可以强使之哉？《表记》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荀子·臣道》曰：“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夫知从道不从君，而闇主惑君之获行其志者寡矣，而人民利，社稷安矣。然徒为一国之社稷计，犹非道之至者也。《公羊》庄公二十四年《解诂》曰：“不从得去者，所以申贤者之志，孤恶君也。”夫恶君孤，则其亡也速矣。此与无德欲速亡之义何以异？见《吕览·长利》。岂不廓然而大公也哉？何君谓此为孔子所谓“以道事君”者，其信然与？“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见《论语·先进》。

《荀子·臣道》又曰：“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此非为持禄养交计也，所以全贤者之躯也。贤者之生也，非为一人，抑非为一国，所以为天下生民也。不忍一时之悻悻，以亡其身，不亦寡虑矣乎？《史记·宋微子世家》述殷太师之言曰：“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管子·宙合》曰：“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案《微子世家》述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之事，而《论赞》引《论语》殷有三仁之文，盖本儒家口说。其述太师之言，殆亦尚书家传微子之意邪？《管子》此篇，其为儒家口说无疑也。然则《左氏》讥泄冶，“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宣公九年。亦不必非孔子之言矣。

卫宁喜之将纳献公也，使人谓献公，献公曰：“子苟纳我，吾请与子盟。”喜曰：“无所用盟，请使公子鱄约之。”献公谓公子鱄。公子鱄辞。献公怒曰：“黜我者非宁氏与孙氏，凡在尔。”公子鱄不得已而与之约。已约，归至，杀宁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将济于河，携其妻子而与之盟，曰：“苟有履卫地食卫栗者，昧雉彼视。”《公羊》襄公二十七年。此事与小邾射不信鲁国之盟，而信季路之要颇相类。季路不从康子，而公子鱄见迫于献公，则其事殊也。鱄之深绝献公，不可谓不合于义。《解诂》责其“守小信而忘大义，拘小介而失大忠”，似失之刻。

（九三）君臣朋友

《假乐》之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毛传》曰：“朋友，群臣也。”此古义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宦者令缪贤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至战国末造，以燕之僻陋，而犹知此义。可见《孟子》所言孟献子、鲁缪公、晋平公之事，必非虚语矣。见《万章》下。

《唐书·吐蕃列传》：“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秦穆公之于三良也，饮酒乐。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三良许诺。公薨，遂皆自杀以殉。此所谓共命者也。可见古时中国之风俗，与四夷相类者颇多。

《曲礼》曰：“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许友以死者多矣。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此亦许友以死之类也。古人有罪不逃刑，此乃许君以死，而又守信，使之然也。如晋之庆郑是。事见《左氏》僖公十五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左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说苑·立节》。皆以君臣与朋友并言。然则若杜蒉之于晋平公者，亦朋友责善之道地。见《礼记·檀弓》下。《左氏》作屠蒯。见昭公九年。

《檀弓》云：“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士相见礼疏》曰：执挚者，或平敌，或以卑见尊。尊无执挚见卑之法；哀公执挚见己臣，谓下贤，非正法也。案此亦以朋友之道行之也，而周丰曰不可，可见孟子谓鲁缪公见子思，问千乘之国以友士，而子思不悦，非虚语矣。亦见《万章》下。而哀公犹不肯已，而使人问焉，此亦足见哀公之下贤。尝谓春秋时，与强臣不协者多贤君。而史记之多不美之辞者，乃强臣訾毁之辞，非实录也。如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见《左氏》昭公五年。此岂年十九犹有童心，比葬易哀者之所能乎？襄公三十一年。其取于同姓，安知其非欲结强援，以除季氏也。且如晋平公，亦贤君也。观其于杜蒉、亥唐之争，不贤而能之乎？溴梁之盟，在于平公之世，亦会公室将卑尔，而岂平公之过哉？

曰：中心好之，欲饮食之，朋友之道也。《燕礼》所陈是也。《杂记》曰：“卿大夫疾，君问之无算；士壹问之。君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为士，比殡不举乐。”《丧大记》曰：“君于大夫疾，三问之。”《荀子·大略》亦曰：“君于大夫，三问其疾，三临其丧；于士，一问一临。”此言无算者，三但言其多耳，非必限之以三也。此亦后世之所能也。

朋友戒亵狎，君臣亦然，故曰：“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礼记·礼运》。又《荀子·大略》：“诸侯非问疾吊丧不之臣之家。”

（九四）朋友之道

人之相结也，志或存于相利，是商贾之行也，君子羞之矣。然生死之交，其始之相结也，或未始不由于相利，此犹终成高世之行者，其入德之始，或亦由好名使然，故行之方始者，未易测其所终；而君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以是心至，罔不受之，所谓有教无类也。《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大戴记·曾子制言上》：“曾子门弟子或将之晋，曰：吾无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谓之友，无知焉谓之主。且夫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苟是之不为，则虽汝亲，庸孰能亲汝乎？”此皆兢兢自靖，意非存于相利也。然又曰：“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则明以相利为怀矣。由此观之，《礼记·儒行》言朋友之道，极之于“爵位相先，患难相死”，“久相待，远相至”，其始，亦未尝不由于游士之相结，如女之入宫者，相要以苟见接，毋相忘者也。人之意气相得，愿相为死，非可得之立谈之间，即无从期之订交之始；而性情特厚，惟求无愧于心，无负于人者，亦非可以旦夕遇之；恒人之相结，始未有不期于相利者。终或超出于利害生死之外，则其情皆由于驯致，犹之始以修名而立行者，终或至于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孔子曰：“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简屦，杖而歠粥者，志不在于饮食。”《大戴记·哀公问》。饰虽在外，犹足以变易其中，况于躬行实践，始虽伪，有不徐致其情者乎？君子之接人也，惟勉其行之不饬，而不责其衷之不诚；其自律也，不敢谓心实无他，而不恤其行之有玷。自宋儒创诛心之论，乃不徒责人之行，而必深责其心。行诚不可不本于心，然过重存心，或反至略其制行；于是伪饰者得以依托，谨愿者或反见屏矣。教既不广，而其后之横决，转有不忍言者。夫高世之行，绝俗之心，道德之士，岂不当以之自勉？亦岂不可与人共勉？然而可与二三人共勉者，不必其可与千百人共勉。宋明之讲学者，聚徒至于千百，是当以接众人之道接之，而亦以接二三人之道接之，此所以教似广而无其实，而终且至于横决也。

《论语·颜渊》：樊迟问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此与《孟子·尽心下》篇所谓“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之言同。以古重复仇，故以利害动之也。圣贤之言，不皆自出，亦多因袭成说。谚语流传，原不过如此耳。

所知与朋友不同。古言所知，犹今言相识耳。《礼记·檀弓》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厚薄显然不同。而曾子谓“有知焉谓之友”，则以待朋友之道待所知矣。厚人以求自亲，所谓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抑亦行过乎恭之意也。《王制》七政，以宾客与朋友并列，二者亦显非一伦。《论语·乡党》曰：“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而《檀弓》曰：“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是亦以待朋友之道待宾客矣。古盖自有此俗，故异邦羁旅之士，可先施以求之于人也。

（九五）春秋立君之法

立君之法，莫严于《公羊》。《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此所谓古，皆指周之先世言之。案古代君位传授，盖有三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盂子·万章上》。是“禅”与“继”为相对之称。然《公羊》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曰：“鲁一生一及。”《史记·鲁世家》作一继一及。《解诂》曰：“父死子继曰生，兄死弟继曰及。”是继之中，又“生”与“及”之别也。人情兄弟之爱，每不敌父子之亲，难保有宋太宗之事；又兄弟年或相近，幼者无登位之望，或不免于篡弑；故“生”之法优于“及”。同是生也，立適胜于立庶，以其易得外家之夹辅也。立长胜于立少，以君位早定，可无季康子之事，见《左氏》哀公三年。且长君利统率也。然年钧以德，仍不免于以意出入；德钧以卜，则更听诸不可知之数矣。《礼记·檀弓下》：“石骀仲卒，无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共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定公元年：子家曰：“若立君，则有卿大夫士与守龟在。”知以卜定君位，古确有是事也。然迷信甚深之世，龟筮所示，庸或莫之敢违。至于“天道远，人道迩”，为众所著知，则龟筮之从，亦不足戢争夺之心矣。而异母之子，又可同时而生，争端究未尽泯也。《公羊》之法曰：“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君《解诂》曰：“適，谓適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適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隐公元年。其立法可谓密矣。隐公四年：“卫人立晋。”《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然则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案《周官》小司寇有询立君之法。《左氏》僖公十五年，子金教卻缺：“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昭公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政，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文子致众而问焉。盖皆其事。石之立晋，度亦必有是举，故以众欲为辞。然而《春秋》非之者，以众之不足恃，时或与一二人等故也。然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传》曰：“其称国以弑何？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解诂》曰：“一人弑君，国中人人尽喜，故举国，以明失众当坐绝也。”则无不与之之辞矣。盖立君为众，隐公四年《解诂》。众立之而非者，以众不能知所当立；或虽知之，而不能自达其意也。至众所欲诛，庸亦有不当于理者；然君人者，本应审舆情以为举措；事虽善而拂于舆情者，亦宜先立信而后行之；一意孤行，本非君人之道。且上之肆虐久矣，违道而拂众者究多，得道而违众者究少，故宁顺舆情而绝之也，亦足见春秋立法之周矣。

（九六）臣之事君

《礼记·杂记下》：“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案《史记·吴太伯世家》：阖庐乘季札使晋，弑王僚而立。“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即《杂记》之所云也。阖庐之谋弑僚也，告专诸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盖当时君臣之间，义自如此，人人知之也。晋栾书、中行偃之执厉公也，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左氏》成公十七年。古者臣之事君，不过如此，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固莫之敢任矣。子思曰：“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礼记·檀弓下》。言虽为戎首，亦未大伤于义也。故孟子亦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离娄下》。《左氏》宣公四年：郑子公欲弑灵公，谋于子家。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其言与韩厥同，亦不悖义。及子公反谮子家，子家遂惧而从之，则非之死不变之操矣。故《左氏》载君子之言，讥其“仁而不武无能达”，明其初志固不悖于义也。

（九七）尊王与民贵之义相成

春秋有尊王之义，昧者辄与尊君并为一谈，疑其与民贵之义相背，此误也。君所治者皆国内之事；王所治者乃列国之君，不及其民也。故五官之长，九州之伯，于外曰公曰侯，于其国则皆曰君。《礼记·曲礼下》。何君《公羊解诂》，谓“王者诸侯皆称君”是也。隐公元年。君恶其虐民，列国则求其有共主，可以正其相侵。凡列国之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若虐民而无所忌惮者，亦宜有以威之。《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此不尽虚辞，古时盖实有此等情形也。故尊王之义与民贵，殊不相背，且适相成也。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丧服四制》作土无二王。此特愿其如是，其实不必能如是也。大抵一方之中，有若干国归往之者，则称为王，春秋吴、楚皆称王，其先徐偃王亦尝称王以此，《史记·楚世家》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此乃楚自王蛮夷，于中国指中原。无与，故中国初不过问。《史记》又云：“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三子皆为王，无反自称君之理。所谓去其王号者，非去三子之王号，盖自去其王号也。即谓不然，熊渠三子，固已并时称王矣，足征王非不可有二也。其后越灭于楚，《越世家》云：“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为王而仍可服朝于人，足见所谓王者，特为一方所归往，不必其尊无二上也。战国齐、魏尝相王，五国又尝相王以此。

《楚世家》又云：“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熊通怒，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之称王，随人盖诚以王事之，故周人数其罪。随盖又辞服于周，请不王楚，故楚又怒其背己也。《齐、晋世家》皆谓齐顷败于鞍，欲尊晋为王，而景公不敢。齐之于晋，盖欲以随奉楚者奉之。窃疑熊渠亦曾称王，以临中国诸侯，而史失载也。《田敬仲完世家》：“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云令天下侈辞，然战国时之小国，称王固犹足以令之也。

《谷梁》曰：“黄池之会，吴子进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借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吴，东方之大国也，累累致小国以会诸侯，以合乎中国。吴能为之，则不臣乎？吴进矣！王，尊称也；子，卑称也；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会乎诸侯，以尊天王。”哀公十三年。此言吴于是役，自去其王号，以尊周也。熊渠之去其王号，盖亦如此。与中国接时去王，其在蛮夷无妨仍称王号，犹越诸族子服朝于楚，犹王江南海上也。大抵自王其地者，必距其所服朝者甚远，而其所王，亦必为蛮夷；故北方之大国，未有敢自称王者也。

五国之相王也，赵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赵世家》。谦言无他国归往之者，独能自治其国也。卫嗣君独有濮阳，乃贬号曰君，《卫世家》。以此。《韩世家》：宣惠王十一年，“君号为王”。前此亦但自君其国而已。

为他国所归往者，临其所归往之国曰王，于其国则称君，名之因实而不同者，如是而已。公、侯、伯、子、男等皆美称，语其实则皆无以异也。春秋以前，天子称王，中国诸侯随其尊卑而有五等之号。战国时齐、魏诸国皆称王，服属之小国仍称公侯，其所封之大夫则徒称君，如孟尝君、望诸君之类是也。《卫世家》云，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成侯时，卫更贬号曰侯。盖前此虽如小侯，犹袭公号；故史自声公以上皆称公，成侯以下乃改称侯也。嗣君更贬号曰君者，自比于田文、乐毅等也。《孟尝君列传》曰：“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则进而鲁、卫比矣。《乐毅列传》报燕惠王书曰：“先王以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曰“比小国诸侯”，明犹未有侯称也。《赵世家》：烈侯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田敬仲完世家》：“太公乃迁齐康公于海上。三年。康公十六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知当时三晋与齐虽曰强大，即诸侯之称，犹不能自擅也。

列国之君，称公、侯、伯、子、男，临之者称王。至列国皆称王，则临乎其上者，不能不更有他称，乃采古有天下者之号，而称之曰帝，齐、秦为东西帝，辛垣衍欲令赵帝秦是也。秦始皇既并天下，诏丞相御史更名号。丞相御史等别上尊号为泰皇，弃战国时帝字弗用。始皇则去泰著皇，而仍用帝字焉。其实帝亦天下未一时之称。丞相等议，固明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矣；始皇尽废封建，而仍袭战国时临于诸王之帝号，其实更之而未尽也。然言语尝取习熟，帝之名，盖战国时人久知之矣；皇则博士稽古所称，未必人人知之；始皇所以欲兼采帝字者以此。自此以后，遂以帝为君天下之称，而王为独王其国之号。赵高之弑二世也，召诸大臣公子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则此时之王，犹之昔日之君，此时之帝，犹之昔日之王矣。秦既灭，诸侯相王，皆为王，乃独以帝尊楚怀王。汉灭楚列爵二等，君天下者亦曰帝。

（九八）布衣死节

《史记·田单列传》曰：“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固蠋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案布衣本无死节之义，蠋所以必死者，以敌人劫之以为将。公山不狃曰：“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左氏》哀公八年。今蠋曰“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则固尝仕齐矣。以湣王之暴，故无旧君反服之义；然倒戈助敌，则已甚矣；况于所谓燕人者，自蠋视之，亦桀也；助桀为虐，其可乎？是为君为民，两有不可，所谓进退惟谷者也。而燕人顾劫之以屠画邑，则蠋安得而不死？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毋死，死伤勇。宋明之末，乃有布衣之士，亦抗节以为高者。夫国破家亡，所得以恢复者，人民也。若人民皆自经于沟渎，则异族真得志矣，此不好学之蔽也。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在后世，几于人人能言之。其实此亦可明一义耳。士君子怀才抱道，欲拯斯民于水火，虽为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固无所嫌，安得执此小谅乎？即以对君论，子思有“毋为戎首，不亦善乎”之谈。《礼记·檀弓下》。孟子有“寇仇何服之有”之论。《孟子·离娄下》。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岂得执效忠于一姓之小谅哉？若乃胡虏既亡，犹有亡民族之大义，而甘为之效忠者，则直是之丧心病狂矣。女子之于其夫，亦何渠不如是。衣不暖，食不饱，鞭挞加于身，是寇仇也；寇仇也，虽为戎首，不亦宜乎，又何不更二夫之有？

（九九）民与政相关之切

左氏成公二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邑之不惜，而曲悬繁缨是爱，自今人思之，殊不可解；然苟通观前后，则自知其言之切也。鲁昭公之将去季氏也，乐祁策之曰：“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子家懿伯亦曰：“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及难既作，平子请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昭公二十五年。此可见君与民相关之切，民与政相关之切也。民与政相关之切，何哉？晏子论齐之将为陈氏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昭公三年。又曰：“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昭公二十六年。盖古者利源皆总于上，而民多待施于上，故有篡夺之志者，恒借此以收民心。“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文公十四年。“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文公十六年。皆是物也。子产言陈之将亡也，曰：“政多门。”襄公三十年。多门则各有党与，君不得不弱，而大夫不得不傲矣。齐景公闻晏子之言曰：“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昭公二十六年。孔子曰：“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礼记·礼运》。诚坊其渐也。秦后子有车千乘而惧选，《左氏》昭公元年。卫公叔戌以富而见恶，定公十三年。岂无故哉？卫献公之求入也，乃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襄公二十六年。何其愚乎？

叔向策子干之无成也，曰：“有谋而无民，有民而无德。”昭公十三年。是知自外而欲求入者，亦以民为之本也。栾盈之入于曲沃也，“胥午伏之，而觞曲沃人。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皆叹，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贰之有？”其得人心如此，此其所以几危范氏也，然而盈卒以败者，乐王鲋为范宣子画曰：栾氏多怨。子为政，栾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襄公二十三年。犹是得民与不得民之分也，所谓寡固不可以敌众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髙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公孙丑下》。故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则可为也。”《梁惠王下》。然则民苟去之，则其不可为也审矣。效死而民弗去者，赵襄子之守晋阳其验也，孟子岂欺我哉？

《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疏》云：“案昭二十五年《左传》曰：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杜预曰：在君为政，在臣为事。杜意据此文。”是君所行为政，臣所行为事也。政与事之别，《大戴记·少间》详之。《少间》曰：“君时同于民，布政也。民时同于君，服听也。大犹已成，发其小者。还犹已成，终其近者。将持重器，先其轻者。先清而后浊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则华英必得其节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天政曰正”，指天生时言之。“地政曰生”，指地生财言之。“人政曰辨”，谓人之分职也。人各有其分职，是谓官民，此政定于君。为下者，但服听焉而已矣。政失则人皆失其分职，不能因天之时，以分地之利，而养生送死之道有憾矣。故曰：上失政，大及人，小及畜役也。孔子又论失政曰：“疆薮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继以湛，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无言情于臣，君无假人器，君无假人名。”此可与《左氏》所载论新筑人之言，互相发明也。

（一○○）民各有心

《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宽以告，子产曰：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可谓之死不变，强哉矫矣，而浑罕讥之，何也？浑罕之言曰：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其言，亦可深长思者也。盖民之所以从其上者，匪由畏威，实由心服。畏威者有时而穷，心服则唯所投之，无不如志矣。凡民守旧者多，率旧章以临之，易得其信服；否则每为所腹诽，或阳奉而阴违，得隙则叛，此变法者之所以多败也。韩非之言曰：“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又曰：“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解老》。夫民务变犹恶之，况于人各有心，莫同于上乎？是十人而亡十人之功，万人而亡万人之功也。虽若有所为，实则一无所得也。故凡陷于危亡而不自知者，皆由眩于有为之名，而不察下所以应之之实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鞅铸刑鼎，仲尼讥之，曰：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夫赵鞅所著，亦范宣子所为刑书，非其所自为也；而仲尼讥之者，盖唐叔之法度，为日久，入人深；宣子之刑书，为日短，入人浅，民之信之者不侔也。此率旧章者所以多得众，然弊积而莫能革，亦自此始矣。君子是以知言治之难也。

（一○一）韩起辞玉

《左氏》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聘于郑。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乃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子产又拒之。韩子遂辞玉。他日，又私觐于子产，以玉与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读者于此，徒善子产能知礼，宣子能改过耳。杜《注》语。

然观子产报宣子之辞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则宣子之谒诸郑伯，盖正欲使之强贾匄夺。其后虽云成贾，或仍为虚辞，商人出其玉而价不可得；或虽得之而不免后祸，故必欲告诸君大夫也。《潜夫论·断讼篇》谓当时贵戚豪富，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汉世如此，春秋时可知，况又以大国之卿，而临小国乎？《左氏》一书，皆出士大夫之手。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凡人于其党之恶，固未有能深知之者。抑其书多晋人语，于其君大夫之恶，亦不敢质言也。观此，知《公羊》所谓定、哀多微辞者，事势使然，毫不足异。《左氏》此事，不知本诸何人，其辞则婉而彰矣。书贵善读，徒观其表，而善韩子之改过，安知古人之深意乎？然通观全书，当时士大夫出使之暴横，犹有可见者。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取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又使子羽辞，伍举知其有备也，乃请垂櫜而入。昭公元年。公子弃疾如晋，过郑，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宾，往来如是。则“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昭公六年。合此两事观之，当时使者之横暴，可以想见。戎伐凡伯于楚丘。隐公七年。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桓公九年。亦未必其罪之果在攻伐者矣。

巫臣之通吴也，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疏》引沈氏云：“聘使未有将兵车者，今此特将兵车，为方欲教吴战陈，故与常不同。”成公七年。案当时诸侯为会，尚有不以兵车者，聘使自无将兵车之理。然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谓其毫无兵卫，则又不然也。晋之以邾愬而讨鲁也，叔孙婼如晋，晋人执之，韩宣子使邾人聚其众，将以叔孙与之，叔孙闻之，去众与兵而朝，昭公二十三年。则其众固亦有兵。弃疾之所禁，正此曹也。然从者肆暴犹可；宣子乃身欲强夺，一之为甚，而至于再，不亦难乎？

（一○二）封地大小

今文言五等之封：大国方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大小不同者何？曰：《王制》《周官》等言封国大小，若九州封国之数，皆学者虚设之辞，非谓当时实有此事，自不能斠若画一；然谓其虚设之辞，绝无事实若成法以为依据，则又不然也。大抵列国疆域，愈古愈小，愈至后世愈大。事实如此，而制度因之，学者虚设之辞又因之，此今古文之说不同之所由也。曷言之？《吕览·慎势》曰：“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罗泌《路史》谓此制在神农时未必然，然其为远古之制，则有征矣。《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疏》云：“三百户者，郑注《礼记》云：小国下大夫之制。又郑注《周礼》小司徒云：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余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即同则。此三百户者，一成之地也。”案此则夏少康所谓“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者。《左氏》哀公元年。古以之建国，而春秋时则仅以为下大夫之封矣，《论语》“夺伯氏骈邑三百”是也。《宪问》。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滕文公》上。是今文家所言小国之地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秦、汉之县，多古国名。盖皆古国为大国所灭者。楚县尹称公，其所治之地，固与前此之大国侔。抑陈、蔡、叶、不羹等，亦皆旧国也。此今文家所言大国之地也。孟子之告慎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告子》下。《礼记·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管子·轻重丁》：“管子问于桓公曰：敢问齐方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齐兼五侯地。”《汉书》：“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则《周官》公侯之封也。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上。子产曰：“今大国地多数圻矣。”《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此古之王畿，春秋战国时最大之国，其国已不受号令于人，故言裂土分封规模未有能如是者。《周官》乃战国时书；战国时次于七国者为鲁、卫等国。列国之臣受封地称君者，盖最小亦当如古之大国，故《周官》所拟之制度因之也。足见制度因于事实，学说依于事实及制度矣。汉初封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则过于鲁、卫，拟于齐、楚矣。

古之封国小，后世之封国大，非无土以为封也。古者旷土固多矣，然其封国大者止于百里，小且至于十里者，其人民之数止于如是，则其封土亦不得不止于如是也。《谷梁》曰：“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民固寡也，而多与之土，徒拥其名何益？《管子·事语》曰：“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轻重乙》曰：“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小问》同。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佌诸侯度百里负海，子男者度七十里。”此即《吕览》弥近弥大弥远弥小之说，非徒曰“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轻重乙》篇语。取其“本大而末小”也。《左氏》桓公二年，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中原地辟而民聚，负海土旷而人希，夫固不得不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告子》下。事势固有使之欲大不能欲小不可者也。

（一○三）巡守朝聘

巡守者，古果有之乎？谓其有之，以古者交通之不便，道路之多虞，君行师从，日不过三十里，安能一岁之中，东西南北，驰驱数千里乎？《书疏》云：“郑玄以为每岳礼毕尝归，仲月乃复更去。若如郑言，当于东巡之下，即言归格，后以如初包之，何当北巡之后，始言归乎？且若来而复去，计程不得周遍，此事不必然也。”不必然，《校勘记》引卢文弨云“当作必不然”，是也。北巡之后，始言归格，是否足证中未尝归，姑弗深论；若以程途计，岂不归遂往，便可周遍乎？经生家言，此等处最可笑。谓其无之，经传何以言之凿凿也？曰：此王仲任所谓语增者也。谓其无之固不可，谓其有之又不可也。巡守者，古固有其事，特如后世诸侯行邑，方伯行国之类耳。至于合九州之土，以为封域，谓岱宗为今太山，南岳为今衡、霍，西岳为陕西之华山，北岳为河北之恒山，而谓天子能越五岁若十二岁，一驰驱于其间，则固必无之事。此盖后世疆域既扩，而言治制者，犹欲以古者行于百里之国若一州之地之法，推而致之，遂不觉其扞格而不可通也。然其说之有所依据，则固可以微窥。《白虎通义·巡狩》篇曰：“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所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案孟子述晏子之言曰：“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梁惠王》下。《告子》下篇亦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此即所谓“时有所生，诸侯行邑”者。盖古之天子，原不过后世之诸侯；而当时之诸侯，则后世之邑大夫耳。此巡守之制之最早者也。其后邦畿稍廓，而至于千里，则当略如春秋时之晋、楚、齐、秦。斯时之天子，巡行其境内，固犹非不可行。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梁惠王》下。则齐之先君，固有行是者矣。晋、楚、齐、秦之君，虽无天子之号，论其实，固古者邦畿千里之天子也。《左氏》昭公五年，蘧启彊曰：“小有述职，大有巡守。”本兼该凡大小言之，不专指天子诸侯也。封域更广，则有并此而不能行者，周初周、召之分陕是也。周、召之分陕，盖在文王化行江、汉之后，周南、召南之地，皆归于周。周君不能遍行，乃不得不属其事于介弟，此犹蒙古宪宗命忽必烈治漠南，阿里不哥治漠北耳。蒙古自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地跨欧、亚，谓其大汗，犹能隔若干年，则一巡视其全境，事岂能行？然当其仅有斡难河源若漠北之地，而谓其酋长，不能以岁时巡历所部，可乎？故以古者有巡守之制，而谓后世犹能行之；与以后世之不可行，而疑古者并无其事，皆非也。天子之能躬自巡守，盖迄于邦畿千里之时。过此以往，则事不可行，而亦本无其事。故《尧典》五载一巡守、《周官》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之说，徒闻其言，书传未有载其事者。《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其所至之地，不得如注家所言之远，然已逾于《禹贡》一州之封域矣。此由黄帝尚在游牧之世，故能驰驱如是之远，后世即不能行矣。别有考。

凡群经之所言之制度，所以按之事实而格不相入者，皆由其以千里若数百里之国之制，而欲推之于提封万里之世也。《公羊解诂》曰“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逾竟”，隐公二年。盖以“出入无度，祸乱奸宄，多在不虞”；隐公四年。故“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从。君、大夫、士一节也”；《礼记·曾子问》。“世子率舆守国，次宜为君者，持棺絮从”。昭公二十年《解诂》。《谷梁》曰“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会”；《谷梁》隐公二年。又桓公十八年。《荀子·大略》篇曰：“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出毕行，使仁居守。”案教出，当作教士。其难之也如是，安得仆仆道途，五年一朝乎？《左氏》曰“凡君即位，卿出并聘”；文公元年。又曰：“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襄公元年。盖事势之所能行者，不过如此。而凡违礼而送葬，《公羊》之义：天子崩，诸侯奔丧会葬；诸侯薨，有服者奔丧，无服者会葬。夫人亦然。见文公六年、定公十五年《解诂》。此亦古制，行于寰内者也。畿外势不可行。春秋时，如叔孙得臣之葬襄王，叔鞅之葬景王，皆无所胁，协于事势者也。如成公之葬晋景公，襄公之葬楚康王，则胁于威，不得已而为之者矣。非时而征朝，《左氏》襄公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皆春秋以降之相胁以威，而非其朔也。观子家与赵宣子之书，《左氏》文公十七年。公孙侨对晋人征朝之辞，则知当时之小国，深以是为苦矣。《左氏》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而郑武公、庄公亦再世为王卿士，《左氏》隐公三年。凡巡守述职之能行者，皆近畿之地也。近畿之地，事本未尝不行；远畿之地，虽欲行之，势固有所不可。巡守朝觐如是，职贡亦然。《礼记·月令》：季冬之月，“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即《周官》大行人所谓“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者，盖皆行之寰内诸侯耳。于此可悟凡《月令》等所谓诸侯者，大抵皆指寰内诸侯言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此等政令，亦止能行于寰内。经传言天子诸侯之关系，若以为在数百千里之内，则无不可通。若以为言邦畿以外，九州以内之诸侯，则无一可通者矣。故知按诸事实而格不相入者，非制度与事实本相龃龉，乃由学者皆欲以邦畿千里之制，推之于九域一家之日也。

（一○四）霸国贡赋

春秋之世，霸国之诛求，亦可谓无艺矣。郑子产曰：“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贡，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今案当时职贡之数，皆大国制之，而小国听焉。《左氏》文公四年：“曹伯如晋会正。”《注》：“会受贡赋之政也。”襄公四年：“公如晋听政。”八年：“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五月，“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是其事也。贡赋之多少，视其国之大小，亦视所贡之国之大小。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将作三军。叔孙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注》：“政者，霸国之政令。《礼》：大国三军。鲁次国，而为大国之制，贡赋必重，故忧不能堪。”二十七年弭兵之盟，“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注》：“两事晋、楚则贡赋重，故欲比小国。”此贡赋多少，随其国之大小之说也。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此贡赋多少，视所贡之国大小之说也。然霸国之制，多从其重，故平丘之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昭公十三年。卑而贡重者，岂独一郑，无子产以争之，则不竞亦陵矣。当时贡赋之法，不可详知，然罔不用币。昭公十年：郑子皮如晋葬平公，将以币行。子产曰：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固请以行。既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向辞之，子皮果尽用其币。夫因送葬以见新君，非礼也，诸侯之大夫，宁不之知？然而皆欲行之者，盖亦以道路烦费，惮于再役也。而晋人卒不之许，求省而反益费，亦可见事大国之难矣。用币之费如此，其他可以类推，安得不疾首蹙頞，视之为祸乎？春秋时，列国用币，颇为烦费。故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左氏》以为美谈。范宣子重币而郑以为静，赵文子薄币而诸侯以为说也。见襄公十四、二十四、二十五年。又齐桓之霸，亦薄诸侯之币。详见《管子书》。《皮币》一条引之，可以参看。况乎其又有出于职贡之外者也。平丘之盟，子产争承之辞又曰：“行理之命，无月不至。”叔侯亦言：“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襄公二十九年。此即所谓从其时命者也。成公六年：晋迁于新田，季文子如晋贺。昭公八年，叔弓如晋贺虒祁，游吉亦相郑伯以如晋。“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惟我贺，将天下实贺。”昭公三年，子大叔言：“昔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三十年，游吉言：“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公羊》言吊丧之法，与《左氏》异，乃古法行诸邻国者也。春秋时，所交者广，则如文、襄之制，诸侯已疲于奔命矣。参看《巡守朝聘》条。然是年游吉之葬晋顷公，以非卿为晋人所诘。晋人之言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送葬。”而游吉对曰：“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晋景公之丧，鲁成公亲吊，晋人止之，使送葬。成公十年。楚康王之丧，襄公及陈侯、郑伯、许男皆送葬。襄公二十九年。甚有如昭公三年，游吉如晋葬少姜者。此所谓“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灾”者也。春秋时，又有问疾之举。《左氏》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亦吊灾之类也。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遂为楚所灭。定公十五年。据《左氏》所记，一似胡子无礼以自取戾者。然多费非小国所堪，亦情实也。凡春秋时，所谓恃某国而不事某国，以致于亡者，盖皆此类矣。如江、黄等。哀哀小国，复何以自处哉？

《谷梁》庄公三十二年：“宋公、齐侯遇于梁丘。梁丘在曹、邾之间，去齐八百里，非不能从诸侯而往也。辞所遇，遇所不遇，大齐桓也。”此言齐桓之身勤诸侯，而不烦诸侯以自助也。然自齐桓而外，能行之者盖寡矣。凡霸国之征戍，无不牵率列国者，孟子所谓“搂诸侯以伐诸侯”也。《告子》下。又有役使之事，如齐之城鄫，《左氏》僖公十六年。晋之城杞，襄公二十九年。晋强诸侯输王粟具戍人以纳王，昭公二十五年。城成周，定公元年。诸侯皆有违言。盖霸国尸其名，诸侯尽其力，宜其啧有烦言矣。况又有大烦诸侯，而霸国之大夫，顾求赂而罢，若召陵之会者乎！定公四年。此皆子产所谓“行其政事”者也。郑伯之请卫侯而归也，使子西如晋聘，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使夏谢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国。”襄公二十六年。此所谓“说其罪戾”者也。桓公二年：“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九月，入杞，讨不敬也。”小国虔事大国，反以贾祸如此。哀公七年：“公会吴于。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子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此所谓“请其不足”者也，而卒不见听于吴。子产所谓五祸，岂虚也哉？

襄公四年之如晋听政也，“晋侯享公。公请属鄫，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于九仇，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鄫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晋侯许之”。五年：“穆叔觌鄫大子于晋，以成属鄫。”“九月，盟于戚。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会。”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晋人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晋见，且听命。”二十七年：弭兵之会，“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几曰：践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几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盖春秋之时，小国属于大国者，则不列于会盟；见霸主，必由所属之国为介。输之赋，助之役，而属之之国，亦当保护之，使不受兵。此当时之公法也。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对晋人之辞曰：“郩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郩志也，岂敢离逖？”又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夫春秋时，以夷而通上国者多矣，盖其民虽为夷，其君与大夫，固神明之胄也。戎何独不然。则其不通于诸侯，亦晋人为之耳，此亦犹宋之于薛也。然真能保护之者实少，虽齐、晋之于江、黄犹然。盖越国而鄙远固难，千里而救乱，亦非易事也。许暱楚而不事郑，而楚迁之于城父，又迁之于白羽；昭公九年、十八年。蔡从吴而不事楚，吴迁之于州来；哀公二年。亦以此。夫以楚之力威郑，宜若有余矣，而春秋时许屡见阨于郑。夫差之强，亦岂不足以庇蔡，乃至以兵劫迁之。则知当时之大国，多不肯为小国自勤其民也。鲁之于鄫，亦以惧晋讨，故以属之为不利耳。否则纳其贡赋，坐视其亡而不恤矣，哀哀小国，复何所托命哉？黄池之会，子服景伯谓吴人曰：“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哀公七年：邾茅夷鸿请救于吴，曰：“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可见邾人所赋于吴者甚重。

（一○五）五侯九伯

有一州之伯，有分陕之伯。《王制》曰：“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此一州之伯也。又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此分陕之伯也。其实分陕之伯，亦自一州之伯来。盖古之王者，邦畿千里；其有会盟征伐，亦及于千里之内，而犹未足称王者，则谓之为伯。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所由来旧矣。周人兴于雍州，而王季、文王皆称西伯，《诗·大雅·旱麓笺》：“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疏》引《孔丛》：“羊容问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至大王、王季、文王，此为诸侯矣，奚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亦以周、召之君为伯乎？”《疏》云：“郑不见《孔丛》之书，其言帝乙之时，或当别有所据，故《谱》亦然。《尚书·西伯戡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在西，故谓之西伯。则以文王为州牧。”案《孔丛》牵合《周官》，自不足据，然谓帝乙之时，王季作伯于西，则当有所本。故郑与之不同也。此犹晋人虽霸中原，秦缪仍为西戎之长，其与东方大彭、豕韦，亦各不相妨，无所谓东西分霸之制。王肃《孔丛》以西伯为二伯之伯，自不如郑氏以为一州之牧也。见《书·西伯戡黎疏》。东西二伯之兴，其当殷之末世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盖自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江水》引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即所谓周南也。”皆归文王之化；而周之所长率者，非复一州之地矣，盖倍于其初兴之时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论语·泰伯疏》引郑说：以为“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其余冀、青、兖属纣”。说似精确，实于史事不合。盖古之所以天子者，所治之地，略方千里，伯主亦然，王、伯特异其名耳。周兴雍州，其所长率已略与王者邦畿相当，及服荆州，则二千里矣。较之殷纣，不啻倍之。以殷周之地相衡，是文王三分有二，而纣有其一也。淮夷、徐戎助武庚以抗周，曷尝归文王；豫州归周，亦无确据。武王伐纣，庸、蜀、羌、髳从焉。其国是时，亦不必在梁州之域。予别有考，故郑说实似是而非也。于是一伯不能专制，乃使周公、召公分治之，此犹蒙古宪宗命世祖主漠南，阿里不哥主漠北也。自是以降，言伯者多杂二制言之。《礼记·曲礼》曰：“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此分陕之伯也。《公羊》隐公五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与《曲礼》“五官之长曰伯”“于外曰公”“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之说合，盖皆周制也。郑主《周官》，凡不合《周官》者，辄目为殷制，大非。五官之长，即《公羊》所谓“一相处乎内”者。分陕之职虽废，相之在内而职方者则如故。犹行中书省虽废，中书省自在也。故二相为增设之内官，非外官。又曰“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此一州之长也。牧为所受于天子之职，非其本名。犹后汉光武以莎车王贤为西域都护也。《尧典》曰：“乃日观四岳群牧。”又曰：“咨十有二牧。”《左氏》宣公三年，王孙满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可见一州之长，自天子之国言之皆曰牧。盖自其长诸侯言之则曰伯，自其所受于天子之职言之则曰牧。牧与伯名异而实同。《楚辞·天问》云：“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文王为雍州伯，《诗疏》引此，以申郑说，是也。《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似二伯之制，古已有之；其实黄帝时事，所传未必能如是之详，亦后人推周制言之耳。《王制》之文，亦犹是也。周衰，令不行于畿外，丰镐旧都，亦鞠为茂草，分陕之职，自是而废。而一州之伯，则犹时有受命为之者。《史记·楚世家》：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此即命为荆州之伯也。下文又云：“于是楚地千里。”可见当时所谓州牧，亦即所谓伯主者，其所长之地，略同于王畿也。其后齐桓、晋文之受策命，亦不过如是，特其所搂而伐者更广耳。齐桓、晋文所受命，与齐太公、楚成王无以异。其所长之诸侯，实不止一州之地，则世变为之也。《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曰：“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济、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此犹齐桓、晋文之业。《秦本纪》曰：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又云：“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则犹之仅伯西戎也。

《左氏》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此亦一州之长也。而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长。大公为王官之伯，掌司马职，以九伐之法，征讨邦国，故得征之。见《诗·旄丘序笺》。杜预亦主其说。郑玄又谓“五侯，侯为州牧也；九伯，伯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陕而治，自陕以东，当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则诚如《左氏疏》所讥，事无所出，且校数烦碎，非复人情，宜乎先儒无用之者矣。然《毛诗·旄丘序疏》申郑，讥服说无异天子，何夹辅之有，亦不能谓其无理。推服、郑之意，盖谓五侯九伯，如即释为五等之爵之侯伯，则太公所长，不过一州，无缘得涉南海而问罪于楚，故必为是曲说。而不知太公受命，征讨所及，不过南至穆陵，管仲已自言之也。经生家言，多以碎义逃难，而失人情；服、郑惟均，亦不必彼此相讥也。

（一○六）姬姓日也，异姓月也

《左氏》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此周人之妄自尊大也。盖古以日为君象，月为臣象。自黄帝战胜炎帝以来，为天子者皆姬姓，故遂妄自尊大也。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尊长。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亦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定公四年：卫子鱼述践土之盟曰：“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齐、宋大国，齐大师之后，宋先代之后，犹后于郑、蔡，可见周人之薄待异姓。襄公二十九年：“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城濮之战，晋文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僖公二十八年。吴之入郢也，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定公四年。然则凡诸姬之子孙，互为朋党，坐视他姓之祸患而不顾，有是理乎？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子革曰：“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氏》昭公十二年。《周官·秋官》司仪：“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周官》虽战国时书，然以《周官》为名，则周之遗制也。《注》曰：“庶姓，无亲者也。异姓，昏姻也。”盖薛与楚，皆周之所谓庶姓者也。“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似同姓能屏藩王室矣；然秦文公收岐以东之地，犹献之周。启南阳使周之封畿日蹙者，晋也。射王中肩者，郑也。齐，昏姻也；五霸桓公为盛，而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辅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僖公五年。其后襄王又出狄师以代郑。僖公二十四年。鞍之战，“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左氏》成公二年。其意又右齐而左晋，盖终逼周者，兄弟甥舅也，非庶姓无亲者也。“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孔子讥其不广，况乎以一姓壅天下之利哉？然而大人世及以为礼，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其所由来者亦旧矣。汉高后内任外戚，外封建同姓，卒之安刘氏者，平、勃也；戡七国之乱者，亚夫也；庶姓亦何负于有天下者哉？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烈也，由宗法之严始也。宗法莫严于周人，故其歧视异姓亦最甚。公山不狃谓叔孙辄曰：“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哀公八年。子赣谓公孙成曰：“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哀公十五年。皆是物也。然而虞公亦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已。僖公五年。

（一○七）属人

《左氏》昭公二十一年：“翟偻新居于新里，既战，说甲于公而归。华妵居于公里，亦如之。”《注》谓翟偻新“居华氏地而助公战，妵华氏族，故助华氏。《传》言古之为军，不呰小忿”。盖古人视此为当然之道，故无所用其忿也。此今政治学所谓属人者也。

（一○八）古人不重生日

《礼记·内则》记子生之礼曰：“三月之末，择日，妻以子见于父。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夫告宰名。宰辩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此古言记人生日之始。《春秋》桓公六年，书“九月丁卯，子同生”，亦是物也。然《左氏》昭公二十九年曰：“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是古人于子之生，徒据其入告之先后，以定其长幼，而不复究其生于何日，又何其疏也？邃古之时，候草木荣落以纪岁时，视月之盈缺而知晦朔，既未定四时而成岁，又无纪年之法，自无所谓某年某月某日。绛县人之自言其年也，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左氏》襄公三十年。不言年，亦不言月，而徒以所积甲子计，盖古之遗俗，非故为是以惑人也。率是俗者，又安能知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乎？《内则》之所记，《春秋》之所书，盖后来之事，亦惟贵族能行之，古人不重生日，盖由此也。

《史记·孟尝君列传》曰：“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是古贵族之家，妾媵窃举一子，至于既长，而其君犹不能知，其隔绝可谓已甚，无怪庶孽之生，不能确知其日矣。案《内则》云：“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则不入侧室之门。三月之末，妻以子见于父，妻遂適寝。”妾亦生子三月，然后入御。“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盖古者妇人产乳，与其夫隔绝颇严，故其夫不易知其子之生日。贵族之家，妾媵众多，虚伪尤甚，自更易蒙蔽矣。

《章实斋文集·节钞王凤文云龙记略》有云：“不知岁月，耕种皆视花鸟。梅花岁一开，以纪年。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纪星次。竹花六十年一开，以纪甲子。名杜鹃花为催工，开则宜耕。摆夷兴自阿苗，计其世，当东周之末。十一月梅开贺新年，疑周正也。及明初，段保为长，始教人识字。如借贷书契，必曰：限至某花开时，或曰：限至某鸟鸣时，其旧俗也。”如此等人，能确言某事在某年某月某日乎？游历家言：印第安人不知以年计人之长幼。有所谓级友者，视为长幼同，不过约计而已。《礼记·曲礼》曰.：“问天子之年，对曰：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也。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此等辞令，后世言礼之家，必以为不敢斥言，故依违以对，其实正是古者不知纪年之遗俗。《论语》言“可以托六尺之孤”，《泰伯》。而《周官》乡大夫之职，言“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计庶民之长幼，与国君之子同辞，即其诚证。《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前此之不书年，亦率旧俗，而非政令之宽严有异也。

（一○九）古人周岁增年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绛县人七十三年》条云：“绛县人生于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当为七十四年，而《传》称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岁为一年，绛县人生正月甲子朔，于周正为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于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贾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岁故，与绛县人记年一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盖仓公生于冬末。”又《孔子生年月日》条云：“《史记》谓（孔子）生于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则以相距之岁计之。”近钱穆撰《孔子卒年考》云：“狄子奇云：周岁增年之说，似未可泥。鲁襄公生于成公十六年，至九年为十二岁，是不以周岁增年也。绛县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计当七十四岁，而师旷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岁增年也。狄氏论鲁襄，确矣。至绛县老人，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卻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谓是岁距前七十三年，非谓老人七十三岁。《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孙貜卒，服虔引贾逵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以周岁增年计，自鲁襄二十一年至此，仅得三十四，则贾氏亦以相距之岁计。窃疑贾逵以《公》《谷》载孔子生而《左氏》无之，故据《公》《谷》为说；而云年七十三，则本之《史记》，未曾细核。《左》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时四十一。四乃三字之误，则服虔亦自以相距之岁计。狄氏又谓《孔子世家索隐》云：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岁增年也。然《索隐》之说，远在贾后，安知其不误据贾？乌从据《索隐》而逆定贾氏以周岁增年？又恶从据贾氏而逆定古人以周岁增年哉？”愚案：以周岁增年，或以相距之岁计，古人盖自有此两法，错杂用之，至劳后人之推校也。晋吏之与绛县人疑年也，绛县人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非故为是难晓之语以惑人，盖当历法未明时，从候草木之荣枯以纪岁，斯时之人，盖不知某年以某日始，以某日终，而以甲子纪日之法，则已知之，故于人之生，不能纪其岁，而徒累其日以为计。此自太古时事，春秋时非复如此，然习俗每沿之甚久，故绛县人犹不知纪年也。吏不知而问诸朝，则以是时朝市中人，已习用纪年之法，不复能据日数以推知其年之故。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此语不必牵涉历法，但以六十因四百四十五，得二万七千，其最后一甲子，尚仅历三之一，减去四十日，则为二万六千六百六十日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亥疑传写之误。故书当系一算式：二首即二万，六身即六千；下二如身，谓其下二位亦为六，犹今作二六六六耳。《左氏》之记是事，盖以见乡僻之人，犹有率古俗而与朝市中人不相中者。然此俗实非仅春秋时，至汉世犹有之。仓公言三十九岁，必尽三年，是其证。汉光武起兵时年二十八，崩年当六十三，而《纪》云六十二，二若非三之误，则亦犹沿古俗也。此法计算殊为不便，故历法通行后稍弃之，皆以相距之年计矣。

古人计数之法，有并本与除本之不同，亦足使后人疑不得实。《诗·天作笺》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疏》云：“郑注《禹贡》，以为尧之时土广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王肃难郑云：禹之时土广三倍于尧。计万里为方五千里者四，而肃谓三倍，则除本而三。此云五倍，盖亦除本而五，并本为六也。”案《礼记·曲礼》：“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注》：“与，犹数也。生数来日，谓成服杖以死明日数也。死数往日，谓殡敛以死日数也。”《仪礼·士丧礼》“三日成服”《注》引《曲礼》“生与来日”，《疏》云：“《丧大记》云三日不食，谓通死日不数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经》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数，故云三日而食也。”与来日即除本计，与往日即并本计也。古上溯高祖下逮玄孙为九世，是并本计。然《檀弓》“叔孙武叔之母死”，《注》云“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孙”，《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庄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则亦除本计矣。《史记》谓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而与贾逵据《公羊》生于襄公二十一年者，同云年七十三，疑亦并本、除本，计法不同也。

《左氏》昭公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注》云：“襄二十五年始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疏》云：“殷周虽改正朔，常以夏正为言，此春正月，故为七年，年末医和则云八年。”案此但援今人所谓足七年之例释之可耳，亦不必牵涉历法。

（一一○）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义

社会学家言：浅演之世，无所谓夫妇。男女妃耦，惟论行辈。同辈之男，皆其女之夫；同辈之女，皆其男之妻。我国古代似亦如此。《大传》：“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曰“男女有别”，曰“人治之大”，而所致谨者不过辈行，《注》：“异姓，谓来嫁者也。主于母与妇之名耳。”可见古者无后世所谓夫妇矣。盖一夫一妻，起于人类妒忌专有之私。人之性，固有爱一人而终身不变者，亦有不必然者。故以一男而拘多女，以一女而畜众男，已不能答，而又禁其更求匹耦，则害于义。若其随遇而合，不专于一；于甲固爱矣，于乙亦无恶，则亦犹友朋之好，并时可有多人耳；古未为恶德也。职是故，古人于男女配合，最致谨于其年。《礼运》曰：“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荀子》曰：“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荀子·非相》。“老妇士夫”，“老夫女妻”，则《易》譬诸“枯杨生华”，“枯杨生稊”，言其鲜也。夫合男女而惟致谨于其年，而不必严一夫一妻妃合之制，则同辈皆可为婚矣。《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此兄弟之妻相谓之辞也。又云：“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孙炎云：“同出，谓俱嫁事一夫者也。同适一夫之妇，其相谓乃与昆弟之妻之相谓同。”可见古者无后世所谓夫妇矣，娣姒之称，或谓据夫年长幼，或谓据身年长幼，迄无定论。实缘两义各有所主。据夫年长幼者，昆弟之妻相谓之辞也。据身年长幼者，同出者相谓之辞也。古无后世所谓夫妇，则亦无昆弟之妻相谓之辞矣。古之淫于亲属者，曰蒸，曰报，《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见《诗·雄雉序疏》。皆辈行不合之称。其辈行相合者，则无专名，曰淫，曰通而已。淫者，放滥之词。好色而过其节，虽于妻妾亦曰淫，不必他人之妻妾也。通者，《曲礼》曰：“嫂叔不通问。”又曰：“内言不出于梱，外言不入于梱。”内言而出焉，外言而入焉，则所谓通也。《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自为宫室辨内外以来，乃有所谓通，前此无有也。《匈奴列传》曰：“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父死妻其后母，不知中国古俗亦然否。妾皆幼小。则父之妾，或与子之行辈相当也。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则亦必如是矣。象以舜为已死，而曰“二嫂使治朕栖”是也。父子聚麀，《礼记》所戒。新台有泚，诗人刺焉。至卫君之弟，欲与宣夫人同庖，则齐兄弟皆欲与之，《柏舟》之诗是也。然则上淫下淫，古人所深疾；旁淫则不如是之甚。所以者何？一当其年，一不当其年也。夫妇之制既立矣，而其刺旁淫，犹不如上下淫之甚，则古无后世所谓夫妇，男女耦合，但论行辈之征也。今贵州仲家苗，女有淫者，父母伯叔皆不间；惟昆弟见之，非殴则杀；故仲家女最畏其昆弟云。亦婚姻但论行辈之遗俗也。

合男女贵当其年乎？不贵当其年乎？则必曰贵当其年矣。自夫妇之制立，而后男女妃合，有不当其年者，此则后人之罪也。俞理初有《释小篇》，论妾之名义，皆取于幼小，其说甚博，犹有未备者。《易·说卦》：兑为少女，为妾。《内则》：“妾将御者，齐漱浣，慎衣服。栉纵，笄总，拂髦。”髦者，事父母之饰，惟小时有之，亦妾年小之征。《曲礼》：“诸侯之妻曰夫人，大夫曰孺人。”郑《注》：孺，属也，《书·梓材》“至于属妇”，伪孔训为妾妇，盖本下妻之称。故韩非以贵夫人与爱孺子对举也。《八奸》。古者诸侯娶，二国往媵，皆有侄娣。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待年父母国，不与嫡俱行，明其年小于嫡。诸侯正妻之外，又有孺子。大夫则无有，故径号其妻曰孺人。诸侯妻之外又有妾，皆由其据高位，故得恣意渔少艾也。《诗》曰：“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言季不言孟；妙之本字为眇，由眇小引申为美妙；皆古人好少女之证。男子之性，盖无不好少女者。率其意而莫之制，而世之以老夫拘女妻者多矣。《祭统》曰：“祭有昭穆。”“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此亦古人重行辈之征。《公羊》僖二十五年《解诂》曰：“齐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曾子问》：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是也。结婚姻称兄弟，亦其行辈相当之征。

（一一一）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义

《郊特牲》曰：“娶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此古同姓之所以不昏也。《左氏》载郑叔詹之言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产之言曰：“内官不及同姓。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后人恒以为是为同姓不昏之由。然据今之治遗传学者言，则谓近亲婚姻，初不能致子孙于不肖。所虑者，男女体质相类，苟有不善之质，亦必彼此相同，子姓兼受父母之性，其不善之质，益易显耳。若其男女二者，本无不善之质，则亦初无可虑。其同善质者，子姓之善性，亦将因之而益显也。至于致疾之说，则犹待研究，医学家未有言之者也。然则古人之言，何以来邪？其出于迷信邪？抑亦有事实为据邪？谓其出于迷信。其言固以子姓蕃殖与否及疾病为据，拟有事实可征也。谓有事实为征，则“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语，已足破叔詹之说矣。然则古人之言，果何自来邪？同姓为昏之禁，何由持之甚严邪？予谓古者同姓不昏，实如《郊特牲》所言，以附远厚别为义；而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则后来所附益也。何则？群之患莫大乎争，争则乱。妃色，人所欲也。争色，致乱之由也。同姓为昏则必争，争则戈干起于骨肉间矣。《晋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故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乱灾也。”此为同姓不昏最重之义。古人所以谨男女之别于家庭之中者以此。《坊记》：“孔子曰：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佚而乱于族。”乱于族，则《晋语》所谓黩也。古者防范甚严，淫于他族本不易。有之，虽国君往往见杀。如陈佗、齐庄是也。邓扈乐淫于鲁宫中，则以其为力人也。又曰：“礼，与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阳侯、缪侯，固同姓也，此乱于族之祸也。盖同姓之争色致乱如此。大为之坊犹然，而况乎黩乎？此古人所以严同姓为昏之禁也。同姓不昏，则必昏于异姓。昏于异姓，既可坊同姓之黩，又可收亲附异姓之功，此则一举而两得矣。此附远厚别，所以为同姓不昏之真实义也。然则其生不蕃，则相生疾之说，果何自来哉？曰：子孙之盛昌，人之所欲也。凋落，人之所恶也。身，人之所爱也。疾，人之所惧也。以其所甚恶、甚惧，夺其所甚欲，此主同姓不昏之说者之苦心。抑同姓为昏之禁，传之既久，求其说而不得，乃附会于此，亦未可知也。《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生子不备，犹云其生不蕃；必有凶灾，犹云则相生疾；皆以是恐其民也。楚子反将取夏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子反乃止。《左传》成公二年。盖爱身之情，足以夺其好色之心如此。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盖古人惧遗传之不善，足以为祸又如此。此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所以能夺人好色之心，而禁其乱于族也邪？抑子孙之蕃衍，恃乎宗族之盛昌。宗族之盛昌，恃乎族人之辑睦。因争致乱，夫固足以召亡。又娶于异姓，则一人不能致多女。古惟诸侯娶一国，二国往滕。纳女于天子，乃曰备百姓。管氏有三归，则孔子讥其不俭矣。淫于同族，则可致多女。致多女，固可以致疾，晋平公其一也。其致疾之由在淫，不在所淫者之为同姓也。然两事既相附，因误以由于此者为由于彼，亦有所恒有也。

（一一二）昏年考

古书言昏年者：《书传》《礼记》《公羊》《谷梁》《周官》，皆以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墨子》《节用》。《韩非》《外储说右下》。则谓丈夫二十，妇人十五。《大戴》又谓大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中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本命》。《异义》：《大戴礼》说，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礼。《左氏》说，天子十五而生子；三十而娶，庶人礼也。案国君十五而生子，见《左》襄九年。诸说纷纷者何？曰：女子十四五可嫁，男子十五六可娶，生理然也。果何时娶，何时嫁，则随时代而不同。大率古人晚，后世较早，则生计之舒蹙为之也。《家语》：“哀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则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是婚矣。”《本命解》。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说与《素问》合。何君《公羊解诂》曰：“妇人八岁备数，十五从嫡，二十承事君子。”《隐公七年》。八岁者，龀之翌年。十五者，化之明岁。准是以言，则二十当云二十二。而云二十者，举成数也。许慎曰：“侄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谷梁》隐公七年《注》。说亦与何君同。王肃述毛，谓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嫁娶，《摽有梅·疏》。其说是也。王肃又谓“男年二十以后，女年十五以后，随任所当，嘉好则成。不必以十五六女，妃二十一二男。虽二十女配二十男，三十男妃十五女，亦可”。亦通论也。王肃又引礼子不殇父，而男子长殇，止于十九，女子十五许嫁不为殇，证亦极确。毛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亦以三十、二十为极。王肃述毛，得毛意也。然则古者以蕃育人民为急。越王勾践，栖于会稽，而谋生聚，至令男二十不娶，女十七不嫁，罪其父母。而其著为礼，不以精通能化之年；顾曰二十、三十，太古且至三十、五十者，何也？曰：蕃民，古人之所愿也。然精通而取，始化而嫁，为古人财力所不逮，是以民间恒缓其年。此为法令所无可如何。然曰二十、三十，曰三十、五十，则固已为之极矣之极，则不可过，犹蕃民之意也。何以知其然也？《说苑》曰：“桓公至平陵，见年老而自养者，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吾使佣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见，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对曰：公待所见而施惠焉，则齐国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国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贵德》。盖古者嫁取以俪皮为礼。俪皮者两麋鹿皮也。《聘礼注》。汉武帝时，尝以白鹿皮为币，值四十万。白鹿皮固非凡鹿皮比；古时鹿皮，亦不必如汉代之贵。又汉武之为皮币，使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荐璧乃得行，则亦强名其值，犹今纸币之署若干万耳；尤非民间用之比。又用俪皮为士礼，未知庶人以下亦然否？然古皮币亦诸侯聘享所用，价不能甚贱。假不用之者，《曲礼》言取妻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亦民间所不可少矣。“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腊祭祀无酒肉。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盐铁论·散不足篇》。已不易办矣。管仲非桓公以御女赐平陵之民，而谓施惠当限嫁娶之年，岂有是一令，民间即饶于财哉？有是令，则不可过，不可过，则虽杀礼而莫之非也。《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罪之”。仲春则奔者不禁者，古以九月至正月为婚期；仲春而犹不克昏，则其乏于财可知；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奔者，对聘而言。不聘即许其杀礼，非谓淫奔也。无故而不用令者，谓非无财，亦奔而不聘也。所谓聘者，则下文云“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是也。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十曰多昏，《注》：“不备礼。”亦此意也。贾生曰：“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诸书或言贫不能嫁。皆嫁娶不易之征。太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古则三十、二十。《论衡》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虽设，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令不奉行也。”《齐世篇》。曹大家十四而适人，则汉世嫁取，早于古人矣。故汉惠帝令女子十五不嫁五算也。然则世愈降，则昏年愈早。盖民生降而益舒，故礼易行也。然墨子谓圣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圣王既殁，民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处家。以其早与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此为三十有室，二十而嫁，知古人制礼，必因习俗，非苟为也。则后世嫁娶，反视古人为晚。岂古者质朴，礼简，嫁取易；后世迎妇送女愈侈，故难办邪？非也。墨子背周道，用夏政；其所述者，盖亦蕃育人民之法，禹遭洪水行之。犹勾践栖于会稽，而谋生聚耳，非经制也。若其述当时之俗，民之蚤晚处家者，有二十年之差。民之贫富固不齐，就其晚者，固犹视三十有室之年为迟矣。国君十五而生子，亦以饶于财，得蚤娶也。故曰：婚年之蚤晚，以民之财力而异也。《汉书·王吉传》：“以为世俗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则后世昏年之早，亦竭蹶赴之，不必其财力果视古代为饶也。但以大体言之，则后人生计程度，总视古人为高耳。

（一一三）释夫妇

夫妇二字，习用之。诂曰：“夫，扶也。”“妇，服也。”其义甚不平等，然非夫妇二字之初诂也。夫妇之本义，盖为“抱负”，其后引伸为“伴侣”。何以言之？《史》《汉·高帝纪》有武负，《陈丞相世家》有张负。如淳曰：“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司马贞曰：“负是妇人老宿之称。”然《高帝纪》以王媪、武负并言，则负必小于媪。师古曰：“刘向《列女传》云：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则古语谓老母为负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负，武家之母也。”予谓媪为老妇之称；母不必老，凡主妇皆可称之，犹男子之称父也。然则王媪为老妇；武负、张负，特其家之主妇耳。正妇字之转音也。今用婆字，亦具二义。俗称老妇为老太婆，即如淳所谓老大母。吴俗称妻曰家主婆，则古书皆作家主妇也。《尔雅·释鱼》：“鱊鮬，鳜妇。”王氏筠曰：“今称为鳜婆。”知二字之相淆久矣。古以南为阳，北为阴。亦以人身之胸腹为阳，背为阴。故南乡而立，则曰：“左圣，乡仁，右义，背藏。”《礼记·乡饮酒义》。南训任，男亦训任。北训背，负亦训背，《秦策注》。可知妇、背本一字。《方言》：“抱，耦也。”则抱有夫义。抱、负双声，《淮南·说林注》：“背，抱也。”夫妇亦双声，夫妇抱负，正一语也。《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负阴而抱阳，犹言妇阴而夫阳。冲气以为和，则夫妇合而生一子矣。古言抱负，犹今言正负。正负各得其体之半，故孳乳为半字。《仪礼》“夫妻牉合”，正言其为一体也。物之正负，不能相离，故又孳乳为伴字。《说文》：“，并行也。”读若伴侣之伴。《说文》无侣字，伴训大，读若当出后人沾注。然其语自有所本。盖伴侣之伴之正字也。《汉书·天文志》：“晷：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注》：“郑氏曰：扶当为蟠，齐鲁之间声如酺。晋灼曰：扶，附也。小人佞媚，附近君子之侧也。”《通卦验》：“晷，进为赢，退为缩，稽为扶。扶者，谀臣进，忠臣退。”郑《注》：“扶亦作。”《集韵》亦云：“古扶字作。”并文音义，多同本文，可知夫实一字。故训夫之言扶，犹曰夫之言耳。诸侯之妻曰夫人，亦此义。不然，岂凡妇皆待其夫扶之，独诸侯则当待其妇扶之乎？物之正负，既不可离，即恒相依附。故负训恃，亦训依。夫训附，亦训傅。《诗》：“夫也不良。”毛《传》：“夫，傅相也。”《郊特牲》：“夫也者，夫也。”《注》：“夫或为傅。”《方言》：“北燕朝鲜冽水之间，谓伏鸡曰抱。”皆附着之意也。

（一一四）原妾

社会学家言畜妾之由：曰女多男少也。曰男子好色之性，不以一女子为已足也。曰男子之性，好多渔妇女也。曰女子姿色易衰，其闭房亦较男子为早也。曰求子姓之众多也。曰女子可从事操作，利其力也。曰野蛮之世，以致多女为荣也。征诸我国书传，亦多可见之。《周官》：职方氏，扬州，其民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其数未必可信。然据生物学家言：民之生，本男多于女。而其死者亦众。故逮其成立，则女多于男。脱有战争，则男女之相差尤甚。吾谓战争而外，力役甚者，亦足杀人。又女子恒处家，希触法网。刑戮所及，亦恒少于男。天灾流行，捍之者多死，亦战争类也。古代女子皆能劳作，非若后世待豢于人。溺女等风，古必无有。试观古书多言生子不举，未尝偏在于女，可知也。然则男少女多，古代亦必不免矣。惟男女虽有多少，…初不得谓当藉畜妾以调剂之。古代人畜妾，亦未必有调剂男女多少之意，只是以快淫欲耳。《墨子》谓“当今之君，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告以“大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皆以怨、旷并言。则当时之民，怨女固多，旷夫亦不少矣。拿破仑曰：“一男子但有一女子则不足，以其有姅乳时也。”《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三月之末，见子于父，乃后适寝。妾亦三月见子，而后入御。《汉律》：姅变者不得侍祠。《说文解字》。即拿破仑之说也。班氏《女诫》谓“阳以博施为贵，阴以不专为美”。此男权盛时，好渔色之男子所创之义也。《素问》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竭。丈夫二八天癸至，七八天癸竭。《上古天真论》。则女子闭房之岁，早于丈夫者殆十年。韩非曰：“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韩非子·备内》。古制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女小于男者十年，殆以此欤？然三十而美色衰，五十而好色未解，虽小十年，终不相副。况三十二十，特辜较言之，课其实，男女之年，未必相差至是。此亦男子之所以好广渔色邪？若夫求子姓之多，则诗人以则百斯男颂文王其事也。古重传统，统系在男，则无子者不得不许其畜妾，不许畜妾，则不得不许其弃妻更取，而无子为七出之一矣。《诗》又曰：“掺掺女手，可以缝裳。”毛《传》：“妇人三月庙见，然后执妇功。”《笺》曰：“未三月，未成为妇。裳，男子之下服。贱，又未可使缝。魏俗使未三月妇缝裳，利其事也。”然则坐男立女之风，正不待盛唐诗人而后兴叹矣。多妻淫佚，义士所羞。此非流俗所知。流俗方以是为美谈耳。西南之夷，有八百媳妇者，传言其酋有妻八百，与《周官》之侈言女御，何以异邪？然则社会学家所言畜妾之由，征诸吾国，靡不具之。人类之所为，何其异时异地而同揆也？

（一一五）饮食进化之序

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疏曰：“虽食鸟兽之肉，若不能饱者，则茹食其毛，以助饱也。若汉时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是其类也。”茹毛饮血四字，读书者往往随意读过，不加细想，一经研究，实有饮食进化之理存焉。

《诗·豳风》：“九月筑场圃。”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疏曰：“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如茹。”案：毛言茹，菜亦言茹，则古人之食菜，乃所以代茹毛也。《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孙氏间诂曰：“素食，谓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曰：‘果蓏素食当十石。’素，疏之叚字。《淮南子·主术训》云：夏取果蓏，秋畜疏食。疏，俗作蔬。《月令》：取疏食。郑注云：‘草木之实为疏食。’《礼运》说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即此素食也。”愚案《周官·太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注：“疏材，百草根实可食者。”委人：“掌敛野之赋……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管子》谓“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八观》。可见疏食之利之溥矣。疏，本训草木之实，草木之实，较之谷食为粗，故引申为粗疏。凡谷之不精者，亦以疏食称之。《杂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疏曰“疏粗之食，不可强饱。以致伤害”是也。《吕览·审时》曰：“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注：“四卫，四枝也。”“凶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谷食精者之胜粗，犹其粗者之胜疏食，亦犹疏食之胜鸟兽之毛也，此饮食进化之由也。

（一一六）古代贵族饮食之侈

古代贵族平民，生活程度，相去颇远。今先就饮食一端论之。《左传》庄公十年：“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剧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杜《注》曰：“肉食，在位者。”《正义》曰：“昭四年《传》说颁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盖位为大夫，乃得食肉也。”《诗》：“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笺》曰：“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故《孟子》以“不违农时，五谷不可胜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并言也。《王制》言“六十非肉不饱”，《孟子》言“七十可以食肉”。然孔子告子路：“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养。”则亦非贫者所能必得矣。平民与士大夫之食，礼之所定，相去如此。然论其实，则尚有不止此者。

《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孟子·尽心》：“食前方丈。”赵注：“极五味之馔，食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今案人君之食，《周官》膳夫举其凡，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食医职云：“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六谷者：稌、黍、稷、粱、麦、苽，皆嘉谷也。《内则》：“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下言白黍，则上谓黄黍。下言黄粱，则上谓白粱也。孰获曰稰，生获曰穛。《正义》曰：“《玉藻》：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则据诸侯，其天子则加以麦、苽为六。”

六牲者：马、牛、羊、犬、豕、鸡。

六清者：水、浆、醴、凉、医、酏。郑《注》：据浆人也，酒正无水、凉二物。郑云：“无厚薄之齐，故酒正不辨矣。”《内则》：“饮：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为醴、黍酏、浆、水、醷、滥。”疏：“稻、粱、黍之醴，各有清糟，皆相配重设，故曰重醴。”《周官》：浆人共王之六饮无糟，而共后夫人致饮于宾客有之。盖亦该于醴中也。“或以酏为醴”《注》云：“醷粥为醴。”即《周官》之医。“黍酏”，即《周官》之酏。“浆”，即《周官》之浆。“水”，即《周官》之水，“滥”《注》云：“以诸和水也，以《周礼》六饮校之，则滥，凉也。”《疏》云：“浆人《注》凉，今寒粥，若糗饭杂水也。则此以诸和水，谓以诸若糗饭之属和水也。诸者，众杂之辞。”《释文》曰：“干桃干梅皆曰诸。”疑《释文》是也。酏为《周官》所无，司农以为即医，郑《注》曰梅浆。

羞即庶羞，出于牲及禽兽，以备滋味。郑《注》云：“《公食大夫礼》《内则》：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数备焉。天子诸侯，有其数，而物未得尽闻。”《疏》云：“此经云百有二十者，是天子有其数。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诸侯有其数也。”今案《内则》云：“膳、膷、臛牛。醢、臛羊。膮、臛豕。醢、郑云：衍字。牛炙醢、熊氏云：豕、牛、羊之下，即其肉之醢。牛胾醢、牛脍、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酱、鱼脍、雉、兔、鹑、鷃。”《公食大夫礼》：作。自鱼脍以上十六豆，为下大夫之礼。雉、兔、鹑、鷃，则上大夫所加，此公食大夫所设也。《内则》又云：“牛修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六，鹿七，田豕八，麕九，皆有轩，雉十，兔十一，皆有笔，爵十二，鷃十三，蜩蝉也。十四，范蜂也。十五，芝栭十六，庾蔚曰：无华叶而生者曰芝栭。蔆十七，椇十八，枣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柤梨之不臧者。二十八，梨二十九，姜三十，桂三十一。”郑云：三十一物，皆人君食燕所加也。《内则》又云：食：《注》：“目，人君燕食所用也。”皇氏云：蜗一，苽食二，雉羹三，麦食四，脯羹五，雉羹六，析稌细析稻米为饭。七，犬羹八，兔羹九，和糁不蓼，《注》：“凡羹齐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糁，蓼则不矣。”《疏》：“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调和，米屑为糁，不须加蓼。”濡豚十，包苦实蓼，《注》：“凡濡，谓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茶也，以包豚，杀其气。濡鸡十一，醢酱实蓼，濡鱼十二，卵酱实蓼，《注》：“卵读为鲲，鲲，鱼子。”濡鳖十三，醢酱实蓼，腶修十四，蚳醢十五，《注》：“蚳，蚍蜉子也。”《释文》：“蚳，蚁子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麋肤十七，鱼醢十八，鱼脍十九，芥酱二十，麋腥二十一，腥，生肉，上麋层谓熟也。醢二十二，酱二十三，桃诸二十四，梅诸二十五，卵盐二十六。大盐。郑云：“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疏》云：按《周礼·掌客》云：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馔与此不同。其食臣下，则《公食大夫礼》，具有其文，与此又异，故疑是人君燕食也。”《周官》百有二十品，虽不得尽闻，亦可以见其概矣。

珍，郑《注》云：“淳熬，淳母，炮豚，泡牂，捣珍，渍，熬，肝膋。”亦见《内则》。

酱，郑云：“醯醢。”即醢人职云：“王举则共醢六十瓮。以五齐、七醢、七菹、三臡实之”，醯人云“王举则共齐、菹、醯物六十瓮”者也。五齐者：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为菹。脾析、牛百叶。蜃、大蛤。豚拍、郑大夫、杜子春皆以拍为膊，谓胁也；或曰：豚，拍，肩也。深蒲、郑司农云：薄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桑耳。七醢：、蠃、螔蝓。蠯、小蛤。蚳、蛾子。鱼、兔、雁。七菹：韭、菁、茆、凫葵。葵、芹、菭、荀。三臡：麋、鹿、麇。“凡醯酱所和，细切为齑，全物若为菹。菜肉通。”“作醢及臡者，必先膊干其肉，乃后莝之，杂以粱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甀中百日，则成矣。”此与八珍，作之皆极费时者也。

王日一举，《注》：以朝食。燕食奉朝之余膳。燕食，谓日中及夕食也，《注》又云：后与王同庖。《疏》云：“不言世子，则世子与王别牲。”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疏》云：“赵商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是为三牲备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礼数不同，请闻其说。郑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以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与诸侯等。礼数不同，难以据也。王制之法，与礼违者多，当以经为正。”案《周官》六国时书，《玉藻》所述盖较古，愈近愈侈也。

齐则日三举。有事而饮酒，谓之稍事，此康成说。司农以为非日中大举时而间食。设荐脯醢。其内羞，则醢人所供四笾之实，醢人所供四豆之食也。朝事之笾八：曰麷、熬麦也。曰、麻子也。曰白、熬稻米也。曰黑、熬黍米也。曰形盐、司农曰：筑盐为虎形。康成曰：盐之似虎者。曰膴、生鱼肉为大脔。曰鲍、曰鱐。干鱼也。馈食之笾：曰枣、曰栗、曰桃、曰干、曰榛实。干即干梅，《疏》云：当别有干桃。湿梅、枣亦宜有干者，凡八也。加笾，以菱、芡、栗、脯四物为八笾。司农云：栗当为修，司农之意以栗与馈食之笾同也。羞笾二：曰糗饵、曰粉餈。见《内则》。朝事之豆八：曰韭菹、曰醢醓、曰昌本、曰麋臡，曰菁菹、曰鹿臡、曰茆菹、曰麇臡。馈食豆八：曰葵菹、曰蠃醢、曰脾析，曰蠯醢、曰蜃、曰蚳醢、曰豚拍、曰鱼醢。加豆之实八：曰芹菹、曰兔醢、曰深蒲、曰醓醢、曰箈菹、曰雁醢、曰笋菹、曰鱼醢。羞豆之实二：曰酏食、曰。亦见《内则》。

“列之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信矣。

案《王制》曰：“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注》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异耳。”《疏》曰：“此谓每日常食。”《左传》隐公元年：颖考叔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杜《注》曰：“宋华元杀羊为羹享士，盖古赐贱官之常。”《疏》曰：“《礼》公食大夫，及《曲礼》所记大夫士与客燕食，皆有牲体郩胾，非徒设羹而已。此与华元享士，惟言有羹，故疑是赐贱官之常。”愚案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其自述则曰：“饭疏食，饮水。”《乡党》记孔子之行，则曰：“虽疏食菜羹，必祭。”《孟子》言：“箪食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檀弓》言：“黔敖左奉食，右执饮。”墨子称尧，“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节用中》。《韩非子·十过》：“尧饭于土簋，饮于土鉶。”《史记·李斯传》：“二世曰：尧饭土匦，啜土鉶。”《韩诗外传》：“舜饭乎土簋，啜乎土型。”《史记·自序》：墨家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凡古人之言食，无不以羹食并举者，元凯之言，虽臆度，固事实也。《曲礼》曰：“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处末，酒浆处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管子·弟子职》曰：“凡彼置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列，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曲礼》所加，不过肴胾、脍炙、醯酱、葱、酒浆。《弟子职》所加不过酒、酱及肉。一为大夫、士与宾客燕食之礼，一为养老之礼矣。食以羹食为主，信不诬也。《弟子职》谓：“凡彼置食，其设要方。”盖古人设食之礼如所云，设之方不数尺耳。而当时之王公大人，设食至于方丈，其侈固可见矣。《内则》又曰：“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贰羹胾。”《疏》曰：“谓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则下云：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

饮食愈后则愈侈。墨子用夏政，孔子言“禹菲饮食”，而墨子亦病时人之侈于食，可见夏时之俭。《内则》曰：“大夫无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阁三。士于坫—。”《注》曰：“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甚老”，故必七十而后有秩膳也。“阁，以板为之，庋食物。”五者：“三牲之肉及鱼腊。”此则较常人少侈耳，尚未至食前方丈也。

古代外交之礼，亦可见其饮食之侈。据《聘礼》，客始至，则设飧。饪谓孰。一牢，在西，鼎九，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肤，豕肉也。羞鼎三，膷、臐、膮，即陪鼎。腥，一牢，在东，鼎七，无鲜鱼、鲜腊。此中庭之馔也。其堂上之馔八：八豆、醠醢、昌本、糜臡、菁菹、鹿臡、葵菹、蜗醢、韭菹。八簋。黍、稷。六铏、牛、羊、豕。两簠、粱、稻。八壶。稻酒、粱酒。西夹六：六豆，六簋，四铏，两簠，六壶。六豆无葵菹、蜗醢，余实与前同。门外，米禾皆二十车，薪刍倍禾。上介，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馔六，西夹无。门外，米禾皆十车，薪刍倍禾。众介，皆少牢，鼎五。羊、豕、肠、胃、鱼腊。堂上之馔：四豆，四簋，两铏，四壶簠，无。既见而归瓮饩。牲：杀曰饔，生饩，《周官·司仪注》：“小礼曰飱，大礼曰饔饩。”则五牢，饪，一牢，鼎九，腥，二牢，鼎七。堂上：八豆，八簋，六铏，两簠，八壶。西夹：六豆，六簋，四铏，两簠，六壶。馔于东方，亦如之。东夹室。醯醢百瓮，瓮受斗二升。饩二牢，米百筥。黍、粱、稻、稷。门外，米三十车，车秉有五，凡二十四斛。禾三十车，车三秅，凡千二百秉。薪刍倍禾。上介三牢，饪、一牢，鼎七，羞鼎三，腥一牢，鼎七。堂上之馔六，西夹亦如之。筥及瓮如上宾。饩，一牢。门外米禾视死牢。牢十车。薪刍倍木。士介四人，皆饩大牢，米百筥。夫人归礼。堂上笾豆六，脯醢。筥黍清皆两壶。稻、黍、粱、酒，皆有清白，筥言白，清指粱，各举一也。大夫饩宾，大牢，米八筐。黍粱各二，稷四。筐，五斛。上介亦如之。众介，皆少牢，米六筐。公于宾，一食再飨，燕与羞雁鹜之属。俶献始献四时新物，《聘义》所谓时赐，无常数。上介，一食一飨。大夫于宾，一飨一食。上介，若食若飨。既致饔，旬而稍。谓廪食也。行聘礼一旬之后，或逢凶变，或主人留之，不得时反，即有稍礼。宰夫始归乘禽，雁鹜之属，日如其饔饩之数。士，中日则二双。《周官·掌客》：王合诸侯而飨礼，公、侯、伯、子、男尽在，兼享之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王巡守殷国，国君膳以牲犊。令百官，百牲皆具。从者：三公视上公，卿视侯伯，大夫视子男，士视诸侯之卿，庶子视大夫。凡诸侯之礼，诸侯自相待，天子待诸侯亦同。上公五积，侯伯四，子男三，皆视飱牵，谓所共如飱，而牵牲以往，不杀也。一积视一飱，飱五牢，五积则二十五牢。又云视飱，则有刍薪禾米等。三问皆修，侯伯再，子男一。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飱五牢，侯伯四，子男三。食四十，庶羞器。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簠十，稻粱器。侯伯八，子男六。豆四十，菹醢器。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铏四十有二，羹器，郑云：宜为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壶四十，酒器。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鼎、牲器。簋黍稷器。十有二，侯伯子男同。牲三十有六，郑云：牲当为腥。侯伯二十七，子男十八。饔饩：九牢，侯伯七，子男五，其死牢如铏之陈。牵四牢，侯伯三，子男二。米百有二十筥，侯伯百，子男八十。醯酿百有二十瓮，侯伯百，子男八十。车米视牲牢，牢十车，车秉有五薮，侯伯三十车，子男二十。车禾视死牢，牢十车，车三秅，侯伯四十车，子男三十。刍薪倍禾。乘禽日九十双，侯伯七十，子男五十。殷膳中膳。致太牢，以及归，三飨，三食、三燕，侯伯再，子男一。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饩，以其爵等，为之牢礼之陈数。惟上介有禽献。夫人致礼。八壶、八豆、八笾，侯伯同，子男六。膳大牢，致飨大牢，子男不飨。食大牢，卿皆见以羔。膳大牢，侯伯特牛。侯伯子男，各有差等。卿大夫士，不从君而来聘者，如其介之礼待之。大行人：上公之礼，礼九牢，《注》：“礼，大礼，饔饩也，三牲备为一牢。”侯伯七，子男五。三享，王礼，再，裸，《注》再饮公也。侯伯子男同。而酢，《注》报饮王也。子男不酢。飨礼九献，侯伯七，子男五。食礼九举。司农云：举，举乐也。后郑曰：举牲体九饭也。《疏》云：此经食礼九举与飨礼九献相连，故以为举牲体，其实举中，可以兼乐。侯伯七，子男五。出入五积，《注》：谓馈之刍米也。侯伯四，子男三。《疏》云：在路供宾，来去皆五积。三问，三劳，《注》问，问不恙也。劳，苦倦之也。皆有礼，以币致之。侯伯再，子男一。侯伯子男，亦各有差等。盖其一食之费，足当平民终岁之饱矣。《聘义》曰：“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耳。”此固然。然其时王公大人之食用，与平民相去之远，则可见矣。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日中而馂。《注》：馂，朝食之余也。奏而食。《注》：奏，奏乐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饮：上水、浆、酒、醴、酏”。诸侯“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注》：食必复朝服，所以敬养身也。三俎：豕、鱼、腊。夕深衣，祭牢肉。《注》：祭牢肉，异于始杀也。天子言日中，诸侯言夕，天子言馂，诸侯言祭牢肉，互相挟。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注》：五俎，加羊与其肠胃也。朔月四簋，则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贬也。夫人与君同庖。《注》：不特杀也。《疏》：举诸侯，天子可知。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注》：故，谓祭祀之属。《疏》：言祭祀之属者，若待宾客飨食，亦在其中。案此三语，亦见《王制》。又曰：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注》：践当为翦，翦犹杀也。所言与《周官》大同小异。如《周官》天子日食大牢，则无故得杀牛矣。

《玉藻》又曰：“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又言诸侯之礼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关梁不租，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王制》曰：“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曲礼》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悬，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此盖隆古共产社会，同甘共苦之遗制。三代制礼，犹有存者，特不能尽守耳。后世去古愈远，遗意寖沦。“朱门饱粱肉，路有冻死骨”，视为固然，曾无愧恻。不惟大同之世之人，所梦想不到；即视三代守礼之贵族，亦有愧色矣。

（一一七）原酒

《史记》谓纣以酒为池。《正义》引《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此其池当大几何，其酒当得几许，不问而知其诞谩矣。然其说亦有所本。《礼运》述太古之俗，“污尊而抔饮”。郑《注》云：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周官》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注》：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谨酒《注》：使民节用酒也。禁川游者。”夫凿地而饮，则所饮者水也。几酒、谨酒与掌水禁同官，尤邃初酒与水无别之明证。盖大上仅饮水，后乃易之以酒也。何以知其然也？古之饮者必以群。《酒诰》曰：“群饮，女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当酒禁甚严之世，宁不可杜门独酌，以远罪戾，而必群饮以遭执杀之刑哉？则习之不可骤改也。《礼器》：“周礼其犹醵与。”《注》：王居明堂之礼，仲秋乃命国醵。《周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注》谓乡射饮酒，酒正授以式法及酒材，使自釀之。族师：“春秋祭酿。”《注》谓：族长无饮酒之礼，因祭酺，而与其民以长幼相献酬焉。《疏》曰：知因祭酺有饮酒之礼者，郑据《礼器》《明堂礼》，皆有醵法。然则醵之由来尚矣。盖部落共产之世，合食之遗俗也。夫当部落共产之世，其尚不能造酒，而惟饮水也审矣。斯时之聚食，盖或就水边，或则凿地取水。至后世犹袭其风，群饮者必在水边。其初凿地取水，后虽易以酒，亦或凿地盛之。故几酒与掌水禁同官，而纣亦作大池，以示其侈也。云牛饮者三千人为辈，固《论衡》所谓语增之流；然其说固有所本，非尽子虚也。《易·序卦》言“饮食必有讼”，盖由群饮沉湎，以致争斗，非争食也。汉世赐民牛酒，盖实授以酒，古给公酒之遗。其赐民酺，则听其合钱聚饮，古所谓醵也。

或曰：焉知酒之兴，必后于部落共产之世乎？曰：有征焉。《礼运》言“污尊抔饮”与“燔黍捭豚”“蒉桴土鼓”并举。又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灸，为醴酪。《疏》曰：“未有火化，据伏羲以前。以燔捭豚，即是有火。燔黍捭豚，污尊捭饮，指神农，以《明堂位》云，土鼓苇籥，伊耆氏之乐。《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为蜡，焉说以伊耆氏为神农。今此云蒉桴土鼓，故知谓神农也。”《士昏礼疏》云：污尊抔饮，谓神农时，虽有黍稷，未有酒醴。后圣有作，以为醴酪，据黄帝以后。案《礼运》言“污尊抔饮”与“以为醴酪”对举，此疏是。《礼运·疏》谓：污尊，乃凿池污下而盛酒，恐非。然亦可证后来有凿池盛酒之事。然则酒醴之作，盖在黄帝以后也。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聘礼注》。五齐三酒，俱用秫、稻、曲、蘖、鬯酒用黑黍《周官》酒正《疏》。皆有资于农产。神农时，农事初兴，农产未盛，未必能以之为酒。谓酒起黄帝以后，近于实也。

《战国策》曰：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夏时酒尚不甚通行。《明堂位》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此皆其时之用耳，言尚非。案《礼器》《郊特牲》，皆言“玄酒之尚”，《郊特牲》作“玄酒明水之尚”。《士昏礼疏》曰：“相对，玄酒与明水别。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惟君面尊，惟飨野人皆酒。”《注》蜡饮不备礼。《疏》：飨野人，谓蜡祭时也。野人贱，不得比士，又无德，又可饱食，则宜贪味，故惟酒而无水也。案如予说，玄酒所以和酒而饮。飨野人之酒盖不多，故无待于和也。见下。则古祭祀饮食，皆尚玄酒。《士昏礼》：酌玄酒。三属于尊。《疏》云：“明水，若生人相礼，不忘本，亦得用。”康成所知者，作记者无由不知。则所谓尚者，正即康成所谓用耳。《疏》云：《仪礼》设酒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礼运》云：澄酒在下，则周世不尚酒。

《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五齐者：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注》云：自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三酒者：一曰事酒，《注》云：即今醳酒。《疏》云：冬釀春成。二曰昔酒，《注》云：今之酋久白酒，所谓旧醳。《疏》云：久釀乃熟，故以昔酒为名。对事酒为清，对清酒为白。三曰清酒。《注》：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疏》云：此酒更久于昔，故以清为号。四饮者：一曰清，即浆人醴清。二曰医，即《内则》所谓或以酏为醴，谓釀粥为醴。三曰浆，四曰酏。郑曰：“五齐之中，醴恬，与酒味异。”《疏》曰：“恬于余齐，与酒味稍殊，故取入六饮。其余四齐，味皆似酒。”盖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厚。《疏》云：五齐对三酒。酒与齐异，通而言之，五齐亦曰酒。四饮去水最近。五齐醴以上近水，盎以下近酒。而古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周官·酒正》《疏》：“五齐味薄，所以祭；三酒味厚，人所饮。”其陈之也：则玄酒为上，醴酒次之，三酒在下。《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沈酒在下。”《坊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醴即醴齐，醆即盎齐，粢醍即缇齐，澄即沈齐，酒即三酒。《玉藻》：“五饮：上水，浆、酒、醴、酏。”《注》：“上水，水为上，余其次之。”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矣。

知酒味之日趋于厚，则知古人初饮酒时，其酒实去水无几。酒之厚者，或和水而饮之，未可知也。《周官》浆人六饮有凉。司农曰：“凉，以水和酒也。”康成不从，未知何故。《疏》谓“和水非人所饮”，则以后世事度古人矣。果古无和水而饮者，司农岂得亿为之说耶？

案古人饮酒之器：《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觥亦五升。”《古周礼》说：“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亦见《考工记·梓人》。《毛诗》说：“金罍大一石，觥大七升。”许慎云：“一献三酬当一豆。若觚二升，不满一豆。觥罚有过。一饮而尽七升过多。”郑驳之云：“觯字角旁龙，汝、颍之间师读所作。今礼角旁单。古书或作角旁氐，角旁氐，则与觚字相近。学者多闻觚，寡闻抵。写此书乱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马季长说：一献而三酬则一豆。豆当为斗，与一爵三觯相应。”《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鄦。”郑《注》爵、散、觯、角与《诗》同。《注》又曰：“壶大一石，瓦鄦五斗，缶大小未闻也。”《正义》：“壶大一石，瓦鄦五斗者，《汉礼器制度》文。此瓦鄦即燕礼公尊瓦大也。《礼图》：瓦大受五斗，口径尺，颈高二寸；径尺，大中，身锐，下平。瓦鄦与瓦大同，以小为贵，近者小则远者大。缶在门外，则大于壶矣。”《周官》《疏》引《汉礼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觯大三升。”《诗·疏》引《礼图》：“罍大一斛，觥大七升。”古十斗为斛，即汉所谓一石。然则古酒器大小，惟觥未能定；缶不可知；自爵至罍，《韩诗》《毛诗》《周礼》《礼图》《礼器制度》略同。《论语》：“觚不觚。”马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亦同。据器之大小，可以考古人饮酒之多寡矣。《韩诗》说诸爵名之义曰：“觚，寡也，饮当寡少。觯，适也，饮当自适也。角，觸也，不能自适，觸罪过也。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又曰：“觚、觯、角、散，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过，廓然明著。非所以饷，不得名觞。”《玉藻》曰：“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然则古人饮酒，不过三爵。过三爵，则不能自持矣。古权量于今不逮三之一，其饮酒之多寡，略与今人等也。乃《考工记》曰：“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淳于髡之说齐王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虽讽谏之辞，不必尽实，亦不容大远于情。知必有和水饮之之法，故能如是也。

《射义》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孟子谓曾子养曾晳，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曲礼》曰：“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周官》酒正：“凡飨士庶子，飨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注》：“要以醉为度。”“凡有秩酒者，以书契受之。”《注》：“所秩者，谓老臣。”《王制》曰：“九十曰有秩。”此所谓所以养老也。《曲礼》又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食肉。”《檀弓》曰：“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周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亦曰：“以五味节之。”《注》：五味：醯、酒、饴、蜜、姜、盐之属。《酒正》：“辨四饮之物，二曰医。”《注》：“医，《内则》所谓或以酏为醴，凡醴浊，釀酏为之，则少清矣。”医字从毆从酉，疑正指其以酒为养。此所谓所以养病也。酒者，兴奋之剂，古人以为可以养神。《郊特牲》曰：“凡饮，养阳气也。”又曰：“凡食，养阴气也。”《疏》曰：“饮是清虚，食是体质。”《周官·酒正·注》曰：“王致酒，后致饮，夫妇之义。”饮较酒兴奋之用少也。射与角抵等事，其初不必如后来之有礼，败者或致创夷，故宜以是饮之。《投壶》曰：“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此所谓所以辞养也。夫以酒养人，厚薄必适如其量。不然，是困之已。人之饮酒，多寡不同。而相饷之爵，大小若一，明亦必和水饮之，而后其礼可行也。

以酒为养生之物，则宜有以胜争饮者，古盖亦有此俗。《战国策》陈轸曰：有遗其舍人一巵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此以胜争饮者也。礼戒争而教让，故以饮败者为常耳。又酒以为养，而又以为罚不敬之具者，所以愧耻之也。此亦可见古人之贵礼而贱财，厚厉人之节，而重加之以罚矣。此文成后，读《观堂集林》卷三，有《说盉》一篇，明玄酒所以和酒，古人之酒，皆和水而饮，足与鄙说相发明。惟多引骨甲文，不佞甚不信之耳。

（一一八）衣服之法

《大戴记》曰：“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乎食荤；斩衰简屦，杖而歠粥者，志不在于饮食。”《哀公问五义》。此言服其服可以作其志也，文生情者也。《小戴记》曰：“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表记》。此其有其德斯可以称其服也，情生文者也。情生文必积而致，文生情当勉而为，故衣服不可以无法。

衣服之法如之何？曰：不离其本而已矣。《墨子》曰：“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水旱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惑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主……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辞过》。得其自养之情而不惑于外，此养生之精义也。故九流之论，无不相通者。

（一一九）谅闇

子张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案《丧服大记》曰：“父母之丧，居倚庐，非丧事不言。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绖带，金革之事无辟也。既练，居垩室，不与人居。君谋国政，大夫士谋家事。”盖古之居丧者，于凡事皆无所与。古者君与民相去近，而国事亦简，是以能守其旧俗也。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公羊》宣公元年。亦以此。至于后世，则金革之事有不暇辟者也，礼从俗而变，亦事之不得不然。正不必讥后人之短丧也。

（一二○）冰鉴

今人入夏率以冰藏食物，此古人久有之。《周官》天官有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春始治鉴，凡内外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注》曰：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疏》曰：汉时名为甀，即今之瓮是也。此即今之冰箱也。

然其取之甚虐。《豳风》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左传》昭公四年：申丰曰：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穷谷，固阴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云云。然则古之取冰，必竭民力以求之深山穷谷，又必穷其力以传之、纳之、藏之。至春秋时，乃徒取之于川池。此世运之渐进，虐政之渐减，民困之稍抒；而申丰反以为致雹之由，而称《七月》之卒章为藏冰之道，亦可谓傎矣。

用冰之始，盖当渔猎之世，藏生物于深山穷谷固阴沍寒之地，则不变坏。故其后虽不居山谷，犹劳民力以致之。因此并推之人体，故凌人大丧共夷槃冰，命夫命妇丧浴用冰也。然孔子不云乎：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为愈也。然则竭民力以取冰，而传之、而纳之、而藏之，亦不如速朽之为愈矣；况乎为冰鉴以纵口腹之欲乎？

（一二一）坟墓

顾亭林曰：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赵肃侯、秦惠文、悼武、孝文三王始称陵，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日知录·陵》。案古之葬，盖本有二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系辞传》。此葬于平地者也。《孟子》言：“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乃归，“反虆梩而掩之”。《滕文公》上。此葬于山中者也。《淮南子》言：禹之时，“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要略》。况上古之世，奉生送死，又不如禹之时之美备者乎？农耕者葬于中田，游猎者葬于山壑，亦固其所。《檀弓》曰“易墓非古也”；又言“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成子高曰“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此皆葬于中田者。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则择丘陵之地以营葬矣。《注》言“刺其欲害人良田”，非也。《吕览》曰：“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山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节丧》。则古之葬者，实以丘陵为安，然非凡人之力所及，故不得不就近地而营葬焉。《吕览》又言：“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可见其葬原有两法也。

言葬者既以髙陵为安，故公置之墓地，多在于是。“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檀弓》“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注》。又云：“京盖字之误，当为原。”案下文“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经》文亦作原，而此节《释文》云：“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疏》云：“知京当为原者，案《韩诗外传》云：晋赵武与叔向观于九原。”则下节《经》文，本亦作京而或依郑《注》改之。德明所见本，犹未尽改，《义疏》所据，亦为未改之本；否则《经》文下节可据，不待引《韩诗》为证矣。《新序·杂事》：“晋平公过九原而叹。”亦作原。《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辨京陵”。杜《注》曰“别之以为冢墓之地”是也。人君所葬，或本非丘陵；或虽因丘陵，而犹以为未高大，则以人力增筑之事起，踵事增华，遂有如吴阖闾、秦始皇帝之所为者矣。

上古之不封不树，非徒制度之简陋，亦以葬地距所居本近，不待识别也；不然，封树不甚劳人，岂古之人所不能为哉？“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檀弓》。墨子制葬埋之法，曰：“垄足以期其所。”《节葬》。皆是物也。《吕览》言：“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安死》。盖就不封不树之俗推言之。后世士大夫之墓，盖无不封树者。故《礼记·月令》：孟冬，“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周官·春官》冢人，亦“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也。秦穆公之距蹇叔也，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左氏》僖公三十二年。伍子胥之将死也，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左氏》哀公十一年。亦卿大夫之墓无不封树之一证也。《诗·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毛传》曰：“墐，路冢也。”路人而犹为之冢，亦取其可识也。《周官·秋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其用意与为冢同。

（一二二）桐棺三寸非禹制

《墨子·节用》曰：“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毕氏云：“流疑当为气。”则止。”《节葬》曰：“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又曰：“禹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又曰：“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今案此葬埋之法，盖墨子斟酌时俗所制；云古圣王所制，又云禹之行事如此，皆托辞也。《礼记·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郑《注》言：有虞氏始不用薪，上陶；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或谓之土周，由是也；椁，大也，以木为之。《淮南·氾论》曰：“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高《注》言：“禹世无棺椁，以瓦广二尺，长四尺，侧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如郑意，夏后氏有棺，堲周所以为椁；如高意，夏后氏无棺，周即所以为棺。今案《檀弓》言“殷人棺椁”，明以木为棺椁，并始于殷；《淮南》言“殷人用椁”，则以虞夏虽未以木为棺，已有瓦棺、堲周之制，惟椁实始于殷，故主椁言之，非谓夏后氏以木为棺；二说自当以高为是也。或曰：《檀弓》又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此郑以土周即堲周所本也。然则瓦棺而无椁，无服之殇之葬也；木以为棺，堲周以为椁，中殇下殇之葬也；棺椁皆以木为之，则长殇之葬也。等级分明，隆杀以辨，安得谓堲周之制，更无木制之棺与？不知周承殷之后，而以烧土为椁，夏当殷之前，即以烧土为棺，事不相妨；正不必因周用堲周之有棺，而疑夏之堲周必为椁也。部族长技，各有不同。虞夏盖专尚陶，用木为棺椁，实始于殷；不然，既以木为之棺，何不遂为之椁，而又必烧土以周之也？此又以理推之，而见高说之可信者也。然则夏时实未能以木为棺，安有桐棺三寸之事？赵鞅之誓众也，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左氏》哀公二年。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其坎深，不至于泉”。《檀弓》。然则墨子所据，自是当时觳薄之制，既背周道而用夏政，遂乃傅之于禹耳。其实禹时养生送死之制，较墨子所制，为更薄陋也。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虽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其说则美矣，然礼家所言之义，未必皆礼之初意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孟子》亦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梁惠王》上。《淮南子》曰：“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缪称》。又见《说山》。《荀子》亦曰：“卒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始卒，沐浴鬠体饭晗，象生执也。不沐则濡栉，三律而止；不浴则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设瑱，饭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术矣。设亵衣，袭三称，搢绅而无钩带矣。设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书其名，置于其重，则铭不见而柩独明矣。荐器则冠有鍪而无纵，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礼论》。一似古人之制礼，真有深意存乎其间者。然既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矣，又何惜乎器而必文而不功，貌而不用也？既惜其器，则不如无器之为愈也。然则所谓文而不功，貌而不用者，亦古者技艺未精，所制之器，本不过如此。后世生人所用之器，虽日益美备，而事死之礼，则相沿莫之敢变，正如祭之尚玄酒大羹，路车越席耳。既拘于旧俗而莫敢废，又沿袭旧器而莫敢革，因生致死不仁、致生不知之说，坊民之倍死忘生，而亦以儆夫以死伤生者也。其说则美矣，然岂礼之初意哉？涂车抟土而俑刻木，窃疑一与瓦棺堲周并行，一与棺椁并起，固由时代不同，亦虞夏与殷，制器各有专长也。

《檀弓》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其实示民疑者，即致死不仁、致生不知之说，曾子意存于厚，然其言，殊不如仲宪得孔子之意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亦见丧礼前后相因，并日趋于美备。

《荀子》又曰：“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紸纩听息之时，忠臣孝子，亦知其闵已，然而殡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惧，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辍也。卒矣，然后作具之，故虽备，家必逾日，然后能殡，三日而成服。然后告远者出矣，备物者作矣。故殡久不过七十日，速不损五十日。是何也？曰：远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节大矣，其文备矣。然后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后葬也。”《礼论》。然则殡葬之期，亦度其事之宜耳。离乎事而言礼者，未之有也。《左氏》隐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此即《荀子》远者可以至，吉凶不相厌之说也。《淮南·齐俗》曰：“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则凶荒之时，不能备礼，戚友亦莫相吊赠，亦有不拘以时者，古人所以有报葬及久而不葬者也。报葬及久而不葬，皆见《礼记·丧服小记》。报，《注》云：“读为赴疾之赴。”案《公羊》隐公三年，称不及时之葬为渴葬。

（一二三）墓祭

礼家言古不祭墓，谓葬埋所以藏其形，祭祀所以事其神也。《荀子·礼论》：“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祀其神也；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夫不以形魄为重，则可戢厚葬之风，不至殚财币以送死，而反使死者遭发掘之惨，其意则诚善矣，然谓古不祭墓，则非其实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系辞传》。此盖农耕之民，即其所耕作之地以为葬，犹《礼记·曾子问》言下殇葬于园耳。其距所居盖甚近，祭于墓与祭于家，无甚区别，故古无祭墓庐墓之事，而非其不重形魄，以形魄为无知也。户口渐繁，耕地渐虞不足，度地居民之法亦稍详，则民居与墓地，不得不离，而祭墓庐墓之事，稍以起矣。

《礼记·檀弓》曰：“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袓，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刘向言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汉书》本传。似古人之于形魄，诚以为无足重轻矣。然《记·檀弓》又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则又何也？《曲礼》曰：“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观此知士不必有庙。《檀弓》曰：“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史记·范雎列传》：雎责须贾曰：“昔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田单列传》：“单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古人之重丘墓如此。“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礼记·曾子问》。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礼记·奔丧》。谓古人以神不栖于丘墓，徒为无知之形魄所寄，可乎？丽姬之欲陷申生也，“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则世子可。故君谓世子曰：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世子曰：敬诺。筑宫。宫成，丽姬又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饥。世子之宫已成，则何为不使祠也？”《谷梁》僖公十年。曰苦畏而使士卫其冢，则古人谓神依于墓之证也。所筑之宫，盖即汉世之园寝。《吕览》言：“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安死》。其所由来者旧矣。《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葬鲁城北泗上。”“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时奉祠孔子冢。”盖即于是，非真祭于丘墓之间也。然其不能为庙者，则不得不祭于丘墓之间矣。伊川之被发而祭于野，《左氏》僖公二十二年。齐人之祭于东郭墦间《孟子·离娄》下。是也。《论衡·四讳》曰：“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盖谓此也。其《薄葬》又曰：世俗“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俑与遣奠，固皆古礼。然则谓魂无不之，而弃其形魄于远，乃古人无可如何之事，而非其谓神之必不栖于是也。《韩诗外传》曰：“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夫能椎牛，其祭亦不菲矣，犹有祭于墓者，则知祭墓非古俗所无。《周官·春官》冢人“祭墓为尸”，固不必六国时俗矣。

苦畏而将士以卫其冢，此庐墓之礼所由起也。孔子之葬也，弟子皆毕心丧三年，然后去，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史记·孔子世家》。案亦见《孟子·滕文公》上。无卫士又无弟子者，即不得不作偶人以为之侍；以偶人为未足而加隆焉，则庐墓之事起矣。庐墓盛于汉世，固不免于矫诈而沽名，然谓其俗不原于古，固不可也。

然古人虽重视形魄，欲敬藏之，而当其临利害之际，则亦有卓然不惑者。楚昭王之失国而秦救之至也，“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吴子乃归。”《左氏》定公五年。此与延陵季子之事，可以参观。古人虽兼重形魄，然及其不能两全之际，其重神，固尤甚于其重形也。

（一二四）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周官·春官》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曰：“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观下文“凡有功者居前”之文，其说似当矣。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齐人葬庄公于北郭”。杜《注》：“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君岂以战陈为勇乎？且庄公死于弑逆，非战败也。戚之战，赵鞅誓于师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左氏》哀公二年。虽曰战败，其人仍死于刑戮也。邲之役，楚庄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左氏》宣公十二年。战而死于兵，非无勇也，较诸奔北者如何？《论衡·四讳》曰：俗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侧，不敢临葬。甚失至于不行吊，伤见他人之柩者。仲任云：“不能知其不可之意。”然所讳者被刑，非战败也。康成之言，于是为亿测矣。

（一二五）厚葬

墨家言薄葬，然儒家亦非主厚葬也。《礼记·檀弓》曰：“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为愈也。”又曰：“后木曰：丧，吾闻诸县子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买棺外内易。我死则亦然。”《注》曰“此孝子之事，非所托”，盖讥之也。然而卒不能止厚葬之俗者，何也？则当时之制度，牵于流俗，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而儒者又狃于当时之制度，未能一举而正之也。《檀弓》又曰：“君即位而为椑，岁一漆之，藏焉。”此与汉天子即位而为陵；句骊婚嫁毕，便稍营送终之具者何异？盖流俗之情，虽亦以为魂升魄降，《礼运》：孔子言礼之初曰：“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离魂与魄而二之，固野蛮人之思想也。而又不敢决形魄之无知，迷信之情愈澹，则愈怀疑于鬼神，而愈重视形魄。则恒思有以厚之，其不能遂者，限于力耳。力所能及，则无弗为矣。变本加厉，遂有以此眩耀生人，而转忘其本意者。《吕览》曰：“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节丧》。其极言厚葬之祸也，曰：“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虽圣人犹不能禁。”况于“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守者弥怠”；同上。又况“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安死》。此非难明之理，而亦著见之事也，然而卒莫能戢其观世示富之心。岂不哀哉！

语曰：矫枉者必过其直。过其直，犹恐枉之不见矫也；况于不及其直也？《荀子》曰：“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礼论》。晋赵鞅之誓师也，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左氏》哀公二年。其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如是，民安得不逾侈以相高也？流之不可止者，必由于不能塞其原。故曰：儒家非厚葬而终不能止厚葬之俗者，以其狃于当时之制度，未能一举而正之也。

然则儒家之制非，而墨家之法善与？是亦不然。夫积古相沿之俗，非一朝之所能革也审矣。峻其法以禁之，革其事，不能革其心也。不能革其心，则督责之力一衰，其事且将变本而加厉。故儒家贵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厚葬虽非义乎，不强人以所难从，先为之礼，去其泰甚，正其事而徐俟其心之自变焉，固亦未为非计。然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亦见《檀弓》。“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然则夫子之所以送其子者，不及其所定之制也。“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亦见《先进》。距颜路而颜路不敢非，责门人而门人莫敢怼，其所以自处者，固有以大服乎人心也。墨者夷之，葬其亲厚，而犹欲以墨之道易天下，则必不行矣。《孟子·滕文公》上。夫夷子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葬其亲厚，则墨子之道，流俗之情，必有交战于中而不能自决者矣。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程子曰：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集注》。人子而不忍俭其亲，未为大恶也，而民之从其意不从其令者，未尝以是恕也。况夫情无以异于流俗，徒欲责人之守法，而己顾以逾侈为快者乎？

《墨子·节葬》《吕览·安死》，言古之薄葬者，皆称尧、舜、禹。刘向谏起昌陵，更列黄帝、殷汤、文、武、周公、秦穆公、樗里子、孔子、延陵季子。《汉书》本传。其尽信与否不可知，然宋文公卒，始厚葬，而君子讥华元、乐举之不臣，《左氏》成公二年。《史记·宋世家》亦云：“君子讥华元不臣。”则春秋以前，敢于违礼厚葬者，盖亦寡矣。礼制未亡，而人莫敢自恣也。及战国之世，则有难言者矣。然其甚者，尤莫过于吴阖闾、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则又何也？曰：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必尝学问、积经历而后知之，否则徒知以侈为贵耳。是固流俗之情也。吴与秦，皆俭陋之邦也。以俭陋之邦，接富厚之国，而无尝学问，积经历之人，则必以富厚相高，以俭陋为愧矣。则必以侈靡逾制者，奉其所尊，厚其徒党矣。商鞅以大筑冀阙、营如鲁卫骄赵良，《史记》本传。其务饰外观可见。《吕览》之言，盖为秦人发也。然而不韦宾客之为秦谋，则可谓忠矣。苏秦通于燕易王母，恐诛，乃说燕王，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史记》本传。安知当时诸侯宾客，不有欲祸吴、秦者，而以是破敝之也？然而烛客之奸，亦必资于尝学问、积经历，固非吴、秦之臣所及矣。

《荀子》书晚出，论多偏激不中理，其言厚葬亦是也。《荀子》之言曰：“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当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途，而百姓羞拾遗。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且莫之抇也。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虽此倮而埋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埋哉？”《正论》。其言似辩矣，独不知珠玉满体，文绣充棺者，何以使民知足也？《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何谓饥，盖难言之矣。有多食税者以与之相形，民未有不自以为饥者也。《孟子》曰：“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梁惠王》上。有万焉，未有以千自足者也；有千焉，未有以百自足者也。然而世皆以厚葬为能尊其所尊，亲其所亲，是则宦官宫妾之见也。

（一二六）殉葬

殉葬之风，何自起乎？曰：其所由来者旧矣。《檀弓》曰：“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此隆古留诒之思想也。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可知。春秋士大夫，虽不能断然持无鬼之论，然疑信于其有无之间者多矣，不能革故俗，未必创此陋制也。故曰：殉葬之风，其所由来者旧矣。

《左氏》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用殉。”《史记·秦本纪》亦言：“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似前此无其事者，何也？盖殉葬古有此俗，至周时多以为非，故知礼之国莫敢行；而俭陋之国，又莫之能行也。陈子亢之距子车之妻与其家大夫也，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檀弓》又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夫象人及用生者之器则何害，然而孔子深恶之者，所谓防其渐也。又曰：“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左氏》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又曰：“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宣公十五年：“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当时之人之视用殉，以为惨酷不仁如是，宜其敢行之者少也。

《墨子·节葬》言：“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所谓天子，盖指当时大国。秦当武公时，东竟犹未至河，未足与大国侔也，而从死者六十六人；穆公则从死者百七十七人，侔于墨子之所谓天子矣。《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襄，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此盖三家遗说。当时许诺者必不止此三人，说诗者但举此三人耳。盖戎翟故有此俗，故君以是要其臣，臣亦以是许其君也。然则秦人之用殉，不尽由于其君之侈虐。然《史记》又言“献公元年止从死”，则亦知其非礼而改之矣。《秦始皇本纪》：“葬始皇骊山。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盖自此以前，后宫无子者皆出也。

《左氏》昭公十三年，楚灵王缢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虽造次颠沛之际，而殉葬之礼不废，可见其俗由来甚久，深入人心也。

（一二七）蚩尤作兵

《吕览·荡兵》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是自古相传，以蚩尤为作兵之人也。《路史》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汉高祖之起兵也，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汉书·高帝纪》。马援兄子严将北军、羽林卫护南单于，敕过武库，祭蚩尤。《后汉书·援传》。盖相传之旧典也。“祠兵”见《春秋》庄公八年，《左》《谷》皆作“治兵”。《公羊》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公羊解诂》曰：“祠兵，壮者在前，难在前；振旅，壮者在后，复长幼，且卫后也。”《谷梁》曰：“出曰治兵，习战也。入曰振旅，习战也。”《尔雅·释天》曰：“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其义实同。然此皆以后来军旅之礼言之，非其朔也。《解诂》又曰：“兵不徒使，故将出兵，必祠于近郊，陈兵习战，杀牲飨士卒。”此盖其礼之朔。犹明、清初用火炮时，以为有神，封为红衣大将军而祀之云尔。《周官·春官》肆师：“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注》：“貉，师祭也。貉读为十百之百。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此其礼之朔也。所以兼祠黄帝者，蚩尤为黄帝所灭，其后或服属黄帝；又蚩尤故盛强，黄帝亦或席其旧名，以劫制天下，故其事迹颇相混。《管子·地数》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又《五行》篇言：“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御览·皇王部》引《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传说虽不足据，亦必略有所本也。

《易·系辞传》述黄帝、尧、舜之事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北方之兵，用木而巳，所谓“剥林木以战”也。《礼记·内则》言国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大古也。”亦古以木为兵之一证。南方则不然，《左氏》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荀子》言楚人“宛巨铁釶，惨如蜂虿”《议兵》。《汉书·地理志》言吴越之士，轻死好用剑。其以金为兵久矣。周穆王及管子皆有赎刑之制。见《赎刑》条。盖皆以兵不给用而然。古有寓兵于农之说，后人多误谓以农夫为战士，其实古无称执兵之人为兵者。寓兵于农，乃谓以农器为兵器，《六韬·农器》篇所述是其事。《管子》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谓以铜为兵；“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谓以铁为农器也。《小匡》。则北方颇乏铜矣。故楚子矜重之也。《周官·秋官》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人于司兵。”《周官》战国时书，则战国时犹有此制。

《水经·资水注》：“茱萸江东径益阳县北，又谓之资水。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或云古人采金沙处，莫详其实也。”《续汉书·郡国志》武陵郡益阳《注》引《荆州记》曰：益阳“县南十里有平罔，罔有金井数百，浅者四五尺，深者不测。俗传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辄成井。”又云：“承水出邵陵县界邪姜山，东北流，至重安县，径舜庙下，又东合略塘。相传云：此塘中有铜神，今犹时闻铜声于水，水辄变绿，作铜腥，鱼为之死。”又《渐江水注》：“石帆山西连会稽，东带若邪溪，《吴越春秋》所谓欧冶涸以成五剑。溪水下注太湖，湖水自东亦注江通海。东有铜牛山，其间有炭渎。”皆南方铜矿夙开之证。

《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为一家言。《越绝外传》有《记宝剑》之篇，载薛烛论巨阙之辞曰：“宝剑者，金锡和铜而不离。今巨阙已离矣，非宝剑也。”其论纯钧曰：“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溪涸而出铜。”《山海经·中山经注》引此。又云：“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长三尺五寸，乃今所名为干将剑。汲郡亦皆非铁也，明古者通以锡杂铜为兵器也。”金锡和铜，此今人所谓青铜器也。卫聚贤云：“今江苏之无锡县，旧说周、秦间本产锡。语云：有锡争，无锡平。汉乃以无锡名县。古南方之锡，盖取于是。”予案卫说是也，无盖发语词，以为有无之无，乃后人附会。《周官·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兵器之府。”则北方制兵亦用青铜。《外传》又言：楚王令风胡子之吴，使干将作铁剑三：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晋、郑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三年不解。楚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楚王大说，曰：“此剑威邪？寡人力邪？”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龙同垅。言以剑殉葬。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玉亦石也，肃慎氏楛矢石砮，是兼用木石为兵，盖古北方多如此。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阖闾使干净作名剑二。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干将不知其由。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至今后世即山作冶，麻绖葌服，然后敢铸金于山。今吾作剑不变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师知烁身以成物，吾何难哉？”于是干将妻乃断发翦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贪王之重赏也，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诣宫门而求赏。王曰：“为钩者众，而子独求赏，何以异于众夫子之钩乎？”作钩者曰：“吾之作钩也，贪而杀二子，衅成二钩。”王乃举众钩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钩甚多，形体相类，不知其所在。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大惊，曰：“嗟乎，寡人诚负于子，乃赏百金。”观此，知当时造钩专用铜，造剑则已用铁矣。神物须人而成，此物成之所以必衅也。

伪《古文尚书·说命》曰：“惟甲胄起戎。”伪《传》云：“甲，铠；胄，兜鍪也。”《疏》曰：“经传之文，无铠与兜鍪，盖秦、汉以来，始有此名。《传》以今晓古也。古之甲皆用犀兕，未有用铁者。而鍪、铠之字皆从金，盖后世始用铁耳。”《费誓疏》云：经典皆言甲胄，秦世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作甲胄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二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而因以作名也。《周官·夏官》司甲注：甲，今之铠也。《疏》：古用皮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从金为字也。此亦见铁之为用日广。

《战国策·赵策》：襄子至晋阳，召张孟谈曰：“吾铜少，若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此可见战国之时，犹以铜为兵。然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史记·信陵君列传》。而张良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以狙击秦皇帝于博浪沙中，《留侯世家》。则以铁为兵者，亦不乏矣。《范雎蔡泽列传》：秦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楚犹如此，他国更可无论也。

苏秦之说韩宣王也，曰：“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史记》本传。《盐铁论·论勇》篇云：“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又曰：“楚、郑之棠溪、墨阳，非不利也；犀胄、兕甲，非不坚也。”夫韩即郑，而郑则古祝融之虚也。然则北方军械之精，亦仍由蚩尤之族传之矣。

贾谊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而曰以作兵器，则前汉之兵，尚多以铜为之。然《后汉书·鲜卑传》载蔡邕之言曰：“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则后汉之兵，已兼用铜铁矣。三国崔鉴冶铜为农器，则农器亦有以铜为之者。古专用为兵，而后世兼以为他器，此铜之所由日贵欤？

（一二八）三革

《管子·小匡》《荀子·儒效》皆有定三革偃五兵之文。《齐语》则云：“定三革，隐五刃。”韦昭云：三革，甲、胄、盾也。尹知章曰：“车、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案此说恐非。《考工记》曰：“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盖所谓三甲者也。

（一二九）宋襄公

宋襄公泓之战，《公羊》善之，《左》《谷》非之。僖公二十二年。《左氏》曰：“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虽及胡耈，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此纯系战国时人议论，以多杀为主，可以勿论。《谷梁》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议论似较正。然宋襄是战，初非因持正而败；而其持正，亦非真不度时势也。《左氏》僖公三十三年：“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不然纾我。乃驾而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纡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曰晋人无信，则他国未必皆无信，此子上之所以欲涉。泓之战，宋既成列，而楚人犹济，盖亦以此也。宋虽不鼓不成列，然以逸待劳，岂有必败之理？所以败者：《孙子》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九地》。《战国策·中山策》，武安君论楚之败曰：“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此《孙子》之注脚也。春秋时用兵，侵伐者多胜，御敌者多败，载在《左氏》，斑斑可考。宋之败盖亦以此。然以偏战御敌而克捷者，亦非无之，故谓宋襄以守礼而败，绝非情实。谓其守礼为不度时势，则更以成败论人，而又曲加傅会者矣。

行军务于多杀，其祸至战国时始烈，其论亦至战国时始盛。古之所谓义兵者，散见群经诸子中；《吕览·怀宠》《淮南·兵略》，言之尤详。虽时异势殊，其事不可复见，要不可谓古无其事。且即在晚近，亦未尝绝迹也。齐桓之霸也，“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氏》闵公二年。萧鱼之役，“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襄公十一年。虽古之义兵，亦何以过？《孟子》曰：“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输，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离娄》下。《左氏》则曰：“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出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襄公十四年。此亦《左氏》为六国时书，务杀而不重礼之证。《檀弓》曰：“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报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曷尝以多杀为贵哉？邲之战，“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两军交战之时，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其事殊不近情。故有训惎为毒，以“惎之”“又惎之”绝句者。然如是，则晋人顾曰之语，不可解矣。读《公羊》还师佚寇之文，则知庄王之不欲多杀，故其下得教敌人以遁逃。《左氏》下文又曰：“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盖亦见庄王之宽大。杜《注》谓“言其兵众，将弗能用”，殆非也。宣公十二年。《左氏》书杂取而成，议论多战国时人语，其记事犹或出旧闻。如宣公二年论狂狡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竟以杀人为礼。然其记齐桓、晋悼、楚庄之事，则犹是古之遗言矣。邲之战，庄王不肯为京观，而《吕览》言“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不广》。于此亦可见春秋战国时之变迁。在春秋时，惟齐庄公尝封少水，《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则好勇之徒，不足论也。

《左氏》云：“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庄公三十一年。此亦同族间不尚杀戮之一事。宣公十五年、十六年，晋皆献狄俘于王。城濮之战，亦献楚俘。僖公二十八年。盖犹夷狄遇之。襄公十年，“以偪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杜《注》曰：“讳俘中国，故谓之夷。”鞌之战，献齐捷于王，成公二年。遂为王所责矣。然齐伐山戎，子司马子讥其操之已蹙，《公羊》庄公三十年。则于异族，实亦未尝歧视也。

昭公八年，《谷梁》言蒐狩之礼曰：“车轨尘，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注》：“嫌诛降。”不成禽不献。《注》：“恶虐幼小。”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隐公五年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即此所谓“过防弗逐”，“面伤不献”也。王良之论嬖奚也，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孟子·滕文公》下。即此所谓“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也。《郊特牲》曰：“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之禽，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即此“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之道也。田猎之重礼如是，而况于争战乎？

《礼器》：“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即《郊特牲》之所云也。以教民为制胜之术，论者多迂之。其实军实之相去，并时之国恒无几，所争者，仍在民心之和不和耳。孟子告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而《吕览》曰：“世有言曰：锄耰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简选》。其言似相背而实非也。近世中国之败于外国，岂不曰兵之利弗与哉？然而外人以枪炮来，中国人未尝挟弓矢戈矛而战之也。咸丰戊午庚甲之际，欧人即愿以军械资胜清，亦有愿售诸太平天国者，彼此皆弗省。其后曾纪泽乘小汽轮归湘，湘人犹欲焚之。法越战后，经营海军，颇有端绪矣，而以那拉氏造颐和园，尽移其费，以供土木，舰械遂无新增，致有甲午之败。民国以来，军人之所浪费者，岂不足当东瀛积年之储，而至二十六七年之间，犹以士卒之血肉，当人之炮火也。嗟乎！果人为之乎，抑械为之也？不特此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孟子·公孙丑》下。则数见不鲜矣！《论语》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信哉斯言也。《左氏》言晋文之霸也，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其言楚庄之霸也，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而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使“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小匡》。更无论矣。人莫不爱其身家，故“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实战守之本也。“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檀弓》下。夫死于虎与死于兵则奚择？死于兵者，犹或以为国殇而哀之，死于虎则人莫之恤矣，然而民三死而弗去。苟如是，复何使之而不可也。故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然后知“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之可致也。《孟子·梁惠王》下。赵简子之于晋阳，则其效也。晋文之于原，《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荀吴之于鼓，昭公十五年。皆未尝豫而徒袭而取之者也，而史家犹播为美谈，况于“好恶不愆”于素者乎？“民知所适”而“事无不济”也宜矣。荀吴述叔向语。申叔时之责子反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成公十六年。可谓知战之本矣。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观诸葛亮之服南蛮，而知信之不可弃也。以区区之蜀，蹈涉中原，抗衡上国，使魏之君臣为之旰食，有以也哉！

鞌之战，齐侯“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盾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杜《注》曰：“狄、卫畏齐之强，故不敢害齐侯。”非也。鄢陵之战，“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晋亦畏郑之强乎？是役也，“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靺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毋乃伤乎？”《左氏》成公十六年。邲之役，“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鞌之战，邴夏欲射韩厥，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君子如此，而况于国君乎？

大抵春秋时争战，惟夷狄较为野蛮。《谷梁》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郩。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注》：“谓入滑之时纵暴乱也。”秦之为狄，自郩之战始也。《公羊》定公四年：“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此等事，盖当时号称礼义之国所不敢为。《左氏》哀公七年：鲁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则几于秦、吴之所为矣。故茅夷鸿卒致死焉。春秋列国争战，惟秦穆尝止晋惠于韩；僖公十五年。而句践与其夫人，亦入臣妾于吴；而会盟之际，则惟楚执宋公以伐宋；僖公二十一年。而其他诸国，皆逡巡而有所不敢，有以也。《檀弓》曰：“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竟。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乎？”观太宰嚭之言，知斩祀杀厉，非夷狄敢为之者犹少也，而独责宋襄为不知战，可乎？然而闻太宰嚭之言，吴王亦有悔心矣。

大同之世云遥，讲信修睦之风遂渺，然而小康之世，亦未尝不重民命，惜民力也。是以师出不逾时；《公羊》隐公六年《解诂》。《诗·小雅·何草不黄》郑《笺》同。《谷梁》隐公五年：“伐不逾时。”行不过三十里；《诗·小雅·六月》“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毛《传》：“师行三十里。”五十不为甸徒；《礼记·祭义》。三十受兵，六十还之；《白虎通义·三军》篇：“年卅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与服戎。”《春秋》刺道用师；《公羊》僖公二十六年。重乞师；《公羊》僖公二十六年。《谷梁》成公十三年义同。又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恶一出兵为两事；《公羊》僖公二十五年《解诂》。追齐师弗及而止，则嘉其得用兵之节；《公羊》僖公二十六年《解诂》。救成而不敢进，则许其量力而弗责；《公羊》襄公十五年《解诂》。子之所慎：齐，战，疾。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皆此意也。至于战国之世，则大不然矣。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告子》下。盖其视民命如草芥矣，此其所以谓“善战者服上刑”也。《离娄》上。不特此也，师之出也，“久者数岁，速者数月”，《墨子·非攻》下。非复“不逾时”之旧矣。魏氏之试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非复“日三十里”之程矣。《周官·地官》乡大夫之职：“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无所谓“五十不为甸徒”者矣。《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国亡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岂不以爱惜民命为言，然纯以利害立论矣。乃至《韩子》曰：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句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备内》。则真以百姓为刍狗矣。世变之剧，不亦深可畏哉！

《公羊》言楚庄入郑，“亲自手旌，左右撝军，退舍七里。将军子重谏曰：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今君胜郑而不有，无乃失民臣之力乎？庄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则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宣公十二年。知春秋时用兵，虽久役，死者初不甚多。而其动也不纯以利，因亦无取偿于敌国之意也。至战国则又不然矣，坑降斩级，动以万计。孟子言齐之入燕也，“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梁惠王》下。墨子言当时之用兵也，曰：“入其国家边竟，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非攻下》。《天志下》略同。陈轸谓秦之伐也，“主必死辱，民必死虏”。《战国·齐策》。鲁仲连谓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赵策》。盖法俗相沿，有所不忍为、不敢为者，至是则无不忍焉敢焉者矣。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乎？

兵争之烈，虽至战国而甚，然春秋时已开其端矣。郩之战，匹马只输无反者。《公羊》僖公三十三年。《谷梁》同。龙门之战，民死伤者满沟。《公羊》桓公十二年《疏》引《春秋说》。“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骀始也。”《礼记·檀弓》。案升陉之战，在僖公二十一年，台骀之战，在襄公四年。此多杀之渐也。“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左氏》僖公二十八年。陈之从楚伐郑也，“当陈隧者，井堙木刊”。襄公二十五年。此肆虐之渐也。夫人孰好多杀？亦孰乐肆虐？然争之甚而惟胜之求，终必有不择术而为之者。争之烈，不必以兵之众也，而兵之众，终为争之烈。抑且争之烈，终必至尽驱其民以赴战场而后已。而好生之德，有不可复言者矣。用师之众，战国为甚。然而鞌之战，绵地五百里，侵车东至海；《谷梁》成公二年。晋人纳捷菑于邾，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文公十四年。《公羊》《左氏》皆云八百乘。亦自春秋已开其端矣。

《战国·齐策》：“苏秦说齐闵王曰：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酿，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者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襜蔽，举冲橹，家杂总，身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中山策》：武安君（对秦昭王）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餔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勠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已十倍矣。”又曰：“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句践困于会稽之时也。”观二子之言，则战胜者之祸，有不可胜道者，而战败者无论矣。然因其败而善用之，又未尝不可以为福也，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否卦·九五爻辞》。

宋向戌为弭兵之会，“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可见列国皆以兵为患。子罕乃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圣人以兴，乱人以废”，乃儒家义兵之论。《左氏》窃之，而未深明其旨。小国赖晋、楚威之，晋、楚失道，谁威之乎？“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信矣。然兵之设，岂为杀人也哉？

《公羊》贵偏战而贱诈战。“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桓公十年《解诂》。“诈谓陷阱奇伏之类。”哀公九年《解诂》。泓之战，宋襄即能守斯义者也。莒人以庆父之尸求赂，季子待之以偏战，《春秋》大之。僖公元年。宋皇瑗取郑师于雍丘，哀公九年。郑轩达诈反，取宋师于岩，则疾而略之。哀公十三年。《解诂》曰：“苟相报偿，不以君子正道。”即晋人伐楚以救江，犹恶其谖。文公三年。堂堂之陈，正正之旗，岂徒讲权谋形势者所与知哉？《公羊》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解诂》曰：“将兵至竟，以过侵责之。服则引兵而去；侵责之不服，推兵入竟，伐击之，益深。”庄公十年。然则切入境时，即应声罪致讨。《吕览·怀宠》所谓“至于国邑之郊，先发声出号”是也。《谷梁》曰“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隐公五年。《左氏》曰“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庄公二十九年。盖并非《春秋》意矣。《公羊》庄公二十八年、文公十五年并云恶以至日伐，《解诂》曰：“用兵之道，当先至竟侵责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亦与此意相发明。

（一三○）六国之兵

荀子论六国之兵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隘，鰌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隘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议兵》。案鲁仲连言：“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集解》引谯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史记·鲁仲连列传》。《商君书·境内篇》云：“人得一首则复。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谯周之所云也。其所为与齐何以异？而计功赏至万余，田宅安得给，而国安得不患贫哉？然而异于齐、魏者，齐赐赎锱金而止，无本赏，本赏盖指田宅。则农民不劝，惟市井轻侠之人应之，故荀子讥其赁市佣而战之也。魏能拔其民之壮者以为兵，而不能使其民自厉于战，故其兵之强者，远不如秦之多。夫使举国之民皆习于战，则不待改造而周；而驱一国之民皆归之于南亩，则又不虑其税之寡。故秦之兼天下，农战为之也。

张仪说韩王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其说魏王曰：“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皆见《史记》本传。是秦兵最强，三晋次之，齐、楚最弱。《汉书·地理志》论各地方风气去战国时不远，其强弱与之相应。似兵之强弱，实与风土有关，不尽击于政治之得失。然当桓公、庄王之时，齐、楚之兵，曷尝不方行天下，强不可圉哉？五方风气之不同，虽圣人不能使之齐一，然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而谓不能造数万精强之众，岂理也哉？管子之作内政寄军令也，曰：“使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小匡》。此岂徒恃刑罚庆赏而用之乎？乃其后至于赁市佣而战之，此岂风气之罪也哉？

《淮南子》言七国之用兵也，曰：“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軵车奉饷，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车弊，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刍豢。”《览冥》。盖其虐用其民如此。而又重之以首功之法，虐及于老弱妇人。嗟乎！战国之世，生民尚安有孑遗哉？

（一三一）女子从军

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商君书·兵守》篇曰：“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洽而熯之，朱师辙《解话》曰：”当作给徙徙之，不给而熯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墨子·备城门》篇曰：“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又曰：“广五百步之队，案同术。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又曰：“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盖兵亦役之一，古役固男女皆与也。《周官·地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曰：“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余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则女子从役，汉人犹知其义矣。《商君书·竟内》篇，皆言稽众寡以备师役之事，而曰“四竟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亦以此也。

《史记·田单列传》谓单“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平原君列传》：李谈说以“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而武安君言赵不可伐，亦曰：“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战国·中山策》。知墨子、商君皆非冯亿之谈也。楚之围汉王荥阳也，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史记·项羽本纪》。知其时之女子，犹可调发。《左氏》哀公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注》曰：“辨，别也。男女各别，系纍而出降。”襄公二十五年：齐人“男女以班”，班即辨也。陈侯“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别亦即班也。出降必异男女，以其平时本各为军也。《周书·大武》曰：“三敛，一男女比。”盖亦谓各为一军矣。

《商君书》曰：“慎使三军无相过。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喜与其恐有蚤闻，案此句有讹。勇民不战。壮男壮女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而怯民不战。故曰：慎使三军无相过，此盛力之道。”《兵守》篇。案古之为军者，使壮男壮女各为军，而男女之老弱者各为一军，则其视丁壮老弱之差，甚于男女之异也。野蛮人之分党，固多以其年齿。然则三军之法，由来旧矣。

《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疏》曰：“古人或以妇女从军，故云臣妾逋逃也。”则厮徒中亦有妇女矣。

《三国·魏志·武帝纪》：兴平二年，吕布“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命妇人守陴，悉兵拒之。”则女子从军，汉末犹有之也。又《蜀志·杨洪传》：“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此虽不令女子当前敌，亦未尝不与于发兵也。

（一三二）守险

《左氏》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郑使烛之武见秦伯，曰：“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俞理初曰：“越国鄙远，春秋战国时最多。此言晋大国，数欺秦，秦难越之以鄙远，明他国不难也。至晋文公卒，秦潜师欲得郑，是谓晋襄无能为，欲循越国鄙远之事。”《癸巳类稿·越国鄙速义》。案越国鄙远之所以多，以春秋列国不守关塞。顾复初《春秋大事表》论之甚明。其所由然，则以此时地广人希，山林之地，未尽开拓，率为戎狄所据故也。古之所谓险者，皆专指国都而言。故《易》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坎彖辞》。孟子言“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公孙丑》下。戒人勿以是为险，明时人以此为险者尚多。郑庄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左氏》隐公元年。恃险而亡，即恃其城之险而已。《谷梁》曰：“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僖公二年。虽非都城，然恃一邑以为屏蔽，亦制之类也。城濮之役，晋侯患楚，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平公言晋有三不殆，国险为其一。司马侯诤以“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昭公四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减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史记·吴起列传》。皆非专指都邑所在。刘敬说汉髙祖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刘敬列传》。“左右大臣多关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皐，西有郩黾，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郩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留侯世家》。则兼人力物力言之，规模弥恢廓矣。此战守形势之变，实亦社会情形今古不同之所致也。

《盐铁论·险固》：大夫言：“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御秦。秦苞商、洛、崤、函，以御诸侯。韩阻宜阳、伊阙，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郑。魏滨洛筑城，阻山带河，以保晋国。赵结飞狐、句注、孟门，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齐抚阿、甄，关荣、历，倚泰山，负海、河。梁关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而文学驳之曰：“《传》曰：诸侯之有关梁，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此足为顾复初之说之证。然屈完对齐桓公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氏》僖公四年。即设扞关之渐；晋使詹嘉守桃林，文公十三年。女宽守阙塞，昭公二十六年。亦韩阻宜阳、伊阙之渐也。故凡事必以渐兴。

隆古之世，兵争烈而生事觳，设都专务守险。其后道路渐通，通工易事益盛，则都邑渐移于平地矣。刘敬言周公营成周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刘敬列传》。乃儒家之说，非事实也。平夷之地，无险可凭，脱有兵争，乃专恃人力所筑之城以为卫。孟子说滕文公，所谓“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是也。《梁惠王》下。人力所设之险，终不如天然之险；亦且人力有限，不能遍设。故春秋时大举侵伐，无不直傅国都，列城罕能坚拒；即战国时犹然，特其时列国拓土较广，国中大都邑较多，故攻取较难耳。此实非固围之道。而大兵一至，列城望风而靡，人民为敌系虏，禾稼为敌蹂践，屋舍为敌焚烧，甚至于井湮木刊，元气久而不复，尤非卫民之道。事势所逼，而设关守隘之事起焉。诸侯之会于鲁济而伐齐也，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注》：“谓防门不足为险。”弗听。晋师卒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二子遂为州绰所得。鲁、卫请攻险，晋人盖弗听，故齐大子与郭荣谓其“师速而疾，略也”，以止齐侯之行。齐是时盖恃夙沙卫之塞隧以全其师，亦恃守险者与都城相犄角，故晋人弗敢攻也。《左氏》襄公十八年。齐侯之围成也，孟孺子速徼之，齐侯去之。速遂塞海陉之道而还。襄公十六年。《注》：“海陉，鲁隘道。”邾人之城翼也，还，将自离姑。公孙鉏曰：“鲁将御我。”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遂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师，获鉏、弱、地。昭公二十三年。此皆以人力塞往来之路，与夙沙卫之所为同。至晋御秦师于崤，僖公三十三年。吴要楚于皋舟之隘，襄公十四年。则因天然之险矣。

《击鼓》之诗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笺》曰：“求不还者及亡其马者，当于山林之下。军行必依山林，求其故处近得之。”《疏》引肆师云：“祭兵于山川。”《注》云：“盖军之所依止也。”案邲之战，赵旃使二子下，指木曰“尸女于是”，其事也。是役也，晋师在敖、鄗之间。而赵旃致师，楚王乘左广以逐，旃弃车而走林，足见驱驰虽于平地，屯止必依山林矣。《左氏》宣公十二年。鄢陵之战，楚师薄于险，亦由是也。成公十六年。《易·师》六四：“师左次，无咎。”《注》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疏》曰：“此兵法也。故《汉书》韩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泽。”城濮之战，楚师背酅而舍，盖其事。

后世都邑虽稍移于平地，然丧败之时，仍依山为固。夫椒之败，“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是也。《左氏》哀公元年。《注》：“上会稽山也。”吴之溃也，“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云上，盖亦山名。《史记·越世家》云：“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韦昭曰：“姑苏宫之台也，在吴阊门外，近湖。”《国语·越语》。恐非。鲁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台以请；公山不狃、叔孙辄之袭鲁也，定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见《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此皆仓卒之际，暂避敌锋，亦非所以御大敌也。

古约战多于平地。秦、晋河曲之役，臾骈欲薄诸河，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文公十二年。可见偏战之必在平地矣。鞌之战，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与鄢陵之战，楚师之薄于险，因皆不获登山以自固，是兵行虽依山陵，约战必于平地也。隐公四年：“诸侯之师败郑徒兵。”《注》云：“时郑不车战。”盖以国都无所用车之故。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郑人卜巷出车，亦由是也。

《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左氏疏》曰：“诸侯相灭亡者，多是土壤邻接，思启封疆。今检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庐江，相去甚遥，而越境灭国，无传无注，不知所以。”案俞理初所举证甚多，实尚其荦荦大者，若细疏之，则尚不止此。且灭国而不有者亦多矣，疏家之言，殊灭裂也。

（一三三）交绥

《左氏》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战，交绥。”杜《注》曰：“《司马法》曰：逐奔不远，从绥不及。逐奔不远则难诱，从绥不及则难陷。然则古名退军为绥。秦、晋志未能坚战，短兵未至争而两退，故曰交绥。”《正义》曰：“《魏武令》引《司马法》云：将军死绥。旧说：绥，却也，言军却，将当死。绥必是退军之名。绥训为安。盖兵书务在进取，耻言其退，以安行即为大罪，故以绥为名焉。”然则交绥乃不战而退。而世以为战无胜负之称，误矣。《公羊》于是年及文公七年令狐之战，皆曰：“何以不言师败绩？敌也。”《解诂》曰：“俱无胜负。”昭公十七年楚、吴长岸之战，亦曰：“诈战不言战，此其言战何？敌也。”《解诂》曰：“俱无胜负，不可言败，故言战也。”然则战无胜负者，正当以敌为称耳。

（一三四）国士

豫让曰：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知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国士，谓国中战斗之士，即《左氏》成公十六年所谓“国士在且厚”，哀公八年所谓“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者也。古之精兵，皆萃于国都，而王卒尤强。《左氏》桓公八年，季梁谓随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不能用其谋，卒致败绩。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成公十六年。声子谓“晋人从之，楚师大败”，襄公二十六年。即用是谋以制胜者也。是役也，卻至以“王卒以旧”，为楚六间之一，其王卒盖亦不尽精良。然子反谓“臣之卒实奔”，则王卒犹未败也。哀公八年，吴为邾故伐鲁，微虎欲宵攻王舍。季孙虽以或人之言止微虎，然吴子闻之，犹一夕三迁。哀公十一年，齐之伐鲁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次于雩门之外，五日而后右师从之，盖藉精强以作士气。及战，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其所帅，盖亦国士之选矣。鲁旋会吴伐齐，战于艾陵。齐、吴之上军皆败，吴王卒助之，乃大败齐师。哀公十一年。可见吴亦如楚，国士萃于中军也。

定公九年：“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可见虽小国，公卒亦甚精强也。《诗·常武疏》曰：“诸侯三军，分为左右，可得有中军焉。天子六军，而得有中军者，亦当分之为三，中与左右各二军也。《春秋》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左传》曰：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是天子之军分为左右之事也。”案《吴语》：句践伐吴，“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则君为中军，乃列国行军之常，初不必天子而后如是。而国君亦自有其私属。卫侯所谓寡人当其半者，即指此私属言，非谓挺身以当晋师也。然则人君之私属，力侔于与国之车矣。《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郑注《周礼》大司马云：天子六军，三三而居一偏。贾谊《新书》云：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亲征，王为中军，六卿左右之也。”

《大戴记·虞戴德》曰：“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毕行。”《荀子·大略》同，士误作出。教士，谓曾经教习之士。《管子·小匡》言作内政寓军令，而曰“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者也。《兵法》篇五教之法：“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此乃胥卒伍而教之，即《周官》大司马之职，非于其人有所去取也。然人固有强弱之殊，其后遂有所简汰。《吴子·图国》曰：“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史记·越世家》言：“句践发习流二千，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习流，盖水军；教士，《吴越春秋》作俊士，盖《吴子》所谓有胆勇气力，乐以进战效力，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左氏》言槜李之战，句践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自刭，以乱吴师之目；定公十四年。鸡父之战，吴亦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昭公二十三年。则《吴子》所谓王臣失位若弃城去守之伦也。此已开谪发之先声矣。君子、诸御，盖王之贵臣亲臣，其所率，即所谓国士也。《越语》言“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盖亦越君子、诸御之类。

《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孟秋之月，“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桀俊，即《吴越春秋》所谓俊士，《国语》所谓贤良也。然则凡诸美称，其初皆指战士言之，可见古人之好斗矣。举长大，《疏》引王肃云：“举形貌壮大者。”盖形貌壮大者，多有勇力，此亦简选之一道也。《荀子》言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议兵》。《六韬》武车士，武骑士，皆取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者，是其制。

《史记》又言越伐吴之后，四年复伐之。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越大破吴，因留围之，三年而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士民，谓凡卒伍，轻锐则其选锋也。《吕览·古乐》言：“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盖以六国时制附会古事。然《六月》之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毛传》曰：“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疏》曰：“夏后氏曰钩车，殷曰寅车，周曰元戎，《司马法》文也。先疾，先良，《传》因名以解之。”则以精锐为前驱，三代久有之矣。《吕览·简选》曰：“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墨子·非攻》言阖庐之士，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荀子·议兵》言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皆所谓良与疾者也。《史记·秦本纪》言：“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倶以材力事殷纣。”盖良与疾，为战陈之所尚久矣。

《管子·问》篇：“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此平时料民之法也。《墨子·备水》：“先养材士，为异舍，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质。”此将帅简士之法也。《史记》言李牧居代，先使边士习骑射，“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廉颇蔺相如列传》。此教其民而后简而用之之法也。《左氏》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注》：“简，选练。”此出军时简选之法。二十五年：子彊以私卒诱吴，曰“简师陈以待我”。此临战时简选之法。哀公二十七年：晋荀瑶伐郑，陈成子救之，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召颜涿聚之子晋，使服车而朝。此亦所谓简之师也。违谷七里，谷人不知，其整如此。宜荀瑶之避之矣。

《国语·吴语》：句践伐吴，“命有司大徇于军，曰：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为我死，子之父母将转于沟壑，子为我礼已重矣。子归，殁而父母之世。后若有事，吾与子图之。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则是尽也。择子之所欲归者一人。明日，徇于军，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归若已。后若有事，吾与子图之。明日，徇于军，曰：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者归，莫告。”此振作士气之术，而汰弱留强之道亦寓焉。《史记·信陵君列传》：既杀晋鄙，“下令军中曰：父子倶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亦是道也。得精强之兵，而又免于多杀，亦用兵之仁术矣。

《左氏》哀公十七年：“越伐吴，为左右句卒。”《注》：“句卒，钩伍相着，别为左右屯。”案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注》曰：“扬雄《方言》：孑者，戟也。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疏》曰：“郭璞云：取名于钩孑也。戟是击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钩之刃，故以钩孑为名。”句卒疑亦取义于此。谓能击刺之卒，犹言剑客也。此亦必简选之士。

古王卒固特精，而在君之左右者，尤必特有勇力。泓之战，宋襄公伤股，门官歼焉。《左氏》僖公二十二年。《祈父》之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郑《笺》曰：“此勇力之士责司马之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当为王闲守之卫，女何移我于忧，使我无所止居乎？六军之士，出自六乡，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此可见王卒之别有其人也。门官必在公之左右者也。骖乘者左必善射，右必有勇力，盖简材武之士以卫将帅最古之法。《周官·夏官》司右：“凡国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焉。”亦简拔材士之职也。又“环人掌致师”，《注》曰：“环，犹却也。以勇力却敌。”“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此摧锋陷陈之选，其所属，亦必简选之士也。

《孟子》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尽心》下。《吕览》则言：“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简选》。案《周官》：“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则虎贲盖王之亲卫也。

古人君多能养士者，在春秋时，则齐庄公、栾盈其最也。亦皆能食其报。《左氏》于此二人多贬辞，则以其书出自三晋，不足据也。平阴之役，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二子遂为州绰所得，《左氏》襄公十八年。寺人之不可用如此。然寺人而能殿师，亦见齐庄之多士矣。殖绰、郭最，非不能斗而死，盖不欲轻死也。齐侯之报平阴也，《左氏》备载诸臣之名，《注》谓见其废旧臣，任武力。襄公二十三年。诸臣有所表见者，申鲜虞奔晋，仆赁于野，以丧庄公；襄公二十七年。卢蒲癸、王何卒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皆国士之节也。华周、杞梁仗节死绥，襄公二十三年。无论矣，乃其妻亦烈女。见《孟子·告子》下《礼记·檀弓》《列女·贞顺传》。庄公之死也，尽节者有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乃至司祭之祝佗父，侍渔之申蒯，在外之鬷蔑，亦皆不肯苟免，可不谓之多士矣乎？观申鲜虞出奔时之从容，其爱其身以有为可知，岂有殖绰、郭最甘为降虏者乎？殖绰后归卫，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亦可见其勇。事见襄公二十六年。州绰晋臣，而为庄公死，此豫让所谓国士遇我，国士报之者也。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乐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襄公二十一年。君子违不适仇国，鲋可谓浅之乎测丈夫矣。栾氏之臣，为宣子所杀者，曰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羆；奔齐者，州绰、邢蒯而外，又有知起、中行喜。自州绰外，其志行多不可考。然观胥午之觞曲沃人也，“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皆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襄公二十三年。则其多死士可知，诸臣之志行，亦从可想矣。此等死士，欲有所图者恒求之。伍员之于专设诸，昭公二十年。白胜之于熊宜僚，哀公十六年。皆是。石乞宁死而不肯言白公所在，亦义士也。或为后人所称道，或为后人所讥评，亦有幸有不幸而已矣。《史记·卫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和立。此亦犹公子光之于王僚也。

此等勇士，往往深沉有谋，非徒年少椎锋也。卢蒲癸其征也。秦伯终用孟明，增修国政，卒以胜晋而霸西戎。然其初为之劳师袭远，不虞二陵之难，亦椎锋之士也。子期之将死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之木以杀人而后死。哀公十六年。子期楚贤相，然亦以力闻矣。不特此也，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哀公八年。其后齐伐鲁，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而冉有用矛于齐师。哀公十一年。则孔门弟子殆无不能从行陈者。又不特此也，《列子》曰：“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说符》。《列子》虽伪书，此语当有所本。然则孔子身亦能武矣。儒者之贵礼让也，所以免争夺相杀之祸也，而岂曰选耎见侮不敢校哉？

《郊特牲》曰，“春飨孤子，秋食耆老。”《周官·天官》外饔：“邦飨耆老孤子，则掌其割亨之事。飨士庶子亦如之。”《注》曰：“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卫王宫者，若今时之飨卫士矣。”《疏》曰：“云邦飨耆老者，谓死事者之父祖。”《管子·问篇》：“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则古于死事者之家，皆有特惠，陈成子之所为，亦犹行古之道也。汉世之羽林孤儿，犹其遗法。

《吴子》料民，以逾高超远、轻足善走为一科。轻足善走，纣之飞廉，吴王之利趾其选也。逾高超远，魏犨之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其选乎？《左氏》僖公二十八年。杜《注》曰：“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微虎之三踊，盖曲踊之类。《史记·王翦列传》：“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超距则距跃之类也。投石者，《左氏》谓“齐高固入晋师，架石以投人”，其事也。《左氏》成公二年。又十六年，“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则以仓卒之间，无石可用故也。知投亦为古之一技。《集解》曰：“徐广曰：超，一作拔。骃案《汉书》云甘延寿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延寿有力，能以手投之。”此说似泥。桀石自为一技，不论石之重轻也。《左氏》桓公五年，“旝动而鼓。”《疏》云：“贾逵以旝为发石，一曰飞石，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以证之。《说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其机以追闽本、监本、毛本作磓。敌，与贾同也。”以此释《左氏》亦非。《左》襄十年：“荀偃、士匄帅卒攻偪阳，亲受矢石。”《疏》曰：“服虔云：古者以石为箭镝。若石是箭镞，则犹是矢也，何须矢石并言？杜言在矢石间，则不以石为矢也。《周礼》职金：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郑玄云：用金石者，作枪雷之属。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击攻者。”是殆所谓飞石之类欤？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少室周者，古之贞廉洁悫者也，为赵襄主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处，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一曰：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骑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曰以力事君，则子期之类也。骖乘盖车右之职。

（一三五）致师

《周官·夏官》：环人，掌致师。《注》曰：“环，犹却也，以勇力却敌。”又曰：“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案“致”之义，一为达之使往，一为引之使来。致师之事，见于《左氏》者，皆意在引敌出战，宣公十二年楚乐伯、晋赵旃，成公二年齐高固，襄公二十四年晋张骼、辅跞。即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之“致”也。初不以此决胜负，然古自有以数人之格斗决胜负者。《隋书·流求传》曰：“国人好相攻击。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春秋》僖公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谷梁》曰：“内不言获，此其言获，何也？恶公子之绐。绐者奈何？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处下，左右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公子友以杀之。”《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即公子友谓莒挐之言也。《集解》引李奇曰：“挑，身独战，不复须众也。”又引臣瓒曰：“挑战，擿娆敌求战，古谓之致师。”前说于项王、季友之事为合，后说于《左氏》所载诸事为合。窃疑古亦有如流求胜负决于一二人之格斗者。后虽胜败决于全军，然以一二勇士与敌决斗之俗犹存，其意则变为擿娆敌求战，又或敌来而却之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注》谓“子犯审见事宜，故权言以答梦”，其说是也。古相搏盖以处下者为负，即《谷梁》所谓公子友处下者也。《谷梁》之言，未合经义，然自出旧闻。或以相搏安得带刀疑之。然赵旃之致师也，屈荡搏之，得其甲裳；又鄢陵之战，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战斗之际，夫岂无兵？窃疑古相搏之法，不许用兵，彼此皆能遵守，是以莒挐不虞季友之佩孟劳，而传者恶季友之绐也。

《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遇华豹，“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豹射，出其间。城与其御子禄之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注》曰：“狎，更也。”《疏》曰：“城谓豹：汝频射我，不使我得更递，是为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又哀公十六年：许公为遇子伯季子，“曰：与不仁人争，明无不胜。必使先射。射三发，皆远许为。许为射之，殪。”相射以得更递为常，盖亦古战斗之法。《疏》谓华豹不达军礼，非也。

《三国·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郭汜在城北。长安城。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此亦公子友、莒挐之所为也。众共前救，已非独身挑战之法矣。又《许褚传》：“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动，乃各罢。”负力而欲于会语之间突人，虽得志，心为勇士所羞矣。

（一三六）古师行多侵掠

《谷梁》曰：“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礼也。”襄公二十五年。此非谓大国来侵，谓其兵之过竟者耳。《左氏》成公六年：“晋伯宗、夏阳说等侵宋，师于鍼，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八年：“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注》曰：“过许，见其无备，因攻之。”则春秋时，此等乘机侵略之事甚多。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左氏》皆以为戎狄，《谷梁》以为卫人，未知孰是，然其为要遮劫夺则一也。《左氏》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戎伐凡伯，盖亦利其币也。亦可谓野蛮矣。

（一三七）兵食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巳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管子·权修》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此二说实相发明。各明一义，不相背也。

（一三八）古水战

古水战以南方为精。春秋时，吴、楚二国，水战甚多。《左氏》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则人君且躬亲其役矣。《史记·张仪列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苏秦列传》：苏代言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盖舟行则士逸。吴之伐楚也，舍舟淮汭；《左氏》定公四年。其伐齐也，沟通江淮；哀公九年。又使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哀公十年。越之伐吴也，亦使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盖亦以此也。《吴子·应变》：“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管子·轻重甲》：“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疑当作十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蔷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蔷，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北方之所谓水战，如此而已矣。

《左氏》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则秦人久能以船运粟，然未闻其舫船载卒也。《史记·白起传》：“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似为北方舟战之始。

春秋时，吴、楚陆战，吴多胜，水战则楚多胜，盖以居上流故也。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果败吴于长岸，是其征也。然《墨子·鲁问》曰：“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则自然之势，上流不足专恃，而又可以械器弥其阙。云公输般为楚制器，不足信；然楚人之有是器则实矣。此亦见水战之日精也。

（一三九）丘甲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谷梁》曰：“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公羊解诂》义同。《左氏》杜《注》谓使丘出甸赋，则《春秋》何不云赋而云甲乎？或曰：甲既非人人所能为，而安得使之？不知古甲皆用革；非人人所能为，谓为之不能功耳，非谓竟不能成其物也。惟僖公十五年晋作州兵，兵非工民不能为，或当敛其财，如哀公十二年之用田赋耳。杜《注》顾云使州长各缮甲兵，恐两失之也。

古者兵甲皆藏于官。《左氏》隐公十一年：郑将伐许，授兵于大宫；闵公二年：狄伐卫，将战，国人授甲者皆曰使鹤，是也。汉世犹有欲禁民藏弓弩者；而羌人久降伏，其叛也，至于执镜以象兵。知兵之散在民间者不多，揭竿斩木非虚语。此秦皇之所以能收天下兵。若如后世，铜铁遍布民间，其可胜敛邪？

汉世盗发，多先劫库兵。案藏甲兵之处曰库，自古已然。《左氏》襄公二十六年，“齐乌余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是也。亦曰军府。成公七年，“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是也。又曰武守。襄公九年，“宋灾，乐喜使工正出车，备甲兵，庇武守”，是也。然则秦、汉时制度，犹多沿自古昔也。

古之兵，非特民间无有而已，即大夫家亦然。《礼运》曰：“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公羊》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定公十二年。此古制也。春秋时，此制浸坏。故齐之陈、鲍，授甲以攻栾、高；《左氏》昭公十年。楚之郤宛，陈甲兵以观子常；昭公二十七年。而宋之皇非我，亦授甲以攻大尹。哀公二十六年。陈乞诳诸大夫曰：“吾有所为甲，请以示焉。”《公羊》哀公六年。驷赤谓叔孙氏之甲有物，《左氏》定公十年。《注》：“物，识也。”案此即物勒工名之法。则非徒藏之，又能自造之矣。然在外之臣，犹不能操兵而入国，故白公欲作乱，必诡称以战备献焉。《左氏》哀公十六年。

乐武子谓楚庄王：“在军，无日不讨其军实而申儆之。”《左氏》宣公十二年。《注》曰：“军实，军器。”则古于军实，视之盖甚重。晁错引《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汉书》本传。《吕览》曰：“世有言耰锄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简选》。自系平心之说。孟子言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梁惠王》上。特极言之而已。即使有胜，亦仁之胜不仁，非白梃之胜长铫利兵也，固不容以辞害意。

（一四○）军与师

《白虎通·三军》篇：“国有三军何？所以戒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军也？《论语》曰：子行三军，则谁与？《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也。五旅为师下旧本误。《汉魏丛书》本据《太平御览》卷二百九十八改正。《传》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天下。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也。《谷梁传》曰：天子有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此文为后人所窜乱。《管子·小匡》篇，述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之制曰：“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君有此敎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是古制实以万人为军；复加二千人，乃其特异之制。《白虎通》所谓师，即《管子》所谓旅。其言军制，当与《管子》大同小异。今为妄人以《周官》改之，并其三军法天地人之说，亦不可得闻矣。

《说文》以四千人为军，《一切经音义》引《字林》同，此古说之仅存者也。兵数不论多少，战时皆分为三军，见《诗·常武疏》。如是，万二千人，三分之，军适得四千人也。《公羊》隐公五年《解诂》曰：“二千五百人称师。《礼》：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二千五百人为师，亦妄人所改，原文当云二千人为师。如是，则方伯之国，亦四千人。《谷梁》古文说与《周官》同，故《白虎通》更引之以备异说。今本《谷梁》云：“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襄公十一年。说反合也。

《诗》言“六师及之”，《大雅·棫朴》。而《毛传》云“天子六军”，则军、师二字，可以通用。《笺》云“二千五百人为师。今王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周礼》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非也。《疏》云：“郑之此言，未是定说。《郑志》：赵商问此笺，引《常武》整我六师，宣王之时，又出征伐之事，不称六军而称六师，不达其意。答曰：师者众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数，则乃言军耳。此正答《常武》六师，而不申此笺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临硕并引《诗》三处六师之文，案谓《棫朴》《常武》，及《瞻彼洛矣》“以作六师”。以难《周礼》。郑释之云：春秋之兵，虽累万之众皆称师。《诗》之六师，谓六军之师。总言三文六师皆云六军，是亦以此为六军之意也。又《易·师卦注》云：多以军为名，次以师为名，少以旅为名。师者，举中之言。然则军之言师，乃是常称，不当于此独设异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军之将。《公刘笺》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国三军。《大誓注》云：六军之兵东行。皆在《周礼》之前，郑自言有六军、三军之法，何故于此独言殷末？当是所注者广，未及改之耳。”郑之穿凿附会，自语相违，虽《疏》亦不能为之曲讳矣。《鲁颂》“公徒三万”，《閟宫》。与《齐语》“万人为一军”合。《笺》云：“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言三万者，举成数也。”与《棫朴笺》同病。

《说文》：“军，圜围也。”《广雅》曰：“军，屯也。”此为军字之本义。《左氏》成公十六年：“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言子罕宵围之，宋、齐、卫皆崩溃不复能屯驻也。兴师命将，虽无定法，然战争既烈，征发渐广，则多以命卿为将，故军字渐成卿所将众之专称。《公羊》襄公十一年：“作三军。三军者何？三卿也。作三军何以书？讥。何讥尔？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左氏》所载，晋之军制屡变。庄公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闵公元年，作二军。僖公二十七年，作三军。三十一年，作五军。文公六年，舍二军。成公三年，作六军。襄公十四年，舍新军。而文公六年，以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舍二军；成公三年，以赏之鞌功，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作六军；襄公十四年，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新军无帅，则舍之；皆其明证。郑氏谓师者众之通名，欲著其大数则言军；又谓多以军为名，次以师为名，少以旅为名；失其本义矣。古者“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师即《管子》所谓五乡之师，旅则乡良人之所率也。然则《管子》言师旅之名，实较《周官》为古。

《管子》又言五鄙之法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案《小匡》之文，略同《齐语》。《齐语》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而《管子》下文云：“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则上文当作十邑为卒，三乡为连，十连为属，今本有夺误也。属之众凡九万人。《庄子·德充符》云：“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疑即此制。《释文》引崔、李云：“天子六军，诸侯三军，通为九军也。”又引简文云：“兵书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谓之九军。”恐皆非也。《左氏》襄公九年：“二师令四乡正敬享。”此乡正，疑即《齐语》属立一正之正。

《周书·武顺》：“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开，一卒居后曰敦，左右一卒曰闾，四卒成卫曰伯，三伯一长曰佐，三佐一长曰右，三右一长曰正，三正一长曰卿，三卿一长曰辟。”其法与《管子》又异。故知古制军之法甚多，《周官》所言，特其一耳。后人遇古书言军制者，辄以《周官》之法释之，宜其龃龉而不可通也。

（一四一）五兵

《墨子·节用上》：“其为甲盾五兵何？”《间诂》：“《周礼》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军事建车之五兵。郑众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郑康成云：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司马法·定爵》篇云：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案五兵古说多差异，惟郑君与《司马法》合，当为定论。此甲、盾、五兵并举。而卫宏《汉旧仪》说五兵有甲铠；《周礼》肆师贾《疏》引《五经异义·公羊》说、《谷梁》庄二十五年范宁《注》《曾子问》孔《疏》引《礼记隐义》、扬雄《太玄经·玄数》，说五兵并有盾，皆非也。”愚案《淮南·时则》：“春其兵矛，夏其兵戟，注：“戟或作弩也。”六月其兵剑，秋其兵戈，《御览》引作钺。冬其兵铩。”或是《墨子》所谓五兵。

（一四二）私属

《左氏》宣公十一年：楚庄王让申叔时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疏》曰：“《经》无诸侯，而云以诸侯讨之、诸侯皆庆者，时有楚之属国从行也。十二年邲之战，《经》不书唐，而《传》云唐侯为左拒；昭十七年长岸之战，《经》不书随，而《传》言使随人守舟；明此时亦有诸侯，但为楚私属，不以告耳。”案此说太拘。古封建郡县之制错行，人臣有世继者，则曰诸侯；而不然者，则曰县公而已矣。古卿大夫皆有私属，如宣公十七年：郤子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襄公二十五年：子彊、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以其私卒先击吴师，是也。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伯棼请战，王怒，少与之师，惟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注》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宣公十二年：“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注》云：“族，家兵。”此即所谓私属，盖如辽之“头下军州”，其众固亦可从王事。此等卿大夫，世其家者，固亦可称诸侯也。楚既僭称王矣，其县尹称公，卿大夫又何不可称诸侯乎？《周官》有都司马、家司马之职，特听于国司马而已，其兵固不属于国也。

县亦有强弱。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谓“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五年：蘧启彊言晋“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县亦千乘，皆大国之赋也。成公六年：知庄子等谓“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则县不及千乘可知。

（一四三）教士

《礼记·王制》：“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案《大戴记·千乘》曰：“司马司夏，以教士车甲。”此篇多与《王制》相发明。《王制》之司徒，盖司马之误。

（一四四）兵器长短

客有游倮罗者，曰：其人无不带兵，然止以御异类；人与人争，止于辨析是非而已，无相詈骂者，而斗殴无论矣。故虽人人带兵，无相杀伤之事。《墨子》曰：“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孙诒让曰：“疑当为曰。”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孙诒让曰：“兵字无义，疑当作弁，与兵形近而误。弁者，变之假字。”此甲之利也。”《节用中》。《淮南王书》曰：“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氾论》。古人岂欺我哉！

《考工记》曰：“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晁错引《兵法》曰：“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可见短兵利险阻，长兵利平地。《淮南王书》又曰：“古之兵，弓剑而已，槽矛无击，修戟无刺。”可见古者主用短兵。其主用短兵也，盖以猎兽于山林，非以杀人于平地也。

《考工记》：“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剑：上制长三尺，中制二尺五寸，下制二尺。可见古兵以剑为最短，而上士、中士、下士各以形貌大小带之，又可见惟剑为人人所有也。《左氏》新里之战，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昭公二十一年。栾氏之复入于晋也，范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襄公二十三年。《汉书》谓吴越之士，轻死，好用剑。《地理志》。孟子曰：“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梁惠王》下。滕文公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滕文公》上。“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左氏》昭公二十三年。然则公战私斗皆用剑，而轻侠自喜，贼虐好杀者尤尚焉。至此则剑为杀人之具矣。

《庄子·说剑》：“王曰：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此剑随人形貌而分长短之征。“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明剑之修不过拄颐。“挟于旁称剑”，盖剑本以挟于旁得名也。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史记·吴太伯世家》。此可见古贵族之重剑也。

《公羊》曰：“万者何？干舞也。”宣公八年。《解诂》曰：“干谓盾也。能为人扞难而不使害人，故圣王贵之，以为武乐。”此亦由墨子之非攻而上守御欤？

（一四五）军志

古《军志》之语，多为人所诵习。《左氏》宣公十二年，孙叔引《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昭公二十一年，宋厨人濮亦引之，又益一语曰：“后人有待其衰。”然则文公七年，赵宣子谓“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逐寇如追逃”，亦当为《军志》中语矣。又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引《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凡三语。

《管子·兵法》曰：“《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竟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竟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此为经传之体，亦《军志》之类也。曰书者，古兵家或搜古史之文以为鉴，观今之《周书》，确有若干篇类《尚书》，然就其宗旨言之，则实为兵家言，是其证也。《左氏》僖公二十五年，王与晋文阳樊、温、原、欑茅之田。“阳樊不服，围之。仓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史记·樗里子传》：“秦惠王八年，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索隐》：“《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归其人。”周赧王之入秦，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也，周民遂东亡。《周本纪》。则得地而不能因其民者多矣。宜太史公叹《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司马穰苴列传》。然《自序》曰：“《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律书》。此即《六国表》所谓“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而讥举秦而笑之，不敢道，为与耳食无异者也。则《穰苴列传》谓“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者，又非笃论矣。《自序》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马穰苴列传》。则穰苴之书，阐明旧说者亦不少。古人著书，多述成说，罕申己见，故《史记》一书，论穰苴之语，亦若彼此歧异也。

太史公称《司马兵法》之揖让，盖其所言多军礼，故《班志》出之兵家，入之礼家。魏绛之戮扬干也，曰：“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晋悼公曰：“吾子之讨，军礼也。”《左氏》襄公三年。古兵书既多礼家言，魏绛之所闻，亦未必非《军志》中语矣。

（一四六）骑射

《日知录》曰：“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卷二十九《骑》条。今案武灵王之所欲者，曰继简、襄之业；简、襄之所欲者，则并代以临胡貉而已。此骑寇，非山戎也。武灵王之攻中山，虽使赵希将胡代之兵，牛翦将车骑，然特五军之二，非恃是以攻取。兵书言车骑步之长短者，莫古于《六韬》。大抵车利平地，忌险阻山泽汙下沮洳；骑虽不尽然，亦虑敌为深沟坑阜；惟徒兵则依丘陵险阻以抗车骑，无则为行马木蒺黎以自固；三者之长短可知，岂有攻山国而可用骑者哉？

《容斋四笔》云：崇宁中，李复为熙河漕使。时邢恕经略泾原，纳许彦圭之说，欲用车战，朝廷委复造战车三百两。复疏言：“古者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多在平原广野，故车可行。今尽在极边，戎狄乘势而来，虽鸷鸟飞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塞驻军，各以保险为利。其往也，车不及期，居而保险，车不能登；归则敌多袭逐，争先奔趋，不暇回顾，车安能收？”此车易而骑之理，乃以与匈奴、突厥等驰逐于广漠之乡，非与苗、瑶等争尺寸之得失于山谷之间也。古山戎多，骑寇少。《管子》言桓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小匡》。乃战国时语，非当时实事。《战国·赵策》言：“赵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进谏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故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王曰：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此其欲变服之由。盖古者师行不远，非如武灵之斥土于无穷之门也。然则胡服非徒以便骑射也。而观牛赞之言，则赵之诸臣亦非徒谏胡服矣。

《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戄其侵轶我也。”然则古车徒亦互有短长，不必恃骑也。《周官》大司马曰：“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周官》亦战国时书，然犹不言骑，知骑非六国所深尚也。苏秦言六国之兵皆有骑，然不皆胡服，知胡服非徒便骑射也。古建国必依山溪，故傅国都不利车战。《左氏》隐公四年：“诸侯之师，败郑徒兵。”《注》曰：“时郑不车战。”盖以其地不利出车也。故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郑人卜巷出车。文公十二年秦晋河曲之战，“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此可见偏战必于平地，此古之所以上车也。鞌之战，“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鄢陵之战，“楚师薄于险”。盖兵败乃依山林以自固。

《管子·兵法》：九章：“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章则载食而驾。”此七者，惟举章是用车耳。《左氏》定公六年：“子期以陵师败于繁阳。”《注》曰：“陵师，陆军。”《疏》曰：“南人谓陆为陵，此时犹然。《释地》云：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陆，大小之异名耳。”《管子·地图》曰：“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必尽知之。”凡此皆与易野异，车固不可用，骑亦非所宜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习射骑。具选车千三百乘，选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此用骑特多，亦以所备者为骑寇故也。

（一四七）象魏

《左氏》哀公三年：“司铎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杜《注》：“《周礼》，正月悬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案此注未审。魏，阙名；象，乃刑典之名。象悬于魏，因称魏为象魏，古有之矣；以此而称象为象魏，未之前闻，即后世语法，亦无是也。必欲释之，只可援足句圆文之例耳。窃疑“命藏象魏”之魏字实衍，杜乃随文曲释之也。象之始当为刑象，盖画刑人之状，以怖其民，《尧典》所谓“象以典刑”也。其后律法寖繁，文字之用亦广，则变而悬律文，《周官》所谓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也。《周官》六官，其荐者五，惟《春官》无悬象之事，其余皆有之。《诗抑疏》。冬官掌度地居民，实不掌工事，其与人民关涉甚多，《冬官》之文而存，亦必有悬象之事矣。

（一四八）五刑之属三千

《吕刑》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官》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虽减于《吕刑》，犹二千五百。古代风气诚朴，简策繁重，法文之烦，安得如是？苟如是，李悝撰诸国法为《法经》，又安得止于六篇也？曰：三千若二千五百云者，乃辜较之辞，非实数也。古者出于礼则入于刑，而礼之节目，殊为繁碎。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夫威仪至于三千，而出于礼者咸入于刑，则固可云五刑之属三千。抑威仪三千，亦辜较之辞，非审谛之数也。古言多则云三，以其数之繁，不可以百计，则云千；以千计而犹觉其多，则曰三千云尔。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者，约计五刑之属，墨、劓当各居都数三之一；剕、宫、大辟合三之一；其中剕之属又居其半，宫与大辟，又当若三比二云尔。皆非实数也。《周官》五刑之属各五百，岂有罪之轻重悬殊，而施于人，其数顾相等者邪？益知其以意言之而非实录也。

《司刑注》曰：“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疏》云：“夏刑以下，据《吕刑》而言。案《吕刑》剕辟五百，宫辟三百，今此云膑辟三百，宫辟五百，此乃转写者误，当以《吕刑》为正。”案郑此《注》，不得别有所据，《疏》言是也。

（一四九）象刑

象刑之说，荀子深非之，《正论》。此未达于古今之变者也。荀子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其实肉刑之原，出于战陈，乃行于部族与部族之间；在本部族中，固无操兵刃以断割人者也。

五刑之名，昉见《尧典》，然未尝列举其名。其见于《吕刑》者，为墨、劓、剕、宫、大辟。见于《周官》司刑者，为墨、劓、宫、刖、杀。《注》言“周改膑作刖”，未知何据。恐即据《周官》与《吕刑》不同而言之，凡郑《注》固多如是。案《国语·鲁语》：臧文仲言：“刑五而已，无有隐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三次，即《尧典》之三就，可见《尧典》之五刑，与《鲁语》是一。大者陈诸原野，指战陈言，又可见肉刑原于兵争，始仅施诸异部族也。

《吕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尚同中篇》亦曰：“圣王制五刑以治天下，苗民制五刑以乱天下。”五刑始于苗民，说当可信。苗民者，九黎之君，蚩尤之后。蚩尤乃始作兵者，盖尝威行于南方。南方之民，本以雕题为俗，蚩尤盖得其人以为奴隶。其后本族有罪者，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因亦如异族雕其题以别之，是为黥。又其后，则并制膑、宫、劓、杀之法。古代铸兵，南胜于北。故春秋时，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左氏》僖公十八年。而吴以干将莫邪之利闻天下。微江、淮、荆州，蚩尤固无所取是。《周官》五隶：蛮、闽、夷、貉皆异族，而罪隶为罪人。《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女作士，五刑有服。”五刑初施诸异族，后乃貤及罪人，亦隐隐可见也。司刑郑注：“今东西夷或以墨劓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类与？”不悟五刑之制放自异族，而转谓异族效中国之刑人，可谓因果颠倒矣。《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此劓女之劓，实其饰也，盖康成所谓西夷以墨劓为俗者。至东夷之文身者，则不可胜举矣。

《周官》司刑之为刑，与《吕刑》仅剕刖小异。掌戮则曰：“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注》：“郑司农云：髡当为完，谓但居作三年，不亏体者也。玄谓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宫之为翦其类，髡头而已。”案《说文·而部》：“耏，罪不至髡也。”《汉书·高帝纪》：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应劭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耐。”《礼运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须，谓之耐罪。”段懋堂《说文注》云：“髡者，剃发也。不剃其发，仅去须鬓，是曰耐，亦曰完。谓之完者，言完其发也。”《刑法志》：有司之议废肉刑也，曰：“诸当髡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列女·辨通·齐大仓女传》曰：“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然则耐轻于髡；髡所以代黥，非以代宫。汉初去古近，刑之相代，必有所受之。司农读髡为完；康成谓髡施诸王族不宫者；殆非是。然不改髡字则是矣。掌戮之意，盖并举刑人所职，耐名为完，古人殆不以为刑也。髡之初，盖亦施诸奴隶。《少牢馈食礼》：“主妇被锡。”《注》：“被锡，读为髲鬄。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髲鬄焉。”《诗·采蘩》：“被之僮僮。”《毛传》：“被，首饰也。”《笺》引《礼记》“主妇髲髢”。《周官》追师“掌为副编次”，《注》亦曰：“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髲髢。”《诗疏》云：“主妇髲鬄，在《少牢》之经，《笺》云《礼记》，误也。”“《少牢注》读被锡为髲鬄者，以剔是翦发之名，直云被锡，于用发之理未见，故读为髲鬄。鬄，剔发以被首也。”案“鬄剔发以被首也”疑当作“髲鬄，剔发以被首也”。《疏》引《左氏》哀公十七年：卫庄公登城望戎州，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后卒以是见弑。盖无故而刑人，故为人所怨。髡之始，盖以蛮隶断发，因而施诸本族之奴隶者也。蛮隶断发雕题，吾族之犯罪，侪异族为奴隶者，重则凿其颠，轻则剔其发。虽轻重不同，其缘起则一，故掌戮以髡与墨、劓、宫、刖并举，而汉有司犹议以髡代黥也。

古于刑人，畏恶特甚，后世则稍衰。《曲礼》曰：“刑人不在君侧。”《祭统》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门。”而《周官》墨、劓、宫、刖者，咸有所守，是其征也。《公羊》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则轻死之道也。”《谷梁》曰：“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又曰：“盗杀蔡侯申。弑君贱者穷诸人，此其称盗以弑何？贱乎贱者也。贱乎贱者孰谓？谓罪人也。”《解诂》曰：“罪人者，未加刑也。”哀公四年。则当刑而未刑者，亦不敢近矣。《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则不近刑人者，又不独人君矣。其畏恶之至于如是，知其初必与异族相杂，虑其蓄怨而报复也。《吕览·音初》曰：“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予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撩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乌乎！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据此，则刖者守门，由来旧矣。然或偶行之，未以为法。抑古书述事多不审，此未必果夏时事也。然云东音，说当不诬。古东夷、南蛮，仅因居处不同而异其名，其种族实是一，亦足为五刑始于南方之征也。

刑皆施诸异族，则其施诸本族者如何？曰：笞挞而已，放流而已。语曰：敎笞不可废于家。古者一部族之民犹一家，上之施于下者，固不过如是。即其罪大恶极，不可与处者，亦不过屏之部族之外而止，犹子放妇出也。操兵刃以断割人，部族中固无是事。旧时云南彝族人，无不佩刀者。然皆以御野兽，同族相争，莫或拔刀相向。彼岂无暴戾者？故无是事，则莫敢作是想也。皇古风俗之淳，奚翅今之彝族哉？《尧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盖本族之丽于刑者，或宥之以流，或许其纳赎；其未丽于刑者，则止于鞭扑而已，此肉刑初用犹未至于滥之情形也。

《尧典疏》引《周官》条狼氏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左氏》鞭徒人费、圉人荦，子玉使鞭七人，卫侯鞭师曹三百。此皆所谓“鞭作官刑”者也。《学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此则所谓“扑作教刑”者也。季氏负捶于鲁昭公；见《公羊》昭公三十一年《解诂》。《疏》云：“《春秋说》文。”廉颇负荆于蔺相如；魏齐使舍人笞击范雎，折胁摺齿；皆见《史记》本传。可见古者鞭扑之刑，行用甚广。《谷梁》宣公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戕，犹残也。捝，杀也。”《注》：“捝，谓捶打残贼而杀。”案鄫子之死，《公羊》但云“残贼而杀之”。《解诂》曰：“支解节断之。”盖先捝杀之，后又支解之以为徇，参看《轘》条。《公羊》言之不具也。《新序·节士》云：“掠服无罪，百姓怨。”盖官刑至后来，寖以施诸讯鞫，如路温舒所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者矣。然其初当无是也。

《尧典》又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此所谓“流宥五刑”者邪？幽州、崇山、三危、羽山，究在何处，殊难质言，然必不能甚远。《大学》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一似放流之刑，必极之四海者。然《周官》大司寇之职曰：“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此圜土岂在四夷乎？然则中国犹言国中。不与同中国者，亦如《王制》移之郊，移之遂，终乃屏之远方耳。所谓远方，亦郊遂之外，非真在夷蛮戎狄之地也。不然，放流者何以自达？而放流之者，亦将何以致之邪？《史记·五帝本纪》曰：“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说盖出《书传》，乃后之人侈言之耳。抑四凶皆贵人，放流虽远，犹足自达，若平民则必无以达矣。《左氏》昭公元年，郑放游楚于吴。子产数之曰：“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则春秋时，放大夫者犹不甚远。郑之放游楚，及楚放陈公子招于越，齐放高止、卢蒲嫳于北燕，皆罕有之事也。《周官》又曰：“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杀之盖以其逃亡。《周官》晚出之书，用刑稍酷；抑寘之圜土者，亦几侪于奴隶，故逃亡而即杀之。若《王制》则屏之远方止矣。然《周官》于圜土嘉石，犹皆不遽施刑，此可见古昔刑人，其难其慎，亦可想见其本不施诸同族也。

刑至后来，虽亦施于本族，然仍限于平民可侪异族为奴隶者，贵族则否。何者？贵族终不可侪异族为奴隶也。故其有罪，止于放流。《公羊》宣公元年《解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放之而已。”尧之于共工，得毋名曰流，其实放邪？《周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疏》云：“案《曲礼》云：刑不上大夫。郑《注》云：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若然，此八辟为不在刑书。若有罪当议；议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罚也。”案以《周官》牵合《曲礼》非是。然议而后可丽邦法，附刑罚，则大夫之无刑可知。《周官》之法，盖刑上于大夫之渐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剸，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注》：“缢杀之曰磬。纤读为针。针，刺也。剸，割也。刺割，膑、墨、劓、刖。”然则公族之异于平民者，死罪不殊其体，刑罪无宫而已，余皆与庶民同矣。此刑法画一，等级平夷之渐也。

然则所谓象刑者，可知已矣。象刑者，风俗寖薄，等级稍平，刑将施于本族，而犹未忍遽施，乃立是法以耻之者也。《周官·秋官》司园曰：“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寘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明刑者，大司寇之职曰：“凡害人者，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注》曰：“明刑，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其背。”司救之职云：“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注》曰：“加明刑者，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著之背也。”又掌囚之职曰：“及刑杀，告刑于王，奉而适朝。士加明梏，以适市而刑杀之。”《注》：“乡士加明梏者，谓书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此亦明刑之类，皆所以戮之也。《司圜注》曰：“弗使冠饰者，着墨幪，若古之象刑与？”案《书大传》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又《尸子》言：“有虞氏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屦当刖，以艾鞸当宫，以布衣无领当大辟。”此皆刑将施于本族，而犹未忍遽施之遗迹。《墨子·尚贤下》曰：“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则圜土嘉石皆古法，或唐、虞已有之。明刑虽若无所苦，而囚系其身，苦役其力，亦足以惩之矣，而荀子讥其杀人不死，伤人不刑，惠暴宽贼而非恶恶，何其闇于事也？司圜曰：“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不亏体即象刑。不亏财者，金作赎刑。本无刑，焉用赎？知其为古之遗制也。《玉藻》曰：“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注》：“惰游，罢民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注》：“所放不帅教者。”此亦象刑之意。《玉藻》所述，多王居明堂礼，可知其为古制，知象刑为古之所有也。

《礼经·乡射·大射》，司射皆搢扑。乡射升堂告宾，大射告公则去之，降，搢扑反位。《乡射礼》云：“射者有过则挞之。楚扑，长如笴，刊本尺。”此即《尧典》所谓“扑作教刑”；亦即《皋陶谟》所谓“侯以明之，挞以记之”者也。《皋陶谟》又曰：“书用识哉，欲并生哉。”书识，盖明刑所由昉。《周官》司市：“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宪罚亦明刑之类。徇罚所以戮之，意亦与明刑同。其附于刑者归于士，知亏体之刑，与鞭扑明刑，迥然异物也。

《新唐书·吐蕃传》曰：“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案此古所谓不齿也。《回鹘黠戛斯传》曰：“临陈桡、奉使不称、妄议国若盗者，皆断首；子为盗，以首著父颈，非死不脱。”此亦明刑之意，华夷浅演之世，法俗可以参观。

《孝经纬》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司圜疏》引。《孝经说》云：“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公羊》襄公二十九年《解诂》。此汉人之言，盖并缘《尧典》“象以典刑”之文而附会。其实《尧典》之“象以典刑”，当即《周官》之悬法象魏，谓所用之刑，当以悬象所有为限，非谓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也。然汉师之言，亦有所本。《淮南王书》曰：“神农无制令而民治，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氾论》。此即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之说。《管子》曰：“俈，尧之时，其狱一踦腓一踦屨而当死。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侈靡》。此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之说。知旧有是言也。象刑固古所可有，谓必在唐虞时，初无确据，然《书》始《尧典》，而因于是著其说，亦《春秋》托始之义尔。儒家初不讲史学，不容以后世考据家之见绳之也。

刑之用于家者，止于教笞，极于放逐，此自情理宜然，古今一揆。然古者国法未立，家长之权无限，亦有滥杀其家人者。《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司马叹曰：“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可见父之杀子，当时视之，恬不为怪矣。其后人权稍尊，则国法以立。《白虎通义·诛伐》篇曰：“父杀其子当诛何？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说苑·建本》：“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晳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女闻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女非天子之民邪？杀天子之民罪奚如？”即设说以明《白虎通》所言之义者也。董仲舒说汉武帝“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见《汉书·食货志》。知古家庭之中，专杀之事多矣。然以大体言之，施于本族者，终不能甚酷。故肉刑之原，非溯诸战陈不可也。士师为战士之长，实司刑杀，亦可见其原于战陈。见《郑铸刑书上》条。

汉文帝废肉刑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纪》元光元年。《哀帝纪》永光二年诏，亦称是语。所称即今文《书》说也。《论衡·四讳》曰：“俗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古者用刑，形毁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钳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施，疑当作弛。采衣系躬，冠带与俗人殊，何为不可？”然则象刑之法，汉固颇行之矣。汉刑罚固不中，奸固不得，然非以行象刑故也。抑行象刑，刑罚虽不中，奸虽或不得，然民之刻肌肤，断支体，终身不息者究少焉。然则汉文不诚仁君？而缇萦之上书，不亦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自汉文废肉刑后，屡有议复之者。终以其事酷虐，莫之敢尸。民之获宥者，盖不知凡几矣。信经术之有益于治道也。而荀子之言，则何其刻急也？其或者汉人托之与？

（一五○）投畀豺虎

《诗·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案野蛮之世，往往有狱不能听，而质诸不可知之神。《南史·林邑传》：“国不设刑法，有罪，使象蹋杀之。”又《扶南传》：“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餧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兽为唐人避讳之字，猛兽即猛虎也。投畀豺虎，疑亦古之刑法。有北似指地言之，与有昊相对。投畀有北，投畀有昊，盖诅诸天地，求其降罚也。《毛传》云“北方荒凉而不毛”，则以为流放，恐未是。

《说文·廌部》：“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段《注》删山字，云：“《玉篇》《广韵》及《太平御览》所引皆无山也。”然又引《论衡》云：“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案《墨子·明鬼下》云：“齐庄君之臣，有王里国、中里徼者，讼三年而狱不断。乃使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殪之盟所。”此羊即解廌。羊本无知，共之神社乃有知，后遂傅会，谓其性识有罪，且亿言其形一角，谓非凡羊耳。山牛二字，盖羊之误分，《玉篇》《广韵》《御览》所据，盖已为误本，因臆删山字，而段从之，似为未谛。

《说文·豸部》：“豻，胡地野狗。从豸，干声。”其或体从犬。引《诗》曰：宜犴宜狱。今《毛诗》亦作豻。《释文》云：“《韩诗》作犴，云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案《说文·部》：“狱，从犬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则犴自当从犬。盖古之狱，以犬守之也。社会学家言：“人之好狗者，每易犯罪。以猎人性最残忍，狗常与猎人为伍，好狗者性必近于猎人也。”以犬守人，必田猎之群之遗俗也。弃人用犬，虽猛何为？

（一五一）九刑

《左氏》昭公六年，叔向诒子产书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而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令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杜《注》曰：“誓令以下，皆《九刑》之书。”人因疑季文子之言，与叔向不合。其实誓令之文，止于“盗器为奸”；自“主藏之名”以下，皆文子之言也。《周书·尝麦》：“令大正正《刑书》九篇。”疑即所谓《九刑》者。郑注《尧典》，以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为九刑；贾、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议为九刑，见《周官·司刑疏》，附会不足据。

“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九刑》所不赦，则贼盗之有常审矣。“毁则为贼”四语，虽誓令之辞，度《九刑》之文，亦必相类也。昭公十四年，叔向曰：“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大戴记·千乘》：“作于财贿六畜五谷曰盗。诱居室家及幼子曰不义。子女专曰。饬五兵及木石曰贼。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讲。交构之构。利辞以乱属曰谗。以财投长曰货。”其辞亦与叔向、季文子所举相类，此最古之律文也。《夏书》之文，盖即所谓《禹刑》。汤之《官刑》，见《墨子·非命上篇》，殆亦所谓《汤刑》者也。

《晋书·刑法志》，言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云撰次，则是集诸国之法次序之，而非悝之所自为也。叔向言子产制参辟。参辟，当即上文之三辟。然则郑刑书中，实有《禹刑》《汤刑》《九刑》之文矣，而惜乎其不可考也。

《周官》朝士：“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注》：“郑司农云：谓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疏》：“家人者，先郑举汉《贼律》云：牵引人欲犯法，则言家人者，欲为奸淫之事，故攻之。”此当即《戴记》所谓“诱居室家”者也。云及幼子者，盖诱其母并及其子；亦或有但诱其子者，盖欲以为奴也。

（一五二）郑人铸刑书上

《左氏》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诒子产书深讥之。子产复书曰：“吾以救世也。”铸刑书何以可救世？后人之说，不过谓风俗日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不可必得，不得不明著其文，俾众周知，使不敢以意出入而已。此固其一端，然而未尽也。读书贵通观前后，观于后世刑法之敝，而子产之所为铸刑书者可知；而吾国法典之所由成，亦可知矣。

《晋书·刑法志》言：秦汉旧律，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益《兴》《廐》《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凡断罪所当由用者，遂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文书盈于几阁，览者不能遍睹，奸吏之得上下其手，盖由此也。然陈群等《魏律序》，谓“旧律难知，由于篇少；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然则错乱之弊，虽生于繁，实原于简。盖缘人事日繁，律文不能与之相应，徒咎用法者之不善，实耳食之谈也。本此以上观春秋，其弊殆如出一辙。

叔向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又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然则三代盛时，果刑错不用乎？抑法也者，设于此以待彼。世可百年无犯法之人，而国不可一日无法，不为刑辟，果何以为治乎？盖刑之所诛，有两大端：一为俗所不容，所谓出于礼者入于刑也。一则上有所求，而下不能副，凡令不行禁不止者皆是。俗固众所周知，无待于教。所恶于不教而诛者，则上之所求耳。故古所谓法者，皆力求人之周知。其原于俗者，谓之礼，不谓之法。凡悬象布宪之事皆是。然此等事，果能使人周知法律乎？悬象之说，始见于《尧典》之“象以典刑”，盖画刑人之状，以恐怖人。后乃改悬律文，《周官》所谓悬法者是也。夫区区魏阙，所悬几何？虽又有宪禁及徇以木铎之事，布宪及属民读法之举，然法文既繁，终非此等事所能尽；抑法有待于读，则其为人民所不易晓，又可知矣。读为紬绎之义，盖如今之讲解也。《周官》州长：以正月之吉，属民读法，正岁又读焉，岁时祭州社又读焉。党正：以四时孟月吉日，属民读法，正岁又读焉，春秋祭禜又读焉。族师：以月吉属民读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闾胥：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其读之甚繁，知其法之不易晓也。于此而随之以刑，虽曰教之，犹不教也，况于议事以制，听其高下在心乎？其不得不明著其文，使知某罪当某刑，而据之以诤于其上者，势也。然则刑法之公布，一由于俗之日薄，一亦由于政之日苛，而其大原，则尤在于社会演进，人事日益繁复也。夫岂为治者所能逆？叔向曰：“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又恶知夫子产之所求者，正在于是乎？

然如子产之所为，遂足使民皆晓然于法，而吏不得上下其手乎？吾又知其不能也。何也？以当时之法既繁，而如子产之所为，其所能著者亦甚少也。古之所谓法者，实分守于诸官。凡犯法者，皆为有罪，然犯法与否，及其所犯何法，则非守其法之官不得知。以除诸官成法之外，别无如后世之所谓律者也。《周官》大司寇：“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邦典、邦法，即大宰之六典、八法；邦成即小宰之八成。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皆关涉人民之事也。别有所谓士之八成者，掌于士师。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则施诸战士之法。士师之初，盖战士之长，故治战士之法属焉。此可见古者治人之法，分属诸官，不统于一也。是诸侯、卿大夫、庶民犯法与否，司寇不能知，必有待于大宰、小宰也。又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官刑见于大宰。乡八刑见于大司徒：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自一至六，盖不修六行者。考察德行道艺之责，属于族党州乡之师。则官刑乡刑，又当质诸天地二官也。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三曰缓刑，十有二曰除盗贼。而士师之职：“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缓刑文同大司徒。纠守，《注》曰“备盗贼”，亦即其所谓除盗贼也。《注》又曰：“辩当为贬。”引朝士“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则一荒政也，司徒、士师、朝士实兼守其法矣，然则士师者，行刑之官，非司法之官也。盖古者政简而刑清，诸官各司其事，有犯其法者，皆为有罪，轻者自治之，重者则归诸士师，所谓附于刑者归于士也。不虞耳目之淆乱也。后世则事日繁而法亦随之，寖至为人民所不能晓，诸官各据其法以治民，安得不纷然淆乱？况又一事兼属诸官，权限不清乎？如是而使之各率其意以治民，民尚有所措手足乎？

“议事以制”之议，与义通，谓度其宜也。制者，折也，断也。议事以制，谓临事度其宜而断之也。《表记》曰：“义者，天下之制也。”与此制同，皆动字。此等释法任情之举，纵得其人，犹不免于轻重出入，况人不可必得乎？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非之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其意亦谓民犯法者，当各由其官议之，而不当著之刑鼎，而不知其事之不可行也。

仲尼又訾赵缺、荀寅曰：“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夷之蒐，事在文公六年。左氏以为赵宣子，而是年又云范宣子。《注》云：“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其信否姑弗论。要之赵缺、荀寅之前，晋已尝一改刑法矣。而据叔向之言，则三代已有《禹刑》《汤刑》《九刑》。知刑书之作，由来已久，《左氏》所载叔向、仲尼之言，特当时一派议论，未可据为是非之准也。《左氏》文公六年纪事，即于赵宣子无贬辞。

《韩非·定法》曰：“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魏亦晋之别国，度其情形，亦必与韩相类，故李悝急为魏文侯制法，然其篇少文荒犹如是。子产、赵鞅又在悝前，其所定法，安得较悝为详，则亦著其大要而巳。然其用意则一也。岂惟子产、赵缺，制《禹刑》《汤刑》《九刑》者，其意盖亦如是也。则知法家之原起亦旧矣。

《韩非·八说》曰：“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顾千里曰：“民讼简，当作民萌讼，与弟子辩相对。”其说是也。知律之病简，由来旧矣。而李悝所著，伤于篇少，商君又沿而弗革，则作始者势有未皇，不得不有待于后人之弥缝匡救也。叔向顾非子产之所为，可谓泥古而不知变矣。

《曲礼》下曰：“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此古人之文，所谓互相备者，非谓入竟可不问俗，入国可不问禁也。故孟子谓齐宣王曰：“臣始至于竟，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梁惠王》下。禁者上之所为，俗者民之所习，予所谓法所诛之两大端也。俗之未敝也，不待有以守之，民自率由而弗敢越，及其既敝，则有弁髦视之者矣。俗足以约束其民，虽无刑政民犹治；及其约束之力既衰，则虽日饬刑政而犹弗能胜，叔向所由虑民之弃礼而征于书也。然俗之变自有其由，又岂不为刑辟所能逆挽邪？

（一五三）郑人铸刑书中

《周官》士师之职云：“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墨子·非命上》亦曰：“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此五者，盖当时上所以约束其下之荦荦大端。誓与诰皆仅用诸一时；纠为司察矫正之名，其所纠者，盖亦众所共知，如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是。无待诏告；惟禁与宪，皆上之所求，而非下所素习，故宪之布之，特为殷勤也。

宪禁之文，见于《周官》者：《天官》小宰，以宫刑宪禁于王宫。内宰，正岁，宪禁令于王之北宫。《地官》小司徒，令群吏宪禁令。乡大夫，正岁，令群吏考法于司徒，各宪之于其所治之国。虣司，掌宪市之禁令。《秋官》小司寇，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案《春官》无布宪之事，以其所司与人民无涉也。《冬官》亡，《夏官》小司马文阙，否则亦当有布宪之事。士师，正岁，帅其属而宪禁令于国及郊野。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宪谓表而悬之，《小宰注》。盖所以使众共见；又或徇以木铎，则所以使众共闻；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小司徒，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司寇，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又案小司马文阙。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悬于门闾。《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咸有其文。而《秋官》讶士，凡邦之大事，聚众庶，则读其誓禁，县士，若邦有大役，聚众庶，则各掌其县之禁令。方士，凡都家之大事，聚众庶，则各掌其方之禁令。当亦如讶士读之，特文有异同耳。则又非徒使之闻知，并进而教之矣。布宪之法，见于《管子》之《立政》。《立政》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宴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周官》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乡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其布之之法，与《管子》不同，其用意则一也。禁专施于一事，故有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之不同，宪则所该颇广。盖国之旧典，随时审正施行者。何以知其然？以布宪在岁首，《周官·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谓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之治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疏》：“必知乃悬是正岁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岁悬之，与此乃悬为一事。”《注》《疏》所言，未知确否，然布治在正月之吉，则《周官》本文明白也。而《月令》，天子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在季冬之月也。国典果属常行，何待岁饬？岁饬之，则必有异于旧者矣。盖成法甚繁，择其切于时用者而布之，否则格置之矣。《管子·小匡》所谓“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严用之”也。然宣布所不及者，人民苟或触犯，是否举不论罪，亦殊可疑。何也？以上之所求于下者甚多，而布宪之所能及者必较少也。

宪据旧章增损，其随事临时制之者则曰令。《立政》所谓“凡将举事，令必先出”也。《墨子》言“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为赏罚以劝贤”，《非命上》。《韩非》谓“宪令著于官府”，《定法》。皆以宪令并举，足征其为上所施于下之两大端，盖犹后世言法令也。令仅施于一事，其赏罚，盖亦专为一事而设。《管子》曰：“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又曰：“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宪为旧章，则犯之者亦有旧法可援，所谓国有常刑也。著常刑者，其书亦曰刑，如《禹刑》《汤刑》《九刑》是也。亦或称为法。《左氏》昭公七年，陈无宇述楚文王《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韩非·外储说右上》曰：“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理斩其辀，戮其御。”皆有治罪之文。陈无宇又引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未及治罪之方，盖言之不具耳。子产、赵鞅之所著，则是物也。令虽临时所制，亦戒数变，故《韩非·亡征》，谓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

（一五四）郑人铸刑书下

范宣子所为刑书，《左氏》明言其著之刑鼎，至郑人之刑书，则未言其著之何物。然史墨讥荀寅“擅作刑器”；士文伯亦讥子产“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则晋郑所制，殆为同物。昭公六年杜《注》云：“刑器，鼎也。”虽出臆测，说当不误。襄公九年，宋乐喜使乐遄庇刑器，《疏》云：“当书于器物，官府自宰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书之于版，号此版为刑器耳。”案有所盛乃可称器，以版为器，似未必然，恐宋之刑书，亦著之于鼎也。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当著之简策。然非以喻之人民也。

刑书必著于鼎，盖亦有由。《周官·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小约剂，万民约也。丹图，未闻。或有雕器簠簋之属，有图象者与？《春秋传》曰：斐豹，隶也，著于丹书，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此旧典之遗言与？”案《左氏》载斐豹之言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又载范宣子之言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襄公二十三年。苟为铁券，如何可焚？明所著者为简牍之伦也。然俗语亦必有本，盖自有著之铁券者。盖欲其贞于久，故著之金石。丹书且然，而况刑书？大司寇之职曰：“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注》：“天府，祖庙之藏。”司盟之职曰：“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亦如之。”《左氏》定公十三年，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即盟诸明神之事也。古之人笃于教，刑法之始，参以神权，刑书必著于鼎，盖由是昉，后遂习为故常也。

（一五五）戮尸

古者刑人，盖以警众。故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周官·秋官》掌戮，凡杀人，踣诸市，肆之三日，意亦如是，又云：“刑盗于市。”非欲残其尸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昭公二年：郑公孙黑缢，“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书其罪于木，以加尸上。”其意之所在，显然可见。然杀机既启，亦有残贼已死之人以为快者。齐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文公十八年。叔孙舒等伐卫，掘褚师定子之墓而焚之是也。哀公二十六年。是故仲尼恶始作俑者。

《左氏》宣公十年：“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注》曰：“斫薄其棺，不使从卿礼。”案古人视送终之礼甚重。《荀子·礼论》曰：“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其视饰终之礼之重如此，无怪郑人之欲追正子家也。然其意亦在于辱之而巳，非欲残其尸也。

又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疏》曰：“《周礼》司寇之属，有掌戮之官。郑玄云：戮，犹辱也。既斩杀，又辱之。其职云：掌斩杀贼谍而膊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郑玄云：膊，谓去衣磔之。焚，烧也。辜，谓磔之。踣，僵尸也。肆，犹申也，陈也。彼膊、焚、辜、肆，皆谓陈以示人，然则此言戮者，非徒杀之而已，乃杀之以徇诸军。昭四年，楚戮庆封，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先徇乃杀之也。成二年，韩献子既斩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杀之而后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谓也。文十年，楚申舟抶宋公之仆以徇。或曰：国君不可戮也。彼抶以徇，亦称为戮。下云至于用钺，当是杀之乃以徇也。”案《左氏》成公二年：“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意盖亦以辱齐，故齐侯怒而亲鼓也。襄公六年：“宋子荡以弓梏华弱于朝。子罕曰：专戮于朝，罪孰大焉。”则徒辱之而已。此戮之本义也。《论语·宪问》：“子服景伯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亦谓杀而后戮之。

（一五六）轘

古有轘刑，其意，盖欲裂其体以为徇。观《左氏》襄公二十二年，楚“轘观起于四竟”可见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王车裂商君以徇。”《苏秦列传》：“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其车裂皆在死后，可见其意在于徇。

《左氏》桓公十八年：“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疏》云：“《周礼》条狼氏，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轘，然则周法有此刑也。”案《墨子·号令》：“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周官》用诸誓驭，《墨子》用诸守御，疑其初亦军刑。《左氏》宣公十一年：楚杀陈夏征舒，轘诸栗门。此与《墨子》之法，疑皆徇诸四门也。

《韩非子·人主》：“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支。”言伤四支，似膑刖之刑，然诸书皆言桀杀关龙逢，则亦轘刑也。盖徇之以拒谏也。

《公羊》宣公十八年：“邾娄人戕鄫子于鄫。戕鄫子于鄫者何？残贼而杀之也。”《解诂》曰：“支解节断之，故变杀言戕。”岂亦徇之以立威邪？

（一五七）妇人无刑

《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劓、刵、椓、黥”，《书疏》云：欧阳、大小夏侯作“膑、宫、劓、割头、庶剠。”见卷二《虞书》标目下。案庶字未详。案《说文·攴部》：“斀，去阴之刑也。《周书》曰：刖劓斀黥。”《说文》所称，当系古文，则今本之刵乃误字。改膑为刵，苗民所制，遂与穆王所训不合矣。予因此悟《康诰》之刑人、杀人、劓刵人，则亦当作刖。杀指大辟，刑指宫，黥罪最轻，故不之及。《康诰》曰：“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荀子》亦曰：“刑名从商。”《正名》。然则五刑之名，盖自唐迄周，未之有改。何者？《尧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而《国语·鲁语》言：“刑五而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三次即三就，知《尧典》之五刑，与《鲁语》之五刑是一。《国语》韦《注》曰：“割劓用刀，断截用锯，亦有大辟。钻，膑刑；笮，黥刑。”《周语》：内史过言：“有斧钺刀墨之民。”《注》曰：“斧钺，大刑也。刀墨，谓以刀刻其頟而墨涅之。”与《鲁语注》自相违异。窃疑斧钺指大辟；《周语》所谓刀，《鲁语》所谓刀锯者，指宫、劓、刖；《周语》所谓墨，《鲁语》所谓鑽笮者，指黥。知《鲁语》之五刑，与《吕刑》之五刑亦合。所异者，《尧典》又言：“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赎刑。”其所谓五刑者，与《吕刑》皆仅指《鲁语》之中刑；而《鲁语》则兼苞大刑与薄刑为五耳。然所苞虽有广狭之殊，所用实无古今之异。唐法当为虞夏所沿，殷周又无二致，则五刑自苗民始制以来，历代实未之有改也。

《左氏》襄公十九年：“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案《韩非子·内储说下》，载荆王劓其美人，《外储说左下》，又载梁车刖其姊。则妇人非无刑。抑古者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惟公族而后刑于隐者，妇人无刑则已，苟有刑，安得不在朝市乎？且既曰“妇人无刑”，又曰“有刑不在朝市”，语亦自相矛盾。予反复思之，乃知“妇人无刑”为古语，“虽有刑不在朝市”，则为《左氏》者所加以非齐庄公者，其言实无所据；而古谓妇人无刑，则因其所谓刑者专指宫，而妇人宫刑，止于幽闭故也。

刑之义为断。汉人恒言曰：“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亦曰：“断者不可复属。”黥本仅刻其肌肤，劓刖虽断其体，所断亦小，惟宫刑受创较深，故初所谓刑者，乃专属之也。《周官·司刑》郑《注》曰：“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若今官男女也。”《吕刑》伪《孔传》亦曰：“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疏》云：“汉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宫刑犹在。近代反逆缘坐，男子十五以下不应死者皆宫之，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妇人犹闭于宫。”《孝经·五刑章疏》略同。《周官·司刑疏》云：“宫刑至唐乃赦。”《校勘记》云：“闽本同，误也。《汉制考》及监、毛本唐作隋。”案《文献通考》言：景帝元年，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宫刑乃复用。则谓文帝未除宫刑者非是。然自文帝十三年除宫刑，下逮景帝中元年，仅十有八年，宫刑之复，或尚不始是岁，特可考者始于是岁耳。旧法不得遂亡。《左氏》僖公十五年：“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注》曰：“古之宫闭者，皆居之台以抗绝之。”《疏》引哀八年《传》，称邾子又无道，吴子囚诸楼台，栫之以棘，谓“以此二文，知古之宫闭者，皆居之于台以抗绝之”。《正义》虽唐世所修，实多沿隋旧，故并大隋字样，亦未刊落。《尧典》：“鞭作官刑”。《疏》亦曰：“大隋造律，方使废之。”康成、元凯，及造《伪传》、作《义疏》者，皆亲见幽闭之刑，则妇人无刑，决非虚语。盖肉刑原于战陈，古于异族丁男，多施杀戮，而于妇女则多原宥邪？抑阉割女子之术，非古人所知也？

《周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暴内陵外则坛之。”《注》：“坛，读如同墠之墠。《王霸记》曰：置之空墠之地。玄谓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贤者。”此即吴人之所以待邾子，与《左氏》杜《注》，亦可参观也。

《书疏》引郑注《尚书》曰：“刵，断耳。劓，截鼻。椓谓椓破阴。黥谓羁黥人面。”《伪传》亦曰：“截人耳鼻，椓阴，黥面。”知所据本刖虽误则，犹在劓上。以此知《说文》所据本，必不误。《诗》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泮水》。《左氏》僖公二十二年：“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知馘亦战陈之际，施诸敌人。后来施诸本族以否不可知，要未尝为五刑之一。郑玄注书，每沿误本，妄为之说。且如四始，《史记·孔子世家》：“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盖《鲁诗》说也。今《诗序》曰《关雎》，《风》之始也”，既已同于三家矣，则《雅》《颂》之始亦必同。下文“是谓四始”之上，盖有夺文。而郑即随文说《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不亦支离灭裂之甚邪？王鸣盛《尚书后案》引王銶《啸堂集古录》载周侯镈钟，亦有刖劓之文，足征《说文》之是，乃反指为传写之误。王氏一生佞郑不足责，陈朴园固蒐讨今文书说者，乃亦欲改三家之说以从郑，见《今文尚书经说考》。抑何不思之甚也！

《山海经·东山经》：“凡《东山经》之首，自樕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状皆人身龙首。祠：毛用一犬祈，用鱼。”郭《注》：“以血涂祭为也。《公羊传》云：盖叩其鼻以社。音钓饵之饵。”郝氏《笺疏》云：“《玉篇》云：以牲告神，欲神听之曰。说与郭异。据郭《注》，疑当为衈。《玉篇》云：耳血也。《礼记·杂记》：衈皆于屋下。郑《注》云：衈，谓将刲割牲以衅，先灭耳旁毛荐之。郭引《公羊传》者，僖十九年文；然《传》云盖叩其鼻以血社，不作衈字。《谷梁》正作叩其鼻以衈社。范宁《注》云：衈者，衅也。是郭此注当由误记，故竟以《谷梁》为《公羊》耳。”愚案《谷梁》之文，多袭《公羊》。窃疑《公羊》之血社，实衈社之误。《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孟明视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知古衅鼓用敌俘。衈社盖亦其类。此本非刑，亦不以施诸异族之为奴者，故亦无缘及本族也。入之五刑之中，其误不足疑矣。

（一五八）赎刑

《吕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知五刑之制，昉自苗民，而中国效之，赎刑疑亦如是。奚以言之？案《管子·中匡》曰：“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钧。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又《小匡》曰：“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淮南·氾论》：“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观此，知《周官》大司寇束矢钧金之法，实与《尧典》之金作赎刑、穆王之训夏赎刑是一，盖皆为足兵起见也。《管子·地数》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吕览·荡兵》曰：“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知以金为兵，实始蚩尤。《左氏》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知春秋时铸兵之技，北方犹不逮南，赎刑之法，固非蚩尤莫之能制矣。

《管子》赎刑之法，小罪以金钧，薄罪半钧。钧三十斤，是薄罪亦十五斤也。《吕刑》之制，墨辟百锾，劓辟惟倍，剕辟倍差，宫辟六百锾，大辟千锾。锾六两，则墨辟逾于《管子》之小罪，而大辟十倍之也。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则周大辟之罚，以金之重计之，当秦半两钱万，汉五铢钱二万三千余。钱币之价，诚不必与金同，然当圜法初立时，民信未孚，往往计金之重，以定钱价，二者相去，亦不能甚远。《史记·货殖列传》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然则周大辟之赎，直汉粜最上时谷三百石。《汉书·食货志》载李悝尽地力之教，言：“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若以粟一石当谷二石，则罄农夫一岁所得也，夫岂平民所能堪？故《淮南王》言齐桓制赎刑之法而百姓大说，此百姓必王之亲若有爵者，非凡民也。穆王之法亦当然。刑不上大夫，至此盖徒成虚语矣。

通工易事愈繁，则贸易愈广，而钱币之用亦愈溥，凡物皆可以之为代。《周官·秋官》：“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注：“郑司农云：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又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注》：“货，泉贝也。”《管子·君臣下》：“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注》：“束，谓帛也，布，谓钱也。”皆兵器与货贿并重，则寖失初意矣。然《书疏》言“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改用黄金”，则究以足兵为重也。

《墨子·非乐上》：“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卫盖纬之借。以物为罚，自古有之，盖北方本不饶金也。

（一五九）圜土即谪作

《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云反于中国，则是圜土在边竟也。《墨子·尚贤下》：“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乎傅岩之城。”云北海之洲者，古以夷、蛮、戎、狄为四海，语增以为真滨海，乃以其所居之地为洲，此不足信，然其在边竟则实矣。《正月》之诗曰：“民之无辜，并其臣仆。”《毛传》曰：“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则役之圜土，以为臣仆。”即《周官》之制也。《管子·揆度》：“力足，游荡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史记·商君列传》：“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游荡不作，即所谓罢民。乱化之民，则商君比之害人者尔。古征戍亦役之一，秦汉时用兵多，乃变谪作为谪戍耳。然亦非始皇所创也，圜土即谪作也。而晁错乃以是深罪始皇，若以为始作俑者，非其实也。

（一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氏》昭公二十年，苑何忌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康诰》无其文。盖《传》辞也。案连坐之罪，古者无之。《甘誓》曰：“予则孥戮女。”《汤誓》曰：“予则孥戮女，罔有攸赦。”此已为军刑。然郑《注》引《周礼》：“其奴男子人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橐。”《汤誓疏》。则亦止于奴之而已，非杀其身也。《礼记·檀弓》：“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执即为奴之谓，非谓刑杀。《说苑·尊贤》：“晋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随会不扶。文侯曰：会，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对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谓重死？对曰：身死，妻子为戮焉。”以戮为死，非古义矣。盖缘秦以来有族诛之法，耳濡目染，忘其本来也。《牧誓》曰：“勗哉夫子，尔所弗勗，其于尔躬有戮。”虽军刑，亦止及其身。祁奚之言叔向曰：“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则以功德而宥其亲族者有之矣，以愆咎而戮及亲族，军刑外未之前闻，况于刑杀之乎？古有以谋叛而族诛者，此乃虑其复仇，非欲治其罪也，故出奔则可以免，如成虎是也。见《左氏》昭公十二年。

《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引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又引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案《费誓》：“汝则有无余刑，非杀。”《疏》引王肃云：“父母、妻子，同产皆坐之，无遗免之者，故谓无余之刑；然入于罪隶，亦不杀之。”又引郑玄云：“无余刑非杀者，谓尽奴其妻子，不遗其种类，在军使给厮役，反则入于罪隶舂橐，不杀之。”案王肃之说，即张晏之说也。孥不兼父母兄弟言，恐不如郑说之确。伪《大誓》：“罪人以族。”《伪传》云：“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与肃说同。《商君书·赏刑》：“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此刑字，亦当兼奴戮言之，不必皆为亏体之刑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之母，请赵王毋用括，赵王不听。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如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其后括败，赵王以母先言，竟不诛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引此事，为“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之征，盖军刑之连及亲族，由来旧矣。孔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况于军之出，不必皆有可胜之道乎？而以一切之法劫之，至于戮及无辜，亦可哀矣，固知争夺相杀者，不能复顾仁义也。

《荀子·荣辱》论斗者忘其身云：“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此似内政，与军法无关，然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后虽用诸内政，溯其始，要不能谓不出于军刑也。

《吕览·开春论》：“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而朡。”《注》：“奴，戮也。律坐父兄，没入为奴。《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此之谓也。朡，系也。”《汉书·楚元王传》：申公、白生谏王戊不听，“胥靡之”。《注》：“应劭曰：《诗》云：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靡，刑名也。晋灼曰：胥，相也。靡，随也。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师古曰：“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故谓之胥靡。犹今之役囚徒，以锁联缀耳。”此正《吕览》所谓朡者也。《叙传》曰：“呜乎史迁，薰胥以刑。”《注》：“晋灼曰：《齐》《韩》《鲁诗》作薰。薰，帅也。从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后汉书·蔡邕传》：“下获熏胥之辜。”《注》：“《诗·小雅》曰：若此无罪，勋胥以痡，勋，帅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无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帅而病之，是其大甚。见《韩诗》。”然则《诗》之所刺，亦仅相随苦役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左氏》战国时书，疑所言不尽实也。

（一六一）救父杀夫，助夫杀父

《左传》桓公十五年，“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是雍姬杀其夫以救其父也。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王何卜攻庆氏……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卒见杀。是卢蒲姜助其夫以谋杀其父也。又定公十四年，蒯聩使戏阳速杀南子，则为子欲杀其母者。

（一六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古之为法者，上之所求于下，不必其有利于民，或且贼民以自利焉；纵不如是，民之恃法以自安者浅，恃其以情相联系以为安者深，故圣人不肯求法之必行，而使其民相纠告，知其所获者小，所丧者大也，圣之至也。

《宋书·何尚之传》：“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制，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尚之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睦既纠送，即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立法以劫其民，至于如是，亦可哀矣。《蔡廓传》：“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鞠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自今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民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此即颇有合平恕之理矣。廓少子兴宗，“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时坦已死，子令孙，时作山阳郡，自系廷尉。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肄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若士先审知逆谋，当时即应启闻，包藏积年，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干黩欺罔，罪合极法”。此则不徒平恕，且足以大畏奸狡矣。

（一六三）比伍相及

比伍相及之法，其初盖亦军刑。《康诰疏》谓“子弗祗服厥父事”云云，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此数语绝无罪不相及之意，《疏》言非也。自当如予说谓系《传》文为是，参看《传说记》条。又言子非及父，理所当然，而《周官》邻保，以比伍相及，赵商疑而发问。郑答云：《周礼》大平制，此居殷乱。《周官·大司寇疏》：“赵商问族师职曰：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在《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师之职，邻比相坐；《康诰》之云门内尚宽，不知《书》《礼》是错，未达指趣。答曰：族师之职，周公新制礼，使民相拱敕之法；《康诰》之时，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诛三监，务在尚宽，以安天下。先后量时，各有云为，乃谓是错也？”说殊不然，《墨子·尚同下》：“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魏默深谓此乃纣创之以监谤，《书古微·太誓补亡中》。说亦无据。《繁露·王道》云：“梁内役民无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公羊解诂》亦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僖公十九年。《疏》云：《春秋说》有此文。盖连坐之制，由来旧矣。《周官》族师职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罪庆赏，相及相共。”比长职云：“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邻长职云：“掌相纠相受。”士师职云：“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周官》虽战国时书，其所祖述，固皆古制。即《管子》之轨里连乡，亦属此制。《小匡》。特时会晚则操之者愈蹙，故《管子》仅言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周官》已以相纠与相受并举，《商君》尤专重相司耳。《韩非·制分》曰：“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相窥其情者也。使相窥奈何？曰：里相坐而已。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其言尤为峻急。《商君书·赏刑》云：“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则又推诸什伍之外矣。古之居民，盖有二法：一如《周官》之比闾族党，《管子》之轨里连乡，与什伍之制相应，盖军人更屯聚者也。一如《尚书大传》所述：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与井田之制相应，盖农耕之民，不入行伍者。相司连坐之制，皆起于什伍，故知其初亦军刑也。

（一六四）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

《左氏》昭公二十年：卫侯告宁于齐，且言子石。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辞曰：“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罪不相及，人人知之。赏不可相及，闻者或不能无疑，而不知以法家之义言之，则二者之不可惟钧也。《荀子·君子》曰：“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虽欲无乱，得乎哉？”以族论罪，以世举贤，其失维钧，此《左氏》苑何忌语之注脚也。

（一六五）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周官》小司寇：“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此与“刑不上大夫”同意。盖古者平民贵族，界限森严，命夫命妇，固非狱吏小人之所得而治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卫侯与元咺讼，鍼庄子为坐；襄公十年，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昭公二十三年，晋人执叔孙婼，使与邾大夫坐，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乃得不坐。并《周官》之注脚。

贵族与平民，界限甚严；然同为贵族，则不以其位之高下，而有所左右袒；故上下之讼，上不必胜，下不必负。卫侯与元咺、王叔与伯舆之讼，其明征也。郑之放子南也，子产曰：“直钧，幼贱有罪。”《左氏》昭公元年。不曰不论曲直，罪在幼贱也。瑕禽曰：“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左氏》襄公十年。尤觉言之侃侃。

《小司寇注》曰：“不身坐者，使其属若子弟。”此今诉讼之代理人也。卫侯之与元咺讼也，既使鍼庄子为坐，又使宁武子为辅，士荣为大士。《疏》云：“以其主狱事，故亦使辅之。”盖以其习于法律之故，则似今之律师矣。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盖以尊者不可加刑，犹商君治秦，太子犯令，而刑其师傅，非以其为坐为辅也。然犹执卫侯，归之京师，寘诸深室，则尊者仅得免刑，拘系之罪，亦在所不免矣。

僖公二十八年杜《注》并引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坐狱事，曰：“各不身亲，盖今长吏有罪，先验吏卒之义。”案卫青之责李广也，史云大将军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然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则长史实未尝责广自行。贾生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耎不胜任者，不曰罢耎，曰下官不职。”盖其后仅为逊辞，其初则所验问者，诚皆其下执事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义亦如是。

《尚书·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崔东壁曰：“文王之不兼庶狱，谓庶人之轻狱，非士大夫之大狱也。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后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丰镐考信别录》。案古者卑不治尊，实由平民贵族等级森严之故。汉武论魏其、武安之狱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一狱吏所决耳。”谓此也。自秦以降，阶级渐夷，虽丞相亦知狱吏之尊，实有平夷之美；然上下之隔绝愈甚，而冤狱益多，亦其远不逮古者；故古今之刑法，亦互有得失也。

（一六六）狱之迟速

《书·康诰》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此古者政简刑清之世之遗法也。《史记·匈奴列传》曰：“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盖风气诚朴之世恒如此。《周官》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朝士之职：“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周官》固晚出之书，然其弊狱及举得获之物，皆以旬为限，犹是古之遗制也。

风俗弥薄，疆理弥恢，则有司之治狱益难，而人民之赴诉愈远，狱讼遂有稽留之弊。《周官》乡士之辨狱讼，旬而职听于朝；遂士二旬；县士三旬；方士则三月而上狱讼于国：此皆因其地之远，而其断弊不得不迟者也。夫法不出于一，不可也。然地既大，路既远，举狱讼之大且难者，而欲悉听诸中朝，则其事不得不迟；而稽延之弊，遂自兹而起矣。《周官》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谕罪刑于邦国，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注》曰：“如今郡国遣吏诣廷尉议。”“吕步舒使治淮南狱。”夫如是，尚安能守其旬时而蔽之旧，使狱囚不过数人哉？然吏之舞文弄法者则少矣。谕罪刑于邦国，盖告以犯何罪当用何刑也，则各地错杂之法，渐趋于一矣。此亦有画一之美也。故曰：后世之刑法，与古者互有得失也。

《周官》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朞。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盖以阅时久则事状不明，情伪不易悉，故限之以期日也。然国中限以一旬，而邦国至于朞月，其事状尚可考，而情伪尚可悉乎？然欲举邦国之狱，而悉成诸士，势固有不得不然者；后世远年疑狱，久悬而莫能决，亦由地大而最高审断不能以时举行故也。故任各地方各自为政，则虑下吏之弄法舞文，而法律亦各徇其俗而不画一。一统之于中朝，则不免执一切之法，以御不齐之俗，而法遂不厌于人心，而久延而冤曲不得伸，凶暴莫能惩，其弊尤难遍疏举也。

《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亦贵其速也。故与“无宿诺”并举。《集解》引孔，谓不须两辞，可以偏信一言，其缪甚矣。

《月令》孟夏：“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仲夏：“挺重囚，益其食。”可见狱有留系矣。乡士、遂士、县士之职：司寇断狱、弊讼，既成，士师协日而刑杀。可见诛戮之不可久稽。然《月令》以孟秋戮有罪；仲秋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季秋乃趣狱刑，毋留有罪。《管子》亦曰“始寒尽刑”，《幼官》。则刑有不能协日而行者矣。司马法曰：“赏不逾时，虽为善者之速得利也。”夫为善者不可不速得利，则为恶者不可不速受惩。自狱有淹系，刑或逾时，而为恶者之受惩缓矣，尚何以快人心而收惩一儆百之效也？故狱之淹滞，终非美事也。然非至各地方风俗画一，政治之情形大变，司法之制，有不易即改者，故法之弊亦风俗为之也。《小司寇》：“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盖立程限，今年之事，不得延至明年也。

《公羊》宣公元年：“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诂》曰：“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墨子·明鬼下》“昔日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讼三年而狱不断”，盖即所谓疑狱也。此乃罕有之事，寻常狱讼，不得援以为例。

（一六七）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

《孟子·尽心》：“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此儒家斟酌于公私之间，恩义曲尽之道也。《记》曰：“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丧服四制》。善言治者，不以门内之恩，害门外之义；亦不以门外之义，夺门内之恩。盖人群之公义，不得不信；而世运未至于大同，则各亲其亲之心，亦为人人所同具，故以是斟酌于二者之间，而求其曲当也。此章读者或疑之，其实以其义推之群经，均无不合。《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夫以子证父则不可，人或证其父，则非其子所得而为之讳矣。《公羊》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不欲其服罪然。”文公十五年。不欲其服罪者，其心，非能使之不服罪也。此舜之所以窃负而逃，而不能禁皋陶之执也。《公羊》又曰：“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解诂》曰：“明郑伯为人君，当如《传》辞，不当自己行诛杀，使执政大夫当诛之。《礼》：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对。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举，而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隐公元年。三宥而有司不对，此即所谓皋陶执之者。《王制》曰：“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致刑。”三宥之文，亦见《周官》司刺，盖古之遗法。人君之于其族，亦依成法宥之耳，非能特赦之也。此亦所谓舜不得而禁之者也。季子之于公子牙也，不以为国狱，不欲其服罪之心也。其于庆父也，缓追逸贼，归狱邓扈乐而不变，窃负而逃之义也。然以君臣之义，诛不得辟兄，则又舜之不得禁皋陶也。《公羊》庄公三十二年，闵公元年、二年。故曰：孟子之言，推之群经而无不合也。

抑不独经义。石碏之杀石厚也，使其宰獳羊肩涖焉，此即何君所谓“使执政大夫当诛之”者也。然卒不得不杀厚，则犹季子之诛不避兄也。《左氏》隐公四年。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而仲尼称为古之遗直。《左氏》昭公十四年。当官而行，势不得隐，亦季子之诛不辟兄也。《史记·循吏列传》曰：“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夫其纵父，则舜之窃负而逃也。然孟子谓舜可遵海滨而处，而石奢必还自系、不受令、伏剑而死者，其所处之位异也。《史记》又曰：“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李离自以为有罪，而不谓其君有罪者，君故不以弊狱为责，然则皋陶之父而杀人，苟纵之，亦必如石奢之自系，而不得如舜之遵海滨而处矣。然则群经之义，亦当时贤士大夫所共知，盖孔子亦因俗之合于义者，著之于经尔，非必有所创也。

《左氏》襄公二十二年：“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观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礼，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夫康王之欲杀子南，犹皋陶之欲执瞽瞍也，而何以弃疾不窃负而逃也？曰：观子南既死，其徒犹欲犯命取殡，则其力能抗王可知，劝其行，必不从矣，此弃疾之所以弗告也；自杀以全臣子之义也。

（一六八）毋赦

儒家之言曰：“眚灾肆赦。”《书·尧典》。又曰：“赦小过。”《论语·子路》。而法家之言曰：“小忠必赦。”《韩非子·饰邪》。二者果孰是？曰：皆是也。儒家之言，就犯罪者一人言之也。法家之言，则为公众言之也。就犯罪者一人而言之，凡有过者，不必其皆恶；即恶矣，亦或迫于势不得已；又或偶然失足，后知悔悟；凡若此者，以情理言之，固可哀矜；舍之，使得改过自新，持法者固应尔也。然若其持法也，乃以警众为重，而不暇为一二人计，则法家之言，有可深长思者。《管子》曰：“民无重罪，过不大也。民无大过，上无赦也。上赦小过，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法法》。《商君书》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说民》。为公众计，不为一二人计，则所谓“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者，确有至理。《管子·法法》。夫岂不知其有小害，势有所不暇顾也。《礼记·王制》曰：“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夫执禁齐众时之过，与平时之过，有何异焉？然而不赦之者，为齐众计，势固不得不然也。此言可以通儒、法之邮。

《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视所施而异其轻重，盖亦度齐众之宜。《荀子》曰：“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正论》。不度时势之殊，而以罪之轻重固尔，失其义矣。

（一六九）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焚书之议曰：“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案《李斯传》亦无之，疑此二字乃注语，诸本或夺，或溷入正文也。此语为史公元文与否不可知，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谓若有欲学，指凡学问言；又或谓吏即博士，以此为秦未尝灭学之征，则翩其反而矣。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说见《商君书·定分》篇。此篇之意，欲置官吏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者，皆明告之。不告，以其所问法令之罪罪之。其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卖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盖欲收解释法令之权，归之于上耳。

《礼记·王制》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说苑·指武》篇略同，此即《王制》之注脚也。《吕览·离谓》曰：“郑国多相悬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是可不可无辨也。”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夫是非可否，明著于法律者，岂邓析所能违？邓析所为，亦贸其名实，以法之所诛为无罪，法所不问者为有诛耳。此正所谓“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者也。以此傅诸邓析不必实，然春秋战国时，必有此等事，则无疑矣。故儒、法二家，同以为患也。

商君之意，欲“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不敢以非法遇民。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此所谓法官，非躬行法，而为行法之吏所禀承，故曰为天下正。今之论者，但知司法与行政当分，而解释法律，则悉由司法官，司法官犹得上下其手。若如《商君书》所言，则行政官虽兼司法，而亦不能自恣，而遇民不法者，民得告之法官，则又不啻今之平政院矣。其法虽与欧西立宪之国异，其用意固相通也。李斯所谓“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者，不知其吏亦如此否？然即谓其意如是，其事亦必未行，故《史记》不载，他书亦无及之者也。汉世法令之弊，在于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议，奸吏因缘为市，惜乎未有以商君之说正之者也。然曹魏之世，因诸家章句大繁，而诏专用郑氏，虽未尝收解释之权于上，亦有一其解释之意矣。

《周官·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即商君欲於殿中、御史、丞相各置一法官之意；讶士谕罪刑于邦国，亦即其为诸侯郡县各置法官之意。盖考核诸司是否守法，其权固操之自上，而于法律或有不明，亦当问之于上，故战国时之成法；《商君书》与《周官》，同为六国时物，故其用意亦颇同也。

商君欲使人人皆知法令，与叔向之诤刑书，仲尼之非刑鼎，用意大异。然其言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辨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解释法律之权，操之于吏，而邓析之徒绝迹矣。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又曰：“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然则刑期无刑之意，实儒、法二家之所同，特其所由之路异耳。以时势揆之，则法家之言为切矣。《吕览·淫辞》：“惠子为魏惠王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则战国时之为法，无不求人民能知之者，与春秋时人见解大异矣。然仍有其不可行者，法家之所恃以致无刑者，曰人能知法；其所恃以使人能知法者，曰法明白易知。然群治演进，则人事随之而繁；人事既繁，而法令随之而杂，其势有不得不难知者。试观今之法令，夫岂人人所能知，而亦曷尝有一章一篇之可省乎？故法令如牛毛，而非人人所能知，而不足以餍人心，而不能收劝惩之效，皆世变为之，非为法者之过也。

李悝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六篇者：《盗》《贼》《网》《捕》《杂》及加减。其后萧何益以《兴》《厩》《户》三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张汤有《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有《朝律》六篇。汉律至此，遂有六十篇矣。益以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晋书·刑法志》。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皆遍睹，此汉世之有心人，所由无不以删定律令为急者也。张汤、赵禹之属不足论，萧何以清浄为治，叔孙通亦儒者，岂肯使法令如牛毛？然于秦律皆有所增益，明《法经》原出李悝以前，悝撰次诸国法为之，而非悝所自为。已不足周当时之用，增益者亦出于势不得已也。增益则文繁；文繁，众必不能尽省矣，又况其不易知乎？

（一七○）复仇

《礼记·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周官·地官》调人：“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胝父，师长之仇眡兄弟，主友之仇眡从父兄弟。”《疏》云：“赵商问：天下尚不反兵，海内何为和之？郑答曰：仇在九夷之东，八蛮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虽有至孝之心，能往讨不乎？”案古所谓天下者，非真谓普天之下，乃谓中国政教所及耳。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桂林、南海、象、闽中，初不在其内也。明当时所谓天下，限于四海之内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夷蛮戎狄亦非疆理所及也。

《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注》：交游，或为朋友。《大戴记·曾子制言上》：“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公羊》庄公四年《解诂》：“《礼》：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九族之仇，不同乡党；朋友之仇，不同市朝。”所言大致略同。《二戴记》《解诂》所谓国，盖指郭以内言，较市朝乡党为广。《周官》晚出，其时交通较便，声闻所及益广，故兄弟之仇，所不同者，扩及千里，从父昆弟之仇，则同于昔者之兄弟也。世运愈进，交通愈便，声闻所及愈广，报仇者有虽数千里而弗释者矣，若范雎之于魏齐是也；而如汉高之于田横，则虽亡之海外，亦弗获免矣。

弗仕者，仕则有公事，不得专顾其私以复仇为事也。《檀弓》曰：滕成公之丧，使子叔敬叔吊，进书，子服惠伯为介。及郊，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遂入。亦见《左氏》昭公三年。此所谓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者也。伍子胥之干阖庐也，阖庐将为之兴师，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公羊》定公四年。《谷梁》同。盖君非一臣之君，势不得举一国以殉一人。故臣仕于君有不得资其力以复仇者。若枉道而资其力，则亏君之义矣，又古之义士所不为也。此有父母之仇者所以弗仕也。然如伍子胥者，其所仇乃为万乘之君；范雎之所仇，则千乘之君蔽之，有非资国君之力不能报者。此亏君之义以释私怨者，所由接迹于后世与？伍子胥不肯亏君之义，以复父之仇；范雎以一人之私怨，挟秦力以穷魏齐，而秦王亦举国以殉之，可以觇世变矣。

葛伯仇饷之事，《孟子·藤文公下》。论者恒疑之；然大同之世，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代耕之事，固古之遗俗，不足疑也；即为匹夫匹妇复仇，亦不足怪，何者？古代部族林立，部族与部族之交涉，犹今日国与国之交涉也。今日此国之人，有见杀于彼国者，岂不亦责诸其国，而不问其人与。特不能皆为之兴师耳。此则时异势殊，利害交错，不能专殉一事，使之然也。然而匹夫匹妇，含愤而不获申者众矣。然后知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非徒存虚愿也；当时之时势，诚可使匹夫匹妇，无不被其泽也，何也？其群小，其事简，利害关系未甚错杂，为君相者诚可以顾及其人民，使之生得其养，死得其葬。苟有冤屈，无不获理也。至于后世，牧民者虽有无穷之心，而为事势所限，可若何。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亦当时之事势，可以振天下之饥溺者。张子见饿殍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累日。其心，禹稷之心也；欲买田一方，试井之，卒不可得，尚何以振天下之饥溺者哉？

子胥之复仇，处心积虑，则可谓深矣。艰难其身，则可谓甚矣。抑如白公者，以子西不为之复仇，而至于作难，《左氏》哀公十六年。虽曰亏君之义，亦不可谓之不烈。严仲子求匹夫以报国相；秦昭王以万乘之力，为范雎穷魏齐，平原君身见止而不肯出之，虞卿解相印而与之亡，侯嬴缓颊，信陵怀惭，魏齐犹以其初难见之也，怒而自刭。当时游侠之徒，意气之盛，可以想见。如姬父为人杀，资之三年，《史记·信陵君列传》。《索隐》：“旧解资之三年谓服齐衰也。今案：资者，畜也。谓欲为父报仇之资畜于心已得三年也。”愚按旧解是也。三年言其久尔，亦不必三年而遂释也。终以信陵君为之报仇，冒死为窃兵符，其视庞娥，亦何多让焉？此借交报仇者之所以满于天下与！盖自侠累见杀，而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而诸侯有不足严者矣。然如白公、严仲子者，不恤一身之忿，险危大人，虽微二子者楚不国，不之恤也。而如范雎、虞卿、平原、信陵、侯嬴、如姬之徒，其所行不同，而不免于亏君之义则同。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乎？然而复仇之风，有不可长者矣。

复仇之风，初皆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至于范雎，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史记》本传。则徒以一身之私矣。郑伯将以髙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左氏》桓公十七年。则并以除害而弑君矣。此亦所谓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者也。至此而复仇之风，益不可长矣。

以复仇之风之不可长也，而限制之法渐生。“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此以义之是非为正者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公羊》定公四年。《解诂》：“迿，出表辞，犹先也。不当先相击刺，所以伸孝子之恩。”案亦所以限制为人复仇者，使不得逾其分也。《檀弓》之“不为魁”亦此义。此限止其事，使不得过当者也。国君一体，故贤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家则不得援以为例，犹必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为限，则几于尊国法而绝私报矣。《公羊》庄公四年。此《春秋》之义也。《周官》所著，盖当时所行之法，“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其意本在防其相报，故“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司农云：“以民成之，谓立证佐成其罪也。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案一说是也。鸟兽亦如之”。凡和难者，皆使之辟。“弗辟，然后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弗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郑司农云：“成之谓和之也。和之犹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后复相报移徙之。”此调人遗法存于汉世者。又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皆以其时复仇为难之风方盛，《左氏》文公二年：“狼曋见黜，其友曰：吾与女为难。”古人不恤逞一朝之忿者，往往如此。不能绝，不得已而姑为之限，以去其太甚者也。

《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或谓此或人为老氏之徒，此深求而反失之者也。此或人之言，不过指当时复仇之事耳。然则孔子亦不主不报怨也，此自当时事势使然。《颜渊》：“樊迟问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此即孟子所谓“好勇斗狠，以危父母”者。《万章》下。孟子又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尽心》下。《集注》谓：“言吾今而后知者，必有所为而感发也。”其实此亦当时风气如此，不必特指一事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郑安平进雎于王稽，诈言其人有仇，不敢昼见。可见复仇风气之盛，所谓不反兵者，非虚言也。聂政不肯受严仲子百镒之金，即《礼记》所谓“父母存，不许友以死”者。

《左氏》襄公二十二年：“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此以政令禁止民相仇报者也。文公六年：“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搜，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复仇不除害之义也。不肯介人之宠，朋友不相迿之义也。不肯损怨益仇，不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也。不肯以私害公，不亏君之义也。臾骈几于能以德报怨矣。臾骈之人以贾季一人之失，而欲尽杀贾氏，何其甚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下。亦不过一念之推耳，是以君子贵惩忿窒欲也。

《周官》：“凡杀人而义者。”郑《注》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焉而杀之者。”此臾骈之人，所以以骈见戮而欲尽杀贾氏也。夏侯惇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汉魏间人犹时有此事。

《管子·大匡》：“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倶，出与师倶，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以此义推之，则复仇不徒非所禁，不复仇者且犯义当诛矣。《春秋》之义，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公羊》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案不系乎臣子者，犹言非其君父也，乃绝之于君父云尔。又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解诂》云：“明国中人人得讨之，所以广忠孝之路。”《檀弓》：“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公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盖古之为群也重统率。君也，父也，师也，皆一群统率之人，故其尊之也如此；犹后世军行失主将者，部曲重诛也。

《曲礼疏》：“《异义》：《公羊》说：复百世之仇。古周礼说：复仇之义，不过五世。许慎谨按：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会，《春秋》不讥。又定公是鲁桓公九世孙，孔子相定公，与齐会夹谷，是不复百世之仇也。从周礼说。郑康成不驳，即与许慎同。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贤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郑较《异义》，称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将队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诛，队渊不足喻，伐楚使吴首兵，合于子思之言也。是郑善子胥，同《公羊》之义也。”案郜之狩，《春秋》讳齐侯称“人”。《传》曰：“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余从同。”《公羊》庄公四年。安得谓庄公与齐桓公会，《春秋》不讥？引夹谷之会，以非复百世之仇也。僖公元年：“九月，公败邾娄师于缨。”《解诂》：“有夫人丧，不恶亲用兵者，时恶邾娄人以夫人与齐，于丧事无薄故也。”哀姜且然，况桓公乎？抑《春秋》诛意不诛事，故乾时之战，复仇者在下，则不与公。庄公九年。桓公之书葬，《传》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解诂》曰：时齐强鲁弱，不可立得报，故君子量力；且假使书葬，于可复仇而不复乃责之，讳与齐狩是也。《公羊》桓公十八年。《谷梁》义同。然则《春秋》虽贤复仇，亦未尝不量力，安得鲁与齐会，一一讥之乎？许慎疾今学如仇，康南海语。见《新学伪经考》。然其无识妄断率如此。至其从《左》义而非子胥，更不足辨也。

（一七一）决斗复仇

事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风俗之异也。西方两男争一女，往往以决斗定之，胜者取女以去，败者甘服无辞焉；心即不乐，不敢为枉道以求报也。夫斗者求胜而已，所由之道何择焉？然而莫肯为者，风气未开，人自不出于其途也。今中国以两男而争一女者亦多矣，使以决斗定其胜负，胜者取女以去，岂可一日安乎？此无他，风气之异也。然初守成法而不敢逾者，久而终必至惟胜之求。而所由之道，一切皆非所计而后已。此事势相激使然，虽有大力，莫之能遏者也。古之用兵，必守军礼，不斩祀，不杀厉，不重伤，不禽二毛。其后终至于禽狝草薙，系虏老弱，焚烧宫室，无所不为者以此。观于小，固可以知大也。

《春秋》之义，复仇不除害，此亦古代之风气，有以限止人，使不出于过当不直之途者也。然而其后亦有不能保守者矣，族诛之法，盖由是而起也。呜呼！复仇不除害之道，犹有存焉。而复仇之事，犹可行乎？君子观于此，而知风气之变迁之烈也。

（一七二）断狱重情

古之听讼，所以异于后世者何与？曰：古者以其情，后世则徒以其事而已矣。人之所以能相与群居而不乱者，以其相亲爱；其不然者，则以其相怨怒。而人之所以相亲爱相怨怒者，非以其利不利也，而特以其心之欲相利抑欲相贼。亲戚朋友，敝吾之物，虽若丘陵，弗怒也；苟有意欲相贼者，则虽箪食豆羹，或至于挺剑而起矣。夫人，不能无群居者也。利于群居者谓之善，不利于群居者谓之恶，此无待再计也。有相利之心，则足以使人相亲爱；有相贼之心，足以使人相怨怒。而无其情而有其事者不然。则刑罚之所诛，乃意而非事，亦昭昭矣。此《春秋》听狱之所以重志也。《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十四字亦见《论语·颜渊》。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盖谓此也。

古之断狱，所以能重其情者，以其国小民寡而俗朴，上下之情易得而其诚意易相孚也。《左氏》庄公十年：“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犠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所谓“必以情”者，《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盖其推原其犯罪之由，而究度其究为罪与非罪如是其悉也。《论语》曰：“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孟子》曰：“邹与鲁鬨，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梁惠王》下。深推其犯罪之由，而洞烛乎其不得已之故，所谓得其情也。得其情，哀矜之心必有惕然不能自已者矣，刑罚安得不中？然此惟国小民寡而俗朴之世为能。若如后世，敦朴既漓，诈伪百出，犯罪者不必穷民，或多大猾，微论其情不易得；即能得之，而以朽索驭六马，懔懔乎防其奔逸之不暇，虽明知其穷而可矜，安能恤之？而于大猾，则有孰视而莫敢谁何者矣，而孰能治之！举世皆知法律之诛求，乃其事之表面，而非心之意也，在上者虽有哀矜之心，亦岂有详刑之效哉？

《周官·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此所求其罪状，无或有枉。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此皆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既得其罪状之后，又深念其是否如是者也。《王制》曰“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则虑蔽狱之人，性质或有宽严，又或有一时之喜怒，故必择前此之成案，以相比较也。此皆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之道也。《管子·霸形》：“孤幼不刑。”《戒》篇：“老弱勿刑，三宥而后弊。”夫一人之聪明，必不如万人之聪明也，是故“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王制》。《周官》三刺之法，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小司寇。又见司刺。《孟子》“左右皆曰可杀”，即所谓“讯群臣”；“诸大夫皆曰可杀”，即所谓“讯群吏”；“国人皆曰可杀”，即所谓“讯万民”。《梁惠王》下。盖古之遗制也。《南史·扶桑传》曰：“贵人有罪，国人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扶桑盖秽貉之族浮海而东者。秽貉法俗，类中国者极多，予别有考。抑人群演进之程度相同，其法俗亦往往相类，正不必论其渊源之所自而已足相证明矣。

听狱者之诛事而不诛意，果何自始哉？曰：一由风俗日漓，民思侥幸，《王制》所以云“凡作刑罚，轻无赦”也。一由是非利害，日益错杂而难明，《王制》所以有“不以听”之“四诛”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注》曰：“为其为害大而辞不可明。”案犯法者有二：一不忍于社会之压力而悍然犯之，如《庄子·则阳》篇柏矩所哭之辜人是。此仅图苟免其身，乃寻常所谓犯罪。一不以社会之是非为然，而欲反之，则不逞之徒矣。《王制》此四诛，皆其流亚也。一由众心不同，不可理喻，而不得不取一切之法，《王制》所谓“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也。盖风气稍变，德与礼之用穷，而不得不专恃法。夫法之与德礼，其初本一也，而后卒至于分歧者，则以民俗渐漓，表里不能如一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何以穷之？其不得不舍其意而诛其事，亦势也。故人不能皆合乎礼，而必有刑以驱之，而法之为用由是起。其初犹兼问其意也，卒至于尽舍其意而专诛其事，而法之体由是成。

《王制》又曰：“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此谓明知其有犯罪之意，能得其犯罪之情。而不能得其犯罪之实据者，盖不徒诛意而兼重事矣。因民情不易得，而不敢专据之以蔽罪也，亦法律变迁之渐也。

民情不易得，则蔽狱不免失实，而不得不力求其轻，故曰：“附从轻，赦从重。”《王制》。《左氏》：声子谓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襄公二十六年。“附从轻，赦从重”，原不失祥刑之意，不幸而有过，势亦不得不然，然去不僭不滥者则远矣，终不得不谓为过也，此风气之漓为之也。语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予亦曰：“无轻附之国，其俗必朴。”

（一七三）龟兹刑法与中国类

肉刑之废也，欲复之者颇多，其所持议，亦有多端；而曰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患矣，亦其一说也。此似是而实不可通。《周书·异域传》：龟兹，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其用意正与中国古制相类。凡民族之初制，恒相类也，以其直情而径行也。

（一七四）扶桑国法

儒家说治古无肉刑，后人疑之，非也。古必亏体而后称刑，亏体必其创之不可复者，此惟兵刃足以致之，而兵刃惟用诸战陈，故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国语·鲁语》。地治之官，所施诸民者，止于圜土嘉石，而附于刑者必归于士。士固战士之称，士师则士之长也。《梁书·诸夷传》：扶桑，“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人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其罚皆貤及子孙，可谓酷矣，然终无亏体之刑也。扶桑者，貉族之浮海而东者也，其法俗多类殷，予别有考，然足证治古无肉刑之说矣。

（一七五）地平线

《诗·周颂·噫嘻》：“终三十里。”《毛传》曰：“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疏引王肃云：“三十里天地合。”此即今所谓地平线也。天子种之离宫别馆旁极望焉，亦即《毛传》“各极其望”之极望。

（一七六）地图

《周官》地图有数种：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此皆遍及天下，故郑《注》以司空郡国舆地图、司空舆地图相况。郑注大司徒云：“土地之图，若今司空郡国舆地图。”注职方氏云：“天下之图，如今司空舆地图。”《疏》云：“职方兼主夷狄。夷狄中汉时不置郡国，惟置校尉掌之。”似凿。郑特措词偶异耳。其所重者，盖凡能生利之地，与其人民之数。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注》：“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扬地宜稻，幽并地宜麻。”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注》：“地慝，若障蛊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时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无及物未生，则不求也。”谓此。遂人：“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则其一地域中之图。合若干地域，则成一国之图；合若干国，则成天下之图矣。小宰之职云：“听闾里以版图。”《注》引郑司农云：“版，户籍；图，地图也。听人讼地者以版图决之。司书职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图。”小司徒云：“地讼，以图正之。”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财。”亦皆注意于民生，故及生财用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此则专司道路者，掌固、司险所职，特一在国、一在野为异。《序官注》：“国曰固，野曰险。”司险有图，掌固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举一以见两也。

古所谓地图者，未必其测量甚精、大小准确也，然于实用所资之事则必具。内宰之职：“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注》：“版，谓宫中阍寺之属，及其子弟录籍也。图，王及后世子之宫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是凡一极小之区域，皆有图也。据图可辨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冢墓及金、玉、锡、石所在，则其记载颇详正，不仅著其广轮，略备名山大川矣。遂人所造，小宰、小司徒所据以听讼者，当如后世鱼鳞册之图，内宰、冢人、墓大夫、卝人之所为，后世转无可比拟矣。

列国分主之世，一国所以得有他国之地图者，盖由臣伏之国之进献。《史记·燕世家》：“太子丹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因袭刺秦王。”《索隐》曰：“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案古田地通言，凡言地图者，皆谓土田之图，非今所谓地图。《索隐》之言是也。有土田必有耕之之人，故版图恒连言。《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此图书即指版图言。曰“知天下阨塞”者，盖司险之所为，曰“知民所疾苦”者，盖即土训之所诏。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之库、郩之二陵。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知地俗，博事也。”此盖陈《诗》以观民风之流，亦有裨于知民疾苦。秦有天下，则天下之版图咸归之矣。苏秦之说赵肃侯曰：“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谓田也。五倍于秦。”张仪之说秦惠王曰：“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皆见《史记》本传，下文说秦武王亦再言挟天子、按图籍。战国时之周未必能有天下之图籍，苏秦更未必有天下之地图可按，盖为纵横家之书者为之辞，未必当时之口语也。

《蔺相如传》：“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与赵。”此指秦邦域内之图，虽未必当时情事，然在理则可有。

《逸周书·程典》：“慎地必为之图，以举其物，物其善恶，度其高下，利其陂沟，爱其农时，修其等列，务其土实，差其施赋，设得其宜，宜协其务，务应其趣。”所谓地图，亦全以有裨农事为旨，可与《周官》参观。

（一七七）五岳

五岳之名，《尔雅》似有两说，然实系一说也。《释山》曰：“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又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前说虽无五岳之名，《诗·崧高疏》谓“《释山》发首陈此五山，不复更言余山，明有为岳之理”，其说是也。衡山之名，盖由来已久，且所苞甚广。凡山之东西绵亘者，皆可称衡，不徒不必指今之衡山，并不必定指霍山也。然以霍山为衡山之主峰，为时必较早，以今之衡山当之，必较后。何者？淮南自古与北方交接多，湖南则至春秋时尚未开辟也。《诗疏》云：“《传》言四岳之名，东岳岱，南岳衡，《尔雅》及诸经传多云泰山为东岳，霍山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若然，《尔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张楫《广雅》云天柱谓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庐江潜县，则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魏以来衡、霍别耳。郭璞《尔雅注》云：霍山，今在庐江潜县西南，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窃以璞言为然，何则？孙炎以霍山为误，当作衡山，案《书传·虞夏传》及《白虎通》《风俗通》《广雅》并云霍山为南岳，岂诸文皆误？明是衡山一名霍也。”案《书传》明出武帝前，足征郭璞谓霍有岳名非始武帝之确，然谓衡一名霍则误矣。当云：衡山所苞甚广，前世以霍山为其主峰，后乃移其名于湘南也。然衡山之名可移，霍山之名则不可移。至疑潜在江北，与《尔雅》江南之说不合，则衡山所苞既广，《尔雅》之言，初不专指一峰，正无足疑也。

然以霍山为南岳，犹非其朔也。《汉书·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可见五岳之名，随世而变。《尔雅·释地》云：“中有岱岳。”《淮南·地形》云：“东方之美者，有医母闾之珣玗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髙《注》释诸山之名，均未必与古合，而岱岳为今泰山，则无可疑。四岳缘起，盖由巡守，《白虎通》《风俗通》皆以桷释岳，为考功德明黜陟之义。中岳则由祭天，《记》所谓因名山以升中于天也。《礼器》。巡守之制，后来以泰山为东岳，今之衡山或霍山为南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则一岁之中，驰驱且不可遍，更无论省方观民矣。此实述经传者以当时地理附会古制之失。语其实，古所谓巡守者，必在邦畿之内；其时之邦畿，且未必有千里之广。夏谚所谓“一游一豫”者，乃正当时巡守之事耳。然则西岳之初，必在泰山之四面，距泰山不甚远也。《淮南》述九域之山，与《周官》职方同。五岳就五方言之，言四镇则兼四隅耳。四镇，其初亦不得如《周官》所言之远也。郑注大宗伯，与王肃注《书》，服虔注《左氏》，同取岱、衡、华、恒、崧高之说，见《诗疏》。而注大司乐，又据职方，可见郑意亦谓五岳随世而殊也。

郭璞云“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而《诗疏》引《孝经钩命决》云南岳衡，则其所谓衡者，亦指霍山而言也。谶纬虽不足据，然起哀、平之世，古文说尚未出，古谶辞虽多妖妄，纬说仍取今文，经说之亡佚者，赖之而可考焉。然则先汉经说，固皆以霍山为南岳也。

四岳既分主四方，其官似当以四人为之。《尧典》言四岳，恒若一人者，其时疆域小，主四方之官，不妨其皆在朝；抑《尧典》之言，亦出追述，不复能知尧之所咨及举鲧者为何人也。《崧高》毛《传》云“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亦浑言之。《疏》云：“《周语》说尧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为侯伯，氏曰有吕。此一王四伯，韦昭云：一王，谓禹也。四伯，谓四岳也。为四岳伯，故称四伯。是当尧之时，姜氏为四伯也。《周语》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则《郑语》所云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尧典注》云：尧之末年，庶绩多阙，羲和之子则死矣，于时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时之官，主方岳之事。然则尧时四岳，内典王朝之职，如周之六卿；外掌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诸侯之职。然述职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则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独得四岳之名。”韦、郑之说，固无确据，《疏》说似尤牵强也。

（一七八）弱水、黑水

《禹贡》诸水，最难解者，为弱水、黑水，读《淮南·地形》而知其说矣。《地形》说昆仑云：“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此篇述八殥，八纮，八极，皆自东北而东，而东南，而南，而西南，而西，而西北，而北，述四水当亦然。然则弱水必出西南。今本乃后人据《禹贡》所改也。“丹泽之东”“羽民之南”皆注语，“赤水之东”则衍文。下文述八殥，西南方曰丹泽，注语盖明赤水入海处。又言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有羽民，则弱水出西南，东南流至南海也。饮之不死，以和百药，以润万物，乃荒诞之言。此四水本不当凿求所在。河虽实有其水，然《禹贡》云道河积石，则所知者殆积石耳，积石以上，无可言矣。此篇言入禹所道积石山，则所言者积石以上也，亦无可究诘矣。作《禹贡》者，于西南地理，本不审谛，盖据故记姑妄言之，而后人必欲指其实为何水，亦惑矣。上文云“水有六品”，又云“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水有六品者，下文云“山为积德，川为积刑”，“丘陵为牡，溪谷为牝”，阳数九，阴数六，故山有九而水有六也。六水盖于四水之外，益以江、淮，然而辽水即弱水，黑水即洋水也。下文云辽出砥石，知非高《注》所谓出碣石、直辽东西南入海之辽。砥石为昭明所居，穷石则后羿所迁，其地断不在《禹贡》冀州之东，雍州之西也。

（一七九）归虚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郝疏云：大壑上当夺有字，《艺文类聚》九卷引有。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案少昊乃西方之神，不应在东，盖经文简错，而大壑下说，则夺佚矣。郭《注》云：“《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离骚》曰：降望大壑。”案见《远游》篇。《庄子·天地》曰：“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列子·汤问》：夏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虚。”《山海经》之说，大致亦不外此也。

《大荒南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髙山，海水出焉。”《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郝《疏》云：《藏经》本作光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郝《疏》云：《藏经》本作樻。海水北注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郝《疏》云：《藏经》本水下有北字。大逢之山，郭《注》云：“河济注海，已复出海外，入此山中也。”此语盖以《经》下文云“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而致误。《海内西经》云：“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道积石山。”禹所道积石，非即禹所积石之山。即令是一，而河入积石，济则否，亦只得谓经文简错耳。古盖谓四方之水，皆有所归，不独东。然中国水皆东流，又惟东方之海，得诸目击，故言之尤亲切有味也。

大塾虽大，然举天地间水，穷日夜注之，终亦必有盈时。真无底，则将超乎对色明空之外，非古人之所知矣。《吕览·君守》曰：“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则亦以水为循环者矣。此哲学之兴，足弥神话之缺者也。

《楚辞·悲回风》云：“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则古谓风亦有穴，盖不知风为气之动，而谓其别为一物也。

《墨子·经说下》云：“无南者。”孙氏《间诂》云：“古天官家不知有南极，故于四方，独以南为无穷。”《庄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无穷而有穷。”盖名家有持此义者。予案以南方为无穷，盖盖天家之说。盖天家以北极为中心，则四方皆南。如此，亦应四方之水，皆有所归也。

（一八○）泾洛诸戎

《史记·匈奴列传》所述北狄，匈奴、林胡、楼烦而外，居泾、洛者为一支，居圁、洛者为一支，东胡、山戎又为一支。居泾、洛者，以犬戎及义渠为大；居圁、洛者，以赤白狄为大；赤白狄及山戎，已有考，今考其居泾、洛之一支如下：

《史记》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绲戎即犬夷，上文所谓“周西伯昌伐畎夷氏”者也。《绵》之诗，“昆夷駾矣”，《说文·马部》駾字下引同今诗，《口部》呬字下，则引作“犬夷呬矣”。《皇矣》之诗曰：“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畎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采薇序》：“西有昆夷之患。”《正义》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又《史记索隐》引韦昭谓畎夷，“《春秋》以为犬戎”，《正义》引韦昭谓绲戎，“《春秋》以为犬戎”，又云：“颜师古云：混夷也。”然则犬也，畎也，昆也，混也，绲也，串也，皆一音之异译。《山海经》谓：“黄帝生苗，苗生龙，龙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为犬戎。”《史记·索引》引。《汉书·匈奴列传注》引，则作“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为犬戎。”昆夷、猃狁，系一种人。犹汉时既称匈奴，亦称胡也。《孟子》“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粥”，乃变文言之耳。《诗序》“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竟以为两族人，误矣。《出车》之诗曰：“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曰：“赫赫南仲，猃狁于夷。”猃狁在西北，可称戎，亦可称狄，诗取协韵也。《笺》云：“此时亦伐西戎；独言平猃狁者，猃狁大，故以为始以为终。”已不免拘滞序析猃狁、昆戎而二之，益凿矣。

此族强盛最早，《尚书大传》谓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马以献纣；又谓文王受命一年伐混夷。见《绵诗笺》。《笺》云：“混夷见文王之使者将士众过己国，则惶怖惊走奔突，入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剧也。”《正义》：“《帝王世纪》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王肃同其说以申毛义。”案文王受命后征伐先后，诸书互有异同，今不必深考。郑、王是非，更可弗论。要之，混夷在当时，为周强敌也，则当周初已崭然见头角矣。《史记》云：“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丰、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上云“命曰荒服”，下云“荒服不至”，则武王之所放，即穆王之所伐。《周本纪》载祭公谋父谏穆王之辞，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毋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古人轻事重言，所载言辞，类经后人润饰，不必当时情实。犬戎盖自武王时服于周，其后稍以桀骜，故穆王征之也。因此而作《吕刑》之辟者，金作赎刑，所以足兵也。周与犬戎之强弱，可以微窥矣。

穆王之后二百余年，而有骊山之祸。是役也，《周本纪》曰：“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秦本纪》则云：“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然则是时西方戎甚多，而犬戎为大。案当时所谓西戎者，《周本纪》及《匈奴列传》述之皆不甚详，惟《秦本纪》载其情形最悉，以秦之先世与西戎为缘也。秦为伯益之后。伯益，舜妻之以姚氏之玉女，固遥遥华胄也。然伯益之子曰若木，其玄孙费昌，子孙已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则其与西戎为缘旧矣，伯益又有子曰大廉，大廉玄孙曰中衍，中衍之后曰胥轩。申侯告周孝王之言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案《左氏》言：“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则骊戎实周同姓之国，中潏不啻周之所自出，故能为周保固西垂也。中潏之子曰蜚廉，虽与其子恶来俱事纣，然蜚廉又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幸于周成王。孟增之孙曰造父，实为周穆王御而西巡守。古书言穆王、造父事，多诞谩不足信，臆其实则造父盖以其为中潏之后，能得西戎之和，故能御穆王以西征也。造父以宠，别封于赵城，自是其族与西戎少交涉。而恶来之玄孙曰大骆，有子曰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而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言于孝王，孝王乃分土，邑非子于秦，而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观此知申与西戎关系之深，此其所以能搂犬戎以弑幽王也。自中潏至大骆父子为周保固西垂者，盖三百年，其根据地为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在泾、渭二水之间，此时之戎，盖犹在泾、洛以北。非子之曾孙曰秦仲，值周厉王时，西戎始叛，犬丘大骆之族，为戎所灭，则戎始渡泾水而南，非复武王放逐时之旧壤矣。自是大骆之適嗣灭，转藉其支庶之分封于秦者，与戎相枝拄。秦仲为戎所杀，子庄公始破戎。宣王并与以犬丘之地，仍为西垂大夫，传子襄公。襄公之七年，而周幽王为犬戎所灭。案庄公三子，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而让其弟襄公。《史记》云：“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又云：“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窃疑当时世父居犬丘，襄公居秦，故称犬丘世父。世父之见获于戎而复归，不知仍归其犬丘之地否。然及骊山之祸作，则犬丘之地，必复入于戎。故《匈奴列传》谓其“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也。且戎即复归世父地，世父亦必已弱而不克御戎；不然，犬戎之地，为周之藩篱者数百年矣，以世父之孝且勇，犬戎安能长驱至于骊山哉？且使犬丘而犹有嬴秦之族，平王必不仅以岐以西之地赐襄公也。以岐以西赐襄公，而曰“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明东兵至于岐且不易也。自骊山之役以前，史皆但曰戎，不曰犬戎；至是役，乃曰西夷犬戎，曰西戎犬戎。盖前此戎无强部，故自大骆以后能抚绥之，至此而大毕、伯士树敦之后复强，为诸戎率，将遂非嬴、赵之族所能驭也。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年表》。《本纪》同。子文公立。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始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文公营邑于汧渭之间。孙宁公继立，居平阳，灭荡社。子武公伐彭戏氏，至华山下，伐邽、冀戎，初县之。又县杜、郑，灭小虢。武公卒，弟德公立，居雍。梁伯、芮伯来朝。德公三子，宣公、成公、穆公以次立。宣公与晋战河阳，胜之。穆公元年，自将伐茅津。其后再置晋君，虏惠公而归之，惠公献其河西地，而秦地始东至河。盖自文公以后，专意于东略，其于西戎似少宽。然《左氏》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此所谓渭汭者，必不在渭水上流，则当时泾渭之域，殆全为犬戎所据，秦文公以后之东略，乃正所以挫戎势也。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秦人间而降之。三十七年，用其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此戎王不知其为何戎，然自此以后，则戎遂弱，其地仅限于陇以西，如上《史记》所云者矣。

《汉书·杨敞传》：“恽报孙会宗书曰：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此即《史记》所谓“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之绲戎也。

《六国表》：厉共公六年，义渠来赂，繇诸乞援；二十年，公将师与绵诸战；惠公五年，伐诸繇。《本纪》皆不载。繇诸疑绵诸之误，诸繇则误而又倒也。

翟之戎，《汉书》作狄獂。师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绵诸道及貆道是也。”意以狄獂为一。《索隐》引《地理志》：“天水有绵诸道、狄道。应劭以戎邑。”则以翟、为二。《续汉书·郡国志》汉阳郡，陇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又有豲道。《注》：“《史记》秦孝公西斩戎王。”案事见《秦本纪》。孝公元年，“西斩戎之王”。

义渠者，诸戎之最强者也。试就《本纪》及《六国表》列其事如下：

厉共公六年，义渠来赂。《表》。《纪》无。

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纪》。《表》同。

躁公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纪》。《表》作侵至渭阳。

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表》。《纪》无。《周书·史记》：“嬖子两重者亡。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案昭王时，义渠之亡，其君先为宣太后所诈杀，不以疾终，此所云疑指此时事也。

十一年，县义渠，《纪》。《表》无。义渠君为臣。《纪》。《表》同。

《张仪列传》：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索隐》云：“按《表》：秦惠王后元七年，楚、魏、齐、韩、赵五国共攻秦，是其事也。”案此事采自《战国策》。《战国策》乃纵横家之书，多设辞，非事实。义渠当时未必能越秦而朝魏也。

后十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纪》。《表》十一年：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匈奴列传》：“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

武王元年，伐义渠。《纪》。《表》无。

《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案此事《纪》《表》皆不载。《范雎列传》载昭王谢雎之辞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范雎之见秦王，《传》谓在昭王四十一年；其明年，宣太后亦薨矣。

自厉共公六年，至昭王四十一年，凡二百有七年，义渠与秦之相持，不可谓不久矣。

大荔，《汉志》谓在临晋，《续汉书·郡国志》、徐广、《括地志》皆因之，其地实不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案《秦本纪》：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六国表》作堑阿旁，伐大荔，补庞戏城。《集解》：徐广曰：临晋有王城。《续汉书·郡国志》：临晋有王城。《注》曰：《史记》曰：秦厉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即此城也。《括地志》谓朝邑县东三十步故王城，大荔近王城邑。案王城为凡列国称王者所居之城，安知其必属大荔。《六国表》：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围合阳。《表》。《纪》无。合阳诚近临晋，然是时劳师远役者甚多，不能以此谓大荔之必在临晋也。窃疑大荔本国亦当在义渠附近。

乌氏，汉为县，属安定。《货殖列传》云：“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此所谓戎王，盖即乌氏戎之君长也。

惟朐衍事无可考见。

（一八一）古匈奴居地

《史记·匈奴列传》备载自古北狄事迹，盖以匈奴亦北狄之一，故连类而并及之，以见古代北方之异族甚多，而匈奴亦其一，非谓此诸部落，皆即后来之匈奴也。诸部落有在今陕、甘境者，有在今山东西、河南北四省之交者，亦有在今河北省东北境者。匈奴则初在今河北、山西之腹部，后乃退居今绥远境内者也。

匈奴与猃狁、獯粥为同音异译，诸家皆言之。《史记》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字系注。居于北蛮。”《集解》《索隐》引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引晋灼曰：“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引韦昭曰：“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案《诗·采薇》毛《传》曰：“狁，北狄也。”《笺》曰：“北狄，今匈奴也。”《孟子·梁惠王》下赵《注》曰：“獯粥，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吕览·审为》高《注》曰：“狄人猃允，今之匈奴也。”又《汉书·韦贤传》载王舜、刘歆上议曰：“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异口同辞，必非无据矣。《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北逐荤粥，邑于涿鹿之阿。涿鹿，《集解》引服虔云：“山名，在涿郡。”盖是。又引张晏曰：“在上谷。”则因汉时上谷有涿鹿县云然耳。黄帝之邑，恐不能远至今之察哈尔境也。此匈奴自古即在今河北省之征也。晋灼谓尧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此特以大体言之，其实三者既系译音，即无正字，故古书亦有作匈奴者，《周书·王会》及《伊尹朝献》是也。《王会》：匈奴在北方台西。与之并列者：有大夏、犬戎；台东有高夷、独鹿、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其正北方，则有义渠、央林、渠叟、楼烦。《献令》：匈奴在正北，与之并列者：有空同、大夏、莎车、豹胡、代翟、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此等至后世事迹多有可考。高夷，孔云即高句骊，盖是。犬戎、义渠，后来在陕甘境。月氏在甘肃西北。渠叟即渠搜，如《禹贡》所列，当在今青海。莎车，汉世在西域，此时盖皆在河北、山西，古冀州之域，后世乃随汉族之开拓而迁徙也。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后世犹在今河北、热河境。山戎亦在今河南北、山东西之间，予别有考。《史记》云：“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林胡，盖即《王会》央林之林。央不可考。空同者，《五帝本纪》云：黄帝“西至于空桐”。《集解》引韦昭曰：“在陇右。”然《史记·赵世家》谓襄子取于空同氏，则仍在今山西境内耳。豹胡，据孙诒让说，即不屠何之转音，见所撰《墨子间诂》。代，盖即襄子所灭。《五帝本纪》之涿鹿，《索隐》云：“或作浊鹿。”盖与此独鹿是一，居此山之族也。孅犁、其龙者，《汉书·匈奴传》谓冒顿“北服挥窳、屈射、丁零、隔昆、龙、新蔾之国”。新，《史记》作薪犁，即孅犁；龙，即其龙之龙，《汉书》无“其”字，盖夺；浑窳一、屈射二、丁零三、隔昆四、龙五、新蔾六，凡六国，师古曰“五小国”，误也。孅犁、其龙，此时当亦在今河北、山西境，后乃随汉族之开拓而北走者也。《孟子》云：“太王事獯粥。”《吴越春秋》亦云：“古公积德行义，为狄人所慕，獯粥戎妒而伐之。”钱君宾四撰《西周地理考》，谓周本居今山西，后乃西徙而入陕西。其说信否，予尚未敢断；如其信也，固可证予匈奴在古冀州境内之说；即谓不然，于予说亦无背。盖獯粥之众，容有分支入陕，或盛强时曾侵略至陕，固无害于其本据之在晋也。匈奴本据虽在山西，然必在中国封略之外，非春秋时之所谓狄；盖春秋时之所谓狄，其程度颇高，见予所著《北狄考》。固远非匈奴所逮也。匈奴至战国时，始与中国有交涉。惠文君后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见《史记·秦纪》。而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史记·李牧列传》。苏秦之说燕文侯曰：“燕北有林胡、楼烦。”《史记·苏秦列传》。而鞠武谓太子丹：愿“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史记·刺客列传》。始足为中国患，亦足为中国重矣。《说苑·君道》：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乐毅列传注》引作取蓟）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

《史记》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山戎未必事畜牧，参看予所撰《山戎考》。惟林胡、楼烦、孅犁等皆游牧之族，与匈奴最近，特大小不侔耳。

楼烦，汉为县，属雁门，地当在今代县之北。然战国时楼烦之地，初不止此。苏秦谓“燕北有林胡、楼烦”，《赵世家》武灵王谓楼缓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正义：“即林胡也。”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又日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今案襄子灭代，又得霍泰山山阳侯天使朱书曰：“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凭，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所谓伉王，盖指武灵，左衽即指其变服事也。武灵王又谓公子成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索隐》：“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然则代以外为林胡、楼烦，乃襄子未竟之功也。武灵王胡服之后，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传国惠文王，自号为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然则自代以北，云中、九原、榆中、西河，皆林胡、楼烦之地也。《匈奴列传》谓冒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然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击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蒙恬所为塞。则自头曼至元朔时，河南之地，虽迭经汉与匈奴之争夺，而楼烦部落故无恙也，故河南亦故楼烦地也。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索隐》引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意以白羊为楼烦诸王之一。《汉书》颜师古《注》曰：“二王之居在河南。”则以楼烦、白羊各为部落也。然白羊自古未闻有此部落，恐当以如说为得。

《匈奴列传》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而《李牧传》言其“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则此三郡者，代与林胡、楼烦之地；此三郡以外，则匈奴地也。匈奴是时去中国较远，故未为赵所吞并，而后得以自强。

《李牧传》曰：“灭襜，破东胡，降林胡。”襜之，《集解》引徐广曰：“一作临。”又引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而《匈奴列传索隐》又引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为李牧所灭。”案诸篇不言林胡，即言林人，未有兼言儋者，明襜与林胡为二，合为一名非也。然此说与《李牧传》所引，亦相矛盾，盖传写有误，非如说本误也。

《淮南·原道》曰：“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淮南》虽汉时书，然多战国以前语，至此乃笔之于书，古人著书体例则然也。雁门以北，在战国以前，为林胡、楼烦之地，此数语盖即指此二族言之，可证其为游牧之族也。李斯《谏逐客书》曰：“乘纤离之马。”纤离即《王会》之孅犁，此族盖亦事畜牧，与匈奴同俗。

古人著述，有据相传诵习之辞笔之于书者，亦有以当时习熟之语易古人之言者，但取其意不失而已，不拘拘于其辞句也。《中庸》自为孔门相传之说，然其笔之于书则颇晚。昔人谓孔孟之书，言山多举泰岱，以为邹鲁之人所习见也；《中庸》独言华岳，以此知为秦汉时书，此可证其辞为秦汉人所为耳，亦不能谓为尽秦汉人所为，特其中有秦汉时人之辞耳。不能谓其说非孔门相传之旧也。然因此却可借《中庸》篇中语，以证战国时事。《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此所谓南方，指中国；北方之强，则《淮南王书》所谓雁门以北之俗也。近人或谓南方之强指江域，北方之强指河域，则武断甚矣。当时河域，乃冠带之国，礼义之邦，安有所谓袵金革死而不厌者？而吴楚之俗，亦只闻其票轻善用剑耳，曷尝有所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者邪？袵金革，死而不厌，惟匈奴等游牧之族为然，居于腹地之戎狄，则已异于是矣。

（一八二）发、北发

《史记·五帝本纪》：“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索隐》：“此言帝舜之德皆抚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抚字总之。北发当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又按《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以北发为南方之国，误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长夷也，鸟夷也，其意宜然。今案《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又云鲜支、渠搜，则鲜支当此析支也。”案谓“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错乱”，是也。谓北发当作北户，发当作北发，则非也。《周书·王会》，西面正北方有发人。《管子·轻重甲》：“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是北方确有国名发也。《大戴记·少闲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海外以下，下述禹、汤、文之功并同。与此文互有详略。言海内，以《大戴记》为详，《史记》仅及交趾，而《记》尚有朔方幽都及西王母；言海外，则《史记》为详，析支、山戎、发、长、鸟夷，《大戴》均未之及。然《大戴》之意，自以肃慎在北，北发在南，渠搜、氐、羌在西，北发与发，实非一国也。《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文与《大戴记》同，绝未言北发为北方之国，未知《索隐》何所见而云然。以《大戴记》与《史记》互勘，似乎彼此均有夺误。《史记》云“南抚交阯”，盖专指南方言之，其上下未必不有朔方幽都、西王母等句也。《索隐》云“以抚字总之”，已嫌专辄。师古曰：“北发，非国名也，言北方即可征发渠搜而役属之。瓒说近是。”独以此四字为句，然则上文“海外肃眘”四字何解欤？亦可谓疏矣。臣瓒曰：“《孔子三朝记》云：北发渠搜，南抚交阯，此举北以南为对也。”案《困学纪闻》以《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当《三朝记》，则臣瓒所引，亦即《少间》篇之文，其误与师古同。又案《墨子·节用》中：“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尧抚交阯，北中幽都。”《淮南子·修务》：“尧北抚幽都，南道交阯。”《说苑·反质》：“尧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咸与《戴记》大同小异。是彼此为相传诵悉之辞，《史记》独举交阯，必有夺误也。

古人所举四方地名，远近亦有次序。《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四极者，中国声教之所极；四荒，则荒忽无常矣。此北户与西王母，皆在海内，盖即《大戴记》及《史记》所云交阯者。举交阯，则不必言北户矣。必不能与海外之肃慎、北发、渠搜、氐、羌为伦也。《索隐》谓北发当云北户，亦不考之谈也。《吕览·为欲》：“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大夏者，伶伦取竹之所；三危，则舜窜三苗之所也。其不在海，亦可知。

（一八三）越裳

世之言越裳氏者，多以为在今越南之地，此为王莽所误也。贾捐之弃珠崖之对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汉书》本传。寻贾氏之言，越裳必尚较闽越为近。若谓在今后印度半岛，未免不近情理矣。

以越裳在今越南之地者，盖本于《后汉书》。《后汉书·南蛮传》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注》曰：“事见《尚书大传》。”古人引用，多不尽仍原文。此事散见古书甚多，陈恭甫《尚书大传辑校》辑之甚备。《后汉书》而外，咸无“交阯之南”四字，知非伏生原文矣。《后汉书》上文曰：“《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引《礼记·王制》，杂以《注》文。其啖人之国，见《墨子·鲁问》篇，辞句亦有异同。不知为此辞者所据《墨子》与今本异，抑引用改易，然“今乌浒人是也”六字，则必为此辞者所加，“其西”二字，亦必其所改，承上文“故曰交阯”言之也。“交阯之南”四字，亦同一例。

《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此事亦见《莽传》，但云“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而已，知越裳之名，必莽妄被之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三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章帝纪》：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南蛮传》：建武十三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皆无越裳之名。《论衡·恢国》篇亦云越裳，盖东汉人已受其欺矣。

越裳之地，当不远乎鲁。何也？曰：其事傅诸周公，一也。其所贡者为白雉，而夏翟为《禹贡》徐州之贡，二也。《周颂谱正义》引《大传》，越裳作越常，陈恭甫谓旧本如此。窃疑《鲁颂》“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常即越裳。越为种族之名，常其邑名。以越冠裳，犹之《史记·楚世家》谓熊渠封少子为越章王，而其地后亦称故鄣耳。《左氏》越有常寿过，疑即此国人。《毛传》谓常为鲁南鄙，其地当近海滨，故以无别风淮雨，占中国之有圣人也。

别风淮雨，见《文心雕龙》。按《文心雕龙·练字》篇云：“《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谏，已用淮雨，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陈恭甫疑彦和见误本《大传》，此恭甫误也。别风即飓风，后人不知，乃易贝为具。凡风皆有定向，惟别风不然，一若东西南北，同时并作者。东与西相背，南与北相背，故曰别。名之曰具，义亦可通，但古无是语耳。《辑校》云：“《御览·天部》一本引作天之无烈风，东西南北来也。下六字当是注文误入《传》。”是矣，而不悟此六字正是别风之义，转以彦和所见为误本，不亦千虑之一失乎？淮雨盖汇雨之省，言雨四面而至，意与别风之东西南北来同也。

越裳，《汉书注》引张晏曰：“越不着衣裳，慕中国化，遣译来着衣裳，故曰越裳也。”附会可笑。师古曰：“王充《论衡》作越尝，此则不作衣裳之字明矣。”《贾捐之传注》。《鲁颂》郑《笺》云：“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六国时齐有孟尝君，食邑于薛。”《郑笺》果是，则其地距鲁甚近；而《御览》引《大传》云重译，《文选》应吉甫诗《注》引作重三译，王元长文《注》引作重九译，贾捐之亦云九译，则仲任所谓语增者耳。抑三与九亦但言其多，非如后世文字之必为实数，不能因此遂断为远国也。

（一八四）扬越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汉书》作粤。《集解》引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颜师古亦曰：“本扬州之分，故曰扬粤。”案此说恐非也。《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此与《索隐》所引《战国策》，谓“吴起为楚收扬越”者，并非扬州之分。《楚世家索隐》云：“有本作扬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扬越。”案雩、吁、粤同从于声；古粤、越恒相假借。《方言》曰：“扬，双也。燕、代、朝鲜、冽水之间曰盱，或谓之扬。”《释言》曰：“越，扬也。”《礼记·聘义》郑《注》同。“叩之其声清越以长”《注》。《乐记注》则曰：“扬，越也。”“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注》。然则扬、越仍系一语。重言之，乃所以博异语，犹华、夏本一语而连言之耳。博异语见《礼记·内则》“刲之刳之”《注》。不特此也，即吴、越二字，亦系一音之转。吴，大也。《方言》十三。于，亦大也。《方言》一。《淮南·原道》：“于越生葛絺。”《注》：“于，吴也。”《荀子·劝学》：“于越夷貉之子。”《注》：“于越，犹言於越。”然则吴之与越，於越之与扬越，亦皆同言异字耳。《公羊》定公五年：“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解诂》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盖诸夏之与蛮夷，有单呼累呼之别耳。

又不特吴、越也，即虞、吴亦为一字。周之封虞仲与周章，非有二号，故《史记》分别言之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此中虞、吴字，非并作虞，则并作吴，故须分别言之。“其一处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虞、吴二字，当系后人所加，元文当作“其一在中国，其一在夷蛮”。若如今本，字形既有别异，尚何必如此措辞哉？《诗·丝衣》：“不吴不敖。”《史记·武帝本纪》引作“不虞不骜”。越字在古为民族之名。太伯、仲雍之居南方，盖即其所治之民以为号，而封之者因之。既以之封周章，则又变为国名，故其支派之受封于北方者，虽所君临者非越民，而亦以吴为号也。

《汉书·地理志》：“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案《吴越春秋》，虞仲作吴仲。《公羊》定公四年，晋士鞅、卫孔圄帅师伐鲜虞。《释文》：“虞本或作吴。”《尚书大传》曰：“西方者，鲜方也。”《诗·瓠叶》：“有兔斯首。”《郑笺》曰：“斯，白也。今俗语斯白之字作鲜。齐、鲁之间声近斯。”然则西方之名，原于鲜白。鲜、西一字。鲜虞独言西吴，疑本虞仲之后，为晋所灭，支庶播迁，君临白狄者，故《世本》谓鲜虞为姬姓也。中山武公初立，事在赵献侯十年，见《赵世家》及《六国表》。其时入战国已久。然《春秋》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公》《谷》皆责其伐同姓，则鲜虞之为姬姓旧矣，非以武公之立也。武公，徐广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索隐》以《世本》不言，疑为无据。然徐广于此，不得凿空，盖自有所据，而小司马时已无考耳。窃疑西吴之胤，或先此而绝，而西周公之后人承其绪也。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而《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冀州之人。”下文“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无一为冀州之地者。窃疑此语遭后人窜乱，非《史记》原文；否则与下文各有所本。冀州二字，但为中国之义，非《禹贡》所谓冀州也。《正义》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纬候之言，当有古据；汉世县名，亦必非无因。窃疑历山即汤放桀之处，与鸣条地正相近。说者或云在河东，或云在濮州，或云在妫州，均无当也。有虞氏之虞，亦即吴耳。《墨子·尚贤》：“上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孙仲容《间诂》曰：“服泽疑即负夏。”案孙说近之，然则负夏亦泽名，郑云“卫地”，恐非是。

名有原同而流异者，夷、裔，华、夏，虞、吴，扬、越皆是也。扬、越既为一语，则扬州犹言越州，亦以民族之名为州名耳。然既为州名，即自有其疆理，不得谓越人所居之处，皆可称为扬州。《禹贡》所载，盖实东周时境域，然犹不及今闽广。故知以《南越传》之扬越为取义于扬州者必非。《货殖列传》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此扬越与于越，各有地分，截然不可相溷。盖其语原虽同，而自春秋以后，于越遂为封于会稽之越之专称耳。《自序》：“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扬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亦以扬越言之，不曰于越。按其地分，似自《禹贡》荆州而南者，皆称扬越；而在扬州分者，顾不然也。

（一八五）论吴越文化

论吴越古代文化，求之传记，可征者甚少，必发掘之业益盛，乃能明之，今仅能言其崖略而已。盖民之资生，莫急于衣食居处。居寒地者多食鸟兽之肉，居热地者多食草木之实。中国古代，二者兼有，究以食草木之实者为多。耕稼之业，实自兹而起。皮服与卉服并行，卉服亦必较盛，故农夫皆黄衣黄冠，绩麻盖由此发明。蚕桑古称盛于北，其原起亦必在南。以《易》言黄帝、尧、舜垂衣裳，其时固犹在东南，未迁西北也。南方巢居，北方穴居，而言宫室者必曰上栋下宇，不闻以陶复陶穴自居，则亦以南方之居高明，革北方之处卑闇也。更进言之，生计之舒，必藉通功易事。《史记》谓自大皞以来，则有钱矣，固臆说不足据；《说文·贝部》，云“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说较可信。泉币至周始有，则殷以前皆用贝矣。此实隆古民族起自海滨之铁证也。《说苑》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修文》。礼乐为化民之具，二者相为表里，乐主南则礼可知。《楚辞·天问》一篇，备摄宗教哲学之义，先秦诸子言宇宙论者，曾莫能加。是则道德学术，亦皆原于南也。

古代文化，盖初植于扬州，西渐于荆、梁，而大盛于徐、兖。何以言？古言出治，必始人皇。人皇者，遂人也。天皇、地皇，乃后来附会之说，余别有考。遂人始知用火，实进化之大原也。《春秋纬》言遂人出旸谷，分九河，绝无他证，恐据万物始于东方之义臆言之，“九河”并恐系“九州”之误。继遂人者伏羲，其后有任、宿、须句、颛臾；继伏羲者神农，即大庭，鲁有大庭氏之库，则地皆确实可征矣。《礼运》言后圣有作，修火之利，范金合土；《御览·皇王部》引《古史考》，谓遂人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观后来冶铸之业，南盛于北，则遂人当在扬州。抑古代帝王，功德在民，有实迹可指者，遂人而外，莫如有巢。《韩子·五蠹》，即以二者并言。《庄子·盗跖》，无遂人之名，所谓“知生之民”，即指遂人也。有巢氏地亦无考。《遁甲开山图》谓在琅邪，然此书全不足信。巢居必依茂林，疑亦当在扬州矣。然则华族初兴，实在江海之会，羲、农乃其分枝北出者耳。此北出之枝派，文明反盛于其故乡，则以古代徐、兖，下隰宜农之故。夫下隰之地，非修沟洫无以事耕耘；而苟事耕耘，亦不虑其无刈获。水功勤则人治修，刈获丰则资生厚，而文明大启矣。此隆古开化之情形，可以追想者也。

黄帝崛兴，实为史事一大变。黄帝诛蚩尤于涿鹿，而身仍处于涿鹿之阿。涿鹿所在，旧说有三：一上谷，二涿郡，三彭城也。余初信涿郡之说，以史言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又其战也，教熊羆貔貅貙虎，类于游牧人之为。阪泉、涿鹿之战，实河北游牧之族，扰河南耕稼之民也。由今思之，殊不其然。迁徙往来无常处，特言其武功之盛，非谓其为行国；不然，何又曰邑于涿鹿之阿乎？教熊羆貔貅貙虎，正足征其尚在南方。《孟子》言尧时水患曰：“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滕文公》上。其言纣之罪状曰：“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计周公之功曰：“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滕文公》下。而《周书·世俘》，言武王狩禽，猫虎熊羆，多至千百。则自商奄至江南仍为禽兽逼人之地，盖水患甚而农业荒也。洪水之患，为古代文明自东南转入西北之一大关键。其事似始于炎、黄之际。《管子》言黄帝之王，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正与《孟子》言“益烈山泽而焚之”同。《滕文公》上。《周书》言阪泉氏徙居独鹿。《史记集解》。阪泉者，神农之末世；独鹿即涿鹿，盖蚩尤之居，其地实在彭城。蚩尤既灭，则黄帝居之，而使其子弟分治神农氏故地。

史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是也。江水、若水，后人以今四川之长江、雅砻江释之，此实大误。《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史记·殷本纪》引。则古以江在东方，青阳之所居可知。《吕览·古乐》言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空桑者，《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定公四年，祝鮀谓伯禽封于少皞之虚；则杜《注》谓穷桑地在鲁北者，不误。王箓友云：“盖本作。若字盖亦作，即之重文；加口者，如楍字之象根形。”《释例》。此说甚精。古谓日出榑桑，若水盖亦桑水之误，其当在东方不疑也。然则蜀山即涿鹿之山，昌意盖取蚩尤氏女，故《大荒北经》《风俗通义》，咸以颛顼为黎苗之先。然昌意虽与蜀山昏媾，而姬、姜二姓之争，则仍未已。传记言颛顼共工之争则是。《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管子》曰：“共工氏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揆度》。则共工在当时，实为姜姓一强国。《淮南》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其所争者，正神农氏故地也。自颛顼至尧，绵历年岁，卒见流于幽州。盖姜姓丧败之余，终不敌姬姓方张之焰。然姬姓虽克定共工，而兖州之地，卒亦不可复处。传记言禹之治水，时愈晚则愈侈。遂至谓江、淮、河、济，罔不施功，实则非是。禹之自言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皋陶谟》。九者数之究，九川特言其多。四海者，中国之外。中国无定境，则四海亦无定在。浚畎澮距川，则孔子所谓尽力乎沟洫者也。后土与禹，治水不可谓不力，然终不能澹沉灾。华族之居兖州者，乃稍稍西北徙。尧都究在何处，今难质言，舜之传说甚多，孟子谓为东夷之人，实最可信。舜在东，则尧不得在西。后世谓尧都晋阳，或谓都平阳，盖以叔虞封于河汾，因唐之旧云尔；此或尧之后裔，必非尧身处于是也。武王谓有夏之居，自洛汭延于伊汭，则西迁之业，实至禹而告成；华族文化，自此寖盛于西北矣。然徐、兖之间，遗徽未沫，故夏甫衰而殷又自东方起。汤居亳，亳之所在，异说纷如，王静安谓即《左氏》庄公十一年公子御说奔亳之亳，最为近之。盖古事传于后者，率经春秋战国时人之手，必据其时之地名，以述古事也。仲丁迁于隞，或曰在河北，或曰敖仓，未知孰是，要在亳西北；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盘庚渡河南，复成汤之故居；武乙复徙河北；盖始终向西北进。而东南之地，据前所引《周书》《孟子》，仍为旷废之区，盖水患后迄未能兴复也。周初之奄，中叶之徐偃王，虽声势甚张，卒不能与周敌，盖以此。然齐、楚未兴以前，徐、兖之地，固东南之名区，而西北之劲敌也。当兹雍、豫、徐、兖，纷变化之时，华族之留居荆、扬者，以火耕水耨，渔猎山伐，饮食还给，不忧冻饿，稍流于些窳偷生，治化遂落后，转藉北迁之族，南归为之反哺焉。楚自荆山开拓至郢，泰伯、无余之后人于吴则是也。文化之传播岂不异哉！职是故，南方所传古史，实仍与北方无异。读《离骚》《天问》及伍子胥谏夫差之辞可知。舜生姚上，为后世之上虞；耕历山在余姚；渔雷泽在具区；避尧子在百官桥；大禹陵在山阴；巫咸冢在常熟；泰伯城在无锡；皆是物也。谓夏、殷、周之后，有播迁至是者，而其史迹随之以传则可；谓其人本居是，事即在是，则实不可。故谓吴、越古代文化，传记可考者甚少也。然则遂无可考乎？曰：是亦不然。盖无可考者，其氏族部落若国家之行事；而有可考者，则其民间开化之迹也。且如冶铸之技，械器之所由利，耕作之所资，亦战斗之所赖也。蚩尤尸作兵之名，固非黄帝之族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者所能逮，其遗迹之在南方者，则如《水经·渐江水注》曰：“石帆山西连会稽，东带若邪溪，《吴越春秋》所谓欧冶涸以成五剑。溪水下注太湖，湖水自东亦注江通海，其东有铜牛山。”又如《资水注》，谓益阳有井数百口，皆古人采金沙处。可见南方坑冶夙兴。此并非蚩尤之所教，必其民族久闲于是，蚩尤乃因以作兵也。《渐江水注》又谓秦望山南有樵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此未必然，然古代南方，久有都邑，则可知矣。《庐江水注》言西天子障，犹有宫殿故基，可想见障名所由得。《述异记》言庐山上有康王谷，颠有一城，号为钊城，传云周康王之城。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弓弩之属。傅诸康王非是，然亦必古代南方名国，声明名物颇盛者也。此等皆并国名而不传，无论系世行事矣。南方史迹之难知，实由简策之传太少。然南方固非无文字。《庐江水注》言：“庐山之南，有上霄石。上霄之南，又有大禹刻石。”此实南方古国铭刻，正如登封、泰岱之有刻石。将来此等物发见较多，必可补史籍之阙。

（一八六）邹衍大九州说

《史记·孟荀列传》言：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此亦有旧说为本，非衍新创也。《淮南·地形》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稳土，正东阳州曰申土。”又曰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此盖旧说。谓有大瀛海环其外者，陆地尽于此矣。邹衍则易其名为裨海，谓又有如是者八，陆地乃穷，有大瀛海环其外，而真为天地之际也。九州名义，多无可考，然泲州似以济水得名，弇州或即商奄之奄，则冀州当在济水之南、商奄之东也。九山曰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九塞曰大汾、渑阨、荆阮、方城、郩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此皆非其朔，盖后人沿其目而易其名。九山当布列在九州，九塞则为九州边界。九薮曰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纡、晋之大陆、郑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昭余，则已在八殥之地矣，观具区大梦之名，列于九薮又列于八泽可知也。然则所谓九州者，乃在齐之西，燕赵之南，宋郑秦晋之东，楚越之北耳。邹衍所谓禹之序九州者盖如此。《禹贡》所述九州，已苞八殥八纮之地，当衍所谓如赤县神州者九而有余矣。《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淮南》曰：“九州纯方千里。”可见其所谓九州者，仅当《王制》之一州。然则举九州而九之，乃衍新创之说；谓中国外又有如赤县神州者八，合中国而九。则固旧说也。

纮，高《注》云：“维也。维落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纮也。”按《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四极即八极也。独言四正为四极，兼四隅言之，则曰八极耳。天下之雨，来自八极，故四极正则淫水涸也。

九州之地皆曰土，八殥之地有八泽，八纮亦曰土、曰野，是中国与夷狄，以泽为界也，此盖岛居之世之遗习。岛居时，以所居之土为州，此外为泽，又其外复为陆地，然为他人之地矣，于此可窥见九州之说之起原。古无岛字，洲即岛，洲、州本一字也。《汉书·地理志》云：“尧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注：“师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泛大，各就高陆，人之所居，凡十二处。”宋祁曰：“《注》文，南本无九州以下十五字，景本无《注》末凡十二处四字。”然则所谓九州者，推原其朔，则岛居之民，分其众为九部耳。井田之法，以方里之地，画为九区，而明堂亦有九室，皆是物也。《周官》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考工记》匠人，亦九分其国，皆九州古义也。

（一八七）南交

郑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灭也。”《尚书尧典疏》。案《大戴礼》：“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少间篇》。《墨子》：“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节用》中。俱以交阯与幽都对举，则南方初无所谓明都可知。《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史记·舜纪》：“南抚交阯、北发。”《索隐》：“北发当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淮南子·地形》篇作反户，高诱《注》：“在日之南，皆为北乡户，故反其户也。”《南史·林邑传》：“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可知北户之俗，南方确有之。而交趾在其北，羲叔所宅，必即今越南地矣。

（一八八）嵎夷即倭夷说

《尧典》“宅嵎夷”，《史记·五帝本纪》作郁夷；《毛诗·小雅》“周道倭迟”，《韩诗》作威夷，《汉书》作郁夷。说者因谓日本即古嵎夷。此说似怪，然实不尽诬也。人类学家言：日本种族，十之六为马来，二为虾夷，中国人与通古斯皆仅十之一。马来人古称越，亦作粤，有断发文身之俗，日人亦然。且日人言语，亦有与马来同者，其出于马来族无疑也。《礼记·大传》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楚则有妻妹之俗，见《公羊》桓公二年。日本古俗亦然。汉魏后，南洋群岛皆马来族所居，其程度殊不高于日本人，或且不逮焉，必不能启发日本。且日本与中国之交往，亦北方早而南方迟；则谓启发日本之马来人，自中国往而不自南洋往，又理之可信者也。《尚书正义》云：“夏侯等书，宅嵎夷为宅嵎銕。”《说文·山部》：“崵，首崵山也，在辽西。一曰崵铁，崵谷也。”说经者因谓今文家谓崵夷在辽西，此殊不然。“一曰”乃别列一说之辞，不与上文相蒙。不徒夏侯等家不谓崵夷在辽西，即《说文》所列之或说，意亦未必谓然。何者？旸谷之旸，诸书或作汤，无作崵者；为此说者之意，盖谓旸谷之旸，亦当作崵，而非谓辽西之崵山即《尚书》之旸谷也。旸谷究在何处，虽难质言，谓在山东，情事颇近。自山东绝海至日本固不易，然冀、辽之地，久为华人繁殖之区，试观方言，自燕到朝鲜语言多同可知，自朝鲜至日本，则非难事矣。况民族之迁移，亦间有出于常理之外，而不可以测度者邪。

（一八九）天地之化百物之产

《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乃使气成为物。《易》所谓“精气为物”，物之相生，则以形更成是形，其为事不同。《周官·大宗伯》曰：“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化者，天之生物之名；产者，物之生物之名也。注曰：“能生非类曰化，生其种曰产。”物固非天地之类。疏引“田鼠化为鴽，雀雉化为蛤蜃之等”以释化，仍是物生物之事，非是。《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疏曰：“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月令》：“田鼠化为鴽。”疏曰：“《易》乾道变化，谓先有旧形，渐渐改者，谓之变。虽有旧形，忽改者谓之化。及本无旧形，非类而改，亦谓之化。”本无旧形，一有一无，即天地之化之化，与田鼠化为鴽之化，不同义也。

（一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义

《易·系辞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近人每执此二语，谓中国人重空言而轻实事，此大缪也。道者，事物之所以然，《韩非·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成也。”案然，成也。稽，同也。无形迹可见，故曰形而上，犹言成形之先；曰形而下，则犹言成形之后耳。此乃天事，非人事。《周易正义·八论》之一云：“易之三义，惟在于有，然有从无出，理则包无。故《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浑沌者，言万物相浑沌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惟在于有者，盖以圣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备，本备于有。故《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有也。”此言最得《易》义。形而上，形而下，乃就物之可见、可闻、可循与否而锡之名，非意有所贵贱于其间也。不徒未尝贱器也，《系辞传》又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且尽力于制器以共民用矣。

《左氏》僖公十五年，韩简曰：“物生而后有象。”其所谓象，亦即《易》之所谓象也。象虽可闻见，犹不必其可循，《系辞传》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则其征也。若此者皆在天，古天官家言，自地以上皆为天。在地者则不然。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形者皆可共用，共享之谓器。凡器，皆可如其形，制为范，以更作之时曰法。故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而包牺作卦，《易》称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也。夫如器之形以制范，以更成是器，不过能使固有之器增多而已，不能更得新器也。能取法于天则不然。《礼记·郊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取法于天者，依意想之所及，而制以为法；如是，则共享之器，日出而不穷。《韩子》曰：“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其理，观《系辞传》“盖取”一节可明。风行水上《涣》，制舟楫者取焉，不待言而喻也。服牛乘马取诸《随》，取其动而说也。臼杵取诸《小过》，《小过》上雷下山，上动，下任之以重也。弧矢取诸《睽》，《睽》上火下泽，火泽之行相违，犹射者引弦向己，矢激而外出也。上泽下天《夬》，夬者，决也，以五刚乘一柔，必决，决则殊矣，物之殊者仍可合之，知其故为一体，此书契之所由作也。要之如器以制，法器有限；因象而制，法器无穷。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象者，物之所固有，像则人像之，故从人，非俗字也。

象之不可穷，犹形之不可穷也；于是能以一象广摄众义之说尚焉。《易》之始，不过占筮之书，而圣人有取焉，盖以是也。故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又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曰：“极其变，遂通天下之象”也。《易》道至广，皆摄诸象。故曰：“彖也者，言乎象者也。”又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则以一象广摄众义之谓也。象虽若虚悬无薄乎，器之成恒必由之。故曰“象事知器”。事不违理，知象则器寓焉。《管子》曰：“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五行》。又曰：“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器。”《白心》。太史公曰：“《易》本隐以知显，《春秋》推见至隐。”谓其合本末为一也。

《管子·七法》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其言足与《易》相发明。则谓自然之理，其予人以可知者谓之象。人效法之，有所制作，谓之法。化者，使人与事习也。决塞者，上之所以使下也。心术，上之所以自处也。计数，上临事之所察也。法本于象，故曰：“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法出于象，故亦自然不可改易。《法法》之篇曰：“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不法法者，谓不以法为法也。法不法者，谓其所法者非法也。不合乎则。《周书·大匡》曰：“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法。”与《管子》所谓法法者同。朱右曾《集训校释》依陆麟书改为“明道惟法，明法惟人”，误矣。《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此不法法则事毋常之义。又曰：“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此法不法则令不行之义。非谓法出于先王，谓先王之法则法之法者也。虽荀子之法后王，意亦由是。《左氏》昭公四年，浑罕讥子产曰：“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政之不可制于心，以法之出于自然之则也。

《洪范》五事，思曰睿，睿作圣。《周官》乡三物，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注》曰：“圣，通而先识也。”圣之本义，实以知识言，非以德行言。《荀子》曰：“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非相》。又曰：“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浃洽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儒效》。又曰：“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性恶》。又曰：“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哀公》。皆可见圣之本义。《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显分圣与多能为两事。《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盖寻常所谓相仁偶者，原不过及于与接为构之人，博施济众，为量弥恢，则非思无不过者不克济其事，故以圣言之。《孟子》曰：“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犹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匪尔力也。”《万章》下。力之深入而克竟其功，亦仍就思无不通之义引伸之也。古之言圣，虽非如后世之高不可攀，然其尊之亦甚至。而《系辞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其重之也如此，而曷尝有轻视制器之意哉？

（一九一）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春在堂随笔》云：戴子高尝为《论语注》，专以公羊家师说说《论语》，亦一家之学也。偶检旧椟，得手书一通，录《注》中义六十三事，质之于余，因择其尤平易者识之，所录者凡十条，曰：因不失其亲，因读曰姻，姻，外亲也。姻非五服之亲，然犹必不失其亲，以其亦有宗道。《杂记》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外宗为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从母。又曰：井有人焉，井穽之假字，又曰：君子上达，言作君作师，上通天道。小人下达，言务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又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往，往世也。谏，犹正也。来，来世也，言来世之治，犹可追乎？明不可追。庄子述此歌曰：往世不可追，来世不可待。皆惬心贵当。下学言务工作，下学而上达，亦谓因事而悟道也。曲园云：余因子高解往者不可谏，而悟来者犹可追之义。《周官·追师·注》：追，犹治也。犹可追，言犹可治也。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公羊子曰：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深得孔子之意，而皆自楚狂一言发之，楚狂之功大矣。予案曲园说追字之义是也，而其说犹可追之义则非。犹可追，言不可追也，乃反诘之辞。

（一九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古书语法，往往有互相备者，此言君子为乱则为盗亦在其中，小人为盗则为乱亦在其中是也。但此章则不然。盖古所谓作乱者，乃指干犯名分，杀逐在上者而夺其位，而盗之本义，为略取财物。古代等级森严，小人不易乘君子之位。君子虽不必皆富，然究与小人有别，略取财物，非其志之所存。即欲夺人之所有者，亦必代居其位而后可，其事即为乱而非盗矣。故作乱之事，小人殆不能为之，而君子亦无所谓为盗也。

《春秋》书盗杀者四：襄公十年，“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左传》曰：“书曰盗，言无大夫焉。”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左氏》于三十一年论之，谓“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是以书之曰盗……以惩不义”。然据二十年纪事，则齐豹之司寇与鄄，皆已为挚所夺，当杀挚时，豹固微者也。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左传》云：“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杜注》曰：“翩，蔡大夫。”《公羊》曰：“罪人。”《公羊》盖得其实。十三年，盗杀陈夏区夫，《公》《谷》《左》皆无传。而四年《谷梁》云：“微杀大夫谓之盗。”范宁《集解》云：“十三年冬，盗杀陈夏区夫是。”盖为夏区夫发。又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公羊》曰：“盗者孰谓？谓阳虎也。阳虎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则微者也。”此外急寿及子臧之死，《左氏》亦咸谓之盗。见桓公十六年，僖公二十四年。盖实使微者杀之。郑三卿及卫絷之死，其君皆为之出奔。又郑子产卒，子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蒲之泽，至兴徒兵以攻杀之，盗乃少正。见昭公二十年。吴之入郢也，楚子入睢济江，入于云中，盗政之，至以戈撃王，王奔郧。定公四年。其势力亦不可谓不大。古书记人民作乱之事甚鲜，或以为古者德化洽，生计饶，不至于乱也。又或以为古者设治密，兵力足，人民不易为乱，皆非也。古之史官主记贵族之事，民间之盗贼与贵族关系较少，故不之及耳。观郑所谓萑蒲及楚云中之盗，可知盗贼之徒党并不少，势力并不弱。《庄子·盗跖》述当时之富人谓其“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知其无日不在戒备中也。而《左传》亦咸称为盗，盖当时言语如是也。

《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盖犯上者，作乱之履霜，而作乱其坚冰也。其与杀越人于货者，所志迥不相侔审矣。《泰伯》篇：“子曰：勇而无礼，则乱。”又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阳货》篇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其皆指君子言可知。《左传》文公二年，“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子姑待之。”今《周书·大匡》篇曰：“勇如害上，如同而。则不登于明堂。”明堂非小人所登，其言亦为君子而发。狼瞫如听其友而为难，即有子之所谓犯上，更甚则为作乱矣。

古之人，盖贵贱莫不尚勇，故子贡问孔子：“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恶勇而无礼者。”又曰：“赐也亦有恶乎？”子贡曰：“恶不孙以为勇者。”《论语·阳货》。孔子戒樊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论语·颜渊》。而孟子告公都子，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居其一焉。《离娄下》。夫如是，安得不尚逊顺。《祭义》称：虞、夏、殷、周，未有遗年者。又称：孝弟之道，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备乎军旅，于众义死之，而弗敢犯也。而大学又以是为教。又曰：“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坊记》言“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岂好为是柔弱之道以靡其民气哉？当时之情势，固有不得不然者也。不然，其争夺相杀不可以一朝居也久矣。

（一九三）往者不悔，来者不豫

语曰：“人所追悔者既往，所希冀者未来，所悠忽者见在。”又曰：“勘破去来今，非佛无可做；不问去来今，随地皆成佛。”世皆以为名言。《礼记·儒行》曰：“往者不悔，来者不豫。”《注》曰：“虽有负者，后不悔也；其所未见，亦不豫备，平行自若也。”已具二谚之理矣。人之多悔多豫，皆由不能安于义命；不能安于义命，则患得患失之情生；患得患失之情一生，而往者不可胜悔，来者不可胜豫矣。其实往者已往矣，隳甑不可复完，悔之何益？而指穷于为，世事之变化无方，亦何可豫也，徒自苦焉而已。抑且患得患失，则神情眩惑，未有不措置乖方者，是以悔既往，豫未来，正所以失见在而又生将来之悔也。有所悔，必又有所豫，是使悔且豫者相引于无穷，而终不获一日之安也，不亦徒自苦乎？故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一九四）释仁

道之高者必通，通者必合人我，忘利害。苟犹有人我利害之见存，未有能合天道者也。

孔门之言道，莫高于仁。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其言之决绝如此；然则所谓仁者，果何如哉？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离娄上》。其言仁之有利无害，决然如此。然孔子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则是为仁者不免于杀身也。然则非泯利害之见，不足以言仁也审矣。子曰：“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言其能临利害而不惑也。又曰：“仁者不忧。”《论语·子罕》。言其本不欲利，故无不利之时；无不利之时，自无可忧也。然则圣人非能教人得世俗之所谓利也，能教其祛欲利之心耳。《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苟不仁，则不免损人以利己，损人以利己，则内省疚而忧惧随之矣。斯言看似平易，而行之实艰。

墨子言兼爱，而孟子诋为无父，似言仁不能无等差矣。然“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恕之事也。孟子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此岂尚有人我可分乎？《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所以不得不言亲亲，不得不言尊贤，且不得不有杀有等；乃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之世，事势不得不然，而岂道之本然哉？然则墨者夷之谓“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滕文公上》。其说实不背于儒。儒墨之道，可通为一也。儒家辟墨千言万语，皆自小康之世言之，若大同之世，则荡荡平平，本无差等也。夫惟不分人我者，人莫能与之敌，何也？苟欲敌之，是自为敌也。故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

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八佾》。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其言之之易如此。然忘人我，泯利害，则人所视为至难者也。何哉？人之本心，本无人我之分，利害之见。所以有之者，皆事势使然也。故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惟君子能全其仁于事势万难之际，亦惟君子能革易斯世，使事势无阻。凡人皆克全夫仁也，不知革易斯世，而欲望人人克全夫仁，则以贲育、乌获责孺子矣。此后世儒者之失，孔孟无此说也。

仁之道大如此，顾其言之，亦有时若甚浅近者。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阳货》两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又曰：“仁者其言也訒。”《颜渊》。然则但谨于辞色之间，遂足以为仁矣乎？非也。仁者必无人我之见存，无人我之见，尚何自炫以取媚于人之有？务自炫以取媚于人，则其人我之见深矣，是则与于不仁之甚者矣。远不仁，斯近仁矣。故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恶不仁不可遂云仁，然求仁之端也。抑以道仁与不仁之义言之，则又不可谓之不仁也。然则巧言令色之不仁，审矣。故《集注》谓“圣人辞不迫切。言鲜，则绝无可知”也，可不深自警哉！

（一九五）释因

因之道，诸子百家言之详矣。虽儒家，亦不能不以此为务也。因之道，有施之天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是也。《礼记·礼器》。《孟子·离娄上篇》亦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有施之治民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是也。《论语·尧曰》。有施之敌者，“因重而抚之”，“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是也。《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中行献子曰：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又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又案《周书·武称》：“距险伐夷，并小夺乱，□（原文此处为□）强攻弱，而袭不正，武之经也。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贤者辅之，乱者取之，作者劝之，怠者沮之，恐者惧者欲者趣之，武之用也。”与《左氏》所引史佚仲虺之言相出入，盖古兵家言。大抵人之力，至大而不可遂。故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氏》僖公二十年臧文仲之言。又昭公四年，子产对楚灵王曰：“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韩子曰：“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钧，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大山；使贲育带千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大山不正，民不能齐。”《大体》。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孟子》曰：“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行其所无事者，因之谓也。所因者有事焉，因之者未尝有事也。惟未尝有事，乃能有成，此因之精义也。

自然之德在于信，信则必可知也。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惟其信也，故逆之必败，顺之则必有成，此随顺万物之义所由来也。《管子》曰：“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心术》。此君人者，治国之术也。庄子述慎到之说曰：“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天下》。此匹夫自处之道也。而其要，尽于庄周“无建己之患”五字。惟无建己，故无用知之患，而能动静不离于理也。此即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其所以致之者，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论语·子罕》。然则治人之道，与修己之道，无二致焉。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也。”《管子》亦曰：“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

惟能因也，故或见利而不为，以违于道者，似利而实非利也。《管子·白心篇》所言是也。《白心篇》曰：“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以政为仪，非吾仪，虽利不为，法家所以戒释法而任心治也。故儒、法二家之道，实亦相通。

（一九六）释大顺

儒家之言治，莫高于大顺。大顺之说，见于《礼运》。其说曰：“四体既正，肤革充盈，身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言治至此，可谓豪发无遗憾矣。论者或曰：西京儒者，不言祥瑞。言祥瑞者，西汉末叶，王莽之徒之为之也。是不然，董仲舒对策曰：“阴阳调而风雨时，群臣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非以瑞应为治之至者乎？不言者，当时之治，固不足以言瑞应。且宣帝之世，言凤皇降者，固连翩矣。安知当时儒者，无导谀贡媚之徒，特无传于后邪？且经典之言瑞应者，非独《礼运》也。《礼器》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乐记》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大戴记·诰志》曰：“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谷不处，深渊不涸；于是龙至不闭，凤降忘翼，鸷鸟忘攫，爪鸟忘距，蜂虿不螫婴儿，蟁虻不食天驹，洛出服，河出图。”《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皆与《礼运》相出入。抑非独儒家也，《管子·小匡》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庄子·马蹄》曰：“至治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其言与《二戴记》《论语》，同出一本，亦显而易见也。是何邪？是古人之知识短浅，不知人事而欲徼福于不可知之数邪？非然也。《祭统》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然则大顺云者，亦人事无所不尽，天瑞无所不臻之谓耳。瑞应之来，若由于天，而实由于人。何也？如其三年耕，则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则有三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如此，虽有水旱，谓有水旱得乎？古昔情形，非有史官记录，特口相传述耳。十口相传，不能审谛。小康之治既作，大同之世云遥，乃有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之事，追怀古昔，乃觉其苦乐之悬殊，而津津乐道之。然于古昔之事，知之不审谛也，则以为天瑞之骈臻云尔。且人虽至仁，安能感物，然古言瑞应，必极之于凤凰降龟龙假者，《荀子·王制》曰：“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鼌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用也。故禽兽草木之滋殖，亦人事为之也。”自后世言之，则曰“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公羊》宣公元年《解诂》。一若非人事所致，而德化所感云尔，亦不审谛之辞也。然则所谓瑞应者，其说固不审谛，其言则非无由矣。此诸家之所以共传之与？

儒家之无善治也，自其以大同之义，附诸小康之治始也。盖郅治之极，必依于仁。《礼运》曰：“仁者顺之体也。”仁者，不分人我之谓也。亦既知有人我矣，则终不能尽相人偶之道，而克全夫仁。人虽至仁，安能及物。所谓尽物性者，亦不过养长生杀得其时，使足供人用而无乏耳。此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之世为能然。至于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之世，则人我分而争夺起，人与人相处之道必不能尽。人与人相处之道不能尽，则人之所以处置夫物者，亦必不能尽其道矣。稍以陵夷，终至大坏，此山林之所以童，而川泽之所以竭也。而儒者乃以修礼达义，体信达顺，望诸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之大人。《经解》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中庸》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皆《礼运》所谓“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礼器》所谓“圣人南面而立”也。董仲舒遂推言之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以是致瑞应而为王道之终，其言之甚美，而不悟所操者之非其具也。此道家之言之所以为得实与？所谓大同之治者，古人盖皆知其有此一境，而莫能审其在于何时。乃皆以意附会道家主无君之治，故所附会者，较得其实。《礼运》记者，记礼之运，而始于大同。盖非不知此义者，其以大同之治，责望于世及之君，岂亦望其渐致小康，以为后图与？定哀多微辞，下士笑大道，弗可知已！

（一九七）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经义有以互证而益明者，《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似以从亲为孝者。然《礼记·坊记》说是语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则所谓三年无改者，谓其父之道之美者也。然则父在观其志者，观其能志于美也；父没观其行者，观其能敬其美也；非谓不论其为美与恶，而皆无改焉也。恶岂惟不可因循，盖有改之惟恐不速者矣，所谓弛其过也。古人言语，颇与后世不同，详略之异，亦其一端。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自然指其美者言。此在古代，盖不待言而可明，故记者不更分别。然在后世，则此等处，必明言其为父之美。此自古今语法不同，彼此不足相非。然以后世之语法度古人，则必有觉其不可通，或致误解者。《集注》引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弥缝匡救，用心亦可谓深矣。而未知一参考《戴记》则可明。故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其说最不可通。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夫过举，则必其不仁者也。仁者居之，必不可一息安也。视其父之陷于不仁，必不可一息忍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忍无弛其亲之过乎？岂有弛其亲之过而反有所不忍者乎？后世人君，政事有不便于民者，新君即位，每以遗诏罢之，合于道矣。

（一九八）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斯言也，读者惑焉。人有善恶，男女一也，安得举天下之女子，而悉侪诸小人？曰：此所谓女子，乃指女子中之小人言，非谓凡女子也。小人犹言臣，女子犹言妾耳，古臣妾恒并称。《礼经·丧服》：为贵臣贵妾皆缌；《礼记·曲礼》“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侄娣，士不名家相长妾”；皆是。《檀弓》曰：“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周书·武称》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战国·秦策》引同。舌当作后，则又以妻与宰并称焉。《曲礼》：“列国之大夫，于其国曰寡君之老”，而“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老妇亦犹言老耳。人君外有三公，内有三母，夫人亦有师傅保，傅以老大夫为之。夫人之有臣，亦犹国君之有妾也。

《檀弓》：“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国语·鲁语》：“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之辱共先者祀，请无瘠色，无洵涕，无掐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亦以臣妾并举。

（一九九）一贯与致一

有一贯之道，有致一之道。一贯之道，以知之者言也；致一之道，以行之者言也。一贯之道，孔子告子贡者是也。《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盖子贡平日致力于研求众理，而得其会通，及其将届贯通之时，孔子乃呼而告之也。对曰：“然。非与？”乃设为问答之辞，古书多如此，非子贡之真未悟也。致一之道，《荀子·劝学》言之最精。其言曰：“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则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此孔子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论语·雍也》。“使目非是无欲见，使耳非是无欲闻，使口非是无欲言，使心非是无欲虑”，盖所谓勉强而行之。及其“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心利之有天下”，则所谓及其成功者矣。子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易·系辞》。其形容致一之笃如是，此其所以能力行而有诸己也。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此即本篇所谓“见而知之”“闻而知之”者，以知言之也。“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滕文公上》。此则勉之以自古相传之道，必可力行而有之于身，可谓诏之以致一之功也。

既知一言可以贯万物矣。《管子》：“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而求一直截之语，悬以为鹄，以行之于待人接物之闻，则孔子所以告曾子者是也。《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所以告曾子者，似与告子贡者不同。然《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其所以相诏相勉者，犹之告曾子之言曰“道一”而已也。

（二○○）中和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少尝读而疑之，以为人之力，安能位天地，育万物，毋乃言之夸乎？及读《繁露·循天之道》篇，然后知其义也。《中庸》者，言礼而本之天道者也。其言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乃言天道，非言人事也。《繁露》之言曰：“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是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上疑夺是字。是，正也。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其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此皆言天事也。其言人事，则曰：“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寒，寒胜则气□（原文此处为□），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至，怒则气尚，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质之以精。”此皆自致于和之术。盖《中庸》主于治心，故但言喜、怒、哀、乐；《繁露》此篇，兼言养身，故并及实、虚、热、寒、劳、佚也。

悟道必由于积渐，一人如是，一群亦然。群所共喻之义，未有不本于日用行习，徐徐扩而充之者。中国之民，邃古即以农为业。农业与天时，相关最切，故其民信天最笃。一切人事，无不以之傅合天道，后来陈义虽高，然其初起之迹，固犹有不可掩者，《中庸》则其一也。《中庸》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此即其原出农业之群之显证。其言“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而又以至诚之德，归诸天地。美天之高明而能覆物，地之博厚而能载物，美其无息，称其不贰。义虽稍隐，仍可微窥。其称致曲之德曰：“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此为人所当尽之道而其义仍在于法天。《易》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谓“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也。“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所谓“明则动”也。“句者毕出，萌者尽达”，所谓动则变，变则化也。终之曰“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则孔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也。一言蔽之，言道皆法天地，而天地之德，在其能生物而已。

故其言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言人事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举天道以诏人事也。《繁露》先言天道，后言人事；《中庸》先言人事，后举天道以明之，其言虽殊，其义一也。因《中庸》此处，未曾显言天道，后人遂谓天地位，万物育，皆由于人之能履中蹈和，则其义不可通，而若不免于夸诞矣。《礼运》曰：“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和而后月生也。”《注》：“秉，犹持也。言天持阳气施生，照临天下也。窍，孔也。言地持阴气，出纳于山川，以舒五行于四时。比气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祭义》曰：“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其言和皆主天事，固可与《中庸》互证也。《周官》大宗伯曰：“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周官》六国时书，仍知中和之德，本于天地。足证此为古者人人共喻之义也。

物之循环无端者，原不能强指其一处而谓之中。然其用既相反而相成，则其彼此更代之际，自与他处有异。此其相际之处，即礼家之所谓中矣。《易·泰卦》九三：“广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董子曰：“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而所为有功。虽有不中者，必止之于中，而所为不失。是故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始起，皆必于中。是故中者，天地之大极也。极所以有至与中二义。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长短之隆，不得过中，天地之制也。兼和与不和，中与不中而时用之，尽以为功。是故时无不时者，天地之道也。”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中，此喜、怒、哀、乐未发时所当正之位也。阳之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止于北方之中，此喜、怒、哀、乐既发后所当中之节也。未发时不能正其位，则既发后必不能中其节矣。此正本、谨始、慎独诸义所由来也。“发而皆中节”之“节”，即《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之“节”。“谓之和”之“和”，即《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之“和”。此礼乐之所以相须而成，而《中庸》之所以为礼家言也。

“长短之隆，不得过中”，此即《易》盈虚消息之义。《丰》之《彖辞》曰：“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系辞传》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蛊》之《彖辞》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剥》之《彖辞》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复》之《彖辞》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皆以天道言之，亦足见古昔之哲学，无不以法天为之本也。

法天者既法其消息盈虚，故无久而不变之义。《革》之《彖辞》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物不可以不革，而此不可不革之道，则久而不革，此《易》所以兼变易、不易二义。《恒》之《彖辞》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而又继之曰：“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以此，恒变而不已者，莫如四时。故“损益盈虚”，贵于“与时偕行”。《损·彖辞》。而“亢龙有悔”，在于“与时偕极”。《乾·象辞》。

天有四时，地有五行，其事相成也。四时既以运行为义，五行何独不然。故曰：“五行之动，迭相竭也。”《礼运注》：“竭，犹负载也。言五行运转，更相为始也。”《疏》：“犹若春时木王，则水为终谢，迭往王者为负竭，夏火王则负竭于木也。”此五德终始之义所本。

《中庸》之道，既归本于法天；而其所法者，为天地生物之功用；则此二字之义，自当如郑目录，以庸为用，谓其记中和之为用。程伊川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义则精矣，非记者之意也。通篇皆极称中，无更言庸者，二字非平列可知。

人之心，恒陶铸于其群。故一时一地之人之议论，枝节虽异，根本必同，先秦诸子则是也。先秦诸子皆言法天，皆贵变易，皆主循环，即由中国之文明，植根于农业。农业与天时，相关最切之故。然诸家于循环变化之道，言之甚备；而于变化之分际，则未有详哉言之如儒家之中庸者，此礼家之所以有独至之处欤。《管子·形势》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此二语颇足与《中庸》相发明。《管子》固多儒家言也。

人之情，诸书所言亦不一。《礼运》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大戴记·文王官人》以喜、怒、欲、惧、忧为五性。《周书·官人》作五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述子产之言，以好、恶、喜、怒、哀、乐为六志。《管子·内业》言忧、乐、喜、怒、欲、利。惟《心术》亦言喜、怒、哀、乐，与《中庸》同。案《周书·度训》曰：“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其言最为明白。盖人之性，惟有好恶二端，各以其甚否分为大小，犹天有阴阳，分为大少也。言五性，盖所以配五行；六志则子产明言其生于六气；《礼运》之言七情，盖所以配四时及三光，其下文云：“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也，虽因所配者不同而异其辞，要之以天道为本。

（二○一）无为

世皆以无为訾道家，谓其无所事事，非也。诸子百家无不贵无为者。他家姑勿论，《论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中庸》亦曰：“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此非儒家之显言无为者乎？为与化同音，本一语。两间品物之成，无不由于变化者。《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辞》。又曰：“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说卦》。《乐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又曰：“和故百物皆化。”又曰：“化不时则不生。”《左氏》昭公七年传：“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此化字皆即为字也。《中庸》曰：“动则变，变则化。”《管子·侈靡》曰：“天地不可留，故变。化故从新。”物之施以人力，望其变化者，尤莫如五谷。《礼·杂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弗为”之“为”，即贾生谏“放民私铸，奸钱日多，五谷不为”之“为”。《汉书·食货志》，今本作五谷不为多。多字后人妄增。言弛而不张，虽文武，不能使物变化而有成也。人之生必资于物。品物繁庑，实为生民之福。祭之义在于求福，福之本义为备，而《凫鹥》之诗曰“公尸燕饮，福禄来为”；《祭统》曰：“贤者之祭也，不求其为”，皆推本于物之变化而有成。最可见为字之本义。人之生必资于为如此，顾以无为为贵，何哉？变化之事多端，而其道则贞于一。必守此道而无失，而后其变化可遂岁月日时无易，则百谷用成其证。故曰：“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哀公问》。《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此义。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中庸》。然则无为者，正所以成其无不为也。天道如此，人事亦然。《管子》曰：“过在自用，罪在变化，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此为之谓也。又曰：“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则无为之谓也。《心术》。《礼运》曰：“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楚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发于其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政之为，正自其心之为始也。此无为而治之真诠也，此无为之所以贵也。

（二○二）竭力

《论语·学而》：“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朱舜水先生曰：“竭力二字，受用无穷。竭力以事君，必忠；竭力以事亲，必孝；竭力以读书修己，则必为贤为圣；人之所以不肖者，皆不能竭其力者也，或竭其力于无用之地耳。”予谓凡事对人多尽一分心，反己即少一分愧悔，亦不必论其所对者为何人也。要而言之，先人后己而已矣。息息以先人后己为心，自无不能竭其力者，亦断无竭力于无用之地之理；而行之者亦自觉心安理得，亲切有味，愉快无已也。此无他，以仁存心而已矣。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不亦简而易行乎？

（二○三）释“指穷于为”

《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郭《注》：“为薪，犹前薪也。”以为诂前，古无此训。郭《注》不应荒缪至此。殊有可疑。《释文》亦曰：“广指穷于为薪，如字，绝句。为，犹前也。”然《释文》亦未必无窜乱也。《释文》引崔云：“薪火，爝火也。”则崔实以为字断句。指者，向方之谓。为者，变化之谓。《荀子·儒效》云：“宇中六指谓之极。”此为指字之确诂。《王霸》云：“明一指。”言但明于一理也。《淮南·氾论》云：“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知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齐俗》：“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以隅曲与宇宙对言，可知隅曲二字方义。《说苑·善说》：“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则以一指与天地对举也。此即《荀子》所谓明一指者。人之所为，必有其所欲得；犹之行路者，必有其所欲至；故指字引伸为归趋之称。《管子·枢言》曰：“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指也。疾之以趋事言，为之以治事言，强之以终事言也。”此即《庄子》“指穷于为”之指。指穷于为者，言人之所蕲至者，永无可至之时，皆随世事之纷纭，而失其初意耳。盖人之志所欲得者，虽可譬诸行路之所欲至，究与行路不同。行路者，遇平夷无阻之时，固可直趋其所欲至之地，如所谓空中鸟迹，即遇山川之险，亦仍可逾越之，而终至于其所欲至。至于作事，则其终始之时日既长，中间之变化又大，必无能如行路之曲折以达者。且如俄国之革命，岂不欲合全世界，而造成一劳力者专制之局哉？然国外之鼓动，未及成功，而国内之设施，先已不得不参用劳心者矣。又如孙中山之革命，亦欲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然自国民军既入南京，国内外时势之艰难，遂不得不暂置社会革命于不问。盖苏俄及国民政府之所为，皆与其初意大有出入矣。夫岂不欲至其初所欲至哉，势固有所不可，然则苏俄及中国之国民政府，果将税驾何所乎，此甚难言。或竟如今日，应付目前之时势尚且不给，更无从顾及其初意，未可知也。时异势殊，久之，则初意不复可欲矣。抑岂独将初意搁置而已；行至中途，或自觉其初计之未安而自变革焉，未可知也。此所谓“指穷于为”也。喻之以薪，薪之焚，乃火之传，固非其尽之所为也。“不知其尽也”之“尽”，同烬。火之传，以喻人之作为广续不已，尽，以喻其既往也。火之传，与其既焚之烬无涉，犹之今日之我，乃随今日所直之时势而谋因应之方，与已往之我无涉也。故曰：“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崔以为字绝句是。以薪火为爝火亦非。薪字当绝。《天下篇》曰：“指不至，至不绝。”言人之趋向皆不得达，而人欲无穷，恒有引之使乡前者，即使所欲已得，亦更有所欲者以继其后也。《公孙龙子》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指物论》。言天下本无所谓方乡，只有实物。盖恒人之意，恒以空时间为实有；有空间而物乃充塞其中，有时间而物乃变化其中，殊不知人之觉有空时间，正因物之充塞变化故，明于物理者，则知其不然矣。《庄子·齐物论》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即《公孙龙子》指物之论。特一用共名称物，一偏举一马耳。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者，强执一方乡，谓人曰：此非方乡，其人终不能明。引之博观宇宙，而指无物有之义明矣。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者，强执一物而曰是非此物，闻者必不能明，与之博观万物之变化，知朽腐可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朽腐，而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之义明矣。《公孙龙子》未必古书，然为之者，于指字之义训固不误。子玄深通名理，且其注因于子期，不应昧昧若是，故疑其非元文也。

（二○四）释大略

《逸周书·周祝》曰：“时之行也顺无逆，为天下者用大略。”此大略二字，当为大道之义。用大略，犹言遵大路而行也。遵大路者不极细径，故引伸为总摄大纲，不务苟碎之称，《管子》所谓“鸟飞准绳”也。见《宙合篇》。

《礼运》言郅洽之极也，曰：“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谬，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可谓无一事之不得其当矣。无一事之不当，然后无一夫之不获。否则“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丘山之祸，未有不起于毛发之微者。“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其不遗微细如此。故事之不容但循大略，审矣。然《管子》美“鸟飞准绳”以为大人之义，何哉？盖古者设治甚密，米盐靡密之事，自有司其职者，故为治者但总摄大纲即得也。后世民治，扫地无余，切于民生日用之事，非废坠，即错乱。如此而欲总举大略，以求苟安，充其量亦不过与天下安而已矣，不能安天下也。王仲仁《治期篇》，谓治乱非人主所能为，乃深得其实矣。

（二○五）释知之极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欲蔽聪塞明，委心任运，以全其生。《荀子》曰：“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解蔽》。则欲强立一境焉以自画，皆非也。夫人之求知，心之欲也。强抑其心，使之不与物接，以是为养生，吾见其戕贼其身而已矣。若曰：有能“尽伦尽制”者，吾可以之为极焉。则未学，安知其为“尽伦尽制”乎？故曰：二子之说皆非也。

二子之弊，皆由误谓理在于外，睹夫事物之纷纭也，伦理之繁赜也，怵于终身求之，有不能尽，乃欲为是暴弃之计，自画之图；而不知所谓理者，皆在于吾心，而非在于外也。今有二人，同室而处，甲之所知者，乙弗知也；乙之所慕者，甲弗慕也；假有丙丁戊己，其相异也亦然。谓其所直之境有异可乎？故曰：理在吾心也。然人之心，又非自由也。处危弱之国，则思为守御之谋；直凶饥之岁，则欲作富民之计；孔子不言生老病死，释迦不言井田封建，所居之国异也，所直之时异也。然则人所求知，乃其所求之大小多少一视乎其所处之境，一视乎其人心力之强弱。若曰：外境有定，欲求尽知，则生民以来，未有其人。若怀是计，是为狂易，岂徒愚昧而已。庄、荀二子之论，自谓能为求知者立之极，而不知其陷于大愚也。

朱子《大学补传》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其言深切著明，乃昧者必欲诘其豁然贯通，将在何日，此则因人而异，岂能刻期以计哉？人所求知，本非无限，就其所求者，而旦旦用力焉；久之，必自觉有此一境，此无论所求者为何事而皆可以共喻者。若其为学数十年，仍觉茫无把握，则非由于外境之繁，而实缘其心力之弱。遇此等人，自可教以陆子之法，先发其本心之明，大纲提挈来，然后细细理会去。虽大纲已提挈在手，而细细理会之功，仍不可辍；固不当如庄子之自弃，亦不宜如荀子之自画也。若用王阳明之法，以良知为主，随时磨练而即以是为行为之准则，则尤能将朱、陆二子之道，打成一橛。故学至朱、陆二子出，而沉潜高明者，皆可得所遵循；至王子出，而钝根利根皆出一途，澈上澈下更无二致矣；若庄、荀二子之论，则直是浅陋可笑。世每震于先秦诸子之名而不敢议，而不知诸子书中，精绝处固多，粗浅者亦不少，此是时代为之，不宜菲薄古人，然亦不宜轻信也。

（二○六）司命与天命

吾读《逸周书·命训篇》，而知世风之日变也。《命训篇》曰：“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祸福，立明王以顺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则敬，有常则广，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夫司德司义而赐之福禄，福、禄在人，能无惩乎？若惩而悔过，则度至于极。言见人得福禄，而己不然，因而自悔其过也。夫或司不义而降之祸，在人，在人上当夺祸字。能无惩乎？若惩而悔过，则度至于极。夫民生而丑，不明，无以明之，能无丑乎？若有丑而竞行不丑，则度至于极。夫民生而乐生，无以谷之，能无劝乎？若劝之以忠，则度至于极。夫民生而恶死，无以畏之，能无恐乎？若恐而承教，则度至于极。六极既通，六间具塞。”极者，尽其所受之谓。凡物皆受命于天，自天之生物言之曰大命，自一物言之曰小命。命各有其短长之数，时曰度，尽其度而无所慊。时曰至于极，极其度之道有六。反是者为六间，故曰“六极通则六间塞”也。

司德，盖即汉人所崇奉之司命也。《礼记·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度，度，今本作庆，误。见下注。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年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云。”《白虎通·寿命》所言，与此略同，且云：“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矣。又欲使民……无滔天；滔天则司命举过，言则用以弊之。”其敬畏之情可想，然其由来则甚古。《管子·法法》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庄子·至乐》曰：“庄子至楚，见髑髅因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知古谓人之死生，悉由司命也。知司命即司德者，古言天地之生物曰道，物有所受于天地曰德。《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管子·心术》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德以生。”《庄子·天下》亦曰：“物得以生之谓德。”《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易·鼎》之《象辞》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庄子·则阳》曰：“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也。”以德与消对言。而《易·升》之《象辞》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知行道有得，为德字后起之义，其初但言有所得而已。故受气于天地亦曰德也。《抱朴子·对俗》引《玉钤经》曰：“上天司命之神，察人过恶。其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微旨》曰：“《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司命即司过，自其察人过恶言之曰司过；自其主人寿命言之曰司命；随所指而异其文，其实一也。道家之言，虽荒诞，必有所本。习俗不能骤变，其为众所共信者，尤必传之自古，故知《周书》《管子》《庄子》及《抱朴子》所引诸书，所言是一事也。

《书·西伯戡黎》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乌乎，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乌乎，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左氏》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遂迁于绎。”观纣与邾文公之意，皆不以所行之善恶，与寿命之长短有关。此等见解，殆最古旧。邾文公虽春秋时人，然其见解，固不妨沿之自古。同一时代中人，见解新旧不同，此事之恒见者也。其后，则以为天鉴其善恶而损益之。《无逸》一篇，历举殷周哲王，享国长久；其耽乐者，则亦罔或克寿，言之最深切。《墨子·明鬼下》曰：“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此言天锡人年寿最明白者。孙诒让云：“实当为秦穆公。”详见《间诂》。《墨子·节葬下》曰：“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浄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盖古视天之生杀祸福人，惟其所欲，是以可严威也。墨子背周道，用夏政，其所言，盖夏时人之见解也。其后则不然矣。《礼记·礼运》曰：“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此其言生物之本也。所谓大一，果何物哉？《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辞》。何君《公羊解诂》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隐公元年。《易说》曰：“有大易，有大初，有大始，有大素。大易者，未见气也；大初者，气之始也；大始者，形之始也；大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周易正义·八论第一》引《乾凿度》。元气初分，轻清上为天，重浊下为地。《庄子·天地篇释文》引《易说》。又引《礼统》云：“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后汉书·班固传》引同。《论衡·谈天》：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儒书又言“溟鸿，气未分之类也。及其既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然则天地之生，亦一气之鼓荡而已矣。彼自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于我何德焉？亦何赏罚之有？《庄子·至乐》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句。为，化也。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所谓命者如此。岂有善恶赏罚之可言哉？是以墨子非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亦知此义而已。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论语·季氏》。以其祸福切于身，不得不慎也。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以不知命，则无以随顺外缘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以命之理微，非恒人所能解也。《庄子》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可奈何。”《达生》。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见《尽心》。其所以自处者虽殊，其所抱之见解则一。故孟子亦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万章上》。夫如是，则命者，乃自然之数，必至之符，自有其定则可求，故穷理尽性，可以至于命也。《易·系辞传》。又何赏罚劝惩之足道哉？

《吕览》曰：“生，性也；死，命也。”《知分》。《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者，人所禀受度也。”《中庸注》引。此度即《周书》“度至于极”之“度”也。《乐记注》亦曰：“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长短也。”凡古之言命，无不指生之长短者；其后乃推之于穷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也。《论语·颜渊》。此“天”字与“命”字，异文同义，特变文以避复耳，古书文例如此。《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又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心下》。亦皆以为无如何之事。“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亦安于其无可如何而已，不曰行义可以徼福也。

《洪范》六极，与《周书》六极，名同而实异。《洪范》之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皆殃咎也；而《周书》之六极，则为克尽天年之义。故《洪范》之六极，乃度未至而极之，而《周书》则塞六间以求极其度者也。故《周书》之六极，实兼《洪范》之五福言之。然《洪范》之五福六极，皆天所为也。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盖谓生而美好，亦天所为也。其余四者，为天所为易明。《周书》则曰：“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祸，有福。人有丑，有绋絻，有斧钺。以人之丑，当天之命；以绋絻当天之福；以斧钺当天之祸；六方三述，其极一也。”《命训解》。天道不可专任，而不得不济之以人事矣。至于后世，则其言命，又有异焉者。《礼记·祭法疏》引《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度，度，今本作庆，误也。依《白虎通义》《左氏膏肓》改正。《中庸注》引《孝经说》亦曰：命者，人所禀受度也。见前。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年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此为汉人常道之说，《白虎通义》《寿命》。《左氏膏肓》《公羊》襄公二十九年、《左氏》成公十七年《疏》引。皆主之，《论衡·命义》亦具引焉。《白虎通义》说随命曰：“欲使民务仁立义，阙无滔天，滔天则司命举过，言则用以弊之。”此即《周书》命司德正之以祸福之说也；然有遭命则无随命矣。《论衡》之说。案遭命之说，亦非始于汉。《庄子·秋水》：孔子谓子路曰：“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即遭命之说也。其实并不特《庄子》，《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宪问》：“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所谓命，皆遭命也。盖立说必随时势，福善祸淫，本非天道，实乃人事。政俗愈坏，则其言之不验者愈多。事实昭彰，非可讳饰，故立说者亦不得不随之而变也。夫威权惟莫知其然而然者为大，若纣与邾文公者，徒知命之短长由于天，而不知天之短长之之故也，此天之最可严威者也。然如是，则不足以资劝惩，乃立为赏善罚恶之说，而又无如其事之不效何？乃又欲即其或效或不效者以恐之。《周书》曰：“正人莫如有极，道天莫如无极。道天有极则不威，不威则不昭；正人无极则不信，不信则不行。”《命训解》。即是说也。然人之所以严威自然者，正以其信。自然而不信，则亦同于人事矣。《白虎通义》谓必滔天之过，司命乃举之。《抱朴子》则曰：“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微旨篇》。皆所以释天之报施之或爽或不爽者也。夫如是，安能使人不生侥幸之心。况夫既有不效者，即其效者，人亦将以为偶合，而不以为天之有知乎！

人所受于天自然之度，必善保之，然后能至于其极，此理之不疑者也。《左氏》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此即《周书》所谓敬命也。《礼记·坊记》：“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注》曰：“命，谓教令。”疑误。命以坊欲，亦定命敬命之义也。然既有遭命矣；败绩之军，死者蔽草；饥馑之岁，饿者满道；其间岂无命未合死之人，其如国命胜人命何？《论衡》之说。虽善自保何益？况人固有自放于醇酒妇人，以求速死者乎？庄子欲使司命生髑髅也，而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既已俗流失政败坏矣，亦安能使人自爱其生哉？

受命、遭命、随命，汉人谓之三命。案《周书》所谓天道三者，亦可谓之三命也，特名同而实异，亦如《周书》之六极，与《洪范》之六极耳。窃疑《周书》六极之名，本沿之自古，特易其说。汉人之于三命也亦然。《论衡》仍受命、遭命、随命之名，而易其说，即其一证也。亦见《命义篇》。盖欲喻诸人者，因旧名易，创新说难，抑人之心思，有所缘则易入，故立说必因夫旧也。君子有终身之忧，《礼记》以言忌日，《檀弓》《祭义》。《孟子》以待横逆，《离娄下》。果孰为本义哉？此《诗》之所以无达诂，《易》之所以无达占与？

（二○七）天志与明鬼

事之将成者，非人力所能强毁也；其将坏者，亦非人力所能强支也；若所谓迷信之说是也。

墨子背周道，用夏政，当东周迷信渐破之世，而欲逆挽之为夏代之忠，其志则大矣，其事则不可行也。试观其所谓明鬼者，皆与执无鬼者辩难之辞，又谓诸侯正长贱人之所以不义，皆由惑于鬼神之有无，不明于鬼神之能赏罚致之，即可见其时不信鬼神者之众。于斯时也，而欲以只手挽狂澜，岂可得邪？夫迷信破，则人必自任其耳目。墨子乃谓众人之耳目不足信，而多举《诗》《书》之辞，以张其说。殊不知人不自任其耳目，则迷信之说，本不得破。人而自任其耳目矣，《诗》《书》之与鬼神，其为无征于吾之耳目一也，又安能执途之人而起其信邪？

迷信之所以渐破，其故有四：一由知天行之有常也。《左氏》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昭公元年：“晋侯有疾。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子产曰：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皆晓然于天与人之不相干。是以郑裨灶请用瓘斝玉瓒以禳火。子产弗与。既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又弗与，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氏》眧公十七、十八年。《左氏》曰：“遂不与，亦不复火。”《谷梁》曰：“人有谓郑子产曰：某日有灾。子产曰：天者神，子恶知之，是人也。同日为四国灾也。”即此一事之传讹也。知者谓不与亦不复火，愚者则谓子产此语在火前，因以言者为神人也。然可见其传说之非无根，子产弗用瓘斝玉瓒，确有其事。“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左氏》昭公十九年。盖深知其事之不相干，自不肯为无益之举也。一由以神为聪明正直，不可干以私也。神不聪明正直，不为人所信，既聪明正直矣，自不可干以私，此人心之所同然也。《左氏》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昭公二十六年：“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慆，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皆其事也。是以季氏旅于泰山，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君盍嚚于祝固、史诛以辞宾。晏子曰：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左氏》昭公二十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卒之岁，“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左氏》哀公六年。此皆以人所谓义者度神，遂不肯干之以非义也。三则由于所谓迷信者，其事之不可信日甚也。《韩非子》曰：“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之所以简巫祝也。”《显学》。《史记·太史公自序》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此为凡迷信之说所以不见信于人之本。夫巫祝之无验，古今一也；而何以古人信之，而后世之人不信，此非必古之人愿而可欺也。古者风气诚朴，不知欺人，则巫祝无矫诬之事。巫祝无矫诬之事，则其人先已可信，而人皆直道而行，又足使为善者获福，而为恶者获祸。因人事之夹持，而“神福仁而祸淫”之说，亦若可信焉。士贞伯语。见《左氏》成公五年。后世风俗稍薄，人与人日相欺，而巫祝亦遂肆为矫诬。夫欺人者，未有能使人信之者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左氏》昭公二十年。而季梁谓随侯，“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左氏》桓公六年。晏子亦曰：“若有德之君，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其言僭嫚于鬼神。”《左氏》昭公二十年。由此观之，当时祝史之矫诬，盖习为故常矣。蹶由对楚子曰：“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左氏》昭公五年。此卜筮者之自解说其无验也。“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左氏》僖公四年。此卜筮之自相违，又自相争也。《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取妇。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取妇，与祝巫共分其余。”此则公然为虎狼于民间矣，安得不有西门豹出，投之于河乎？

春秋战国之世，风气如此，则迷信之事，安得而不破，是以有谓“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者，管子是也。《轻重丁》。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者，孔子是也。见《论语·雍也》。又《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荀子·天论》：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置诸不论不议之列者，乃儒家之宗旨也。而仁人君子，主张天与民一体，以为民请命者尤多。《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篇》引此非必用初书辞，实后来儒者之说也。自西汉今文师以前，引经皆经传不别，见《经传说记条》。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氏》桓公六年。史嚚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左氏》庄公三十二年。宫之奇曰：“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系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左氏》僖公五年。荣季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虽墨子亦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背，交相贼，必得罚。”“顺天意者义政，反天意者力政。”《墨子·天志》。又谓“吏治官府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为淫暴寇乱盗贼”者，必为鬼神所罚也。然所谓“深溪、博林、幽涧、无人之所”，“有鬼神视之”。“鬼神之罚，不可恃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见《明鬼篇》。众之耳目，不可欺也。其志则大矣，其说将何以见信乎？

夫知天行之有常，则凡祭祀等事，所以事鬼神者，其实皆人事也，其理至易见也。故《荀子》论祭，谓“君子以为人道，百姓以为鬼事”也。《礼论》。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曾子在孔门，最为醇谨，拘旧俗，而其言犹如此，况其意气之发舒者乎？《墨子》曰：“今洁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非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明鬼》。亦仍疑惑于有无之间，而屑屑计财之不妄费耳。己则不信，而何以使人共信？

当时非遂无迷信之人也，《大戴记·四代》曰：“鬼神过节妨于政。”《管子·权修》曰：“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韩非·亡征》曰：“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饰邪》曰：“龟笑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其所言皆春秋战国间事，然此等人，亦所谓聊复尔尔者。谓其诚笃信之，恐未必然也。如臧文仲非必愚者，而孔子讥其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见《左氏》文公二年。作虚器，谓居蔡山节藻棁也。见《论语·公冶长》。凡宗教为众所尊信者，必多自革教义而同于俗。佛教戒肉食，其行于西藏者不然，其明证矣。其能得王公大人之信心者尤然。八思巴能使元世祖无灭宋，毋距海都，毋亡乃颜乎？能使之弃大都之宫室而还于穹庐乎？岂惟不能，盖有顺其志而曲为之说者矣。当时时日龟筑鬼神祭祀之说，所以王公大人所尊信者，以其顺于志而从其欲也。而墨子乃致使之躬监门之养而行大禹之事，彼纵信之能决然以行之乎？不能行，则得自宽恕，自宽恕则得自解说，而天鬼之说破矣。在春秋战国时，盖惟所谓蛮夷者，迷信较甚。狄之灭卫也，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左氏》闵公二年。吴人囚景伯以还，及户牖，谓太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大宰嚭言于王，乃归景伯。《左氏》哀公十三年。此根敦珠巴之所以能舍住出家也。彼其风俗固异于中国也，然如忽必烈者，非八思巴之所能左右也，而况于中国之大人乎。

《淮南·氾论》曰：“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问不可明于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世俗言曰：飨大高者，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大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故因其便以尊之。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詟以之。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故因大祖以累其心。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很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很者以为非”一语，最可玩味。夫淮南之说，乃世俗所谓神道设教者也。神道设教之本义，实非如此，乃后人误解也。其意亦若无恶于天下，见一节之利者，且竞称焉。然徒能束缚愚者，而使很者益得自恣，此则老子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者也。谁曾见厉鬼之能报怨乎？然俗固有厉鬼能报怨之说。为此说者之意，岂不曰吾以儆夫狠者，使不敢陵虐愚者哉？然曷尝见狠者之遂戢，徒闻弱者知尽能索，以为死后犹可以图报，乃益轻自杀耳。故儆强暴扶愚弱者，惟有人事，未闻明鬼神禨祥，可以收治世之效者也，夫强暴者闻之，岂不或儆？然而明著之利害见于前，而虚无之祸福垂于后。在明智者，必顾明著之利害，而不惑于虚无之祸福矣。纵或有以累其心，然累很者一，累愚者必十，是以鬼神禨祥，徒足为强很者驱除难也。是以抑强扶弱，惟有人事。墨子岂不见古者尊天右鬼之世，人莫或别相背，交相贼，而慕欲复之乎？而不知是时天鬼之所以见信者，人群之直道未衰，有以夹持之。使所谓福仁祸淫者，若可信也；非天道也，非鬼道也，乃人事也。而岂有倡天志明鬼之说可以挽周末之文胜，而反之于忠乎？

凡事之为人所信者，未有可以人意左右之者也。可以人意左右之，是人役也。人役也，而人尊之乎？《墨子·迎敌祠、号令》两篇，巫舍必近公社，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守独知巫卜望气之情，巫祝吏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妄为不善言，惊恐吏民者，谨微察之，断罪勿赦。然则是守与巫祝望气者比，以欺吏民。而巫祝望气者又惟守之听也。守且将尊信巫祝望气者乎？抑岂有一城皆愚，而守独知者哉？

故曰：自然之为人所敬畏也，以其信也。刑赏之为人所敬畏、欲其亦如自然也，惟有使其信亦如自然而已矣。此人之所为，非天道也，非鬼道也。人事之所不及而欲借天鬼以愚民，民必不信之矣。何也？天鬼固不尔也。记曰：“不诚无物。”《中庸》。吾亦曰：不诚无政。

（二○八）戒杀

戒杀之义，儒家罕言。然非不言也，《大戴记·曾子大孝》：“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小戴记·祭义》，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曾子制言上》：“杀六畜不当及亲，吾信之矣。”卢《注》：凡杀有时，礼也。此犹得曰为节用起见也。《保傅》曰：“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贾子》作“不忍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孟子亦引此义以告齐宣王。见《梁惠王上》。则其为出于恻隐之心，更无疑义矣。杀动物而食其肉，本为最不道之事，岂有大圣大贤，而见不及此之理？不言者，其时之时势，未足以语此也。

（二○九）形法家

《汉书·艺文志》论形法之学，谓其“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董子《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说与之同。《同类相动篇》云：“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所与异而从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知此，则可以制物而用之矣。故曰：“阳阴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又白：“琴瑟报弾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艺文志》驳形法家之论曰：“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盖形法家欲凡事求之于形，而作《艺文志》者不以为然也。夫谓物有有其气而无其形，是矣。谓徒有其气者，不可以定则求，则不然也。如董子之说，相动无形者，亦有其定则可求；则宇宙之间，惟是物类相感应而非如古人所谓有鬼神者以使之。自此而精求之，积古相传之迷信，真可破除。物理、化学等，且可以此发明矣。然卒不能然者何也？曰：此仍误于以形法之理，推之于无形之物大早，而未能就有形之物，精密试验，以植其基也。盖物之能相动者，非徒以其质，亦必以其量。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固也。然必湿至若干度，而后水之就之之形可见；燥至若干度，而后火之就之之形可见乎？抑地湿至若干度，则水之湿之速率如何；薪燥至若干度，则火之燥之之速率为如何；地燥若干度，水之湿之，加难若干度；薪湿若干度，火之燥之，加难若干度乎？凡此，皆可精密测验而知之。能如此，则物性之从违，不但可知其大概，并可知其确实，真可驾驭之以为用矣。有形之物既得，无形之物，自可本此法以施之，而物理、化学等，真可发明矣。不此之务，遽以此理推诸无形之物，无形之物，无可测验也；遂不得不但论其质，不论其量。董子遂推之以论美祥妖孽，曰：“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然则德美至若干度，而可致若干大之美祥；德恶至若干度，则将至如何甚之妖孽乎？不能言也。则不得不笼统其辞，而仍入于玄虚之论矣。故中国物理、化学等学之不能发明，实由徒引其端，而未能更精求之之故，而其徒引其端，而不能精求之，则由其推诸无可实验之物太早，而未能就有形之物，实验之以植其基也。

抑形法家所言之数，可谓数字之本义。而董子所言之数，则失其本义者也。数字之本义，本谓一二三四等，古人之言数，亦皆如此。《庄子·天下篇》：“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周书·周祝》：“左名左，右名右，视彼万物数为纪。”《管子·七法篇》曰：“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所谓数者：“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皆较计其量之辞，形法家之言亦如此。故曰：“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不曰律有铜有玉有竹，而各征其声也。今谓百物去所与异而从所与同，则但计其质而不计其量矣。如是求之，则无由更进一步。故中国形下之学之不能发明，实由好推论高远者之太多，而能从事于实验者之太少也。

（二一○）鬼谷先生

《史记·苏秦列传》云：“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衡以文义，鬼谷自当在齐。《集解》引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盖以其时阳城有鬼谷，故引以释之。然曰“盖”，亦疑辞也。《索隐》曰：“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云池阳有鬼谷者，《甘茂列传》：苏代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郩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王不若重其势、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此鬼谷，《集解》亦引徐广曰：“在阳城。”自非。《索隐》曰：“在关内云阳。”按汉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池阳县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其地密迩。《索隐》此所云，与其《苏秦列传》所云者，其实是一，然皆不足以释苏秦所事之鬼谷先生也。

或曰：颍川距洛阳近，苏秦虽东师于齐，而习之则在颍川之鬼谷先生也。亦尝闻古人事师，有惮其远而别就近者习之之例乎？东师事于齐者，言其所事非一师，而独于鬼谷先生为习耳，若求师于乡里。张仪魏人，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仪何不求师于乡里，而亦与苏秦倶师事鬼谷先生乎？又“鬼谷”二字不必为地名。《索隐》云：“《乐台》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其说固近臆测，然不以鬼谷为地名，亦未尝非是也。《甘茂列传》殿本《考证》：张照曰：“按《战国策》作槐谷，补注曰：《春秋后语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与此异。”案谓槐里之谷者似是。以后世地名释古书恒易误。《索隐》《集解》，亦有此失也。

（二一一）金粟生死

《商君书·垦令》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因欲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又欲重关市之赋，使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战亦欲去游士、商贾及技艺。似商工皆其所废矣。然《去强篇》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一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疑当作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或金生而粟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外内》云：“欲农富其国者，竟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则商君非欲绳商，特欲使粜贵而利农耳。以粟易金于竟外，亦非所禁也。

（二一二）补损以知足

《论语·季氏》，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曰丘闻，则是古有此语，而孔子引之也。《易》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周书·度训》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知古之言治，无不以均平为义者。夫天下之有待于治，以其不均也；若本均矣，何待于治；治而不均，又焉用治也？而世乃以保其不均为为治之道，是则杀越人于货者，据高位而肆攘夺而已矣。《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不道早老，岂可以久存哉。亦终必亡而已矣。

（二一三）礼运、礼器

《荀子·富国》篇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余，谓之称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然则政以生利言之，礼以用财言之也。《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贪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孟子·尽心》上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亦以生与食、为与用分言，知古人之言财利，恒如此也。《礼运》《礼器》，二篇相承。《礼运》言“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皆《荀子》所谓分民之事。《礼器》曰：“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伦，以地广狭。礼之薄厚，与年之上下。是故年虽大杀，众不匡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下文言礼之义，则曰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言礼之数，则曰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大为贵者，有以小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有以素为贵者，皆《荀子》所谓等差之事。辜较言之，亦可谓《礼运》言政，《礼器》言礼也。若合而言之，则《礼运》所言，亦得谓之为礼。古无该两事之共名，固多即以其别名之一为之也。

节用者，足国之大端也。生之者众，而食之者愈众；为之者疾，而用之者愈疾，国未有能赡者也。故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卦彖辞》。又曰：“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量也。无度量，则小者偷惰，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奸邪窃盗历法妄行之狱，则饰度量也。”《大戴记·盛德》。夫人之欲恶多端，而资生为急。《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不足，则饮食男女之欲不得遂，而死亡贫苦之祸不可避矣；则必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矣；是不可以力胜也。故古之言教化者，皆在既富之后。所谓礼者，非教以饰衣冠，美宫室，侈饮食，以饰耳目之观，纵口腹之欲，乃正谓节之使不得过耳。故七十者食肉，五十者衣帛，而隆三年之丧，礼也。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亦礼也。行厚葬，久服于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之日，而事雕几组縢刻镂于国家靡敝之年，则君子谓之不知礼矣。故曰：“礼，国之干也。”《左氏》僖公十一年，周内史过之言。又曰：“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运》。

礼之坏也，则自在上者之逞其淫欲始也。《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又曰“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礼所以为别为异者，《管子·心术》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盖“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乐记》。物所自具之德不同，斯其当处之分自异。审其德而各协其宜，所谓义也。故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运》。夫义之所以使物各殊其分，而制之以为礼者，原欲使之各协其宜，非欲厚于此而薄彼也。故曰：“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大戴记·曾子制言上》。此即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义。《论语·雍也》。原欲使宇宙之间，无一物不得其所。然而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其所利者，则制为礼焉，以为是天理之宜也，而不知其大悖于理也。何者？礼乐不可以孤行，有乐以和之，而后礼之别异者，非厚此而薄彼。不然，则其所谓义者苦矣。故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有子之言。别宜其言，而胁弱、暴寡、诈愚、苦怯其实，恶在其为可行也。然而后世之所谓礼者，固多如此矣；曷怪老子以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所以贵礼如是其甚者，以其为义之实；人人践乎义之实，则物无不得其所矣，安得不谓之仁？然而其所谓礼者，果协于义则可矣；如其不然，而克己以复之，则是非强陵弱勿视，非众暴寡勿听，非知诈愚勿言，非勇苦怯勿动也，是大乱之道也。故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勿为。”《孟子·离娄》下。故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孟子·离娄》上。知不足以知之，而以非义之义为义，而强为之节文，而强天下之人以从之，则必有愀然不乐者矣。何也？失其分不协其宜也。语曰：满堂而饮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为之不乐。况饮酒者一人，而悲泣者满堂乎？后世之所谓礼者，多此类也。世顾以为天经地义而固守之，甚矣其可哀也！

甚矣夫，人之不知也，忘礼之大用，而屑屑于仪文之末也！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在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左氏》昭公五年。善哉言乎！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同上昭公二十五年。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同上二十六年。然则礼之大用，在于经国安民，而不在于揖让周旋之末。春秋时人，犹多知之。然而相习于以揖让周旋为礼，而忘经国安民之略者，则人之度量相越之不可强也。《管子·形势》篇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闻道而好为国者亦寡矣，而况于天下乎，皆一家一乡之士而已矣！夫如是，故不揣其本而欲齐其末，不知率今之礼，凡物皆失其位而乖于分也；而曰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诽之者戮，叛之者诛，然则戕贼人以为仁义，是以饮酒者寡，悲泣者众也。然而一乡一家之士莫之见，虽处一堂之上，若有藩篱之限，而曰饮酒之礼固如是也，岂不哀哉！

《礼运》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此言治天下者，必以人得其欲而去所恶为归。然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人人而问其所欲，劳而不可遍，而亦卒不能得其诚；故莫如先明于众之所公好公恶也。此真知本之言也。然而其所谓人义者，果可以谓之义，而使人皆得所欲、去所恶而其情无拂郁不平，则难言之矣。大抵善处人我之间者，惟无人我之见者为能之。若既知有人我之别矣，而曰我当力求我所以自处，与所以待人之道，而使之各协其宜，其实未有不自利而戕贼人者。一人如是，人人应之，辗转相及，而争夺相杀之祸作矣。争夺相杀，非起于兵刃相接之日，早起于分别人我之初。分别人我，即争夺相杀之至微者也。虽曰至微，积之久则成著矣。涓涓弗绝，终成江河；豪毛弗拔，将寻斧柯，信乎！至治之极，非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足以当之。而《礼运》之所谓十义者，已落第二义也。《记》者记礼之运也，不亦慨乎其言之哉！

（二一四）殷因于夏周因于殷

董仲舒对策：“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所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尚同也。观夏因于虞句，则知上文，当以殷因于夏，周因于殷句绝。其或继周句法，固亦一律也。今读《论语》者，以“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为句，失之，《后汉书·鲁恭传》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盖妄人于殷因于夏下，增一“礼”字。《礼记·礼器》曰：“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二一五）天生时而地生财

《礼运》曰：“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言其不当有过举也。此可见吾国之文化，本于农业也。农业之所致谨者为天时，其所用者则为地利；因天之时，尽地之利，而使万物各得其宜，则人与人之相处，咸得其道矣。夫非人与人相处，咸得其宜，固无以使物尽其利；抑出其力于身，而使物尽其利，正人与人相偶之道也。故一言道，而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以今语言之，则谓之对自然也。《礼运》曰：“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物以共人用，协于人之用，则为物得其宜，是为尽物性。及对人对己者，无不寓焉。其事殊，其道一也。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荀子·天论》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所谓赞天地之化育者，《礼运》下文言之，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人知未开之世，庸以是为天锡之瑞。治化既蒸，则知为人事之所致矣。故曰：“则是无故。犹言无他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盖公产业农之小群，其于万事万物，固可据理措置。使无一不得其当。所谓大顺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则其义也。事物皆得其当，则灾不足以为害，而天行之有益于人者，则无不得其利焉。如有凶荒之备，则不畏水旱之灾。耕获无失其时，则不至雨旸时若而南亩仍荒弃也。于是惟觉天地之有惠于己，而不知其戕贼人也，故古人尊天亲地之情甚深，而无暑雨祁寒之怨，非其时之天地，异于后世之天地也。人之所以与天地参者固殊焉。故今人但讥古人之迷信，殊非是。当是之时，所以定人之所当为者则曰礼。故曰：“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礼器》。古人之重礼以此。而岂如后世小儒，规规于仪文之末哉？

《大戴记·武王践阼》曰：“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虞戴德》曰：“顺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如，而也。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举不过天，深虑不过地，质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礼明而名不蹇。礼失则坏，名失则惽，是故上古不讳，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敛此三者而一举之，戴天履地，以顺民事。”又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两以庆。违此三者，谓之愚民。愚民曰奸，奸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又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穑，制之以昌；兴民之德，守之以长。”《诰志》曰“天曰作明，日与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与维地是事；人曰作乐，日与惟民是嬉。”“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又曰：“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是节，是故圣人嗣则治。”《少间》曰：“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又曰：“时天之气，用地之财，以生杀于民。”《左氏》载子大叔之言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昭公二十五年。《荀子·礼论》曰：“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周书·周祝》曰：“地出物而圣人是时，鸡鸣而人为时，观彼万物，且何为求。故天有时，人以为正；地出利，而民是争；人出谋，圣人是经。”《管子·形势解》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宙合》曰：“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吕览·任地》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无失民时。”其说皆与《礼运》同。知此为古人言治之大义，故诸家皆有味乎其言之也。

孟子曰：“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埶，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以乘埶与待时并言，尤可见为政之道，本于力农也。《礼运》曰：“在埶者去。”《注》：“埶，埶位也。”案埶与蓺本一字。农业不能违时，尤不可失时，故曰：“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管子·枢言》。《礼器》曰：“是故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注》：“达，犹皆也。亹亹，勉勉也。”此言乘时雨而致力于农功也。又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管子·霸言》。由此推之，则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义焉；《易文言》。有“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之义焉。《汉书·萧何传》引《周书》。至于礼，时为大，深观人事之变，而随时更张，以协其宜。而礼之义，极于天而蟠于地矣。

（二一六）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

孟子曰：“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公孙丑上》。今案《大戴记》所载《曾子》诸篇，皆兢兢自守之言。然《制言》上篇曰：“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中篇曰：“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见逐，智之见杀，固不难。詘身而为不仁，宛言而为不智，则君子弗为也。”《大孝》曰：“战阵无勇，非孝也。”亦见《小戴记·祭义》。《论语·泰伯》：“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具见其凛然不可犯之概，不过既尝学问，不为抚剑疾视之小勇而已。子夏似北宫黝，度其劲毅之气，必尚有过于曾子者，然诸书皆不载其勇武之风，亦不载其尚勇之论，使无孟子此语，谁复知之？故知书阙有间，古人之言论风采，不传于后世者多矣。今人每每摭拾遗佚，辄曰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多见其好专断也。

孟子言我四十不动心，而公孙丑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然则孟贲四十，尚未能成其勇也。人之筋力，逾四十则稍衰矣，故曰：“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礼记·祭义》。然则孟贲之以勇称，非以其筋力，亦以其能不动心也。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而与荆轲入秦，至陛，色变振恐。彼岂有所畏于死哉？无养气之功也。荆轲之筋力亦何以尚于秦舞阳？而能镇定将事，至于图穷而匕首见，则其养之有素矣。古所谓刺客者，若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之徒，皆以一身取君相于万众之中，虽有勇力，夫岂足恃？观北宫黝、孟施舍之言，然后知其所恃者，非敌之可胜，而为己之无惧。惟无惧，然后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虽不能必胜，而终有克捷之时。若其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则必怯懦而不敢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赞语。而敌永无可胜之日矣。故百战而百败者，非敌之强，乃己之懦也。观北宫黝、孟施舍之言，荆轲、秦舞阳之事，而知古之勇士，亦自有其学养，而非徒恃天禀矣。

孟子又曰：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此曾子养勇之术，而亦夫子之真传也。《檀弓》记曾子易箦之事，疾病之时，不肯丝毫苟且。又《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其一言一行，兢兢业业，不敢或失如此。此其所以为自反而缩之道也。《檀弓》又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夫字当属此句，今俗误。此可见曾子与子夏，以集义之道，交相责难，即其以养勇之道，交相责难也。子夏之尚勇，可推想而得者，惟此而已矣。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论语·季子》。此勇之大者也。惟曾子亦然。《曾子·立事》曰：“人言不善而不违，近于说其言；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于不说其言；不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近当作远。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其言如是，其见善与不善，必当机立断，定其从违取舍可知也。此所谓“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也”。《论语·季氏》。故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抑此亦“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之义也”。《易·系辞传》。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此言似与“战阵无勇，非孝”之义相背者；然能勇者，必能有所忍。不忍一朝之忿，而以身殉之，正是孔子所谓“匹夫之谅”耳。《论语·宪问》。

（二一七）曾子大孝

言道者莫高于能通，立教者莫善于能摄。凡于一种德行，钻研有素、身体力行已久者，必能以此一德，遍摄诸德。悬一德以为教，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靡不该焉，曾子之言孝则是也。《大戴记·曾子大孝》一篇，分孝为三等，曰“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又曰“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于是直养而已，不足言孝。而居处、事君、涖官、朋友、战陈，下至伐一木，杀一兽，靡不该焉。此以事言之也。以理言，则括以“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两语。欲求其全，则“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欲求其全而归之，则非终其身不可。而“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之义立矣。《小戴记·内则》曾子曰：“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终其身，即全而归之之义。爱敬及于犬马，则推之至于至微，即一举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之义也。言孝至此，可谓豪发无遗憾。孔门《孝经》之作，必托诸曾子，有以也。

然此篇“仁者，仁此者也；《小戴》此下有“礼者履此者也”六字。义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小戴》无此六字。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小戴》无此十二字。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小戴》无此九字，而有“曾子曰”三字。夫孝，置之而塞于《小戴》作“乎”。天地。衡《小戴》作“溥”。《疏》云：“定本作傅。”之而衡于《小戴》作“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两节，疑是他篇简错。曾子言孝，虽所该者广，然特以之遍摄诸德而已。其言仍多就行为指点，不作此夸张语也。《大戴》此篇，亦见《小戴·祭义》。其前有《乐记》一段，可为此篇尝与他篇相错之证。此两节盖系脱简错入。“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十一字，《小戴》记之“曾子曰夫孝”五字，疑系既简错后臆补，其原文所指何事，则不可知也。

（二一八）子张

《论语·子张》：“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于子张颇有贬辞。又《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问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似子张之为人，失于务外，而于言行之间，未能深致检点者；然《礼记·檀弓》：“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其自守之密，与“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者，曾无以异。《论语·泰伯》。然则古人操守之功，正不得以论者偶有贬辞而致疑矣。

（二一九）忠欲

《管子·枢言》：“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以“忠”与“欲”为相对之辞。“忠”盖“专一”之谓也，儒家“夏尚忠”之“忠”字，当如此解。

（二二○）辞色

《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夫徒以辞色说人，似亦非大恶；然而夫子恶之深者，人与人相处之道在诚，反于诚者为伪，人人以辞色说人，则相欺之本也；相欺也，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将无所不至矣。《表记》：“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又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又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己怨。”所举君子之行，亦若平平无奇者，然试默察当世，有一人不与是相反者与？试反躬自省，其能免于是与？故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表记》又曰：“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读之令人悚然。夫举世皆以色亲人，则是举世皆穿窬之盗也。合穿窬之盗而成群，夫焉得不乱？

语曰：“逢人辄有求，故觉万事非。”夫有求于人者，非爵禄之谓也，亦非声色货利之谓也，只是求见好于人而已。试思堂堂七尺躯，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而何以每见人，辄有此一副求见好之意也？抑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徒以辞色亲人，少有阅历者，皆知其不可久，而何以每一见人，此一副求见好之意，又不能自克也？无他，为习俗缠绕，不能自拔而已，故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诗》曰：“天之方懠，无为夸毗。”《毛传》曰：“夸毗体柔人也。”《大雅·板》。张子横渠曰：“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语录》。此之谓也。

《表记》又曰：“情欲信，辞欲巧。”情既信矣，则其辞之巧，乃所以为文也。文非无实，固无恶焉。《大学》曰：“与国人交，止于信。”信即有其实之谓也。亦即“情欲信”之“信”也。

《表记》又曰：“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恭近礼，信近情”，其理易明。谓“俭近仁”者，何也？岂仁者必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与？非也。且世之饰其车马，美其服食者，非必以是为安也；其意不过欲上人耳。夫好上人，则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彼为矫饰之行者，意非欲以服用下人，乃正欲以矫饰上人耳，故君子弗取也。

（二二一）知力

《商君书·算地》曰：“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斯言也，可谓审于世变矣。入愚陋之群，而以知胜之者，有之矣，遇知巧之国，而以知胜之者，未之有也。泰伯君荆蛮，箕子化朝鲜，庄蹻王滇，尉佗长越，汉族古代，所以所向无敌者，斯时之蛮夷方愚陋，不足与中国敌也，及其稍以开化，而不能同化，则事势一变矣。而中国犹以故意遇之，不能自强而以力胜，此魏晋以后，夷狄之祸，所由史不绝书欤？

（二二二）哀乐祸福

《大戴记·礼察》：“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案此篇以汤武与秦王相比较，盖录《贾子》书。否亦汉初儒者之言。盖实见当时人心怨怒，为秦之所以亡；故引殷、周、秦事，以明礼与法之得失也。君子戒违道以干誉，然众情不可逆，而众不可以理喻，是亦一道也。法家不知此义，操之已蹙，遂至身死而国亡，如商鞅与秦皇所为是也。君子非不知众情之不可苟从也，然其力既不可逆，则斟酌于轻重缓急之间者，亦自有其道。必如何，然后不至苟顺众情而违于道，又不至激而生变，必有非漫然者矣。世每轻视民力，以为不足畏，就一时一事观之，似亦无以为难。而不知民力之郁而必发，其道多端，壅于此者，或决于彼，固不可以一时一事论也。今有拂舆情而犯众怒者，时之未至，势之未极，似乎众皆疾视，而莫如之何；一旦时会至，众怨皆作，则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匹夫行诸乡党之间且如此，况于治一国乎？故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未信时之所为，岂必其诚为厉民，然民皆以为厉己，固非家置一喙所能解狙公赋芋。政术之然，不得指为违道以干誉也。此篇言哀乐之感，即为祸福之应，真能洞烛隐微，非身历祸患者不能道也。

（二二三）贼人者必自贼

社会学家言：凡食人之族必食犬，盖其初皆以田猎为食者也。猎人之养生也至难，必十六英方里之地，乃足以养一人，故其口实甚觳，而至于人相食，然亦田猎之事，有以养成其残贼之心也。故曰：贼人者必自贼。

吾尝谓观于牧畜，而可知《春秋》三世之义。犬，乱世之畜也。助其主而贼人，其主乃以所余者食之。牛、马，升平世之畜也。用其力以事耕耘，引重致远，而非以伐贼他物矣。猫，太平世之畜也。人与猫自相爱，非必欲其捕鼠，则非利其力也。猫之亲媚人，亦出自其性，非以人之食之也。主或他适，猫亦不随，则其亲媚人亦自有限，非如犬之以身为殉也。犬忠于主而戕贼他物，则恶德矣。终见贼于人，亦可谓贼人者必自贼也。

《管子·山权数》曰：“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足见古者畜狗与畜彘同其普遍。然有狗屠而无彘屠，则食狗殆尤甚于食彘也。犬助人以戕他物，终乃为人所伐，亦可谓贼人者必自贼也。

（二二四）参天两地

《易·系辞传》曰：参天两地而倚数。《疏》曰：古之奇耦，亦以三两言，且以两是耦数之始，三是奇数之初，不以一目奇者。张氏云：以三中含两，有一以包两之义。明天有包地之德，阳有包阴之道，故天举其多，地言其少也。说不以一目奇，殊为牵强。《周书·武顺》曰：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谢氏曰：有中无中，谓男女形体。朱右曾集训校释引。其说是也。合三两而为五，即男女之合。故曰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说文》，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古文作×，×象交午，上下两画，则天地也。《系辞传》又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万物本乎天，天本乎祖，两间之物为天地所生，犹之人为父母所生也。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游魂即鬼神，特无形可见耳。其为天地所生，与凡有形可见之物同，此犹人之室成而生民，故其数必皆以五也。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者，男女构精，妇人妊子，天地气合，万物资生于坤也。午，《说文》曰：啎也，与五古实一字。《说文》又说其形曰：此与矢同意。王氏筠曰：午盖古文杵字。见《说文句读》。按其说是也。杵动而臼承之，亦有男女交接之象矣。

（二二五）圣人之大宝曰位

问曰：《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释文》曰“人，王肃、卞伯玉、桓玄明、僧绍作仁”，则本作人也。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一若理财聚人，皆为在上者保其禄位计者，何也？曰：位之始，非以为一人一家富贵计也。《管子》曰：“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牧民》。盖能力作者易得；能规画全局、定各人之职事者难求。是以苟得其人，必使之当指挥统率之任。指挥统率者之有其位而不可失，犹之胼手胝足者之当各安其职而不可荒也。圣人之所以能尽其职，以利其群者，实惟其所处之位是赖。使圣人而失其位，而为胼手胝足之事，亦无以逾于农夫耳，或且不逮也。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也。《管子》又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乘马》。可以参稽而明其义矣。

《礼记·礼运》曰：“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正同政。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者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天生时而地生财”，即《易》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正用四者，惟不失其位是赖。故君之不可失其位，非以为己也，以为群也，此君之本职然也。然自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之风既渺，而君之利其位而忘其职者众矣。然此乃末流之失，非其本义然也。《管子》又曰：“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宙合》。名位之殊，本无贵贱，故孟子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万章》下。天子亦与臣下同列也。

（二二六）心学之原

《礼记·礼运》：“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此言帝王治心之学之最早者也。窃谓心学之原，与宗教殊有关系。《祭统》曰：“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夫心学之精微，原不尽系于形体。然齐庄于外者，必能精明于内。至于心不苟虑，手足不苟动，而其精明有不待致而致者矣。《祭义》述齐之效曰：“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专精如是，又何求而不得哉？推所求于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之外，而鬼神来告之矣。

（二二七）杨朱之政治学说

先秦诸子之学，无不志存救世者，独杨朱则不然。其自私自利，至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其势力之雄厚，至于如此，深可怪也。杨朱事迹，散见周秦诸子者颇多，皆不及其学说，惟《列子》有《杨朱》篇，述其说颇详。胡适之谓当时时势，自可产生此种学说而信之；梁任公谓周秦之际，决无此等颓废思想而疑之。予谓二说皆非也。杨朱之学，实出道家。道家有养生之论，其本旨，实与儒家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之理相通；然推其极，遂至流于狭义之为我与颓废。所谓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此学问所以当谨末流之失也。然杨朱之意，本在救世，所谓“为我”，亦为一种治术，而非自私自利之谓，则无疑也。

道家养生之论，老子已言之，如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也。“若”同“乃”。此语诸子之言养生者多引之。《庄子》之《缮性》《让王》，《吕览》之《贵生》《不二》，《淮南》之《精神》《道应》《诠言》诸篇，发挥此义，最为透彻。《让王》篇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天下至重而不以害其生”，则与杨子之“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近矣，而顾曰“可托天下”，何也？盖道家之意，以为人生于世，各有其所当由之道，即各有其所当处之位。人人能止乎其位，则无利于人，亦无害于人，而天下可以大治。若其不然，一出乎其所当处之位，则必侵及他人之位；人人互相侵，则天下必乱，固不问其侵之之为善意恶意也。此亦道家所以齐是非之一理。惟如此，故谓仁义非人性，伯夷盗跖，失性则均也。道家之言治，所以贵反性命之情者以此。人人反其性命之情，则能各安其位矣。故道家之言养生，其意原欲以治天下。《不二》篇曰：“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天下、国、家与身，异位同本，理颇难明，《淮南·精神训》论之最好，其说曰：“知其无所用，贪者能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也。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此从消极方面言之也。若从积极方面言之，则其说见于《诠言训》。《诠言训》曰：“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乃养生论之真谛；“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即所谓反其性命之情也。惟反其性命之情者，乃可以养生；亦惟反其性命之情者，乃能为天下。故曰：“惟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世之不明此理者，每谓天下之治，有待人为；殊不知如是，则吾已出乎其位。出位即致乱之原，虽一时或见其利，而将来终受其弊。故桀纣之乱在目前，而尧舜之乱在千世之后。何则？古之人好争，好争则乱，于是以礼让为教。夫以礼让治当时之乱则可矣，然讲礼让太过，其民必流于弱。故凡出乎其位之事，虽得利于一时，未有不蒙祸于将来者。佛说世人所为，“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暂得融解，还增其厚”，理正由此。然则孰若人人各安其位，不思利人，亦不思利己之为当哉！故《列子》载杨朱之言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又曰：“古之人，损一豪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夫人人不损一豪，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之说如此，在哲学上，亦有甚深之根据，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淮南·氾论训》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为我之义，出于道家之养生论。

然则杨朱之说，即万物各当其位之说，原与儒家相通。然所谓位者，至难言也。以人人论，则甲所处之位，非乙所处之位；以一人论，则今所处之位，非昔所处之位。以位之万有不同，所谓当其位者，亦初无一定形迹。“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皆是理也。然则处乎君师之位者，即以一夫不获为予辜，亦不为出其位；遭值大乱之时，又怀救世之志者，即如孔子之周流列国，亦不为出其位。若但执七尺之躯为我，以利此七尺之躯为为我，而执此为当处之位，则谬矣。一种学说，推行既广，必不能无误解其宗旨之人，此杨氏之末流所以流于无君，而孟子所以辟之也。然则如《杨朱》篇所载之颓废思想，乃杨学之末流，固非杨子之咎，而亦不得谓杨氏之徒无此失也。《列子》固系伪书，其所谓《杨朱》篇者，亦或不可信。然《庄子·盗跖》篇设为跖告孔子之辞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瘐之误。瘐即瘉。瘉，病也。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所以全真也，奚足论哉！”与《列子·杨朱》篇所谓“徒失当年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者，又何以异？跖之言曰“不能说其意志，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曰“子之道非所以全真”，皆足见其所持，为道家养生论之流失也。《列子》此篇，盖有真有伪，其真者盖剽自先秦古籍，而伪者则张湛之徒所推衍也。

（二二八）名他人之学

《史记·信陵君列传》：“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案《项羽本纪》，谓羽于兵法不肯竟学，而《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项王》一篇，疑亦他人之兵法，而项王名之者。项羽百战百胜，固由其天才之高，亦必不得略无法度。汉高祖征英布，望布军置陈如项籍而犹恶之，则籍兵法之精可见。窃疑羽少时未肯竟学，逮起兵后，又未尝不得进兵法者之教也。此古所谓学于其臣者欤？

后人著述，多务求名，古人则不然，乃有不自名而求人名之者。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即其一事。或务自著其名，甚者窃人之所有；或不自名而求人名之，其事若相反而实相符，凡以显其学而已。然不自名而求人名之者，徒欲显其学；务自著其名，甚或窃人之所有者，实欲显其身，其公私贪廉，究未可同日语也。或曰：身持其学，以哗世取宠，显其学，非即所以显其身欤？此以言乎赵宾之伦则可矣，古之求人名其学者，安必其皆如是。

古或以神农、黄帝、伊尹、太公名其学，论者率訾为作伪以欺人，实亦未必然也。且如魏公子，孰不知其非讲兵法或著书之人？然兵法之家，犹愿得公子以名其学者，非曰此兵法为魏公子所发明，亦非曰此言兵法之书为魏公子所著，特以魏公子号多士，又尝有破秦之功，兵法而曾御于其门，则必经多家之品平，且尝试之而有效，易为人所信从耳。此如今人著书之求人鉴定，本亦非谓书即其人所作也。

孟子谓公孙丑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管子》书极杂，《晏子》书亦兼儒、墨二家，非管、晏之学如是，盖亦所谓名之者也。名之者固无妨于杂，《吕览》《淮南》是也。以《吕览》《淮南》隶杂家，而《管》《晏》则否，此向、歆论学之未审，而班氏误仍之耳。不然，世岂有欲欺人而多存矛盾之论，授人以入室之戈，如今《管》《晏》之书者哉？

（二二九）古学制

古之学，有在于国者，亦有在于乡者。在国者有大、有小，皆曰学。在乡者或曰校，或曰庠，或曰序，皆不以学名也。《孟子·滕文公》上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言三代之学，皆无异称也。《荀子·大略》，以“立大学”与“设庠序”对举。《汉书》董仲舒《对策》，亦曰：“古之王者，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凡汉人言语，犹大抵如此。

国中之学，缘起即在王宫之中。蔡邕之《明堂论》，言之最审。邕之言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易传·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案此据《续汉书·祭祀志》引。《玉海》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学，暮入北学。此文疑有夺误。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案《保傅》今见《大戴记》及《贾子》。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于是相礼。日中出南闱，见九侯，及问于相；日侧出西闱，视五国之事；日闇出北闱，视帝节犹。案亦夺出东闱。《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向，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四学焉。”观此，便知大小学皆与王宫是一。盖吾国古者，亦尝湖居，如欧洲之瑞士然。故称人所居之处曰州，与洲殊文，实一语也。洲岛同音，后来又造岛字。以四面环水言之则曰辟，《说文》：“璧，瑞玉圜也。”说者皆谓貤玉之名，以称周环之水。窃疑辟字本有周环之义，故有还辟之称，后乃貤以名圜玉也。以中央积高言之则曰雍。《史记·封禅书》：“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案雍依《说文》为借字，其本字当作邕。说解曰：“四方有水，自邕成池也。”斯时自卫之力尚微，非日方中及初昃犹明朗时，不敢出湖外，故其开门必向南西。汉时，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亦见《封禅书》。盖有所受之，非意为之也。少壮执戈，子弟职司守卫，其居实在门侧，故小学亦设于其地焉。《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周官》：“师氏之职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注》曰：“游，无官司者。”盖古使年长者任政，年少者充兵。四十而后仕，则未及四十，皆无官司，当执戈任守卫之职也。然子弟之居于此，则初不待其能执干戈之年，盖自出就外傅时即然矣，故小学亦设于其地。若正室，则古人言数，习于用三，三三而九，故井田以方里之地画为九区，而明堂亦作九室。王者盖自居中央；一切政事，须在室中处理者，古人理事，居室中者较后世为少。如狱讼，惟男女之阴讼，听之胜国之社，余则皆在众著耳目之地，如棘木之下矣。《豳风》之诗曰：“穹窒熏处，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非风雨寒暑而居室，古人亦较后世为少也。则环其四周，更作八室；王时省方至此，窃疑《虞书》“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语，实当以此释之，乃谓人君出所居之外而听政耳。亦即《礼记·保傅》、古大明堂之礼所说，听政视学，实无别也。此但就四正室言之，若兼及四隅，则为大乙行九宫之说矣。而太子以随王练习政务，亦时至焉。此当与群臣接，群臣皆其父之臣，不敢慢也；惟至中宫，则视膳问安，所接不过内竖，无待加礼；故曰“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也。《礼记·祭义》。一切政事，萃于王宫之中，盖惟极朴陋之世为然，其后则稍益分出。然遗意犹存，故小学仍在公宫南之左；大学虽在郊，犹作池以环之，称为辟雍，诸侯则减其半以示詘于天子，而称之为泮宫也。《礼记·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此虽说诸侯，然古天子诸侯之国，相去实不甚远，亦未必有异也。下文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言其异名而不言其异地可证。此辟雍乃人力所成，故诸侯得杀其制，以示詘于天子。半璧曰璜，段氏《说文解字注》，谓黉字缘之而作，其说是也。此与璧先有周环之义而后取以名玉者不同。以辟字自有周环之义，黉字别无他义也。礼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故初出于自然之事，后亦多以人力放为之。《灵台》之诗，兼言灵囿、灵沼，其为游观之地无疑，然再言“于乐辟雍”，则以苑囿与宫殿，后虽分，初亦合，故犹袭其名也。苑囿得袭辟雍之名，而学校无惑矣。斯时东南西北四学，盖仍备设之，惟中央为天子之居，出郊后则不复设，故曰“天子设四学”。康成以周设四代之学说之，则误矣。康成之误，盖由据《明堂位》推论而起。《明堂位》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此盖鲁为东方文教之地，偶有虞、夏、殷三代之遗，而又自立当代之学耳，非有意兼立前代之学也。抑《明堂位》之言，不免夸侈，据以论鲁事，且不可信，况又推以论周事乎？《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观上下、东西、左右之名，即可知其皆在一学之内。下文又云“虞庠在国之西郊”，一似与东胶异处者，盖后来沾识之语，不足信也。

乡学，详别之，又有在乡与在里之异。孟子曰“庠者养也”，乃行乡饮酒礼之地；又曰“序者射也”，乃行乡射礼之地；此皆在乡。又曰“校者教也”，此则真教学之地，在里。《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此说校制最审。《汉书·食货志》，说古井田之制，与《解诂》大同，而所引证之书不同，盖今古学之异也。《汉志》之言曰：“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冬，民既入”，“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曰序室与《解诂》言校室不同者，古人言语粗略，于庠序校等名，随意用之，不求其审。若求其审，则序射、校教，自系一语，《汉志》实不如《解诂》之确也。《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郑《注》曰：“古之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此又是一说。案《解诂》又云：“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汉志》略同，见下。此乃田时劝农之事，非农隙教学之事；所坐者亦闾侧之塾，不得云家；有门侧之塾，有巷首之塾。门侧之塾，《学记》所谓“家有塾”者也，此惟士大夫家有之。巷首之塾，《学记疏》曰：“周礼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此说强申郑《注》非是。其说闾字，必牵合《周官》，亦失之凿。然谓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说自不误。此门即名为闾。《战国·齐策》：王孙贾之母谓贾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即此。秦有闾左之戍；《后汉书·齐王縯传》曰：“使天下乡亭，皆画伯升象于塾，旦起射之。”则秦汉时其制犹存也。则此说亦非是。《书·洛诰疏》曰：“伏生《书传》称礼：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朝夕坐于门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此与《学记》郑《注》符合，然恐为疏家所乱，非《书传》元文。故知何君之说最确也。《解诂》又言：校室之教，“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名曰进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汉志》则云：“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如《解诂》之说，则乡学与庠，又分二级，疑出传写之误，当依《汉志》，移乡即学于庠序。此兼言庠序，明乡有庠亦有序，前云“于里有序而乡有庠”不审也。《学记》于“古之教者家有塾”之后，继之以“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庠序亦是一级。言“党有庠，术有序”，盖所谓各举一边，实则术亦有庠，党亦有序也。此所言者。实为古人登进次第。里之秀者移乡，即《周官》州长、党正，考民之德行道艺，以赞乡大夫废兴。庠之秀者移国，则《王制》乡论秀士升之司徒。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则《王制》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其有秀者，名曰进士，行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则《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亦即《射义》之诸侯贡士，天子试之于射宫。今文，士自出于乡至此，皆在学校中回翔，古文则举无其事，但云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而巳。盖今文为儒家適传，重教化，《周官》则六国时阴谋之书，故但言选政也。然其言古人登用，凡分三级，则二说皆同。盖由事实如此，故立言者不得有异。三级者：自家出于乡，一也；自乡入于国，二也；自国达于王，三也。大学王之所居，故升诸学即达于王也。《王制》言养老之礼曰：“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亦依此分三级。

乡人出于家入于庠序，出于庠序乃入于国；而贵族之入小学者，出于家即入于国，则其家塾之等级，与庠序相当也。《礼记·内则》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此所言者，盖贵族受教为学始末。自九年以前，皆日用浅近、易知易行之事。与《汉志》所云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室家长幼之节相当。贵族平民，当无所异。十年以后之教，盖受之塾中，必非平民之仅入冬学者所克比拟。《汉志》云“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盖误以贵族所受，貤及平民，失于分别也。然平民所受教育之善，实有不让贵族者。孟子言井田之法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乍观之，似系以空言垂教。然《汉志》述井田之法曰：“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者不提挈。”《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祭义》云：“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所言皆同物。《汉书·地理志》云：“濒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亦可见其曾实行。则孟子所云者，固系实践之条规。孟子之告毕战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轻重相分，班白者不提挈”，正“出入相友”之事，然则“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必有其当践之条规，特书阙有间，不可尽知耳。即日用之间而教之以仁让，夫岂贵族之学礼乐，徒用心于周旋升降者所能逮？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有以也哉！此以践履言也。至于行礼视化，使民得诸观感者，则莫如乡饮、乡射之切。读《礼记》之《乡饮酒义》《射义》可见。此庠序之教也。然《文王世子》言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之齿于学；《乐记》言散军而郊射，而贯革之射息，亦何异于乡饮、乡射？《祭义》曰：“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盖有其由。此盂子所以言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

然则大学之为用，亦无以异于庠序乎？此又不然。盖在后世，宗教与学术恒分，而在古昔则恒合。吾国古代之大学，固宗教之府也。俞理初有《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言古乐之外无所谓学。文见《癸巳存稿》。略曰：“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古者背文为诵，冬读书，为春诵夏弦地，亦读乐书。《周语》：召穆公云：瞍赋，矇诵，瞽、史教诲。《檀弓》云：大功废业，大功诵。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案《左氏》昭公九年曰“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亦俞说之一证。其说甚创而确，然初未抉其原。《王制》《文王世子》，说大学之教，皆分为诗、书、礼、乐四科。礼、乐所以事神，诗者乐之歌辞，书则教中典籍耳。《王制》言“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明明师武臣力之事，何乃行诸弦歌雅颂之乡，即可知古之所谓学者，决非后世之所谓学；而其所释奠者，亦决非后世所谓先圣先师。《学记》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乐记》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亦以其人为教中尊宿，故尊之如此耳。迷信深重之世，教徒实居率将之地，故其人多能用智；而好深思者，亦能骛心于玄远。先秦诸子之学，可谓“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语。然惟涉及实际则尔，其骛心玄远，及于宇宙之髙深，心性之微眇者，则诸家皆无异辞。果其闭门造车，岂皆出而合辙？知必所本者同。所本者何自来？舍大学固莫属也。《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为古哲学科学所萃。墨子之学，出于史角；史角者，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周天子，天子使往，《吕览·当染》。固大学中人也。各引一端之说，虽能各极高深，然厚于此者必薄于彼，势不能无所偏蔽。非有君人南面之学，无以用之。《学记》曰：“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又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也。”又曰：“师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又曰：“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其为君人南面之学可知。《庄子·天下》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又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惟无所不苞者，乃能无所偏蔽。哲学之与科学，夫固各有所长也。此等高义，盖非尽人所能领受。然古代大学之教泽，仍有所被甚广者。盖迷信深重之世，事神之道必虔，故礼乐之具必设，其后迷信稍澹，则易为陶淑身心之具矣。梁任公尝游美洲，每星期，必入其教堂，观其礼拜，听其音乐，谓可以宁静六日纷扰之身心也。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此志也。古去草昧之世近，人皆刚狠好斗，非礼乐无以驯扰之。《周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虽六国阴谋之书，犹知此义也。欲以礼乐教人者，身渐渍于礼乐，必不可以不深，故设教以此为尤亟。《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四子实高世之材，过人之行，必文之以礼乐而后可以为成人，可见礼乐之重。《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则以学文”之文，即“文之以礼乐”之文。自弟子至于成人，壹是皆以礼乐为重，亦古学校设教之遗意也。

门人与弟子，是一是二，昔人议论纷如。予谓门人者，居于门侧之塾者也。盖年较小，如互乡、阙党之童子是也。弟子则年较长，可以升堂，尤亲者则入室。汉人教授尚如是，观《讲学者不亲授》一条可明。

（二三○）古代学术传授

《管子·宙合》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里。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案此篇为经传合居一简者。篇首诸语为经，其下乃逐节释之。此释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二语。谓其义不传也，此“传”字，即《公羊》“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之“传”，谓师徒相传授，其义不传，犹《公羊》言无闻焉尔。《墨子·辞过》：“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雄雌也；真天下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此则其义之有传者也。可见古代学术，自有其传授。

（二三一）宦

《汉书·艺文志》言：九流之学，皆出王官之一守。此非汉世去古近，刘向、歆父子又博极群书不能道。近世胡适之力驳之，乃于古事全无所知之瞽说也，而亦有人附和之，异矣。

古书言历代学制，颇为详备，必不能皆属子虚，然从未闻有一人焉，学于学校，而出其所学以致用者，何也？此语习焉不察，则不以为异，一经揭出，未有不瞿然而惊者也。然无足异也。何也？古代之实学，固得之于宦，而非得之于学也。

理事不违，人之求之，则不能无所先后。《学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先志者先求明其理，先事则先求习于事者也。《曲礼》曰：“宦学事师，非礼不亲。”以宦与学对举。《疏》引熊氏曰：“宦谓学仕官之事。”即官先事之谓也。九流皆从事于宦者也。章太炎曰：“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及其发舒，王官所弗能与。”其说最近于实。冰寒于水，非水固无以成冰也。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此重宦轻学之见。“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则谓学自有其用，而疾夫当世之佞者，徒能随事应付，而绝无远大之规，犹贾生言移风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为，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也。《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此傥夫子所谓为政不可不学之道邪？此固非凡俗所知。《左氏》襄公三十年，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亦子路之见也。昭公十八年言原伯鲁不说学，当亦如此。其所谓学，固与宦对举之学，非该宦言之之学也。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所谓仕，即宦也。理事不违，学之虽可分先后，固不容畸有重轻。然当时之所谓宦者，未必皆能学仕官之事也。宦之义为养。《檀弓》曰：“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此所谓养，即宦也。《史记·吕不韦列传》：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者千余人。正以司奉养之事，故必居于其舍耳。《汉书·惠帝纪》：帝之立，赐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宦官尚食比郎中，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此宦官及宦皇帝者，即太子家之舍人也。应劭以阍寺释宦官非。《后汉书·宦官传》曰：“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则先汉固多士人矣。后世宦于士大夫家者曰门生，即古之舍人也。宦而徒以奉养人为事，而不能习于官事，此其所以寖为人所轻欤？

《汉书·马宫传》云：“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楼护传》云：“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宦、学乎？”以仕、宦与学对举，犹是古义。

（二三二）富教

先富后教之义，孟子阐之最明。《梁惠王》上篇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言民不富则不可教也。《滕文公》上篇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言教必继富之后也。《王制》曰：“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亦同斯旨。《论语·先进》：“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言富之之时，尚未暇施教也。《尚书大传》曰：“耰鉏已藏，祈乐已入，《注》：“祈乐，当为新谷。”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传农事。”是虽设学，亦如今之冬学也。《周书·籴匡》篇曰：成年，“余子务艺”，年俭，“余子务穑”。《墨子·七患》篇曰：“凶饥存乎国，士不入学。”是虽设学，遇饥年即罢，而致力于救荒也。

（二三三）六艺

六艺传自儒家，而《七略》别之九流之外，吾昔笃信南海康氏之说，以为此乃刘歆为之；歆欲尊周公以夺孔子之席，乃为此，以见儒家所得，亦不过先王之道之一端，则其所崇奉之《周官经》，其可信据，自在孔门所传六艺之上矣。由今思之，殊不其然。《七略》之别六艺于九流，盖亦有所本。所本惟何？曰：《诗》《书》《礼》《乐》，本大学设教之旧科，邃古大学与明堂同物，《易》与《春秋》，虽非大学之所以教，其原亦出于明堂；儒家出于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学亦属焉，故其设教，仍沿其为官守时之旧也。

古有国学，有乡学。国学初与明堂同物，别见《学制》条。《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书》《礼》《乐》，追原其朔，盖与神教关系甚深。《礼》者，祀神之仪；《乐》所以娱神；《诗》即其歌辞；《书》则教中典册也。古所以尊师重道，执酱而馈，执爵而酳，袒而割牲，北面请益而弗臣，盖亦以其为教中尊宿之故。其后人事日重，信神之念日澹，所谓《诗》《书》《礼》《乐》，已不尽与神权有关，然四科之设，相沿如故，此则乐正之所以造士也。惟儒家亦然。《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言《礼》以该《乐》。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专就品性言，不主知识，故不及《书》。子谓伯鱼曰：“学《诗》乎？”“学《礼》乎？”《季氏》。则不举《书》而又以《礼》该《乐》。虽皆偏举之辞，要可互相钩考，而知其设科一循大学之旧也。

《易》与《春秋》，大学盖不以是设教，然其为明堂中物，则亦信而有征。《礼记·礼运》所言，盖多王居明堂之礼，而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春秋》者史职，《易》者，巫术之一也。孔子取是二书，盖所以明天道与人事，非凡及门者所得闻。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者，《诗》《书》《礼》《乐》之事；性与天道，则《易》道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且不能赞，况其下焉者乎？《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七十有二人者，盖于《诗》《书》《礼》《乐》之外，又兼通《易》与《春秋》者也。《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与《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合。疑五十而知天命，正在此时。孔子好《易》，尚在晚年。弟子之不能人人皆通，更无论矣。

六艺之名，昉见《礼记·经解》。《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淮南子·泰族》：“《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曰其教，则其原出于学可知也。《繁露·玉杯》曰：“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云以赡养在位者，则其出于大学，又可知也。《繁露》又曰：“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滑稽列传》及《自序》，辞意略同。《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此孔门六艺之大义也。贾生《六术》及《道德说》，推原六德，本诸道、德、性、神、明、命，尤可见大学以此设教之原。古代神教，固亦自有其哲学也。

《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二者相为表里，故古人时亦偏举。《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古人诵读，皆主《诗》《乐》。详见《癸巳存稿·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乃以经该《诗》《乐》，与《礼》并言，犹言兴于《诗》，立于《礼》也。下文先以《诗》《书》并言，亦以《诗》该《乐》。终又举《春秋》而云在天地之间者毕，可见《春秋》为最高之道。不言《易》者，举《春秋》而《易》该焉，犹《史记·自序》，六经并举，侧重《春秋》，非有所偏废也。《孟子》一书，极尊崇《春秋》，而不及《易》，义亦如此。《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与《贾子书·道德说》“《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辞意略同，而独漏《易》，可见其系举一以见二，非有所偏废也。《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平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以五经分配五行，虽不免附会，然其独重《易》，亦可与偏举《春秋》者参观也。

《庄子·徐无鬼》：“女商曰：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未知何书，要必汉代金匮石室之伦，自古相传之秘籍也。《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上本之伏羲、尧、舜、三代，可见六艺皆古籍，而孔子取之。近代好为怪论者，竟谓六经皆孔子所自作，其武断不根，不待深辩矣。《论衡·须颂》：“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此亦与《史记》谓孔子序《书传》之意同，非谓本无其物，而孔子创为之也。不可以辞害意。

《庄子·天下》曰：“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又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以仁为恩指《诗》，以义为理指《书》，所谓薰然慈仁之君子，即学于大学之士也。此以言乎盛世。至于官失其守，则其学为儒家所传，所谓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者也。上下相衔，“诗以道志”二十七字，决为后人记识之语溷入本文者。《管子·戒篇》：“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尹《注》：“四经，谓《诗》《书》《礼》《乐》。”其说是也。古所诵惟《诗》《乐》，谓之经，后引伸之，则凡可诵习者皆称经。《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经盖指《诗》《乐》，志盖指《书》，分言之也，《管子》称四经，合言之也。可见《诗》《书》《礼》《乐》，为大学之旧科矣。旧法世传之史，盖失其义，徒能陈其数者。百家之学，皆王官之一守，所谓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时或称而道之者也。亦足为《诗》《书》《礼》《乐》出于大学之一旁证也。《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亦以《诗》《书》《礼》《乐》并举。

《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经解》及《庄子·天运》所言是也。《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亦可见六经确为先王之故物，而孔子述之也。《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十二经不可考，《释文》引说者云：“六经加六纬。”“一说《易》上下经并十翼。”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皆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六艺有二：一《周官》之礼、乐、射、御、书、数，一孔门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也。信今文者，诋《周官》为伪书，信古文者，又以今文家所称为后起之义；予谓皆非也。《周官》虽六国阴谋之书，所述制度，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造作也。《吕览·博志》：“养由基、尹儒，皆文艺之人也。”文艺，一作六艺。文艺二字，古书罕见，作六艺者盖是。由基善射，尹儒学御，称为六艺之人，此即《周官》之制不诬之证。予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何以言之？曰：《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乡校之教也。“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此小学之教也。《论语》：“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谦，不以成德自居，而自齿于乡人也。六艺虽有二义，然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自系指大学之六艺而言。不然，当时乡人所能，孔门能通之者，必不止七十二人也。

《管子·山权数》：管子曰：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间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上云五官，下云六家，盖卜、易同官也。此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同小异。盖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此亦王官之学，散在民间之一证。

《新学伪经考》曰：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西汉以前之说皆然，盖孔子手定之序。刘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此其颠倒六经之序也。以此为刘歆大罪之一。《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下》。案《汉志》之次，盖以经之先后。《易》本伏羲，故居首；《书》始唐尧，故次之；以为颠倒六经之序，殊近深文。谓《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为孔子手定，亦无明据。予谓《诗》《书》《礼》《乐》，乃大学设教之旧科，人人当学，故居前；《易》《春秋》义较深，闻之者罕，故居后。次序虽无甚关系，然推原其朔，自以从西汉前旧次为得也。

（二三四）原易

宋人以图书言《易》，清之治汉学者力排之，其实此乃汉人旧说也。《汉书·五行志》载刘歆之言曰：“虙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得《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八卦五行，原出图书，说始于此。张衡《东京赋》：“龙图授羲，龟书畀姒。”《三国·魏志注》载辛毗等劝进表：“河洛之书，著于《洪范》。”皆出刘歆之后。《论衡·正说》曰：“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按《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疑夺“因之”二字。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伏羲画卦，文王重卦，西汉以前无异说。见下。仲任此言，盖因《周官》大卜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之文，以驳今学家之说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见《易大传》。“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见《论语》，《子罕》。“山出器车，河出马图”，见《礼记·礼运》。皆仅以为瑞应，未尝谓与八卦有关。刘歆凿言画卦系则《河图》，陈范系法五行，业已穿凿无据，然犹仅云则之法之而已。《论衡·自然》曰：“或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不画不就，不为不成。天地出之，有为之验也。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复为有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笔墨而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晋唐叔虞、鲁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三者在母之时，文字成矣，而谓天为文字，在母之时，天使神持锥笔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难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是以太史公纪黄石事，疑而不能实也。”则竟谓八卦五行，具于图书，而伏羲等特从而誊录之矣。自谓得理之衷，而不知其荒怪更甚也。

《易大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含文嘉》曰：“伏牺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牺则而象之，乃作八卦。”《周易正义·八论》引。说本于此。则而象之，即“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之意，亦即“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意，乃取其义，非袭其文也。《易》之卦画，盖由来甚旧，其原当出于邃古之世。一以象男阴，一以象女阴。其后推而广之，则凡物有阳刚之性者，皆表之以一；有阴柔之性者，皆表之以一。此已略有抽象及分类之意。然画形只有两种，无以尽物性之纷纭，乃又推而广之，以一与一相妃，重之而至于三，古以三为多数。则可以表纯阳，可以表纯阴；可以表内刚外柔，可以表内柔外刚；等，亦各有所象；向之于物，只可分为两类者，今乃可分为八类，则于物情益悉矣。《说卦·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云云，盖即此时之遗说，所谓“以类万物之情”也。曰“以通神明之德”者，“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下》。人受气于天，受形于地，所谓德也。万物皆一气所成，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元与为人之冲气非异物，《礼运》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祭义》曰：“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昭明之气即知气，天之属也。骨肉则体魄，地之属也。合此二气以成万物，则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故万物之情得，而神明之德，亦可通矣。此等说，自今日观之，诚亦了无足异，然在当日，必博观万汇，遗其形而求其理，而后能得之，故《易大传》盛称之也。古代有所创造，率以归诸其时之帝王。八卦诚不必伏牺所画，要必出于伏牺之世，如《周易》之出于周室者然。此于古代哲学，大有关系。以为仰观俯观近取远取所得，于理甚通；以为录自《河图》，则了无意义矣。古学家之好怪如此，后人顾或以纯正称之，不亦翩反矣乎？《隋书·经籍志》论图谶曰：“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祅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云云，一似谶专与今学为缘者，殊不知谶所由起之王莽，即附会古学之始祖也。专好引谶之郑玄，名为兼用今古，实则偏重古学者也。今学似语怪，古学似不然者，如《诗传》称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而《毛传》释《生民》诗独言从祀高禖，不取履大人迹之说是。此好古学者所借口也。殊不知此等乃古说而《诗》家传之，与谶书之造作妖言者大异。古学家不知此说，正见其学无传授耳。

西汉人说《易》者：《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日者列传》曰：“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汉书·艺文志》曰：“《易》曰：宓牺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案此亦今文《易》说也。《易大传》曰：“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又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皆与此说合。故知西汉人谓伏羲画卦，文王重卦，皆系相传旧说也。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此语讹误。见下。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扬雄传》载雄《解难》之辞曰：“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论衡·谢短》曰：“先问《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为谁？彼将应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皆与《正说》所引说《易》者之言，如出一口。又《正义·八论》引《乾凿度》曰：“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曰：“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说亦并同。其时古文说未出也，然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殆西汉以前之公言也。此说揆以理，证以事，有不可通者。《易》为筮书，其缘起当甚古，不应至文王时始行重卦。《乾凿度》曰“垂皇策者牺”，则伏牺固以《易》筮矣，岂专筮八卦邪？古学家以三《易》分属三代，或归诸神农、黄帝，固无确据，然《礼运》载孔子之言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谓指八卦，自不如谓指六十四卦之首《坤》者为得。《公羊疏》一引《春秋说》曰：“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阳豫》之卦。宋氏曰：夏、殷之卦名也。”纬多用今文说，亦今文家谓文王之前已有重卦之一证。卜筮二字，对文则别，散文则通。龟书不称卦，此非指龟卜也。则文王重卦之说，有可疑也。《彖》《象》《说卦》，皆不类春秋时物，今即措勿论，《卦》《爻辞》亦断难指为孔子作。一则文义相去太远，一则前此筮者，不应竟无繇辞也。则孔子系辞之说，亦有可疑者也。

案《淮南·要略》云：“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文王重卦，先汉诸儒，既无异辞，《淮南》亦出汉初，不应独立异说。今案《孔子世家》云：“序《书传》。”又曰：“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序者，次序之谓，原不谓其辞为孔子所自作。然则《彖》《系》《象》《说卦》《文言》，盖皆《周易》之旧，孔子特序而存之尔。《周本纪》益八卦为六十四卦，与《日者列传》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语，盖辞异而意同，乃主爻辞言，非谓前此只有八卦，至此乃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易》之爻辞，诚未必文王作，然古人于一代文物，既皆以归诸其时之帝王，则以《周易》之爻辞为文王作，亦犹之道家言之称黄帝，兵家言之称太公耳，其无足怪。文王重卦之疑既释，孔子系辞之难，亦可随之而解。何者？谓《彖》《系》《象》《说卦》《文言》，皆孔子所作，则不可通；谓为固有之物，而孔子从而序之，则本无可疑也。故今学家相传之说，实极平正也。

《易正义·八论》云：“《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案数十翼，云有多家，可见郑学之徒，所说未为定论，惜乎疏家之未遍举也。今之《系辞》，据《释文》，王肃本实有传字。案《太史公自序》，引一致百虑，同归殊途之语，称《易大传》；又今《系辞》中屡称系辞及辞，皆指卦爻等辞言；则王肃本是也。传为孔门弟子所作，皆记孔子之言，不得为孔子所序。先汉旧说，既以《彖》《系》《象》《说卦》《文言》，并归孔子，则此即所谓十翼。《系》苞卦爻辞言，与《彖》《象》倶分上下，合《说卦》《文言》，其数正十也。《汉志》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序疑说字之讹。《儒林传》云：费直《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十篇二字，疑当在文言下，而夺说卦二字也。《序卦》《杂卦》亦传之属，不当云孔子作。《杂卦》取备列卦名，以便记诵；《序卦》以见卦之次第。《汉志》：施、孟、梁丘三家经十二篇。窃疑如予十翼之说而加此两篇也。二篇亦传，而总称经十二篇者，古经传本不严别，但论其为谁作，则传不当附之孔子耳。

《论衡·谢短》《正说》皆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易》，而《易》益一篇，说不足信，见《大誓后得》条。《隋志》以《说卦》当之，益缪矣。《汉志》明言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岂有失其一篇之理？即如古文家言，亦不过云或脱去无咎悔亡而已。《法言·问神》：“或曰：《易》损其一也，虽憃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乃设辞，言《书序》之不如《易》，非谓《易》真有阙也。

三《易》之说：《易·八论》曰：“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而其注《周官》，但引杜子春之说。答赵商云：“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见《周官疏》。窃疑《论衡·正说》之文，第二烈山氏，当作黄帝氏号，即康成所谓近师之说。推其本，以《连山》属神农，《归藏》属黄帝；语其末，则以《连山》属夏，《归藏》属殷也。《周易》本于伏牺，明见《易大传》，子春以《连山》属伏牺，似非是；此说以神农号烈山氏，而以连山归之，似较近理。康成释《连山》曰：“似山出纳气变也。”释《归藏》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大卜注》。《八论》曰：“郑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三国·魏志·高贵乡公纪》：“博士淳于俊曰：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俊亦为郑学者也。皆以义言之。案《易纬》云：“因代以题周。”见《八论》。则以《连山》属神农，似较郑义为得。然黄帝无《归藏》之称，后人称黄帝为归藏氏，正以汉人以《归藏易》属诸黄帝耳。则郑说亦未尝不可用也。要皆无明据耳。

郑氏谓《连山》首《艮》，未知何据。其谓殷《易》首《坤》，盖据《礼运》“吾得《坤乾》”言之。《礼运注》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则郑时确有其书，然《汉志》不载。《正说》云：“不知存于俗何家《易》。”则当时俗所谓《易》者，不止一家。筮术通行民间，理固宜然也。然则《连山》当时或亦有书，首《艮》之言，亦目验而知之欤？《汉志》不载者，民间卜筮之书，中秘固不能尽备欤？抑在蓍龟家《蓍书》二十八卷中欤？《汉志》无《归藏》，而《隋志》有之，其通行民间之《易》，复登中秘者欤？抑后人所伪造欤？皆不可知矣。

今学家说经，诚亦不能无误，然多本之传说。传说虽误，自有其径路可寻，依其径而求之，而真象可见矣。古学家之说，则多出于臆度。臆度之说，往往偏据一端；就此一端观之，似亦甚为有理，而一经博考，往往缪以千里，此考据之所以终不能作为事实也。况乎汉代古学家之臆度，尚未足以语于考据邪？予昔撰《中国文字变迁考》，考见仓颉为黄帝史官之说，全出东汉人附会，绝不足信，即其一事。以神农号烈山氏，而以《连山易》属之；因殷《易》首《坤》，乃释《归藏》之义为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又因道家重阴，又多自托于黄帝，乃以《归藏》属之，以与《连山》之属神农相耦；皆若是而已矣。即郑亦自言其无据矣。东汉以后，异说纷纷，具见于《易·八论》。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盖即《论衡》之说。郑玄等以为神农重卦，盖因神农承伏牺后，故以重卦归之。孙盛以为夏禹重卦，盖以三《易》分属三代，而禹为三代首出之君也。旧说以为文王重卦，故以《卦辞》《爻辞》并归之。马融、陆绩，分别《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亦即《论衡》“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之说。盖以三《易》之说，出于《周官》，而《周官》古学家以为周公之书故也。凡诸异说，一一可以推厥由来，知其所由来，而其出于附会可见矣。

（二三五）易大义

《易正义·八论》引《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此《易》之大义也。道家自称为君人南面之学，而讥诸家皆仅效一节之用，其言曰：“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又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其实此乃变易一义耳。《汉书·艺文志》，以《诗》《书》《礼》《乐》《春秋》为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与天地相终始。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则儒家亦自有君臣矣。今人亦张变易之说，力攻昔人言天经地义之诬。其实天下事自其变者而观之，则不舍昼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亘古如兹。执必变之事以为不变之道固非，然因此遂谓不变之道为无有则亦缪不然。试问所谓变易者，为变乎？为不变乎？故知崇一端之论者皆偏，变易必兼不易言之，义始该备也。

易者简易，谓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也。浅演之世，恒谓天地万物，皆有一神焉以主之，是为有为之法。有为之法，不能无息，正犹机之不能恒动。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则不然矣。所谓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也。此有神与无神之别也。

康成依《易纬》作《易赞》及《易论》。及释《周易》，则不用纬说，而云：“易道周普，无所不遍。”盖其释三《易》，不以《连山》《归藏》为代名，故云然。然如所说，则周字之义，已具于变易中矣。何待更为辞费？故知旧说不可易也。

（二三六）论今文易

关于《易经》，余个人尚有一意见。余以为中国古代学问无论何家，其根源盖无不相同，至少亦极接近，世无凭空创造之学说，必有其渊源可寻，古代学术盖皆以《易经》等书为根据，故胡渭并不驳易图之误，只能证其为道家所出耳。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反对汉学颇有偏见，但自谓河图洛书，只能证明非出儒家，不能谓其与不合，其言甚是，故吾意儒道不能分也。根据此理，可知古时各家学说，盖完全相通，汉之今文《易》今虽全佚，依此道亦可辑出其一部分，余曾思得一着手处，即《淮南子》有《原道训》一篇，据《汉书注》，此为淮南子易九师所著成，颇似汉之今文《易》，因其与《易纬》多相同也。《易纬》诚系假书，惟必有所本，造《易纬》时古文尚未出世，故除荒诞处不足信外，殆全与今文《易》相合，《易纬》既似今文《易》，而《原道训》似《易纬》，是即《原道训》为今文《易》矣。若假定《原道训》为今文《易》之经说，自此出发，合此者辑出之，则今文《易》或有重现之望，亦未可知。

（二三七）左氏不传春秋上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此语出于武帝之世，今古学之争未兴以前，实堪考见《春秋》信史。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治古学者，如刘歆、陈元之徒，执之甚固。近人信今文说者，谓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报任安书》亦云；下文又曰“左丘明无目”，则宋祁所见越本、王念孙所见景祐本及《文选》，皆无明字；《读书杂志》。而《论语》巧言令色足恭一章，《集解》录孔安国《注》，则此章亦出《古论》；《新学伪经考》。因谓有左丘而无左丘明，有《国语》而无《春秋左氏传》。予昔亦持此说，由今思之，古学家伪造《春秋左氏传》，必不至误所托者之姓名。称名不具，古所时有；《十二诸侯年表》之文，亦无伪窜确据；则谓“有左丘而无左丘明”者殆非，然谓“有《国语》而无《春秋左氏传》”，则殆是也。

同一时代之人，所著之书，体例必大略相似。知史事之可贵，如实叙述，以诒后人，殆先秦之人所未知；其时著书，引用史事，大抵杂以己见者耳。诸子书引史事，明著《春秋》之名者有三：周、燕、宋、齐之《春秋》，见于《墨子》；《桃左春秋》，见于《韩非》；又《韩非》《管子》，皆引《春秋》之记云云，皆以明义，非以记事。此外不明言为《春秋》，而按其文，可知为出于《春秋》者甚多，其体例大抵相同。铎椒、虞卿、公孙固之书已亡，吕不韦、荀卿、孟子、韩非之书具在，可覆按也；《史记·虞卿列传》：“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似亦《吕氏春秋》类也。皆所谓断其义，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者也。若有如今之《左氏》者，则固已综其终始，具其年月世谥矣。史公安得一笔抹杀，自专要删之功。孔子生其时，见地安得独异。然今《春秋》体例，实与孟、荀、管、韩、墨翟、吕不韦之书大异，何哉？曰：借史事以明义有两法：一则明著其说，一则著其事而隐其说。由前之说，孟、荀、管、韩、墨翟、吕不韦之书以之；由后之说，孔子之《春秋》以之。《春秋》虽改旧史之文，其体例实一仍《不修春秋》之旧，子女子所谓以《春秋》为《春秋》也。孔子之修《春秋》，所以独隐其说者，盖以其兴于鲁，所刺讥褒讳挹损者，皆其邦之大夫，主人得以习其读而问其传，故不得不微其辞也。铎椒为楚威王傅，采取成败，以备王之鉴观，盖亦多引本国事，故其书以“微”称，然则铎氏之志，其犹孔氏之志欤？惜其书之不可见也。《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又有《左氏微》二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盖皆妄人所为。

古史记多称语，史公此文称丘明所著曰《左氏春秋》，而其《自序》及《报任安书》称为《国语》。此文前称诸家所著书多曰《春秋》，而后以《春秋》《国语》并举，则《左氏春秋》一名《国语》，犹《吕氏春秋》一名《吕览》也。《国语》者，记君卿大夫之事，异乎东野人之言，所谓“国闻”也。“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集解》：“徐广曰：一云治国闻者也。”案“国闻”二字罕见，非伪窜者所能造，恐“古文”二字系传讹，“国闻”二字则原文也。传必与经相附丽，独《左氏》不然，且孔子之修《春秋》，其文虽沿自史官，其义法则实为一家所独具，非口受其传指不能知；弟子果安意失真，即具论其语何益。今案弟子之传《春秋》，盖独传其义。传其义者，固非全不论事，然所重不在此，特取足以说明其义而止矣。如是辗转传述，义虽仍在而事则易以失真，故因孔子史记而具论之。所虑其失真者，在史事而不在孔子所修《春秋》之义法也。其所论者，虽为孔氏之史记，其书则全与《春秋》无涉，故曰“左氏不传《春秋》”也。

或曰：“古语字有二解：称史记固曰语，称人之言语亦曰语，如《论语》《家语》是也。《礼记·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此语必不能谓为记事之语，亦《论语》《家语》之类也。安知史公所谓具论其语者，为史记之语而非言语之语乎？《左氏春秋》或与《国语》为两书，《国语》所记之事，虽多与《春秋》相同，其书实与《春秋》无涉；至《左氏春秋》，则实与孔子之书相附丽，《春秋》有一条者，《左氏》亦必有一条，所谓因孔子史记也。史记二字即指《春秋》言。具论其语，或所论者，竟为孔子之言语，故可正弟子之安意而失真。如是，则《左氏春秋》实可称为《春秋》之传，然其书已亡，刘歆等乃又据《国语》造作也。”此说亦似有理，然有不可通者。谓语为孔子之语，则所谓刺讥褒讳挹损之文，既已笔之于书矣，孔子所微，其辞弟子所不敢显然著之于传者，丘明独敢奋然为之，何其勇也？若谓语即史记，丘明具论之，一一与孔子所修《春秋》相附，如《韩非》之《储说》者，然则其书当附丽于《春秋》，不当自为一书称《左氏春秋》或《国语》矣，故此说亦不中情也。

（二三八）左氏不传春秋中

《东塾读书记》云：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近时刘申受云：《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冒曰《左氏春秋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澧案：《汉书·翟方进传》云：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此西汉人明谓之《左氏传》矣。或出自班孟坚之笔，冒曰《左氏传》与？然翟方进受《谷梁》而好《左氏》，《谷梁》是传，则《左氏》非传而何哉？《左传》记事者多，解经者少，汉博士以为解经乃可谓之传，故云左氏不传《春秋》。然伏生《尚书大传》，不尽解经也，左氏依经而述其事，何不可谓之传？且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则虽以讹传讹，能谓之《春秋晏氏传》《春秋吕氏传》乎？”《东塾读书记》卷十。愚案：谓《左氏》记事与经相附，是也，然记事与经相附，不可遂为之传也。传自当以解经为主，而所谓解经，非必句梳字栉，但泛言义理者皆是，且尤为可贵。伏生《书传》，正是其例。《左氏》记事，以鲁为主，盖其书与《不修春秋》，同出于鲁人，亦或本与《国语》为一书，刘歆析为编年，而改其语气也。以隐公为始，似与《春秋》相附矣，然则何不以获麟为终乎？又安知鲁之有史，或其史之记年，非始于隐公乎？《翟方进传》语，不徒其词出于后人，即其事之可信与否，亦难质言也。

陈氏亦信《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说，而引《公羊》之子沈子、子司马子为况，则又非也。《公羊》之子沈子、子司马子，皆传《春秋》之学者，在孔门为后学，在汉世为先师，一脉相承，确有传授，与无所受而以意为说者，安得强同？陈氏又以《左氏》一书，言日月例者惟二条，断其为依放《公》《谷》；书法不通者，如公子遂、叔孙侨如之舍族，强说为尊夫人，断其为后人所附益，则甚确。然此皆引传文以解经者之所为，《汉书·楚元王传》。见下。并不得以插注其处者为刘氏段相况也。杜氏《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孔疏》叙云：“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案张苍、贾谊、尹咸等，传《左氏》书否，殊不可知；即谓知之，亦所谓传训诂之流耳。引传文以解经者，必始于刘歆；东汉治《左氏》者，皆袭其法，至杜氏乃破之也。观此知以记事重《左氏》者，乃后起之说，其初自谓非解经即不足为传，故有此矫揉造作也。

俞理初《癸巳类稿》云：“《汉书·艺文志》云《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此官书，就所得经传各本也；其经十一卷，则两家立学官书，与《左氏》无涉。《儒林传》云贾谊为《左氏传训故》，又云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楚元王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今传附经三十卷本，非西汉官本，乃刘歆引传解经本也。《后汉书》云：贾逵父徽受业于歆，逵传父业。《南齐书·陆澄传》云：澄谓王俭曰：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者，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去贾，则经有所阙。是贾氏得刘本，亦传附经也。”《癸巳类稿》卷二。愚案此亦《左氏》本与《春秋》各别，牵引出于刘歆之一证。

又《癸巳存稿》云：“《后汉书·郑兴传》云：晚善《左氏春秋》，从刘歆讲正大义，刘歆美其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子众从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难记》原注：谓设难而通之。《条例》，又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贾逵传》云：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建初时，条奏云：永平中，逵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则永平中上疏，上《左氏传》《国语解诂》五十一篇：《左氏传解诂》三十，《国语解诂》二十一也。《郑兴传》云：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陈元传》云：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是郑、贾、陈三家不同。《蜀志·尹默传》云：专精《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案本。是郑、贾条例，但各著简札，实倶为刘歆条例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颖容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杜预《左传集解序》云：颖子严者，亦复名家。是条例有刘、颖不同。训诂刘、陈、服不同，贾逵为刘学，今杂见服虔《左传注》，多与贾异，职是故也。条例自为卷数，训诂则贾为三十篇，附经传下，杜承用之，服则不然也。”《癸巳存稿》卷一。愚案条例虽原于刘歆，然撰述实由郑兴，至贾徽乃勒成二十一卷。刘飮最初所撰者，未必不羼入《左氏》本文也。

（二三九）左氏不传春秋下

左氏不传《春秋》，汉博士之言，既无可疑矣。乃《序疏》引陈沈文阿之说，谓“《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癸巳类稿》谓《观周》为《孔子家语》篇名，引于汉人，信为周时孔氏之书在《艺文志》者，非今人所传王肃本。殊不知所谓《严氏春秋》者，其可信与否已殊不可知，而此说之是否果出《严氏春秋》，亦复无可究诘也。古代简策繁重，一国之史，史官所藏，能有几何，已难质言，况于遍藏各国之史乎？《史记·六国表》曰：《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人当作民，此乃唐人避讳字，后人改之未尽者。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周室”二字，该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各国之史，皆藏于周室也。百二十国之书，岂衰周所能容，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行事略备，修《春秋》之前，岂尝有如周之事乎？

《汉书·艺文志》云：“左邱明，鲁太史。”此乃因其著书而臆测之，犹古言仓颉造字，又言三王无文，遂妄言仓颉为黄帝史官也。详见予所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理初乃信其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门，然则独能旷其职守，与孔子乘以如周乎？况古者官人以世，左邱明果为鲁太史，何以其行事绝无可考？父子祖孙之事，亦曾不一见乎？

俞氏又引《太平御览·学部》载《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得也。”《癸巳类稿》卷二。相为表里之言，与《严氏春秋》同，皆不似东汉人语。何者？如前条所言，则东汉人殊不以《左氏》之记事为贵，而转欲依附《公》《谷》，造立条例，以自托于经也。

（二四○）左国异同

《左氏》《国语》二书，大体相似，而又多违异。黄池之会，哀公十三年。《左氏》云先晋，而《吴语》云先吴，与《公羊》同。《疏》云：“经据鲁史策书，传采鲁之简牍。鲁之所书，必是依实。《国语》之书，当国所记，或可曲笔直己，辞有抑扬，故与《左传》异者多矣。郑玄云：不可以《国语》乱周公所定法。傅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左氏》成公十六年《疏》：“先贤或以为《国语》非丘明所作，为其或有与传不同故也。”疏家回护之辞，不足深论；果如所言，《公羊》亦据《吴语》乎？姚姬传谓《左氏》于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多，谓其源流诚与吴起有关。近人章太炎，据《韩非·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谓《左氏春秋》以地名，犹《齐》《鲁》《韩诗》之比。见所著《春秋左传读》。钱宾四云：“《说苑》魏文侯问元年于吴子，此吴起传《春秋》之证；魏襄王冢之《师春》，即采《左氏》，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又左丘失明，或自子夏误传。”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吴起传左氏春秋考》。其推论可谓精矣。然则黄池之会，《国语》所记，或反较得实，《左氏》乃晋人讳饰之辞也；犹汉高祖平城之围，所以得脱者，世莫得而言也。

溢美之谈，讳饰之辞，各国皆有之；然著《左氏》《国语》等书者，则亦如其辞而录之耳，非必有意代为造作也。姚姬传云：“吴起始事魏，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刘向《别录》：“左丘明传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谓“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则《左氏》之曾传于楚，亦若可信。然其书多右晋而左楚，且田氏与晋、楚何与？而公子完之奔齐，《左氏》侈陈懿氏之卜，周史之筮，庄公二十二年。殊不减卜偃盈数大名之论。辛廖《屯》固《比》入之占，闵公元年。则知《左氏》多载晋、楚之事，称美三晋之先，亦其所据者则然耳，非必著书者有意为之也。

（二四一）读楚辞

《惜往日》：“乘骐骥以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泛桴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案《楚辞》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所言皆北方事。《天问》说宇宙开辟，亦与诸子书同。此言释法度而心治，且作法家语矣。足见先秦学术，实无南北之分也。

《九辩》云：“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不知后人所改邪，抑宋玉辞本如此？

（二四二）读山海经偶记

《山海经》一书，说多荒怪，不待言矣。然其所举人物，实多有其人；其所载事迹，亦间与经传相合；何也？盖此书多载神话，而其所谓神话者，实多以事实为据，非由虚构也。涉猎偶及，辄书所见，惜乎未暇精治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灯下。

《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郝氏《笺疏》云：《藏经》本作姬。案此与下“山名曰嘘”，《藏经》本山作上，恐均系臆改。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笺疏》云：“山当为上，字之讹。《藏经》本作上。”案作上则当属上句读，不合古书语法。山字当误，然作上恐未是也。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郝氏《笺疏》云：“下地是生噎，语难晓。《海内经》云：后土生噎鸣，此经似与相涉，而文有阙夺，遂不复可读。”案噎似嘘之讹，即无臂之神之名也。经又云：“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郭《注》：“无左臂也。”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案《说文·了部》：“了，尥也。从子，无臂，象形。”“孑，无右臂也。从了，象形。”“孑，无左臂也。从了，象形。”人岂有无臂及奇左右者？此三文盖专为神所作也。《国语·楚语》：“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即《山海经》所谓“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也。韦《注》云：“言重能举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远，故不复通也。”郭《注》云：“献、邛，义未详。”疑亦举、抑之意。

《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颇与《楚语》少昊之衰颛顼受之之说相会。《大荒南经》云：“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又云：“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大荒西经》云：“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大荒北经》云：“有叔歜国，颛顼之子，黍食。”又云：“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笺疏》云“《藏经》本作轮”，亦恐误，或臆改。此皆雅记无征。然《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则与系世颇相会矣。郭《注》引《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乾荒即韩流也，生帝颛顼。”又引《世本》云：“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郝氏《笺疏》云：“《大戴礼·帝系篇》云：昌意取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郭引《世本》作浊山氏，浊蜀古字通，浊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又云：“《竹书》帝乾荒，盖即帝颛顼也。此经又有韩流生颛顼，与《竹书》及《大戴礼》《史记》皆不合，当在阙疑。郭氏欲以此经附合《竹书》，恐非也。”愚案《竹书》虽出附会，亦多有根据。韩流、乾荒，盖因形近而讹。《大戴》颛顼世系，实夺一代也。

《海外北经》云：“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云：“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大荒北经》云：“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笺疏》云：“《北堂书钞》九十二卷引，汉水作濮水。水在东郡濮阳，正颛顼所葬。”亦《山经》不诬之证。

《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羆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文王之上，盖有夺文。郭《注》云：“帝王冢墓，皆有定处，而《山海经》往往复见之者，盖以圣人久于其位，仁化广及，恩洽鸟兽，至于殂亡，四海若丧考妣，无思不哀，故绝域殊俗之人，闻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为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犹汉氏诸远郡国，皆有天子庙，此其遗象也。”案古所谓天子者，岂能令诸侯之国皆为作原庙乎？况古岂有虚为冢之事也？盖神话之为物也，不尽虚诬，而又非确凿。回纥之亡也，其人自述：谓由唐以金莲公主，女其葛励的斤；因以诡谋，坏其福山之石，以致灾异屡见，民弗安居。见《元史·亦都护传》，《传》本虞集《高昌王世动碑》。其言荒矣。然金莲公主，固非无其人；福山亦非无其地，古代缪悠之传说，亦若是则已矣。前王不忘，其事迹则非所审谛也。随其播迁之所至，而皆指其所见之地以实之，则无墟非其所都，无台非其所游，无邱陵非其冢墓之所在矣。

《檀弓》言“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则云：“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山海经·海内南经》云：“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大荒南经》云：“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案《孟子》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安得葬长沙零陵界？《吕览·安死》云：“舜葬于纪市。”《御览》引《尸子》云：“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于南己。”据郝《疏》转引。己即纪，则苍梧、九疑，盖后来附会之说也。《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大荒南经》云：“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喾、尧、舜葬处相近，颇合事情。郝《疏》云：“《墨子》云：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此经狄山，盖狄中之山。”说亦近理，《山经》固众说并存也。《海外东经》又云：“丘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舜东夷之人，东夷南蛮，实系一族，故舜事流传于南方者甚多。《中山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尝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郭《注》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原其致缪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案《中山经》又云：“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又云：“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名曰帝女之桑。”郝氏《笺疏》云：“《文选·别赋》：惜瑶草之徒芳。李善《注》引宋玉《高唐赋》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为灵芝。今《高唐赋》无之。又注《高唐赋》引《襄阳耆旧传》云：赤帝女曰瑶姬。《水经》江水东过巫县南《注》云：巫山帝女居焉。”合此诸文观之，而舜葬苍梧之说所由来，概可见矣。舜之葬处，自当以《吕览》《尸子》《墨子》《大荒南经》之说为确。其地当名曰己，亦曰南纪；以山言之，则曰岳山，曰狄山，曰蛩山，距鸣条不远也。

《山海经》中，屡见帝俊之名，郭《注》以为即帝舜，恐未然也。案《大荒东经》云：“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又云：“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又云：“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又云：“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又云：“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又云：“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又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云：“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后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大荒北经》云：“卫丘今本与上“皆出于山”句错，作“皆出卫于山丘”，依郝校订正。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始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郭《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未知何据。案帝舜之名，《山海经》亦屡见。且《大荒南经》云：“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文承“帝俊妻娥皇”云云。《山经》叙次，固多错乱，然谓帝俊与帝舜一人，求诸经文，实无左证。郝氏以《初学记》九卷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又经言“帝俊生后稷”，疑为帝喾。又以《左氏》文公十八年，高阳氏才子八人，内有中容；而经于“帝俊竹林”之下，又言“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疑为颛顼。又以经言“帝俊生帝鸿”，贾逵《左氏注》以帝鸿为黄帝，因拟之少典。又以《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琥”，禺即禺号，而拟之黄帝。亦以三身姚姓，而拟之帝舜。卒乃谓经所言帝俊非一人。古以多人之事，附诸一人，诚所不免；然《山经》虽荒，他古书未必遂无讹误，举他书所载事迹，谓《山经》所言者即其人，似亦未安。要之帝俊必隆古之盛王，惜其事他无可考也。

（二四三）谚为俗语

《大学》：故谚有之。《章句》曰：谚，俗语也。《说文》曰：谚，传言也。或以朱注为非，其实不然。《诗·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曰：言我愿思也。嚏读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正义》曰：称俗人云者，以俗之所传，有验于事，可以取之。《左传》每引谚曰：诗称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验。盖传言多出于俗人，俗语传言之训，亦可并行而不悖也。

（二四四）洪范庶民惟星解

《洪范》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庶民惟星。”说此者但以为王与卿士、师尹各有职守，民情有好恶而已，而不知其中隐藏一段古代之宗教哲学也。

《论衡·命义》篇曰：“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犹岁之有丰耗。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曰死生在天，富贵有命者，何则？死生者无象在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早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秩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天有王良、造父，人亦有之，禀受其气，故巧于御。”《抱朴子·辩问》篇曰：“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直神仙之气，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识，则心好其事，必遭明师而得其法；不然，则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钤》云：主命原曰，人之吉凶修短，于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直圣宿则圣，直贤宿则贤，直文宿则文，直武宿则武，直贵宿则贵，直富宿则富，直贱宿则贱，直贫宿则贫，直寿宿则寿，直仙宿则仙。又有神仙圣人之宿，有治世圣人之宿，有兼二圣之宿；有贵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贵之宿，有兼富贵之宿；有先富后贫之宿，有先贵后贱之宿，有兼贫贱之宿；有富贵不终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恶之宿：如此不可具载。其较略如此。”案谓星与人有关系，各国古多有之，中国亦然。《汉书·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人。”《史记·天官书》同。今殿本误作本曰火。此古天官家言也。星之行各有次舍，是之谓辰。《小弁》之诗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郑《笺》曰：“此言我生所直之辰，安所在乎？谓六物之吉凶。”《疏》曰：“昭七年《左传》：晋侯谓伯瑕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服虔以为岁，星之神也，左行于地，十二岁而一周；时，四时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为六物也。”此世人以所生年、月、日、时，推盛衰祸福之原也。俗犹有所谓“数星宿”者，推得某星为己所禀，盛衰祸福，由是可知，尤与古人谓人禀列宿之精相合。盖古谓“凡有形于地者，必有象于天”，《论衡》语。星之数甚多，实与万民相似，故以为人之本也。

以上论古以人秉星精而生

然则人君之生宜秉日，人臣宜秉月。古人谓“月臣道，日君道”《诗·十月之交》毛《传》。由此。《左氏》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夫余之俗，多为殷遗，而《魏书·髙句丽传》，言其先出于夫余，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夫余人谋杀之。朱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案此传说，由来甚久。《三国·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曰：“旧志又言，昔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高离即高句丽。夫余实出高句丽，非高句丽出于夫余也。《魏略》所引旧志及《魏书》之言，其本是一，显而易见。一云有气如鸡子来下，一云日光逐照者，传说移译，不能无讹，其言正可互相参证。

《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尚书大传》曰：“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此即《白虎通义·五行》篇“君有众民法天有众星”之说，然则三代之君，悉有自托于日之事。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礼记·郊特牲》。不闻其主五帝坐星也。窃疑古之王者自称天子，乃自谓感日之精而生；感大微五帝之精，乃汉人附会之说，非其朔也。《礼记·大传》郑《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案《史记·天官书》：“南宫掖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索隐》：“《诗含神雾》云五精星坐，其东苍帝坐，神名灵威仰，精为青龙之类是也。”《公羊》宣公三年《解诂》：“上帝，五帝。在大微之中，迭生子孙，更王天下。”《疏》引《感精符》云：“苍帝之始，二十八世。灭苍者翼也，彼《注》云：尧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灭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黄。灭斗者参《注》云：禹参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灭参者虚《注》云：汤虚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灭虚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东方，其色青。”案房星之精，星之二字误倒。此皆谶纬既盛后之说。《诗·邶风·柏舟笺疏》引《孝经谶》曰“兄日姊月”，乃王者感五帝之精既行后之说，非古义也。

《生民》之诗曰“履帝武敏歆”;《閟宫》之诗曰“赫赫姜，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玄鸟》之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之诗曰“有方将，帝立子生商”；此经文明言感生者。所感之帝，果何人哉？《左氏》昭公元年，子产言：“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此言帝而不言感。《国语·周语》：内史过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此言感矣，而非天也。《左氏》宣公三年：“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始，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郩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来，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赢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以上《扁鹊列传》略同。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羆，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羆，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则子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自是之后，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恤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此事与《左氏》、《国语》，殊可参稽。观此，知有国有家者，其先皆列于帝侧，其降生皆由天命；且不必其为人，熊也，羆也，犬也，兰也，无所不可，殆图腾之遗迹欤？然则狄为犬种，羌为羊种，貉为豸种，闽、蛮为虫种，亦不必其为贱视诬诋之辞矣。《赵世家》又云：“中衍人面鸟啄，降佐殷帝大戊。”又霍太山神朱书，言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啄。此皆神，非人也。古记述古帝王形状，多与人殊，以此。《诗》“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初义亦当如此。《礼记·孔子闲居》以神气为风霆，恐非其朔也。亦有为人鬼之类者，如丹朱是也。此皆不足以言天子。为天子者，必当为天之所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尝游于此。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棊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案《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合三事观之，知姜之所感，必天神也。秦与殷之先，皆云吞陨卵而生，与徐偃王、句丽、夫余传说相类。徐偃王事，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博物志》。《魏略》引旧志，谓有气如鸡子下降，而《魏书》言日光逐照，则鸟卵殆太阳之精，古固云日中有鸟也。凡此，皆为亲受气于天者，故曰天子。然天一而已，不闻其有五也。不宁惟是。《左氏》僖公十年：“晋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界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是凡有国有家者，其先祖皆列于帝庭，时得请于帝以行诛赏也。《诗·下武》曰：“三后在天。”《书·盘庚》曰：“高后丕乃崇降先后丕降与女罪疾。”又曰：“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召诰》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皆此义。《金縢》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是有国有家者之先，不徒身列帝庭，且或有负子之责也。秦、楚盟誓，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左氏》成公十一年。岂徒然哉？然亦一上帝而已，不闻其有五也。不宁惟是。《皇矣》之诗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正月》之诗曰“有皇上帝，伊谁云憎”，亦但云上帝而已，不云有五帝也。故知感生之说，自古有之，而其属诸大微五帝，则五德终始之说既昌，乃因人生上秉列星之精而附会之，而非其朔也。

《礼器》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此为天、帝分言，明见经典者。昊天上帝及五帝之祀，见于《周官》；《周官》之制，多与《管子》相合；其阙者后人以《考工记》补之，亦齐地之书。知《周官》为齐学，正五德终始之说道源之地也。然秦襄公时已祠五帝，是时齐学必未能行于秦，则谓五帝之名，肇自五德终始之说既立之后者自非。然言五帝是一事，谓感生乃禀五帝之精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可相混也。惟秦时五帝，仅以方色为称，至谶纬之说既出，乃有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等名。《正月》之诗曰：“燎之方扬，宁或灭之？”郑《笺》曰：“火田为燎。燎之方盛之时，炎炽熛怒，宁有能灭息之者？言无有也。”可见熛怒为汉时语，灵威仰等名，必汉人所造作矣。

以上论感生初义当为感日之精感大微五帝之精乃后起之说

古者天与人甚通，人受命于天，为数见不鲜之事，可为天使者尤多。《赵世家》又云：知伯率韩、魏攻赵，赵襄子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太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啄，鬓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凭，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墨子·明鬼下篇》曰：“昔者郑穆公，孙诒让《间诂》曰：当作秦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无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此神之身降临焉者也。梦谓伯儵者，人之先也。见于襄子者，野人也。《管子·轻重丁》曰：“龙斗于马谓之阳，牛山之阴。管子入复于桓公曰：天使使者临君之郊，请使大夫初饬宋本作饰。顾千里云：“初疑袀之误。”。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闻之曰：神哉齐桓公，天使使者临其郊！不待举兵而朝者八诸侯。”则动物亦可为之。《国语·周语》内史过对周惠王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韦《注》曰：“融，祝融也。回禄，火神。”是句芒、阳侯之类也。又曰：“梼杌，鮌也。”是伯儵之类也。又曰：“夷羊，神兽。，凤之别名也。”是龙之类也。玄鸟其之俦邪？大人其句芒、阳侯之类邪？不宁惟是。由管子之言推之，则《左氏》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亦可云天使也，是以“国人请为禜焉”。自杜伯射王言之，则晋侯所梦大厉，亦可谓之天使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此亦霍山神之类，始皇恶其不祥，乃谓为山鬼耳。《左氏》成公五年：赵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士贞伯曰：“不识也。”则奉使之神，或见于故记，可访诸博物君子矣。邑姜梦帝谓己；《皇矣》之诗，屡言帝谓；或亦此类，不必其身自命之也。然亲承帝命，如秦穆公、赵简子者亦有之。万章曰：“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古盖自有此说，非作《孟子》者漫为是设问之辞也。

以上推论古所谓天使

（二四五）作洪范之年

《书序》：“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正义》：“《书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案此《序》云：胜殷，以箕子归，明既释其囚，即以归之。疑作“即以之归”。不令其走去而后来朝也。又朝鲜去周路将万里；闻其所在，然后封之；受封乃朝，必历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范》，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得其实也。案周初朝鲜不在秦汉时朝鲜之地，予别有考。《史记》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后二年，即受命之九年，武王观兵于孟津；又二年而克纣；受命十一年。又二年而崩；受命十三年。《书》所谓惟十有三祀者，在克纣之后二年。即朝鲜相去万里，闻而封之，既封而箕子来朝，亦无不及之理；况乎朝鲜之相去，本不甚远邪？《正义》所云，盖从《汉志》之说，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纣，还归，二年而后克之，则克殷即在十三年。而又谓朝鲜去周万里，则宜乎其闻其走而封之，既封而后来朝之不相及矣。然《汉志》《书传》，本两家之说，不能据此以驳彼也。《史记·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下即录《洪范》之文。既具，乃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云云。盖但述其事，而未尝次其先后，《正义》据以驳《大传》，凿矣。

（二四六）礼记表记

《礼记·表记》：“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此言众不可不以赏罚使也，与法家之意同。又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人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与仁同功，谓观其行迹，异情，则诛其心也。《春秋》诛意不诛事，故与仁同功者，圣人不以仁与之，宁取夫与仁同过者也。以赏罚使民，不过一时之计而已。语其极，则必人人皆能志仁而后可。此又儒家之意与道家相通者也。

《表记》又曰：“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此言“置法以民”之又一义，然亦小康以下之教也。若大同之世，则荡荡平平，无奇节懿行之可言矣。《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二四七）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解

问曰：《礼记·祭义》曰：“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骨肉黯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案《礼运》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知、晳一字，《说文解字》曰：“晳，昭晳，明也。”《易·系辞传》曰：“乾以易知。”又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明知气即此所谓昭明之气。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檀弓》。古不墓祭，而葬曰虞，弗忍一日离也。明形魄为无知也。乃孔子又曰：“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羶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祭义》。《礼运》曰：“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左氏》襄公二十九年：“裨谌曰：天又除之，夺伯有魄。”昭公七年：“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又二十五年，乐祁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郑氏注《祭义》曰：“气谓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聪明为魄。”杜氏注《左氏》曰：“魄，形也。阳，神气也。”《疏》曰：“人禀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动，谓之为气。形气合而为用，知力以此而强，故得成为人也。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是魄在于前，而魂在于后，故云既生魄，阳曰魂。魂魄虽俱是性灵，但魄识少而魂识多。《孝经说》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动也。形有体质，取明白为名；气惟嘘吸，取芸动为义。”一似魄亦有知者何？

应问者曰：以形魄为有知，非古义也。古之人以人禀天地之气而生，而其有知则由于天气。《乐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管子》曰：“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内业》。《淮南王书》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主术》。此皆明言人合天地之气以生者。其言有知专属天气者，《吕览》曰：“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贵生》。人之死也，形魄不犹在乎？《论衡》曰：“人之梦，占者谓之魂行。”《纪妖》。夫梦与死，固古人所以信形神之二之两大端也。《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神属阳，天之德，鬼属阴，地之德也，鬼又何知之有？

《礼记·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又引《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明岳所降之神，即风雨霜露之类。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此即《管子》所谓天出其精者。《庄子》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闲，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此即孔子所谓发扬于上为昭明，百物之精，神之著者，《易》姚氏《注》曰：“阳称精。”虞氏曰：“乾为精。”《春秋繁露》曰：“气之清者为精。”皆可见其专指天气。所以称之为精者，《礼器》曰：“德产之致也精微。”郑《注》：“致，密也。”此即今之緻字，《荀子·非相》：“文而致实。”《诗·假乐笺》曰：“成王立朝之威仪，致密无所失。”义皆同。《尔雅·释言》：“矈，密也。”郭《注》曰：“谓緻密。”字作緻。《公羊》庄公十年：“觕者曰侵，精者曰伐。”《解诂》：“觕，粗也。精，犹精密也。”《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此真字与阗同训。《淮南王书》曰：“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高《注》曰：“阴粗觕，故得气少；阳精微，故得气多。”《天文》。《韩非·难四》：“事以微巧成，以疏拙败。”疏与微为对词。盖因风雨霜露，而设想阳气之极微，因其极微，乃设想其致密也。物最小之分子，古人设想其为糁粒形，称之曰气。气之大小亦无定。《说文·皮部》：“皰，面生气也。”“皯，面黑气也。”皆形质兼具者。《气部》：“气，云气也。”则有形而无质矣。《庄子·秋水》曰“至精无形”，无形者亦不可不谓之气也。《吕览·至忠》曰“恶闻忠言，此自伐之精者也”，言其为祸隐伏而不可见，亦无形之义也。其为物既极微，故能生动飞扬，无乎不在。《吕览》曰：“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闻道》。又《大乐》曰：“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义同。又曰：“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夐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蹶。”《尽数》。精气之变动不居如此，故《易·系辞传》称其德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又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

《定之方中》之诗曰：“星言夙驾。”《韩诗》曰：“星，精也。”《史记·天官书》：“天精而见景星。”《集解》引孟康曰：“精，明也。”《索隐》引韦昭曰：“精，谓清朗。”《汉书》作暒，亦作甠。郭璞注《三苍》曰：“暒，雨止无云也。”此即今之晴字，从日从星。《说文·夕部》：“殅，雨而夜除星见也。”与甠皆暒之或体，盖从星省声，非从生也。然则古言晴者，或曰星，或曰精，此可见星精一字。古谓星主人民，实由其谓天之精气生人也，参看《庶民惟星解》。暒者星之分别文，晴者精之后起字。知精有光明之义，即所谓知气也。故《管子》曰：“知气和则生物从。”《幼官》。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孔子闲居》。此知气之在人者，以其变动不居也，故其为用亦有微妙不可测者焉。《管子》曰：“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内业》。《吕览》曰：“攻者砥砺五兵，侈衣美食，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精通》。不徒人也，《左氏》庄公十四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犹人兴也。犹同由。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则人与物之间，亦有感应之理矣。《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传》。谓此也。《乐记》曰：“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管子》曰：“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诸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得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内业》。《吕览》曰：“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论人》。《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告子》下。《荀子》曰：“尽善浃洽之谓神。”《儒效》。则修为之效也，凡以神之变化无方也。

《中庸》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注》：“体犹生也，可犹所也，不有所遗，言万物无不以鬼神之气生也。”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虽言鬼，实但指神。鬼神并称，乃浃句圆文之例耳。《左氏》襄公二十年：宁惠子谓悼子曰：“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同此。《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即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义也。《左氏》宣公四年：子文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此虽言鬼，意实指神。乃对文则别、散文则通之例。定公五年：“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明享禋祀者，乃魂神而非体魄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礼论》。亦以二者分言。

《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案《大戴记·曾子天圆》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即《易》所谓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上首谓动物，下首谓植物也。《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王制》。亦知专属天气之证。

——以上论古以魂神为有知形魄为无知

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一似魂魄之生分先后者，于理殊不可通，刘炫即疑之，见《疏》。是何也？曰：魂不能离魄而存，理极易见，然自邃古以来，习以形神为二久矣，不能骤更，乃谓魂必藉魄以为养，形荣而后神全焉，故曰：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此魂魄二字，但当言魄；曰魂魄者，亦浃句圆文之例也。下文“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则当但言魂。《管子》曰：“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内业》。此言精气之集于人也。又曰：“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又曰：“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又曰：“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同上。案《内业》多医家言，可与《吕览·尽数》参看。又曰：“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广同旷，疑同凝。此言人治其身心，以全神气之道也。神之全系于形之荣如此，用物精多则魂魄强，理固然矣。人之死也，魂神还于太虚，而失其所以为人，犹之骨肉归复于土。然形魄既强，则有暂时凝集不散者，是则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疏》引郑《箴膏肓》曰：“厉者，阴阳之气相乘不和之名，《尚书五行传》六厉是也。人死，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气而兴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为厉者因害气而施灾，故谓之厉鬼。《月令》：民多厉疾，《五行传》有御六厉之礼；《礼》：天子立七祀有大厉，诸侯立五祀有国厉；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所以使之有所归也。然魂魄虽强，亦久而必散。《乐记》曰：“幽则有鬼神。”《注》曰：“《五帝德》说黄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春秋传》曰若敖氏之鬼；然则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知之精气谓之鬼。”案此亦对文则别，散文则通之例耳，郑妄生分别，实非是。《五帝德》说黄帝德，又曰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曰亡，则其神已无存矣，《管子》所谓“源泉有竭，鬼神有歇”也。《轻重丁》。神歇则徒为鬼矣。《祭法》述天子、诸侯、大夫、适士、官师、庶士、庶人之制，或去为鬼，或去坛为鬼，或去王考为鬼，或死曰鬼。曰鬼，明其神不复存焉；其或迟或速，则用物有弘纤，取精有多少也。虽有久暂之殊，语其极盖无不散者，故《祭法》又曰大凡物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物死曰折，人死曰鬼也。

《左疏》以神灵分属魂魄，说本《曾子天圆》。《天圆》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此亦随意分别言之，不谓灵有所知。《诗》《灵台》毛《传》曰：“神之精明者称灵。”则又以灵属阳气矣。《礼记·聘义》：“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注》曰：“精神，亦谓精气也。虹，天气也。山川，地所以通气也。”此即《礼运》所谓“地秉阴，窍于山川”者。彼《注》云：“窍，孔也。言地持阴气，出内于山川。”则地亦以精气言之矣。古书用字，意义多歧，非如今日科学家之谨严，不容过于拘泥也。

《续汉书·五行志》引《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疴。”《注》曰：“郑玄曰：夏侯胜说：伐宜为代。书亦或作代。阴阳之神曰精气，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张无度，则是魂魄伤也。皇极气失之病也。天于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为病，将以开贤代之也。《春秋》所谓夺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于身体也。”《注》又曰：“注《五行志》称郑玄曰：皆出注《大传》。”此除引《左氏》外，说当略本夏侯。既曰魂魄伤，又曰病不著于身体，明魂魄伤之魄字，亦并举以圆文；夺伯有魄之魄，则实当言魂；所谓气失之病也。

——以上论古谓魂神藉形魄而强

《洪范》五行之次：“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周书·小开武》篇亦曰：“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二说符会，必非偶然。《左氏》昭公二十五年：“用其五行。”杜《注》云：“金、木、水、火、土。”《疏》云：“《洪范》以生数为次。《大禹谟》说六府云水、火、金、木、土、谷，五行之次与《洪范》异者，以相刻为次也。此《注》言金、木、水、火、土者，随便而言之，不以义为次也。”案伪《大禹谟》之文，实本于《礼运》之水、火、金、木、饮食，似亦随便言之。今人言语，犹恒曰金、木、水、火、土，其次亦无义也。《洪范》《周书》，明著其次，自不得援以为例。《洪范疏》曰：“万物之本，有生于无，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月令疏》云：水体最微；火比于水，严厉著见；木比火象有体质；金比木其体坚刚；土载四行，又广大。水、火次前，金、木次后，自无间然；木、金、土之次，说亦可通；水有质，顾居前；火无质，顾居后；何也？读《管子·水地》之篇，则知其故矣。《水地》曰：“水具材也。案此即《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之“材”，言火、木、金、土，其初皆为水也。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几者物之微，犹今言最小分子。《庄子·至乐》曰“种有几。得水则为繼。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几。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此文虽难曲释，大意尚有可知，盖谓物以最小分子始，亦以最小分子终。终则复始，无待于言。自“得水则为”至“马生人”，盖《管子》所谓“尽其几”者；其“反入于几”，则《管子》所谓“反其常也”。常同尚、同上。物之出于几，其情状果何如乎？《水地》篇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口，心发为下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气者生物之本，《大戴记·文王官人》曰：“气初生物。”《周书·官人》同。《乐记》：“气衰则生物不遂。”《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气合而水流形，故五行之次，以水为首也。《公羊》隐公元年《疏》引《春秋说》云：“元者端也，气泉。”《注》云：“元为气之始，如水之有泉。”此即《庄子·大宗师》所谓“气母”。《易·乾卦·彖辞》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姤》之《彖辞》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论衡·雷虚》篇曰：“说雨者以为天施气，气渥为雨。”皆以气为生物之本，而其初变则为水也。沮者沮洳之义。气无味，凝而为水若沮洳，则有味矣。五味者何曰五藏，盖谓具五味之水，成五藏之形，又继此而生五肉，此皆子产所谓始化曰魄；发为九窍，则其所谓阳曰魂也。《左氏》昭公元年，医和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二十五年，子大叔述子产之言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大戴记·文王官人》曰：“气初生物，物生有声。”义亦如此。昭公九年，屠蒯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大戴记·四代》篇：子曰：“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此则形魄既成之后，取物以为养也。形者重浊之质，当以重浊养之；气者轻清之质，当以轻清养之；故曰“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轻清之至，则其所以养之者，亦且无形，故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有虞氏之祭尚用气，殷人尚声，周人尚臭也。《郊特牲》。《管子》曰：“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内业》。此即所谓“味以行气，气以实志”者，皆魂必藉魄以为养之义也。

《吕览·大乐》曰：“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以形。”毕校曰：“《御览》作萌芽始厥，凝寒以刑。《注》：厥，动也。字书无字。”案者水之寒，古人随义异文，字书固不能尽载。萌芽始动，而凝以形，盖亦精气合而水流形之意。《洪范》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疏》云：“昭元年《左传》云：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以彼六气，校此五气：雨、旸、风，文与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则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阴于此无所当耳。《五行传》说五事致此五气云：“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罚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罚恒旸，惟木沴金”；“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罚恒燠，惟木沴火”；“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罚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谓不圣，厥罚恒风，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传》言，是雨属木，旸属金，燠属火，寒属水，风属土。郑云：“雨，木气也，春始施生，故木气为雨。旸，金气也，秋物成而坚，故金气为旸。燠，火气也。寒，水气也。风，土气也。凡气非风不行，犹金、木、水、火非土不处，故土气为风。六气有阴；五事休咎，皆不致阴。”《五行传》又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是阴气不由五事，别自属皇极也。”《左氏》“降生五味”，杜《注》谓“皆由阴、阳、风、雨而生”，《疏》曰：“是阴、阳、风、雨、晦、明，合杂共生五味。若先儒以为雨为木味，风为土味，晦为水味，明为火味，阳为金味，而阴气属天，不为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案阴气属天，不主五味，即其不由五事、别属皇极之义。《管子》曰：“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水地》。淡之为味，盖在流形之始，未逮如沮之时。然已非气矣。《吕览》特造字，明其为水之寒，而非气之寒也。

——以上论古以气为生物之本气始凝为水五行所以首水

《礼运》曰：“是故夫政，必本于天，郩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郩地。”郑《注》曰“殽天之气，以下教令”，以郩为效法之义，恐非。“郩以降命”以下数语，盖言天事而非人事。郩，杂也。凡物之生，皆由天命，天命一也，而所生之物万殊，故曰郩。《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辞》。《乐记》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大戴记·本命》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皆郩以降命之义。《吕览》曰：“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圜道》。《大戴记·礼三本》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同。《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万物本乎天，以其生皆由天命也；类各本乎其祖，则以命降地而郩也。凡象形而发之物，无能相为者，独神物不然。《论衡》曰：“天地之间，恍惚无形，寒暑、风雨之气乃为神。今龙有形，有形则行，行则食，食则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体之类，能行食之物，不得为神。”《龙虚》。其说则是矣，而不知古之所谓龙者，非如是也。《管子·水地》篇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陵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又曰：“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蟡与庆忌。”然则物固有仍能变化者，岂以其得天气独多故邪？《大戴记·易本命》曰：“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其谓是邪？古言龙，有以为神明能变化者，《管子》此篇是也；有以为有形体、能饮食者，《大戴记·曾子天圆》《易本命》之说是也。二说互异，各不相妨。《论衡》又曰：“神者，恍惚无形，出入无门，上下无垠，故谓之神。今雷公有形，雷声有器，安得为神？”《雷虚》。此亦可以辟汉人所画之雷，而不可以辟古人之所谓雷者也。《淮南·天文》云：“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万物成于四时之散精，此其类之所以杂也。

——以上论古谓形魄不能变化惟神物不然

《易观》之《象辞》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世或以是为愚民之术，此大缪也。道者，物之所由生，故曰“分于道谓之命”。《管子·四时》曰：“道生天地。”《系辞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絪缊，男女构精，此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自水之流形，至于九窍之发，皆“继之者善”之事；十月而生，则所谓“成之者性”也。追原生物之功而至于天地，崇高玄远，其为用本可敬畏；而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其为用，又有足使人感喟者焉。《祭义》曰：“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此正神道设教之义。《檀弓》曰：“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此神道设教之效也。

《礼器》曰：“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庙堂之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悬鼓在西，应鼓在东。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罍尊，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本天道以教和，亦神道设教之意也，而岂有愚民之意哉？

——以上论神道设教之义

（二四八）龙

乾卦之取象于龙，何也？曰：读《管子》水地之篇，则可以知其故矣。《水地》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忘者也。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出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而能存能亡者也。或世见或不世见者，生蟡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为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蟡与庆忌：是则管子将水所生物，分为三类也。今人多为考龙如何物，然则蟡与庆忌，亦可考其如何物乎？

《淮南子·地形》曰：正土之气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黄五百岁生黄金，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偏土之气，御乎清天，清天八百岁生青曾，青曾八百岁生青，青八百岁生青金，青金八百岁生青龙，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壮土之气，御于赤天，赤天七百岁生赤丹，赤丹七百岁生赤，赤七百岁生赤金，赤金千岁生赤龙，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气，御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矾，白矾九百岁生白，白九百岁生白金，白金千岁生白龙，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气，御于玄天，玄天六百岁生玄砥，玄砥六百岁生玄，玄六百岁生玄金，玄金千岁生玄龙，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说虽荒怪，然其大意，乃谓地气上升；与天相接，久而生金，由金生龙，由龙生泉，再上升而为云，云下降而为雨，雨汇流而成海，与《管子》以水地为万物之本，亦觉消息相通也。

《易·系辞》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古所谓龙者，果为何物，虽不可知，然必为蛇类，古书恒以龙蛇并言。《管子·枢言》曰：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似以变化时为龙，不变化时为蛇。是谓龙能蛰也。文言曰：云从龙，是亦谓龙能乘风云而上天也。《论衡·龙虚篇》曰：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室屋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则龙见于外，龙见，雷取以升天，世无愚智贤不肖，皆以为然。又曰：世俗之言，亦有缘也。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又曰升天，又曰尺木，谓龙从木中升天也。案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室屋之间，是即所谓蛰也。因雷电而升天，是即《易》所谓云从龙也。然则自先秦至汉，人心之所谓龙，迄未尝变也，且验仲任龙虚之篇，彼时世俗之言，与今人亦无大异，知传说之难改。然则古之所谓龙者，其亦即后世愚夫愚妇之所谓龙欤？此乃雷雨之时所见，本无所谓龙，然古人迷惑，见一小物谓为能变者甚多，雷雨之时，见名之曰龙，及乎晴霁，乃指类于蛇，小如蚕蝎之物以当之，事所可有，安可究诘，必欲索之于今之动物学中，则惑矣。世俗多谓狐能变幻，虽古昔亦然。谓今之所谓狐者，不足以当古短书之狐，而必别求其物以实之，其亦可乎？

（二四九）帝

吴清卿《字说》，谓“帝皇之帝，与根柢之柢，原即一字。初但作作，后乃作”。其说凭字形推测，未知信否。然上帝之帝，古确有根柢之义。《周书·周祝》：“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极，世之能极曰帝。”《淮南·诠言》：“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曰帝也。”是也。又《周官·地官》泉府《释文》，抵音帝，亦可见柢帝之同音。

（二五○）磌然

《公羊》僖公十六年，“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释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声响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谷梁注》引《公羊》之辞，《疏》曰：“磌字，《说文》《玉篇》《字林》等无其字，学士多读为砰。据《公羊》古本，并为磌字。张揖读为磌，是石声之类，不知出何书也。”《校勘记》引《经义杂记》曰：“今《玉篇》有磌字，云音响也，盖孙强等增加。《广雅》四《释诂》：砰，普耕反，声也，而无磌字。杨云张揖读为磌，是古本《广雅》有磌矣。《五经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声响也，见《春秋传》。”案八耕反与芳君反，同声异韵，乃学士以当时状声之辞读《公羊》，非其本字也。《公羊》本字，自当作磌，杨《疏》谓古本皆如此，又《广雅》本有磌字，可见。此磌然，即《孟子》“填然鼓之”之“填然”；《梁惠王》上。因其为石声，故易土旁为石旁耳。《杨疏》“张揖读为磌”，疑当作读为填。填然，盖状重物相击，实而不浮之声。古真字本训充实，不作诚伪之诚解，故阗字从真得声。今读真为之人反，阗为大年反，古无是别也。《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即充实之义。若依今人用法，则当作阗。《庄子》之真人亦然，故谓其“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也。见《大宗师》篇。又《天下》篇“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亦此意。观上文言“坚则毁矣，锐则拙矣”可知。《玉藻》“色容颠颠”，“盛气颠实扬休”，又以颠为之。

（二五一）稽古同天

俞理初曰：“《诗·玄鸟正义》引《尚书纬》云：曰若稽古帝尧，稽，同也；古，天也。《三国志》《书正义》均诋郑氏信纬，以人系天，于义无取；且云：古之为天，经无此训；不悟《诗》云古帝命武、汤，正是经训古为天。”《癸巳类稿·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说》。愚案《周书·周祝》：“天为古，地为久，察彼万物名于始。”此古书明言天为古者。《管子·任法》曰：“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古之法也。”《韩非子·定法》曰：“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所谓法不一者也。故国必不免于是，故贵更之，故曰不可恒。恒而曰古之法，则其所谓古者，非谓年代久远，亦训天耳。《祭义》曰：“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即天古，乃复语。盖天地之道，悠久无疆，故天可训之以古。而天，颠也，本有最上之义，时之尚者则古矣。故言古者亦可言天也。《尹告》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礼记·缁衣》引。郑《注》读天为先，可证。

（二五二）猎较

《孟子·万章》下篇：“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注》云：“猎较者，田猎相较，夺禽兽，得之以祭，时俗所尚，以为吉祥。孔子不违而从之，所以小同于世也。”田猎纵不能教让，岂有相夺之礼？相夺乃大乱之道，孔子焉得从之？赵《注》似近臆说。予谓猎较，即汉人所谓校猎。《汉书注》云：“校猎者，大为阑校以遮禽兽而猎取也。”《成帝纪》元延二年。有尽物之意，非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之义；故充类至义之尽，谓之盗也。

（二五三）上国

《左氏》昭公二十七年：“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疏》曰：“贾逵云：上国，中国也。服虔云：上国，谓上古之国，贤士所言也。此犹如上文聘于上国，则贾言是也。”案以成公七年“通吴于上国”之文言之，亦贾说是也。然昔人引古语者甚多，引同时列国之言者甚少。蛮夷引中国之言，亦不少概见。盖载籍所传者，多非其人之言，实执笔者以其意为之辞耳。聘于上国之文，服虔岂不之见？必以上古之国释之者，夫固别有见地也。窃疑《左氏》记事，虽有依据，其文则多经传者润饰。创通《左氏》者，多西汉末叶人，如刘歆、郑兴辈，于古书未必能真解。或见上国有言之文，误解上国为中国，因遂施之季札之聘，巫臣之通耳。要之《左氏》记事，大致可资参证，然其释经处必出妄说，其文字亦多非故书之旧，则不可不知也。

（二五四）女称君亦称君子

冯云伯《十三经诂答问》云：“问《硕人》无使君劳，《毛传》：大夫未退，君听朝于路寝，夫人听内事于正寝，大夫退然后罢。是君劳似兼夫人言之，何也？曰：此君字当专指夫人言。《列女传》：君者，谓女君也。引此，是《鲁诗》说。鹑奔我以为君，《毛传》：君，国小君，盖夫人自称曰小君也。”愚案《硕人》毛《传》，意或亦专指夫人；兼言君者，连类及之耳。古书固多如此也。又案俞理初《癸巳类稿》云：《丧服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此君子当属母，即《诗·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谓之尹吉者，以求之者必为適妻故也。卷三。然则君与君子，皆男女之通称矣。君者，群也。能理一群之事者，斯谓之君，固无分于男女。抑古者男有男事，女有女事，如今原始部族，往往战守之事属之男，弓矢戈矛之类，亦为男子所有，凡为战守而结合之团体惟男子主之，女子不与焉。至于种植烹饪，缉绩裁缝，治理居处，抚育孩幼，则皆女子主之，男子不与，其物亦皆女子所有，故家属于女子也。此所谓男子治外，女子治内，而非如小康之世，所谓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者也。小康之世之妇人，所治者悉为家事，而家为男子之所有，则亦无产之奴隶而已矣。

（二五五）札

《周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注》：“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司关：“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注》：“郑司农云：凶，谓凶年饥荒也；札，谓疾疫死亡也；越人谓死为札。《春秋》传曰：札瘥夭昏。”《疏》曰：“上注札为疫病，此司农以札为死，则札因病而死，义得两兼，是以引越人谓死为札也。云《春秋传》者，昭十九年《左氏》云：郑驷偃卒，其父兄立子瑕。子产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又《洪范》云：六极，一曰凶短折。《注》曰：未齓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并无正文，望《经》为说耳。引《春秋》者，证札为大疫也。”案司徒职所谓大荒，即司市所谓凶荒，司关所谓凶；其所谓大札，即司市所谓札丧，司关所谓札；辞有单复，义无同异。《司徒注》但云疫病，乃辞不具，非谓未致死亡；《疏》谓义得两兼，误也。札、折，疑即一语。《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注》：“折，弃败之言也。”盖指秋时草木黄落言之，秋冬万物皆死，总称为折，不复分别其名。万物死其数甚多，因引申为人死甚多之称；死亡甚多者，固惟疫病足以致之也。

（二五六）易抱龟南面

《祭义》：“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注》：“易，官名。《周礼》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案《周官·春官》占人：“掌占龟，以八簭占八颂。”《左氏》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则古者卜筮之职，盖不甚分。《少牢馈食礼》：“史朝服，左执筮，右抽上韇，兼与筮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疏》云：“《杂记》：大夫士筮，亦云史练冠长衣。”今案《左氏》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是史亦知筮也。《荀子·王制》：“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击之事也。”《注》：“五卜，《洪范》所谓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剋。击读为觋，男巫也。”其说当，则巫觋亦通于卜筮矣。盖其术并非甚难也。

（二五七）三兆三易

《周官·春官》：大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注》引杜子春云：“玉兆，帝颛顼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连山》宓牺，《归藏》黄帝。”《疏》引“赵商问：杜子春何由知之？郑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着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案《史记·自序》云：“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又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阙其要，作《龟策列传》。”则古者卜筮之法盖甚多，今不可见者，以二传皆非原文也。以为夏、殷、周与黄帝、颛顼、帝尧，皇甫谧又以为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见《疏》引。同一无据而已。孔子之宋而得《坤乾》，经有明文；然以《坤乾》即《归藏》，亦无确据。

《士冠礼疏》云：“案《洪范》云：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又案《尚书·金縢》云：乃卜三龟，一习吉。则天子诸侯卜时，三龟并用，于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时，《连山》《归藏》《周易》，亦三易并用；夏、殷以不变者为占，《周易》以变者为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卜筮皆三占从二。三者，三吉为大吉，一凶为小吉，三凶为大凶，一吉为小凶。案《士丧礼》筮宅：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视，反之东面，旅占。《注》云：旅，众也；反与其属共占之，谓掌《连山》《归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礼亦云三人占。郑既云反与其属共占之，则郑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龟一易，三人共占之矣。其用一龟一易，则三代颗用，不专一代。故《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宋均注云：《阳豫》，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无文，是孔子用异代之筮，则大夫卜筮，皆不常据一代者也。”今案三占从二，自当以三人共用一龟一易为说；若各异其术，则所据不同，何以相正。《曲礼》曰“卜筮不过三”，又曰“卜筮不相袭”，《表记》亦曰：“卜筮不相袭也。”所以不过三者，惧其多则惑，不相袭者亦然。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筮并用。《左氏》僖公四年。文公欲纳襄王，既卜之，又筮之，同上二十五年。皆非正法也。《周官·春官》簭人云：“凡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周官》，战国时书，盖亦末世惑乱之俗，非周代之正法。至《洪范》卜筮并用者，则又以其时代较早，信教之念甚深，未可援以为解也。

（二五八）史记日者龟策列传

《史记·日者》《龟策》二传，今皆已亡，无由知其所言如何。今本《日者传》载司马季主事，姑勿论其为讽谕之作，与数术无涉，即谓有涉，季主亦卜徒，正宜入《龟策传》。至《龟策传》则仅载褚先生所得于大卜官者，皆记事，非记人，刘知几讥其全为志体，当与八书等列。《史通》。后世所谓史例，诚非可以议古人，然《史记》各类传，亦多列前人行事，则知原文若存，必不但记卜筮之法。《自序》云：“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则《日者传》当记齐、楚、秦、赵四国，《龟策传》则上本三代，旁及四夷，各载其法俗与其人之行事也。然则二传何以立别乎？曰：《龟策传》当专记卜筮，《日者传》则兼苞诸数术之家，特以日者为名耳。案古有卜筮日之俗，《礼记·曲礼》曰：“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似时日即该于卜筮之中，不得别为一技矣。然《表记》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曰月，不违卜筮。”又曰：“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又曰：“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皆以时日与卜筮并言。《墨子·贵义》曰：“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此时日自有吉凶，非为龟策者所能知也。褚先生曰：“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可见凡诸数术之家，无不知有时日。盖龟筮之义，一以占其事之可行与否，一以占其事当行于何时。占人最重卜，而筮次之，决事之可行与否，大抵以此二者为主，故其后言决嫌疑定犹豫者，遂皆称之曰龟筮；其实所用者，不必定此二术，特古人言语多以偏概全耳。决其事之可行与不者，既简称之曰龟筮矣，决其当行于何时者，乃总称之曰时日，以与龟筮相对，其实定时日者，亦未必不用龟筮也。故以龟策、日者对立为二名，及举诸数术之家所最重者，特立为一篇，余则并为一篇，其事皆当沿之自古也。古人著书，每举文繁事重者列为专篇，余则合并为一。如李悝《法经》，《盗》《贼》《网》《捕》各列专篇，余则总为《杂篇》；又如仲景著书，《伤寒》列为专篇，余则总称杂病皆是。

《孟尝君列传》曰：“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此俗以生年月日定吉凶祸福之本。《论衡·偶会》曰“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贼妻，妻害夫”，亦此俗也。此皆时日之自有吉凶者也。知之当有一技。《论衡》又曰：“世谓宅有吉凶，徙有岁月。”此则趋避由人，可决之以卜筮者矣。《小弁》之诗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笺》曰：“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谓六物之吉凶。”《疏》曰：“岁、时、日、月、星、辰也。”然则不惟卜筮日之俗，由来甚古，即以生年月日定吉凶，亦三代前既有之矣。

（二五九）神嗜饮食

古人最嗜饮食，故遂以己之心度于神。《左氏》一书，所载当时士大夫务民之义之论，可谓多矣。然随侯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桓公六年。虞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僖公五年。犹可见习俗之相沿焉。赵婴之放于齐也，“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成公五年。是虽持福仁祸淫之论者，亦未尝谓祭不可以获福也。《墨子》言《天志》，言《明鬼》，亦持福仁祸淫之论者也。然《天志下》云：“楚王食于楚四竟之内，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亦不觉露出祭可获福之旧见解矣。《明鬼下》曰：“昔者宋文君鲍之时，有臣曰观辜，固尝从事于厉。祩子杖揖出，与言曰：观辜，是何挂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浄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之与？观辜曰：鲍幼弱，在荷襁之中，鲍何与识焉，官臣观辜特为之。祩子举揖而稁之，殪之坛上。”则更明目张胆，以饮食罪过生人矣。墨子此说，自言出于宋之《春秋》，可见当时流俗，持此等见解者之多也。

观于观辜之事，则知《史记·鲁世家》谓成王少时病，周公揃其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不足怪矣。《金縢》册祝之辞，曰“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俨然有要挟之意。亦以人固蕲神佑，神亦恃人以饮食之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由于此。而微子以殷民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为大罪，更不足怪矣。

《楚茨》一诗，皆言古人祭祀之事，而曰：“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又曰：“神嗜饮食，使君寿考。”此真古人之见解与？《左氏》诸书所载务民之义之论，乃当时先知先觉者之见解，而非其时人人之见解也。

（二六○）神仙家

天下事无可全诳人者。《史记·封禅书》言：“秦文公获若石，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而刘向言：“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汉书·郊祀志》。此自然之象，众目共睹，非可虚诳。然则汉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此亦非可虚诳。故知迷信之事，睹其事而不知其理者多矣，谓其绝无依据，则必不然。知此则可与论神仙家之原起焉。

《左氏》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问晏子之辞曰：“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无为不死之说者，景公为神仙家所惑，盖又在威、昭、燕昭之前矣。《汉书·天文志》，望气之术，有察海旁蜃气者；又云：“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盖后亦知倒景之理，然其初则不之知，诚以为空虚之中有人焉。诚以为人可乘云气而遨游。《楚辞》中所表见者，皆此思想也。夫如是故方士必起于燕齐之间，而三神山必在海中也。

乙帙　秦汉

（二六一）太上皇

秦始皇称皇帝，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汉高祖亦尊其父曰太上皇，后世遂为故事。案薄昭予淮南厉王书曰：“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然则“太上”二字，实无更尊于天子之意。《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三国志·王肃传》：“山阳公薨，肃上疏曰：汉总帝皇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则天子之父称号与天子之别，在独称皇，不在太上二字。秦始皇尊其父曰皇，不曰皇帝者，亦以帝乃尽并六国后之称，庄襄王固无实也。秦去谥法，不可追尊之为庄襄皇，一皇字又不成辞，乃以“太上”二字配之耳。古最高者，率曰太上，如《礼记》言“太上贵德”，《左氏》言“太上有立德”，司马迁言“太上不辱先”是也。师古曰：“太上，极尊之称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其说是也。又曰“皇，君也”，则非是。古君为一国之主，王为众所归往之称。皇则本无其语，乃帝称既作之后，欲名更蚤于五帝之君，而无其辞；乃以自字配王，取始王天下之义，而造此字耳。见《三皇五帝》条。

（二六二）秦焚书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焚书之议曰：“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案《李斯传》无之，则无之者，是也。“法令”二字，盖注语，溷入正文。其为史公原文，抑后人羼入，未敢定；然要无背于李斯本意。论者或谓秦实未尝废学，所谓吏者，即博士也，则又误矣。秦惟恶人以古非今，故欲燔《诗》《书》；若仍许博士传授，则其燔之，为无谓矣。斯之奏，明言“士则学习法律辟禁”，《斯传》言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其许民传习者，不得出于法令以外可知。

《始皇本纪》载斯议，但言“《诗》《书》百家语”，而《斯传》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文学盖与《诗》《书》百家语同为经籍之通称。古者文字用少，凡民盖多不通知。其略知之者，亦仅以供眼前记事达意之用。书之较古，或涵义较深者，即非其所能读，能从事于此者，则谓之文学之士，其学即谓之文学，其书因亦被文学之称，孔门四科中文学，即是物也。后世各种学问，皆用文字，故文学不能成为一种学问之名。古代学问，用文字者少，不用文字者多，则即其用文字者而名之曰文学，亦势使然也。《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九家易注》曰：“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案此释书契二字最确；狱吏仅知当世之法律禁辟，则以书治职之类也。项羽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此犹今略识文字之人，仅能记账、作书函、写券契，则以契明事之类也；文字通常之用，不过如此。用以载道、记大事、前人以之垂后，后人以之识古，本非人人所能，今日犹然，况古昔乎？《论语》：“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学者即以供通常之用，非游夏所通之文学也。然则所谓文学士者，即通知古今，而不仅囿于当世法律辟禁之人矣。《纪》又载始皇之语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欲以致太平”上，盖有夺文，此五字指文学言。焚其书而用其人者，特采取其谋议，用舍之权在我，若听其私相传授，则学者多，而非上之所建立者众，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矣，此始皇、李斯之所深恶也，而恶得听之？故若有欲学法令之“法令”二字，是否史公原文不可知，而其无背于当日焚书之意，则可断也。

焚书之议，不外乎欲齐一众论。夫欲齐一众论者，不独始皇、李斯也，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与李斯议何异？特斯欲一之以当世之法律辟禁，而仲舒则欲一之以孔子之道耳。孔子之道，非吏之所知，欲以此一天下，自不得不用通知古今之博士。始皇令民以吏为师，而汉武独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其所以教民者异，其使之必出于一则同矣。

庄子曰：“藏舟于山，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甚矣，世变之不可达也。世事日新，而人之所知，恒域于古，其所斟酌损益，以为可措之当世者，皆其鉴于已往而云然者也，而世事则已潜移矣。人之所为，终不能与时势尽合以此。李斯论当时之弊，谓“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又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而谓淳于越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善矣。抑此法家之公言，非斯一人之私言也：虽儒家亦恶处士横议。而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则亦恶夫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者矣。然而斯之所为，则欲复古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旧者也。虽董仲舒亦曷尝不愿之哉？未能致耳。亦何以异于淳于越乎？却行而笑人之北，岂不悲哉？

李斯之负谤久矣，仲舒昔人称之，今亦以其抑黜百家为罪状，其实立言各以其时，不必相非也。后人生于专制已久，思想已统一之世，但患在上者之威权过大，在下者之锢蔽过深，不察时势之异，乃皆奋笔以诋李斯、仲舒，其实思想锢蔽固有弊，思想太披猖亦有弊。今也遇人于路，刺而杀之，则司败将执而致诸辟，虽途之人，亦莫之哀也，是以莫敢刺人而杀之也。若斯世之风气，十里五里而不同，有杀人于国门之外者，或訾其暴，或誉其勇，司败执而戮之，则或聚徒而篡之，而是邦也，不可以一朝居矣。此墨翟所以有尚同之论也，非独儒法也，一异道与异论，固晚周、秦、汉之世，人人之所同欲也。

（二六三）秦焚书下

李斯议焚书之奏曰：“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斯传》同。则当时所不焚者，以此为限。此不及政治，不得藉以是古非今者也。乃《论衡·书解》谓“秦确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赵岐《孟子题辞》亦谓“秦焚书，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王肃《家语后序》又云：“李斯焚书，《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

近人因谓秦之焚书，限于六艺，六艺为古文，诸子书皆今文，故有秦废弃古文之说。案此说非也，果如所言，“百家语”三字何指？仲任虽有特见，而于史事甚疏，往往摭拾野言，信为实在，观其论群经传授，语多诬妄可知。其所谓秦人燔书，不及诸子者，盖亦流俗相传之说，而仲任误采之。流俗所谓诸子，即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非《汉志·诸子略》之所著也。邠卿、子雍误皆与仲任同，亦见汉人论事之疏矣。

卫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书疏序》。《汉书·儒林传注》引略同，而作诏定《古文官书序》。《隋志·小学类》：《古文官书》一卷，后汉议郎卫敬仲撰，盖其书一名《古文奇字》也。其说之不经，真堪发笑，乃引之以序诏定之书。刘歆之《让太常博士》曰：“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坑儒之事，明见《太史公书》，敬仲熟视无睹，乃引此齐东野人之言，其信末世之口说，而背往古之《史记》，抑何其更甚于博士也？卫宏为古学名家，其言如此，亦何怪王充之本不专精，赵岐之稍为固陋、语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肃之有意作伪者乎？

（二六四）华夏

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案《书》曰：“蛮夷猾夏。”《尧典》，今本分为《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闵元年。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十年。又载戎于驹支对晋人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说文》亦曰：“夏，中国之人也。”则华夏确系吾族旧名。然二字音近义同，窃疑仍是一语，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列子》黄帝梦游华胥附会为汉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诬。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史记·六国表》。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民国肇建，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而华族嫌与贵族混。

（二六五）淮南王

汉人之重复仇，观淮南王事可以知之。审食其之于厉王母，特未能争于吕后耳，非有意杀之也；而厉王处心积虑，必致之死。王安躬行仁义，通达道术，必非利天下者。史言王入朝，武安侯迎之，为言上无太子而王喜；此乃武安奸诈，欲以此自结，而非王有利天下之心也。后王欲举事，诸使道从长安来，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言汉廷治，上有男，即怒，以为妄言，亦以如此则易为变，非利天下也。抑此二者或传言之妄，而史从而书之，不然，王岂轻躁浅露若是？要之王无利天下之心，则可决矣。吴王濞宗室最长，蓄反谋数十年，岂能北面朝安者？安果有利天下之心，濞之举兵，何为欲应之乎？《史记》云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欲畔逆；《汉书》云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此盖安谋反之由，他皆不足信也。安之谋反也，女陵为中诇长安；太子屏其妃弗爱，王后亦与计谋；其败也，豪桀诛者数千人；其名臣则有伍被、左吴、赵贤、朱骄如等，君臣上下，同力一心。王闻伍被言反之难，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其决如此。雷被告太子而不发，庄芷《汉书》作严正。告之而又不发，太子念事不成，则自杀以为后图，其审慎强毅又如此，皆复仇之大义，有以感激其心也。其所以能君臣上下，同力一心者，抑又王之意气慷慨，孝思出于至诚，有以感激之也。不特此也，衡山之谋叛，史言其与淮南不相能，恐为所并；又言淮南西发兵，则欲定江淮间有之。且衡山畏淮南兼并，何难发一使，以淮南反谋告汉朝，而招致宾客，求壮士，作輣车镞矢，自陷于罪戾乎？史又言元朔六年，衡山王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夫二国之隙已十年，岂有能除之一旦，遽共约束为反谋者？衡山之志，盖亦淮南之志也。淮南、衡山之志如此，而败其谋者，乃以辟阳侯孙，亦以怀复仇之念故也。甚矣汉人之重复仇也！

淮南王曰：“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楼缓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善哉谋乎！吴王蚤岁冠军，白头举事，然有桓将军、田禄伯、周丘弗能用，兵徒屯聚而西，无他奇道，盖仍年少椎锋，徒知积金钱，招亡命耳，非有大略也。王又曰：“天下劳苦有间矣，诸侯颇有失行，皆自疑。我举兵西乡，必有应者；无应，即还略衡山。”被又教以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其策画之周又如此。以上均见《汉书·伍被传》。使其举兵，其轻剽或不逮吴王，必不如吴王之可以一战覆也。汉亦危矣哉！然安终于无成者，则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实为之。否则公孙弘说下之如发蒙，大将军卫青亦仅和柔自守，伍被誉大将军之言，乃汉廷狱辞，非其实也。汉之为汉，未可知也。

《汉书·梅福传》：福上书曰：“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庭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豪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云武帝时有可缘之间，是矣。云豪贤聚于汉朝，有以折淮南之谋，则福饰辞以悟时主耳，非其实也。不然，淮南之谋，岂久而始泄哉？且伍被之徒为王谋者，可谓至矣，何势陵不敢和从之有？

（二六六）项羽将才

世皆以项羽之善战，为旷古所希，其实非也。羽固善战，亦不过历代善战者之一耳，谓其有以大过于人，固不然也。羽之战功，为世所艳称者有三：一巨鹿之战，一彭城陷后，释齐还攻汉军，一垓下之溃围南出也。垓下溃围，乃一战将之事，优为之者甚多，事极易见。巨鹿之战固剽锐，然此战在二世二年十二月，章邯至三年七月乃降，其间相距尚半年，羽初未能一战即使邯溃不成军也。邯之降楚，其真相不可知。《项羽本纪》言：邯军棘原，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此说固不必实。高果疑邯，…于欣必加礼敬矣。然贾生过秦，言邯以三军要市于外，巨鹿之战以前，邯军看似常胜，然迄不能定东方，阅时久则耗损多，陈余遗邯书，谓其所亡失以十万数，说必不虚；加以巨鹿之战，一败涂地，秦法严，迄不易将，安知其无要市之事？要市者其孰能信之？楚、汉间事，多出传言，颇类平话，诚不可信。然所传情节可笑者，未必其事遂不实。如《史记》述沛公至鸿门见项王之事，其恢诡何以异于《三国演义》？然谓是时，沛公与项王不相猜疑，得乎？要之，赵高之不信，章邯之要市，皆为理所可有，亦即为势所必至。然则邯之降楚，乃秦之自溃，而非楚能竟定关东也。兵锋剽锐，北不逮南，以南方论，楚又不逮吴越，观春秋时事可知。楚自顷襄王以降，秦兵日肆蚕食，楚迄不能抗，然犹借东地以立国者久之。其时吴越之地，文明程度太低，故不能终与秦抗。至于项氏用江东之众，则以文明程度较高之人之训练节制，用文明程度较低之人之轻悍敢死，忠朴从令矣，其孰能御之？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以及羽巨鹿之战，彭城之役，垓下之溃围，皆是物也。亦安知项燕之破李信，所用者无江东之众哉？此岂羽之力乎？羽以汉二年四月，破汉军于彭城，汉王即退屯荥阳。明年四月，羽乃急攻。汉王使纪信诈降而遁去，其间凡历一年，楚固未尝急攻，然汉亦尝败楚于荥阳南京、索间，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则初亦未尝不思深入，不获，乃改而急攻也。《高祖本纪》云：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城，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当汉王之去荥阳，为楚计者，当急破其城，否则亦留兵围之，而疾行入据洛阳，则关中震动，汉即据之，亦无以定齐、燕，汉王南据宛、叶，复何能为？吴王濞之反也，桓将军说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其说是也。洛阳固可卫秦中以制东方，东方强国据之，亦可距塞秦使不得出。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秦犹不能肆志于洛，况于径以一强国据洛阳之地乎？然则云汉王听袁生之说而南行，而项羽从之，殆非实录。实则荥阳、成皋间，为汉兵力所萃，项羽度不能破，又不敢轶之而西，乃变计思避实击虚，南窥武关，而汉王乃亦南行以御之耳。以彭城之役，汉高丧败之烈，而聚兵荥阳、成皋之间，项羽竟为所塞而不能越，可谓之善战乎？

（二六七）汉都关中

世皆以背关怀楚，为项羽之所以亡，此乃为汉人成说所误，在今日，知其非者渐多矣，然犹以汉都关中，为高祖之远见长策，亦非也。《史记·刘敬列传》载：敬说高祖之辞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其说似善矣。然后高祖使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髙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然则曩所谓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者，将安从而具之乎？汉初诸政皆与秦异，独其从刘敬说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则与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同。然则秦中人少，殆非因其新破？抑秦本地广人希，故得招来三晋之人任耕，而使秦人任战，则其患寡，殆自战国以来，至汉初而未有改也。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秦果何所恃而能兼并六国哉？则自东周以来，六国地日广，人日多，益富且强，而其荒淫亦益甚，而秦居瘠土，其政事较整饬，《荀子·强国篇》所言，可以复按，夫固人事，而非地与民之资之独异于其余诸国也。天下大势，实在东方，此秦始皇灭六国后，所以频岁东游，即二世初立时亦然。楚怀王以空名称义帝，而项羽为霸王，正犹周天子以空名称王，政由五霸，夫安得不居彭城？汉王所以背戏下约与项王争者，亦曰不能郁郁久居巴蜀、汉中耳，而安得如史家所言，关中本最善之地，为诸将所共歆羡，故在出兵之初，怀王已指是立约；而楚之不居关中，亦徒以秦宫室残破，其本意未尝不歆羡之，至以此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倶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哉？汉所以都关中者，其在东方，本无根柢，非如项氏之世为楚将，项氏尚为齐、赵之叛所苦，而况汉王？于楚尚尔，楚之外，更何地可以即安？独关中则据之已数年，治理之方粗具，故遂因而用之，所谓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西都之策，发自刘敬，而成于张良，良之言曰：关中之地，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使其本居东方富庶之地，何待漕挽以自给？如其东方皆叛，徒恃河渭之顺流，亦何益哉？汉王既灭项氏，仍岁劳于东方，有叛者必自讨之，亦犹秦皇之志也。高祖之灭项氏无足称，两雄相争，固必有一胜一负，独其灭项氏之后，频岁驰驱东方，并起诸雄，皆为所翦灭，使封建复归于郡县，虽世运为之，而其乘机亦可谓敏矣。此无他，知天下之大势在东方，驰驱于东方，犹战于敌境，安居关中，则待人之来攻矣。东方所以为大势所系，以其富庶也。东方定，高祖亦无禄矣。使其更在位数年，亦安知其不为东迁之计哉？

（二六八）楚释汉击齐

楚汉相争，汉卒成而楚卒败，其道或多端，然汉尝一入彭城，后虽败退，终据荥阳、成皋，楚迄不能下，而汉之后路安定，且可使韩信下齐、赵，彭越扰梁地，以犄楚后，要其大焉者也。然谓汉王夙有覆楚之计则非也。《项羽本纪》言：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羽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论者皆以此为楚之失策，为汉所欺，其实非也。汉之降申阳，使韩太尉信降郑昌，在其二年十月。十一月，立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至三月，乃复出兵，降魏王豹，虏殷王邛，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其间相距凡三阅月，盖闻项羽不能定齐地而然？然则张良谓汉王欲得关中即止，殆非虚语。《高祖本纪》云：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当是时，项羽安知汉王之欲东？使其知之，相王时何不置诸东方，地近易制御，乃置之巴蜀、汉中，成鞭长莫及之势哉？汉王所以敢并三秦者，亦以关中距东方远，项羽不易再至。韩信故襄王孽孙，王诸韩，距楚为有辞也。且汉王果欲东，安有烧栈道自绝其路之理？《淮阴侯列传》载其说汉王之辞，谓秦民怨三秦王，痛入骨髓，无不欲得大王王秦，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此附会之辞，非实录。汉王以其元年四月就国，五月即出袭雍。章邯盖出不意，故败走。然犹据废丘。司马欣、董翳至八月乃降。章邯则明年六月，汉王自彭城败归，引水灌废丘，乃自杀。然则谓三秦可传檄而定者安在也？情势如此，汉王岂能以一身孤居秦民之上？其烧栈道盖所以防楚诸侯人附从者之逃亡？抑或以诈三秦王而还袭之也。汉王之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此岂入咸阳，封府库，还军霸上者之所为？而为之者，所谓思东归之士，所愿固不过如此，既至其地，则不可抑止矣。此等兵，可以千里而袭人乎？汉王亦岂不知之？而犹冒险为之，而亦足以害楚，况乎齐、赵之怨深而地近者哉？安得不释汉而先以齐为事也？

（二六九）楚将龙且

郦食其说齐王，言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陈平亦言：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此项羽之所以败也。《史记·项羽本纪》言：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汉书·高帝纪》略同。《项籍传》则云：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史记·曹相国世家》云：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汉书·曹参传》作亚将周兰。《史记·灌婴列传》亦以周兰为亚将，《汉书》同。师古曰：亚将，次将也。然则龙且乃末将耳。诸文所以多言龙且者，盖以其为名将，当时人争指目之，而不数项它及周兰也。龙且乃破淮南之人，其劲悍可知。陈平又称为骨骾之臣，使项王专任之，韩信或不易得志于齐邪？

（二七○）以贾人为将

《史记·高祖本纪》：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留侯世家》言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叛，欲连和倶西袭咸阳。《高祖本纪》又言其击陈豨，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夫秦、汉时之轻贾人亦甚矣，安得以之为将？以之为将，人心安能服之？盖当时习以贾人为好利之徒，人有好利者则称之曰贾竖云耳，非真贾人也。

（二七一）汉世食客之多

《后汉书·吴汉传》：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亡命。一亭长而犹有宾客，可见汉时寄食者之多。

所谓宾客者，不能自食，常从人寄食之谓也。韩信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使亭长妻而不晨炊蓐食，信不怒而绝去，南昌亭长，亦一吴汉也。楼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妪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使楼护而听其妻子，则亦一南昌亭长也。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郑太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戴良曾祖父遵，食客常三四百人。知寄食于人之事，汉世甚多。

（二七二）儿宽阿世

《史记·封禅书》言：齐桓公欲封禅，管仲以为不可，而不可穷以辞，乃设之以事。其事固不必实，然可见古之言封禅者，皆以为非真天下太平，则不可妄举其事也。秦汉之世，儒者已不能诤其君以封禅之不可，然议礼恒不能决，可见其于事仍不肯苟焉而已。秦始皇以儒生议各乖异，难施用而绌之，此始皇之侈也。乃司马相如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汉武以问儿宽，而宽对曰：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然则封禅之议，启之者相如，成之者宽也。相如逢君之恶，宽则长君之恶者也。抑宽之言，何其与始皇专己欲速之心，若合符节也？得不谓之曲学阿世邪？

（二七三）游侠郭解

郭解之得也，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弘之议，乃谓弗知罪甚于知，则其果知与否，可以勿问，非谓解真不知也。史言解少时阴贼，概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然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则其多所贼杀，时人固皆知之，特莫能举发之耳。穷治所犯，所杀皆在赦前；杀轵儒生者，解实不知；杀者亦竟绝，未必非吏为之道地也。武夫虽犷悍，然能磊磊落落，则虽报怨过当，犹有可取。以直报怨，固非所望于此曹也。贼而曰阴，风斯下矣。然非阴险有心计者，固不能为豪杰魁首。彼杀轵儒生者，岂中心说而诚服解哉？亦以是纳交于解，而要誉于其徒党耳。自与季路、仇牧，而心计之工，虽商贾有所不若，清夜自思，不亦有靦面目乎？此所谓游侠者，所以终为盗跖之居民间者邪？史公曰：“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以吾观之，则朱家、郭解，亦暴豪之工于术者耳。语曰：不知来，视诸往。余则曰：不知古，鉴诸今。岂不见今之所谓朱家、郭解者？其立心与暴徒，何以别乎？古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并称，明墨子之徒，原即世所谓游侠。然闾巷之侠，儒、墨皆排摈不载；则侠之于墨，犹乡原之于儒也。

客或讥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仇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当时轻侠之徒，有所贼杀，非为仇雠可知。此其所以为盗跖之居民间者邪？观客之所言，而世人之视游侠者可知矣。史言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让，而内隐好杀。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岂有诚于心而不形于外，真可以欺世者哉？

剧孟过袁盎，盎喜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丧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在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今公阳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徙豪富茂陵也，郭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彼有缓急，岂待叩人之门户哉？郑庄行千里不赍粮，敛客之财以养客，徒取诸彼以与此，虽鄙夫岂有爱焉？此足方季次、原宪乎？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故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今汉之所谓游侠者，欲奸公法，则相与探丸为弾：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死而不忘埋葬，可谓勇乎？然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为郭解报仇者之所以多与？公孙弘则可谓知治矣。

（二七四）巧吏

汉宣帝号留意吏治，然所奖进者，王成、黄霸，皆作伪之徒也。《晋书·良吏传》：王宏，“泰始初，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武帝下诏，称其“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比年普饥，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独无匮乏”，则合王成、黄霸为一人矣。然俄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而暮年且以谬妄获讥于世。今迹其所为，“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绩。帝常遣左右微行，观察风俗，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衵服，至褰发于路”，此亦黄霸之所为耳。且使黄霸之事，而使张敞记之，其可发笑，必尤甚于今之《汉书》也。然而此等人之获浮名者，至今犹不乏矣。

（二七五）汉吏治之弊

章帝元和二年诏曰：“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案贡禹言汉世吏治之弊曰：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右职，勇猛操切苛暴者居大位。《汉书》本传。左雄曰：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后汉书》本传。李固论吏治之弊曰：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后汉书》本传。皆即章帝诏之所云也。盖欲考绩而不知其方，“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亦左雄语。则求进者不得不苟饰外表急图见功矣。当时所谓循吏若黄霸等，其所行亦未尝非涂饰表面，特其所以涂饰之者异耳。然此等人卒少，而以杀戮立威者多，则又秦世吏治之余敝也。

秦世吏治何以严酷邪？盖吏之所行者有二：一民间固有之纲纪，后以国家之力维持之，虽已不如人民自治时之善，然其利害与人民之利害犹不甚相违，人民亦自能维持之，不待官以强力行之守之也，故其施政可宽。一则在上者有求人，其利害与人民适相反，如是则非以强力行之守之不可矣，如糜烂其民以战之，刻剥其民以自奉皆是也。战争愈烈，奢侈愈甚，则此等事愈多。吏治严急，殆六国之通弊，秦特其尤甚者耳。

蒋琬为广都长，先主因游观奄至，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三国·蜀志》本传。骆统上疏孙权曰：“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辨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三国·吴志》本传。事荒废而见称，辨具而见斥者，辨具者徒修饰，荒废者乃实仁惠也。所以荒废得为仁惠者，以所谓辨具者不过以国之所求民所不利者，强力而推行之耳，此茧丝保障之异也。

马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所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文献通考·选举考》。今案淮南王安受诏作《离骚传》；河间献王亦对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安帝永初二年诏谓：“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顺帝阳嘉三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亦以周举才学优深，特加策问。《后汉书·周举传》。可见策问之始，实非疑其人之冒滥而思有以考试之，乃诚以其人为贤能而咨询之也。然章帝建初五年诏引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则时之重言语笔札也久矣。人人面问，事烦而难行，故终必又偏重笔札。《汉书·尹翁归传》：田延年召翁归辞问，甚奇其对，除补卒史。师古注：“为文辞而问之。”此亦策之类也。然则即守相之试其下，亦有不能尽用语言者矣。葛洪言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髙文不堕顽夫之笔。此自今日文辞冒滥之世观之，或疑其不实，然亦由衡鉴者之无识。言为心声，诚不可掩。苟司衡文之责者，诚为学识超群之士，亦未尝不可衡其文而知其人也。特以观其人之志识趣向则有余，欲知应变之才，则终须试之以事耳。

（二七六）官南方者之食

古称不宝远物，斯言似易而实难；盖见纷华靡丽而不说者，惟味道之腴者能然，固非所语于人人也。儒家之贵恭俭至矣，然其称孝，曰“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所谓以天下养者，则三牲鱼腊，极四海九州之美味而巳，非宝远物而何？

西域、南海，皆异物之所自来也，而贸迁往来，水便于陆，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赵佗以翠鸟、紫贝、生翠、孔雀遗汉朝，越繇王闽侯亦以荃、葛、珠玑、犀角、羽翠遗江都王建，其宝爱之情可想。职是故，宦于南方者，遂多贪墨之徒。湘成侯益昌，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卖犀、奴婢，臧百万以上，不道，诛；《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张恢为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征还伏法，《后汉书·钟离意传》。皆是物矣。《后汉书·循吏传》：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粜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贾琮传》云：“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为盗贼。”其闇无天日，可见一斑。珠崖、儋耳二郡，率数岁一反，《后汉书·南蛮传》。盖有由也。《马援传》云：“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今大人逾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乃止。”观此二事，可见权贵之涎于南产。《三国·吴志·孙权传》建安二十五年《注》引《江表传》云：“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盖其求之之切如此。晋武帝幸王济宅，供馔悉贮琉璃器中。《晋书·王济传》。时石崇与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三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采耀目，如恺比者甚众。《晋书·石崇传》。琉璃、珊瑚，非来自西域，则必出于南海。合魏文帝之事观之，知当时勋戚之家，能致南琛者，亦必不少也。

交、广而外，益州亦为异物所自来。张骞在大夏，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其后武帝使骞发间使以求大厦，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汉书·张骞传》。此自今缅甸通云南之道，邛竹杖、蜀布，盖即由是而入身毒。哀牢至荒陋，而《传》述其物产，乃有光珠、琥珀、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又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皆海外之珍也。葛亮南征，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其所取资，盖不仅蛮中土物矣。《后汉书·朱晖传》载张林上言，欲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其视之，如宋人之视香药宝货矣。

（二七七）资格用人之始

资格用人，始于北魏崔亮，乃为应付武夫起见，人皆知之矣；然其事，实不始于此。《后汉书·董卓传》言李傕、郭汜、樊稠皆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一违之，便忿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从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此虽与崔亮“以停解日月为断”异.然其用意则一也。

（二七八）汉不守秦制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案县方百里，为方十里者十，当有十乡，乡有十亭，则千五百八十七县，当得万五千八百七十乡，十五万八千七百亭。表所载乡亭之数，去此甚远，岂皆以民稀故乎？案《续汉志》注引应劭《汉官》云：三边始发，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耳。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盖汉之不能守秦制久矣，官以治事，事生于有人，随人户多少而置官，于理最得，而汉之不能守旧制如此知。

（二七九）汉世选举之弊

《汉书·何武传》云：“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后寿为大司农，其兄子为庐江长史。时武为扬州刺史。奏事在邸，寿兄子适在长安，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酒酣，见其兄子，曰：此子扬州长史，材能驽下，未尝省见。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酒。岁中，庐江太守举之。”师古曰：“终得武之力助也。”夫终得武之力助，则不可谓之大公也。《后汉书·第五伦传》：“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然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伦之峻峭，盖无可疑。既不受其马，而犹不能忘者，则其时习以选举为报，已成习俗也。亦可见积弊之深矣。

（二八○）汉末名士

东汉之末，士之矫俱极矣。何武为京兆尹，举方正，所举者召见，盘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汉书·何武传》。而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独长揖而已。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举声哭。西还，道经弘农，过候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后汉书·文苑传》。其诡众虚伪，视何武所举者何如？使有纪纲，必蒙大戮。郡守且当坐选举不实之罪，而逢等方共奖借之，为之延誉，其时所谓名士，尚可问哉！

《后汉书·符融传》云：“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足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夫赵壹逃去，而皇甫规追书以谢，已异矣；乃至三公辟召，访诸晋、黄，岂不甚哉！徐干言：“桓灵之世，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皇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中论·谴交》。盖既结党连群，则或能有所轻重，于是或倚之求进取，或则惧其谤毁，故其势至于如此也。卒之求食者多，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身没他邦，长幼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室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亡命是效。亦《遣交》篇语。亦何为哉！此九品中正之制，所以不得不继之而起也。

黄允以隽才知名，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世。郭太传》。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燕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独行传》。此两事可以参观。夫不听其妇可也，伪酬之而显逐之，又何为乎？《记》曰：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充后为博士，所行如此，岂无隐慝哉？其妇不起而数之，何也？人固有强弱乎？夫好名之士之得名，非必人人皆心服之也，固有劫于势，不得发口言者。使其人而其时而未合败，虽数其罪百五十事，犹无伤也。何者？众人固戢戢如羊，虽心知善恶，口不能言也。然则若黄允者，沽名之才，则有之矣，劫众之术，犹未工也，能不为李充所笑乎？

李充后遭母丧，行服墓次，人有盗其墓树者，充手自杀之。此大辟之罪也，而太守鲁平请署功曹。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充为博士。时鲁平亦为博士，每与集会，常叹服焉。迁侍中。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无所下借，以充高节，每卑敬之。知当时之所谓高节者，如此而已。岂特以薄屋为髙，藿食为清邪？仲长统语，见本传。

鲁平之请充署功曹也，充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沟中，因谪署县都亭长，似过矣。不特此也，公孙述之于谯玄、李业，皆以死胁之，于王皓、王嘉，则系其妻子；业、皓、嘉竟以是死，皎并累及家属，亦见《独行传》。似尤过矣。然桥玄贤者，召姜岐为吏不就，敕吏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则亦有激而然也。观迫之者之激，而知为之者之伪也。

蜀汉先主薄许靖不用，法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人以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先主乃厚待靖。《三国志·法正传》。此虚名之士所以获处也。大抵欲养望者，不宜身任事，当多以虚誉奖进人；必审其人实不能自立，乃从而贬议之，亦所谓推亡固存之道也。如是，则党与多，而仇怨我者，皆焉能为有无之人也，则名誉可以长保，而权利可以获处矣。权豪秽恶，当与之疏，以免讥议。至其人怀忿，实欲相仇，则又宜下之，所谓勿以虚名受实祸也。苟其虚誉隆洽，私党众多，人自莫我訾议，我固不难设辞以自解也。故陈寔、郭泰、徐穉、申屠蟠，皆术之最工者也。若黄允、晋文经、黄子艾者则下矣。允何以败？以耆利冒进太甚也。文经、子艾何以败？以矫激太甚，据非所据也。大抵好立名者当远利；于声势货财，必能勿亟取，然后名高而不危。故虽矫伪之士，亦不能令废自克之功也。

孔融之称盛宪也，曰：“天下谭士，依以扬声。”又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三国·吴志·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亦何惭于许靖哉？然终已不免，则所遇者之异也。少年喜谤前辈，何也？曰：不谤人，不足以立名。故立虚誉者多危，欲图保之，亦非易也。

名高易招嫉忌，故多危。荀爽就谒李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郭泰行陈梁间，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其为众所归附，指目同而祸福异者，膺持风裁，而泰不为危言覈论也。故真能免患者必乡原。袁阆不修异操，致名当时；见《王龚传》。法真逃名而名随，避名而名追；见《逸民传》。皆术之最工者也。

史叔宾少有盛名，后以论议阿枉败。《郭太传》。所谓论议阿枉者，扶翼所不当扶翼之人，未知推亡固存之道者也。然此等人必犹顾念私交，未肯落阱下石，故其人实未必大恶。若乃见私党之将败，从而攻之，以冀自免，或且徼利焉，则又叔宾之徒所不忍为矣。或曰：凡人说话不可太切实；平时说话太落边际，至缓急时，更欲改变则难矣。故处世之道，莫如模棱两可，貌似慷慨激昂，而实不着边际，以狂狷之行，饰乡原之心，此处世之术之最工者也。叔宾之不克自拔于阿枉，亦其平时议论，太落边际故与？

何以诬人？曰：莫如闇昧不明之事。非必谓帷薄之不修也。门以内事，世之所重，而其真伪，则非门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谤，术至工矣。许武举为孝廉，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循吏·许荆传》。高凤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逸民传》。骆秀被门庭之谤，众论狐疑，赖有谢渊，乃得证明。《三国·吴志·陆逊传注》引《会稽典录》。则其事也。许靖与从弟劭倶知名，而私情不协。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三国志·许靖传》。靖岂默然受谤之士？所以难于自明者，盖亦以谤之者为门内人也。张劭之丧，至圹将窆，柩不肯进，范式执引，于是乃前。《后汉书·独行传》。有是理乎？会葬千人，纵为所蔽，执绋者岂不知其情，犹莫能发其覆也，况于门以内事哉！

陈蕃年十五，闲处一室，庭宇芜秽，父友候之，谓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宾客，士民亦畏其高。征为尚书令，送者不出郭门。蕃丧妻，乡人毕至，惟许子将不往，曰：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陈蕃传》并《注》。此犹白日出而鬼魅匿形也。《易》曰：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结党造作声誉之人，必畏严气正性之士。

谢甄、边让，并善谈论，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符融每见李膺，幅巾奋袖，谈辞如云。《郭太传》。此《易》所谓躁人之辞多也。仇览与融同郡，入太学，又与融比宇；融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谓曰：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循吏传》。览其陈仲举之俦乎？符融虽为所拒，犹能屈己下之，林宗亦为下拜，此又二人之所以能获盛名也。何者？严气正性之人，容或持正论不阿，造次之间，为所败也；先为之下，则敌寡矣。故盛名之下，必无骨鲠之士。

《三国·魏志·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曰：“杜恕少与冯翊李丰俱为父任，总角相善。及各成人，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而恕诞节直意，与丰殊趣。丰竟驰名一时，京师之士多为之游说。而当路者或以丰名过其实，而恕被褐怀玉也。由是为丰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时。丰以显仕朝廷，恕犹居家自若。”明知其名过其实，而仍畀之膴仕者，毛羽既丰矣，为之游说者既众矣，孰肯逆舆情为国家正选拔哉？即为游说者，宁不知其非实，然拔茅茹以其汇征，所谓以同利为朋也。《潜夫论·实贡篇》曰：“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俦，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后汉书·王符传》。声誉可以虚造，况其人本能矫情伪饰者乎？

《实贡篇》又曰：“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致，事不一节。今使贡士必核其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诸葛恪与陆逊书曰：“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喭，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三国·吴志·诸葛恪传》。观此，知当时选举之弊，全在才不核其所长，德则务于求备。才不核其所长，故无能者得以滥竽；德则务于求备，则真率者寡得自全，此选政之所以大坏，风俗之所以日偷也。恪又曰：“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然则当时以行取人，而行之所以难全，又正因造谤者多故也。杜恕、李丰，总角之交，后更不善，其去张、陈、萧、朱亦无几矣，危哉！即许劭，亦幸其终处广陵、豫章，而未尝与许靖同客蜀也。法正入蜀，为州邑倶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及为蜀郡太守，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史记·伍子胥列传》。其本皆以求名而已。凡求名者，未有不实为利者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后汉书·荀彧传》：“父绲，畏惮宦官，为彧取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三国志·彧传注》引《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或为论者所讥。”裴氏辩之曰：“案《汉纪》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计彧于时年始二岁，则彧婚之日，衡没久矣，慕势之言为不然也。”魏文帝非苟作者，而其言舛误如此，悠悠之说，尚可信哉？《后汉书·郭太传》曰：太名闻天下，“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观其所录，亦无以征其必信也。夫史之不可信久矣，亦曷尝不多载虚誉？观其多载虚誉，又知名闻天下之徒，事之丑恶不传者众也。

《太传》所录，太之所拔擢者，非贱人，则恶人也。人伦之鉴，未必全无，然亦以太声势既盛，故所拔擢，易于成名也。丁谞出于役伍，张秉生于庶民，吴粲、殷礼起乎微贱，顾邵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事亦由此。《三国·吴志·顾雍传》。太史公曰：“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史记·伯夷列传》。岂独施于后世为然，此植党要名之事，所以不绝于世与！

顾亭林訾魏武帝崇奖跅弛之士，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亭林欲敬教善俗，其心良苦。然所论史事，则全非其真。汉武帝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本纪》。魏武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意与此全同，所求者皆非常之才也。古之用人，必由乡举，乡里之评，率本行实，此固《周官》六德六行之旧，然徒能得束身自好之士，不能得才足济变之人也，且亦不能无矫饰。故扬雄自序云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虞延不拘小节，则无乡曲之誉；杜笃不修小节，亦不为乡人所礼。《史记·淮阴侯列传》云：“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所谓无行，亦不过不能修饰，以要世誉，非必有恶行为乡里所患苦也。太史公《报任安书》，亦自言长无乡曲之誉。若太史公者，岂犹不足任使与？邵国廉孝，岁以百计，若汉武帝、魏太祖所求非常之才，不知天下能得一二人否？安能变及风俗？亭林言：“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知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昭之所言，乃汉末奔竞之俗，党祸起时，太学中久如此矣，于魏武之令乎何与？而习老、庄而蔑周、孔，亦与奔竞之俗何涉哉？

（二八一）附庸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陆量侯须无，诏以为列诸侯，自置吏令长，受令长沙王。”案此以其地远，为天子号令所不及故也。古之附庸亦必有如此情形者。

（二八二）计相主计

《史记·张丞相列传》：“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汉书》同。略有删字，乃钞胥所节，不足为异同也。凡《史》《汉》辞句异同皆如此。《高祖功臣年表》云“为计相四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同，不云更为主计，则苍居相府时，仍居计相之职也。计相即御史，《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御史察计簿，其证。《表注》引如淳曰：“计相，官名，但知计会。”《传注》引如淳释主计曰：“以其所主，因以为官号，与计相同。时所卒立，非久施也。”师古曰：“去计相之名，更号主计。”皆以为特设之官，非也。

（二八三）入财者得补郎

《史记·平准书》：“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自变量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汉书·食货志》同。如淳曰：“诸坐博戏事决为徒者，能入钱得补郎也。”师古曰：“言被牵引者为其根株所送，当充徒役，而能入财者，即当补郎。”皆以入财者得补郎，即指株送徒言之。然或别为句，与上文不相蒙也。

（二八四）汉时珠玉之价

昔人说经，每以当时之事为况。此无以见经义之必然，特颇可考作注者之时之情形耳。如《周官》司市思次介次，郑《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属别小者也。司农则云：思，辞也；次，市中候楼也。赵注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曰：上宫，楼也；孟子舍止宾客所馆之楼上也。作《周官》时市中是否有候楼，孟子时楼上是否可舍止，皆有可疑。然汉时市中有候楼，楼上可舍止，则于此可见矣。肆长职云：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而平正之。郑司农云：谓若珠玉之属，俱名为珠，倶名为玉；而贾或百万，或数万，恐农夫愚民见欺，故别异，令相远。价值百万或数万之物，安得为农夫愚民所求，拟不于伦，真堪发噱。然汉时珠玉之价，则于此可见也。又案《史记·平准书》颜异言：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则汉世之璧，固有直仅数千者。

（二八五）汉人不重黄金

《后汉书·西羌传》：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人上邽城。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世黄金一斤值钱万，则金百斤恰与钱百万相当，羌、胡无封侯之赏，故嬴银二百斤也。夫使汉人果重黄金，诏书何难亦以金百斤为购。案汉世赐外夷，罕用钱者。《汉书·韩安国传》：安国言汉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匈奴传》：昭帝时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二百斤。建平四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汉初弗许，以扬雄谏，召还使者，更报单于书许之，赐缯帛五十匹，黄金十斤。王莽拜右犁汙王咸为孝单于，赐黄金千斤，杂缯千匹。《莽传》同。咸子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乌孙传》：楚主与汉使谋，击伤狂王，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安日使姑墨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墨匿等金人二十斤。《后汉书·南匈奴传》：南单于比遣子入侍，赐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采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使诣武威求和亲，汉遗以杂缯五百匹，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倭传》：汉赐卑弥呼白绢五十匹，金八两。《西南夷传》：哀牢王类牢反，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破斩之，赐卤承帛万匹。除前汉时呼韩邪来朝，赐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后书·鲜卑传》言：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外，无以钱赐外夷者。盖呼韩邪身入汉地，有所贸易，可以用钱；《鲜卑传》所云，则以钱供经费，非以之赐蛮夷也。《袁安传》：安奏封事，言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亦以是计经费，非径以之畀蛮夷。盖钱在胡地无所用，即与汉人互市有用，以为赐亦虑重赍。而在汉地，则金又无所用之也。知此，则知黄金本非平民所好矣。

或言《汉书·赵充国传》：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其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明赐羌人亦以钱，而购杜琦以金银，足见其以金为贵重也。然羌人在塞内久，或在塞上，可以用钱。后汉则兼募羌、胡，胡者，西域胡人，其地固行金银之钱，故以金银为购耳。此又见在汉地者之不重金银也。

（二八六）汉聘皇后金

《汉书·王莽传》：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而《后汉书·杜乔传》，谓桓帝将纳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礼迎之，乔据执旧典，不听。注云：于是悉依惠帝故事，聘黄金一万斤。则汉初皇后聘金止万斤，后乃增至二万也。莽以杜陵女史氏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莽之作事，固恒较前人为侈。

《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云：使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则未尝用金。盖后汉时金已少于前汉，献帝当丧乱之时，多金尤不易致故也。

（二八七）汉武以酷法行币

历代泉币之值，与其物不相称者，莫如汉武帝之皮币。纸币又当别论。观颜异讥其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可知。职是故，不得不以酷法行之。《汉书·王子侯表》：建成侯拾，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荐贺元年十月不会免是也。不独皮币，他泉币亦然。《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曲成侯皇柔，元鼎二年，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为鬼薪；郸侯仲居，元鼎二年，坐为大常收赤侧钱不收，完为城旦；《百官公卿表》：元鼎三年，郸侯周仲居为大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师古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慎阳侯买，元狩五年，坐铸白金弃市是也。《酷吏义纵传》曰：是时赵禹、张汤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纵以鹰击毛鸷为治。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武帝之于行钱，则可谓尽其法矣，其如终不可行何？故曰：下令于流水之原。

（二八八）皮币

《聘礼》：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郑《注》：皮，虎豹之皮。凡君于臣，臣于君，麋鹿皮可也。《礼》又云：劳者礼辞，宾揖先入，劳者从之，乘皮设。《注》曰：皮，麋鹿皮也。《礼》又云：凡庭实随入，左先，皮马相间可也。《注》云：间犹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无为礼。畜兽同类，可以相代。《疏》：《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文无所属，则天子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为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齐语》云：桓公知诸侯归己，令诸侯轻其币，用麋鹿皮，非其正也。臣聘君，降于享天子，法用麋鹿皮。当国有马，而无虎豹皮，则用马。或有虎豹皮，并有马，则以皮为主而用皮也。案聘使用币，详见《管子书》；《疏》徒引《国语》，殊未尽。《管子·大匡》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小匡》曰：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霸形》曰：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揆度》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然则皮以虎为贵，豹次之，鹿为下；畜以马为贵，犬、羊为贱。又《郊特牲》曰：罗氏致鹿与女。《乐记》曰：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则鹿亦可以生者为赠；而犬、羊之外，并可用牛。

（二八九）商贾以币变易积货逐利

钱所以易物也，挟钱则百物可得，故人争求之。然遇变乱时，物不可必得，则复贱钱而贵物，以钱实无用也。每逢世乱或币制变易时，物价必贵；人第知为物之贵，而不知实钱之贱也。《汉书·食货志》言：汉铸荚钱，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稽市物”，即今所谓屯积也。汉武时，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亦由于此。

“痛腾跃”三字殊不辞。晋灼曰：痛，甚也。言计市物贱，豫益畜之，物贵而出卖，故使物甚腾跃也。师古曰：今书本痛字或作踊者，误耳。踊腾一也，不当重累言之。然则腾跃独不重累乎？《史记·平准书》此数语作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集解》曰：晋灼曰：踊，甚也，言计市物贱而豫益稸之也，物贵而出卖，故使物甚腾也。《汉书》粜字作跃。《索隐》曰：如淳曰：踊腾，犹低昂也。低昂者，乍贵乍贱也。《汉书》粜字作跃者，谓物踊贵而价起，有如物之腾跃而起也。案《集解》引晋灼语无跃字，而如淳径释踊腾，则《汉书》引晋灼语有跃字者，其为原文与否，殊未可知。痛，甚也。训诂既不精确，“痛腾跃”三字之不辞，亦岂师古所不知？则今之《汉书》注，难保非后人改易也。窃疑《汉书》原文当作：物踊腾，粜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今本夺物字，衍米字，又妄改粜为跃；即《史记》亦衍米字也。《索隐》云：粜者出卖之名。意谓该米及马言。然谷物之外，古人罕称出卖为粜，其说亦非也。

（二九○）居边而富

《汉书·货殖传》言：塞之斥也，唯桥姚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后汉书·马援传》：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万斛。此固由其人材力殊绝，亦以边地遗利多，资本少，法禁宽故也。乌氏倮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价予畜，此岂以力致之邪？卓氏求致临邛，程郑山东迁虏，皆以财雄于蜀，亦其类也。《汉书·叙传》言：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然则卓氏射猎之乐，拟于人君，亦以蜀与民无禁故与？周汉之间，故贱商也，然子贡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秦始皇令乌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客巴寡妇，为筑女怀清台。孔氏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亦得谓之贱商与？或曰：此特以商为业耳，其人固士君子之流也。然刁闲之奴，有连车骑交守相者，亦得谓其人固士君子之流邪？大同之治云遥，小康之世武力把持之局亦去，人之地位实由财力为之。虽奴虏，苟饶于财，吾未见人不愿与交接者也。巴寡妇能以财自卫，则亦可以财陵轹人。班壹富而民慕之，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则民惟知豪富之慕矣，此政教之所由废与！

廉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振宗族朋友。史称其以气侠立名，振危急，赴险阨，有足壮者，然依倚窦宪，以此为世所讥，盖习于雄豪，未知礼义也。

（二九一）牢盆

《史记·平准书》：孔仅、东郭咸阳言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人言顾手牢。《史记·索隐》引下多盆字。衍。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盆，煮盐盆也。《索隐》引乐彦云：牢乃盆名。案牢者养牲之室，盖引申为凡室之称。咸阳之法，盖犹宋赵开之“隔酿”，官给房屋器具，令民就其所煮盐，外此则皆为私煮矣。

《盐铁论·复古篇》：大夫言·：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刺权篇》言：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大农盐铁丞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此亦令就官场之一因。用即庸，当时庸有官给庸资之事。然顾手牢之语，恐未必可以释《史记》也；乐彦说更非。

（二九二）畴官

《汉书·高帝纪》：二年五月，萧何发关中老弱未传者悉诣军。《注》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案《国语·齐语》述管子作内政寄军令曰：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然则所谓畴官者，即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军帅也。《国语》又曰：政既成，罢士无伍，罢女无家。无伍，即莫与相畴之谓也。不满六尺二寸，乃体格不及，律免其从军者。

如淳此注，专以军制言。其注《律历志》“畴人子孙分散”，则云：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则各从其父畴学之者，初不限于军事，而畴之义亦遂不限于并世。盖畴之义本为匹为类，然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业既世而不迁，则子孙所与为匹类者，自与父祖无异，故畴又引申为世业之称也。

（二九三）盗摩钱质取鋊

《史记·平准书》：奸或盗摩钱里取镕。《汉书·食货志》作盗摩钱质而取鋊。如淳曰：钱一面有文，一面幕，幕为质。民盗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铸作钱也。臣瓒曰：许慎云：鋊，铜屑也。摩钱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铸钱，《西京黄图叙》曰民摩钱取屑是也。然则质即里，亦即幕也。漫幕一语，以其无文，故谓之幕。幕可摩取，此后世之钱，所以两面有文也。镕冶器法，非其义。《史记》原文亦当作鋊，传写误。《集解》引徐广曰音容，非也。

《平准书》又云：有司请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摩取镕。《汉书》作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镕字亦《史记》误，质字疑当依《史记》作下，谓钱之四边也。

（二九四）处乱之道

《后汉书·淳于恭传》：“初遭贼寇，百姓莫事农桑，恭常独力田耕，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恭曰：纵我不得，他人何伤？垦耨不辍。”此不分人我，故无利害之见；无利害之见，则偿利矣。《刘般传》：“转侧兵革中，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般虽尚少，而笃志修行，讲论不怠；母及诸舅以为身寄绝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数以晓般，般犹不改其业。”此则性之所好，以此为乐，正可忘尤，焉知其苦？知此者，可以处乱离矣。

（二九五）商者不农

《后汉书·文苑传》：黄香，“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案汉武帝时公卿上算缗之法，曰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哀帝时师丹之法，贾人亦不得名田为吏。则禁止兼并之法，汉世自有存者，特不能行耳。

（二九六）汉世振贷

时愈近古，则振济之出于官者愈多，以官家之财产较多也。汉时之振贷即然。《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师古注曰：“赋，给与之也。贷，假也。”给与者不须还；假则须偿遗者也，然时亦豁免之，如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是也。昭帝元凤三年，诏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则豁免又有等差。又有与通租赋并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诏，谓民田租逋赋贷已除；成帝建始三年诏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是也。其贷与舍，皆以财产多寡为差。初元元年赋贷，以赀不满千钱为率；鸿嘉四年，诏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贷未人皆勿收是也。河平四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师古曰：“财与裁同，谓量其等差而振贷之。”所谓量其等差者，盖不徒计所毁伤，亦并计其赀产矣。永光元年，诏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所谓贫民，亦当按赀产定之也。

所振贷者多实物，故神爵元年诏谓所振贷物勿收也。文帝二年，开藉田，诏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始元二年，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地节三年，三月，诏云：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十月，诏流民遗归者，假公田，贷种、食。种、食盖所贷之两大端。《后汉书·章帝纪》：永平十八年，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振给贫人。谓既勿收，又有以振给之，非谓当时之振给，不以谷而以财货也。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汉书·食货志》。所赋贷者必甚广，然非常典。

章帝建初元年，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廪，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此亦赋与贷有别之证。贷盖皆并与，赋则稍受者也。和帝永元五年诏：“去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征召会聚，弊更甚于往来稍受。计赀而及于衣履釜鬵，其弊亦与后世之推排、通检等矣。

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此盖特异之事。假民以钱者，两《汉书》仅此一见。所假转以有赀为限，失振贷之意矣。岂计其能偿邪？《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上初闻蔚、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贫不能粜或贷之。有司以贷贫民恐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上至长春宫闻之，更遣人阅实振贷。以监察御史石抹元礼、郑达卿不纠举，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论罪。闰月，渔阳令夹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刘居渐以被命振贷，止给富户，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杰总其事，夺俸三月。盖无赀者本有振贷之法，著为常典，故此不之及也。

假贷本意，必非所以取息也，然其后则有因以为利者。武帝时，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后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十一，《汉书·食货志》。是矣。畜牧简易，苟使官吏无他诛求，虽取其息，或犹未为大害，若以农业之耕耘收获，手胼足胝，而其贷之也，亦振救之意少而取息之意多，则其弊之所及，有不忍言者矣。

汉世富人，亦有能助官假贷者。《武帝纪》：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食货志》云：募豪富人相假贷。盖特奏名以歆动之也。《宣帝纪》：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者，得毋用传。此犹后世之义振。《后汉书·桓帝纪》：永寿元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勅州郡振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贷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贷；其百姓吏民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此则官贷之于豪富，以济贫民，颇有后世公债之意矣。延熹四年，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五年，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事亦相类。

（二九七）汉士大夫散财振施

让爵、让产、散财、振施之事，以汉世为最多。让爵、让产，事仅在一家之中，无足深论，今略论其散财、振施之事。

《后汉书·朱晖传》：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于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振赡之。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尝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三国·蜀志·张裔传》：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早死，遗孤未数岁，裔迎留，与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张嶷传》：得疾困笃，家素贫匮。广汉太守蜀郡何祗，名为通厚。嶷夙与疏阔，乃自舆诣祗，托以治疾。祗倾财医疗，数年除愈。《吴志·陆瑁传》：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此皆施诸知故者也。《后汉书·伏湛传》：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俸禄，以振乡里，来客者百余家。《党锢传》：张俭，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三国·魏志·常林传》：避地上党，耕种山阿。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吴志·陈武传》：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骆统传》：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姊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此则及于众庶矣。而同遭丧乱者，其情为尤切。《三国·魏志·管宁传注》引《傅子》，言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儋石，必分以赡救之。《王朗传》：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杨俊传》：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转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着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赵俨传》：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蜀志·许靖传》：奔扬州。许贡、王朗与有旧故，往保焉。靖收恤亲里，经纪振赡，出于仁厚。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靖身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袁徽寄寓交州，与荀彧书，言许文休自流宕以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恻怛，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吴志·全琮传》：父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凡此，皆在流离转徙之中，益敦睦姻任恤之行者也。《后汉书·独行传》：刘翊，“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献帝迁都西京，翊举上计掾。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倶饿死”。此固不必逆知其死，然其易至于不济，则亦至易见矣。而曾不为身豪发计留，不亦造次颠沛必于是乎？《刘虞传》：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之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立产业，流民皆忘其迁徙。此非居高位有大权者不能。若平民，则如鱼之相煦以沫耳。然流离转徙之中，藉是而获济者多矣。

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与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郇越，附《王贡两龚鲍传》。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马援亡命北地，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振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樊梵，宏孙。悉推财物二千万与孤兄子。荀恁，资财千万，父越卒，悉散与九族。见周燮等传首。种暠，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悉以振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折像，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周施亲疏。至终，家无余赀。《方术传》。此等能施，似以其富。然如范迁，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而推与兄子，四子无立锥之地，见《郭丹传》。则仁义之附，亦匪以其富矣。要不可谓非一时风气所鼓荡也。

此其故何哉？曰：去封建之世近，士之好名，甚于其好利，故能施者较多，而其事亦易传于后耳。王符尝讥当时之人，“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贯朽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于道”。《潜夫论·贵忠》。与史所言之风气适相反，何哉？王朗“尝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三国志》本传《注》引《魏略》。一人之所为，固可自其两面观之也。要之封建之世养士之习未尽亡耳。然则受之者当何如？曰：以所识穷乏得我之情为之，是嗟来之食也。然其谢也可食，虽曾子亦言之矣。要之当以免死为限耳。蔡茂素与窦融善，避难归之，每所饷给，计口取足，是其道也。

散施盖亦有为免祸之计者。《晋书·氾腾传》言其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吴明彻，侯景寇京师，天下大乱。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当今草窃，人不图久，奈何有此而不与乡家共之？”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皆其事也。此亦不必乱世。《后汉书·周党传》言其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既而散与宗族，悉免遣奴婢。盖讼虽胜，其地仍不可居也。

（二九八）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观于后世，有可以知古者。许行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论者或以为诞而不可信，然乌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书》，《后汉书》袭之。即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也。不特此也，田畴之隐徐无山也，百姓归之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择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者便之。”《三国魏志》本传。可谓能为君矣。然《先贤行状》载太祖表论畴功曰：“耕而后食。”《先贤行状》又言：“王烈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而东域之人，奉之若君。”此亦所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者也。太祖表又言“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则后或不复躬耕。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之渐。

（二九九）古者官为民造屋之事甚多

古者官为民造屋之事甚多。晁错之论移民也，曰：“古之徙远方以实旷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用。”一堂二内，即今三开间之屋，中为堂，左右为室者也。《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沲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安民县之所营者新邑，长安中之所起者，则所以改良旧都市者也。又有不由官营，官特唱率人民为之者。《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东观汉记》曰：意在堂邑，为政爱利。初到县市无屋。意出俸钱，率人作屋。人赍茅竹，或持林木，争赴趋作，浃日而成。所营虽陋，其程功则可谓速矣。房屋之适于居住与否，实视所处之地，及其占地充足与否，不在其材料之贵重也。此犹行古之道也。魏晋而后，政事日以苟简，并此等事而亦罕闻矣。

古人之所以易于营建也有故。古者建屋之地曰廛。记言市廛而不税，谓徒收其地租；许行之滕也，踵其君门，乞受一廛；可见地之皆在官。《汉书·高帝纪》：十二年，赐列侯第，《注》引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云第。”可见室屋之在官者亦不少。

（三○○）王莽六筦

王莽设六筦之令。《后汉书·隗嚣传注》云：谓酤酒、卖盐、铁器、铸钱、名山大泽，此谓六也。案《汉书·食货志》，莽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邛以给澹；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邛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则《后书·注》夺五均赊贷。钱布铜冶，他本钱皆讹铁；惟闽本作钱，据《后书·注》，则闽本是也。

（三○一）甘棠

古今人不必不相及也，所处之境相类，则其所行者自亦相类矣。诗言：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峻之喜。与金昭肃皇后所为极相类。《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孟康为弘农太守，时出案行，皆豫敕督邮平水，不得令属官遣人探候，修设曲敬，又不欲烦损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镰，所在自刈马草，不止亭传，露宿树下，又所从常不过十余人，郡带道路，其诸过宾客，自非公法，无所出给，若知旧造之，自出于家，此虽甘棠之美不逮也。

（三○二）斛制

凡量皆口大而下小，惟斛不然。以量之多少，系乎其表面之平与不平。而表面平否，几微之差，极难辨别。口小，则因表面之不平以致羡不足者小也。此制定于宣和时，足见赵宋国势虽弱，厘定制度，自有其度越前人之处。然《齐书·陆澄传》言：“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将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后详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言。”南北朝人说古物多不确，陆澄之言，未必可信。然小口之器，世固有之，则由此可见。惟其器不甚通行，齐时几已绝迹，故子良称为古器也。岂以其不可出入，不为豪强驵贾所利，故稍微以至于绝欤。

（三○三）汉世亭传之制

交通犹人身之血脉；血脉当无所不通，交通之道亦当无所不达。近世交通利器虽多，然欲其遍于山陬海澨，则必非旦夕之功，端赖有旧式之道路及交通之具，与之互相衔接。吾国今日方事重修驿运，非徒曰缘江缘海交通便利之地多受封锁，而姑以是救急云耳；即使海疆安谧，江河百川互相灌溉，而欲深入乎山陬海澨，旧式之通路及交通工具仍不可以不修。必如是，乃能与用新式器具之大道相衔接，而成完密之交通网，如血脉之无所不通也。此篇详考汉代亭传之制，知国小而为治纤悉之世，交通制度之完备，绝非政事疏阔之世所能想象。然则，《周官》等书所述之制，必非尽诬矣。人力所修之事虽废坠，必可以人力恢复之，读之可使从事于驿运者自壮；而其所言馆驿废坠之由，及其与边陲关系之重，尤足资今日之藉鉴而发人深省也。

古代人民往来少，而其为治纤悉，故凡行旅之所资，如宿息、井树等，无不由公家为之措置。两汉去古近，其遗制犹有存焉者。汉高祖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及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夺其军。《史记·淮阴侯列传》。王郎兵起，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及至信都，亦入传舍，与任光定谋。更始之败，刘恭步从至高陵，入传舍。当造次颠沛之际，行旅惟传舍是依如此，承平时更不必论矣。霍光至平阳传舍，遣使迎霍仲孺。何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已乃见二千石。韩延寿守左冯翊，行县至高陵，有昆弟讼田者，延寿即移病人卧传舍，闭阁思过。《后汉书·陈宴传》：“大守高伦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史弼传》：“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惟弼独无所举，从事坐传责问。”《方术传》：“任文公，州辟从事，哀帝时有言越雋大守欲反，刺史大惧，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潜伺虚实，共止传舍。时暴风卒至，文公遽起，白诸从事促去。”《党锢传》：“建宁二年，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道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可见官吏行止，无不惟传舍是依，即其家属亦然。《桓荣传》：“荣曾孙鸾子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是也。又有意图构乱，诈称官吏，止于传舍者。周丘以汉节驰入下邳，至传舍，召斩令。《史记·吴王濞列传》。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汉书·魏相传》。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汉书·酷吏田广明传》。鲍永，太守赵兴署为功曹。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兴欲谒之，永疑其诈，谏，不听而出。兴遂驾往，永拔刀截马当胸，乃止。后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皆其事。光武遣陈副、邓隆征刘扬，扬闭门不内，乃复遣耿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使劳慰王侯。密敕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纯从吏士百余骑，与副、隆会元氏。俱至真定，止传舍，因扬至，闭诛之。亦其类也。传舍与驿相依附，驿路所不经，即不能有传舍，若乡亭则更为普遍矣。《汉书·百官公卿表》言：“汉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则云：“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邮亦有亭。”《汉书·循吏传》言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澹鳏寡贫穷，又言吏出不敢舍邮亭是也。《续志注》又引《风俗通》云：“亭，留也。盖行旅宿舍之所馆。”然则，十里之间，凡得宿息之所四矣。《志》引蔡质《汉仪》曰：“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此皆在都邑之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往临邛，舍都亭。”《汉书·酷吏传》：“严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此则在近郭之地。若十里一亭之亭及邮亭，则皆在郊外，故亦谓之乡亭。鲍宣迁豫州牧，丞相司直郭钦奏其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汉书·循吏传》。后汉刘宽，历典三郡，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训。此与何武所为绝相似。足见乡亭与传舍，同为行旅所依。《后汉书·赵咨传》：“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第五伦传》：“拜会稽太守，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啼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三国志·刘繇传注》引《续汉书》云：“繇伯父宠，除东平陵令，视事数年，以母病弃官，百姓士民攀舆拒轮，充塞道路，车不得行，乃止亭轻服潜遁。”此二事亦绝相类。《后汉书·杨震传》：“有诏遣归本郡，行至城西夕阳亭，饮酖而卒。”《张皓传》：“子纲，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余人受命之部，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犲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无君之心十五事。”《黄琼传》：“永建中，公交车征，至纶氏，称疾不进。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李固以书逆遗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循吏卫飒传注》引《东观记》：“茨充初举孝廉，之京师，同侣马死，充到前亭，辄舍车持马还相迎。”此皆以亭为止顿之所。《独行传》：“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忳不听，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枉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盗取财货。’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此事诚涉荒怪，然或忳知其事而借此发之，亭长杀人越货，事必不诬。《独行传》又言张武父业，为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可见当时乡亭自有此等杀人越货之事也。传又言范冉与王奂亲善，奂为考城令，境接外黄，冉，外黄人。屡遗书请冉，冉不至。及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乃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冉见奂车徒络绎，遂不自闻，但与弟辩论于路。奂识其声，即下车与相揖对。奂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皆可见往来者以亭为宿息之所也。《续书·郡国志注》引《东观记》：“永兴元年，亭万二千四百四十三，邮之数倍之，当二万四千八百八十六，合之凡三万七千三百二十九。”固不必其皆轮奂，亦岂能尽为丘墟？则当时行李之便安为何如也！不特此也，史言黄霸使邮亭乡官畜鸡豚，师古曰：“乡官者，乡所治处也。”此未必然，盖凡乡间官舍皆属之。《史记·卢绾列传》言陈豨告归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千余乘必非传舍所能容，故凡官舍均为其所占居矣。然则亭传之外，又有官舍可以借居也。行李之便安又何如乎！古代为治之纤悉如此，无怪后世之论者有所激而欲以封建代郡县也。

汉世亭传之制美备如此，然后来卒以废坠者，何也？则以民间之往来者日多，而公家之所守犹是三代以前之成规，未能随时扩充，与行旅之殷繁相副也。又当时之亭传，似徒供士大夫之用，而平民之能蒙其惠者甚鲜。《汉书·两龚传》云：“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王莽依故事白遣龚胜、邴汉。”《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三州兖、豫、徐。郡国流人欲归本者，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舍传舍而有烦特诏，止官亭而须雇舍宿，当时亭传不供平民之用可知。《后汉书·赵孝传》：“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儋。尝从长安还，欲止陲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还，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三国志·刘繇传注》引《续汉书》，言刘宠弊车羸马，号为窭陋。往来京师，尝下道脱骖过，人莫知焉。宠尝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顿传舍，以待刘公，不可得止。”宠因过去。《后汉书·循吏宠传》所载略同。《后汉书·逸民传》：“桓帝以安车聘韩康，康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此三事绝相类，原不能保其无附会；然当时必多有此等事，然后有此等附会之语。此征君之舍传舍，流民之止官亭，所以有烦特诏欤？事非众人之所需，而特以虚文应故事，其不能持久而日即于陵夷，夫固无足怪矣。

汉宣帝元康二年，诏曰：“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则知馆驿之病民，由来旧矣。《后汉书·陈宠传》：“安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宠子忠上疏言：‘长吏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则其厉民尤甚矣。《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孟康出为弘农，时出案行，皆豫敕督邮、平水，不得令属官遣人探候，修设曲敬。又不欲烦损吏民，尝豫敕吏卒，行各持镰，所在自刈马草。不止亭传，露宿树下。又所从常不过十余人。郡带道路，其诸过宾客，自非公法，无所出给。若知旧造之，自出于家。能如是者，有几人哉？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永元十年大匠应顺上言：“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后汉书·张霸传》：“子楷，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宿儒，皆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杨震传》：“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震子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参皇恐，道自杀。”《注》引谢承书曰：“京兆尹袁逢，于长安客舍中得参重车三百余乘，金银珍玩不可胜纪。”《后汉书·宦者传》与此略同。《独行传》：“陆续诣洛阳诏狱就考。续母远至京师，作馈食，付门卒进之。续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问何以知母所作乎？续曰：‘母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是以知之。’使者问诸谒舍，续母果来。”皆当时京师逆旅众多之证。《续汉书·五行志》言：“灵帝数游戏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亦习俗之移人也。《后汉书·黄宪传》：“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竦然异之。”《党锢传》：“夏馥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后馥弟静，乘车马，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遇馥不识，闻其声，乃觉而拜之。馥避不与语。静追随至客舍共宿。”此又僻左之处亦有逆旅之证也。逆旅之盛如此，晋初之人，犹欲废之而设官樆，见《晋书·潘岳传》。岂可得哉？

风气淳朴之世，无逆旅之地，行人往往就人家借宿。此等风气，近世犹有之，古代更不必论矣。《后汉书·儒林传》：“周防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共过客，而不受其报。”犹此风气之遗也。《三国志·王修传》：“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奉舍。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修亲隐恤之，病愈乃去。”此亦就人家止宿者，虽不必其不报，然其人当亦非以舍客为业者也。自逆旅盛而此等风气日微矣。

乡亭为行旅所依止，亦氓庶所聚集，故凡欲示众之事，皆于是乎著之。王景守庐江，训民蚕织，为作法制，着于乡亭。王涣为洛阳令，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皆见《后汉书·循吏传》。以此也。窦武死，宦者枭其首于洛阳都亭，亦以此。

内地逆旅盛而亭传微；边徼之地，则犹不如是。盖其地人民寡少，行旅亦希，道出其间者，非亭传无所依止，则非善治亭传，不能保其交通之不绝也。《汉书·武帝本纪》：“元光五年，发巴、蜀治南夷道。”《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可见邮亭与道路相依之切。赵充国策西羌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其间邮亭多坏败者，欲以闲时下所伐材，加以缮治。”永光羌乱，诏书言其燔烧置亭；见《汉书·冯奉世传》。和帝永元四年，溇中、沣中蛮之叛，《后汉书·南蛮传》亦言其燔烧邮亭；可见亭传所系之重。《三国志·陈群传》：“青龙中，群上疏曰：‘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案《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先主自汉中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群之所言，即是事也。先主岂不知其疲民？盖有所不得已也。《张嶷传》：“汉嘉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可见控驭边方，必以亭驿为首务矣。

《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曰：“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史记集解》引同。而《续·志注》引《风俗通》曰：“亭吏旧名负弩，后为长，或谓亭父。”《史记索隐》引应劭亦曰：“旧亭卒名弩父，陈、楚谓之亭父，或云亭部，淮南谓之求盗也。”二说乖违，未知孰是，要之其初必重御暴，则可知也。汉世亦间有能举其职者。《后汉书·酷吏周纡传》：“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剑拟笃，而肆詈恣口。”不畏强御，足与止李广之霸陵尉并传矣。

（三○四）除关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索隐》曰：“谓除关门之税也。”

案《索隐》之言非也。汉世关门，不闻有税，惟以稽察出入耳。《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使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自此以前，未闻有税出入者之事也。

文帝十二年，除关毋用传。至景帝四年乃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文帝之举，当时颂为仁政。晁错对策，美其通关去塞。路温舒亦称其通关梁，一远近。魏其、武安之举盖亦欲如是。孟子称关讥而不征，而汉人乃以不讥为仁政。一统之规模固非分立时所能想见也。

（三○五）桥梁边版

《汉书·文帝纪》：二年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也。”应劭曰：“桥梁边版，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师古曰：“应说是也。”师古盖目击其制，故以应说为是。此盖所以为障，防堕落，交午柱头，意亦如此，本非所以书政治愆失也，后乃因而书之耳。

（三○六）飞行术

飞行，人之所愿也。虽不能遂，然不能禁人不试之。《汉书·王莽传》：莽募有奇技术可攻匈奴者，“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大鸟翮非仓卒可得，能飞数百步堕，亦不易。可见其人必习之有素。

《隋书·刑法志》：北齐文宣帝“尝幸金凤台，受佛戒，多召死囚，编蘧篨为翅，命之飞下，谓之放生，坠皆致死，帝视以为欢笑。”文宣虽残虐，当时亦必有获免者，故以放生为名，而于受佛戒时行之。《北史》云：元世哲从弟黄头，文宣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独能飞至紫陌，仍付御史狱，乃饿杀之。即飞行者不死之证。

自金凤台至紫陌，盖不翅数百步矣，足见人非必不可飞，此其所以有试为之者欤。“一日千里”，盖传者夸侈之辞，其人自诡，或亦曰数百千步耳。此原不能如今日之空军，掷炸弾以击敌，然当时亦无今之高射炮等，能攻空中之人，以此窥敌，固有余矣。知一日千里之为语增，则其人初非诞谩也。

（三○七）汉人多从母姓

《廿二史札记》言“汉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为称”，举卫太子、史皇孙为例。实则其以母姓为称，与其封不封无涉。馆陶公主以为窦太后女，号窦太主。见《汉书·东方朔传》。岂其身无封号邪？元帝称许太子，见《外戚·孝宣王皇后传》。淮南太子亦称蓼太子，见《伍被传》。盖时俗语言如此。景帝子王者十三人，其母五人，《史记》谓之《五宗世家》。《索隐》说，《后汉书·窦融传注》同。此犹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显系子从母姓余习。《汉书·外戚侯表》，有扶柳侯吕平，以皇太后姊长姁子侯。师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惟记母族。”《史表》作昌平，昌盖误字。赵氏所举，有滕公曾孙颇，尚平阳公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此非从母姓，乃改氏以示其为皇室之所自出耳，氏固可随意改易也。

献帝，灵帝母自养之，号曰董侯。此以祖母姓为姓也。然少帝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则献帝亦非以祖母姓为姓，而以所养之家之姓为号尔。汉人视姓无甚不可改易，以姓所以本其所自生，是时已无可知，氏则本可随意自立也。必欲求其姓者，则有如京房推律定姓之法，转非依父祖以来之称号所可得也。

《景十三王传》言：胶东康王寄，于上最亲。师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于上为从母，故寄于诸兄弟之中又更亲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为最亲，其义亦同。”《五宗世家》之名，已足显母弟亲于异母，此更推广之而及于从母。知礼家虽以父母何算讥野人，而言情亦卒莫能外矣，此尚文之所以不如反质也。

《三国·蜀志·简雍传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语谓耿为简，遂随音变之。”《吴志·是仪传》：“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是姓亦可随音易字。以其本非姓，无关系也。徐众议之。见《是仪传注》。《魏志·管宁传注》引《傅子》，言宁以衰乱之时多妄变氏族者，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其说未知如何，度亦不过如《潜夫志》之所论耳。

（三○八）汉世昏姻多出自愿

《左氏》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此固一时免患之计，然亦可见古昏姻固许男女自择。《公羊》之非鄫季姬，乃谓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径使鄫子来请己，有背男不亲求女不亲许之义耳，僖十四年。非谓嫁娶可全由父母主之也。汉世犹知此义。《后汉书·宋弘传》：“帝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是虽以帝王之尊，至于昏姻，亦曲从本人之意也。《三国·魏志·陈思王传注》引《魏略》言：太祖欲以爱女妻丁仪，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楙。太祖从之。此虽未尝问诸本人，然亦可谓曲体本人之意矣。

（三○九）汉时嫁娶之年

古之欲蕃育其民者，大抵冀嫁娶之早。汉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本纪。是也。王吉言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汉书·王吉传》。其言固是一理。然知为父母之道与否，由于教化之废兴；民之夭寿，系乎生计之舒蹙，不尽由于嫁娶之迟早也。汉时嫁娶之年可考者：班昭十四而适曹氏，见其所作《女诫》；陆绩女郁生，十三而适张白，见《三国·吴志·绩传注》；皆较惠帝之令为早。盖时俗固尚早婚，惟贫人不及者，乃有待于法令之迫促耳。然则欲蕃育人民，而徒立法以迫之，亦非计之善者也。

刘攽曰：“予谓女子五算，亦不顿谪之，自十五至三十为五等，每等加一算也。”此说颇近凭臆。攽盖疑自十五至三十，罪谪之不当相同耳。予谓自十五至三十，为生育之年，故不嫁者罪谪之。三十以上，生育之力稍减，故不嫁者又不罪也。

（三一○）汉时男女交际之废

《记》曰：“阳侯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然则男女交际，古本自由，至后世乃稍因争色而致废坠也。汉高祖十二年，还过沛，置酒沛宫，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光武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此古大聚会时男女皆与之证。《三国·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言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又引《吴质别传》，言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卫臻传》言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吏，命妇出宴；《吴志·孙策传注》引《吴录》：策母谓策：王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然则司马德操造庞德公，径入其室，呼其妻子作黍，《蜀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亦不足怪矣。《蜀志·刘琰传》：“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特令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此亦阳侯杀缪侯而窃其夫人之类也。

（三一一）妻死不娶

《汉书·王吉传》：子骏，妻死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三国·吴志·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书》言：陈化妻早亡，以古事为鉴，乃不复娶。权闻而贵之，以其年壮，敕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辞以疾。似乎惩羹而吹虀矣。然世固有后妻疾前妻之子而杀之如庞参者，见《后汉书》本传。则王骏、陈化之所为，亦有所不得已邪？孔子曰人之性，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而必使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焉，亲于此，则不亲于彼矣；子于此，则不子于彼矣。相生也，而相杀之机伏焉矣，安得不戈矛起于骨肉之间，肝脑涂于萧墙之内邪？《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言瑾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盖亦虑变起庭闱。然生子不举，则是先犯杀人之罪矣。拘儒以为所谓家庭者，是以为人相生养之地也，而不知人之死于其中者不知凡几也。“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礼记·中庸》。哀哉！

（三一二）出妻改嫁上

汉人于出妻及改嫁，视之初不甚重。然屡易妻亦究非美事。故光武帝降赤眉，称其酋帅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其一。《后汉书·刘盆子传》。而冯衍亦自伤有去两妇之名也。本传《注》引衍与宣孟书。光武欲以湖阳公主妻宋弘，谓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宋弘传》。此或以汉世尚主非易，为此托辞。参看《汉尚主之法》条。然其言，则固先贫贱后富贵不去之义矣。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即去之。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燕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后汉书·李充传》。皆矫激以立名，非人情之正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礼记·大学》。苟使听讼者而皆能大畏民志如充者，固在所必诛，而如永者亦清议所必斥矣。

《后汉书·应奉传注》引《汝南记》曰：“华仲妻奉曾祖父顺，字华仲。本是汝南邓元义前妻也。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食饮，羸露日困，妻终无怨言。后伯考怪而问之，时义子朗年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因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烧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邪？因此遂绝也。”朗之不答其母，盖不欲彰其王母之过。犹《春秋》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之义。然《春秋》之义，乃为有国家者，统绪不可以二，统二则事权不一，而祸将延于下民尔，非以人情论也。以人情论，母固亲于王母，虽以此绝其王母可矣。元义怜其故妇，而白其母之过于路人，若违内大恶讳之义者。然是非者天下之公。孟子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离娄》上。夫欲改之者，孝子慈孙之心；不能改者，天下之公义也。元义之母既尽人知之矣，虽欲讳之，又可得乎？抑岂可因为母讳而诬其妻乎？缄口不言，固无不可，然情之至而不能已于言，亦君子之所不诛也，不得绳以为亲隐之义。

《三国·魏志·刘晔传》：“父普，母修，产涣及晔。涣九岁，晔七岁，而母病困。临终，戒涣、晔以普之侍人有谄害之性，身死之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汉人重复仇，云“惧必乱家”，饰辞；此必晔之母有深怒积怨于侍者耳。王母固不可杀，然以晔之所为揆之，邓朗绝其王母，亦无讥焉。

（三一三）出妻改嫁下

汉人不讳改嫁，故虽皇帝后宫，亦恒出之。《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帝崩，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成帝纪》：永始四年，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哀帝纪》：绥和二年，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平帝之崩也，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汉书·平帝纪》。景帝称文帝之德曰：“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汉书·景帝纪》。晁错对策，亦以后宫出嫁为美谈，诚厌于人心也。秦始皇之死也，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秦人之暴政，何足法，而霍光厚葬武帝，且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见《贡禹传》。所谓不学无术，宦官宫妾之孝也。

魏文帝之为人不足取，然能自为终制，革汉人厚葬之习则贤。疾笃，即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尤汉帝之所不及矣。有学问者，毕竟不徒然也。

张敞条奏昌邑王曰：“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汉书·武五子传》。不知诚贺言邪？抑敞故诬之而实欲保全之也？使其诚然，则其心乃侔于秦二世，其见废也宜矣。而霍光之所为，亦昌邑太傅之所为也。文、景再世之仁政，而光一举坏之，不学无术者之不可以为国如此。

汉人不讳改嫁，故亦不讳取再嫁之女。谷永劝成帝益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是也。《汉书·谷永传》。王章攻王凤，引羌胡杀首子为言，见《元后传》。乃欲文致凤罪耳，非当时之通义也。魏文帝甄皇后，本袁绍中子熙妻；孙权徐夫人，初适同郡陆尚，皆其证。后汉桓帝邓皇后，母宣，初适邓香，生后，改嫁梁纪，后随母居，亦冒姓梁氏，则再醮妇之女也。

《吴志》孙壹降魏，魏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此后宫之改适者也。弘农王之见杀也，谓妻唐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则谓尊卑之不敌耳，非谓不可改嫁。故其归乡里，其父犹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傕破长安，遣兵钞关东，略得姬，傕欲妻之，固不听，亦以傕之不足偶也。抑古之贞妇，不于寻常之时而每于存亡之际，此固意气感激，亦以存亡所系，平时固无所用之也。曹爽从弟文叔早死，妻夏侯文宁女，名令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诛，曹氏尽死。令女叔父上书与曹氏绝婚，强迎令女归。文宁使讽之，令女以刀断鼻，血流满床席。或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爽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彼其视衰亡时之不可弃背，尤甚于盛时也。语曰：“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草木无知，不能以疾风而自奋。人则不然，愈危亡，愈激厉于忠义。此忠臣义士之所以史不绝书，而伦纪之所以维持于不敝也。古今中外，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其所守者不同，其为不肯相背负则一也。唐姬之誓死，其亦以此乎？陆绩女郁生，适同郡张白，侍庙三月，妇礼未卒，白遭罹家祸，迁死异郡，郁生抗声昭节，义形于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许。见《吴志·陆绩传注》引《姚信集》信表文。

汉季婚配，颇重门第。魏氏三世立贱，栈潜抗疏以谏，孙盛著为讥评，无论矣。文德郭皇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婚，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三国·魏志·后妃传》。盖乡里难得高门，外方差易，故刘斐于是求之耳，而后犹以为戒，则知昏嫁视门户甚重。弘农王属付唐姬，盖亦以此也。

《蜀志·后主张皇后传注》引《汉晋春秋》曰：“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李昭仪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杀。”此盖以国亡感慨，然亦以录赐等于强配，非其所愿故也。古者昏嫁，本由官主，故《周官》有媒氏之官，《管子》有合独之政。见《入国》篇。降逮汉世，遗意犹存。淮南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见《汉书·地理志》。此即《吴越春秋》谓句践以寡妇淫佚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实仍官为婚配之制耳。合男女之法，秦汉而后，平时已不复存，然至变动时犹行之。《汉书·王莽传》：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地皇二年。所谓易其夫妇者，非谓其夫妇本相保而故易之，亦其既已离散，而更为之择配耳。三国之世，录夺妇女以配战士之事乃极多。《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言是时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言：“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权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其弊至于如此。然《杜畿传》言畿在河东十六年，文帝即王位，征为尚书，《注》引《魏略》言：“初畿在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俨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畿对曰：臣前所录皆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则明帝所行虽弊，而其事实不始于明帝。《文德郭皇后传》言：“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毋为罚首。”《吴志·孙皓传》元兴元年《注》引《江表传》言：“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陆凯传》言：凯上疏曰：“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又疏言：“先帝爱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妾妻之。”而韩综谋叛，且尽以亲戚姑姊嫁将吏，所幸婢妾赐亲近，以市恩。《韩当传注》引《吴书》。则录士女以配将士，实为当时通行之政。其行之虽弊，固犹自古者合独之政来也。然其行之则不能无弊矣。《张温传注》引《文士传》言：“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其仲妹先适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盖婚姻必出自愿，官为许嫁，不能合于本人之意审矣。李昭仪之自杀，或亦以此欤？《后汉书·独行刘翊传》云：“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翊救给乏绝，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可见古人虽当乱离之世，未尝不行合独之政。特不当由官一切行之，不顾本人之愿不耳。《魏志·钟繇传》：子毓，曹爽既诛，“入为侍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配嫁固非仁政，为侯则其妻可免，亦以尊卑之不敌也。殿本《考证》云：“《太平御览》作不复改嫁。此后人不知古事而妄改之。天子媵妾犹可嫁，况侯之妻邪？邓香为名族，其妻不讳改嫁。孙权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二女在当时为帝女，亦不讳改嫁，下此者更不可胜数。如李密祖父为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亦更适人。见《蜀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贞妇二字，昉见《礼记·丧服四制》，盖汉人语也。其见于法令者，《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赐颍川贞妇顺女帛。《平帝纪》元始元年，复贞妇乡一人。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汉书》作“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是则欲离婚者，亦必须有居间之人。

汉世宫人出嫁，略无限制，惟不得适诸国。见《后汉书·孝明八王传》。

《后汉书·方术传》：谢夷吾举孝廉，为寿张令。《注》引《谢承书》曰：“县人女子张雨，早丧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雨皆为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荐于州府，使各选举，表复雨门户。”张雨之所以不嫁，亦以遭家不造也。

合男女之政，汉世虽不行，然儒者仍知其义，扬雄《校猎赋》“侪男女使莫违”，《长杨赋》“婚姻以时，男女莫违”，是也。

（三一四）汉世妾称

妻之外，女子共居处者，古称妾媵，后世则但称妾；以古有媵，后世则无之也。然妾谓女子执事之得接于君者，则必有执事之女子然后称，否则其不合，亦与媵等矣。故汉人称妻以外共居处之女子，名目颇多，无曰妾者。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外妇，谓不处家中也。然不称外妇者非必皆处家庭之中，如《汉书·枚乘传》言：“乘在梁时，娶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明其亦不处家中也。小妻之称，汉时最为通行。《孔光传》言：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后汉书·赵孝王良传》：玄孙乾，赵相奏其居父丧，私娉小妻；《窦融传》：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梁节王畅传》：畅上疏谢，言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是也。亦曰傍妻。《汉书·元后传》言其父禁多取傍妻，是也。亦曰下妻。《王莽传》：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五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三年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是也。《方术传》：樊英，“颍川陈寔少从英学，尝有疾，妻遣婢拜问，英下床答拜。寔怪而问之，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则妻之称实不可妄用。然字之义多端，妻固有齐义，亦有共居处之义，汉人于妻，盖专取其后一义尔。《礼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然《后汉书·赵孝王传》，于其取小妻亦称聘，此聘宇亦仅为娶义尔。

《后汉书·明帝纪》：中元二年四月，诏：“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此与建武七年及十三年之诏同，不曰下妻而径曰妻，盖所依托之人，亦有本无妻者；或闾阎之间，妻妾之位，不能尽依礼法分别也。《酷吏传》：黄昌，“迁蜀郡太守。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自讼。昌疑母不类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州书佐黄昌妻也。妾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何以识黄昌邪？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尝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更嫁既生子长大，与故夫不相识，而犹得还者，以其本被略，非所欲，以法律人情论，均不得视同嫁娶也。

许皇后姊为淳于长小妻，窦融女弟亦为王邑小妻，见融本传。则汉人不甚以小妻为讳。

（三一五）取女闭之

《后汉书·周举传》：举对策言：“竖宦之人，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宦者传》言四侯之横，亦云“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盖当时贵戚专横，取女闭之者甚多。取女闭之，原不过以供执事，由之仆役之逾侈，本未必尽为淫欲也。

（三一六）適庶之别

汉人虽不禁娶妾，然適庶之别颇严。《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孔乡侯傅晏，“元寿二年，坐乱妻妾位免，徙合浦”是也。《三国·魏志·钟会传注》引《魏氏春秋》言：“会母见宠于繇，繇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为言，文帝诏繇复之。繇恚愤，将引鸩，弗获，餐椒致噤，帝乃止。”虽幸免于罚，然亦危矣。孙权谢夫人，权母吴，为权聘以为妃，爱幸有宠。后权纳姑孙徐氏，欲令谢下之，而谢不肯。《三国·吴志·妃嫔传》。则虽人主，亦不能得之于其妃匹也。

適子庶子，地位亦颇不同。《后汉书·王符传》言：“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公孙瓒传》：“家世二千石，以母贱，为郡小吏。”《三国志·瓒传注》引《典略》载瓒表袁绍罪状，有云：“《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乃据丰隆之重任，忝辱王爵，损辱袁宗。”是正適之与庶孽，进取之途，大有殊异也。以财产论亦然。《汉书·景十三王传》言：常山宪王舜，有不爱姬生长男棁，雅不以为子数，不分与财物。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卫青传》言：青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则贵族与民间皆然矣。

（三一七）禁以异姓为后

《三国·蜀志·卫继传》：“父为县功曹。继为儿时，与兄弟随父游戏庭寺中，县长蜀郡成都张君无子，数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怜爱之。张因言宴之间，语功曹欲乞继，功曹即许之，遂养为子。”时法禁以异姓为后，故复为卫氏。案《刘封传》：“封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吴志·朱然传》云：“然，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刘备、朱治，皆一国之君，而不讳乞人为嗣，则当时风俗，于亲生子及养子，实不甚歧视。《魏志·曹爽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言：爽诛，其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不肯与曹氏绝婚，至于以刀断鼻。司马宣王闻而嘉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乞子字养必得许可者，以曹氏当诛戮之余也。朱治乞子为后必请于孙策者，亦以其有爵禄也。民间乞子为后与否，本不与公家事，安可得而尽禁邪？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朱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孙权不许。盖以鞠育之恩，不可负也。然然乞复本姓，必犹在行丧之后。《汉书·韩安国传》：“语曰：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此所生不必有恩之证。

父母之恩，固不在生而在养，父之于子也亦然。今之人尽有依倚既久，亲其所养，转过于所生者。同居则恩生焉，隔绝则意自睽，人之性则然也。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之性本然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非人性之本然，社会之组织，实为之也。

汉世非立异姓之议，盖颇盛。故孟达与刘封书，讥其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朱然乞复本姓不许，五凤中其子绩卒表还施氏也。又蜀马忠，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王平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观汉人随母姓者之多，此盖所以救其弊。

灌夫父张孟，为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张燕，本姓褚，黄巾起，聚合少年为群盗。张牛角亦起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牛角且死，令众奉燕，燕因改姓张。此固或凭借其权势，有所利而为之，亦未尝无感恩之念也。

《汉书·宣帝纪》：元康三年，“封（张）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师古曰：“所子者，言养弟子以为子。”《三国·魏志·后妃传》：“明帝爱女淑襄，取（甄）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此尚不足以言所子，然袭封亦无禁忌。魏明帝始诏诸侯入奉大统，不得尊其所生。见《纪》太和三年。其于宗法甚重，然其所为如此，可见当时俗，于异姓为后，并不禁忌也。《三国·魏志》：文聘薨，子岱先亡，养子休嗣。

《后汉书·皇后纪》：“桓帝邓皇后，和熹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也。母宣，初适香，生后，改嫁梁纪。后少孤，随母为居，因冒姓梁氏。梁冀诛，立为后，帝恶梁氏，改姓为薄。永兴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邓香之女，不宜改易他姓，乃复为邓氏。”当时虽恶梁氏而欲改之，然初不亟亟于复本姓也，此亦汉人不甚重视本宗之证。

（三一八）探筹

《后汉书·胡广传》：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乃止。探筹立后，后世必以为怪谈，然彼固曰以视神意。古之立君者，年钧以德，德钧则卜。《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辞。楚共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左氏》昭公十三年。此等事后世亦必以为至愚，行之亦不足以服人，然在尔时，固曰听于神，非以为听于物也；神之意，可见于龟也，而何不可见于筹？可见于当璧而拜也，而何不可见于探筹而得？此等处皆汉俗近古使然，不足异也。

（三一九）汉尚主之法

自昔男权昌盛以来，女子之臣伏于男子久矣。然女子苟别有凭藉，则男子亦有反为所制者，历代公主之骄横，即其一端也。汉世尚主之法，王吉、荀爽、荀悦皆非之。吉之言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汉书·王吉传》。爽之言曰：“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悦亦言“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后汉书·荀爽荀悦传》。此固不免拘墟之见，然此特帝王家事，于国计民生所关实小，而诸儒亟以为言者，盖当时之公主，实有骄纵不可制驭者在也。赵瓯北《廿二史札记》，以馆陶公主宠董偃，鄂邑公主通丁外人，讥当时淫逸之甚。卷三。其实此并在寡居之后。若班始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贵骄淫乱，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者，方之蔑矣。始以积怒，拔刃杀主。始，班超孙，事见《超传》。又光武女郦邑公主，适新阳侯世子阴丰，亦为所害。后汉一代之中，公主被杀之祸再见，岂偶然哉！光武欲以湖阳公主妻宋弘，弘拒之曰：“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宋弘传》。其论固正矣，安知非逆知尚主之难，乃为是以拒之邪？杨旋兄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见《后汉书·杨琁传》。欲尚主而至以死拒，知其中必有大不得已之故矣。

阴丰，《明帝纪》云自杀，永平二年。《后纪》云诛死，《阴识传》亦云被诛。盖被诛而后自杀也。《阴识传》云：“父母当坐，皆自杀，国除。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云不极其刑者，班始要斩，同产皆弃市。《顺帝纪》永建五年及《班超传》。丰获自杀，同产不坐，盖即所谓“不极其刑”也。汉赵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怒，去，谗之太后。太后召赵王幽之，以饿死。《汉书·高五王传》。夏侯尚有爱妾嬖幸，宠夺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文帝遣人绞杀之。《三国·魏志·夏侯尚传》。与大族为耦者，其生命岌岌乎不可保矣。

公主骄纵，特其□□（原文此处为□）之咎，王吉、荀爽、荀悦等皆以制度为言者，盖汉承秦法，公主亦立家；尚公主及承翁主者，皆不啻赘婿，故爽、悦并引尧女厘降、帝乙归妹、王姬嫁齐为言也。此女系之世，女权所以必张于男系之世。

（三二○）王莽妃匹无二

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首见《礼记·昏义》；《昏义》者，《士昏礼》之传，安得忽言天子之礼。《三国·魏志·王朗传》：朗上疏言：“《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知此为古周礼说，莽造之，以为其和嫔美御之张本者也。《蜀志·董允传》：“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知尔时《周礼》之说，犹未盛行。然张竦为陈崇草奏，称莽功德，云妃匹无二，则莽非溺于色者。其立和嫔美御之制，亦徒欲夸盛大而越前人而已。其信方士为淫乐，盖亦非以纵淫，而信其可以致神仙也。大抵溺于旧说，而不察情实，为莽一生受病之根。

又案：言天子娶十二，已非经说之朔。盖汉人以为天子不当与诸侯同而增之；原其朔，则亦一取九女而已。古天子、诸侯，本无大别也。汉儒经说，亦有仍主九女之制者，如杜钦、谷永皆是。

（三二一）北邙

明帝制上陵之礼，鱼豢非之，以为甚违古不墓祭之义。蔡邕虽以为不可省，然其初亦以为古不墓祭，谓为可损也。《后汉书·公孙瓒传》言：“瓒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三国志》同。瓒辽西令支人，安得有坟墓在北邙？盖时人墓祭者多，瓒乃亦于此祭其先耳；则又甚于墓祭者矣。

汉之有北邙也，犹晋之有九原也。盖所谓择不食之地而葬焉者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盖古之葬其亲者，如是而已。后世乃葬之于山，一以求高燥，一亦以其为不食之地，难见毁坏。凡以求其永久而已。然《三国·吴志·孙皓传》宝鼎元年《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则虽葬于山，亦有不得保其棺者矣，可为谋永久者戒也。

《诸葛恪传》曰：“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此犹洛阳之有北邙也，故至汉世，葬者尚多于山择不食之地。

（三二二）医疗贵人有四难

《后汉书·方术传》郭玉，“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此故不难知也。又曰：“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缄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豪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此对则不尽实，要之贵人身弱，贫贱者身强，其真原因也。

（三二三）执金吾

执金吾，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师古曰：“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案应说是也。《古今注》曰：“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御史大夫、司隶校尉亦得执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县长之类，皆以木为吾。”盖有金吾，有木吾，金吾或象鸟以为饰，非取义于鸟也。

（三二四）汉初赏军功之厚

《汉书·高帝纪》：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此事见《史记·留侯世家》，盖所谓留侯语者，不必实。然当时必有此等情势，乃能附会为此言，则仍可考汉初情事也。封赏即厚，何至举天下不足遍，读者不能无惑。案五年诏，军吏卒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十二年诏曰：“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即此所谓七大夫以上也。则汉初之食邑者多矣，此其所以云计天下不足遍欤？

秦汉之际，封有三等：一、当时之所谓王，汉初封地大者几侔于战国时之七国，此沿自楚汉之际，实亦远袭战国而来；项籍之分封，固颇复七国时之旧规模也。二、当时所谓列侯者，大率以县为国，此如战国时穰侯、文信侯之类。在古为大国之封，在战国时则为□□（原文此处为□）矣。又次则七大夫食邑之类，所谓封君也。张良难郦食其封六国之后曰：“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史记·留侯世家》。所望者亦此七大夫食邑之类而已，非敢望列侯之封也。

五年诏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续汉书·百官志》云：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据此诏观之，则有人君之尊者，正不止于列侯矣。法既以有功劳行田宅矣，而五年五月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史记》作“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十一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诏：“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汉初之于从军者，可谓甚厚矣。此等疑皆颇袭秦故，可见秦人厉战之道也，然平民之儋负则因此而加重矣。十二年诏曰：“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此可见当时浮动者之众。以沙中者为谋反，虽不必实，然亦可见当时自有此等情势也。

（三二五）汉世犹用铜兵

《日知录》言：“古者以铜为兵。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以铁足之；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渐染迁流，遂成风俗。铁工比肩，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其说是矣。然汉世铜之在官者，犹逮较后世为多。贾谊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设使铜布民间，亦如后世，此策岂可行，而谊亦安得作是想乎？即此一端观之，而铜在官之多可见矣。张良为铁椎以击秦皇；而淮南王自袖金椎以椎辟阳侯，金椎者，铜椎也；然则民间得铜不易，贵人固多有之。民间之兵，或以铁为之，贵人之兵，则犹多以铜为之也。贾山《至言》言秦为驰道，隐以金椎。此则形容之语，筑道者未必能用铜椎也。故服虔以铁椎释之。

古代兵器，多由官收藏，至战时然后给之，汉世犹有此意，各地多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食货志》言武帝时边兵不足，益以武库工官兵器。所谓边兵，当即藏于此等库中也。田千秋子为洛阳武库令，见《魏相传》。《后汉书·方术·杨由传》：广柔县蛮夷反，郡发库兵击之。则后汉时犹是如此矣。《三国·魏志·徐邈传》：邈为凉州刺史，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作乱者多盗库兵。成帝阳朔三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鸿嘉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永始三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平帝元始三年阳陵任横等作乱，皆盗库兵。见《本纪》。永始三年樊并作乱，亦取库兵。见《天文志》及《五行志》，郑躬事亦见《五行志》。戾太子之叛，出武库兵，燕剌王诈言武帝时受诏领库兵，见《武五子传》。《后汉书·梁统传》：统言陇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后汉书·羌传》言永初元年宪叛：“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则揭竿斩木，非贾生过甚之辞。知秦汉之世，民间兵器尚不多，故秦皇欲销天下之兵，公孙弘欲禁民挟弓弩，见《吾丘寿王传》。而王莽亦禁民挟弩铠也。《莽传》始建国二年。然民间亦非遂无军械，吕母散家财买兵弩，亦见《莽傅》。《后汉书·刘盆子传》云：买刀剑。光武起兵时市兵弩。见《后汉书·本纪》。此等民间兵器，当皆以铁为之；在官者或犹兼以铜，燕剌王旦赋敛铜铁作甲兵其证。见《汉书·武五子传》。

汉世外夷，不甚能用铁，观西域之铸铁器及他兵器，由汉亡卒之教可知也。见《西域传》。故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汲黯传注》引应劭说。然《后汉书·鲜卑传》蔡邕言“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亦具文而已矣。

《三国·魏志·牵招传》：“年十余岁，诣同县乐隐受学。后隐为车骑将军何苗长史，招随卒业。直京都乱，苗、隐见害，招俱与隐门生史路等触蹈锋刃，共殡敛隐尸，送丧还归。道遇寇钞，路等悉皆散走。贼欲斫棺取钉，招垂泪请赦。贼义之，乃释而去。”贼欲斫棺取钉，盖亦欲以为兵也。可见民间铜铁之乏。

内地禁民藏兵器，边垂则又欲令民藏兵器。《后汉书·陆康传》：“除高成令。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是其事。

（三二六）汉武用将

贾生谓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中行说、桑弘羊谓匈奴之众，不当汉之一郡。其辞非诬，予既著之《匈奴人口》条矣。王恢之策匈奴也，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是为“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汉书·韩安国传》。非虚词也。然武帝用兵匈奴，至于海内疲弊，而匈奴卒不可灭者，其故何也？是则其用人行政，必有不能不负其责者矣。

汉武之大攻匈奴，莫如元狩四年之役。是役也，出塞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入塞不满三万匹，汉自是遂以马少，不复能大出击匈奴矣。果战争之死亡至于如此乎？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塞，及其败也，士尚余三千人，脱至塞者四百余人。而贰师之再攻大宛，出敦煌者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称“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书·李广利传》。然则元狩四年之役，马亡失之多，可推而知矣。以贰师之事比例之，其士卒之亡失又可知，史莫之传也。史称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此士马丧亡之所以多也。李广之将兵也；“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史记·李将军列传》。使如广者将，士卒有丧亡至此者乎？史又言：“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夫其所以未尝困绝者，以其所将常选，而每出皆为大举，匈奴避其锋不敢婴耳。使亦如李广等居一郡，恐蚤为虏所生得矣。史又云：“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同上。此其所以敢深入，既不如李广之远斥候，亦不如程不识之正部曲行伍营陈也；其不困绝，诚天幸而已。使此等人将，几于弃其师矣，贰师之殁匈奴是也。

太史公曰：“予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史记·李将军列传》。又言：“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夫其少言，非其沉毅，乃其本不能言。其不泄也，非其重厚，乃其本无所知，不知有何事可泄也。此非予之厚诬古人，所谓贵不省士者，固多如此，予见亦多矣。荀子论为将之道曰：“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故曰：“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议兵》。故将非以从令为贵也。而史谓大将军（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此所谓容悦于其君者也。此等人而可使将乎？李广之杀霸陵尉，暴矣；然武夫之暴也。元朔六年，卫青之出定襄也，“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夫青之不杀苏建是也。其所以不杀苏建者，则非也。果如所言，信赏必罚何？且既不敢专擅矣，何以擅徙李广部也？元狩四年之出也，《李将军列传》云：“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广自请。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故弗之许。夫既以为李广老，数奇，何为以为前将军？则天子以为老弗许之语，不足信也。青时以公孙敖新失侯，欲使与俱当单于耳。《卫将军骠骑列传》云：“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然则上本不令大将军当单于，而乌得有毋令李广当单于之诫？上本不令青当单于，而青知单于所居，乃徙李广也而自以精兵走之，是违上命而要功也，可无诛乎？而天子不之责。李敢怨青之恨其父，击伤之，骠骑又射杀敢，而上又为之讳，此岂似能将将者邪？

《李将军列传》言陵之降，“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其《报任安书》亦云“李陵生降，隤其家声”。以李广之含冤负屈，而陵犹愿心为汉武效力。及其败也，汉不哀其无救，而又收族其家，可谓此之谓寇仇矣，而其门下与友人犹以为愧。知汉承封建余习，士之效忠于其君者，无一而非愚忠也。有此士气，岂唯一匈奴可平？虽平十匈奴、大宛，中国之损失犹未至如元狩、太初两役之甚也。而武帝专任椒房之亲以败之。夏侯胜之议武帝也，曰：“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亡德泽于民。”《汉书·夏侯胜传》。恶知夫武帝之失，不在其思拓境土，而别有所在乎？

《诗》曰：“琐琐姻娅，则无膴仕。”《小雅·节南山》。吾尝见民国初年以来，武人之所任者，非其嬖幸，则其乱党，然后叹汉世之任卫青、霍去病、公孙敖、李广利，前后如出一辙；而卫青和柔自媚，则又以姻戚而兼嬖幸者也。《史记·佞幸·李延年传》言：李延年之后，“内宠嬖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则当时之视卫、霍，本以为佞幸之流。夫用法贵于无私。汉武之析狄山，责功效矣。然李陵欲自当一队，则臆其恶属贰师；路博德羞为陵后距，则疑陵教其上书；司马迁盛言李陵之功，则又疑其欲沮贰师，为陵游说；皆所谓逆诈臆不信者也。惟公生明，岂有逆诈臆不信而能先觉者乎？然既有私其姻戚矣，焉能无逆信哉？

李陵虽生降，然其非畏死偷生，而欲得其当以报汉，此人人之所可信者也。然卒不获收其效者，则收族其家，为世大僇，君臣之义已绝矣。子思曰：“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礼记·檀弓》。李陵之于汉，厚于子胥之于楚矣，此盖民族不同为之，非汉君之能得此于陵也。卒之为匈奴深谋者卫律也，李延年之所荐也，举大军以降匈奴者贰师也，亲李夫人之兄也，姻娅之效何如哉？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谓伍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此被自首之词，多引汉美，以求苟免；抑被烈士，未必出此，或汉人改易之，以为信然，则谬矣。《汲郑列传》曰：“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此亦汉人附会之辞。公孙丞相之高节，决非策士所能动也。

《汉书·卫霍传赞》曰：“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方此意，为将如此。”此与伍被言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者，适相反矣。

（三二七）塞路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河陵顷郭侯亭“以塞路入汉”。师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备敌寇也。”案遮塞要路，必有所据以为守。《武帝纪》太初三年《注》：“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盖即主塞路之将所守。《表》又云：东武贞侯郭蒙“入汉为城将”。师古曰：“城将，将筑城之兵也。”南安严侯宣虎“以重将破臧荼”。师古曰：“重将者，主将领辎重也。”则当时之兵，各有所主，故临时筑城，不以为难也。《表》又云：厌次侯爰类“以慎将元年从起留”。师古曰：“以谨慎为将也。”案此说恐非是。慎将，盖亦别有职守，今不可考矣。

要路必有塞，而塞不必其当要路。《匈奴传》言王恢为马邑之权，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则塞之当路者也。

（三二八）山泽堡坞

古之为“盗”者，率多保据山泽。贾山言秦“群盗满山”；严安言秦穷山通谷，豪士并起；其见于史者：桓楚亡在泽中；高祖隐芒砀山泽间；彭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盗”；黥布论输骊山，率其曹耦亡之江中为“群盗”；陈余不得封王，亦与其麾下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皆是。汉高帝五年五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案《后汉书·刘玄传》言：“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緑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则其初原不过相聚求食，其后人多势众，乃乘机为“盗”。若聚众不多，或无渠帅，则亦始终为隐民矣。此武陵所以有桃花之源也。然观汉高帝之诏，则其入山泽，不过为暂时之计。此乱世隐居山泽者虽多，而至治平即复出。山泽之地，终不得开辟，盖当时人力犹未足以语于此也。

《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泰山、琅邪群盗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王尊传》：“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将迹射士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萧望之传》：“鄠名贼梁子政阻山为害，久不伏辜。”又言：“哀帝时，南郡江中多盗贼。”《儒林传》：东门云为荆州刺史，“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则为群“盗”者，犹是以山泽为依阻之所。然至前后汉间，则人民颇有能结营垒自固者：《后汉书·刘盆子传》言赤眉入长安城，“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郭伋传》言：“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樊宏传》言：“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冯鲂传》言：“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第五伦传》言：“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酷吏·李章传》言：“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儒林传·孙堪》：“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营保间，堪常力战陷敌，无所回避。数被创刃，宗族赖之，郡中咸服其义勇。”《文苑传》夏恭：“王莽末，盗贼纵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此等结营垒自保之事，前此似罕所见。岂莽末乱势盛，故民之图自保者亦力邪？

《三国·魏志·许褚传》：“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当时北方“山贼”亦多，然此等保据自固者尚不少也。

至保据山泽为“盗贼”者，莽末亦自非无之。如《后汉书·侯霸传》言：“王莽初，迁随宰。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霸到，即案诛豪滑，分捕山贼，县中清静。”《郭伋传》言：“颍川盗贼群起，征拜颍川太守。召见辞谒，帝劳之曰：君虽精于追捕，而山道险阨，自斗当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怀山贼，阳夏赵宏、襄城召吴等数百人，皆束手诣伋降，悉遣归附农。”是也。

《史记·田儋列传》：“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此所谓“为乱”者，盖虑其招引郡县，再图割据，非虑其为“海盗”也。《后汉书·刘盆子传》言：“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还攻破海曲。”此为据海岛为“盗”之始。其后遂稍多。安帝永初中，有“海贼”张伯路等；详见《法雄传》。顺帝阳嘉元年，又有“海贼”曾旌。法雄之讨伯路也，“赦诏到，贼犹以军甲未解，不敢归降。御史中丞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皆以为当遂击之。雄曰：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势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罢兵，贼闻大喜，乃遗所略人。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贼复惊恐，遁走辽东，止海岛上。五年春，乏食，复抄东莱间。雄率郡兵击破之。贼逃还辽东，辽东人李久等共斩平之。于是州界清静”。

（三二九）山越

山越为患，起于灵帝建宁中。《后汉书·本纪》：建宁二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至后汉之末，而其势大盛。孙吴诸将，无不尝有事于山越者。《三国·吴志·孙权传》：黄武五年，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据琮本传，则前此已尝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以讨山越矣。权徐夫人兄矫，以讨平山越，拜偏将军。孙贲，袁术尝表领豫州刺史，转丹阳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山越。顾雍孙承，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黄盖，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为守长，又迁丹阳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韩当，领乐安长，山越畏服。蒋钦，尝为讨越中郎将。陈武庶子表，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董袭，尝拜威越校尉。凌统父操，守永平长，平治山越。朱治，丹阳故鄣人也，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吾粲与吕岱讨平山越。均见《吴志》本传。徐陵子平，诸葛恪为丹阳太守，以平威重思虑，可与效力，请平为丞，见《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以上皆明言其为山越者。其不明言为山越，而实与山越同者，则不可胜举。如《周泰传》云：“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击，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周鲂传》云：“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吾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钟离牧传》云：“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陆凯传》云：弟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此等虽或言贼，或言民，实与言越者无别。以其皆与越杂处，而越已为其所化也。见后。张温、陆逊、贺齐、诸葛恪，特其尤佼佼者耳。山越所据，亘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几尽江东西境。《孙权传》：“策薨，以事授权。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权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诸葛恪传》：“恪求官丹阳，众议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云云。案江南本皆越地，越皆山居，故其蟠结之区，实尚不止此。特僻远之地，不必其皆为患；即为患亦无关大局，不如此诸郡者处吴腹心之地，故史不甚及之耳。是时南北交争，无不思藉以为用。孙策之逐袁胤也，袁术深怨之，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使激动山越，图共攻策。见《孙辅传注》引《江表传》。太史慈之遁芜湖也，亡入山中，称丹阳太守。已而进驻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是孙策未定江东时，与之争衡者，莫不引山越为助也。策之将东渡也，周瑜将兵迎之。及入曲阿，走刘繇，策众已数万。乃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阳。”孙权代策，即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是孙氏未定江东时，视山越为劲敌；及其既定江东，仍兢兢以山越为重也。不特此也，孙权访世务于陆逊，逊建议：“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而权之遣张温使蜀也，亦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其欲亲征公孙渊也，陆瑁疏谏，谓“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乘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则当江东久定之后，仍隐然若一敌国矣。以上所引，皆见《吴志》各本传。无怪曹公以印缓授丹阳贼帅，使扇动山越，为作内应也。见《陆通传》。而吴人亦即思藉是以谲敌。《周鲂传》云：“为鄱阳太守，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曹休。”鲂虽谓民帅不足仗任，事或漏泄，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然其三曰：“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为乱之日，鲂命讫矣。”当时山越之强，可以想见。宜乎张温、陆逊、诸葛恪之徒，咸欲取其众以强兵也。《逊传》云：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恪传》：自诡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其后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温传》孙权下令罪状温曰：“闻曹丕出自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然骆统表理温曰：“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赢，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则温所出兵，已不为少矣。夫老弱妇女，数必倍蓰于壮丁。逊得精卒数万，恪得甲士四万，则总计人数，当各得二三十万。然《陈武传》言武庶子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则此等参佐之徒所得之众，又在主将所得之外。《逊传》言逊建议：“克敌宁乱，非众不济。”主大部伍，取其精锐，而《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黄盖欺曹公之辞曰：“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则吴之用山越为兵，由来旧矣，可见所谓山越者，不徒其人果劲，即其数亦非寡弱也。夫越之由来亦旧矣。乃终两汉之世，寂寂无闻，至于汉魏之间，忽为州郡所患苦、割据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者虽越地，其人固多华夏也。何以言之？案《后汉书·循吏·卫飒传》曰：“迁桂阳太守。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云“习其风土”，则其本非越人审矣。诸葛恪之求官丹阳也，众议以丹阳地势险阻，“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骆统之理张温也，亦曰：“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夫曰“逋亡”，曰“宿恶”，固皆中国人也。《贺齐传》曰：“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又曰：“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强等不愿升降，反共杀升。贼盛兵少，未足以讨，齐住军息兵。雅与女婿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致疑隙，阻兵相图。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强党震惧，率众出降。”夫能附中国之大族以为乱，且能交构于两帅之间，其名为越而实非越，尤可概见。周鲂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以谲曹休，则并有旧族入居山中者。盖山深林密之地，政教及之甚难。然各地方皆有穷困之民，能劳苦力作者，此辈往往能深入险阻，与异族杂处。初必主强客弱，久则踵至者渐多，土虽瘠薄，然所占必较广；山居既习俭朴，又交易之间，多能朘夷人以自利，则致富易而生齿日繁。又以文化程度较高，夷人或从而师长之。久之，遂不觉主客之易位。又久之，则变夷而为华矣。此三国时山越之盛，所以徒患其阻兵，而不闻以其服左衽而言侏离为患；一徙置平地，遂无异于齐民也。使其服左衽而言侏离，则与华夏相去甚远，固不能为中国益，亦不能为中国患矣。然则三国时之山越，所以能使吴之君臣旰食者，正以其渐即于华，名为越而实非越故。前此史志所以不之及者，以此辈本皆安分良民，蛰居深山穷谷之中，与郡县及齐民，干系皆少，无事可纪也。此时所以忽为郡县患者，则以政纲颓弛，逋逃宿恶，乘间恣行故耳。亦以世乱，阻山险自保者多，故其众骤盛而势骤张也。然溯其元始，固皆勤苦能事生产之民，荒徼之逐渐开辟，异族之渐即华风，皆此辈之力也。

古书简略，古人许多经论，往往埋没不见，是在善读书者深思之。诸葛恪之求官丹阳以出山民也，众议咸以为难。以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即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而恪盛陈其必捷。其后山民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为丹阳太守，讨山越，事在孙权嘉禾三年八月；其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在六年十月。见《权传》。问其方略，则曰“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纳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而已。读之，亦似平平无奇者。然以分据之兵，卫屯聚之民，当好武习战必死之寇，至于三年，而能使将不骄惰，兵不挫衂，民不被掠；且山民当饥穷之时，必不惜出其所有，以易谷食，而恪能使“平民屯居，略无所入”；其令行禁止，岂易事哉？恪之治山越，德意或不如清世之傅鼐，其威略则有过之矣。

《后汉书·抗徐传》附《度尚传》。曰：“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此所谓“盗贼”，即山越之流也。古人入夷狄者，大率椎髻，不足为异。云“鸟语”则必不然。果皆鸟语，安能徙置县下。徐所徙，盖亦华人之入越地者耳。《后汉书》措辞，徒讲藻采，不顾事实，难免子玄妄饰之讥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正义》曰：“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案《尔雅·释地》：“高平曰陆。”而《春秋》时晋有高梁之虚，楚沈诸梁字子高，则梁亦有高义。疑“陆梁”是复语，《正义》分疏未当也。华阳之地称梁州，盖亦以其高而名之。《太康地记》曰：“梁州，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名。”《尔雅·释地释文》引。亦近望文生义。蜀以所处僻远，不习战斗，故其风气最弱。读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可知，何强梁之有？乱离之世，民率保据山险，初不必百越之地而后然。特越地山谷深阻，为患尤深，而平之亦较难耳。《魏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此所谓亡匿山中者，亦南方山越之类也。又《杜袭传》：“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道，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云乐出，则其初亦必亡匿山谷矣。

山越当三国时大致平定，然未尝遂无遗落也。《晋书·杜预传》：平吴还镇，“攻破山夷”。山夷即山越也。《陶侃传》：屯夏口。“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素左右。侃即遣兵逼素，令出向贼，侃整陈于钓台为后继。素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夫至藩王左右杂处其中，且能诣郡与华人交市，其非深林远薮、椎结鸟语之徒明矣。永嘉丧乱以来，北方人民，亦多亡匿山谷者，以其与胡人杂处也，亦称为山胡；迄南北朝，未能大定，亦山越之类也。

《隋书·苏孝慈传》：“桂林山越相聚为乱，诏孝慈为行军总管击平之。”《北史》同。《唐书·裴休传》：“父肃，贞元时为浙东观察使。剧贼栗隍，诱山越为乱，陷州县。肃引州兵破禽之，自记《平贼》一篇上之，德宗嘉美。”《旧唐书·王播传》：弟起，起子龟，咸通十四年，“转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使。属徐泗之乱，江淮盗起。山越乱，攻郡，为贼所害”。又《卢钧传》：“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山越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此等山越，未必魏晋屯聚之遗，特史袭旧名名之耳。然其与华人相杂，则前后如出一辙。《旧书》言卢钧之刺广州也，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昏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夷异处，昏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焉。三国时之山越，乃华人入居越地，此则越人出居华境，其事殊，然其互相依倚，致成寇患则一也。一时之禁令，岂能遏两族之交关，久而渐弛，可以推想，凡此等，皆足考民族同化之迹也。

（三三○）闽越民复出

《史记·东越列传》：东越平后，“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案此所谓虚者，亦谓虚其城邑耳；若谓悉其人而徙之，更无一人之遗，自为事理所无。《宋书·州郡志》云：“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其说当有所据，足补前史之阙。

（三三一）秦汉法律之学

秦汉之世，法学亦有专门传授。李斯请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后汉樊准上疏：请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魏明帝时，卫觊奏：“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学也。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此私学也。路温舒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严延年父为丞相掾，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此学之于官者也。于定国少学法于父；王霸世好文法；郭躬少传父业，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少修家业，镇子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陈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宠明习家业，宠子忠亦明习法律；钟皓世善刑律；此传之于家者也。文翁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元后父禁，少学法律于长安；则留学异地者也。黄霸少学律令；梁统性刚毅而好法律；不知其为师承，然其决非无所师承可知。张皓征拜廷尉，虽非法家，而留心刑狱，数与尚书辨正疑狱，多以详当见从；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此又仕而后学，晚而好学者矣。当时国家于文吏，亦颇重用。史言“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后汉书·郭躬传》。几于官有世功，族有世业矣。又言“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同上。此则以孤寒特擢者也。然其时儒学日见隆重，故法家之地盘，卒渐为儒家所夺。

以儒家篡法家之统者，莫如以《春秋》折狱。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其奏之之辞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此为儒家之羼入法学之大宗。《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当即是书。劭自言：“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则仲舒之议，业已与律、令及比并编。后来魏晋修律，搀入其中者，必不少矣。公孙弘“少时为薛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汉书·五行志》。张汤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史记·酷吏列传》。《汉书·儿宽传》：“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儿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何敞“迁汝南太守。立春日，尝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后汉书》本传。“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检御臣下，泽每曰：宜依礼、律。”《三国·吴志·阚泽传》。皆儒术羼入法学之证。当时之为学者，亦多如此。路温舒又受《春秋》，通大义；于定国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丙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王霸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尝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郭禧兼好儒学；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张翼高祖父浩兼治律、《春秋》；皆其事。梁统欲改正王嘉所改旧律，三公廷尉以为不宜，统请口对尚书，言“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师丹等议”；则儒生之议为法家所重，旧矣。《后汉书·儒林传》：何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则当时儒家之内，又有分门，亦可谓盛矣。

（三三二）汉文帝除宫刑

汉景帝元年诏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史记》作肉刑，辞异意同。上文已有去肉刑语，王先谦《汉书补注》：“《史记》作除肉刑，与上复出，自是传写误改。且下云重绝人世，知非谓肉刑也。”案此恐后人以为言除肉刑不切而改之，古人于此等处，不甚计较。除宫刑与除肉刑既系一事，即上言肉，下言宫，亦不能谓其不犯复也。晁错对策，亦美文帝“除去阴刑”，则文帝确有除宫刑之事。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误矣。其所以致误者，《汉书·孝文本纪》云：“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而《刑法志》载张苍等议，但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而不及宫。孟康遂释文帝令中“今法有肉刑三”之语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其实令云“断支体”当指斩止，“刻肌肤”当指黥、劓，云“终身不息”则指宫也。《三国志·钟繇传》：繇上疏云：“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则孝文亦以髡、笞易宫刑，而《汉志》不之及，其疏漏殊可异也。

宫刑既废而复用，盖所以代死刑。景帝中四年秋，“死罪欲腐者许之”，其始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章帝纪》元和元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章和元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和帝纪》永元八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盖犯凡死罪者减一等，而全其肢体。大逆无道殊死者，不可与之同科，故又加以宫割耳。《明帝纪》永平十六年：“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王朗驳钟繇之议：“以为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而不知科律之或任减死，或又假于斧凿者，固自有其等差也。繇传言“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则仍系欲以之代死刑。

《汉书·外戚传》：孝宣许皇后父广汉，从武帝上甘泉，误取他郎鞍以被其马。发觉，吏劾从行而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宫者听之。”则以宫恕死，由来已久。《传》又云：孝武钩弋赵捷伃，“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太史公亦下腐刑。此等皆非大逆无道殊死之属；盖初行时，但以宥凡死者，至后汉时乃分等差也。

（三三三）法令烦苛之弊

法令之烦，莫甚于汉时。盖以六篇之法不足于用，而令甲及比等纷然并起也。烦苛之弊，众皆知其为酷吏因缘上下其手，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然又有出于此之外者。《后汉书·杜林传》：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宜增科禁，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大汉初兴，详览失得，故破矩为圆，断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则当时政俗之弊，固由为吏者之苛，亦由法令如牛毛，有以为其所藉手。汉人议论，多疾武帝以后法令滋章，亦有以也。

当时州郡造设苛禁，亦为烦扰之一端。《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诏言：“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后汉书·质帝纪》本初元年：“诏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亦烦扰之一端也。

（三三四）古代法律不强求统一

记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盖各地方之人，各有其生活；生活不同，风俗自不同；风俗不同，则其所谓犯罪者自异，固不宜强使一律也。南粤请内属，汉为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汉书》本传。《后汉书·马援传》言：“援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豁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是汉旧本不以汉律强行之越，即马援亦为特别以治之也。此犹曰异族也。《三国志·何夔传》：“迁长广太守。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曰：自丧乱已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勅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太祖从其言。”盖不顾其俗之适宜与否，而一切断之，原非适宜于义礼之事，特以后世之所谓法者，已失弼教之意，而徒能责之以强从。上责民以强从，则民也将及唇而责上之所施之不一。于是不复顾其适宜与否，而徒求形式之齐。此本非□□□□（原文此处为□）之事，刑法所以寝不为人所服以此也。废法而揆之于义，固非今所能行，然今之所谓法者，实为不厌人心之物，则所不可以不知也。

（三三五）卖首级

俗有所谓宰白鸭者，谓贫困之人，得富人若干钱，则自卖生命，代承死罪是也。《后汉书·刘瑜传》：瑜上书陈事，言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则汉世已有之矣。亦可哀矣。

（三三六）西域

中国所谓西域者，本仅指今天山南路之地言之。故曰：南北有大山，北为今天山。南为今新彊省沙漠以南之山脉。入甘肃，即祁连山。中央有河，今塔里木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在今甘肃敦煌县西百五十里。阳关。今敦煌县西百三十里，玉门之南。西则限以葱岭也。自武帝服乌孙，破大宛，后汉时，甘英部将之迹，且西抵条支，则西域二字之范围，遂愈扩愈广矣。拓跋魏时，分西域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即今天山南路，汉最初所谓西域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则今波斯、阿富汗之地，所谓伊兰高原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则今咸海以东，阿母河以北，北抵今西伯利亚西南境；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则今咸海、里海间地也。元时之花剌子模，地皆在今葱岭以西。《元史》亦以西域国称之。又历代所谓犁轩、拂菻、大秦者，即欧洲之罗马。前史亦并列西域传中，则虽谓中国古代所谓西域，包今欧罗巴全洲言之。亦无不可矣。罗马盛时，几于统一欧洲。盖西域二字，其西方并无界限也。

其通西域之道，汉时本分为二。自玉门阳关，涉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玉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后魏时，更为四道：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北行者，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百里至葱岭，葱岭西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至葱岭，葱岭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实则第一、第二两道，仍即汉所谓南北道。第三、第四两道，则汉所谓南道逾葱岭，西出大月氏、安息者耳。嗣后历代与西域诸国之交通，其大体亦恒不外此也。

（三三七）昆仑考

昆仑有二，《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今于阗河上源之山，一也。《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引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汉志》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祠，敦煌郡广至有昆仑障。《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地望并合。《周书·王会解》：“正西昆仑，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为献。”旄，牦牛尾。纰，《说文》：“氐人一也。”，“西胡毳布也”。牦牛正出甘肃、青海，物产亦符。析支，马云：“在河关西。”《水经·河水注》：“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经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后汉书·西羌传》亦曰：“河关之西南，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禹贡》叙述之次，盖自西而东。渠搜虽无可考，《凉土异物志》：“渠搜国，在大宛北界。”《隋书·西域传》：“鏺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地里并不合。度必更在析支之东，故《汉志》朔方郡有渠搜县，盖其种落迁徙所居邪？蒋氏廷锡说。见《尚书地理今释》。析支在河曲，而昆仑更在其西，则必在今黄河上源矣，二也。《书疏》引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又申之曰：“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郭《注》亦曰：“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一似此两昆仑者必不可合矣。然予谓以于阗河源之山为昆仑，实汉人之误，非其实也。水性就下，天山南路，地势实低于黄河上源，且其地多沙漠，巨川下流，悉成湖泊；每得潜行南出，更为大河之源。汉使于西域形势，盖本无所知，徒闻大河来自西方，西行骤观巨川，遂以为河源在是。汉武不知其诳，遽案古图书，而以河所出之昆仑名之。盖汉使谬以非河为河，汉武遂误以非河所出之山为河所出之山矣。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纪》等荒怪之说，自不足信。然其所托，实今河源所出之昆仑。史公据于阗河源之山以斥之，其斥之则是，其所以斥之者则非也。《太史公书》，止于麟止。此篇多元狩后本，实非史公作也。《尔雅》“河出昆仑墟”，虽不言昆仑所在，然又云：“西方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球琳琅玕焉。”《淮南·地形训》作西北方。《禹贡》昆仑之戎，实隶雍州；而雍州之贡，有球琳琅玕。可知《尔雅》河所出之昆仑，即其产球琳琅玕之昆仑，亦即《禹贡》之昆仑矣。《淮南·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海内西经》则云：“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导积石山。”《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所谓海、渤海者，盖指今札陵、鄂陵等泊，所据仍系旧说。《水经》谓“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又南入葱岭，出于阗国，又东注蒲昌海”，则误合旧说与汉人之说为一矣。以山言之则如彼，以河言之则如此。然则河源所在，古人本不误，而汉之君臣自误之也。

（三三八）匈奴古名

匈奴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亦作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荤，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史记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诗·采薇》毛传：“俨狁，北狄也。”《笺》云：“北狄，匈奴也。”《吕览·审为篇》高注：“狄人，猃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径作匈奴。又案《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两字，盖系自注，史公非不知其为一音之转也。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昆，又作混，作绲。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案《诗·采薇》序疏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索隐》《正义》皆引“韦昭曰：《春秋》以为犬戎”，足征此诸字皆一音异译。《索隐》又引《山海经》云：“黄帝生苗，苗生龙，龙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为犬戎。”又云：“有人面兽身，名犬夷。”则附会字义矣。狄、貉、蛮、闽等字，其初或以为种族所自生。故《说文》有犬种、豸、虫种之说。然其后则只为称号，不含此等意义。至于犬戎之犬，则确系音译，诸家之说可征也。昆夷、猃狁系一种人，犹汉时既称匈奴，亦称胡也。《孟子》：“文王事昆夷”，“大王事獯粥”，乃变文言之耳。《诗序》：“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难”，竟以为两族人，误矣。《出车》之诗曰：“赫赫南仲，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曰：“赫赫南仲，狁于夷。”狁在西北，可称戎，亦可称狄，《诗》取协韵也。《笺》云：“时亦伐西戎。独言平狁者，狁大，故以为始，以为终”，已不免拘滞。序析狁、昆戎而二之，益凿矣。

（三三九）匈奴不讳名而无姓字

《史记·匈奴列传》：“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汉书》无“姓”字。《集解》：“骃案《汉书》曰：单于姓孪鞮氏。”意以《史记》谓匈奴无姓为非。此乃误会。疑《汉书》亦本有“姓”字，而为浅人所删也。孪鞮氏盖庶姓，非正姓。《史记》下文又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此“姓”字为庶姓；“有名不讳而无姓字”之姓，自为正姓；辞同义异，古人不以为嫌，不拘拘于立别，或自下注脚也。无姓，自谓无姬、姜、姚、姒之伦，非谓无晋重、鲁申之类也。

古人著书，有所本者，大抵直录其辞，不加更定，《史记·陈涉世家》，谓其子孙至今血食，而《汉书·涉传》，沿袭其文，是其一例。《史通·因袭篇》讥之，实由未知古书文例也。今《史》《汉》辞句同异，非传写讹误，即妄人改易，而为钞胥所删节者尤多，《汉书》虚字，恒较《史记》为少以此。以自唐以前，《汉书》传习较广，誊写亦烦也。其元文，恐当与《史记》无异。后人顾据今本，以谈马、班文字异同，亦可笑矣。

（三四○）匈奴官制

匈奴官制，《史记》曰：“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匈奴列传》。《后汉书》曰：“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南匈奴列传》。《晋书》曰：“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禄王、右显禄王、左安乐王、右安乐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也。其左贤王最贵，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兰氏则有左当户、右当户；乔氏则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四夷列传》。

三书看似互异，实仍大致相同。《史记》云“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又云“各有分地，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此匈奴同姓封建之制也。云“左右骨都侯辅政”，明其不在封建之列。然又云“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又云“二十四长皆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相邦”；王静庵《观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谓即《史记》之相封，乃汉人避高祖讳改，其说是也。匈奴官名，有与中国同者，亦有与中国异者。予初谓其可与汉制相比附者，则汉人代以中国官名；其不能相比附者，则译其音，然匈奴与中国同文之说如确，则其官名，或本有与中国同者，相邦是其一证。然则王与侯，或亦匈奴本有此封爵也。同姓皆封王，而异姓封侯，亦可见匈奴之制，厚于同姓。盖野蛮部落皆然。明其皆有众与土者。则封建之世，诸部皆有土有民，《晋书》云：“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特王室所树为藩屏者耳。《晋书·刘元海载记》：僭位后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盖犹沿旧制。《刘曜载记》：“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则意存抚纳矣。《史记》云“左右骨都侯辅政”；《后汉书》云“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二者即是一事演之，国政与刑，常相附丽也。《晋书》云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亦即此职。异姓贵者呼衍氏、兰氏最早，须卜氏次之，丘林氏又次之。卜氏盖即须卜氏，乔氏盖即丘林氏。四者虽并称贵种，然辅政即听讼之职，似只《史记》所谓骨都侯即《晋书》所谓日逐者有之。匈奴之制，盖以同姓居外，异姓居内，亦可谓以同姓主兵，异姓主政也。四角六角，次第当为单于，盖呼韩邪以后之制。乌珠留单于时，左贤王数死，以其号不祥，更曰护于，然其后当次立者，仍称左贤王，则系一时之制，或彼中虽称护于，中国人仍以旧名书之也？

太子号称贤王，则匈奴之法，似系择贤而立者。然观左大将之让位于狐鹿姑，及呼韩邪颛渠阏氏与大阏氏之相让，则匈奴之法，亦系立嫡立长，立贤盖其初制也。

（三四一）匈奴人口

贾生谓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论者多以为疏。然《史记·匈奴列传》载中行说之言，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盐铁论·论功篇》载大夫之言，亦谓匈奴不当汉家之巨郡。三说符会，则贾生之言，非夸诞也。南部之克北部也，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则匈奴户余六口；而胜兵之数，居其口数四之一强。与《新书·匈奴篇》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之说合。盖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老弱妇女，皆不能操兵，故其比例如此也。《后汉书》载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之降也，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则仅当口数二十五之一。左部胡之叛，逢侯还入朔方塞也，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则又当十之六。盖丧乱之际，壮丁或以争斗而多死亡，老弱或以不能自建而多转死，见虏略，不能以常例绳也。然则欲知匈奴口数，取其丁壮之数，以五乘之，即得矣。《史记·匈奴列传》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此即《后汉书》所谓胜兵者。又曰“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丁壮，尚不足二十四万。又曰“冒顿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盖其自号之虚辞，或并其所服从之北夷计之也。今即以匈奴丁壮之数为二十四万，以五乘之，不过百二十万；更谓其所谓口者，妇女不与焉，其数当与男子相等，亦不过二百四十万耳。汉郡户口，汝南最盛，户余四十六万，口几二百六十万。汉世口钱重，口数不得无隐匿，其实或尚不止此。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信矣。

《新书》曰：“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匈奴》。此其不过一大县之说所由来，为数未免太少。或但计单于所属，未及左右方王将邪？匈奴兵数，见于《史》《汉》者，冒顿之围高帝于白登最盛，《史记》云四十万骑，《汉书》云三十余万骑，《匈奴列传》。《史记·刘敬传》云：“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汉书》作四十万，此与《匈奴列传》上文，皆举匈奴全国兵数。冒顿即欲大举，岂能扫境内而至平城邪？果如是，断非匿其壮士肥牛马，遂能误汉使使以为可击矣。《韩王信传》云：“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此其偏师之数，单于自将大举，度亦不过万余人至数万人耳。盖其自号之虚数。其后单于自将，众率在十万左右；分兵侵掠，则自万骑至三万骑；且鞮侯以前类然。孝文十四年，老上单于入朝那萧关十四万骑。后六年，军臣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聂翁壹诱军臣，军臣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后六年，以二万骑人，杀辽西太守。伊稚斜既立，以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元朔五年，以万骑入代郡。越二年，以万人入上谷。其明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浞野侯之没，匈奴以八万骑围之。天汉四年，贰师等之出，单于以十万骑待余吾水南。征和三年，贰师等再出，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又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于天山。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兵于夫羊句山狭。贰师深入要功，度郅居水，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战，军还，单于又自将五万骑遮击之。壶衍鞮、虚闾权渠之世，其众似少衰，分兵多不逾万，少裁数千。壶衍鞮立四岁，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是队五千人也。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其右贤王、犁汙王又以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则队千余人耳。明年，以三千骑入五原，又以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所谓数万骑，不知可信否。时汉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当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则传闻不审之辞。是时乌桓尚弱，匈奴击之，不必用二万骑也。本始二年，单于自将击乌孙，不过万骑。虚闾权渠立，欲与汉和，左大且渠害之，请与呼卢訾各将万骑南旁塞猎，时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虽稍盛，亦无复前此数万之众。时匈奴已稍西徙，然遣左右大将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不过各万余骑；其遣左右奥鞬与左大将击汉之田车师者，则各六千骑耳；后又遣兵击丁令，亦不过万骑。惟元康四年虚闾权渠旁塞猎，史称其将十余万骑，盖亦虚辞，不足信。然诸单于之相争也，呼韩邪发左地兵四五万人，以击握衍朐鞮。屠耆以数万人袭呼韩邪；呼韩邪既败，又使左奥鞬王、乌藉都尉各将二万骑屯东方以备之。其后乌藉、呼揭、车犁各自立，乌藉、车犁皆败走，与呼揭合，兵四万人。乌藉、呼揭皆去单于号，并力尊辅车犁。屠耆以四万骑西击之。又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呼韩邪、屠耆之战，屠耆兵六万，呼韩邪兵可四万。是拥众相争者，尚自二三万至七八万，而史云呼韩邪复都单于庭，众裁数万人者，以乌厉屈父子既降汉，闰振又自立，分崩离析，众不尽统于单于也。《汉书·宣帝纪》五凤三年诏曰：“匈奴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遫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匈奴是时，死亡及降中国者盖甚众。呼韩邪之败，伊利目收其余兵，及屠耆余兵，裁数千人，微矣。迨郅支并之，兵五万余。则郅支之众，本余四万，合诸纷争者之众，亦数十万矣。其分部人数可考者：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漯阴侯》：以匈奴浑邪王将众十万降侯。《卫将军骠骑传》云：“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日逐王先贤掸之降汉，众数万骑；《汉书·宣帝纪》云：“人众万余。”乌厉屈父子降汉，众亦数万人；惟闰振所主，裁五六百骑，则丧乱之际，非其常也。《呼韩邪》归汉后，左伊秩訾以谗惧诛，将其众千余人降汉。又《汉书·西域传》：“元帝时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亦承丧乱之后，或故小部也。秦汉时用兵，习为虚号，以自张大，匈奴或亦染此习。又汉家文告，亦有虚辞，张敌军，正所以夸功伐，视威武也。匈奴号称十万骑者，众当数万；号数万者当万骑；号万骑者当数千。《史记》所书，或即其自号之虚辞，或系实数，不一律。《史记》云：“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盖其以数万骑或万骑入寇者，乃其诸王将举部以行；而单于自将，常在十万；则其六万之众所立之虚号也。马邑之役，王恢言三万众不能与单于敌，盖其三万亦虚号。不然，以恢之勇，未必不能以一敌二也。《汉书·苏武传》：卫律谓武：“律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以五口出介卒一人率之，律所统亦当近万骑也。吾故疑《新书》之言，为就单于直属之众计之也。使所疑而确，则二十四长之外，又有单于自统之众六万骑，其数适得三十万，与《史记》冒顿控弦之士三十万之说合。以五乘之，匈奴口数，当得百五十万；谓妇女在其外，则当得三百万；亦尚不敌汉之一郡也。而况乎谓匈奴口数，不计妇女，无征而又远于事情也？故知贾生、中行说、桑弘羊之言，非夸诞也。古书记事之辞，多有不尽可信者。《史记·李牧传》谓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夫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控弦之士，不过三十万，安得当牧之时见杀者乃如是其众邪？此亦当时文告之虚辞也。

《史记》、两《汉书》述匈奴之众，曰骑若干与众若干者异。骑即《后汉书》所谓胜兵，《史记》所谓力能弯弓之士，众则合老弱妇女言之也。南单于比之降也，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事在建武二十三年，自此下距章和二年屯屠何之求并北庭，凡四十二年，匈奴之众当大盛，而其年屯屠何上言：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等将万骑出居延，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则是时南单于之兵，合诸部及新降，不过三万。明年汉兵之出朔方，南单于以三万骑偕，盖倾国以行矣。以五口出介卒一人率之，是时匈奴口数，当得十五万。其来降时，兵当劣近万人。而史云北单于遣万骑击之，见其众不敢进者，以其敛众严备，非谓众寡不相侔也。北单于裁遣万人者，盖亦以比倾所有之众，兵不过万余，不料其遽能尽敛之而厚集其力也，则已为以众击寡矣。比之既降也，遣弟左贤王莫击北单于弟奥鞬左贤王，获之，又破北单于，并得其众，合万余人；北部奥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又率众三万余人来归。虽奥鞬左贤王及南部五骨都侯旋叛而北，众亦合三万余人，然未几，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永平二年，护于丘又率众千余人南降。建初元年，皋林温禺犊王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又降三四千人。八年，北部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又率三万八千人款五原塞。元和二年，南单于令师子将轻骑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是时北部危乱，斩杀降虏，度尚有不尽见于史者，然优留单于之死，章和元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来降，口尚二十万。而史犹云“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则南北分张之际，北部之众，实远盛于南。据此以推，则自呼韩邪降汉之后，休养生息，至于建武之时，其众之盛，必当不减冒顿。莽世之叛，史言其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盖以其居近塞，而汉是时缘边无备，不必大众然后可以为寇，故千百骑亦相率而来，而非其众之不逮盛时也。以是时中国之凋敝，安能御之？内徙幽并边人，固其宜矣。然则匈奴之分裂，诚后汉之天幸也。

北部之分崩，其众归中国者多，归南部者顾少。是时南部兵数，都三万骑；以五口出介卒一人率之，口数当十五万。而永元二年，史言南部克获纳降，党众最盛，口数不过二十三万余，胜兵五万余耳。然则北部之众，为所得者，不足十万也。永元六年，师子立为单于，新降胡惊动，叛者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则此数年之中，又续有降获。然较诸稽留斯之款塞，屈兰储卑胡之来降，则已微矣。不怀其同种，而甘自托于上邦，又以知贾生五饵之谋，不徒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也。

（三四二）匈奴风俗

匈奴风俗，与中国相类者极多，此亦其出于夏桀之一旁证也。《史记》谓匈奴之俗，岁正月诸长少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后汉书》称其俗：“岁有三龙祠，尝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合二书观之，则此三会，皆祭天地鬼神。《史记》又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此即朝日夕月之礼，皆极与中国类。犹得曰天地日月先祖鬼神，为凡民族所同尊，不必受之中国也。从古北族无称其君曰天子者，皆曰汗。汗，大也。盖译其音则曰汗，译其意则曰大人。而匈奴独称其君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天也；孤涂，子也；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老上遗汉书，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狐鹿姑遗汉书，亦曰“胡者天之骄子也”，谓非中国之法得乎？韩昌、张猛之送呼韩邪出塞也，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俨然见古者束牲载书之辞焉。董仲舒谓如匈奴者，非可说以仁义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非偶然也。夫盟誓，亦中国之古俗也。不特此也，日上戊己，祭天神以戊日；其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此五行干支之说，决不能谓为偶合。夫五行，固出于夏者也。尤足见淳维胄裔之说，不尽虚诬矣。

贰师之降也，“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汉书·匈奴列传》。案以人为牺，中国亦有此俗。《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孟明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则古固有以俘衅鼓者。岂匈奴之祠兵而许以人为牺，亦其类邪？又匈奴之法，汉使不去节，不黥面，不得入穹庐，则以黥为戮，亦与中国同。

古谓地道尊右，故以右为尚；又天子之立，左圣、乡仁、右义、背藏，《礼记·乡饮酒义》。而匈奴，其坐长左而北向，适与中国相反。然此等风俗，中国本不能画一，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固未尝不修其国之故而慎行之也，不得以小异而疑其大同也。

匈奴之俗，持以与中国尚文之世校，诚若不相容；而返诸尚质之世，则有若合符节者。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此古者不封不树、丧期无数之俗也。有名不讳而无字；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识，本乃周道也；《史记》曰：“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徐广曰：“一云稽粥第二单于，自后皆以第别之。”《匈奴列传》。老上其号，稽粥其名，直斥之曰稽粥，即所谓有名不讳者。而自稽粥之后，皆以第计，则即羸政所谓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者，得毋中国未有谥之世，亦有此法邪。

《左氏》成公十六年，晋郤至谓楚有六闲，陈不违晦其一，《注》曰：“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又昭公二十三年，“戊辰晦，战于鸡父”。《注》曰：“七月二十九日。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史记》谓匈奴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亦中国古法也。又曰“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此则与中国异。然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乃行陈既严后事，其初争战类似田猎时，则亦人人自为趋利而已。孙卿讥齐人隆技击，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表海大风，盖犹未能免此也，而何讥于匈奴？

《记》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表记》。哀公问于周丰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檀弓》下。夏人尚忠，其风气之诚朴，可以想见。《史记》称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中行说称匈奴“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孰与夫宫室冠带之国，上下相蒙，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哉？“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表记》。盖自古患之矣。此岂淳维之后皆能率乃先古以填抚其民哉？其奉生者薄，则其社会之组织简，而俗随之以淳也。维内和辑，乃能强圉于外。匈奴以不当汉一大县之众，而能与中国抗衡，非偶然矣。

（三四三）匈奴文字

《罗马史》谓匈奴西徙后，有文字，有诗词歌咏；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见《元史译文证补》。夫匈奴之文字，果何所受之哉？当时西域诸国，或书革旁行为书记，匈奴殆通西域后师受之，亦如回纥文字，受诸大食邪？非也。匈奴之服西域，事在孝文三四年间，前此，久与汉书疏相往还矣。汉遗单于书以尺一寸牍，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是其作书之具，实与中国同。从来北狄书疏，辞意类中国者，莫匈奴若，初未问其出于译人之润饰也。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必先有文字，疏记乃有可施；《史记》谓其“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固非谓其无文字也。创制文字，实为大业，纵乏史记，十口不得无传，中国之称仓颉是也。谓其受诸西域，则元之八思巴；即因而用之，亦元之塔塔统阿也；不得无问于中国。然则《汉书》于安息，明著其“书革旁行为书记”，于匈奴，独不及其文字，何哉？《西域传》曰：“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而略其与中国同者，当时史法则然，《匈奴传》亦循此例焉尔。

日逐王之求内附，使汉人郭衡奉地图来，则匈奴并有地图矣。此必汉人之降匈奴者为之，然亦必匈奴文字，与中国同，乃可以其图来上；可见匈奴于中国文字，用之颇广，较之中行说教以疏记之时，不可同日语矣。或曰：安知非求附时使郭衡辈为之邪？曰：不然。《汉书·元帝纪》：建昭四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注》引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又引或说曰：“单于土地山川之形书也。”师古曰：“或说非。”以日逐王之事观之，则或说是矣。讨郅支之图书，何足为异，何必以示后宫贵人？且图山川形势来上者，大抵皆有关兵谋。陈汤之诛郅支，由于矫诏，及其上闻，事已大定矣，安用图地形来上？以事理揆之，亦知服说之非，或说为是也。或曰：郅支丧败之余，安能携图书而去，此必康居物，西域胡所为也。是又不然。匈奴虽随畜转移，亦未尝无辎重。马邑之权，王恢主击匈奴辎重，以单于兵多，弗敢击，获罪；元朔二年，天子褒车骑将军曰：“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元狩二年褒票骑将军曰：“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四年，大将军、票骑将军兵大出，赵信为单于谋，悉远北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见《史记·卫将军票骑列传》。《匈奴列传》：“贰师之出，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皆匈奴军行有辎重之证。《周官》大史，大迁国，抱法而前；而终古、向挚、屠黍之流知国之将亡，则奉图籍而出奔；见《吕览·先识》。其事皆可互证。所以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持之以取禄秩也。《荀子·荣辱》。西域胡书，岂后宫贵人所能识？此正匈奴用中国文字之铁证，而亦其治法有类中国之铁证矣。

《说文》控字下曰：“匈奴引弓曰控弦。”《一切经音义》引作“匈奴谓引弓曰控弦”，是也，今本盖夺谓字。又一引匈奴作突厥。汉时无突厥，必误也。然则匈奴言语，亦有与中国同者矣。

《观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曰：“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当是战国、秦、汉之物。考六国执政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国，盖避汉高帝讳改。《史记·大将军票骑列传》，屡言获匈奴相国、都尉；而《匈奴列传》记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而不举其目，又言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封即相邦，易邦为封，亦避高帝讳耳。”此印若真，亦匈奴与中国同文之一证也。

（三四四）匈奴龙庭

匈奴逐水草移徙，无城郭常处。然壶衍鞮之衰也，由左贤王、右谷蠡王之不会龙城；而醯落尸逐鞮之将叛，史亦谓其庭会稀阔；则正月、五月、九月之会所系至巨。舜、禹之立，以朝觐讼狱之归，而《史记·殷本纪》言殷之盛衰以诸侯来朝与否为征，知朝觐之礼，固不待有宫室城郭之世而后重矣。匈奴之大，盖自冒顿以来，史但言其庭直代、云中而未尝详言所在；朔方之建，匈奴遂弃漠南，新庭所在，史亦未言其地，诚憾事也。

今案冒顿之庭当在今大同以北之大青山中。何以知之？蒙恬之斥逐匈奴也，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史不言其所居。然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汉书·匈奴列传》。冒顿弑父，龙庭未闻徙地，则头曼弃河南后，必即居阴山中矣。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盖依山为阻。秦之乱，适戍边者皆去，匈奴得宽；后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时，北方游牧之族，在匈奴之东者为东胡，西为月氏，北为丁令。冒顿单于皆击破之。又南并楼烦、白羊王。白羊王，在河南。《汉书》云：“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匈奴列传》。匈奴盖至是始尽有漠南北之地。冒顿子老上单于又击服西域，置僮仆都尉，居焉耆、危须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孝文三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则匈奴之服西域，在孝文三四年间。而匈奴之国势，遂臻于极盛。

汉初对匈奴，亦尝用兵。已而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不利，乃用刘敬策，妻以宗室女，与和亲。盖以海内初平，不能用兵，欲以是徐臣之也。高后、文、景之世，守和亲之策不变。然匈奴和亲不能坚，时入边杀掠。汉但发兵防之而已。是时当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之世，为匈奴全盛之时。武帝即位，用王恢策，设马邑之权，以诱军臣单于。军臣觉之而去。匈奴自是绝和亲，攻当路塞，数入盗边。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元年，汉始发兵出击。自后元朔二年、五年、六年、元狩三年，仍岁大举。而元朔二年之役，卫青取河南，置朔方郡；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西岸。汉既筑朔方，遂缮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狩二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通西域之道自此开，羌、胡之交关自此绝。匈奴受创尤巨。于是伊稚斜单于，军臣之弟，继军臣立。用汉降人赵信计，本胡小王，降汉，封为翕侯。败没，又降胡。益北绝幕。欲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元狩四年，汉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使卫青、霍去病中分兵。青出定襄，今山西右玉县。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番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矣。

伊稚斜单于后，再传而至儿单于。儿单于之立，当武帝元封六年。自儿单于以后，益徙而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龙庭所在，史亦不详。而以兵事核之，则距余吾水至近。天汉四年，贰师之出，且鞮侯单于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自以兵十万待水南。征和二年，闻汉兵大出，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里，居兜衔山。壶衍鞮单于时，汉生得瓯脱王。匈奴恐以为导袭之，即北桥余吾，令可渡。《山海经》：“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北鲜”二字，疑鲜卑之倒误。余吾，仙娥，一音之转。颇疑今色愣格河，古时本名鲜水；即鲜卑水，或译名但取上一音，或夺卑字。而拜哈勒湖，则名余吾；后乃貤其所注之湖之名，以名其水也。本始二年，五原之兵，出塞八百余里，而至丹余吾水。丹余吾，当系余吾众源之一，或其支流。以道里计之，亦当在今色楞格河流域也。古山水多以种族名，而北族如匈奴、纤犁等古皆近塞，后乃播迁而出塞外。北徼山水与内地戎狄同名，理所可有。《公羊》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左氏》作茅戎，而云“败绩于徐吾氏”。徐吾即余吾也。杜《注》云：“茅戎之别也。”说盖不误。戎狄迁徙，习为故常，自春秋至前汉，阅时久矣，古之贸戎播迁而至漠北，亦理所可有。然则余吾水，或贸戎之别荐居之所耶？遐哉尚矣，弗可得而考矣！儿单于四传而至壶衍鞮单于。宣帝本始二年，匈奴欲掠乌孙，乌孙公主来求救。汉发五将军十余万众，出塞各二千余里以击之。匈奴闻之，驱畜产远遁。是以五将少所得，而校尉常惠护乌孙兵，入自西方，获三万九千余级；马、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传》云“乌孙皆自取所虏获”，则此数未必确实。然匈奴之所损，必甚多也。匈奴民众死伤，及遁逃死亡者，不可胜数。其冬，单于自将攻乌孙，颇有所得。欲还，会大雨雪，人畜冻死，还者不及什一。于是丁令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匈奴大虚弱，诸国覊属者皆瓦解，滋欲乡和亲，然尚未肯屈服于汉也。其后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尽并诸单于，又为新立之郅支单于所败。乃于甘露元年，款五原塞降汉。三年，入朝。郅支北击乌揭，降之，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之众，留都坚昆。《三国志注》引《魏略》：匈奴单于庭，在安习水上，当系指此时言之。安习水，今额尔齐斯河也。后杀汉使谷吉，自以负汉；又闻呼韩邪日强，恐袭之，欲远去。会康居数为乌孙所困，使迎郅支居东边，欲并力取乌孙以立之。郅支大悦，引而西。康居王甚尊敬之，妻以女。郅支数借兵击破乌孙。乌孙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骤胜而骄，杀康居王女，又役康居之民为筑城。元帝建昭三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制，发诸国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兵攻杀之。传首京师。北方积年之大敌，至是称戡定焉。

匈奴之弱，实由失漠南。侯应《罢边塞议》谓“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据《汉书·匈奴传》：元封六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诛贰师后，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本始二年，单于自将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虚闾权渠单于之立，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盖三十七年之间，大变之见于中国史者四矣，度尚有较小，为中国史所不载者也。

（三四五）头曼北徙及复度河南之年

《史记·匈奴列传》云：“秦灭六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蒙恬击匈奴，据《始皇本纪》，事在三十二、三十三年，上距秦灭六国已六年，下距蒙恬之死仅四年耳，安得云十余年？然则《匈奴列传》盖辜较言之，误以头曼北徙，自秦灭六国时起计；抑或头曼北徙，实在蒙恬出击之先，史但承蒙恬事叙之，而未详其年岁，二者必居一于是矣。《高祖纪》：塞王欣、翟王翳降后，缮治河上塞。废丘降、章邯自杀后，又兴关内卒乘塞。是时楚汉相持方急，汉方发关中老弱未传者悉诣军；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非万不得已，必不肯分兵守边。疑匈奴之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当在是时也。

（三四六）头曼城

《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盖即冒顿父所筑。”案卫律为壶衍鞮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匈奴传》。安得当头曼时已能筑城而居乎？即筑之，将谁与守？此盖胡语偶同，或后人筑城，知其地为头曼故居，因以名之，必非头曼所筑也。

贰师之出塞也，追北至范夫人城。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张晏曰：“范氏能胡诅者。”范氏事迹，当有可考，特应劭、张晏均未详言之耳。然则谓为汉人所筑，必非臆度之辞。汉人筑城于胡中，以其能守城也，故能完其余众。郅支之筑城，已在徙西域后矣，犹不能守，而为陈汤所破，况头曼时乎？

（三四七）优留单于非真单于

《后汉书·南匈奴传》：元和二年，“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二年，七月，南单于上言：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鲁恭传》：和帝初立，议遣窦宪与耿秉击匈奴，恭上疏谏，言“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史侯河当即安侯河。安、史字音不同，未知孰误。观南单于之言，北单于遁逃之年，即鲜卑杀优留之岁，极似此遁逃之北单于，为继优留之后者。然建武二十五年，史已言南单于遣兵击破北单于，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其后二十七年，北单于遣使诣武威求和亲。明帝末，北虏寇钞边郡，河西城门昼闭。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译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是北庭久在河西塞外，而最近武威。鲁恭所谓去塞数千里者，盖指河西诸郡边塞言之。鲜卑转徙而据匈奴之地，事在永元三年耿夔大破之之后，安得当章和元年已能入其左地，杀其单于乎？然则是年所入，仍是匈奴未西徙时之左地；南单于谓北单于遁逃远去，自指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元和二年以前之事言之，非指章和元年之事。《后汉书》盖于南单于之言，有所删节，而未求其文义之安；“去岁三月中发虏庭”，与“北单于创刈”云云，元文实不相接而误连之，遂若右贤王继优留而立，其实不然也。《宋均传》：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均族子意上疏曰：“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钞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遗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然则优留或实非单于，鲜卑妄言之以冒功，未可知也。又《陈禅传》：禅以永宁二年，“左转为玄菟候城障尉。既行，会北匈奴入辽东，追拜禅辽东太守。胡惮其威强，退还数百里。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宝而去”。是时辽东塞外，安得有单于？盖北虏旧部与西方隔绝，将众者遂以此自号耳。优留单于，或亦其类也。《袁安传》：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窦宪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安言“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然则优留单于，乃阿佟之兄也。又案南单于仅云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不云西域攻之。匈奴未西徙时，虽衰乱，西域诸国，似未必能攻其右。且西域果攻其右，匈奴复安得西徙乎？《后汉书》记元和二年事，恐亦不免杂采旧文而不谛也。

（三四八）五饵

贾生五饵之说，谓车服以坏其目，饮食以坏其口，音声以坏其耳，宫室以坏其腹，荣宠之以坏其心。不过以中国侈靡之俗，诱惑蛮夷无知之人耳。乃曰：关市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之下矣。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啖膹炙、谴、多饮酒，其亡竭可立而待也。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新书·匈奴》。夫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反顾其上则若灼黥仇雠，此孟子、孙卿之所想望，充类至义之尽之言，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者也。乃贾生欲以晏安为鸩毒，不用兵刃而亡人之国，何其侈哉！岂非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乎？然《史记》所载，以匈奴降王、相、归义、属国之属侯者，惠、景间十人，安陵侯子军，垣侯赐，遒侯隆强，容成侯唯徐卢，易侯仆黥，范阳侯代，翕侯邯郸，弓高侯韩颓当、韩王信孽子，襄城侯韩婴、信太子之子，亚谷侯它父、故燕王卢绾子，传云绾孙。建元以来二十有四。翕侯赵信，持装侯乐，亲阳侯月氏，若阳侯猛，涉安侯于单，昌武侯赵安稽，襄成侯无龙，潦侯煖訾，宜冠侯高不识，渠侯仆多，下麾侯呼毒尼，漯阴侯挥邪，渠侯扁訾，河綦侯乌犁，常乐侯稠雕，壮侯复陆支，众利侯伊即轩，湘成侯敞屠洛，散侯董荼吾，臧马侯延年瞭侯次公，昆侯渠复累，骐侯驹几，梁期侯任破胡。又柁侯金日，都城侯金安上，见《补表》。其见于《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者又四人。开陵侯成娩，归德侯先贤掸，信成侯王定，义阳侯厉温敦。以兵败复降匈奴者，仅一赵信；谋反入匈奴诛者，亲阳、若阳二侯；属国降胡亡入匈奴者，元帝初元元年上郡万余人耳。见《纪》。不特此也，汉武即位，通关市以饶给匈奴，而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以此几堕马邑之权，然犹乐关市，嗜汉财物。浑邪王之降也，贾人与市长安中，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讥武帝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若奉骄子。《黯传》。夫武帝之厚抚降人，出于侈靡，欲夸视中国富厚者，容或有之；抑惮匈奴之强，而所以奉之者转厚，亦在所不免；然谓其绝无以此为饵之意，亦未必然也。然则贾生之策，汉虽不尽行，亦未尝全不见用矣。

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填之以无名之朴。”通观五千言，以侈靡为致乱之原，而责上之人躬履俭素，以填静其民者甚至。夫民日接于纷华靡丽，而曰上之人躬履俭素，遂能使其下薄太牢之享而甘茹其粟，其说似近于迂。然而野蛮之族，与文明之族接，习于侈靡，终致丧亡者，有不自其上之人始者乎？盖文明民族之所优，野蛮民族之所乏者，有利用厚生之事焉，有纷华靡丽之事焉。利用厚生之事，有益于民生，无害于风俗，苟能采人之所长，以补己之所短，未见其于野蛮民族为有害；不徒无害，且使其民日臻于乐利，益进于文明，寖至与上国方驾焉。惟侈靡之事，则诚所谓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者，惑而溺之，未有不以败亡随其后者也。夫使上之人诚能躬履俭素，日计其国人而训之；而又能操刑法以齐其下，饮食衣服，不轨于正者必诛；如是，则其民之慕效文明之族者，必利用厚生之事，而非纷华靡丽之为；民日进于富厚文明，受交邻之益而不受其害，夫孰能挟晏安为鸩毒，而以是为饵？然而野蛮之族与文明之族遇，为凡民之表率者，无不惟纷华靡丽之悦，而下之人遂靡然从风，率一国之人，惰于作业，而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不徒兵力不敌中国如匈奴者，终至灭亡也；即其乘中国衰乱，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者，亦终以此自毙。其事至浅也，其理至明也，而往古来今，前车覆而后车继，不待人之驱，而自入于罟擭陷讲，岂不哀哉！匈奴之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酒之贵重可知。然秫蘖有待于汉之赠遗，此亦饮食可以坏其口之一证。以是为赐，上之人不翅明示汉物之可贵矣。

然而勿谓秦无人也。中行说之说老上单于也，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何其所言与贾生如出一口也？其为单于画曰：“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何其计之深而虑之远也？而惜乎单于之不能用也。然而杨恽之折中书谒者令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殡恶。”《汉书·恽傅》。则冒顿固尝行之矣。此其所以能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与？

（三四九）萧望之对待匈奴之议论

呼韩邪之来朝也，诏有司议其仪，咸曰：宜如诸侯王，位次诸侯王下。萧望之独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宣帝从之。诏曰：“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此从《望之传》。《本纪》作“礼所不施”。而望之之言曰：“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大哉言乎！彼之称臣服从者，屈于力也，不则商贾利赏赐也；力所不及，利所不存，遂欲抗颜与我为敌国。乡以得其臣为荣者，至此遂以失其臣为辱，则何如望之之议，谓“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之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输哉？夫谦尊而光，而侈然自大者之为可笑而亡谓也，其理至易喻也。然惟汉世能行之。无他，当是时中国盛强，足于中不待炫耀于外也。宣帝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见《汉书·食货志》。何损于汉天子之豪末哉？

匈奴之乱也，议者多欲因其坏乱举兵灭之；望之独引《春秋》不伐丧之义，谓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斯议也，论者必以为迂，然因外夷之坏乱而举兵灭之，唐太宗之于突厥、薛延陁，则尝行之矣，曾何补于默啜之寇盗，更何益于中叶后回纥之骄横哉？观东西汉之世，两呼韩邪之后戢戢乡化，而唐世恒以六胡州旰食，而知尚德不观兵之效矣。特难为浅虑者道耳。

（三五○）全代制匈奴策

苏子瞻之策西夏曰：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对制科策》。王恢之策匈奴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汉书·韩安国传》。恢数为边吏，习胡事，又去战国之世近，其言必非无据；然则非敌国外患之足虑，有敌国外患而我无以待之之足虑。

（三五一）分地

读史者多谓耕稼之民，始重土地；游牧之民，则可以时时迁徙；误也。游牧之民之迁徙，亦出于不得已耳，故亦极重分地。《史记·匈奴列传》曰：“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又曰：“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其证也。彼其所谓迁徙者，固皆在分地之内耳。分地之制，惟辽世最严。故当其盛时，北方最为安定。以凡部族皆能保其分地，莫相侵犯，则变动无从起耳。《辽史·营卫志》引旧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捏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非谓前此遂无定居，乃其所居之地，无法令以保鄣之，不能视为分地耳。

（三五二）秦始皇筑长城

秦始皇帝筑长城，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侵略，皆不察情实之谈也。《史记·匈奴列传》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又曰：“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壮丁，尚不足二十四万。《史记》又云：冒顿“控弦之士三十万”，盖其自号之虚词也。《新书·匈奴篇》曰：“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此则其数太少。或贾生所计，非匈奴全国之众。南部之并北部也，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十七人。所谓胜兵，即力能弯弓之士也。然则匈奴壮丁，居其民数五之一弱。与贾生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之说合。今即以匈奴兵数为二十四万，以五乘之，其口数亦不过百二十万耳。贾生谓匈奴之众，不当汉千石大县；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非虚词也。冒顿尽服从北夷时，口数如此，头曼以前当何如？《史记》曰：“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头曼以前之匈奴，则亦如此而已。此等小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长城非起始皇，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者也。齐之南亦有长城，齐之南为淮夷，亦小部落，能为寇钞者也。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则有云梯隧道之攻，虽小而坚如偪阳，犹惧不守，况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御大敌。若战国秦时之匈奴，亦如冒顿，控弦数十万，入塞者辄千万骑，所以御之者，自别有策矣。谓足立万古夷夏之防，几全不察汉后匈奴、鲜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论异，其不察史事同也。

（三五三）秦营南方上

《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六国表》略同。其所戍及所筑，皆即所略取之地，非中国与陆梁间之通道也，而《集解》引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疏矣。

徐广之言，盖本于《淮南子》。《淮南子·人间训》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案此事亦见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汉书·严助传》。而无发卒五十万之语。《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则谓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既败，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史记·淮南王传》伍被谏王之辞，又谓秦“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今案尉佗本传，佗在秦时仅为龙川令，及任嚣病且死，召佗，被佗书，行南海尉事，佗乃因以自王，安有将兵征戍之事？更安得当秦始皇时，即止王不来乎？发卒与谪发大异；且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谪筑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载籍少，史记又非民间所有，称说行事，率多传闻不审之辞。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严安、伍被之辞，盖亦其类。徐广不察，率尔援据；且缪以淮南所言发卒之数为《史记》所云谪戍之数，亦疏矣。

淮南王谏伐闽越之辞曰：“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此虽言闽越，南越亦无以异，即有丧败，安用发大兵为备乎？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当时用兵南越，天时地利，皆非所宜，偏师丧败，事所可有，然以大体言之，则三郡之开，辟地万里，越人固未尝敢以一矢相加遗，安用局促守五岭乎？使一败而至于据岭以守，则三郡之不属秦久矣，何以陈胜既起，任嚣犹能挈南海以授赵佗；而佗既行尉事，南海犹多秦吏，而待佗稍以法诛之邪？见佗本传。《陈余传》载武臣等说诸县豪桀之辞，谓秦南有五岭之戍。盖汉通南越，岭道有五，故为此辞者云尔，非必武臣当时，语本如此。《佗传》言佗檄横浦、阳山、湟溪绝道聚兵以守，则似秦与南越往来，惟有三道耳。

汉武帝之通夜郎也，拜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传》。王莽之击益州也，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犹以军粮前后不相及，致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见《汉书·西南夷传》。知当时南方，道路艰阻，运饷者恒倍蓰于士卒。始皇若发五十万人以攻越，疲于道路者，不将逾百万乎？又淮南谏书，言“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而《史记·东越列传》：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亦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汉书·高帝纪》十一年诏亦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知当时越人，尚分散为众小部落，此其所以有百越之称也，安用发大兵攻之？彼亦岂能聚大兵来攻，而待发大兵以守乎？

秦所遣谪戍之数，虽不可考，然必不能甚多，故任嚣告赵佗，谓“颇有中国人相辅”；《佗传》。而陆贾说佗，亦谓“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也。《史记·贾传》。《汉书·两粤传》载佗《报文帝书》，言“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羸当作赢，《史记》作其西甄骆裸国，师古曰：…“羸，谓劣弱也。”竟未一考《史记》，疏矣。“其众数千人”，《史记》作“千人众”。东瓯之降也，其众四万余，《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属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闽越强于东瓯，众不得较东瓯为少。知佗于西瓯、闽粤、长沙，皆以中国之众，与“蛮夷”分别言之。陆生所谓众数十万者，必不苞中国人矣。汉高帝之王尉佗也，诏曰：“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汉书·高帝本纪》十一年。则佗自王后，中国人在南方者，初无所损。而陆生不之及者，其数微，不足计也。知秦时所谪，其数必不能多矣。

《史记》所谓筑越地者，盖谓筑城郭宫室也。中县民初至，必不能处深山林丛，势不能不筑宫室以居，城郭以守。然则秦人之徙中县民，其意虽欲使与越杂处以化之，实仍自为聚落，故其数不耗减易知也。长沙开辟最久，盖犹不免焉，而闽越无论矣，故尉佗于此，并以中国人与“蛮夷”分言之也。

汉人引秦事以讥切当世者甚多，而皆莫如晁错之审。错之论守备边塞也，曰：“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此即《史记》所谓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适治狱吏不直者也。然错之言曰：“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秦之徙民，其虑之虽不能如是之备，然其适筑越地，盖犹存此意焉。错又言：人情非有匹敌，则不能久安其处，故亡夫若妻者，欲县官买予之。今案伍被言：尉佗止王南越，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被言不谛，说已见前。然传闻之辞，虽不尽实，亦不能全属子虚。果若所言，则秦之徙民，得古之遗意者多矣，其迫而徙之虽虐，而既徙之后，固未尝不深虑之而力卫之也。此其所以三郡之地，能永为中国之土欤？

当时居越中者，中国人虽少，而越人之数，则初非寡弱。尉佗报文帝书，自称带甲百万有余。今案《汉书·地理志》，汉所开九郡，除珠崖、儋耳外，其余七郡，口数余百三十万；而珠崖、儋耳，户亦二万三千余，见于《贾捐之传》。然则百万虽虚辞，而淮南王谓越甲卒不下数十万；吴王濞遗诸侯书，谓“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可得三十余万”，《史记》本传。则非夸饰之语矣。唐蒙谓“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案《汉志》，犍为郡口四十八万九千，牂柯郡口十五万三千，则其辞亦不虚。《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滇小邑”，又谓滇王“其众数万人”；又《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湘成侯监居翁，“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兵四十余万降侯”，知南方文化程度虽低，生齿数实不弱，盖由气暖而地腴使然。秦所徙中县民，区区介居其间，而能化之以渐，使即华风，而未尝自同于剪发文身之俗，亦可谓难矣。抑秦之所以使之者，固自有其道，而后人过秦之论，有不尽可信者欤？

（三五四）秦营南方下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集解》引徐广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岁，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案此所谓略定扬越者，乃指秦灭楚后，平江南之地言之，即秦所置会稽郡地，而非桂林、南海、象郡之地也。《楚世家》及《六国表》，皆谓秦始皇二十三年，王翦击破楚军，杀项燕；二十四年，虏其王负刍，而《秦始皇本纪》则云：二十三年，王翦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其记负刍之虏，早于《表》及《世家》一年；而立昌平君及定江南地事，则《表》及《世家》无之。今案《表》既记负刍于始皇二十四年见虏，而于二十五年又云秦灭楚，盖指昌平君之亡；而《王翦传》亦谓翦杀项燕后岁余，乃虏荆王，与《表》及《世家》合；则《秦本纪》之记事，实误移上一年，如此，则王翦定江南地，降越君，当在二十六年，正秦并天下之岁；至二世元年，正十三年也。会稽与桂林、南海、象郡之置，虽相距八年，然二者同为扬越之地，事实相因，故史原其始而言之耳。

项燕之死，《项羽本纪》亦与《六国表》及《世家》同，而《始皇本纪》独相违异，未知孰是。案军中奏报，往往不实。窃疑《表》及《世家》均沿战后奏报之辞。当时谓燕已死，而不知其实生。《始皇本纪》独记立昌平君事，乃遂删此语也。至《项羽本纪》则因燕与翦战败而死，与为翦所戮无异，乃遂粗言之，古人固多如此。然昌平君之反，则固当确有其事。《表》及《世家》，皆谓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寿春，命曰郢”。此即《本纪》“秦王游至郢陈”之郢，《世家》云：“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楚国亦指寿春言之，盖即其地以立郡治。《本纪》记江南之定，在昌平君死后一年；《王翦传》亦云：“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则知平荆地与征百越，自属两事。盖虏负刍之时，秦人虽破寿春，兵力实尚仅及淮北也，然则昌平君所据，必为淮南无疑，徐广曰：“淮一作江。”作江者恐非矣。

《尉佗传》云：“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初王，谓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别于汉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言之也。其时在高帝五年，距二世元年，又七年矣。

（三五五）赵佗年寿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汉书》无卒字。案无之者是也。《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曰：越王赵佗以建元四年卒，尔时汉兴七十年，佗盖百岁矣。”此谧之穿凿。篇末言“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则佗之子亦尝为王。佗卒子继之年不可知，其子卒而胡继，则在建元四年。以事理推之，未始不可补“佗卒子继立”五字。然《史记》不之补者，古人之慎也。皇甫谧不考始末，遽以佗卒在建元四年，谬矣。凡谧之言，固多如此。《史记》盖本无卒字，如谧者臆补之也。

《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文帝元年，佗报谢之书，业已自称老夫；纵谓其时仅余六十，至建元四年亦四十四岁矣。况佗书谓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佗报书未必溯未居官时事，然则佗当令龙川乃至粤，其时年必逾弱冠，则报谢年必逾七十也。又四十四年，则当百十余岁，长寿者固非无有，然逾百岁者究罕。佗果至百十余岁，安得汉人绝无齿及者，故知佗必不卒于建元四年也。

（三五六）头兰

《史记·西南夷列传》：“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头兰，《索隐》云：“即且兰也。”案《汉书》作且兰，而无“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句，此钞《汉书》者，以头兰即且兰而误节也。若头兰即且兰，则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之罪大，隔滇道之罪小，此时诛之，必不以数其小罪矣。破且兰者，巴蜀罪人也。破头兰者，八校尉也。《汉书》“尝击南粤者”作“当击南粤者”，“击破之”作“击之”，似以两军为一，亦误。盖又因既误头兰、且兰为一而臆改也。故知展转传钞，其误多矣。

（三五七）夜郎侯见杀

《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云：“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案《史记》言“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似不至遽杀之。《汉书》言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相攻击，汉遣使和解，不听。乃以陈立为牂柯太守。立因行县，召斩兴。《后汉书》所谓后遂杀之，疑指此。当时仍封其三子为侯，则其胤嗣初未尝绝。然《后汉书》言公孙述时，牂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而不及夜郎侯，则封爵虽存，亦已无足重轻矣。

（三五八）仓海君

《史记·留侯世家》：“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集解》引如淳曰：“秦郡县无仓海。或曰东夷君长。”案或说是也。《越世家》言：无强之亡也，“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列传》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曰“或为王，或为君”；曰“皆废为君长”；曰“弗王，以故不附”；曰“复以摇为越王”；“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则王之与君，尊卑迥判。盖能号令他部落者为王，独自臣其部落者为君。今之土司，皆有其所莅之民，皆君也；其桀黠者，尝觊兼主他部落，则欲为王者也。《记》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此言号令不可不出于一。然号令所加，亦其部落之酋长耳；若其部民，则固一听命于其君，而王者之政令，初不之及。故各部落各有酋长，初无害于王者之治，惟不当与王者争发号施令之权耳，此秦之立闽中郡，所以必废无诸、摇为君长也，无诸、摇盖皆《越世家》所谓“或为王”者，故汉之王之，《史记》皆言复也。《魏略·西戎传》，谓氐“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墟落间”。《三国·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此王侯为虚名，其为君则实矣，何害于治？卫贬号曰君，而最后亡，由此也。然则始皇时，淮阳以东，得有东夷君长，亦固其所。晋灼以仓海君为海神，说近怪迂，犹知君非凡人之称；师古谓当时贤者之号，则误矣。贤者虽有才德，非有土、子民，则不称君。师古盖误谓下文“得力士”云云，与上相属，以为必贤者而后能知奇士，故谓良既见之，因而求得力士，而不知《史》《汉》此文，初不与上相属也。良之见仓海君，未知其所为。然必非徒求一力士。或欲用其徒众以报秦，如吴芮之用越人邪？

谓仓海君为东夷君长，是也，而姚察谓即武帝时所置仓海郡，则又非。“东见仓海君”，与下“得力士”云云，不必相属，而与上“学礼淮阳”，则必相属。所谓东者，自淮阳而东也。若武帝时之苍海郡，则因薉君之降而置者也。《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平准书》言“彭吴贾灭朝鲜，置仓海之郡”；《汉书·食货志》作“彭吴穿濊貉、朝鲜，置沧海郡”。宣帝诏丞相御史，亦言武帝“东定薉貉，朝鲜”，《汉书·夏侯胜传》。皆与朝鲜并举，安得在淮阳之东邪？

闽越王郢之诛也，诏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史记·东越列传》。丑未王时已称君，可见其自有部属；而余善所谓国民多属者，则繇为王后所当矫正之众也，不归繇而归余善，则繇虽王，实仍君而已矣。

《史记·吴王濞传》：“发使遗诸侯书曰：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余万。”“其王君”，《汉书》作“其王诸君”，盖是。《史记》疑夺。王一也，而所属之君则多矣。

《汉书·高帝纪》：五年，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又曰：“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称亡诸为故粤王，可知《史记》所谓“废为君长”者，即夺其王位之谓；而项羽夺吴芮地，而仍谓之番君，亦即所谓废为君长者也。

（三五九）倭人国

《后汉书·鲜卑传》：言檀石槐“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集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案乌集即今言窝集；乌集秦水，谓乌集中有水名秦也；其为何水不可知。然鲜卑东界，仅接夫余、秽貉，安得越海而伐日本，则此所谓倭者必非日本也。盖倭乃种族之称，日本虽倭人，倭人不仅于日本。此倭人国，必倭族分支早近于东北窝集者也。

《东夷传》言：马韩“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弁辰“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文身即倭人，此亦倭人不限于日本地方之一证。东北诸族乌桓、鲜卑及濊貉等，实皆自南而北，予别有考。如东北亦有倭人，则深足证予倭为嵎夷之说之确矣。《后汉书》之语，实本《魏书》，见《三国·魏志·鲜卑传注》引。乌集秦水作乌侯秦水，倭人国作汗国。又云：“至于今，乌侯秦水上有汗人数百户。”乌侯似即乌洛侯之异译，其地在那河西南，见《旧唐书·室韦传》。那河即今嫩江。

（三六○）鲜卑

鲜卑出于东胡，读史者无异词。近人或曰：“通古斯Tungus者，东胡之音转也。不译为东胡，而译为通古斯，则何不称孔子曰可夫沙士也？”窃有疑焉。《后汉书》曰：“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三国志注》引《魏书》略同，盖《后汉书》所本也。然则东胡之亡，众分为二。乌桓、鲜卑大小当略相等。顾鲜卑部落，自汉以后，绵延不绝，而乌桓自魏武柳城一捷，遂不复见于史，仅《唐书》所载，有一极小部落曰乌丸，亦作古丸，在乌罗浑之北。《辽史·太祖纪》，诏撒刺讨乌丸。穆宗时，乌丸叛，盖即此乌丸也。然其微已甚矣。乌桓当汉时，遍布五郡塞外，岂有柳城一捷，所余仅此之理？《通考》云：西晋王浚为幽州牧，有乌桓单于审登；前燕慕容儁时，有乌桓单于薛云；后燕慕容盛时，有乌桓渠帅莫贺咄科勃。亦其微已甚，不足数也。何耶？案拓跋氏之先实来自西伯利亚。别有一条考之。《魏书》谓其国有大鲜卑山。希腊、罗马古史，谓里海以西，黑海之北，古有辛卑尔族居之。故今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峡；而俄人称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元史译文证补·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辛卑尔即鲜卑也。此岂东胡灭后余众所居邪？抑鲜卑山自欧、亚之界，绵亘满、蒙之间也？乌桓、鲜卑二山，以地里核之，当即今苏克苏鲁、索岳尔济等山。案《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曰：“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后汉书·乌桓传》：“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索隐》又引《续汉书》曰：“桓以之名，乌号为姓。”此八字或有讹误，然大意可见。然则东胡者，吾国人貤匈奴之名以名之，而加一方位以为别，犹称西域诸国曰西胡尔，非译名也。乌桓盖彼族大人健者之名姓，乃分部之专号，非全族之通称。彼族本名，舍鲜卑莫属矣。此族古代，盖自欧、亚之界，蔓延于匈奴之北及其东。实在丁令之北。其所居之地，皆以种人之名名之。故里、黑海，乌拉岭，西伯利亚及满、蒙之间，其名不谋而合也。《史记》以东胡、山戎分言。《索隐》引服虔曰：“山戎，盖今鲜卑。”又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又引胡广曰：“鲜卑，东胡别种。”则乌桓、鲜卑虽大同，似有小别。

近人或又云：鲜卑，即《禹贡》之析支。说颇可通。然惟据音译推度，未能详列证据。予昔尝为之补证，曰：“析支者，河曲之地，羌人居之，所谓河曲羌也。《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应劭。羌与鲜卑习俗固有极相类者。羌俗氏姓无常，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则母有姓父无姓可知。乌桓亦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氏为姓。又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一也。羌俗父死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乌桓亦妻后母，报寡嫂。二也。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乌桓俗亦贵兵死。三也。此皆鲜卑与河曲羌同族之证也。”由今思之，此等习俗，蛮族类然，用为证据，未免专辄。且如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复可云与羌及鲜卑同祖邪？然此说虽不足用，而鲜卑出于析支，其说仍有可立者。《禹贡》析支与渠搜并举，则二族地必相近。《汉志》朔方郡有渠搜县，蒋廷锡谓后世种落迁被，说颇近之。《管子·轻重戊》篇：“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代人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即析支，是析支在代北也。《大匡》篇：“桓公乃北伐令支，斩孤竹，遇山戎。”《小匡》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又曰：“北至于孤竹、山戎、濊貉，拘秦夏。”令支，泠支，亦即析支。《汉志》：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地在今河北迁安县。是析支在今河北境矣。濊貉者，即《诗·韩奕》之追貊。陈氏奂说，见所撰《诗毛氏传疏》。未知信否。予谓追未必即濊，然追貊之貊，必即濊貉之貉也。《诗》曰：“王锡韩侯，其追其貊。”郑以韩在韩城，追貊为雍州北面之国。又曰：“其后追也，貉也，为狁所逼，稍稍东迁。”说颇可信。予别有考。渠搜者，《禹贡》析支之邻国，而汉时迹在朔方；濊貉者，周时地在离枝之东，而其后居今东三省境；然则自夏至周，青海至于辽东，种落殆有一大迁徙。离枝、渠搜，何事自今青海迁至雍、冀之北不可知。若濊貉之走辽东西，鲜卑之处今蒙古东境，则殆为匈奴所逼也。又燕将秦开，袭破东胡，燕因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此五郡者，其初亦必离枝、濊貉诸族所杂居矣。《后汉书·乌桓传》：“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走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丁令所居，北去匈奴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见《史记索隐》引《魏略》。安习水，今额尔齐斯河；乌孙则今伊犁地也。乌桓区区，流放罪人，安得如是之远？得毋居西方时，故以是为流放罪人之地，东迁后犹沿其法邪？然则吐谷浑附阴山逾陇而入青海，非拓新疆，乃归故国矣。此说虽似穿凿，然析支、渠搜、濊貉同有迁徙之迹，则亦殊非偶然也。又肃慎古代，亦不在今吉林境。予别有考。

（三六一）西夜、子合

《后汉书·西域传》云：“《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案《前书·西域传》云：“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后书》“西夜国一名漂沙”，“子合国居呼犍谷”。《前书》西夜国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后书》则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而子合国户口胜兵之数与《前书》西夜同。然则《后书》之子合是《前书》之西夜；而《后书》之西夜，则新立之国，此所谓稍分者也。

（三六二）徐福

黄公度《日本国志·国统志注》云：“《梁书》言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相传亦称为徐福后，彼国纪载，本以此为荣。其后学者渐染宋学，喜言国体。宽文中，作《日本通鉴》，源光国驳议曰：谓泰伯后，是以我为附庸国也。遂削之。赖襄作《政纪》，并秦人徐福来，亦屏而不书。余谓泰伯之后本无所据，殆以日本断发文身，俗类句吴，故有此谲传欤？至徐福之事，见于《三国志》《后汉书·倭国传》，意必建武通使时，其使臣所自言。《史记》称燕、齐遣使求仙，所谓白银宫阙，员峤方壶，盖即今日本地。君房方士习闻其说，故有男女渡海之请，其志固不在小。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又周秦语也。自称神国，立教首重敬神；国之大事，莫先于祭；有罪则诵禊词以自洗濯，又方士之术也。崇神立国，始有规模，计徐福东渡，已及百年矣。当时主政者，非其子孙殆其徒党欤？至日本称神武开基，盖当周末，然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无事足纪，或者神武亦追王之辞乎？”予谓徐福之事，果系彼使臣自言，史家安得不明记之？重器为秦制，称谓为周秦间语，不必方士所传。敬神之俗，野人皆同，更不必出于方士。谓日本之地早为中国所知，方士习闻其说，因有渡海之请，说颇近之。

然徐福之漂流，必未能至日本。《三国·吴志》：孙权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传说至能使国家为发大兵，必非绝无根据。度必略有道里乡方，及沿途所经岛屿，故能循之求得夷洲；而还时亦但云亶洲所在绝远，不可得至，而不云无其地也。而其将数千人还，尤有足资寻索者，何则？谓为夸功示信，或以餍时主好奇之心，偕数人若数十人已足，不必至数千人也。然则此数千人殆本华人，而温等乃拔之以还欤？此说如确，则亶洲之有华人，亦必非虚语矣。然其是否徐福，了无征验，而其地尤不能为日本。日本之通中国，盖自汉武灭朝鲜以来，距是岁三百三十八年矣。日本情形，中国必知之已稔，其地果有徐福所将童男女之后，中国岂得不知？且日本通使南朝，实始晋末；泰始初尚朝贡北方，三国时未能通南方可知。即谓不然，偶或一至则可，又安能时至会稽货布邪？

汉之未通西域也，而邛竹杖、蜀布，业已先至其地；即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谓日本通使南朝之前，南方人民与日绝无往还，非其实也。然必不能如北方之多。盖是时航海，皆依傍海岸而行，观《三国志》所述自带方入倭之路可知。是时南方至日者，非冒险之估客，则执迷之方士耳，徒侣必不能多。北方则不然。其时族制未颓，奴客尤众，移徙之际，往往相将；而自后汉末年，每每大乱，至于五胡云扰，人民之流离转徙者实多，往往相率而行，自成一部，此细读后汉至南北朝之史可知。田畴能训练其民，为故主报仇，为中国攘斥夷狄；管宁、邴原辈，所将皆流亡之徒，犹能立纲陈纪，足食之后，继以教化，职是之故。章太炎亟称此时之士材力绝人，非唐宋后所有，则欲知人而不论其世矣。知此，则知东史所纪华人入日者，皆称为某某部，俨然古者之族有世业，以氏名官，必非虚诬。又是时华人入日者，类多自托华胄：如弓月君，或谓秦始皇五世孙，或谓十三世孙；阿知使主，或谓汉灵帝三世孙，或谓四世孙；《姓氏录》所记，又有吴王夫差、汉高祖、光武、齐王肥、盖宽饶之裔，亦与是时风气相合。此等语必非日人所能造作，日人本亦无庸造作也。文化悬殊，则此方中庸之材，入彼即能开物成务，此自古以来，遐方开辟，所以必用中原之士，而亦我华人之大有造于彼者矣。

（三六三）交阯嫁娶之俗

《后汉书·循吏传》任延：“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振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三国·吴志·薛综传》载综上疏言：“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袵；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云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则非无适对匹，安得产子不知种姓？种姓依母，本不依父也。云除州县外嫁娶皆如此，则延之教，仅行于州县之间。盖中国人之徙居其地者，初同其俗，后乃因教导而获改也。贫无礼聘，须长吏以下省奉振助，则非不知嫁娶礼法，乃贫无以行礼，不得不自同于蛮俗耳。故知往史传言，多失其实。

（三六四）高离

《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云：“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此文本于《魏略》，见《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索离作高离，《梁书》作橐离。掩水作施掩水。《后汉书注》云：“索或作橐。”《通典》作櫜。案此与《魏书》所述高句丽始祖朱蒙缘起，明系一事。《魏书》谓高句丽出于夫余，乃因夫余受封中国较高句丽为早云然，其实高句丽缘起，不必后于夫余也。《永乐大王碑记》：“乙未岁，王以丽不贡，整旅往讨。”丽疑即《魏略》之高离；《后汉书》索离，实高离之误。《注》云“索或作橐”，则又櫜之误也。《永乐大王碑》述邹牟缘起，亦与此略同，邹牟即朱蒙也。所临水作掩刊，则《志注》引《魏略》误，当从《后汉书》。

（三六五）卑弥呼

魏时通中国之倭女王卑弥呼，昔人谓即神功皇后，今人则谓不然。此说也，日人颇乐闻之，因日人甚讳其曾臣事中国也。然无论卑弥呼为神功皇后与否，汉魏时自达于中朝者，必日本之共主，而非其小侯，则无足疑，亦不能讳也。

日本之通中国始于汉。《汉书·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传》云：“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当作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三国·魏志·东夷传》云：“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带方即乐浪，公孙康所分。可见自汉至魏，倭人之隶属不变。此其仅通于郡县者也。《魏志》云：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维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不属女王。所述国名，适得三十，当即使译所通。其初朝见之国，盖尚不逮此数。故《国志·魏书》以今字别之。《汉志》云“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一似百余国皆来献；《后汉书》云“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一似三十许国一时俱通者；其措词，皆不如《国志》之审矣。三十国使译所通，故《魏志》能举其名，其余则自汉至魏，皆但能知其共有若干国而已，不能道其详也。

倭人之自达中国，始于后汉。《后汉书》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三国志》云：“其国本亦以另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建武中元二年，下距桓帝建和元年九十年，灵帝建宁元年一百十一年，与所谓住七八十年，更相攻伐历年者，数略相合。然则《国志》所谓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者，乃即自其奉贡之年计之，而非谓倭之有王，始于是时也。此所谓王者，岂即倭奴国之君与？《国志》述诸国之名，当自北而南，而《后汉书》云倭奴为倭国之极南界；又以弥奴、姐奴、苏奴、华奴苏奴、鬼奴、乌奴例之，奴国之名，亦甚似倭奴国之夺。然建武时倭国南界，与女王南界，是否相符，殊难质言；而《后汉书》于帅升称为倭国王，于倭奴则无王称，又似本无王号者，故倭奴是否日本共主，究难断定也。至帅升则不然矣。日本木宫泰彦作《中日交通史》，引其国博士内藤氏之说云：“北宋本《通典》有倭面土国王师升；日本古本《后汉书》有倭面土国王师升、倭面国王师升；异称《日本传》引《通典》，有倭面土地王师升；盖本作倭面土国王，后省称倭面国王，又省为倭国王，或误为倭面土地王。倭面土当读为ヤマト，即大和国。”其说颇允。《后汉书》称大倭王居邪马台国，邪马台似亦ヤマト译音。《国志》云：“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伊都与倭奴，似亦同音异译。窃疑邪马台，倭奴，乃诸国中之强者，而邪马台之势尤张，故早有王称。大乱之后，更晋为大倭王，而伊都则为大率治所也。四夷之或通于中朝，或仅达郡县，实因缘事势，非出偶然。盖通中朝者，路逮而费多，僻陋之邦，或力不能胜，或亦本无此愿，而中朝于外国之使，送迎亦颇劳费，非好大喜功之主，未有务于招致者。古附庸之不达于天子，盖亦以此也。邪马台倭奴之能自达，岂偶然哉？《三国志》又言：“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则倭人之通中华，实颇利其赏赐，安有藩属小国，敢冒大倭王之名而自通者乎？

《三国志》又云：“卑弥呼以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案《汉书·地理志》言：“齐地，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以此俗之成，归诸齐君，其不足信，自不待论。卑弥呼年长不嫁，能事鬼神，正巫儿之俗也。亦足证倭人即峭夷，嵎夷本在山东之说矣。见《嵎夷》条。《国志》又谓卑弥呼“有男弟共治国”，此又今社会学家所谓舅权也。足见日本之有女主，乃其社会使然，而非偶然之事矣。如是，则日本女主，必不止卑弥呼、壹与二人。木宫泰彦云《记纪》有神功皇后征新罗事，酷类小说，原不能视为信史。然公历四稘后半，日人兵陵新罗，则事确有之。案《广开土王陵碑》云：“辛卯，倭渡海，破百残、新罗，己亥，百残违誓，与倭通。新罗使白倭人满国境。庚子，遣救新罗，倭退。甲辰，倭入带方界。”百残即百济。辛卯为晋武帝太元十六年，己亥为安帝隆安三年，庚子四年，甲辰为元兴三年，上距魏明帝景初二年卑弥呼遣使之岁，百五十余年矣。以卑弥呼为神功皇后，年岁相距，诚未免太遥。然日本，高丽，皆本无史籍，其古史皆依傍我国之史为之，年代安足征信？碑文年月，虽若可信，然日本是时与新罗有兵争，不能谓其兵争之仅在是时也。故卑弥呼究为神功皇后与否，诚只能置诸存疑之列，然谓其非倭人之大长，则必不可矣。

木宫泰彦释带方郡至邪马台之路云：“狗邪韩国即迦罗。对马国即对马。一大国，宜据《北史·倭国传》改一支，即壹岐。末卢国即肥前之松浦。伊都国即筑前之怡土。奴国即筑前之傩。不弥国即筑前之宇弥，投马国即筑后之三潴。”黄公度《日本国志·邻交志注》云：“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予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日本学者皆曰：那河郡古为怡土县。《日本仲哀纪》所谓伊都县主，即《魏志》所谓伊都国也。上古国造百三十余国，在九州者分十九国，在四海者分为十国。《汉书·地理志》：倭人分为百余国。《三国志》：倭人旧邑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二书所谓百余国，与《国造本纪》相符，所谓三十国，盖指九州四海之地，地在日本西南海滨，距朝鲜最近。此委奴国意必古伊都县主，或国造之所为，并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译音无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国，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后汉书》云：委奴国，倭国之极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邪马台即大和之译音，崇神时盖已都于大和矣。谓委奴国非其王室，此语不诬。”予案日史所言，恐正依傍中史，以此证中史之不误，恐不足信。黄氏之说，与余说颇相合，正足证并卑弥呼而指为小侯非王室者，只是日人褊浅之见也。

（三六六）儒术之兴上

自梁任公以周、秦之际，为中国学术最盛之时；谓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为衰机所由肇；又谓历代帝王尊崇儒术，乃以儒家有尊君之义，用以便其专制之私。而世之论者，多袭其说，实则不衷情实之谈也。儒术之兴，乃事势所必至，汉武特适逢其会耳。

当秦、汉之世，欲求致治，势不能不图更化。秦人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内峻威刑，外勤战斗。《纪》载始皇之语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欲以兴太平”上，盖有夺文。此五字指文学言。致太平责文学，练奇药资方士，皆始皇所谓在不中用之外者也。文学者，通知古今而不囿于当世法律辟禁之士。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而通之对谀，赐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则当时博士，盖即文学之士为之。秦博士多儒生，见下条。则所谓文学者，其学术亦可知矣。然则始皇非不欲用儒也，未及用而诽谤之事遽起，案问御史既希旨，诸生又传相告引，遂至所坑者几五百人耳。然原其初意，固与汉武无以异也。使天假之年，获见海内平治，如汉文、景之时者，亦未必不终用儒生，成武帝之业也。

孔子论政，先富后教。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制》曰：“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凡古之言教化，无不如此者。叔孙通之使征鲁儒生也，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公所为不合古。”犹守旧说也。《汉书·礼乐志》曰：“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又曰：“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仍是此等议论。汉代改正朔易服色之论，必起于文帝之时，以此。秦皇初并天下，日不暇给，其广征文学，而未能遽就其事，其无足怪。然以视汉之高帝，则规模弘远矣。

汉兴文治，盖有三时：郦生谒高祖，高祖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高祖即不肯见。郦生更其辞，然后得入。陆贾前说称《诗》《书》，高祖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客冠儒冠来者，高祖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叔孙通乃从所好，服短衣楚制。通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及高祖苦群臣拔剑击柱，通乃说之以起朝仪；高祖犹曰：“得毋难乎？”又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通为之月余，请上试观。上即观，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其所谓礼者可知矣。陆生之折高祖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盖以利害动之，高祖乃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著十二篇。自来能应事机者，不必其明于理。高祖之粗野，岂足以语兴亡之故？其所著者亦可知矣。今《新语》系伪书，然真者即存，亦必甚浅俗。《绛侯世家》云：“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陆贾传》：贾谓陈平曰：“臣尝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张良游侠，萧、曹刀笔吏，韩信徒能校兵书，张苍称于书无所不读，亦府史之材耳，安足以知文学？盖汉初之将相大臣又如此。而其时亦正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其无意于言教化也固宜。孝惠、高后之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及文帝之立，而情势稍变矣。《史记·礼书》曰：“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与《贾生传》所云“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者合。然《传》又曰：“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观公孙臣之进用，则贾生危见任为公卿不诬。盖道家之义，特不容妄事纷更，原不谓当束手一事不为也。《汉书·礼乐志》亦云：“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晁错传》曰：“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又云：“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错之死，论者皆谓袁盎为之。其实盎疏逖，非窦婴不得见；而错之诛，距盎之说已十余日矣，度其间必更有进议于景帝者，特史弗传耳。然则杀错者非盎，实汉朝之大臣也。故错之被陷，谊之见排，一也。特所遭之时不同，故一止于迁谪；一遂至于杀身耳。然则高、惠之世，本无意于更化者也；文、景则有意焉，而为武力功臣所沮者也；丁斯时也，必此等沮挠之人尽去，而又得一好大喜功之主，举前世谦让未遑者，悉不让而为之，而后更化之事可成，武帝则其人也。武帝之世，则其时也。其能就前人所未就之业，宜哉。然其事，则固始皇以来之所共愿也，未之逮耳。

（三六七）儒术之兴中

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秦官”，而沈约《宋书志》谓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案《史记·循吏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龟策列传》：宋元王时，神龟为豫且所得，见梦，召博士卫平而问焉。《汉书·贾山传》：“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则约之言是也。草昧之世，无所兴作，服官但循成法，固无取通知古今；稍进文明，即不容尔。博闻强识之士，遂为世之所贵。子产以博物君子，见称于晋；而楚灵王亦夸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则是物也。春秋时，犹仅就博闻者而问焉，征故实于史氏；至战国，遂广罗道术之士，以备咨询，亦理势然矣。班《表》之说，盖谓汉之博士，沿袭嬴秦，原不谓博士之官，为秦人所创置也。孔鲋为陈涉博士，汉高亦以叔孙通为博士。当戎马倥偬之际，不废是官，则亦颇重之矣。

博士虽无重权，然议礼制度考文，由之而定；其于显庸创制之朝，所系实重。观其治何家之学，而其时之所尚可知矣。叔孙通、伏生皆儒者，众所共知。博士之议帝号也，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天皇、地皇、泰皇者，《尚书大传》曰：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宓戏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泰即大，大与人古字相通。泰皇，盖人皇传写之讹。参看拙撰《三皇五帝考》。淳于越之谏始皇也，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陈胜之起也，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观其所言，而其所学可知矣。《汉书·京房传》，房弟子姚平曰：“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成。”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之学近法家，当时儒法二家，相讥颇甚，得毋先亦儒家者流与？《梅福传》：“夫叔孙先非不忠也。”师古曰：“先犹先生也。”则正先未必名先。始皇之坑儒生也，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则嬴秦之廷，齐、鲁之士为不少矣。

《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三十七年，梦与海神战，问占梦博士。或有以此二事，疑当时博士，杂有方士巫祝之流者。然《纪》又言二世三年，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召问占梦；则三十七年之“占梦博士”四字不连读，乃始皇并问此两官，而非博士以占梦为职也。至使为仙真人诗，则以其闲于文学耳。汉世郊庙之歌，有定自匡衡者矣；亦杂有神仙家言，岂得谓稚圭为方士之流与？

侯生、卢生谓始皇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然帝号之定，实采博士之议；淳于越之言虽不见用，且引起焚书之祸，当时亦曾下其议；而所焚之书，以非博士官所职为限，则其责博士以通古今如故也。始皇之封禅也，《史记·封禅书》记其事曰：“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颇采者，不尽采之辞；绌即不与于封事之谓；虽不从其人，实未尝尽废其议，故《本纪》纪此事，仍云“与鲁儒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且齐、鲁之儒生虽绌，博士七十人，未必不从上山也。汉武之封禅也，《封禅书》记其事曰：“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封禅自后世观之，诚为秕政，然秦、汉之世，则视之甚重；秦皇、汉武，其不专任儒亦等耳。

《汉书·艺文志》：《高祖》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孝文传》十一篇，文帝所称及诏策。今观《史》《汉》，两帝诏策，多粹然儒者之言。文帝除肉刑一诏，原本《书传》，尤能行经义以除秕政；诏策如此，他所称述可知，知儒术之兴，实不自武帝始矣。

（三六八）儒术之兴下

然则汉人议论，无事不引秦为鉴戒；而夷考其实，其所行者，实乃异世而同揆，是何也？曰：此事势之不得不然，而生其时者，亦遂莫知其然而然也。董仲舒之言曰：“周之末世，大为亡道；秦继其后，又益甚之，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义生，令下而诈起。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岂仲舒一人之言哉？趣过目前，而不暇为久远之图者，庸或虑不及此。苟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更化之图，有必不容缓者矣。

汉儒之言更化，其道有二：曰立大学以教于国；曰设庠序以化于邑。古大学与明堂合一，制礼作乐之事皆出焉，汉人固颇行之矣。然与人民实无涉也，故讫无成效可见。至于庠序之化，则终汉世未之能行，故虽以东京大学之盛，而班固之徒，犹蹙然于教化之未兴也。《汉书·礼乐志》曰：“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

然则庠序而果遍设，汉儒所谓教化之具者而果毕张，风俗遂可以美善矣乎？曰：难言之矣。《汉书·地理志》曰：“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庠序学校之教，其效可睹矣。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回圜，终而复始。”周秦之际，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以酷刑法为反于忠者，董仲舒曰：“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克；而犯恶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是其义也，好文刺讥，习为雕虫，饰其鞶帨，其不顾实，无乃愈甚。”然则汉儒之所为，自谓能救僿以忠，实乃以水济水也。

汉儒所谓教化者，不足以治天下，读张敞奏黄霸之语，最可见之。霸之治郡，先为人民筹生计，继乃教以孝弟贞廉之行；徒观其迹，真所谓先富后教者。而敞之奏曰：“浇淳散朴，有名无实，甚者为妖。”又曰：“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其深恶痛绝之，至于如此。观于王莽之以伪率天下，而卒至于大乱，然后叹敞之见之卓矣。莽之所为，即所谓以伪先天下，甚者为妖者耳。

然则如敞之所言，谓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者，其说果是矣乎？曰：又非也。王吉之言曰：“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观汉世法令之支离灭裂，盖不能不以其言为然。而敞谓足劝善禁奸，诬矣。贾谊之言曰：“今汉承秦之敝俗，废礼谊，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怿，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观于汉世大臣之无远虑，为吏者多沿亡秦之失，徒藉刑杀以立威，盖又不能不以其言为然。而敞以为但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奉法令从事，遂足为治。得毋当时之二千石，皆非俗吏乎？何言之易也！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张敞之稗，或愈于黄霸之秕，以为嘉谷则误矣。

任法既不足止奸；崇儒又适以长伪；则将何适而可？曰：言治必以教化为本，教化必以礼乐为先，此不易之理也。独惜儒家之言教化者，皆未知礼乐之情耳。《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者，乐之情也；节者，礼之情也。”然非谓吾陈礼乐于此，而民遂能和，而民遂知节也。欲民之能和，必先去其争攘之心，消其愁怨之念；欲民之知节，必先禁其放荡之行，祛其鄙吝之情。民蹙然无以遂其生，又强陵弱众暴寡而莫之能正，不强圉即无以自卫；而欲陈乐以和之，难矣。富家一食之费，罄贫民终岁之粮，弗能均也。睦渊任恤之风邈，而民不得不厚自封殖，虽有数世温饱之计，犹怀不可终日之尤，弗能化也。而欲立礼以节之，难矣。此制礼作乐，所以必在功成治定之后也。功未成，治未定，曷尝不以前代之礼乐化其民。然所以成其功定其治者，必当别有作为，不能舞干羽以格有苗，写《孝经》以安反侧，审矣。满堂而饮酒，一人乡隅而悲泣，则四坐为之不乐；人心之欣戚，岂不以其境哉？班固之言曰：“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然而史迁言武帝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而董仲舒言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虽迁，亦谓役财骄溢，或至并兼。夫苟家给人足，又何并兼之有？则知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非人人得而食之矣。以此而言庠序礼乐，不亦难乎？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

不特此也。礼也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然则非节文人者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以此，夫异世之礼之不可以强齐，犹异地之礼之不可以强一也。刘向之言曰：“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固也，抑且愈备而愈不能行；何也？愈备，则其去人生日用愈远，非复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之义矣。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然而后圣有作，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灾，以为醴酪，初不沿燔黍捭豚污尊抔饮之旧，何则？世殊则事异，人之情不存焉。叔孙生之制朝仪也，高祖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然则为民制礼乐者，不当度民之所易知、所能行者乎？故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汉儒日言礼乐教化，而其所从事者，非陈诸庙堂之上，人民不见不闻，则拘牵于俎豆篼弦之间，徒陈古而不与今合；以此化民，得乎？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又曰：利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教，祝史之事也；拘牵于俎豆筦弦之间，而犹弗能备，则求为祝史而未能逮也；将以化民，不亦难乎？

《史记·礼书》曰：“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定制作必采风俗，此即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之义；礼乐之必须制作以此。为此言者，不知何人，其所陈则古义也。《礼书》又曰：“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制诏所陈，亦古义也，独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皆与民无涉耳。

论后世之礼乐不切于民生者，以《唐志》之言为最著明：《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巳。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耳。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惟其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是以民至于老死而莫之见。欧氏不责后世之言礼乐者，不能即其时之居处动作、衣服饮食而为之制，顾责其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然则举民之居处动作、衣服饮食，悉变而还之古乎？是犹有蓬之心也夫！然民之居处动作、衣服饮食，终不可无以治之，是则欧氏所谓簿书狱讼者也；其事固不容不急。张敞谓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亦谓此也。然古之所谓礼者，固将举一世之民，而纳之轨物；律令则徒能恐惧之，使之有所不敢为而已。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也。是以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也，谓其意亦在劝善禁奸，焉是矣，谓即足以劝善禁奸，焉诬矣。

清邵位西作《礼经通论》，谓古无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者；言吉与凶，谓居丧及免丧耳，无概以祭礼为吉礼者。乃作《周官》者特创此目，以括王朝之礼，而非所语于天下之达礼也。天下之达礼，时曰丧、祭、射、乡、冠、昏、朝、聘，邵氏谓《礼运》之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御为乡之误。《礼经》十七篇其物，五礼则布列百司，具藏官府，若后世所谓礼书者，非可举以教人。邵氏云：“保氏以教国子，乡官以教万民者，虽曰五礼，以视宗伯所掌，必有详略繁简之分；亦犹德行道艺，《地官》《春官》所载，不尽符同也。”终前汉之世，无传《周官》者。其书之体，本诸司职掌，不可以名礼也。此亦由后世所谓礼书者，不切民生日用而悟入。然则朝廷之礼，不尽切于民生日用，旧矣。

夫言古礼而徒欲陈其数，汉世固未尝无之。《史记·孔子世家》，言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儒林传》云：高祖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公亦乡射邹、峄，《自序》。则邹、鲁之地，自周以来，礼乐未尝绝也。其升于朝者，徐生善为容，传子至孙延、襄。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汉礼官大夫。《儒林传》。《汉书·艺文志》云：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又云：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谓窦公逮事文侯，必无此理。盖得魏国乐人之传者耳。然《何武传》言其徙京兆尹，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盘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左迁。夫独非礼容乎哉？而《后汉书·刘昆传》，言其“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则并有以此获罪者矣。

《汉书·艺文志》有《雅歌诗》四篇，又有《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倶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后汉书·刘昆传注》引《别录》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昆弟子五百余人，不知所教授者，《施氏易》乎？雅琴乎？容礼乎？先汉儒者，教授数百千人者，数见不鲜。而王莽独恶昆，则昆所教授，殆必兼及雅琴、容礼，亦如徐氏之有弟子也。然则自古相传之礼乐，知之者实不独一二人矣。《汉志》所载之书，今存者不及十一，而世必以为古籍亡于秦火；三代之礼乐，汉世未尝无存者，而世必谓周、秦之际，崩坏已尽，皆一概之谈耳。《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又较《汉志·雅歌》四篇为多。案八篇可歌者，盖谓《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也。有甲乙相与语，甲曰：今之人，徒袭外国之法律政事，而欲以为治，不亦难乎？乙曰：今之人，若谓袭外国之法律政事而可以为治，则可语矣。彼其意，以为袭外国之法律政事，即为治耳，不计其功效如何？但以有其事为已足，汉后之言礼乐者，多有此病。

秦、汉之世，为儒法递嬗之会。《汉书·礼志》所载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言，儒家之义也。《循吏传》所载张敞之奏，法家之义也。《元帝纪》言：“（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所谓王道指儒，霸道指法。汉之治，自宣帝以后，实儒法杂。元帝以后，乃纯于儒，然治反不逮者，饰虚文而不察其实也。王莽之虚伪，使后世之人失笑，稍深思之，或又以为不近情理，疑其未必如是。不知当时自有此等风气，盖特其尤甚者耳。以饰虚文而不察实，故无以禁奸，而莽得以篡，莽得以篡，仍崇饰虚文，以为足以为治，故卒以召亡。

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其为治，实亦儒法杂。一读《盐铁论》，则知桑弘羊之所持，纯为法家之说矣。以武帝之儒法并用，而知吾始皇用儒之说之不虚也。

黄霸何如人也？曰：诈伪人也。霸入钱谷为官，其饶于财可知。凡饶于财者，往往喜名誉。其治郡也，米盐靡密，精力能推行之。凡能自精力者，又往往好名誉也。闻巫家女相当富贵，即娶为妻，其热中可见。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其为治，专恃司察之术，是儒其名而法其实也。其害安可胜穷！或问其害安在？曰：宣帝之称扬霸也，曰狱或八年亡重罪囚，霸之治能至此乎？颍川俗夸奢，尚气力，臧匿难制御，此可旦夕致乎？然则霸故纵舍之以为名耳。或曰：以霸之善司察，固可以小安。然而如霸之所为，不能毋多张条教于法令之外。条教繁，名实紊，赏罚无所施矣。此张敞之所深恶也。使无敞之奏，郡国皆承霸意为之，有其烦碎，而无其司察之才；吏缘为奸，而民无所措手足，莽末之大乱，必见于宣、元之世。王莽之所为，意亦无恶于天下，所以致乱者，正坐名实紊而督责不施耳。然则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者，果为治之要义乎？曰：真儒未有不察名实者。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何其类申、商之言也？真法家亦必不弃教化。韩非之言曰：“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原不谓功成治定，犹当坏利去乐也。虽墨子之非乐，亦斯义也。故曰：九流之学，辟之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自元帝至于新室之所为，乃释儒法之长而用其短，亡国败家相随属，不足怪矣。夫人孰不欲释其短而用其长，乃至释其长而用其短，何也？曰：不诚无物，以伪率天下者，终必至于祸天下而还以自祸。

（三六九）汉儒术盛衰上

《汉书》称武帝初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案此指建元元年，丞相绾奏罢贤良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者言之。自此以后，利禄之途，遂为儒家所专矣；此诚学术兴替之一大关键也。然武帝是时年十七耳，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焉知儒术为何事？不特此也，是年卫绾免，魏其侯为相，武安侯为太尉，推毂赵绾、王臧，迎鲁申公，欲立明堂。二年，乃以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败。夫二年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则元年尝奏事太皇太后可知。然则卫绾之奏，虽谓太后可之可，即魏其、武安等之所为，太后亦未尝尼之也。又不特此也，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诸子传记博士盖自此罢。此实与罢贤良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者同其功，其时太后亦未崩也。太后固好黄老言者，而其于儒术，优容之如此，何邪？

《史记·礼书》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至于高祖，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叛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此汉自武帝以前制作之大略也。案文帝尝一用公孙臣，并惑于新垣平，拜臣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又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其所为与武帝何异？或曰：汉人迷信深，此黄龙见成纪为之，然《贾生列传》言：“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虽谦让未皇，然以为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之属短之，乃不用。然则谓帝之用公孙臣、新垣平为惑于黄龙之瑞，其本意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者，臆度之辞，非其实也。贾生《陈政事疏》，极言俗流失，政败坏，而大臣特以簿书期会为大故之失，与董生改弦更张之论，如出一辙；而贾山亦劝帝立明堂，造大学。然则制度当正，教化当兴，乃当时论治者之公言，非一二人之私意也。夫欲改制度，兴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此所以卫绾、窦婴、田蚡之所为，后先一揆；窦太后虽好黄、老，而亦不之尼与？侯生、卢生之谤秦始皇而亡去也，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言。《叔孙通列传》云：“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伏生亦秦博士，则始皇所用，儒生正多。兴太平亦必指改制度兴教化言。始皇虽急法，特以天下初定，反侧未绝，行此以事填压。使其在位岁久，海内无虞，亦未必不能更易治法。然则改制度，兴教化，又一统以后论治者之公言，并不待文、景之世也。然则儒术之兴，乃时势为之，亦犹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见用于战国之世耳。或谓儒家明君臣之义，为雄猜之主所利，故尊崇之以柔天下。夫儒家主尊君抑臣，不主尊君抑民也。苟欲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也，用儒家孰若用法家？且亦思汉世劝汉帝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者，谁家之学与？

汉武帝可谓隆儒之主与？曰不可。其初即位时事，乃卫绾、窦婴、田蚡等所为，非其所自为也；其后为五经博士，置弟子，议出公孙弘；此固由武帝能用弘，从其言；然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弘一人而已。张汤、赵禹，法家也，主父偃、朱买臣，纵横之士也，正卫绾之所欲罢也；改正朔，易服色，迟至太初元年，武帝在位既三十七年矣，苟有崇儒之心，何待是？盖其封泰山，意在求神仙；其改正朔，亦惑于公孙卿迎日推策之说耳。《礼书》之訾叔孙通也，曰官名少所变改；贾生欲法制度，亦先定官名，议虽未行，然史称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皆自贾生发之。其称晁错改制，乃在削适诸侯，而赵绾、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国，除关，举适诸实宗室无节行者；然则汉儒言礼，皆重实政，非徒以饰耳目而已。乃武帝所谓定百官之仪者，则更印章以五字耳，见《封禅书》。今《礼书》序存而书亡，武帝所定之仪，已不可得见，度必琐细无关宏旨，故书亡而其事亦亡，苟其不然，必有能言其略者矣。叔孙通之立朝仪也，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与《礼书》所载或人之言，如出一辙。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故必采风俗，然后可定制作；至武帝所訾，所谓咸称太古者，则欲大变末俗，以合于其所想望，虽若相反，其不肯苟焉实同；而武帝则徒欲速成而已，虽褊狭有所不恤，此可谓之知礼与？盖其意本徒欲以饰耳目，而非有意于行实政也。《礼乐志》言世祖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庠序未设之故。立明堂辟雍而不设庠序，即由其所兴起，徒以饰耳目故，其事亦武帝为之，可谓之隆儒之主与？《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而据《本纪》，则初令郡国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是岁五月，亲策贤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举孝廉先于仲舒对策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通鉴》乃系仲舒对策于建元元年。《考异》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见于《纪》，故著之。”沈钦韩云：“仲舒本传，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则其对策在建元元年无疑。又建元六年，辽东高庙灾，髙园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对曰云云，本传在废为中大夫时，居家推说其意，对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严助传》：武帝善助对，擢助为中大夫。则三人皆同岁。弘后为博士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俱非元光元年事。《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云前后则非一次，安知其在建元元年？高庙灾，高园便殿火，《志》云“对”，而《传》云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则二者非一事。“推说其意”，不论何时皆可，不必正在灾时。《传》云“先是”，明仲舒乃推说行事，其事非在建元六年也。《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史记·封禅书》言建元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无此四字，盖钞胥所删。则《传》元光五年之五字，实为元字之误。《本纪》及《弘》《仲舒传》所载诏策，辞虽异而意则同，其为一诏无疑也。《严助传》云：“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明诸人之对，皆不如助。然仲舒之对，天子异之，至于三策；弘，太常奏其第居下，天子擢为第一，皆不至不如助，明其非同时举也。然则《传》云举孝廉等事皆自仲舒发之，其辞亦不甚审矣。此亦见汉世之隆儒，出于运会之自然，而非必尽由于谁某也。

（三七○）汉儒术盛衰下

儒术之兴，既因实政，故其学于实用颇切。董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而仲舒弟子吕步舒，实以《春秋》义治淮南狱，此儒术用诸刑法者也。许商以治《尚书》善为算举治河，此儒术用诸工程者也。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汉书·儒林传》。而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昌邑王贺传》。则《诗》又所以格君心之非，且该一切政事矣。盖汉世法律未备，决事多据习俗，本义理，此经义所以可折狱。《禹贡》固徒陈行事，经说则未尝不举山川之势，详疏道之宜及度地居民之法，故明于是者可以治河。韩婴、刘向有作，凡事无不引《诗》三百篇，牢笼天地，囊括古今，无所不备。见《读诗拙言》，《东塾读书记》称之。陈兰甫谓《孟子》及《礼记·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引《诗》，皆外传体。盖《诗》本谣辞，缘情托兴，无所的指；然正以无所的指故，随处可引申触长，于事顾无所不苞焉；此《齐》《韩诗》所以必取《春秋》，采杂说，而亦其所以能浃人事而备王道也，修己治人，资焉无遗憾矣。职是之故，当时之治经者，率重实事而不龂龂于简策，故其学有用而不烦。《汉书·艺文志》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穷年不能究其学，累世不能尽其礼，实未足为儒术病也。冯奉世年三十余乃学《春秋》；儿宽带经而；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并耕且养之证。东方朔上书云：“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贫子冬日乃得学书。此正古者“十月事讫、教于校室”之遗规也。见《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夫如是，则其学不得不止于“承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安得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之诮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之始，盖欲以矜流俗，立声誉，取利禄，其害实先中于心术，而学术乃受其病也。

今古文之学，相疾如仇雠，人皆病刘歆为始作俑者矣，然非歆之罪也；异端之起，今文师实自召之。夏侯胜非夏侯建为章句小儒，破坏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以应敌为务，即所谓逃难也，务于逃难，自不得不有取于碎义矣。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即所谓便辞巧说也。此实破坏家法之原。公孙禄劾国师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见《王莽传》。特加厉焉而已。《汉志》述当时之弊，“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注引桓谭《新论》，谓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儒林传》：秦恭延君，学出小夏侯，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近君盖一人。《赞》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刘歆《移太常博士》，言“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则如是者必不止小夏侯一家。务博闻而不思阙疑，广征异书，亦固其所。故谓古学家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刘歆之訾今学，曰：“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此二语，实为古学致弊之由。盖口说自古相传，虽出末师，渊源有自，积古相传之精义存焉。而传记徒有其书，凭后人之臆见以说之，自不如积古相传之说之精也。然古学之重传记，亦可谓今学家激成之，何者？务博闻而不广考异书，凭臆为说，其可疾，自又甚于多读书而不知其义者也。故曰：古学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

道一而已，循诵先儒之说可见，博考异说亦可见也。刘歆之学，略见于《五行》《艺文志》。其是非姑勿论，要不能谓为不博通，而何以后来马、郑诸儒，支离灭裂，其说且有恒人能见其非者？盖为学必先有所见，有所见，则以他人之说证吾说可也，以他人之说订吾说亦可；若本无所见，徒思左右采获，以哗世取宠而已，则于他人之说，且不能解，徒以己意曲说之，支离灭裂，复安可免？此与不考异说而妄以己意曲解者亦等耳。夫熟精义理，而证以身所涉历，与博考书传，藉万事以证明一理，实为为学之两途，今古学实由之，本可相辅而行；乃其后各得其弊如此，则学者多意不在学，而徒志于利禄故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后汉书·徐防传》，防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阙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东京十四博士，大体皆今学也，此亦破碎之弊今学实自启之之证。

或曰：今学之弊，则既闻命矣，其书之传于后者，皆终始条贯，末系本明，绝无支离破碎之弊，其故何也？曰：此由今学家之说，皆已不传，所传者皆其删繁提要之说故也。章帝建初四年诏，引中元元年诏书，以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有白虎观之会，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石渠故事。其书之传于今者，则《白虎通义》是也。《杨终传》：“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当时之宗旨可知，安得有支离破碎之说存于其间乎？石渠之议，《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以立；章帝亦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本欲删繁就简，乃更益滋异说，何也？则以异说既兴，不可卒泯，又不可一切正之，不得不广存之也。故曰：古学之分争，今学实自启之也。

章句始自子夏，后人或疑其说。然无足疑也。此章句即口说，不必有书。故防又谓“本文略存，或无章句”也。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勿传，即防说之证。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后人谓之小章句。大小盖以多少言之，知后来《易》说，亦渐繁滋矣。《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言表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亦言彧说太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足见订定章句，在当时实不容缓。《后汉书·桓荣传》：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荣子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张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以删省而更名，则知前此以增益而更名者尤多也。《郑玄传论》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玄之学所以风行一时，亦以其能删繁就简而巳。

王充作《超奇篇》，力言通人贵于儒生。其所谓通人，非徒兼通五经，博综众说而已；必也如《汉志》杂家之学，所谓兼儒墨，合名法者乎？然即一家之学，亦贵博通。《后汉书·宋弘传》：“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及杨雄、刘向父子。”夫杨雄、刘向父子，固皆不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者也。然学有通博，有杂博。多闻而有以贯之，通博也；支离矛盾，杂博也。《郑玄传》云：袁绍遣使要玄。“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以玄为儒生而轻之，即王充儒生不如通人之说也。如玄者，可以附于通人之列乎？观其书之支离矛盾，而其所谓博者可知矣，盖杂博也。

汉时所谓不守章句者，如谷永、《永传》云：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杨雄也。杨雄、《雄传》云：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巳，博览无所不见。班固、《固传》云：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王充《充传》云：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等，皆较通博之士也。亦有近于事功者，如马援是也。《援傅》云：意不能守章句。于此，见章句之学，既不免于固陋，又无益于神智，宜乎儒术极盛之时，即其衰替之会也。

（三七一）立宪古证

今世所谓君主立宪者，政有阙失，则由相臣任其责，君不任责，此其缘起亦甚古。汉世灾异策免三公则是也。何以知此为立宪政治之原也？曰尸其事者任其责，此天下之通义也。所谓谋人之军旅，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也。未有能违之者也。君者，尸一国之事者也；国政败坏，君安得不任其责？废之，杀之，宜也。“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三国志·夫余传》。此政治最初之义也。然君或不任职，而别有任职者代之，则政事阙失，自当由实尸其事者任其责。周公请代成王之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此义也。契丹八部，尝推一大人，建旗鼓而听命焉。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旧以为此建旗鼓者即八部之共主，其实不然，予别有考。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建旗鼓者任其咎，而共主不与焉，则以其实不任事也。日本争夺，迄在幕府，其天皇不与焉，亦以此。又主其事者，威权既大，地位日尊，动摇之不易，则擿罚其辅弼者事亦可有。贾生曰：“古者大臣，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此在后来，但为君待其臣之礼。其初，或亦以其人不易动摇而责其左右，犹商君以太子不可刑而刑其傅黥其师也。古小国见诛于大国，则杀其大臣以说，义亦同此。

（三七二）西汉官天下之义

天下非人君所私有，义莫明于西汉，至东汉则稍以湮晦矣。眭弘因大石自立，僵柳复起，谓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使友人内官长赐上书，言：“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嬗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此为专制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汉书》称弘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又称弘“从嬴公受《春秋》”。《汉书》本传。嬴公者，仲舒弟子也。见《儒林传》。汉人好言易姓革命者，非欲徒取诸彼以与此，其意乃欲于政事大有所改革，通观汉人言论自明。息夫躬虽未言革易，然其欲大施改革固亦与眭弘等同，而史亦言其治《春秋》；则昌言革易，为《春秋》家之大义矣。然盖宽饶“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本传。而《五行志》引《京房易传》，亦曰：“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与眭弘之言，若合符节，则《易》《春秋》义同也。此二经，盖圣人言性与天道之书，虽子贡亦不得而闻欤？然犹不止此。

《说苑·至公篇》曰：“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谓秦皇欲官天下，自系寄托之辞；然官天下之义，为汉世儒者所常道，则可见矣。曰“行桀纣之道”，奈何“欲为五帝之禅”。曰“自营仅存之主”，言以若所为，危亡将至，继嗣之谋，非所及也。然则“谁差天下，求索贤人，嬗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则可免于死亡之祸。以是匡君，是为爱君也。

或曰：安知眭弘非求媚霍光，教之以篡乎？闻此言而知自危，杀眭弘以免祸，此非不学无术者所及也。昭帝之崩也，“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擢为九江太守。”《汉书·霍光传》。光则何所忌惮？纵不敢篡弑，必不因此而杀弘矣。孝宣即位，眭弘子为郎，当亦光所为，盖又借以自圆其立孝宣之说者也。足征光于弘言无所忌，然则光之杀之者何也？曰：光本不知大体，既下之廷尉，则从其所议耳。宣帝下盖宽饶书，中二千石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郑昌伤其为文吏所抵挫，上书讼之。弘之死，则犹之宽饶耳。

《汉书·儒林传》：“（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案《太平御览》卷百五十九引《韩诗外传》：“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语。”知《儒林传》之说不诬。又《儒林传》：辕固与黄生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此正合于官天下之义。知谓《韩诗》与齐、鲁间殊，而其归一，亦不诬也。李寻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而亦好贺良之说。《汉书》本传。知昌言革易，为汉五经家之通义矣。

谷永对灾异曰：“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劝成帝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曰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汉书》本传。虽未昌言革易，然亦已寓革易之意矣。

学术恒随风气为转移，众所不知之义，一二人安得独知之？即或知之，亦只可深自缄秘耳，安得昌言于众？今观汉世，儒家之昌言革易，无所忌恽如此，知此义犹未湮晦也。诸侯将相之欲尊汉王为皇帝也，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史记》本纪。汉高不学之人，非知儒家之义者也。孝文元年，有司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记》本纪。虽为虚辞，然天下非人君私有之义，固明白言之矣。

李云以帝欲不谛之语见杀，魏明帝问王肃，犹曰是何得不死？《三国·魏志·王肃传》。知自东汉以来，忌讳稍深矣。东汉时昌言大改革者亦少。惟郎条便宜，“欲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犹有西京贾、董、翼奉之遗风。官天下之义之湮晦，盖自新、汉间始。古言立君，本有二义：一曰立君所以为民，一则曰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以自神其种姓。王莽专言符瑞，造图谶，神授之义日昌，而民视、民听之义稍晦矣。或曰：郅恽上书王莽，劝其归政刘氏，退就臣位。莽以其据经谶，难即害之。收系须冬，会赦得出。若是乎图谶之不专便于篡窃也？不知此乃恽或恽之子孙造以媚汉，或自夸其祖父之言。杨厚祖父春卿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自杀。而厚传亦曰：春卿临命，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有是理邪？

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洸，则其所以用之者异也。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之劝汉帝禅位贤者，而许芝劝魏代汉，亦曰：“《春秋大传》曰：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辅国将军等百二十人之奏，亦曰孔子曰：“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万物也。”《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犹是语也。略加添改造作，而其意遂大异。

君主世袭之制，开基之主，起自草野，角群雄而臣之，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其措置自可较省。一二传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生利病非所知也，故书雅记非所习也，而又奉以骄奢淫逸之资，肆其言莫予违之欲，虽有中驷，亦为下材，非其人特愚，势使然也。贾生曰：“事有召祸，法有起奸。”此之谓也。此理也，仲长统昌言之，《理乱篇》言之晰矣。

（三七三）贾谊过秦论

贾生过秦之论，流俗每分为三篇，以“秦孝公据殽函之固”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为上篇，“秦并海内兼诸侯”至“是二世之过也”为中篇，“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至“故旷日持久而社稷安矣”为下篇，非也。此文当以俗所谓下篇者为上篇，其所谓上中者则并不可分为二篇。俗所谓上篇者，即申说其所谓下篇中“秦地被山带河”云云之意，其中篇之首至“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所以过始皇，“今秦二世立”以下过二世，亦申其所谓下篇者“三主失道”之意耳。子婴之失则第一篇已具之，故不再申说。盖秦三主之过，实以始皇、二世为大，故下不再申说，然其论则因之亡而起其意，已具于第一篇中也。篇中之论有重要未能尽意处，别为篇补之，可以此文为法。

（三七四）新语采诗谶

今之《新语》，决为伪书，然亦间有所本，盖杂采古书为之也。《后汉书·张衡传》云：“凡谶皆以为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今《新语·思务》篇有“尧承蚩尤之失”语。盖采《诗谶》或其他原本《诗谶》之书也。

（三七五）论经学今古文之别

有问经学今古文之别者。案《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此皆汉初所出，最纯正之今文学也。其后分立十四博士——《诗》鲁、齐、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邱、京，《春秋》严、颜。——案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之，立《谷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汉书·儒林传赞》：“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邱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则《书》之大小夏侯，《礼》之大小戴，《易》之施、孟、梁邱，刘歆云最初即有施、孟，非。《春秋》之谷梁，已非纯正之今文学。云孝宣世所立，亦不足信。近人吴兴崔适所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论《谷梁》为古文学，甚详。

欲考见孔子学说之真相者，当以今文家言为主；欲考见王莽、刘歆之政见者，当以古文经为主。欲考见古代之事实者，则今古文皆有价值。其中皆有古代之事实，皆有改制者之理想。吾辈紧要之手段，则在判明其“孰为事实，孰为理想”而已。但虽如此说，毕竟今文之价值，较大于古文。其中有两层理由：一则人之思想，为时代所限，此无可如何之事，孔子与刘歆、王莽虽同为改制托古之人，然孔子早于刘歆、王莽数百年，其思想与古代较接近；由之以推求古代之真事实较容易。二则造假话骗人之事，愈至后世而愈难，故王莽、刘歆，后于孔子数百年，而其所造作之言，反较孔子为荒怪，谶纬之书是也。因骗人难，故不得不索性出于荒怪，使人易于眩惑。——此等怪说，其中虽亦含有几分之神话，为治古史者最可宝贵之材料；然出于有意造作者多，大抵足以迷惑古代事实之真相。

今古文在考古上之价值如此，吾人从事于考古之时，不能不将此二者分别清楚，自无待言。盖今文家说，源出孔子，古文家说，祖述莽、歆。则考见孔子学说之真相者，固不容不剔除莽、歆之言；欲考见莽、歆学说之真相者，亦不容不剔除孔子之语。且古代史实，今日既无忠实从事于记载之书，流传于后，而欲凭孔子、莽、歆改制所托之书，以推求想像也，亦自不容不先将孔子、莽、歆之所托者分清，然后从事于推求想像也。且古代之书，传至今日者，大抵阙佚不完；任考一事，皆系东鳞西爪，有头无尾。夫两种本同之说，经割截及传讹之后，即可见其不同。故任考一事，往往有数种异说，使人无所适从。然苟于今古文家之学说，能深知其源流，则极错杂之说，殆无不可整理之为两组者。即诸子之书，于今古文家言，亦必有一合。既整理之为两组，乃从而判决其是非，则较胪列多数异说，而从事于判决者大易矣，且误谬必少。此亦治经必要分别今古文之一最大理由也。

尤有进者：则治经不当以分别今古文为已足，更当进而鉴别今文家之书，判定其价值之大小。此实为今后考古者必要之手段。盖吾国经学，凡分三时期：

（一）今文时期：十四博士以前之说是也。十四博士之说，颇疑其已非纯正之今文学。或当对《史记·儒林传》所述八家，分为新今文学派与旧今文学派，但此分别为必要与否，今尚未敢断言。

（二）古文时期：东汉马、郑诸儒之学是，皆崇信古文经，为之作注释者。

（三）新古文时期：此派起于魏、晋以后；其中有大关系者，为王肃一人。盖东汉末造，古文盛而今文衰。其后古文家中，寖至郑玄一人之说，独占势力。盖其时经说太繁杂，派别家法太多。繁杂则中人之材，难于遍涉；派别多，乃令人无所适从。郑玄起，乃将前此之所谓家法者，尽行破坏；全用主观的方法，随意采取；亦间用考据的手段，穿凿牵合。于是有此一家之书，而他家之书若可废。昧者不察，且谓玄以一人而奄有诸家之长。其实以后世之事譬之，玄所用者，乃毫不讲方法，随意纂钞之乡曲陋儒之法也。而其学说，遂自此而大行矣。盛名之下，必有思起而与之争者。当时与玄反对而今可考见者，亦有数人。但其说多亡，无甚关系。而王肃以晋武帝之外祖故，其说大行。而肃所用之手段，尤为陋劣。盖科学之所研求者为事实，学说之合不合，验诸事实而是非可明。经学家之所研求，则为与孔子之说符合与否。孔子已往之人也，势不能复起而为之判断，故其是非，本为一难解决之问题。肃乃用卑劣之手段，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以其学说，托诸孔子后人，曰：此孔氏子孙之言，必为信史矣。其实孔子之学，传诸弟子，未闻传诸子孙也。此亦可谓之托古。而王肃之托古，乃专以之与人争名。托古之变幻至此，真匪夷所思矣。

托古改制，愈托而去古愈远，清代诸儒之考古，亦愈考而去古愈远。其初阎、王诸家之攻伪《古文尚书》，则破坏魏、晋以后之新古文，而复于东汉时代之古文学也。自武进庄氏、刘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则破坏莽、歆所依据之古文经，以求复孔子学说之旧也。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分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已。

今文经之不得概执为古代事实，亦不得概以为孔子所造，而有待于鉴别，即就文学上观察，亦可见之。盖言语思想随时代而迁变，后人之思想，决不能尽同于古人；即必不能作为与古人密合之言语，此为确定不移之事实。故鉴别书籍之出于何时代，从文字上观察，实为一极可信之法。但其方法必极微密，且必为科学的，不得为现在文学家之笼统观察用“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之方法耳。攻击伪《古文尚书》者，所列之证据甚多，而从文字上判决，如“每岁孟春”之每字，非古书所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为魏、晋后人语等是。亦为其最有力理由之一，且最初之疑点，实由此而入。《今文尚书》中，《尧典》《禹贡》反较《周诰》《殷盘》为平顺易读，此可信为真《虞夏书》乎！《周易》之卦辞爻辞，何等简奥难解；与其他春秋时之文字比较，似一时代之文字乎？此皆足以证明今文书中，有孔子自撰之文字，亦有钞录古书者也。春秋以后人之所撰，与前此之真古书，在考古上，其价值不能同等，无待言已。故有分别之必要也。此分别也，方法有种种，但须着手于考据后，方能言之。

尤有进者，就今文家言中，分别其孰为钞录古书，孰为孔子及孔门后学者所自撰，甚为紧要。而经与传之分别，却不甚紧要。经之中，有钞录古书者，亦有孔子及孔门后学者所自撰之文字。传之中，亦两者倶有之。盖经与传，同为孔门后学者所传，以其所传之经为可信，则其所传之传，亦可信也。以其所传之传为不可信，则其所传之经，亦不可信也。且经与传必合而观之，而其义始完。观吴兴崔氏《春秋复始》卷一《公羊传当正其名曰春秋传》一条可见。又如《孟子·万章》上篇论历史之言，皆为称引《书》说，亦可见此中之关系，盖如是乃可见孟子民贵君轻之义，皆出于孔门，而《尚书》乃为一有价值之书。

余所不解者，为北京大学朱君希祖之说，《北京大学月刊》一卷三号《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谓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敌共许之法。“古书中无明文，今古文家之传说，一概捐除”；“所举证据，须在今文家古文家共信的书中”。因而欲取《易》十二篇、《书》二十九篇、《诗》三百五篇、《礼》十七篇、除《仪礼》中之传与记，《诗书》之序。《春秋》《论语》《孝经》七书，以为判决今古文家是非之标准。果如所言，则必（一）保证今古文家之传说不可靠，而此七部“惟字义有通假大致是相同的”经，则极可靠。然经在传授源流上，较传为可靠之说，孰为之保证乎？（二）朱君必曰：今古文家所传之经，“惟字义有通假”，此外则“大致相同”，此即其可靠之证据也。盖古文家之学为伪造而非出于孔门，固朱君所不承认也。然试问此七书者，朱君果自能解释乎？抑解释之时，仍有取于前人之传注乎？若云自能解释，则是宋以后凭臆说经之手段也，度朱君必不取。若有待于后人之传注，则于今古文家言，必一有所取矣。凭“任取其一以为解释之经文”，以判决两造之是非，不亦远乎？对于经文，今古文家无异说者，原亦有之。然今古文家言，本非绝对相异，其中同处正多，此等处本无问题，无待解决，若向来相持不决之问题，则彼此必各有经文为据。观许慎之《五经异义》及郑驳可见也。若有如朱君所云简单明了之法，可以解决，前此说经者，岂皆愚騃，无一见及者乎？朱君谓古书当“就各项学术分治；经学之名，亦须捐除”，自为名论，独其所持之方法，则似精密而实粗疏，且其攻击今文家之语，乃专指南海康氏欲尊孔子为教主，暨井研廖氏晚岁荒怪之说言之。此两说在今日，本无人崇信，何劳如此掊击？抑岂得以此两家之说，抹杀一切今文家邪？康氏欲崇孔子为教主，自系有为而言。廖氏晚年荒怪之说，亦诚不足信。然康氏昌言孔子改制托古；廖氏发明今古文之别，在于其所说之制度；此则为经学上之两大发明。有康氏之说，而后古胜于今之观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无障碍。有廖氏之说，而后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亦不容一笔抹杀也。近代崇信古学者，莫如章太炎，何以亦不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神圣，而有取于孔子托古改制之说邪？清代今文学晚起，今文学家之业，所就未与古文学者之多，事诚有之。然此乃时间问题，不足为今文学者病，更不足为今文学之病也。乃近有一部分学者，几目今文学为空疏荒怪之流，而盛称古文学者为能求是。《东方杂志》近载陈君嘉益《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坚瓠君从而评之曰：“尝谓吾国经学，本分今文家与古文家两派，今文家志在经世，其失也缘饰而附会；古文家志在求是，其失也碎义而逃难。夫固各有短长，然旧籍真面目之得遗留于今日，则当由古文家尸其功。即以科学方法而论，亦以古文家较为近似。陈君文中，于微言大义、《公羊》三世之说，称引至再，讵其学出于今文家欤？”此言窃不知所谓。志在经世，古人皆然；纯粹求真之主义，近日科学始有之；前此今文家固不知，古文家亦未有也。今文家缘饰附会，证据何在？谶纬之作伪起哀、平，与古文经同时并出之物也，顾不为缘饰附会乎？旧籍之真面目，得以遗留于今，当由古文家尸其功，此言益不能解。岂谓三家之《诗》，伏生之《书》……皆不足信；惟《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乃为可信乎？且古文经之大异于今文经者究安在？设无古文家，旧籍之真面目，何由遂晦乎？古文家近于科学方法之处又安在？许慎之《五经异义》，据孤证以决是非；郑玄之遍注群经，破家法而肆穿凿，足以当之乎？陈君此文，多杂引近日报章杂志，及新出之书，本非考古之作，其引证古书，自亦无从严甄真伪，一称《公羊》三世之说，遂以为其学出于今文家，天下有如此之今文学乎？夫以清代之古文学者为能求是，则今文学晚出而益精，恐未容执其中一二学者有为而言之言，一笔抹杀；若谓古代之古文家即能求是，则吾不知其所求何是也。吾为此论，非欲攻击时贤，特以学问上之方法，必真足以求真而后可。

以上皆论两汉时今古文之学。自魏、晋以后，今文学固佚亡殆尽，古文学亦残阙不完；而别有一种魏、晋人之学，与之代兴。其中亦可分两派：（一）如前所述之王肃等。其学原即东汉时之古文学，郑、王皆破家法，杂糅今古，然皆侧重于古。特其凭臆为说，变本加厉，至不惜造作伪书，以求相胜；其所说，更不如马、郑、贾、服等之可信耳。（二）如王辅嗣之注《周易》。多主空谈玄理，而不能如两汉时之朴实说经。世多以此訾之；然魏、晋人学术之程度，确高于两汉人。盖西京儒者，虽有微言大义之存，然罕能贯通，多不过仅守师说；而此师说，又本为残阙不完之说。东京儒者，则所求古文，不过训诂名物之末，其学琐屑而无条理。儒家之学，至此仅有形质而无精神，实不足以餍人心，而魏、晋人之学，乃代之而起。魏、晋人之学，所以异于汉人者，即在于有我。自有思想，故非有形质而无精神。此派学术，确能使古代哲学思想复活，以为迎接佛学之预备。虽由此以求孔门之微言大义，古代之典章文物，皆不如汉人之学之足恃；然魏、晋哲学，在中国学术史上，亦有甚大之价值。今此学之湮晦，亦已甚矣，讲而明之，宁非学者所有事？夫欲使魏、晋哲学复活，则魏、晋人空谈说经之书，其中亦有可宝之材料存焉。且魏、晋时去古究近；古人学说，未曾尽亡；虽曰任情，究有依据。即以魏、晋人之思想，测度古人，亦自较后世所臆测者为近。则即由此以求古，其价值亦自与唐、宋以后之学不同也。

（附论）后世多以魏、晋人之学为道家之学，与儒家无涉，此大误也。吾谓中国古代，自有一种由宗教变化而成之哲学。儒家之哲学，部分在《易》。今文《易》说尽亡；古文家之于《易》，多仅谈术数，而儒家之哲学，遂不可见。然今文《易》说，在魏、晋时，固未亡也。魏、晋人之谈哲学者，皆《老》《易》并重。其言《易》，迥异于东汉人。夫一种思想，不能无所本而突然发生，则其中，必多有今文《易》说存焉。所惜者，魏、晋士大夫又有好言神仙之术者，而当时之神仙家，又借儒、道二家之哲学，以自文饰，且援老子以入神仙家。后世之人，虽亦知道家与神仙家，本非一物，然罕知神仙家本一无所有，其类似道家之说，尽系窃诸儒、道二家者。于是于道家与神仙家之界限，终不能画然分明；至儒家谈哲理之说，则并尽举而奉诸道家与神仙家，不敢自有矣。吾何以知神仙家之本一无所有也？盖天下无论何种哲学，无能承认人可不死者。且苟谈哲学，无论浅深，亦断无贪求不死者。求不死者俗情，谓人可以不死者，天下之至愚也。曾是言哲学者而有之乎？而神仙家谓人可以不死，以求不死为目的，此足以证明其毫无哲学思想矣。然则神仙家果何所有乎？曰：神仙家起于燕、齐之间，观海市之现象，而以为有仙人。故其所谓仙人者，在海外三神山。又此派之人，颇通医学，于是组成一种“以求不死为目的，以（一）求神仙、（二）炼奇药、（三）御女为达目的之手段之至浅极陋之宗教”。彼其所谓不死者，非谓精神可以不死，乃直谓肉体可以不死。尸解之说，乃其大师既死，情见势绌，临时想出自解免之言耳，非其所固有也。此派自汉武帝以前，专以荧惑君主为事。为所惑者，齐宣、燕昭、秦始皇、汉武帝，皆非昏愚。又《左氏》载齐景公问晏子：“古而不死，其乐何如？”古无为不死之说者，有之者惟神仙家，则景公亦为所惑矣。景公亦有为之主也。可见此派自汉武以前，在贵族社会上势力之大。然至汉武时而其伪毕露矣，怪迂阿谀苟合之技无所施矣，则恃其不死之说，有以中贪夫之心；其金石之剂，服之亦有一时之効，如寒食散是也。仍延其残喘于士大夫之间。夫既容与于士大夫之间，则不能不略带哲学的色彩；而《老》《易》之哲学，为当时社会上通行之哲学，遂窃取之以为缘饰附会之资。乃世遂不知其本来一无所有，亦惑矣！然彼之所有，虽尽窃诸儒、道二家，而儒、道二家之哲学，在今日传书不多，必转有存于彼书中者。故《道藏》之书，在今日，亦必有一部分有研究之价值也。《太极图》即其一证也。《太极图》原出道书，后世之所谓道书，即神仙家之书。清儒力致之，然所能证明者，确系取诸道书中，而在儒家，无传授形迹之可征耳；其与《易》说不合处何在，不能得也。夫使其为图，果与《易》之为书了无关系，何以能密合如此，且又可以之演范乎？则其为《易》之旧说，为神仙家所窃，在儒家既亡，而在神仙家书中转存，可以见矣。

东京之季，古学盛而今学微，欧阳、大小夏侯之《书》，施、孟、梁邱之《易》皆亡。《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公》《谷》亦虽存若亡。于是东京十四博士传授之绪尽绝。所余者，惟东汉之古文学与魏、晋人之学之争。其在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其在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见《北史·儒林传》。是江左两派之势力相等，而河洛则纯为旧派也。然迄于隋，郑之《书》与《易》，服之《左氏》皆微，而王辅嗣、伪孔安国、杜元凯之书代之，唐人所修《十三经注疏》，大体沿隋之旧。其中除《孝经》为明皇御注外，汉人之注与魏、晋人之注，恰如得其半。义疏之学，至唐代而亦衰，无复措心于经学者；习帖经墨义之士，始有事焉，则相率奉官颁之书为定本而已。盖至唐而两派割据之局定矣。而何休之《公羊解诂》，巍然为今文家之硕果，存于其中，后世考今文家言，犹得有所凭借者，独赖此书之存，此外比较的为完整者则《韩诗外传》、伏生《书传》及董子之《繁露》而已。

《十三经注疏》为唐代官纂之书，从古官纂之书无佳者，《正义》荒谬之处，前人已多言之。然材料存焉，仍不可不细读，特其读之须有门径：其（一），有现代之科学思想，（二），知古人学术之源流派别而已。

凡事不知古则无以知今，今、古二字，作前、后解。而各种学问，皆贵实验，非搜集多数之材料，绌其公例，以为立说之基。游谈无根，终必自悔。材料有存于现在，得以身验者，自吾有知识以来，躬所涉历者是已。有身所不逮，必借资于前人之诏诰者，书籍之足贵盖由是也。凡事既不知其前，无以知后，则求学问之材料于书籍，亦宜自最古者始，吾国最古之书，则先秦两汉之书是已。此中经之与子，吾人本平等相看；然求之却宜自经始。因自汉以后，儒学专行，传书既多，注疏尤备；自经求子易，自子求经难，手段上之方便则然也。此不独社会科学然，自然科学亦无不然，陈兰甫谓草木、鸟兽、饮食、衣服、宫室、车马，求三代以前者较易，汉魏而后者反难，因前者治经之人多有注释，后者则记载阙略是也。见《东塾读书记》。不及检书原文，但称述其意而已。

（三七六）申公

《史记·儒林传》云：“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汉书》则云：“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即夷王。与申公俱卒学。”于是高祖过鲁时，申公所从入见之师，本不知为何人者，变为浮丘伯。而申公之仅与夷王同师者，亦一变而与其父同学矣。案申公以武帝建元元年被征时，年八十余；则当秦焚书时，不过十岁左右。当高祖过鲁时，约及弱冠。玩《史记·儒林传》之言，申公自此以前，盖未出乡里。《汉书·楚元王传》曰：“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倶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高祖崩年五十三，当秦烧书时三十二；元王若少高祖五年，亦已二十有七，与十岁左右之童子，比肩事师，恐未必然也。《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昔李斯与包丘子倶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然卒死于沟壑而已。”文学曰：“包丘子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虽美刺不同，而其谓浮丘伯未尝富贵则一。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使其游于长安，安得如此？且元王既尊宠穆生、白生、申公矣，独不能厚礼迎致其师乎？然则谓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恐又子虚乌有之谈也。《楚元王传》又云：“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元王果有《诗》，不容不登于中秘，《艺文志》何缘无之？且或即有也，古未闻有以“或有”二字连用者，则此语或恐并非《汉书》元文也。

《史记·儒林传》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盖自商瞿以后，虽能言其传授世数，其名字则已不能具举也。而《汉书》忽为补出桥庇子庸、馯臂子弓、周丑子家、孙虞子乘四家，果其有之，《史记》何为不言乎？言群经传授源流者，大率愈后而愈详，而其说亦愈不可信。故知《史记》所谓“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者，乃汉初最蚤可溯之大师，自此以前，能言之者罕矣。

《史记·儒林传》又云：“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为博士者十余人”句，未知是否冒下文诸人言之。然《孔子世家》言“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则安国之尝为博士审矣。叙《尚书》处言“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其所受者系《诗》，可知也。下文又云：“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汉书》无“孔安国”三字，此语之为妄人沾缀可知矣。《索隐》云：“缪音亡救反。缪氏出兰陵。一音穆。所谓穆生，为楚元王所礼也。”一音以下，必旧说，而《索隐》引之。如此说，则穆生实申公弟子，非申公同学。一说当有所据，惜乎其详不可得闻也。

（三七七）何邵公为学海

《东塾读书记》云：“《公羊》宣十五年《传》云：什一行而颂声作。何《注》言圣人制井田之法，遂及于出兵车，选父老里正，女功缉绩，求诗造士，凡六七百言，盖荟萃古书而贯串之；所谓学海，于此可见一斑。”愚按此段何《注》与《汉书·食货志》立说略同。特所引事实，一用今文说，一用古文说耳。然则此非何君所自为，乃经师成说，何君从而述之。《汉志》所本者同，特以所诵习之礼制，易经师旧说耳。此亦可见古学家剽窃今学之一斑。

（三七八）汉兴三雍太学

《汉书·礼乐志》云：“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逊之容，以风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何武传》：”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武更为大司空。”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平帝纪》：元始四年，“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萧望之传》：望之子由，“为陈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还归故官”。《王莽传》：“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说皆相合。《文献通考·学校考》谓“据《礼乐志》，辟雍王莽时方立。然武帝封泰山，还登明堂，儿宽上寿曰：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雍。河间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注》曰：三雍，明堂、辟雍、灵台也。则似已立于武帝时。何也？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武帝时封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遗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意河间献王所对之地，亦是其处。”案《献王传》云“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而《艺文志》有“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则《通鉴》胡《注》谓为“对三雍宫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者，其说自是。武帝“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见于《本纪》。《郊祀志》亦云：“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然《纪》至元封二年秋，乃书“作明堂于泰山下”。五年，冬，南巡守。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志》云：“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毕，尞堂下。”观此，知臣瓒谓元封元年所坐，即泰山东北址古明堂处，明年秋乃作明堂，其说良是。是时明堂犹未作，而云“祖立明堂、辟雍”者，谓其意欲建立耳，不可泥也。明堂、辟雍是一，汉世更无明文。武帝营立辟雍，亦别无记载。其作明堂，则明白无疑。《地理志》：琅邪郡不其，“有泰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则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处。然言礼乐者皆不之及，盖以其用方士言所为，非如儒者所谓陈礼乐以风化天下者也。马氏又云：“徐天麟《西汉会要》言：《三辅黄图》，汉辟雍在长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学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岂即辟雍邪？或别一所邪？”案元始之前，既无辟雍，《黄图》所言，自即王莽所立。《莽传》为学者筑舍，明与起辟雍分言，二者自不得是一。盖其营建适在一地耳。马氏又云：“鲍宣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旛大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此亦西都已立大学之证，当考。”案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见《史记·儒林传》。则当时确未有学舍。其后员数日广，势非博士旧官所能容，必有其受学之所，即其所而称为大学，于理极顺。至于专为学者筑舍，则元始之前，必无其事，果其有之，言者必不得不及也。然则西汉三雍及大学之营建，皆在其大命将讫之年，实新朝之初政矣。若后汉则营建甚早。《后书·光武纪》：建武四年，“初起大学”。《儒林传》在五年，盖四年起，五年成也。又《纪》：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传》云“初建三雍。”《传》又云：“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事在永平二年，见《本纪》及《续书·礼仪志》。《翟酺传》：酺于顺帝时上书，言“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大学，大尉赵熹以为大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足见当时，于风化天下之具，务求其备。然刘向之说成帝，实兼以庠序为言；安汉公之兴学，亦兼及郡国乡党；《平帝纪》：元始三年，安汉公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五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事未必能尽行，然立法之意，则固无所偏废也。而光武、明、章，于此曾未留意，则自汉人观之，终不免于逐末而忘本也。读《汉书·礼乐志》可见。三雍、大学，于古盖皆是一，后乃逐渐分离。然至其时，则古意已堙，亦未必遍设矣。《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于旧有者尚欲毁之，遑论新建？至汉世，乃毕分而毕建。盖物力丰而粉饰升平之事随之而盛也。然亦终于为粉饰升平之事而已矣。

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使刘歆等四人治之，事在元始五年，见《纪》，亦见《歆传》。四人者，歆与平晏、孔永、孙迁也，见《外戚恩泽侯表》。其成也，群臣奏颂莽功德，曰：“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见《莽传》。足见汉人于武帝所为，莫或齿数也。

（三七九）私家教授之盛不始东汉

赵瓯北《陔余丛考》卷十六言：“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此说颇为失考。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赣遂教授数百人。见《朱博传》。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其子宣，居长安教授，诸生满堂。皆前汉时事。许商门人林吉，王莽时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林传》。声气之广，无异东京。吴章，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云敞传》。刘昆，弟子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后汉书·儒林传》。则又后汉党锢之先声矣。《后汉书·王良传》：王莽时称病不出，教授诸生千余人。《儒林传》：洼丹，王莽时避世教授，徒众数百人。又周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甄宇，讲授尝数百人；核其时，亦当在莽世。此仅举易见者数事，若细核之，《后书》所载私家教授门徒之多，在西汉末若新世者，必尚不止此数也；而东汉中叶以前，更无论矣。《汉书·儒林传赞》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大师众至千余人。”此固先汉时事。《史记·儒林传》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云伏生壁藏其书，后独求得二十九篇，说不足信，云其教于齐、鲁之间则真。《传》又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此尤汉初事，为博士之学所从出，皆私学也。安得谓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乎？胡毋生为景帝博士，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之。虽为博士，教授固私家之业。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其时未为博士置弟子，仲舒之教授，亦私家之业也。安得云士无不游太学乎？陈平家贫，兄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楚元王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倶受诗于浮丘伯，及秦焚书，乃各别去。叔孙通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则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东周至秦，未之有改。秦之焚书，汉之兴学，实皆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惟好学之风盛，故觉其足忌，乃欲焚《诗》《书》，禁私学。

（三八○）讲学者不亲授

汉世大师，所教授之弟子甚多。《后汉书·儒林传》言：“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据事实而言，非臆说也。《后汉书》所载诸儒受业者之多，不可遍举。大抵千人为及门者之数，万人则编牒者之数。如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是也。《党锢传》：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此即《儒林传》所谓编牒，其人不必亲至门下也。职是故，其指授必不能遍及。《史记·儒林传》：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下文云“董仲舒不观于舍园”，此八字盖当时成语。《史记》照录之，不加删改，其时之人行文之例然也。《汉书》删改作“不窥园”三字，盖钞胥所为。世遂以“盖三年”三字下属，而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成为众所熟知之故实矣。《汉书·孔光传》言：光“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翟方进传》言：方进候伺胡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后汉书·马融传》言：“融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云：“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间或大会诸生，不过讲正大义。”皆是物也。此风至后世亦未尝改。《晋书·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所欲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即其一事。盖势有不给也。职是故，隶学籍者虽多，居门下者并不甚众。《后汉书·儒林·程曾传》，言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则为罕有之事矣。虽官学亦如此。博士弟子初置，员五十人。此太常所选。郡、国、县、道、邑之民得诣太常受业如弟子者在外。《汉书·儒林传》云：“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元帝纪》：初元五年，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永光三年，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史记·儒林传索隐》引如淳云：“《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与《汉书》之说异。博士弟子员数可考者如此：其中自以成帝时为最多，亦不过三千人。《后汉书·翟酺传》：酺于顺帝时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盖非专指一时，然其数之多，则三倍于成帝盛时而不止矣。《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似其时之生徒，必不能少。而范升于建武四年沮立《费》《左》，乃言“虽设学官而无弟子”，此犹可云博士初立故尔，而翟酺亦言大学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然则太学之虚实，全与弟子员数之多少无涉。盖员数只是员数，隶籍者可以不来，而观翟方进遣门下诸生诣胡常，则知素无学籍者，亦未始不可临时来集也。要之与传习之关系，实甚浅也。

然则此等大师，从之何益？居其门下者，得毋皆仰慕虚名，甚或借资声气乎？此在后来，诚为习见之事，然师道初立时，必不容如此。盖由为学之道，先后不同也。《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朱买臣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匡衡时行赁作，带经而鉏，休息辄读诵；皆所谓耕且养者：存其大体之学，固如是而可为，其从师，亦诚于都授时往问大义疑难而足矣。碎义逃难之学，则其势不能如此。《三国·吴志·程秉传注》引《吴录》，言征崇“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盖势不得不如是也。至此而犹守马融之骄贵，则师之者除借资声气而外，别无他益，不过为其虚名所眩而已。

大会都讲，可以要名誉，可以广声气，于学则无益也。然而可以要名誉，可以广声气，故讲学者恒喜为之。魏、晋以后，所讲者自儒而兼及于玄、佛，此风未之有改；宋、明之世，理学聿兴，所讲者又与二氏立异，此风亦未之有改也。会集者多，则人心易奋。故有如陆子讲“君子喻于义”一章，使听者感激泣下者。然此非陆子不能。不能而犹为之，则亦以要名誉、广声气而已。唐甄尝讥之曰：“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环而听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见；负壁者、及阶者见而不闻；在寻丈之间者，闻而不知；在左右、前后者，知而不得。是之谓观讲。众观而已，何益之有？”《潜书·讲学》。

《南齐书·高逸传》：沈驎士，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此亦所谓常居门下者也。其数，大概不过如是耳。

（三八一）汉世向学者多孤寒之士

汉世向学者，颇多孤寒之士。公孙弘初牧豕海上。儿宽诣博士受业，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庸赁，以给衣食。匡衡世农夫，至衡好学，庸作以共资用。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有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佑赁舂。庾乘，少给县庭为门士，郭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宫，遂为诸生佣。《后汉书·党锢传》。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此等皆古所谓耕且养，亦今所谓工读者。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王章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卧牛衣中。则又有家属相随作苦者。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则汉时游学者，多有家室相随。光武之长安受《尚书》，资用乏，与同舍生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本纪》《注》引《东观记》。已非贫生所敢望矣。苦学者不必皆有所成，然究易于成就。自后汉崇儒重道，明帝既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质帝时，梁太后又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入学；于是贵游子弟，羼入学校之中，势不得不“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矣。《后汉书·儒林传》。故凡事之衰机，即伏于其极盛之时也。

（三八二）游学

《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此风实尚不待后汉。《汉书·儒林传》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大师众至千余人。”必不能皆在一地也。如是，向学者似不待远求，然又言“经生所处，不远千里之路”，何也？读《三国志·邴原传注》所引《原别传》而知其故矣。

《原别传》曰：“原十一而丧父。家贫。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者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及长，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崧辞焉。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文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原心以为求师启学，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书何为哉？乃藏书于家而行。原旧能饮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归，以书还孙崧，解不致书之意。”古言知，犹今言相识。云“君似不知而曰然”，犹今言君实不识郑君，而冒充相识，其辞慢矣，而原答之甚逊。夫崧之学，岂必愈于郑玄？原舍玄而求之，殆先见拒于玄？玄所以拒之者，交结之士，声气宜广，乡里中人，不足以相扶翼。抑方望谢隗嚣之书曰：“以望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乐毅。”《后汉书·隗嚣传》。乡里中人，庸或知我疵瑕，不相推奉，此亦远游之士之所以好远游也。孙崧作书相分，而原不用者，知既相违，书必泛泛，投亦无益；不如搁置也。抑谁知原果藏之于家，抑携以行而未投乎？务交结之士，其言可尽信哉？羁旅八九年，酒不向口，其苦身持力，则可谓难矣。晋世之赵至，其事最可与原参观。见《晋书·文苑传》。至而有成即原，原而不遂即至也，亦可哀矣。

交结亦非一术。《后汉书·文苑传》：高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融疾不获见。乃覆刺遗融书，讥其养疴傲士。融省书惭，追还之。彪逝而不顾。彪之见拒于融，犹邴原之不获于郑玄，且见拒于孙崧也。原逊辞以答崧，而彪盛气以陵融者，彪时在太学，声气已广，不惮融矣。融之追还之，盖亦以此。彪遂不顾者，知嫌隙已构，更下之亦无益也。《循吏传》：王涣署仇览为主簿，已而谢遣之，使入太学。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览所以不与融亲者，亢厉亦交结之一术也。融终下之，且与林宗俱，其交结之术，可谓异曲而同工矣。览之见知于王涣，以其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陈元母告元不孝，览不罪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为陈人伦孝行。其事绝类黄霸，岂悃愊之士也？其亢厉，亦岂其本志乎？鲁丕居大学，“性深沈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此或真为己之学，然“士友以此少之”矣。丕，恭弟，见《后汉书·恭传》。

《晋书·儒林·汜毓传》言：当时“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隋书·隐逸·徐则传》：“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议论，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也，吾其为宾乎？遂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观此二事，弥可知学者所以好游之故矣。

游学二字，昉见《史记·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学术初兴，散布未广，受业者不免拘墟，故虽极精深，而阙广大，言之似通，行之实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学，无以用之。及杂家兴，“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而此弊祛矣。故杂家之兴，实学术之一大变也，此惟游学可以致之，故游学实于学术大有裨益者也。然古之游学，所以求博闻，及汉世，学术既一于儒矣，离乡背井，所闻亦不过如此，而其好游反甚于古人。此则又使人惊叹于事势之迁流，有非拘于常理所能测度者矣。

（三八三）夏侯胜、桓荣

《后汉书·桓荣传》曰：“荣少学长安。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而精力不倦。王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府。授太子经。二十八年，为太子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为太常。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至是哉？”此事最为论者所嗤鄙，以为当时为学之所愿，乃如此也？然《汉书·夏侯胜传》言：“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其言与桓荣亦何以异？然其议武帝庙乐，谓其亡德泽于民，不宜立，讼言诏书不可用。侃侃直节，何其贤也？岂徒志于富贵者而能如是哉？事何可以一端论也？人之为学，为荣利计者，固或不免。然能有所成就者，后必稍易其初志，不然，未有能有所成就者也，亦且终不能久持之。以予所见，无不如此者。然则桓荣之不弃所学，谓其徒为垂老之荣利计，亦浅之乎测丈夫矣。

（三八四）汉世豪杰多能读书

《廿二史札记》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历举光武功臣，多习儒术，与其《汉初布衣卿相之局》一条并观，可见世变之亟矣。然其所言，犹有未尽者。《后汉书·顺阳怀侯传》云：伯升尝与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阴识传》：伯升起兵时，识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是伯升与其徒党，皆曾读书也。《朱晖传》：光武与晖父岑倶学长安，有旧故。及即位，求问岑，时已卒，乃召晖拜为郎。晖寻以病去，卒业太学。则光武同学有旧故者，又不独一严光矣。诸将中盖以邓禹、贾复学业为最优，故最能偃武修文。然《李通传》言：光武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此又贤于萧何之徒能筹划兵饷。后汉营建太学之早，通其与有力乎？《邓禹传》言：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艺盖谓经艺。故和熹亦能通经；训不好文学，乃为禹所非也。《马武传》：帝与功臣诸侯燕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亦可见禹于经艺颇优。

《后书·儒林传赞》称美儒学之功，谓后汉所以衰敝而能多历年所者，皆学之效。乍观之，似不免阿私所好。然细思之，设使何进所召，非董卓而为张温、皇甫嵩，后汉之祸，何遽至此乎？诸葛亮鞠躬尽瘁，人人知其忠诚矣。即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何一语非出自肺腑？引蒙恬以自方，明虽死不敢负汉，意气感激之士，读之能无怆然流涕乎？梁太祖之功业，曷尝能过魏武帝，而汲汲谋篡如不及，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予尝谓：魏武帝之不肯篡汉，汉世儒学盛行之效也。近世湘淮诸将之不能覆清，自宋以来理学盛行之效也。其事之是非利害，难以一言定，要其因果，则如此耳。

抑汉世儒学，能戢枭雄之心，以澹干戈之祸者，尚不仅于魏武帝、诸葛武侯见之也。当时跅弛之士盖多矣！魏朗，尝白日操刃，为兄报仇县中。后亡命陈国，从博士郤仲信游。又诣太学受五经。《后汉书·党锢传》。徐庶，少好任侠、击剑。为人报仇。后更折节学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何颙、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后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罹其难。颙尝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后又与荀爽、王允等共谋董卓。《后书·党锢传》。此等皆大侠者流也。使无名教以范围之，玄黄龙战之际，又恶知其所至乎？多一顾念名义之人，即少一裂冠毁冕之人；多一不忍杀人之人，即少一横行无忌之人。文教之维持世运，其功，诚有不可见而又不容尽没者耳。

（三八五）东汉诸将与儒学

生民之祸，无酷于兵。观秦、汉间之事可知矣。新、汉之际，战争犹酷于秦、汉之间，然后汉诸将，则颇有不嗜杀人者，此不可谓非儒学之功也。光武之遣冯异代邓禹也，敕之曰：“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驭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岑彭破荆门，长驱武阳，持军整齐，秋毫无犯。陈俊为琅邪太守，专征青徐，检制军吏，不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铫期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祭遵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军。李忠与任光同奉世祖，从攻下属县。至苦陉，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惟忠独无所掠。朱佑将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多以此怨之。三数将率之不嗜杀人，于九州颠覆之祸，固亦所补甚微，然此不得不归诸教化之功。冯异者，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祭遵少好经书。朱佑初学长安。岑彭、陈俊、任光史虽不言其学业，然彭王莽时守本县长，俊少为郡吏，任光为乡啬夫，郡县吏，而李忠又以好礼修整称，王莽时为新博属长。汉世吏人亦多儒者，铫期父卒服丧三年，其非不读书尤可知矣。《祭遵传》云：“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任光传》云：“少忠厚，为乡吏所爱。”其非无行之徒可知。职是故，诸将私行，亦多修饬，如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余财；身衣韦裤布被，夫人裳不加缘”，“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遵从弟彤，“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是也。寇恂不与贾复斗，冯异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大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此固蔺相如、鲁仲连之所优为，然在彼辈或以天资特高，在儒者则为庸行矣。故知教化之功不可尽诬也。

光武与功臣诸侯燕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见《马武传》。可知当时诸将，非必以武功自见者。功成之后，尚能敦行修学，居官亦多能抚循人民，兴起教化，非偶然也。如寇恂为汝南太守，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经明行修，名重朝廷。贾复知光武欲偃干戈，修文德，乃与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皆是。光武虽不任功臣，而高密、固始、胶东三侯，尝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亦见其人非尽武夫也。

（三八六）儒将

论流品者必以儒为尚，如将曰儒将，医曰儒医是也。此由执笔者皆儒生，故自私其类欤？盖不免焉，而亦不尽然也。世所谓儒医者，多不闲于手术。此由儒者多四体不勤故也。儒医尊而铃医贱，不复能得重糈，乃多苟图糊口，不求精进，古专家之技，遂以是而亡，近世平《银海精微》者，谓其术或非今眼科之所知，其一证也。然儒医虽不闲于技，而多好求明理，五运六气等空论，诚不足取；然审证周，用药慎，能推广方书之用，而救铃医卤莽之失者，亦不少焉。医籍倶在，不可诬也。惟将亦然，儒将所长，曰能恤人民，曰能严国纪。以严国纪言之，于大局一时之安危，所关尤巨。鉴观往史，而不免感不绝于余心也。

《后汉书·儒林传》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知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斯言也，乍观之，一若阿私所好者，然试设想：何进之所召者，若非董卓而为张温、皇甫嵩，汉末之祸，亦何遽至此？张温、皇甫嵩非能大有为之人，范氏谓其俯仰则天业可移，庸或太过。然如诸葛武侯之在蜀，孰能禁其不自取？犹可曰：国小民寡，大功未就，遽谋篡夺，必无以餍众心，知者不为也。乃如魏武帝，中原大乱，皆身所戡定，虽曰一统之功未竟，然吴、蜀之在当日，亦僻壤耳，功不逮此，而遽自尊者，岂可悉数？魏武而欲自取，其孰能禁之？乃观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殷殷欲以周文、齐桓为法，反复乐毅、蒙恬之行事，至于流涕，其确乎不拔为何如？而世乃妄造荀彧沮其国公九锡之议，谓公为不平，或以忧死，可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难立而易坏者，莫如纲纪。纲纪，无形可见者也，然可以范围一世之人心，使其莫敢逾越。人心咸轨于正，然后群之内可以相安，群之外莫敢予侮。自辛亥革命以来，武人擅权，裂冠毁冕，内乱不已，外寇乘之，八年征战，虽获幸胜，而萧墙之内，犹不能以一朝居，此仁人志士，所由抚膺扼腕，叹息于张温、皇甫嵩、魏武帝、诸葛武侯之不作者也。历代丧乱之时，阴受儒将之赐而不自知者有二：一在汉、魏之间，一则胜清咸、同之际。今人每訾曾、胡、左、李之伦，翼建夷以覆宗国，此乃未能论世，而欲知人。当是之时，风尘洞，九州豺虎，生民之祸，亦已烈矣。设更益之以武夫割据，互相攻伐，中国大局，又将何如？辛亥以后之扰攘，所以辽缓之数十年而后见者，以曾、胡、左、李辈皆读书人，莫敢干犯名义，且急流勇退，大局粗定，即释兵权故也。彼固昧于民族之义矣，然视何者为纲纪，严畏而不敢犯，夫固各以其时。试问今日，有能严民权之义，若昔时天泽之分者乎？然则所谓军人教育者，诚不宜徒骛于战胜攻取之末，而不思其本也。

虽然，儒将之效，则亦有所极矣。以张温、皇甫嵩、魏武帝、诸葛武侯、曾、胡、左、李辈之严畏名义，亦不过能使萁豆相煎之祸，辽缓之数十年耳，卒不能消灭之使不作也。是何也？传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见《左传》隐公四年。夫曰自焚，则非敌能胜之，而其敢亡实由于自取矣。自取之道奈何？记曰：“不诚无物。”《礼记·中庸》。而兵事则尚狙诈。夫其为狙诈也，岂不曰：“吾特以是遂吾之所求。”所以求之者虽诈，而其求之之意，固出于至诚恻怛也。此固非欺人之谈，然习于诈者，终将稍伤其诚，且尚诈则不能无用机巧之人，而机巧之人，其至诚恻怛之心必较薄，故军之乘时特起者，虽以哀矜始，及其久屯聚而不散，则终必稍离其真。魏武帝之后，继之以司马宣王。曾、胡硁硁，左宗棠虽少粗犷，犹不以权谲为体，至李鸿章则异是矣，而其后遂乘之以无所不为之袁世凯，岂不哀哉？握兵者终必至于无所不为，何也？曰：人生而有欲，不敢肆其欲者，以外力钳制之，使不得逞耳。握兵者则孰能钳制之？其力终必日扩，其行即随之而日肆，势也。惟至诚恻怛之士，所欲更有大于此者，乃能自抑其欲而不敢肆，此等人盖不易数觏。抑人心不能无随境而迁，后起者所值之时势，必不如创业者之艰，则其至诚恻怛之心，亦将随之而减，则其欲稍纵而行日肆矣。久之则若堤防之溃决而不可御矣。其事至浅也，其祸至博也，见微知著者，不可以不察也。魏武帝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此盖其所以能奋起于艰难之中，手戡群雄。然其为司空欲身率其下也，岁发调，必使本县平其资。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而公曰：我家财那得如子廉邪？然则公虽节俭，其下不必皆然，公亦明知之而不能禁也。以是推之，当时文武臣僚，风气可以想见。崔琰、毛玠典选，必崇一概难堪之行，明知其足以长伪而不恤，其亦有所不得已与？然何益矣，曹爽既已侈败，司马宣王务反爽，而其时之侈风乃弥甚，终至滔滔不可复返焉。请举二事以明之。石崇与王恺竞富，晋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恺，髙三尺许，枝柯扶疏，无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碎之。恺既惋惜，又谓崇嫉己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采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矣。帝又尝幸王济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琉璃来自西胡，珊瑚出于南海，汉末丧乱，至魏文帝之世，都畿犹树木成林，有待斫伐；见《三国志·王昶传》。而王、石等乃能多致远物如此，当时文武臣僚财力之雄可想，弗求胡获？无所不为之行，盖有迫之不得不然者矣。积重者难返，善观世变者，所以不欲兵之久屯聚也。

（三八七）郡国文学

汉世郡国文学之职，于教育颇有关系。诸葛丰及翟方进父翟公，皆尝为郡文学。匡衡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今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可见当时文学，颇有名人为之。《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畿为河东太守，署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河东学业大兴。《仓慈传注》引《魏略》，言令狐邵为弘农太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皆文学举职之效也。

（三八八）传、说、记

六经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也。此两义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贤于尧舜远矣。”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孟子·公孙丑》上。而孔子则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尝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言也。《礼记·中庸》。若如崇信今文者之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前无所承，则孔子何不作一条理明备之书，而必为此散无友纪之物？又何解于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显然不出一手，并显然非出一时乎？若如崇信古学者之言，谓六经皆自古相传之物，孔子之功，止于抱遗订坠；而其所阐明，亦不过古先圣王相传之道，初未尝别有所得；则马、郑之精密，岂不真胜于孔子之粗疏乎？其说必不可通矣。

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于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经竟为无谓之书矣。

与经相辅而行者，大略有三：传、说、记是也。《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盖传、说、记三者，皆与经相辅而行，孔门所传之书，大略可分此四类也。

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著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陈氏澧曰：“《荀子》曰：《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大略》。据此，则周时《国风》已有传矣。《韩诗外传》亦屡称传曰。《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时之传也。”《东塾读书记》六。陈氏所引，实皆孔门《诗传》，谓不知何时之传者误也。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如《金縢》亦记周公之辞，其文义远较《大诰》等篇为平近。古代文字用少，书策流传，义率存于口说，其说即谓之传。凡古书，莫不有传与之相辅而行，其物既由来甚旧，而与其所传之书，又如辅车相依，不可阙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传遂或与其所传之书，并合为一焉。汉人引据经传，不别者甚多，崔氏适《春秋复始》论之甚详，今更略举数证。《孟子·万章》一篇论舜事最多，后人多欲以补《舜典》；然《尚书》二十八篇为备，实不应有《舜典》。而完廪、浚井等事，亦见《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多同伏生《书传》。盖孟子、史公，同用孔门《书》说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论语·为政》引《书》曰“孝乎惟孝”，亦皆《书传》文矣。《说文·旻部》夐下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复求，得之傅岩。”语见《书序》，盖《书传》文，而作序者窃取之。“差以豪厘，缪以千里”，见《易·系辞》。《系辞释文》云王肃本有传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引《系辞》“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然《自序》又引“豪厘”“千里”二语，称“《易》曰”，《大戴·保傅》《小戴·经解》亦然。此汉人引用经传不别之证。故诸家之《易·系辞》下或无传字 也。○《孟子·梁惠王》下：“《诗》云：王赫斯怒，爱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隆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称述武王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传之为物甚古，故又可以有传。《论语》邢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然《汉志》，《鲁论》有《传》十九篇，《孝经》亦有《杂传》四篇。盖对孔子手定之书言，则《论语》《孝经》皆为传；对传《论语》《孝经》者言，则《论语》《孝经》亦经比也。○传之名不一。或谓之义，如《礼记·冠义》以下六篇是也。或谓之解，如《管子》之《明法解》，《韩非子》之《解老》是也。《礼记》之《经解》，盖通解诸经之旨，与《明法解》《解老》等专解一篇者，体例异而旨趣同，故亦谓之解也。《墨子·经说》，体制亦与传同，而谓之说，尤传与说本为一物之证。○《孟子·梁惠王》上对齐宣王之问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下篇：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管子·宙合》曰：“宙合有橐天地，其义不传。”此所谓传，并即经传之传也。《明法解》与所解者析为两篇；《宙合》篇前列大纲，后乃申释其义，则经传合居一简，古书如此者甚多。今所传《易·系辞》下无传字，亦不能议其脱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元年。古代文字用少，虽著之传，其辞仍甚简略，而又不能无所隐讳。若此，则不得不有藉于说明矣。《汉书·蔡义传》：“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又《儒林传》：“儿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朴即《老子》“朴散而为器”之朴。《淮南·精神注》：“朴，犹质也。”所谓木不斲不成器也。此可见经而无传，传而无说，即成为无谓之物。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并可见汉世传经，精义皆存于说，汉儒所由以背师说为大戒也。凡说，率至汉师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至汉世仍谓之说也。夏侯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汉书》本传。“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儒林传》。是也。《汉书·王莽传》：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又群臣请安汉公居摄如天子之奏曰：“《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棐谌，乃亡队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然则说可引据，亦同于传。盖传即先师之说，说而著之竹帛，亦即与传无异耳。汉人为学，必贵师传，正以此故。刘歆等首唱异说，其所以攻击今文师者，实在“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汉书·楚元王传》附《歆传》。两语；而古学家之学，远不逮今文师者，亦实以此。以其奋数人之私智，以求之传记，断不能如历世相传之说之精也。公孙禄劾歆“颠倒《五经》，毁师法”，《莽传》。毁师法，即背师说也。

传附庸于经，记与经则为同类之物，二者皆古书也。记之本义，盖谓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谏曰：“《记》曰：唇亡则齿寒。”《解诂》：“记，史记也。”史记二字，为汉时史籍之通称，犹今言历史也。《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语亦见《孟子·万章》上篇，咸丘蒙以问孟子，孟子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古亦称史记为语，可为《解诂》之证。记字所苞甚广，宫之奇、咸丘蒙所引，盖记言之史，小说家之流；其记典礼者，则今所谓《礼记》是也。《记》与《礼》实非异物，故古人引《礼》者或称《记》，引《记》者亦或称《礼》。《诗·采蘩笺》引《少牢馈食礼》称《礼记》，《聘礼注》引《聘义》作《聘礼》，又《论衡·祭意》引《礼记·祭法》皆称《礼》。○《礼记》中《投壶》《奔丧》，郑谓皆同《逸礼》，而《曲礼》首句即曰“《曲礼》曰”，可见《礼》与《记》之无别也。今《仪礼》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无记。宋儒熊氏朋来之说。凡记皆记经所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郑注《燕礼》云：“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盖自尔之后有记乎？”《士冠礼疏》。《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记》，郑《注》曰：“世子之礼亡，言此存其记。”盖著之竹帛之时，有司犹能陈其数；或虽官失其守，而私家犹能举其本末，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谓之《礼》；而不然者，则谓之《记》耳。记之为物甚古，故亦自有传；《士冠礼疏》：“《丧服记》，子夏为之作传，不应自造还自解之。《记》当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时，未知是谁所录。”案古书多有传说，已见前，《记》之《传》，或孔门录是《记》者为之，或本有而录是《记》者并录之，俱未可定也。而《礼记》又多引旧记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记》。又引《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云云。《祭统》引《记》曰“齐者不乐”，又引《记》曰“尝之日，发公室”云云皆是。

传说同类，记以补经不备，传则附丽于经，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亦总称为传记，如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间献王传》，并称经传说记，传盖指古书固有之传而言，如前所引《轶诗传》及孔子所序之《书传》是。其孔门所为之传，盖苞括于说中。

大义存于传，不存于经，试举一事为征。《尧典》究有何义？试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夷考伏生《书传》《史记·五帝本纪》，说皆与孟子同，盖同用孔门书说也。此等处，今人必谓伏生袭孟子，史公又襄伏生。殊不知古代简策流传甚难，古人又守其师说甚固，异家之说，多不肯用，安得互相剿袭，如此之易？史公说尧舜禅让，固同《孟子》矣，而其说伊尹，即以割烹要汤为正说，与《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异乎？可见其说禅让事，乃与《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经义并有儒家失传，存于他家书中者。《吕览》多儒家言，予别有考。今《尚书甘誓》，徒读其本文，亦绝无意义。苟与《吕览·先己》参看，则知孔子之序是篇，盖取退而修德之意矣。传不足以尽义，而必有待于说，试亦引一事为征。王鲁，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义乎？然《公羊》无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三代改制质文》篇。案亦见《史记·孔子世家》。又《乐动声义》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文，见《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古人为学，所以贵师承也。后人率重经而轻传、说，其实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若信今文，则先师既不伪经，岂肯伪传？若信古文，则今古文经，所异惟在文字，今文经正以得古文经而弥见其可信。经可信，传、说之可信亦因可见矣。或又谓经为古籍，据以考证古事，必较传为足据。殊不知孔门之经，虽系古籍，其文字未必一仍其旧。试观《尧典》《禹贡》，文字反较殷《盘》、周《诰》为平易可知。而古籍之口耳相传，历久而不失其辞者，亦未必不存于传、说、记之中也。然则欲考古事者，偏重经文，亦未必遂得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不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然则相传以为笔削皆出孔子者，惟《春秋》一经。余则删定之旨或出孔子，其文辞必非孔子所手定也。即游、夏不能改一字，亦以有关大义者为限，若于义无关，则文字之出入，古人初不深计。不独文字，即事物亦有不甚计较者。吕不韦聚宾客著书，既成，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高诱《注》多摘其误，谓扬子云恨不及其时车载其金。殊不知不韦所求，亦在能纠正其义。若事物之误，无缘举当时游士宾客，不及一扬子云也。子云既沾沾自喜，高诱又津津乐道，此其所以适成为子云及高氏之见也。

翼经之作，见于《汉志》者：曰外传，曰杂传，盖摭拾前世之传为之。《汉书·儒林传》：“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又曰：“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一似其传皆自为之者。然《韩诗外传》见存，大抵征引成文，盖必出自前人，乃可谓之传也。曰传记，曰传说，则合传与记、说为一书者也。曰说义，盖说之二名。曰杂记，则记之杂者也。曰故，曰解故，以去古远，故古言有待训释，此盖汉世始有。曰训传，则兼训释古言及传二者也。《毛传》释字义处为诂训。间有引成文者，如《小弁》《绵》之引《孟子》，《行苇》之引《射义》，《瞻卬》之引《祭义》，《閟宫》之引孟仲子，则所谓传也。

《汉志·春秋》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微》，盖即“定哀多微辞”之微；亦即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夫子没而微言绝”者也。定哀之闻，辞虽微，义则具存于先师之口说，何绝之有？易世之后，忌讳不存，举而笔之于书，则即所谓传也，安用别立微之名乎？今《左氏》具存，解经处极少，且无大义，安有微言？张氏不知何人。铎氏，《注》曰：“楚太傅铎椒。”虞氏，《注》曰：“赵相虞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二书与孔子之《春秋》何涉？铎氏之书自名《微》，非其书之外，别有所谓微者在也。今乃举左氏、张氏、虞氏之书而皆为之微，虞氏且兼为之传，其为妄人所托，不问可知。犹之附丽于经者为传、说，补经之不备者为记，本无所谓纬，而汉末妄人，乃集合传、说、记之属，而别立一纬之名也。要之多立名目以自张，而排斥异己而已。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实尽于传、说、记三者也。

传、说、记三者，自以说为最可贵，读前文自见。汉世所谓说者，盖皆存于章句之中。章句之多者，辄数十百万言，而《汉书》述当时儒学之盛，谓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儒林传》。可知章句之即说。枝叶繁滋，诚不免碎义逃难、博而寡要之失；然积古相传之精义，则于此存焉。郑玄释《春秋运斗枢》云：“孔子虽有盛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阴书于纬，以传后王。”《王制正义》。古代简策繁重，既已笔之于书，夫复安能自秘？其为窃今文家口授传指之语而失其实，不问可知。《文选》刘歆《移太常博士注》：“《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此造纬者之自道也。然纬之名目虽妄，而其为物，则固为今文经说之荟萃；使其具存，其价值当尚在《白虎通义》之上也；乃以与谶相杂，尽付一炬，亦可哀矣。

（三八九）诗无作义

古之诗，与后世之谣辞相似，其原多出于劳人思妇，矢口所陈，或托物而起兴，或感事而陈辞。其辞不必无所因，而既成之后，十口相传，又不能无所改易。故必欲问诗之作者为何人，其作之为何事，不徒在后世不可得，即起古人于九原而问之，亦将茫然无以对。何也？其作者本不可知，至于何为而作，则作者亦不自知也。三家说《诗》，知本义者极少，即由于此。今所传《小序》，乃无一诗不知其何为而作；而其所为作，且无一不由于政治；几若劳人思妇，无不知政治之得失者。夫古者谓陈诗可观民风，抑且可知政治之得失者，以风俗之善恶，与政治之得失相关也；非谓劳人思妇，无一不深知政治，明乎其得失，且知其与风俗之关系也。所谓《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也。《雅》且如此，而况于《风》。若如今之《诗序》，则《风雅》何别焉？故今之《诗序》，不必问其所言者如何，但观其诗之皆能得其本义一端，即知其不可信矣。

《诗》有诵义，无作义，有以此为攻击今学之言者。《汉书·艺文志》，谓齐韩《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是也。陈兰甫辨之云：“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亦外传之体。《礼记·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引《诗》者，尤多似外传。盖孔门学《诗》者皆如此。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非后儒所能及。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读者得知古人内传、外传之体；乃天之未丧斯文也。《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多记杂说，不专解《诗》，果当时本书否？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韩婴《外传》，偭背经旨，敷列杂说，是谓畔经；此则不知内外传之体矣。”其自注云：“韩非有《解老篇》，复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传之体。其《解老》即内传也。”《东垫读书记》卷六。愚案：观此，即可知此体由来之古，所谓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者，古简籍少而诵之专精之世，凡书皆然，正不独《诗》；抑古之诵《诗》者皆然，亦不独孔门之言《诗》者也。古人会聚，多赋《诗》以见志，即其一证。

陈兰甫又云：“《毛传》有述古事，如《韩诗外传》之体者；如《素冠传》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见夫子一节，《小弁传》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一节，《巷伯传》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一节，《绵传》古公处豳一节，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一节，《行苇传》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一节，皆外传之体。《定之方中传》建邦能命龟一节，虽非述古事，然因经文卜云其吉一语，而连及九能，亦外传之体也。”同上。然则《韩诗外传》乃《毛诗》家所不能为耳，非其所不欲为也。

（三九○）毛诗传授之诬

群经传授源流，有极不可信者。刘歆云：“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经学之渊源，必不始此；然先师名字之可记识者，则始于此矣。言群经之传授者，当以《史记》《两汉书》《儒林传》《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为大宗。前人记识，偶有遗落，而后人从而补之，原非必不可有之事。然前人所遗落，何至如是之多，而其所补者，又多无征不信，龃龉难通，其不免于臆造附益可知。观于此，而知信史之难得矣。

《史记·儒林传》曰：“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此其源流，皆确实可据，而其人之行事，亦确有可征者也。至《汉书》，则已有不尽然者。

《史记》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非谓申培公之学，无所受之也，其名氏不复传也；故但曰“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而已。而《汉书》补出浮丘伯之名，《儒林传》曰：申公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业。《元王传》曰：少时，尝与鲁缪生、白生、申公，俱受《诗》浮丘伯；伯，孙卿门人。及秦焚书，各别去。郢之名，则作郢客。浮丘伯之行事，既无可考；元王贤王，果曾与申公同师，史公无缘不知；知之，无缘置之而独言其子。然则申公与元王同师，或因与其子同师而传讹。而缪生、白生尝与元王同学，或又因其与申公为同功一体之臣而傅会也。此说如确，则浮丘伯之名，可信与否，亦有不可知者矣。然此尚仅有可疑而已。乃如《毛诗》，《汉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自谓者，无征之辞；好之，亦仅好之而已。乃《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分毛公为大小，固已未知所据；而易好之为献之，则诸言河间献书者，何以不及《毛诗》；而刘歆校书中秘，亦何以但称无师说之《逸礼》《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而不及有《诂训传》之《毛诗》乎？郑氏但言毛公有二，未举其名也。《后汉书·儒林传》曰：“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毛长者，大毛公乎？小毛公乎？何以易鲁而为赵也？《隋志》：“《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撰。”又易长而为苌，且变赵人为河间太守，总不知其何据。陆玑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传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玑与郑玄，相去极近，《毛诗》果出子夏，乃圣门高弟，荀卿则六国名儒，岂容置而不言？称人不举名字，但用当时称号，汉人类然，如伏生名胜，始见《后汉书·伏湛传》，《史》《汉》皆但作伏生是。案此等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如伏氏世传儒业，行事众所共知，先祖之名，后昆自不容虚构；乃如遥遥华胄，信否难征，欲以谱牒之具存，显示胤裔之非伪，则名字爵里，或谓往史所不详，转非后人所能共信矣。而于邑里颇重，果大毛公鲁人，小毛公赵人，康成岂得不加别白也？《释文》以此为一说，又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整亦三国吴人，说之乖异又如此。而所举人名，又无一有行事可征验者，安得不令人疑而不信乎？

（三九一）诗序上

《诗序》辩说，最为纷歧。若知汉时所谓古学者，皆摭拾传记为之；其所谓出于某某者，大抵附会依托，不可信据，则亦无疑于此矣。

《诗序》谁作，宋以后说多凭臆测，无可征验，即亦无从辩论。其为古说者有三：郑氏《诗谱》，谓《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一也；《正义》引沈重说。王肃《家语注》，以为子夏作，二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三也。宏与郑、王，相去甚近，《序》果宏作，郑、王无缘不知；然《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实为出于《毛传》以后之确证。其文平近谐婉，且不类西汉人作，更无论先秦矣。郑、王何至并此而不能辨？然一以为径出子夏，一以为兼出毛公，何也？古人云某书某作，不必其人亲著竹帛，特推所自来耳。《序》出子夏、毛公，盖古学家旧说，其著之竹帛，实始卫宏。郑、王皆本所自来，故以子夏、毛公为言耳。《隋志》谓“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盖古学家成说，非苟为调停之辞也。郑、王、范晔皆言之不具耳。然《序》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不惟非子夏，亦必不出毛公也。郑樵云：“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宏之《序》至是始行也。”此说甚是，可为《诗序》晚出之确证。

《诗》之《大小序》，亦为聚讼之一端。有就《关雎》一序，分为大小者；有就各诗，分析其首句为《小序》，下为《大序》者。《释文》引旧说云：“起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朱子作《诗序辩说》，以诗者志之所之至也为《大序》，余为《关雎小序》。以初句为子夏作，说出成伯屿。苏辙《诗集传》，只存首句，余皆删。程大昌《考古编》，亦以首语为古序，续申者为卫宏语。案魏源《诗古微》论三家《诗》亦有序，颇允。诸家所引《韩诗》，如《关雎》刺时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等，皆与《诗序》首语一例。张揖习《齐诗》，《上林赋注》：“《伐檀》，刺贤者不遇也。”亦同。盖作序者依三家体例为之也。《隋志·史部》论簿录之语曰：“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案《旧唐志》：《韩诗》二十卷，卜商序，韩婴撰。《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毛诗集序》二卷，卜商撰。《新书志》：《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又《外传》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翼要》当属《毛诗》。《旧书》韩字盖衍。韩、毛之序，体例相同，观《隋志》之言可见。《翼要》则窃疑其放《外传》也。虽无以知其必然，然《关雎》之序，非仅说《关雎》一诗；而各序首句及其下文，显有斧凿痕迹，则无可疑也。予谓《大小序》之分，大体当从朱熹之说，自起至“用之邦国焉”为《小序》，专序《关雎》一诗。“风风也”至“诗之至也”为《大序》，总论全诗之义。“然则关雎麟趾”以下，介于《大》《小序》之间，盖论全诗之义既竟，专论《周南》《召南》，又迴合至《关雎》一篇者也。《大》《小序》之名，盖传此序者所立，而非作此序者胸中先有此区别。故以其义论之，则一篇之中，兼苞专论《关雎》、统论诗义及《二南》两端；以其文言之，则又一气相承，不能分割也。盖作《诗序》者，以论全诗及《二南》之语，合诸《关雎序》中，后人欲加分别，乃立大小之名也。此序最可见古学家之说系摭拾传记而成。

此序统论诗义者，自“风风也”至“教以化之”，论风之义；“诗者志之所之”至“移风俗”，论诗及乐；“故诗有六义焉”至“六曰颂”，论六义；“上以风化下”至“诗之至也”，论风、雅、颂。论诗及乐者，取诸《乐记》；论六义者，取诸《周官》；余与论《二南》及《关雎》一诗者，盖取诸三家。而其文又有夺佚。且《诗》止《风》《雅》《颂》三体，而《序》云诗有六义，乃生赋、比、兴究为诗篇异体，抑诗文异辞之疑。康成最喜牵合《周官》，乃谓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可摘别。并谓《七月》一诗，备有三体，以牵合《周官》籥章之文。于是疑窦丛生，殊不知作《诗序》者，不过见《周官》即漫采之，初未计及《周官》六诗之说，与《诗经》风、雅、颂之体不能相容也。古学家之说多如此。后来弥缝渐密，初出时则极粗略，如郑众以《书序》之《周官》，即今谓之《周礼》之《周官》，篇卷多少，文体异同，皆不顾虑，真可发一大噱。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无论如何弥缝，其说终不可通。《史记·孔子世家》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序》云：“《关雎》，《风》之始也。”说实与《史记》同。《雅》《颂》安得独异。然则是谓四始之上，明有夺文；而郑即随其夺而曲说之也。《史记》之说，盖出《鲁诗》。《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则《齐诗》说亦不异。《诗疏》引《汜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此别一说，谶纬之文，不尽可信，然亦不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也。《曲礼》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据《大戴记·曾子事父母》，明有夺文。而郑引《左氏》是谓我非夫，读夫为如字。亦其随文曲释之一证。自敬仲至康成，中间未更丧乱，《诗序》不应更有夺佚，故知《诗序》之作，确在敬仲以前，特与毛义亦不尽合，如《静女》。可决其与《毛传》非一家言耳。

《汉志》云：“鲁申公为《诗》训诂，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古学家之诬辞，以此攻击三家，殊不足信；三家遗说，陈氏父子所辑，大抵相同。其原同，其流自不得异也。《史记·儒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与齐、鲁如此，齐鲁之间更不待论矣。然夫子自道则真矣。今所传《诗序》，《鴟鴞》出《金縢》，《北山》同《孟子》，《都人士》同《礼记·缁衣》，《那》同《国语·鲁语》，此外同《荀子》者尤多；其无书可见者，则有《高子》，《丝衣序》引之；皆所谓取《春秋》采杂说者也。《诗》三百五篇，从无异说，《诗序》忽多出《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盖即采自《乡饮酒礼》及《燕礼》，三家无《都人士》首章，而毛有之，盖即据《缁衣》以补之也。郑渔仲曰：“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传》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恶知夫毛之与诸书合，正以其出较晚，故所采皆汉时见存之书；三家口说流传，未著竹帛，故其渊源虽旧，转若无征不信邪？朱熹曰：“其初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读者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此序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诗反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其说较渔仲为允矣。

世同则俗同，俗同则人之心思相类，故彼此之意，易于推测而知，虽复托诸比兴，不翅矢口而陈，此陈诗之所以可观民风也。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宣公十五年。《汉书·食货志》略同，盖出《齐诗》。《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亦以风诗为出自民间，故知《诗序》之说，多采自三家也。此诗之六义也。三家于诗，有如《芣苢》《柏舟》等篇，能得其本事者，必非乡壁虚造，必也有所受之。自古学家为之，而劳人思妇之辞，皆变为士夫之作；歌其食歌其事者，皆变为刺讥朝政矣。如此，则《风》《雅》何别乎？善乎朱熹之言之也，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且如《柏舟》，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欺罔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也。”其于作序者采摭古书穿凿傅会之情，可谓洞烛无遗矣。芣苢，马舄；马舄，车前，《尔雅》亦无异说。而王肃引《周书·王会》云：“芣苢如李，出于西戎。”王基驳云：“《王会》所记杂物奇兽，皆四夷远国，各赍土地异物，以为贡贽，非周南妇人所得采。”见《疏》。其说允矣。要而言之，见古书即采摭之，而不顾其合于理不合于理，合于事不合于事而已。凡古学家之说，大抵如此逐渐造成者也。

（三九二）诗序下

儒生或不免锢蔽，而非儒生又不可以言经。何者？各种学问，皆自有其条例，非治之者不能知；不治其学，而闻其言，愿者河汉之，轻者非笑之矣。王仲任以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谓儒生不如通人，《论衡·超奇》。固也。如仲任者，可以谓之通人矣乎！读《论衡》者盖无异辞，即吾亦无异辞也。然其论经学则多缪，由经学自有条例，仲任不能知也。今日博闻之士，其达识固多逾于专门科学之家，然不可以言科学也，视此。

《论衡·谢短》：“问《诗》家曰：诗作何帝王时也？彼将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夫文、武之隆，贵在成、康，康王未衰，诗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时，诗何不作？《尚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此时已有诗也，断取周以来而谓兴于周。古者采诗，诗有文也，今诗无书，何知非秦燔五经，诗独无余札也？”此处当有讹误，其大意则可知。盖谓古已有诗，安知非为秦所燔？今乃仅余周诗，安得据见存之诗，而谓诗作于康王时也？案此乃不解儒生之言而误驳。《诗》家言诗作康王，元据孔门所传三百五篇言之，犹《春秋》家所谓托始，本不谓人之能作诗，始于康王时也。不然，《诗》家皆不知《尧典》邪？案采缀古书，曲加傅会，而曰某诗在某王某公时，则不可信。至于口说流传，则其初必有依据，若必以“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诘之，则竹帛亦人所著，所著亦本见闻，亦将一一诘之曰“何以知其然”乎？《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有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亡也以妲己；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妃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说与匡衡正匹妃之《疏》同。曰“豫见”，则防其渐耳；元不谓当康王之身而大衰也。陈古刺今，所刺者今之衰，所陈者无妨其为古之美。《诗序》改“思得淑女”之“思”为“乐”，可与改“金根”为“金银”者媲美矣。

《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义亦与三家同。而不淫其色之语，又为《序》之所采，知《序》固杂采群书为之也。然失其意者多矣。

“哀窈窕”之“哀”字，乃爱怜之义。魏、晋间人，多如此用；汉人用者尚少，先秦更无论矣。惟《墨子·备梯》，子墨子甚哀之，系如此用。然汉人写定古书，于字句之出入，不甚计较，此等处，难保非写者所定也。知《序》之著于竹帛，必在东汉时也。然郑读为衷，则非。《诗序》笔法，有极平近者，如“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此等承接之法，便非西汉人所有。试与《史记·封禅书》“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士兴”相较，便见其用字同而文气不同。又如“华落”“色衰”等，亦非西汉人语，著之竹帛者系卫宏，殆无可疑也。

如《论衡·谢短》之说，则今学家谓三百五篇皆周诗。案辩《商颂》非商诗者，如《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为最精。予旧撰《鬼方考》，可相参证。《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数语之间，自相矛盾。“上采殷下取鲁”六字，盖后人记识之语，溷入本文者也。魏氏曰：“《左氏》季札观周乐，为之歌《颂》，曰：美哉，盛德之所同也！杜《注》：《颂》有殷、鲁，故曰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何以季札观乐，统之《周颂》中乎？”案古人记事，不甚精密，季札观乐，立夫子正乐之前，而十五《国风》及《雅》《颂》，均与今诗同者，《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注》，谓传家据已定录之，是也。《诗谱序疏》引服虔说同。此亦孔子纯取周诗之一证。

商与宋双声，魏氏所列证据备矣。尚漏《左》僖二十二年天之弃商久矣一条。双声字本可通用，魏氏谓鲁定公讳宋，孔子改宋为商则非。古讳之之字，取同义而异声，不取同声而异形也。《宋世家》以《商颂》为正考父美襄公之作，《孔子世家》孟僖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戴、襄相距百十六年，宣、襄相距亦七十九年，且正考父生孔父嘉，殇公时死华督之难，与襄公必不相及。魏氏释难，殊近强辞。年代人地名之舛讹，乃古书所恒有，不必曲为之说，亦不得以此而疑三家之说也。

（三九三）左氏自相抵牾，诗序袭之

古学家之说，大抵采缀古书而成，然初不甚密，以古书本多抵牾处也。浅者不加详考，以为信而有征，误矣。《诗序》曰：“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齐人请妻郑忽，而忽不欲，见《左氏》桓公六年及十一年，此《序》之所本也。然其后诱执祭仲，要以立突者，宋也。桓公十一年。立突而责赂，鲁人平之，不可，于是助突伐宋。十二年。而郑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十三年。又会鲁于曹，使弟语来修曹之会；而齐与宋、蔡、卫、陈伐郑，十四年。突出忽入；鲁会宋、卫、陈纳突，不克，十五年。又会宋、蔡、卫于曹而伐之；十六年。昭公见弑，十七年。齐杀高渠弥。十八年。是始终党突者鲁，立以求赂者宋，附和之者曹、卫、蔡、燕；齐则始终助忽也，安在其无大国之助乎？盖《左氏》自相抵牾，作《诗序》者，亦不暇详察而采之也。桓六年，以齐侯欲妻忽者即文姜，尤误。郑亦沿之，已见《疏》驳。

（三九四）毛诗训诂之误

《毛诗》称《训诂传》，不徒其传不足信也，即训诂亦有误者。皮鹿门《诗经通论》曰：“或谓大毛公六国时人，安见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国时人，并无明文可征；且《毛传》实有不可信者。丕显二字，屡见《诗》《书》，《毛传》于《文王》有周不显曰：不显，显也。又于不显亦世曰：不世显德乎。是其意以不字为语词，为反言；不知不显即丕显也。不显亦世，即丕显弈世也；不显不时，即丕显丕承，《清庙》之不显不承，正丕显丕承之证也。《卷阿》伴奂尔游矣，伴奂叠韵，连文为义，与下优游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颜注《汉书》引《诗》，正作畔换，亦即《闵予小子》之判换，所谓美恶不嫌同辞也。《毛传》乃云广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奂为两义，伴训广大，奂训有文章，不知下句优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优游为两义乎？《正义》据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无文章，伴乎其无涯际。孔晁，王肃之徒。其所引即《孔丛》《家语》之类，王肃伪作，必非圣言。《荡》曾是强御，强御亦二字连文为义，《左氏》昭元年《传》曰强御已甚，十二年《传》曰吾军帅强御，皆二字连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难。《史记集解》引《牧誓》郑《注》曰：强御，犹强暴也。强御，即《尔雅·释天》之强圉。汉《石门颂》倒其文曰绥亿衙强，惟其义同，故可倒用。《毛传》乃曰：强，梁；御，善也。不知二字连文，而望文生义，岂六国时人之书乎？”案双声即重言而异其韵者，其字虽变，其意则一，故可合用，亦可分用，如《老子》之忽兮恍兮是也。孔晁所引，伴奂分言，正见其与优游一例。皮氏斥为王肃伪作，似非；然《毛传》训诂之误，则百口无以自解矣。又案《庄子·秋水》：何贵何贱，是谓反衍。《释文》云：本亦作畔衍；《文选·蜀都赋注》引司马作叛衍，云：叛衍，犹漫衍也，此亦即伴奂异字。

（三九五）太誓后得

今之《尚书》，为伏生所有者，凡二十八篇。《汉书·楚元王传注》引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与今所传之数合。然《史记·儒林传》，谓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论衡·正说》曰：“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又曰：“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又曰：“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论衡》所谓儒生，皆指博士之徒，此篇所正之说，即为博士学者之说，皆今学家言也，而其数皆二十九；《汉书·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其《章句》，则欧阳三十一卷，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解诂》，大小夏侯二十九篇；弥复睽异，何也？曰：《史记·儒林传》之文，盖后人所窜。《欧阳经》三十二卷，汲古阁本作二十二，字皆有讹，《左海经辨》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王鸣盛《尚书后案》并引《汉志》作《欧阳经》三十一卷。予遍检武英殿本、明南北监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阁本作二十二，上‘二’字误脱一笔。《玉海》卷三十七引《汉志》，正作《欧阳经》三十二卷。”当作三十一，与其章句同。伏生经二十八，而大小夏侯二十九，欧阳三十一者，益后得《太誓》，欧阳析为三，而大小夏侯合为一，讹窜之《儒林传》及《论衡》，皆据后来之卷数言之，故与伏生所传之数不合也。此增出之一篇，陈恭甫欲以《书序》当之，自非，王伯申辩之甚悉；然以《太誓》为伏生所固有，则非也。请得而辨正之。

王氏之说，不外二端：曰《史记》《汉书》皆未及《太誓》后得事；曰诸家征引在向、歆所谓后得之前者甚多而已。案古人著书，体例粗略，往往偏据一端，不复更加考核。班氏《艺文志》，大抵根据《七略》；其《儒林传》，则根据《史公书》，而益以后来之事，其所据者，适皆未及《太誓》后得事，班氏亦遂仍之，而未更加搜补，此等盖古人所时有矣。至《史记》述伏生事，则全系古学既兴后之躗言，其为后人窜入，更无疑义。断不能据之，以为伏生之《书》本有二十九篇之证也。

古人粗略，大抵于年月日人地名等为最甚。诸家说《太誓》后得，年代不同，即其一证。《别录》言武帝末，见下。马融惟言后得，不知何时得之，见《泰誓疏》。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与《论衡》之说略同，见《书序疏》。《书序疏》曰：“《汉书》娄敬说高祖云：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者八百诸侯，伪《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书也？武帝时，董仲舒对策云：《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时，已得之矣。”其见解实即王氏所本。然如《尚书》篇卷总数，及其中有一篇为后得等，则荦荦大端，不容有误；即欲作伪欺人者，于此等处，亦必不容妄造。故知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正说》又曰：“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云《易》《礼》各益一篇，诬；河内女子得书，事非诬罔，以后得《太誓》确有其物也。《易》《礼》，盖如窦公献书，与当时已有者复。云《尚书》益一篇，则不误也。《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左氏疏》云：“自秦焚《诗书》，汉初求之，《尚书》惟得二十八篇。故太常孔臧与孔安国书云：《尚书》二十八篇，前世以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书》有百篇也。在后又得伪《太誓》一篇，通为二十九篇。汉、魏以来，未立于学官。”襄公三十一年。疏家不知《史记》之文为后人所窜，当时无考证之学，其无足怪。然所引马融、郑玄皆汉人；《别录》不尽信，亦不尽诬；孔臧与安国书，自系伪物。《史记·儒林传索隐》载其辞曰：“旧《书》潜于壁室，歘尔复出，古训复申。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知以今文讎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与《伪孔传序》系出一手，显然可见。然亦可证臧时《书》止二十八篇，故伪造臧书者，不云二十九也。疏家之说，亦有传授，小节时有讹误，大端不容虚诬，正与传注家言同。固不容以后人之臆见，疑自古相传之事实也。

然则何解于汉人征引《太誓》者，多在后得之前乎？曰：此由古人经传不别，后得以前，《太誓》固不存于经，然未尝不见于传也。请更进申其说。

《书序疏》曰：“郑作《书论》，依《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百二篇之说，盖因张霸伪书，流传民间而起；《论衡·正说》：“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佚文》亦云：“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篇尚书》传在民间。”三千二百四十篇，则因《诗》三千余篇之说而附会；见《史记·孔子世家》，后人多疑之。然《正说》亦云：“《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史记》亦云：“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苟从“去其重”“删去复重”两语着想，即可知其言之不诬。历代郊庙歌辞，固多相沿不改者。郊庙且然，况于余事？后世且然，况于古代？此其全首相复者也。又不论歌谣，辞句往往彼此相袭，虽全篇不同，而一章或数句则无异，古乐府及今日流传人口者皆然。论者多以佚《诗》散见古书者不多，而疑三千余篇之说不可信；知此，则知古诗一篇，可化为败十百篇，以盈三千之数不难矣。○《书》者，古记言之史，稍文明之国皆有之，如《大学》引《楚书》，《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司马叔游引《郑书》是也。孔子周流列国，所见庸或甚多，然谓数至三千，于理终难尽信；况云求而得之，益可决为虚说矣。皆不足信。然使古之所谓《书》者，二十八篇之外，别无形迹，则此等说亦必无自而生。今佚《书》之散见古书者固多，即见于伏生《书传》者，亦自不乏，此则百二篇及三千二百四十篇等说所由来也。

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审，而又好为附会，故其说愈晚出者，则其失真愈甚。史公著书，迄于麟止，当经学初兴之日，今文家之曲说未兴，况于古学家之淫辞乎？故其言多可信据。《孔子世家》曰：“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夏、殷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据此，知《书传》《礼记》为同物。《礼记》备载三代之礼，不止于取以为教之十七篇，则《书传》亦多存古事，不限于取以为教之二十八篇可知矣。此佚《书》之名，所以多见于《书传》中也。

传之体，自古有之，别见《传说记》条。《孔子世家》所谓“序《书传》”者，盖与后来之《书传》非同物。序《书传》之《书》，谓自古所传记言之史；其传，则自古相传，与此书并行之物。此皆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序之；自孔子序之之后，则儒家所谓《书》者，乃孔子取以为教之二十八篇；所谓传者，则弟子传此二十八篇者之辞也。古经传不甚立别。今二十八篇，文义有极简质，类古史官所记者；亦有极平易，类东周后人所为者。盖孔子之于二十八篇，不徒取其经，而兼取其传。所取以为教者，虽止于二十八篇，而诵说所及，未尝以二十八篇为限。其经传兼采，亦如其所序之二十八篇也。此则佚《书》之所以多见于《书传》中也。知此，则无疑于汉人征引《太誓》，多在后得之先矣。

汉人最重师法；师所不传，弟子必不敢妄益；而欧阳、夏侯皆以后得之书，附于本经之内，何也？曰：此由其与传相出入也。诸家所引《太誓》，多在后得之前，而其文亦见伏生《书传》，王氏《述闻》已备征之。如予说，《太誓》必非伏生所有，则诸家所引，谓其非本《书传》，不可得矣。逸十六篇，绝无师说，马、郑即不为作注，况欧阳、夏侯乎？其能传以教人，正以其与传相出入故也。《左》襄三十一年《疏》云：“令《尚书·太誓》谓汉、魏诸儒马融、郑玄、王肃所注也。”马融固不信此《太誓》者，而亦为之作注，以其有师说故也。

《伪泰誓疏》引：“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鵰，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难甚强，而王氏于此，一语不及，然则伏生造伪书以欺人邪？抑为伪书所欺也？必知孔子序《书》，杂取经传，孔门所谓传者亦然；孔门所传之经，既为孔子所序，篇帙或较完具；传则随意征引，首尾大抵不完；然后知古书所引《太誓》，多不在后得《太誓》中之由也。造伪书者，必求诸所征引俱在，以为其书非伪之征，东晋晚出古文正然，汉时后得《太誓》则否，正可以此决其非伪矣。

传既兼存古书，则后得《泰誓》，似宜附之于传，不宜以之益经，而三家皆入之本经之内，《孟子·滕文公》赵《注》：“今之《尚书·泰誓》，后得以充学。”案《汉志》不别著录，即其附入本经之一证。岂以其为宣帝诏下故乎？果然，亦难免曲学阿世之讥矣。古学家《书》有百篇之说，固今学家有以启之也。然《左疏》谓后得《太誓》，未立学官，则虽传以教人，视之究与本经有别，终见今文师之矜慎矣。

马融讥后得《太誓》在子所不语中，颇可见孔子序《书》去取之由。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固亦不在二十八篇内也。

《宋书礼志》载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御览·皇王部》引《尚书中候考河命》略同。《新学伪经考》谓此为刘歆伪造之《舜典》。予谓纬书多用今文，此文盖亦出《书传》也。

（三九六）汉人说尚书传授之诬

汉人于史事，尚未知核实，故所述群经授受源流，多不可信；而于《尚书》，野言尤多。《史记·儒林传》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又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壁藏之信否，及安国有无《古文尚书》，别见《孔壁得书》条。古人学问，率由口耳相传，罕著竹帛，伏生何至专恃本经，亡其书即无以为教？独得二十九篇，即只能以二十九篇教邪？古人传经，最重师说，经传皆散无友纪，师说则自有条理，非可袭取其偏端也。颇能言即涉以教，此乃后世短钉之学，剽窃之为，古人岂其若是？《史记》此文，其为妄人所窜无疑矣。

汉初传经，皆重义理；至古学兴，乃一变而重文字；于是野言又因之而兴。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汉书·儒林传注》引。《旧唐志》：《诏定古文官书》一卷，卫宏撰。《新唐志》又作《诏定古文字书》。古言知，犹今言识。云不知，是指文字言，意谓书本古文，因其不能正言，故错不能尽识也。殊不知汉初文字，与先秦极为相近；详见予所撰《中国文字变迁考》。伏生藏书，晁错断无不识之理；即谓不识，而伏生以《尚书》教，已非一日，岂并别写一本而不能？至晁错奉诏往受时，犹出壁藏之本以授之邪？卫宏之言，适自暴其为以意附会而已。因古学家谓今文经字多讹，而伏生壁藏，必为先秦古文也，于是有失其本经，口以传授之说，《伪书》之《伪孔安国传序》是也，此说与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说，又不相容。疏家乃谓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传教既久，诵文则熟，至其末年，因其习诵，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错往受之时，不执经而口授之，以资调停。辗转附会，委曲弥缝，合而观之，真可发一大噱。

晁错受书伏生，既见《史记》本传，又见《儒林传》，当非虚辞，然其措辞，皆不审谛。《儒林传》云：“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本传云：“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此所云“天下无有”，“天下无治《尚书》者”，乃谓汉朝求之他方，皆未得其人，而独闻济南有伏生也。天下岂真无儒？汉朝自不闻耳。山东之儒，岂止伏生一人？举尊宿，故言伏生耳。不云汉人不闻，而云天下无有；不云治《尚书》者伏生最为大师，而云独闻济南伏生。后人之误会，皆此等疏略之辞启之也。

晁错虽受《尚书》于伏生，不闻其更有所授。《史公》云“晁错明申商”，《自序》。则错于《尚书》，时承命往受，错实非治《尚书》者也。而《论衡》云“晁错传于儿宽”，《正说》。恐亦附会之辞。《后汉书·何敞传》：“祖比干，学《尚书》于晁错。”子孙述其父祖，亦多增饰之语，不必信也。如韦孟《讽谏诗》，实其子孙所托，即其一例。

（三九七）孔壁得书

孔壁得书一役，姑勿论其信否，而其辗转传述，互相乖异，已足见汉人附会之一端。案此事见于《汉书》者，为《艺文志》及《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艺文志》所著录者：《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考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于《论语》云：“出孔子壁中。两《子张》。”于《孝经》云：“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志》又云：“‘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此可见造古文者，以诸家说为不安而改之，亦古文经不足信之一证也。《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疑当作三十有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歆所言《逸礼》及《书》，篇数与《志》合。所异者，无《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歆但言“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而《志》明言所脱简数字数而已。《汉志》云《书》“凡百篇”，又云“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之《书》，百篇完具。《礼古经》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汉志》之意，谓出孔壁者几何未能定，见下。今姑不列；而《书》百篇，加《论语》《孝经》，已百二十二篇矣。简策繁重，孔壁安能容之？见下。窃疑《书》有百篇之说，刘歆时尚未有；而《班志》又据后人之说，以改《七略》元文也。脱简、间编，理所可有，然谓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则为理所必无。果如此，文义岂复可解？此全系古学既兴后，辗转增饰，不顾事理之辞，向、歆皆通人，必不作此不通之论也。知此必非《七略》元文，或并非《班志》元文矣。不知经有夺文，而即随文为说，汉人亦有之。如《诗序》以《关雎》为《风》始，义实同于三家，下文“是谓四始”之上有夺文。郑答张逸遂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即其一事。然此惟专据书本，而又博而不精者，乃有是弊。今文师学有渊源，必无是也。○《史记·儒林传》：儿宽之学出于欧阳生。《汉书》则兼出孔安国。欧阳生子又受业于宽。宽弟子蔺卿，则夏侯胜之师也。然则安国之《书》，欧阳、夏侯亦当闻之。即谓逸十六篇，以无师说不传，岂并脱简脱字，亦不为补足邪？抑安国只考逸《书》，而于不逸者，讫未校雠，直待至刘向邪？《史记·五宗世家》：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二十六年卒。其卒，当在武帝元光五年，前于麟止者八年。《世家》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接徙为鲁王言之；下又云季年好音，则共王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坏壁得书，当在景帝之世矣。而《史记》于此，一语不及，殊可疑也。《汉书·景十三王传》，叙共王事，略同《史记》。下又历叙其后嗣。既讫，乃曰：“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沾缀之迹既显，而又语焉不详；而其辞又与《艺文志》如出一口，恐系后人据《艺文志》作此约略之辞，缀于传末，亦非班氏元文也。何者？使此文为班氏所著，则当云事见《艺文志》，以便读者互考；若非班氏所著，则作此传者，与作《艺文志》者，两不相谋，当纪其详，不容作此约略之辞矣。若谓《传》本详载，班氏以其与《艺文志》复而删之，则并此约略之辞，亦可不著也。故知此非班氏元文也。后人此等记识之语，溷入古书中者甚多，详见拙撰《章句论》。

《汉书》而外，载得古经事者，又有《说文解字序》及《论衡》。《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此《礼》《记》及《艺文志》之《礼》《记》二字，皆当分读，《礼》指《礼古经》，《记》指《明堂阴阳》及《王史氏记》也。或本作礼，礼记，而夺一礼字。然则许说与《艺文志》合。惟《左氏》，刘歆及《艺文志》皆不言所自来，而许谓献自张苍，未知所据耳。《论衡·佚文》曰：“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闿疑当作闻。弦歌之声，惧，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经传也，而有闿疑亦当作闻。弦歌之声，文当兴于汉，喜乐得闿之祥也。当传于汉，寝藏墙壁之中。恭王闿之，圣王感动，弦歌之象。此则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正说》曰：“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儿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此可见《书》有百篇之说所自来。又曰：“说《论》疑夺语字。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此文疑有夺误。《汉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如《志》及如淳说，则《古论》篇数多于《鲁论》，而实未尝异；《齐论》则多二篇。则此文“齐鲁二”之“鲁”字当衍，三十篇当作三十二篇。否则《河间》九篇当作《河间》七篇。或“《齐》《鲁》二”之“二”字衍，亦如下文作《齐》《鲁》《河间》九篇。至昭帝女此字疑误。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案书》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仲任言《礼》，篇目又增于旧。《书》有百篇，《汉志》未云皆出孔壁，此始凿言之；并言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刘歆及《汉志》皆云孔安国得书，此云武帝使使取视，遂秘于中，外不得见。《左氏春秋》，刘歆、《汉志》皆不言所自来，《许序》言献自张苍，此并云得自孔壁。荦荦大端，互相违异如此。

孔壁得书，事有极可疑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公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自序》亦云：“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后汉书·鲍永传》：拜鲁郡太守，“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董宪别帅彭）丰等共会观视，手格杀丰等”。《东平宪王传》：“分阴太后器服，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盖圣人之居，声灵赫濯如此。共王即荒淫，安敢遽坏其室？且齐、鲁者，汉时文学之都会也，言文学者必称焉；学问之士，尤多出焉。孔子宅果见坏，必多有及其事者，其文当散见诸处；不当先汉之世，刘歆而外，更无一人齿及也。《景十三王传》不足信，已见前。《艺文志》本《七略》，《七略》出于歆《移太常博士》，更明系歆语矣。夫孔子冢大一顷，非宅大一顷也。一顷之地，盖百有余室皆在焉。古之授宅者，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在田曰庐，在邑曰里。弟子及鲁人从冢而家者，以孔里为名，盖亦邑居之制。百有余室，仅大一顷，盖室不逮一亩矣。后世地狭人稠，固不得尽如古制也。然孔子故居，及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之处，占地亦必不能甚广可知。古卿大夫之室，前为寝，后为房；民居则一堂二内。见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史记》称孔子之居曰故所居堂，弟子内，盖谓孔氏子弟，非受业之弟子也。颇于民居相近，其占地不能甚广又可知。能藏书几何？《史记·儒林传》曰“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则秦亡而儒业即复；《传》又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尚系辽缓言之。孔鲋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而鲋弟子襄，为孝惠皇帝博士。自陈涉之起，至孝惠之立，凡十有六年；至其崩，亦二十有二年耳；为博士官，年不能甚少，鲋之死，襄必已有知识矣，壁中之书，孔氏所藏与？襄等不应不知；非孔氏所藏与？以鲁儒业之盛，中绝之时之暂，与知其事之人，不应无一存者；安待共王发之哉？《史记》云“故所居堂”，而《论衡》言“孔子教授堂”，语亦不合。疑汉世鲁中诸儒，自有讲堂，即《后汉书·鲍永传》所言者，初未必孔子教授之所，而仲任又以意言之也。升堂闻丝竹之声，语已近怪，至谓古文不当掩，而汉俟以为符，则更媚世之谈矣。明孔壁得书之说，与谶纬荒怪之言同时并出也。

刘歆云：“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安国之年，实不能及天汉，前人已有论者。年月舛误，古人时有，原不能据此以定歆说之伪，然歆之无真知灼见，则于此可见矣。至《论衡》之言，则其年代事迹，舛误更甚，更不足据。近人或以充持论核实而信其说，然持论核实是一事，审于史实又是一事。充持论诚多核实，而说史实则多野言。使其生于今日，可以为哲学家，可以为科学家，不能为史学家也。

怪迂之谈，托之安国，并不自东晋始。郑玄《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书尧典疏》引。此东汉之古学家，自托于安国也。亦并不自东汉始。《汉书》述《古文尚书》之学始于孔安国，传之都尉朝，以至庸生，《后汉书·儒林傅》作庸谭。即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者也。庸生之《尚书》，传之胡常；常又传《谷梁春秋》于瑕丘江公；与江公三传弟子尹更始之子咸，同受《左氏》于更始；更始之学，出于贯公之子长卿；长卿之学，传自其父；又受《毛诗》于毛公，传之贾延年，以及徐敖；而敖又授《尚书》于胡常者也。敖之书，传之王璜；璜则受《古文易》于费直。古文授受，辗转皆出此数人，而其世代又多不讎，谓其学有师承，得乎？《后汉书·儒林传》谓孔僖世传《古文尚书》，亦不足信。

刘歆所谓鲁国桓公者，盖徐生之弟子。《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桓生盖亦颇能通《礼经》而未善者，故西汉人数经师者不之及。则知《史记·儒林传》所列八家，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皆当时第一流学者也。而刘歆乃援彼颇通而未善者以自助，抑何其下乔而入幽乎？

汉初传经，本重大义，至古学出，乃斤斤于文字之间，然其所以自侈者，亦不过谓今经或有讹夺，如所谓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而已。至东汉，乃有以古书之字，为时人所不识者，如《论衡》谓共王得《百篇尚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成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是也。《尚书·伪孔传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说本于此。

《后汉书·陈宠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谢病不肯应。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则壁藏《诗》《书》，汉世确有其事。孔壁得书，伏生壁藏，盖皆因此而附会也。然观其说之诞谩不中情实，而其为附会可知矣。秦焚书之令曰：“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其诛甚重，而令下三十日不烧，不过黥为城旦而已。秦法虽酷，行于山东如何，殊不可知。以当时爱尚艺文者之多，岂尽能奉令维谨？官吏亦岂能真按户穷索？《史记·六国表》曰：“《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明当时不烧者实不少，此实录也。《汉志》言《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一似凡在竹帛，无不烧毁者，则想象之谈矣。《汉志》所载书，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虽有汉人所撰，要以出于先秦者为多，岂皆有人壁藏之欤？抑皆讽诵，不独在竹帛欤？则知壁藏《诗》《书》，秦汉间虽有其事，而书之存则不尽由此，抑不由此者正多也。而后人附会，一若孔壁得书，于经籍有绝续存亡之关系者，则皆《论衡》所谓语增而已。仲任诘难经生，不遗余力，而于古学家附会传讹之说，初不深思，亦可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矣。

或曰：古人于年月日人地名等，时有错误，至于事之大体，则递相传述，必不容全属子虚，子不既言之乎？见《太誓后得》条。孔壁得书，果云乌有，刘歆安得造作谰言，以诬博士；而博士亦何不据事以折之乎？不知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不独博士闻刘歆之言，不知考校孔壁得书果有其事与否；即刘歆，亦或误采传讹附会之说，而未之深思也。何者？歆而欲立《逸礼》及《古文尚书》，径以其为中秘之藏，主张立之可矣，何必造作谰言，授人以攻击之柄？况于中秘书非歆所独见；书之来历，亦断非歆所独闻；歆即欲造作谰言，曾与校雠者，岂肯皆扶同徇隐？然则孔壁得书，必固有是说，而非歆所造作明矣。然则为是说者，果有真知灼见欤？曰：无之。王仲任，汉世之通人也，而其说史事，纰缪之端，不可胜指。可知学问之事，随世益密，求史事之核实，尚非汉人所知也。当日校雠中秘之士，其才知岂能远踰于仲任？汉世中秘之书，盖或得之于鲁。壁藏《诗》《书》，秦汉间既有此事，鲁国自亦有其人。既有壁藏《诗》《书》之人，自当有坏壁得书之事。鲁共王好治宫室，或亦尝坏人之室以广其宫。至于曾否得书，恐必难于究诘。何则？如前所说，谓共王坏孔壁而得古书，有种种不可信者在也。然市三成虎，岂复可以情理求？一人为附会之辞，后人更弥缝其阙，则初不知为何书者，后可凿言之曰《逸礼》与《书》；初不知为何人者，后可确指之曰鲁共王；初不知为谁氏之宫者，后可故神之曰孔子之宅；初不知其何由人中秘者，后可臆度之曰安国献之；初犹知为臆度，后竟以为事实矣。此非厚诞古人，观于孔壁得书之说之首尾衡决；以及《论衡》述及史事之纰缪百出；固使人不能不作此想也。刘歆殆为是等说所欺欤？南海康氏《新学伪经考》，以一切伪说，悉为刘歆一人所造，不徒证以史实而不合，即衡以情理，亦必不然，宜乎近人之攻之也。然遂以当时之古学家为能实事求是，其欲建立古学，纯出于欲广道术之公心，则恐又不合于事实。果能实事求是，则古学家所立之说，不应多支离灭裂之谈；果尽出于欲广道术之公心，则亦不必与人争立学矣。《汉志》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敞曰：“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五十六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案七十之当为十七，更无疑义，而学字当为与字，是否则尚有可疑。如敞说，当于“及孔氏”断句，《礼古经》兼出淹中孔氏；作学字，则当于鲁淹中断句，《礼古经》专出淹中矣。《隋书·经籍志》曰：“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初未及于孔氏。《释文叙录》引《六艺论》曰：“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既兼言《记》，亦无以断刘氏之意，谓《礼古经》必兼出孔氏也。此亦汉世所谓古经不必出于孔壁之一证。

（三九八）百两篇

张霸《百两篇》，据《论衡·佚文》《正说》，见《孔壁》条。其为伪书无疑。然观《汉书·儒林传》，则又有不然者。《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

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论衡》云：成帝征能为古文者，而霸造《百二篇》奏之，是有成帝之征，而后有霸之造；《汉书》云：成帝求古文，而霸以能为《百两》征，则霸之能为《百两》，在成帝求之之前。观霸书之黜，由樊并之谋，则霸受父之辞，似非虚语，其不雠一矣。《论衡》云：霸案《百篇》之序，以《左氏》训诂造作；又云：推精思，作经百篇；是百篇皆出霸伪造，而以《书序》为依据，如今人之按题作文字者然。而《汉书》云：“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则《百两篇》中，同于今文书者，已有数十篇矣，安得云皆系伪造？其不雠二矣。案《百篇》之叙而作书，叙当在于书之外；采《书叙》以作首尾，叙亦入于书之中；其不雠三矣。“文意浅陋”者，文指文字言，盖谓所用多汉时俗语，不应尔雅，以《左氏》训诂为之，安得如此？其不雠四矣。“求其古文”者，“其”字当指《尚书》言，谓已有今文，又求古文也。若如《论衡》之言，成帝已有《古文尚书》矣，但当求能通其读者耳，安得云“求其古文”乎？且既有秘《百篇尚书》，则霸书之伪，一言可决，平当、周敞，何为劝上存之？而成帝亦安得惜其书而不灭乎？孟喜改师法则弗用；王莽时，诸古学皆立，公孙禄犹劾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师法如此，况于伪造经文乎？云以中书校之，此中书明非《尚书》。盖成帝之所求，与霸之所能为，实非一物；特以世无能为《古文尚书》之人，而《百两篇》亦《书》之类，故姑以是应诏；而成帝亦出秘府所藏《尚书》一类之书以校之也。《古文尚书》，盖汉世实无其物，而《尚书》一类之书，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正多，虽非孔门之书，要是先秦旧籍，故平当、周敞，劝上存之也。若皆据《左氏》《书叙》伪造，则既有《左氏》《书叙》矣，复安取此乱苗之莠？岂亦如后世尊信东晋晚出古文之徒，明知其为采拾缀合之作，犹欲过而存之邪？故霸之书，无所谓伪也。何也？云非《古文尚书》，则霸本未尝云能为《古文尚书》；云其书为臆造，古无是物，则孟坚初无是言，乃仲任之妄说也。而仲任谓汉秘府有《百篇古文尚书》，更不待辩而知其妄矣。

然则当时以校《百两篇》之中书，果何书与？案《汉志·六艺略·书》家，有《周书》七十一篇。《注》曰：“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当时以校《百两篇》者，疑即此物。何者？既云中书，《七略》应有其目，而《汉志》自此之外，更无《尚书》之类也。七十一加二十九，适百篇，疑《书》有百篇之说既兴，曾以此当《尚书》。《汉书·律历志》载《武成》，即《周书》之《世俘解》，是其一证。若析二十九篇中之《泰誓》为三，则适百两篇矣，岂当时校霸书者，虽以其书为非是，而又窃取其百两之说，因以秘府所有七十一篇，合博士所传之三十一篇当之与？《尚书璇玑钤》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案今《尚书》析《顾命》为《康王之诰》，郑康成已然。又逸十六篇，亦有《益稷》，此未必今之《益稷》，然或析《益稷》于《皋陶谟》，亦有所本。则二十八篇，当得三十；加后得《泰誓》三篇为三十三；合《周书》七十一篇为一百四；更加逸十六篇则百二十矣。又今《周书》虽有七十一篇之目，存者实只四十二篇。而康成之《书》于二十九篇，分《盘庚》为三，析《康王之诰》于《顾命》，又分《泰誓》为三，为三十四。于所谓逸十六篇者，又分《九共》为九，共五十八。五十八加四十二，亦适百篇。《书序》尚不足信，而况《周书》。岂今《周书》之序，实后人据《汉志》篇数妄作，而康成之《书》，尝合见存之《周书》，为汉古学家所谓百篇之《书》者，而东晋晚出古文之篇数，亦以此为本与？书阙有间，诚难质言，然其数之巧合，实不能使人无疑也。抑秘府既有此七十一篇，览观者以为《尚书》之类，因兴《书》有百篇之说，而更求能为之者于民间与？书阙有间，诚难质言，然当时以校《百两篇》者，则似非此书莫属。即此外更有他书，相校不雠，亦不能定霸书之伪。以此相校不雠，初不能定霸书之伪。何则？孔门所传之《书》，虽止二十八篇，而自古相传《尚书》一类之书，则其数正多，固不能谓止孔门所传之二十八篇，并不能谓止汉秘府所藏之七十一篇也。然则张霸之书而存，虽非《尚书》之伦，亦必《周书》之类；简编既佚，辞句罕存，实可惜矣。

《论衡》谓张霸“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亦足为其书非伪之征。何者？云次序篇句，是故有此篇句而次序之；云依倚事类，亦是故有其文，而援古书记事，与相比附；皆非伪造之谓也。《汉书》所谓采《左氏》《书叙》，为作首尾者，盖即依倚事类之谓。盖霸之书，亦诰誓号令之伦，而采《左氏》《书叙》，以备其事之本末耳。

然谓采《左氏》为作首尾则可，谓采《书叙》则殊有可疑。《法言·问神》曰：“或曰：“《易》损其一也，虽惷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设辞以明《书序》之不如《易》，非真谓《易》有所损也。见《原易》条。然今之《书序》，非子云时所有，则观于此而可明。何则？苟有如今之《书序》者，按序之名，以求《书》之阙，亦意者能之也，何至虽孔子亦末如之何乎？今之《书序》，子云且未之见，而况张霸？而况张霸之父？然则所谓张霸采《书序》者，非《书序》采张霸，则作今之《书序》者，与张霸同采古书耳。谓霸采今百篇之序，乃必无之理也。谓据此而造伪书，更不俟论矣。

《问神》又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此非谓《书》亡《酒诰》之篇，乃谓当时所谓《书序》者，无《酒诰》之序也。此亦今《书序》非子云时所有之证。

《问神》又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谁乎？”此言书之所阙，在于春秋以后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春秋以后，儒家皆以周为已亡矣。今二十八篇，出于春秋之后者，仅《文侯之命》《秦誓》二篇。即《周书》可确指为记春秋后事者，亦惟《太子晋》一篇。不应三代以前书多存，春秋以后书反佚。张霸书可采《左氏》为作首尾，其多春秋后物可知。《汉书》谓其文意浅陋，岂以其书多春秋后文字，持与三代文字相较而云然邪？《论衡》谓其以《左氏》训诂造作，可知其文实与《左氏》相类也？此说与前不雠之四矛盾，姑并存之。

疑晚出古文者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之余，反专得其所易。此亦可证《尚书》二十八篇为备之说。何者？《书》苟真有百篇，其中必更有春秋后物，伏生不应都不省记也。

张霸之学，为今学乎？为古学乎？曰：古学也。古代简牍用少，学问皆存于口耳，故经或脱简，传或间编，皆非所计；汉今学家尚如此。《金縢》不记周公之死，而今学家知雷风之变为周公死后事，明经有脱简也。《礼记》传自小戴，而《郊特牲》他篇错入最多，《玉藻》本篇失次特甚，此传或间编，今学家初不错意之证。《公羊》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不改旧文，而但存其真于口说，盖自古相传之法也。古学则本无师传，全系据书本考校而得，故于文字之异同，篇章之先后、离合，最为斤斤。康成注《仪礼》，兼存今古文。又其注经，有读为、读若等例，皆其注意文字之证。其注《郊特牲》《玉藻》等，于篇章之先后离合，亦所究心。郑只《诗》改字，《毛传》则否，《毛传》早出，古学尚未行也。又今学家之说，皆传之自古，流异源同，故虽分为数家，大体仍相一致。观三家《诗》可见。古学家之说，由于各自研求，故彼此不能相同，前后亦复相异。张霸析二十九篇为数十，即其更定篇章；《论衡》所谓“次序篇句”。采《左氏》为其书作首尾，是据传记立说；《论衡》所谓“依倚事类”。《诗序》之作，全用此法，参看《诗序》条。其所用者，皆古学家之法也。成、哀而后，古学稍行，而霸书独以樊并谋反见黜，亦可谓有幸有不幸矣。

《论衡·感类》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礼葬周公，以公有圣德，有王功。伊尹，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应曰：以《百两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论衡》此篇，所驳击者为儒者，儒者即今学家也。然则张霸之书，今学家亦引以立说矣。盖亦视为后得《太誓》之论，不以为伪也。

“劝上存之”之存，师古释为立其学，非也。存与黜为对辞。黜者，不充秘府之谓，故《汉志》无霸书。然其书自在民间，故《儒林传》谓之世所传也。然则汉世古书，不为秘府所有者，正自不乏，后人于书之不见《汉志》者，辄疑为伪物，亦过矣。

平当者，林尊弟子，尊事欧阳高；其学，实伏生之嫡传也，而劝存张霸之书；而后汉儒者，亦引霸书为说。然则今学家于传记，曷尝不博采？恶有如刘歆所谓“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者乎？盖口说者，自古相传之说也，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者，徒有其书者也，其书虽古，解释之引用之者，皆出后人，安知不误？故以传记证口说可也，信传记而背口说不可也。信口说而背传记，非是末师而非往古，正以末师虽出末世，而其说自古；传记虽出往古，而说此传记者，实起于末世耳。诸儒所以笃信口说者，非恐其说之见破，乃自古相传之师法，不容为妄人所毁也，安得诋为私意？而刘歆必欲破之以为快，正见其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耳。

《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此亦昔人以《周书》为《尚书》之余之一证也。

（三九九）伪古文尚书有本于荀子者

《荀子·解蔽》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其为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本，人皆知之矣。然尚不止此，《尧问》篇：“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此即《伪书》“惟精惟一”四字所本。更采《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之语以益之，乃成十六字也。古书凡此等处，无不韵者，而此十六字无韵，足见其为杂凑而成也。《荀子》此篇下节，“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亦为《伪书》所本，《仲虺之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即其切近之一证。

行微，《注》曰“行细微之事也”；行微如日月，《注》曰“日月之行，人所不见，似于细微”，恐非。古言日月，皆取其明，取其东西相从而已，未有取人不见其行为喻者。《诗·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笺》曰：“微，谓不明也。”《广雅·释诂》四：“微，明也。”古多反训，此微字，亦当以明为义。

（四○○）马郑序周官之谬

汉世今文之学盛行。大学诸生，至于三万，岂尽高材绝学之士；王充等讥之，宜也。然古学家之鄙陋，似尤有甚焉者。

《周官》制度，多不与群经合，故武帝以为渎乱不验；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其说是也。乃马融、郑玄等尊而信之，玄更以此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周官》与《仪礼》《礼记》各自为书，本不容互相牵合。郑必欲以《周官》为经礼，《仪礼》为典礼，于是彼此牵合而异说生。案《仪礼》之名，昉见《后汉书·郑玄传》，玄注经引《礼经》，尚皆举篇名，不云《仪礼》。《仪礼》之名，盖后人因《中庸》“礼仪三千”之文而立。然其名不始自郑，其原实出于郑也。三百三千，特举成数，见其相什，如《甫刑》言五刑之属三千，而《吕览·孝行览》云刑三百，见弘纲之十倍于细目耳，不能求其事以实之也。郑注《礼器》曰：“经礼谓《周礼》，其官三百六十。”其穿凿附会甚矣。《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云：“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更可发一噱。《礼记正义序》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 谓《仪礼》为《古礼经》。”案谓《仪礼》为《古礼经》，不知何以能为《仪礼》是曲礼非经礼之证。《汉志》“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注》引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同郑说。又引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昏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则驳郑说者也。《论衡·谢短》曰：“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条三千。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数也。”此相承旧说也。可以见《周官》当经礼之非。经记制度，不与《周官》合者，辄目为夏、殷礼，或挤为霸制，而其说之龃龉不可通者多矣。《论衡·谢短》又曰：“问礼家曰：前孔子时，周已制礼，殷礼夏礼凡三王因时损益，篇有多少，文有增减，不知今礼，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汉承周，将曰周礼。”此今学家以经记所陈，多为周礼之证。又曰：“夫周礼六典，又六转，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礼》不见六典，无三百六十官；又不见天子，天子礼废何时？岂秦灭之哉？”此亦据《周官》以疑礼经，然不以《周官》即为礼经也。制度之变，必随时势。今文五等之封，大者不过百里；《周官》乃至五百里，其书所述为六国时制，即此一端，较然甚明。乃必以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周官·天官》郑《注》：“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又《贾疏序》引《郑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则其识不如何邵公远矣。

马融之言，尤为可笑。《贾疏序》引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云云。一派野言，竟似于前此史记，茫然无睹者。《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谓于故典不加保重，非谓有意毁弃。且此语初不指秦，秦人焚书，大抵严于官而略于民，故曰：“《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当作民家，盖唐人避讳所改。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六国表》。此诗、书二字，苞一切书籍言；周室二字，亦苞凡诸侯之国。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明当时民间之书，不焚者甚多，何尝有搜求之事。且与秦政相反者，岂独《周官》而已。除挟书之律乃惠帝，而以为孝武；命刘向校书乃哀帝，而以为孝成；盖因武帝开献书之路，孝成命刘歆校书，而溷言之，不复分别。此等处古人类然，不足为怪。然云五家之儒莫得而见，则躗言矣。《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此所谓《封禅》者，即《汉志》之《古封禅群祀》，与《尚书》《周官》《王制》皆书名。林孝存谓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盖由于此。然则武帝时，群儒久见《周官》矣。况河间献王又采《周官》作《乐记》乎！安得谓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哉？郑众以《书序》之《周官》，与《周官经》即为一物，篇卷之多少，文体之异同，茫然莫辨，更可发一大噱。

融《传》又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惟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当作传。相证明为解”云云。此说却近得实。歆请立《左氏》《逸礼》、《古文尚书》，事在哀帝建平元年，时尚未以《周官》为言。《汉纪》言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此书盖自此始称《周礼》，前此亦称《周礼》，则后人据后书之。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则在王莽时矣。《后汉书·郑兴传》，言兴晚善《左氏传》，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又言兴明《周官》，而不言其出于歆，而学出于之杜子春，不过能通其读，颇识其说；则歆于是书，实未尝有所发明也。康南海顾指其书为歆伪造，诬矣。然古学本无传授，皆由好事者附会其说，则观于此而益明也。

古文经果有其物与否，事殊可疑，观《孔壁得书》一条可知。然今文家同有其书，所异惟在文字者可疑；若别有其书者，转不容子虚乌有。如《左氏》解经处虽伪，叙事处自真也。《周官》于诸经，有离有合。不合者，或合于《记》及诸子，如《礼记》之《内则》《燕义》，《大戴记》之《盛德》《千乘》《文王官人》《朝事》，《管子》《司马法》等。其非伪造可知。以《考工记》补《周官》，体制既不相类，制度亦复抵牾，如遂人、匠人。果出伪造，何不并《冬官》伪之乎？

《考工记》曰：“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注》：“齐人有名疾为戚者，《春秋传》曰：盖以操之为已戚矣。”又曰：“输已卑，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注》：“齐人之言终古，犹言常也。”《考工记》盖齐人所传。司空掌度地居民，不掌工事，云以补《冬官》，缪也。盖与余五篇同述官制，故附之其后耳。《周官》多与《管子》合，或亦齐地学者之书与？《史记》言太公极技巧，《货殖列传》。岂故太公之法而《管子》述之与？弗可考矣。

（四○一）论二戴记上

大、小戴《礼记》，《汉志》皆无之，而有《记》百三十一篇。《注》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释文·叙录》及《曲礼疏》。《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曰：“《古文记》二百四篇。”又引陈邵《周礼论叙》曰：“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校录经籍，检得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案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此即《汉志》所谓七十子后学所记者。《隋志》云“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语即本此。《六艺论》后人删引，多非元文，所谓得自孔氏壁中河间献王者，只指古文《礼》及《周礼》，不该百三十一篇。而《隋志》以百三十一篇亦献王所得，实误。《汉志》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今案《汉志·礼》家所著录者：《曲台后仓》，即《儒林传》所谓后氏《曲台记》者，为汉师所撰；《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班氏所入；《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议奏》，注曰“石渠”。亦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盖亦古记之伦。《史记·封禅书》云：“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所谓《封禅》，盖即《汉志·古封禅群祀》中《封禅》之篇也。《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合《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凡二百七。《小戴记》中：《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故或云四十九，或云四十六。若以为四十六，则《记》百三十一篇，实百二十八。此《别录》所谓《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然其中之百二十八篇，实今学也。《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古封禅群祀》，盖非二戴所有。陈邵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实误。《隋志叙》之刘向叙录后，则误益甚矣。二戴在武、宣间，何由删向所叙录之书耶？《汉志》言百三十一篇，而《隋志》云刘向检得百三十篇，亦不合。或云：《礼记·丧服四制疏》云《别录》无此文，此实刘向所检得者少一篇之证，其说可谓巧矣。然《汉志》原出于向，何以仍作百三十一篇耶？窃疑此无异故，直是夺一“一”字，而后人妄改下文都数以就之耳。《别录》虽不足信，亦必略有据依，不能全伪；释《别录》之文，自以仍从《汉志》条贯为是。《乐记》《汉志》在《乐》家，《孔子三朝记》在《论语》家，《隋志》妄相牵引，非是。陈恭甫曲为之说曰：“《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然则向、歆校书，但阅篇目耶？可谓进退失据矣。戴东原云：“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作《隋志》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陈恭甫亦云：“《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苍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邪？《释文叙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融足三篇者妄矣。”戴、陈之说均见《左海经辨》。今案桥仁受学小戴，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此正四十九篇出于小戴之证。《后汉书》云：曹充持《庆氏礼》，作章句辩难，于是有庆氏学。褒结发传充业，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其中除“又传《礼记》四十九篇”八字外，皆指礼经言之。庆氏之学，与二戴同出后仓。十七篇三家所同，而《礼记》为二戴所独，四十九篇又小戴所独，故加又字以别之。《史记·五帝本纪赞》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今二篇皆在《大戴礼记》中。云儒者或不传，此即二戴以外不必皆传《礼记》之证。陈氏谓褒所传四十九篇，亦出庆氏，误矣。《隋志》：《礼记》十卷，汉中郎将卢植注。《旧唐志》：《礼记》二十卷，卢植注。《新唐志》：卢植注《小戴礼记》二十卷。《儒林·元行冲传》载《释疑论》云：《小戴》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则《隋志》谓马融、卢植更定是书，郑玄依卢、马之本而作注，必有所本。卢、马曾去其繁重，及所叙略，故虽益三篇，篇数仍为四十九，安得谓其以《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乃聊以归之乎？《释文·别录》有四十九篇，篇次与今同外，又有“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十六字，陈氏删去未引，则其说亦未确也。《四库书目提要》云：“郑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不知古人言语粗略，《考工记》实后人所补，而康成于《周官》亦径云河间献王得六篇，安保其于《礼记》源流，言之必悉？两汉学者，兼通诸经者甚多，史传安能尽载？况融之更定《礼记》，实与卢植共之乎？康成依卢、马之本作注，说亦见于《礼记疏》，必非无据之谈也。要之《记》百三十一篇，实为今学，大戴传其八十五，小戴传其四十六，无所谓大戴删《古记》，小戴删大戴也。《汉志》盖正合大小戴之所传而著之耳。

（四○二）论二戴记中

陈恭甫又云：“魏张揖《上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稚让之言，必有所据。”因谓“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叔孙通”；“《尔雅》为通所采，当在《大戴记》中”，其说尤误。揖表曰：“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践祚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徕贡，嘉禾贯桑。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传于后嗣。历载五百，坟典散落，惟《尔雅》恒存。《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越绝六国，越逾秦楚，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验，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表》意乃极言文字之当雅，而称叔孙通撰置礼记，能不违雅耳。绝无今之《礼记》为通所辑之意。古言典礼事者皆谓之记，独古事，即当世之事亦然。《大戴记·公冠》篇载汉昭祝辞其证。《史记·礼书》云：“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髙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汉书·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此即揖所谓撰置礼记者。其所撰皆秦所择六国旧文，增益减损，不过颇有而已。其文自然近古，故张揖称其不违，举为辞尚尔雅之证也。揖明言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叔孙通所补，绝不言通尝置之《礼记》中。安得节取数语，而生曲说乎？《礼记》果通所撰，汉朝何由复失之，而有待于河间献王得之乎？

陈氏又引臧在东之言曰：“《白虎通·三纲六纪》篇引《礼亲属记》，见《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篇引《礼·乐记》，乃《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礼》，乃《释水》文；则《礼记》中有《尔雅》之文矣。”夫古书文辞，互相出入者何限，安得摭拾之，为《礼记》中有《尔雅》之证？果若所言，佚《诗》佚《书》在《记》中者不乏，又可谓其皆在《礼记》中乎？

（四○三）论二戴记下

今之《礼记》，见疑为秦时书者三篇，《王制》《月令》《乐记》是也。予初以《王制》有古者周尺之语，疑为汉人作；由今思之，殆不其然。古书多后人附益诚然。然有有意作伪者，有偶然记识者，要当观其大体，不得泥于一端也。二戴《记》撰次之意，今不可见。观其大体，似系专取故书。《乐记》二十三篇，入《小戴记》者十一，余十二篇，《正义》具存其目，其末篇曰《窦公》，明系汉时事，见下。《礼记》即不之取。《乐记》予虽信为马融所附，然融有增益，亦必依据旧例，一也。《荀子·乐论》，大同《礼记·乐记》，而多辟《墨子》语，盖后人所增；可证马融所益，乃较古之本，二也。《史记·封禅书》：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卢植疑《王制》以此，然《索隐》引《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明与今《礼记》中之《王制》不符。今《王制》言巡守者皆《书传》，言封禅事者无之。或曰：柴于岱宗即封禅；然则封禅五岁一举，安得云旷绝莫知其仪耶？《繁露·郊祀对》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茧栗，宗庙之牛握，宾客之牛尺”；《郊祭》引《王制》曰“丧者不祭，惟祭天为越绋而行事”，皆与今《礼记》之《王制》同，足征故有其书。《正义》云：“《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制。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 然郑驳《异义》云：“《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则似又以为孔子嫡传者。凡郑说固多如是，不足辨也。

《月令》，蔡遂、王肃并云周公所作，《释文》。盖以其见于《周书》云然，其说诚不足据。然邕《明堂月令论》云：《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偏见之徒，或云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其说自允。郑《目录》云：《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杜预《释例》曰：“《月令》之书，出自吕不韦。其意欲为秦制，非古典也。”《左氏》桓公六年《疏》引。则昧其原本矣。郑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疏》云：“周无大尉，惟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又云：“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又自难之曰：“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岁首用十月时，不韦已死十五年。”又自解之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为岁首乎？”案始皇之改年始，《史记·本纪》明记其事，在二十六年并天下之后。《封禅书》亦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又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然则终始五德，说实出于东方；以黑龙为水瑞，乃后来附会之辞。安得凿空谓秦未平天下前，即以十月为岁首乎？乃命大尉，《吕览》作大封，以今言道古事，古人多有其例，然则大尉二字，盖传者所改；授朔亦或传者移之九月，要不得以是偏端，疑全篇皆为秦人所作也。言《月令》者，是篇及《吕览》《淮南》而外，尚有《管子》之《幼官》及《轻重己》，虽不密合，大要所本者同。《周书·月令》已亡，而《时则》记二十四气之应，与《礼记》《月令》皆合。窃疑是篇乃合《月令》《时训》两家之言而成。《疏》又以服色车旗，并依时色，与《周官》六冕等不合，而疑其非周法。不知其所据实较《周官》为古。鲁恭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后汉书》本传。其说实最平允也。

《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疏》云：“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案《史记·乐书》亡，张守节云：褚先生取《乐记》补之，其文全与《乐记》同。则十一篇之自为一篇旧矣。《礼记疏》亦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人《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义疏》又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语未知何出，要必有所本。亡篇十二，《季札》第十八，疑即《左氏》所载季札观乐事：《窦公》第二十，疑即《汉志》孝文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事。《白虎通义·礼乐》篇引《乐记》曰“声成文谓之音，知而乐谓之乐”，在今《礼记·乐记》中；又引曰“土曰埙竹曰管”云云，陈卓人《疏证》疑出《乐器》第十三；亡篇之可考者如此。《志》又言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司乐》章，疑即所谓河间献王采《周官》者。《乐记疏》云：“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郑旨释之。”则《乐记》所出，说有多端，必不止一公孙尼子。此亦所谓采诸子者。窃疑王禹之二十四卷，与刘向之二十三篇，亦第小有乖异。正惟大体相同，故可以互勘而著其不同也。然则《乐记》十一篇，乃自古相传之物；其十二篇，则河间献王等采摭古籍而成，正不能并十一篇亦疑为汉人所作矣。

（四○四）论尔雅谁作

郑康成《驳五经异义》曰：“《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文。”张揖《进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验，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今案《尔雅》之文有明出秦汉后者，如《释鱼》“”，《注》云：“江东呼为妾鱼。”《疏》引《说文》云：“鱼出乐浪潘国。”“”《注》云：“出秽邪头国，见《吕氏字林》。”《疏》云：“案《说文》亦云。”《释鸟》“，寇雉”，《注》云：“出北方沙漠地。”“翠鹬”，《注》云：“生郁林。”《疏》云：“樊光云：出交州。”《释兽》“獌似貍”，《注》云：“今山东呼貙虎之大者为豻。”《疏》云：“《字林》云：豻，胡地野狗。”“狻鹿，如虦猫，食虎豹”，《注》云：“即师子也，出西域。”《释畜》“，马”，《疏》云：“《字林》云：北狄良马也。”此等或尚非叔孙通所知，安得云周、孔及孔门弟子。盖古言“作”者与今异，今人言作，多指籑集之人；古则推原其所自出。以《尔雅》之文或同《周官》，昔以《周官》为周公之书，则以为周公作；以其多释五经；则指为孔子作；或言孔子门人，又或以子夏列文学之科而凿指之。云出叔孙通者，以其为汉制礼，亦未必有何依据也。惟梁文或为纂集之一人耳。

凡备检阅之书，往往递有增益；《神农本草经》其证。《四库书目提要》言《尔雅》所取，及于《庄》《列》《尸》《管》《吕》诸子，《国语》《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固未必为释此等书作，《穆天子传》尤为晚出伪书，不能在《尔雅》前，然亦可见其采摭之博。《提要》又引曹粹中《放斋诗说》，谓《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康成时则加详，亦其书成甚晚之证。解家以一篇为周公作，余则或言仲尼，或言子夏，或言叔孙通，或言梁文，固不足信。然其中有一篇最古，余为后来所增益，则或当不诬。赵岐《孟子题辞》，言孝文时，《尔雅》亦置博士，未知信否？然平帝元始五年，尝征通《尔雅》者，则民间固有通其学者矣。通其学必有其书，今之《尔雅》，盖此等人所纂集也。

（四○五）释尔雅

“尔雅”二字，昔人多释为近正，非其朔也。夏、雅一字，尔雅盖即近夏。古重楚夏之别，是以《论语》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而孟子斥许行为南蛮駃舌之人。其后南北大通，楚夏之殊稍泯，而去古渐远，古训转觉难通。于是正与不正，初致谨于语言者，后渐致谨于文字。而正与不正之别，始以近夏与否为准者，继乃以近古与否为准矣。《史记·乐书》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诵讲习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儒林传》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曰：“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汉书·王莽传》：“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皆尔雅之辞近古，而义不易通之证。古本不可称雅，所以称近古为尔雅者，以尔雅二字，习用既久，已变为近正之义。当时文字，以古为正，遂从而袭用之耳。以近古释当时之所谓尔雅，原不为过。然雅字本无古义，亦无正义，要不得不分别言之也。《大戴礼记·小辨》篇，孔子谓哀公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此以近古为尔雅最早者，恐亦汉人语也。

（四○六）图谶一

张衡言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后汉书》本传。后人因以为谶始西京之末，非也。谶纬相附，始于西京之末，若徒论谶，则其所由来者旧矣。《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竹部》：“籤，验也。”二字音义皆同，即今所谓豫言也。《史记·赵世家》叙秦缪公梦之帝所事，曰：“秦谶于是出矣。”《扁鹊列传》作“策”。《屈原贾生列传》：贾生赋服鸟曰：“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汉书》作“谶”。作“谶”者盖是，此正所谓豫言也。《淮南王书·说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汉书·王莽传》：莽在平帝时，“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史言其“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足见民间固有其书，又有通其学者。今俗所谓求签，实即求谶，乃古之遗言也。特世莫知签谶同字，遂昧其本义尔。

（四○七）图谶二

然则所谓谶者，亦家人言耳，无与于国家兴亡之大也。有国有家者，偶或以此自神，则亦如闾里之小知者之所为，所言者特一姓之事，未有谓能知历代兴亡，帝王统绪者。其有之，则自西京之末始也。

《吕览·观表》曰：“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绿图八字，适在篇末，究为《吕览》原文，抑出后人沾缀，未可定。即谓为原文，亦谓能通乎其道，若孔子言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耳，固不谓能知国家兴替。《淮南·俶真训》曰：“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亦仅言遭遇盛世，故大道昌明，不谓其道出自图书也。《人间训》曰：“秦王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作录不作绿。《史记·秦始皇本纪》卢生奏录图书同。绿图、录图，未必是一。亡秦者胡，亦传录图者之言，非录图之文也。乃《论衡·实知》，以“亡秦者胡”为河图之文；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论语·子罕·凤鸟不至章疏》引。则始以图书为自有所云矣，此则新莽等之所为也。

《王莽传》：“长平馆西岸崩，邕泾水不流，毁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视，还奏状，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此为征引《河图》之文之始，至后汉而变本加厉矣。《隋书·经籍志》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案郑注《易·大传》“河出图，洛出书”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正义》引。《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即《隋志》之说也。《续汉书·祭祀志》载光武封禅刻石文曰：“皇帝惟慎《河图》《洛书》正文……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以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篇，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是八十一篇之说，实后汉初所造。《后汉书·尹敏传》：光武令校图谶，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儒林传》：薛汉，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盖光武之所欲去者，即其所谓十卷皆不昭晳者也。张衡曰：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又云：《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桓谭言：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后汉书》本传。王充曰：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孔子条畅增益，以表神怪。或后人诈记，以明效验，《论衡·实知》篇。又《雷虚》篇曰：“图出于河，书出于洛，《河图》《洛书》，天地所为，人读知之。”其《自然》篇，亦极论图书自成之理。皆不敢径以八十一篇为伪，以其为后汉初所敕定也。然则谶记出自图书之说，实王莽造之，而光武成之也，亦可谓矫诬矣。《说文》曰：“河洛所出书曰谶。”亦东汉人之言。

《王莽传》言卜者王况为莽魏成大尹李焉造作谶书十余万言。况谓焉曰：“君姓李，李音征，征，火也，当为汉辅。”而《后汉书·李通传》，谓通父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通素闻守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光武纪》谓通等以是说光武，光武乃与定谋。《窦融传》：隗嚣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融等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而《邓晨传》曰：“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倶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强华所奉《赤伏符》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见《光武纪》。《续汉书·祭祀志》载光武祭告天地文则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莽末之谶，悉若为汉所造，有是理乎？《公孙述传》言：“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然又曰：“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使此言真出于述，安得漏泄于外？然则莽末之谶，究出于谁，亦殊难言之矣。刘扬造作谶记曰：“赤九之后，瘿扬为主。”《后汉书·耿纯传》。新城山贼张满既执，叹曰：“谶文误我。”《后汉书·祭遵传》。然则是时信谶者极多，此后汉君臣，所以相与造作。徒事造作，犹恐不足以自神，乃皆托之于敌也。光武以谶文用孙咸、王梁，见《后汉书·王梁》及《景丹传》。又谓二十八将，上应二十八宿，见《朱佑》等《传赞》。《冯异传》载永初六年诏曰：“元功二十八将……谶记有征。”成败虽殊，其智，则亦刘扬、张满之智而已矣。

（四○八）图谶三

《续汉书·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善矣。然又云：“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梁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岂至此顿忘“百姓怨气满腹”之言乎？《河》《洛》谶文，果谁所造，岂有躬造之而躬自信之者哉？然则光武之东封，亦欲藉是以镇压东方，并以眩耀愚俗耳。《后汉书·张纯传》言南单于、乌桓降后，纯案七经谶，请立辟雍，及封泰山，遂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盖亦以眩耀愚俗也。《本纪》建武十七年《注》引《东观记》曰“上以日食避正殿，读图谶多，御坐庑下浅露，中风发疾”，吾谁欺？欺天乎？

《后汉书·桓谭传》言光武信谶，多以决定嫌疑。谭上疏，请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帝省奏不说。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郑兴传》曰：“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光武之信谶，似诚笃矣。然《儒林传》：尹敏言谶书非圣人所作，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亦以此沉滞，然竟不罪。与其所以遇桓谭者，宽严迥不侔矣。然则帝之于谭，亦本恶其质直，而借事以摧挫之耳。郑兴、尹敏之不大用，亦未必以其不信谶也。夫上以诚求，则下以诚应；不诚，未有能以诚报之者也。《郅恽传》言恽上书王莽，据图录，言汉历久长，劝莽更就臣位。莽大怒，而以恽据经谶，难即害之，系狱须冬，会赦得出。夫莽自遣赵并验治符命以来，甄寻、王奇、刘棻等且纷纷遭难矣，而何有于恽？《杨厚传》言厚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既知秘记之为汉，何以复为述将？既自杀以徇述矣，又戒其子为汉，天下有是理乎？杨厚为后汉言图谶之大宗，《后汉书·儒林传》言任安从厚学图谶。《方术传》：“董扶少游大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三国蜀志二牧传注》引陈寄《益部耆旧传》曰：“董扶事杨厚，究极图谶。”《周群传》曰：“少学术于杨厚，名亚董扶、任安。”杜微、杜琼，皆受学于安。《季汉辅臣赞》曰：“何彦英事安，与杜琼同师，援引图谶，劝先帝即尊位。”而其诈谖如此，以术驭天下者，其所得果如何哉？

（四○九）图谶四

谶，自古所有也；谶纬相附，则王莽之所为也。《申鉴·俗嫌》曰：“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辩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篇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曷其燔。”谶虽妖妄，纬则多存经说，后人卒不忍弃者以此。荀悦之言，早尽之矣。谶纬相符，诚足乱经，亦由欲以所行托之于古。以己所行托之于古，则亦欲有所为耳。其愚而诞可笑，其苦心仍可谅也。后世之造谶者，犹有之乎？若光武即徒为身谋而已，与张满辈何异？然自此，谶遂为作乱者之所资，视为禁物矣。《后汉书·窦融传》，融上书言臣融有子年十五，朝夕教道以经艺，不令得观天文谶记。《三国·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云：吉茂，建安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内学及兵书，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当坐本等，顾谓其左右曰：我坐书也。

（四一○）图谶五

谶之原安在？曰：在社会之迷信。张衡曰：“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汉书·张衡传》。可见时人信谶之深。《后汉书·翟酺传》：“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孙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无所及，惟涕泣流连。懿怪而问之，酺曰：图书有汉贼孙登，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酺受恩接，凄怆君之祸耳。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酺对第一，拜尚书。”懿非愚夫，而亦为酺所慑者，人之心力，有以相熏，众所共信之事，虽坚强明智者，或亦不免为其所移。三至之谗，正同此理，固非酺之能诳懿也。《论衡·实知》曰：“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若蓍龟之知吉凶。”此又谶之所以托诸仲尼欤？

（四一一）图谶六

谶为王莽所造，固也；然世或以刘歆为王莽之党，因以为谶出于歆，则诬。张衡谓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后汉书·张衡传》。足以明之矣。《汉书·五行志》曰：“刘歆以为虙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日五行云云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歆之所谓《河图》《洛书》者如此，安有所谓“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者乎？李守初事刘歆，未知信否。即以为信，亦不能决守所说谶为歆所造。《苏竟传》曰：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竟时在南阳，与龚书晓之曰：“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与国师公从事出入，校定秘书。”亦仅言歆曾从事校书，不谓下文“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等语为歆所造也。《莽传》言：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其后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帅所班，皆下狱。而丰子寻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莽即从之。丰未行，寻复作符命，言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因是发怒，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岁余，捕得，辞连歆子棻、棻弟泳、大司空邑弟奇，及歆门人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均见《王莽传》。莽之篡汉，意盖欲有所为，歆等之辅之亦以此。既欲大有所为，势非至于即真不止；谓歆等既已富贵，遂不欲莽即真，此浅之乎测丈夫之言也。然以此证歆等之不为谶，则可信矣。张衡言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又言：“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后汉书·张衡传》。足见谶皆不学无术者所为，使刘歆等为之，有如是其陋者邪？

成、哀以后所谓谶者，大体有二：一附会字形，如王莽以钱文有金刀，改为货泉，或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是也。一曲解文义，如张邯称说符命，谓《易》言“服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莽，皇帝之名；升谓刘伯升；高陵谓高陵侯子翟义；言刘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之世，犹殄灭不兴，是也。刘歆乃好古文者。古文条例，是为六书。谶之附会字形者，莫不与六书相背，歆安得信之？范增述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语意本明。苏林、臣瓒，亦皆随语气释之。乃服虔以三户为津名，孟康谓“南公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然则“虽”字何解？岂不可发一大噱？曾是刘歆等而为此邪？谶文之体，盖放古之谣辞为之。《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述方士考功之言曰：“《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即其体。足征谶不始于成、哀，特成、哀后始盛耳。此犹今日之新诗，为人之所能为，亦足征其为家人言也。“亡秦者胡”等语，乃约举谶意，非谶本文。

（四一二）图谶七

谶非刘歆等所为，固矣。好古学者，又以是为今文师咎，则其说益诬。为是说者，乃以纬多用今文说，而谶文荒怪。今文师好言阴阳灾异，亦或邻于荒怪耳。不知纬之所以用今文说者，乃以成、哀之际，古文初兴，说尚未出；至于阴阳灾异，则与谶绝非一物。《汉书》总叙推言阴阳灾异者曰：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今其言具存，曷尝有如谶之矫诬者邪？尹敏建武二年，亦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亦得以敏为信谶者邪？

《隋书·经籍志》曰：“汉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惟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此所谓孔安国者，即《尚书》之《伪孔传》，可以勿论。《毛诗》究出何人，不可知。若如《汉志》之说，谓河间献王好之，则其时谶尚未兴，何缘以为妖妄？云因恭王、献王所得，参而考之，以成其义，明古文之说，皆出臆造，非有师承也。然贾逵明引谶文，争立《左氏》，亦得谓之非谶者邪？今文师信谶者诚不乏，然如郑玄，名为兼通今古文，而实偏于古，今其经注引谶者即极多，安得专咎今文师乎？以纬书多用今文说而咎今文，则《毛传》皇天、昊天、旻天之义，亦见《尚书帝命验》，又得以《毛传》为妖妄邪？

（四一三）太史公书亡篇

补《太史公书》是一事，续《太史公书》是一事，后人就《太史公书》有所附益，又是一事。三者不可相殽。

《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作《后传略论》，言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艺文志》：《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本传同。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此就百三十篇中所缺者补之，所谓补《太史公书》者也。

《彪传》又云：“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汉书·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艺文志注》同。“事五鹿充宗”下，多“后事刘向”四字。《艺文志注》引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说与如淳同，而《汉志》列商所续《太史公》仅七篇，盖余篇因病未卒邪？然无论其为七篇抑十余篇，要必在百三十篇之外，此所谓续《太史公书》者也。

张晏言褚少孙补迁书仅四篇，而今所缺十篇俱在，则补迁书者不止一人。然遂谓扬雄、刘歆、阳城衡、史孝山之徒为之，则又非也。雄等所为，盖皆续而非补；而此十篇，亦有可云补，有不可云补者。何则？苟其言补，虽不能必得迁意，要必与迁书体例相同。而如今之所为，钞《封禅书》以充《武纪》，钞《荀子》《戴记》以当《礼书》《乐书》，皆与迁书体例，截然不合也。张晏言褚先生所补，言辞鄙陋，而如今之所补，则《武纪》用《封禅书》，即迁所自为；《三王世家》全录策文；《日者传》载司马季主之辞；《龟策传》载太卜所传龟策卜事；其辞皆非褚氏所为，何鄙陋之有？且《武纪》即取《封禅书》，是钞本书之此篇以补彼篇也，《武纪》完，《封禅书》又缺矣，有是理乎？故知今此四篇，又非褚少孙之旧也。

然则《史记》中不出谈、迁处，果何人所为邪？曰：古书为后人所乱者甚多，而其乱之也，亦各不同。有本书既缺，他有所采以补之，而其所采大致与本书合者，如今《史记》之《景纪》《傅靳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是也。此三篇体例最与元书合。《景纪》《索隐》云以班书补之。今检其文，与班书绝不同，可知补《史记》者必别有所受之也。有所采虽未必合，而体例与元书相符者，若《律书》、《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是也。颜师古谓《史记自序》，有《律书》无《兵书》，以驳张晏，误也。《律书》即《兵书》，昔人已言之矣。亦有全不相干者，则《武纪》《礼》《乐》二书是矣。此其意盖本不在补，特取略有关涉之事，钞附以备观览而已。虽附元书篇中，元书仍不可不谓之缺也。有附录而无元文，亦无补之之文，然今《礼书》《乐书》中钞《荀子》《戴记》处，虽止可谓之附录，而自此以前一节，则与元书体例，尚无不合，岂此一节为褚少孙所补，而其余则好事者之为之与？《乐书》篇末又有“太史公曰”云云，亦割《礼论》之文。

张晏谓《史记》所缺十篇，而今存者亦皆有“太史公曰”字。论者因谓《史记》实未尝缺，而訾少孙之补为亡谓，《十七史商榷》。此又非也。太史公三字，盖非独谈、迁，凡居是官者，皆以之自称焉。刘知几谓马迁既殁，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此特以大校言之，安知居其位者，遂一无所述哉？且如今《司马相如传赞》，采及扬雄之语，岂谈、迁所能为，然亦著“太史公曰”字。此等苟非居是官者之自称，则只可谓钞他书以续补《史记》者妄益之，然观“褚先生曰”字，皆未尝改，则知妄以他人之辞，托诸谈、迁者尚不多，非谈、迁所能言之“太史公曰”，自以释为居是官者之自称为较安也。

《史记》中有褚先生之辞者，不止张晏所举四篇。如《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是也。然晏不云此诸篇为褚所补，则知晏所谓补者，乃元书全佚，他有所采以充之，而非如此诸篇，于元书之后，有所沾缀也。诸篇中涉及麟止后事者，大抵皆此类耳。此皆只可谓之附益，既不可云补，亦不足言续也。

《自叙》曰：“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今《三王世家》亦载太史公之言曰：“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其言如出一口。似乎迁之元书，为不亡矣。然又载褚先生之言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今此篇所列策文，在“太史公曰”以前者，盖即褚先生得诸长老者也。然则“太史公曰”以下之语，何自而来？岂其所序之事及辞已亡，而论赞之语独存与？盖史迁之书，私书也，其意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其后祖述宣布，实由其外孙扬恽。见迁本传。《杨敞传》云：“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乃民间之物，不必为侍郎而后得观。褚先生所览观之太史公列传，其所谓太史公者，实非迁也。今观其辞又曰：“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著也。”此语若出谈、迁，则自汉兴以来同姓王侯，皆不当列表；而自楚元王以下，宗室受封者，亦不当著于世家矣；有是理乎？列者，序列；古书之序，恒与其书别行。褚少孙既云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又云求《三王世家》弗能得，则此所谓列传者，乃诸篇之序录，如今《史记》中之《自叙》，而非如《史记》中之列传序列行事者也。今《史记》诸篇中系诸太史公之辞，窃疑此类当尚不乏，特无从一一别白；而此篇“太史公曰”以下之辞，其非出于谈、迁，则昭然可睹矣。《礼书》《乐书》既亡，而篇首仍有系诸太史公之语，盖亦此类。故知张晏之言，必非无据也。知晏之言有据，则知张守节举《礼书》《乐书》等非史公元文者，司马贞举《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四十五国、《历书》太始、征和以下，悉以为褚先生所补者之非矣。

《三国·魏志·王肃传》载明帝问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案迁《报任少卿书》，极言所以隐忍苟活，实为《史记》之未成，则其著书，实在遭李陵事后，而不在其前，安得有武帝因读本纪隐切，乃下迁蚕室之事？故昔人于肃说，多不之信也。或曰：著书是一事，成书又是一事。迁书之成，在遭李陵事后；其从事论著，当在继父为太史之年，安得谓景、武二纪，遭陵事时必无草创乎？此说可通。然古人轻事重言，往往设辞悟主，不必实有其事。孔融之“想当然耳”，是其明证。《魏志》载肃谏疏及李云不当死、史迁非隐切之对，意固美其直谏，非嘉其博闻。据明帝问，迁著书自在遭陵事后，肃之言似不能据为事实也。然景、武两纪，有录无书，则非虚辞，又可见张晏之说之确矣。

（四一四）淮南王书无中篇

《汉书·淮南王传》言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又有”以下十九字，必后人窜入。中即内也，《艺文志·杂家》有《淮南内》二十一篇，即今所传《淮南王书》；又有《外》三十三篇。王既招致方术之士甚众，未必无言神仙黄白事者，当在此中，不当别有《中篇》也。《楚元王传》言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刘奉世曰：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时德甫数岁。案《郊祀志》亦言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而不言其出于德。然则谓其出于德，乃后人附会之语，而孟坚误采之也。刘向虽信其书，不必信其出于淮南王也。

《艺文志·易》家有《淮南道训》二篇，《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法”，疑即今《淮南王书》中之《原道训》。《内书》中此二篇专言《易》，余则不纯于儒，故向、歆入之杂家。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以《内篇》为纯论道者，亦非也。

（四一五）读《论衡》

凡一时代中人，其思想必相类。王仲任《论衡》一书，近人盛称之，以为能破斥迷信矣，然其时之人之见解，类于仲任者实不少，读其书《订鬼》之篇而可知也。

此书列举时人论鬼之说，凡得八家：一曰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譬之伯乐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谓思念存想，自见异物。又谓精念存想，或泄于目，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泄于口，口言其事。是则不徒见鬼者不足信，其耳有所闻，或口言其事者，亦皆非实有其物矣。二曰目光与卧乱。所谓卧者，谓气倦精尽，妄有所见。立此说者，谓之反照，谓其与梦相似。又谓狂者之见鬼物亦然。三曰鬼者人所见得病之气。其气象人形而见。气皆纯于天，天文垂象于上，其气降而生物。本有象于天，则其降下有形于地，此即《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如此说，则形与气实为一物。又谓众星之体，为人与鸟兽，故见人与鸟兽之形。案古称庶民惟星，盖实谓其降而为人，读《庶民惟星》条可知。可见此说实衍古哲学之绪也。四曰鬼者老物之精，亦或未老性能变化。五曰鬼者本生于人，时不成人，变化而去。引颛顼有三子，生而死，去为疫鬼为证。故鬼神有形体，能立树，与人相见，非阴阳浮游之气若云烟者所能为。六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其形象人。庚辛报甲乙，故病人且死，杀鬼之至者为庚辛之神。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七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常在四边之外，往来中国，与人杂。天地生物，有人若鸟兽，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而人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说螭者谓之龙，魅亦龙类，龙不常见，故鬼亦时见时匿，然皆生存实有，非虚无象之类。引《山海经》鬼门万鬼所出入，神荼郁垒主阅领万鬼，执其恶害者以食虎。谓可食之物无空虚者以明之。八曰鬼在百怪之中，太阳之气中伤人谓之毒，变化谓之妖。妖怪能象人之形，亦能象人之声，故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妖象人之形，毒象人之兵，毒中人则死，微者即为腓。杜伯之厉为妖，其弓矢则毒也。妖或施其毒不见其体，或见其形不施其毒。见其形不施其毒者，如晋太子申生是，不能为害。施其毒不见其体，则凡受其害，而不知其由者，皆是也。言有妖，如童谣；声有妖，如濮水琴声，纣郊鬼哭；文有妖，为文书之怪。人含气亦为妖，如巫之类；是巫之辞，无所因据，故同于声气自立、音声自变也。又博征诸事以明之，曰火气恍惚，故妖象存亡。龙，阳物也，故时变化。鬼时藏时见，故知其为阳气。阳色赤，故世人见鬼色尽纯朱。案此汉人与今异。蜚凶之类为火光，止集树木，枝叶枯死。问妖何以能象人形？则曰：太阳之气，天气也，天能生人之体，故能象人之容。问何以时见时隐？则曰：阴气为骨肉，阳气为精神。人之生也，阴阳气具。精气为知，案《礼运》“体魄则降，知气在上”之知字如此解。此亦可见当时之立说者多本古哲学。骨肉为强，合错相持，故能常见而不灭亡。太阳之气，盛而无阴，故徒能为象，不能为形；一见恍惚，辄复灭亡也。此说为仲任所取，故其《言毒》篇亦谓毒为太阳之热气，人不堪任。《纪妖》篇论张良遇老父得《太公兵法》事曰：《太公兵法》，气象之也。气象生人之形，则亦能象太公之书。亦与此说相符会也。八说自今日观之，当以第一二说为较合。然仲任不之取。欲取第一说者，则以第一二说以鬼为无其物。第三说至第八说则不然。仲任宗旨同于形法之家，凡事必求诸物质，故就后六说中择其推论最博者而取之也。

立论必据事物。有所据之事物是而推论误者，亦有所据之事物本不足信者。如第五说谓颛顼之子去为疫；第六说谓甲乙日病者，死生之期皆在庚辛之日；第七说谓神荼郁垒阅领万鬼，执以食虎是也。然误信事实，亦有仍由推论之不精者：《纪妖》篇论张良得兵法事，设问曰：“气无刀笔，何以为文？”而答之曰：“鲁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为鲁夫人；晋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鲁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书，性自然；老父之书，气自成也。”因谓“太公钓得巨鱼，刳鱼得书，云吕尚封齐；武王得白鱼，喉下文曰以予发，盖不虚矣。因此复原《河图》《洛书》言兴衰存亡，帝王际会，审有其文矣”。姑无论此等事之不足信，即以为可信，而兵法必著于简策，亦与文在其手、喉下有文者，非同类也。盖时习以此等事为实有，故贤者亦有所蔽而不能自拔耳。《言毒》篇谓毒中人若火灼，信有其事矣。曰人或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气之验，则未必然也。又曰：“他物之气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气有烈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人疾行汗出，对炉汗出，乡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异事而皆汗出，困同热等，火日之变也。”说虽未尽然，所据之事自确。又曰“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则并所据之事而亦不确矣。天下之事物多矣，安能一一目验？其所依据，必有得之于人者。市三成虎，明者不能尽知其诬，此乃无可如何之事，不宜妄以后人之见议论古人也。此亦一时代中人见解所以相类之故。

唯物之家，视精神亦有其质。《汉书·艺文志》驳形法家之论曰：“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此不谓气非质，特其形不可见耳。仲任之论亦如此。故《论死》篇谓“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有形无气则为死物，火灭光消而烛在，看似初无所损，然粟米弃出则囊橐无复坚强之形矣，此形须气之说也。有气无形则不能成物，譬犹天下无独然之火，其偶见者，则所谓妖也。人“受命于天，秉气于元，与物无异”。语见《辨祟》篇。其所以异者，以禀五常之气。五常之气，必舍于五藏。故五藏有病，则人荒忽，荒忽则愚痴，此今心理本于生理之说也。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冰解为水，人死复神。人之气与天地之气是一非二，正犹盎中之水与盎破后流于地上之水非二，此说恍闻横渠之说，实即《易》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尔。游魂之质必极微弱，仲任譬之卵未为鸡时，其质澒溶如水。害人者必以筋力，徒以精气加人，犹口气射人之面，虽贲育不能害人。此仲任所以断定鬼之不能为害也。以上所引皆见《论死》篇。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而能为精气者血脉，亦见《论死》篇。仲任谓人之寿夭、强弱、知愚、贤不肖，咸视乎其禀赋。《初禀》篇谓王命定于怀妊，犹卵壳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节强，强则雄自率将雌，是其义也。《无形》篇谓寿夭由形，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譬诸囊贮粟米，损益粟米，囊亦增减。是故天不能增减人之年，犹之人不能损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也。儒家三命之说：曰正命，谓禀吉而得吉者也；曰随命，行善而得善，行恶而得恶者也；曰遭命，行善得恶者也。仲任驳之，别立三命三性之说：以至百而死者为正命，五十而死者为随命，初禀气时遭凶恶者为遭命，禀五常之性者为正性，随父母之性者为随性，遭得恶物象之者为遭性。必别立新说者，所以破命随操行而至之说。《命义》篇所谓“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所以必攻命随操行而至之说者，则以遇不遇无关于才不才，累害自外不由内也。此义《逢遇》《累害》二篇明之。此等议论，每为迂儒好谈劝戒者所深訾；然贤不肖浑淆，使贤者蒙不白之冤，而不肖者获不虞之誉，不可也。治乱在时不在行，观《治期》篇所论可知。世俗不知，则使明知之主虚受其责矣。又不独此也，论罪者贵略迹而原心，贤贤者独不当如此乎？《定贤》篇立观善心之义曰：有善心，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又曰：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此则不徒一洗成败论人之见，亦且暗契董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矣。其论命义之说，谓命不可勉，时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此亦儒家无入不自得之义也。故真见是非未有不有禆于道德者，问佞人何以不为贤，曰：夫佞与贤者同材，佞以情自败；偷盗与田商同知，盗以欲自劾也。《答佞》篇。此岂徒持福善祸淫之空论所能范围驱策哉？

性与命之别，性以知德言，命以体格言。《命义》篇所谓死生寿夭之命，《气寿》篇所谓强弱寿夭之命皆命；《命义》篇所谓贵贱贫富之命则性也。此皆原于禀赋。其系于遭逢者，则仲任不谓之命，谓之禄，谓之遭遇，谓之幸偶。禄者，今人所谓命运，仲任谓之盛衰兴废，如国君或生于国家鼎盛之时，或生于国势衰颓之日；人或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或为荜门圭宝之子是也。遭遇者，谓遇非常之变，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长平之坑四十万同时死其事，《气寿》《刺孟》两篇所谓所当触值之命。幸偶者，一人之遭遇，遭祸福为幸不幸，触赏罚为偶不偶，盖以自然之利害，或虽人所为而出于无意者为祸福，人有意加诸吾者为赏罚也。合此四者，而人所遭之幸不幸定焉。四者或倶善，或俱恶，其或善或恶者，则视其力之大小以定吉凶，如所谓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是也。其意义自较三命旧课为周帀。仲任论命之说，通观《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骨相》《初禀》诸篇。

《齐世》一篇力辟古胜于今之说，《宣汉》《恢国》《验符》《须颂》力言今胜于古，看似无意义，然法家之所以不法古始，则正自此义来也。今能核实与否，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同。核实于自然现象者，形法之家也；核实于社会现象者，名法之家也。仲任宗旨于此最近。

然社会现象殆不可与自然现象等量而齐观者，自然现象今古殆少变更，社会现象则不然矣。《齐世》篇辟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之说，谓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俱禀元气，形体何故不同？是矣。然古人冲愉恬淡，又少传染之病，易于老寿；后世反是，则事之不可诬者也。而仲任亦不谓然，则慎矣。仲任又谓人生一世，寿至百岁；生为十岁儿时，所见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于百岁所见诸物，无以异也。百岁之间，足以卜筮，此其致误之由也。

迷信之家，视神如人，谓万事皆神为之，而其所谓神为之者，则犹之人之为之也。此固缪妄可笑。归诸自然是矣。观《论衡》，综核名实之法，近于法家。所得结论，近于道家。《谴告》篇谓黄、老二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自然》篇谓说合于人事，不入于道德，从道不从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可见其宗旨所在。然举理之不可通者，亦概以自然说之，则大开方便之门，亦一弱点也。仲任等皆未免此病。

仲任等之解释鬼妖，虽未能将世俗之迷信根本否认，然卒能下“国将亡，妖见，其亡，非妖也；人将死，鬼来，其死，非鬼也；亡国者，兵也；杀人者，病也”之结论。则于死亡之原因，辨之甚核。对于摧破迷信，已大有功。大抵仲任论事，最致谨于因果之关系，其《偶会》篇曰：“世谓秋气击杀谷草……此言失实。夫物以春生夏长；秋而熟老，适自枯死，阴气适盛，与之会遇。何以验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极也。人生百岁而终，物生一岁而死，死谓阴气杀之，人终触何气而亡？……夜月光尽，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昼日光明，人卧亦觉，力亦复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与日相应，息与夜相得也。”

（四一六）大人见临洮

秦大人见临洮，汉人以为灾异，引之以说长狄；然《汉书·陈胜项籍传注》引《三辅黄图》言金人之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则当时实以为祥瑞也。

（四一七）论汉人行序之说

《后汉书·皇甫嵩传》，谓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案以相生之序言之，当云赤天已死；以相胜之序言之，当云白天已死。以黄代苍，五行家无此说也。疑角本云赤天已死，当时奏报者讳之，乃改为苍天。《灵帝纪》云：角自称黄天。其部师三十六万皆着黄巾。《续汉书·五行志注》引《物理论》曰：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

五德终始，说出邹子。其遗文不可得见。惟《文选》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左思《魏都赋》注引《七略》，亦曰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为始，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其说当有所本。《吕览·应同》，以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汤为金德，文王为火德。《淮南·齐俗》，言有虞氏祀中溜，服尚黄；夏后氏祀户，服尚青；殷人祀门，服尚白；周人祀灶，服尚赤。《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皆邹子之说也。其后贾谊、公孙臣、儿宽、司马迁皆仍之。至刘向父子乃一变，见下，而王莽行焉，光武因之。自此以后，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后汉书·公孙述传》。李云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李云传》。耿包密白袁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袁绍传》。袁术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袁术传》。熹平末，黄龙见谯，桥玄问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此其应也。魏郡人殷登密记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复见谯，其冬，魏受禅。见《后汉书·方术·单飏传》。案亦见《三国·魏文帝纪》。皆相生之说也。即草泽之夫，亦以是为号召，桓帝建和二年，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是也。《桓帝纪》。此从监本。宋本黄作皇。案皇、黄古通。后汉之世，学士论行序，仍主相胜之说者，惟一王充；见《论衡·验符》篇。草泽举兵，仍以旧说号召者，惟冲帝永嘉元年，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耳。见《本纪》，亦见《滕抚传》。然则后汉之世，相生之说，远胜于相胜。光武政事多反王莽，惟行序之说仍之者，亦取其为众所共喻也。故知张角“苍天已死”之苍，必本作赤而为汉人所改也。

易相胜为相生，说虽成于刘向，而实始于甘忠可。王莽称假皇帝之奏，引哀帝建平二年改元易号之事，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汉书·王莽传》。而其增益漏刻，亦与贺良等同，其证也。哀帝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即田，田即土，盖谓帝虽姓刘，所行者实土德耳。刘向父子绝忠可、贺良之说，而其行序之说，顾与之同，亦可见忠可、贺良之说，非无足取矣。案《史记·封禅书》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此乃附会之辞。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高帝时尚莫知祠不具五之说，而谓秦当襄献时，已自以为金运，其说宁可信乎？《封禅书》又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则五德终始之说，实来自东方；秦自吕不韦集宾客著书以前，固当无所知也。忠可齐人，然则五德相生相胜之说，皆起于东方矣。

《史记·孟荀列传》言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吕览》言五德始于黄帝，实为说出邹子之征。以此推之，则颛顼木，帝喾金，尧火，而虞为土德，中阙水德。岂邹子之说，五帝同德，至夏乃以木代土邪？或曰：《汉书·律历志》曰：“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然《周书·史记》言共工自贤，唐氏亡之。《淮南·本经》曰：“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道廛涧。”《荀子·议兵》曰：“禹伐共工。”《战国·秦策》载苏秦之言同。《成相》曰：“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禹治水在舜摄政时，此即《书》所谓舜流共工于幽州，亦即《周书》所谓唐氏亡之也。然则唐虞之间，实有一共工其人。《管子·揆度》曰：“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知以共工为伯而不王，说实始于向、歆。《汉志》所引祭典，今见《礼记·祭法》《国语·鲁语》，盖皆向、歆之说既出后改定之文，非古文如此也。此说亦可通。若如此说，则古帝王相承之序，与《大戴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不合。予因之有疑焉。《太史公自序》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既曰陶唐以来，又曰自黄帝始，未免自相矛盾。《五帝本纪赞》文义支离，其经后人窜改，殆无疑义，然其中当颇有元文。《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此数语当系史迁元文。疑迁书本纪第一篇不称五帝，始自陶唐，后人以《五帝德》之文附益之，乃并其名而易之也。抑《大戴记》无传授，先儒多不之信，又安知非向、歆之说既行后，或人加以窜易者邪？王莽下书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运也；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王莽传》。此说尚未摈霸者使不得列于行序，然已启其端。更进一步，即可替共工而以舜承尧，闰嬴秦而以汉继周矣。可见向、歆之说，亦自甘忠可、夏贺良以来，逐渐增改而成者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当即《史记》所谓《终始》之篇。其《大圣》篇则不可知矣。《史记·孝文本纪》言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事。《汉书·律历志》言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甘陵桮育治《终始》，盖皆治邹子之学者。褚先生补《三代世表》曰：“《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方士说虽怪妄，亦附会邹子之书，知邹子之学在西京流布甚广也。

《汉书·郊祀志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惟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高帝纪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此可见以共工与秦为不当行序，汉为火德，系出唐尧，说实成于向、歆。《眭弘传》弘谓“汉家尧后”，疑其文出后人，非弘本语。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夜经丰西泽中，拔剑击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又云：高祖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此中“由所杀蛇白帝子”以下十五字，决为后人增窜。其余为史公元文与否未敢定。然即有此说，亦系寻常讹言，未必与行序有关也。应劭说此，谓秦祠白帝为金德，而汉以火德灭之，于行序之说可通。《索隐》引《春秋合诚图》曰：“水神哭，子襃败。”“宋均以为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则此母水精也。”则以秦为水德。闻水克火，不闻火克水，于理为不可通矣。刘向父子于此未能弥缝，亦一阙失也。

《高祖纪》又曰：“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但云交龙而已，不言为何色。夏贺良言赤精子之谶。应劭曰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贺良等因是作此谶文，始以龙为赤色，与行序有关，此亦后来所增益也。然亦可见向、歆之说，实与贺良等同。

（四一八）窦公

《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注》引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案此神仙家之妄托也。窦公之传出于魏文侯之乐人，非身事魏文侯；犹扁鹊上治虢太子，下逮赵简子、齐桓侯，同蒙扁鹊之号，实非一人也。故曰“或在齐，或在赵”。自魏文侯至汉文帝，亦不止百八十岁，神仙家之技，故止于此。

（四一九）禁巫祠道中

《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注》：文颖曰：“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也。”师古曰：“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案汉家若无此事，文颖岂得妄说？则师古之言非也。此与秘祝移过，并非一事。秘祝移过，盖如荧惑守心，而子韦欲移诸相，移诸民，移诸岁；赤云夹日飞，而周太史谓可移诸将相之类。使宋景、楚昭听之，官司必有职其事者，非行诸道中者也。礼以正俗，然人心未变，则有仍弃礼而徇俗者。《王嘉传》：嘉奏封事言：“董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如淳日：“祷于道中，故行人皆得饮食。”此即所谓巫祠道中者。宰相行之，安保皇室之不出此乎？《潜夫论·巫列》篇曰：“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巫觋之语，小人所畏；及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旧时京师，不防动功，造禁以来，吉祥应瑞，子孙昌炽，不能过前。且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则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然则汉世祠祭禁忌，同于民间习俗者多矣，又安必巫祠道中之独不然乎？故知文颖之言，必有所据也。

（四二○）赛与塞

《后汉书·宦者传》：“先是瑀等阴于明堂中祷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既诛武等，诏令大官给塞具。”《注》：“塞，报祠也。音苏代反。字当为赛，通用。”案此乃塞字之长短言耳。

（四二一）黄老君

道家之学，与神仙家之言，相去亦远矣，而后世并为一谈，何也？曰：道家之学，托诸黄帝，而老子传之，世遂以黄、老并称，方士崇奉黄帝，耳熟黄、老之名，遂自附于老子耳。

曷言乎道家之学，托诸黄帝，而老子传之也？案《老子书》辞义最古；全书皆三四言韵语，一也。间有散句，乃后来所加。书中但有牝牡雌雄字，无男女字，称名特异，二也。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三也。此必非东周后人所能为，盖自古相传之辞，至《老子》乃著之竹帛者耳。其辞出于谁某不可知，然必托之黄帝，故汉人恒以黄、老并称。今《列子书·天瑞》篇引《黄帝书》二条，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亦引《黄帝书》一条。《天瑞》篇所引，有一条与《老子书》同，其余亦极相类。《列子》虽伪物，亦多采摭古籍而成，非尽伪造也。故知道家言必自古即托之黄帝者也。

曷言乎方士耳熟黄、老之名，遂自附于老子也？《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谓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夫张修之道与老子何涉？此诚令人大惑不解者也。读《后汉书》之《桓帝纪》，乃恍然矣。《纪》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七月，祠黄、老于濯龙宫。《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鼓琴，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者乎？注：前史，谓《东观记》也。《襄楷传》：楷上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又《楚王英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各三十匹诣国相，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然则是时，黄、老、浮屠，轇葛不清旧矣。然《续汉书·祭祀志》曰：“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此与《后汉书》所纪同，而濯龙之祠，《纪》言黄、老，《志》但言老子，则除苦县为老子乡里，故特祠之之外，《三国·魏志·仓慈传注》曰：“案《孔氏谱》：孔乂字元隽，孔子之后。曾祖畴，字元矩，陈相。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见存。”疑老子庙成于延熹八年，故特祠之也。其余皆当兼祠黄、老。八年一年之中，而遣祠老子者再，则其祠黄帝必甚数，必不止九年一祭。史特记九年之祭者，以其礼独隆耳。《东观记》考濯龙与祠老子对举，则濯龙之祠，所重当在黄帝。其因黄帝而牵及老子之迹，犹隐然可见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王崩于洛阳。《注》引《世语》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瞒传》曰：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则濯龙实为妖妄之府，至汉末，犹有此等妖言也。黄帝无书，而老子有五千文，故张修使其下习之耳。其取五千文，盖特取其为老子之书，而非取其书中之义。抑其所取者，亦方士神巫之所谓老子，非道术之士之所谓老子也。《后汉书·逸民传》曰：矫慎，少学黄、老，隐遁山谷，仰慕松、乔道引之术。汝南吴苍遗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观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此道术之士，隐遁之流，神仙之家，并自托于老子之证。仲长统《卜居论》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亦以老子与神仙家并称。汉世方士，虽多以飞升遐举为言，然其道实杂而多端。言登山绝迹者可以自托于老子，固不能禁祠祭巫鬼者不之托。抑言他道者可自黄帝而及老子，又不能禁祠祭巫鬼者不因此而及彼也。此黄、老所由以道术之名，一变而为神巫方士之祖也。

《后汉书·陈愍王宠传》：景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槛车传送愔、迁诣北寺诏狱。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刘攽《刊误》曰：黄老君不成文，当云黄帝、老君。《刊误补遗》曰：《真诰》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经。昔中央黄老君秘此经，世不知也。则道家又自有黄老君。《真诰》未必可信，中央黄老君似指天神言之，正合迁之所奏。然迁以诬告获罪，足征愔与愍王所祭，实非《真诰》所云。云求长生福，所祀者盖亦方士所谓黄、老也。黄老君固不成文，增一帝字，黄帝二字，则成文矣，老君何人乎？盖方士之谫陋者，初不问黄、老为谁，贸然于其下加一君字耳。史言黄、老道者甚多，乍观之固似成文，然果以黄为黄帝，老为老子，其道又岂可奉祀者邪？

《后汉书·循吏传》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惟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又《栾巴传》云：好道。再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尝破资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诸房祀，翦理奸诬。于是妖异自消。百姓 始颇为惧，终皆安之。《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太祖击黄巾时，黄巾移之书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大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后汉书·皇甫嵩传》言张角奉事黄、老道，则角与桓帝，所事正同，即栾巴之所好，恐亦不外乎此也。《三国志·张鲁传》言鲁以鬼道教民，大都与黄巾相似。鲁之治，颇留意于人民生计，岂倡此道者以淫祀无福，妄耗民财，思有以革除之，乃为是以毒攻毒之计与？然桓帝则必非能知此义者也。

观于桓帝、栾巴、楚王、陈王、张角、张鲁等所奉，而后汉之世所谓黄、老者可知已。然窃疑其犹不始此。《史记·儒林传》曰：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魏其武安侯列传》言：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窦太后多与政事，助梁王以谋继嗣，绝非知足知止之人。《儒林传》又曰：“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太后所问，果为今《老子书》，固虽不好道，岂得目为家人言？疑太后所问《老子书》，亦有巫鬼之辞，羼杂其中矣。怒而使之刺豕，理亦殊不可解。岂其所谓家人言者，有刺豕之戒，而固不之信，乃以是困之与？然则《老子书》之为人所附会也旧矣。

《后汉书·独行传》云：“向诩，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着绛绡头。征拜侍中。会张角作乱，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案《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言策欲杀于吉，诸将连名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注》考桓王前亡，张津后死，谓策以此晓譬诸将，自不可信。然特托之于策为诬，述张津事必非虚语。诩好着绛绡头，津则着绛帕头；诩欲读《孝经》以灭贼，津则读道书以助化，其所为亦颇相类。抑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无论从相生相胜之说，黄皆不得代苍，盖本言赤天已死，汉人奏报讳之，乃改赤为苍。《灵帝纪》曰：“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三十六万，皆着黄巾。”《续汉书·五行志注》引《物理论》曰：“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夫其着黄巾者，以黄天既立也。然则向诩着绛绡头，张津着绛帕头者，汉行犹未改也。角之起也，杀人以祠天，亦见《皇甫嵩传》。此东夷用人之旧，而被发亦东夷之俗。然则张让疑向诩与角同心，不为无因。谓其欲为角内应固诬，而诩所好之道，是否即张角所事之黄、老道，则殊难断其不然矣。又《三国·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曰：“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不治产业，不畜妻孥，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此人所信何道，亦殊可疑，而与向诩皆常读《老子》，此又老子为邪教牵引之一证矣。

《论衡·道虚》篇曰：“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夫人以精神为寿命，精神不伤，则寿命长而不死。老子行之，踰百，度世为真人矣。”此亦神仙家附会老子之一证。

（四二二）黄老、老庄、老易

汉代虽儒学专行，然诸子之学传授仍不绝，其中道家之学尤盛。老、庄虽同隶道家，其宗旨实不同，老子之学，主于以柔克刚，仍是斗争求胜之术。庄子则观大化之无常，齐是非，泯欣厌，委心任运而已。《汉志》道家阐发老子者，有邻氏、傅氏、徐氏、刘向四家，阐发庄周者无一焉。前条所引列传中治道家之学者，亦仅严君平云，依老子、严周之旨著书，班嗣云：贵老严之术，其报桓生书，亦盛称严子耳。知其时庄周之说，远不如老子之盛也。然老氏之学，实无隐居自乐之意，庄生则有之。前条所引治黄老诸家，多有自甘隐遁者，恐未尝不兼取庄周也。此已开晋代风气之先矣。

以老子之言，与其谓近于庄，无宁谓近于易，故玄学诸家多以老易并称，范升向长皆兼治老易，亦魏晋之先河也。

《三国志·秦宓传》古朴曰：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指归》盖君平所著书名。

（四二三）读汉书札记一

天下事无可全欺人者。人之必死，众目所共见也。以不死诳人，其术拙矣。然时人信之甚笃，盖亦有由。淫祀之废也，成帝以问刘向。向言：“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众目昭见之事，非可虚诳。盖自然之象，为浅知者所不能解，乃附会为神怪。其说诬，其象则不虚也。神仙之说，盖因海上蜃气而起，故有登遐倒景诸说，而其所谓三神山者，必在海中，而方士亦必起于燕、齐耳。

《史记·封禅书》曰：“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汉书·郊祀志》：谷永述当时言神仙者之说，谓能“同遥。兴轻遐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司马相如《大人赋》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皆可见神仙之说初兴，由蜃气附会之迹。

神仙家之说，不外四端：一曰求神仙，二曰练奇药，三曰导引，四曰御女。练药，导引，御女，皆与医药相关。《汉志》神仙家，与医经，经方，房中同列方技，盖由于此。然奇药不必自练，亦可求之于神仙。《史记·封禅书》：三神山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又谓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是也。《史记·淮南王传》：伍被言：秦使徐福入海。“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王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尤显而可见。此与自行练药者，盖各为一派。

服食与练药，又有不同。练药必有待于练，服食则自然之物也。《后汉书注》引《汉武内传》，谓封君达初服黄连五十余年，郤俭多食茯苓，魏武能饵野葛是也。《华佗传》云：“樊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注》引《佗别传》曰：“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此神仙家言与医家相出入者。

导引之术，亦由来甚久。《庄子》已有熊经鸟申之言。《汉书·王吉传》吉谏昌邑王游猎曰：“休则俯仰屈申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崔实《政论》曰：“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仲长统《卜居论》曰：“呼吸精和，求至人之方佛。”皆导引之术也。《华佗传》：“佗语吴普曰：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要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则导引又医家及神仙家之所共也。

《后汉书》言普行五禽之法，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此行规则运动之效，首见于史者。注引《佗别传》曰：“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普今年将九十，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云手足不能相及，盖其戏即今所传《八段锦》中所谓“两手攀足固肾要”者。《后书注》曰：“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云若攀枝自悬，则未必真有物可攀，亦不必其真自悬。窃疑《八段锦》中所谓“两手托天理三焦”，即古所谓熊经者。身不动而回顾，其为《八段锦》中之“五劳七伤望后瞧”，无疑义矣。《后汉书》又云：“冷寿光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鷮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漱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注引《汉武内传》：”王真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断谷二百余日，肉色光美，力并数人。”又引《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翕，如在胎之中。”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胎食、胎息，即今所谓吞津及河车般运之术。静之至，自可不食较久。二百余日或有之，云五年十年，则欺人之谈也。不息若死，亦其息至微耳。魏文帝《典论》曰：“甘陵甘始，名善行气，老而少容。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盖导引宜顺自然，又必行之有序，而与日常起居动作，亦无不有关系。山林枯槁之士，与夫专以此为事者，其所行，固非寻常之人所能效耳。

房中，神仙，《汉志》各为一家，其后御女，亦为神仙中之一派。盖房中本医家支流，神仙亦与医家关系甚密耳。《后汉书·方术传》言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又冷寿光，亦行容成御妇人法。魏文帝《典论》谓：“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慈到，众人竞受其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奄竖真无事于斯，人之逐声，乃至于是。”此并《汉志》所谓房中之传。《史记·张丞相列传》言：“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盖亦其术。此尚与神仙无涉。《汉书·王莽传》：莽以郎阳成修言，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因备和嫔、美御，与方士验方术，纵淫乐。则房中、神仙合为一家矣。

（四二四）读汉书札记二

道家之说，与方士本不相干。然张修、于吉等，不惟窃其言，抑且窃其书以立教，一若奉为先圣先师，而自视为其支流余裔者。案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见《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于吉有《太平清领经》，见《后汉书·襄楷传》注引《太平经·帝王》篇，有“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人有三名：父、母、子”之语。盖窃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说者也。何哉？予谓方士之取老子，非取其言，而取其人；其所以取其人，则因道家之学，以黄、老并称；神仙家亦奉黄帝。黄、老连称，既为世所习熟，则因黄帝而附会老子，于事为甚便耳。

《后汉书·襄楷传》：楷上书言：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桓帝纪》延熹九年，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盖即楷所斥。先是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所以但祠老子者，以之苦县之故，一岁中遣祠老子至再。则祠黄、老之事，史不及书者多矣。《续书·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此与《后书》帝纪所言同事。而九年之祠，纪言黄老，志但言老子。《纪》又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鼓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注：“前史谓《东观记》也。”以考濯龙与祠老子对言，则濯龙之祠，所重盖在黄帝。黄帝无书，而老子有五千文在。治符咒治病者且取之，而后此之以哲理缘饰其教者，不必论矣。《典略》言张修之法略与张角同，而《后汉书·皇甫嵩传》言张角奉祀黄、老道，此张修之使人都习《老子》，为由黄帝而及之铁证也。楷之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作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此所谓老子之道，全与道家不合，盖方士所附会也。《楚王英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此所谓黄老学者，亦非九流之道家，乃方士所附会也。然则黄老、神仙、浮屠三者，其轇葛不清旧矣，而桓帝亦沿前人之波而逐其流耳。

又不独淫昏之君主藩辅然也，枯槁之士亦有之。《后汉书·逸民传》：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汝南吴苍遗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着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此风以治道家之黄、老，绝神仙家所托之黄、老也。仲长统《卜居论》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亦以道家与神仙家之言并称。

又《陈愍王宠传》：“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槛车传送愔、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酺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冀幸。”刘攽《刊误》曰：“黄老君不成文，当云黄帝老君。”《刊误补遗》曰《真诰》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经。昔中央黄老君秘此经，世不知也。则道家又自有黄老君。”案言中央黄老君，似指天神中之黄帝，则正实师迁所奏。而当时迁以诬告其王诛死，足见《后汉书》所云，非《真诰》所载，贡父之说，为不误也。或《后汉书》衍君字。

（四二五）于吉神书

《后汉书·襄楷传》：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有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十余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传》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此文颇相矛盾。楷前疏明言自上，何后疏又云宫崇献神书而顺帝不行邪？疏云其文参同经典，而传谓其多巫觋杂语，亦又不雠。楷前疏臣前上云云十六字，语意未完，且与上下文皆不衔接；后疏，前者宫崇云云五十二字，尽删之，于文义亦无所阙；盖作史者于成文每多删并，当时必有伪为楷文，称扬于吉神书者，范氏不察，误合之于楷疏也。

于吉为孙策所杀，见《三国·吴志·策传注》引《江表传》。《后汉书·楷传注》亦引之，而其文不全。《注》又引《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记于吉书与《后汉书》略同，而卷数互异，似是书卷帙，后来又有增加。自称百岁，乃方士诬罔之辞，吉安能授宫崇于五六十岁之前，又惑吴人于五六十岁之后？古书卷帙率少；又缣帛价贵，无论其为百余卷抑百七十卷，皆不易造作。然则谓吉以是书授崇，崇以是书上顺帝，恐皆子虚乌有之谈也。《后汉书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恐即造作是书者，妄托之于宫崇、于吉，并附会之于襄楷耳。于吉之死，《三国志注》又引《搜神记》，与《江表传》大相径庭。又《江表传》记策语谓：“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而《志林》推考桓王前亡，张津后死。裴氏案太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亦谓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孙策死于建安五年。足见此等记载之不足凭矣。范氏书杂采之，又安可信邪？

襄楷事迹，亦见《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云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冀州剌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当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许攸等结谋。欲因灵帝北巡行废立。据其所记，则楷仍《后汉书》所称善天文阴阳之术者耳。楷两疏皆端人正士之言，陈蕃举其方正，乡里宗之，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岂信于吉神书者邪？

《楷传》言：“书上，即召诣尚书问状。楷曰：臣闻古者本无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案《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注》引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至成帝，乃罢其官。”《百官公卿表》记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而不记武帝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之事，然《萧望之传》言，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则瓒言确有所据。武帝所用，乃中书宦官，而非宦官始自武帝。宦官实自古所有，楷不应并此不知。且宫崇之书，顺帝时有司既奏其妖妄不经矣，楷果尝上其书，岂得云所言皆天文恒象之数邪？《楷传》之不足信，愈可见矣。

（四二六）太平道、五斗米道

《三国·魏志·张鲁传》：“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后汉书·刘焉传》曰：“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案《灵帝纪》：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则修先尝反叛，后乃降于焉。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注》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后汉书注》引无此字。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书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后汉书·刘焉传》及《注》引《典略》均略同。裴松之云：“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案此言误也。鲁之教既云因修而增饰之，安得又云受诸父祖？修之事迹，信而有征。陵、衡若父子相传，其道不为不久，何以《典论》数“妖贼”不之及？且陵、衡之道，果行之何地乎？行之汉中欤，何以汉中人但知有修？行之蜀中欤，何以蜀中转不闻有是法也？疑鲁增饰修法，讳所自出，自谓受诸父祖，传者误信之，承祚亦误采之耳。《蜀志·二牧传》《后汉书·刘焉传》均云鲁母挟鬼道，出入焉家，不云其父。疑鲁之左道，幼即受诸其母，故能增饰修法也。

鲁，沛国丰人，则是东方人也，何以陵学道于蜀？此亦可疑之一端。或曰：流移访道，事所恒有。《三国志》谓鲁之道大都与黄巾相似，正足征其原出东方，谓其传自父祖，或不诬也。然鲁之道，实与角并不相似；角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后汉书·皇甫嵩传》。自称“黄天泰平”。《三国志·孙坚传》。苍天疑当作赤天，汉人讳而改之。然则角所依托者，实当时五德终始之说，而修则于天之外兼事地、水，可谓绝不相蒙。《后汉书·皇甫嵩传》云：角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孙坚传》云：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者六七千，各立渠帅。及其事露，则驰敕诸方，一时俱起。《杨震传》言：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震孙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后帝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百户。《抱朴子·道意》篇言：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钱帛山积，富踰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伎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陵有司，亡命逋逃，用为窟薮。然则角乃汉时所谓豪桀大猾之流，专以诳诱流移为事。而鲁则修其政教，颇有与民相保之规。《典略》云：流移在其地者，不敢不奉，明其道本行诸土著。鲁之败也，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其本无觊觎非分之心审矣，安得与角之欲代汉而兴者同日语邪？符咒治病，左道所同，以是而谓修之法与角相类，亦见卵而求时夜者流也。或曰：角奉黄、老道，而鲁使人习《老子》五千文，此亦其相类之一端也。然黄、老道为时人信奉已久，故角与鲁皆从而依附之，亦不足为其相类之证也。别见《黄老君》条。

丙帙　魏晋南北朝

（四二七）好名之弊

五胡之乱，所以致神州陆沉，百年丘墟者，其道多端，而尚文之弊其一也。夫尚文之弊，其所由来者旧矣。然人孰不好文而恶质？睹其文采斐然而悦之，遂至溺而不反，虽违彬彬之义，犹是天下之公心也。至于自私其身，以七尺之躯，不能久存，而欲藉文章以传其名于后，则私矣。崇尚文辞之弊，隋李谔推其原，以为起于魏之三祖。今观《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王粲传注》引《魏略》，载帝为太子时《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所指盖即初在东宫时事。又曰：“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则犹夫与王朗书之志也。王羲之叙兰亭燕集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又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其与文帝，真可谓先后同揆矣。当时所谓名士，存心如此者何限？夫如是，安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京洛冠带之区，安得不沦为犬羊窟宅，而当任其责者，又岂独一王夷甫哉？

《晋书·羊祜传》：“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尝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贪痴如此，真所谓以身名为桎梏者矣。预尝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而恶知夫能立德则无慕乎外，学问犹以为粗，事功犹以为末；虽有盖世之勋，不朽之言，湮灭而无传于后，而亦无所憾乎？

（四二八）诸葛亮治戎

《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卒于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此非虚美之辞。《晋书·职官志》曰：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陈勰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军令。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围陈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闇练之，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太康末，武帝尝出射雉，勰时已为都水使者，散从，车驾逼暗乃还，漏已尽，当合函停乘舆，良久不得合，乃诏勰合之，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皆谢勰闲解，甚为武帝所任。此事足见诸葛亮之治戎，确有法度也。

（四二九）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之南征，《三国志》记其事甚略。《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师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伤，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阻，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速，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案当时叛者，牂牁朱褒、益州雍闿、越巂高定。褒之叛在建兴元年，闿、定则尚在其前。《后主传》：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反。先是益州郡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越巂夷王高定亦叛。据《张裔传》及《马忠传》，则闿前次已杀太守正昂。《吕凯传》云：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恣甚，又载亮表凯及王伉，谓其执忠绝域，十有余年，则当先主之世，闿亦未尝服从也。闿又系为吴所诱。见《蜀志·张裔、吕凯传》《吴志·步骘、士燮传》。其答李严书，辞绝桀慢。见《吕凯传》。盖其蓄叛谋久矣。其心岂仓卒可服？《李恢传》云：为庲降都督，住平夷县，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者，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吕凯传》：永昌不韦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雍闿降于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髙定部曲所杀。亮至南，表以凯为云南太守，亮平南之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王伉为永昌太守。《马忠传》云：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昆明种落，西至楪榆，其距越巂，已不甚远。亮兵自越巂而出，至云南附近，必已与李恢、吕凯相接。永昌本未破坏。自昆明以东，又为恢所平定，则亮之战绩，当在越巂、云南之间。既抵云南，遂可安行至滇池矣。亮之行，盖至滇池为止。自此以东，盖因李恢兵势，更遣马忠往抚育之。《后主传》仅云：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传》亦仅云：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不详述其战绩者，亮军实无多战事也。七纵七擒事同儿戏，其说信否，殊难质言。即谓有之，亦必在平原，非山林深阻之区。且以亮训练节制之师，临南夷未经大敌之众，胜算殆可预操。孟获虽得众心，实非劲敌。累战不捷，强弱皎然，岂待七擒而后服？况攻心攻城，心战兵战，乃庙算预定之策，非临机应变之方，谋之历年，当正指此，安得待出军之日，然后问之？马谡亦安得迟至相送之日，然后言之乎？《李恢传》云：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师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此所谓军还者，当指亮南征之军。所谓费用不乏，亦即《亮传》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其事相距不远，故承其秋悉平之下终言之。则是亮军还未几，南夷即叛也。《后主传》：建兴十一年，南夷刘冑反，将军马忠讨平之。《马忠传》亦云：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而据《张翼传》，则翼之为庲降都督，事在建兴九年，刘胄作乱，翼已举兵讨胄，特未破而被征。然则胄之乱尚未必在十一年；即谓其在十一年，而亮之卒实在十二年八月，相去尚几两年也。《马忠传》又云：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张嶷传注》引《益都耆旧传》云：忠之讨胄，嶷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此事当在建兴十一、二年间，亮亦尚未卒。又《后主传》：延熙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张嶷平定越巂郡。《张嶷传》云：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巂太守。嶷在官三年，乃徙还故郡。定莋、台登、卑水三县，旧出盐铁及漆，夷徼久自固。嶷乃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乃与旄牛夷盟誓，开通旧道，复古亭驿。又《霍峻传》：子弋。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师，破坏邑落，郡界宁静。此事在弋为太子中庶子之后，太子璇之立，事在延熙元年，则弋之守永昌，当略与嶷之守越巂同时，然则不但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为虚言；抑亮与李恢、吕凯等，虽竭力经营，南夷仍未大定，直至马忠督庲降，张嶷守越巂，霍弋守永昌，然后竟其令功也。诸人者，固未尝不竭抚育之劳，亦未闻遂释攻战之事，此又以见攻心心战之策，未足专恃矣。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军国攸资，已非夙望，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

（四三○）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见《三国志》本传。读史者以为美谈。其实当时能为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徐邈“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嘉平六年，诏与田豫并褒之。以上均见《三国志》本传。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吕岱“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其所为皆与亮同。陈表“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见《三国志》本传。则尤有进焉者矣。君子行不贵苟难，不以公家之财自私则可矣；禄尽于外，而妻子饥寒则过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洁自廉洁，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涣“前后得赐甚多，皆散尽之，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乏则取之于人，不为皦察之行，然时人服其清”。见《三国志》本传。有袁涣之行则可也。无之，则有借通财之名，行贪取之实者矣。随身用度，悉仰于官，而无节度，亦不能保贪奢者之不恣取也。为之权衡斗斛，则并权衡斗斛而窃之，于私产之世而求清廉，终无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责之术之不可以少弛也，于财计尤然。

羊续为南阳太守，妻与子秘俱诣郡舍，续闭门不纳。妻自将秘行，其资藏惟有布衾、敝衹裯，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倶归。刘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均见《后汉书》本传。步骘“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见《三国志》本传。夫虞与骘非必其为伪也，和洽曰：“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见《三国志》本传。俭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俭也。身安于俭焉，习于俭焉，勉于俭焉，皆无不可，必欲强其家人以同好，则难矣。迫其家人为一概难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为。故居官者携家室以俱行，未为失也，必欲使之绝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称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俭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节者，亦非无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时足为苞苴滥取之防，以此自厉，究为贤者，较之以家自累者，则远胜矣。《三国志》载：蒋钦，“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妇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则家人能俱安于俭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诸人人也。

治生之道，循分为难。何谓循分？曰：耕而食，织而衣，有益于己，无害于人者是已。然在交易既兴之后则难矣。无已，其廉贾乎？然身处闤闠之中，为操奇计赢之事，而犹能不失其清者，非有道者不能，凡人未足以语此也。士大夫之家，既不能手胼足胝，躬耕耘之业，又不能持筹握算，博蝇头之利；使为农商，必将倚势陵人，滞财役贫矣。陈化敕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见《三国志·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书》。以此也。若其财果出于廪禄，虽治产亦何伤？所以必绝之者，正以士大夫而治生，易有妨于百姓故也。诸葛亮之不别治生，其以此欤？

《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言：“（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场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在。”患无德义而不忧贫，衡之妻何其贤也？然勤树艺之利，而不剥削于人，衡之治生，亦可谓贤矣。然自吴末至咸康，五十年耳，木已枯矣，信乎树木之利，不如树人也。

士之能厉清节者寡矣，乱世尤甚，以法纪荡然，便于贪取也。《三国志·王修传》言：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以万数。此袁氏所由亡欤？《郭嘉传注》引《傅子》，谓嘉言绍有十败，曹公有十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公纠之以猛。然则绍之宽，非宽于人民，乃宽于虐民者耳。然虽太祖，亦未能使其下皆厉廉节也。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资。于时谯令平曹洪资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资那得如子廉邪？”《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洪之多财可知矣。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恪弟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均见《三国志》本传。其不法如此。然非独武人也，曹爽等实不世之才，而卒以奢败。魏之何夔，蜀之刘琰，吴之吕范，并以豪汰称，而其风且传于奕世。何曾，夔之子也。晋治之不善，王、石等之奢汰实为之，而其风则仍诸魏末者也。以魏武帝、诸葛武侯之严，吴大帝之暴，而不能绝，亦难矣。

太祖父嵩之死，《武帝纪注》引《世语》《吴书》，其说不同。《世语》云：“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阖门皆死。”《吴书》言：“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谦虽背道任情，谓其与阙宣合从寇钞，似失之诬，当以《吴书》之言为是。然无论其为谦遣骑掩捕，抑卫送之将所为，嵩之慢藏诲盗则一也。处乱世者，可不戒欤？

鲁肃指囷，读史者亦久传为美谈，然亦非独肃也。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进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以复振，亦肃指囷之类也。知《管子》谓丁氏之粟足食三军之师，为不诬矣。然用财贵得其当，刘备、周瑜，皆末世好乱之士，助之果何为哉？

（四三一）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兴五年，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及马谡为张郃所破，亮还汉中，上疏请自贬曰：“《春秋》责帅，臣职是当。”《华阳国志》作“帅将三军，职臣是当”。皆较优。《三国志》文盖讹误。

（四三二）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蜀先主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世皆以为豁达大度推心置腹之言，实亦不然也。孙策临亡，以弟权托张昭。《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曰：“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其言与备亦何以异？董昭建议：“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三国志》本传。此乃明白晓畅之言，势之所迫，虽圣人将奈之何哉？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为是言易，欲行是事，不可得也。古来圣贤豪杰有盖世之才智，卒不能自免于败亡以此。

（四三三）君与王之别

《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书》曰：“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后汉书·乌桓传》本之，而曰“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云云。知《魏书》“不世继也”句，当在“邑落各有小帅”之上，今本误倒也。邑落小帅，君也，不可无，亦不能无。或禅或继，各当自有成法。大人则邑落所共推，犹之朝觐讼狱之所归也，有其人则奉之，无则阙。德盛则为众所归，德衰则去之。三代以前，王霸之或绝或续，一国之所以忽为诸侯所宗，忽云诸侯莫朝以此。

《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述檀石槐事曰：“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此大人盖亦邑落所共推。而《后汉书》云：“分其地为三部，各置大人主领之。”一若本无大人，而檀石槐始命之者，误矣。《魏书》于乌丸，述其法俗甚详，于鲜卑则甚略，以乌丸、鲜卑法俗多同，述其相异者，同者则不及也。然则鲜卑亦当数百千落乃为一部。而檀石槐三部，中部十余邑，东西各二十余而已。而其大人皆非一人，则大人侔于小帅矣。檀石槐之众，合计不过五六十落，安能称强北边？然则所谓十余邑二十余邑云者，乃其大人所治之邑，即中部有大人十余，东西部各有二十余耳。属此诸大人之邑落，自在其外。此诸大人者，乃一方之主，犹之周初周、召分陕，一治周南，一治召南。太公所治，则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也。其后吴、楚称王，犹自各王其域，彼此各不相干。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乃冀望之辞，非事实也。《魏书》又曰：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则犹周衰而齐、晋、秦、楚不随之而俱替耳。

《魏书》及《后汉书》所谓大人，即后世所谓可汗，檀石槐乃大可汗也。越之亡也，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其为王者，犹之鲜卑之诸大人；楚之君则犹檀石槐也。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前，哈不勒忽图剌皆有汗号，成吉思亦先见推为汗，后乃更见推为成吉思汗。其初称汗也，与哈不勒忽图剌同，犹是小可汗，后则大可汗矣。回绝诸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则又驾于诸大可汗之上，虽其等级不同，其理则—也。

（四三四）孙氏父子轻佻

陈寿言孙坚及策皆以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其实非独坚及策如此，即孙权亦然。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吴主传注》引《吴历》言：“权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又引《魏略》曰：“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二说未知孰是。要之身乘船以入敌军，危道也。十九年，权征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注》引《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又引《江表传》曰：“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余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贺齐传》《注》引《江表传》曰：“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致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此役盖权生平最危险之一役，然特邂逅致之。《张纮传》言权是时率轻骑，将往突敌，以纮谏而止。果使遂往，其危险又当如何也。不特此也，《权传》黄武五年《注》引《江表传》曰：“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张昭传》云：“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盖其不能自克如此。案坚之死也，以单马行岘山。而《虞翻传》言策好驰骋游猎，翻谏以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此文过之辞也。《注》引《吴书》曰：“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翻步随之。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其后策之死，果以出猎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单骑与许贡客遇故。是诚虞翻之所虑也。而权之不知以父兄为鉴，身屡蹈危，而犹不知戒如故，此无他，一时之风气使之也。《孙翊传》言其骁悍果烈，有兄策风。《注》引《典略》曰：“翊名俨，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使翊而果，其轻躁当尤甚于权。建安二十五年，权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犲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则当时诸将，亦莫非轻佻果躁之徒也。故曰一时之风气使然也。

（四三五）孙策欲袭许

孙策欲袭许之说，见于《三国·魏志·武帝纪》，又见于《吴志·策传》，《策传》且谓其欲袭许迎汉帝。注引《江表传》，则谓“策前西征，陈登阴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祸，以报陈瑀见破之辱。登，瑀从兄子。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见杀”，《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谓“策闻曹公将征柳城，而欲袭许”，异说纷如。夫策见杀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谬，不待辨矣。孙盛《异同评》谓：“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又谓“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距于官渡，谬矣。谓伐登之言为有证，其说是也。而裴松之谓：“黄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可都，何必毕志江外，迁帝扬、越？”又致“武帝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因谓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而不止于登，《国志》所云不谬，则误矣。刘表、黄祖，庸或不能为策患，江南之强宗骁帅，则虽处深险之区，实为心腹之疾，策虽轻狡，岂容一无顾虑，即谓其不足为患？抑策并不知虑此。然以策之众，岂足与中国争衡，即谓袁、曹相持，如鹬蚌两不得解，策欲袭许，亦未有济，况徒偏师相接乎？淮、泗之间，岂足自立？策之众，视陶谦、袁术、刘备、吕布何如？若更远都江表，则义帝之居郴耳，岂足有济。况汉至献帝之世，威灵久替，扶之岂足有济？曹公之克成大业，乃由其能严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不然、因献帝而臣伏于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挟献帝而犹无所用，而况于策乎？况以策之轻狡，又岂足以知此乎？

《吴志·吕范传》云：“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大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而《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建安二年，诏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又诏与领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共讨袁术。”则瑀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号也。《传》又言：“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当与布、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塘，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细贼与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己，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瑀于海西，大破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案：策之渡江，本为袁术，汉朝命吏，如刘繇、王朗、华歆等，无不为其所逐。是时虽有与吕布、陈瑀同讨袁术之命，特权宜用之，非信其心也。有隙可乘，加以诛翦，夫固事理所宜。《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然则瑀实乃心王室者。陈登之结白虎余党，盖亦欲继其从父之志，戡翦乱人，非徒为雪家门之耻也。《张邈传》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间欢心，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再败，而迁为东城太守。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则登之才，盖非刘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专，致使大功不竟，轻狡之子，坐据江外数十年，岂不惜哉。

（四三六）张纯之叛

《三国志·公孙瓒传》云：“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军到蓟中，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蓟中，自号将军，略吏民，攻右北平、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瓒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属国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与胡相攻击五六年。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朝议以宗正东海刘伯安既有德义，昔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镇抚，可不劳众而定，乃以刘虞为幽州牧。”案云瓒与胡相攻击五六年，则张纯之叛，不得在中平四年可知。而《后书·灵帝纪》记纯、举之叛在是年。《后书·乌桓传》亦云：“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者，以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安定王”，在是年也。《后书·瓒传》云：“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会乌桓反畔，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瓒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注》云：“凉州贼即边章等。”案边章之叛，事在中平元年。明年乃命张温讨之，下距中平四年，决不足五六年，《后书》之说误也。中平二年瓒或尝奉随张温讨边章之命，然张纯之叛，必不在此事之后。《刘虞传》谓纯、举之叛，在凉州贼起之后，更不足信。

（四三七）边章、韩遂

《后汉书·董卓传》云：“北宫伯玉等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注》引《献帝春秋》曰：“梁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降，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从事韩约。约不见，太守陈懿劝之，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金城乱，懿出，国等扶以到护羌营，杀之，而释约、允等。陇西以爱憎露布，冠约、允名以为贼，州购约、允各千户侯。约、允被购，约改为遂，允改为章。”《三国志·魏武纪》：“建安二十年，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章为督军从事。遂奉计诣京师，何进宿闻其名，特与相见。遂说进使诛诸阉人，进不从，乃求归。会凉州宋扬、北宫玉等反，举章、遂为主，章寻病卒，遂为扬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为乱，积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余矣。”又引刘艾《灵帝纪》曰：“章一名元。”案元疑当作允。遂字文约，亦可见其本名约。宋建亦名扬，北宫伯玉亦名玉，盖边郡之事，传闻不能甚审，故名字或有异同也。自建安二十年上溯三十二年，为灵帝中平元年，与《后书》本纪、《董卓传》倶合。何进之谋诛阉人，当在灵帝崩后，而《典略》云：“遂说进诛阉人，”即传闻不审之一证。然据《献帝春秋》及《典略》观之，则章、遂本不欲叛，似皆可信也。

（四三八）曹嵩之死

《三国志·魏武帝本纪》兴平元年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玡，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后汉书·陶谦传》云：“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玡，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逐袭杀之。”董卓之乱，未尝及谯，而嵩须避难者，以太祖合兵诛卓也。嵩所避居之琅玡，盖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之琅玡山，而非治开阳、在今临沂县境之琅玡郡，僻处海隅，为耳目所不及，故可避卓购捕之难。汉阴平县治在今江苏沭阴县东北，相距颇近，故为陶谦别将戍此者所害也。《三国志注》引《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又引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案：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太祖乃征谦，则兖徐构衅，祸始泰山、华、费。或又以为操与谦有不共戴天之仇，遂妄谓嵩之见杀，为在泰山、华、费之间也。初平三年《纪》云：“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盖是时之相争者，袁绍与刘表为朋，袁术与公孙瓒为伍，太祖据兖州，绍之党也。田楷据青州，陶谦据徐州，皆瓒之与也。发干之屯，谦既躬进兵以逼绍；泰山之略，谦又合阙宣以图操，则自初平四年夏以前，陶谦皆攻取之师，袁绍与魏太祖仅备御之师而已。初平四年之秋，兴平元年之夏，魏祖始再举攻谦，谓之徼利之师可，谓之除害之师，亦无不可；谓之复仇则诬。嵩之死，固由谦之不能约束所部，然不能约束所部者亦多矣，究与躬行杀害者有别也。

《后汉书·应劭传》六年拜泰山太守。“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玡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谓：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谦被诏，上书拒命，曹公得谦上书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裴松之谓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

（四三九）关羽欲杀曹公

《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建安五年，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妻子及关羽见获。公壮羽勇锐，拜偏将军。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公察其神不安，使将军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当立功以报曹公。”公闻而义之。案关羽壮士，与刘备誓共死，不肯背之，其夙心也，然其怀惧不安，则自以初求秦宜禄妻，而曹公自纳之，及尝欲杀曹公之故。《三国志·关羽传》于此均未叙及，则情节漏略矣。《注》引《蜀记》与《华阳国志》之事略同，然但言公留宜禄妻，而羽心不自安，更不言羽因欲杀曹公而怀惧，情节亦为不全。羽初欲取宜禄妻，其当怀惧，固不如尝欲杀公之深也。惟云：“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众散二字，又可补常璩之阙。知古人叙事，多不甚密，欲求一事之真，非互相校勘不可也。

（四四○）袁曹成败

袁、曹成败，昔人议论孔多，然皆事后傅会之辞，非其实也。建安五年，曹操之东征刘备也，《武帝纪》曰：“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去，后必为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嘉传无此语。遂东击备，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绍传亦云：“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皆病绍之用兵，不能乘时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势，轻兵掩袭，乘时逐利，与持重后进，专以摧破敌人之大军为主旨者，各一道也。绍之计，盖为先定河北，然后蓄势并力，以与强者争衡。当操与吕布相持于兖州时，强敌在前，饥军不立，欲从袁绍之说，遣家居邺。《三国志·魏书·程昱传》。其势可谓危矣，然以程昱之谏而遂止，袁绍亦不之问。其后吕布为操所败，张邈从布走，张超犹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谊，欲乞兵往救。绍当是时大可存超以为牵制，而犹终不听许，至反因此与洪构衅，诚欲专力于河北，未欲问鼎于河南也。建安四年，绍既并公孙瓒，将进军攻许，则既遣人招张绣，复与刘备连和，其明年，两军既相持，则有刘辟等应绍略许下，绍又使刘备助之，则绍于牵制操耳，亦不为不力矣。然终不发大兵为之援者，许下距河北远，多遣兵则势不能捷，少则无益于事，徒招挫折，故绍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时日，足以定备，是以敢于轻兵东骛，非真能逆臆绍之昧机而不动也。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出其左，救左则出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将之不及，不欲速战，而主持久以敝敌。盖时河北虽云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丰违旨，终遭械系，沮授之策，则绍实不可谓不用。绍传云：“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武帝纪》亦谓：操以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而绍则连谷车为徐晃、史涣所邀击者数千乘。又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悉为操所烧，乃致大溃。则其粮储之丰可知，使徐晃、史涣功不成，操攻琼而之诛不启，抑或不克济，事之成败，固未可知。或传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夫楚汉相持，汉以兵多食足见长，楚兵少食尽，其势与曹操之势正相反，安得举以为喻。陆逊之策刘备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此即荀彧所谓情见势绌，用奇之时。徐晃、史涣之邀击，及操之自将以攻淳于琼，正是其事。然亦幸而获济耳，使绍而虑精专，此等竟不能遂，则其后之成否，固犹未可知也。然则袁绍之成败，亦间不容发耳。所谓还许以引绍者，即是不支而退，使其竟尔如此，而绍以大兵乘其后，曹军之势必土崩瓦解，不复支矣。然则绍之筹策，固亦未尝可谓其不奏功也。

《满宠传》云：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李通传》云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释通振威中郎将，屯汝南西界。太祖讨张绣，刘表遣兵以助绣，太祖军不利。通将兵夜诣太祖，太祖得以复战，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封建功侯。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歼其众，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赵俨传》云：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此可见操之多忠亮死节之臣，刘辟等之所以不能摇动以此也。《后汉书·绍传》云：绍与操相持，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虚，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夫遣骑轻则如曹仁等优足拒之矣，安得使操疲于奔命而况侈言拔许哉！

曹操之攻淳于琼也，袁绍闻之谓长子谭曰：“就彼破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此亦未为非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而郃谓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三国志·张郃传》。其后果然，则操之备豫不虞不为不至。安得如书生谈兵谓一即可袭取哉。

要之两汉三国时史所传，惟一大纲，余皆事后傅会之辞，遽一一信为事实则傎矣。《蜀志》又谓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其说，当时又谓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则近于子虚乌有矣。参《孙策欲袭许》条。

《荀彧传》载彧论曹公较之袁绍有四胜，又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郭嘉传》注引《傅子》又谓嘉料绍有十败，公有十胜，其所谓十败十胜者，实与彧之辞无大异，特敷衍之，多其节目耳。又曰：“嘉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两人之言有若是其如出一口者乎，其为事后傅会，而非其实，审矣。然此等综括大体之辞，较之专论一事者差为近理。要之当时之史尚系传述之辞，多所谓某人某人之语，未必可即作其人之辞观。然以此为其时人之见解，固无不可也。《史》《汉》之《留侯传》，《三国志》之《荀彧传》均可作如是观。

（四四一）李邈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云：李邈，守汉南，邵兄也。牧璋时，为牛鞞长，先主领牧，为从事。正旦命行酒，得进见，让先主曰：“振威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建兴六年，亮西征，马谡在前，亮将杀之。邈谏，以为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诛子玉，再世不竞，失亮意，还蜀。十三年亮卒。案亮卒在十二年。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臣，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夫好恶之不可一久矣。今读《三国志》，诸葛亮为朝野所好，更无异辞，此岂实录乎？邈几为先主所诛，亮为请得免，则于亮非有私憾，其言如此，则当时同邈所危者，必不止一人也。特莫敢以为言，若有私议，则史不传耳。然邀则可谓直矣，纵不然其言，何至下狱诛之？后主之闇，亦可谓甚矣。岂邈素好直，怨者孔多，而借此陷之欤？君子是以知直道之不见容也。

（四四二）姜维不速救成都

《三国志·姜维传》：维保剑阁拒钟会，列营守险，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而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遂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于艾，艾前据成都。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华阳国志》则谓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郪五城。案维当诣会之后，犹欲杀会而复蜀，其无意于降魏可知。成都雄郡，邓艾孤军，安知后主之遽降？维既无意降魏，岂有不捧漏沃焦，与艾争一旦之命者？而顾迟曲其行，则常璩之言是也。王崇谓邓艾以疲兵二万入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为成擒，擒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使艾轻进，径及成都，兵分家灭，己自招之，其言允矣。故知文武不和，未有不招覆亡之祸者也；而武人褊隘，欲望其休休尽匪躬之节难矣。

（四四三）司马宣王征辽东

《传》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此为兵家所最忌。司马宣王之征辽东也，策之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又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既至襄平，大雨，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曰：“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其惧渊之走如此。盖悬远之地，少用师则力不足，多用师则馈运不继；即敌窜伏不敢抗，而分军搜捕为难，多军填厌又不易；师尽撤，则敌复出而前功尽弃，甚或乘吾之敝，击其莫归，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必视之以弱，聚而歼旃也。

《兵法》曰：“用兵之法……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孙子·九地》第十一。此言征之于史而屡验。司马宣王之征辽东，兵少于公孙渊，亦其一事也。然此非自度兵强于敌，知虑谋略皆出敌上，足以制其死命不可。故悬师远征，究非易事也。围之未合也，司马陈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宣王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与粮竞”之言甚精。宣王所以不肯多用师，以运粮难也。此非兵精于敌，知虑谋略，皆出敌上，后患有不可胜言者；而专恃兵多而又不精者无论矣。杨镐之征辽是已。此等用兵，即使幸胜，亦不足贵。以其所费多，不易再举，又不能久驻以殄余敌也。论者徒咎其分兵为四，未为知言。

渊之穷也，使其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请解围面缚，不许。皆斩之。檄告渊曰：“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渊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宣王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此等处，以言用兵，诚可谓当机立断；以言乎军礼，则古人遗意，荡焉尽矣，亦可以观世变矣。

（四四四）司马宣王之忍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吴起杀妻以求将，义士非之。然古说流传，率多失实，不足信也。拓跋力微，欲图兼并，手刃其妻，并害妻之兄弟。此在夷狄，不足责也。司马宣王固云服膺儒教者，其托风痺以辞魏武之辟也，暴书遇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见之。张夫人恐事泄致祸，手杀之以灭口，而亲执爨。密勿同心，可谓至矣。《安平献王传》云：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盖宣王家素贫，张夫人所谓糟糠之妻也。乃后宠柏夫人，张夫人遂罕得进见。卧疾往省，詈以老物可憎，致几自杀。以诸子不食，乃惊而致谢。退谓人曰：“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晋书·宣穆张皇后传》。其天性凉薄，可以见矣。景皇又以其妃魏氏之甥，鸩而杀之。《景怀夏侯皇后传》。仍世凶德如此。明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导陈宣帝创业之谋，及文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安得长远？”盖其所为，有鲜卑黄须奴所不忍问者矣。记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汉高推堕孝惠、鲁元公主车下，视太公居俎上；漠然无所动于其中。唐太宗亲推刃同气，而取其妃；千古奸雄，如出一辙，岂仁之果不胜不仁哉？世习于争夺相杀之已久，非阻兵安忍者，不足以有所诀而取济于一时也。

（四四五）晋武帝不废太子

唐甄曰：“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人君之于父母，异宫而处，朝见以时，则曰天子之孝，与庶人异；人君之于子孙，异宫而处，朝见以时，则曰天子之慈，与庶人异；人君之于妻，异宫而处，进御有时，则曰天子之匹，与庶人异；骨肉之间，骄亢习成，是以养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谗人间之，废嗣废后，易于反掌。不和于家，乱之本也。”善哉言乎！天子之家，犹庶人之家也。而其家事，往往牵动国事，至于毒痛四海，则政制不善，将一人一家之事，与国事并为一谈致之也。而其家之所以易乱，则淫侈之积，有以成之。伊川之言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惟权力亦然。越人男女同川而浴；而号称冠带之国，则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秦人父子同室而居；而山东礼义之邦，则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方春翘然独异于人，岂不顾盼自憙，而不知兵刃之随其后也。故曰：“高明之家，鬼阚其室。”晋武帝疑太子不堪政事，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太子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事中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太子书之。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夫疑太子之不堪政事，何难召与之言？乃必出之以纸墨，假手于传达，亦可谓迂而不近情者矣。无他，习之已成，不自知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贵。”积而至于崇高，则危矣。由其与下隔也。《吕览·达郁》之篇，可以深长思矣。

（四四六）史事失实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善哉言乎。《晋书·贾充传》言：充妇郭槐，性妒忌，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抢之当閤。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麾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嗣。天下有此刻板事乎？三岁及过期小儿，知恋念乳母至于发病而死乎？亦罕矣。所谓欲甚其恶者，史犹采之，亦不免于失实矣。

（四四七）刘庸祖、麦铁杖

传说之辞，往往辗转附会，不得其实。而昔人修史，好奇爱博，过而取之，遂至显然不足信者，亦有所不暇计矣。《宋书·刘庸祖传》云：便弓马，膂力绝人。每犯法，为郡县所录，辄越屋踰墙，莫之能擒。夜入人家，为有司所围，突围去，并莫敢追。因夜还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门诣府州要识，俄而建康移书录之。府州执事者，并证庸祖其夕在京，遂得无恙。《隋书·麦铁杖传》云：骁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陈大建中，结聚为群盗。广州刺史欧阳頠俘之，以献。没为官户，配执御伞。每罢朝后，行百余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盗。旦还及时，仍又执伞。如此者十余度。物主识之，州以状奏。朝士见铁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后数告变，尚书蔡征曰：此可验耳。于仗下时，购以百金，求人送诏书与南徐州剌史。铁杖出应募，赍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为盗明矣。惜其勇捷，诫而释之。合观两事，明明皆非实录。特有此一类传说，随事增饰附会耳。其不足信，显而易见，而李延寿修《南、北史》，亦俱取之。岂真见不及此哉，亦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也。

（四四八）马钧

古今巧士，莫过马钧。然裴秀难之，曹羲复与之同，何哉？傅玄之说义曰：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曰“因变而得”，曰“初所言者不皆是”：则钧之所就，亦皆屡试而后成；而试之无成者，亦在所不免。度秀、羲等必以是而忽之也。此固为浅见。然自来长于巧者，多短于言。巧者之所成就，多非其所自传，而长于言者传之，其人不长于巧也。不知其事之曲折，不著其屡试屡易之艰苦；而但眩其成就之神奇，遂若凡有巧制，皆冥思而得，一蹴而成矣。此古来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其事之真，所以多无传于后也。

前人巧制，每多不传于后，浅者每咎后人之不克负荷，此亦不然。凡物之能绵延不绝者，必其能有用于时者也。三国之世，诸葛亮作连弩，而马钧欲五倍之；钧又欲发石车；亮又作木牛流马；时蜀又有李撰，能致思于弓弩机械；而吴亦有张奋能造攻城大攻车，奋，昭弟子，见昭传。盖时攻战方亟，故军械及运粮之具，相继而兴也。天下一统矣，攻战无所复事；而运粮以当时之情形，亦无须乎木牛流马，则其器安得而传哉？不观今世所谓机械者之于穷乡僻壤乎？人力既贱，资本家斥资以购机械，其赢曾不如用人力之为多也，则机械见屏矣。昔时巧制之不传，不与此同理乎？故机械之发明改革，实与群治相关。徒谓机械足以改革社会，亦言之不尽也。

（四四九）王景文

读宋明帝答王景文求解扬州诏，其通达可谓无以复加，论祸福之不应趋避，无可趋避，不必趋避，尤可谓洞见真际，宜乎其必不为无益之举矣。然终不免于杀景文，以景文之亟求退让，以蕲免祸，似乎临命必悲皇不能自主矣，而其从容乃殊出意计之外，则知人之善恶，不系乎其能明理与否，而系乎其能循理与否也。抑以景文之淡定，而犹不免祸，岂祸真无可避邪？古岂无获全于危乱之世者乎？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岂皆临时而求去乎？景文屡陈退让，而卒不获去，岂于避祸之道，犹有图之不夙者邪？故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四五○）柳仲礼

侯景之围台城也，四面援军云集，虽不皆精锐，然其数十倍于景，谓其不能解围，无是理也。所以无功者，全误于柳仲礼之怀挟异志。仲礼之为大都督，乃韦粲所推，粲虽无功，然赴援甚速，死事甚烈，一子三弟，皆及于难，亲戚死者数百人，谓非乃心王室不可也。仲礼为粲外弟，粲当知其为人，而执欲推之甚固，其故殊不可解。案此无难解也。《柳仲礼传》云：“侯景潜图反噬，仲礼先知之，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景济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与诸蕃赴援，见推总督。景素闻其名，甚惮之。”《韦粲传》云：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众军，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乃云：柳节下已是州将，何须我复鞭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于众曰：“今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扞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齿，岂应复挟私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君解释之。”乃舸至之高营，切让之。之高泣曰：“吾荷国荣，自应率先士卒，顾恨衰老，不能效命，跂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谓众议已定，无俟老夫尔。若必有疑，当剖心相示。”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合观二传，则仲礼当时兵最强，必得大都督而后肯进，粲不得已而推之，而之高之泥之，亦非必自负年位，不肯相下，盖亦前知其为人矣。仲礼，骑将也，以其兵强，不得已而用之，而卒为所误，故骑将必不可用。

（四五一）曹景宗、韦叡

南北朝时，南北构兵，南多败衄。梁武帝天监六年邵阳洲之战，北方以元英之重兵，杨大眼之勇将，而皆溃败，决裂不可收拾，实南方之一奇捷也。是役之功，实在韦叡，而曹景宗不与焉。

是役也，元英违邢峦之议，逆世宗之诏，志在必取寿阳，固曰愎谏以要功，然守者之力已穷，攻者之势方烈，设无邵阳洲之捷，昌义之不为朱修之、蔡道恭之续者亦仅耳。是役也，武帝实先使曹景宗往援，诏其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倶进，而景宗欲专其功，违敕而进，逮遇风沉溺，则又还守先顿，使无韦叡以促之，景宗必逗桡不进，亦如其救司州时矣。《曹景宗传》言叡受景宗节度，而《南史·韦叡传》言景宗未敢进。帝诏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则实使叡督促景宗也。叡之受命也，自合肥径阴陵大泽，遇涧谷辄飞桥的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非此捧漏沃焦之势，又何及于事乎？是时，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其难克者在此。《韦叡传》云：叡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涨，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以当百，魏人大溃。《曹景宗传》言：高祖诏景宗等，预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叡遣所督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殪。景宗因使众军皆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大眼于西岸烧营，英自东岸弃城走，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合观两传，先登者实叡军，而景宗特继之耳。

（四五二）周弘正

从古学人之无行者，周弘正其最乎？台城陷，弘正谄附王伟，又与周石珍合族，避侯景讳，改姓姬氏，拜为太常。景将篡，使掌礼仪。及王僧辨东讨，元帝谓之曰：“王师近次，朝士孰当先来？”僧辨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后机，体能济胜，无妻子之顾，有独决之明，其余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传云，弘正至。记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人情孰不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弘正既已屈节于景矣，所谓不得已者安在？于此而称其无妻子之顾，有独决之明。然则知不后机，体能济胜者，乃惟明于一身之利害，而果以行其趋避之计乎？弘正之来也。僧辨飞骑迎之，即日启元帝，帝手书与弘正，仍遣使迎之，及至，礼数甚优，朝臣无比。帝尝著《金楼子》曰：“余于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君若臣之所重者如此，安得不亡国败家，并丧其身乎。王克仕侯景，景败，迎候僧辨，僧辨曰：劳事夷狄之君。何不以此语诘弘正？他日一败而臣于渊明，所遣往迎者，即弘正也，岂不哀哉？抑元帝性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而于弘正，独优礼之，何也？则以其似直而实谀也。史称弘正俳谐似优，刚肠似直，简文之立为太子，弘景奏记，请其抗目夷之义，执子臧之节，明知其时为不能以是加罪也。元帝不肯归建邺，弘正骤谏，似逆帝意，且忤近臣，然当时谏者甚多，朱买臣，帝之亲昵也，而亦谏，则非帝之所甚恶，亦非近臣之所深忌也。此所谓刚肠似直者也。其归元帝也，授之显官，而以着犊鼻裈、衣朱衣，为有司所弹，其平时之行类俳优可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宁必以此示异于人，内重者外自不得而轻也，观人者必于其威仪，岂无故哉？或曰：娖娖谨威仪者，遂可以有为乎？曰：不必其有为也。而庶几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者，必始于介也，介不足以限奇士，而恒人要不可不以此自勉，故以威仪观人者，或失之于奇士，必不失之于恒人。

弘正在武帝时，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陁利国，未去，寄系尚方，于狱上武帝讲武诗，降敕原罪，仍复本位。当时用法甚宽，至欲屏之四夷，其所犯之重可知，此等人宥之何为哉？

（四五三）张雕不择所事

张雕为齐后主所委信，遂以澄清为己任，意气甚高，贵幸皆侧目。尚书左丞封孝琰与侍中崔季舒，皆为祖珽所厚。孝琰尝谓珽曰：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会齐主将如晋阳，季舒与雕议，以为寿阳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德还，须禀节度；且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以为大驾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启谏，恐人情骇动，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玄等，意有异同，季舒与争未决。韩长鸾遽言于帝曰：诸汉官连名总署，声云谏章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诘戮。齐主遂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斩季舒、雕、孝琰及散骑常侍刘迪、黄门侍郎裴泽、郭遵于殿庭。郊忠异族之祸，至于如此。张雕颇有抱负，奈何不择所事邪？张雕《儒林传》亦作张雕武。盖本名雕虎，避唐讳去下一字，或改虎为武。

（四五四）杀人自杀

《北齐书·废帝纪》云：“文宣登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能断其首，文宣怒，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时复昏扰。”《孝昭记》言孝昭入云龙门，至昭阳殿“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性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遂不能用。然则文宣之教子杀人，乃正所以杀其子也。夫欲杀人者，不过以求自存。然人所以自存之道，岂徒在杀人而已哉？人未有孑然独存于世者，而欲有以鸠其群而不涣，则必有道矣。故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然则君子之所以存心者又可知矣。古之人未尝不事田猎也，而又曰君子远庖厨，有以也夫！

（四五五）藉手报仇

陈武帝遣文帝攻杜龛，王清援之，欧阳頠同清援龛，中更改异，杀清而归武帝。清子猛，终文帝之世，不听音乐，疏食布衣，以丧礼自处。宣帝立，乃始求位。《南史·王准之传》。人或议之，然无可议也。文帝之后嗣，为宣帝所替，猛盖谓其仇已雪，抑且视宣帝为代己报仇者矣。梁武助齐明以倾郁林亦是道也。然则人不可以妄杀也。妄杀而骨肉之间，或为仇人所藉手矣。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犹未若此之可畏也。

（四五六）纨袴狎客

《通鉴》：长城公祯明二年，隋师将至。帝从容谓侍臣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案时临平湖草久塞，忽然自开，帝恶之，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则亦未尝不知事势之亟。而临危之际，又藉王气在此以自宽，突弱之人，往往如是。至孔范，则惟知献媚，罔恤大局，强敌压境，而以谈笑道之，更可谓全无心肝矣。此等情态，吾于今世所谓纨袴子弟及狎客者屡见之。

（四五七）三国之校事

所谓特务，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余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国魏志·高柔传》说：“魏国初建，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然校事之制，并未因之而废，所以下文说：“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到嘉平中，才因程昱孙晓之言而废，昱传云：“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耳。若如旧选，尹模之奸，今复发矣。进退推算，无所用之……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卫献公舍大臣，与小臣谋，定姜谓之有罪；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于是遂罢校事官。”魏国之建，事在汉献帝建安廿一年，为公元二一六年，嘉平为齐王芳年号，自二四九至二五三年，魏之任校事，约历四十年。又《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嘉禾为权年号，自二三二至二三七年，其明年二三八，为赤乌元年。

用法之所最忌者，为于正式机关之外，别立机关；且出入任情，不本成法；程晓之言，可谓极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之才的，《魏志·方技传》注引东阿王《辨道论》，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黻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魏武帝的严明，确乎不甚容易；程晓说他检御有方，当非虚语，然仍不能不为赵达等所欺；像孙权的粗疏，就更不必说了。

程晓说任校事有伤大臣之心，而吕壹之诛，孙权使告谢诸将，则魏、吴之任校事，意实在于检察将吏的贪纵。从来丧乱之际，官方每多不饬，武臣纵恣尤甚，加以检察实为必要。然目的虽正，而手段不适，其诏祸尚如此，若如近代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为，专为维持一己的威权地位起见，不恤用残酷之吏，肆暴虐于民，则是武曌之任周兴、来俊臣，明成祖之立东厂，其作风又在魏武帝、吴大帝之下了。或谓法西斯主义者流，所行虽不适当，亦非无为国为民之心，未可一笔抹杀。这话我亦承认。但须知社会国家，关系重大，手段一误，流毒无穷，正未可以有为公之心，而冀人宽恕。昔人说：周公营洛阳为东都，说其地交通便利，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秉政者正不可无此气度。所以不论我是该推翻的，不该过于防闲别人；即使我确能代表国利民福，反对我者系属捣乱之徒，我们对他，仍不宜过于压制，因为让他爆发一次，则其捣乱为众所共知，即为众所共弃，而大局也可以早入于正轨了。又况谁能代表国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

（四五八）用人以抚绥新附

《三国·魏志·邓艾传》：艾既平蜀，言于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官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谓吴可不征而定，自属太过，然其言确系良图，则不可诬也。然厚待刘禅，仅足倾动孙氏之主耳，若为长治久安计，则吴、蜀平后，所以抚绥其士大夫者，尤不可少矣。

《晋书·儒林传》：文立，巴郡临江人，蜀时游太学，师事谯周，仕至尚书。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诏称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以立为散骑常侍。又曰：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是武帝之于蜀士，确颇留意。然《本纪》：泰始五年二月己未，诏蜀相诸葛亮孙京，随才署史。则即武侯后裔，亦有用之未尽者也。吴平之后，拔用其人，尤为不尽，刘颂除淮南相，上疏言：“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肘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王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此其事机，可谓极紧急矣。然《贺循传》言：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上疏荐之。其言曰：“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晋初士夫，竞进成俗，而能为国远虑者，则几于无人矣。《陶侃传》：侃察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后与语，乃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盖其时之歧视远人如此。王导辅元帝，说其招致顾荣、贺循，为史所艳称。然明帝太宁三年，八月，诏曰：“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则至易世之后，而其抚用犹有未尽也。《桓温传》：温平李势，“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温时如此，而况晋初乎！

《梁书·武帝纪》：天监五年，正月丁卯朔，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地孤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此即陆机所谓以除壅隔之害者，固不仅为士大夫谋出路也。七年二月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盖亦为此。

《魏书·邢峦传》：夏侯道迁内附，诏加峦使持节、都督征梁汉诸军事，诏曰：“峦至彼，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也。”及巴西平，峦表曰：“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惟五三，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比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已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以遗，不复劳征，自为国有。”当时蜀中，势实岌岌，以世宗固不用峦之议，又王足反正，乃得幸免耳。然则不徒天朝，即州郡，亦不可不思引用贤能以抚绥所属矣。抑以巴中之辟陋，冠带风流，犹足称举，尚安得诿曰地实无才哉！

又《韩麒麟传》：麒麟以高祖时为齐州刺史，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齐土自属伪方，历载久远，旧州府寮，动有数百。自皇威开被，并职从，省守宰，阙任不听土人监督。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扃任甚少，沉塞者多，愿言冠冕，轻为去就。愚谓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喆，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又《李彪传》：彪上封事七条，其三曰：“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移有道之情。”盖当时反侧于两国之间者，率为地方豪右，故以是为招致之具也。《齐书·郁林王纪》：永明十一年八月，辛丑，诏曰：往岁蛮虏协谋，志扰边服，群帅授略，大歼凶丑，革城克捷，及舞阴固守，二处劳人，未有沾爵赏者，可分遣选部，往彼序用。此所序用者，必多当地之人，鼓舞之用，诚不可阙。然《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言元嘉时，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虽合酬庸之典，未免扰民之患，又不可以不慎也。

风未甚同、道未甚一之世，各地方之间，恒不免此疆彼界之见。《晋书·孔坦传》：“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元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此在今日言之为不可解；而当时有此策者，各地方之相视，如今异国人之相视，为恩为怨，非以其人，而以其族，此等成见，犹未尽除也。远方所以宜加意抚绥，其理亦由于此。

（四五九）近乡情更怯

诗惟有至性至情者，乃能道出人心坎中事。唐人诗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此非久经羁旅者不知，抑亦久经羁旅者人人心所欲言，而口不能言者也。毛修之代王镇恶为安西司马，义真败，为赫连勃勃所擒。及赫连昌灭，入魏。后朱修之俘于魏，经年不忍问家乡消息，久之，乃访焉。修之具答，并云：“贤子亢矫，甚能自处。”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乌乎！”自此一不复及。夫经年始访，即近乡情更怯之意也。然诗人不过羁旅之思，修之则更有家国之痛焉。一叹之后，终身不及，亦可悲矣。长安之戍，实同弃师，功臣良将，骈肩而没。至于虏马饮江，乃登城而思道济，亦何益哉？

（四六○）乱时取二妻

时直非常，则有非常之事。汉魏之际，丧乱荐臻。而要二妻者，遂屡有所闻焉。太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取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当追成服，求平议。其时议者，谢衡以为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宜更相为服，盖以为无妨二適者也。张恽谓《尧典》以厘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传记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则以为可不分適庶者也。其以为不容二適者，则虞溥谓未有遭变而二適，故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许猛以为地绝。卫恒谓地绝死绝无异。盖谓不容二適，乃出以求全。然昌妻何故当义绝乎？李胤谓遂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石厚与焉。大义灭亲，毖可得以为妻乎？夫江南叛，非毖之妻叛也。如毖之说，境有叛首，境内之人，皆在当绝之列乎？于义窒矣。虞溥谓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已。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教，于以纯化笃俗，不亦艰乎？其说是也。地绝之说本已难通。刘卞云：地既通，何故追而绝之，于义尤允。虞溥谓据已更娶，有绝前之证，又欲方之恶疾。谓虽无过，亦可见出。然揆诸人情，终不如卞粹谓昌父当莫审之时而娶后妻，则前妻同之于死而义不绝之为允也。卫恒谓绝前为夺旧与新，为礼律所不许，人情所不安，信矣。绝与死同，无嫌二嫡，此所以济事之穷，然以言终绝者则可矣。其如绝而复通，如朱某郑子群陈诜者何？于是嫡庶之别，终不得不辨矣。刘卞云：毖于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此以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然娶妻必于邦族，窃所未闻。干宝云：同产者无適侧之别，而先生为兄，诸侯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今二妻之入，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秩，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故有上下也。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后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少长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如宝之论，以处死则得矣。以之居生，先妻不恢含容之德，后妻不崇卑让之道，将若何？时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妻某氏，生子绥伯。太康中，某已亡，绥伯将母以归邦族，兄弟交爱敬之道，二母笃先后之序，及其终也，二子交相为服，即行宝之说者也。君子以为贤，然虞溥云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后王法，此可以为教不可以立法也。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荀勖议曰：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全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字符衅，为陈氏服嫡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族兄宗伯曾责元衅，谓抑其亲，干宝之议，于斯穷矣。沛国刘仲武先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则，毋丘俭反，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毋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许，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缞裳缀络，数十年不得从，以至死亡。陶之所为于人情，则有嗛矣，于法不能责也。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适南平郡陈诜，产四子而遭贼，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姊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领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司马王愆期议曰：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其妻非犯七出，临危请治姑命，可谓孝归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继室本非適也。虽云非適，义在始终，严宁可以，诜不应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適后继，有自来矣。此议惟责严氏不当涉二庭为过，余皆平允也。以上据《晋书·礼志》。

《晋书·贾充传》：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即广城君也。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曰：刊之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而荃为齐王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皆毋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皆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濬每号泣谓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濬惧充遂出，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官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太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后筌恚愤而薨……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

（四六一）饮食侈靡之祸

公元三一二、三一六年，洛阳、长安相继沦陷。自此政府偏安于南方者二百七十三年。其间北方非无可乘之机，然终不克奏恢复之烈者，士大夫阶级之腐败，其大原因也。士大夫阶级之腐败，事有多端，奢侈其大焉者也。奢侈之事，亦有多端，饮食其大焉者也。贺琛之告梁武帝也，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今虽庶贱，皆盛姬妾。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复传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案前世士夫，多畜声伎，燕客则使之奏技以娱宾，而欲延客赏其伎乐者，亦必盛为饮食以饷之。贺琛所言，二事实一事也。五侯之鲭，著称洛下，何曾之谱，流衍江东，五胡之祸，盖与饮食若流终始？岂不哀者？

（四六二）清谈一

清谈之风，起于魏之正始。世遂以晋人之不事事，归咎于王弼、何晏之徒，其实非也。晏等不徒非不事事之人，且系欲大有为之人，观夏侯玄对司马宣王之问可知。《蒋济传》曰：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食之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道，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国志》文最简略，爽等之所更张，盖皆无传于后矣。至于山涛、阮籍等，则皆有所为而为之，亦非酣嬉沉醉之徒也。《晋书·戴逵传》：逵著论曰：“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谓洞见情实。范宁乃以末流之弊，追议创始之人，谓王弼、何晏，罪深于桀纣，不亦诬乎？

訾议清谈之论，至晋世而后盛，盖其弊实至晋而始著也。三国时訾议清谈者，《魏志·袁焕传》载焕从弟霸之子亮，深疾何晏、邓飏等，著论以讥切之。《传》既不载其论，其说不可得闻。《傅嘏传注》引《傅子》，有讥切何晏、邓飏、夏侯玄之语，则嘏本与晏等不合，为其免官。《管辂传》及《注》引《辂别传》，亦有讥切何晏之语，并谓辂豫知晏、飏之当被祸，则事后附会之辞，弥不足信矣。正始八年何晏治身远小人之奏，卓然儒家礼法之谈。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亦拟诸夏侯玄。见《晋书·亮传》。疑正始诸公之纵恣，并不如传者所言之甚也。

（四六三）清谈二

《三国·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粲尝谓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此说最通。凡诸清谈之徒，特其识解相近，才志自各不同；故其立身途辙，亦各有异。有真不能任事者，若焦和、见《魏志·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后汉书·臧洪传》略同。王澄、谢万之徒是也。有托以避祸者，如阮孚、谢鲲、庾敳之徒是也。有热中权势，无异恒人者，如郭象是也。有处非所宜，以致败绩者，如毕轨是也。以上皆见《晋书》本传。《曹爽传注》引《魏略》，谓李胜前后所宰守，未尝不称职；胜出未几，而司马氏之变起。伐蜀骆谷之谋，亦出于胜。《传》谓邓飏等劝爽伐蜀，又谓飏与爽参军杨伟争于爽前，而伟之言曰：“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则二人并为主谋，《魏略》之言不诬也。胜之才，盖足与司马景王、钟会匹敌矣。《晋书·景帝纪》曰：“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计，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陈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景帝在诸名士中，可谓最为枭杰矣。东晋诸主，才略莫优于明帝，而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盖亦清谈之隽。而名臣如桓彝、温峤、庾亮、邵续等，亦咸以清谈著闻。见《晋书·谢鲲》《羊曼传》。王忱镇荆州，能裁抑桓玄；王廙能诛戮陶侃将佐；其才盖亦相等，史褒忱而贬廙，则成败之论耳。王敦雅尚清谈；简文帝为会稽王，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以桓温与刘惔、王濛、谢尚并举；则乱世之奸雄，亦未尝非捉麈尾之人矣。殷仲堪之败，盖所遭直与忱异，非其才之不足以制桓玄也。殷浩能统率三军，北定中原，虽丧败，亦事势为之，其才则雄于谢安矣，而况王导乎？

清谈者不必皆无能之人，反清谈者，亦不必皆有为之士。庾翼轻杜乂、殷浩，谓当束之高阁。其与浩书，深致讥议。然翼之才，岂能优于亮哉？毋丘俭文武兼资，忠义盖世，而荐裴秀于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问强记，文无不该。”其所称道，全与时人无殊。则知风尚既成，贤者不必能自外；亦不以此而丧其贤。风俗之衰，受其弊者特恒人耳。然庸众者英杰之所资，众人皆莫能自振，贤豪亦无所藉以成其功矣。故风俗之清浊，究为治乱之原，而有唱道率将之责者，不可以不慎也。

学识既无与于才不才，故观其人之风度，亦不能定其贤否；古人戒以貌取人，盖为是也。简文帝少有风仪，善容止，凝尘满席，湛如也。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板桥，温递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晞大恐，求下车，而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初即位，温撰辞欲自陈述，帝对之悲泣，温惧不能言。有司承温旨，奏诛武陵王，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敢复言。可谓处变不惊矣。然谢安称为惠帝之流；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即孝武幼称聪悟，谢安叹其精理不减先帝，亦未见其才略之有余于简文也。王戎之奔郏也，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时召亲宾，欢娱永日；亦可谓历险夷而不改其度者，曾何解于覆餗之讥哉？

成都王颖，乐广之婿也，与长沙王乂构难。乂以问广，广神色不变，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乂犹以为疑，广竟以忧卒。《晋书·乐广传》。则知能矫饰于外者，未必能无动于中也。此较告子之不动心，又逊一筹矣。

孙登赠嵇康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钟会等述之，王弼不与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其《答荀融书》又云：“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何劭《弼传》。亦见《魏志注》。孙登所谓识，与荀粲不同。粲所谓识，但指知解，登则兼该夫以情从理，故谓嵇康无识，则无以自免也。人能以情从理与否，亦因禀赋而不同，王弼所谓自然之不可革也。东汉之季，能以情从理者，郭泰、申屠蟠是也；其不能者，李固、张俭是也。荀粲谓父彧不如从兄攸。彧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魏志·彧传注》引《晋阳秋》。邴原能先诣魏祖；在军历署，终不当事；《魏志》本传《注》引《原别传》。可谓善自韬晦。然其在辽东，犹以清议格物，为公孙度以下所不安，赖管宁密遣之还，《宁传注》引《傅子》。则知如张阁之不知美好者，非易事矣。《魏志·邴原传注》。晋文帝欲为武帝求昏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山涛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倶无恨焉。皆见《晋书》本传。而嵇康以箕踞而锻忤钟会，以非薄汤武忤大将军。亦见《魏志注》引《魏氏春秋》。康之识，岂不如阮籍、山涛哉？情有所不自禁也。何晏等皆好交游，而丁谧独以忤诸王系狱，《曹爽传注》引《魏略》。视此矣。然则以情从理，诚非易事也，岂真王弼所谓自然不可革者邪？要非所语于能以学问变化气质者。知自然之不可革也，而不知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此当时之名士，所以多无以自免也。

宽容与忌刻，亦秉诸自然者也。王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元帝尽除诸王，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直周将入，导呼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喜饮酒，致醉而出。导又呼，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欲诛，以问导，导遂无言。致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叹，《晋书·周传》。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是导外宽而内忌，外率而内宽也。此禀赋之殊也。然一时名士，忌刻者多。故王弼结憾于黎融，亦见《魏志注》。羊祜无德于戎、衍，王澄以旧意侮王敦而见杀，羲之以旧恶恨王述而誓墓。皆见《晋书》本传。悻悻然小丈夫哉！何其自处之卑，相报之惨也？无他，识解虽超，而情不免于徼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且求，亦何以善其后哉？识足以平揖古贤，而行不免为市井鄙夫之所耻，君子于是齿冷乎当时之所谓名士者矣。

同是清谈之士，有能守礼法者，有不能守礼法者，亦由各率其情而行之，而未能变化之以学问也。王澄、胡毋辅之等任放为达，或至裸体。乐广闻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和峤居丧，以礼法自持，而王戎母忧，不拘礼制。非必乐广、和峤操持过于王戎、王澄、胡毋辅之等，亦其性本近谨饬耳。能守礼法与否，亦与其人之才不才无涉。庾亮风格峻整，固为名臣；王忱放诞，慕王澄之为人，然其守荆州，亦威风肃然，殊得物和，且能裁抑桓玄也。

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浑曰深，而书以戒之，欲其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深以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为戒；可谓知自克矣。然其言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又曰：“能屈以为申，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三国·魏志》本传。则其自克，乃正所以徼利而避祸也。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俭德避难，非苟免之谓也；况又情存于徼利乎？此又嵇康之徒所不忍为也。

（四六四）清谈三

清谈之士，以忮败，尤多以求败，以其冒利而不能自克也。《三国志》言：何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等，以为伎乐。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爽等罪状，出于司马氏之口，自不免于失实，然不能尽诬也。《注》引《魏略》，言邓飏好货，丁谧父斐亦好货，毕轨在并州名为骄豪，何晏养于太祖家，服饰拟于太子。然则正始秉政之人，实多骄奢之士，其人皆人望也；司马氏为其所摈，屏息不敢出气者几十年，其才亦非不足取也；而卒以覆灭者，岂不以骄则人恶之，奢则民怨之，故变起于肘腋之间而不之知、莫之援哉？

《晋书·王衍传》：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出居田园，似诚有高致矣。然石勒之责衍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虽爱衍者，不能为衍辩也。天下破坏，固非一人所能为，然怀禄而不去，何欤？如衍者，岂得云识不能及哉？然则其少日之轻财，正是矫情以干誉耳。矫情者，假之也，而不知其终不可假也。衍睹中国已乱，欲为自全之计，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而终不免于排墙之祸，哀哉！

当时知名之士，未尝无俭德之人。如山涛爵同千乘，室无嫔媵；阮修四十不能娶；阮放为吏部郎，不免饥寒；嵇康、向秀，锻以自食，秀又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是也。然此或为避祸计，或则性本简傲，不与俗谐，乃甘食蔬衣敝耳，非有得于道也。干宝之言曰：“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愍帝纪论》引。庾峻之言曰：“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熊远之言曰：“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返。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彻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均见《晋书》本传。晏安鸩毒，入其中者鲜能自振，此北方之所以终不可复欤！

《记》曰：“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何其言之亲切而有味也？吾尝默察并世中庸之士，亦未尝无为善之心，特其自私之念过深，必先措其身于至安，肥其家使无乏，然后正身以图晚盖。其意若曰：“天下大矣，吾一人自私何害？”殊不知人心之感应，捷于影响，自私而望人之不私，自利而责人无欲利，不可得也。此古之欲为善者，所以贵以身先之。而如今人之所为，是后之也，其不得于人，无足怪矣。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日：“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晋书》本传。此去贪求无已者一间耳；抑世之贪求无已者，岂不自以为未足，而曰足自当止欤？

清谈之士，固多名利之徒，然亦有受诬不白者。殷浩之废也，史称桓温将以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缪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晋书》本传。此厚诬君子之言也。浩纵不肖，何至并矫情镇物而不能？而以温之忌刻，亦岂待达空函而后绝浩邪？谢安、王坦之犹足厄温，而况于浩？温又岂肯用之以自树难乎？

（四六五）清谈四

裴頠《崇有》之论曰：“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晋书》本传。其说甚辩，然未足以服贵无者之心也。頠之意，乃谓人不能不自爱其生；欲全其生，不能无资乎物；众皆有求，争夺斯起，故不可无礼以为率由之准。而不知贵无者之欲去礼，正以其不足以为率由之准也。奚以知其然也？魏太祖令，谓州人说祢衡受传孔融之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此等议论，非恒人思虑所及，可知其必出于融，非诬辞也。是融能破世俗所谓父子之义也。《典略》云：“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宁，招合徒众，欲图不轨，此乃诬辞。融非功名之徒，安得有篡夺之念。言我大圣之后也，而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魏志·王粲传注》引。是融能破世俗所谓君臣之义也。君臣父子之伦，乃昔专制之世所最不敢訾议者，而融能毅然反之，足征其识解之超矣。魏文帝既受禅，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阮籍为晋文帝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晋书》本传。《传》又曰：“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此权辞以释众议耳，非其本旨也。则知冲决网罗，为凡谈玄者之所共，而非孔融之所独矣。籍、咸、嵇康、刘伶、谢鲲、胡毋辅之父子，毕卓、王尼、羊曼之伦，所以必蔑弃礼法者，毋亦其视之与方内之士大异，觉其然不安，而不可以一日居邪？

王坦之《废庄论》云：“夫自足者寡，故理悬于羲、农；徇教者众，故义申于三代。先王知人情之难肆，惧违行以致讼，故陶铸群生，谋之未兆，每摄其契而为节焉。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庄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晋书》本传。其意略与裴頠同。然亦未思拘守世俗之礼者，未可云能摄其契也。

李充《学箴》云：“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化之以绝圣弃知，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途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鲜。不觌千仞之门，而逐适物之迹，逐迹愈笃，离本愈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又曰：“世有险夷，运有通圮。损益适时，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为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违，去其害仁义者而已。”《晋书》本传。其论最为持平也。

然当时放诞之士，初非见不及此，乃皆藉以为利耳。戴逵之论曰：“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理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晋书》本传。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江惇谓“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而亦道之所弃”，《晋书》本传。其意亦与逵同。夫情有所不安，不能自克，以就当世之绳墨，虽或以是贾祸，其志固可哀矜；至于以是徼名利焉，以是图便安焉，而其心不可问矣。此又刘伶、阮籍之徒之所弃也。

（四六六）清谈五

清谈所以求明理也，其后或至于尚气而求胜。如谢朗，病起体羸，于叔父安前，与沙门支遁讲论，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还。安欲留使竟论。王氏因出云：“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遂流涕携朗去。谢道韫为王凝之妻。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议。皆是也。然此特末流之失，原其朔，则诚有志在明理，从善服义，不计胜负者。《乐广传》云：“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心。”《阮瞻传》云：“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毋同。戎咨叹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王承传》云：“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是当时谈者，皆以要言不烦为贵，不贵喋喋利口也。《广传》又云：“其所不知，默如也。”《裴頠传》：“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王述传》云：“性沉静，每坐客驰辩，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则并不贵有言矣。《王衍传》曰：“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以上均各见《晋书》本传。《三国·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谓“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晋书·张凭传》：诣刘惔，“惔处之下坐，神意不接。凭欲自发而无端，会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凭于末坐判之，言旨深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惔延之上坐，清言弥日”。此尤绝无彼我之见，而能获讲习之益者矣。

（四六七）晋人之矫诞

自后汉以名取士，而当世遂多矫伪之人，色取行违，居之不疑，至易代而犹未革。《晋书》所载，居丧过礼、庐墓积年、负土成坟、让产让财、抚养亲族、收恤故旧之士甚多，岂皆笃行，盖以要名也。而其尤矫诞者，要莫如邓攸。《攸传》云：“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攸弃子之后，妻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蓄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史臣论之曰：“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其言善矣，然犹未尽也。夫云“朝弃暮及”，则儿已自能奔走，何待负担？此而系之，是自杀其子也。不徒不足称义，抑当服上刑矣。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攸纵不知此，而当买纳之初，岂不讯其家属？必待宠幸既久，然后及之邪？史之所云，无一语近于情理，而众口相传，誉为义士，固知庸众之易欺；而当时愤世之士，必欲违众而蔑礼，至于贾祸而不悔，固亦有激之使然者也。

《隐逸·郭翻传》云：“尝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乡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沉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沉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孔子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若翻之所为，岂特龂龂而已。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若翻者，己既伤惠，而又伤人之廉，虽市井薄俗有不忍为，而谓隐者为之乎？然当日知名之士，亦间有天性笃厚之人。《刘驎之传》云：“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若驎之者，不敢谓其无徼名之心，然就其事论之，则诚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矣。世岂遂无仁人？以徼名而勉为仁者，盖亦不乏，则名亦未始不足以奖进人也。然终以矫伪之士为多。是以君子尚玄德，不贵偏畸之行也。

（四六八）晋人不重天道

汉世灾异，策免三公，上言者亦多援引天道。至魏晋以后，则异是矣。《晋书·挚虞传》：虞对策东堂。策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虞对日：“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曰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滞，贬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犹能有感。”《郤诜传》载诜对策，实同时事。其言曰：“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宜勤人事而已。”其论虽亦古人所有，然古者勤修人事，实畏天心，二者或未易轩轾，此专以劝人事为言，固与两汉拂士异其趣矣。

（四六九）州郡秩俸供给

送故迎新之费，特郡县之吏取之于民之一端耳，自此而外，禄秩供给，盖无一不取之当地者。人不能自携资财以作官，以当地之财供当地之用，宜也。然立法不严，则因之以贪取者亦多矣。

《齐书·豫章王嶷传》：“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澄之则靡不入罪。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窍，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此即后世陋规归公之说也。《南史·范云传》：“迁零陵内史。零陵旧政，公田俸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又《王延之传》：“在江州，禄俸外一无所纳。”此已为贤者。《梁书·良吏传》：孙谦，以宋明帝时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禄俸岂可不取，得无贤知之过乎？岂其取之之法，固未尽善邪？《齐书·王秀之传》：“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丰壤禄俸常充，则瘠土有不给者矣。所谓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也。

《梁书·裴邃传》：“迁北梁、秦二州刺史，开创屯田，省息边运，民吏获安，乃相率饷绢千余匹。邃从容曰：汝等不应尔，吾又不可逆，纳其绢二匹而已。”又孙谦：“齐初为钱塘令，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之，谦却不受。”此等饷遗，并非常例。非常例，则既非秩俸所应得，亦非公用之所资，其却之宜也。然肆行贪取者亦多。《南史·宗元饶传》：“迁御史中丞。时合州刺史陈褒赃污狼藉，遣使就渚敛鱼，又令人于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饶劾奏免之。”又《梁宗室传》：始兴王憺，“拜益州刺史。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百姓苦之，习以为常。憺至，停断严切，百姓以苏”。此等乞取，尚复成何事体。又《谢朏传》：“朏为吴兴，以鸡卵赋人，收鸡数千。”畜马乘不察于鸡豚，况于赋民而使之畜。食人二鸡卵，而卫以是弃干城之将，况于赋民以卵而责其鸡乎！

《陈书·孔奂传》：“除晋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素俭，乃饷衣一袭，毡被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劳卿厚意，幸勿为烦。”此盖富人每喜献媚官吏，藉相往来，自以为荣也。然有因此遂见诛求者。《南史·孝义传》：赵拔扈新城人。兄震动，富于财，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亡命聚党，杀文茂。非夙与官府交关，虽有诛求，岂容过甚。非谓慢藏诲盗者邪？

裴邃、孙谦、孔奂等却吏民之馈，廉矣。然《陈书·文学传》：褚玠除山阴令，“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遂乃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则徒恃禄俸，诚有不能自活者。《南史·裴昭明传》：元徽中，出为长沙郡丞，罢任，刺史王蕴之谓曰：卿清贫，必无还资。湘中人士，有须一礼之命者，我不爱也。此后世之陋规，所以虽云非法而卒不可绝也。朱修之刺荆州，百城贶赠，一无所受，惟以蛮人宜存抚纳，有饷皆受，得辄与佐吏赌之，未尝入己。《南史》本传。赌虽非法，可谓曰廉。然去镇之日，秋豪不犯可也，计在州以来，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则贤知之过矣。伏暅为东阳太守，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梁书·良吏传》。其失惟钧。萧琛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梁书》本传。此则古人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之义也。《南史·何远传》：“迁武昌太守，馈遗秋豪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人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水还之。”此亦贤知之过。昏莫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受者与之不受者亦可以无还也。

伏暅之守东阳也，民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钱米助之。何思澄父敬叔，为齐长城令，在县清廉，不受礼遗。夏节至，忽牓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余斛，他物称是。悉以代贫人输租。《南史·文学传》。此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之类也，固不如为法以遗后嗣矣。而如敬叔之所为，尤足使巧者借口也。

有贪取于民，流俗顾不责其贪，犹以他事称道之者。《梁书·张率传》：“率嗜酒，事事宽恕，于家务尤忘怀。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既至，遂耗大半。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竟不研问。”三千石米，不为不多，新安、吴中之路，不为近矣，果皆出于禄俸，不烦民力乎？家僮侵蚀，置诸不问，以是为高，则何如陶潜之公田半以种秫也？

朱修之，史美其百城贶赠，一无所受。是为州郡者，不徒贪取于民，又取之于下僚也。《南史·傅昭传》：“迁临海太守。县令尝饷栗，置绢于簿下，昭笑而还之。”是其事矣。大官贪取于僚属，则僚属不得不益诛求于吏民。斯时之以食货闻者，刺史如益州刘悛、梁州阴智伯，并臧货巨万。《梁书·江淹传》。县令如山阴虞肩，亦臧污数百万。《梁书·陆杲传》。事实相因也。萧洽仕梁为南徐州从事，近畿重镇，职吏千人，前后在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职，馈遗一无所受，妻子不免饥寒，诚可谓难矣。

不独上官食取于下也，即朝廷亦责郡县以献遗。《齐书·明帝纪》，建武元年十一月诏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恒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可见其名为土贡，实则出之令长矣。《南史·垣闳传》：“孝武帝即位，以为交州刺史。时交土全实，闳罢州遗，资财巨万。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闳还至南州，而孝武晏驾，拥南资为富人。明帝初，以为司州刺史。出为益州刺史，蜀还之货，亦数千金，先送献物，倾西资之半，明帝犹嫌其少。及闳至都，诣廷尉自簿，先诏狱官留闳，于是悉送资财，然后被遣。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闳为被赕刺史。”又《张兴世传》：宋元徽中，“兴世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病卒。” 又《孔靖传》：子琇之，“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十斤。齐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又《崔慧景传》：“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皆可见其诛求无艺，更甚于唐世之进奉也。《萧惠开传》：“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孝武子，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都著贪暴之名。”此何异纵虎兕以噬人欤？

北魏之初，百官无禄，故其恣取于下，尤为有辞。《魏书·崔宽传》：附《崔玄伯传》。“拜陕城镇将。三崤地险，民多寇劫。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微细，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此取之于豪猾，似无伤于细民。然因此，能无宽纵豪滑邪？《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出为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合州请户输绢五尺，粟五升，以报云恩。”此名为乐输，实亦未尝不出献媚也。《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罢豫州，家产不立。神武问其故，对曰：裴监为长史，辛公正为别驾，受王委寄，斗酒只鸡不入。神武乃以永乐为济州，仍以监、公正为长史、别驾。谓永乐曰：尔勿大贪，小小义取莫复畏。”神武颇有意于整饬吏治，而其言犹如是，可见其恬不为怪矣。《周书·裴侠传》：“除河北郡守。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为也。乃悉罢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直，为官市马。岁月既积，马遂成群。去职之日，一无所取。民歌之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此自奉养之出于民者也。《北齐书·裴让之传》：弟谳之，“为许昌太守。客旅过郡，出私财供给，民间无所与”。则凡吏之宗族交游，亦无不烦民供应矣。《周书·申徽传》：“出为襄州刺史。时南方初附，旧俗官人皆通饷遗，徽性廉慎，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北人之贪取如是，而乃诿其罪于南方旧俗，何其立言之巧也。

（四七○）苻洪因谶改姓之诬

东汉以后，谶纬之说甚行，外夷之窃据中原者，亦相率傅会，殊可笑也。《晋书·苻洪载记》云：“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案《三国·蜀志·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张嶷传》：“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晋书·宣帝纪》：青龙三年，“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青龙三年，在建兴十四年之前一年，是时武都已有苻氏。洪死于晋穆永和六年，年六十六，则当生于武帝太康六年，上距青龙三年，尚五十年也。草付应王之谶，既系妄言；蒲生五丈之说，必为矫诬，从可知矣。

（四七一）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晋书·苻坚载记》：姚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或据谓五胡以羌为最贱，误。此羌字指姚苌言之，非指凡羌人。当时最重图纬，故苌以是求而坚斥其诬。《苻登载记》：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姚苌穷凶肆害，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意与坚之言同。不然，图谶岂有不为一人造而为一种族造者邪？

（四七二）慕容、拓跋

晋世五胡，率好依附中国，非徒慕容、拓跋称黄帝之后，宇文托于炎帝，苻秦自称出于有扈，羌姚谓出于有虞也；即其部落旧名，亦喜附会音义，别生新解。如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征伐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此盖慕容氏有土之始，后人遂以其名为氏。慕容二字，固明明莫护转音也，乃《晋书·慕容廆载记》曰：“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岂诸部皆解华语乎？步摇二字，固不难知，然诸部于汉人之冠，未必不能自造一名以名之，亦未必皆用汉名也。况禹入裸国，裸入衣出；莫护跋岂必敛发袭冠，以其名诸部乎？《秃发氏载记》云：“其先与后魏同出。”秃发，拓跋，盖同音异译，魏人又自附会为后土，其谬同此。《秃发氏载记》云：“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此亦附会。秃发二字，盖覆被之义。

（四七三）校郎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闻刘裕灭姚泓，怒甚。门下校郎刘祥言事于蒙逊，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杀之。胡三省《通鉴注》曰：“自曹操、孙权置校事司察群臣，谓之校郎，后遂因之。蒙逊置诸曹校郎，如门下校郎、中兵校郎是也。”义熙十三年。然则蒙逊之司察其臣，可谓特甚。

（四七四）后魏出自西伯利亚

五胡诸族，多好自托于古帝之裔，其说殊不足信。然其自述先世事迹，仍有不尽诬者。要当分别观之，不得一笔抹杀也。《魏书》谓“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又谓“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此全不可信者也。然谓“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则其说不诬。已见《鲜卑》条。又云：“积六七十代，至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五传至宣帝推寅，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迁徙，未行而崩。又七传至献帝邻，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献帝年老，以位授其子圣武帝诘汾，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为推寅，盖钻研之义也。”此为拓跋氏信史，盖成帝强盛，故传述之事，始于其时也。《魏书》云：“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有记录焉。”

今西伯利亚之地，自北纬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学家称为冻土带。自此南至五十五度，称森林带。又南，称旷野带。最南，称山岳带。其山，即西伯利亚与蒙古之界山也。冻土带极寒，人不能堪之处甚多。森林带多蚊虻。旷野带虽沃饶，然卑湿，多疫疠，亦非乐土。拓跋氏盖始处冻土带，以苦寒南徙，复陷旷野带中，最后乃越山岳带而至今外蒙古也。大泽方千余里，必旷野带中薮泽。或谓今拜喀勒湖，非也。拜喀勒湖乃古北海，为丁令所居，汉时服属匈奴，匈奴囚苏武即于此，可见往来非难，安有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之事？

（四七五）拓跋氏先世考上

晋世五胡，多好自托于神明之胄，其不足信，自无待言。而魏人自述先世，荒渺尤甚，又尝以史事诛崔浩，故其说弥不为人所信。然其中亦略有事实，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所贵善为推求，不当一笔抹杀也。《魏书·序纪》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因汉世乌丸、鲜卑，史皆云以山为号，因有是言，不足信者也。又云：“积六十七世，至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九十九者，合己为百姓也。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又二世至神元，其数凡八十一。八十一者，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传，为三与五之积，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三皇五帝也。世数及所统国姓，无一非九之积数，有如是巧合者乎？况自神元以前，除成帝、宣帝、献帝、圣武帝外，绝无事迹可见。世有事迹传述如是其疏，顾于受封以来之世数，及成帝以降十余世之名讳，独能识之弗忘者乎？其为伪造，夫复奚疑！然安帝统国有九十九姓之说，亦见于《官氏志》。九十九之数，虽不足信，其曾统有诸姓，则必不尽诬，特不当造作成帝其人，而系之于其时耳。至云：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迁，未行而崩”。献帝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老，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道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亦见《魏书·灵征志》。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此中圣武帝其人，及献帝之名，又为伪造；而其迁徙之事，及先后有两推寅，则不尽诞。“诘汾无妇家，力微无舅家”，造作者盖亦微示人以圣武以上，悉无其人。至推寅则所谓以德为号者。以德为号而无其名，又傅以神兽道引荒诞之说，正与野蛮部落十口传说之性质相符，故知其非子虚也。

《礼志》云：“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乌洛侯传》云：“真君四年来朝。据本纪，事在是年三月壬戌。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此云旧墟，盖是。《礼志》云凿石为庙则诬矣。魏之先，能兴如是大工乎？然云其地为魏之故土，则自不诬，此固无庸造作也。乌洛侯在地豆干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里。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难水今嫩江；完水今额尔古讷河；北海即贝加尔湖；于己尼盖入湖之巨川也。魏人编发，故称索虏；而乌洛侯绳发；地豆干在失韦西千余里，失韦丈夫索发；可见自失韦以西北，其俗皆同。谓魏人曾居黑龙江、贝加尔湖之间，必不诬也。然其初所居，尚当在此之北。今西伯利亚：自北纬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学家称为冻土带；自此南至五十五度曰森林带；又南曰旷野带；极南曰山岳带，则蒙古与西伯利亚之界山也。冻土带极寒，人不能堪之处极多。魏人盖自此南徙。森林带多蚊虻，亦非乐土，不可居；且鲜卑习骑射，亦不似林木中人也。魏人当时，似自冻土带入旷野带。其地沃饶，然卑湿多疫疠，所谓昏冥沮洳者也。终至山岳带定居焉。后又踰山南出，则所谓匈奴故地者，其地当在漠北。自此至漠南，尚当多历年岁。其事，魏人都不能记矣。自后推寅至神元，历时必久，世数亦必非一。

魏人此等矫诬之说，果始自何时乎？《卫操传》谓桓帝崩后，操为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为轩辕之苗裔。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此说而信，则拓跋氏之自托于轩辕，尚在惠、怀之世；桓帝死于惠帝永兴二年，卫操卒于怀帝永嘉四年。然不足信也。《灵征志》云：“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受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象，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此事诬罔，无待于言。又《皇后传》云：“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部落会葬，事所可有，何当举部偕来，至于二十余万乎？其为诬罔，殆与丘池获石等矣。观此二事，则知造作石刻以欺人，实为魏人惯技。桓帝时虽稍知招徕晋人，恐尚未知以文辞自炫。且卫操、卫雄、姬澹、莫含等，皆乃心华夏，其于拓跋氏，特欲借其力以犄匈奴耳，何事道谀贡媚，为作诬辞乎？《操传》又云：“卫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见碑。”一似惟恐人之不信，故列多人以为征验者，其情亦大可见矣。然则此等矫诬之说，果始何时乎？案道武定国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此为魏人自言其先世可考之始。僭位之后，即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诏有司议定行次。崔玄伯等奏从土德。盖一切矫诬之说，皆起于此时。所以自托于轩辕者，以从土德；所以从土德，则以不欲替赵、秦、燕而承晋故也。太和十四年高闾之议如此，见《礼志》。崔玄伯立说虽异，用意当同，盖不敢替异族以触拓跋氏之怒也。世祖册沮渠蒙逊曰：“昔我皇祖，胄自黄轩。”见《蒙逊传》。辞出崔浩。据本纪，事在神四年。高祖时，秘书令高祐、丞李彪等奏曰：“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魏书·高祐传》。皆与《魏书·序纪》合。知道武之世，造作久定，后人特祖述其说而已。

隋文诏魏澹别成《魏史》，义例多与魏收不同。其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岂是观过？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隋书·魏澹传》。然则拓跋氏先世可考者止于神元，固人人所共知也。道武天兴二年，祠上帝，以神元配，瘗地于北郊，以神元宝后配；见《礼志》。太武使祭告天地石室，仅云以皇祖先妣配，而不援昌意、始均、成帝之伦；傥亦不欲厚诬其祖乎？然两推寅固当确有其人也。

拓跋氏事有年可考者，当始文帝入质之岁，实曹魏景元二年。《魏书》以是年为神元四十二年者，上推神元元年为庚子，取与曹魏建国同时也。亦不足信。

或曰：神元能遣子入侍，其部落当不甚微，何至父祖名号，亦无省记？独不观《南史·侯景传》乎？景僭位后，王伟请立七庙，并请七世讳。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耶名摽。”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伟别制其名位。神元之初，声名文物，岂能逾于侯景之时？况神元依妻家以起，乃赘婿之伦；其部落之大，盖自并没鹿回始；前此盖微不足道矣。推寅神兽而外，一无省记，又何足怪乎？

《晋书》谓秃发氏之先，与后魏同出，其说最确。《魏书·源贺传》：世祖谓贺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唐书·宰相世系表》：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七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魏人固自言之矣。乌孤五世祖树机能，略与神元同时。其八世祖匹孤，始自塞北迁于河西。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匹孤早于神元约百年，其时在后汉中叶，正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之时也。西伯利亚南边部落，盖亦以此时踰山南出。

《宋书·索虏传》云：“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虏亦其一也。”《齐书·魏虏传》云：“匈奴种也。”又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胡俗以母名为姓，说无征验。若援前赵改姓刘氏为征，则其时入中国已久，非复胡人故俗矣；况亦母姓而非其名也？匈奴与鲜卑相混，事确有之。《魏书·官氏志》中有须卜氏、林氏其证；而宇文氏出于匈奴，事尤明显，《隋书·李穆传》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祖斌，以都督镇高平，因家焉。”此则出于依托矣。然不得云拓跋氏为匈奴种也。魏太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合诸世祖命源贺之言，拓跋氏固明以鲜卑自居也。

（四七六）拓跋氏先世考下

《魏书》谓桓帝葬母，远近赴者二十万人，说不足信，既已辞而辟之矣，然《序纪》中类此之言尚多，请一一辩之。《序纪》云：神元之时，控弦上马二十余万。案神元吞并没鹿回，部落诚稍大，然谓有二十余万，则必诬也。《晋书·卫瓘传》曰：除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丸校尉。至镇，表立平州。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乌桓降而力微以忧死。考《武帝纪》，平州之立，事在泰始十年。其明年为咸宁元年，六月，力微即遣使来献。三年正月，又使瓘讨力微。是年，即《魏书》文帝被害而神元死之年也。《魏书》云：文帝为神元信谗所杀，盖饰辞，实则部落离叛，子见杀而父以忧死耳。此岂似拥众二十万者乎？神元之后，传章帝、文帝、平帝三世，凡十六年，拓跋氏盖其微已甚。思帝死，昭帝、桓帝、穆帝三分其众，势顾稍张。然云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则又诬也。是年，为晋惠帝元康五年。《魏书》云：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丸诸部。越二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岁始还。史云诸降附者二十余国，盖其经略颇勤，故其势稍振。然穆帝七年，即晋愍帝建兴六年，与刘琨会于平阳，会石勒禽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讨聪之计，于是中止。此即元康五年之所迁也，不过万余家，而主部之势，既不足以制之矣，而《序纪》谓昭帝十年，晋惠帝永兴元年。桓帝以十余万骑会司马腾，昭帝同时大举以助之；穆帝三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平文以二万骑助刘琨攻铁弗；是年得陉北之地，徙十万家以充之；五年，永嘉六年。又躬统二十万众以击刘粲；不尤诬乎？

穆帝之死也，《序纪》云：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此事亦见《雄》《澹传》。云时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雄、澹并为群情所附，谋欲南归，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案《晋书·琨传》云：遵与澹帅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下文云：琨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则《雄》《澹传》之言，为得其实。《序纪》所云，盖讳饰之辞也。《官氏志》云：昭成建国后，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分为南北部，帝弟觚监北部，子寔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国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诸方来附，总谓乌丸，盖其众实以乌丸为多，他部莫足与比也。魏初西部齮龁最甚，东部即慕容、宇文，亦见《官氏志》。较拓跋氏为强，不得为之臣属。然则拓跋氏之所有者，南北部耳。而乌丸之盛如此，库贤沮众，而神元云亡；普洛唱叛，而道武出走；其无足怪。然则拓跋氏之本部亦微矣。遵、澹南归，几于鱼烂，平文绥抚，未知遗落几何，而《序纪》云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不尤言之不怍乎？

《燕凤传》云：苻坚问凤：代王何如人？凤对曰：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坚曰：卿辈北人，无刚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所以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实为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可尔，说马太多，是虚辞耳。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犹当未尽。此言经后人增饰，非其实。坚当日，盖问凤以北方诸部人马多少，非专问拓跋氏。不然，昭成时敢自夸于秦，谓有并吞之志邪？然《魏书》侈言部众之多，则可由是知其来历。盖皆并计当时北方部族之数，指为己有耳。说虽夸大，仍略有事实为凭，善求之，未必不可藉考当日朔陲形势也。

昭成之世，势亦小张。其所由然，则以其服高车之众也。《序纪》：昭成二十六年，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明年，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三十年，征卫辰，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三十三年，征高车，大破之，史不言其有所俘获。然北狄专以俘掠为务，未必此役独不然也。非史失纪，则其所俘较少，未之及。三十九年，符洛来侵，昭成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四面寇钞，不得刍牧，乃复度漠南。《献明皇后传》云：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太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钞掠，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中路失辖。后惧，仰天而告曰：国家胤胄，岂止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难。可见是时情势之危。高车之数，盖远逾于其旧部矣。

道武之骤盛，其事亦与昭成同。道武之初立也，辅之者惟贺兰，旋即叛去。其众仅南北部，犹怀反侧。刘显来侵，北部大人复率乌丸而叛，其不为昭成之续者几希。当时所以获免，盖惟赖慕容贺驎之援。然刘显既败，不数年遂至盛强，则实由其胁服之众也。道武之破窟咄，事在登国元年十月。明年五月，复征师于慕容垂，垂又使贺辚来。六月，遂破刘显于马邑南，尽收其部落。其明年五月，北征库莫奚，六月，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十二月，西征解如部，破之，获男女杂畜十数万。四年正月，袭高车诸部落；二月，讨叱突邻部；皆破之。五年三月，西征，袭高车袁纥部，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四月，与贺驎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破之。九月，破叱奴部于囊曲河。十月，破高车豆陈部于狼山，十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十二月，纥突邻大人屈地鞬皆举部内属。六年三月，遣讨黜弗部，破之。十二月，灭卫辰。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率三千余家内附。八年三月，西征侯吕邻部，四月，破之。六月，遣救慕容永，破类拔部帅刘曜等。类拔，疑当作頞拔。《太宗纪》：永兴五年正月，頞拔大渠帅四十余人诣阙奉贡。徙其部落。八月，征薛干部帅太悉佛，徙其民而还。至十年，遂与慕容氏构兵矣。以上均见《太祖纪》。盖虏获既多，诸部又间有内附者，得其人足以为强，得其畜足以为富，故其势骤张也。然则慕容氏之助拓跋，不几于藉寇兵赉盗粮乎？道武以皇始元年八月出兵攻燕，至天兴元年正月克邺，事乃粗定。是年六月，迁都平城。十二月僭号。明年正月，即复分兵袭高车矣。自此至天赐元年，仍岁出兵北略；二年乃无闻，则以散发故也。明元立，其勤北略复如故。讫太武世不变。非徒建都平城，形势不得不尔，亦其所以致盛强者，本由于此也。

游牧部落，易合易离。有雄主兴，数十百万之众，可以立集；及其亡也，则其土崩瓦解亦忽焉。檀石槐之已事，其明征也。虽契丹之亡，其道亦不外是。拓跋氏所以屡仆复起者，实缘先得陉北，根基稍固之故。然则刘琨之有造于拓跋氏大矣。

（四七七）拓跋氏之虐

拓跋氏之专以裹胁为强，不独其于北族然也，即于中国亦然。道武之定河北，即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实云中。旋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皆天兴元年事。自此至太武，破中原之国，无不徙其民。而内地酋豪以及郡县长吏，亦颇有苦于乱，自归以托庇者，而其势不可遏矣。然道武遇中原之人实虐，所加意抚绥者，则北方部族之众耳。天赐元年，距河北之定已六年矣，而是年三月，限县户不满百罢之，当时郡县之凋残可想。太武太延元年，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以魏人之视民如草芥，而犹有此诏，徙民之流离失所，可知也。而天赐元年，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其于汉人及部族厚薄，为何如乎？然亦于其旧部则尔，于新降之众，遇之未尝不虐。天兴二年，获高车之众，即令起鹿苑于南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此与甫定河北，即发卒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天兴元年事。后又屡勤其力，以起宫室苑囿者何异？宜乎高车之众，时有叛服也。

抑于旧有部族加意抚绥，亦道武僭位以后则然，若上溯诸昭成以前，则其虐用其民，亦与新降之众无异。《序纪》云：穆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此事亦见《刑罚志》，云“死者以万计”。蛮人性质固多残酷，然拓跋氏等起于塞外者似尤甚。苻坚之厚抚羌与鲜卑，固非本心；然究犹能伪为之也。至慕容谋杀坚事露，乃并鲜卑在城者尽诛之，少长无遗，本心露矣。然究犹退败而然也。至于柔然败投西魏，已无能为，乃徒以突厥之求，执其君民三千余人尽付之，使之并命，此则不徒中国所不为，稍沾中国之化者，亦必不能为矣。屈丐之败奔薛干也，道武使求之，部帅太悉佛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遣之。所谓后期，盖后师期，乃欲强发其众南犯也。时穆帝长子六修领南部，召之不至，怒讨之，失利遂死。盖南部亦不从其命也。此为六修弑父，抑穆帝战败自死，尚未可知。盖普根攻灭六修，则不得不以六修弑父为口实耳。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余而薨，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其为良死与否，尚未可知。而平文立，又欲迫其众南下。平文二年，闻晋愍帝为刘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不纳。明年，石勒请为兄弟，斩其使以绝之。其决意如此。五年，晋元帝使韩畅加崇爵服，亦绝之。史谓其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臣死者数十人。夫苟得众心，一妇人何能为？盖亦以违众取败也。桓帝中子贺傉立，是为惠帝，未亲政事，太后临朝，即遣使与石勒通和，其情事可见。昭成帝十三年，冉闵杀石鉴自立。十四年，昭成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乃止。昭成所为，犹之穆帝，特较能从谏，故未及祸。然则当道武南伐以前，拓跋氏之觊觎中原旧矣，而其众皆不同。固知芸芸之民，特欲安居乐业，父子相保，未有无故觊杀掠者，虽游牧之族犹然。而骄暴之主，每以私意驱之。此墨子所由焦唇敝舌以游说于王公大人者邪？道武之军九门也，中山拒守，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道武乃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真视民如草芥矣。陈留王虔之子悦说太宗，谓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史称悦怀奸计，故为是言，其实乃拓跋氏之积习也。

夫天下不可以力服也。芮芮之于拓跋，亦切近矣，而终魏之世不服。魏人屡勤大兵以讨之，而烽火犹时通于平城。虽乘阿那瑰时内乱，一臣伏之，末造复畏之如虎。则魏人因酷虐所丧者多矣。抑魏之兵力，非真足畏也。宋文而后，南风不竞，自不足与之敌耳。宋武北伐，道武之众非减于曩时，而竟坐视后秦之亡而不能救；赫连氏之取长安，而不能议其后，则后燕之奔溃，亦其自亡，而非魏之能亡之也。北方众虽犷悍，而无训练节制，乏坚甲利兵，故苻坚谓其不足畏。观其累败于羯石、氐苻，卫雄、姬澹之众，桓帝所倚以征伐者，而不足当石勒之一击，而以道武方兴之锐，慕容垂垂死之年，犹能唾手而入平城，则知坚之言为不诬。假使中国安宁，将卒用命，命一大将，严兵守塞上，而以贾生五饵之策，招其擕贰之民，当穆帝、平文之世，民有不归之如水，诸部落有不自相翦灭，虽道武能不为神元之续乎？而诸将猜疑，长安即失，谋臣武将，或以叛乱受戮，或以猜忌见诛，坐使胡马饮江，燕巢林木，天之方愦，无然泄泄，莫肯念乱，不亦悲乎！

（四七八）崔浩论

往读史，尝怪五胡人据中原，中原士大夫皆伈伈俔俔而为之下，曾未有处心积虑，密图光复者；今乃知崔浩则其人也。浩仕魏历三世，虽身在北朝，而心存华夏，魏欲南侵时，恒诡辞饰说，以谋匡救；而又能处心积虑，密为光复之图；其智深勇沉，忍辱负重，盖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尚论者徒以北朝名臣目之，岂不哀哉！

浩之败，《魏书》云以史事，此说实不待深思，即知其非实。何者？魏史之作，始于邓渊，而浩继之。浩初与史事，在神二年，同作者有浩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秉笔者非浩一人也。平凉州后，以浩监秘书事，而高允、张伟，共参著作，则浩不过“总裁而已”。《高允传》允之言如是，此非虚语也。魏于史事，忌讳最甚，而其诛戮最酷，孰敢显揭其恶？浩书果触其忌，闵湛、郗標，安敢以刊石为请？恭宗素谨慎，亦安得而善其请？浩也内文明而外柔顺，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而岂轻于一掷者哉？史称浩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此《魏书》之辞。《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其辞较《魏书》为重。可见浩事情形，传者并不深悉，后人以其见戮之酷，臆测其触怒北人必深，加重其辞，延寿遂据之以窜易《魏书》耳。一似浩举北人不可告人之隐，尽行宣泄者。然事发之后，浩仅伏受赇，是有虚美之辞，而无瘅恶之实也。浩之见诛，同作史者一无所问，仅高允于浩被收时召入诘责，终亦见释。后允久典史事，所续者仍浩故事也，其犯触者安在？或曰：浩之死，僮吏已上死者百二十八人焉，安得云无所犯触？此亦不善读史之过。《北史·允传》载游雅之言，谓浩被诏责时，声嘶股战，不能一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夫允之为人，岂强于浩？而是时能如是者，浩之所坐，本非史事，允实明知故也。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及见，则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观此言，浩案之真情，跃然可见矣，允徒以史事见诘，又何惧焉？

《宋书·柳元景传》：元景河东解人。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魏以为河北太守。光世姊夫为司徒崔浩，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魏书·浩传》言：浩之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卢玄传》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度世，以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长子，将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羆妹，以报其恩。度世四子：渊、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余皆别生。崔浩之难，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戒约令绝妾孽，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郑羆之于度世，交义未知如何，然亦何至杀其子以全亡命之人？疑浩之义图，度世与羆皆与焉。元丕谋逆，子隆、超皆与，而其后妻之子，绝不与闻。《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杨侃与庄帝图尔朱荣，尔朱荣入洛，侃时休沐，得潜窜归华阴。后尔朱天光遣招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魏书·杨侃传》。当时士大夫之见地，固如是也。北朝严嫡妾之别，因之嫡庶兄弟，忮刻亦深，读《颜氏家训·后娶》篇可知。度世之诫妾孽，盖实由其隐痛之深，非之者未识其苦心耳。《宋书》之为实录无疑矣，而信之者绝少，司马公作《通鉴》，亦不之取，见《考异》。岂不异哉？

浩称北魏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无一不为中国计者。神瑞二年秋，谷不登，王亮、苏垣劝明元迁邺，浩力阻之，盖不欲北族荐居中国，抑亦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外朝公卿，咸欲发兵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明年，晋齐郡太守王懿降魏，上书劝绝宋武后路，明元因欲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以宋武当日兵锋之锐，姚秦衰弱之甚，魏即发兵，亦未必能为晋害，然究多一敌。浩又力阻之，其以存中国，更显而易见。明元使太武监国，意自别有所在，说详另条，浩之力赞之，则似以其母为汉人之故。是时太武年尚少，逮其成长，其气质乃纯乎为一鲜卑人，则非浩所能逆料也。时适闻宋武之丧，明元因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又力阻之。歆之以南金象齿羽毛之珍不求而至之利，怵之以裕新死，党与未离，兵行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之害，其为中国计，又情见乎辞矣。明元不听，遂遣奚斤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公孙表欲先攻城，而浩请先略地。曰：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后，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读史者观北兵马饮长江之役，六州荒残，河南遂不可守，以此为猾夏之上策，谓浩为魏计甚深，殊不知魏是时之兵，绝非太武自将时比。宋虽将多怯懦，兵力亦尚充足。魏处代北，声援悬隔，偏师南下，安能列置守宰，至于淮上？是时之争河南，必也力攻数大镇，以破南朝设守之局。《公孙表传》言：明元欲先略地，盖尝动于浩之议，然其后自将而南，亦力攻虎牢，盖用兵形势实如是。浩之言似为北朝计，实为中国计也。太武欲用兵于僭伪诸国及北狄，浩无不力赞之，盖引其力以他向，使不专于中国；抑亦欲疲之也。攻赫连昌之役，《浩传》言：世祖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陈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与？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然据《昌传》：则昌军行五六里，世祖冲之，其阵尚不动；及分骑为左右以犄之，世祖坠马，流矢中掌；则是役实为幸胜。不顾风雨及将士饥渴而徼幸于一决，此岂用兵之法？浩殆以是误魏与？神二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孙太后尤固止之，而浩坚主宜出。是时宋方议北伐，浩盖欲分魏兵力，而此役遂至大捷，柔然远遁，高车降者甚多，反为魏之大利，则宋不能乘机，魏太武之雄勇实为之，非浩谋之不臧也。俄魏南藩诸将，表宋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道，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先声夺人，实用兵之长策。浩乃訾诸将欲南抄以取赀财，为国生事，非忠臣，盖欲一举而杜武臣之口矣。太武闻赫连定与宋文帝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诸将以宋师犹在河中为疑，浩又决宋无北渡意，岂能灼知其然？其欲分魏兵力，犹素志也。太武之伐沮渠牧犍也，奚斤等三十余人阻之，浩赞之。世皆多浩读书能致用，此亦为史籍所误。当时之所争者，军行有无水草，古弼、李顺等言：“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浩则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夫李顺等所言者，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言则凉州全州。所攻在于姑臧，城外果无水草，他处纵极丰饶，何益于事？立城郭者诚不于无水草之地，然自汉至魏，水道岂无变迁？然则太武之幸成，亦以沮渠牧犍未能决渠以困敌耳。浩之所以教太武者，实为危道，浩岂不之知，盖亦欲以是误魏也。凉州既平，浩劝不徙其民，太武不听。后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以攻蠕蠕，此仍是引魏外向以疲其力之志，其为中国计，岂不深且远哉？

《浩传》言：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寮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寇谦之属其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两晋以降，善封建者固不乏其人，然浩之言此，则似别有深意。当时世家大族，在各地方之势力颇强，其心未尝不恶北族而欲驱除之，然皆手无斧柯，故终无所成就。拓跋氏设用浩说而行封建，代北之族，受封者固必多，然必亦间以汉族之名臣宿将。客族在中国，虽据数百里之地，必无能为，而汉族之世家大族，向仅为郡县之长，堡坞之主者，各获君其土而子其民，则情势大异矣。《高允传》言：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便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能济？”以浩之深沉，岂不知为危道？然必固争之者，得毋为登高一呼四山响应之计邪？郡县虽无根柢，亦时或为合从讨伐之资，而况于封建乎？浩之言此，必别有深意矣。

不独崔浩，即寇谦之亦有心人也。《魏书·释老志》：谦之自言，尝遇仙人成公兴，将之入嵩山。历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言：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以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授谦之。而《浩传》载谦之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其非忘情于世可知。《释老志》言：谦之以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上疏赞明其事。《浩传》亦言：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二人之互相标榜，果何为哉？太武之攻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神二年攻蠕蠕，谦之亦赞之，且固劝太武穷讨。其于浩，可谓如骖之靳矣。浩不好老、庄之书，尤非毁佛法，而独信谦之，宁有是理？浩在道武之世，不过以工书在左右耳，及明元世，忽与军国大谋，岂真以其尝授经书哉？明元好阴阳术数，而浩中以《易筮》及《洪范五行》，彼堕其术中，固其所也。太武好用兵，浩则以征伐中其欲，然亦未尝不侈禨祥。浩之毁佛法也，《释老志》谓其以为虚诞，为世费害。谦之之虚诞，未知视佛为何如？《志》又言：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三五百功？”于佛则病其费害，于老则助其怪迂，浩之悖至是哉？二人之相比周，其意居然可见矣。毛修之虽终没于魏，实未尝忘华夏。《传》言朱修之俘于魏，（毛）修之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朱）修之具答，并云：“贤子元矫，甚能自处。”（毛）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及。亦可哀矣。《南史·毛修之传》。而其得不死，实以谦之营护故。谦之岂无心于中国者哉？

《崔玄伯传》云：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然则浩之乃心华夏，实不自浩始。即其藏机于密，亦不自浩始，而终于泄露。其事因魏人讳饰之深，遂无可考见，然仍有可微窥者。《卢玄传》云：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然则浩谋之泄，似仍是汉人发之也。

浩所拥右者为王慧龙。慧龙，《传》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尝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见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干；而慧龙临没，乞葬河内。虽重私仇，亦非昧于民族大义者。鲁轨谓其非愉之子，殆不足信。又北方诸国中，最不服魏者为凉州人，而张湛、宗钦、段承根，皆与浩善。钦、承根皆与浩俱死，湛亦仅而得免。浩之所善者如此，其为人不弥可见哉？

（四七九）高肇

景明而后，魏政不纲，朝臣之公忠体国者，高肇一人而已。史顾诬为奸佞之流，甚矣其无是非也。《魏书·张彝传》：彝除秦州刺史。“为国造佛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时陈留公主寡居，彝志愿尚主，主亦许之。仆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证彝于世宗，称其擅立刑法，劳役百姓。诏遣直后万贰兴驰驿检察。贰兴，肇所亲爱，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过，卒无所得；见代还洛，犹停废数年。”彝即清身，所为岂可云奉法？乱法而劳民，肇为仆射而举其罪，可以谓之谮乎？彝之咎，止于见代，欲深罪之者顾如是乎？谓其以争尚主而怨怒，则莫须有之辞也。此亦肇见诬之一端也。

（四八○）后魏吏治

《廿二史札记》谓魏入中原，颇以吏治为意，及其末造，国乱政淆，宰县者乃多厮役，入北齐而更甚。卷十五。此误也。拓跋氏非知治体者，其屡诏整饬吏治，必其虐民实甚，更难坐视。此不足见其留意吏治，适足见其吏治之坏耳。据《魏书·本纪》，道武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守宰之不如法者。此承北方僭伪之后，其政治本极苟简，又新遭丧乱，或不能尽为后魏咎。然其后历代诏令频繁，所述守宰贪暴之状，悉出意表，即可知其吏治之坏，实为古今所罕觏矣。明元帝神瑞元年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又诏守宰不如法，听民诣阙告言之。已可见其贪残之甚。二年三月诏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后怠惰，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征发于民。”是其时刺史守宰，不徒下朘民膏，亦且上亏国课也。太武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明年（神元年）正月，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可见贪暴者之多。太延三年五月诏曰：“比年以来，屡诏有司班宣惠政，与民宁息。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党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此可见当时监察之司，悉成虚语。文成太安四年五月，诏曰：“朕即阼至今，屡下宽大之旨，蠲除烦苛，去诸不急，欲令物获其所，人安其业。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扬恩意，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人于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于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惧。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已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观此，可知神瑞二年之诏之所由来，而其弊迄未尝革矣。明年九月，又诏曰：“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弾正，使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是启奸邪之路，长贪暴之心，岂所谓原情处罪，以正天下？自今诸迁代者，仰列在职殿最，案制治罪，克举者加之爵宠，有想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贯，刑赏不差，主者明为条制，以为常楷。”盖时于逋负，督责严切，去职者乃蒙蔽监司，嫁其罪于后人也。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昔时发调，多用实物，编户之家，不能咸备，诛求之亟，惟有乞假于积贮之家，驵贾豪商，遂乘之以要利。此弊由来已久，乃至官吏与之通同，则更不成事体矣。四年三月诏曰：“今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役之厉民，实尤甚于赋，虐取之余，重之以召役逼雇，民复何以自存哉？孝文延兴二年七月，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常亲问风俗。三年六月诏曰：“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所谓民秀，盖即去岁七月所召。太和七年正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自不免与官吏扶同，然民秀果敢尽言乎？乃能使赏者希，罚者众，魏之吏治可想矣。

《魏书·张衮传》：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纠告得尚书已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衮玄孙白泽表谏，谓“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贵仕，而服勤无报，请依律令旧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案魏初百官无禄，论者或以是为其时官吏之贪取恕；然昔时郡县之吏，之任代下，所赀悉取于民，所谓送故迎新也。在任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亦为相沿成法，则无禄者虽不能有所得，亦不至有所耗。而且送迎及供应所入，必不能仅足而无余，岂可以是为贪求之口实乎？魏之班禄，事在太和八年。而延兴三年，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此所谓禄，即其出于地方，法令亦许之不以为罪者也，岂真枵腹从公哉！

州郡弊政之深，一由督察之不力，一由选用之太轻。《北齐书·元文遥传》云：“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赵氏引此，以证魏末之弊。然据《魏书·辛雄传》：雄以肃宗时转吏部郎中，上疏曰：“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其弊实不始魏末。《北史·元文遥传论》云：“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后魏令长，多选旧令史为之，故缙绅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齐，此途未改。”亦不云其事始于魏末也。《周书·于谨传》言谨屏居闾里，未有仕进之志，或劝之，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吾所以优游郡邑，聊以卒岁耳。”此亦魏盛时之俗，非其末叶始然也。《晋书·傅玄传》：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玄子咸上书曰：“才非一流，职有不同。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则当魏晋之世，外选业已寖轻矣，况于拓跋氏之不知治体者乎！

魏、齐、周三朝中，北周最能模仿中国之治法，其能灭齐而开隋、唐之先路，非无由也。宇文泰任苏绰，立法改制，模拟《周官》，其事并无足取，而其整顿吏治，则实为致治之大端。苏绰制文案程序及计帐户籍之法，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是也。北齐亦有班五条诏书之法。见《隋书·礼仪志》四。殊无益于吏治者，彼行之以文，此行之以实也。然周时刺史，多以功臣为之，其弊颇著。《周书·令狐整传》：弟休，与整同起兵，入为中外府乐曹参军。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休为敦煌郡守。此可见其习为故常矣。《隋书·柳彧传》：迁治书侍御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闇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此亦周世之余弊也。又《北齐书·高隆之传》曰：“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夫置吏猥多，则扰民必甚。此等皆当时弊政，正不独郡县选任之轻也。

（四八一）魏立子杀母

《廿二史札记》云：“《魏书·道武宣穆皇后传》：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故后以旧法薨。然考纪传，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纪》载道武将立明元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于是刘贵人死，明元悲不自胜。据此，则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遍检《魏书》，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邪？《北史》亦同此误。”今案魏自道武以前，曷尝有建储之事，况云欲立其子而杀其母乎？往史之诬，不待辩也。然云其例始于道武亦误。道武曷尝立明元为太子。《明元纪》言：刘贵人死，明元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甚，入或不测，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此盖既杀其母，又欲诛其子耳，非欲立之也。《齐书·魏虏传》云：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今案，自佛狸以后，文成元皇后为常太后所杀，孝文贞皇后则为文明皇后所杀，惟献文思皇后为良死，则其人之有无不可知。《齐书》之言，信有征矣。然明元之杀太武母，亦非以虑妇人与政而然也。

《魏书·皇后传》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邺人，阳平王超之姊也。初以良家子选人太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薨。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与《齐书》佛狸以乳母为太后之说合，与其母为木末所杀之说则乖。今案，魏太武以泰常七年摄政，时年十五。密后果殁于泰常五年，太武年已十三，尚何待窦氏之保育，其感恩安得如是其深？然则谓密皇后殁于泰常五年，其说殆不足信，一语既虚，满盘是假。《杜超传》谓其泰常中为相州别驾，奉使京师，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亦子虚乌有之谈。太武之母在魏宫，盖本无位号，亦难考其以何时见杀。太武之获长大，非得窦氏保全之力，则必得其养育之功，故其德之如是其深也。《胡灵后传》云：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此乃附会之谈。献文及废太子恂母之见杀，未知何故，要必非遵行故事，疑当时宫掖之中，有此等惨酷之事，欲藉辞于先世，乃造作道武欲法汉武之说。不徒《魏史》不能发其覆，即南国传闻，亦不免为其所误也。《太宗纪》：泰常七年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几。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世祖纪》：泰常七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为监国。太宗有疾，命帝总摄百揆。《崔浩传》载浩对明元之问曰：“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叡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浩辞中虽有早建东宫，时登储副等语，然传言太宗纳之，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绝无立为太子之说。然则本纪中诏皇太子临朝听政一语，乃史家措辞不审，抑或原文实系皇长子，后人传写，误长为太，皆未可知。要之，明元未尝立太武为太子也。《浩传》又载太武监国后，明元谓左右侍臣，以长孙嵩等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会闻宋武帝之丧，遂欲取洛阳、虎牢、滑台，其后卒自将南下。世岂有不能听政，顾能躬履行阵者？然则明元使太武监国，意实别有所在，其死于明年，特偶然之事，初非当退居西宫之日，即有不可救药之病。《浩传》及《北史·长孙嵩传》等皆谓明元因病，而命太武监国，又事后附会之谈也。序纪言：昭帝之时，分国为三部，帝与桓、穆二帝，各主其一。其时昭帝未闻外出，而桓、穆二帝，则皆躬出经略，穆帝且历五年而后归。其后献文传位于孝文，亦曾北征蠕蠕。然则大酋或主国政，或亲戎马，实拓跋氏之旧习，故文明太后迫献文传位，而当时不以为篡也。然则拓跋氏自献文以前，始终未有建储之事，安得云道武欲立明元而杀其母，况又谓道武系奉行故事乎？

（四八二）神武得六镇兵

北齐神武帝之所以兴，实缘得尔朱兆所分六镇之众，而所以得此众者，魏、齐二书记载皆欠明耳。今综核其文而臆测之。《齐书·神武纪》云：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兆又请救于神武，神武内图兆，复虑步藩后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为兄弟。时世隆、度律、彦伯共执朝政，天光据关右，兆据并州，仲远据东郡，各拥兵为暴，天下苦之。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曰：善。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醒后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虑也？”绍宗曰：“亲兄弟尚尔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路逢永朱荣妻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会漳水暴涨，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用轻马渡，与神武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颈，使神武砍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今旁人构间至比，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之，神武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又召神武。神武将上马诣之。孙腾牵衣，乃止。兆隔水肆詈，驰还晋阳。如此说是神武受委统众在平步蕃之后也。《魏书·尔朱兆传》云：初荣既死，庄帝召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令袭秀容。兆入洛后，步蕃兵势甚盛，南逼晋阳。兆所以不服留洛，回师御之。兆虽骁果，本无策略，频为步藩所败。于是部勒士马，谋出山东。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统领。既分兵别营，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锐。步蕃至于乐平郡，王与兆还讨破之，斩步蕃于秀容之石鼓山。其众退走。兆将数十骑诣王，通夜宴饮。后还营召王。王知兆难信，未能显示，将欲诣之。临上马，长史孙腾牵衣而止。兆乃隔水责骂腾等。于是各去。王遂自襄垣东出，兆归晋阳。是神武受委统众在破步蕃之先也。《齐书》本纪虽与《魏书》岐异，而其《慕容绍宗传》曰：纥豆陵步藩逼晋阳，尔朱兆击之，累为所破，欲以晋州征高祖，共图步藩。绍宗谏曰：“今天下扰扰，人怀觊觎，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晋州才雄气猛，英略盖世，譬诸蛟龙，安可藉以云雨？”兆怒曰：“我与晋州，推诚相待，何忽辄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绍宗，数日方释。遂割鲜卑隶高祖。高祖共讨步藩，灭之。亦谓割众隶神武，在破步蕃之先，与《魏书》合。今案《魏书·孝庄纪》永安三年十二月，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破落韩常大败尔朱兆于秀容山。盖即兆传所云，兆入洛后，步蕃进逼之事，兆因此反旆拒之，其战事犹在秀容，未至晋阳也。其后盖因兆部勒士马谋出山东，乃后乘虚南逼至于晋阳，兆于此时盖又反旆御之，而又屡为所败，乃欲征神武以自助。《齐书》本纪直言步蕃入秀容，逼晋阳，一似长驱直下，所向无前者固非。《魏书》兆传亦将步蕃南逼晋阳，误叙于兆欲部勒土马，谋出山西之前，信如是亦为非是。兆当自顾不遑，何暇更谋东略乎？神武在尔朱荣时，即刺晋州。而《慕容绍宗传》言兆欲以晋州征高祖，一似待步蕃既灭之后，乃以此酬庸者，措语亦殊粗略，观称神武为晋州可知。推原其故，盖兆之入洛，神武不从，嫌隙既构，兆入洛后，盖有夺神武晋州之意，至是又仍旧职。故诸家记载，有以晋州征之语，作史者摭其单辞，而未计其与全文不合也，亦可谓疏矣。兆所分神武之众，盖即其部勒之，欲率以出山东者，继因晋阳见逼，乃又率之回援，其众素怨，是以累败。大小二十六反，正在此时，非谓统入并、肆后并计之也。其众本以乖离而败，故分之神武而即克，然则兆之分兵，盖亦有不得不然者，非因酒醉而然矣。三州盖谓并、肆及兆所剌汾州，其中并、肆之众，盖以葛荣降户为多。三州六镇之兵，虽非必鲜卑种人，亦必为所谓累世北边，习其俗遂同鲜卑者。《齐书·神武纪》言神武如此。故绍宗传称为鲜卑，神武起兵实藉此众，故其誓师有不得欺汉儿之语也。兆分神武之众究若干，不可知。然必不能甚多。神武起兵时，虽恃此众为主，必不能此外一无所有。韩陵之役，高昂所将，即非鲜卑，此外率部曲与于此役者尚多。然韩陵之战，犹云马不满二千，兵不满三万。则受委时，可知本纪侈言其数为二十余万。盖承上文尔朱氏诸人为暴，遂并凡葛荣降众言之，而不悟兆所分诸神武者，止就其隶行伍，并止就其当时所统率者而言也。上言凡降户，而下言受委统州镇兵，可谓一简之中，自相抵牾矣。神武之受委统众，自当在破步蕃之先，其建牙阳曲，令士集汾东，则当在就食山东得请之后。《齐书·神武纪》误其受委在破步蕃之后，《魏书·尔朱兆传》则漏去请就食山东一节，其事之始末，遂不可知矣。慕容绍宗之谏，在兆分兵畀神武，抑许其东出时，不可知。此虽难必然，窃疑当在分兵之时，《神武纪》言神武请选腹心统众时，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请神武。神武拳殴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窃疑当时实公议之欲用神武者固多，反之者亦不少，兆则决用神武。故一怒而禁绍宗，此特借以摄众，非有恶于绍宗也。史所载绍宗谏兆之辞，固非众议之语，然绍宗特亦不然分兵于神武者之一，其辞盖出后来附会，非当时语实如是也。然必因其征神武，以图步蕃而发。征神武以图步蕃，神武且为兆用，何嫌何疑，而须强谏。绍宗传上言绍宗之谏，以兆之征神武，而下言兆之距谏，不云遂征神武而云割鲜卑以隶，更矛盾不可通矣。六朝史书之疏略，大率如此，恨不能一一校正之也。并州逼近晋阳，神武居此，必不能叛。一出山东，则真所谓蛟龙得云雨者矣。当时山东不服尔朱氏者固多，此兆所以部勒其众而欲亲出，神武之请就食，未尝不以前驱陈力尝寇为辞，此兆之所以许之。至夺北乡之马，则其非信臣可知，故又悔而自追之。然卒无如何者，则为神武此众便叛一语所胁，兆固自度必不能善驭此众也。六镇之师武臣力实，尔朱氏所由兴，而虐用其众以资敌；兴亡之故，亦可鉴矣。

（四八三）宇文氏先世

《周书》谓周之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其后有葛乌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裔孙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文曰皇帝玺。其俗谓天子曰宇文，故国号宇文，并以为氏。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为魏甥舅之国。自莫那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出自炎帝乃妄语。自莫那至侯豆归，世次事实亦不具。当以《魏书·宇文莫槐传》正补之。《宇文莫槐传》，谓其先出自辽东塞外，世为东部大人。莫槐虐用其民，为部下所杀。更立其弟普拨。普拨传子丘不勤。丘不勤传子莫廆。莫廆传子逊昵延。逊昵延传子乞得龟。丘不勤取魏平帝女，逊昵延取昭帝长女，所谓为魏甥舅之国也。莫廆、逊昵延、乞得龟三世皆与慕容廆相攻，皆为廆所败。乞得龟时，廆乘胜长驱，入其国，收资财亿计，徙部人数万户以归。别部人逸豆归，遂杀乞得龟自立。与慕容晃相攻，为所败，远遁漠北，遂奔高句丽。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自是散灭矣。逸豆归即侯豆归。侯、逸同声。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谓“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则阴山之脉，远接辽东。《周书》谓莫那自阴山南徙，《魏书》谓莫槐出辽东塞外，似即一人。惟自莫槐至逸豆归，仅得七世。《周书》世次既不具，所记或有讹误也。《晋书》以宇文莫槐为鲜卑；《魏书》谓南单于之远属；又谓其语与鲜卑颇异。疑宇文为匈奴、鲜卑杂种，语亦杂匈奴也。又《魏书》以奚、契丹为宇文别种，为慕容晃所破，走匿松漠之间，则逸豆归败亡时，慕容廆所徙五千余落，实未尽其众，奚、契丹之史，亦可补宇文氏先世事迹之阙矣。奚事迹无考。契丹事迹可知者，始于奇首可汗，别见《契丹部族》条。奇首遗迹，在潢、土二河流域，已为北徙后事，不足补宇文氏先世事迹之阙。惟《辽史·太祖本纪赞》，谓“辽之先，出自炎帝，此即据《周书》言之。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审吉二字，尚在奇首以前，或宇文氏故国之名欤？然事迹无可征矣。

（四八四）周人畏突厥之甚

《隋书·苏威传》：威有从父妹，适河南元雄。雄先与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请雄及其妻子，将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赂动。遂标卖田宅，罄家所有以赎雄，论者义之。案柔然之亡也，其余众千余家奔关中，突厥请尽杀以甘心焉。周文遂收缚其主已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者于青门外斩之。亦既不仁且不武矣，犹得曰柔然故为中国患，乘此殄之也。若元雄，固中国之人也，乃虏使一来，其受命也如响。弃子民以快夷狄之欲，不亦重愧为民父母之义乎？周武帝号雄主，而其所为如此，周之畏突厥，可谓甚矣。其交涉之事，不可告人者必尚多，史皆削之耳。汉高祖被围于平城，卒其所以得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唐高祖尝称臣于突厥，《唐书》亦仅微露其辞。屈辱于外，而伪饰于内，所谓临民者，不亦重可笑哉！

（四八五）突厥之先

突厥强盛，始于土门，然其先，尚有可考者三世，讷都六设、阿贤设、大叶护是也。《北史》载突厥缘起三说：第一说谓始率部落出于穴中者为阿贤设，至大叶护种类渐强，当后魏之末，而有伊利可汗。第二说谓本平凉杂胡阿史那氏，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号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第三说则以讷都六设为伊质泥师都之大儿，阿贤设为讷都六设之幼子。《新唐书·西突厥传》云：“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讷都陆即讷都六，显而易见。伊质泥师都，不知果有其人否？而《唐书》之大叶护，即《北史》之大叶护，则无可疑。其名及其为讷都陆之孙，土门之父，《北史》皆不具，而《唐书》著之。是土门之前可考者确得三世也。特不知大叶护是否阿贤设之子耳。

《北史》之说，《周书》具载之。惟将其第一、第二两说并为一说，而无“本平凉杂胡阿史那氏，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之说，不知后人传写有所刊落邪？抑其辞本如此，而《北史》又有增益也？《周书》曰：“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陁使焉。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隋书》则云：“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大败之，降五万余家，遂求婚于茹茹。”其辞虽有详略，其事则无异也。《北史》前录《隋书》之文，后又袭《周书》之语，则其辞重出矣。度《北史》并录两说，必有自注，为传写者所删耳。

《隋书》曰：“伊利可汗卒，弟逸可汗立，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称为木杆可汗。”逸可汗，《北史》作阿逸可汗，俟斗作俟叔，木杆作水杆。外夷单语甚少，疑《隋书》夺阿字；俟斗、俟叔，并俟斤之误；水杆为木杆之误，显而易见。《周书》曰：“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北史》亦同其文，而曰“科罗舍其子摄图，并其弟俟斤”，则乙息记之与阿逸，其为一人，亦凿然无疑。乙息记，《周书》云为伊利子，《隋书》谓为伊利弟，则《周书》是而《隋书》非也。《北史》云：木杆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他钵。他钵病且卒，复命其子庵逻避大逻便。及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竟立庵逻为嗣。大逻便不得立，不服，庵逻不能制，遂让位于摄图。摄图立，是为沙钵略可汗，以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已而袭破之，杀其母。阿波西奔达头可汗。《隋书》曰：“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北史》同。《新唐书》曰：“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必乙息记为土门之子，达头乃得为沙钵略从父；若为土门弟，则达头与沙钵略为昆弟行矣。摄图以子雍虞闾愞，遗令立弟处罗侯。摄图卒，雍虞闾使迎处罗侯。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明兄弟相及，始于木杆之于乙息记，土门不得传弟也。

《隋书》曰：“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北史》无子字，案《北史》是也。步离即步迦，此即西突厥之达头可汗耳。都蓝时曾遣母弟褥但特勒献于阗玉杖。褥但，盖可汗介弟之尊称也。

《隋书》曰：摄图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可汗。下文载其致书隋文帝，自称伊利倶卢设莫何始波罗，而文帝报书则称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然则沙钵略即始波罗之异译，中国于四夷名字，恒截称其末数字以求简，非有二号也。今人简称，多截取首数字，此古今语法不同。然俗人犹沿旧习，如上海法租界有路名勃来泥蒙马浪，俗人简称为马浪路，不曰勃来路也。

（四八六）称秃发氏为汉儿

《通鉴》陈宣帝大建五年，源师为左外兵郎，摄祠部，尝白高阿那肱，龙见当雩。阿那肱惊曰：“何处龙见，其色如何？”师曰：“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师出，窃叹曰：“礼既废矣，齐能久乎？”注曰：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慨也。案《通鉴》是年，又载韩长鸾尤疾士人，朝夕宴私，惟事谮诉，尝带刀走鸟，未尝安行，瞋目张拳，有唤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不可耐，惟须杀之。”其轻视汉人，可谓甚矣。诸源本出鲜卑，而高阿那肱等亦以汉人视之，盖以其已同于汉也。此可见民族异同，只论法俗，不论种姓。春秋之义，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诚有由也。

古称汉民族曰华。《左氏》：夷不谋夏，裔不乱华，又戎子驹支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也。古者民族之义，尚未光昌，故称我民族者，率以其朝代之名。如《汉书·匈奴传》言：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西域传》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是也。汉有天下久，秦人之称，遂渐易为汉人。此时民族之义渐著，知民族之与王朝，非是一物，遂沿称汉民族为汉人。朝名犹氏名，以朝名名其民，盖知有氏族，而未知有民族也。在本国中，诸氏族之界限渐泯，而又与异民族遇，则民族之义渐昌矣。魏晋之世，作史者犹沿旧例，称汉族人为魏人、晋人，而语言则迄未尝改。故鲜卑人犹称汉族人为汉人也。自此相沿，遂为定称。如唐时称汉蕃不曰唐蕃是也。故汉族之名，实至汉以后而渐立。

（四八七）秃发与拓跋

《魏书·源贺传》：世祖谓贺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廿二史考异》云：古读轻唇如重唇，发从犮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书》亦承其说。案此盖魏人迻译时有意用不同之字，亦未必伯起为之也。《魏书·乌孤传》云：初母孕寿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此说似较可信。或谓寿阗为树机能之祖。元魏与秃发氏之分携安得如是其晚。然无妨秃发为被覆之义真，而其出于寿阗为附会也。《晋书·载记》言：乌孤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元魏与秃发氏之分携，或当在是时也。

（四八八）乞伏氏

《晋书·乞伏氏载记》云：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太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凭，字之曰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案《魏书·乞伏国仁传》云“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则乞伏当属如弗斯，不得自为一部。后述延居苑川，以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斯引乌埿，盖如弗斯部之酋，犹是三部鼎立也。窃疑乞伏氏之于如弗斯，犹孛儿只斤之于蒙古，后乃别为一族，初非独为一部。

如弗与女勃同音，疑部名或系出阴山后居女勃水畔而得，则其得名亦非甚早。

（四八九）大人简称为“大”

《晋书·石勒载记》：“时胡部大张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殿本考证云：“纲目集览，姓大张，名督，正误云。一部之长，呼为部大。姓张氏，下文亦有都督部大之名是也。”案“部大”乃部落大人之简称。《魏书·段就六眷传》云“其伯祖曰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大库辱官家奴，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惟库辱官独无”云云。乌丸大之大，即下文诸大人之大也。《宋书·大且渠蒙逊传》云：“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其实酋豪曰大，不独羌人也。

（四九○）考绩之法上

卢毓为吏部尚书，魏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三国·魏志·卢毓传》。案入官之为利禄之途久矣，无论以何途取之士，皆将巧伪而冒进；初砥行而立名，后枉法而致败者多矣。故察吏之法，考绩实重于登庸。论者多注重于取之之时，而不留意于用之之后，此其所以吏职不举，而政事罕见修明也。

《汉书·京房传》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世因谓房之所以亡身者，为延寿之《易》学，误也。《儒林传》言：“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而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然则延寿之《易》，实为无本之学。梁王既共其资用，令极意，安得如此？然则延寿殆别有所学，其用以候司知奸邪者，即本其所学以为用，而亦即延寿考功课吏之法所自出也。王符言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之化，必自此来也。《潜夫论·考绩》。杜预言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见《晋书》本传。案魏氏考课，除卢毓外，又有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王昶尝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王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三国·魏志·王昶传》。案刘劭所作考课之法，今已不传，而其所为《人物志》具存，其论博大精深，断非一人一时思虑之所能到。盖实文王官人之遗，足见先秦之世，已有此一种学术，而汉魏之世实承其流，若焦延寿、京房之所授受者则是也。延寿谓房得之以亡身者盖指此。《汉书》辞不完具，后人遂以为指《易》学，误也。

《汉书·王吉传》：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考绩用人之法”，《谷永传》：永对策亦言“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虚誉，毋听寖润之谮愬”。后汉左雄亦欲令“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后汉书》本传。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然则科别行能，亦当历试；而德行尤异，乃特为别署耳。然则两汉之世，考绩之义本明，而惜乎莫之通行也。《三国·魏志·邓艾传》：“迁兖州刺史。上言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澄清选举，必由考绩，虽武夫亦知之矣。

欲行考绩，必行久任，左雄言之详矣。《三国·魏志·王昶传》：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试，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载廙表论治道亦言“数转易，则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转易之间，辄有奸巧，既于其事不省，而为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其论全与左雄同。或谓新任职者，多有朝气，久则不免暮气，此诚有之；然积久而暮气乘之，亦由是非不别，功罪不明。苟其不然，安得如此。况新出者虽有朝气，然□□（原文此处为□）未足，亦安足任乎？未使天下之士，可不待督责，而自致于口，则善矣。如其不然，考绩安可废？欲行考绩，则非□□□□□□□□□□（原文此处为□），王安石所谓贤者则其功可以致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也。

考绩必有其法，如王昶之言，是为无术矣。本虑官吏相比周，而设监司以检察之；若悉委诸长官，又何烦为此纷纷乎？岂长官皆可任邪？然监察之司，亦有不可信者。刘廙之言曰：“今之所以为黜陟者，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此监司之弊也。廙以为长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以上刘廙之言均见《三国·魏志·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载廙表论治道。夫以部司监郡，而又须防其奸誉妄毁，此齐威王之所以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也。夫国家之使监司察郡县，非谓监司必可信也，特其职如此耳。然则法之所定，固亦可使下官监察上官。京房之法，公卿朝臣会议者，皆訾其令上下相司，烦碎不可许，度其法必有大过人者，而惜乎其不传也。

《后汉书·朱浮传》：浮因日食上疏，言“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此急考课而不久任之弊也。

敷奏以言，似与军功无涉，然其事亦未可以已。此则葛洪言之矣。其言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又曰：“予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则天下不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矣。”又曰：“汉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而使之决狱，是以死生委之，以轻百姓之命，付无知之人也。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以上葛洪之言，均见《抱朴子·审举篇》。其言于后世科举所致之利，所行之法，一一若烛照而数计；使非其书久著，几使人疑为科目既兴之后，后人依托前人之谈矣。故谓事全不可逆臆非也。前人□□（原文此处为□）之谈，后人往往有不率由者。何者？势之所趋，不得不然，言之者亦不过能审乎其势耳。此前人之抱道者，所以可自信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

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此言最为平允。惟可以得常士也，故策试考绩诸法，明知其不尽可恃，而终不可废。惟不足致异人也，故汉武帝、魏太祖欲求跅弛之士也。参看《汉末名士》条。

（四九一）考绩之法下

九品中正之弊，历数百年，夫人而知之矣。其原何自起乎？曰：起于汉末之朋党也。何以言之？案《三国志·夏侯玄传》：“玄议以为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辈当行均，斯可官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悬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然则中正之弊，实由台阁不听官长考功校否之谈，而凭闾阎以意裁处之议也。

（四九二）才不中器

世之论人者，率先才而后德，以为徒善无能为；苟有才，虽或不善，亦可资以成事也。此见大误。世事之所以纷纷，皆徒有才而不正者，背公营私，损人利己致之也。《三国·魏志·卢毓传》言：毓于人及选举，必先性行而后言才。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物必成器，然后有用；不中器，则直为无用之材矣。其言可谓深切矣。

（四九三）访问

《晋书·刘卞传》：“卞从县令至洛阳，入大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案《齐书·王谌传》：“明帝好围碁，置围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碁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访问盖中正僚属，助之采听清议者也。刘毅论九品曰：“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自不能无助之访问者。然其任私而行如此，九品官人之法，又何以善其后乎？

（四九四）山涛

《通鉴》陈武帝永定三年：周以霖雨，诏群臣上封事极谏，左光禄大夫猗氏乐逊上言四事，其三以为选曹、补拟，宜与众共之。今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铨衡，不取物望，既非机事，何足可密？案事见《周书·逊传》，今本有阙文。胡三省《注》曰：“以此观之，选曹、补拟，皆密奏于上，盖自晋山涛启事始也。”案《晋书·涛传》言：“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祷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卑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之掌选，为世所艳称，其实上不逆人之意，而行之既久，下之人亦知用舍之皆出于上，而己不任其恩怨，乃巧于逢迎趋避之为耳。《外戚传》：王蕴，“累迁尚书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务存进达，各随其方，故不得者无怨焉”。其所为亦涛之类也。

《陈书·徐陵传》：天康元年，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核名实。时有冒进求官，喧竞不已者，陵乃为书宣示曰：“所见诸君，多踰本分，犹言大屈，未喻高怀。若问梁朝朱领军异亦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关选序。梁武帝云：世间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岂无运命，每有好官缺，辄忆羊玄保。此则清阶显职，不由选也。秦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丞相，此复可为例邪？”此犹张释之言：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已下廷尉，则天下之平，不可倾也。专制之世，人主举措，诚有不能以法范围者，然此等要以少为佳。《晋书·王戎传》：“南郡太守刘肇贿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立异耳。帝虽以是言释之，然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天子能颠倒赏罚，而不能移易清议；清议有力，则终足以纠正赏罚，使不至于大悖。此足见与众共之利，而秘密之终成壅蔽矣。

专制之世，人主之威，似可以为所欲为矣；然壅蔽既深，亦有时而不得行其意。《北史·景穆十二王传》：元修义，“迁吏部尚书。及在铨衡，唯事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时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党郡缺，居遂求之；修义私已许人，抑居不与。居大言不逊，修义命左右牵曳之。居对大众，呼天唱贼。人问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贼？居指修义曰：此坐上者，违天子明诏，物多者得官，京师白劫，此非大贼乎？修义失色，居行骂而出。后欲邀车驾论修义罪状，左仆射萧宝夤喻之，乃止。”先叙之旨不得行，邀驾论罪不得达，虽有雷霆之威，亦何所用之乎？

（四九五）限年入仕

中兴二年，梁武帝请立选部表云：“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此实巨蠹，尤宜刊革。”《梁书·本纪》。其言善矣。然《梁书·文学伏挺传》云：“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高祖义师至，挺迎谒于新林，高祖见之，甚悦，谓曰颜子，引为征东行参军，时年十八。”是高祖躬道之而躬自蹈之也。此犹可曰倥偬之际，立法未定也。天监四年正月癸卯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而《陈书·文学·岑之敬传》：“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耶？因召入面试，除童子奉车郎。”之敬岂足当甘颜之目邪？《梁书·朱异传》：“旧制，年二十五方得解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则解褐之年，较天监四年之诏，又早四年矣。异虽非正人，而实有才能，特敕用之，或转较伏挺、岑之敬等呫哔之士为有当也。

世胄入仕之早者。《张缅传》：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缅第三弟缵，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阳公主，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数岁方迁太子舍人。又《南史·刘虬传》：虬子之遴，年十五，举茂才明经。虬亦南阳旧族，徙居江陵者也。

《魏书·高宗纪》：和平三年十月丙辰诏曰：“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齿。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斑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诸曹选补，宜各先尽劳旧才能。”然《肃宗纪》：熙平二年八月己亥，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则其限年，较南朝尤早矣。《周书·裴宽传》：年十三，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吕思礼传》：年十九举秀才，对策高第。又北齐杨愔，年十八，拜通直散骑侍郎，其早达亦不减南朝也。

后汉黄香，年十二，太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此特用以矜式末俗，偶然之事耳。若南北朝之事，则有可异者。《陈书·虞荔传》：“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又尝诣征士何胤，时太守衡阳王亦造焉。胤言之于王，王欲见荔，荔辞曰：未有板刺，无容拜谒。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钦重。还郡，即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此其见辟，固未必即在九岁之时，然北齐袁聿修，则竟以九岁而州辟为主簿矣。又封孝琬及弟孝琰，皆以年十六州辟主簿。崔瞻子。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皆见《北齐书》本传。隋文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见《隋书·本纪》。《北齐书·白建传》：“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簿，新君选补，必先召辟。”则一门又不止一人矣。

丧乱之际，地方豪右，往往据地自专，朝廷不能远驭，则即以其人治之，于是有世袭守令，此实同封建，不可以选举常格论矣。《周书·泉企传》：“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降爵为伯。企九岁丧父，服阕袭爵。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州为申上。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请别选遣，终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诏曰：企向成立，且为本乡所乐，何为舍此世袭，更求一限？遂依所请。”又企子仲遵，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为本县令。此等措置，盖诚有所不得已者也。隋郑善果，以父死尉迟迥之难，十四而授刺史。武人酬庸，亦非可以常格论也。

入官虽早，而致仕则迟。《晋书·庾峻传》，峻以风俗趣竞，礼让陵迟，上疏言：“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然《齐书·明帝纪》：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建武元年十一月庚子诏曰：“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辞事私庭，荣禄兼谢，兴言爱老，实有矜怀。自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铨叙之科。”则七十致仕之法，实有难行者矣。《魏书·肃宗纪》：正光四年七月辛亥诏曰：“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勤旧，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当外任；或停私历纪，甫受考级；如此之徒，虽满七十，听其莅民，以终常限。或新辟郡县，或外佐始停，已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为时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辟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辛雄传》：雄“为《禄养论》，称仲尼陈五孝，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云：复除之。然则止复庶民，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书奏，肃宗纳之”。士大夫以官为家，不易脱屣，固南北皆然也。

《南史·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便称敕唤出。于是以协为兼太学博士。”三十为老，前世罕闻，岂其时入仕皆习于早，故有斯语邪？

（四九六）选举寒素之士

自魏晋行九品中正之制，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刘毅语。直至唐代科举之制兴，而寒素之士始有进身之阶，然此固非一蹴而几，其间演变之迹，有可得言者。《晋书·庾峻传》云：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峻上疏曰：“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礼，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复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执政挠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处士固不免虚声，然如干宝所云“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者，所乏者非济世之才，所阙者实廉隅之士，峻之言，乃诚晨钟暮鼓也。峻又曰：“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乌乎，何其言之痛，而于后来怀、愍之祸，若烛照而数计也。

虽然，欲进处士，则亦有难焉者矣。欲以矜式一世，挽回末俗，其人必无欲而不争；声华驰骛之徒，显以为名而阴以为利，未有足称为处士者也。《李重传》：“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以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此则其言实是，而重之右沈者实非也。以留心隐逸之人，而其所拔用者如是。搜求寒素，夫岂易言哉？

虽然，舍寒素而用贵富之祸则有恫焉者矣。《阎缵传》：“愍怀太子之废也，缵舆棺诣阙，上书理太子之冤，曰：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又曰：“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但共鲜衣好马，纵酒高会，嬉游博弈。请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使严御史监护其家，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皇太孙立，缵复上书，言“旦夕训诲，辅导出入，动静劬劳，宜选寒苦之士。其侍臣以下，文武将吏，且勿复取盛戚豪门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贾、郭之党，如此之辈，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轻薄浮华，相驱放纵，皆非所补益于吾少主者也。”观缵之言，得知晋之骨肉相残，终至青衣行酒，见辱他族，非天之降才尔殊，而其父兄自僇辱之也。

（四九七）九品官人之始

《三国·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似其法始于文帝为王时者。然《宋书·恩倖传》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则其法实不始于魏文，亦不必为陈群所建。群之所建者，特以权立之事，制为定法，此则其事在文帝即王位后，群徙为尚书之时耳。《晋书·卫瓘传》：瓘与太尉亮等上疏言：“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则其法初立时，未尝无益，后乃败坏，特其败坏甚速耳。

（四九八）九品中正

马贵与论九品中正，谓其法太拘，引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沉滞累年；谢惠连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伍；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三事为证。案当时中正之拘，其事尚不仅此。《晋书·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论者称之。《卞壸传》：父粹，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粹字。弟裒，尝忤其郡将，郡将怒，讦其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议，陵迟积年。《南史·齐本纪》：高祖建元三年九月，乌程令吴郡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尸骸不反，而昌玄燕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又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宣德右仆射刘朗之，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终身，付之乡论。皆其时清议特重礼教之证。《卞壸传》又云：壸转御史中丞。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制出母齐衰朞。壸奏其亏损世教，不可居人伦诠正之任。案侍中、司徒、临颍公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士，廷尉结罪。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

《北齐书·羊烈传》：“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已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场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盖讥义云之帷薄焉。”是身居中正之职者，其受责备当尤重也。《刘毅》论九品之弊曰：“孝弟之行，不施朝廷，门外之事，以义断恩。”于此拘泥之失，可谓一语破的；然论事当原其朔，不应概以末流之弊。九品立法之初，原不过藉考所用之人无大偭规越矩之行，本不谓足尽人伦；其后行之诚失初意，然即如立法之意行之，亦不过能维持风纪，立当时所谓名教之防，本不能期其有他效也。东汉之季，俗重清议，尤贵乡平，然所褒美，率多虚名无实，甚者德行亦出矫伪，是以魏武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然此乃一时愤激之为，抑亦乱世权宜之法，岂可概诸平世？平世用人，必本行实；欲考行实，必不能舍弃乡平；是以何夔建议，谓：“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踰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毛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史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盖即斯意。陈群之制，不过更立为定法而已。夏侯玄议九品，谓当铨衡专于台阁，优劣任之乡人，明其分叙，不使相涉；中正但当考行伦辈，考功校否，仍当据官长之第；皆与何夔之论相合，可见立法初意。刘毅言：“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天下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卫瓘亦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然则法行之初，亦有微效，后乃陵夷，终至大败耳。《晋书·孔愉传》：“初，愉为司徒长史，以平南将军温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不过其品。至是苏峻平，而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道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执持，曷尝有妨峤之宣力？以是立名教之坊，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荡检踰闲，固亦未为无用。若云其所谓坊者，本不足立，此则别是一义，不能以是为中正之咎也。

《后汉书·酷吏传》谓，王吉为沛相，“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是则善恶所为，皆有记注，本前世之成法，特其掌之者乃郡县而非中正耳。《许劭传》言：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此虽非官法，而以中正操核论之权，实自此始。然无论官司记注，私家核论，必皆本诸行实，则理之无可疑者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果何自来哉？刘毅又云：“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可见当时核论之不平。此讼也，不徒不可胜听，亦且是非终不可明，乃不得不一切禁之，而有如毅所谓“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者矣。然公家不为申理，不能禁民之不私相仇，毅又言其弊曰：“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仇，子孙罹其殃咎。”其为祸不亦博乎？

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不过欲驱动众人，使必归己而已。惟如是，故所臧否，必也时变。《晋书·祖逖传》载王隐与梅陶论月旦评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 暮获，善恶未定矣。”《傅咸传》：“迁司徒左长史，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每月辄更，亦何以异于旬日即变！是故知驱动之为，公私无异也。

（四九九））中正非官

《十七史商榷》云：“魏陈群始立九品官人之法。《三国志》《晋书》及《南史》诸列传中，多有为州郡大中正者，盖以他官或老于乡里者充之。掌乡党平论，人才臧否，清议系焉。乃《晋·职官志》中绝不一见，何也？”案《魏书·刑罚志》云：“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品令不载，又无禄恤，则中正非官也。刘毅云：“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晋书·刘毅傅》。盖于清议之中，择一人为之平骘，乃士大夫之魁首，而非设官分职之一也。

（五○○）屯田之弊

屯田之效，莫著于后汉之末。以是时海内凋敝已甚，野无可掠，即拥兵者亦多“无敌自破”，《魏书》语。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注》引。故群思致力于此；而又有严明之上以督之，故其效易也。然《三国·魏志·袁涣传》言：“拜为沛南部都尉。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说。”然则是时之屯田，有强民移徙者矣。安知其非故有业之民哉？盖欲见屯田之功，即不恤废其旧有之业也。苏轼曰：“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盖官之所谓功，如是者多矣。此政事之所以难言，亦考绩之所以不易也。

天下之弊，莫大于名实之不副。《吴志·孙权传》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其重视屯垦，亦可谓至矣。而孙休永安二年诏言：“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然则上有务农之诏，下惟商贩之务也。然此犹可言也。乃若魏者，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而诸典农亦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见《魏志·司马芝传》。又何以自解与？然而末作之利，优于本业旧矣。

（五○一）晋度田收租之制

《晋书·食货志》：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文献通考》云：晋制：男子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之，当口税二斛一斗。以亩收二升计之，当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欤？当考。

案马氏所疑是也。《隋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定令：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内，《通典》作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受田。《通典》作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遗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然则王畿百里以内，任土之法，与其外不同。其外有桑田，有露田；其内则皆为永业也。此制盖沿自后魏。《魏书·食货志》：肃宗孝昌二年税京师田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即指此项田亩言之。税五升者，盖其所谓代来之户；税一斗者，则华人之借赁者也。北朝立法，多规放南朝。晋世之度田为税，自亦指王公之田言之：云蠲在役之身，明其人本来无役；又云度百姓田者，则其田不能尽为王公所有，平民亦有借赁者耳。

（五○二）户调之始

户调之式，定自晋武帝。然其事非始于武帝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载公定河北后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赵俨传》：俨为朗陵长。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则户调绵绢之制，魏武帝时久行之矣。

案《续汉书·百官志》云：乡置有秩，郡所署。小者，县置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后汉书·明帝纪》：中元二年诏曰：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曰：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资。则民之以訾产定赋久矣。

《后汉书·顺帝纪》：永和六年七月，诏假民有资者，户钱一千。《汉书·景帝纪》：后二年，以訾算十以上乃得官，诏减为四。则汉时人民訾产之有无多少，在官皆有记注。《王莽传》：冯茂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更遣廉丹等复訾民，取其十四。又天凤六年，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亦见《食货志》。其取之之率，盖即以其记注为据。伍被言秦收大半之赋，《汉书·食货志》亦云，亦谓其取之过于什五耳。汉田租仅三十取一；人民所见为重者，实在口钱及赋役。故贡禹以口钱之重为言；而史称桑弘羊之功，乃在于民不加赋。《汉书·萧望之传》：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张敞上书请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谷八郡赎罪。望之及少府李强难之。敞曰：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足见加赋为害之烈。武帝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赐弘羊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其赏诚不虚也。世徒譬弘羊之聚敛；不知若无弘羊，则明季加派之祸，早见于天汉之年，非复绣衣杖斧之所得而平矣。赋之恶在于其取之无艺、无定物、无定数、无定时。明季加派之祸，即如此。“户调绵绢，他不得擅兴发”，则此弊免矣。然则以户调拯横敛之弊，犹以一条鞭济加派之穷也。此亦魏武帝之所以克戡大难矣。

《后汉书·刘平传》云：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资就赋，或减年从役。增资就赋说与《续书》“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合。云减年从役，则役亦以年为准，与《续书》“知民善恶，为役先后”之说不符。岂汉世于论年以外，又有以善恶定役之法欤？然此法大易上下其手，非良法也。

（五○三）滂

《南齐书·周颙传》云：建元初，为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颙言于太守闻喜公子良曰：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只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或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每至滂使发动，遵赴常促，辄有粗杖被录，稽颡阶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尝不临食罢箸，当书偃笔，为之久之，怆不能已。交事不济，不得不就加捶罚。见此辛酸，时不可过。山阴邦治，事倍余城。然略闻诸县，亦处处皆踬。惟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过此列城，不无凋罄。宜应有以普救倒悬，设流开便，则转患为功，得之何远。此滂字似即今之帮字，盖民自合若干人为一帮以应役也。

（五○四）募兵之利弊

前汉时国威极盛，东京以后，稍以衰替，实由于民兵之废。规复民兵，固为久长之计，然设行之不善，则又有转致骚扰者。杜畿谲卫固曰：“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是也。《三国·魏志》本传。太祖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吴志·孙策传》：“策说（袁）术乞助（吴）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此募兵易得之效。《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言：袁谭在青州，“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此名为召募，实同征发，非召募之罪也。《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丧乱之世，只虑民之易动耳，不虞其不可得也。募民固非经久之计，然犷悍之民，亦宜有以教之。而其性既习于犷悍，欲化之以善甚难，不得不束之以严，欲束之以严，则莫若束之行伍之中矣。计民之为兵，必二三十年而休之，则年稍长而气稍衰；使在行伍之中，果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性已稍习于良善，固不虑其遣散之后，复为恣睢也。此则行教化于行伍之中，亦非不知礼义之将所能为矣。

招兵固易得矣，然抚之不善，则逃亡亦多。《魏志·卢毓传》言：“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高柔传》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其酷如此。柔言：“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此理易明，人所共晓，然以魏武帝之明，犹为此法。卢毓诤大理之失，亦不过曰“刑之为可，杀之为重”而已。又柔言：“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然则不徒亡士诛及妻子，亦且军中又有什伍之诛也；然卒不能止士之逃亡，严刑峻法何益哉？

《高柔传》又云：“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掘礼，即得其尸。”夫恭谨养母，哀抚儿女，良善与人无仇，而斤斤于所出之钱，至于见杀，是则田舍翁耳，此岂为士伍者？而亦隶名护军，则以迫于单特故也。田舍郎犹以迫于处境而为兵，此募兵之所以易；抑兵中亦多此等人，此干戈之所以卒戢欤？

（五○五）魏时将帅之骄

《三国·魏志·董昭传》：文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是后无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迸散。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案《贾逵传注》引《魏略》言太祖之崩，“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以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饮食。”《臧霸传》：“（孙）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及践阼，进封开阳侯，徙封良成侯。与曹休讨吴贼，征为执金吾，位特进。”《注》引《魏略》曰：“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于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然则当时所虑者，曹休之不能制霸，非休之欲渡江也。《魏略》谓休表言霸意，而董昭谓休自欲渡江，失其实矣。《王基传》：明帝时，基上疏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惟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读此知魏时将帅之骄，统一之业之不克早成，良有以也。

将帅之骄也，由于法之不行。诸葛亮所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也。《三国志》本传《注》引《蜀记》。《武帝纪》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案《史记·项羽本纪》言：章邯降，“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然则战败受诛者，不独将军也。而将军战败受罪，直至建安八年始行，何其慢哉？岂以所将者多群盗若臧霸之流，不容操之过急欤？

又《武帝纪》：“建安七年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十二年二月，“丁酉，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注》引《魏书》载公令曰：“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畴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飨之。”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糜，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夫此三令，可谓至诚恻怛，其于将士之恩，亦不为不厚矣。文帝即王位后，延康元年十月癸卯，下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文帝纪》。亦可谓能肯堂肯构者。《汉书·高帝纪》：四年八月，“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则知魏氏之于将士，不为不厚；而将帅之骄如此，治军者贵威克厥爱，信哉！

（五○六）魏太祖征乌丸

魏武帝之征乌丸也，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本纪》《注》引《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亦可谓危矣。“既还，科问前谏者，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是公亦自知其危也。然而必征之者，《夏侯惇传》《注》引《魏书》言：“韩浩迁护军。太祖欲讨柳城，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欲与浩共谏。浩曰：今兵势强盛，威加四海，战胜攻取，无不如志，不以此时遂除天下之患，将为后忧。”善夫，夷狄最虑令其养成气，毫毛勿拔，将寻斧柯□□□□（原文此处为□）之死。清太祖曾何能为，明不以此特除恶务尽，至其戡尼堪外兰、灭哈达、犯叶赫，而势不易除矣。□□□□□（原文此处为□）而乘兵威以“除天下之患”，此太祖君臣之志夫，亦可谓神武矣！

（五○七）文臣轻视军人

《三国·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备闻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其欲还北，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案《彭羕传》言：羕左迁为江阳太守。“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何复道邪！”《注》曰：“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然则当时士夫视备，亦不足齿数，无怪备谓刘巴特欲假道还北矣。《费诗传》：“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是不惟士夫轻军人，即军人亦自相轻也。《吴志·孙坚传注》引《吴录》言：王叡“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知文臣之轻视武人，由来已久。

（五○八）追贵人家属胁之出战

《通鉴》：陈宣帝大建八年，周武帝破晋阳，齐主还邺，引诸贵臣，问以御周之策，人人异议，齐主不知所从。是时人情汹惧，莫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高励曰：“今之叛者，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心，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以战，若不捷，则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力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决，理必破之。”齐主不能用，案周、齐兵力本相若，齐之所以亡，特因人心崩溃，不能自固耳。以此胁之，理可一战，惜乎齐主之不能用也。凡兵力本可用，而人心不固者，皆可用此策。

（五○九）兵无铠甲

《三国·吴志·孙和传注》引《吴历》言：吴兴施但聚众万余人，劫和子谦，将至秣陵，欲立之。至九里，为丁固、诸葛靓所破。但兵裸身无铠甲，临陈皆披散。似民间仓卒起兵者，不能备铠甲也。然《诸葛恪传》言东兴之役，留赞等亦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时天寒雪，尚且如此。则吴人固有倮身而斗之习。盖吴、越古本倮，汉世虽袭衣冠，战时犹沿旧习也。

（五一○）魏晋法术之学上

汉治自永初而后，纵弛极矣。外戚专权，宦竖窃柄，官方不肃，处士横议，盖自朝宁、宫禁、学校之中，无一以国事为念者。一时通达治体之士，若王符、仲长统、崔寔等，咸欲以综核名实之治救之，当时莫能行，然三国开创之君臣，实皆用此以致治。

《魏志》载建安八年五月己酉太祖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皆法家之精义也。《荀彧传》载彧论袁、曹成败，及《郭嘉传注》引《傅子》述嘉“绍有十败，公有十胜”之论，大同小异，疑即一说之误传。二者皆谓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操法令明而赏罚必行。绍任亲戚子弟而好名誉，故多得好言饰外之人；操用人不问远近，赏功无所恡惜，故能得忠正效实之士。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操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比而观之，亦可见曹公之能任法术矣。

建安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二十二年令曰：“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注》引《魏书》。顾亭林深加贬斥，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实则后汉之世，士好立名，凡争名者必假饰于外，其才固未可用，其德亦不足称。董昭太和之疏，乃东京末世之俗，不徒非魏武所造，并非文帝所为也。《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谓其“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誉，皆以智策举之”。有负俗之讥无论矣，即简傲少文，亦不利于合徒党，要乡曲之誉。可见魏武君臣，取才皆不尚虚声也。

陈寿评魏祖，谓其“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注》引《魏书》，亦称其“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可见其诛赏皆守法而不任情。乃又引《曹瞒传》，谓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此可谓能守法欤？《曹瞒传》又谓“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可见其持法之严。此岂任情诛杀者哉？又曰：“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而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尝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夫罚不加于尊，《春秋》之义，非主簿所能伪造也；军帅不可自杀，亦理势之宜，此而可谓之变诈欤？幸姬不受令，或当诛责，何至棒杀？酷虐如此，岂似持法之人？法贵平，不贵酷也。主廪谷者岂一人，而可先许之而后杀之欤？故知野史之言，失实者多矣。

《马谡传》谓谡下狱物故，诸葛亮为之流涕。《注》引《襄阳记》曰：“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此与魏武之垂涕嗟痛，终无所活，可以参观。《亮传》谓亮“庶事精练，物理其本”，《上诸葛氏集表》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极。”而《魏志注》引《魏书》，亦谓太祖“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又可见其殊方而一揆。《诸葛氏集》，有《计算》《综核》两篇，《表》曰：“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注》引《袁子》，谓“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凡能成大业者，未有不勤于细物者也。岂有从容暇豫，而自以为知体者哉？

《季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曰：“亮尝自校簿书。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躬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夫此位分之体，岂亮之所不知？而如是者，危邦之政，固不可以平世之事为例也。

《费诗传》：降人李鸿诣亮曰：“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故知持法平者，虽背逋之人犹信之，岂有释法而任情者乎？《魏志》曰：太祖讨袁谭时，“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毋为吏所获。”则执法自有其人，非废法也。

廖立垂泣，李平致死，何施而得斯于人哉？习凿齿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亡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李严传注引》。今案陈寿《上诸葛氏集表》，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注》引《袁子》亦曰：“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异口同辞，必非虚语矣。陈寿又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夫劝戒在先，而后以刑诛其不顺者于后，则非不教而诛者矣。此习凿齿所谓“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者欤？故知义以断事者，未有不以仁心为其质者也。

张裔之称诸葛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张裔传》。法不以远近贵贱而异，所谓平也。陈寿之称诸葛氏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陵弱。”此又其不遗乎远之效也。袁子言亮军之能斗也，曰：“蜀人轻脱，亮故坚用之。”两汉之世，民风以蜀为最弱，读司马相如《谕巴蜀檄》可知。而亮能以之为强，其道何由？则“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不顾”而已。谁谓治戎与理民，有二道哉？

《吴志·陆逊传》：上疏陈时事曰：“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宏规也。” 是吴大帝之用法，颇失之严，不如诸葛之平恕矣。《魏志》：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毋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注》引《魏书》载曹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是魏武用法，颇能下逮于民，非徒督责官吏而已。其能国富兵强，岂不以此欤？

《蜀志·吕乂传》：“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以诸葛亮立法之备，用法之严，而身没之后，奸巧遂作。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岂不然哉？

（五一一）魏晋法术之学中

三国承季汉纵恣之后，督责之术，乃时势所需，非魏武、孔明等一二人故为严峻也。故其时薄有才略之君，皆能留意于此。《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称其“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案此由其留意于督察，非必天性强识也。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孙盛亦称其“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此盖兼听并观之术。《魏书》又称其“特留意于法理”，其操术盖有由来矣。

然明帝非真能用法之人也。法家之术，如鉴空衡平，首贵绝去私意。所恶于私意者，非徒不可以治人，亦且不足以修己。抑修己治人，理无二致；不能修己，而欲袭取于莅朝行法之时，吾知其不可得矣。明帝虽隆法术，而多秕政；临终顾托，又不得其人，卒使“当涂”之运，移于“典午”，有以也哉！观其侈于宫室弋猎，而拒辛毗、杨阜、高堂隆之谏，则知其不能自克矣。《世语》曰：“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魏志·明帝纪注》引。夫秦皇、汉武固亦好任法术，而不能抑其侈欲者也。晔之言，何其婉而彰欤？

不能绝去私意，则易致昵近小人。《魏略》秦朗、孔桂，倶列佞幸。鱼豢怪武皇之慎赏，明皇之持法，而犹有此等人，《三国·魏志·明帝纪注》。抑知其不足怪也。《杨阜传》：“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令真不得宣露，阜岂得任怒杖吏？则知吏云不得宣露，非令意也。明帝使吏不得宣露，非能密，实坏法矣。夫其任秦朗，则亦犹是耳。《魏略》曰：明帝授朗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三国·魏志·明帝纪注》引。夫安知明帝之所发举，非阴得之若朗辈者乎？与内官事发举，而加轻罪以重辟，岂法也哉？即谓不然，而惟顺适意旨者是爱，其可谓善治心乎？以是临下，欲其如鉴空衡平，其可得乎？不能治心，安能持法？故曰明帝非真能用法者也。

《蜀志·先主纪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则先主亦尚法术矣。盖时势使然，久历艰难者，皆知之也。又可见孔明、魏武之用法，皆时势所需，非徒好尚所在矣。

《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郭冲条亮五事。其一曰：亮刑法峻急。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诸葛之所以任法，此其自道也。先主之专任之，殆亦以君臣同好，而又同鉴于时势，知非是不足以致治欤？裴松之难冲曰：“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寻冲所述亮答，专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夫安知先主之庆赏刑政，不皆咨于亮而后行乎？且善则归君，过则归己，人方怨咨，安得委其事于君上也？《法正传》谓成都既服，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此治民虽由法正，而督察群僚，诸葛实参禁密之证。安得谓庆赏刑政，不由于亮乎？然亮以先主雅爱信正，卒未能启而裁之。则知先主虽好《六韬》《商君书》，而持法有不能尽平者矣。此诸葛之所以不可及欤？

《魏志·袁涣传注》引《魏书》曰：“谷熟长吕岐善朱渊、袁津，遣使行学还，召用之，与相见，出，署渊师友祭酒，津决疑祭酒。渊等因各归家，不受署。岐大怒，将吏民收渊等，皆杖杀之，议者多非焉。涣教勿劾，主簿孙徽等以为渊等罪不足死；长吏无专杀之义；孔子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谓之师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训。涣教曰：主簿以不请为罪，此则然矣。谓渊等罪不足死，则非也。夫师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师友，有士大夫之师友。夫君置师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于刑焉，国之法也。今不论其罪，而谓之戮师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师之名，而加君诛臣之实，非其类也。夫圣哲之治，观时而动，故不必循常，将有权也。闲者世乱，民陵其上，虽务尊君卑臣，犹或未也，而反长世之过，不亦谬乎？遂不劾。”此事与诸葛亮答法正之语，可以参观。

《吴志·张纮传》：临困，授子靖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精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虽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其言皆法家精义。又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见《陆逊传》。则江东亦不乏法术之士矣。

（五一二）魏晋法术之学下

正始以后魏政之不纲，则督责之术之不行也。盖有远大之志者，必济之以综核之才；不则举措陵乱，务名而不务实，鲜不未获其利，反受其害者。《魏志·曹爽传》谓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此爽之所以败也。所谓浮华者，《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载廙戒弟伟之辞曰：“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非厚己辅仁之谓也。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华而不实，即浮华之谓，仍是汉末奔竞之习耳。此等专务鸠合之徒，亦非绝无有志之士；然志大而才疏，既不能胜其沽名徼利之私，又不能革其酖毒晏安之习，以是而当大任，其不折足餗者，盖亦鲜矣。《刘劭传》：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成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劭所为《人物志》，尚存于今，论官人之法极精，明帝令作《都官考课》，可谓得人。而以帝崩，遂不施行，则景初之遗规，爽等有不克负荷者矣。嗟乎！当明帝顾命之年，司马氏权虽已起，谓其有取魏氏而代之之心，未必然也。其所以深谋秘策，必覆爽等而后快者，非徒徼利，盖亦以避祸。而其惕于及祸，则爽等之务立朋党，揽威权，有以激之使然也。乡使明帝之终，得一综核名实之相，以受顾命，崇悃愊，黜浮华，赏罚以功罪，而不以好恶，庶政既肃，人心大和，司马氏虽怀不轨之心，宁敢称兵以逞？抑亦谁与为徒哉？然则浮华之召祸诚烈矣。

司马氏虽覆曹爽而代之，然于浮华之风，则初未能革易。晋代清谈之习，实沿正始之流而扬其波者也。而正始之浮华，则又沿于东汉之奔竞。魏武、明帝，虽欲以综核之治救之，卒不能胜，是知变俗之难也。清季，曾国藩尝作《原才》之篇，慨然于风俗之厚薄，始于一二人心之所乡。其出而任事也，凛坚贞之操，任诚朴之人，亦可谓不为风气所移，而能以转移风气自任者矣。然一传而为李鸿章，已尚权数而疏综核；鸿章所激赏者，袁世凯，岑春煊，则弥任权谲，好大言，不徒不能任用敦朴之人，且颇奖进浮华之士矣。此与魏武、明帝，仅收综核之效于一时，而卒不能绝汉末倾危之俗，事颇相类，君子是以知变俗之难也。

然自泰始以降，知综核名实，为当世之急务者，亦未尝无其人，特莫之能行耳。何曾尝质阮籍曰：“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晋书·何曾传》。曾为人不足取，然当泰始宴游之时，即能预烛永嘉丧乱之祸，其深识不可及也。“不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亦何大过，而知难诒厥孙谋？正以惰气乘之，则不复能留心军国。精神之运，既有所不加；名实之间，将有所不察耳。熊远之疏曰：“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俗未可得而变也。”《晋书·熊远传》。陈頵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荡，乃至陵迟。”《晋书·陈頵传》。然则东晋之不纲，仍由督责之术不行，浮华之风未息耳。王衍诣羊祜陈事，辞甚俊辩，而祜谓败俗伤化必此人。陶侃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卞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晋书·卞壸传》。此任职之吏，不以浮华放达为然者也。王坦之颇尚刑名学，而著《废庄论》；李充幼好刑名之学，而作《学箴》；此学问之士，不以浮华放达为然者也。夫挥麈谈玄，亦何伤于家国。所恶于清谈之士者，正以其外清高而内贪鄙，既不事事，而又恋权势不肯去，求富贵若不及耳。王徽之为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晋书·王徽之传》。此等人能见用于魏武，见容于诸葛乎？而以桓温之枭雄犹容之；王导、庾亮皆良相，而犹尼卞壸之奏推贵游；则知俗之既成，虽贤者不易自拔矣。山涛尝荐阮咸典选，武帝以其耽酒浮虚，遂不用；卞壸为诸名士所少，而明帝深契之；又《阮孚传》，谓元帝用申韩以救世；则两晋之君，亦未尝不知法术之可任。然元帝终不能如孚之徒；阮放侍明帝东宫，常说老庄，不及军国，明帝又雅友爱之；则所谓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矣，此中原所由不复欤！

（五一三）江左阴阳术数之学式微

《南史·宋本纪》：明帝泰始六年，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刘传》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仿佛。”盖自正始以后，俗尚玄谈，皆重理而轻数也。《吴明彻传》云：“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术，颇以英雄自许，武帝亦深奇之。”此则术数之家，欲藉其术以应用者，非儒者明理之学也。

（五一四）贼杀郡将、郡不得举孝廉

《晋书·孔愉传》：愉从兄子坦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元）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否？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废仲尼也？竟不能屈。”此言“乡旧废四科之选”，则其所由来者旧矣。此自今日观之为不可解。古者一统未及，则叛者非以其身而以其群，民情如是，故国法亦随之而不同也。《魏书·张白泽传》：太和初，怀州民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将杀刺史，文明太后欲尽诛一城之民。亦是此等见解。

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曰：“《通典·刑制》中，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请改定制令，疑部人杀长吏科，议者谓直赦宜加徙送。秀之以为：律文虽不明部人杀长官之旨，若直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人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宜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从之。据此，是魏、晋相承之律，部民杀长吏者，亦同凡论。盖法律者，左以庇民，右以持国。国之所以立者，在其秩分；秩分在其官府，不在其任持官府者。故谋反与攻盗库兵，自昔皆深其罪。及夫私人相杀，虽部民长吏何择焉？秀之以官长比父母，荐绅自卫者为此言，无所依据。汉世孝廉曹吏，为其州郡将持服，率比父母三年，是由近承封建，民心隆于感恩，顾法律未尝制是。其部民杀长吏者，汉律亦不见有殊科也。”然则贼杀郡将而废四科之选，当亦谓叛乱，非止贼其身也。

（五一五）曲法失刑

刑贵乎平。有八议，已非荡荡平平之道矣。乃有明知其为八议所不如而犹曲法宥之者。《晋书·羊曼传》：弟聃，迁庐陵太守，刚克粗暴，恃国戚，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诛及婴孩，所髡锁复百余。庾亮执之，归于京都。有司奏聃罪当死，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应八议。成帝诏曰：“此事古今所无，何八议之有？”然琅邪太妃，聃之甥，入殿叩头请命；王导又以为言，卒仅除名而已。可谓曲法失刑矣。

隋秦王俊镇并州，以奢纵免。杨素进谏，文帝曰：“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后蜀王秀镇蜀，有罪征还，帝曰：“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于是付执法者。何其言之廓然大公也！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五一六）父母杀子同凡论

章太炎作《五朝法律索隐》，深美魏、晋、宋、齐、梁之法恢卓乐易，其所举者有四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重生命之法有二，其一曰父母杀子同凡论。说曰：“《南史·徐羡之传》：义熙十四年，军人朱兴妻周生子道扶，年三岁，先得痫病。周因其病发，掘地生埋之，为道扶姑双女所告，周弃市。羡之议曰：自然之爱，犲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谓可特申之遐裔。从之。据此，是晋律父母杀子，并附死刑。上观汉法，《白虎通德论》亦同斯说。羡之不学，特议宥恕。夫子既生埋，长冥不视，而云焉有自容之地，宁当与朽骨论孝慈邪？藉如其议，翁奸子妇者，律亦殊死，复甚为其子求自容之地乎？然羡之议虽暂行一时，不著为令。近世父母杀子者，皆从轻比，南朝固无此律。后魏法：诸祖父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及爱憎而故杀者减一等。是知鲜卑乱制，至今为梗，甚乎始造桐人以葬者！”

案《宋书·宗室传》：临川王义庆为丹阳尹。民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徙送避孙仇，义庆议以为“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宪纪无定。当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兼采《南史》之文。如所言，是母为王母所杀者，当时律家，固谓孙得割刃于王母也。王母者一家之私尊，禁杀者阖群之公义；阖群之公义，固不以一家之私尊废矣。既曰宪纪无定，当求之法外，而又曰律无仇祖之文，然则律有许杀子之文乎？

又案《宋书·孔季恭传》：季恭弟子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值赦。律文：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角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惟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于人事？故殴伤呪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允正法。诏如渊之议，吴免弃市。”是则妇之于姑，其恩本杀于子之于母，即谓父母杀子可从轻者，杀子妇亦不得援以为例也。斯义明，恶姑之杀妇者，庶可知所戒矣。

又案《宋书·何承天传》：“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承天议曰：被府宣令，普议尹嘉大辟事，称法吏葛滕签：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杀之，非随所求之谓。滕签法文，为非其条。”案父母欲杀则许，非谓顺其爱憎，必其本有可杀之罪者。然此究非重人命之道。《汉书·田儋传》：“儋阳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注》引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盖始也专杀自由，后则当告之官而得其许可耳。古者臣、子一例，是以父母亦得告之官而杀其子也。既告之官，必不致不论有罪无罪而皆许之矣。然此究非重人命之道也。

弑父弑君，固为大恶，然诛亦当止其身。《魏书·邢峦传》：“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峦叔祖祐之从子。驳奏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今谋逆者戮及期亲，害亲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枭镜，禽兽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绝，遗育永传，非所以劝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若圣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不则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听妃匹。《盘庚》言无令易种于新邑，汉法五月食枭羹，皆欲绝其类也。奏入，世宗从之。”此则淫刑也已矣。

（五一七）诸署共咒诅

少时闻父老言，清高宗问其相曰：“卿早朝何食而来？”对曰：“臣食少，食鸡卵两枚耳。”高宗怫然曰：“鸡卵一枚，直银二两。卿自言清贫，何乃日朝食能费银四两也？”对曰：“人间物价，不如天上之贵；鸡卵一枚，乃钱二文耳。”高宗太息曰：“然则朕之一食，乃平民千人之食矣。”此自齐东野人之言，然清世内务府之臧秽，则亦人之所知也。《南史·王悦之传》：悦之以宋明帝泰始中，掌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时承奢忲之后，奸窃者众，悦之按覆无所避，得奸巧甚多。于是众署共咒诅。悦之病甚，恒见两乌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许人，桎梏之，送淮阴，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此说不知信否。如其信，宋明为淫刑矣。然咒诅虽不足以杀人，因奸巧见发而咒诅人，则亦有取死之道也。

（五一八）吉翰杀典签

《宋书·吉翰传》：为徐州刺史，“时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八关斋呈其事。翰省讫，语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视讫，谓之曰：卿意当欲宥此囚死命，昨于斋坐见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此囚盖本有可原，典签盖本有当杀之罪，翰特借此收之耳。曰“不可全贷”，则业已贷其死。是当翰收典签时，尚未云欲杀之，既付狱之后，乃发其他罪，附之死比耳。当时典签，原多非佳士也。史家辞不明白，一若意存乞请，便可致之死地者，则为淫刑以逞矣，曾是循吏而如是乎？《南史》翰入《循吏传》。

（五一九）梁武帝宽刑法

《隋书·刑法志》云：“（梁）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之。旧狱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天监。正月壬辰，乃下诏曰：自今捕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将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此其所更者法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志》又云：“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留意。奸吏招权，巧文弄法，货贿成市，多致枉滥，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又云：“是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武帝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弗怿。尝游南苑，临川王宏伏人于桥下，将欲为逆。事觉，有司请诛之。帝但泣而让曰：我人才十倍于尔，处此恒怀战惧，尔何为者？我岂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顷之，还复本职。由是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然则帝之所谓宽之者，竟何益也？与其思宽于黎庶，不如加严于权贵矣。

（五二○）梁武帝政刑之缪

《礼记》说流放之刑曰：“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古国小故然。若后世则方制万里，虽在国内亦且必有道里矣。《南史·周弘正传》：“为平西邵陵王府咨议参军，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陁利国。未去，寄系尚方。于狱上武帝《讲武诗》，降敕原罪，仍复本位。”一怒而弃诸绝域，又以一言而原之，可见梁武政刑之缪。

（五二一）梁元帝杀刘之遴

《南史·梁元帝纪》云：“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众，虽骨肉亦遍被其祸。”《之遴传》言：“之遴避难还乡，湘东王绎尝疾其才学，闻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药杀之，不欲使人知之，乃自制志铭，厚其赙赠。”元帝之猜忌固矣，然谓之遴为其所杀，恐或所谓语增，何者？之遴乃一学人，颇好佛法，与世无争，不容为元帝所忌，若谓忌其才名学问，则世之有才名学问者多矣，可得而尽杀乎？虽甚猜忌，无是理也。盖世自有一种议论，谓人以争名而相杀，之遴死因暧昧，遂以是附会之，此正如谓隋炀帝杀薛道衡耳。之遴即果为元帝所杀，其故亦不可知也。至谓忌姑子盛名，而改宠姬兄名，以同其父名，则更可笑矣，此岂足以败其名邪？

（五二二）御史不宜司审理

朝廷设纠察之官，宜也。然事权各有攸归，既司纠察，即不宜再令其审理，此司法独立之宗旨也。《魏书·高崇传》：子道穆，庄帝时为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滑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诏从之，复置司直。此疏所论，可谓深切著明。其所规画，亦颇周密。而自唐以后，乃竟于台中置狱，听受辞讼，后遂日侵审理之权，何哉？

（五二三）治都邑之道

《南史·王俭传》：齐太祖以都下舛杂，且多奸盗，欲立符伍，以相检括，俭谏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凑，必也持符，于事既烦，理成不旷，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乃止。以不检括示广大，实非为治之道。俭所以不欲为符伍者，盖亦虑奉行之吏藉此扰民耳。

治都邑之道，能改变社会之组织，以立治化之基，上也。此义也，汉之翼奉等尚能言之。魏晋而后，无敢言之，亦无能言之者矣。任明察之吏，以诛锄强梗而安细民，其次也；坐视强梗而莫之惩，斯为下矣；妄纵逻辑以扰下民，则尤不足齿数矣。《魏书·刑罚志》：高宗太安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测，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官氏志》谓太祖制定官号，以伺察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则其所由来已久，此时特加厉焉耳，百官为所困扰，何况细民。此明代厂、卫之伦，又非孙、刘校事之比矣。高祖太和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衢，吏民安其职业。此则今警察之职而已。

警察之职，所重者亦在摧锄豪桀，防喧斗于街衢，抑其小焉者也。《魏书·甄琛传》：琛迁河南尹，表曰：“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方代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浑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凡使人攻坚木者，必为之择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坚木，盘根错节，乱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坚之利器，非贞刚精锐，无以治之。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讼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请取武官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之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诏曰：“里正当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谦之传》：除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此二疏，可见都邑为治之概也。

（五二四）惩臧私之道

古者吏之恶不仅臧私，然虐民之事，究以由贪取而起者为多，故绝臧私，实饬吏治之大端也。惩臧私之道甚多，严法初非治本之计，然急则治标，严法亦不容缓。《周书·明帝纪》，武成元年，五月乙卯诏曰：“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惟库厩仓廪，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为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但免其罪，征备如法。”贪夫徇财，固有甘丧失官爵，而珍视其臧贿者。此令能行，贪风庶少戢乎？

（五二五）无赦之论

无赦之论，汉人常言之，后世则罕有矣，晋世犹间有之。《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立太子，诏曰：“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王彪之传》：“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否？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此等议论，在后世愈罕闻矣。夫国不能无法；既有法，自不可以不行；赦是使法不行也。然法之用，孰能保其皆得当乎？疆理愈广，氓庶愈繁，情伪愈滋，官吏之奉法与否，亦益不可知；固执不赦，岂不背哀矜庶戮之意？此所以愈至后世，而无赦之论愈少也。然狱不能皆得当，亦不能皆不当，举其罪状确实无疑者而亦释之，又非为治之道矣。《周书·乐运传》，乐运告周宣帝曰：“《尚书》曰：眚灾肆赦。此谓过误为害，罪虽大，当缓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谓赦疑从罚，罚疑从免。《论语》曰：赦小过，举贤才。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可谓知言矣。

（五二六）法粗术、非妙道

古之言断狱者必以情。事之情万殊，而法不能与之为万殊。故贵求情者必贱守法，叔向诤铸刑书，仲尼讥制刑鼎，皆是道也。然此施诸小国寡民、风气淳朴之世则可耳。若其国大民殷，情伪滋众，则有不得不为一切之法者矣。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是道也。斯理也，《晋书·刑法志》载刘颂、熊远之说，论之最精。《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陈之，曲议犹不止。时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陛下为政，每思尽善，故事求曲当；求曲当则例不得直，思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志》又云：“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按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二奏所论甚精，而法粗术非妙道之语，尤为洞见本原。

（五二七）同伍犯法士庶殊科

古法不可行于后世，而为后世所误沿者，莫如比伍相坐。《宋书·王弘传》载弘与八坐丞郎共疏曰：“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当时议者，江奥谓：“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王淮之谓：“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科，实使即刑当罪。”盖缘“束修之冑，与小人隔绝，防检无方”，“不逞之士，事接群细”，“故使纠之”耳。何尚之谓既许士庶缅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此皆情实如此。弘议谓：“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盖亦以罚不当罪，不得不然，非尽由恩宥也。乃弘谓“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于理似正，然与社会情形不合。

王淮之又云：“有奴客者，类多役使，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奴客生伍，滥刑必众。”是非独使士人亲坐其罪为不当，即罪及奴客，亦未免于枉也。然此犹以奴客不住家言之耳。其实犯法之士，亦视其所犯者如何，不必皆事接群细，事不接而责其相检，亦理有所不可，势有所不能也。故古今情势悬殊，法必不可不变。什伍相司，商君行之，已为暴政，而后世无论矣。

（五二八）后有犯罪宥而勿坐

盟免三死，始于卫之浑良夫；然三而已，三以后则杀之矣。《魏书·宿石传》：“尝从猎，高宗亲欲射虎，石叩马而谏，引高宗至高原上。后虎腾跃杀人。诏曰：石为忠臣，鞚马切谏，免虎之害，后有犯罪，宥而勿坐。”凡犯罪皆免之，妄矣。《于烈传》：“高祖幼冲，文明太后称制，烈与元丕、陆叡、李冲等各赐金策，许以有罪不死。”亦不过免死而已，无凡犯勿坐之文也。

（五二九）著魏律者

《晋书·刑法志》曰：“（魏明帝）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云云。《三国志·魏志·卢毓传》云：“青龙二年，入为侍中。先是，散骑常侍刘劭受诏定律，未就。毓上论古今科律之意，以为法宜一正，不宜有两端，使奸吏得容情。”而《魏志·刘劭传》言：“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迁散骑常侍。”则劭当定律之初，尚未为散骑常侍。《毓传》及《晋志》皆从其后来所迁之官言之。荀诜为中郎，则《国志》又未分别。《晋志》所谓《序略》，当即《劭传》所谓《略论》也。

（五三○）追戮已出之女

《晋书·刑法志》曰：“景帝（司马师）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案此事亦见《三国志·何夔传注》。《注》引干宝《晋纪》云：“辞诣廷尉，乞为官婢，以赎女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据议，其法沿自秦汉，而《志》又言魏法者，盖秦汉有此法而未必行，及是时乃行之耳。魏文帝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三国志·陈思王传》。则虽非已出之女，亦有不并戮者。

《三国志·郭淮传注》引《世语》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于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案此书乃迫胁之辞。上文叙事之语，亦淮之托辞，非必其实也。此事之去激变亦仅矣。夫族诛之酷，不过虑报复耳；安知不有因此而引起自危之念，益坚其报复之心，而终不得戢者邪？

（五三一）秦韩

《三国·魏志·辰韩传》云：“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又云：“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后汉书》云：“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无“非但燕、齐之名物”句，远不如《三国志》之精。盖自燕至朝鲜，言语本大同，辰韩距朝鲜近，非明著其似秦而非但燕、齐，无以见耆老传言之可信也。

《宋书·百济传》云：“百济国本与高骊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其后高骊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晋平郡晋平县疑慕容氏或北燕冯氏所置。知非百济自置者。《梁书》云：“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自置百济郡。”明晋平、辽西，同为旧郡也。晋平所在无考，疑在今辽宁沿海。当时高句骊之西侵自陆，百济之西侵盖自海。《梁书》云：天监时，百济“为高句骊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百济之失辽西入半岛，盖在此时。其民犹有秦韩之遗焉。《梁书》谓其“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是也。又曰：“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此由百济之王，本与高句骊同种，非其民皆如是。又曰“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则亦未尽变三韩之俗矣。拜申足者，《梁书·高句骊传》云“跪拜申一脚”；《魏书》云“曳一脚”，盖两足一信一屈，颇类武坐之致右宪左。《隋书》言其“以两手据地为敬”，亦与中国之拜，大同小异也。秦取辽东，在始皇二十五年，下距梁之天监，七百二十三年矣，而避役之亡人，旧俗犹未尽变，亦可谓之贞固矣哉！

秦韩、辰韩，二者似不可溷。辰韩者，三韩之一，秦韩则避役之亡人也。当时所谓秦韩者，疑专指此亡人言之，辰韩初不在内。《三国志》《后汉书》皆云辰韩为古之亡人，或名之为秦韩，疑实误也。《梁书》云辰韩始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新罗其一，而其称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袴曰柯半，反与中国大相径庭；其拜及行，与高骊相类。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皆新罗与中国远，百济与中国近之证。盖亡人与辰韩杂居，乃秦汉时事，梁时转属百济，与出自辰韩之新罗，顾无涉矣。自来论者，皆谓新罗出自华夏，实未深考之过也。

《周书》云百济昏取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三年治服，余亲则葬讫除之；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亦殊与中国类。

（五三二）晋初东夷种落之多

《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二月，东夷八国归化。七月，东夷十七国内附。三年，东夷三国内附。四年三月，东夷六国来献。是岁，东夷九国内附。太康元年六月甲申，东夷十国归化。七月，东夷二十国朝献。二年三月，东夷五国朝献。六月，东夷五国内附。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七年八月，东夷十一国内附。八年八月，东夷二国内附。九年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十年五月，东夷十一国内附。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来献。太熙元年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惠帝纪》：永平元年，东夷十七国诣校尉内附。盖十六年之间，东夷之来者十有七，国数逾二百。其中固多前后屡至之国，然东夷国数之多，可想见矣。自是之后，惟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东夷五国遣使来贡方物。此外不复见于史。盖鲜卑渐强，艮维失驭；继以中原丧乱，东渡以后，声威益不逮远使然。然窃疑亦有史失其事者。肃慎之在东北，距校尉颇远，然成帝时曾遣使来贡，又入贡于石虎、苻坚时，皆曾贡其楛矢，则当时东北与中原形势，实不甚隔绝；以晋初东夷来者之盛，而谓至惠帝以后，便尔阒然，似于事情不近。若谓诸国皆小弱，远隔则不能自通，则《苻坚载记》载：太元六年，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献其方物。此六十二王，不知但指海东诸国言，抑并计康居、于阗，或西域尚有他国，然其中必以海东诸国为多，则无疑义。七年，海东诸国又遣使献其方物。然则当东晋中叶，东夷国数，仍不减于西晋之初。国数如是之多，而谓自惠帝初元以降，仅太元初年五国一至，似终难于相信。即谓如是，亦其至者之少，其国数之未曾大减，似犹可推想而得也。然则东夷当慕容氏初亡时，仍是部落分立。句骊、百济之强大，盖尚积渐而致也。

《晋书·张华传》：“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华之出，据《本纪》，事在太康三年，则《传》所谓二十余国者，必即《纪》所谓二十九国者也。《东夷传》云：禆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养云国去裨离马行又五十日。寇莫汗国去养云国又百日行。一群国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计去肃慎五万余里，其风俗土壤并未详。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献其方物。此诸国当在今黑龙江省北垂至西伯利亚，盖绝远之国，偶尔一至。又云：“至太熙初，复有牟奴国帅逸芝、惟离模卢国帅沙支臣芝、于离末利国帅加牟臣芝、蒲都国帅因末、绳余国帅马路、沙楼国帅钐加，各遣正副使诣东夷校尉何龛归化。”诸国之名，颇与《三国志》所记三韩诸国之名相似，当去校尉治所较近；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见《晋书·地理志》。《纪》所记东夷诸国，大约皆此等部落也。此十国之至，《纪》皆不载，可见当时四夷朝贡者，《本纪》不能尽记其事。余谓惠帝而后，东夷未必遂绝，似可信矣。

《地理志》云：“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据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此所谓九种者，似袭古九夷之文，非真当时种落有九。魏晋时之东夷校尉，其威棱之远，实不逮公孙氏，而诸国来者犹盛。谓公孙氏时服事者，乃止九种，其非事实可知。南北朝、隋、唐间修史者，好饰文辞，致失史实，往往如此。《三国·魏志·齐王芳纪》：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貉，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又《晋书·文帝纪》：景元四年，天子申晋公九锡之命，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有云“时俗畏怀，东夷献舞”。《乐志》：食举乐东西厢歌“亹亹文皇”“韩濊进乐”，所述即一事。此皆魏时事也，可见东夷当魏时来者亦盛。

（五三三）四裔酋长虽降为编户　其种人仍君事之

《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氐“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案《晋书·石勒载记》曰：“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摄，部胡爱信之。”然又云：“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劝邑人厚遇之，时多嗤笑。唯邬人郭敬，阳曲宁驱，以为信然，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每闻鞞铎之音，以归告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祥也。’”则勒当为司马腾所执卖之先，久沦为佣耕负贩之俦矣。盖古之亡国败家者皆如此，此诸侯不臣寓公，所以称为盛德欤？然于其种人，有督摄之权如故。此则败亡之族，所以时足为患也。

《载记》又云：“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欧辱。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案腾之所为酷矣。然使敬与勒之谋而克遂，其所为岂必有愈于腾。勒虽降为编氓，然群胡犹服其督摄，是犹以君事之也。乃穷饿之时，遽卖其种人以自利，并狡虐矣哉！

（五三四）滑国考

考证之学，自古有之，特前人不如后人之密耳。然后人议前人之疏，亦时或出于误会，非尽前人之咎也。《梁书·西北诸戎传》云：“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陁始遣使献方物。”又云：“元魏之居桑干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元魏之居桑干，事在晋初，下距天监，载祀不过二百，其时塞北、西域，使译皆有往来，既非隔绝无闻，亦非年远而事迹湮灭，傥使芮芮之一属部，骤致强大，拓地万里，安得其战胜攻取之迹，阙焉不传？且其于芮芮，何以绝不反噬，如后来突厥之所为乎？此皆衡以事理而绝不可通者也。《梁书》又有白题国云：“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今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其说之不可信，亦与其说滑国同。《裴子野传》云：“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然则以滑国为八滑之后，乃子野推测之辞，作《梁书》者乃以为事实，误矣。滑国即《北史》之哒，明白无疑。《北史·西域传》云：“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其不可信，亦与《梁书》同。《通典·边防典》云：“案刘璠《梁典》：滑国姓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挹怛焉。”《注》云：“其本原，或云车师之种，或云高车之种，或云大月氏之种。又韦节《西蕃记》云：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又按《汉书》：陈汤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阗钞其后重，此或康居之种类。然传自远国，夷语讹舛，年代绵邈，莫知根实，不可得而辨也。”以挹阗为康居副王之后，正与裴子野之智同。然韦节亲闻，说自不误。因此，可知哒、怛二字，音并同阗，于、邑双声，于、於同字，挹哒、挹怛，实于阗之异译。而通梁之厌带夷栗陁，殆亦夷栗陁其名，厌带其姓也。云后裔以姓为国号，则其初不以姓为国号可知。《唐书·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以哒部落活路城置。”此即《西域记》之活国，盖哒尝居于是，而以其名自通，故《梁书》谓之滑国也。《梁书·西北诸戎滑国传》云：“少女子，兄弟共妻。”又云：“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北史·西域哒传》云：“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多夫之俗，较多妻为少，俗同而地又相邻者，当可信为同族。《北史·吐谷浑传》云：“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以女为王，故因号焉。”《西域传》云：于阗“南去女国三千里”，又云：“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以女为王。”而唐世西山八国中，亦有一女国，见《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新唐书·韦皋传》。可见自西康至后藏，戴女王之部族颇多。以女为主，必也其行女系，女系固非即女权，然女权究易张大也。《北史》之女王国，“宜桑麻，熟五谷”，女国则“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丈夫惟以征伐为务”，盖亦随其所处而法俗不同。射猎好征战之族，自后藏北出，于阗正当其冲。《梁书》滑国与于阗，王与妻皆并坐接客；滑“女人被裘”，于阗“妇人皆辫发，《北史》：女国人皆被发。衣裘袴”；其俗既极相类。又《梁书·滑传》云“其跪一拜而止”，此语疑有讹误。《于阗传》云：“其人恭，相见则跪，其跪则一膝至地。”此古武坐致右宪左之类，滑俗疑亦同之，此皆滑人曾据于阗之迹。又有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皆滑旁小国。又云：“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盖其相将俱出者也。《滑传》云“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此其入贡所以必由岷山道。又云“着小袖长身袍”，《渴盘陁传》云：“风俗与于阗相类。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袴。”渴盘陁，盖即《滑传》之盘盘也。《高昌传》云：：“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袴。”《武兴传》云：“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然则自岷山循南山而西，历天山而北，法俗多同，越北塞而化及金山，自无足异。《北史》所由指哒为高车、月氏之种与？藏族缘起，史最茫昧，而一经考索，其事迹之有可见者亦如此。而前史但据译名，妄相附会，不其傎与？民族异同，大端莫如言语。《北史》明言哒之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而犹目为高车之种，不尤缪与？然前史所云种者，多指种姓，非谓种族，故所云“车师别种”“高车别种”“大月氏种类”者，皆指其君，非指其民。且如拓跋氏，孰不知为鲜卑种？然《魏书·官氏志》中有须卜氏，有丘林氏，则固匈奴种姓也。契丹为宇文氏遗落，其谁不知？而《五代史》本传谓为匈奴种，以宇文氏之先，为南单于远属也。夫其徒以其君之种姓，而忽其民之族类，则诚疏矣。然举彼考其君之种姓之辞，而谓其谈说其民之种族，则前史不任咎也。抑《通典》以哒之君为康居副王之种，岂不大谬？然彼固云“夷语讹舛，年代绵邈，莫知根实”。推裴子野之意，亦当如是耳。作《梁书》者径以其推测之辞为事实则缪矣，然因此而并斥子野为武断则诬。故曰：前人之考据，不如后人之密，而后人所议前人之疏，亦或出于误会也。

沙琬《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引《梁书·滑国传》之文而加按云：“盘盘，南海国，不应列入西域诸国间。”案《宋书·索虏传》后附《芮芮传》云：“其东有盘盘国。”即此盘盘，非南海之盘盘也。《梁书》又有末国云：“汉世且末国也。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此国亦在西方，与且末相去甚远。丁氏谦《梁书·夷貉传考》，谓为米国之异译，盖是。以为汉世之且末，与以滑为八滑，致误之因同也。

（五三五）柔然

柔然，《南史》云“盖匈奴之别种”，殊误。《魏书·蠕蠕传》云：“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疑当作纥突邻。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落，自号柔然。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曰蠕蠕。”阿那瑰之降魏也，启魏主：“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观此，则柔然之先，必为鲜卑。惟纯突邻部，似系高车部落。

（五三六）北族辫发

北族除匈奴外，殆皆辫发，而其辫发之制，又小有不同。《后汉书·乌桓传》，谓其“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而鲜卑则“唯婚姻先髡头”。《魏书·宇文莫槐传》：“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是其所留之发颇短。然木骨闾发齐眉，而拓跋氏谥之曰秃，则拓跋氏之辫发，又颇长矣。此南朝所以呼为“索虏”欤？《晋书·载记》述慕容氏得氏之由曰：“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窃疑莫护亦慕容音转，此人实名跋也。此当为北族慕化解辫之最早者。而后来之满洲人，乃以强迫汉人剃发，大肆杀戮，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其服饰：男子辫发，女子则否。《北史·高车传》：“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南史·蠕蠕传》：“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鞾。”利御寒而便骑射，亦各适于其地也。《北史·突厥传》称其“被发左衽”；《隋书·突厥传》载沙钵略表，谓“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可见其由来之旧矣。

（五三七）北俗不解用弹

北夷虽善射而不解弹。《魏书·序纪》云：神元帝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以国太子留洛阳。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晋。五十六年，复如晋；其年冬，返国，行达并州；晋征北将军卫瓘以帝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闲隙，使相危害。晋帝从之，遂留帝。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采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此说虽出附会，然北俗之不知弹，而视为神奇，则可见矣。《隋书·长孙晟传》：晟副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摄图爱焉。“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请射取之。晟乃弯弓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而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晟之一发双贯，盖亦用弹，非用箭也。其后启民入朝，赐射于武安殿，时有鸢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犹欲以弹夸示外夷也。

（五三八）乌丸俗从妇人计

《三国·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曰：“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后汉书》作“以为聘币”。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后汉书》作“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案此自服务婚稍入买卖婚之世，财产犹属女子，故除战斗外，一切皆女子主之也。《史记·大宛列传》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盖部族政治，初亦不离米盐靡密，故亦多由女子主之也。

《三国志·高句丽传》曰：“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旁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此亦从从妇居稍变为从夫居者。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与婿屋颇相类。

（五三九）东沃沮之葬

《三国·魏志·东沃沮传》云：“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案此象生时之居室也，野蛮人之居，固多为大室也。韩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同书《韩传》。即其一证。

（五四○）历日

古以干支纪日，后世则易之以数。以用干支为纪，不能与月相合，又不能与年相合，故历术渐普遍于民间，而其法遂废矣。《宋书·礼志》二：“案《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盖至魏世，用干支纪日者已希矣。

历术何以普遍于民间，则必恃历本之普遍。《梁书·傅昭传》：昭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所谓历日，即今历本也。昔人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谓山中无历本可得也。

（五四一）减食致寿

梁武帝在历代帝王中，可谓最能勤劳且寡嗜欲者。以从来学人，居于帝王之位者极少，而帝则确为学人也。《梁书·贺琛传》：琛启陈事条，言甚切直。武帝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有曰：“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帝之责琛，诚为拒谏，然其能勤劳寡嗜欲，则史家亦盛称之，非妄说也。顾乃康强致高寿。然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亦非徒以其处境而实由其自律矣。节食尤为致寿之大端。吾颇留心人之寿夭，自弱冠来，所知识者死，恒访求其病状，而推测其致死之由。盖未见痴肥之人，克至耄耋之岁者；若其有之，则少壮虽痴肥，入老必瘦削。然则饮食若流者，以自促其年耳，亦可悲矣！

（五四二）罢社

《三国志·王修传》：“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案古人甚重社，安得罢之。所谓罢社者，盖古人恒因社以作乐，哀其念母而罢之也。此犹得“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礼记·曲礼上》。之义。

（五四三）吞泥

近世饥荒时，民或吞土以求免死，俗称之曰观音土。《三国·吴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言权攻李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粮食之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建安六年。则汉世已有其事。

（五四四）因俗

《通鉴》陈长城公至德元年，隋柳彧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夜，燃灯游戏，奏请禁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明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因循弊风，曾无先觉，无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从之。胡三省注曰：观此，则上元游戏之弊，其来久矣。后之当路者，能不惑于世俗，奋然革之，亦所谓豪杰之士也。一国之人皆若狂，昔人痛之深矣。然百日之蜡，一日之泽。民固不可无会聚欢乐之时，要在节之以礼耳。且如赐酺，岂不足以致酒祸。然孔子不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乎？”俗之兴替，必有其由。将颓者不可以人力支，众之所乐者，亦不能以人力强革也；要在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耳，所谓善者因之也。且如百戏，无益有损，然其原出于角觝。秦汉之世，民至空邑以观，不犹可以奖技勇乎？技勇之在今日，相需尤切，有心世道之人，能于时节，加以提唱，亦牖民之一道也。且男女之交，其不自由久矣，可无以宣泄之乎，此固自由之世之遗俗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五四五）父子相似

人之相似，惟医学家所谓真双生子为然，不徒其貌也，即其心亦相似。然双生之子，处境亦多相同，幼时尤甚；若处之不同之境，则其貌虽相似，其心即不能尽同。此可见清虚者易迁，重浊者难变，张横渠《正蒙》之说，有不尽诬者也。父子之相似，本不能如双生之子。且人貌随年而异，双生子貌之相似，亦以年之相同也。若父子则有老少之殊，纵使人追忆畴昔而惊其相肖，必不能混淆于一见之下矣。乃《南史·陆倕传》，谓倕次子缅，有似于倕，一看殆不能别，此诚罕有之事。意者倕生子甚早，子已壮而父犹未老欤？然终为罕见之事矣。

（五四六）绝菜患肿

围城之中，人乏蔬菜以为食，每致患肿，昔人误以为由于乏盐。如《北史·王思政传》，谓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是也。《魏书·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母亡居丧，不食盐菜，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似足证无盐致肿之说矣。然《北史·赵琰传》言：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四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年逾耳顺，孝思弥笃，慨岁月迁移，迁窆无冀，乃绝盐粟，断诸肴味，食麦而已。而年至八十，则又何也？《隋书·刘方传》：方征林邑还，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此由南方卑湿，易患脚气病，亦与缺盐无涉也。

（五四七）脉法

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少明事理者不之信，即医家之少明事理者，亦不以此欺人也。然此等附会之说，古即有之。《魏书·术艺传》，谓显祖欲验徐謇所能，乃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是矣。此事即有之，亦为幸中，况传者过而非其实，《术艺传》中事迹，率多如是也。脉学之兴，盖本诊察之一术，所以补但凭证状者之不足，以求详慎，非谓恃此遂可忽视证状。仓公之学，出于阳庆，《史记》本传记庆语，谓有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原不专治脉书。仓公对诏问，谓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悬权衡；此即所谓决嫌疑，乃所以补望、闻之不足者也。其自述治验，无一不切其脉者，然亦无一不详其证状，即知切脉非可专恃。后世医家，遇有证脉不合者，多舍脉而从证；以证固明白有据，脉究徒凭探索也。间有舍证从脉者，乃经验多，知目前之证将有变化，不宜徒据之以为治，乃逆测未来以立法，实无所谓从脉也。故脉法实不可深恃。然脉法以不如证状之易见，而有待于探索，故其通知实较难；医工之较下者，或不知之。《宋书·范晔传》，谓孔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可见是时能治病者，不皆能诊脉也。

（五四八）手术

近世之论西医者，多艳称其手术。其实病之可用手术者，皆有形质可见，而可以径拔除之，实不可谓之难治。近世手术，所以胜于古人者，乃在人体生理之益明，所用械器之益精，及麻醉、消毒等法，为效益大，而流弊益微耳。此皆他种科学有以辅助医学，若就医家疗治之术言之，则使用手术，为法最为简径，固非古人所不能知，其兴起度必甚早也。

华佗之技，为今古所艳称，以其于针药不及之病，能以刳割治之也。然其时关羽中流矢，尝破臂作创，刮骨去毒。又《三国·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谓逵生瘿稍大，自启欲令医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之不愈，或不能归咎于医，然谚语亦必有由，则因割瘿而死者不少矣。可见医于刳割之术多拙。然工拙别是一事，观于割瘿者之多，而知是时之医，能施刳割之术者实不少。若为关羽破臂刮骨者，则其术并不可谓之拙矣。《魏书·长孙道生传》，谓道生玄孙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子彦视关羽何如不可知，为子彦施治之医，必不减于为羽施治之医，则无惑也。是其术固异世而犹存也。《晋书·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谓家人曰：“残丑如此，用活何为！”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咏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此医之技，亦未必减于华佗也。佗之所以负盛名者，或以其能用麻沸散。近世论医学者，谓麻醉药之发明，为医家一大事。以病有非刳割不能治者，无此，人或惮痛苦而不敢治；即或不惮，而痛苦非人所能堪，于法亦遂不可治也。为关羽、长孙子彦作创之医，未尝用麻醉药，显而易见。《三国·吴志·吕蒙传》言，蒙疾病，孙权迎置内殿，每有一针加，为之惨戚。盖亦不能用麻醉药，故其痛苦实甚。然则是时之医，能用麻醉药者似少，此佗之所以独擅盛名欤？然麻沸散之方，近世铃医犹有之，则亦非佗之所独也。故世容有绝精之技，而必无独擅之学。

白喉之初起也，医家多不能治。民间妪妇，乃有以刀针破其白腐处而强抉去之者，往往致死，亦或获愈。此足证吾手术治病最为简直、兴起当早之说。盖病之有形质可见者，就所在而径抉去之，原为人所易见；初用之或致死加剧，久之则其术渐精矣。然亦有古人技精，而后世反不逮之者。新医有阅《银海精微》者，谓其手术或为近世眼医师所不知。此由医学传习不盛，医家又或自秘，前人之所知所能，不能尽传于后也。然世之偏重儒医，亦当分尸其咎。凡儒医多好空谈，而手术则非所习；使此辈享盛名，食厚糈，而袭古代医家真传之铃医，日益衰落，而古医家专门之技，不传于后者，亦益多矣。

《晋书·温峤传》：峤平苏峻后，固求还镇，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其死，不知果由拔齿致之不，然时医工能拔去病齿，则因此可知。

古语云：“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则去病毒之所在，以免延及全身，其由来亦极早。《晋书·卢钦传》：钦子浮，以病疽截手，遂废。则去肢体以全生命，古代之医亦能为之矣。

邂逅受伤，残折肢体，甚至伤及藏府而卒不死，亦可使人悟及手术之可用。《北史·彭乐传》：天平四年，从神武西讨，与周文相拒。神武欲缓持之，乐气奋请决战，神武从之。乐因醉入深，被刺肠出，内之不尽，截去复战，身被数创，军势遂挫，然乐卒不死。有此等经验，则使人知肠之可去矣。不然，孰敢臆测肠之可截邪？

医有借助于巫者，或藉此以振精神，便于施治耳。有形质之疾，谓可但以符呪等治之，恐无是理也。《齐书·陈显达传》言：显达讨桂阳贼，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妪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似谓但禹步作气而镞自出者，恐传者过也。《南史·张融传》云：有薛伯宗者，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其说尤为离奇。然自称能徙痈者，吾小时尚见之，其事似在光绪辛卯岁，吾父脑后忽肿起如瘤，医家不敢以刀割，亦不能以药消，乃曰，有某者，自称能徙痈，不妨姑试之。如其言。其人用何术，予已不省记，但记其云已徙之庭前桂树上。其后树无他异，而吾父肿亦旋消。更询诸医家，则云此盖无名肿毒，本非瘤也。故知以神奇自炫者，今古多有，而侈陈奇迹，则无一不出语增耳。

《隋书·隐逸传》：张文诩尝有腰疾，会医者自言善禁，文诩令禁之，遂为刃所伤，至于顿伏床枕。医者叩头请罪，文诩遽遣之，因为其隐，谓妻子曰：“吾昨风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类也。此可见善禁者亦不能不用刀针，或且藉此以施刀针也。

（五四九）国子太学

国子学与太学，初本是二，后乃合而为一。

古代平民，学于其所居之里之校，秀者升入其乡之庠序，自庠序升于司徒，入于大学。贵族则学于其家门侧之塾。师氏、保氏门闱之学，公宫南之左之小学，与家塾皆一物也，贵族出于此，亦入于大学。故平民登进，较之贵族，多一节级。然既入大学，即与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等夷矣。详见《古学制》条。汉世博士弟子，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在郡、国、县、道、邑者，令、相、长、丞上二千石，二千石察可者，得与计偕；尤绝无限制。后汉虽有大将军至六百石遣子入学之令，亦未闻其较平民多占便宜，可谓荡荡平平矣。自国子学立，而此局乃一变。

《宋书·礼志》云：“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书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案此可见学生虽多，大臣子弟实少。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此为国子学设立始末。盖欲迫令贵游子弟入学而不能，乃为之别立一学耳。观其拟诸师氏，则固以小学视之。《宋书·百官志》言晋初置国子学，隶属太学，其等级固分明也。至南朝而其制一变。南朝皆无太学。陈宣帝太建三年、后主至德三年，皇太子皆释奠太学。然此等皆徒有其名而已。《齐书·礼志》载曹思文之表曰：“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案较之上引《宋书·礼志》所述泰始八年之数，已裁减过半矣。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案“立国子学”，《晋书·本纪》在咸宁二年。《宋书·礼志》作“起国子学”。《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盖屋宇起于二年，官制定于四年，生徒选补之法，实至元康三年而后定，故思文又云立于是年也。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则国学存而太学废矣。太学凡民可入，而国学限于贵游，是则去荡平之途而求私龙断也。

原晋所以设国子学者，实缘欲求高门子弟之入学。其求高门子弟入学，则以此辈专务交游也。《三国·魏志·董昭传》：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此本汉末太学中之弊风，特以遭逢丧乱，学校丘墟，而此风未改，故初在学校中者，后又出于学校外耳。《晋书·傅玄传》：玄于武帝初上疏，言“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徒系名于太学，不闻先王之风”；又言“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盖以此也。此事关键，首在其用人之能核实，次亦视其果能驱人入学与否。用人果能核实，游谈将不禁自止。不能驱人入学，则国子学亦与太学等耳。所谓高门子弟者，岂诚以羞与避役者伍而不入学哉？抑因避役而入学，固情有可矜，然为政之道，当清简赋役，不能豢避役者于学中，则当时猥杂之徒，虽一举而尽汰之可也。而又不能，而乃为之别立一学，不诚无具矣哉？

然晋世所行之政，亦迄未收效也。以国学代太学，盖始于宋，晋世尚未有此意，故东渡后，建武元年，即立太学。《晋书·本纪》。此事由王导、戴邈。导之言曰：“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则敦朴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欲“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宋书·礼志》。邀亦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宜“及盛年，讲求道艺”。《宋书·礼志》。咸康三年，既立太学，复议国学。设立未几，又复遣散。《晋书·成帝纪》：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学。《袁瑰传》：除国子祭酒，上疏曰：“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宋书·礼志》，以疏为瑰与太常冯怀同上，事在咸康三年，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自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凡十六年。至孝武帝时，乃二学并立。《晋书·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四月，增置太学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国学。事由谢石之奏，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太元元年，盖当作九年，因字形近而误。疏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盖指淝水之捷言之，事在太元八年也。其事由于谢石。史称“烈宗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扞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又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其教亦言：“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又言：“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然则贵游不入，而避役者群集，在太学未闻有改，而国学又复如此；即地方设学，亦不能免也。此积习不易变，南朝盖患其猥杂，故径独立国学，然非政体也。

强高门子弟入学，太元十年，盖颇收效。然《宋书·五行志》云：“太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书·五行志》略同。盖即高门子弟之所为也。历代学校，亦多有所谓风潮，然未有如此次之无意识者，别见《学校风潮》条。当时所谓高门子弟者，其质量可知矣。设学不以教孤寒之士，而斤斤欲教此等人，不亦雕朽木而圬粪土之墙乎？

《北齐书·儒林传》曰：“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倶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此则入学而不能避役，因之非差逼莫肯充员。又魏、晋以降之一变局矣。

（五五○）为私家立学

予尝撰《私家教授之盛不始东汉》一条，读之，可知学术之兴盛，皆人民所自为，而政府所能为力者实浅矣；然犹不止此。夫东京十四博士，皆今学也。当时太学著籍之盛，旷古未闻，乃一朝灰炭，而今学之传授，即随之而绝，然则当时其学之传于后生者几何？无怪范蔚宗讥其“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矣。《后汉书·儒林传序》。东京私学，亦多有名无实。郑玄在当时，最称大师，而其所传，陵乱无条理，且多矛盾，即可见之。然其传授，犹历久不绝。然则当时今学讲师，其学尚不逮郑玄、王肃也，况敢望韩婴、董仲舒、刘向、扬雄乎？晋立国子学而太学废。国学皆贵游子弟，自更不足语于学问，说见《国子太学》条。刘宋以后，国学又替，而就讲学之私家，加以扶助者转盛。则是学术之命脉，仍系于私家也。

《宋书·礼志》云：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见《纪》。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学。《本纪》：太祖诏建国学，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诏言胄子始集，学业方兴。《何承天传》亦云：是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而《志》云二十年者，盖师生集于十九年末，始业实在二十年也。二十七年废。《纪》在三月，盖以军兴废。《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胄子。《礼志》不言其事，疑其实未曾行。宋世国学之立，盖不及十年也。然其时周续之遁迹庐山，高祖践阼即召之，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元嘉十五年，文帝又征雷次宗至京师，为开馆于鸡笼山。时又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见《隐逸·雷次宗传》。案此事《南史》入《本纪》，系元嘉十六年。《宋书·何尚之传》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谓之南学。《南史》同。其立学不知究在何年也。《明帝纪》：泰始六年，九月，立总明观。《南史》云：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此犹是率元嘉之旧。国学虽衰，其扶助私家之学，则可谓至矣。齐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见《礼志》及《本纪》。九月，以国哀罢。《武帝纪》。《百官志》云：其夏国讳废学。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本纪》。旋复省废。未知何时，东昏侯时，曹思文争废国学，见下。表言永明以无太子故废，非古典。案建武四年诏言：“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则似非以无太子故。建武四年，正月，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言不可废。有司奏从之。《礼志》。然其立学之久，尚不逮刘宋也。总明观以永明三年省，盖以国学已立故。然是岁，又于王俭宅置学士馆，悉以四部充俭家。则学术之重心，仍在私家。又竟陵王子良，尝表世祖，为刘立馆，亦宋世待周续之、雷次宗之意也。梁武践阼，征何胤不至，遣何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本纪》。《儒林传》云：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吴郡陆琏补博士，各主一馆，则所重者仍在其人。七年，正月，诏大启庠序，博延胄子，国学盖自此建立。然恐亦徒有其名。故其后大同七年，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也。《陈书·儒林传》言：高祖“承前代离乱，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学盖寡”。陈世，资助私家之事，阒焉无闻，然官立之国学，亦益黯然无色矣。

郡县亦有为私家立学者。《宋书·隐逸传》沈道虔：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梁书·处士传》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魏书·崔休传》：为渤海，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西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皆是。

南北朝实为资助私家立学最盛之世。固以其时王业偏安，敬教劝学，力有弗逮，乃仅就私家，加以资助。亦以私家立学，为众所归仰者，其人必较有学问，而归仰之者，亦必较有乡学之诚，就加资助，转较官自立学者为有实际也。

（五五一）盲人识字

盲人亦能识字，为近世言欧美教育者所艳称。然其事古亦有之。《隋书·艺术传》：卢大翼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是也。其所摸书，盖为简牍。自简牍尽废，而此事遂不可见矣。

（五五二）范宁崇学

《晋书·范汪传》：为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子宁，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补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宁，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籍。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宁自置家庙。又下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准之太庙，皆资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计。宁若以古制宜崇，自当列上，而敢专辄，惟在任心。州既闻知，即符从事，制不复听。而宁严威属县，惟令速立。愿出臣表下太常，议之礼典。宁以此抵罪。子泰，弃官称诉。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案宁之所为，诚若奢浊，然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则其无所利焉可知。孝武迟回不判，以待赦令，良有由也。或疑宁私禄何以能如是之多，则此非指朝所颁禄；各地方相沿，本有行政经费，并有供守令之费，如后世之陋规者。此不能不取，亦不必不取，惟在用之何如耳。豫章居江州之半，此款必不菲也。人有所长，必有所短。用人之道，贵在舍短取长。宁之失，在于迂阔奢泰，以崇学敦教论，则可谓世济其美矣。若能任以学事，而抑其迂阔奢泰之为，则用人之道也。

事之当办与否，与其办理之善否，系属两事。当办之事，虽办理不善，只应改其办法，不应径废其事也。且如青苗，抑配固为不可，然任兼并之家要倍称之息，可乎？然则散放之法可变，散放之事，不可已也。宋世之新旧党，若知此义，事之败于狐埋狐搰者，必可大减矣。《宋史·胡宿传》：“知湖州，前守滕宗谅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宗谅去，通判、僚吏皆疑以为欺，不肯书历。宿诮之曰：君辈佐滕侯久矣，苟有过，盍不早正？乃阴拱以观，俟其去而非之，岂昔人分谤之意乎？坐者皆大惭。其后湖学为东南最，宿之力为多。”滕侯贤者，自无欺罔之事，然其下之人，得毋有欺滕侯者乎？然其事已在前矣。惩此而不承权舆，是重费也。然则胡宿保全湖学之功，不减于滕宗谅之创始也。

宋世张昇镇许，欲兴乡学，而马宏沮之，诬县令因以取民，引见《郡县乡里之学下》条。宏之言固诬，然因兴作以取民之事，必多有之，宏乃得以肆其诬，则亦不可不儆也。国民党政府之都南京也，学校、官司，屋宇皆不周于用，于是竞事营建。百务废弛，惟兹则汲汲恐后。论者皆讥其别有用心焉。此则范宁之罪人也。

《晋书·虞溥传》：“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至者七百余人。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行礼于大树之下。况今学庭庠序，高堂显敞乎！”斯则范宁之诤友也。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

（五五三）周朗

一时之人，有一时之人之思想。《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谓：“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此可谓昔人教育普及之论，其思想似颇特异。然《晋书·慕容皝载记》，载其记室参军封裕谏辞曰：“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遗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隽之路。”皝因此令学生不任教者，除其员录。其思想与朗颇相类。《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儁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反于齐民。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廷；兰萧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其所行，亦即慕容皝之令。盖时宇内分裂，竞争烈而责望于民者深，故不期而同有此思想也。更上溯之，晋初傅玄上疏，言分民之理，欲采皇甫陶之说，课散官以亲耕，亦以直丧乱之后，不容浮食者之众耳。

（五五四）汲冢书

古书湮没复见，最早者无过于晋世之汲冢书。其事见于《晋书》之《武帝纪》《律历志》，及卫瓘、荀勖、束皙、王接、司马彪、续咸诸传。《纪》云：咸宁五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志》云：“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卫瓘传》载瓘子恒所作《四体书势》云：“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诸说年代虽不相符，《二十二史考异》云：“《束皙传》作太康二年，《卫恒传》作太康元，与《纪》互异。赵明诚《金石录》，据《太公庙碑》及荀勖序《穆天子传》，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晋》《纪》年月之误。”然亦未检束、卫两传也。注云：“杜预《春秋后序》亦作太康元年。”案杜预《春秋后序》、荀勖《穆天子传序》，并是伪物。然古事传者多不审谛，不能以此遂疑其事之真。《律历志》言：“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其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闇同。”则当时所得，书籍外尚有他物。书籍纵有伪作，他物不必皆有人作伪。以此互证，亦足见汲冢得书，事非乌有。所得之数，《本纪》与《卫瓘传》，二说符同。简策重滞，而每策所容，不过数十字；十万余言，自可盈数十车。《束皙传》说，亦非歧异。十余万言之书，即在楮墨盛行之时，得诸地表，亦云匪易，况在楮墨未行之世，而又得诸地下之藏乎？诚足令人神往矣。

然则世之所传，所谓出自汲冢之书，其物果可信乎？曰：否。汲冢得书，实有其事，系一事；世之所传，所谓出自汲冢之书，其可信与否，又是一事。汲冢得书，固实有其事，然世之所传，谓其出于汲冢者，则不徒明以来之伪《竹书纪年》不可信，即其早于此者，如世所谓古本《竹书纪年》等，其不可信，亦未尝不相等也。此其为说，观于《晋书》之《束皙传》，即可知之。《荀勖传》言竹书之得，“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束皙传》言：“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王接传》云：“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是观其大略，加以次第者荀勖；就其所载，加以研求者，则卫瓘、束皙、王庭坚、王接也。《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髡髴。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玩其言，似能次第成书，藉以考见古事者，不过数种，余则仅堪藉证书法。简断编残，铨次已觉不易，况于考索？此实录也。人之度量相越，不能甚远，束皙继业，所就岂能远过？乃《皙传》述诸书之目，大凡七十五篇，不识名题者七篇而已，余则皆能举其崖略，果可信乎？《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夫曰多据，则非尽据，且所据者《纪年》一书耳。《续咸传》言咸“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六七十篇之书，岂十卷之书所能释？是彪与咸即诚见汲冢书，所见者亦不多也。

更就《束皙传》论诸书之语观之。诸说皆云所发为魏襄王冢，《皙传》独多“或言安厘王冢”六字，说果何所据乎？《传》又云：“其《纪年》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此六字之所由来也。据《史记》，安厘王为襄王曾孙。襄王子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哀王子昭王，在位十九年；昭王子则安厘王，在位三十四年，其卒在秦始皇之四年，距襄王之卒，七十有六年矣。此时魏已去亡不远，能否厚葬，如史所云，实有可疑。古人作伪，多不甚工，往往少加校勘，说即不雠。窃疑《纪年》书本无传，造作者初不详核，乃误下三世七十六年，而后人反据之以为说也。

《束皙传》又云《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幽王当作厉王，此盖传写之误。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案《史记集解》引《纪年》，谓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以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而《路史》引《易纬稽览图》，谓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造竹书者，盖谓自相之亡，至于少康复禹之绩，历年四十，故窃纬候之说，而易其四百三十一为四百七十一，此其作伪之显证。启、益、太甲、伊尹、文丁、季历之相贼，则其时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见解耳。古人纪年，初不审谛，而好举成数，故于人君享国长久者，率以百年言之。如《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崩，则尧年九十八，若云七十实七十二，则适得百岁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即位踰年改元，时舜年六十二，在帝位三十九年，舜年亦百岁也。此古传说本以尧舜为百岁，而说书者从而为之舜也。《大戴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小戴记·文王世子》：“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书·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言其为君时年五十有一也。又云：“殷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残碑作百年。然则《吕刑》谓穆王享国百年，正合古人语例。造《纪年》者疑其误而改之，正见其不知古义耳。厉王见流，周、召二相共和行政，犹之鲁昭公时之三家，卫献公时之孙林父、宁殖。古者世族权大，此等事盖甚多，特不能尽见于书传。谓他国之君释位而未摄政，却史无前例。有之，则有夏之衰，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耳，曾闻其反政于夏乎？此说也，《史记正义》引《鲁连子》同之，不知造《鲁连子》者袭伪《纪年》乎？造伪《纪年》者袭《鲁连子》乎？其为造作则无疑也。

《束皙传》又云：“《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此合伪《孔子家语》与《孔丛子》为一书也。又云：“《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玩其言，似所记与《左氏》全同，古书有如是略无出入者乎？又云：“《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下文云：“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则名题皆系固有，卜、梦、妖怪、相书，古人是否视为琐语，殊难质言。《史通·疑古》引《汲冢琐语》，有舜放尧于平阳之事，又非卜、梦、妖怪、相书之伦也。又云：“《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合此二者，正今所谓《穆天子传》。世多以其言域外地理有合而信之，而不知此正其书出于西域既通后之铁证也。凡此皆今《晋书》《束皙传》不足信之征也。杜预《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述竹书篇卷凡数，名题可考与否之数，与今《晋书·束皙传》同，而能言其指归者，多少迥异。官家校理，往往徒有其名，六十八卷曾否悉行隶写，殊为可惑。观王隐《晋书》与今《晋书》之说之不同，而可见造作者之各自为说也。卫恒言古书数种，论楚事者最为工妙，应在整顿之列，而隐《晋书》不及。

汉魏之世，习称异于大小篆之字为古文，《说文解字》之例可证也。《晋书·武帝纪》言竹书，并称小篆、古书，可见二者俱有。其时既在战国，小篆之数，度必远多于古文，而今《晋书·束皙传》乃谓其皆科斗字，亦凭臆为说之一端也。

（五五五）再论汲冢书

近代治古本《竹书纪年》者，以钱君宾四、杨君宽正用力为最深。二君于战国史事，推校皆极密。皆谓《纪年》所记年代，较《史记》为可信。余于战国史事，未尝致力，于二君所言，无以平其是非，以其用力之勤，深信所言必非无见。然窃谓考证之学，今古皆有之，而著述体例，则今古不同。古人于其考证所得者，往往不明言为己见，而或托之他人；又或将推论之辞，与纪载相混。故窃疑竹书所言，虽或可信，亦系后人考证所得，而未必真为汲冢原文也。尝以此意语二君，二君未能信其然，而亦无以难之。近予将旧作《汲冢书》笔记一则，刊诸报端，旋得杨君来书，疑出土《纪年》，本仅记战国事，自魏文侯至襄王之二十年，其余则出后人增窜；且其增入并非一次。此言殊有意理。天下无赤手伪造之事，晋人既称其书为《纪年》，其中自必有若干按年记事者也。然必不能超出共和以上。《晋书·束皙传》说《纪年》云：“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此中惟安厘王三字，诚如杨君所疑，原文或为襄王，而为后人所臆改，余则似皆出旧文。观其所言，绝无谓自夏以来皆有年纪之意。然则真竹书即记夏以来事，亦不过存其梗概而已。《史记·晋世家》谓自靖侯以来，年纪可推；《汉书·律历志》言“《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知列国年代，有可推寻，皆不能早于周世，且已为历人之言，而非史家之籍矣。鲁为周礼所在，犹且如此，晋居深山之中，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安得所记乃远至夏殷？故知杨君所言，深有意理，足证所谓古本《纪年》者所纪甚远之不足信，而又足正予疑其专出后人推校所得之伪也，故乐得而再著之。

杨君书又云，“《纪年》与《赵世家》最为相合，以此见其可信”，然又以其“与《史记》嬴秦世系，亦有出入，史公记六国时事，多本《秦记》，秦之世系，不应有误”而疑之。予谓小小夺误，古书皆所不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记秦之先君，不尽与《秦本纪》相合，即其切近之一证。古人著书，有一最要之例，曰：“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惟如是，故所据虽有异同，皆各如其原文录之，而初不加以刊改。此在后人，或以此议古人之疏，甚且加以痛诋，然正因此，而古籍之有异同者，乃得悉葆其真，以传于后。较之以意刊改者，为益弘多矣。古本《纪年》，在战国之世者，似当兼采鄙说及杨君之说，谓其中有《竹书》原文，兼有后人推校所得。二者分别诚为不易，然即能分别之，尽得魏氏史官之旧，亦不过古代各种史文之一耳，未必其纤毫不误也。此意亦不可不知。

（五五六）四部

《通鉴》齐武帝永明三年：“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胡三省《注》云：“分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四部。又据《宋纪》：明帝泰始六年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然则四部书者，其儒、道、文、史之书欤！”案总明举士，虽分五部，观中之书，不必随之而分部。四部之分，始于晋之荀勖，自尔以来，相承不改。《通鉴》此文，本于《南史》，《齐书·王俭传》亦同。四部二字，未必更有异义。胡氏二说，自以前说为得也。

《隋书·经籍志》言：荀勖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隋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此自晋至隋书籍分部之大略也。除书画及释道氏书外，惟梁世术数之书别为一部，余皆以四部括之，此予所谓自荀勖以来相承不改者也。《晋书·李充传》：“为大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齐书·王俭传》：“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梁书·沈约传》：“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任昉传》：“转御史中丞，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殷钧传》：天监初，起家秘书郎，历秘书丞，“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张缵传》：“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文学传》：刘杳撰《古今四部书目》五卷。皆足与《隋志》相证明也。

四部之分，不足以见学术流别，故言校雠之学者多病之。实斋《通义》反复阐述，实惟此一义而已。然四部之分，本其大较，其中更有子目，则学术流别存焉。循其名不能知其实者，惟集部之书为甚，此实由后世专门之学日亡，立言者无不驳杂之故，与作目录者无涉也。荀勖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此刘歆之《六艺略》也；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此歆之《诸子》《兵书》《术数略》也；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此为勖所新增，盖以记事之作不可与言道之作相混而然；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诗赋者歆之《诗赋略》，图赞盖王俭《图谱志》所本，亦为《七略》所无，汲冢书别为一门，最为论者所惑。然勖即昧于学术流别，亦无以汲冢书为一类之理，盖缘其书初出，未能尽通，无从分类，而其物为古简策，所宝者不徒所言，故别立为一类，正如后世目录家之别立金石一门耳。《七略》中之《方技》，为勖四部所无，以《隋志》列于子部推之，度其当入乙部。《晋书·勖传》云：“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可见其所为一秉前规。四部之分，盖特以计庋藏之便，而非以言学术流别。厥后王俭有作，《四部目录》与《七志》亦自殊科，犹此志也。俭之《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当勖之甲丙两部；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与勖之乙部相当；三曰《文翰志》，纪诗赋，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与勖之丁部相当，而无汲冢书，盖其物已不存。《隋志》有《纪年》《周书》《古文琐语》，注皆云汲冢书，隶史部。诸书未必皆出齐后，盖以其非故简而为写本，故按书之门类隶之，此亦可见荀勖之以汲冢书为一类，乃以古物视之也。其道、佛附见，不与旧书为类，盖亦以其性质不同。梁兴，阮孝绪作《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当王俭之《经典志》；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五曰《技术录》，纪数术，苞俭之《诸子》《军书》《阴阳》《术艺》四志；四曰《文集录》，纪诗赋，即俭之《文翰志》，图谱无录，盖如《隋志》入诸《记传》；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亦如俭《志》之殊科。梁世秘书监、文德殿之藏，释氏不豫，隋世亦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意皆与王、阮同。而梁又将术数之书，别为一部，则其析之更细。然则刘《略》荀《簿》而降，经籍之分类，实相承而渐变，屡变而益详。四部之分，特庋藏之部居，非分类之准则，显然可见。李充总没众篇之名，但分四部，实一时苟简之为耳，《晋书》称其甚有条贯者，盖前此混乱，并四部之分而无之。而不意后遂以为永制也。然自隋以来，虽以四部为宏纲，其中亦未尝不分子目；就子目而观之，学术流别，夫固昭然可见。集部之不能循名责实，正犹刻书者所苞较广，而编目之家，不得不随之而立丛部，固未可责其鲁莽也。

经籍分类，随乎学术，宜详而不宜混。近世东西之籍，所言者与中国旧籍，固不尽同，强欲齐其门类，势必治丝益棼，实不如分而著之为得。昔人道、释不杂四部，固足以为法也。

《汉书·艺文志》言，刘向校雠，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最其指要，录而奏之。此诚不朽之盛业，然其事殊不易为，故自荀勖以降，遂莫之能为也。然《隋志》言，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而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并及传授源流、后人评论，此则于读者甚有裨益矣。后世校勘之家，于此等处亦皆极留意，观《隋志》之言，而知其由来已久也。

（五五七）梁末被焚书籍

梁世藏书有二处，一秘书监，一文德殿也，故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有《文德殿目录》。牛弘云：“侯景渡江，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与《隋志》云“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者相合。《南史·侯景传》，谓王僧辩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颜之推《观我生赋注》，亦谓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书八万卷，盖举成数言之。颜《赋注》又云，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则并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谓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则其书亦未全焚，但所收甚仅耳。

《隋志》言梁书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僧辩所收，已逾七万，盖亦通重言之也。牛弘云“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则亦以成数言之耳。《梁书·昭明太子传》云于时东宫有书三万卷，不知通重言之，抑其所有侔于秘省文德之藏？然即通重言之，其数亦已不少矣。乃《南史·侯景传》云：贼“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然则梁末所失者，尚不止建业秘省之藏，江陵外城之烬也，亦可云浩劫矣。

《南史·张缵传》：缵兄缅，有书万余卷；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及死，湘东王皆使收之，书二万卷。此等皆元帝所藏，出于王僧辩所致之外者也。

兵燹之际，图籍最宜加意保全，然能保全者实鲜。牛弘言书有五厄，其四固皆兵燹为之也。《梁书·柳恽传》：高祖至京邑，恽候谒石头。时东昏未平，恽上笺陈便宜，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高祖从之。然《隋志》言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则仍未能收取矣。周武平齐，先封书府。亦见《隋志》。杨广伐陈，既破丹阳，亦使裴矩、高颎收其图籍。见《隋书·矩传》。盖视刘、石等之全不措意者为愈矣。《北齐书·辛术传》言，术“少爱文史，晚更修学，虽在戎旅，手不释卷。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惟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以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惟入私门。及还朝，颇以馈遗权要，物议以此少之”。此虽违奉公之义，究胜于拉杂摧烧之者。《魏书·李顺传》：世祖之克统万，“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惟取书数千卷”。则按旧例，入国之日，图籍原不尽归公家也。公家苟欲收藏，自可使人转写。且据《北齐书·文苑传》，天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樊逊以秘府书籍，纰缪者多，议向多书之家，牒借参校，而术为所举六家之一，则其书，亦未尝不有裨中藏矣。

（五五八）论晋书一

《晋书·王隐传》云：“隐世寒素。父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建兴中过江，丞相军咨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王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荐隐。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不报。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祖纳传》载隐谏纳之辞略同。又载纳荐隐疏，称其“清纯亮直，学思沉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儁也”。又云：“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纳始也。”东晋之置史官，事在建武元年十一月，见《元帝纪》。《王导传》云：“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盖其事成于导，而议实发于纳。纳之所以为是议，则又隐实启之也。隐之有功于晋史亦大矣。《魏书·李彪传》载彪表求修史之辞曰：“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惟给笔札而已。”官给笔札，盖即庾亮供隐纸笔之讹。抑彪求白衣修史，乃为是语。躬自采樵，不忘属缀，则虽微庾亮之助，隐亦未尝不自刻厉，其继志述事，亦可谓勤矣。《祖纳传》又曰：“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其评骘之矜慎，可以想见。此纳所以称其使修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足为之儁欤？岂有芜舛不伦，文体混漫，而能如是者软？当时史记，成于父子继业者甚多。多不别其孰为父作，孰为子述。盖补缺正误，必有不容别白者在也。梁世许亨撰《梁书》，梁乱亡散。入陈更加修撰，仍未成而卒。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其《序传》云：“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名案者，并善心补阙。”此亦指论赞言之，姚思廉《梁》《陈》二书之例耳。其叙事处必无从别白也。隐既不自别白，观者何以知其孰出于父，孰出于子？毋亦犹沿权贵朋党訾毁之辞，乃为是臆度专固之论欤？亦足忿嫉矣。

（五五九）论晋书二

晋史撰述，始自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曰：“机为著作郎，撰《三祖纪》。束皙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然《隋书·经籍志·古史类》有机《晋纪》西卷。《晋书·干宝传》云：“宝以才器，召为著作郎。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然则机所撰者，故府无存，而民间则犹有其书也。《宝传》又云：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其所以简略者，岂亦以取材无多，而非尽由于体例欤？

干宝之书，《隋志》亦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与《晋书》本传卷数不合。未知何故。岂古人好举成数，作传者于其卷数不审，乃以大较言之欤？《正史类》有虞预《晋书》二十六卷，《注》云：“本四十四卷，讫明帝，今残缺。”而《晋书·预传》云“著《晋书》四十余卷”，亦不能言其确数，则作传者于所传之人著述卷数，不能尽审之证。

王隐之书，《隋志》在《正史类》，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卷数，必远多于干宝、虞预，则无疑也。然则预虽善攘窃，究不能掩隐之长矣。隐之作盖以多为贵，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者。洛都行事，当以是为得失之林。岂造谤者正嫉其详备，乃又訾为芜秽欤？

（五六○）论晋书三

江左之史，《史通》云：“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惟叙八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十八家，浦二田《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据《志》盖十有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臆测。贞观《修晋书诏》曰：“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叔宁课虚，滋味同于画饼；子云学海，涓滴湮于涸流；处叔不预于中兴，法盛莫通于创业；泊乎干、陆、曹、邓，略记帝王；鸾、盛、广、讼，才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传，遂使典午清高，韬遗芳于简册；金行曩志，阙继美于骊騵。遐想寂寥，深为叹息。”所列举者，凡十二家，自此而外，阙疑可也。

（五六一）论晋书四

《晋书·孙盛传》云：“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斑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窃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晋阳秋》《隋志注》云“讫哀帝”，而枋头之败，事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则其事实为非定本之所无。岂盛诸子竟删之欤？然慕容氏在当时，实为晋敌国。寄定本于敌国，实事理之所无。且即如所云，慕容氏亦早入燕、赵矣，又何待得之辽东？故知所谓定本者，必不出于盛，殆知枋头之事或有憾于温者之所为，以盛名高而托之也。寄定本于敌国，虽造作此说者，亦宁不知其辞之谬悠。推其意，亦本不欲此说之见信于人，特欲附名高之人以行其书。甚或转利于其说之谬悠，使闻者惊奇之而读其书耳。其心亦良苦矣。

《盛传》又云：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盛本为庾翼安西咨议参军，迁廷尉正。会桓温代翼，留为参军，与倶伐蜀。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盛与温笺，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温得笺，复遣从事重案之，臧私狼籍，槛车收盛。到州，舍而不罪。其人盖非端士，而又矜懻尚气。温之于盛，实不可谓不厚。盛或以尝见收而有憾焉，著书以诋之，亦理所可有。然寄定本于敌国，究为理所必无。抑且盛果如此，则于其书之将遭改削，早已知之，又何必大怒以却诸子之请？故知所谓定本者，必不出于盛。《隋志》所著录之本，实为盛之原书也。昔人云定，义谓改易。若盛豫知其书将遭改削，而自写两本，寄于他国，则其书当云真本。而顾称之为定本，则造作此说者，已于无意之间，流露其改易之消息矣。《晋书·盛传》之文，自《晋阳秋》“词直而理正”以下，盖别采自一书，以广异闻，与上文不相连属也。

（五六二）论晋书五

语云，非公正不发愤。著述之家，虽造诣或有浅深，其意则恒在于守先而待后，此不可讽也。《北齐书·宋显传》：“显从祖弟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缅《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三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又撰《中朝多士传》十卷，《姓系谱录》五十篇。以诸家年历不同，多有纰缪，乃刊正异同，撰《年谱录》，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绘虽博闻强记，而天性恍惚。晚又得风疾，言论迟缓。及失所撰之书，乃抚膺恸哭曰：可谓天丧予也！天统中卒。”其志亦可哀矣。观此，弥可想见王隐之苦心也。岂有从事述作，而专为名利之计者欤！乃《南史·徐广传》云：“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岂有但计流声，遂可向人乞所述作者！果如所言，则寒贱时所述作，逮于贵达，皆可摧烧之矣。抑且《中兴书》卷帙繁重，《隋志》七十八卷。入斋窃取，岂无闻见之人？造此说者，不徒不知述作为何事，亦且不计事理之可通与否矣。此说与谓虞预攘王隐之书者绝相似，而其信否不同如此。故知相似之言，不可不察也。

（五六三）论晋书六

《齐书·高逸传》：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南史·隐逸传》同。《十七史商榷》谓王隐等以晋人记晋事，载录未全。沈约在荣绪之后，卷数又同，谅不过润色荣绪之书。若荣绪则各体具备，卷帙繁富，实可即以之垂世，而惜其为唐世官修之书所掩。案王隐之书，卷帙几与荣绪书埒，可见荣绪之书，未为赅备。沈约《宋书自序》谓：“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缀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终，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无暇搜撰。”《梁书·约传》，谓约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则遇盗所失者凡十卷。《自序》云“采缀未周”，则其书实未大成。而其卷帙已多于荣绪，则谓憾晋无全书而有撰述之意者，必非虚辞。其初撰时必未尝见荣绪书，后来即或见之，亦必不容舍己作而更就加润饰也。《北史·序传》论晋史，谓“太宗深嗟芜秽，大存刊勒”，则今《晋书》于诸旧作，芟薙必多。不特繁富如王隐书者非所能容，即臧荣绪、沈约之书，亦必不能尽取矣。何以知其然也？案刘知几论新《晋书》，谓其采正典与杂说，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则伪史十六国书，实前此正典所未采，新《晋书》载记三十，盖以此为本。载记而外，合纪、志、列传仅七十卷，反少于荣绪之书矣。故新《晋书》必非以荣绪书为蓝本者也。秦、汉而降，一统之局久定。故汉、晋之间，虽三方鼎立，而承祚作《志》，仍合为一书，以中国实未尝分也。况如十六国之草草攘窃者欤！新《晋书》列为载记，视如新末之群雄，于义当矣。或曰：既如是，魏、齐、周之史，何以与宋、齐、梁、陈并刊？此则唐承隋而隋承周，势有所不得已也。李唐之出于华夏，岂能较高齐之自云出于渤海者为可信？举高齐而“夷”之，事已有所难行矣，况于攘斥宇文、拓跋欤！

（五六四）论晋书七

兼采伪史十六国书，盖唐修《晋书》所以舍旧谋新之一端；而兼采杂说，或亦为其一端也。后之论者，多以是为《晋书》病。其实此乃当时史家风气如此，初非修《晋书》者之所独。抑当时史家所以如此，固亦有其不得已者在也。何则？史料流传，不越官家记注、私家撰述二者。官家记注，仅具事之外表，而不足以知其情。臧往者何能以是为已足，则不得不有取于私家杂说矣。《史通·古今正史》篇，谓三国之世，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三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书为本。则时人之于裴《注》，实已视同述作，而不以之为陈书之羽翼矣。陈书之所以简略，盖即缘其专取官家记注。干宝《晋纪》所以有“略记帝王”之诮，盖亦由是也。南北朝时，注史用松之之体者，实非一家，宋绘以是注王隐及何法盛书，已见前。《齐书·文学传》：崔慰祖临卒，与从弟纬书云：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

《梁书·王规传》：“规集《后汉》众家同异，注《续汉书》二百卷。”又《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昭《注》百八十卷，与彤及王规之注，卷帙皆远过于所注之书，可以想见其体例。李延寿预修《五代史》，然必别作《南》《北史》者，其《序传》云：“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又表言“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用是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其志犹裴松之、李绘、王规、刘彤、刘昭之志也。特一补苴于成书之后，一采撷于纂葺之时耳。修新《晋书》者之志，则亦犹是也。

采撷既多，说遂或流于荒怪，后之论者，尤以是为病。如《廿二史札记·晋书所记怪异》一条是也。此亦当时风气使然，《晋书·干宝传》云：“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因作序以陈其志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予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假死更生，事所可有。在今日理亦共明，然当时之人，不之知也。而阴阳术数之说方盛，哲士魁儒，皆欲藉是以穷宇宙之秘。躬逢怪异者，安得不广事搜罗，以资研讨。然犹极言所记者之不必皆信。此与世俗之未尝亲见，而顾深信不疑者，固大异矣。当时信神怪之说者，不止一家，修《晋书》者遇而存之，亦何足怪。治古史与治近史不同，治近史者或患材多，治古史则惟苦材少。怪异之说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见当时风气。即持无鬼之论，亦岂可以尽删。修《晋书》者，岂无通知释典之人，然一读鸠摩罗什之传，则知当时之信释教者，实全与其教义无涉矣。此岂可以改作，亦岂可以删除欤？

（五六五）论魏史之诬

以私意淆乱史实者，莫如清代，夫人而知之矣。其实清代亦不过其变本加厉者，相类之事，前此久有之矣。清人疑前代以丑恶字样译外国人名，乃举前史译名妄加改易。夫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语言，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译例。清人纵能知满语，或且能知与满语相类之蒙古语，安能尽知其余诸民族之语？况能知数百年前诸民族之语，及其时之译例乎？然此事亦不始于清。《北史·蠕蠕传》，谓其人自号柔然，太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改其号为蠕蠕。蠕蠕与柔然，芮芮，《宋书》。茹茹，《周书》。均系同音异译。太武此举，非更其名，乃易其字。则以丑恶字样为外国译名，实出于褊衷。不特此也，魏人自称为黄帝之后，谓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托跋为氏。《魏书·帝纪·序纪》。案《齐书·魏虏传》云：“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此说之不可信，别见下。是魏人曾以人名释托跋二字也。其实二者皆非其真。《晋书·秃发氏载记》谓其先与后魏同出。乌孤七世祖寿阗在孕，其母因寝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氏之亡，其主傉檀之子破羌奔魏，魏赐之氏曰源，名曰贺。《魏书·贺传》载世祖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足见《晋书》“与后魏同出”之说之确。“秃发”“托跋”，同音异译，显而易见。《载记》所述之说，虽不敢谓其必真，要较后土及母名之说为可信。是魏人两释“托跋”之义，均属伪造也。伪造训诂，亦犹之妄改译名也。更考《魏书·序纪》之说，尤可见魏人自道其历史之诬。《序纪》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积六十七世至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十四世而至神元。自受封至神元，凡八十一世，八十一者，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十五者，三与五之积也。九者数之九，三与五，盖取三才五行之义。统国三十六，四面各九国也。大姓九十九，与己为百姓也。数之巧合，有如是者乎？《序纪》又言：“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世岂有无文字而能详记六十七世之世数者？果能详记世数，何以于名号、事迹，一不省记？其为诬罔，不言自明。为此矫诬者谁欤？《卫操传》言桓帝崩后，操为立碑以颂功德，云魏为轩辕苗裔，一似其事为魏初汉人附虏者所为。其实一览《卫操传》，即知其为乃心华夏之人，其于托跋氏，特思借其力以犄匈奴耳，岂肯为之造作诬辞，以欺后世？况统观前后史实，魏人是时，尚未必有帝制自为之思。既无帝制自为之思，必不敢自附于帝王之后。故《卫操传》之说，必不足信。魏之帝制自为，实在道武帝天兴元年，史称其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其造作必在此时也。

道武之称帝，在天兴元年十二月。先十二岁为登国元年，《纪》书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及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已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已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所谓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者，即《序纪》所谓“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至成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者也。魏人造作史实，在于此时，断然可识。然魏之称号，何自来乎？案《崔玄伯传》云：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维新，是以登极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玄伯之说，实驳《纪》所载有司之议者。云“慕容永奉进魏土”，则魏王之封，实受之于永者耳。然其事恐不在登国元年四月也。

据《魏书》，道武为昭成帝什翼犍之孙。其父名寔，昭成太子也，后追谥为献明帝。昭成时，长孙斤谋逆，寔格之，伤胁而死。秦（苻坚）兵来伐，昭成为庶长子寔君所试。坚分其地，自河以西属刘卫辰，以东属刘库仁。库仁母，平文帝郁律之女也，昭成复以宗女妻之。于是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道武方幼，其母献明皇后贺氏，亦以之居独孤部。《晋书·苻坚载记》则云：涉翼犍“子翼圭缚父请降。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不？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宋书·索虏传》云：犍“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犍死，子开字涉挂代立”。《齐书·魏虏传》曰：坚“擒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坚败，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案《晋书》明载坚与犍问答之语，必不能指为虚诬，则《魏书》所云犍为寔君所弑者，实属妄语。一语虚则他语不得不随之而虚，谓道武为昭成之孙者，自不如谓为其子之可信。盖《魏书》之云，一以讳昭成见执降伏之辱，一亦欲洗道武翦灭舅氏之恶，乃改昭成之见执于其子为见弑，而又造作一救父见杀之太子，以与之对，其心计可谓工矣。然岂能尽钳中国人之口哉？观此，然后知清代欲焚禁中国书籍为有由也。《宋书》谓苻坚后听昭成北归，《齐书》谓坚败，道武尚随慕容垂，二说又当以《齐书》为确。何者？昭成苟北归，不应略无事迹可见也。据《魏书·刘库仁传》，慕容垂之起，库仁实右苻丕，因此为慕容文所杀。库仁弟眷摄国事。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遂谋杀道武。道武乃走贺兰部，依其舅贺讷，遂于牛川即代王位。昭成之子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刘显使弟亢泥迎纳之。道武求援于慕容垂。垂使子贺驎往援，破之。又破刘显。显奔慕容永。贺兰部叛道武，贺驎又与道武破之。是后燕之有造于道武者实大。其后贺兰部为刘卫辰所攻，请降告困。道武援之，却卫辰，而迁贺兰部于东界。贺兰盖自此夷为托跋氏之臣仆。不知如何，忽与后燕启衅，贺驎伐之，道武救之，而托跋氏与后燕之衅端，亦因之而启。后燕止托跋氏之使秦王觚，而道武亦转而纳交于慕容永矣。窃疑道武之北归，慕容垂实使之，其事当在刘库仁助苻丕之时，时库仁所统多托跋氏之旧部，使之北归扇动，以相牵掣也。慕容永封道武为魏王，则其事当在登国六年七月《纪》书“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之日。天兴元年六月之议，乃决臣晋与否，臣晋则仍称代王，不臣则不矣。道武从崔玄伯之议而不臣，乃去代号而专称魏。是年十二月，遂有帝制自为之举焉。是时慕容永已亡；且拓跋氏尚不甘臣晋，岂肯受封于永？乃以称魏为自行改号，而又移其事于登国元年四月，以泯其改易之迹。其心计弥可谓工矣，然终不能尽掩天下人之目也，心劳日拙，讵不信哉？

天兴元年之议行次，其事亦见《礼志》。逮太和十四年，复以是为议，高闾等主以据中原之地者为正统。赵承晋为水德，燕承赵为木德，秦承燕为火德，魏承秦为土德。李彪、崔光援汉继周之例，以魏承晋为水德。诏群官议之。卒从彪等之议。案高闾等之议，盖不敢替诸胡而承中华，以触忌讳。然孝文实不复以虏自居，故卒弃其说，而从李彪等之议也。然闾等之议，亦非天兴时原意。天兴时之意，盖欲祧魏、晋而承汉，故其所臆造之神元元年，与曹魏之并国同岁也。是时晋尚未亡，承晋既不可，又不能与晋争承魏；北方僭伪诸国，又皆无可承，其势固不得不如此耳。

魏在天兴以前，既无帝制自为之意，自不敢妄托于古之帝王，故《宋》《齐书》谓其自托于李陵，说必不妄。托跋氏当时，得此已为褒矣。《齐书》云：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盖先尝以是自夸，传播颇广，既以黄帝之后自居，则又欲讳其说；然传播既广，其势不可卒止，乃又一怒而滥杀以立威也；可恶亦可笑矣。

后魏与秃发氏同祖，而乌孤五世祖树机能，实为晋人所诛。抑不仅此，神元者，《晋书》之力微，《晋书·卫瓘传》云：瓘督幽州，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至间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据《魏书·序纪》：神元子文帝沙漠汗，实为诸部大人所杀。神元是否终于牖下，亦难质言。然则托跋氏仍世遭诛，正犹清之有叫场、他失也，固无怪其仇中原之深耳。

自来修史者，于魏事多取《魏书》，于南朝之纪载，所取甚罕，意谓敌国传闻之辞，必不如其人自述者之可信也，而孰知适得其反。且如道武，《魏书》本纪谓其“服寒食散，动发，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尔。”夫所杀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间，人为希少？今观《宋书·索虏传》，则云：“开暴虐好杀，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然则开之滥杀，及于平民者多矣。此与什翼犍之见俘，皆魏人之记载不可信，而南朝之记载转可信者也。然此特其偏端耳。其宫闱之惨祸，宗戚之分争，讳言中原人之叛之，与他外族兵争，亦多讳败为胜，实属不胜枚举，别于他条发之。

不特《魏书》，《周》《齐书》之诬妄，亦有出人虑外者。西魏之寇江陵也，梁元帝请援于齐，齐使其清河王岳救之。至义阳，荆州已陷，因略地，南至郢州。齐知江陵陷，诏岳旋师。岳留慕容俨据郢。梁使侯瑱攻之。《陈书·瑱传》云：“俨食尽请和，瑱乃还镇豫章。”此实录也。《北齐书·俨传》，谓俨镇郢城，“始入，便为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俨随方备御，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葓，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而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葓，约复以铁锁连缉，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瑱移军于城北，造栅置营，焚烧坊郭，产业皆尽。约将战士万余人，各持攻具，于城南置营垒，南北合势。俨乃率步骑出城奋击，大破之，擒五百余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疏颓坏，俨更修缮城雉，多作大楼。又造船舰，水陆备具，工无暂阙。萧循又率众五万，与瑱、约合军，夜来攻击。俨与将士力战终夕。至明，约等乃退。追斩瑱骁将张白石首。瑱以千金赎之，不与。夏五月，瑱、约等又相与并力，悉众攻围。城中食少，粮运阻绝，无以为计，惟煮槐楮、桑叶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啖，惟留骸骨。俨犹申令将士，信赏必罚，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于六月，人无异志。后萧方智立，遣使请和，显祖以城在江表，据守非便，有诏还之。俨望帝，悲不自胜。帝呼令至前，执其手，持俨须鬓，脱帽看发，叹息久之。谓俨曰：观卿容貌，朕不复相识，自古忠烈，岂能过此！”凡所云云，有一语在情理之中者乎？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并属于周。周遣梁人守之。后陈人加以围逼。周使贺若敦率步骑六千赴救。又使独孤盛将水军与倶。侯瑱自寻阳往御。又遣徐度会瑱于巴丘。天嘉元年十月，瑱破盛于杨叶洲，盛登岸筑城自保。十二月，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盛收余众遁。明年，正月，周湘州城主殷亮降。二月，以瑱为湘州刺史。三月，瑱卒，以徐度代之。七月，贺若敦自拔遁归，人畜死者十七八。见《陈书·世祖纪》。《陈书》所纪者如此，此实录也。《周书·敦传》，侈陈敦之战绩，与《北齐书·慕容俨传》，可称异曲同工。尤可笑者，云：“相持岁余，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虑其或诈，拒而弗许。瑱复遣使谓敦曰：骠骑在此既久，今欲给船相送，何为不去？敦报云：湘州是我国家之地，为尔侵逼，敦来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决，所以不去。瑱后日复遣使来。敦谓使者云：必须我还，可舍我百里，当为汝去。瑱等留船于江，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知非诈，徐理舟楫，勒众而还。”姑无论所言之信否，而瑱死在三月，敦之遁在七月，乃《传》中记其絮絮往复如此，敦岂共鬼语邪？

（五六六）读抱朴子上

明明诞妄之事而人信之者，以其中杂有真事也；始而真伪参半，继而伪稍胜真，又继而伪为人所共信矣。《抱朴子·内篇·论仙》谓：“魏文帝穷览洽闻，自谓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未期，二物毕至，乃叹息，遽毁斯论。”又云：“陈思王著《释疑论》云：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及见武皇帝试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复长；《金丹》篇云：“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内鸡子中，漆合之，令鸡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儿不可服，不复长矣。与新生鸡犬服之，皆不复大，鸟兽亦皆如此验。”盖神仙家以不长与不老同理。又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在今日已无足异；断谷数十日，理自可能；蚕不老，鸡不长，白犬毛黑，亦非必不可致；惟衔药之鱼，煮之沸脂中，游戏终日，则于理必不可解耳。案《三国志·华佗传注》引东阿王《辨道论》云：“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美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黻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独与之谈，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世雄，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前后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又言：车师之西国，儿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鲤鱼五寸一双，合其一煮药，俱投沸膏中，有药者奋尾鼓鳃，游行沉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时问：言率可试不？言：是药去此逾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市、栾大之徒也。”然则始乃方士中之诞谩者，衔药煮鱼，陈思王安得谓武皇帝曾为试之乎？则此篇殆为妄人所造矣。然其余语，固非尽伪，此所谓真伪夹杂者也。

断谷，闻今印度人犹有能之。西人某尝严密试之，闭之密室中，封禁甚严，度无能私递饮食者，月余启视，其人康健如恒也。《杂应篇》云吴景帝尝锁闭道士石春，令人备守之年余，与此事颇相类。此理今日尚不能尽明；然观病者能经久不食，则知人之生理，苟异恒时，自无所谓一日不再食则饥，更无所谓七日不食则死也。《道意》篇言李宽吞气断谷，可得百日以还，亦不堪久，最为近情，度左慈亦不过如此耳。《杂应》篇云：“问诸曾断谷积久者云：差少病痛，胜于食谷时；其服术及饵黄精及禹余粮，久令人多气力，堪负担远行，身轻不困；其服诸石药，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气服符饮神水辈，但为不饥耳，体力不任劳也。”此说亦非虚诳。亡友长沙丁冕英尝日食九橘，但饮水，不复食，如是者七日，精神作事皆如恒，惟行动无力，偶与物相撞则仆，乃复食。此皆服石药吞气服符饮神水之类也。北伐军之攻武昌也，有药肆学徒为肆中取何首乌，中途流弹大至，不能返肆，乃负之抵家。家仅有老父，病瘫痪，不能起坐者久矣；父子相守历月余，粮绝，乃蒸何首乌而食之，四旬余，其父竟起。此岂所谓断谷而少病痛、服术饵黄精等令人多气力身轻者邪？因悟古书所谓久服轻身延年者，必须当作饭吃，若如今人以为药饵而服之，他食什佰于此，无效也。

承君仰贤，尝戒人少食，曰人有吃死者，无饿死者。《抱朴子》云：“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堪风寒暑湿，大都无肥者耳。”不肥正更为美，未见其弊也。又云：“问诸为之者，绝谷。无不初时少气力，后复稍健，月胜一月，岁胜一岁。但用符水及单服气者，皆四十日中疲瘦，过此乃健耳。郑君云：本性饮酒不多，昔在铜山中，绝谷二年许，饮酒数斗不醉。以此推之，是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则是难病之候也。”皆见《杂应》篇。皆可为世之迷信多食者作棒喝。

魏文帝《典论》，信有其书矣。而《论仙》篇又曰：“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引刘向《列仙传》，为有仙人之证。夫仲舒及向，岂作此等书者邪？道家好附会道术之士，盖其言阴阳五行等，有相类者也。然道术之士之言阴阳五行，岂方士之谓哉？然其相依附则已久矣。《史记·封禅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盖二者之相淆久矣。

《仙药》篇云：“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见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逮及，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围得之，乃是妇人；问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食，垂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使不饥不渴，冬不寒，夏不热……乃将归，以谷食之，初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许，身毛乃脱落，转老而死。”“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出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遂不能饥；数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极，行冰雪中，了不知寒。”此两事自有傅会，非尽实，然不熟食，身轻而体生毛，确非虚语。向见野史中载如此事，犹未之信；丁未春夏间，见上海《时报》译某西报云，瑞典有人流落入山亦如此，当非虚诬也。当时曾将报留存，惜一九三七年故乡沦陷，屋庐毁坏，书物都尽，今已不可复得矣。

（五六七）读抱朴子中

《道意》篇言信巫之弊，至于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而死，或乃起为穿窬剽劫，丧身锋镝，陷刑丑恶，其没者无复凶器，尸朽虫流，其祸至于如此，宜其欲重淫祀之刑，致之大辟也。又谓张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钱帛山积，富踰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陵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此其所以能称兵以叛与？然张角奉黄老道，而黄老道禁诸房祀，见《黄老君》条。岂亦知霸有天下者陈兵以守，而顾禁人之执兵与？

少时读此篇之李宽及《祛惑》篇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之事而大笑之。稚川云“宽弟子转相授受，布满江表”，即强及诞之言，亦有信之者，予颇疑其为诞而不信也。及今思之，则寻常人之所信者，原不过如此。李少君言汉武帝铜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非古强云亲见尧、舜、禹、汤且识孔子、秦始皇、项羽、汉高祖与？稚川言强“敢为虚言，言之不怍”，非即栾大之敢为大言，处之不疑与？少君言“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栾大亦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非诞所谓身事老君，曼都所谓曾游天上者与？公孙卿言“黄帝郊雍上帝，鬼臾区死葬雍；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明明无稽之谈，而言之凿凿可指，与蔡诞之言昆仑五城十二楼、五河出其四隅、弱水绕之何异？而其言鼎湖之事，与项曼都谓仙人来迎、共乘龙而升天，又何似也！然汉武则固信之矣。不特此也，昆仑五城十二楼诸说，不又明著之道家之书与？则知道士之明知能著书者，举不过文成、五利、公孙卿、李宽、古强、蔡诞、项曼都之伦也。白和，道士有博涉众事、洽练术数者，以诸疑难咨问，皆为寻声论释，无滞碍，盖在此曹中已罕觏矣。前数年有作平话描写剑仙者，童子闻之，或背家而入山，世人群笑其愚；然观古者帝王士大夫皆轻信如此，且寻声附和者甚众，又曷怪此十余龄之童子也。然所恶于利口之士者则有之矣。公孙卿曰：“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是知武帝之好战乐刑杀而逢之也；非鬼神者皆断斩，则无虑人之非己矣。封而旱，则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柏梁台灾，则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乌乎，何其善于文君之过、逢君之恶如此也！故小人非徒求己身富贵苟容也，毒必被于天下。

方士虽善诳，亦必略有言之成理之说，盖所以应付明理之人也。如曰世间何以不见仙人，则云仙人殊趣异路，行尸之人安得见之？假令游戏或经人间，匿真隐异，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觉乎？英儒伟器，犹不乐见浅薄之人，况彼神仙，何为汲汲使人知之？《论仙》篇。又曰：或问老氏、彭祖，悉仕于世，中世以来，为道之士，莫不飘然绝迹幽隐，何也？则曰：曩古纯朴，巧伪未萌，信道者勤而学之，不信者默然而已；末俗偷薄，好为讪毁，谓真正为妖讹，以神仙为诞妄，或曰惑众，或曰乱群。《明本》篇。然则神仙之不在人间，乃有所不得已也。此皆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也，然非此固无释明理者之难也。

（五六八）读抱朴子下

《金丹》篇曰：“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篇卷以千计矣，莫不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然则爱尚金丹，非稚川一人之私言，而古来方士之公言也。所以然者，金石质坚，信人服之，则质可坚如金石，盖其最初之思想如此。《对俗》篇曰：“金玉在于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况以宜身益命之物纳之于己乎？”《至理》篇曰：“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皆可见其思想之迹。《对俗》篇又曰：神仙方书，试其小者，莫不效焉，举方诸求水、阳燧引火为证。此其所以取信于人者，然彼亦未尝不因此而坚其自信也。汉武之信乐大也，使验小方斗碁，碁自相触击，《索隐》引顾氏案《万毕术》云：“取鸡血杂磨针铁，捣和磁石碁头置局上，自相抵击也。”知方士于物理颇有所知也。而其诛也，亦以方尽多不雠。文成之诛，亦以方益衰，神不至。

石不如金之坚，故方士之所信者，珠玉次于金银，至于草木，则谓仅可延年而已。不免于死。信金石草木之初说盖如此。至并谓金丹可以起死人，隐形，先知，通宿命，厌百鬼，疾病不侵，所求皆至，则增益之辞也。且如房中，其初当亦谓能生，然流俗之言，亦谓能尽其道者，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微旨》篇。犹此。

方士盖亦有真信金丹可致不死，草木可以延年者。盖服金石之剂，不必无强壮之效，而草木可以延年，亦实事也。大抵方士惟诳惑人主鼓动百姓者为可诛，其余则其愚可哀，然不能谓其以欺诳为志也。彼亦有其论理，如《塞难》篇言人非天地所造，天地亦为一物，而当俯从物理，见解颇高；神仙由于禀赋，即其信不信亦由此，见《塞难》篇，亦见《辨问》。亦颇能自圆其说，然以人之生为各有所直之星宿则缪矣。此由方士之说，多与古迷信之谈夹杂，故其自行推理处虽高，卒不能脱迷信之迹也。

以人之生为各有所直之星宿者，盖自古相传之说，故《洪范》谓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庶民惟星也。道家之说，存古宗教之说颇多，如《对俗》篇言司命，《微旨》篇言司过及三尸，皆古迷信时之遗迹。言三尸欲人早死，此尸乃得作鬼，放纵游行，尤野蛮时代魂魄为二之普通思想。《地真》篇云：“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此所谓分形之道。一人可分为三，与三尸之思想同，盖古以三为多数也。守一之道，亦见其以魂魄分为二，此固最素朴之思想也。又述师言，谓金水分形，则自见其三魂七魄，三魂盖即三尸。

《金丹》篇云：“九丹诚为仙药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杂药甚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则物不可得也。”此与甘始妄言仙药，及请之，则云药去此踰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难得同。然始为自解免之言，而道士之信远方有药者，则不必尽虚也，故稚川亦思为句漏令求丹砂也。

秦、汉方士，世皆目为神仙家，其实非也。方士之道，杂而多端，而神仙仅其一术耳。

神仙家之术，盖原起于燕、齐之间，其地时有海市，古人睹其象而不知其理，则以为人可遥兴遐举，载云气而上浮矣。匡衡等之废淫祀也，成帝以问刘向，向言：“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汉书·郊祀志》。此皆众目昭见之事，非可虚诳。野蛮之迷信，所言之理虽误，所见之象则真，是以众心皈仰，不可移易。

因目观海市蜃楼，而谓人可遥兴遐举也，则以为人可不死。求不死之方，最初似偏于服食。服食有使人老寿者。《三国志·华佗传》：樊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注》引《佗别传》曰：“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辄语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怪之，遂责阿所服，因醉乱误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验。”此理所可有。魏武啖野葛，《纪注》引《修物志》。郤俭饵茯苓，《华佗传注》引《典论》。皆其类也。

古人又以导引求老寿。《史记·留侯世家》言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又言其“学辟谷，道引轻身”。《后汉书·方术传注》引《汉武内传》，谓王真“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断谷二百余日，肉色光美，力并数人”。未言其谷食外不食他物。《三国志·华佗传注》引东阿王《辩道论》，谓：“余尝试郤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则似全然不食者。其说殊诞谩不可信。陈思王岂能躬与郤俭寝处至百余日邪？隆古之世，人本不专食谷，及后农业既兴，乃专以谷为食。然谷食之兴，亦因栽培之便，谓其最足养人，其实并无此理。世尽有食物，其养生转逾于谷者。《后汉书·西南夷传》谓“莋都夷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盖亦以食他物养生而附会之也。然此止足养身，至多益寿，必不可以不死。《三国·魏志·王粲传注》引嵇康兄喜所为《康传》言：嵇康“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道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其证也。方士之伦，乃别求所谓金石之剂。

金石质坚，古人误谓饵金石，则其体亦能如金石，于是可以不死，《抱朴子》中，全是此论。金石相较，金为愈坚，故方士尤贵焉。玉亦石类，珠又玉类，故古人又欲餐珠玉者。汉武听李少君说，化丹沙诸药剂为黄金；《史记·封禅书》。桓谭言光武穷折方士黄白之术；《后汉书》本传。汉武欲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三国·魏志·卫觊传》。《盐铁论·散不足》篇谓方士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是也。求之不得，则疑其在于海外。《史记·封禅书》曰：“三神山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又曰：“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又《淮南王传》载伍被言：秦“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女西王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封禅书》乐大言：“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然则初欲求仙人，亦特欲求其药耳，如后世所谓遇仙人即能接引飞升，古无是说也。神仙家之死，黄诚谓肉体可以上升，公孙卿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是也。其时又有尸解之说，《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典论》：“王和平死，弟子夏荣言其尸解。”《封禅书》：“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即尸解之说。

人锻炼则体强，不锻炼则体弱，此乃习见之理。故其后亦有欲以是求长年者。《庄子》已有熊经鸟伸之言。《汉书·王吉传》，吉谏昌邑王好猎曰：“休则俯仰屈申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通神。”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崔寔《政论》曰：“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仲长统《卜居论》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是也。《三国志·华佗传》，佗语（吴）普曰：“古之仙者，为道引之事，熊颈《后汉书》作经。鸱顾，引輓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道引。”《志》称佗“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殿本《考证》云：《册府》“以为”下有“仙”字，盖是。《佗传注》引《典论》谓“甘始善行气，老有少容”。《后汉书·方术传》言：“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至此神仙家与养身家之术混而不分矣。《后汉书·佗传注》云：“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又引《佗别传》曰：“吴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典论》曰：“后（甘）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习养生术者多贵乎清静，故王吉言专意积精，仲长统言安神闺房，《后汉书·文苑传》言苏顺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所行者盖即其术。

房中之术，《汉志》与神仙本各为一家，然其后遂合为一。《史记·张丞相列传》言“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此似犹能贵养生。《汉书·王莽传》言“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又言“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则房中、神仙并为一术矣。其后则左慈、《三国志注》引《典论》。冷寿光、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等行其术，并见《后汉书·方术传注》引《列仙传》曰：“御妇人之术，谓握固不泻，还精补脑也。”

以上所言，皆可云是神仙家之事，其人有形状可见，其药有形质可求，导引锻炼，深为切实，其术原非迷信也。卢生辟恶鬼之说，《秦始皇本纪》。李少君祠灶之方，《封禅书》。只可谓之巫术耳。

（五六九）水经叶榆水注节录

“《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洛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洛民。设洛王洛侯，主诸郡县，县多为洛将，洛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洛王洛侯，服诸洛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距。越遣太子名始，降伏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遂服诸洛将。”

中国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各地方之历史传说，亦应极多，惜存者殊少。所以然者，各地方文明程度不同，其程度较低者，不能著之竹帛，日久遂至湮没也。然其仅存者，则读之殊有趣味；藉以考各地方开化情形，亦殊有裨益；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等是也。此等各地方之传说，乃其确实可信之历史，存于图经中者必多，惜图经亦多湮灭。近世之方志，即古之图经，然多出后人纂辑，古代材料，留存者不多矣。然苟能精心采撷，其中可宝之材料，当仍不乏也。引用古代图经最多者，在古书中当推《水经注》。今故录此一节，以见其概，此一节乃南越征服南方民族之事，为史所不载者也。洛，即自晋至唐所谓獠，亦即后汉时所谓哀牢，亦即近世所谓犵狫，亦作狫者也。或曰：《明史》所谓暹罗本分暹与罗斛二国，后暹为罗斛所并，乃称暹罗。罗斛与哀牢、犵狫，亦属同音异译。暹则与古之蜀，汉世之叟及賨，同音异译也。

文明程度较低之民族，对于兴亡大事，往往以传奇之形式出之，如此篇亦是也。其说似荒唐，然中实含史实。如此篇谓平道县后有王宫城，则决不能以安阳王为子虚，亡是之流。然则蜀人之服洛而王之，而南越又随其后，亦必非虚语矣。特此等史料，皆当打一甚大之折扣，而后可用已。

（五七○）干宝搜神记

《晋书·干宝传》云：“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

案宝父侍婢及宝兄之言，未必可信，或亦传者之过。至假死复生，凿然有之。宝序极言记载传述之不足信，而曰：“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予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则宝初不以其所记为必可信也。又曰：“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则宝所闻见尚多，其著之书者，已加简择矣。史称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又尝著《晋纪》，盖兼好史学与哲学者，其好撰集异闻，亦固其所，固非矫诬造作者流，亦非有闻必录，不求其审者比也。

（五七一）北史蠕蠕传叙次不清

《北史·蠕蠕传》：“社仑……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令其子四人监之，既而社仑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袭匹候跋，诸子案诸子上当脱匹候跋三字。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仑凶狡，有权变，月余乃释匹候跋，归其诸子，欲聚而歼之。密举兵袭匹候跋，杀匹候跋……社仑既杀匹候跋，惧王师讨之，乃掠五原以西诸部，北度大漠……社仑与姚兴和亲。道武遣材官将军和突袭黜弗素古延诸部，社仑遣骑救素古延，突逆击破之。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一似社仑之侵高车，在为和突所败后者。然《高车传》云：“蠕蠕社仑破败之后，收拾部落，转徙广漠之北，侵入高车之地，斛律部帅倍侯利患之，曰：社仑新集，兵贫马少，易与耳。乃举众掩击之，入其国落。高车昧利，不顾后患，分其庐室，妻其妇女，安息寝卧不起。社仑登高望见，乃召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杀之，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所谓侵入高车之地，盖即其袭杀匹候跋之时，其后尝为倍侯利所破，卒又袭破倍侯利，终乃并诸部而势益振耳。兵贫马少之日，姚兴何所慕而与之和亲？亦安有力以救素古延？此自当在破倍侯利并诸部之后，和突所破，特其偏师，安足使社仑远遁乎？《北史》社仑远遁之文，原亦不承其为和突所破，而系遥接上文。然序次不清，遂使读者易于误会矣。前史此等处，因无可校雠，而其误不易见者，恐不少也。

（五七二）金人

言佛教入中国者，多据《魏书·释老志》。《志》云：“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案《汉书·霍去病传》，武帝称其功曰：“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注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盖本《金日传赞》“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之文。皆曰祭天，不云礼佛。《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此文或本旧闻，不出梁世。然修《梁书》时，佛教盛行久矣，天神果即佛像，姚思廉不容不知。且《汉书·地理志》，左冯翊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郊祀志》：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则休屠金人，实自有祠，未尝列于甘泉也。颜师古以金人为佛像，误矣。

《释老志》又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乃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此说似因后来之佛像而附会。《后汉书·楚王英传注》引袁宏《汉纪》云：“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顶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初，明帝梦见金人，身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毋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晋书·恭帝纪》言，帝“深信浮屠道，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魏书·胡叟传》言：“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北史》作数千人。铸丈六金像。”然则当时铸像，殆有定制，皆长丈六。《崔挺传》言：“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盖减其长之半。《释老志》言，魏先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亲致敬。虽易金以玉，而其长无改。《灵征志》：“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丈八疑丈六之讹也。然则袁宏云佛长丈六尺，明因佛像而为之辞矣。对明帝之问者，宏不言其姓名，而《魏志》言为傅毅；宏但云遣使图佛形像，明时未有铸像。《魏志》云“帝令画工图像”，说亦相同，而又云蔡愔曾得立像，明其杂采众说，愈后起者，附会愈多。楚王英，明帝之兄，《传》已言其为浮屠斋戒祭祀，则佛教之行于中国旧矣，何待明帝遣使求之？金人入梦之说，殊不足信也。

佛像可考最早者，为汉末笮融所造，见《三国·吴志·刘繇传》，云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其制之崇宏如此，其像亦必不减丈六矣。民间所造则较小。《魏书·灵征志》云：“永安三年二月，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颐下生白豪四，一颊旁生黑毛一。”是也。《北齐书·循吏·苏琼传》言：“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像数既多，其制亦当较小也。

当时造像，所费殊巨。魏高宗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皆见《魏书·释老志》。此固北朝所为，然时郡县及民间，造金像者亦不少。《宋书·文九王传》言拓跋焘围悬瓠，毁佛浮图，取金像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北齐书·王则传》言其性贪婪，除洛州刺史，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其用铜之多可知。《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奏请欲铸铜像者，皆诣台自闻，须准报然后就功。《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废佛之诏曰：“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足见民间造像，用铜亦不少也。士蔿对筑蒲屈之让也，曰：“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齐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穷极奢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齐书·良政传》。敛百姓卖儿贴妇之钱，穷极奢侈，以为有裨教化，其愚已不可及，况藉敌以为冲车乎？隋文帝禁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者，以恶逆不道论。事在开皇二十年。《隋书·高祖纪》载诏曰：“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又《刑法志》云：“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张释之霸陵之对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然则佛像而不以金为之，又谁则毁坏偷盗之也？而周世宗可谓倜乎远矣。彼王则之所为，亦恶其自图财利耳。若徒铸之为钱，则犹有利于化居，固愈于锢金于寺也。

《南史·林邑传》云，宋文帝使檀和之克其国，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此语《宋书》无之，而见于《梁书》，明传之者语增，非实录。魏造佛像，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涂金之法，南北不能大殊，然则宋所得黄金若为三十万斤，其所销金人之铜，当得五千万斤矣，有是理乎？然林邑金人必较中国为多，则可信矣。

造像亦有用银者。《南史·梁本纪》，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壬戌，“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是也。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则又以金铜为之。此所铸者必多，其像当亦不大。

玉像南朝亦有之。《齐书·武帝纪》，大渐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又《魏书·释老志》，高宗践极之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则反不逮其所为珉玉像之大，其实珉玉亦石也。

金人入梦之说，既不足信，则汉立白马寺之说，亦属子虚矣。《北齐书·韩贤传》云：“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又不云经缄于兰台石室，足见其皆属附会之辞也。

（五七三）轮回

《晋书·挚虞传》：“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佑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作《思游赋》。”“道长世短”四字最精，此佛家之所以说轮回，而亦其所以能行于中国也。《羊祜传》云：“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祜之时，佛教之行未久耳，然轮回之说，已深入人心如此矣。晋南北朝之世，史言轮回之事尚不乏：如《晋书·艺术传》言鲍靓为曲阳李家儿托生，《南史·梁元帝纪》言帝乃眇目僧托生，《北史·李崇传》言李庶托生为刘氏女是也。慧琳《均善论》，设为黑学道士之说，病周孔为教，正及一世，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効止于荣禄，诛责极于穷贱。《宋书·夷蛮传》。亦挚虞之意也。

欲说轮回，则必有轮回之体；无我轮回，虽言者谆谆，终不使人共信也。然则必主神不灭矣。范缜《神灭论》曰：“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其辞辩矣。然济物情深，厚我意浅，恐非夫人之所能。彼无为之世，所以上下安和者，非其时之人情，异于有为之世，其物我之利害固同也。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奉生之厚。”有多食税者以歆之，而奉生咸欲其厚，而民不得不轻死矣。而欲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得乎？此弊也，岂轮回之说致之哉？抑俗之既敝，而轮回之说，乃乘之而起也！

《缜传》云：“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夫坠茵席，落粪溷，得不有其所由然欤？其所由然，非即因果欤？此理非缜所不达，而其言云尔，则子良所谓因果，实乃流俗果报之说，非真因果之理也。《宋书·文五王传》：“太宗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愿生王家，此子良等之志也。隋越王侗之将死也，焚香礼佛，呪曰：“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隋书·炀三子传》。哀哉！如宋太宗、齐竟陵王之类，不知临命之时亦自悔其所愿不乎？楚灵王曰：“予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左氏》昭公十三年。不生帝王尊贵之家，或早为帝王尊贵者所戕贼矣。贵者果不贼人也，人恶得而贼之？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尽心》下。哀哉！然得谓无因果之理乎？

《梁书·刘歊传》：歊著《革终论》曰：“季札云：骨肉归于土，魂气无不之。庄周云：生为徭役，死为休息。寻此二说，如或相反。何者？气无不之，神有也；死为休息，神无也。原宪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若稽诸内教，判乎释部，则诸子之言可寻，三代之礼无越。何者？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而即非彼具也。即非，疑当作非即。虽死者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此主神不灭之说者也。然又曰“神已去此，馆何用存？神已适彼，祭何所祭？”因“欲翦截烦厚，务存俭易”。则主神不灭之说者，亦不必遂为贪求之行矣。

《晋书·王湛传》：湛曾孙坦之，“初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后经年，师忽来，云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耳。言讫不见。坦之寻亦卒。”此事之为虚构，自不待言。然就造作此说者之心而观之，却可见人无不斤斤于死后之苦乐，此轮回之说所以乘其机而中之也。然死后报应，究为将信将疑之事，故人又无不恋恋于生。《隋书·儒林传》言辛彦之崇信佛道，迁潞州刺史，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人云，潞州剌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官。闻生天上而犹不悦，可见百虚不敌一实，此迷信之力所以终有所穷也。

《晋书·刘聪载记》：“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殓。及苏，言见（刘）元海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于不周，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壮丽，号曰蒙珠离国。元海谓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且还，后年当来，见汝不久。约拜辞而归，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约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上。俄而苏，使左右机上取皮囊，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驰使呈聪，聪曰：若审如此，吾不惧死也。”又云：聪将死，时约已死，至是昼见，聪甚恶之，谓粲曰：“吾寝疾惙顿，怪异特甚，往以约之言为妖，比累日见之，此儿必来迎吾也。何图人死定有神灵！如是，吾不悲死也。”约之诳聪，与是豆浑地万之诳丑奴颇相似，事见《魏书·蠕蠕传》。野蛮之人，率多欲而轻信，其受欺固无足怪。曰审如是，吾不惧死，然见约而又恶之，亦辛彦之之心也。此说主升天而不主轮回，不周、昆仑等，亦全系中国旧名，可见其与佛教无涉。而其眷眷于死后之苦乐如此，可见人之所欲，古今中外皆同，佛教特乘其机而诱之耳。

成佛、生天，皆不易冀，求免堕落，暂时自以能得人身为佳，故信佛者于是尤惓惓焉。晋恭帝之将死也，兵人进药，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宋书·褚叔度传》。宋彭城王义康之死亦然。卢潜为北齐扬州道行台尚书，寿阳陷，及左丞李騊駼等皆没。騊駼将逃归，并要潜，潜曰：“我此头面，何可诳人？吾少时相者云没在吴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既而叹曰：“寿阳陷，吾以颈血溅城而死，佛教不听自杀，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于是闭气而绝。《北史·卢潜传》。观此，知佛教戒自杀之说，遍行于当时也。

奉佛以蕲再得人身，若能无死，岂不更善？俗有诵《高王经》则兵火不能侵之说，其所由来者旧矣。《晋书·苻丕载记》云：“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宋书·王玄谟传》言，玄谟围滑台，拓跋焘军至，奔退。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乃止。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将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魏书·卢景裕传》：“河间邢摩纳与景裕从兄仲礼据乡作逆，逼其同反，以应元宝炬。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南史·刘霁传》：“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万遍；夜中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志，当相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皆今俗说所本也。《晋书·周浚传》言子嵩为王敦所害，临刑犹于市诵经；《王恭传》亦云临刑犹诵佛经。《齐书·王奂传》：“奂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奂闻兵入，还内礼佛，未及起，军人遂斩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岂其临命犹冀以是获免邪？《梁书·儒林传》：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贪欲之深，真可发一噱。《周书·萧詧传》：“甄玄成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贰心，密书与梁元帝，申其诚款。有得其书者，进之于詧。詧深信佛法，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玄成素诵《法华经》，遂以此获免。”以人之贪，我得所欲，其事可谓甚奇。然萧詧枭獍也，徼福缘于枭獍，庸可必乎？

（五七四）沙门致敬人主

《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六年，“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夷蛮传》云：“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诏可。前废帝初，复旧。”则佛教入中国后，其徒直至宋世，乃致敬于人主，而其行之亦无几时也。庾冰、桓玄之议，何充、桓谦、王谧、慧达等抗之，见《弘明集》。佛教不信之前已，既信之，则不强其致敬，亦颇得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之义，强其致敬，实无当也。《魏书·释老志》：“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然则南朝屡议而不果行者，在北朝则不待言而其人自行之矣。《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貌为恭敬者，乃以非类视之，此岂拓跋珪所知？观此，知其智又出铁弗下，盖由其附塞尚不如铁弗之久也。

（五七五）沙门与政上

后世之为僧者，类多遗落世事，有托而逃，佛法初入中国时则不然。《宋书·武三王传》言庐陵王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慧琳事见《夷蛮传》，云其兼外内之学，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而其时彭城王义康谋叛，参与其事者，亦有法略道人及法静尼。始安王休仁之死也，明帝与诸大臣及方镇诏，谓“前者积日失适，休仁使昙度道人及劳彦远屡求启，阚觇吾起居”。《宋书·文九王传》。休仁之死，固不以罪，此语则未必尽诬。《齐书·倖臣传》云：“宋世道人杨法持，与太祖有旧，元徽末，宣传密谋，升明中，以为僧正。建元初，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县男，三百户。”则革易之际，道人亦有参与其事者矣。

僧人多与政事，故其罢道极易，法略即罢道为臧质宁远参军者也。本姓孙，及是改名景玄。陈遂兴侯详，少出家为沙门，武帝讨侯景，召令还俗，配以兵马。《陈书·陈详传》。是能戎事者亦或出家也。《南史·陆厥传》云：“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着《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后还俗，以诗乐自乐，人莫能名之。”此文学之士之出家者也。《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疾病，谓世子曰：“潘相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魏书·酷吏传》：“李洪之少为沙门，晚乃还俗。”此等人，皆非遗世者也。

慧琳，《宋书》谓其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亦未尝不可如杨法持入诸佞倖传也。晋世君相并信佛法者，莫如孝武帝及会稽王道子，而许荣上书，病其僧尼乳母，竞进亲党；闻人奭亦云尼姏属类，倾动乱时，是其乱政殊甚。时范宁请黜王国宝，国宝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以上均见《晋书·简文三子传》。则非徒干乱朝权，并有交通宫禁者矣。《魏书·释老志》：道登之死，孝文以师丧之，似其人必有清操；然《酷吏传》言登尝过高遵，遵以登荷宠于高祖，多奉以货，深托仗之；及遵见诉，诏廷尉少卿穷鞫，登屡因言次申启救遵，则亦非谢绝赇谒者。《酷吏传》又言：张赦提克己厉约，本有清称，后乃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令僧尼因事通请，遂至贪虐流闻，卒以此败。则郡县之朝，亦有为所干乱者。《齐书·江谧传》言谧出为长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与谧情款，随谧莅郡，犯小事，饿系郡狱，裂三衣食之，既尽而死。谧固酷，僧遵或亦有以取之也。

《北齐书·神武帝纪》言神武自发晋阳，至克潼关，凡四十启，魏帝皆不答。还洛阳，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四门，《北史》作沙门，立君而谋及沙门，似乎不近情理。然《梁书·王僧孺传》言：僧孺出为南海太守，“视事期月，有诏征还，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不许”。郡守之去留，道人既可参与，又何不可与于立君之议邪？《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庚寅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可见神武谋及沙门时甚多。本纪之文，自当以《北史》为是也。

使沙门参与机要者，非独高欢也，五胡之主时有之。《晋书·石季龙载记》：“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压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姚襄载记》言襄率众西 行，苻生遣苻坚、邓羌等要之。襄将战，沙门智通固谏，襄曰：吾计决矣。战于三原，为坚所杀。《慕容垂载记》：参合之役，“有大风黑气，状若堤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慕容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昙猛固以为言，乃遣慕容麟率骑三万为后殿，以御非常。麟以昙猛言为虚，纵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慕容德载记》言潘聪劝德据广固，“德犹豫未决。沙门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访其所适。朗曰：敬览三策，时张华劝德据彭城，慕容钟等劝攻滑台。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今岁初，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而虚、危，齐之分野，除旧布新之象。宜先定旧鲁，巡抚琅邪，待秋风戒节，然后北转临齐，天之道也。德大悦。”《魏书·沮渠蒙逊传》：“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陁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其说殊不足信。《释老志》云昙摩谶“晓术数禁呪，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咨之；神中，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谶”，当是实情。盖谶既与闻国事，遣之则虑其漏泄，不遣又虑魏求之无已，故径杀之，以免交涉之棘手也。此皆五胡之主，多使沙门参与机要之征也。

元魏诸主，自孝文而后，多好与沙门讲论。神武之使道荣奉表，盖亦以其素蒙接待也。李暠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归表于晋，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通表。《北史·序传》。盖以其易避稽察。梁豫章王综谋叛，亦求得北来道人释法鸾，使通问于萧宝寅。

罢道者不必皆参与机要之徒也，寻常人出入于道俗之间者亦多。高允少孤，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未久而罢。其为沙门，盖亦如刘孝标居贫不自立，母子并为尼僧，事见《南史》本传，亦见《魏书·刘休宾传》。乃一时之计，非其素志也。魏河南王曜之曾孙和为沙门，舍其子显，以爵让其次弟鉴，鉴固辞。诏许銮身终之后，令显袭爵，鉴乃受之。鉴出为齐州刺史。高祖崩后，和罢沙门还俗，弃其妻子，纳一寡妇曹氏为妻。曹氏年齿已长，携男女五人，随鉴至历城，干乱政事。和与曹及五子，七处受纳，鉴皆顺其意，言无不从，于是狱以贿成，取受狼籍，齐人苦之，鉴治名大损。鉴薨之后，和复与鉴子伯宗竞求承袭，时和子早终。事见《魏书·道武七王列传》。前后若两人，皆由其出家之时，本未断名利之念也。此等可见当时之人，出家还俗，皆极轻易。

有所规避而出家者，自亦有之。《齐书·倖臣传》言宋孝武末年，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茹法亮忧惧，因缘启出家，得为道人。《梁书·文学传》：伏挺除南台治书，因事纳贿，当被推劾，挺惧罪，变服为道人，久之藏匿，后遇赦，乃出大心寺。会邵陵王纶为江州，携挺之镇，王好文义，深被恩礼，挺自此还俗。《南史》云：挺不堪蔬素，自此还俗。《张缵传》：缵为杜岸所执，送诸岳阳王詧，始被囚絷，寻又逼缵剃发为道人。《南史》云：嫌惧不免，请为沙门。《南史·刘虬传》：子之遴，“侯景初以萧正德为帝，之遴时落景所，将使授玺绂，之遴豫知，仍剃发披法服，乃免”。此等出家，皆非素志，故其还俗更易，其徒屏居佛寺而不出家者，更无论矣。如《北齐书·魏兰根传》言高乾死，兰根惧，去宅，居于寺。《高德政传》言文宣时，德政甚惧，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是也。要之当时僧俗甚近，故僧人之与俗事者亦多也。

（五七六）沙门与政下

沙门之多与政事也，以其时之王公大人，迷信甚深故也。沙门事迹，见于《晋书·艺术传》者，有佛图澄、鸠摩罗什、僧涉、昙霍，所传皆怪异之谈。《北史·艺术传》之灵远、惠丰，《魏书·释老志》之惠始，亦其类也。南朝所盛称者，莫如释宝志。《梁书·何敬容传》载其先知敬容败于河东王；《南史·梁武帝纪》载其先知国泰寺之灾；《贼臣传》载其先知侯景起自汝阴，败于三湘；甚至《隋书·律历志》云开皇官尺，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实当时流俗传最广者也。志之事迹，见于《南史·隐逸传》，云有人于宋泰始中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此乃无征不信之谈。其可征信者，齐武帝忿其惑众，收付建康狱，而其死在梁武帝之天监十三年。自齐武帝元年至天监十三年，凡三十二年；自其末年起计，则二十二年耳。志之入狱，即在齐武帝元年，其时年已六十，至其死时，亦不过九十有二，此固人寿所可有，无足异也。然则其为流俗所盛传，特以其敢于惑众耳，乃梁武帝亦敬事之，可见时人之易惑矣。

流俗所重，莫如先知，故沙门之见附会，多在于此。《晋书·五行志》云：“石季龙在邺，有一马，尾有烧状，入其中阳门，出显阳门，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佛图澄叹曰：灾其及矣！逾年而季龙死，其国遂灭。”亦见《澄传》。《姚兴载记》云：兴死之岁，“正旦朝群臣于太极前殿，沙门贺僧，恸泣不能自胜，众咸怪焉。贺僧者，莫知其所从来，言事皆有效验，兴甚神礼之，常与隐士数人，预于燕会”。《南史·贼臣传》云：“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饮酒啖肉，不异凡等，世间游行，已数十载，姓名乡里，人莫能知，初言隐伏，久乃方验，人并呼为阇黎，侯景甚信敬之。景尝于后堂与其徒共射，时僧通在坐，夺景弓射景阳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后又燕集其党，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王僧辩截其二手送齐文宣，传首江陵，果以盐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争取屠脍，羹食皆尽。”此等皆以能先知而见称为神圣者也。职是故，遂有托于是以惑世者，周太祖、隋高祖各自谓志公所称多须老翁，即是也。《宋书·符瑞志》云：“武帝尝行至下邳，遇一沙门，沙门曰：江表寻当丧乱，拯之必君也。”又云：“冀州有沙门法称，将死，语其弟子普严曰：嵩皇神告我云：江东有刘将军，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与将军为信。三十二璧者，刘氏卜世之数也。普严以告同学法义，法义以（义熙）十三年七月，于嵩高庙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饼，后二年而受晋禅。史臣谨按：法称所云玉璧三十二枚，宋氏卜世之数者，盖卜年之数也。三十二者，二三十，则六十矣。宋氏受命，至于禅齐，凡六十年云。”《齐书·祥瑞志》云：永明二年十一月，“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云，众鸟回翔其间。祥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兽纽，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与虏太后师道人惠度，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三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居士一纸，云从兜率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南史·宋武帝纪》云：“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梁武帝纪》云：“有沙门自称僧恽，谓帝曰：君项有伏龙，非人臣也。复求，莫知所之。”《宋书·颜竣传》云：“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案竣仕世祖。《南史·王僧辩传》云：“天监中沙门释宝志为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时言萧氏当灭，李氏代兴。及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称助讨纳，寻而洪雅降纳，纳以为应符，于是共议尊事为主。”《北史·艺术传》云：“有沙门灵远者，不知何许人，有道术。尝言尔朱荣成败，豫知其时。又言代魏者齐，葛荣闻之，故自号齐。及齐神武至信都，灵远与渤海李嵩来谒。神武待灵远以殊礼，问其天文人事，对曰：齐当兴，东海出天子，今王据渤海，是齐地，又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迟则不吉。灵远后罢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此等事之为矫诬，至易见也，而沈约犹据其辞而曲为之说，时人之迷罔，亦可见矣。

谶之最早见者，如《史记·赵世家》所谓秦谶，似系记事之作，而非歌谣之类，故《扁鹊列传》亦载其事，而作秦策。后汉君臣竞事造作，乃皆成韵语，如歌谣然，盖取其易于流播也。谣辞至后来，亦可伪造，史家明言之者，如《宋书·王景文传》谓明帝忌景文及张永，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是也。当时沙门，亦有为是者。《宋书·五行志》云：“司马元显时，民谣诗云：当有十一口，当为兵所伤，木亘当北度，走入浩浩乡。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诗云襄阳道人竺昙林所作。”《志》又云：“孟释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当悉走入关、洛，故云浩浩乡也。金刀，刘也，倡义诸公，皆多姓刘，娓娓，美盛貌也。”《北齐书·窦泰传》云：“泰将发邺，邺有惠化尼，谣云：窦行台，去不回。”此等亦因流俗之好求先知，而为是妄诞也。

然溺于迷信，特其时沙门见信敬之一端；其又一端，则亦以是时沙门多有学艺也。周朗痛陈佛教之弊，谓其假医术，托卜数，《宋书·周朗传》。足见其流衍民间，实以二者为凭借。而其在庙堂亦然。《魏书·术艺传》：李修“父亮，少学医术。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崔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足征沙门医学，确有渊源。贺琛为宣城王长史，侯景陷城，被创未死，贼舆送庄严寺疗之，《梁书·贺琛传》。寺中诸僧，必有娴于医术者矣。《魏书·孝文五王传》：“有沙门惠怜者，自云呪水饮人，能差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数，灵太后诏给衣食，事力优重，使于城西之南，治疗百姓病，清河王怿表谏。”《北史·李先传》：曾孙义徽，“太和中补清河王怿府记室，性好老庄，甚嗤释教。灵太后临朝，属有沙门惠怜，以呪水饮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数。义徽白怿，称其妖妄，因令义徽草奏以谏，太后纳其言。”呪水治病，固属诬罔，然安知其不有医术佐之；议之者出于好老庄而嗤释教之人，其言亦未必可信也。《魏书·景穆十二王传》：有沙门为小新成孙诞采药。《孝文五王传》：汝南王悦，好读佛经，而“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合服仙药松术之属，时轻与出采芝”。似神仙家服食之术，亦为沙门所知，盖以其与医术相出入也。《宋书·沈攸之传》：“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魏书·山伟传》：“伟与仪曹郎袁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果如其言。”《术艺·王显传》云：“世宗夜崩。显既蒙任遇，兼为法官，恃势使威，为时所疾。朝宰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临执呼冤，直閤以刀镮撞其腋下，伤中吐血，至右卫府，一宿死。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戒其勿为吏官，吏官必败。由是世宗时或欲令其遂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受玺册，于仪须兼太尉及吏部，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矣。”《北史·艺术传》云：“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此皆沙门娴于医卜，兼及相术之征也。然其学初不止此。《南史·隐逸传》言关康之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宋书》无“算”字，盖夺。妙尽其能。魏《正光历》，总合九家，雍州沙门统道融居其一。见《魏书·律历志》。《术艺传》：“殷绍上《四序堪舆》，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学伊川，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披释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隐审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练精锐思，蕴习四年，从穆所闻，粗皆仿佛，穆等仁矜，特垂忧闵，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专说天地阴阳之本。以此等文，传授于臣。”此等皆绝业，而当时之沙门能传之，可谓难矣。《辛绍先传》：子穆，“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久访不得，经二十余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其廉信。”敬武之久学不返，或非徒习经论、参禅定也。

《宋书·文九王传》言拓拔焘围悬瓠，毁佛浮图，取金像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此沙门或曾习兵家言。支昙猛说慕容宝备魏师，亦似知望气之术。

晋南北朝，沙门多能通知玄学无论矣，此外所该涉者尚广。今据《隋书·经籍志》观之，则有《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经部乐。此乐学也。《韵英》三卷，释静洪撰；《杂体书》九卷，释正度撰；经部小学。此小学及书法之学也。《四海百川水源记》一卷，释道安撰；史部地。此地理之学也。《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子部天文。《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子部历数。此天文历数之学也。《阳遁甲》九卷，释智海撰，子部五行。此数术之学也。《寒食散对疗》一卷，释道洪撰；《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智斌撰；《释慧义寒食解杂论》七卷，《解散方》一卷，《释僧深药方》三十卷，以上三书皆亡。《摩诃出胡国方》十卷，摩诃胡沙门撰；《诸药异名》八卷，沙门行矩撰；原注：本十卷，今阙。《单复要验方》二卷，释莫满撰；《释道洪方》一卷，《释僧匡针灸经》一卷，《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原注：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录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原注：本十二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原注：目一卷，本三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原注：本五卷，阙。《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子部药方。此医学也。《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集部《楚辞》。序云：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此文学亦声韵之学也。或中国有而沙门通之，或印土之学由沙门传入；其盛，盖不减近世基督教士之传播西学矣，曷怪好用其人者之多也。

（五七七）梁武帝废郊庙牲牷

梁武信佛，卒召台城之祸，读史者皆深讥之，其实不然。梁武受祸，自由刑政之不修，于信佛乎何与？其以面代郊庙牲牷，议者以为宗庙遂不血食，《南史·梁本纪》天监十六年及《隋书·礼仪志》。又《梁书·文学传》言：“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刘）勰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则尤拘墟之见矣。

南北朝时，帝王之主张去杀者，实非梁武一人。《齐书·王奂传》云：永明六年，奂欲请车驾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谓奂曰：“吾前去年为断杀事，不复幸诣大臣已判，无容欻尔也。”又《武帝本纪》载帝大渐之诏曰：“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礿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是武帝虽未绝肉，已不杀牲。又《豫章王嶷传》：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命之曰：“三日施灵，惟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扇繖。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此亦与齐武同，犹曰施之于己也。乃《魏书·礼志》曰：“显祖深愍生命，乃诏曰：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于是群祀悉用酒脯。”《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此其去梁武弥近矣。《齐书·张冲传》：冲父柬卒，遗命曰：“祭我必以乡土所产，无用牲物。”《魏书·崔挺传》：“挺子孝直顾命诸子，祭勿杀生，其子皆遵行之。”《颜氏家训·终制篇》云：“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惟下白粥清水干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亲友来餟酹者，一皆拒之。”又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

欲薄祭祀，自必先绝口腹之欲。梁武帝无论矣，《梁书·贺琛传》言琛启陈事条，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有云：“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虽北主亦有能行之者。《北齐书·文宣纪》：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是也。士夫有以信佛而疏食者，如《齐书·高逸传》言：刘虬精信释氏，礼佛长斋。《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梁书·到溉传》言其初与弟洽常共居一斋，洽卒后，便舍为寺，因断腥膻，终身蔬食。《文学传》言：刘杳睹释氏经教，常行慈忍。自居母忧，便长断腥膻，持斋蔬食。任孝恭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明佛理，后乃蔬食持戒，信受甚笃。《陈书·徐陵传》言其第三弟孝克蔬食长斋，持菩萨戒。《北齐书·卢潜传》言其自扬州刺史征为五兵尚书，扬州吏民以潜戒断酒肉，笃行释氏，大设僧会，以香华缘道送之。《齐书·张融传》言：融兼掌正厨，见宰杀，回车径去，自表解职。知时奉佛者，于杀戒甚虔。间有以不堪蔬素而还俗者：如《南史·儒林传》之伏挺，则其出家亦本以避罪，非以信佛也。又袁粲孝建元年文帝讳日，群臣并于中与寺八关斋中，食竟，粲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为尚书令何尚之所白免官。则其人本不信佛。亦有不尽由于信佛者，信佛者持戒自尤严。《陈书·王固传》云：固“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忧，遂终身蔬食。尝聘于西魏，因宴飨之际，请停杀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为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鳞不获”。似乎周旋坛坫之间，仍守疏食之旧不变。《齐书·周颙传》：“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议之。学生钟岏曰：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矿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声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竟陵王子良见岏议大怒。”其持戒可谓严矣。然沙门反有不能守戒者。《宋书·谢弘微传》云：兄曜卒，“弘微蔬食积时，服虽除，犹不啖鱼肉。释慧琳诣弘微，弘微与之共食，犹独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顷者肌色微损。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于得理。”是沙门反劝人肉食也。犹曰劝人，抑慧琳本佞幸之流也。梁武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乃郭祖深上封事极言其事之弊，有云“僧尼皆令蔬食”。《南史·循吏列传》。则寻常僧尼亦有肉食者矣，岂不异哉？

梁武帝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翦，有乖仁恕。《南史本纪》天监十六年三月。然北主亦有能行之者。

《魏书·释老志》载高祖延兴二年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自今一切断之。”此诏虽在高祖之时，实出显祖之意。《志》又言：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于是下诏禁断鸷鸟，不得育焉。《本纪》世宗永平二年五月辛丑，以旱故禁断屠杀；十一月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八年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九年二月己丑，诏限以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武成帝纪》：元年正月，诏断屠杀，以顺春令。《后主纪》：天统五年二月乙丑，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上洛王思宗传》云：子元海，好乱乐祸，然诈仁慈，不饮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庙不血食，皆元海所谋。及为右仆射，又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然本心非清，故终至覆败。案元海尝劝武成奉济南，此未为非义。其后与祖珽共执朝政，依违陆太姬间，盖亦事不得已耳，然谓其好乱乐祸则过矣。《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四月，亦以旱故禁屠宰。《隋书·礼仪志》：祈雨初请后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州郡尉祈雨，亦徙市断屠如京师。盖自此遂为故事矣。

《宋书·谢灵运传》言：“（会稽）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遂构仇隙。”灵运固狂悖，然其度意或未必尽诬。齐武帝将射雉，竟陵王子良上书谏。见《齐书》本传。王绩亦称疾不从。见《齐书·王奂传》。《魏书·陆俟传》：“俟玄孙子彰崇好道术，曾婴重疾，药中须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此与梁武帝禁以生类为药用意符同矣。《齐书·高逸传》：“始兴人卢度亦有道术，少随张永北征，永败，虏追急，阻淮水不得过。度心誓曰：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楯流来，接之得过。”此等戒杀之念，原不过徼利之心，然有以蕲报而然者，亦有不出于此者。闻以仁为治，不闻以杀为治，梁武帝、齐文宣可议之处则甚多矣，于其戒杀竟何与哉？

（五七八）僧徒为乱

宗教为治世之资乎？抑为作乱者之所藉乎？曰无定也。无论何教，皆可用以治民，亦可藉以犯上。道教自寇谦之而后，庙堂之上亦尊礼之，与儒、释并列矣。谓其非原出于张角、张鲁、孙恩之俦，不可得也。基督教在欧洲，几欲藉以驾驭帝王成统一之业；其在中国，太平天国起事之时，谓其非张角、张鲁、孙恩之流，不可得也。佛教最称柔和矣，然自传入中国以来，假以谋乱者，亦迄不绝；以其所成就，不如张角、张鲁、孙恩、太平天国等之大，读史者遂多忽略焉；然其性质实无以异，不可不一指出之也。

佛教流通，世皆信《魏书·释老志》之说，谓其以汉明帝之世来自西域，首至洛阳，非也。楚王英者，明帝之兄，而据《后汉书》本传，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国相以闻，诏报之，已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之语矣。然则佛教流通，南方殆先于北。大作佛事最早可考者，为汉末之笮融，事见《三国志·刘繇传》，亦见《后汉书·陶谦传》。《传》言融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逼，屯秣陵。融利广陵之众，因酒酣杀昱，放兵大略，因载而去，过杀礼。刘繇为孙策所破，奔丹徒，泝江南保豫章，驻彭泽。笮融先至，杀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其人实乱徒也。《隋书·经籍志》论《佛经》云：“汉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竺笮同音，佛徒以释为姓，始于道安，先此皆从所受学。《困学纪闻》二十引石林叶氏《避暑录话》。而僧人来自异域者，率以其国名为姓，如月支人姓支，安息人姓安是也。天竺人则姓竺，竺融疑从天竺人受学，因从其姓者；此说若然，则融，中国人出家之甚早者矣。《三国·吴志·孙琳传》言其“坏浮屠祠，斩道人”。其详不可得闻。今案《梁书·海南诸国传》述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事云：“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琳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中宗初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即高祖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钏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椀，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沉香色。”说虽怪迂，然穿土所得诸物，不容妄言；则其追溯前代寺塔，亦必非虚语。然江东之有佛教旧矣，孙琳何故毁灭之？观于笮融之事，而知当时僧众，未必皆和柔自守之徒，琳或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则佛教初入中国时，已有藉以谋乱者矣。

魏、晋以后，佛教之流通愈盛，其徒之反侧亦滋多。宋文帝元嘉九年，益州刺史刘道济绥抚失和，有司马飞龙者，自称晋之宗室，晋末走仇池，遂入绵竹，攻阴平，道济遣军击斩之。而五城人帛氐奴等复为乱，以道人程道养诈称飞龙。史虽云出于劫持，然其后道养亦迄未自拔，乱事绵延至十四年乃定焉。见《宋书·刘粹传》。二十八年又有亡命司马顺利，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以应顺则。见《宋书·萧思话传》。孝武帝大明二年，先是，南彭城蕃县人高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与秣陵民蓝宏期《南史》作宕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以阇为天子。事发觉，凡党与死者数十人。见《宋书·王僧达传》。亦见《夷蛮传》，云高阇为羌人。观文武官员与谋者之多，而知其诳惑，史之所传，庸或得实。然孝武因此以陷王僧达，则其事必与士夫多所牵连可知矣。齐武帝永明十一年，有建康莲华寺道人释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齐书·王玄载传》。梁武帝时有沙门僧强自称为帝，攻陷北徐州。《梁书·陈庆之传》。此皆南朝之反侧者也。北方则尤甚。《晋书·石季龙载记》云：有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杨。游于鄠县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经、竺龙、此人或亦佛徒，故姓竺。严谌、谢乐子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杨称大黄帝，建元曰龙兴。其见于《魏书》者：太祖天兴五年，有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高祖延兴三年十二月，有沙门慧隐谋反。太和五年二月，又有沙门法秀谋反，以上皆见《本纪》。法秀事亦见《天象志》《灵征志》。此役与大乘之乱，皆震动一时，与其谋者，有崔道固兄子僧佑及州秀才平雅。僧佑见《魏书·崔玄伯传》。雅，季之父，见《阉官传》。《苟颓传》云：“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太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恩倖·王叡传》云：“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叡曰：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疑赦。高祖从之，得免者千余人。”叡弟亮以告法秀反，赐爵永宁侯。此役似中国之士大夫谋欲覆魏，事未及发，而魏主归后，又株连颇广也。十四年有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世宗永平二年，有径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三年二月，有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延昌三年十一月，有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皆见《本纪》。光秀事亦见《灵征志》。僧绍事亦见《天象志》。至四年六月而大乘之祸作。《肃宗本纪》云：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自称大乘。九月甲寅，元遥破斩之，及渠帅百余人，传首京师。熙平二年正月，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本纪》。此事散见元遥及崔玄伯、宇文福、高允、萧宝夤、张彝、裴叔业、李叔虎、《酷吏》谷楷、《阉官》封津及《北齐书》封隆之等传。《元遥传》云：“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惟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萧宝夤遣兼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殁。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诏以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帅步骑十万以讨之。法庆相率攻遥，遥并击破之。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等率骑追掩，讨破，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北史》作斩法庆。传首京师。后擒归伯，戮于都市。”《北齐书·封隆之传》言法庆之众，为五万余。《魏书·谷楷传》曰：“沙门法庆反于冀州，虽大军讨破，而妖帅尚未枭除，诏楷诣冀州追捕，皆擒获之。”此盖法庆以外之小帅。《封津传》云：“大乘贼起，诏津慰劳，津世不居桑梓，故不为州里所归。”《高允传》：允孙绰，“大乘贼起于冀州，元遥讨之，诏绰兼散骑常侍，持节，以白虎幡军前招慰。绰著信州里，降者相寻。”此则攻剿之外，别事招抚者也。《张彝传》言：“大乘贼起于冀、瀛之间，遣都督元遥讨平之，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彝子）始均以郎中为行台，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至于灰烬，用息侥幸。”可见魏帅军纪之坏。法庆何故专以杀戮为务，甚至残及僧尼，殊不可解。归伯者，叔虎之从兄弟，叔虎弟台户亦同法庆反，叔宝则以连坐死于洛阳狱。见《魏书·李叔虎传》。士大夫之与其事者亦不少也。《源贺传》：贺出为冀州刺史，“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高宗谓群臣曰：朕为卿等保之。乃精加讯检，华果引诬。”《逸士传》：冯亮为中山王英所获，至洛，隐居嵩高，与僧徒礼诵为业。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后乃复还山室。此二事虽不知僧人之果与谋与否，然其易于牵连，则亦甚矣。《北齐书·皮景和传》：“陈将吴明彻寇淮南，令景和率众拒之；有阳平人郑子饶诈依佛道；设斋会，用米面不多，供赡甚广。密从地藏渐出饼饭，愚人以为神力，见信于魏、卫之间。将为逆乱，谋泄，掩讨，漏逸，乃潜渡河，聚众数千，自号长乐王。已破乘氏县，又欲袭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骑数百击破之，斩首二千余级，生擒子饶，送京师烹之。”此则利用佛教斋会供赡穷民，以聚众者。《魏书·卢玄传》：子渊，“高祖议伐萧赜。渊表曰：臣闻流言：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上之心，莫此为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渊虽云尔，实则豪贵参与其事者正多，不必出于假托，观法秀、法庆之事可知。郑子饶能为地道，多出饼饭以赡人，亦必豪桀之流也。显然腾谤于众坐之间，至引为南伐之后患，其中或有华夏有心之士志存覆魏者矣。

《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迁镇赓陵，“大明二年，发民筑治广陵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寻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言狂悖，杀之。”此人非有心恙，则亦必能假道佛以惑众者也。

《魏书·释老志》：高宗复佛法时下诏曰：“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有是限制，足见是时入道，豪猾者多也。《宋书·垣护之传》：其伯父之子阆，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诣官归罪，见原。《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弟长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殴击行路，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时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闾肆，后入长弼党，专以斗为事。文宣并收掩付狱，天恩党十余人皆弃市，长弼鞭一百。此两事，并足见僧众中凶人之多。《周书·齐炀王宪传》：齐任城王潜、广宁王孝珩等据守信都，高祖复诏宪讨之。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士者亦数千人。其人可应募为兵，无怪其易于为乱矣。

《魏书·释老志》：高祖延兴二年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本纪》云：“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观此知当时僧众亦有如基督教士巡游劝化者，而奸猾乃因之以行矣。世宗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仍与延兴之诏同意。

僧众游涉，究较平民为自由，观当时遭难者，或变形为沙门，或由沙门加以隐匿可知。《晋书·祖约传》：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尔种类，吾亦不在尔一人，乃厚资遣之，遂为勒将。祖氏之诛也，安多将从人于市观省，潜取逖庶子道重藏之为沙门，时年十岁，石氏灭后，来归。《宋书·邓琬传》：子勋之败，郢州行事张沈、伪竟陵太守丘景先闻败，变形为沙门逃走，追禽伏诛。《梁书·陈庆之传》：洛阳陷，庆之马步数千，结陈东返，尔朱荣亲自来追，直嵩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陈书·王质传》：侯景军至京师，质不战而溃，乃翦发为桑门，潜匿人间。《南史·宋宗室诸王传》言长沙王道怜之孙彦节谋攻齐高帝被杀，子俣与弟陔剃发被法服向京口，于客舍为人识，执于建康狱，尽杀之。又《齐武帝诸子传》言竟陵王子良子昭冑，王敬则事起，明帝召诸王侯入宫；及陈显达起事，王侯复入宫，昭胄惩往时之惧，与弟永新侯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魏书·房法寿传》言法寿从弟崇吉南奔，夫妇异路，剃发为沙门，改名僧达，投其族叔法延，住岁余，清河张略之，亦豪侠士也，崇吉遗其金帛，得以自遣；妻从幽州南出，亦得相会。《萧宝夤传》言兄宝卷子赞，本名综，为齐州刺史，尔朱兆入洛，为城民赵洛周所逐，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趣白鹿山，至阳平遇病而卒。《裴叔业传》言长兄子彦先，正始中转渤海相；属元愉作逆，征兵郡县，彦先不从，为愉拘执，踰狱得免，仍为沙门，潜行至洛。此皆身为沙门以求免者也。《宋书·王华传》：父廞，举兵以讨王恭为名，恭遣刘牢之击廞，廞败走，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华时年十二，《南史》作十三。在军中与廞相失，随沙门释昙永《南史》作昙冰。逃窜。《南史·袁昂传》：雍州刺史之子也。败，藏于沙门。沙门将以出关，关吏疑非常人，沙门杖而语之，遂免。又《梁宗室传》：临川王宏，宣武之难，兄弟皆被收。道人释惠思藏宏。及武帝师下，宏至新林奉迎。又邵陵王纶，元帝闻其盛，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纶将刘龙武等降僧辩，纶遂与子踬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沙门法磬与纶有旧，藏之岩石之下。又《王僧辩传》言甥徐嗣先，荆州灭亡，为比丘慧暹藏得脱。《魏书·司马楚之传》：刘裕诛夷司马戚属，叔父宣期、兄贞之并为所杀，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自历阳西人义阳竟陵蛮中。又《王慧龙传》：自云司马德宗尚书仆射愉之孙。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百余日，将慧龙过江。此皆藉沙门之隐藏以获免者也。沙门中虽多豪猾，究为方外之人，故其或行或居，稽察者究较宽弛矣。

（五七九）畜蛊

畜蛊之俗，近世谓西南有之。《隋书·地理志》曰：“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人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余少时闻人之言蛊者，大同小异，可见近世西南诸族，在六代时，尚盛于东南也。

（五八○）淫祀之盛

《宋书·礼志》四：“刘禅景耀六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先是所居各请立庙，不许，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为可立于京师，乃从人意，皆不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言于禅曰：昔周人怀邵伯之美，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象。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烝尝止于私门，庙象阙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尽从人心，则溃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属所以时赐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从之。”诸葛亮诚贤相，民乃竞私祭之，且及戎夷，亦为野祀乎？《志》又曰：“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刘章有功于汉，青州何与焉？而城阳祠之，诸郡且放效之乎？若曰栋折榱崩，侨将厌焉，忠孝之节，天下之所同美也，以是报德，且以厉后之人，魏武又何得目为淫祀乎？不特此也。《孔季恭传》云：“出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齐书·李安民传》云：为吴兴太守，卒官。“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太平御觉》六五四、八八二引此文，“八关斋”上并有“设”字。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为祟。”《萧惠基传》云：“弟惠休，徙吴兴太守，征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梁书·萧琛传》云：“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祀，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遗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合此数事观之，吴兴之奉项羽，可谓至虔，羽何功德于吴兴乎？犹得曰羽初避地江东，江东故楚地，民以其有功于楚而怀之也。乃如董卓，逆乱之贼也，度无怀思之崇敬之者；而《北史·魏兰根传》：谓其母忧，将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树，兰根以卓凶逆，不应遗祠至今，乃启刺史，请伐为椁。左右人言有灵，兰根了无疑惧。”是董卓亦受人崇祀数百年也。石虎尤异族淫暴之主也，而《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云：南安王桢为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群神。邺城有石季龙庙，人奉祀之。桢告神像云：三日不雨，当以鞭罚。请雨不验，遂鞭像一百。是月疽发背薨。”为此言者，盖亦信季龙之能为厉也。何民之不论善恶，不别内外，不计其有功德及己与否，而好淫祀至于如此也？善乎周朗之言之也。宋世祖之即位也，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曰：“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而以祈祝，从之而以报请，是乱不除，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

《齐书·周山图传》云：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发灵。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上世祖。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为？”县令死而发灵，亦习隆等所云小善小德图形立庙之类也。加之阶级，则又将屠牛刲羊，烦费不赀矣。是以世祖不之许也。《武十七王传》：“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夏禹庙盛有祷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约，服玩果粽，足以致诚。使岁献扇簟而已。”《隋书·高劢传》：“拜楚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诚无所费于民，以虚文崇祀之亦何害？然无所费，则其祠亦将不禁而自绝矣。何也？无所利焉，则莫为之倡率，而欲祷祝报请者，亦将无所景从也。

自宋、齐之世，孔季恭、李安民即不信项羽神，然至梁世而其妖妄仍不息，则以季恭、安民仅逐出之于听事，而未能径废其庙也。然即废之，亦未必能遂绝之。《梁书·王神念传》云：“出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而《南史·阴子春传》云：“子春仕历位朐山戍主、东莞太守。时青州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祷糜费，毁神影，坏屋舍。当坐栋上有一大蛇长丈余，役夫打扑，不禽，得入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人通名诣子春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既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二日而知之，甚惊，以为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相闻，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子春心喜，供事弥勤。经月余，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子春设伏摧破之，诏授南青州刺史，镇朐山。”此事不知子春故信此神，闻神念之废之而己立之；抑有信此神者，闻神念之废之，而说子春立之也？然此神也，则废于此而立于彼矣。又不仅此也，《周书·于翼传》云：“出为安州总管。时属大旱，涢水绝流。旧俗，每逢亢阳，祷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淫祀，山庙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沾洽，岁遂有年。民庶感之，聚会歌舞，颂翼之德。”其时则有废之，又有举之者矣。然所云聚会歌舞者，又安知不为乱男女、合饮食来邪？

阴子春、于翼之事，其小焉者也。魏武帝之废淫祀也，文帝、明帝皆能继其志。文帝黄初五年诏曰：“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晋武帝泰始元年诏：“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犹此志也。然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谓：“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不见省。”而武帝之志荒矣。以上亦皆据《宋书·礼志》。《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四月诏曰：“淫祠惑民废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此《礼志》所谓“普禁淫祀”者，盖至此而又一整顿也。《志》云：“由是蒋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绝。”然又云：“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则其废之也，亦不旋踵而即复，且加厉焉。所谓蒋子文者，其行事无可考。《齐书·崔祖思传》云：“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祀神，庙有苏侯像。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祖思，清河东武城人，清河齐世属冀州。《南史·祖思传》则云：“年十八，为都昌令，随青州刺史垣护之入尧庙，庙有苏侯神偶坐。护之曰：唐尧圣人，而与苏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荡此坐，则是唐尧重去四凶，由是诸杂神并除。”不云苏侯为苏峻。论者或以苏峻凶逆，不当见祀，谓《南史》为可信，然则董卓、石虎又何以见祀邪？若谓苏侯当在建康，不当在青、冀，则《南史·张冲传》言：“东昏遣薛元嗣、暨荣伯领兵及粮运送冲，使拒西师。冲病卒，元嗣、荣伯与冲子孜及长史江夏程茂固守，处围城之中，无他经略，惟迎蒋子文及苏侯神，日禺中于州听上祀以求福，铃铎声昼夜不止。又使子文导从登陴巡行，旦日辄复如之，识者知其将亡。”苏侯可迎入郢城，独不可至青、冀邪？以此推之，蒋侯亦必非正神。不然，宋武诏明言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除例，何以其祠在当时亦见毁绝耶？

凡人当祸福无定之际，则皇惑无主。《宋书·礼志》四云：“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今案宋世信此二神者，莫如元凶及太宗。《文九王传》云：“劭迎蒋侯神于宫内，疏世祖年讳，厌祝祈请。”又云：“始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初行，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与休仁书曰：此段殊得苏侯兄弟力。”《南史》云：“明帝初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书辞则曰：“此段殊得苏兄神力。”皆在军旅成败之际也。自此而上溯之，《晋书·简文三子传》云：“孙恩至京口，道子无他谋略，惟日祷蒋侯庙，为厌胜之术。”又《苻坚载记》云：“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陈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由此而下，暨之《齐书·东昏侯纪》云：“崔慧景事时，拜蒋子文神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至是（义师至近郊）又尊为皇帝，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后堂，使所亲巫朱光尚祷祀祈福。《南史·齐东昏侯纪》云：“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咨启，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亦皆在军事急迫之际也。《南史·曹景宗传》云：天监六年，“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繖，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是时，魏军攻围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亦神之力焉。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此盖大敌当前，借此以激士气，其灵异之迹，则传者之所增饰也。《陈书·高祖纪》，帝以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于南郊，丙子即幸钟山，祀蒋帝庙；三年闰四月，久不雨，又幸钟山，祭蒋帝庙。亦梁武之志矣。《南史·陈高祖纪》：永定二年正月，又尝遣中书舍人韦鼎策吴兴楚王神为帝。《南史·毛修之传》云：“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庙。时蒋山庙中有好牛马，并夺取之。”当清平无事之时，虽凡人亦不易惑以淫昏之鬼矣。固知巫现之流，莫非有所利而为之者也。

然凡民亦非可以徒诳也，周朗论淫祀又曰：“针药之术，世寡复修；诊脉之技，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于鬼，遂弃于医。”凡民当疾病生死不决之时，亦犹之王公贵人当军事成败未决之日耳，固易乘危而胁取其财帛矣。

（五八一）巫能视鬼

古人信巫能视鬼。夏父弗忌谓“吾见新鬼大，故鬼小”是也。《左氏》文公二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后汉书·孝明八王传》：梁节王畅乳母王礼等自言能见鬼神事。《三国·吴志·孙休朱夫人传注》引《搜神记》曰：“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着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着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从石子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进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同。于是开冢，衣服如之。”《孙和传》：孙晧遣守丞相孟仁等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注》引《吴书》曰：“比仁还，中使手诏，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生日。”吴范等传《注》引《抱朴子》曰：“吴景帝有疾，求觋视者，得一人。景帝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筑一屋，施床几，以妇人屐履服物着其上，乃使觋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赏，而即信矣。竟日尽夕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头白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无复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实上闻。景帝乃厚赐之。”据此三事，知汉世巫鬼之习犹盛也。

《论衡·论死》篇曰：“夫为鬼者，人谓死者之精神。如审鬼者死人之精神，则人见之宜徒见裸袒之形，无为见衣带被服也。”其辩驳可谓隽快，然此非流俗所知。流俗云见鬼，恒云见其衣带被服，故有葬之俗焉。王充谓被服无精神，然人以焚烧之，则其物化而为气，亦鬼神之伦矣。《三国·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言乌丸之葬，“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由此也。中国古无烧送之俗，岂明器初起时，谓死者诚能用之邪？则其知识反出乌丸下矣。后世衣物等亦率皆烧送，可见人心之渐变也。《魏志·文德郭皇后传注》引《魏略》曰：“甄后临没，以（明）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令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又引《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袁绍传注》引《典论》曰：“（绍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髡头墨面以毁其形。”案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左氏》哀公十六年。《吴越春秋·夫差内传》曰：“吴王临欲伏剑，顾谓左右曰：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使其无知，吾负于生。死必连繴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亦此意也。《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王去爱姬阳成昭信杀幸姬王昭平、王地余。后昭信病，梦见昭平等，以状告去。去曰：虏乃复见畏我，独可燔烧耳。掘出尸，皆烧为灰。后昭信立为后，复谮幸姬陶望卿，望卿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阴中，割其鼻唇，断其舌。谓去曰：前杀昭平，反来畏我，今欲靡烂望卿，使不能神。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连日夜靡尽。亦皆谓毁其形则不能神也。

丁帙　隋唐以下

（五八二）隋文不肯自逸

《通鉴》长城公至德四年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隋主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效近代帝王，传位于子，自求逸乐哉。”十月，隋主每旦临朝，日昃不倦。礼部尚书杨尚希谏曰：“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帝善之而不能从。案至德元年，柳彧上疏劝不勤细务，已有圣躬有无疆之寿之语矣。帝亦览而善之，而终不能改者，则其勤劳出于天性故也。逸豫者未必延年。然世俗之见，固也为如是。隋文不肯自逸。以求民瘼，拟之邾文公之知命，又何愧哉。

（五八三）炀帝雁门之围

始毕可汗围炀帝于雁门，《旧唐书·太宗纪》云：时太宗年十八，“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营，将行，谓定兴曰：始毕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卒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旗幡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师次崞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此唐人之饰说也。始毕敢围天子，岂其慑于虚声？据《隋书·炀帝纪》，帝之见围，齐王暕以后军保于崞县。云定兴军盖亦隶焉，其军实仅能自保，未能赴援也。

又《萧瑀传》言，瑀于是时进谋曰：“汉高祖解平城之围，乃阏氏之力。若发一单使以告义成，假使无益，事亦无损。于后获其谍人，云义成公主遣使告急于始毕，称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围，盖公主之助也。”此亦妄言。当时告变即由义成，其乃心宗国可知，然竟不能尼始毕之兵。且时留守之事，不闻由义成主之。即北方有警，告急之使，亦岂得出自义成哉？

（五八四）唐高祖称臣于突厥

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新旧《唐书》皆不载其事。然《旧唐书·李靖传》谓：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新唐书·突厥传》云：李靖等出讨，捷书日夜至，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尝痛心病首，思一刷耻于天下，今天诱诸将，所乡辄克，朕其遂有成功乎？”《通鉴》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三文所本者同，单于稽颡，自指突利入朝之事。《通鉴》叙述，最为明析。《旧唐书》虽不逮，犹留单于款塞之文，使人可以推较。《新唐书》删去此语，顾移“无往不捷”之语于前，改为“捷书日夜至”，谓太宗此语，乃为闻捷而发，可谓疏矣。观此，知高祖尝称臣于突厥不疑。《旧唐书·张俭传》：“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及俭至，遂拒不受，太宗闻而嘉之。”《新唐书》略同。彼之称敕于诸州，盖正由高祖之称臣于彼。《新唐书·突厥传》言：高祖初待突厥用敌国礼，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疑称臣之礼，实至是而始罢，然亦不过用敌国礼。云用诏若敕者，史家讳前此之称臣为用敌国礼，则不得不改是时之用敌国礼者为用诏敕也。《通鉴》：高祖之起，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及文静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高祖喜其缓，谓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恭帝义宁元年。此或史家文饰之辞，高祖未必及此。然唐初确未藉突厥兵以为用，则高祖之智，虽不及此，群臣之中，必有能为是谋者矣。夷狄利厚实，非爱虚名，既非急于求人，何乃无端屈己。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

（五八五）唐太宗除弊政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元年三月，诏曰：崔季舒子刚、郭遵子云、韦孝琰子君遵，并以门遭时遣，淫刑滥及，宜从褒奖，特异常伦，可免内侍，量才别叙。《新书》同。此自齐历周、隋至唐，市朝已三易矣。

又二年九月丁未，诏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悯，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得各遂其性。”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此亦隋代弊政，至太宗而后除者，可见武德时之政事，殊不足观也。

（五八六）太宗停薛延陀婚

《旧唐书·薛延陀传》：延陀请婚，“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今大乱之后，创夷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太宗曰：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因征夷男备亲迎之礼，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夷男大悦，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于是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或说夷男曰：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俱一国主，何有自往朝谒？如或拘留，悔之无及。夷男曰：吾闻大唐天子圣德远被，日月所照，皆来宾服。我归心委质，冀得睹天颜，死无所恨。然碛北之地，必当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国之计。我志决矣，勿复多言。于是言者遂止。太宗乃发使受其羊马。然夷男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遂后期；太宗于是停幸灵州。既而其聘羊马来至，所耗将半，议者以为夷狄不可礼义畜，若聘财未备而与之婚，或轻中国；当须要其备礼。于是下诏绝其婚。”《新唐书》略同，且曰：“或曰：既许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计非也。昔汉匈奴强，中国不抗，故饰子女嫁单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国婿，名重而援坚，诸部将归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则叛矣。今绝婚，使诸姓闻之，将争击延陀，亡可待也。”《旧唐书·契苾何力传》云：“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诏许何力觐省其母，兼抚巡部落。何力父入龟兹，居热海上，死。何力随母诣沙州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时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何力至，闻而大惊曰：主上于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图叛逆！诸首领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闻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会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状。太宗泣谓群臣曰：契宓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入延陀，许降公主，求何力。由是还，拜右骁卫大将军。太宗既许公主于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闻天子无戏言，既已许之，安可废？何力曰：然。臣本请延缓其事，不谓总停。臣闻六礼之内，婿合亲迎，宜告延陀亲来迎妇；纵不敢至京邑，即当使诣灵州。畏汉必不敢来，论亲未可有成，日既忧闷，臣又携离，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很戾，若死，必两子相争，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从之，延陀恐有诈，竟不至灵州，自后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两子果争权，各立为主。”《新唐书》亦同。案太宗初以亲女许延陀，其欲抚之之意，可谓甚厚；而后忽决然绝婚，其间必有为之谋者。同罗、仆骨力足以制延陀，许之，则名重而援坚；绝，则诸姓将争击之，此惟固其族类，且新自其中来者，为能知其情，谓其谋出自何力，似也。然六礼婿当亲迎，恐非契苾所知；藉此召至京邑，不则使诣灵州，此等深计远图，亦非武夫所及；恐何力徒请绝婚，而措置之方，则别有为之谋者。《何力传》既为何力攘功，《突厥传》又为太宗掠美耳。何力之不顺延陀，盖其早入中国，久习华风，非必尽忠唐室。部落既已从顺，延陀亦何爱于一夫，而欲固留之。且拔刀割耳，谁则见之。则其本传所云，殆皆谀墓之词类耳。夷男浅虑，盖当如其本传所言，谓其疑忌不来，恐亦故神其说；且志性很戾者，岂为失一公主悒悒而死哉？亦明为附会之辞也。是时言婚不宜绝者为褚遂良，其意亦重用兵，与房玄龄同。太宗之事四夷，文臣多尼之，武夫则多赞之。征辽之役，谏者孔多，而顺之者，独一李勣，亦是物也。

（五八七）唐初封建之敝

唐初如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唯外番君长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罗艺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余人，于是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新唐书·韦嗣立传》：中宗时恩幸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县，皆据天下上腴，随土所宜，牟取利入，为封户者，急于军兴。嗣立极言其弊，请以丁课，尽送大府，封家诣左藏支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宋务光亦言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国赋少于侯租，人家倍于输国，乞以封户均余州，并附租庸使岁送停封使，息驿使。是征租者，并乘驿矣。《宋璟传》：武三思封户在河东，遭大水，璟奏灾地皆蠲租。有陷三思者，谓谷虽坏而蚕桑故在，请以代租，为璟所折。《张廷珪传》：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廷珪固争得免。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虽国赋不至此也。

（五八八）唐宫人至朝廷

《文昌杂录》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之句。盖自武后临朝，女官随侍，后遂相沿为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称“唐入阁图有昭容位”，可见当日著为朝仪，至形之图画也。按《唐书》天祐二年十二月诏曰：宫妃女职，本备内任，今后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门祇候引从，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罢。则唐末始革除。

（五八九）唐将帅之贪

赵瓯北《陔余丛考》有论宋南渡后将帅之富一条，往者读之，未尝不叹息于国家之败，由官邪；官之失德，宠赂彰；宠赂之彰，武人尤甚；恢复之无成，未始不由于武夫之贪黩也。然何必宋，唐中叶后将帅之贪侈，恐有甚于宋之南渡者矣。如郭子仪非其首邪？论者乃称其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何阿私所好之甚也！

安、史之败亡，乃安、史之自败，非唐人之能亡之也。当禄山、思明未死时，唐兵实未能进取，观潏水之败可知。然则朔方之兵力，实非范阳之敌，所以然者，侈为之也。肃宗之幸灵武，杜鸿渐等奉迎，而留魏少游缮治宫室。少游时为朔方水陆转运副使。少游大为殿宇幄帟皆象宫阙，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拟穷水陆；又有千余骑，铠帜光鲜，振旅以入。帝见宫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为？稍命去之。肃宗非恭俭之君，而犹以为过，朔方军之侈可知矣。杜陵之诗曰：“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岂无故哉？或曰：“云帆转辽海，秔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范阳之军则不侈乎？不知禄山之能用其众者，啖之以虏掠也。何千年尝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鄜、坊。果如是，朔方军之根本且覆。唐是时方镇兵力，可用者惟朔方；朔方覆，抗敌且益难，禄山岂不之知？而卒不用其说者，毋亦其众歆于中国之富，驱之南向易，驱之西向难邪？其众之所以顺之者，以中国是时不习兵革，肆行虏掠，莫之亢也。逮其既入两京，所裒敛者当不少，然可掠取乎？黄巢之入长安也，其众见穷民，或抵金帛与之，其所裒敛，亦云多矣。唐之士有歆之而思起而掠取之者乎？则执山寨之民，粥诸贼人，获数十万钱而已。朔方军之所能，则随回纥剽河南，使其民以纸为裳而已矣。茹柔吐刚，是则武夫之德也！

不必安、史乱后也，即唐初亦已如此。唐初名将，莫如李靖。靖之平颉利也，《新唐书》云萧瑀劾靖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散失奇宝。《旧唐书》云温彦博害其功，谮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大加责让，久之乃解。奇宝果散入乱兵之手乎？侯君集之入高昌也，史言其“私取宝物，将士知之，亦竞来盗窃，君集恐发其事，不敢制”。突厥奇宝之散失，得毋亦如是乎？《岑文本传》言孝恭之定荆州，军中将士，咸欲大掠，文本进说，孝恭乃止之。《靖传》云：是行也，“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军之任，一以委靖”。则诸将之请孝恭，实请靖也。《靖传》云：诸将请孝恭而靖止之。足见孝恭能左右之也。靖陈图萧铣十策，高祖乃有攻铣之举，始谋实出于靖，得毋亦有所歆？特性较谨愿，不如君集之卤莽。又内地肆掠，事易彰露，有所顾虑而中止欤？君集之还也，有司请推其罪，诏下之狱。岑文本上疏讼之，引李广利、陈汤事，言古者万里征伐，不录其过。又曰：“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可谓切中事情矣。万里征伐，不录其过，岂太宗所不知？而大责让靖者，文本《疏》言：高昌之役，“议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惟陛下运独断之明，授决胜之略”。则是役主之者帝也，怒君集而下之狱，得毋所歆亦有在正辞伐罪之外者乎？观其因失奇宝，而大责让靖，则其伐突厥，亦岂徒以其父尝诡而臣之，而思雪其耻哉？此无足诡。太宗亦武人也。建成之图太宗也，谓元吉曰：“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祸？”彼秦王之金宝，果何自来哉？

文本《疏》引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黄石公《军势》，自为依托之书，然此数语，亦颇有理。夫战非恶事也，除旧布新实以之，以之伐罪则仁，以之御暴则义，战所以行仁义也，然以之行仁义者寡矣。

《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曰：龟兹之役，郭孝恪之在军，“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遗社尔。社尔不受。”此金玉岂出军时所赍邪？以遗社尔，得毋使俱有所取，则不能发其事邪？此又一侯君集也。

魏元忠论武后时之将帅也，曰：“薛仁贵、郭待封受阃外之寄，奉命专征，不能激厉熊羆，乘机扫扑；败军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事立功；遂乃弃甲丧师，脱身而走。幸逢宽政，罪止削除，国家网漏吞舟，何以过此？”可谓痛切矣。又曰：“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黩货无厌。”《旧唐书·魏元忠传》。则知将帅之不职，无不以好贿者。仁贵始从征辽，以白衣陷陈自旌显，似亦勇者欲行其志。然观魏元忠之言，则贪者之邀趋耳，非有志而欲行之者也。其白衣陷陈也，所谓患不得之；及既得之，自无所不至矣。故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旧唐书·裴行俭传》曰：“初，平都支、遮匐，大获瑰宝，蕃酋将士愿观之，行俭因宴设，遍出历示。有马脑盘，广二尺余，文采殊绝。军吏王休烈奉盘，历阶趋进，误蹑衣，足跌便倒，盘亦随碎，休烈惊皇，叩头流血。行俭笑而谓曰：尔非故也，何至于是？更不形颜色。”似乎大度矣，然其始之藏之何为哉？何不以所获分赐将士乎？“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皿三千余事，驼马称是，并分给亲故并副使已下，数日便尽。”岂不以瑰宝多，金与驼马不足贵邪？马燧之救邢州、临洺也，将战，约众，胜则以家赀赏；及围解，殚私财赐麾下。德宗嘉之，诏出度支钱五千万偿其财。《旧唐书·马燧传》。此固可逆知，然则其赏士也，犹储之外府也。不然，燧没后，何由以赀甲天下哉？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过客必食。人之情，固因其所处而异。行俭之碎马脑盘，而不形于色，果大度也哉？且果形颜色，亦岂当在宴设之际乎？《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簟食豆羹见于色。”《尽心》下。

（五九○）富弼劝辽兴宗不用兵

事有不谋而合者，辽兴宗求关南地于宋，宋使富弼报之。《宋史》记其事，谓弼说契丹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大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明日，刘六符谓弼今惟有结婚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其后弼再往契丹，遂不复求婚，专欲增币。夫就宋辽二史观之，兴宗皆似有大志，非可以区区岁币饵者。读史者或疑《宋史·弼传》之辞为不实。然《辽史·兴宗纪》亦云弼为兴宗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害在国家。兴宗感其言，和好始定。《辽史》未必取材于宋，则《宋史·弼传》之言初非不实矣。《旧唐书·郑善果传》：从兄元绖，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元充使招慰。元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今乃舍善取怨，违多就少，何也？”颉利纳其言，即引还。与富弼之折辽兴宗，如出一辙。然则兴宗亦颉利之伦，宋辽两史所载，一似志在拓地之雄主，盖未得其实也。果其志在拓地，富弼安得以财利为言，取笑异国？而兴宗亦安能遽听之乎？然则史事之增饰不实者多矣。兴宗之求地，未必不出于臣下之怂恿；而其臣下之怂恿，未必不以虏掠之利动之。富弼固窥见其微，乃以是折之也。夫弼岂知郑元之所为而师之哉？其所遇者同，其所以应之之术自不得不同也。

（五九一）金初官制

《金史·百官志》：“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班勃极烈居守。谙班，尊大之称也。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其次诸勃极烈之上，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赍，阿买，阿舍，吴，迭之号，以为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废，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图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此段文字，殊欠清晰。其《国语解》云：“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云冢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胡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赍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赍。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倅贰之官，诸纠详稳，边戍之官。诸移里堇，部落墟寨之首领。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乌鲁古，牧圉之官。”胡鲁，即忽鲁。国论勃极烈，忽鲁勃极烈，据解乃两官，而《志》误合为一。下又重出国论勃极烈之名。“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赍，阿买，阿舍，吴，迭之号”句，国论，忽鲁又重出。阿舍，即《解》之札失哈。吴为昃字之误。盖此诸号，至熙宗皆废，故作史者亦不可能了然也。《桓赧散达传》：“国相雅达之子也。雅达之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后撒改亦居是官焉。”案《辽志》：属国职名，有左相、右相。又载景宗保宁九年，女直国来请宰相，夷离厪之职，以次授者二十一人。则雅达之国相，必受诸辽，故须以币与马求之。然则金初国论勃极烈为最尊之官，都勃极烈，谙版勃极烈，皆后来所设，故移赍勃极烈位居第三也。

《志》又云：“诸糺详稳一员，掌戍守边堡。么忽一员，掌贰详稳。习尼昆，掌本纠差役等事。”“诸移里堇司。移里堇一员，分掌部族村寨之事。”“诸秃里。秃里一员，掌部落词讼，访察违背等事。”“诸群牧所，国言谓乌鲁古。提控诸乌鲁古一员。又设扫稳，脱朵，分掌诸畜，所谓牛马群子也。”此等序谓踵辽官名，其下皆无勃极烈字。然则凡有勃极烈字者，皆女真之旧也。金初官制大略可见矣。

（五九二）明末贪风之害

《明史·梁廷栋传》：崇祯三年秋，“廷栋以兵食不足，将加赋。因言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也。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此说最为痛快，历代民之所病，未有在于法令之所明取者。使以私租为官赋，此外遂绝无所取，民未必其疾首蹙额也。但必不能所取耳。

（五九三）清建储之法

清圣祖时，诸子争立，允礽再废，其后遂未立储。雍正元年，世宗亲书所欲立者之名，藏诸正大光明扁额之后，后遂沿为成法。此虽不必遂善，然亦家天下之世防弊之一法也。然此法实因内宠而后立。《清史稿·诸王传》：“端慧太子永琏，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殇，年九岁，十一月，谕曰：“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旋册赠皇太子，谥端慧。”又：“哲亲王永琮，高宗第七子，与端慧太子同为嫡子，端慧太子薨，高宗属意焉。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以痘殇，方二岁。上谕谓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命丧仪视皇子从优，谥曰悼敏。”观此，知二子不死，世宗所立之法，未必不又废于高宗时也。

（五九四）唐代市舶一

市舶之职，盛于宋实始于唐。然唐代之市舶使，似非如宋代为征榷之要司也。《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使使，与波期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又《代宗纪》：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體，纵下大掠广州”。终唐之世，因市舶而遣使，姓名可考者，惟此二人而巳。《通考》即仅举此二人。庆立之事，亦见《新唐书·柳泽传》，使名作市舶，不作使。然窃疑使并非误字，后来市舶之名通行，传泽事者乃从而改之耳。至“波期”为“波斯”之误，则无足疑也。太一之事，亦见两《唐书·韦伦传》。《旧唐书》云：代宗以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乃以伦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连柳三州都团练使，竟遭太一用赂反间，贬信州司马。《新唐书》略同，惟柳州作郴州。郴于韶、连为近，似当从之。《通鉴》则系其事于十一月，云：“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发兵作乱，节度使张休弃城，奔端州。太一从兵掠焚，官军讨平之。”节度使之名，似当以《鉴》为是；俗书“體”字从人从本，因此乃误为“體”。云发兵，盖即发其矫诏新募之兵；旧兵则当隶节度，太一恐不易擅发也。云官军讨平之，一似其乱不旋踵而定者，盖终言之；其事实不在即时，不然，则唐朝不必更遣韦伦矣。至其记事早于《唐纪》一月，则《唐纪》盖据奏报到日书之，《通鉴》必有所据也。

《通鉴注》云：“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明其并非经制。两《唐书·卢奂传》，皆附其父怀慎传后。皆谓其官南海有清节，中使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又《旧唐书·卢钧传》言：钧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毕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遣监军领市舶使，而己一不干与。则立法皆由节度，使名亦所兼领，别遣乃出偶然，故姓名可考者甚希也。大权既在节镇，中使盖无能为，太一乃激而生变耳。

（五九五）唐代市舶二

唐代管理市舶之权，实在交、广节镇，故居是职而以清廉或贪墨闻者特多。《旧唐书·卢奂传》：“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刘巨鳞、彭果《新唐书》作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臧巨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以为自开元以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奂。”又《李勉传》：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此数君盖当时最以清节著闻，藉藉人口者也。《新唐书》皆略同。惟《奂传》无裴伷先之名，而曰：“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案伷先，两《唐书》皆附其从父炎传。《旧唐书》无事迹，《新唐书》谓其流北廷时，“无复名检，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自北廷属京师，多其客，诇候朝廷事，闻知十常七八”。盖以为跅弛非廉隅之士，故于《奂传》芟其名。然伷先是时之志，盖欲以有所为，不得绳以小节。且人固有瑕瑜不相掩，亦有后先易辙者。伷先纵早岁跅弛，亦不害其晚节之能饬廉隅，更谓其不廉；而时人以与璟、朝隐、奂并称，自系当时舆论。著其事而斥其论之不允可也，改易其事，而谓舆论所称，只有三人，则缪矣。若谓其无实迹可指，则两《唐书·李朝隐传》，亦皆不列其在广政迹；《宋璟传》虽举其政绩，亦不及其清廉。须知史事遗落者极多，正籍此等单辞片语以补足之也。又《李勉传》谓其在广末年蕃舶至者四十余，勉既在官累年，则自非其至广明年之事，《新唐书》乃谓勉既廉洁，又不暴征，明年至者四千余柁。沈德潜曰：“夷舶至者四十余，未见不暴征之效也，《新唐书》为允。”殿本《考证》。何以十倍之数，不足见宽政之效，而必有待于千倍？且夷舶至者，岂易增至千倍乎？此“千”字恐正是“十”字之误，不足为子京咎。然以勉居官之末年为明年，则必子京之疏矣，信乎文士之不可以修史也。

卢奂等外，《唐书》称其清廉者，又有王方庆、名綝，以字行，《新唐书》作。孔戣、《新旧唐书》皆附其从父巢父传。马总、郑絪、萧仿、《旧唐书》附其从兄俛传，《新唐书》自有传。李尚隐、冯立、刘崇龟、《新唐书·刘政会传》。韦正贯等。《新唐书》附其从兄皋传。又卢钧，已见上条。著其贪墨者，则有遂安公寿、见《旧唐书·卢祖尚传》。路元睿、见两《唐书·王方庆传》。路嗣恭、王锷、王茂元、郑权、胡证、李象古、嗣曹王皋之子。徐浩、韩约、见《新唐书·李郑二王贾舒传》。郎余庆，见《新唐书·儒学传》，附其弟余令后。而李琢为安南都护，侵刻獠民，致府为蛮人所陷，征兵赴援，骚动累年，诒祸尤巨。见《旧唐书·懿宗纪》。路嗣恭起郡县吏至大官，皆以恭恪为理，而平哥舒晃之乱，多诛商舶之徒，四字见《旧唐书》本传，谓与商舶有关涉者也，《新唐书》改作舶商，殊欠审谛。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徐浩以文雅称，及授广州，多积货财，为时论所贬。信乎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乎？柳泽谏玄宗语。然刘崇龟为广州，姻旧或干以财，但写《荔支图》与之，可谓廉矣，而不能防检其家，既殁，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损。孔戣清节尤著，而长庆中亦有告其在南海时家人受赂者。即李勉，虽能搜家人所贮而投之江，亦不能禁家人之不贮之也。则信乎权利之地之不易居也。萧仿之为岭南也，南海多谷纸，仿敕子弟缮写缺落文史。子廪曰：此去京师，水陆万里，书成不可露赍，当须箧笋，人观兼乘，谓是货财，薏苡之嫌，得为深戒。仿曰：吾不之思也。乃止。此事与吴祐谏其父恢大相类，恐出附会。然好名者以此自饰，则此嫌之仍不易泯可知矣。

徐浩之罢岭南，以瑰货数十万饷元载。见《新唐书·李栖筠传》。载故贪墨，不足道也。杨炎救时相，郑注尤奇材，非没溺于利者，而《路嗣恭传》言：嗣恭没商舶之徒家财，尽入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故赏不酬劳。及德宗即位，杨炎受其货，始叙前功。《薛存诚传》云：“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则虽贤者亦不免随波矣。《郑权传》云：“权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此据《旧唐书》。《新唐书》云：“多裒赀珍，使吏输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纳焉。”观此。知权所贿者，实不仅郑注一人。《旧唐书·薛存诚传》“以酬恩地”之言，亦非指注言之也。《新唐书》改云悉盗公库珍货输注家，亦欠审谛。则中人之利此者甚多，此吕太一所由能败韦伦乎？毋亦市舶多以中人为使，为以教猱升木邪？郑权虽为朝士所嗤，然路嗣恭之子恕，私第有佳林园，自贞元初迄元和末，朝之名卿，咸从之游，则士夫虽口诋中人，又未尝不沾其润泽矣。王茂元为岭南，蛮落安之，然积聚家财巨万计。李训之败，中官利其财，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郑注见用，茂元惧，罄家财以赂两军，仅免。胡证以宝历二年节度岭南，大和二年卒，为时不及三年，卒时年七十一矣，而史言其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当时官岭南者致富之易，与士大夫之没溺而不知止，可以概见。证素与贾餗善，及李训败，禁军利其财，称其子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溵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则尚不如茂元之克全其生命矣。象有齿以焚其身，岂不哀哉！

《旧唐书·酷吏·敬羽传》：“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至德中，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人嫉之，告其阴通史朝义。《新唐书》略同。又《安禄山传》云谦“上元中，出家赀佐山南驿禀，肃宗喜其济，许之，累试鸿胪卿。婿在贼中，有告其叛，坐诛”。“喜其济”三字不辞，疑有夺误。谦髭须长三尺，过带；按之两宿，鬓发皆秃，膝踝亦栲碎，视之者以为鬼物，非人类也。乞舍其生，以后送状奏杀之，没其资产。”以好贿而任胡人为都护，而胡人亦卒以冒进杀其躯，具见是时宠赂之彰，纪纲之大坏也。

交、广之暗无天日如此，故冒利者多甘心焉，如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而乞助于中人以求之，是也。然士大夫之视为畏途者究多。卢祖尚许太宗至交州，已而悔之，太宗怒，斩之朝堂。虽失刑，然交、广择人之难，亦可想见。李纲在隋世，为杨素所排，乃因刘方之讨林邑，言于文帝曰：“林邑多珍宝，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纲可任，文帝遂以纲为行军司马。《旧唐书·李纲传》。玄宗尝大陈乐于勤政楼，既罢，兵部侍郎卢绚按辔绝道去，帝爱其酝藉，称美之。明日，李林甫召绚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广，若惮行，且当请老。”绚惧，从之。《新唐书·李林甫传》。皆可见时人心目中，视交、广为何如地也，此开拓新地之所以不易欤！

（五九六）唐代市舶三

《新唐书·韦皋传》：皋弟子正贯，“擢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雠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又《卢钧传》：“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雠其珍，钧一不取，时称洁廉。”先官买而后听其与民交易，官买与私买异直，此盖相沿榷法，而官吏因之自润，虽伤廉，究犹有所借口也。《孔戣传》：“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户绝者赀产入官，中国法亦如是，初非歧视蕃商；然海道岁一往复，则不应三月即没入，盖故立苛例以规利也。《传》又云：“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戮禁绝，无所求索。”此等则如后世之规费，以馈遗之名取之，于法无所影附矣，虽禁岂能真绝？所饷下及仆隶，此李勉北归时，家人所由有南货之藏欤？抑此等虽云非法，亦当皆有旧规，然贪取者之情，又不能以是为足，此则昆仑之所以一怒而状路元叡欤。《旧唐书·波斯传》：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新唐书》作袭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新唐书》作焚仓库庐舍。浮海而去。彼为通商来，交易足以求利，何事称戈以叛？疑亦必有激之使然者也。

当时贪墨之吏，非仅取之商舶也，并有诛求于土酋者。《隋书·食货志》言：晋自寓居江左，“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可见土酋因蕃舶致富者之多。《权武传》：武检校潭州总管，“多造金带，遗岭南酋领，其人答以宝物，武皆纳之，由是致富”。此尚为取不伤廉。若贪暴之徒，则其所为，盖有不可忍者，此李琢之所以招蛮寇也。冯盎族人子猷，贞观中入朝，载金一舸自随。《新唐书·冯盎传》。杨思勗破陈行范，获口马金玉巨万计，《旧唐书·杨思勗传》。王方庆之督广州，管内诸州首领，旧多贪纵，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方庆乃集止府寮，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由是境内清肃。《旧唐书·王方庆传》。此等，皆可见南方土酋之富，及官吏与之交关者之多也。

（五九七）唐代市舶四

蕃舶之利，虽多入贪官囊橐，亦未尝于国用无裨，江左署岭外酋帅以收其利，其最显然者矣。韦坚之开广运潭也，别各郡之船，各于栿背上积其郡之所产，南海郡船积玳瑁、真珠、象牙、沉香，《旧唐书·韦坚传》。可见其为常贡之物。《新唐书·徐申传》：申进岭南节度使，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贡外，未尝剩索，商贾饶盈。可见其贡有常额。《薛存诚传》谓郑权所以酬恩者，悉系盗诸公库，又可见其有关地方经费矣。五代时闽、广进奉中原者，犹以南货多。《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元年，广州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二年，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四年，广州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乾化元年，广州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安南两使留后曲美进筒中蕉五百匹，龙脑、郁金各五瓶，他海货等有差。又进南蛮通好金器六物，银器十二，并乾陁绫花越等杂织奇巧者各三十件。皆见《本纪》。《欧史·南汉世家》，载宋之兴，刘将邵廷琄劝修兵为备，不然，则悉珍宝奉中国，遣使以通好。逮潘美师至，龚澄枢、李托等谋曰：“北师之来，利吾国宝货耳，焚为空城，师不能驻，当自还也。”乃尽焚其府库宫殿，而以海舶十余悉载其珍宝嫔御，欲以入海。其视宝货之重如此。黄巢之攻广州也，丐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郑畋欲因以縻之，于琮言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之益富而国用屈，乃止。见《新唐书·巢传》及两《唐书·畋传》。可见其有裨度支，由来已久也。《旧唐书·王锷传》：“迁广州剌史、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此可见平时上供，亦不能无藉于舶利也。周庆立作淫巧以荡上心，敬宗侈宫室而舶贾献沉香材，见《新唐书·宗室传》。固非所语于经制也。

《隋书·南蛮传》言，文帝之征林邑，乃由天下无事，而群臣言其多奇宝。此似非文帝之所为，观其用一行军司马，尚因杨素之言而属意于李纲可知也。然《旧唐书·丘和传》言，和为交阯太守，林邑之西诸国，并遣遗和明珠、文犀、金宝，萧铣闻而利之，乃命宁长真渡海侵和。则事殊不敢保其必无。铣在群雄中，亦尚为知治体者也。其甚者，乃至如刘晟遣暨彦赟以兵入海，略商人金帛矣。亦见《欧史·世家》。

（五九八）唐代市舶五

蕃舶载来岭表之物，何由流行全国乎？《旧唐书·王锷传》谓锷“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新唐书》曰：与商贾杂出于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则其转输，殆与凡商货无异，亦可谓盛矣。又《懿宗纪》：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溪峒首领，素推诚节，虽蛮寇窃据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闻溪峒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溪峒之于茶药，亦必有以南货相易者。要之商旅既通，即无虑其物之不得流衍也。

抑当时贾胡踪迹，亦不限于交、广。《旧唐书·邓景山传》，言其引田神功以讨刘展，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死者数千人。《神功传》曰“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新唐书》皆略同。可见商胡居扬州者之众。犹曰扬一益二，其富庶固冠海内也。《新唐书·赵弘智传》：兄弘安，曾孙矜，客死柳州，官为敛葬。后十七年，子来章始壮，自襄阳往求其丧，不得，野哭。再阅旬，卜人秦誗为筮曰：“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实。”明日，有老人过其所，问之，得矜墓，遂归葬弘安墓次。此所谓西人，必贾胡也，其踪迹深入今之粤西，且居之颇久矣。

《旧五代史》：唐庄宗平蜀，得金银共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此亦南珍。《旧唐书·张柬之传》：柬之谏戍姚州，谓珍奇之贡不入。则自今缅甸经滇西入蜀之路未必通，盖亦自交、广来者。又《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谓钱氏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亦可见其物之北上者不少也。又《闽世家》言：王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此蒙蕃舶之利者归美之辞也。可见五代时闽中蕃舶亦盛，其物或有踰杉岭而入吴越者，钱氏所掠，不必皆来自岭南也。

（五九九）赐田

《旧唐书·于志宁传》志宁与张行成、高季辅俱蒙赐地。奏曰：“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高宗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新书·李袭志传》：弟袭誉，尝谓子孙曰：“吾性不喜财，遂至窭乏。然负京有赐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可以衣。”《牛僧孺传》：“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皆见士大夫之于赐田，守之颇久。王者之于土地，贵能予亦能夺，乃足以明赏罚而行惩劝；若贵人守之太久，则平民得之愈难，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隋文帝时，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地以给民。而王谊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隋文盖不欲失功臣之欢心也，谊之言则可谓悖矣。

元世赐田最多，别见《辽金元时赐田占田之多》条。然拘还者亦多。如《元史·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御史台臣言“比者近幸为人奏请，赐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顷，为租五十万石，乞拘还官”。从之。《顺帝纪》：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拨赐僧道田还官征粮，以备军储。皆其大焉者也。此盖赐田太多，不得不然。亦有既拘还复赐之者，《成宗纪》：大德九年，十月，赐安南王陈益稷湖广地五百顷。《仁宗纪》：至大四年，九月，益稷入见，言“有司拘臣所授田，就食无所”，帝谓省臣：“授田如故。”《武宗纪》：大德十一年，时赐田悉夺还官，以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以前后所赐合百顷与之。详见《辽金元时赐田占田之多》条。至大元年，六月，以没入朱清、张瑄田产隶中宫，立江浙财赋总管府、提举司。三年，十一月，以清子虎，瑄子文龙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顺帝纪》：至元二年，二月，诏以世祖所赐王积翁田八十顷还其子都中，亦见传。皆是也。

（六○○）唐武宗时僧尼所有田亩平均数

《新唐书·食货志》：武宗废浮屠，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以人数除田，近于人得一顷，似亦与民间小康之家无异。然俗人须赡八口，僧尼徒奉一身；又俗人吊死问疾等耗费多，僧尼不徒无之，尚可受布施也，此度牒之所以贵欤？

（六○一）质田以耕

《新唐书·卢群传》：郑滑节度行军司马姚南仲入朝，以群代节度。“群尝客于郑，质良田以耕。至是则出券贷直，以田归其人。”一似群质田时尝躬耕，或佣力而督之耕者。然《旧唐书·传》云：“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则其田实散在诸县，不徒躬耕，即佣人而督之耕，亦力所不及也。《新唐书》之辞，殊为失实。

（六○二）田业卖质无禁

《金史·食货志·田制》曰：“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此为地道之私有制，即所谓无制度也。《新唐书·食货志》述开元时事云：“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强并兼，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案《新唐书·长孙无忌传》：长孙顺德，太宗时刺泽州，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占部中腴田数十顷，夺之以给贫单。《旧唐书·良吏传》：贾敦颐，永徽五年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新唐书》云：举没三千余顷。此亦令买者还地之类。租庸调法存时，自不得不然。其后租庸调法虽废，盖亦未颂言可以卖、质，北宋之世犹然，至金世，乃有卖、质无禁之说。《金史》此言，自有所本也。

（六○三）农民所需田亩之数

一农民究须得田若干，乃可自活，此随时随地而不同者也。盖土愈沃，则所需之数愈少；时愈晚，则耕作之法愈精，所需之数亦愈少也。李悝尽地力之教，言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百五十石，则亩得一石半。此说当较近情实。晁错言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则约略言之耳。古百亩仅当今三十余亩，一石亦仅得今二斗。则今三十亩之地，在当时岁收今三十石也。《宋史·食货志》曰：“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繇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意以四户耕一顷为少。而林勋《本政书》，欲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亦见《志》，又见本传。《金史·食货志》：大定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致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则五十亩者，宋时人所能耕，而亦其自养之所需也。五十亩足以自养，故百亩为多。《明史·钱士升传》：附《钱龙锡传》。崇祯七年，“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疏驳之，曰：“其曰搢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此说当系以银两或缗钱计，颇失之夸。顾亭林《菰中随笔》引《龚子刍言》曰：“今江南虽极大之县，数万金之富，不过二十家；万金者倍之；数千金者又倍之；数百金以下稍殷实者，不下数百家。”估计较近情实。据《经世文编》卷八引。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固亦列百亩于富家矣。《徐问传》言其“田不满百亩”，《吴岳传》亦曰“田不及百亩”，二人固皆清廉，又未必能躬耕，然亦勉可自活，可见百亩在其时为已多也。斯时制民之产者：绍兴六年，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别给十亩为蔬圃。”《宋史·食货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成宗元贞元年，十二月，“也速带而之军，因李璮乱去山东，其元驻之地，为人所垦，岁久成业，争讼不已。命别以境内荒田给之，正军五顷，余丁二顷，已满数者不给”。大德元年，十二月，“徙襄阳屯田合剌鲁军于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泰定帝泰定三年，正月，“以山东、湖广官田，赐民耕垦，人三顷”。皆见《本纪》。此等皆系荒地，故所授较多，非寻常情形也。《元史·良吏·观音奴传》：“宁陵豪民杨甲，夙嗜王乙田三顷，不能得。直王以饥，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还，则田为杨据矣。”又《孝友·魏敬益传》：“雄州容城人。有田仅十六顷。此仅字为几及之义，意以为多，非以为少。唐、宋时人用仅字多如此。如《旧唐书·张延赏传》，言其为剑南节度，“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延赏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仅至庶富”是也。一日，语其子曰：自吾买四庄村之田十顷，环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给，吾深悯焉。今将以田归其人。汝谨守余田，可无馁也。乃呼四庄村民，强与之。”有田三顷，而一遇饥荒，即须携妻就食于外；十六顷去十顷，尚得六顷，乃守之仅足无馁；皆不可解，盖记者不详也。

（六○四）田亩隐匿

《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不及洪武之半，殊不合情理。犹可诿曰政事废弛也。张居正之丈量，可云严切矣，且史言其“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多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而其田数总计，为“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亦尚不逮洪武。此可见一经隐匿，核实之难，亦可见历代户口、田亩之数，无一非儿戏之流，去实际甚远矣。

（六○五）流民田产

流民田产，当如何措置，此一颇难处之事也。《宋史·食货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遯，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欲“授以闲旷之田”，“许令别置版图”，“候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乃“计户定征，量田授税”。此固一策。然垦荒与复故业孰易？且此二十三州中，适多旷土，故此策可行也，不则何以授之？况民逃不能抚，而公私共分其所有，岂理也哉？《志》又云：绍兴三年，九月，“户部言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冒占者论如律。州县奉行不虔，监司按劾。从之。先是臣僚言：近诏州县拘籍被虏百姓税赋，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实，其间有父母被虏儿女存者，有中道脱者，有全家被虏而亲属偶归者，一概籍没，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又《洪皓传》：子适，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会完颜亮来侵，上亲征，适觐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复遭金兵，今各怀归，而田产为官鬻，请听其估赎之。”乘兵荒攘民业，而责其价赎，更不成语矣。绍兴三年户部所定条例，似较近理，然十年、二年之限，亦未尽善。民固有流亡三四十年而犹怀故土者也。《明史·王来传》：来为山西左参政，请“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听其均分。原主复业则还之”。田不荒，而复业者亦无虞失职，似为最善。

《元史·良吏段直传》：“为泽州长官。泽民多避兵未还者，直命籍其田庐于亲戚、邻人之户。且约曰：俟业主至，当析而归之。逃民闻之，多来还者，命归其田庐如约，民得安业。”此其措置，亦与王来同，特多一籍诸亲邻之户之举耳。所以如此，盖所以避归官。归官而更以还民，则事难而易滋弊矣。逃户设终不归，田庐将遂为其亲邻所有，故其亲邻亦乐从之也。

（六○六）宋末公田

宋末之买公田，固为秕政，然未至如论者所言之甚也。公田之起，据史所载，实由陈尧道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于两浙、江东西官民户踰限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则其议实自托于抑兼并。今姑忽论其然否，然是时之财政，舍此固别无救急之策也。买公田事在景定四年，然淳祐六年，谢方叔即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纡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此时距景定四年尚十七年，然其言，无一不若为后来之买田发者。且曰“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则言此者初非方叔一人矣。然则买公田实当时之舆论也。此何哉？会子则已滥矣，金银数亦无多，且究不能径作钱币，故上下所贵，惟在谷粟，而国用遂专资和籴。和籴取谷粟于小民，买限外之田而收其租，则取谷粟于豪强，其是非固无待再计者也。然则买公田非徒救急，以义理论，亦无可訾议矣。所争者，行之之善否耳。《贾似道传》云：“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与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此固扰乱太甚。然祸止中于田主，而未及佃户。陈尧道等之议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其所冀者，为一石弱之租。《食货志》：“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然则当时租额，盖自六斗至一石。《志》又言绍兴时，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其租额亦略相等。则陈尧道等所欲收之租，其额固未尝加重也。或曰：《食货志》言：“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庾百执事，皆得侵渔耕者。”此时之公田，又安知其不如是欤？此固然。然以定额论，则私租之纳，亦未必能甚轻。以别有事例论，则此时之公田，方倚以给军国一切费用，虐取之或未敢过甚。亦且事例必逐渐而兴，积久乃成为牢不可破。自景定四年十月命浙西六郡置公田庄，至咸淳四年六月而罢。官募民自耕输租，租减什三。德祐元年三月，以公田还田主，令率租户为兵。前后不及一纪，新例亦未必能繁兴也。然则宋末之买公田，虐实未及于佃户，观史所载，皆徒为田主鸣不平，而未能切实举出佃户受害之据，可证也。即于田主，亦未曾遍加毒害。《食货志》又载咸淳十年陈坚等奏曰：“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卖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其淫荒纵恣如故。盖买田本限六郡，即六郡之中，亦未必能遍及也。然则买公田之为害，固不如众所云云者之烈矣。

《明史·食货志》言：“太祖怒苏、松、嘉、湖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加二倍为二三石，则未加时乃六七斗至一石也。又《公主传》：太祖女寿春公主，“为太祖所爱，赐吴江县田一百二十余顷，皆上腴。岁入八千石，逾他主数倍。”此亩得六斗余，亦宋末旧额也。《宋史·食货志》：建炎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乡例自陈输租”。又《职官志》：职田，“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课租，均分如乡原例”。此为宋时成法，末年之公田租额，亦如是也。

《宋史·食货志》又述买公田时定例云：“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其后每石止给四十贯，而半是告、牒。则当时所谓多田之家，自三百亩至五千亩也。

《宋史·瀛国公纪》：德祐元年，八月，“拘阎贵妃集庆寺、贾贵妃演福寺田还安边所”。夫安边所之设，其可哀痛，亦与后来之买公田无异矣，而贵妃乃取以施寺，亦可谓无心肝、无纲纪者矣。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踰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二十三年，七月，“用中书省臣言，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履亩计之”。《成宗纪》：元贞二年，七月，“括伯颜、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据江南田及权豪匿隐者令输租”。是易姓而后，地之为豪强所据如故也。《卢世荣传》：“以九事说世祖诏天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以灾异故，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武宗纪》：至大元年，十一月，“诏绍兴被灾尤甚，今岁又旱，凡佃户止输田主十分之四”。公家饬减私租，事甚罕见，有之，惟元世之于江南耳。《顺帝纪》：至正十四年，“诏谕民间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疑亦因江南而推暨也。《清史稿·圣祖纪》：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著为令”。又《杭奕禄传》：雍正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沾实惠。上谓此奏甚公，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谷三升。上命如议速行。”蠲租兼及佃户，盖自此始有定令。然此等法令，多成具文也。

自汉世减轻田租后，国家之所以虐民者，在赋而不在税。赋有取其物者，有用其力者，明世所谓银差、力差也，二者皆可加至无艺，税所增固恒不甚多。至南宋，专恃和籴以济国用，则不翅并重其税矣。此民之所以不堪也。税所增既不甚多，则公家之增取于田者，在舍官税而以田主自居，如私家之收其租。然既取其租，则亦不能更取其税矣。若如明以来之江南，官税既同私租，而其田仍入私家之手，则为再取其私租矣。此又民之所以不堪也。历来割据者取民恒重，一统之朝，则恒轻减之。如《清史稿·石琳传》：琳以康熙二十五年调云南巡抚。疏言云：“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以田养军，曰屯田。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听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犹佃民之纳租于田主。国初吴三桂留镇，以租额为赋额，相沿至今。积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其一例也。而如明祖之所为，是自同于草寇也。其恶，实远较买公田、广和籴为甚。

李全降蒙古，杨氏及福据楚州，“支邑民田，皆以少价抑买之，自收赋以赡军”。《宋史·全传》。此亦犹南宋之买公田也。足见此为当时理财之策，故人能见及之也。

（六○七）辽金元时赐田占田之多

辽、金、元三朝，以地赐其臣下，及其臣自占者颇多。《金史·李石传》：“先世仕辽为宰相。高祖仙寿，尝脱辽主之舅于难，辽帝赐仙寿辽阳及汤池地千顷，他物称是。”《辽史》阙佚最甚，此类事传者不多，然必不止此一事，据此，亦可推想其余矣。《金史》亦阙佚，然较《辽》已稍详。《按荅海传》：宗雄次子。世宗时“徙平州。诏给平州官田三百顷，屋三百间；宗州官田一百顷”。《纳合椿年传》：“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检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诏诸家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付贫民种佃。”此事亦见《食货志》，与此大致相同。《志》又载世宗之言，谓：“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百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完颜匡传》：“承安中，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皆其事之可考见者。元代则尤多。《元史·世祖纪》：中统四年，八月，敕京兆路给赐刘整第一区、田二十顷。至元三年，六月，赐整畿内地五十顷。八年，九月，又赐整钞五百锭，邓州田五百顷。宋之降臣如此，本国之勋旧可知。《武宗纪》：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赐太师月赤察儿江南田四十顷。时赐田悉夺还官，中书省为言。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百顷与之。仍敕行省平章别不花领其岁入”。至大二年，九月，“御史台臣言：比者近幸为人奏请赐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顷，为租五十万石，乞拘还官。从之”。《文宗纪》：至顺三年，三月，“燕帖木儿言：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方五百顷有奇，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其总佃者死，颇为人占耕。今臣愿增粮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撒敦。从之”。本传云：“赐平江官地五百顷。”据《传》，在此以前，尚有龙庆州、平江、松江、江阴等赐地。《顺帝纪》：至正四年，六月，“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特薛禅传》：其玄孙琱阿不剌，至大二年，“赐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伯颜传》：泰定三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旧所赐河南田五千顷，以二千顷奉帝师祝厘，八百顷助宿卫，自取不及其半”。此等皆土田。《札八儿传》：“太祖览中都山川形势，顾谓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儿之功为多。又谓札八儿曰：汝引弓射之，随箭所落，悉畀汝为己地。”《镇海传》：“既破燕，太祖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则并及于都会矣。史事传者固有多少，然以辽、金比诸元，恐终如小巫之见大巫也。

此等田地，自多令汉人佃莳取租，然亦有用供田猎、畜牧者。《元史·帖木儿不花传》：镇南王脱欢第四子。移镇庐州。顺帝至元元年，“拨庐州饶州牧地一百顷赐之。”《肖乃台传》：“金亡，赐东平户三百，俾食其赋。命严实为治第宅。分拨牧马草地。日膳供二羊。”《撒吉思传》：“李璮平后，授山东行省都督，迁经略、统军二使，兼益都路达鲁花赤。”“统军抄不花，田游无度，害稼病民。元帅野速答尔，据民田为牧地。撒吉思随事表闻。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尔还其田。”《和尚传》：子千奴，“东平、大名诸路有诸王牧马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连岁争讼不能定。命千奴治之。其讼遂息”。《程思康传》：成宗即位，除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止饲千匹。”此等皆使中原之地，鞠为茂草者也。《金史·哀宗纪》：正大六年，十二月，“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此时之金，犹占民田以为猎地，岂不哀哉？然《田琢传》载琢以贞祐末上书，请尽力耕垦，谓“官司圉牧，势家兼并，宜籍其数而授之农民”，则民田之费于官司圉牧者且多矣，奚止虏主？元世山泽之禁最严，一固贪其利入，一亦欲恣游猎、事放牧。《元史·仁宗纪》：皇庆二年，七月，“保定、真定、河间民流不止。命所在有司给粮两月，仍悉免今年差税。诸被灾地并弛山泽之禁。猎者毋入其境”。足见平时之有禁，多为游猎计也。《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闰月，“澶州饥，民刘德成犯猎禁，诏释之”。澶州即饥而未曾弛禁者也。《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以薪价贵，禁权豪畜鹰犬之家，不得占据山场，听民樵采”，足见权豪并有禁民樵采者矣。《刑法志》禁令门：纵头匹食践田禾，强取草料，暨放鹰、围猎等禁，皆为当时之权贵设也。《元史·耶律楚材传》：“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官无储偫。案谓是时官无储偫是矣，谓官吏多资至巨万，亦未必然，参看《羊羔利》条。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然则汉人藉出税以免死耳。不能执干戈以自卫者，亦可鉴矣。

当兹丧乱之世，寺观之乘机攘夺者亦多。《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此已不为少矣，而比诸元世，则亦如小巫之见大巫。元世赏赐僧寺，动至百顷，见于史者，不可枚举。其尤多者，如《世祖纪》：中统二年，八月，“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文宗纪》：天历二年，九月，“市故宋太后全氏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至顺元年，二月，“命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四月，“括益都、般阳、宁海间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顺帝纪》：至正七年，十一月，“拨山东地土十六万二千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皆是也。而如《仁宗纪》：延祐六年，十月，“中书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者，尚在其外。倚外族以鱼肉人民，教云乎哉？

（六○八）金屯田户租佃

金世宗欲以女真制汉人，迁之中原，夺民地以养之，其用意可谓深远矣。独不思待之之优如此，彼尚何为而力耕？《金史·食货志》：大定二十一年，“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时距授田未几，情形即已如此。《张九思传》：“九思言屯田猛安人为盗征偿，家贫辄卖所种屯地。凡家贫不能征偿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价与征偿相当，即以其地还之。临洮尹完颜让亦论屯田贫人征偿卖田，乞用九思议。从之。”则浸浸乎不能自保其地矣。《章宗纪》：泰和四年，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盖已公然许其租佃。

（六○九）元时献田

明世庄田，由政府赐与勋戚者，固为恶政，然究犹略有制限，至请乞及投献兴，而其祸益弥漫不可收拾矣。而二者皆起自元世。此可见异族于吾民无所爱惜，亦可见其不知政理也。请乞之著者，如燕帖木儿乞赐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顷，已见《辽金元时赐田占田之多》条。而投献之事尤众。《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十二月，“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其献田者有刑”。二年，正月，“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武宗纪》：至大元年，七月，“皇子和世请立总管府，领提举司四，括河南归德、汝宁境内濒河荒地，约六万余顷，岁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兴总其事。中书省臣言：先是有亦马罕者，妄称省委括地，蚕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为荒地，所至骚动。民高荣等六百人诉于都省，追其驿券，方议其罪，遇赦获免，今乃献其地于皇子”。《英宗纪》：延祐七年，二月，“括勘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献者追其直，以民地献者归其主”。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坐受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张孔孙传》：除大名路总管，兼府尹。“有献故河堤三百余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谓宜悉还细民。从之。”事在成宗初。《王约传》：仁宗即位，特拜河南行省右丞。“先是至大间，尚书省用建言者冒献河、汴官民地为无主，奏立田粮府，岁输数万石，是岁，诏罢之，窜建言人于海外，命河南行省复其旧业。行省方并缘为奸，田犹未给。约至，立期檄郡县，厘正如诏。”皆可见投献之猖獗。此与苦赋役之重，献地大户者不同。一献己之所有，一则妄指他人之所有；一犹包庇之以避赋役，一则纯为剥取耳。《明史·忠义·马如蛟传》：“出按四川。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产投势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此亦元世之遗风，前世不闻有此也。

（六一○）庄田

庄本民居之称，犹村落之类，故俗语犹曰村庄。其后富贵之家，多买田亩，派人管理，谓之庄田，而庄字乃稍有指田之意。然亦后起之义，原其朔，实指管理此田者所居之宅舍言之。于志宁谓张行成等“新成庄宅，尚少田园”是也。见《赐田》条。陆务观诗曰：“斜阳疏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为庄字初义。《宋史·食货志》：“绍兴六年，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则后起之义矣。《志》又载方田之法，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是庄大于甲而小于方。《金史·高汝砺传》：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汝砺诤之曰：“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此所谓庄，皆平民之居，多田者管理其田之庄，亦沿袭其名耳。

庄田之名，似始唐世。《宋书·孔靖传》：靖子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梁书·后妃传》：高祖于钟山建大爱敬寺。太宗简皇后王氏父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则南北朝时，管理田产者称墅也。《通鉴》：唐宣宗大中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韦澳为京兆尹。郑光庄吏恣横，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胡三省《注》曰：“庄吏，掌主家田租者也。”则始易而称庄矣。唐是时公田亦渐多，取之皆同于私租，故有庄宅使之设。《薛史·宋彦筠传》：彦筠将终，以伊、洛间田庄十数区上进，足见官私管理之法相同也。

官家之设庄田，盖求变税为租，然于“劝耕”之义大悖矣。《薛史·周太祖纪》：广顺三年，正月乙丑，“诏诸道州府系属户部营田及租税、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管旧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废。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见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收系云。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至是特与除放。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盐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通鉴》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然则租之所入无几，而他所损者，则不知凡几矣。《薛史·世宗纪》：显德二年，正月乙未，“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不以为官田招人承种，而必为是措置者，亦以非如是则不能劝耕也。

庄田之制，大略如此。近人或以拟诸欧洲之封建诸侯，则大误矣。彼皆兼有治理之权，抑且诸邦，闭关绝市，亦各足自活；中国之有庄田者，岂能如此哉？佃户之于地主，自不能不从服，然其从服，又与能几何？《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衡山指挥使廖偃，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率庄户及乡人悉为兵，与彭师暠共立希萼为衡山王。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纳其租，谓之庄户。”田主之能用之者，如此而已。

宋世海宇承平，教化兴起，有财者较之前世，少知理义，多田者亦然。范仲淹之义庄，最为人所称道，犹限于一家也。《宋史·宗室传》：善誉，“移潼川路提刑、转运判官。以羡赀给诸郡置庄，民生子及娠者倶给米”。然则其早年为昌国簿摄邑事时，“劝编户裒金买田，以助嫁娶丧葬”，亦置庄以供费也。彦倓，“知绍兴府。复鹿鸣礼，置兴贤庄以资其费。筑捍海石塘，亦置庄以备增筑”。《刘黻传》：“知庆元府事。建济民庄，以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皆以庄田行善政，利遍及于闾阎，较范氏之专计一家者为优矣。然意在剥削者究多。《黄畴若传》：安边所之置，畴若“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赏库四季所献，并侂冑万亩庄等，一并拘桩”。则侂胄有万亩之庄矣。《理宗纪》：景定元年，十二月，“诏华亭奉宸庄，其隶外廷助军饷”。奉宸殆宋世之皇庄欤？

（六一一）职田收租之重

《元史·齐履谦传》：泰定二年，宣抚江西、福建。“福建宪司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不胜苦。履谦命准令输之。由是召怨。”亩输三石，浙西之田不至此，肆意剥削，真堪骇叹！

（六一二）豪强占田之害

豪强之占田，所病者实不尽在其租额之重，而在其收租之酷；又不尽在其收租之酷，而在其规避诸赋役，而尽并诸平民也。明之庄田，人知其为虐政矣，然其租额，不过银三分、米五升，多者乃银五分、米廿升耳。《明史·李敏传》：敏以成化二十一年，召拜户部尚书。“当宪宗末，中官、佞幸，多赐庄田。既得罪，率辞而归之官。罪重者夺之。然不以赋民。敏请召佃，亩科银三分，帝从之，然他庄田如故。会京师大水，敏乃极陈其害。请尽革庄户，赋民耕，亩概征银三分，充各宫用度。无皇庄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权要庄田，亦请择佃户领之，有司收其课，听诸家领取。时不能用。”《周经传》：孝宗“以肃宁诸县地四百余顷赐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殴民至死。时王府、勋戚庄田，例亩征银三分，独鹤龄奏加征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诸王传》：英宗第二子德庄王见潾。“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征银三分，岁为常。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韩文传》：“保定巡抚王璟请革皇庄。廷议从之。帝命再议。文请命巡抚官召民佃，亩征银三分输内库，而尽撤中官管庄者。大学士刘健等亦力言内臣管庄提民，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余如文议。”此新诏所由来也，观此，知庄田租额，虽略有高下，然定法银不过三分，米至二十升，亦为最多矣。而其收租，则弘治时李敏极言其害，曰：“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人骨。”见《明史·食货志》。亦见本传。甚至如神宗时，福王庄地，散在诸省，“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食货志》。此乃盗贼也，其可忍乎？然犹可诿曰：此固法所不许，在政治清明时，即不能有此等事也。若其规避赋役，则并自托于法令，以为荫蔽矣。宋政和时，品官限田，一品百顷，降杀以十，至九品而为十顷。南渡后则一品为五十顷，降杀以五，至九品而为五顷。身死减半，荫尽，役同编户。见《宋史·食货志》。此已不为不厚矣，然其所依托，则远不止此。《宋史·本纪》：高宗绍兴元年，十二月，“诏官户名田过制者，与民均科”。二十九年，三月，“限命官子孙制田减父祖之半。并其诡名寄产者，格外田亩，同编户科役”。孝宗乾道四年，九月，“限品官子孙名田”。皆为此辈发者也。《食货志》：绍兴六年，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谢方叔所以太息于“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也。引见《宋末公田》条。

《元史·食货志》：至元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仁宗纪》：延祐五年，十月，“敕僧人除宋旧有及朝廷拨赐土田免租税，余田与民一体科征”。《文宗纪》：天历二年，十二月，“诏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赐予者，悉除其租，其有当输租者，仍免其役”。此等亦皆沿自宋世，陈坚等所以痛心疾首于“琳宫梵宇”也。亦见《宋末公田》条。

《宋史·孝义·侯可传》：“调华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椟，出券归其主。”多质田而不占籍，盖亦利免赋役也。

（六一三）异族间兼并

财利无国界也，故虽异国异族之间，亦有互相兼并之事。《宋史·蔡挺传》：知渭州。“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挺为资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又《贾昌朝传》：判大名府。“边人以地外质，契丹故稍侵边界。昌朝为立法：质地而主不时赎，人得赎而有之。岁余，地悉复。”又《西南溪峒诸蛮传》：乾道十一年，“禁民毋质瑶人田，以夺其业。俾能自养，以息边衅。从知沅州王镇之请也”。足见南北皆有其事矣。蔡挺能体恤质举者，甚善。然官吏能如是者绝鲜，且身亦图利，遂至积涓涓之流，成滔天之祸焉。《圣武记·乾隆湖贵征苗记》云：“苗之未变也，畏隶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户、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初，永绥厅悬苗巢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兽穷则啮，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矣。”指欲复故土者为奸，可乎？清世“内乱”之炽，实始于其所谓川楚“教匪”者，而川楚“教匪”之炽，实以湖贵苗起事掣其兵力之故。所谓积涓涓之流，而成滔天之祸者也。虽然，兼并之召祸，初不自乾隆中始。雍正之西南土司改流，盖亦以是为先驱焉。《清史稿·杨名时传》：名时于乾隆元年疏言：“御夷之道，贵在羁糜，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帖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俛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熟苗所耕，当亦苗地，顾为汉人之佣，其地盖为汉人所巧取豪夺。既已奴役熟苗矣，乃又以之为介，而进侵生苗之地，苗人安得不反抗？名时云：“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明苗地当还诸苗矣。又《孙嘉淦传》：嘉淦于乾隆七年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与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于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于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于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于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于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于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于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其谓苗地当还诸苗，实与名时如出一辙。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鄂尔泰、张广泗等其人也。

《清史稿·循吏传》：李大本，附《谢仲坃传》。乾隆时为宝庆府理瑶同知。“横岭峒苗乏食，吁官求粟。大本多方振之。复为苗民筹生计。请于上官曰：横岭峒自逆渠授首，安插余苗，因恶其人，故薄其产，每口授田，才三十穳至四十穳。每穳上田获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无多；又峒田稍腴者，尽与堡卒，极恶者方畀苗民；岁入不足，男则斫柴易米，女则劚蕨为粉，给口实。年来生齿日繁，材木竭，米价益昂，饥饿愁叹，深可怜闵。恐不可坐视而不为之所。见有人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亩。旧募汉民佃种，出租供饷。奸良不一，屡经洮汰。请视苗民家贫丁众者书诸簿。有汉佃应除者，即书簿之苗丁，次第受种，出租如故，则苗民得食，而饷亦无亏。乃补救之一端。议上，不许。后巡抚陈宏谋见之，曰：此识时务之言也。将陈其事。会他迁，未果。”此汉人战胜苗、瑶后攘夺其土地之一事也。

又《徐本传》：雍正十年，擢安庆巡抚。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改流后之土司，殆古所谓寓公也。诸侯不臣寓公，而清人遇之之薄如此。

不徒内地也，即台湾亦有兼并之患。《清史稿·陈大受传》：乾隆十一年，调福建巡抚。十二年，疏言：“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谷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愿借者听。报可。”重利盘剥之无孔不入如此。

汉人每能盘剥他族者，以其生利之力较强也。《清史稿·常明传》：嘉庆十五年，为四川总督。“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充佃，自教匪之乱，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争端渐起。十七年，常明疏请汉民移居夷地及佃种者，编査入册，不追既往。此后严禁夷人招佃与汉民转佃。报可。”此数十万人之入“夷地”，必多由“夷人”招募者矣。又《吴杰传》：道光十三年，川南叛夷犯边，师久无功。疏言：夷族“不谙农事，汉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渐辟硗卤为膏腴，群夷涎其收获，复思夺归。构衅之原，不外于此。今当勘丈清厘。凡汉民屯种夷地，强占者勒令退还，佃种者悉令赎归；无主之田，垦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迁移，画为汉界，禁其再行侵占，庶争端永息”。观此，知汉人侵占，事实有之，然夷族召募，亦不可云无。既化硗卤为膏腴，复艳收获而思攘夺，自非事理之平。然则汉、夷龃龉，咎固多在汉人，而亦不可云尽在汉人也。

《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嘉定七年，臣僚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谓之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为捍蔽。其初区处详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繇役，故皆乐为之用。边陲有警，众庶云集，争负弩矢前驱，出万死不顾。比年防禁日弛。山瑶、峒丁，得私售田。田之归于民者，常赋外复输税，公家因资之以为利，故谩不加省。而山瑶、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责其偿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瑶人，或导其入寇，为害滋甚。宜敕湖广监司檄诸郡，俾循旧制毋废，庶边境绥靖，而远人获安也。”此熟户、山瑶、峒丁，正与清时贵州之熟苗同。

《清史稿·冯光熊传》：为贵州巡抚。嘉庆三年，春，疏请“申禁汉民典买苗田，及重债盘剥，驱役苗佃”。光熊与于平苗之役，足见苗叛实由汉人侵夺其土地也。又《谢启昆传》：嘉庆四年，擢广西巡抚。“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于客民，辄以田产准折。启昆请禁重利盘剥，违者治罪，田产给还土司。其无力回赎者，俟收田租满一本一利，田归原主，五年为断；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驯愚，物产稀少，藉贩运以通有无也。”此可见所盘剥者不仅苗民，并及其酋长，而从事盘剥者，又非仅农民而兼有商人矣。又《甘肃土司传》，言其“输粮供役，与民无异。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而社，并有不习土语者。故土官易制”云。此乃逐渐受汉人之剥削，不待干戈而灭亡者。知土地可以买卖为封建之大敌也。

《清史稿·鄂尔达传》：乾隆四年，调川陕总督。“疏言榆林边民，岁往鄂尔多斯种地，牛具、籽种、日用，皆贷于鄂尔多斯。秋收余粮易牛羊皮，入内地变价，重息还债。请于出口时，视种地多寡，借以官银，秋收以粮抵，俾免借贷折耗之苦，仓储亦可渐充。上从之。”此又塞外部落酋豪，招致汉民，加以剥削者也。然中原之主，亦有剥削外族者。《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七年，十月，“诏以羊十万付乌古里、右垒部畜，收其滋息，以予贫民”。此则汉武帝之出牝马亭矣。

（六一四）富人之不法

《宋史·吴延祚传》：子元载。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为长道县酒务官。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指，恣横持郡吏短长，长吏而下皆畏之。民负息钱者数百家，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独推官冯伉不从。益遣奴数辈，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马，因毁辱之。先是，益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故累年不败。及伉屡表其事，又为邸吏所匿，不得达。后因市马译者附表以闻。译因入见，上其表。帝大怒，诏元载逮捕之。诏书未至，京师权贵已报益。益惧，亡命。元载以闻，帝愈怒，诏州郡物色急捕之。获于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具得其状，斩之，尽没其家。益子仕衡，先举进士，任光禄寺丞，诏除籍，终身不齿。益之伏法，民皆饭僧相庆。淳化二年，徙知成都府。及王小波起义，不能捕灭，受代归阙，而成都不守。时李仕衡通判华州，常衔元载因事杀其父，伺元载至阙，遣人阅行装，收其关市之税。元载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责郢州团练副使。又《高斯得传》：移湖南提点刑狱。攸县富民陈衡老，以家丁、粮食资强贼，劫杀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赇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发其奸，械首吏下狱，群胥失色股栗。于是研鞫，具得其状。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毁衡老官资，簿录其家。会诸邑水灾，衡老愿出米五万石振济以赎罪。衡老婿吴自性，与衡老馆客太学生冯烨等谋中伤斯得盗拆官椟。斯得白于朝，复正其罪。出一箧书，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状。斯得并言于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赇银六万余两，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铸等二十余人。初，自性厚赂宦者言于理宗曰：“斯得以缗钱百万进，愿易近地一节。”理宗曰：“高某硬汉，安得有是？”此两事可谓不法已极。然李仕衡既遭禁锢，又判华州；理宗虽不听宦者，亦不闻加以究治；何也？可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矣。

陈衡老求免罪，一出米即至五万石，或疑其数太多，史辞不实。然《食货志》载贾黯请立民社义仓，驳诸路难者之说曰：“若谓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虞。”则贮粟数万石，在宋时实非希有之事。乡村人家多有，而况衡老之以富名者也？《元史·王磐传》：世业农，岁得麦万石。乡人号万石王家。又《王克敬传》：元统初，起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松江大姓，有岁漕米万石献京师者，其人既死，子孙贫且行乞，有司仍岁征，弗足，则杂置松江田赋中，令民包纳。克敬具论免之。则岁入万石，岁出万石，皆视为恒事矣，足见富人积粟之多。又《元史·史天倪传》：曾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甲子岁大祲，发粟八万石振饿者。祖成珪，倜傥有父风，遭乱盗贼四起，乃悉散其家财，惟存廪粟而已。振饿发粟八万石，求免罪一出五万石，又岂足异也。悉散家财，惟存廪粟，盖亦知盗贼所利在于轻剂，足证贾黯之说。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而任民独窖仓粟，《史记·货殖列传》。亦以此也。

《清史稿·范毓传》：“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兄毓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两。师既罢，米转运近地，户部按近值核销，故所受远值，责毓追缴，凡白金二百六十二万，复出私财采蓡，市铜供铸钱以偿。”此其资财，以岁漕万石者拟之，又如小巫之见大巫矣。《论》谓其兄弟“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信哉！以助虏之开边，则何也？

（六一五）青苗法

青苗法之利弊，果何如乎？曰：其事在当时，相需孔殷，然行之决不能无弊。何也？曰：宋承五代之后，民困似纾而实未纾。故其时言及民生者，无不以为困苦不堪，而重利盘剥，病民尤甚。得公家之贷款以济之，民始获少苏喘息矣。故曰相需甚殷也。然官吏则安能任此？王安石以法示苏辙。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宋史·食货志》。自是平情之论。抑非独吏缘为奸也，官即不邀功赏，亦必自顾考成。既有令，安得不散？既散之，安得不筹及收回？于是抑配及令民相保、分配转择有力之户诸弊，相随而至，而追呼亦不得不用矣。理有固然，势有必至，斯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矣。此法李参行诸陕西，民获其利。安石知鄞县，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亦与青苗无异。所以能如此者，以行之者异其人；抑为一方一邑之政，非勒以法令、行诸全国者也。

官吏不免以取息为意；抑出入之际，能否无少与多取之弊，事极难言。然谓其取之转浮于私家倍称之邀，则亦未为平允。《宋史·陈舜俞传》：知山阴县。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民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异矣。”然则民所最苦，惟在必偿缗钱。至于利率，则韩琦言“借之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见《食货志》。《志》又载范镇之言，亦曰：“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只今所谓三分。又云：“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岁令出息四千。”亦不过四分。王广渊为此法所由行，然其传云：“广渊以方春农事兴，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亦不过五分耳，未及倍也。《李常传》：常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此等弊政，必积久而后致，初行时必不敢如此。故王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而常不能对也。

元祐元年，废青苗法，四月，复之。史云出范纯仁意。绍圣二年，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请勿立定额。奉议郎郑仅等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皆见《食货志》。此可见青苗之弊，抑配及取息重，为其两大端也。

苏颂言：“提举青苗官，不能体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务为烦扰。且与诸司不相临统，文移同异，州县莫知适从。乞与常平众役，一切付之监司，改提举为之属。则事有统一，而于更张之政，无所损也。”不从。此自是立法之弊。盖但求其事之行，因重其提举之权，而不计其统属之不明也。

《神宗纪》：熙宁三年，正月乙卯，“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五月癸巳，“诏并边州郡毋给青苗钱”。盖抑配等弊，朝廷未尝不豫烛之，故禁戒之诏与行法之诏并下，且于缘边逆绝之也。然《蔡挺传》言：挺知庆州，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则蕃部亦有资于此矣。

《食货志》述和籴，言“陕西籴谷，岁豫给青苗钱。天圣已来，罢不复给”。《仁宗纪》：天圣四年，十月辛未，“罢陕西青苗钱”。李参之青苗钱，当源于此。《参传》言熙宁青苗法萌于参，实数典而忘祖也。《志》又述俵籴云：“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籴，自然价损。非惟实边，亦免伤农。乃诏岁以末盐钱钞、在京粳米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给钱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绍圣三年，用吕大忠言，召农民相保，豫贷官钱之半，循税限催科，余钱至夏秋用时价随所输贴纳。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此既类豫买，亦得青苗钱之意也。

《辽史·食货志》言其“东京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石。虽累兵兴，未尝用乏。逮天庆间，金兵大入，尽为所有”。案《辽史》虽云阙佚，然苟和籴假贷，出入之间，大有弊窦，不能绝无事迹散见。而今竟无有，疑其循旧敛散，颇可相安；而取息二分，滋长不已，故虽累兵兴，未尝用乏也。然则仓储出贷，实有弘益，亦不必滋弊。宋青苗法之滋弊，实以其推行太急，未能顺其自然之势，又无袪弊之法；而攻新法者，又欲一举而尽去之，而不肯平心商榷，以袪其弊而收其利耳。

义仓之法始于隋。朱子所创之社仓，实大与之类。所异者，一借贷取息，一但事振济耳。足见借贷取息，未足为病也。清雍正二年，议定社仓收息之法：“凡借本谷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倍于本，只以加一行息。”《清史稿·食货志·仓库》。亦不讳取息也。

（六一六）羊羔利

放债者子本相侔，即禁再取利，为中国相沿之法，已见《借贷利率》条。至元时，乃有所谓羊羔利者，至期不偿，则以利为本而复生利。人皆以是为回鹘咎，其实不然也。《元史·太宗纪》：十二年，“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耶律楚材传》：“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良吏·谭澄传》：澄为交城令。“岁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赋，逃窜殆尽，官为称贷，积息数倍，民无以偿。澄入觐，因中书耶律楚材，面陈其害。太宗恻然，为免其逋，其私负者，年虽多，息取倍而止。”此三者即一事。《王珍传》：“岁庚子，入见，言于帝太宗。曰：大名困于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锭，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史天泽传》：蔡州破后，“天泽还真定。时政烦赋重，贷钱于西北贾人以代输，累倍其息，谓之羊羔利，民不能给。天泽奏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继以岁饥，假贷充贡赋，积银至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赀，率族属、官吏代偿之”。所谓西域贾人，西北贾人，亦即《太宗纪》所谓回鹘。《严实传》：第二子忠济，袭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中统二年，召还京师。“忠济治东平日，借贷于人，代部民纳逋赋，岁久愈多。及谢事，债家执文券来征。帝闻之，悉命发内藏代偿。”《耶律阿海传》：孙买哥，袭父中都路也可达鲁花赤。“时供亿浩繁，屡贷于民，买哥悉以私帑偿之，事闻，赐银万两。”《董文炳传》：岁乙未，以父任为稾城令。“前令因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取息岁倍，县以民蚕麦偿之。文炳曰：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也，吾当为代偿。乃以田庐若干亩计直与贷家。”所从贷之人与民，亦必是物也。此等借贷，皆由官尸其事。亦有由民尸之者。如《王玉传》：言玉权真定五路万户。“有民负西域贾人银，倍其母不能偿，玉出银五千两代偿之。”此亦必贷以充贡赋，故能由官代偿。盖官吏时有更调，其可信或尚不如当地之豪民，故以民为借主也。官吏借贷，以充贡赋，前此未闻。《阎复传》：复于元贞三年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厉廉隅”。元贞如此，而况中统以前？盖迫于淫威，不得不尔。此自元朝之酷，于回鹘乎何与？回鹘之可诛者，或为乘危以邀重利耳。然《刘秉忠传》：秉忠尝上书世祖言：“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赔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时世祖尚未立，其后于此说盖尝认真行之。故《姚枢传》：枢被召至，为书数千言，其及救时之弊者，有曰“倚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破称贷之家”也。远年债负，限于一本一利，其法盖出乡村。农民收入少，春耕时借，至秋获而不能偿者，待至明秋，所入亦不过如此；因其借在去年而增息，必至永不能偿，故不得不限以元额。若商人之资本，则本为流通蕃息之财，周转之次数愈多，则其所生之利愈巨，不论历时之久暂，概限以子本相侔，实未为得其平，更有何人肯事出举？故此法在中国，本未必行于城市，而回鹘竟受此限制，其所损为已多矣，尚得为之咎乎？或曰：刘秉忠言有无名虚契，此已为非法。又《廉希宪传》：“嗣国王头辇哥行省镇辽阳，有言其扰民不便者，诏起希宪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系富民，诬其祖父尝贷息钱，索偿甚急。民诉之行省。希宪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马入省堂，坐榻上。希宪命捽下跪，而问之曰：法无私狱，汝何人，敢擅系民？令械系之。其人皇惧求哀，国王亦为之请，乃稍宽，令待对，举营夜遁。”又《王磐传》：出为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贾，称贷取息。有不时偿者，辄置狱于家，拘系榜掠其人。且恃势干官府，直来坐厅事，指挥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棰之数十。时府治寓城上，即挤诸城下，几死。郡人称快。”此两事则更堪发指矣。殊不知此乃元代亲贵所为，与西域贾人无涉也。《新元史·食货志》云：“斡脱官钱者，诸王、妃、主以钱借人，如期并其子母征之，元初谓之羊羔儿息。时官吏多借西域贾人银，以偿所负，息累数倍，至没其妻子，犹不足偿。耶律楚材奏令本利相侔，永为定例。中统三年，定诸王投下取索债负人员，须至宣抚司彼此对证；委无异词，依一本一利还之。毋得将欠债官民人等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搅扰不安，违者罪之。至元八年，立斡脱所，以掌其追征之事。二十年，蠲昔剌斡脱所负官钱。是年，诏未收之斡脱钱悉免之。二十九年，复诏穷民无力者，本利免其追征，中户则征其本而免其利。元贞元年，诏贷斡脱钱而逃匿者罪之，仍以其钱赏首告者。《旧史·本纪》逃匿作逃隐。又：大德四年，正月，“命和林戍军借斡脱钱者，止偿其本”。大德元年，禁权豪斡脱。二年，诸王阿只吉索斡脱钱，命江西行省籍负债者之子妇。省臣以江南平定之后，以人为货，久行禁止，移中书省罢其事。五年，禁斡脱钱夹带他人营运，违者罪之。六年，札忽真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遣使人燕只哥歹等追征斡脱钱物。不由中书，亦无元借斡脱钱数目，止云借斡脱钱人不鲁罕丁等三人。展转相攀，牵累一百四十余户。中书省议准：凡征斡脱官钱者，开坐债负户计、人名、数目呈中书省，转咨行省官，同为征理。照验元坐取斡脱钱人姓名，依理追征。毋致句扰违错。著为令。”观此，知回鹘之借贷，入元初不久，即为亲贵所攘夺矣，回鹘在中国放债，由来已久。《旧唐书·李晟传》：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即其一事。《通鉴》：德宗贞元三年，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已来，安西、北廷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胡三省《注》：“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案此所谓倍称者，犹言其为重利耳，非谓其利与本相侔也。此等胡客，随回鹘而来者甚多，故亦冒回鹘之名。读《新唐书·回鹘传》可见。元世西域来者，不皆回鹘。回鹘，元时称畏吾儿，亦不称回鹘。放债者称回鹘，盖犹是唐世胡客之后，元初来自西域之贾胡，与之合流也。然则西域商人在中国放债，不但为时甚早，亦且历时甚久矣。迄不闻其以重利盘剥，为民所恨，为法所诛，何哉？无如西域之亲贵以资依倚，势固不容尔也。《元史·张珪传》：珪于泰定初论当世得失，有曰：“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雠直数万。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斡脱之罔利，在此不在彼，亦时贵所为也。

（六一七）印子钱

予十余龄时，即闻上海有所谓印子钱者，专由印度人放诸华人。其后旅沪，人言亦如是。然其实非也。《清史稿·成性传》：附《朱克简传》。康熙十一年，授工科给事中。疏陈民生十害，其九为放债，云：“百姓十室九空，无藉乘急取利，逐月合券，俗谓印子钱，利至十之七八，折没妻孥。”则清初已有之矣。其时为此者，似以旗人为多。盖法之所禁，非恃势不能为也。《清史稿·赵士麟传》：康熙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抚。“杭州民贷于驻防旗兵，名为印子钱。取息重，至鬻妻孥、卖田舍；不偿，则閧于官。营兵马化龙殴官，成大狱。士麟移会将军，掣缴券约，捐资代偿。将军令减子归母，母复减十之六。事遂解，民大称颂。”此事可谓不法已极。然士麟徒能代偿，不能惩也。又《马如龙传》：康熙二十四年，迁杭州知府。“杭州民贷于旗营，息重不能偿，质及子女。如龙请于将军，核子母，以公使钱代偿。杭州民咸颂如龙。”则士麟之所为，并不过救一时之急，尚未能庇及来年也。《刘荫枢传》：康熙时，除刑科给事中。疏言：“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乞敕严立科条，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卫既齐传》：康熙时，授直隶霸州州判。“民贷于旗丁，子钱过倍，横索无已。既齐力禁戢之，无敢逞”。则又南北皆然。《成性传》云逐月合券，此云半年不偿乃转票，似其盘剥较轻，借时先有折扣，则亦未可谓轻也。此与赵瓯北所云放京债者无异，见《京债》条。足见其由来已久。《张照传》：乾隆七年，擢刑部尚书。“民间贷钱征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论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治贷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债，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盖重利放债，究以印子钱为最甚也。参看《羊羔利》条。

上海晚近之重利放债，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之《时事新报》曾载之。其说分洋债与印子钱为二。名印度人所放者曰洋债。云：其利为十分。如借百元者，月付息十元，一年则百二十元矣。借者不书借据，但于空白纸上印一指模与之。若不能偿，则彼于此纸上填写本利而兴讼。所写利率，不过二分，以避盘剥之咎，然本钱则任其填写矣。印子钱，该报云最为普遍。大抵借五十元者，先扣去鞋袜费五元，实止借得四十五元，而每日须还一元，二月为清，则共得六十元矣。所借少则为期短。如借十元先扣一元，日还四角，一月为清，则共得十二元也。又有曰礼拜钱者，每星期付息一次。如借银十元，扣去鞋袜费一元，每星期付息一元。又有曰加二钱者，借百元，月付息二十元。又有曰皮球钱者，还不逾日，晨借十元，晚还十元二角。以上皆《时事新报》所载也。别有一报，予所作笔记及剪存报纸，因旧居为倭寇炸毁，悉亡佚破损。此纸即破损者之一。所记报名及年月曰，均不可考。则以印子钱专为印度人所放。盖印子钱本中国重利盘剥之旧名，在晚近之上海，则以印度人所放为多也。《时事新报》此则，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登，为该行静安寺路分行创办信用小借款而设，实广告也。信用小借款，利率自云为七厘半。局外人论者云：以其先扣利息及本金分期拔还，实合一分五厘以上。

（六一八）掌固

《通鉴》隋高祖开皇十七年：“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云云。胡《注》云：掌固，盖即汉之掌故。唐省、台、寺、监，皆有掌固，固隋制也。案《旧唐书·职官志》尚书省云亭长、掌固，检校省门户仓库厅事陈设之事。见《尚书都省注》。此非汉掌故职，其人亦未必能上书言事；然则隋制似类汉，唐制未必袭隋。

（六一九）纵火

《隋书·高颎传》：文帝问颎以取陈之策。颎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今按以此策施之营造多用木材之国，实良图也。或谓安得如许人入彼境？不如彼据我境，我民之习其情，通其语者多矣。此辈固非尽忠，纯然歆以厚利，质其家属而驱使之，安见不可得数千人之用邪？彼入我境之浪人，皆是物也，今之藏谷，诚不于茅竹之舍，然今之制敌者，又岂专恃纵火邪？

（六二○）竞渡

竞渡之戏见于正史者，《隋书·地理志》始载之云：“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案观南郡、襄阳之举，则祈谷与皆武之意为多，屈原之说特其附会耳。京口之俗，亦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则其明证。而祈年、讲武又非二事，《礼记》曰：季春出火可焚也。然后简其精锐，历其卒伍，而君亲誓命，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诸会，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凡公共集会，无不作有益之事，寓教诫之意如此。然久之迷信渐淡，争战渐希，则徒变而为游戏矣。角觝之变是也，此亦可云社会进化。

（六二一）怪异

历代《五行志》所载诸怪异事，有可以理解者，亦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或出虚诬，然亦有不解尽指为虚诬者，要之，理无穷而人之所解知者尚少耳。《宋史·五行志》：太平兴国九年，扬子县民妻生男，毛被体半寸余，面长，顶高，乌眉，眉毛粗密，近发际有毛两道，软长眉，紫唇，红耳，厚鼻，大类西域僧。至三岁，画图以献。当时扬州未必无胡人杂居，此妇或与胡通而生此子。此理之可解者也。其不可解者，元丰末，尝有物大如席，夜见寝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数见，哲宗崩。至大观间，渐昼见。政和元年以后，大作，每得人语声则出。先若列屋摧倒之声，其形廑丈余，仿佛如龟，金眼，行动硁硁有声。黑气蒙之，下人了了，气之所及，腥血四洒，兵刃皆不能施。又或变人形，亦或为驴，自春历夏，昼夜出无时，遇冬则罕见。多在掖庭宫人所居之地，亦尝及内殿，后习以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寖少，而乱遂作。此事记载，庸不尽实，然历时甚久，见者甚多，亦不能尽指为虚诬，何邪？

（六二二）传衣钵

《新五代史·和凝传》云：“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后知贡举，选范质为第五。后质位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焉。”《文献通考·选举考》引叶石林曰：“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己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六二三）生日

生日称庆，古无有也。《隋书·高祖纪》，仁寿三年四月癸卯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是为帝王诏旨自言生日之始，然尚出于追念劬劳之意，未曾令人称庆也。《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燕百寮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燕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则群以宴乐为务，绝无感怆之意矣。《新唐书·礼乐志》述其事，谓其“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岂不哀哉！然自肃宗已后，皆以生日为节，惟德宗不立节，然王虔休犹作《继天诞圣乐》以进，固知其端一开，其流不易塞也。《旧唐书·职官志》礼部，“凡千秋节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礼乐志》又曰：“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旧唐书·睿宗诸子传》：“（玄宗）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则相与为荒嬉者，又不独一千秋节矣。

《旧唐书·韦绶传》：“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相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新唐书·唐临传》：孙绍，中宗时为太常博士。“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者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是生日唐时人固皆知其非礼也，特莫能诤耳。夫古无是礼者，何也？古无历日，安知生日。臧荣绪以宣尼庚子生，是日陈五经而拜之，失尊圣之道矣。然宣尼庚子生，犹有书传可据也。武宗初即位，即以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降生日，立为降圣节，则矫诬甚矣。

所恶于生日称庆者，何也？曰：为其多费也。《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九月史无九月字，然八月壬辰朔，其月不得有甲申。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观此，知广置斋筵，费转大于陈脯醢者也。“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延英奉觞宜权停。”盖自甘露变后，帝居常忽忽不怿，见《新唐书·李训传》。故有此敕。然曲江之会，自此又成故事矣。《纪》于是年及三年四年皆书之。《新唐书·赵隐传》：隐以咸通末辅政，“懿宗诞日宴慈恩寺，隐侍母以安舆临观”。可见燕集之盛。《旧唐书·哀帝纪》：帝以八月丙午即位，“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寮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是时唐已朝不保夕，而旬日之间，因此降敕者四焉，岂不哀哉！梁太祖生日曰大明节，开平二年，百官设斋于相国寺。三年，帝御文明殿，设斋僧道，召宰臣、翰林学士预之。后唐明宗生日曰应圣节，百寮于敬爱寺设斋。晋高祖生日曰天和节，宴近臣于广政殿。周太祖生日曰永寿节，广顺二年七月丙辰，诏内外臣寮，每遇永寿节旧设斋供，今后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枢密使内诸司使已下共设一斋，其余前任职员及诸司职掌更不得开设道场及设斋。皆见《旧五代史·本纪》，饮食若流，万舞翼翼，谓之何哉？

休假例为三日，自唐至五代无变。《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休假前后各一日”。《末帝纪》：乾化三年三月，“文武百官上言，请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诞日为明圣节，休假三日，从之”。《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中书奏请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诞曰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从之”。降圣节本休假一日，《旧唐书·武宗纪》。《薛史·后唐·明宗纪》：天成三年正月，中书上言：“旧制遇二月十五日为圣祖降圣节，应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请准近敕。从之。”则未尝有三日之制也。《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乙已，“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后请重系者即候次月，轻系者即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二月辛卯诏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辄滞刑狱”。则其废事，又有出于休假之外者矣。

《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拜日用吏部尚书，“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韦执谊传》：“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生日进献，其初盖不过如此而已。乃后遂有大相径庭者。《新唐书·常衮传》言：代宗时，“天子诞日，诸道争以侈丽奉献，不则为老子、浮屠解祷事。衮以为：汉文帝还千里马不用，晋武帝焚雉头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聪明大圣以致治安，谨身率下而已。今诸道馈献，皆淫侈不急，而节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者，类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然《食货志》言：帝生日、端午，于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则岂徒不能还之而已！《旧唐书·齐映传》：映以贞元二年拜平章事，三年正月贬夔州，又转衡州，七年授桂管观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卢征传》：“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阙，特诏用征，数岁转华州剌史。征冀复入用，深结托中贵，厚遗之。故事：同、华以近地人贫，每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征遂竭其财赋，每有所进献，辄加常数，人不堪命。”盖踵事增华，遂成风气矣。《新唐书·郑珣瑜传》：“为河南尹，未入境，会德宗生日，尹当献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视事，且纳贽；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献礼欤？不听。”盖吏之务求自媚如此。《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大明节，内外臣寮各以奇货良马上寿；二年，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三年，诸道节度、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此岂能男耕女织欤？又《袁象先传》云：“梁祖领四镇，统兵十万，威震天下。关东藩守，皆其将吏，方面补授，由其保荐，四方舆金辇璧，骏奔结辙，纳赂于其庭，如是者十余年，寖成风俗。藩侯牧守，下逮群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敛剥下，以事权门。”观此而梁祖之生辰所取于其下者可知矣。又《唐明宗纪》：即位后，诏“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又《晋高祖纪》：天福六年正月戊辰诏：“应诸州无属州钱处，今后冬至、寒食、端午、天和节及诸色谢贺，不得进贡。”观此，知当时诸州之于各节进奉，实有力不能胜之苦也。然又《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三月，“邺都留守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郓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镇州武行德、安州杨信、潞州常思、府州折从阮皆自镇来朝，嘉庆节故也”。则诸州镇于贡奉之外，又有身自来朝者矣。仆仆道途，又增馆驿之费，在朝廷亦更增宴犒之费而已。又《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九月“伪吴杨溥遣使以应圣节贡献”，则邻国亦有来者，可见其时之人视生日之重矣。

《旧唐书·李德裕传》云：“元和已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藩镇借进奉之名，以图自利之实最显者也。失却丁壮，为官家所深惧。然《薛史·梁末帝纪》：龙德元年，“三月丁亥朔，礼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礼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此诏限制颇严，然明圣节仍许度七人者，盖终牵于福报之说也。又《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十月甲戌，“河南尹张全义上言：万寿节日，请于嵩山开瑠璃戒坛度僧百人。从之”。庄宗乱政不足论。又《唐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唐世每逢诞节，恒有会三教讲论之举，见《旧唐书·李泌、韦渠牟、白居易》《新唐书·徐岱传》。《梁太祖纪》：开平元年宣旨罢之。然《明宗纪》：天成元年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从近例也。则其后又复矣。州府盖因之，而有奏荐之举邪？

《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节宴群官于广政殿，赐物有差。”是逢诞节，上于其下，亦有所赐也。《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隐帝遣供奉官押班阳曲张永德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胡三省《注》曰：“生辰物，谓圣节回赐。”《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已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更为无名之滥赐矣。《高宗纪》：龙朔二年“六月己未朔，皇子旭轮生”，“七月丁亥朔，以东宫诞育满月，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案此时旭轮非东宫，《新唐书·纪》书以“子旭轮生满月，大赦，赐酺三日”是也。又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酺三日”。则生子满月相庆，唐时亦已有之，赐酺亦为滥恩，大赦更成乱政矣。

《薛史·晋少帝纪》：天福七年七月，“遣中使就中书赐宰臣冯道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坚让不受”。岂真不记生日哉？无亦不欲受无名之赐，而为此逊辞以谢邪？冯道犹如此，而世之遇生辰俨然受馈者可耻矣。

《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二月：“朝廷欲移易藩镇，因其请赴嘉庆节上寿，许之。”《注》：“《五代会要》：帝以三月九日为嘉庆节。”洪迈《随笔》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为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始于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贺之事，盖自长庆至今用之也。”

（六二四）瞽者审于音声

或曰：无目则听益聪，昔太平天国与清军相持，两军皆虑敌人之掘地道而攻城也，则于城内豫掘地道，使瞽者坐其中而听之，知外有掘地者，则豫为之备。案《诗·有瞽笺》云：“瞽，朦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则古有是说矣。

（六二五）猴育于人

《辍耕录》有猴盗一条，云：“夏雪簑云：尝见优人杜生彦明说：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绣衣服，琢玉帽顶，而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问以姓名、履历，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为盗也。次日，客酬燕，邀至其室，见柱上锁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纵使周旋席间，忽番语遣之，俄捧一碟至，复番语詈之，即易一椀至。生惊异，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弥月而亡，此时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毙于猎犬，终日叫号可怜，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长成，遂能随人指使，兼解番语耳。生别后，至清州，留吴同知处，忽报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吴语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盗，凡至人家，窥见房室路径，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内偷窃，彼则在外应接，吾必夺此猴，为人除害也。明日，客谒吴，吴款以饭，需其猴，初甚拒，吴曰：否则，就此断其首，客不得已，允许，吴酬白金十两，临去，番语属猴。适译史闻得来告吴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饮不食，彼必解尔缚，可亟逃来，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吴未之信，至晚，试与之果核水食之类，皆不食，急使人觇之，此客果未行，归报，引猴挝杀之。”此条所记，必多夸侈失实之辞，然必非子虚，猴固有言语，特远较人为简耳。心理学所谓隔离儿童者，谓人失抚育，而育于物，过六岁后，虽与人接，终不能言语矣。反其道而观之，猴育于人，能解数十句人语，固无足怪，谓教以不饮不食，以冀解缚而逃，又与相期十里外，必附会造作之辞。然可使递器物，或指使取某物，则必不诬矣。人使之窃，猴何罪焉，且亦未经鞠讯，焉知所言必实，而遽挝杀猴，而终不问其人，失刑甚矣，岂第违爱物之道哉！

（六二六）隋唐胡化之残迹

自金行失驭，五胡扰乱中原者垂三百年，至隋兴而后结其局。然谓隋唐之世，腥膻之迹，业已荡涤无余，则又不可。试观《唐书·宰相世系表》，其族类之出于胡者几何？河南刘氏出于匈奴，独孤氏亦自托于匈奴，然不必可信。盖当时不独华夏，即匈奴亦以为较胜于北方诸族，而攀附之矣。唐世浑氏明为铁勒，而亦自托于浑邪王，其明证也。元氏、长孙氏皆出拓跋，源氏出于秃发，明白无疑。宇文氏为南单于之裔，似非虚构，别见《宇文氏先世》条。然臣属佚豆归之费野头氏，亦从其主称宇文氏，令狐氏又尝赐姓为宇文氏，则亦非尽南单于胄胤矣。窦氏自托于窦氏，其实即没鹿回尝赐姓曰纥豆陵。河南房氏自谓系出清河，使北虏留而不遣，虏族谓房为屋引，因改为屋引氏，后世随魏南迁，乃复为房氏，其实房之改为屋引不可知，屋引之改为房，则真耳。而侯氏之实为侯伏氏，河间张氏之实为比罗氏，于氏之实为万纽于氏，阎氏之实为大野氏。视此矣，京兆高氏自谓与北齐同祖，北齐之出渤海不可信，则京兆高氏之出渤海，亦不可信也。丙氏自托与李陵，兼援胡汉族于假托中，又别创一格。而有唐一代用藩将尤盛。夫辅弼必资客族，则是异族之政权，未尝见削也。战斗多恃藩将，则是异族之武力未尝遂衰也。然则隋唐两代不过蹑九五而制幽夏者，不出异族而已。谓汉族之文治武功已尽复两汉以前之旧，固不可也。抑隋唐先世皆出武川，其自托于汉族信否不可知，而其与异族关系之密，则不诬矣。谓其有以大异于北齐，吾不信也。

（六二七）契丹先世

鲜卑部落兴起最后者，时曰契丹。契丹者，宇文氏别种，为慕容氏所破，窜于松、漠之间。又为元魏道武帝所破，乃分为二：西曰奚，本称库莫奚，隋以后去库莫，但称奚。东曰契丹。奚众依土护真水，今老哈河。盛夏徒保冷陉山。在妫州西北。契丹在潢水之西、土河之北，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土河，即老哈河。奚众分为五部，契丹分为八部焉。魏孝文时，有部族曰地豆干者，在室韦西千余里。欲与高句丽、柔然分其地。契丹惧，内附，止白狼水东。亦今老哈河，《辽史·营卫志》云：是时始去奇首可汗故壤。北齐文宣帝之世，击破之，虏其男女十余万口。又为突厥所逼，仅以万家寄于高句丽。隋时，乃复来归，依托纥臣水吐护真之异译。以居。分为十部。唐初，其酋长窟哥内属，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又有辱纥主曲据者，亦来归，以其地为玄州。奚酋可度者内附，以其地为饶乐都督府。又以八部、五部皆为州，而以营州治柳城。统饶乐、松漠二府焉。唐时，君临契丹者为大贺氏，继为遥辇氏，最后为世里氏。《辽史·地理志》谓唐以大贺氏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军事，窟哥殆大贺氏之始主邪？窟哥死，契丹连奚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于京师。阿卜固盖亦大贺氏，窟哥后也。窟哥孙曰尽忠，为松漠都督。先是高祖时，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内附。诏于营州城旁安置。即以其地为归诚州。尽忠，敖曹孙，万荣之妹婿也。武后时，尽忠、万荣反，陷营州，进攻幽、冀。武后发大兵讨之，不能克。会尽忠死，其众为突厥默啜所袭破，万荣亦败于奚，为其家奴所杀，其余众不能立，遂附于突厥。契丹是时，虽见破坏，然其兵力，则已崭然见头角矣。玄宗开元二年，尽忠从父弟失活，以默啜政衰，来归。奚酋李大酺亦降。时奚亦服默啜。仍置松漠、饶乐二府，复营州都督。失活卒，开元六年。从父弟婆固袭。有可突干者，勇悍。婆固欲除之，不克，奔营州。都督许钦澹发兵及李大酺攻之，败绩。婆固、大酺皆死，钦澹惧，徙军入榆关。是为奚人见弱于契丹之始。可突干立婆固从父弟郁干，卒，开元十年。弟吐干袭。复与可突干猜阻，来奔。国人立吐干弟邵固。《辽史》。《唐书》云李尽忠弟，必误。为可突干所弑，胁奚众共附突厥。奚酋鲁苏大酺弟。不能拒，亦来奔。幽州击可突干，破之。可突干走。奚众降。可突干复盗边，朝廷擢张守珪为幽州长史，经略之。守珪善将，可突干惧，阳请臣，而稍趋西北倚突厥。有过折者，亦契丹部长，与可突干俱掌兵，不相能。守珪使客阴邀之，即斩可汗屈列及可突干来降，时开元二十二年也。以过折为松漠都督。未几，为可突干余党泥礼所弑，屠其家。泥里，即雅里，亦作涅里，辽太祖七世祖也。《辽史·百官志》载遥辇氏可汗九世：曰洼，曰阻午，曰胡剌，曰苏，曰鲜质，曰昭古，曰耶澜，曰巴剌，曰痕德堇。《营卫志》以屈列当洼可汗，则自邵固以上，皆大贺氏矣。《辽史·耶律曷鲁传》：说奚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陵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奚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微弱，使我求援于奚耳。”此奚离堇指太祖，则奚首者，太祖先世，为汉人所杀者也，疑即可突干。辽人立迪肇阻里，唐赐姓名曰李怀秀，妻以宗室之女，时天宝四年也。是岁，杀公主，叛去。迪辇阻里，《辽史》以当阻午可汗。安禄山讨破之。更封其酋李楷落。禄山又出兵讨契丹，大败。《辽史·营卫志》：“太祖四世祖耨里思，时为迭刺部夷离堇，遣只里姑逆战潢水南，禄山大败。”《萧塔葛传》：“八世祖只鲁，遥辇氏时，尝为虞人，当安禄山来攻，只鲁战于鲁山之阳，败之。以功为北府宰相。”即其事也，可见契丹是时兵力之强。自是契丹中衰，附奚以通于唐。其酋长曰屈戍。武宗会昌二年，回纥破，来降。《辽史》以当耶澜。习尔，咸通中再贡献。《辽史》以当巴剌，曰钦德，即痕德堇也。嬗于辽太祖。

太祖七世祖曰雅礼，即弑过折之泥礼，已见前。据《太祖本纪》，雅礼之子曰昆牒，昆牒之子曰颏领，颏领之子曰肃祖耨里思，肃祖之子曰懿祖萨剌德，懿祖之子曰玄祖匀德，玄祖之子曰德祖撒剌的，德祖之子，即太祖也。当大贺氏之亡，推戴雅里者颇众。雅里让不有国，而立遥辇氏。见《耶律易鲁传》。时则契丹八部，仅存其五，雅里仍更析为八。又析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者，曰大贺，曰遥辇，曰世里，即相次居汗位者。二审密者，曰拔里，曰乙室已，即后来之国舅也。三耶律之析为七也，大贺、遥肇二氏分为六，而世里氏仍合为一。是为迭剌部。故终遥辇氏之世，强不可制云。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又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画地为牢，政令大行。《地理志》：庆州，“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主，生勃突山，因以为名。没葬山下”。以世数核之，当为颏领。以音译求之，则于毘牒为近。案雅里为太祖七世祖，并太祖数之，实当云八世。明白无疑。而《兵卫志》误作六世，岂《地理志》亦误差一世，因以毘牒为五世欤？肃祖大度寡欲，令不严而人化。懿祖尝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扎。玄祖教民稼穑，又善畜牧，国以殷富。德祖仁民爱物，始置铁冶。其弟述澜，亦称释鲁，《皇子表》：述澜为玄祖三子，德祖第四。为于越。遥辇氏岁贡于突厥，至是始免。疑当作回纥，屈戍时事。述澜北征干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至太祖，乘遥辇氏之衰，又值晚唐之乱，遂崛起而成大业焉。以上辽先世事迹，大抵见《营卫志》。兼据《兵卫志》《食货志》及《皇子表》。太祖东北灭渤海，服室韦、女直；西北服黠戛斯；西南服党项、沙陀、鞑靼、吐谷浑、回鹘；远至吐蕃、于阗、波斯、大食，亦通朝贡，其声威可谓极广。《辽史·地理志》称其地“东至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犹仅以疆理所及言之也。

（六二八）契丹部族

契丹部族，见于史者，在元魏及唐五代时，其数皆八，惟隋时分为十部，而逸其名。元魏八部：曰悉万丹，亦作欣服万丹。曰何大何，曰伏弗郁，曰羽陵，曰日连，曰匹洁，曰黎，曰吐六干。唐时八部：曰达稽，曰纥便，曰独活，曰芬问，日突便，曰芮奚，曰坠斤，曰伏。《五代史》八部：曰旦利皆，曰乙室活，曰实活，曰纳尾，曰频没，曰纳会鸡，曰集解，曰奚嗢。其名前后皆不同。《辽史·营卫志》云：“奇首八部，为高丽、蠕蠕所侵，仅以万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几，北齐见侵，掠男女十余万口，继为突厥所逼，寄处高丽，不过万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又谓大贺氏之亡，八部仅存其五。太祖七世祖雅里，更析为八，似乎契丹部族，时有变更，然唐之置羁縻州也，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则芬问部即羽陵，突便部即日连，芮奚部即何大何，坠斤部即悉万丹，伏部即匹洁，惟达稽、纥便、独活三部，不能知其与元魏时何部相当耳。然则部众虽更，部名虽改，而其分部之法，则后实承前。《五代史》部名之异于唐，此八部盖即雅里就五部所析。当亦如是矣。《辽史·地理志》：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盖八部之分，由来甚旧，所托甚尊，故累遭丧败，其制不改耶？《太祖本纪》：“辽之先世，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太祖七年，登都庵山，抚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地理志》：上京道，龙化州，“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营卫志》：“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又云：“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昭古可汗，皆辽之先，世次不可考。”白马青牛，说虽荒诞，然奇首则似非子虚乌有之流。然隋时何以独分为十部？又唐置羁縻州之先，契丹酋长窟哥及辱纥主曲据皆来归，唐以窟哥之地置松漠都督府，以辱纥主曲据所部为玄州，合八部亦十部也。《辽史·营卫志》说如此。此又何说耶？曰：八部者，所以象奇首八子；八部外之二部，则所以象奇首可汗及其可敦，即《辽史》所谓三耶律、二审密者也。并三耶律二审密言之，则曰十部；去此二部言之，则曰八部。汉人言之有异，契丹之分部，则未尝变也。何以知之？曰：以太祖创业之事知之。

《五代史》述太祖之创业也，曰：“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八部共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阿保机，不知其何部人也。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又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似契丹共主，本由选立，至辽太祖乃变为世袭者。然据《唐书》及《辽史》，则遥辇诸汗，世次相承，初无大贺氏亡，分为八部之说。《辽史·太祖纪》：唐天复元年，痕德堇可汗立，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三年十月，拜于越，总知军国事。天佑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明年正月，即皇帝位。其汗位受诸遥辇，又彰彰也。此又何说邪？曰：太祖之所争，乃夷离堇之职，而非汗位也。夷离堇者，后来之北南二大王，《辽史》谓其统部族军民之政。《五代史》所谓建旗鼓以统八部者，盖即指此？世宗之立，即由北南二大王。李胡争之，卒不胜，可见北南二王权力之大。契丹虽有共主，然征伐决之会议，田猎部得自行，其权力实不甚完，况于遥辇氏之仅亦守府？《五代史》之所纪，盖得之汉人传述。斯时述契丹事者，知有夷离堇而不知有可汗，正犹秦人之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其无足怪。然太祖之汗位，则固受之痕德堇，非由八部所推之大人而变，谓太祖变公推之夷离堇为专任则可，谓其变嬗代之共主为世袭，则不可也。《辽史·营卫志》谓雅里析八部为王，立二府以总之。又析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者，曰大贺，曰遥辇，曰世里，即相次居汗位者。二审密者，曰乙室己，曰拔里，即耶律氏所世与为婚姻者也。二府，盖即后来之北南二宰相府：北宰相府，皇族四帐，世预其选。南宰相府，国舅五帐，世预其选。然则是时之总八部者，盖即三耶律，二审密；以其象奇首，故世汗位；以其象奇首可敦，故世婚皇族也。隋时，十部。唐时八部之外，别有松漠，玄州，其故盖亦如此？《五代史》谓八部之长，皆号大人；又谓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似建旗鼓之大人，即在八部大人之中者。然又谓阿保机不知何部人，又谓太祖请自为一部，则太祖实非八部大人；其部族且在八部之外，亦隐隐可见也。

（六二九）契丹农业

奚与契丹本皆以游牧为生。《北史》称其“随逐水草，颇同突厥”者也。至太祖之考匀德，仲父述澜，始教民以树艺、组织。太祖益招致汉人，令其耕种。及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至太宗时，则猎及出兵，皆戒伤禾稼。盖骎骎进于耕稼矣。《辽史·食货志》。道宗时，西蕃多叛。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辽史》本传。是其耕稼，不徒近中国之地，并以施之诸部族也。然史称“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又称“太祖时，畜牧之盛，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自太宗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史·食货志》。则其生业，究以畜牧为重云。

（六三○）契丹文字

契丹先世，本无文字。《辽史》本纪：太祖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五代史》谓汉人教契丹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则契丹大字，实出中国。又《皇子表》：迭剌，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祖使迭剌迓之，相从二旬，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则契丹小字，出于回鹘。今世所传契丹书，系增损汉文为之，则其小字，盖未尝通行也。《突吕不传》：制契丹大字，赞成为多。《耶律鲁不古传》：太祖制契丹国字，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六三一）契丹文学

契丹文化之进步，观其种人通文学者之多，可以知之。其首出者当推人皇王倍。尝市书万卷，藏之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等，皆入宋秘府云。《辽史·宗室·义宗传》。此外通文学者，宗室中若世宗第五子和鲁重，若人皇王第四子平王隆先，若耶律学古，耶律资忠，耶律庶成、庶箴兄弟，庶箴子蒲鲁，耶律韩留，耶律昭，耶律陈家奴，耶律良。外戚中若萧劳古及其子朴，萧阳阿，萧柳，萧韩家奴。究心史学者，则庶成，韩家奴，及耶律孟简，耶律谷欲，耶律俨。善画者，则耶律显学，耶律袅里。善医者，则庶成及萧胡笃之祖敌鲁，耶律敌鲁，迭里特等。其事备见于《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三年，六月，丙申，“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耶律谷欲传》：“奉诏与耶律庶箴、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未成而卒。”《耶律孟简传》：“大康中，诣阙上表，言辽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上命置局编修。”实重熙十二年之诏所由来也。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实录》，共成七十卷。又案《辽史》谓耶律富鲁举进士第，帝怒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有违国制，鞭之二百。则辽人并不欲其本族人从事文学。然《天祚纪》又谓耶律大石举天庆五年进士。盖一时风气所趋，虽国法亦不能禁也。

（六三二）契丹慕汉

《辽史·仪卫志》云：“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太宗本纪》：会同三年，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外戚表序》：“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审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辽太祖，娶述律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为萧姓。”《后妃传》曰：“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其慕效汉人之心，可谓切矣。

（六三三）突厥、契丹宗教类乌桓

乌桓之俗，“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之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后汉书·乌桓传》。“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其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三国·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盖重巫，而医术则方在萌芽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后汉书·乌桓传》《三国·魏志·注》引《魏书》：“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诵呪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

契丹旧俗，亦敬天而尊祖。《辽史·地理志》：“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述律后传》：“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猝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祗为青牛妪云。”青牛妪为地祗，则白马神人必天神矣。凡举兵，必率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焉。《辽史·兵卫志》。《辽史》谓“终辽之世，郊丘不建”，《仪卫志》二。乃不用汉礼祭天，非其俗本不祭天也。

《礼志》：“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黑山，似即乌桓之赤山。契丹旧地，在潢、土二水合流处；其北，正在辽东西北数千里也。又云：“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似亦乌桓送死烧乘马衣物之俗。《北史·契丹传》云：“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与《后汉书》所述乌桓之俗不合。《后汉书》云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契丹，鲜卑部落，不应殊异至此。或魏时契丹尝与他族杂处，《北史》误以他族之俗，为契丹之俗也。辽俗东向而尚左，东西为经，南北为纬，故御帐东向而横帐，此亦乌桓穹庐东开向日之习。

其丧葬之礼，有足见其俗之右武者。《北史·高车传》，“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稍，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是也。《突厥传》：“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远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倶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茂，然后坎而瘞之。案古之为丧服者，至亲以期断，取天地已易，四时已变，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之义也。士庶人三月而葬，亦取天道一时而小变之义也。突厥之所谓时者，虽与中国异，然其候时之变而葬，则与中国同。可以见礼之缘起，大略相类也。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战陈状。此可知壁画之缘起。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于标上。”案突厥丧仪，颇类乌桓，惟焚尸为异。岂以近接西胡，故染其俗邪？抑古氐、羌之俗也？羌族本有火葬之俗。

（六二四）蒙古之由来

蒙古，《辽史》作盟古，亦作萌古；《金史》作盟骨；《契丹事迹》作朦古；《松漠纪闻》作盲骨子；《西游记》始作蒙古，明时修元史沿用之，遂为定称焉。此种人即唐时室韦之蒙兀部。《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下。然宋时已称此种人为鞑靼，明时蒙人亦自去蒙古之号，称为鞑靼，则蒙古之与鞑靼，亦必有关系矣。今试一考鞑靼之起源如下：

《五代史》：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鞑靼，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

据《唐书》《五代史》及《辽史》，渤海盛强时，靺鞨悉役属之。契丹当太祖以前，初无攻破靺鞨之事。惟据《册府元龟》黑水帅突地稽随末率部落千余家内属，处之营州，唐武德初以其部落置燕州，此为黑水靺鞨之分处营州者，为契丹所攻，分居阴山，必即此一支也。

《黑鞑事略》：“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大银。”

《古今纪要逸编》：鞑靼与女真同种，皆靺鞨之后，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居阴山北者曰鞑靼。鞑靼之近汉者曰熟鞑靼，远汉者曰生鞑靼。鞑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鞑靼至忒没真叛之，自称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国，在女真东北，我嘉定四年，鞑靼始并其名号，称大蒙古国。

《蒙鞑备录》：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故历代无闻。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案生熟自以其距汉远近言之，不得与黑白并列为种别，此说盖误。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

黄震谓鞑靼与女真同种，孟珙谓其地处契丹西北，均与《五代史》相合，至谓其族出于沙陀别种，则因二族居地相近，血统混淆而然。鞑靼所以有黑白之别，或即由此。惟蒙兀室韦，《唐书》谓在室建河南，成吉思之兴，亦在斡难河畔，今鄂诺河。与阴山相距甚远，而彭大雅谓黑鞑国号大蒙古。黄震又谓鞑靼之外，别有蒙古，鞑靼并其名以自号，为可疑耳。案《蒙鞑备录》又云：鞑人在本国时，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虏酋雍宛转闻之，惊曰：必是鞑人为我国患，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灭丁。迄今中原尽能记之。鞑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伪章宗明昌年间，不令杀戮，以是鞑人稍稍还本国，添丁兵育。

因童谣而出兵剿杀，语涉不经，然世宗初年，北边曾有移剌窝斡之乱，牵动甚众，仍岁兴师，说非无据。鞑靼之北走而与蒙古合，盖盛于此时，此漠北部族之所以骤强也。而其前此之非绝无交往，抑可推已。抑蒙古种族之与鞑靼相混合，尚有一证。据拉施特《蒙古全史》云：《元史译文证补》卷一。相传古时蒙兀与他族战，全军覆没，仅遗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小山，斗绝险巇，惟一径通出入，而此中壤地宽平，水草茂美，乃携牲畜辎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儿格乃衮。二男一名脑古，一名乞颜。乞颜义为奔瀑急流，以其膂力迈众，一往无前，故以称名。乞颜后裔繁盛，称之曰乞要特。乞颜变音为乞要，曰特者，统类之词也。后世地狭人稠，乃谋出山，而旧径芜塞，且苦艰险，继得铁矿，洞穴深邃。爰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宰七十牛，剖革为筒，鼓风助火，铁石尽镕，衢路遂辟，后裔于元旦锻铁于炉，君与宗亲次第捶之，著为典礼。此段事实之怪诞，无待于言，然拉施特身仕宗藩之朝，亲见捶铁典礼，断不能指为虚诬。且乞要特即《元史》之奇渥温，有元帝室得氏之由，实由于此，尤不能目为无据。惟其说与《北史》所述突厥起源极为相类，洪侍郎因疑蒙人拾突厥唾余，以自叙先德。然拉施特修史时，尽出先时卷牍，此资考核，后命蒙古大臣谙掌故者襄事，何等郑重，焉得作此谓他人父之语？且突厥之在当日，亦败亡奔北之余耳，引为同族，岂足为荣。反复思之，然后知蒙古部落，实为鞑靼与室韦之混种，而鞑靼则为靺鞨与沙陀、突厥之混种。拉施特《蒙古全史》所载，盖沙陀、突厥相传之神话也。

（六三五）元室之先世

元室先世，或疑出自吐蕃。《蒙古源流考》云土伯特智固木赞博汗为奸臣隆纳木所弑，其三子皆出亡。第三子布尔特斋诺渡腾吉思海东行，至拜噶所属之布尔干哈勒图纳山下必塔地方，人众尊为君长，是也。《源流考》之作意在阐扬喇嘛教，援蒙古以入吐蕃，殊不足信。《秘史》但云自天而生之孛儿贴赤那，与其妻豁阿马兰勒同渡腾吉思水，东至斡难沐涟之源不儿罕合勒敦山而已。孛儿贴赤那即布尔纳斋诺，译言苍狼。阿马兰勒译言惨白牝鹿也。腾吉思水不可考。不儿罕哈勒敦山，即今车臣、土谢图两部之布尔罕哈勒那都岭也。

孛儿贴赤那之子曰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马察，塔马察生豁生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生阿兀站孛罗温，阿兀站学罗温生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生挦锁赤，挦锁赤生合儿出，合儿出生孛而只吉歹蔑儿干，孛而只吉歹蔑儿干妻曰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犹言蒙古部人，豁阿，女子美称。盖孛儿帖赤那之后，至是娶蒙古部女，遂以蒙古为部名。犹金始祖函普娶完颜部女而以完颜为部名也。孛儿只吉歹蔑儿干之子曰脱罗豁勒真伯颜，生二子，长曰都蛙锁豁儿，次曰朵奔蔑儿干，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敦部人豁里剌儿台蔑儿干之女，拉施特云秃马敦为巴儿忽真之一种，居巴儿忽真脱古木之地，在拜喀勒湖东。《秘史》云：豁里刺儿台蔑儿干居阿里黑兀孙，即今伊尔库斯克省之伊尔库河，地在拜喀勒湖西，此族后以豁里剌儿为氏，即《元史》之火鲁剌思也。曰阿阑豁阿。《元史·本纪》《世系表》作阿阑果火，《蒙古源流考》作阿抡郭斡。生二子，曰别勒古讷台，曰不古讷台。既寡又生三子，曰不忽合塔吉，曰不合秃撒勒只，曰孛端察儿蒙合黑。初朵奔蔑儿干猎于脱豁察黑温都儿，温都儿译言高山。遇兀良哈人，即鹿林中乞其余，已而遇马阿里黑伯牙兀歹马阿里黑其名，伯牙兀歹其氏，即《元史》之伯岳吾，《辍耕录》作伯要歹。《源流》：玛哈赍携子而行，饥困请以子易肉，与一股肉，而携其子归以为奴。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疑其母私于奴，母知之，春日烹伏腊之羊，召五子赐食曰：夜见白黄色人穿穹庐顶孔入，摩挲我腹，光明透腹中，其去也以昧爽，我窃窥之如黄犬然，遂生此三子，后日必有贵者。不忽合塔吉之后为合答斤氏；不合秃撒勒只之后为撒勒只兀惕氏；孛端察儿蒙合黑之后为孛儿只斤氏。孛儿只斤译言灰色目睛，以与神人同也。此三族蒙兀人称之曰尼伦，义谓洁清；别派为多儿勒斤，犹言常人也。孛端察儿子曰合必赤把阿秃儿，合必赤把阿秃儿子曰蔑年土敦，蔑年土敦七子，而长子合赤曲鲁克为成吉思汗七世祖，幼子纳臣把阿秃儿生兀鲁兀歹及忙忽台，兀鲁兀歹之后为兀鲁兀惕氏，忙忽台之后为忙乎惕氏，成吉思汗戡定漠北，得此二族之力为多。合赤曲鲁克子曰海都，则成吉思汗六世祖也。以上皆据《秘史》。孛端察儿《元史·本纪》作孛端叉完，孛儿只斤《源流考》作博尔济锦，蔑年土敦《元史》本纪作咩撚笃敦云。妻莫拿伦生七子，为押剌伊而人所败，灭其家，惟长孙海都及幼子纳真得免。《宗室世系表》蔑年土敦作咩麻笃敦，七子长曰既挈笃儿罕，七曰纳真，二至六皆失名。既挈笃儿罕子曰海都。拉施特《史》押刺伊儿作札剌亦儿，载其被难之事迹略同，惟谓孛端察儿二子，长曰布格，次曰布克台，布格子曰土敦迈宁，布克台子曰纳臣，土敦迈宁生九子，其妻莫奴伦，居诺赛儿吉及黑山之地，而遭扎拉亦儿之难。莫拿伦及其八子皆被害，惟幼子海都被匿得免。《源流考》合必赤把阿秃儿作哈必斋已图尔，其子曰伯特尔巴图尔。案土敦迈宁似即蔑年土敦之倒误，伯格尔似即布格，下三字，乃其称号也。

海都三子，长曰伯升忽儿多黑申，《元史》本纪拜姓忽儿，《世系表》《辍耕录》同，而姓伪为住，拉施特《史》拜桑古儿，《源流考》作拜星呼尔多克斯，以为哈斋库鲁克子。次曰察剌合领忽，《辍耕录》及《宗室世系表》均作察剌罕宁儿，案儿字当是昆字形近之误，拉施特《史》作扯勒黑领昆。次曰抄真斡儿帖该。《宗室世系表》作獠忽真兀秃迭葛。伯升忽儿多黑申为成吉思汗五世祖，察剌合为辽令稳，故称领忽，领忽者，令稳音转也。其子曰想昆必勒格，想昆亦详稳对音。《宗室世系表》察剌罕宁儿之子为直挈斯，拉施特《史》作莎儿郭图赤那。按赤那即直挈斯。李文田云必勒格即贝勒对音。盖莎儿郭图鲁赤那其名，想昆必勒格，皆其称号也。想昆必勒格子曰俺巴孩，其后以泰亦赤兀为氏。《元史》作咸补海罕，拉施特书作俺巴该。伯申豁儿多黑申之子曰屯必乃薛禅，薛禅，蒙古语聪明之称也。《元史·本纪》《世系表》均作敦必乃，拉施特《史》作托迈乃。是为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子曰合不勒可汗。《元史》《辍耕录》均作葛不寒。合不勒可汗子曰把儿坛把阿秃儿。《元史》《辍耕录》作八里丹，《源流考》作巴尔达木巴图尔。把儿坛把阿秃儿子曰也速该把阿秃儿，《源流考》作伊苏凯巴图尔。是生成吉思汗。

（六三六）元兴以前北方诸部族

自回纥之亡，北方无大部族，今略叙成吉思汗兴起以前形势如下。

一、翁吉剌部，亦作弘吉剌，《元史》及《亲征录》。又作鸿吉剌。《源流考》。蒙古甥舅之国也。据《秘史》，此族与主因塔塔儿战，地在捕鱼儿、阔涟两海子间，则其居地当在今呼伦贝尔附近。《元史·特薛禅传》谓弘吉剌氏居于苦烈，儿温都儿斤、迭烈捕儿、也里古纳河之地。案今根河出伊勒呼里山，西流百余里，径苦烈业尔山之南，其北有特勒布尔河，略与平行。苦烈业尔即苦烈儿之异译。温都儿，蒙古语为高山也。特勒布尔即迭烈不二儿，也里古纳乃额尔古讷河之音差也。

二、塔塔儿部，即鞑靼之异译，此族与蒙古世为仇雠，其分部颇多。据《秘史》所载有主因塔塔儿，阿亦里兀惕塔塔儿，备鲁兀惕塔塔儿等。主因即朱邪之异译，可证其为沙陀、突厥与靺鞨之混种，其居地当在捕鱼儿海附近。

三、蔑儿乞部，此种人居斡儿垣、薛凉格二水流域。斡儿垣，今鄂尔坤河。薛凉格，今色楞格河也。其分部之名，见于《秘史》者，有兀都亦惕、兀洼思、合阿惕等。

四、兀良孩部，《明史》作兀良哈，即今乌梁海。西人谓其容貌近土耳其人，当系突厥种。据《秘史》当时游牧之地，亦在不儿罕山。

五、客列部，亦作克烈，《元史·本纪》及《亲征录》。怯烈，《元史》列传。又作克里叶特，《源流考》。始居欠欠州，亦曰谦河，在唐弩乌梁海境内，详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下。其部长曰默儿忽斯，生二子，长曰忽而察忽思，是为不亦鲁黑汗。《亲征录》作忽儿札胡思盃禄可汗。次古儿罕。《亲征录》作菊儿可汗。不亦鲁黑卒，子脱邻斡勒，此从《秘史》，拉施特作脱忽鲁儿。性猜忌，杀其诸弟台帖木儿、太石不花帖木儿等，又欲杀母弟额儿客哈喇，《亲征录》作也力可哈刺。额儿客哈喇奔乃蛮，古儿罕攻之，脱邻斡勒奔也速该，也速该速为起兵，逐古儿罕，始建牙于土兀喇沐涟上，土兀喇沐涟，今土拉河也。客列或云即康里转音，则亦属突厥族。

六、汪古部，即《辽史》之乌古也。其部名见于《辽史·百官志》者，有乌古涅剌、斡特盌乌古、隈乌古、三河乌古等，又有乌隈乌骨、里乌濊等部，疑亦乌古之转音，此亦白鞑靼，为金守长城。《元史译文证补》卷一。地在今归绥县北，《马祖常月乃合神道碑》云：雍古部族居浄州之天山，浄州故城在今归绥县北四子部落内，祁连山即天山也。

七、乃蛮部，亦作乃满，又作乃马，据《元史·地理志》，本居吉利吉思，唐黠嘎斯之地。其部长曰亦难察可汗，《亲征录》作亦难赤。生二子，长曰太赤不合，拉施特作太亦布哈。是为塔阳可汗。《元史》《亲征录》作太阳汗。次曰古出古敦，是为不亦鲁黑汗。《元史》作不鲁欲罕，《亲征录》作盃禄可汗。兄弟交恶，分国而治，塔阳居金山之阳，忽里牙速兀、今鸟里雅苏台河。札八儿今匝盆河。二水间，南近沙漠，不亦鲁黑居兀鲁黑塔黑之地，北近金山。

八、斡亦剌部，此种人均居今西伯利亚南境，其种名见于《秘史》者，有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昔等，不里牙惕在萨拜喀勒省之巴尔古精河上，阿穆尔省之牛满河上亦有之，牛满河一名布里雅特河，即不里牙惕之异译也。兀儿速惕在谦河之北，《西北地附录》称为乌斯，谓以水为名，盖即乌苏里之异译。合卜合纳思《西北地附录》作撼合纳云，在乌斯东，谦河所从出，则在今多特淖尔附近。康合思地在今杭爱山之北，秃巴思在今俄领托波儿斯克省境。此种人种类盖甚多，故《秘史》统称之曰秃绵斡亦剌，秃绵亦作土绵，译言万也。

九、乞儿吉速部，亦作吉利吉思，即唐时之黠戛斯也。当时居地在也儿的石河流域，即今额尔齐斯河。

十、失必儿部，鲜卑之异译，盖西伯利本鲜卑之故土也。据多桑地图在乞儿吉思正北，则在今鄂毕河流域。

以上乃当时漠南北诸部分布之大略情形也，自此以西南，即皆回纥种人之地矣。

（六二七）蒙古之渐强

蒙古之初，盖服属于辽，故察剌合必勒格再世受辽令稳、详稳之职，及哈不勒始有汗号，统辖蒙兀全部，威望甚盛。金主闻其名，召至礼遇甚优，一日酒醉，鼓掌欢跃，持金主须，金主释不问，厚赠遣归。大臣谓纵此人，将为边患，遣使邀以返，哈不勒不从，词意强横。金主再使往，哈不勒谋于妇及部众杀之。万户胡沙虎来讨，粮尽而还，追败之海岭，时宋高宗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也。见《续纲目》。哈不勒可汗疾，亟念诸子无足付大事者，令部众议立俺巴孩，时翁吉剌氏与主因塔塔儿构衅，哈不勒七子助母族与战，杀其酋木秃儿把阿秃儿，已而俺巴孩嫁女于阿亦里纳惕、备鲁兀惕两种，塔塔儿身送之，主因塔塔儿乘机抱怨，执送金，金以木驴杀之。命从者巴剌合赤拉施特作布勒格赤。归告忽图剌及合答安太石。俺巴孩子，《亲征录》作阿丹汗，拉施特《蒙古全史》作哈丹大石。于是诸部族会议，共立忽都剌为汗哈不勒可汗第四子。入金界，败其兵，大掠而归。都元帅兀朮来讨，连岁不能克，乃议和，割西平河今胪朐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遣牛羊米豆，时宋绍兴十七年，金熙宗皇统七年也。《续纲目》据《大金国志》又云：册其长熬罗孛极烈为蒙辅国王，不受，自号大蒙古国。熬罗孛极烈自称太祖元明皇帝，改元天兴。孟珙《蒙鞑备录》引李大谅《征蒙记》亦云：蒙人尝改元天兴，自称太祖元明皇帝，孟氏疑之，谓蒙古先时不识汉字，无符玺文书，改元建号将安用之。然《蒙鞑备录》亦云：鞑国所邻前有糺族，左右乃沙陀等部，旧有蒙古斯国，在金人伪天会间，亦尝扰金，虏为患，金人尝与之战，后乃多与金币和之。据此则当时北方，确有所谓蒙古国者，虽其先无文书建号，改元似无所用，然亦即抗衡上国，崛沙寒之北，则安知不有降人教以妄窃帝号，以自尊大，且太祖乃庙号，生时岂可自称？则亦适成其为蒙人之称帝而已。至敖罗孛极烈自称，自与忽都剌音异，然蒙人称名多系官号。今按《金史·百官志》官兵皆称勃极烈。又云忽鲁犹总帅也。又云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则熬罗孛极烈当即忽鲁勃极烈之异译，义谓数部之总贝勒耳。忽都剌可汗与合答安太石谋复主因塔塔儿之仇，与其部长阔端巴剌合及札里不花前后十三战，竟不能克，惟乙亥岁一役，也速该战败之，获其酋帖木真兀格《亲征录》作帖木真干怯。豁里不花。《亲征录》作忽鲁不花，拉施特《蒙古全史》作库里不花。而成吉思汗适生，因名之曰帖木真，志武功也。据《年寿考》成吉思汗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源流考》谓生于壬申即绍兴三十三年，与《元史·本纪》合。

忽都剌可汗卒后，蒙兀无共主，复衰。案忽都剌长子拙赤，《亲征录》作朮赤可汗，拉施特《蒙古全史》亦作拙赤罕，似亦曾蒙汗号者。然观忽都剌卒后，全族离逷情形，则纵袭汗位，亦必并无威力。而也速该又适于是时卒，于是成吉思少年困阨之运至矣。

（六三八）成吉思平定漠南北

成吉思十三岁时，父挈之省舅家为乞昏，途遇翁吉剌惕德薛禅，奇其状貌，要与俱归，字以女孛儿帖。《元史·后妃表》作孛儿台，《源流考》作布尔德。也速该独返，为主因塔塔儿人所毒，驰归遂卒。时宋乾道三年也。也速该生时，尝统辖尼伦全部，同族隐忌之，故其卒后，事变即生。而泰亦赤乌氏与成吉思齮龁尤甚，也速该部族亦多叛去，成吉思尝为泰亦赤兀所执，命荷校徇军中。成吉思伺其会饮，以校击守者而遁，泰亦赤兀来追，沉身水道中，又匿毳车中，乃得免。初克烈部长脱邻幹勒常蒙也速该救援，故相结为安答。蒙古语交物之友。成吉思既娶孛儿帖，乃以其黑貂之裘献之，脱邻幹勒喜，许缓急相助，自是始有外援矣。初忽图剌可汗末年，也速该飞猎幹难沐涟上，遇兀都亦惕蔑儿乞也客赤列都，《源流考》作伊克齐埒图，云是塔塔儿人，误。娶妇归篡之，即成吉思母诃额仑也。《元史》《亲征录》作身伦，《源流考》作乌格楞哈屯，拉施特《蒙古全史》作夸伦云，义为云幹勒忽讷惕翁吉剌氏。及是也客赤列都兄脱黑脱阿《亲征录》作脱脱。为弟复仇，与兀佳思蔑儿乞答亦儿兀孙及合阿惕蔑儿乞合阿台答儿马剌来袭，得孛儿帖去，成吉思乞师于脱邻斡勒及札答剌部长札木哈，孛端察儿尝虏一孕妇，所生前夫之子，曰札只刺歹，其后为札答剌氏。袭其庭，复得孛儿帖，始与札木哈同牧年余，窥札木哈有厌薄意，弃之他徙，诸部族弃札木哈，从之者颇多，共推为汗。是年称汗，见《源流考》。驻牧合刺只鲁格小山名，今车臣汗右翼前旗哈剌莽鼐山支阜。之阔阔纳浯儿，译言青海子。时宋淳熙十六年也。札木合约泰亦赤兀等十三部来袭，汗亦分军为十三翼，迎之战于答阑巴泐渚纳，史称答闻版朱思之野，今黑龙江呼伦淖尔西南巴泐渚纳乌苏鄂模，东北出为班朱尼水注呼伦淖尔。败绩退至幹难河北哲烈捏之隘。今呼伦贝尔西北界上第五十三鄂博则林图。札木合乃还，行经赤那思牧地，获诸部长之附帖木真者，为七十镬烹之，众益恶其残暴，归心于汗者愈多，时主因塔塔儿蔑古真薛兀勒图《元史》《亲征记》作蔑里真笑里徒，拉施特《蒙古全史》作摩勒苏里徒。叛金，金丞相完颜襄出讨，汗与脱邻幹勒助金攻杀之，襄喜援汗札兀忽里，封脱邻幹勒为王，札兀惕蒙语谓百，忽里者忽鲁转音，犹云百夫长者。《金史·百官志》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亲征记》原注若金招讨使，据《秘史》王京又对太祖说，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讨使，教你做者，则札兀忽里非即招讨使。脱邻幹勒自此亦称王罕。

王罕之攻塔塔儿也，乃蛮亦难察汗乘之，纳其弟额儿客合剌，王罕还战不胜，奔西辽。其弟札哈敢不及，其余众多来归，久之王罕东归，至古泄兀儿纳兀儿，今库苏古尔。饥困，使人与汗相闻，汗使勇士速克该往援，躬迓之于客鲁涟，命其众还事之，已而伐兀都亦惕蔑儿乞大获，以馈王罕，王罕由是复振，袭蔑儿乞破之，脱黑脱阿奔巴儿忽真，今地属俄，仍名巴儿忽真。汗遂与王罕伐乃蛮，袭不亦鲁黑罕，不亦鲁黑罕奔欠欠州，翁吉剌诸部会于刊沐涟州，今根河。立札木合为古儿罕，潜师来袭，汗逆击破之，札木合遁，翁吉剌惕来降，已而不亦鲁黑汗及脱黑脱阿之子忽秃拉施特《蒙古全史》作忽图。泰亦赤兀阿兀出把阿秀儿，《亲征录》作阿忽出拔都。干亦刺惕，即卫拉特，见后。朵儿别、都蛙锁豁儿四子之后，《元史》及《亲征录》作朵鲁班。塔塔儿合答斤，朵奔蔑儿幹子不忽合塔吉之后，《元史》《亲征录》、拉施特《蒙古全史》皆作哈塔斤，《源流考》作哈塔锦。诸部连师来伐，汗与王罕连兵逆之，会大雨雪，敌军引退，至阔亦田之野，今呼伦贝尔南奎腾河。士马僵冻，纷坠山涧，不复成列，札木哈率众来应，见事败即退，诸部皆奔溃，汗自追阿兀出把阿秀儿杀之，泰亦赤乌亡，已而王罕子你勒合桑昆，《录》亦剌合鲜昆，《纪》亦猎喝翔昆。与汗有隙来袭，时汗军士马不足三千，王罕众数倍，兀鲁兀忙忽二族力战，矢中鲜昆面，王罕乃敛兵罢，然王罕军势仍盛，乃连夜退军，于是徙牧巴泐渚纳，俄界内幹难河北巴儿潴纳泊。出不意袭王罕，尽俘其民，王罕父子以数骑走，至乃蛮界上，王罕为其戍将豁里速别赤所杀，函首塔阳罕；鲜昆辗转至曲先，《源流考》作龟兹。为喀剌赤焉耆番名哈剌沙尔。部主黑邻赤哈刺所杀，见《亲征录》。客列部亡，地西接乃蛮矣。

乃蛮塔阳罕使告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亲征录》王孤部长阿刺兀思的乞火力，《元史·本纪》白达达部主阿刺忽里，《本传》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共伐蒙古，汪古部长以告，岁甲子，宋宁宗嘉泰四年。汗自将伐之，太阳罕迎敌，置营康孩山合池儿水上，杭爱山中哈随河。脱黑脱阿札合敢不王罕弟。及泰亦赤兀酋阿邻大石幹亦剌惕酋忽都合别乞札木合等咸从，塔阳以蒙兀马瘦，议退军，诱蒙兀深入，然后还击，其子古出鲁克及其将豁里速别诮其怯，塔阳怒，疾驱渡斡儿洹水，战于纳忽山东麓，乃蛮败绩，豁里速别赤死之，俘塔阳罕。古出鲁克脱黑脱阿、札木合先后奔不亦鲁黑，追之，驻军金山，明年袭不亦鲁黑，擒杀之，乃蛮亡。古出鲁克、脱黑脱阿西走，追及之额儿的失，即也儿的石。脱黑脱阿中流矢死，古出鲁克奔西辽，札不哈转徙入倘鲁山，唐努山。左右执以献杀之，漠南北尽平，岁丙寅宋宁宗开禧二年。诸部大会于幹难沐涟之源，上尊号曰成吉思汗。

（六三九）蒙古传说本于回纥

唐人取福山石坏回纥风水，因之灾异迭起，迁于西州，说出虞集《高昌王碑》，而《元史·亦都护传》因之。于国家兴替之故，一无所记，而造为此怪迂之说，亦可笑矣。然蒙古人之传说，有与之相类者。《辍耕录》万岁山条云：“浙省参政赤德尔尝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时，闻故老言：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计无所出。时国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贡，既而曰：他无所冀，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耳。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云。”此说与畏吾传说极相类，非畏吾人造作以媚元人，则元人习于畏吾者造作之以自张，更无足疑也。又《受佛戒》条云：“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此国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坛时，见马哈剌佛前有物为供，因问学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闻用人心肝者，有诸。曰：尝闻之而未尝目睹，请问剌马。剌马者，帝师也。上遂命沙剌班传旨问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命问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师无答。”

（六四○）元人初兴时程度

《辍耕录》皇族列拜条曰：“己丑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时为中书令，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记曰：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尊君也。盖亦非一日之致矣。又朝仪条曰：“至元初，尚未遑兴建宫阙，凡遇称贺，臣庶皆集帐前，无尊卑贵贱之辨。执法官厌其喧杂，挥杖出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时兼太常卿，虑将诒笑外国，奏请立朝仪，遂如其言。”元代制作皆起世祖，终不免沐猴而冠，此时则并未知冠，直是沐猴而已矣。又贞烈条言：“宋之亡，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与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缢死。”明日奉闻，世祖命断其首，悬全后寓所，在己欲其詈人，则在人不能禁其詈己，此理之甚易明者也，而犹不能知，亦沐猴而冠之一端也。

（六四一）度斤、郁督军、都尉鞬、乌德鞬

突利南徙度斤旧镇。胡三省云：“即都斤山，旧沙缽略所居。”案《新唐书·突厥传》曰：“可汗建廷都斤山。”《薛延陀传》曰：“树牙郁督军山，直京师西北六千里。颉利灭，率其部稍东，保都尉鞬山独逻水之阴，远京师才三千里而赢。”《回纥传》曰：“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独逻水，今土拉河。昆河，今鄂尔坤河。都尉鞬山与乌德鞬山，地当相近。乌德鞬为突厥故地，疑与都斤是一。惟郁督军山颇远。然延陀传又谓“西突厥处罗可汗之杀铁勒诸酋也，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据贪汗山，奉薛延陀乙室缽为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匮可汗复强，二部黜可汗号，往臣之。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乙室缽在金山者，西役叶护可汗。”以郁督军山与金山对举，则距土拉、鄂尔坤二河，亦不能甚远。窃疑都斤、都尉鞬、乌德鞬、郁督军均系一音异译，皆即今之杭爱山；而《新唐书》“直京师西北六千里”之语有讹也。

（六四二）九姓

突厥、回纥皆有所谓九姓者，然名同而实不同。《旧唐书·李勣传》：白道之战，突厥败，屯营于碛口，遣使请和。诏鸿胪卿唐俭往赦之。勣与李靖军会，相与议曰：“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今诏使唐俭至彼，其必弛备；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矣。”《狄仁杰传》：仁杰于神功元年入相，上疏论西戍四镇东戍安东之弊云：“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铁勒传》言：延陀之败，“西遁之众，共推夷男兄子咄摩支为可汗，西归故地，乃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北。诏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加绥抚。而诸部铁勒素服薛延陀之众，及咄摩支至，九姓渠帅莫不危惧；朝议恐为碛北之患，复令李勣进加讨击。勣率九姓铁勒二万骑至于天山。咄摩支见官军奄至，惶骇不知所为。且闻诏使萧嗣业在回纥中，因而请降。”《突厥传》：“伏念既破，骨咄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有众五千余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马甚多，渐至强盛。”此北突厥之九姓也。其名无可考。《传》又言：开元三年默啜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默啜负胜轻归而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于柳林中，突出击默啜，斩之。”《新唐书》略同，惟无阿布思之名，而云思结等部来降，则阿布思似系思结酋长。《旧唐书·张说传》：开元八年，“朔方大使王晙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慰抚之。九姓感义，其心乃安。”似思结、拔曳固、同罗，皆九姓之一。白眉可汗之死，《新唐书·突厥传》云：“始突厥国于后魏大统时，至是灭。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云。”是阿史那氏虽亡，九姓犹在。突厥缘起，《周书》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倶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突厥传》。二说不同，而同以阿史那为十姓之一，窃疑所谓九姓者，乃彼所以为阿史那九昆之后者也。西突厥，《旧唐书》本传云：“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惟言语微差。”都陆亦作咄陆，又作咄六。咥利失之立也，“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盖此十部，直隶可汗，余皆西迁。后杂处者虽同，曰相杂，仍有亲疏之差。《传》又云：“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此所率之俱往者。咄六、弩失毕，殆即其所率之俱往者欤？沙缽罗可汗时，“统摄咄陆、弩失毕十姓。其咄陆有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阙啜，三曰摄舍提暾啜，四曰突骑施贺罗施啜，五曰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二曰哥舒阙俟斤，三曰拔塞干暾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哥舒处半俟斤”。同上。盖即此十部落之姓也。此十部虽较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为亲，而其非突厥种姓则一。故武后时陈子昂上疏言：“国家能制十姓者，由九姓强大臣服中国也。”《新唐书》本传。其后西突厥终于不振者，乃由突骑施葛逻禄之强，实即本与杂居诸族代之而兴耳。然则西突厥之九姓，殆与东突厥无异也。此突厥之九姓也。若夫回纥，则《旧唐书》本传云：“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此字疑有误。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每行止斗战，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新唐书》九姓之名同，又云：“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拔野古、同罗、思结，既皆可拟为突厥九姓之一，而仆骨、浑、契苾，回纥与之相等夷，则九姓已得其七。薛与延陀本异部，更以益之，岂即突厥之始所谓九姓者欤？书阙有间，难以质言矣。药罗葛虽于九姓独尊，然亦不相殊绝。太和公主之下降也，《旧唐书》谓“九姓相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九姓相，盖即九姓都督。又云：“上元元年九月己丑，回纥九姓可汗使大臣俱陆莫达干等入朝奉表起居。”九姓可汗之名，盖据其所自称也。《新唐书·回纥传》言：“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修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谏，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长建达干从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留振武三月，供拟珍丰，费不赀。军使张光晟阴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驿吏刺以长锥，然后知之。已而闻顿莫贺新立，多杀九姓胡人，惧不敢归，往往亡去，突董察视严亟。群胡献计于光晟，请悉斩回纥，光晟许之，即上言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尔，今其国乱，兵方相加，而虏利则往，财则合，无财与利，一乱不振。不以此时乘之，复归人与币，是所谓借贼兵，资盗粮也。乃使裨校阳不礼，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尽杀回纥群胡，收橐它、马数千，缯锦十万。”此文以回纥与九姓对举，似九姓纯为西胡者然。二书列举九姓，药罗葛皆与焉，岂不自相矛盾？盖自默啜之盛，回纥稍引而西，久与群胡相杂，故其九姓中皆杂有胡人，驯致喧宾夺主，而史家遂径称九姓为九姓胡耳，固非谓其本无区别也。然而回纥西迁之后，杂居之群胡盛，而本种转微，则于此可以微窥矣。突厥、回纥皆以得西胡之教道兴，亦以染其嗜利之习，寖陵夷衰微，以至于亡，亦北族之龟鉴也。

（六四三）回文

《元史译文证补》曰：“回纥称谓，多本突厥。可汗、可敦、特勒之名无论矣。突厥别部将兵者，皆谓之设。默啜可汗立其子弟为左厢察、右厢察。毗伽可汗本蕃号为小杀。而回纥亦有左杀、右杀，分管诸部。曰设，曰察，曰杀，皆译音之异。骨咄禄可汗及叶护之称，达干之名，回纥并同突厥。度其言语，或亦多同。突厥文字，不复可考。回纥文字，至今犹存，所谓托忒字体是也。与西里亚文字相仿。泰西人谓唐时，天主教人自西里亚东来传教，唐人称为景教。陕西之《景教碑》，碑旁字两行，即西里亚字，此其确证。回纥之有文字，实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亚文字之故。此一说也。回纥人自元以后，大率入天方教。而天方文字，本于西里亚。故信教之回人谓蒙古文出于回纥，回纥文出于天方，以归功于谟罕默德。此又一说也。各私其教，傅会所由，皆属妄说。窃疑回纥文字，亦本突厥。特无左证，以折异议。”案《北史》谓突厥文字旁行，有类于胡。所谓胡者，西胡，指西域诸国也。丁令族人居西域者甚多，盖遂受其文字，突厥、回纥皆沿而用之耳。《周书·突厥传》云：“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印封之，以为信契。”盖有文字而不甚用也。观其能于茔屋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战陈之状，则其图画已有可观，必不至不知文字。又《北史·蠕蠕传》：“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似其文字又受之丁令者。

（六四四）畜牧宜在长城外

《隋书·贺娄子干传》：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命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以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案边缘之地，每苦游牧部族之侵略，屯兵守圉，费大劳多，发兵攻之，则彼远走高飞，不可得而迹，此历代之所大患也。今若于缘边之地，皆兴畜牧之利，而于其内为之坚城深池，则我之长技与彼同，不徒不患其侵略，且可乘间出击，惩创之矣。彼若大举，我可于坚城之内，更设牧场，驱民入保，是畜牧于长城之外，所以为长城卫，而长城又所以为畜牧之卫也。兼华夷之长技而用之，既不如历代缘边，惨遭杀略，亦不致如匈奴遇汉兵深入，奔走，有孕重堕之苦矣，此安边之至计也。屠敬山先生屡游蒙古，常云：制北之策，无逾于秋高时焚其牧草，我无折伤，使彼自毙，刘仁恭所以能制契丹也。我以是施于彼，彼亦可以是施于我，则制敌又当在牧地之外，先发以创之，如彼此相安，则又宜各守疆界，通工易事，渐以化之也。

（六四五）吐蕃缘起

吐蕃缘起，《新旧唐书》之说不同，《旧唐书》云：“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新唐书》云：“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旧唐书》之窣勃野，窣勃二字，当系误倒。二书所说实同，惟《新唐书》析出于西羌与出于南凉之说为二，谓其姓及部族之名，皆为羌所固有；《旧唐书》则合二说为一，谓姓为樊尼所改，部族之名，为秃发音转耳。衡量二说，自以《新唐书》为是。何者？羌人本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德宗时，吐蕃赞普乞立赞，《新唐书》云“姓户卢提氏”，或亦如研种之后更号烧当，非必易姓。若秃发氏则久渐汉化，未必更沿此习，且逋播之余应有也。沦亡之痛，正当眷念宗邦，何故忽焉改姓，一也。五胡之渐染汉化者，虽或失其所据，亦未必遂即于夷，观沮渠、无讳等辗转西域时可知。秃发氏即或不逮，亦何至遂亡其祖，而后奔亡之迹，开拓之功，一无省记，徒令后人为传疑不审之辞乎？二也。河湟小族，通于中国者多矣，开地千里，在彼中已为泱泱大风，何乃不思款塞？况其侵伐不息，则异族之受其侵扰者必多，纵令币贽不通，亦岂传闻无自？三也。然则樊尼建国羌中，其事庸或可有，而其后必已寖微，绝与吐蕃无涉也。《新唐书》下文云：“其后有君长曰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讵素若，讵素生论赞索，论赞生弃宗弄赞。”其后之“其”字，当指鹘提勃悉野而言。此说与前第一说，当即采自一书，文本相承，子京次序不审，中间以述吐蕃法俗之语，遂使后人不知董摩究为谁后耳。此则文士之不可以修史也。

《旧唐书》云：“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新唐书》云：“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逻娑即逻些，其城盖在川侧。《新唐书·地理志》：“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河，百一十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跋布海。”见鄯州下。跋布海盖跋布川之所入也。逻些盖即今之拉萨。长庆初，刘元鼎使吐蕃，《旧唐书》云：“初见赞普于闷惧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新唐书》作闷怛卢川，又曰：“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此更在逻些之表，逆金城公主经此，则弃宗弄赞已居之矣。然其初疆则不在此，即后来亦恒居此。《旧唐书》云：“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新唐书》同。似可指拉萨。然《新唐书》又云：“距鄯善五百里。”此岂拉萨地邪？惟析支、积石，乃与相当耳。沙州之为唐守也。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南山者，祁连山也。苟赞普恒居拉萨，岂有因攻一残破之州，远迹至此者乎？达摩之乱，史言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然则岷山之于吐蕃，犹沙麓之在晋，洮水犹伊洛之在周，鄯、廓乃正其东鄙耳。《新唐书》又云：“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奴之耕牧，必迩其主。然则吐蕃豪，正在此诸州之间，蕃牙亦当在是也。恐热自称举义兵，其攻思罗乃在渭州，又力攻鄯州之尚婢婢，盖正以其地近蕃牙。若乞离胡亦居逻娑，则思罗、婢婢皆疆埸之臣，不必以为先务矣。《旧唐书》云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氊帐，名为拂庐”。《新唐书》云：“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贵人、部人，皆外来游牧之族；居平头屋者，则其地之土著。有城郭庐舍而不居，其迁徙往来自易。然则吐蕃者，析支水西之羌，南牧至今雅鲁藏布江者耳。正犹起丹淅之会，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终至江陵、秭归也。

《新唐书·吐蕃传》云：“妇人辫发而萦之。”此固羌俗。又云：“妇人无及政。”亦与东女之以女为君者不同，足证其起青海，非起西藏。其信佛教，亦后起之事。《新唐书》又云：“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呪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乃综其前后言之，非其初即如是也。张镒之盟尚结赞也，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旧唐书·吐蕃传》。此在德宗贞元四年。其遣使求五台山图，《旧唐书·本纪》及《吐蕃传》。则在穆宗长庆四年。《新唐书·吐蕃传》：宪宗元和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钵阐布者，虏浮图与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刘元鼎之见赞普，钵掣逋立于右。亦皆中晚唐时事，开元、天宝中，犹不闻有是也。

吐蕃兵力，在河湟、青海间者，实远较其在西域为强。王孝杰能取四镇，而素罗汗山之战，不免败绩，其明证也。钦陵之扰乱中原，何所不至，然素罗汗山战后，复遣使来请和，不过为好语，求罢四镇戍兵，索分十姓之地而已。武后使郭元振往察之，元振请要其归青海及吐浑旧封以相易，可谓深协机宜。盖度钦陵之必不能许，而钦陵亦竟不能以兵力取之，则由其距西域远，鞭长莫及也。若其腹心之地在今拉萨，则其距河湟、青海亦远，其扰乱必不能如是之深矣。

（六四六）唐代吐蕃兵力

《旧唐书·陆贽传》：贽于德宗时，上疏论兵事曰：“今四裔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此非虚言也。《郭子仪传》：子仪于大历九年入朝，召对延英，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然语其兵数，则亦不过曰“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匹”而已。《韩滉传》：贞元二年，“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而其明年，入蕃使崔翰奏：于蕃中诱问给役者，求蕃国人马真数，云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老幼。《德宗纪》。案此文亦见《吐蕃传》，崔翰作崔濣。马八万六千匹，作八万六千余匹。余悉老幼，作余悉童幼，备数而已。徒循其名，未核其实也。此固其在河陇兵数，非其举国兵数，然亦杂羌、浑等众，非尽其本族人也。

吐蕃之寡如此，而能为中国甚患者，以其所裹胁之杂种多也。《旧唐书·吐蕃传》云，大历十一年，剑南节度使崔宁破吐蕃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新唐书·南诏传》云，贞元十七年，韦皋将杜毗罗破吐蕃，康、黑衣大食等皆降。搂突厥以寇西川，率康、大食而犯南诏，其用之可谓竭其力矣。神川之败，乃由其与回鹘争北庭，死伤众，而欲征万人于异牟寻，亦犹是矣。

惟患寡也，故其用兵专以俘掠为务。贞元三年五月平凉劫盟之后，率羌、浑之众犯塞，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伪称邢君牙之众，代李晟节。奄至吴山及宝杂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乃曰：“从尔辈东乡哭辞乡国。”众遂大哭，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死伤者千余人。攻陷华亭，虏士众十三四，收丁壮，弃老而去。北攻连云堡，又陷之，驱掠其众及邠、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四年五月，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先是，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盖华人陷者，厚其资产，质其妻子，为戎虏所将而侵轶焉。《旧唐书·吐蕃传》。《本纪》云：“吐蕃入寇以秋冬，今盛暑而来，华人陷蕃者道之也。”措辞不如《吐蕃传》之审。徒道之，不能免其疾疫也。此可见其兵之不出本族者多也。以华人而转为所劫质，来为寇贼，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岂不哀哉！然为所劫质者，固未尝自忘其国也。《新唐书·吐蕃传》言：沙州之陷也，“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此即香山《新乐府》所云“惟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者。又云：“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湿地，料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宣宗大中四年，沙州首领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新唐书·吐蕃传》记其事曰：“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相与戮力者，犹汉人也。《新唐书》又述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入蕃事云：“踰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示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香山《新乐府》又咏《西凉伎》曰：“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师子胡儿长在目。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遗民肠断，其如将帅之不知愧耻何？工部诗：“安得廉耻将，三军同晏眠。”耻一作颇。顾亭林谓以作耻为长。虽武夫，则以知耻为本，岂不重可念哉？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趋至帐前，皆马革梏手，毛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余，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斲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旧唐书·吐蕃传》。斯人可谓有丘首之思矣。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终不见拔，亦安能不化为异类哉？

或曰：吐蕃之所以雄张者，以其人虽少而皆强悍善战也。《旧唐书》述其俗云：其人“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夫其激厉其民如此，其民安得不死不旋踵？一夫善射，百夫决拾，一人致死，万夫莫当。况于举国如此乎？是则魏元忠言之矣。元忠之言曰：“凡人识不经远，皆言吐蕃战，前队尽，后队方进，甲坚骑多，而山有氛瘴，官军远入，前无所获，不积谷数百万，无大举之资。臣以为吐蕃之望中国，犹孤星之对太阳，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虽禽兽，亦知爱其性命，岂肯前尽死而后进哉？由残迫其人，非下所愿也。必其战不顾死，则兵法许敌能斗，当以智算取之。何忧不克哉！向使将能杀敌，横尸蔽野，敛其头颅以为京观，则此虏闻官军钟鼓，望尘却走，何暇前队皆死哉！自仁贵等覆师丧气，故虏得跳梁山谷。又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所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且虏以骑为强，若一切使人乘之，则市取其良，以益中国，使得渐耗虏兵之盛，国家之利也。”《新唐书》本传。然则虏使其民，岂遂足以为强乎？况其所劫而用之者，又不皆本族人哉？弃宗弄赞之寇松州也，众号二十万。此固为虚辞，然在破吐浑、党项及白兰诸羌之后，又本搂羊同以来，其数亦必不寡，然牛进达之师，才以前锋挠之，即惧而却走矣。亦由其所裹胁者，多异族人，不为之用故也。不特此也，强征异国之兵，又足以激其怨叛，其于南诏即是也。《旧唐书·郭元振传》：元振于神龙中疏论阿史那忠节欲引吐蕃以击娑葛事，曰：“往者吐蕃所争，惟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国中大乱，未必非赞普南征不反召之。赞普之南征不反，则国中诸豪及属国之携贰致之；国中诸豪及属国之携贰，恐亦用其力太过，有以召之也。然则虐用其民者，又足以为强乎！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其分崩离析，可立而待也。此以其人论也。以其械器论，则《新唐书·吐蕃传》云：“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此即魏元忠所云之凡人所以称其甲坚。然陆贽则谓其器非犀利，甲不坚完，盖凡人徒见其制之新异而称之，实亦未足深恃也。此制，宋时之西夏尚如此，固不闻宋人以为足畏。惟其马多，则系事实。郭子仪夸称开元、天宝中朔方戎备之盛，曰：“战士十万，战马三万。”马数才当人数什三，而吐蕃入寇，则人兼乘数四矣。子仪自云：“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是则十余人才得一马耳。走不逐飞，其为不敌，无待言矣。何以致之，曰：不修马复之令，且禁民乘大马。然则士之不足，人为之乎？自为之乎？故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虽然，好侵伐人者，果其民皆愿欲之乎？抑亦黩武者残迫其人，非下所愿也。吐蕃之大为中国患，一在高宗、武后之世，一在德宗之时；若玄宗时之兵衅，则可谓启自吐蕃，亦可谓启自中国。肃、代时河陇之陷，则承玄宗时兵事而然，抑为仆固怀恩所诱，不能专责吐蕃也。高宗、武后时之边祸，禄东赞父子为之；德宗时之兵祸，则尚结赞实为之。尚结赞专权祸国，见贞元九年南诏遗韦皋书，载《新唐书·南诏传》。韦皋台登之捷，杀其青海大酋乞臧遮遮，实为尚结赞之子，见《新唐书·韦皋传》。足见南北兵衅，皆其一家所为，正犹禄东赞之有钦陵赞婆也。苟非此等权臣擅国之时，修好寻盟之使，固亦相继于道。然则孰为好战者可见矣。

（六四七）四镇

《旧唐书·龟兹传》云：“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以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新唐书·龟兹传》辞虽异而事则同，惟于焉耆以西四镇之没，明著其在仪凤时；又孝杰之复四镇，不举龟兹、于阗之名，但云复四镇地而已。《本纪》亦但浑言之曰“克四镇”。然《旧唐书·本纪》则详言之曰“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似四镇之为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未尝变也。然两书《龟兹传》皆言焉耆以西四镇，又似焉耆实为四镇之一者。今案四镇之废，实在咸亨元年，《旧纪》云：“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新唐书》云：“吐蕃陷龟兹拨换城。废安西四镇。”《通鉴》则云：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则是时四镇之一，确为焉耆而非碎叶矣。果何时改置邪？长寿元年之役，《通鉴》云：“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备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则其时之四镇，又为碎叶而非焉耆，又何时改置乎？是时四镇皆属吐蕃，中国又安得以空文改置，此弥可惑也。今案两书《地理志》，列举四镇都督府之名，皆曰龟兹、毗沙、即于阗。疏勒、焉耆；而《新唐书》于焉耆都督府注云：“有碎叶城。”则四镇各有所属城堡，在其属境之内，治所或有变置，仍据其原来治所言之，故焉耆一镇，或曰焉耆，或曰碎叶也。其国城或理于碎叶，从其所理而言之也。

《新唐书·焉耆传》：“开元七年，龙懒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此时镇城，盖复自碎叶移于焉耆也。

（六四八）康里

康里，《元秘史》作康邻。西史谓亦突厥族。其地在咸海之北，西抵黑海。大食哈里发爱其勇悍，多募为兵。数传而后，遂跋扈，哈里发之废立，亦操其手。花剌子模王阿剌哀丁谟罕默德有兵四十万，皆康里人。王母亦康里部酋女。王母以康里人为将，权与王埒。诸将亦倚王母，不听令。成吉思西征时，花剌子模所以一败涂地者，由其威权素夺，不可以御大敌也。蒙古西征，由讹打刺城主杀蒙古西行之人。城主，王母之弟也。《元史》之克列部，或曰即康里转音。其族本居欠欠州。即谦河流域。在今唐弩乌梁海境。详见《元史译文证补·西北地附录释地下》《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条。至王罕，乃徙土兀拉沐涟。今土拉河。王罕为成吉思父执。成吉思初起时，东征西讨，尝与合兵。后以王罕子你勒合与成吉思有隙，乃至构兵，为成吉思所灭。

（六四九）西山八国

唐中叶后，西南内附诸戎落，有所谓西山八国者。其事始于贞元九年韦皋之出师西山，皋因此加统押西山八国使名。其后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若以副大使兼节度事者，率兼此名不替。如元和元年之高崇文，大中十一年之白敏中，光化三年之王达皆是，皆见《旧唐书》本纪。使名之仍旧，固不足证藩属之长存，然《新唐书·路岩传》，述岩为剑南西川节度时，仍有西山八国来朝之事，其时已在咸通中，则八国之服属确颇久。吐蕃之猾夏，初非由其种姓之强，实由西北夷落为所胁服者众。贞元以后，吐蕃固已就衰，不能大为边患，然其所以就衰，亦以为所胁制者稍即携离之故，若是乎韦皋招抚之功，亦不可没也。然此八国究为何国，至今仍有疑义，此则不能不叹史文之阙佚矣。今试裒录诸史之文，略志所疑如下。

《旧唐书·东女传》：“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陁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其哥邻国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至是悉与之同盟，相率献款，兼赍天宝中国家所赐官诰共三十九通以进。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邓吉知试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董卧庭行至绵州卒，赠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啰为保宁都督府长史，袭哥邻王。立悉妹乞悉漫颇有才智，从其兄来朝，封和义郡夫人。其大首领董卧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女国王兄汤厥银青光禄大夫、试太府卿；清远王弟苏历颠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南国王疑当作南水国王，夺“水”字。薛莫庭及汤息赞、董藐蓬，女国唱后汤拂庭、美玉钵、南郎唐，此十一字或有讹误。并授银青光禄大夫、试太仆卿。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万余户，相继内附。其黏信部落主董梦葱，龙诺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试卫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会讫，锡以金帛，各遣还。寻诏加韦皋统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案乞悉漫云从兄来朝，则其国虽以女为称，而汤立悉实系男子，必与女弟偕来者；岂其国法实当以女为王，汤立悉实系摄位，若鲁之隐、桓欤？史文阙略，难以质言矣。女与哥邻等国凡九，云悉与之同盟，似乎女国实为盟主，而其地位特尊。《德宗本纪》：贞元十二年十二月癸未，回纥、南诏、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并来朝贺。“西山”之下，傥夺“八”字，则女国亦叙于八国之外，此说可无疑矣。然或“西山国”之“国”为衍字，而“西山女国”四字连文，则此说又难遽定也。《新唐书·南诏传》，异牟寻诏书韦皋，述吐蕃之暴有云：“西山女王，见夺其位。”西山女王可连称，则女国亦得冠以西山两字也。

《新唐书·东女传》：“贞元九年，其王汤立悉与白狗君及哥邻君董卧庭、逋租君邓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汤息赞、清远君苏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诣剑南韦皋求内附。其种散居西山、弱水，虽自谓王，盖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陇，悉为吐蕃羁属，部数千户，辄置令，岁督丝絮。至是犹上天宝所赐诏书。皋处其众于维、霸等州，赐牛、粮，治生业。立悉等入朝，差赐官禄。于是松州羌二万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袭，然阴附吐蕃，故谓两面羌。”案此文无白狗君之名，维、霸、保三州缺保州，其为传写夺落，抑子京疏漏，无从知之。其甚谬者，邓吉知、薛尚吉曩，不著其为王之弟侄，而径称为君，与余六国同，恐不容诿于钞胥矣。董卧庭，唐命其子袭王，明当时有王之称，无君之号，而子京于八国皆称为君，岂以其为小小部落，名实不副而黜之欤？历来称帝称王，名实不副者多矣，可尽黜欤？女国较之八国，未必特大，独仍王称，抑又何欤？

《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九年七月，“剑南西川羌女国王杨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忩、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邓告知、南水王侄尚悉曩等六国君王，自来朝贡。六国初附吐蕃，韦皋出西山讨吐蕃，故六蛮内附，各授官敕遣之。”案此文杨立志、罗陀忩、邓告知之名，皆与《东女传》异，证以武德初东女之王为汤滂氏，垂拱时所遣之使为汤剑左，似乎杨当作汤。《通鉴》罗陀忩作罗陀匆，亦似匆为讹文，忩为正字。若悉与志，吉与告，则未能知其孰是也。薛尚悉曩但云尚悉曩者，吐蕃国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则曰论，官族则曰尚，疑尚悉曩为其役属吐蕃时之称，薛则其本姓也。四国之王亲行，二国但遣弟侄，概云自来，似欠分别。岂君、王二字，王指其国主，而君指其弟侄欤？

又十一年九月丁巳，加韦皋统押近界诸蛮及山西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案《本纪》，皋加统押八国使名，始见于此，观下引《通鉴》，乃知其非始于此也。山西，疑当作西山。

又《韦皋传》：“九年，朝廷筑盐州城，虑为吐蕃掩袭，诏皋出兵牵维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杀伤数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栅五十余所，以功进位检校右仆射。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十一年九月，加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案此文哥邻作诃陵，夷语无正字也。南王疑当作南水。虽云八国，实止有六，其名皆与《本纪》同，盖此六国之王，或身入朝，或遣弟侄，余国当时实未来也。

《新唐书·韦皋传》：“九年，天子城盐州，策虏且来桡袭，诏皋出师牵维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灵关，破峨和、通鹤、定廉城，踰的博岭，遂围维州，搏栖鸡，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剑山屯焚之。南道元帅论莽热来援，与战，破其军，进收白岸，乃城盐州。诏皋休士，以功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扶风县伯。于是西山羌女、诃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远、咄霸八国酋长，皆因皋请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趣云南，而南诏复通。石门者，隋史万岁南征道也。天宝中，鲜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闭。至是，蛮径北谷，近吐蕃，故皋治复之。繇黎州出邛部，直云南，置清溪关，号曰南道。乃诏皋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案此文述皋招抚诸国，略因旧传之文。观哥邻亦作诃陵可知。益清远、咄霸而无悉董。云因皋请入朝，而不曰来朝，则似当时请朝者八国，即来者六国，而悉董独后者。西山八国中，其无悉董欤？然观《旧唐书·东女传》，则当时授官，所阙者乃弱水而非悉董，则又未可遽定也。

《通鉴》贞元九年七月，“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匆、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率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匆、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案此文与《旧唐书·本纪》，或当同本实录；彼作剑南西川羌，此作西山，恐当以此为是。诸国王之名，无可考者，独一逋租耳。

又十年，“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十一年，“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案《旧唐书·本纪》，韦皋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名，首见于贞元十一年九月，新旧《唐书·韦皋传》，皆与之同。观《通鉴》此条及《旧唐书·东女传》，乃知使名之加，非一时事。所谓近界羌、蛮者，指黏信、龙诺言之，西山八国，自指女、哥邻、白狗、逋租、南水、弱水、悉董、清远、咄霸九国中之八。至云南安抚，则因南诏之来服而加。新旧《唐书·皋传》，皆并叙其招抚西山诸国及南诏之功，故不加分别而总书之。《旧唐书·本纪》不书十年正月加皋使名之事，则自系漏略也。八国，《通鉴》十年胡《注》云：“即前女王、哥邻等。弱水最弱小，不得豫八国数。”未知何据。《旧唐书·东女传》云：“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案《隋书·附国传》云：“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附国有二万余家，政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似嘉良夷虽不纯臣于附，仍有等级之分。弱水之于女国亦然，故九国同来，授官独不之及，而统押之使，亦不之齿，若古附庸之不达于天子欤？胡氏读书极博，其语必有所据，惜乎其言之不详也。

（六五○）女国

唐时女国，人皆知其有二，而不知其实有三焉。盖今后藏地方有一女国，四川西境，又有一女王，新旧《唐书》之《东女传》，皆误合为一也。

《女国列传》，始于《隋书》，云在葱岭之南。又其《于阗传》云“南去女国三千里”。《北史》皆同。《大唐西域记》：东女，在媻罗吸摩补罗北大雪山中，东接土蕃，北接于阗，西接三波诃多。其地明在今后藏。《旧唐书·东女传》云：“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则在今四川西境矣。《魏书·吐谷浑传》云：“北有乙弗勿敌国，北又有阿兰国，北又有女王国，以女为主，疑当作王。人所不至，其传云然。”谓吐谷浑北有女王，说殊可惑。今观《北史》，乃云：“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白兰山西北有可兰国。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人庶万余落，风俗土著，宜桑麻，熟五谷，以女为王，故因号焉。译使不至，其传云然。”则《魏书》文为夺误，女王实在白兰之西南，不在吐谷浑之北也。去白兰二千五百里，道里虽若甚遥，然传闻之辞，不必审谛，亦且山行里数，当较平地为长，则此女王亦即《旧唐书》所云邻于茂、雅之女国也。此国土著宜桑麻，熟五谷。而《隋书·女国传》云：“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亦显见其非一国。《新唐书·东女传》云：“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揉两说而为一，而不悟其地之相去数千里也，亦可笑矣。

然误合二说为一者，不自《新唐书》始也。《旧唐书·东女传》云：“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新唐书》略同，而于居康延川下，增入“岩险四缭”四字。康延川当系川名。女国区内既有康延川，又有弱水，尚安得岩险四缭？贞元中内附之西山诸国，在今四川西境无疑，而《旧唐书》述其地云：“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可知弱水在四川西境。《隋书·西域传》云：“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有嘉良夷，即其东部。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附国南有薄缘夷。西有女国。”《新唐书·南蛮传》略同。《隋书》下文又云：“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此即《旧唐书》所云女国东与党项接者，此女国实与附国、嘉良夷同在四川西境，其所滨之水，盖即大渡河之上游及其支流。康延川则疑在后藏，乃葱岭南之女国所滨。《旧唐书》误合为一，而《新唐书》又误承之也。《西域记》谓“东女之地，东西长，南北狭”，而《旧唐书》谓“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新唐书》同。此亦明非一说，以其显然违异，故两书皆未兼采耳。

《隋书·女国传》云：“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此数语亦误合两女国之事为一。葱岭南所出之马，必不得谓之蜀马，将盐向天竺兴贩，与天竺战争，必葱岭南之国而后能之；与党项战争，则又非葱岭南之国所能为也。

《隋书·女国传》不言其种族，《旧唐书·东女传》云“西羌之别种”，《西域记》则称为苏伐剌拏瞿咀逻，云“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此亦二说。《新唐书》云：“东女，亦曰苏伐剌拏瞿咀罗，羌别种也。”又强合为一矣。《隋书·女国传》，谓其“俗事阿修罗神”，《旧唐书》云“文字同于天竺”，《新唐书》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皆可见其为天竺族类。《隋书》云：“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新唐书》云：“被发，以青涂面。”被发固羌俗，然非羌所独有，涂面则惟吐蕃为然，川康间不闻有是，亦可见其国在吐蕃之表。《隋书》云：“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旧唐书》云：“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新唐书》云：“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可见其为藏地一妻多夫之族。此俗印度亦有之。若羌人，则父没妻后母，兄亡纳厘嫂，《后汉书·西羌传》。正与之相反矣。

诸史所记女国与中国交涉，亦多可疑者，今更一检核之。《隋书·女国传》云：“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此传所述法俗，虽或出于西山女国，究以葱岭南女国之事为多，此年之使诚难谓非来自葱岭。然《旧唐书·东女传》云：“隋大业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秀在仁寿二年，即见幽絷，炀帝即位，禁锢如初，大业中安得通使域外？然此语亦不得全虚，盖当其在蜀之时，曾有遣使之事也。秀虽侈，所遣之使，未必能至葱岭之南，则所招者必西山之女国矣。《旧唐书》又云：“武德中，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遣之。还至陇右，会突厥入寇，被掠于虏廷。及颉利平，其使复来入朝，太宗送令反国，并降玺书慰抚之。”《新唐书》云：“武德时，王汤滂氏始遣使入贡，高祖厚报，为突厥所掠，不得通。贞观中，使复至，太宗玺制慰抚。”据《旧唐书》之文，似其使为突厥所羁，颉利平乃脱身复来者；如《新唐书》之文，则似贞观中来者，别为一使矣，未知其究如何也。《新唐书》又云：“显庆初，遣使高霸黎文与王子三卢来朝，授右监门中郎将。”此事《旧唐书》不载。而云：“垂拱二年，其王敛臂遣大臣汤剑左来朝，仍请官号。则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仍以瑞锦制蕃服以赐之。”《新唐书》亦载此事，而略其年。但云：“其王敛臂，使大臣来请官号，武后册拜敛臂左玉钤卫员外将军，赐瑞锦服。”不知传写夺落邪？抑子京疏之也？《旧唐书》又云：“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儿来朝。万岁通天元年，遣使来朝。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赵曳夫遣子献方物。天宝元年，命有司宴于曲江，令宰臣以下同宴，又封曳夫为归昌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赐其子帛八十匹，放还。”《新唐书》无万岁通天时遣使之事，于天授、开元间事亦简略言之，云：“天授、开元间，王及子再来朝，诏与宰相宴曲江，封曳夫为归昌王、左金吾卫大将军。”既失俄琰儿之名，又略赵曳夫之姓。西南夷落大长，颇多汉人，就唐时言之，如东谢、西赵、东西爨等皆是。赵亦未必非汉姓，不能如寻常行文，于夷狄之名，但截取其末两字。且寻常截取末两字者，初亦必见其全名也。且此两役，皆王与子偕来乎？抑各一来乎？亦觉游移不定。如此而自诩其“文省事增”，诚不如毋省之为愈矣。尤可疑者，《旧唐书》下文云“后复以男子为王”，《新唐书》则云“后乃以男子为王”。先未云以男子为王，亦得言复？《旧唐书》用字，似不如《新唐书》之审。然此文果出自为，似不应误缪至此。窃疑实因沿袭旧文而误，或此国曾以男子为王，而史佚其事，或旧史实未佚夺，而撰《旧唐书》者采摭未周，致其事不可见，而于此“复”字又未及改，遂令读者滋疑也。此国在武德、显庆、垂拱、通天、开元中，皆仅遣使朝贡，独天授则其王自来。女王固未必皆不出门，然其于跋涉，究较男子为逊，则或武德、显庆、垂拱、通天、开元时皆女王在位，独俄琰儿则为男王邪？此说诚近凿空，然《旧唐书》之“复”字，非出自为，则理有可信，仍之虽伤粗率，犹使人有隙可寻；《新唐书》奋笔改之，则无复形迹可见矣。此等处理宜矜慎，而其轻易如是，诚使人不能无惑于文士之不可以修史也。综观开元以前此国与中国之交涉，惟隋开皇之使，不敢断其来自何国，其在唐世，则龙朔而后，蕃氛业已甚恶，葱岭以南之国，焉得数来？垂拱后来者，必为西山之国可知矣。贞元中来附者，其在西山，更无疑义，而垂拱所遣大臣名汤剑左，贞元时之王名汤立悉，亦作立志，参看西山八国条。则汤似其国中大族，汤滂氏或亦西山女王。若汤滂氏果为西山女王，则贞观、显庆中来者，亦必非葱岭南国矣。河源以西诸国，与中国本少往来。吐蕃初境，实在青海西南，而自隋以前，尚且绝无闻知，《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四月己酉，吐蕃寇芳州，为吐蕃见于史籍之始。况其为天竺北境大雪山中之国？诸史取材，皆欠精审，难保其知有葱岭南之女国，不加考核，而遽以西山女国之事附之。然则开皇六年之使，是否出于葱岭南之女国；葱岭南之女国，究曾通于中国与否，均可疑也。惟是时葱岭之南，确有一女国，而中国亦知有是国，则无可疑耳。吐蕃强盛之后，能出兵以陷四镇，残勃律，贞元中又大出兵以御大食，则今后藏之地，必悉为所控制，此女国之存亡，又不可知矣。

《新唐书·南诏传》，异牟寻遗皋书述吐蕃之暴，有云：“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此女王即贞元九年与哥邻诸国俱内附，称为西山八国者也。《通鉴》是年胡《注》云：“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宁县有雪山，连乳川白狗岭，有九峰，积雪春夏不消。白狗岭与雪山相连。威州，唐之维州也。”此说甚审，但只以之注哥邻等国，而其注女王，则仍沿《新唐书》之误。盖昔人于域外地理，多不详知，故以身之之精博，而不能无此失也。参看西山八国条。

《旧唐书·东女传》云：“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其说是也。《新唐书》云：“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则似是而非矣。西女，见《新唐书·西域传》。《传》述波剌斯事竟，乃云：“西北距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种，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此文亦本《西域记》，《记》云：“拂懔西南海岛有西女国。”则此文“拂菻”二字当重，今不重，则西女在波剌斯西南，不在拂菻西南矣。不知传写夺落邪？抑又子京之疏也？今即不论此，而波剌斯即波斯。《新唐书》既有《波斯传》，波剌斯事，即不应错出于此。即谓无伤，亦应说明其为一国，而又不然，此则子京之疏，无可解免者矣。今更勿论此。而西女之称女国，实非由其有女自王。《三国志·沃沮传》云：王颀别遣追讨句骊王宫，穷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后汉书·沃沮传》亦载此事。又云：“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此说自不足信，而其俗与唐时之西女，则可云无独有偶。国不论文野，以女子为王者皆不乏，以国家原于氏族，女子本可为氏族之长也。若产男不举，致国中纯女无男，有待他国之君，岁遣男子配合，则实为异俗，唐时之西女，以此而得女国之名，其事固不容抹杀。今云以有女自王，而称女国，则杜撰史实矣。特制新文，以易旧语，而徒使史事失真，不亦心劳日绌乎。此又见文士之不可以修史也。

（六五一）高丽无私田

《宋史·高丽传》曰：“百官以米为奉，皆给田，纳禄半给，死乃拘之。国无私田，民计口授业。十六以上则充军，六军三卫常留官府，三岁以选戍西北，半岁而更。有警则执兵，任事则服劳，事已，复归农亩。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汤沐田。”此制殊近于古，然未闻高丽之民，视中国为康乐者？其取之，未必轻于中国之私租也。封建之世，民所苦者在官税；郡县之世，民所苦者为私租。中国人习于统一之既久，以为无私租而仅有官税者，其官税亦如汉以后私租之轻；即少重，亦不过变三十税一为什一而已，而恶知其大不然也。以私租为官税者，为宋末之公田，明初江、浙之重赋。其虐取，尚未如封建之世暴君之烈也，而民已不堪矣。

（六五二）新罗击走靺鞨海寇

《旧唐书·渤海传》：开元二十年，其王大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当夺杀字。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新唐书》略同。《旧唐书·新罗传》云：开元二十一年，“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渤海之寇登州，新旧《唐书·本纪》在开元二十年九月，而《旧唐书》传在二十一年者，盖遣门艺、金思兰在是年，故传追书之。时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靺鞨；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徒使兴光出兵以攻渤海南境，不必有宁海军使之授。《新唐书·新罗传》云：“渤海靺鞨掠登州，兴光击走之。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使攻靺鞨。”则兴光当受命攻渤海南境之前，实已在海道击走渤海矣。《新唐书》言新罗有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后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可见是时中国与新罗间海路往来之亟，张文休所率海贼，未必非此等贩卖人口之徒也。

（六五三）禁僧道买田以其田赡学

僧道世皆訾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然士非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乎？若曰僧道无益于世，而士为世所不可少，则亦士之言而已矣。恶能使僧道共信乎？以吾观之，士之毒天下，且有甚于僧道者矣。然此别是一说。以寻常通工易事之道论，僧道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而又无以为贸者也。免死犹可，而自丰殖乎？禁其买田也固宜。

宋初尝禁僧道买田。真宗崩，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毋以为例。由是寺观稍益市田，而其法乃坏，见《宋史·食货志》。《元史·泰定帝纪》：泰定四年九月，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没其直。《明史·虞谦传》：“建文中，请限僧道田，人无过十亩，余以均给平民，从之。”永乐罢。亦宋初之志也。《宋史·高宗纪》：绍兴二十一年九月，“藉寺观绝产以赡学”。《食货志》云：“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学田为势家侵佃者，命提学官觉察。又命拨僧寺常住绝产以赡学，户部议，并拨无敕额庵院田。诏可。”此以常理论，自是化无用为有用也。

（六五四）元仁宗重视国学

元仁宗颇重视国学。《本纪》：至大四年，四月，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闰七月，诏谕省臣曰：“国子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入。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先是二月，命李孟领国子监学。十二月，命孟整饬国子监学。其后又命张珪、皇庆二年二月。许思敬、六月。赵世延延佑元年二月。纲领国子学。延祐二年，八月，增国子生百员，岁贡伴读四员。其于国学，可谓惓惓焉矣。案元自真金，即建学宫中，命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刘因继之。见《因传》。成宗大德八年，二月，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孙充之。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尚书省臣言：“比年卫士大滥，率多无赖。请充卫士者必廷见乃听。”从之。又择卫士子弟充国子学生。皆见《本纪》。盖元本族人多犷悍，而又倚为心腹，不肯不用，乃思以是柔之，即仁宗之用意，亦不外此也。然其效必微矣。

（六五五）明初国子生

明初待国子生之厚，可谓旷古无伦，然其督之亦极严。《明史·选举志》云：“监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书之。再三犯者决责，四犯者至发遣安置。”然《宋讷传》云：“讷既卒，帝思之。诫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则有不止于发遣、安置者矣。《志》又云：“省亲、毕姻回籍限期，以道里远近为差，违限者谪选远方典史，有罚充吏者。”然《胡俨传》云：“永乐二年，九月，拜国子祭酒。时用法严峻，国子生托事告归者坐戍边。俨至，即奏除之。”则又有不止于谪选及罚充吏者矣。不徒督学生严也，即于教官亦然。《选举志》云：“太祖时，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府、州、县学各一人。翰林考试，不中者遣还，提调教官罚停廪禄。”“洪武二十六年，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即与升迁。举人少者为平等，即考通经亦不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然《奸臣传》云：陈瑛，“成祖北巡，皇太子监国。有学官坐事谪充太学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与改役，瑛格不行。”则亦有不止于黜降者矣。法令贵乎能行，徒法不行，犹无法也。考试无至公之理；学生天资及境遇，亦万有不齐；以其得举之多寡，定教官之殿最，自窒碍而难行，故其后此法遂废。至于教官之学问，亦应有进而无退，则于理极明。故至清季，学使按临，教官仍须考试。然以吾所见，则教官倩不知谁何之人，自作自无不可，然学使按临，教官多忙碌，故假倩者多。作文一篇投之，学使则依县分之先后，以定其名次而已。如吾郡八县，武进第一，阳湖第二，无锡第三，金匮第四，宜兴第五，荆溪第六，江阴第七，靖江第八，教官名次之先后，亦恒如之。行法如此，真堪一噱。

明于国子生，任之亦极重。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为四方大吏者无算。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亦见《选举志》。其时士之能自效者亦不少。鱼鳞图册，为明、清两代赋役之法所依，迄民国犹沿之，即国子生武淳等所定也。事在洪武二十年，见《明史·食货志》及《古朴》《吕震传》。又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八十处，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永乐七年，遣御史、监生于收课处榷办课程。亦见《食货志》。则于庶政，委任之者多矣。监生之历事，犹进士之观政。陆桴亭论用人云：“旧制，举进士，必分试九卿衙门观政，每衙门约三十余人。堂长、司僚，与之朝夕而试之事，会其实以上于天官。天官籍注，以定铨选。随才授职，职必久任。故洪、永时得人为盛。今之观政，则不过随班作揖而已。名存实亡，可慨也夫！”洪、永时，进士之观政者如此，监生之历事者可知。人材多出于其中，亦有由也。《选举志》又言：“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此亦非徒优礼，盖其时之教官，亦多用通知政事者为之也。

（六五六）郡县乡里之学上

古时学术之兴盛，教化之周浃，人民自为之乎？抑官府为之乎？曰：人民自为之也。往时官府之所为，多有名而无实。

凡事必本大而末小，然后能固。故郡国者，京师之本也；乡里者，郡国之本也。此义汉人犹知之，至后世则稍湮晦矣。公孙弘之请置博士弟子也，曰“建首善自京师始”。《史记·儒林传》。不曰建三雍、立大学而治道遂备也。其后汉人之所为，正是如此，则论者多訾之，读《汉书·礼乐志》可见。然非汉世法令无令地方兴学之事也。《汉书·循吏文翁传》言：“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此令为中国一统后中央令地方立学之始，关系极巨，然他无可考，盖虽有令而未行，故史家视为不足重而未之记，而其事亦末由散见于他处也。王莽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五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平帝纪》元始三年。其制尤为美备。然其未之行，更不待言矣。自此以后，法令亦无不令地方立学者。虽丧乱之世，偏安割据之国犹然，而一统之世，清晏之时，更无论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八年，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此丧乱之世，亟图兴学者也。《晋书·石勒载记》：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季龙载记》：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苻坚载记》：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姚苌载记》：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此皆割据之国，于戎马倥偬之际，犹欲立学者也。《梁书·儒林传》：天监四年，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办理尤为切实。然亦终于为法令而已矣。

至赵宋以后，而情形乃渐变。盖自汉武帝置博士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学校久成为选举之一途。选举有登用人才之意者二：一为学校，一为科目。以为世信重论，学校远非科目之比，然科目亦不能全与学校脱离，故至近世，二者遂互相依倚。其事始于宋庆历四年，范仲淹令士必在学三百日然后得应试，而成于明世之学校储材，以待科举。于是有应科举之人处，必当有学校，而学校不得不遍设矣。故宋庆历四年，实为学校制度变革之一界限。前乎此者，法令有设学之文，而实未尝设。间有设者，存乎其人，人亡则政息。后乎此者，则逐渐设立，寖至各郡县皆有学，不过实不事事而已。虽同是有名无实，而其所谓有名无实者，又各有不同也。

然则宋以后郡县之学，究较唐以前为盛也。此亦民间好学之风气，有以阴驱而潜率之，非尽官府之力也。《宋史·祖无择传》，言其“出知袁州。自庆历诏天下立学，十年间，其弊徒文具，无命教之实。无择首建学官，置生徒，郡国弦诵之风，由此始盛”。又《宋绶传》：子敏求。“尝建言州郡有学舍而无学官，故士轻去乡里以求师，请置学官，后颇施行之。”然则庆历令天下立学，实亦徒有其名也。宋世郡县之学最著名者，莫如湖学。此自由滕宗谅之好兴学，胡瑗之善教，与政令何涉哉？书院在宋世，风起云涌，官立者固多，私立者尤众。即以官立者论，官何不兴学校而必立书院？毋亦以学校为官办之事，拘于法令，难于求功，易于丛弊，书院则为民间新兴之事，办理易于认真乎？《忠义·尹谷传》言：“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谷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此其向学之精勤，临变之镇定，民族之正气存焉，岂徒禄所能劝哉？《金史·胡砺传》言：定州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此等亦必有其由，特史未详言耳。

《元史·选举志》：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此就当时民间之情形而整齐之者也。看似规画精密，实则官一无所为也。其为官所当为者，亦一无所就。《明史·选举志》云：“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倶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观“名存实亡”四字，便可知元代所谓学校者为何如。然明代学校之盛，如《明史》所言者，恐亦未必不徒以其名也。《叶伯巨传》：伯巨以洪武九年上书，有曰：“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观此，知明太祖并未能变元代学校名存实亡之习。以太祖之严厉，当立法之初，而犹如此，后世自更不必论。《张昭传》云：天顺三年秋，建安老人贺炀上书论时事，言：“今铨授县令，多年老监生。逮满九载，年几七十，苟且贪污。”未几，又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镕士类。而师儒鲜积学，草野小夫夤缘津要，初解兔园之册，已厕鹗荐之群。及受职泮林，猥琐贪饕，要求百故，而授业解惑，莫措一词。生徒亦往往玩愒岁月，佻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太学。侵寻老耋，幸博一官。但廑身家之谋，无复功名之念。及今不严甄选，人材日陋，士习日非矣。”其言如此，则明除各府州县皆有学官外，亦何以异于前世哉？

然明世学风，虽云颓靡，学中尚颇有人。《明史·魏骥传》：“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彭勗传》：“除南雄府教授。学舍后有祠，数见光怪，学官弟子率祷祀，勗撤而焚之。”《陈选传》：“督学南畿。按部常止宿学宫，夜巡两庑，察诸生诵读。”皆其证也。以吾所见清世之学校，则绝无此事矣。又《明史·列女传》：“吴氏，满州廪生卢清妻。清授徒自给。后失廪，充掾于汴，愤耻发狂死。”盖以学不及降等。则明世犹有甄别学生行业之事，清世亦非以他案无黜革矣。教官非无积学者，亦非无师之者，然自是师其人，非以其为教官也。然则学校之迁流，势自趋向于有名无实也。其故何哉？往时学术之兴盛，教化之周浃，久不系乎官立之学。官立之学，只是以利禄诱人；以利禄诱人，其效本不过如此而已。《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云：“凡新进生员，如国子监坐监例，令在学肄业，以次期新生入学为满。”又云：“教官考校之法，有月课、季考。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者，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试卷申送学政查覆。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然《职官志·国子监》云：“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则监生已不尽坐监。月课之举行，征诸闻见，亦决非至嘉庆而后废弛也。

（六五七）郡县乡里之学下

乡里之学，又分二级。古者学于其里之校，而升入其乡之庠序是也。见《古学制》条。后世法令设学，大抵至乡而止。王莽奏立学官，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是已。见上条。《旧唐书·礼仪志》：武德七年，二月，“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观此，知有学者不必皆有人教授。其措施亦与前世同。《通鉴》云：“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旧唐书·食货志》。如所言，则乡有五学，近乎何休所云八十家为里，中里为校室者矣，亦见《古学制》条。疑其说误也。然此等法令，皆成具文，究乡置一学，抑里别置学，亦不足深较也。《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所。二十五年，二万四千四百余。二十八年，二万一千三百余。其数之多如此，必兼乡以下学言之。其名存实亡，已见上条。明世设学，最称普遍。洪武八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本纪》。史所载，尽力于此者，亦有数人。《明史·杨继宗传》：成化初，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循吏传》：方克勤，为济宁知府，立社学数百区。马绍恩，知绍兴府，广设社学。《文苑传》：张弼，迁南安知府，毁淫祠百数十区，建为社学。然实凤毛麟角而已。

官府之所为，既不足恃，则人民不得不自谋。受教最易者，自为父兄。元至元二十八年令所谓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也。见上条。然父兄不能皆有学，则不得不别求师。于是有以此为业者。《汉书·艺文志》所云闾里书师，《三国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所云原邻舍之师，《元史·列女传》所述之王德政皆是也。皆见《束修》条。《元史·忠义传》：王佐，“从父居上都，教授里巷”。此盖在城市。《孝友传》：王思聪，“素力田，农隙则教授诸生，得束修以养亲”。此则在乡村矣。《隋书·李密传》言：杨玄感败，密诣淮阳，舍于村中，变姓名为刘智远，聚徒教授。密是时必不敢居通衢大道。《宋史·马仁瑀传》：“十余岁时，其父令就学，辄逃归。又遣于乡校习《孝经》，旬余不识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独往焚学堂，博士仅以身免。”亦必人烟寥落，乃可为所欲为。《元史·崔敬传》：“出佥山北廉访司事，按部全宁。狱有李秀，以坐造伪钞连数十人，而皆与秀不相识，敬疑而识之。秀曰：吾以训童子为业，居村落间，有司至秀舍，谓秀为伪造钞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诬服耳。”盖亦以所居僻左而疑之也。然则虽甚荒僻之地，亦有童子师矣。《金史·隐逸传》：薛继先，“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则山陬亦有之矣。《明史·刘显传》：“南昌人，生而膂力绝伦，稍通文义。家贫落魄，间行入蜀，为童子师。”又可见求之者众，故虽羁旅之士，亦可以此自业也。此等童子师，盖与古里校之教相当。稍进则为乡校，与古庠序相当，其所教亦有进焉。马仁瑀之师，能教《孝经》，已可与邴原之师侔，而非闾里书师仅教识字者比。《宋史·安焘传》：“年十一，从学里中，羞与群儿伍，闻有老先生聚徒，往师之。先生曰：汝方为诵数之学，未可从吾游，当群试省题一诗，中选乃置汝。焘无难色。诗成，出诸生上，由是知名。”《元史·儒学传》：戴表元，“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事在宋世。此所教者，皆当时应试之事。《五代史·刘岳传》：岳以遗下《兔园册》诮冯道，道大怒。欧公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实亦应试者所诵习之书也。《宋史·陈襄传》：“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唱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则又超出于为应试之学之上者矣。《陈书·儒林传》：顾越，吴郡盐官人，“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齐书·高逸传》：顾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欢亦盐官人也。《唐书·陈子昂传》：“六世祖大乐，当齐时，兄弟竞豪杰，梁武帝命为郡司马。父元敬，世高赀，岁饥，出粟万石振乡里。子昂年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此盖最难施教者。而“他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旧五代史·乌震传》，言其“少孤，自勤于乡校”。《金史·赤盏晖传》，亦言其“少游乡校”。《元史·吴澄传》云：“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则乡校所造就者颇多。《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与元稹书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三四千里间，往往碁置，其教之被于社会者，亦可谓广矣。《旧唐书·苗晋卿传》，言其“归乡里，出俸钱二万为乡学本”。《明史·杨恒传》，言其外族方氏，建义塾，馆四方游学士。详见《束修》条。则惓惓于此者颇多。盖有由也。

有力者延师于家，以教其子弟，亦历代有之。《宋史·欧阳守道传》：“少孤贫，无师，自力于学。里人聘为子弟师。”《杨棪传》：“少能词赋。里陈氏馆之教子。”《马廷鸾传》：“甘贫力学。既冠，里人聘为童子师。”《余天锡传》：“史弥远延为子弟师。”《元史·孔思晦传》：“远近争聘为子弟师。”《儒学·宇文公谅传》：“弱冠有操行。嘉兴富民延为子弟师。”皆是。此事为古之所无。《汉书·孙宝传》：“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设储偫。宝自劾去，忠固还之，心内不平。后署宝主簿。宝徙入舍，祭灶，请比邻。忠阴察，怪之，使所亲问宝：前大夫为君设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为高节也。今两府高士，俗不为主簿，子既为之，徙舍甚说，何前后不相副也？宝曰：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妨？且不遭者可无不为，况主簿乎？忠闻之甚惭。”盖古所谓外傅等，实皆家臣，从师自别是一事，故其说如此也。《明史·儒林传》：周蕙，“为临洮卫卒。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贽焉”。与孙宝可谓异世同揆。生今反古，固不易为。然《宋史·危稹传》言其“迁诸王宫教授。稹谓以教名官，而实未尝教，请改创宗子学，立课试法如两学。从之”。盖共学尚有切磋之益，独学则无之也。然则延师于家，不徒非礼，亦无益于其子弟矣。

私家设塾，亦有不徒自教其子弟者。《元史·儒学·张传》：“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开私塾迎之。”此私塾之所教，必非一家之子弟矣。又《史天倪传》：“曾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奴虏者，辄出金赎之。”尤可见家塾聚徒之众也。

《元史·列女传》：“冯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宦家女，山阴县尹山东李如忠继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如忠殁两月，遗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闻如忠殁于官，家多遗财，相率来山阴。冯氏方病，乘间尽取其赀及子任以去。一室萧然，惟余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鬻衣权厝二柩蕺山下，携其子庐墓侧。时年始二十二，羸形苦节，为女师以自给。”则前代民间，已有女师矣。

乡学二字，寻常皆指下于县之学而言。中国官治，至县而止，故县以上之学，必为官立，乡以下之学，则多为民立矣。然《魏书·高祖纪》：天安元年，九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此乡学二字，实指郡学言之。《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廷，兰萧之体，等教文肆。”其证也。《隋书·梁彦光传》，言其为相州刺史，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此乡学疑又指县学言之，谓相州属县，每县各立一学也。《宋史·毕士安传》：“子仲衍，以荫为阳翟主簿。张升，县人也，方镇许，请于朝，欲兴乡校，既具材计工，又听民自以其力输助。邑子马宏，以口舌横闾里，谩谓诸豪曰：张公兴学，而县令乃因以取诸民，由十百而至千万，未已也，君将不堪。诚捐百金与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诣府，宣言县吏尽私为学之费，又将赋于民。升果疑焉，敕县且止，又揭其事于道。令欲上疏辩，仲衍曰：无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辩自直矣。会摄县事，即逮捕验治，五日，得其奸，言于升，流宏鄂州，一县相贺。”此乡校，亦必郡县之学也。

（六五八）山长

《事物原会》卷八，载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上谕曰：“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着于各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之。”按书院之主讲席者称为山长，乃因其缘起本在山中也。名之不随实变也久矣。事物迁流，不舍昼夜，转瞬而名实即不尽符。从而更之，可胜改乎？适见弘历之不通文义也。

古人读书，多在山中，盖取其静也。《旧唐书·裴休传》，言其童时与兄俦，弟俅，“同学于济源别墅。虞人有以鹿贽俦者，俦、俅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穷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翼日何继？无宜改馔。独不食”。虞人贽鹿，其在山中可知。《新唐书·文苑·萧颖士传》：安禄山反，“藏家书于箕、颍间”，而“身走山南”，则藏书者亦于山也。太史公著书，曰藏之名山，则此事由来已旧。亦以山中较安静，难毁损也。聚徒教授者或于山，盖亦因其读书之处。读书者或于僧寺，僧寺亦多在山中也。

（六五九）兔园策

《旧五代史·冯道传》云：“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邪？赞大愧焉。”《新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耳。《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岳时为吏部侍郎。《困学纪闻》云：“《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命僚佐杜嗣先放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宋史·艺文志》亦云：“《兔园册府》三十卷，杜嗣先撰。”而晁公武《读书志》云：“《兔园册》十卷，唐虞世南撰。”题名之异，盖由纂集本非一人，无足为怪。所可怪者，乃其卷数之不同耳。案晁氏又云：“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故有遗兔园册之诮。”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合观诸文，知士大夫之取此书，初盖以供对策之用，后则所重者惟在其俪语，而不在其训注。盖有录其辞而删其注者？故其卷帙止三之一。若写作巾箱本，则并可藏之怀袖间矣。文场秀句，由此作也。村童无意科名，何必诵此等书？然其师何知？但见取科名者皆诵之，则亦以之教其弟子矣。抑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朝市之间，风气之变迁恒速，而在乡僻之地则迟。古人教学僮识字，多以须识之字，编成韵语，如《急就篇》等皆是。其后觉其所取之字，及其辞之所道者，不尽适用，则或取他书代之，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是也。更后，又觉其不尽适用，都邑之间，乃代以所谓方字，字字而识之，然村塾之中，教《三字经》等如故也。唐、宋取士，皆尚辞华，故其人习于声病对偶。自元以降，科举之法已变矣，然村塾之中，仍有以《故事琼林》《龙文鞭影》教学僮者，吾小时犹及见之。其书皆为俪语，而以故实为注，实新撰之兔园册、文场秀句也。问以诵此何为？则亦曰：昔人如是，吾亦如是而已，他无可说也。

（六六○）学校经费

孤寒向学之士，历代皆有之。汉世事已列专条。其在后世者：如《晋书·隐逸·祈嘉传》，言其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嘉，酒泉人。贫无衣食，为诸生都养以自给；《宋史·王次翁传》，言其入太学，贫甚，夜持书就旁舍借灯读之，皆是也。贫者士之常，固无足怪。然国家于士，无所资给可也，有养士之费，而士仍奇贫，则不可解矣。《金史·章宗纪》：泰和元年，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曰更定，则前此已有所给。其数虽不为厚，亦应不至于甚薄。然《雷渊传》言其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敝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读书，不迎送宾客。其贫至于如此，亦可异矣。吾犹及见清世所谓府、州、县学者，大体皆有学田，所入亦不甚菲，然多供教官私用，亦如刘禹锡所云释奠之费，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者。《新唐书》本传。廪生皆有膳费，谓之廪粮，江北犹薄有所给，江南则罔或取之，亦皆入教官之橐也。

郡县之学，自宋以后，所设日多，其经费，大抵恃学田也。即书院亦然。《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江南诸路学田昔皆隶官，诏复给本学，以便教养。二十五年，十月，尚书省臣请令集贤院诸司，分道钩考江南郡学田所入羡余，贮之集贤院，以给多材艺者。从之。《崔彧传》：彧奏江西詹玉，始以妖术，致位集贤，当桑哥持国，遣其掊核江西学粮，贪酷暴横，学校大废。二十七年，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二十九年，正月，诏：“江南州县学田，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廪师生及士之无告者。贡士庄田，则令核数入官。”学田所入，至为言利之臣所觊觎，其数必不菲矣。明、清二代，设学更多于元，通计天下学田，数必视元倍蓰。然以吾所见，书院经费，亦有不免侵蚀者，而学校无论也。乾隆中，都天下学田万一千五百八十余顷。见《清史稿·食货志·田制》。

（六六一）读经用演习之法

《东塾读书记》卷八，引乡射礼“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云云，曰：“如此类者，围绕交错，绘图亦殊不易，或绵蕝习之，乃知之耳。”又曰：“阮文达公为张皋文《仪礼图》序云：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蕝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而功倍也。澧案画地之法，澧尝试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业耳。”注曰：“李璧玲孝廉，名能定，在澧家教家侄等读书，尝邀澧及家侄宗元，画地而习之也。”然则文达所有志者，兰甫先生已身试之矣。愚案朱子跋《三礼家范》云：“《司马氏书》，案此指《书仪》。读者见其节文度数之详，往往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礼书之文虽多，而身亲试之，或不过于顷刻；其物虽博，而亦有所谓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者；今乃逆惮其难，以小不备之故而反就于大不备，岂不误哉？”朱子殆亦尝身试之乎？

（六六二）为外族立学

外族遣人来学，历代多有之，此于文教覃敷，所关固大。然于境内之其他蛮夷，即今所谓少数民族者，加以教化，其关系实尤大也。《宋史·神宗纪》：熙宁八年，三月，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二人。从之。《孝宗纪》：淳熙八年，四月，立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学，以教养峒民子弟。《蛮夷传》：“诚、徽州。熙宁时，其酋光僭降，与其子日俨，请建学舍，求名士教子孙。诏潭州长史朴成为徽、诚等州教授。”此皆为外族立学者也。《孝宗纪》：淳熙元年，四月，许桂阳军溪洞子弟入州学听读，此则许其入中国之学者也。明时，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明史·选举志》。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职官志》。则亦二者俱有。

为外族立学及许其入学之事，《明史》所载颇多。《云南土司传》：“永乐元年，楚雄府言：所属蛮民，不知理义，惟僰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府、州已尝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县所辖六里，僰人过半。请立学置官训诲。从之。十五年，顺州知州王义言：沾被圣化，三十余年。声教所届，言语渐通。子弟亦有俊秀。请建学教育。从之。十六年，丽江检校庞文郁言：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广西土司传》：“正统十二年，思恩府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从知府岑瑛请也。景泰五年，从瑛请，建庙、学，造祭祀乐器。”皆外族自请设学之事。《四川土司传》：“宣德九年，永宁宣抚奢苏奏生儒皆土僚，朝廷所授官，言语不通，难以训诲。永宁监生李源，资厚学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例，授为儒学训导。诏从之。”病教官之言语不通而求易其人，似教学尚非尽虚文也。《四川土司传》：“洪武二十三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监读书。建昌土官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监读书。天全六番招讨司：永乐二年，高敬让来朝，并贺立皇太子，且遣其子虎入国子学。赐虎衣衾等物。十年，敬让遣子虎贡马。初虎入国学读书，以丁母忧去，至是服阕还监。皇太子命礼部赐予如例。播州宣慰使司：洪武二十一年，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正德二年，使杨斌为其子相请入学，并得赐冠带。永宁宣抚司禄照，坐事逮至京，得直，还，卒于途。其子阿聂与弟智皆在太学。遂以庶母奢尾署司事。洪武二十六年，奢尾入朝，请以阿聂袭。从之。”此等皆遣子弟入监之事。《云南土司传》：“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刀暹答，永乐四年，遣子刀典入国学，实阴自纳质。帝知其隐，赐衣币，慰论遣还。”《广西土司传》：万历初，岑溪有潘积善者，僭号平天王，与六十三山、六山、七山诸傜僮，据山为寇。居民请剿。会大兵征罗旁，不暇及。总制凌云翼檄以祸福。积善愿归降输赋。乃贷其死，且以其子入学。此亦或有羁质之意。《汤沐传》：附《马录传》。“巡抚贵州，请立土官世籍，绝其争袭，而令其子弟入学。报可。”此令其入学，亦或为绝其争袭之一助。然此等必非本意也。《贵州土司传》：“万历二十八年，皮林逆苗吴国佐、石纂太等作乱。国佐本洪州司特洞寨苗。颇知书。尝入永从学为生员。”似教学初不能消反侧。然《唐冑传》言：“迁广西提学佥事，令土官及瑶、蛮悉遣子入学。屡迁广西左布政使。官军讨古田贼，久无功，冑遣使抚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学者。即解甲。”则究有所谓抚绥之效矣。

（六六三）古代文书简易

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特有鉴于作史之道宜然，藉是以发之而已。且如古者文书简易，而其时简策繁重，文书欲不简易，亦不可得。章氏乃谓周代掌故皆六倍其文而庋之诸司，此岂近情理哉？《隋书·刘炫传》：“弘尝从容问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答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士多而府史少一语，足破古代文书繁重之惑。

《周书·高昌传》述其设官，颇为委曲。而又曰：“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王子为之。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之文案。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惟每旦集于牙门，平论众事。”官无曹府，此古之明堂，所以于政事无所不包也。作《周官》者所据之国，固非高昌之比，然谓其能容更繁于后世之文书，得乎？

（六六四）古但以干支纪日

《春在堂随笔》载清咸丰二年，余姚客星山出土之三老碑云：三老讳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未忌日。掾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原文此处为□）此字俞氏释文阙，碑为周清泉世熊所藏，俞氏后得其释文作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曲园云：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孙，此碑乃其第七孙名邯者所立，以识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无年月，亦疏略矣。余始讥其疏略，既而思之，其于父母，既备载月日，何于祖父祖母遂疏略如此，此必有故也。窃疑古人以干支纪日，不以初一初二纪日。其家相传，三老于庚午日死，祖母于癸未日死，相传既久，忘其年月，民间不知历术，安能推知其为某年某月某曰乎？于是子孙遇庚午癸未日，则以为忌日。盖古人忌日之制，本是如此。试以子卯疾日证之，子卯有二说，郑司农以为五行子卯相刑，此不必问其何日也。而贾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纣以甲子日亡，则有日无月，似不可通，乃郑康成、何劭公等翕然宗之无异辞者，盖援忌日之例，止论干支，不问为某月第几日。如纣以甲子亡，以三统术推之，为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至次年二月五日，乃上年纣亡之日，在今人必以此为疾日矣。古人不然，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即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即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有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并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为忌日，非古矣。案后说是也，太阳年非古人所知，据天象以纪时，初所知者，则月之晦朔耳。月之运行二十九日余而一周，此又非古人所知，乃以为三十日。然其不合，不久即见，乃又舍月之晦朔，而径以三十日为纪时之一节，倍之而为六十日，遂有干支纪时之法。夫以六十日为一节，则可得六节有奇，古书记人年寿多长. 岂其所谓若干岁者，或有若干甲子之传讹欤？

（六六五）事、物二字通用

事、物二字通用，古书所见甚多，不烦举证。此语相沿甚久，《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李萼说颜真卿曰：“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库，今有五十余万事。”一事即一物，不待解释也。胡《注》曰：“一物可以给一事，因谓之事。”为之说，反觉迂曲。

（六六六）读说文释例

箓友先生，于说文功力之深，无俟更加称述。其言曰：“儒者体物，率从书册中得之，不尽可信。”二十卷第二条。今读此书，实验之功力颇深，于动植器物等皆然。信乎其体物之功，不限于书册中矣。尤不可及也，援据俗语处亦多，其说缏字云：“吾乡谓衣小坼对合缝之近似织补者然谓之缏。今语虽沿古义，亦未知正合古人意否。段氏谓缏其边，则未闻其语，但以同声之字，意揣说之也。”案缏其边之语，今尚存于吾乡，特北方无此语耳。遽斥懋堂先生为意揣，诬矣。此以见格物之难也。且衣坼而对合缝之，所缝者亦正坼处之边也。古今南北语意自同，箓友先生偶未之思耳。

（六六七）述旨误遂因之

清末之端郡王载漪，实当作瑞郡王，而作端者，以误沿误也。仁宗子绵忻，封瑞亲王，子奕志袭为郡王。奕志无子，载漪以惇亲王子为之后，光绪二十年进封端郡王。《清史稿·诸王传》云：“循故事宜仍旧号，更为端者，述旨误遂因之。”此可谓以别字改正字者矣。

（六六八）沈阳大东门额应取下保存

沈阳大东门额，旁署大金崇德某年云云。按清人自号其国曰清以前，实尝建号曰金，后乃讳之。满洲二字，明人译作满住，乃大酋之称；非国名，并非部族名也。清人对明人，每曰我满住云云。明人对清人，亦恒曰汝满住云云。其后住又作洲，一似地名者，遂讹为部族之称。此说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及近人《心史史料》，而沈阳大东门额，则其诚证也。予按满洲部族，古称肃慎，亦作息慎、稷慎。宋号女真，亦作虑真，朱里真，《大金国志》。及清代称索伦，皆一音之转。其部族之名，盖数千年来，未之有改也。而汉时称挹娄，南北朝隋唐亦曰靺鞨，或作勿吉。挹娄乃懿路之异译，义言穴居，盖分部穴居者之名，非其部族之本号，说见《满洲源流考》。靺鞨二字，向不得其解，迨读稻叶氏书及《心史史料》，乃悟此二字，亦满住异译。满族向无国名，对外辄称大酋，人因误以其酋长之称，为部族之名，固后先一辙也。此段考据，殊有趣味，且此门额，实为三百年物，允宜取下保存也。

戊帙　通代

（六六九）西王母考

西王母古有两说：一以为神，一以为国。然二说仍即一说也。《山海经·西山经》曰：“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海内北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郝疏》云：“如淳注《汉书》司马相如《大人赋》引此经无杖字。”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上文又云：“西有王母之山。”郝《疏》云：“西有当为有西，《太平御览》九百二十八引此经作西王母山可证。”此皆以为神者也。《淮南·览冥》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当即指此。《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史记·赵世家》：“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索隐》曰：“谯周不信此事，而云：予尝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据乎？”此亦以为神，而其说迥异。《大戴礼记·少间》《尚书大传》均言舜之时，西王母献其白琯。《新书》言尧身涉流沙，封独山，见西王母，《修政语上》。《论衡》谓禹、益见西王母，《别通》。《尔雅·释地》，以觚竹、北户、日下、西王母为四荒。《淮南·坠形》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濒。”则皆以为国名矣。古多怪异之谈，后世知识稍进，则其所谓神者，怪异之性质较少，哲学之见解渐多，及儒生，乃径说之以人事。此可见同一名也，而其实迥异，辗转变迁，遂至判然二物。然谓其说非同原，固不可也。

古所谓西王母之神者，究在今何地与？不可知也。何也？流沙、弱水等，久成缪悠传说之辞，不易即地理凿求其所在也。惟以为在西方，寖假而以为在极西，则其见解迄未变。《尔雅》遂以为四荒之一。《淮南王》云：“在流沙之濒。”流沙，亦古人所以为极西之地，而实未能确知其所在者也。因西王母之所在，实不可知，而又相沿以为极西之地，于是凡心所以为极西之地，即指为西王母之所在。《史记·大宛列传》云：“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安息人安知有弱水西王母？其为中国人所附会，不言可知。《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或云其国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前世缪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缪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缪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魏书·西域传》曰：“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西有白玉山上，当夺赤水或水字。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此古人于旧说所以为极西之地者，悉推而致之身所以为极西之地之表之证。日月星辰，天象可征，故日入处之说易破。弱水西王母等，则身苟有所未至，即无从遽断为子虚，而其地遂若长存于西极之表矣。循此以往，所谓西王母者，将愈推而愈西，而因有王莽之矫诬，乃又曳之而东，而致诸今青海之境。《论衡·恢国》篇曰：“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此为西王母东迁之由。《汉志》金城郡临羌有西王母石室，盖即孝平时所得。其后《十六国春秋》云：“前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丘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有石室、王母堂、珠玑楼，严饰焕若神宫。”《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晋书·沮渠蒙逊载记》曰：“蒙逊袭卑禾虏，卑禾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隋书·地理志》：“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盐池。”亦皆《汉志》所谓临羌县之地。堂与寺等，盖皆汉立西海郡后之所为也。阅世既久，西王母之传说稍衰，适西域者，不复就其所知之表，而指为西王母之所在；而孝平之世，所指为西王母之所在者，因其指一石室以实之，且有为之堂及寺者，其说转久而不衰，而西王母遂若真在今青海之境矣。《水经·伊水注》：“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几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东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东北径伏流岭东，岭上有昆仑祠，民犹祈焉。刘澄之《永初记》称陆浑县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县南崖口北三十里许，西则非也。”案陆浑县在今河南嵩县东北。《汉书·哀帝纪》：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盖伊洛之间，汉世犹有西王母遗迹，故讹言由之而起。此虽不敢指为古所谓西王母之神者所在，然其距古所以为西王母所在之地，必较近也。

建平时之讹言，《天文》《五行》二志，较《哀帝纪》所叙为详。《天文志》云：“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五行志》云：“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踰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案《淮南·坠形》：“八纮，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一目即从目，沙所即流沙之滨也。被发者，羌人之俗。《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辛有之言，固后来所附会，然伊洛之间，有被发之族，则不诬也。《大荒西经》言其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而汉时讹言，谓视门枢下当有白发，其说亦隐相符会。司马相如《大人赋》曰：“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三足乌与三青鸟，亦当有关系。皓然白首，此讹言之所以以白发为效。长生不死，则羿之所以请药于是也。然则汉世伊洛间之所流传，固犹与最古之说相近者也。

（六七○）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

《东方杂志》二十五卷第四册，载有《千五百年前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户口比率》一文。为英人斋尔士所撰，吾国王庸译。原文所据，系得自敦煌石室西凉李暠建初十二年户籍残纸。凡十户，完具者九。口数都三十六。户适得四口。斋尔士因此推论：吾国历代户口比率，尝在户四口弱至五口强之间。独赵宋则最多不足三口，最少且不及二户三口。据《文献通考》“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豫”之文，谓宋世口数，但指男子。元丰三年毕仲衍《中书备对》，各路口数，皆丁口并列。其数：户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八十四，口三千三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八十九，丁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以千七百万之丁，而人口总数，仅得三千三百万，未免太少；若谓口数仅指男子，则人口总数，可假定为六千六百万。户口比率，仍近一与四矣。王氏盛称之，谓吾国学者于此未能注意，即李微之、马贵与亦未计及，直待数百年后，发之英人，岂不异哉？予谓宋世常行之法，李、马二氏，无容不知。历代公家计帐，不合情理者甚多，正不容强执事理，以求解释。斋尔士之见，亦适成其为外人之见而已。此事不足深论。予顾因此，而欲一论历代户口册籍之法焉。

吾国古代户口之籍，盖仅藏于州闾；其登诸天府者，则仅取与国用有关，此征诸礼而可知者也。《礼记·内则》：子生三月，父名之。遂告宰名。宰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书而藏诸州府。是一人之生，州闾之府，咸有其名籍也。此制仅士夫之家如此，抑全国之民皆然？仅男子之生如此，抑女子之生亦然？颇难质言。案《周官》：“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会男女即合男女，见《礼记·礼运》《管子·幼官》。古人民嫁娶，法令颇加干涉，故《孟子》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为仁政。《梁惠王下》。《墨子》亦谓圣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也。《节用上》。此必举国之男女。则书名州闾者，必不仅士夫之家，亦必不限于男子矣。媒氏之“成名”，郑即援《内则》子生三月父名之为释，于礼固无不合也。此所谓全国民籍，藏于州闾者也。《周官》专司民数之官，实为司民。其职曰：“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此所登，亦近全国人口总数。然其意，则不为清査人口，而为会稽谷食，故不以成名之月，而以生齿之时。小司寇之职曰：“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意尤明白可见。《贾子》曰：“受计之礼，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则拜之。”《礼篇》。尤可见二者之相关也。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大比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故以已昏妃者为限。大比之政，凡乡遂之官，皆有责焉。无不言夫家者。乡师云：“以时稽其夫家众寡。”乡大夫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族师云：“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县师云：“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遂人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遂师同。遂大夫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郑长云：“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惟闾师但云“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鄙师云“以时数其众庶”，皆无夫家之文。然此诸官所职，皆系一事，特其文有详略，则无可疑也。此犹后世之役籍。役固国用之大端也。故曰：自州闾之府以外，户口之籍，皆其与国用有关者也。

汉世民数，盖在计簿。计簿之式，今不可知。《司民注》曰：“版，今户籍也。”汉治最近古。郑君之言，或不仅取以相况。《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什伍即州闾之制，此即《内则》所载书名州闾之法。盖秦至是始有之。又始皇十六年，“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盖献公虽创户籍，所书仍未精详，故腾又更其法。《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师古曰：“名数，谓户籍也。”此籍之详者，亦当在乡亭，其都数当上之郡县耳。是时尚无纸，户籍称版，可知不书以缣帛，断不能悉致诸郡县之廷也。汉法多沿自秦，观秦有户籍之晚，知其制必不能大异于古，则汉法亦必无以大异于古。贾生所言，虽古礼，或仍为当世之典，亦未可知。则其登诸计簿者，亦必非全国人口总数，而仅取与谷食有关，亦可推测而得矣。

媒氏主牉合，司民会口实，其所登，自不容限于男子。大比之法，主为兵役，而亦不遗女子者，古兵役固不独在男也。《商君书·兵守》，有“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之文。《墨子·备城门》诸篇，亦有以丁女充军之说。齐将下晋，男女以班。《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围汉王于荥阳，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女子可调集，可编制，其非无名籍审矣。汉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汉律》：“贾人与奴婢倍算。”则口赋亦不异男女，女子不容无籍可知。降逮后世，户调之式，均田之令，租庸调之法，田皆男女并授，更不必论矣。《通考》乾德六年之令，当别是一事，与奏报民数无关。斋尔士引《宣化府志》及《畿辅通志》大名宋代户口比率，与《通考》所载不同。宣化一比五又七五。大名一比三又六六。而《畿辅通志》霸州比率，则又相近。一比一又三五。可见历代官中册籍，悠缪不可究诘者甚多。正不容强执情理，以相揆也。

古代民数，当较后世为得实，读史者盖无异辞。而《周官》职方所载九州男女比率，乃殊不可信。扬州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予谓古代受计，必不会遍及九州。《周官》小司徒：“三年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邦国二字，当作县内诸侯解。书言邦国者多如此，非谓九州万国也。《周官》之说，疑杂阴阳数术之谈，非据册籍会稽而得也。或谓古人言数，皆不举畸零，故其说若不可通如此。此亦可备一说。

（六七一）论保甲

保甲之法，创自王荆公，其意本欲以之为兵，然后人仿行之者，则大抵在丧乱之际，用以査轧户口，使外奸不得入，内之则游荡无业，作奸犯科之人，亦可以有所稽考，以图保持秩序。像想用之为兵，以及为古代分田里，定赋役，一切政事，都以闾里起点之意；荡焉无存了。

用保甲查轧户口，排挤奸民，此即《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之法。因为既行此制，必使其互相保任，同保同甲之中，有犯罪的，即使并不知情，亦应坐失觉之罪，论者多以此为商君所创苛酷之法，其实不然。案《周官》：族师之职，“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罪庆赏，相及相共”;又比长，“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邻长，“掌相纠相受”；士师，“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墨子·尚贤篇》引《泰誓》说：“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春秋十九年，“梁亡”，《繁露》说其事云：“梁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公羊解诂》说同。此皆什伍收司连坐之法，足见其由来已旧。案古代民户编制，共有两法：一以十和五做单位，大抵和兵制相连。如《周官》：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遂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郑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而其兵制，则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恰系家出一人，这怕不是家出一人，而是立法之初，以一能充兵的人为编制之单位，所以如此罢？至于《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则系根据井田编制，和兵制毫无干涉，收司连坐之法，起于什伍之间，可见其本系军刑。古代刑法，严酷的恒起于军旅之间，乃所以对付异族和本族中附敌的人，至其施诸本族之中的，则极为平恕，此义甚长，必别为专篇，乃能详之。然看《周官》，司徒等于人民的惩戒，不过拘禁、圜土。役作嘉石。及去其冠饰，书其邪恶之状，著之于背明刑。而止。其附于刑者必归于士。士本战士之称，士师者士之长，掌邦刑者谓之司寇。寇乃外来之敌，亦可想见其大概了。军旅之事，与异族争一旦之命，严刑酷法，其事良非得已。至于后世，萑苻之盗，闾巷之雄，迫于饥寒，聊以救死。实非异族相争之比，亦用严刑酷法，加以推排，且因此而扰及良民，其事本不合理。然即不论此，良民亦止有束手而受无罪之戮，断不会因此而收排除奸人之效的。这是因为时异势殊，社会情形，今古不同啊！读《宋书·王弘传》，就可知道了。

据《宋书·王弘传》：当时八座承郎疏言“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如其加以恩宥，则法废不可行。若必执法不挠，则人情又以为苦怨，因此请求改制。一时议者有好几个人，据其说：则当时人民犯罪，牵及同伍的，庶族无不连坐，士人则多蒙赦宥。甚有如山阴县，在王淮之为令时，竟不坐罪的。否则罪其奴客，比事似极不平。然士庶生活缅隔，庶族犯罪，士人无由知之，而士人犯坐及同伍之罪的，则不能与小人相关，这确是事实。所以有人说：士人有罪，罪其奴客，并非使其代主人受罪，乃是他罪有应得，亦不能谓其无理。而且就是奴客，亦有说其或受役使，分散在外；或供使令，恒在主人左右，并不出门；责其觉察同伍，亦是为难的。观此，便知士人受连坐之罪，当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宽恕，因为法究不能“专决于名”呀。知此，则知虽用相司连坐之法，亦不能收弊绝风清之效之由。因为使人民互相伺察，只能行于居民鲜少，生活单纯之日。到民居一稠密，生活情形一复杂，人民就彼此不能相知，即使用严刑酷法以迫之，亦只有束手而受无罪之戮了。

然则后世所谓保甲之法，就丝毫无效了吗？此亦不然。但其为效实极有限，而且只能行之丧乱之时，而决不能行之治平之日。为什么呢？“土著为寇，必引外奸，而外奸之来，亦必有所止”，这原是事实。但此等人，在居民鲜少之地，是人人认得的，根本用不着推校。此等地方而为奸民所蟠据，必其土著之民，力不足以与之相抗，即使加以推校，亦属无益。如其土著之民，力足与以相抗，则此等人必匿迹于深山大泽，荒祠古庙之中，不与居民相离了。民居稠密之处，小之则为市镇，大之则为都会，其间诚有不逞之徒匿迹之所。然此等地方，情势复杂，推校极难，而且其事多有弊窦，往往徒以扰民而仍不收清查之益。所以善于为政者，于此率重缉捕而后推校。其所注意者，乃在旅馆、酒楼、娼家、赌场等处，而比户的居民，顾在其后。当风声鹤唳之际，亦未尝不推行什伍之法。然其用意，不过因不逞之徒，多强悍有党羽，良善之民，多慑于其势而不敢拒；又或本系戚族相知，牵于情面而不能拒；甚者旧系同党，今虽悔改，为其所胁而无从拒。有同伍相坐之法，以随其后，则什伍之间，可以互相助，而其势较壮。其为用止于如此而巳，此外不能更有何等作用。至于孤村残落，力薄不足自卫，荒祠古庙，左近并无人烟，则本非比伍之法所能及。所以每逢丧乱，只有聚村落而成堡坞。盗匪横行之时，并有人倡议将荒祠古庙等悉行焚毁，说虽失之急烈，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度地居民之道言之，则今日都会镇市，失之过大，乡村则失之过小。过大则居民太多，其情不亲，利害之相关不切，故遇事不能合作，舆论制裁，亦归无效，过小则居民太少，其人率愿朴不知世事，不能有所兴作，即欲有兴作，亦力有不逮。今后根本之计，实宜渐将都会、市镇，斫而小之，乡村则合并而使之加大，方能渐见合理。断非就现在的形势，但推行比伍之法，即能期其有进步的。乡村之不能合并，大抵因农民之居宅，离所耕之田，不能太远。此当修治道路，使之平坦宽阔，车马可以往来。则相距虽远，亦不致费时失事，而道路四达，则便于梭巡，荒祠古庙等，亦不虑有人匿迹其间了。以上所言，多偏于弭乱之计，因为向来办保甲的，其意实多偏重于此。至于地方自治，一切米盐靡密之事，无不起原于闾伍，则别是一事，与历来为弭乱计所办的保甲等，了无干涉。不但不相干涉，甚且必将此种积习一扫而空之，而地方自治之事，乃可以有为。此另是一义，当别论。

（六七二）度地居民

《孟子·滕文公》上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大抵古时度地居民，自有定法，过少则其力不足以相澹，过多则人不相狎而其情不亲，是非不足凭，人言不足恤矣。古者“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礼记·曲礼》。《管子·小匡》曰：“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相胜。”《郊特牲》述社祭及君亲誓命以习军旅之制，而继之曰：“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亦是物也。

礼之有节文也，亦其出于自然者也。《杂记》曰：“三年之丧，虽功衰不吊，自诸侯达诸士。如有服而将往哭之，则服其服而往。练则吊，既葬大功，吊哭而退，不听事焉。期之丧未葬，吊于乡人，哭而退，不听事焉。功衰吊，待事不执事，小功缌，执事不与于礼。相趋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问也，既封而退；相见也，反哭而退；朋友，虞拊而退。吊非从主人也，四十者执綍；乡人，五十者从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因其身之有故与无故也，老壮也，居之远近也，而皆异其节；非强为之也，皆因其情而情又出于自然者也；故曰：礼也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然过重于节文，则情有因之而漓者矣，故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先进》。要之不忘其本而已矣。故曰：“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老子》。

《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功，充盈都邑。”又曰：“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然则古之都邑，罪恶之薮也。符所言都邑之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妇人则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此与后世之情形，有以异乎？无以异也。

符言京师贵戚葬者：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其致之也，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万斤，功将万夫，其难也如是，而边远下土，犹相竞用，致使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财于万里之地。夫权臣贵戚，皆淫侈之徒也。彼千方百计，以取高位厚禄；其取之也，犹御人于国门之外也；不则犹齐人之乞食于墦间也；所甘心者，淫侈而已。而使之舍其所乐，不亦与虎谋皮哉？然以少数人柑制多数人，以非正义之事压制正义，终非可以持久；公理有必明之日，民权有必达之时，至于为治者果为公意，而非复少数人，则淫侈之事，在所必禁矣。

荀悦论井田：谓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夫卒而革之，非义有所不可也，而势有所难行。势之所不能行，虽圣人无如之何也。势可行而卒莫之行，则非无识即苟且矣。夫都邑犹井田也，卒而革之，事不可为也。然遭大乱之后，立制度，使不得过若干家。浮侈之事，禁不得为；华靡之物，禁不得用；放古者度地居民之制，使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不亦可乎？

齐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卫嗣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战国策·卫策》。故治国之道，在教化明，法令行，物不足惜也。苟可以明义也，虽完整，犹将毁之，况其已经破败而劳复建邪？

禁侈非徒以明义也，即以淫侈者之身论，庸独利乎？董卓之入洛也，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放纵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后汉书》本传。此即王符之所哀叹者也。岂徒洛阳，古今繁盛之都邑，其极安有不如此者也？水流必趋于平也，犹财富之必趋于均也。注水于丘陵之上，则必流于四方，若都邑之财，四散而归于村野，周浃而遍于山林，则人间之海平矣。平，斯安矣。

东汉之末，生民几于尽矣。是时之握兵者，亦知民不足，则兵不强；兵不强，则终无以自存也。故其少有远虑者，咸致力于屯垦焉。《三国·魏志·王昶传》言文帝践阼，昶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夫自献帝而迁至于文帝践阼，亦既三十年矣，而洛阳之荒废犹如此，然则是时之从事于垦辟者，俨然如临天造草昧之世也。

度地居民，使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固无不可就之功矣。《三国·魏志·国渊传》言：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郑浑传》言：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后浑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又《注》引《魏略》言：颜斐后为京兆太守，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皆能颇合度地居民之谊也。使执政皆知是谊，大乱之后，民居固可焕然改观也。然知斯谊者卒寡。且如吾邑自兵乱之后，破坏累累，孰为新□，孰为故迹，父老固历历能指之也。而新□者之零乱如故，若夫人各有□，不顾大局，岂□也哉？（原文此处为□）

（六七三）开国之主必亲戎

《晋书·王鉴传》：鉴劝元帝亲征杜弢，疏曰：“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冑于邵陵，晋文擐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乎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瞻，驰骛四方，匪皇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今大弊之极，剧于曩代，崇替之命，系我而已。欲使銮旗无野次之役，圣躬远风尘之劳，而大功坐就，鉴未见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国，亲征柳城，扬旗卢龙之岭，顿辔重塞之表，非有当时烽燧之虞，盖一日纵敌，终己之患，虽戎辂蒙崄，不以为劳，况急于此者乎？刘玄德躬登汉山而夏侯之锋摧，吴伪祖亲泝长江而关羽之首悬，袁绍犹豫后机，挫衄三分之势，刘表卧守其众，卒亡全楚之地。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其言可谓深切著明。晋元帝、宋高宗皆沉潜有谋，勤于政理，然终仅就偏安之业，且并此亦几岌岌不可保者，不能驾御武人实为之。王敦之患，人所共知。然宋高宗而不能替三宣抚司，江东亦未必能自立也。人皆以汉高祖能灭项羽为有大略，其实不然。高祖之大略，不在于其能灭项羽，而在于项羽灭后，六、七年间，能尽灭同时并起之异姓诸王，何者？项羽战绩，为史所艳称者，不过巨鹿、彭城、垓下三役耳。垓下之战，乃匹夫之勇，无足称。巨鹿一战，确有摧坚陷阵之能，亦藉楚众之精锐；吴夫差、越句践固尝再用之以振威于北方；虽项燕亦用之大破秦军于楚垂亡之日矣，非尽羽之能也。彭城之役，则汉自不整耳，盖汉所用者为思东归之士，至此已为散地，而五诸侯之兵，亦心力不齐，号令不一也。汉高入关，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而至此，乃收楚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此犹项羽去关中时，不能禁其众无暴掠，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亦非羽之所欲也。汉王以四月败彭城，五月即收兵屯荥阳，六月又还攻章邯，至八月乃复东出；于斯时也，项羽何难急攻破之，长驱西上，而羽竟不能，是其昧于乘机矣。明年汉三年五月，破荥阳，六月，下成皋，而仍未能深入，徒隔河相持，汉王遂得以其间虏魏豹，下赵、代，破燕、齐，且结彭越以扰楚后。虽黥布，亦观望形势而叛楚。是时所事惟汉，非如汉初出时之犹重齐也。汉坚守以老楚师，而藉信、越以攻其后，为楚计者，宜集全力击破汉王之军，深入穷追，直抵二周之郊，而叩函谷之关，使其不复能立，则信、越无与图功，必也转而从楚，他诸侯更不必论矣。而羽竟不能然，是不徒无远略，并野战亦不足取也，故曰，汉之亡楚，不足为异也。乃其既灭楚之后，则汉高与诸功臣，君臣之分未定也，秦灭六国，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在当时之人视之，实为变局而非常理，故秦一亡而天下复分，戏下之会，以义帝之空名奉楚怀王，其视之，犹周之天子也，项籍为西楚霸王，犹东周之桓、文也，特王侯之名异耳，其余大者为王，小者为侯若君，亦六国时之遗法也，当时之人，视此必以为彝典，谓有一人将如秦皇，尽灭同列，独有天下，必非意想所及。项羽使人说韩信以三分天下，而信不听，蒯彻劝之又不听，史言信自以功高，汉终不夺我齐，此乃附会之谈，非其实。当时之人，自以兵力据地而王，岂待他人之与之，既不待人之与之，又何虑人之夺之。尸皇帝之名，遂可任意树置翦灭侯王，亦岂当时之人意想所及？此项羽亡后，韩信等所由不惜以皇帝之名畀汉王与？几曾见周之武、成，能任意翦灭齐、楚哉？故汉高之铲除异姓诸王，非以君替其臣，乃敌国之相灭耳，其能奏功如是之速，则以身恒在行间，赴机疾捷也。且汉高以五年十月灭楚，正月王韩信、彭越、英布、张耳、韩王信，是年九月，即击虏荼。明年十月，禽韩信，正月，王荆王贾、楚王交，并王喜于代，子肥于齐，而徙韩王信于太原，信请徙治马邑，许之。七年十月，信反，高祖自将击之，深入至平城，虽以轻敌致败，然其果锐亦甚矣，围既解，仍击信余寇于东垣。十年九月，击陈豨，自至邯郸。十一年冬，破之，其年三月，复使掩捕梁王，即以其地王子恢及友，七月黥布反，又自将击之。十二年十月，破之，王兄子濞于吴。未几，卢绾反，使樊哙击之，帝之不亲戎者惟此役，盖其时已疾病矣。综观楚灭之后，七年之中，高帝盖未尝一日安居也。以当时人心之习于分裂，汉初王室形势之弱，使帝少濡滞苟安，身没之后，诸侯之合纵缔交，圜视而起，岂待问哉？然则天下之克定于其一，其功信不成于灭楚之日，而成于其后之七年中也。而其所以成功，亦实由其驰骛四方，匪皇宁处，鉴之言，可不谓之知言哉？鉴所引证诸王霸之主，事皆易明，独汉高之成功，少隐曲而难见，故具论之如上。

（六七四）汉唐边防之策

中国古代，盖为湖居之族？古称人所居之处曰“州”，即后世之“洲”字，其音则与岛相同。汉世公玉带献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周官》师氏居虎门之左，保氏守王闱。蔡邕说：“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明堂者，古天子之居。”盖犹沿其遗像。古之人盖四面凭水以为固，故至后世筑城，犹必环之以池也，此最古之边防也。

湖居之族，盖以渔为业，后乃渐进于农耕。中国之文明，盖肇始于是？故《易》称包牺氏作网罟，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也，包牺氏、神农氏非实有其人，古言氏犹后世言族，言有如是之部族二耳；如是之部族，实为文明所由肇，故特举之也。然其后此等部族，尝为田猎畜牧之部族所击服焉，观古君大夫士以牛羊犬豕为食，庶人则食谷与鱼鳖可知。畜牧之族，其初恒事田猎，畜牧时或居原隰，田猎时必处山林。人之好战斗，其习恒自田猎之世来，其后所居虽易，至于守御，则犹沿是以为固。《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诗》曰：“畇畇原隰，曾孙甸之。”《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皆治人而食于人者居山，食人而治于人者居平地之证，此边防形势之一变也。

农耕愈重，治人而食于人者，亦皆以是为业，则其人必降丘宅土。斯时之所虑者，邻近野蛮之族，每喜乘间抄略。出兵征之乎？彼无定居，不易犁其巢穴。屯兵防之乎？我又不胜其劳费。所幸者，此等野人，部族率皆寡小，不能兴大兵，一水一山之隔，即非其所能越，乃因山川自然之阻以为防，其不周匝处，则以人力筑墙补之。此等营建，环绕四面者为郭，专于一面者即长城也，此所以防小寇。战国之世，秦、赵、燕三国北边皆有长城，其时匈奴尚未大，他骑寇盖尤小；齐之南亦有长城，盖所以备淮泗夷者也。

战国末造，内地文化较低之族，殆悉化为冠带之民，如淮泗夷，高长城以防之，至秦有天下，乃悉散为人户，见《后汉书·东夷传》，其言盖有所本。其一端也。斯时之所虑者，六国之民，非心服而反侧，秦人防之之策，一益固其本国之境，贾生所谓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者也，设使新服之地皆叛，其故国则犹可守，赵高弑二世，立子婴，盖尝欲取是策，留侯劝汉高祖都关中，犹未脱此等见解也。一于新服之地，择其要害之处而据之，贾生所谓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者也，至汉文帝之世，通关梁，一符传，而此法乃除。二者皆一统之初，钳制国内之术，以不切于时势，故不旋踵而其法遂废也。

城外之防，北边为极，以其地为游牧之族所居，利抄略，且强悍也。防之之策，秦初仍袭旧猷，乃举本国所固有及燕、赵二国之长城，连接之，扩充之，修补之，以成一引弓之民与冠带之族之大界焉。然人心犹率其归，世变已启其新；长城者，可以御小寇，而不可以防大敌者也。汉初冒顿崛起，破东胡，走月氏，并白羊、楼烦二王，服浑窳、屈射、丁零、鬲昆、新诸国，其形势已非复前世之骑寇，更无论山戎矣。其大入塞，骑至数万，少亦数千，虽不长于攻城，然优足批亢擣虚，亦可时时肆扰，或逆绝外援，以困一坚城，断非备多力分之长城，所能遏其焰也。故汉世虽勤北边，迄无修筑长城之事。

斯时之边防当如何？曰：己不复能言守，而唯有向外开拓。汉世之能免于匈奴之患也，则以武、昭、宣之世，数大举深入穷追故也。甚至以断其右臂之故，不恤劳民以通西域焉，其取势亦可谓远矣。至是，则汉室之边防，不在边境而在边境之外。树边防于边境之外若之何？一曰控其道路，今人所谓线也，若汉置西域都护，并护天山南北两道是也一曰据其要害，今人所谓点也，若唐设诸都护府是也。大抵汉唐之于外夷也，利其弱不利其强，利其分不利其合，睹其强大也，必谋所以早摧挫之，唐太宗之于薛延陀是也。彼其互相吞并也，必遏止之，使不得遂。西域本三十六国，后稍分为五十余，莽世都护覆没，莎车王贤遂乘机吞并，后汉定西域，又悉复之，其显而易见者也；若其桀骜，将驯至于逆命，尤必有以豫折其荫，为虺弗摧，为蛇若何？默啜之中兴突厥，使中原士大夫为之旰食，其殷鉴矣。历代盛时，防边之策，大抵如此。唯明代武功不振，仅恃筑长城为防守之计，为统一后一变局。

汉、唐盛时之所为，其可谓之上策乎？犹未也，兵家之言曰：“善守者不恃人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善已，然犹不能懈于守也。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岂徒两军相争时为然，两国相持亦如是。人固有利不利时，国岂能无饥馑寇盗？丁斯时也，安能为不可胜以待敌？且外夷亦必有兴盛之时，安能终锢之？汉、唐盛时，所守非不远，卒之或以我之弱，或以彼之强，所守终不能不撤，则犹未足以语于“守在四夷”之义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不分彼我之界，非以我防彼也，而与彼偕进于大道，愚者教之，困者赈之，使之利与我合而不利与我分，彼欲祸我乎？是自祸也，世岂有乐自祸者乎？是彼为我守也，此则守在四夷之义也。道则高矣美矣，孰能副之，吾未之见也。太史公所由叹《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邪？

（六七五）入中入边之原

历代官卖之法，莫善于宋之入中入边，盖如是则官可省漕运之烦也。抑供入中入边之物，皆有独占之性质者，非如是，则不卖，则并可以奖励某种产业矣。明代行中盐之制，而商屯因之以兴，是也。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儋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此已开宋代入边之先声，而其效亦与明代商屯等矣。尝谓欲殖边必需资本，国家不易有此大力，商人不肯投资于边，此一难也。人民真愿移徙者，不得官力之辅助；官招募所得，或为浮浪之人，并不能勤事生产，或且逃归，此二难也。此二者，若能假手于商人，俱较官办为佳。盖商人重利，自能招致勤事生产之民，且有以部勒之，不至虚费本钱也。所难者，使商人肯投资从事于此耳。今以其必欲得之物交换之，则资本及人力不期而集于边远之处矣；国家更能设官管理，使商人不能虐其所顾用之民，则善之善者也。

（六七六）策试之制上

《文献通考·选举考》引致堂胡氏之言曰：“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马氏曰：“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于人国耳。”案对策与射策不同，射策者，疑其人之不能而试之；对策则以其人为贤知而问之。《汉书·萧望之传注》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马氏又云：“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亦然。”由此也。然至后世，则对策其名者，亦不免射策其实矣。

《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以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闇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甘卓传》：“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古通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湘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惟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俭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经史。于时南土凋荒，经籍道息，俭不能远求师友，惟在家研精，虽所得实深，未有名誉；又耻衒耀取达，遂归，终身不仕，卒于家。”观此二事，可知虽秀才之试，亦已渐同经生之业。《石勒载记》言其立秀孝试经之制，盖亦有所因循。至于孝廉，则《魏舒传》言其“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则几同国子明经之举矣。

秀才之试，虽究与射策有异，又变而崇尚文辞，此在北朝，其弊最显。《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河清初还冀州，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马敬德，“河间郡王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选。至京，依秀才策问，惟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盖儒生之于文辞，究非专长也。刘景安与崔亮书，谓：“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魏书·崔亮传》。可见二者之分野矣。《魏书·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高祖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所谓才清，盖亦长于文辞耳。《隋书·杜正玄传》：“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北史》正玄附《杜铨传》后，述此事颇有附会之辞，不如此之可信。此几纯以文辞为重，亦北朝之余习也。南朝似略愈于此，而其实亦不然。《梁书·文学传》，谓何逊“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又云：云“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得之何生矣”。则所重亦在其文。《顾协传》：“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斯作。”《孔休源传》：“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董仲舒、华令思何以尚此？足称王佐之才。”似其人深明于当世之务者，实亦未必不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也。姚察谓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江淹任昉传论》。可以知其变迁矣。

或曰：马氏所举董仲舒、挚虞、阮种之流，皆贤良也，此后世制科之先河，秀才则与孝廉同为常举耳。其策之之法，自不能无异。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举秀才，友人遗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是则秀才对策，亦未尝不可极其謇谔矣。《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七月，“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三年，六月，“诏曰：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所谓民秀，盖即去岁所召也。太和七年，正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远烛，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苟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背公下比，不徒远愧始元之贤良，亦且近惭延兴之民秀矣。然魏孝文之问之，则固得枉于执事毋悼后害之义，此盖由其兴于代北，究较中原为质朴故也。

《齐书·谢超宗传》：“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超宗议：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与其俱奇，一亦宜采。诏从宰议。”清问当求奇士，考试自贵兼通，舍奇求多，亦对策渐近射策之一证。

策试非独秀、孝。《孔坦传》言：“坦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元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杀君，污宫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废仲尼也！竟不能屈。”此不徒亲策以时事，亦且如马氏所言，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矣。《魏书·文苑·温子升传》：“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此云射策，当系对策，盖二者之实渐淆，其名亦随之而淆也。所召者为辞人，所取者为子升等，可见徐景安所云“朝廷贡才止求其文”者，尚不仅指秀才言之也。然则唐世进士之浮华，其所由来者渐矣。

（六七七）策试之制下

策问之法，渐变而近于考试，其于政事，遂绝无所益乎？曰：否。射策者，帖经墨义之所本也。秀才策事，亦泛问经义，则大义论策之所本也。唐世秀才之科废绝，然进士偏重诗赋，实即南北朝来秀才策试兼重文辞之习。故唐世之进士明经，实即前世之州郡秀孝；所异者，前世选举之权，操之郡县，至唐则可投牒自列耳。然则科目之制，其所由来者远矣。后世科目之法可废乎，则前世秀孝之举，考试之法，亦可去矣。

世有说立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稚川《审举》之篇是也。其言曰：“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所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吏，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后转不得过故。若受赇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者与同罪。试用此法，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知天下贡举之不精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夫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闇蔽也。假令不能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艺文，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儿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励于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向使非汉武之世，则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考课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不俟终日矣。予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可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着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矣。”案后世科目之利，曰官不立学，虽立亦有名无实，而人自勤学，文教于是覃敷也。其制，虽不能必得才，亦不足以得上才，而究愈于不试，实未有他法以代之。而其关防之法，则不得不严。唐、宋、明、清行事，皆足为证，稚川一一言之，若烛照而数计，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辨之者精，察之者审也。君子是以贵好学深思也。

汉世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孝廉课试，始于左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此之二、三。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即补以此之一、四也。以理论之，诚设四科，乃为该备。然才德不可试诸一时，故左雄专于儒吏也。儒吏之中，则不宜有所偏重矣。稚川又曰：“汉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人仕。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难晓，小吏多顽，而使之决狱，是以死生委之，以轻百姓之命，付无知之人也。作官长不知法，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决其口笔者，愦愦，不能知食法与不食，不问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断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此后世明法之科所由立也。宋承唐制，科目甚多，熙宁变法尽废之，独立新科明法，以待士之不能改业者。有用无用，夫固较然不可诬。而后世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之多，亦由明法之科之废，科目偏重儒学也。稚川言之于千载之前，亦若烛照而数计矣。

稚川又曰：“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夫衡量小器，犹不可使往往而有异，况人士之格，而可参差而无检乎？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其土宇褊于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案自吴之亡，至大兴三年，凡四十年。据《孔坦传》：秀孝策试之令，当在建武、大兴之间，稚川之作，疑在是时。据其言，则北方秀孝之试，因乱旷绝，南方实迄未举行，非关丧乱也。又案《晋书·五行志》：“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则其后虽复策试之制，依然有名无实矣。又《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不试。

《晋书·挚虞传》云：“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阮种传》：“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举种。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此二者即一事。《虞传》载策问曰：“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种传》载诏辞曰：“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实一诏而史氏辞有异同，可以为证也。《郤诜传》载诏辞云：“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则此事当在泰始七八年间，《本纪》不载其事。再策由于毁誉之辞，实不如马氏所云“意有未尽”。然此等事当不多，其大体固当如马氏所云耳。然疑有弊而亲策，则实不自宋祖始矣。亲策也而腾谤者谓其因缘假托，则当时关防，殊不严密，稚川所以欲立法以防所对之奸与？策问令再举人，亦明阻被荐者至再令荐举之意。而惜乎二人之皆无所举也。虞对曰：“臣生长荜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种对曰：“文武隐逸之士，幽贱负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识。”

（六七八）郡县送故迎新之费

郡县送故迎新之费，自昔有之。《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颍川守。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不听。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是其事也。《游侠传》言：哀帝时，“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赋敛葬送，皆千万以上”。《后汉书·张禹传》：禹父歆，终于汲令。“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则当汉世，数已甚侈，魏、晋已后，斯风弥扇。晋初，傅咸即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吏卒疲于送迎为病。《晋书·虞预传》：“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赀。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言其弊尤为痛切。《南史·恩幸·吕文显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则其弊降而益甚矣。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清安侯臾，“元鼎元年，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似受送本为非法，然虞预病送迎者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又欲使去官者具自条列，依法减省，则其习为故常久矣。《隋书·百官志》：梁世，郡县吏有迎新送故之员，各因其大小而置；陈世，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盖守令多异地人，国家既不给以道途之费，原不能责以自具也。此以理论，实不为过；既有定法，遵守不渝，亦不能谓取非其义，然能合于常防者则寡矣。

送迎之费，廉吏亦间有不受者，则史家以为美谈。如《梁书·良吏传》：范述曾，以齐明帝时出为永嘉太守，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一无所受。始之郡，不将家属，及还，吏无荷儋者。《南史·范岫传》：为安成内史，见征，吏将送一无所纳，是也。此虽高节，亦未可责诸人人。若王衍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晋书》本传。沈怀文，父宣为新安太守，丁父忧，郡送故丰厚，奉终礼毕，余悉班之亲戚，一无所留。《南史》本传。虽合不易于丧之义，已非大法小廉之旨。若齐豫章王嶷为荆州刺史，史称其务在省约，停府州仪迎物，东归部曲亦不赍府州物；而其后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赀，评直三千余万，《齐书》本传。则不取也，而取过毕矣。刘悛，史称其强济有世调，善于流俗。为武陵内史。齐明帝崩，表奔赴，敕带郡还都，吏民送者数千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齐书》本传。胁肩谄笑，病于夏畦，以是求贷，不其恧与！

《南史·王僧达传》：“与兄锡不协，锡罢临海郡还，送故及俸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令奴辇取无余。”有以分施鸣高者，又有任情攘夺者，士大夫之所为，真可发一噱。

虞预言当时之送迎者，“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此虽自托于忠厚，实则豪富之民，每欲献媚于官吏，以为宠荣；又赀费之来必由科率，或由经手侵渔者，乃鄙俗势利之见耳。然风气诚朴之区，亦或有能得民心，馈遗出于真诚者；必峻却之，又非人情也。谢朏子谖为东阳内史，及还，五官送钱一万，止留一百，答曰：数多刘宠，更以为愧。《南史·谢弘微传》。颇堪媲美古人。

后世官员所用器物，有由地方或属员供给者，濒行每携之而去。需用时由当地供给，犹不失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之义；携之而去，则成臧物矣。然古亦有如是者。《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衡阳王义季为荆州，“发州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为美谈”。曰“应随”，则其取之亦成成例矣。《梁书·江革传》：除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将还，民皆恋惜之，赠遗无所受。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惟乘台所给一舸。”曰“依旧”，则舟车亦有成例也。

《梁书·刘季连传》：季连之受命高祖，“饬还装。高祖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剌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之时，素薄元起。典签朱道琛者，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小人，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叛以免。至是，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府库必多耗失，刘益州临归空竭，岂能远遣候递。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元起也，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皇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深杀之”。《元起传》：季连既平，“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光济，而治迹稍损。在州二年，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萧渊藻代之。是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入，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魏将王景胤、孔陵寇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此处史文有误。《南史·邓元起传》云：“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据《魏书·邢峦传》，则王景胤为梁晋寿太守，孔陵亦梁将，为王足所破者。疑梁书元文，当作魏将某寇东西晋寿，太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夺佚，传写者以意连属之，以致误谬；《南史》误据之，而又有删节也。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侵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救？黔娄等苦谏之，皆不从。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至，魏已攻陷两晋寿。渊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渊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收付州狱，于狱自缢。”是元起先以虑阙迎资激季连之叛，继又以厚营还装自丧其生也。案元起佳士，其入蜀也，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以检巴西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以李膺谏而止。史又言其“少时又尝至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问田人曰：有稻几何？对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时人称其大度”。此其所以能克城之日，财宝无所私，在州二年，口不论财色。岂有不攘窃于兵乱之日，聚敛于在州之时，顾侵渔于临去之际者乎！季连之败也，史称蜀中丧乱已二年矣，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无亲党者，又杀而食之。季连食粥累月，饥窘无计，因此乃降。夏侯道迁之叛，魏以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峦力求取蜀，其表云：“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南史·元起传》，略同《梁书》，惟不云渊藻诬其不忧军事而下诸狱，而云：“萧藻入城，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藻恚，醉而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诏减邑之半，封松滋县侯。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乃贬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给鼓吹，谥忠侯。”元起功臣宿将，即不忧军事，岂藻所可擅囚？藻亦岂能忧国持正如是。盖实因求货不得，妄加杀害。逮其麾下围城，则厚诬君父以自解，又因是举，遂以反诬元起。诈虽不讎，梁武亦不能明正其罪，乃转以不忧军事莫须有之辞罪元起，而为之掩饰耳，其失刑甚矣。藻既临州，民齐苟儿叛，以十万众攻城，既解，藻弟渊猷嘲罗研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民穷如是，其兄之负罪如是，而为是嘲谑之辞，可见是时贵族之无人心。研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见《南史·罗研传》。然则蜀中困敝，由来已久。《梁书·刘季连传》曰：“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盖实由财帛不给，以至于此。检罚巴西籍注，或亦势不得巳，然元起卒以李膺之言而止，可见其深恶诛求，宁肯作茧丝于为州之日。休养生息，原非旦夕可期。其去州之时，粮储器械，一无所有，盖实以创夷未复；不能应机出兵，实亦由是。夏侯道迁之叛也，巴西人严玄思附魏，魏将王足，又所乡辄克，蜀中势实岌岌。以宣武固不听邢峦之谋，又以羊祉为益州，王足闻而引退，后反降梁。《魏书》王足事附见《崔延伯传》。而邢峦遣守巴西之李仲迁，亦以荒于酒色，为城人所杀反正，乃获幸免。当时情势，所急在外，宁以代者不卒至而自安哉！然则元起遣朱道琛先使检校，或诚为激变之由，然事或迫于不得已；其见戕于渊藻，则必以求货不得，致遭枉害也。然皆因送故迎新之侈有以启之，陋规之贻祸，不亦溥乎！

梁武帝大同九年张缵刺湘州，中大同元年岳阳王詧刺雍州，太清元年湘东王绎刺荆州。太清二年，帝改以缵刺雍州，而以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缵素轻少王，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及至州，遂托疾不见缵，及检括州府庶事，留缵不遣。时湘东王与誉各率所领入援台，缵乃诒湘东书曰：“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湘东信之，三藩之衅始构。河东与缵，不旋踵而丧其身，湘东、岳阳，辗转相仇，卒致江陵之奇变。此真所谓以睚眦之衅而致滔天之祸者。然溯其原，则亦送迎之费有以阶之厉也。

北朝郡县，送迎之弊，与南朝同。《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十二月诏曰：“《书》云：三载一考，二考黜陟幽明。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食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此诏之意，虽在久任以观治效，速黜以去贪残，然送故迎新之烦扰，亦其所欲革之一端也。《任城王云传》：除徐州刺史，以太妃盖氏薨，表求解任。“性善抚绥，得徐方之心，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此事不足证云之廉，适足证徐方送遗之厚尔。《邓渊传》：曾孙羡，出为齐州长史，“在治十年，经三刺史，以清勤著称。齐人怀其恩德，号曰良二千石。及代还，大受民故送遗，颇以此为损”。《北史·循吏·孟业传》：“魏彭城王韶，齐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业为典签。及韶代下，业亦随还，赠送一无所受。”则非徒刺史，即其僚属，亦有因送迎而受馈遗者矣。《魏书·陆俟传》：子馥，出为相州刺史，假长广公。征为散骑常侍。其还也，“吏民大敛布帛以遗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于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长广公寺”。此虽不受，何益于民！《北齐书·酷吏传》：宋游道，“父季预，为渤海太守。游道弱冠随父在郡。父亡，吏人赠遗，一无所受。”《周书·薛端传》：转基州刺史，至州未几卒，“遗诫薄葬，府州赠遗，勿有所受”。能如是者盖寡矣。

（六七九）上行下效之习

《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史记·夏本纪》曰：“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盖邃古之世，曾以上之所行，即为下所当为，此上行下效之习，所以深入人心也。后世以为人自有其所当循之道，为上者亦不当背；古则以为上之所行，即为当然之道，其见解迥异。《后汉书·乌桓传》：“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与中国古俗可以参观。

（六八○）使臣图自利

《聘义》述主国待客之礼曰：“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尔。”盖外交之事，其集，两国实利赖之；苟其不集，三军暴骨，是以不得不慎也。乃贪鄙之夫，不恤糜国帑，坏国事，以为私图，此则虽圣人未如之何也已。《三国·魏志·武帝纪》：“安定太守毋丘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周书·突厥传》：杨忠与突厥伐齐还，言于高祖曰：“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惜。今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夫当建安之世，凉州之凋敝，可谓甚矣。周、齐之时，中国之所以事突厥者，亦云疲矣。而使人之但图自利如此，岂非所谓全无心肝者哉？

敝中国以事四夷者，汉武帝其首也。武帝之欲通西域，本为招月氏共通匈奴，其意原欲宽中国之民力，意至善也。乃月氏不来，而闻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之属，或兵弱，或兵虽强而可以赂遗设利朝，欲招致之，以示威德遍于四海，则动于侈心矣。卒之暴骨于大宛，忧劳于乌孙，竭中国以事四夷，曾不得其一卒以助攻匈奴，丝粟之财以实府库，宜乎夏侯胜之发愤，而班孟坚作《西域传赞》愤惋形于辞气也。然而汉之凋敝，自其征大宛始，而大宛之逆命，则汉使之椎埋固有以激之。而汉使者之所以失体如此，则武帝明知其为小人而犹听其言且欲激而用之，有以使之然也。故非更事多者，不可以为人君。若魏武者，虽曰未圣，吾必谓之圣矣。

（六八一）江南风气之变

项籍以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其在北方，战必胜，攻必取，未知其绩出于此八千子弟者，究有几何，然巨鹿之战，距籍出兵未远，史所谓战士一以当十，兵呼声动天者，其中必有江东之士，则揆诸事理，似无足疑者也。汉人论各地方风气及兵事，称南方剽锐者甚多，固未必皆指江东，然《地理志》言吴越之士，轻死好用剑，则江东风气，仍甚勇悍可知，此孙策所由能以一旅之众，定三分之业欤。乃自晋室东渡以后，江南遽以柔弱闻，何哉？用与不用之殊也。所以或用或不用，则以一国之民，或事生产，或备攻战，亦有其分工协力之道焉，民风强弱，非天之降才尔殊也，人事则使之然。

《宋书·武帝纪》：隆安五年，孙恩向沪渎，高祖弃城追之，高祖时筑城于海盐故治。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果为贼所没。又自序：元凶弑立，分江东为会州，以随王诞为刺史，沈正说诞司马顾琛，以江东义锐之众，为天下唱始，琛曰：“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当须四方有义举，然后应之。”此皆江东之民，欠阙训练之证，然其风气则实未遽变，宋武之讨南燕，慕容超见群臣，议距王师。公孙五楼言：“吴兵轻果，初锋勇锐不可当。”此固未必皆吴人，其中亦未必无江东之士也。顾之于宋文帝坐论江东人物，及顾荣，袁淑谓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误矣。自晋灭吴以来，吴人之叛者踵相接。据《晋书》本纪，武帝太康二年九月，有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业令，遂围扬州。八年十月，有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十一月，有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又有吴兴人蒋迪聚党反。至元帝大兴元年，尚有孙皓子璠以谋反伏诛。《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旦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是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则似纪所不书者尚多。《华谭传》：谭举秀才，武帝策之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亦可见是时江表情势之岌岌也。陈敏起兵，实有割据江东之志，顾荣、甘卓等皆从之，以子弟凶暴而敢，后来周玘父子，仍有倾覆执政之谋，其成败，亦间不容发耳。晋初北方兵力，虽似强盛，实则诸将皆已骄淫，不可复用。观树机能之乱，功臣宿将，莫能陈力，卒藉新进疏逖之马隆募兵平之可知。齐万年之叛，关中危殆，六陌之战，周处虽以无继败亡，然能寒氐贼之胆者，惟此一战耳。“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缅想周瑜决策以拒曹公，又欲羁刘备而挟关羽、张飞以攻战。鲁肃最称持重，亦不为关羽所弱，至吕蒙，卒取羽而定荆州。陆逊又有猇亭之捷，英风浩气，盖非魏、蜀所克比伦。东晋之不振，乃正以北来世族，把持政权，而不能任江东英锐之士耳。设以吴桓王、大帝处此，五胡岂足平哉，乌乎！

过江以后，称善战者必曰伧楚。《宋书·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普天同逆，朝廷惟保丹阳一郡，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齐书·崔慧景传》：慧景向京师，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是其二事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语见《晋书·周处传》。楚者，江淮之间，乃楚之旧壤也。《晋书·祖逖传》云：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少长咸宗之，推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咨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否？”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少逖，然自若也。《郗鉴传》：鉴寝疾，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是以敢希祁奚之举。”此等流亡暴桀之士，即当时之所谓伧，《梁书·陈伯之传》：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此等家贫无行之徒，则当时之所谓楚也。流亡暴桀之士，家贫无行之徒，自易于轻悍好斗，故欲求武用者多资焉。如齐王融欲辅竟陵王子良，招集江西诸伧楚，始安王遥光谋叛，亦召诸伧楚是也。刘牢之败苻坚之师，陈庆之送元颢之众，其中伧楚，必不少矣。然当时精兵中亦非遂无江东之士，沈田子青泥之战，实为勘定关中一大关键，而《宋书自序》称其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知公孙五楼称宋武之众为吴兵，非无由也。轻死好用剑之风，谁谓其已消歇哉？

未经训练临时征发之士，当时谓之白丁。《宋书·邓琬传》：安成太守刘袭举郡归顺，琬遣廖琰率数千人并发庐陵白丁攻袭。《沈攸之传》：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至京都，诣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是也。《齐书·王敬则传》：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担篙荷锸随逐之，十余万众，遇左兴盛、刘山阳二寨，尽力攻之，官军不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胡松领马军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遂大败。此亦犹鲍嗣之之众，牵动宋武之军。唐宇之举事，富阳发男丁防县，会稽太守沈文季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亦败。及齐武帝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至钱塘，乃擒斩宇之，见《齐书·文季传》。亦白丁不可用之证也。然此自由其阙于训练之故，苟加以训练，即白丁亦成精兵。征姚泓也，拓跋氏发兵缘河随大军进止，宋武所遣先渡河者，即白直队主丁旿也，胡三省《通鉴》注曰：选白丁之壮勇者人直左右，使旿领之。亦可见训练所系之重矣。

《宋书·刘敬宣传》：孙恩举事，牢之自表东讨，军次虎疁，敬宣请以骑并南山趣其后，吴人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此与唐宇之之败于齐禁兵，如出一辙，吴人畏马，亦以不习骑战故也。

缺训练而不能战，则何地不然。《梁书·杨公则传》：攻东昏时，公则所领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轻之，以为易与，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励军士，克获更多。湘溪何以蒙懦怯之称，亦以地处腹里不习战斗故也。《宋书·沈昙庆传》论曰：江南之为国，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城，惟丹阳、会稽而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此所云者，乃自今两湖至江、浙缘江沼泽之地，在当时，已为南朝举国财富之所自出矣。而淮南、江北之地，自吴魏来久为争战之场，其民之习于战伐亦宜也。故曰民风之强弱，非天之降才有殊，用与不用之异也。何以或用或不用，则一国之民，或事生产，或备攻战，分工协力之道也，势使之然也。

（六八二）南强篇

《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小时读此，尝窃疑于南方之强，与君子之所谓强哉矫者，是一是二，由今思之，乃知其断然是一，不足疑也。盖就风俗而论，只有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二端，孔子尚南方之强，而抑北方之强，而子路之所谓强，则实有类于北方之强者。孔子始而诘之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一似子路之强，出于南北风气之外者，辞之婉也。继言南方之强，而明著之曰君子居之，明宗尚之所在也。言北方之强，而直斥之曰而强者居之，则明告子路，以其所谓强者，果居何等也。夫世俗之视南方之强，则徒以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而已，然其实不止于是，故又以和而不流四端，开示真谛也。

人孰不好强而恶弱，好荣而恶辱，然而抚剑疾视之为强，则亦不足恃矣。一族一国，犹一人也，过刚者必折，不戢者自焚，理无难明，事亦习见，然而人莫不慕夫抚剑疾视之为强，则以抚剑疾视者，固有时而获胜；而雍容揖让者，遂不免于败绩而失据也。然而胜负自有其原，衡论者固不当徒拘于其表。历来民族国家之竞争，胜者之风气，固多尚武，然其所以胜者，实别有在，初非由其好杀；败者之风气，固多柔靡，其使之柔靡者，亦自有其由，初非徒矫其柔靡之迹而遂克有济；更不应因此遂怀偏激之见，并其所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者，而亦唾弃之也。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固制胜之术，而非败绩之原也，旷观往史：民族起于林麓沙迹、瘠薄之区者，恒好争而有胜；而其居于江海薮泽肥沃之区者，恒流于柔靡而败，晋之于五胡，宋之于辽、金、元，明之于清，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皆是也。其故何哉？谓国力之不敌与？人口之众，财力之富，机器之利，兵法部勒之明，其相去皆不可以道里计也；而成败利钝，适与之反者，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思义，淫则溺于晏安，无复奋发有为、杖节死绥之志；抑溺于淫乐者，岂肯胼手胝足，栉风沐雨而致之，则必诛求其下，攘夺于人；又耽淫乐者必无直节，于是是非不明，毁誉无准，通敌者不见诛，守节者不见赏，怨毒之气盈于下，苟媮之习成于朝，安往而不为人弱也？然则文明民族之败绩，野蛮民族之克捷，全与其人民之强弱无关。若徒就战事立论，晋、宋、明、希腊、罗马之兵，固未尝真不敌野蛮侵略之族。夫文明民族之败于野蛮，在东方，其可征者，则炎、黄之争其始也。炎帝姜姓，三苗之祖也，《墨子》道三苗之事曰：“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非攻下》。流传之说如此。其营于禨祥，可以想见。营于禨祥，未有不耽于淫乐者，古所谓巫风也。炎族之不敌黄族，其原盖由于此。然太古之文明，起于东南江海之交，而不起于西北山林之地，则彰彰明甚也。地下隰湿热，则草木畅茂，生事资焉，《礼运》言先王之世，食草木之实，而《郊特牲》言农夫黄衣黄冠；知古衣食所资，实以植物为主，此必东南湿热之地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为蜡。”《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礼运》言礼之初，亦曰“蒉桴而土鼓”。二篇所述，其皆神农氏之事。一说伊耆氏者，或以为神农，或以为尧，以为神农者盖是，以为尧者非也。蜡之祭，合万物而索饔之，则有坊与水庸；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主先啬而祭司啬，固农耕之民所有事也。若尧则黄帝之后，黄帝迁徒往来无常处，安知重农？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似非不知重农者，然特袭之所征服之族，非其所固有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又述龙子之言曰：“治地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滕文公上》。然则贡者，君民异族，君但责其民岁纳税若干，而其苦乐生死，初非所问。有夏如此，况于陶唐哉？《商君书》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画策》。炎黄二族，一尚和平，一好战伐，此其明证。在尚北方之强者，必曰：尚和平，则炎族之所以败也。然蚩尤实始作兵，春秋战国之世，吴楚之兵，犹铦于北方，炎帝之族，遁居江南之遗教也。黄族则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而已矣，其械器之不敌亦明矣。然而炎族终为黄族弱，则知胜负之原，固别有在，而不在于其械器矣。岂惟械器？夫岂无谲士勇夫！大势既去，则亦蒿目扼腕，五合六聚而不能救也。岂惟不能救？不北走胡，则南走越，盖有反为敌用者矣。

然则南方之所以败，在其地肥而生事饶足，因之当路之人，溺于晏安，刻剥其下，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之风气无涉。而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之风，实开世界大同之门，启民族和亲之路，往史具在，来者难诬。北方之族，以其贫瘠而奋发有为，乖离不甚，所以遇异族者虽酷，然在其群之内，则直道存焉。由余所以诲穆公，中行说所以折汉使，皆是物也。然其死而不厌之风，则实毁世界之文明，沦人道于禽兽。科学未兴之世，人力弱而不能受制于天行，风气之不同，各视其所居之地。治化之一进一退，文明之既成复毁，皆由于此。自今以后，革社会组织之偏，以拯各地方风气之敝，因合各地方风气之善，以镇一地方风气之偏，世运之大同，民族之和亲，必于是乎有赖矣。

《淮南王书》曰：“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原道训》。此即孔子所谓北方之强也。《说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执中以为本，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在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和节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存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修文》。修文此中国所谓中道，即南方之道；而所谓北方之强，即后世匈奴、鲜卑等游牧之族杀伐之俗之铁证也。殷人所居，实近东南，纣都朝歌，乃渐徙而北，彼其淫虐，得毋渐染北俗与？然殷代文教，究近于南；周起丰镐，实在于北，孔子修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以此与？孔子亦言从周，则以杞、宋文献不足，而周礼为时所用故也。然曰周之失文胜者，野蛮人之学于文明人，固但能得其形迹也。此孔子所由欲变之与？

（六八三）尸体不朽

《后汉书·刘盆子传》云：“赤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敛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三国志·刘表传注》引《世语》曰：“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吴志·孙休传注》引《抱朴子》曰：“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閤，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列侍。灵座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发已班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辈共举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长一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此则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案其葬埋之侈，至于如此，则其别有不朽之术可知。谓其必由于金玉，亦未必然也。即《后汉书》之言，亦如葛洪者附会之耳。

（六八四）藏首级

赵襄子杀知伯，漆其头以为饮器，世皆以是讥其暴。然其事非迄于襄子，则亦非始于襄子也。汉人戕新莽，藏其头于武库，至晋元康五年乃被焚，见《晋书·惠帝纪》及《五行志》。莽头果至晋时尚存否，殊难质言，然汉人尝藏其头，则必不诬矣。《宋书·臧质传》言质之死，江夏王义恭等请依汉王莽事例，漆其头首，藏于武库。诏可之。易代犹奉为成例，果何为哉？《陈书·宣帝纪》：太建五年十二月，诏曰：“古者反噬叛逆，尽族诛夷，所以藏其首级，戒之后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枭悬自足，不容久归武库，长比月支。恻隐之怀，有仁不忍。维熊昙朗、留异、陈宝应、周迪、邓绪等及今者王琳首，并还亲属，以弘广宥。”则其时于叛者，且以藏其首为故常矣。观诏文之意，似以其亲属既尽，莫为收敛而然，然亦岂文王葬骨之仁也？《章昭达传》言子大宝，至德三年反，生擒送都，于路死，传首枭于朱雀航，夷三族。死而犹传其首，亦淫刑也。又夷其三族，则又非宣帝时戮止其身者比矣。《南史》作“寻被擒，枭首朱雀航”，则失“路死传首”之事。史文之不可妄删如此。

或曰：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则此盖胡俗，而赵襄子效之。然匈奴固淳维后，法俗类中国者甚多，予别有考，则亦难谓此非中国法也。

（六八五）孝子

行必贵中庸，何也？无所厚于此，则亦无所薄于彼，通观焉而皆得其宜也。世恒于有所特厚者艳称之，而不知其所特薄者已随之而起，特人莫之觉耳。吾乡有性情暴戾而居丧尽礼者，众皆以其居丧尽礼而誉之，又以其性情暴戾而訾之，几若其出于两人之身，而不知其同具于一时也。高宗，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然实杀孝己。其慈于亲，正其所以虐于子，皆失中之情为之也。高宗之为人，盖与周太王、晋献公颇相类，夫吴太伯之不为殷孝己、晋共世子者亦幸耳。安知周太王、晋献公不特有所厚乎？故曰：“世无恶，只有过不及。”

《旧唐书·杨炎传》：“祖哲以孝行有异，旌其门闾；父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征为谏议大夫，弃官就养，亦以孝行祯祥表其门闾。炎……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至是与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铁棒挝之二百，流血被地，几死，是悖戾之人也。”“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不之责”，失政刑矣。炎后“征拜起居舍人，辞禄就养岐下，丁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门闾”，史称“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祯祥岂足信哉？况三世仍见乎？然其行则必有足炫流俗者矣。是惟能反接人而挝之者优为之，其名亦惟如是之人能居之不疑也。然则中庸之士如之何？曰：施由亲始，势使然也。然毋忘爱无差等之义，故孟子之言，不足以难夷之也。咸丘蒙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新唐书·康承训传》：“（庞）勋谒汉高祖庙受命，以其父举直为大司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举直乃拜于廷，勋坐受之。”此与孟子所云齐东野人之言，何以异哉？故知东野人之情，古今无异，固可以诡激之行诈之以立名也。

《新唐书·高俭传》：子“真行至左卫将军，其子岐连章怀太子事，诏令自诫切，真行以佩刀刺杀之，断首弃道上。高宗鄙其为，贬睦州刺史。”此其所为，岂特可鄙？衡以父杀其子当诛之义，高宗为失刑矣。《旧五代史·晋少帝纪》：“天福八年十月，西京奏百姓马知饶杀男吴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诏赦之。”盖律固以为当诛也。又《李彦珣传》：“彦珣素不孝于父母，在乡绝其供馈……范延光既叛，署为步军都监，委以守陴，招讨使杨光远……遣人就邢台访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彦珣识其母，发矢毙之……及随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彦珣之恶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此盖当时叛者众，务安反侧，不敢行诛，不能以法论也。又《王瑜传》：“入为刑部郎中。丙午岁，父钦祚刺举义州，瑜归宁至郡，会契丹据有中夏，何建以秦州归蜀。瑜说钦祚曰：若不西走，当是契丹矣。厉色数谏，其父怒而不从。因其卧疾涉旬，瑜仗剑而胁之曰：老懦无谋，欲趋炮烙，不即为计，则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听之。”此则临为戎之界，权以免其父于不义，与杨光远之子劫父降敌志在自免者，殊不同科。瑜本有才，观此事可知其明于民族大义，传多载其恶，不足信也。

（六八六）五伦

墨子言兼爱，而孟子斥为无父，世虽或疑其辞之过甚，而终以其说为不刊，此由溺于小康以降之俗，以为亲疏远近，出于理势之自然，无可变革，而不知其皆由于人群之组织也。世言人群之伦纪，以为自然不可变革者，莫如五伦，其实无论诸子书，即儒书之言伦纪者，其说亦不一律；五伦之名，特见于《中庸》，最为人所习熟，遂奉为不刊之典耳。经、子言伦纪，全与《中庸》合者，惟《吕览》之十际。《台行》：“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耳矣。”《孟子·滕文公上》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长幼易兄弟。《礼记·礼运》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长幼易朋友，《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于《中庸》五伦外，益以长幼、宾客，《周书·常训》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则又独阙朋友。不特此也，《中庸》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独阙夫妇一伦，则即本篇之中，亦且自相违异矣。《左氏》隐公三年，载石碏之辞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文公十八年，载季文子之辞曰：“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或阙夫妇朋友，或仅具父子兄弟二伦，其违异尤甚。其故何哉？盖古人之言，皆随其意之所至，论理初不谨严。石碏之偏举君臣、父子、兄弟，乃所以妃六逆；而季文子之辞，亦偶举以盈五数耳；固未计及其所取所舍者，是否悉衷于理也。《中庸》之自相违异，亦若是则已矣；而其五伦之说，又安见其不可损益乎？夫自小康以降，人群之组织，既益繁复，分际之殊，悉举而枚数之，奚翅十百？若反诸人性之本然，则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惇朴之俗，固可征于古，亦未尝不有验于今；惊怖其言，若河汉而无极，只见其有蓬之心也。

朱熹《章句》释五伦曰：“即《书》所谓五典；《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案《王制·礼运》，皆以长幼与兄弟并举，可见《章句》之不然。《书》之五典，师无明说。伪孔即以左氏季文子之言释之；康成释“五品不逊”亦然；则徒尊信古文，蔑弃今说，而不计其中理与否，自不如《章句》引《孟子》之得矣。

（六八七）田制

井田之制，古之论者多以为宜行诸大乱之后，人少之时。《汉纪》所载荀悦之论，最众所熟知者也。此自有其理，然谓非如此不可，则亦未为的当。何者？历代土田，固多为私家所占，然在官者仍不少也。私家之田，不可卒夺，官田独不可详立制度，以之为本，推诸私田乎？《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无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读此诏，便知当时田宅，在官者多，吏且能制其予夺，九年徙齐、楚大族关中，所由能予以利田宅也。自晋至唐，田皆有还受之法，公田自必甚多。至金世，乃云卖质于人无禁。说见《田业卖质无禁》条。然《金史·高汝砺传》言：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汝砺诤之，谓“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民地自有隐匿，然官田数已不少。《明史·食货志》载弘治时，“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亦然。此岂不足立制度，为推行之本乎？

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者。仲长统《昌言》曰：“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灾也。”其说与悦若合符节。详密之条例，不徒非急务，或且非必须。扼要言之，未耕者悉为公田，惟能耕者乃得受之，即此二语，已尽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义矣。将此二语，明白宣示，与此违者，限期正之；详密之条例，随时随地定之，岂必俟大乱之后？而亦岂虑纷乱之生乎？或曰：并兼者之悖戾，则何所不至？虽如此，岂遂不与政府抗？然耕者其右之乎？耕者不之右，豪强能为乱乎？故均地之制，实不难行也。其不行，乃莫之行，非不可行也。何以莫之行？曰：皇庄也，官庄也，职田也，公廨田也，其剥削莫不同于豪强。然则自天子以至于公卿大夫士，皆豪强也。与虎谋皮得乎？然则荀悦等之论，特鉴于新莽之败而云然耳，固未尽制土分民之理也。

魏三长之立也，李安世上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夺矣。”当时强宗豪族之所为，即仲长统所谓自取者。而均田之令，则从事后正之者也，亦曷尝见其能为乱乎？

《韩非子》曰：“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人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疫、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今人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显学》。人与人是否相若，事极难言。然使其资地相同，所异者只在丰年、旁入之利，饥馑、疾疫、祸罪之殃，韩非之言，庸或未为大过；若先据特厚之资，持是以剥削人，则其所以致富者，乃强豪，非力俭也。此而加以右护可乎？占荒田者是已。《晋书·李班载记》：班尝谓李雄：“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诏：“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宋史·食货志》：绍兴二十六年，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缘豪强虚占良田，而无遍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又淳熙九年，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金史·食货志》：大定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世宗纪》：大定二十年，十月，上谓宰臣：“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此等皆由人得自取所致。荀悦所由欲以口数立限，户调式所以有占田之数也。

土地制度之难立，在于太重先占之权。《晋书·隐逸传》：郭翻，“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县令闻而诘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此以制行论，原不失为廉让之美德，然非所语于为政矣。李安世言桑井难复，宜更均量；所争之田，宜立限断。皆必破弃私有之权，然后其策克遂者也。《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十月，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案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即以诏旨剥夺私有之权者也。谓不合义可乎？

宋杨戬之立公田也，《戬传》谓其谋出于胥吏杜公才。“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以戬之暴，犹必展转寻索田契，可见昔人视私有权之重。此在常局，固亦不得不然，然不能以此妨碍改革之大计也。

《汉书·王莽传》载中郎区博谏莽之辞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此所谓顺民之心者，谓民灭庐井、置阡陌而秦听之，非谓庐井为秦所灭，阡陌为秦所置也。曰民未厌其敝，乃谓民未思复井田，非谓其不恶富者占逾分之田，而己无立锥之地也。曰欲复井田，必有百年之渐，亦以繁碎之条例言。若知行井田之义在于均田，则亦初不俟此也。

《宋史·杨存中传》：乾道元年，兴屯田，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此亦乘兵荒而占取者也。王时升、袁枢所言不过平民，其为害已如此，况将帅乎？

（六八八）官家出举上

振贷平民之事，后世日见其少，而出举兴生之事顾日多。《后汉书·樊宏传》：子鯈，以永平十年卒。“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并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鯈常疾之。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利。鯈并欲奏罢之，疾病未及得上。音归，具以闻。帝览之而悲叹，敕二郡并令从之。”《虞诩传》：永建元年，为司隶校尉。为张防所陷，论输左校。复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是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诩上疏曰：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此皆官自放责以取利者也。《朱俊传》：“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俊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俊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观规所假之巨，而长吏受取之多，无足异矣。《北齐书·宋游道传》：为尚书左丞，“入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臧贿，终是不避权豪”。可见官家出举，历代不绝。然论者究尚以为非法，至隋、唐之世，而所谓公廨钱者，乃公然以出举兴生为事矣。

《隋书·食货志》：“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此先是二字，可上溯至拓跋魏之世。魏百官本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乃颁禄而罢在官商人，见《魏书·本纪》。未颁禄前，疑即任商人出举、兴生以自给。然虽颁禄之后，疑亦未能尽绝，至衰敝之世，乃又从而扬之。宋游道所劾咸阳王坦等，即其事也。《隋志》又云：“开皇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惟禁出举收利。”盖出举之弊，较兴生为尤甚矣。唐世公廨钱，屡罢屡复，甚至祠祭、蕃夷别设、宰相堂除食利、六宫飱钱等，皆恃此以给之。事见《新唐书·食货志》。其散见他处者：《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驲。三月，河南、洛阳两县，亦借本钱一千贯，收利充人吏课役。《代宗纪》：永泰元年，三月，诏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仍特给飱本钱三千贯。《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长庆三年，十月，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懿宗纪》：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蛮侵犯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兴置。《礼乐志》：永泰二年，国子学成，贷钱一万贯，五分收钱，以供监官、学生之费。《新唐书·宦者·鱼朝恩传》云：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盖无一事不恃为经费之源矣。公家将资本放出，使民间得资周转，免于阁置，又得取其利息，以充经费，似亦未为失计。然其授受之间，必尽守私家贷之法乃可。若其别有所挟，则其弊不可胜穷矣。

《宋史·宁宗纪》：嘉泰四年，七月，“蠲内外诸军逋负营运息钱”。则宋时诸军，仍有从事营运者。《辽史·圣宗纪》：开泰二年，七月，“诏以敦睦宫子钱振贫民”。此子钱亦必取之于民者也。《食货志》：“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云为户，盖藉代官营运而免役者。《元史·河渠志》：蜀堰之成，余款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百官志》：大司农司供膳司，所属有辅用库，掌规运息钱，以给供需。太医院大都惠民局，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食货志》：惠民药局：太宗九年，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又命王祐置局。四年，复置局于上都。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准旧例，于各路设置焉。内宰司广惠库，至元三十年，以钞本五千锭立库，放典收息，纳于备用库。《世祖纪》：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仍给钞千锭为本，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须。诸王只必铁木儿言：永昌路驿百二十五，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诏赐钞百八十锭赎还之”。《武宗纪》：大德十一年，七月，“从和林省臣请，如甘肃省例，给钞二千锭，岁收子钱，以佐供给”。至大三年，十月，“三宝奴言：故丞相和礼霍孙时，参议府左右司断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则抱饥而还，稽误公事，今则无以为资。乞各赐钞二百锭规运，取其息钱以为食。制可”。《仁宗纪》：延佑六年，六月，“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供缮修之费”。十一月，“中书省臣言：曩赐诸王阿只吉钞三万锭，使营子钱，以给田猎廪膳，毋取诸民。今其部阿鲁忽等出猎，恣索于民，且为奸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讯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顺帝纪》：至正六年，十二月，“诏复立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凡贷民间钱二十六万余锭”。《孔思晦传》：仁宗时，袭封衍圣公。“子思书院旧有营运钱万缗，贷于民，取子钱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输子钱，并负其本。思晦理而复之。”皆可见出举关涉之广也。

宋时布帛，有所谓预买者。《宋史·食货志》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亦见元方及仕衡传。案《五代史·常思传》：“广顺三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案时居位者应为世宗。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思盖名进其券，实冀朝廷为之征偿也。《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价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此与宋之预买，虽缓急不同，原其朔则同为一事。盖民间先有此等剥削之法，官乃恃其财势，从而攘其利耳。故预买本意，虽在宽民，后亦变为剥削之政矣。《宋史·王随传》：真宗时，“迁淮南转运使，父忧，起复。时岁比饥，随敕属部出库钱，贷民市种粮，岁中约输绢以偿，流庸多复业”。此亦初兴时之预买。《张美传》：太祖时，“拜定国军节度。县官市木关中，同州岁出缗钱数十万以假民，长吏十取其一，谓之率分钱，岁至数百万。美独不取。他郡有诣阙诉长吏受率分钱者，皆命偿之”。此则由预买变为放债矣。俵籴价亦豫给，见《青苗法》条。

《清史稿·陈鸿传》：道光二年，“奉命稽察银库。其妻固贤明，曰：可送妾辈归矣。惊问之，曰：银库美差，苟为所染，昵君者麕至，祸且不测，妾不忍见君菜市也。鸿指天自誓，禁绝赂遗。中庭已列花数盆，急挥去，盆堕地碎，中有藏镪，益耸惧。遂奏库衡年久铁陷，请敕工部选精铁易之。送库日，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库员校验，然后启用。禁挪压饷银、空白出纳，及劈鞘诸弊。库吏百计餂之，不动。复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别立放银簿，钤用印信，以资考核。先是御史赵佩湘驭吏严，其死也，论者疑其中毒。鸿莅库，勺水不敢饮”。又《徐法绩传》：“迁给事中。稽察银库，案事在道光九年后。无所染。（道光）十二年，分校会试。同官与吏乘隙为奸，匿云南饷银。法绩出闱，亟按之，谋始沮。”《论》曰：“陈鸿、徐法绩，清操相继，冀挽颓风，而库藏大狱，卒发于十数年之间，甚矣实心除弊之罕觏其人也！”案所谓库藏大狱者，事在道光二十三年，亏空凡九百万两，见《黄爵滋传》。又《和瑛传》：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劾喀喇沙尔历任办事大臣，私以库款贷与军民及土尔扈特回子，取息钱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则知私以库款出贷，历代皆有其事。

又《觉罗宝兴传》：道光时，为四川总督。“以马边诸厅、县增设防兵，筹议边防经费，请按粮津贴，计可征银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每岁经费，即以余银七十万两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贴病民，拨部帑银百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四川前买义田，遍及百余州县。若更以数十万帑银于各州县买田收租，膏腴将尽归公产。请限于四厅近边地收买，安置屯防。下宝兴妥议。疏言：边防完竣，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岁得息三万七千余两，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余银四十万，听部拨别用。遂罢买田议。”此事亦见《何凌汉传》，可以参观。隋代以兴生贤于出举，给地贤于回易，此则适与相反，足见社会情形，随世变易也。存商利息，不过一分，亦远较前代为轻。

《新唐书·苗晋卿传》：为魏郡太守，“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则民间事业，亦多以出举收息充经费。《宋史·常楙传》：“为浙东安抚使。值水灾。两浙及会稽、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敛者，以十万楮置普惠库，取息造棺以给之。”《黄传》：“知台州。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钱，使不废。”此等虽出官办，实与民间自办者无异，故亦称善政。公家之出举，所恶者原在其恃势横行，实同豪夺，而非在其出举也。

《元史·奸臣·卢世荣传》：世荣奏：“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此欲出贷，与隋、唐之出举不同；所云规运，亦与其所谓兴生者大异。世荣理财之策，不徒非历代计臣所知，并非学人议论所及，疑实来自西域。其能行于中国与否，自难遽断，然入诸《奸臣传》，则实厚诬也。

公家亦有入举者，已见《古振贷二》条。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萧颖胄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资，以充军费。当时所谓换，即今所谓借也。《元史·王楫传》：“戊子，宋理宗绍定元年，成吉思汗死之明年也。奉监国公主命，领省中都。属盗起信安，结北山盗李密，转掠近县。楫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无备？引水环城。调度经费，楫自为券，假之贾人，而敛不及民。”燕帖木儿之起，伯颜应之，亦借赀商人，许以倍息。此等皆在用兵之时。《新唐书·薛仁贵传》：子讷，迁蓝田令。“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亦止。”讼息钱而判以义仓粟为偿，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贷款，必与地方公务有关涉也，此则在于平时矣。

（六八九）官家出举下

专制之世，官私不甚分明。官之所为，与作官者之所为，往往混为一谈；而私家之所为，亦有托诸官或作官之人者。出举其一事也。

《史记·萧相国世家》言：高祖击黥布，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客有说相国买田地，贳贷以自污者。此说，盖汉初治纵横家言者所造，不足信，然当时有此等事，则可想见也。《汉书·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陵乡侯，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其明证矣。《宋书·蔡兴宗传》：“迁会稽太守。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挠乱在所，大为民害。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兴宗悉启罢省。”《隋书·秦王俊传》：镇并州，“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旧唐书·高季辅传》：太宗时上封事，言“公主、勋贵，放息出举，追求什一”。《新唐书·徐有功传》：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责息钱于贵乡，遣家奴督敛，与尉颜余庆相闻知。《辽史·道宗纪》：清宁三年，十二月，“禁职官于部内假贷、贸易”。太康九年，七月，“禁外官部内贷钱取息，及使者馆于民家”。《金史·马琪传》：“世宗谓宰臣曰：比者马琪主奏高德温狱，其于富户寄钱，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为乃尔。称职之才，何其难也？”《元史·刑法志·禁令》：“诸监临官辄举贷于民者，取与俱罪之。”《明史·太祖诸子传》：宁王宸濠，“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外戚传》：孙忠，“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有司望风奉行，民不堪，诉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执家奴戍边，忠不问”。皆作官之人。若贵势之家，自以其钱出贷，非以官钱也。其与官相依倚者，则如汉掖庭狱“为人起责，分利受谢”；《汉书·谷永传》。罗裒致千余万，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货殖传》。北齐诸商胡，负官债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北齐书·卢潜传》。皆是。《明史·杨松传》：附《骆开礼传》。“历官御史，巡视皇城。尚膳少监黄雄征子钱与民閧，兵马司捕送松所。事未决，而内监令校尉趣雄入直，诡言有驾帖。松验问无有，遂劾雄诈称诏旨。帝穆宗令黜兵马司官，而镌松三级，谪山西布政司照磨。”则并有依托宫禁者矣。

与官相依倚者，以商人为最多。以其兼事出举、兴生，二者皆有恃于官势也。《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此所谓假贷，盖谓赊欠货物，即晁错所谓“乘上之急，所卖必倍”，乃兴生之事，非出举之事也。然游资在手，兼事出举，自亦甚便。故刘从谏署贾人子为牙将，使行贾州县，其人遂所在暴横，责子贷钱矣。《新唐书》本传。

《旧唐书·杜亚传》：充东都留守。“既病风，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此军人从事放债者也。《明史·颜鲸传》：“擢御史，出视仓场。奸人马汉，怙定国公势，贷子钱漕卒。偿不时，则没入其粮，为怨家所诉。汉持定国书至，鲸立论杀之。”则又贵势之放债于军人者矣。

《北齐书·循吏·苏琼传》：迁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应对肃敬。研虽为债数来，无由启口。”此可见当时僧人，亦多与官吏相结托。

与官吏相结托者，不过取其权力而已，纲纪颓敝之世，又有不待官而自行之者。《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瘐死者，是也。然此等事非可常行，故与官结托者究多。

士大夫亦有以贳贷为可耻者。《宋书·王弘传》：父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顾之传》：“五子：约、缉、绰、缜、绲。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常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与之。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叹弥日。”《齐书·崔慰祖传》：“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料得父时假贳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宋史·陈希亮传》：“幼孤，好学。年十六，将从师。其兄难之，使治钱息三十余万。希亮悉召取钱者，焚其券而去。”皆其事也。然此等人如凤毛麟角矣。

士大夫亦有入举者。如范质兄子杲，家贫，贷人钱数百万是也。《宋史·质传》。此等人，谨慎守法者，亦多为债主所苦。《旧唐书·崔衍传》：继母李氏，不慈于衍，而衍事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衍岁为偿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盖其盘剥颇深矣。宋王旦为中书舍人，家贫，与昆弟贷人息钱，违期，以所乘马偿之。《宋史·王祜传》。太宗并用李沆、宋湜、王化基为右补阙、知制诰，各赐钱百万。又以沆素贫，多负人钱，别赐三十万偿之。《宋史·沆传》。亦其事也。其豪横者，则或不作偿计。《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河阳严侯陈涓，子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其最早者矣。《宣元六王传》：朱博自言负责数百万，淮南宪王钦遣吏为偿二百万。《佞幸传》：邓通败后，家负责数巨万。《后汉书·梁冀传》：冀从士孙奋贷钱五千万，奋与以三千万。此等盖皆相交关为奸利，非迫于用，其借以供挥霍者。则如《潜夫论》言：“王侯、贵戚、豪富，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或殴击责主，入于死亡。诸妄骄奢、作大责者，必非救饥寒而解困急，振贫穷而行礼义者也，咸以崇骄奢而奉淫湎耳。”《断讼》。是其事也。小民安有钱可以出借？盖皆出于赊欠。汉高祖从王媪、武负贳酒；吕母益釀醇酒，赊与少年来沽者；《后汉书·刘盆子传》。潘璋居贫好赊沽；皆是。王符又言：“永平时，诸侯负责，辄有削黜之罚，其后皆不敢负民。”可见负民习为恒事。然究不能不受法律之裁正，故又必崇聚酒徒无行之人，以其不畏法律也。此等可谓不法已极。唐章怀太子之子守礼，常带数千贯钱债。或谏之。守礼曰：岂有天子兄，没人葬？《旧唐书·高宗诸子传》。转为愿朴者矣。

《宋史·奸臣·吕惠卿传》：邓绾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钱买田。此说未知信否。然以诋惠卿纵诬，当时必自有此等事。此又贵势入举之一种也。

《新唐书·宋璟传》：“京兆人权梁山谋逆，敕河南尹王怡驰传往按，牢械充满，久未决，乃命璟为留守，复其狱。初，梁山诡称婚集，多假贷，吏欲并坐贷人。璟曰：婚礼借索大同，而狂谋率然，非所防亿。使知而不假，是与为反。贷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纵数百人。”假贷何必分向数百人？数百人何以皆信之？其事殊不可解。梁山盖豪侠者流？其诡称婚集，盖亦如今豪侠者所谓“开贺”？特今则竟以相遗，尔时则犹称假贷耳。史言陈汤家贫，匄贷无节，此与汉高、潘璋、从吕母赊沽之少年，正汉诸侯王所崇聚者耳。

《宋史·李汉超传》：“迁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人有讼汉超强取其女为妾及贷而不偿者，太祖召而问之曰：汝女前适何人？曰：农家也。又问：汉超未至关南，契丹如何？曰：岁苦侵暴。曰：今复尔邪？曰：否。太祖曰：汉超，朕之贵臣也，为其妾，不犹愈于农妇乎？使汉超不守关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责而遣之。密使谕汉超曰：亟还其女并所贷。朕姑贳汝，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此人敢与汉超讼，讼而能达九重，必非贫弱，汉超盖亦择富民而鱼肉之耳。

时愈晚，则出举取利之事愈多。《宋史·文苑·贺铸传》：“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官祠禄，退居吴下，以是杜门，将遂其老。家贫，贷子钱自给。有负者，辄折券与之。秋豪不以丐人。”又《孝义·郝戭传》：“家贫，竭力营养。或怜伤之，贷以钱数百万，使取息自赡。戭重谢，留钱五六年不用，复返之。”此虽尚与子钱家所为有异，然亦足见士大夫之恃子钱自活者日多矣。

（六九○）京债

《陔余丛考》卷三十三，有一条论历代放债起息之重轻，其论近代京债云：“富人挟赀住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记·货殖传》：吴楚七国反时，长安列侯当从军者，欲贷子钱，子钱家莫肯贷，惟无盐氏捐金出贷，其息十之。吴楚平，而无盐氏之息十倍。曰子钱家，则专有此出钱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债者也。曰息十倍，则如今京债之重利也。又《旧唐书·武宗纪》：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预借料钱到任扣还之例。此又后世京债故事，及官借俸钱之始。”愚案：肯贷款者独一无盐氏，可见当时所谓子钱家者，并不注意于此，故此例实不甚切。唐武宗时事，见《旧唐书·本纪》会昌二年，则真后世之京债也。《宋史·吕祐之传》：“端拱中，副吕端使高丽，假内府钱五十万以办装。还遇风涛，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货沉之，即止。复献《海外覃皇泽诗》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贷。”此亦官借俸钱之类也。

《旧唐书·高瑀传》云：“大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沉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忠武节度使。自大历以来，节制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缙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然则京债之盘剥，又不止于文臣也。《后妃传》：文宗母萧氏，因乱去乡里，有母弟一人。文宗诏闽越求访。后，福建人。有萧洪者，冒充后弟。上以为复得元舅，拜河阳怀节度使，迁鄜坊。先是，有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时有自左军出为鄜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乃征钱于洪。洪不肯。卒以此败。此则以军人而放京债，无怪其神通之广大矣。《宋史·尹洙传》：知潞州，“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无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假公使钱为偿之”。区区军校补边，亦为京债所及，可谓无微不至矣。

《清史稿·刘荫枢传》：康熙时，除刑科给事中。疏言：“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乞敕严立科条，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与瓯北所言，如出一辙。

（六九一）营债

军人不徒剥削债帅也，亦剥削其兵士。《宋史·兵志》：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军政大备，比多逃亡，其弊有六。”“二曰举放营债。”所谓举放营债，盖贷款于兵士而收其息也。《志》又载熙宁十年，诏：“安南道死、战没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义勇等，有贷于官者，展偿限一年。”出征须自假贷，其役使之酷可想。《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罗欢等言：“外郡戍卒封桩钱，军官迁延，不以时取，而以己钱贷之，征其倍息。”《兵志》：世祖至元十年，八月，“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刑法志·职制上》：军官之罪，有“举债倍息”。《职制下》：“诸军官役其出征军人家属，又借之钱而多取其息者，并坐之。”足见其弊之普遍。《明史·王章传》：“出按甘肃。边卒贷武弁金，偿以贼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数启边衅。章著令，非大举毋得以零级冒功。”更可谓无奇不有矣。

坐此剥削，故兵士甚贫。《宋史·高宗纪》：绍兴二十九年，五月，“禁权要豪民举钱军中取息。”《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重熙间，应诏言：“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削十倍其息，至有粥子、割田不能偿者。”《金史·奥屯忠孝传》：“改沁南军。坐前在卫州句集妨农军借民钱不令偿，由是贫富不相假贷，军民不相安，降宁海州刺史。”足见军士之须假贷，历代皆然也。兵之陵民，何所不至？而至于举钱取息，则不得不受其羁轭。钱之为力，可谓大矣。

《三国志·高柔传》云：“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掘礼，即得其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班下天下，以礼为戒。”此又营伍之中，自相假贷之事也。窦礼信非轻狡，然观其事，则知出举取利，谨厚者亦复为之矣。

（六九二）民间借贷

借贷之事，在城市者，盖以工商为多，乡村则多农民。乡村赀财少，农民又多愿朴，故其盘剥为尤酷。晁错说汉文帝，言商人兼并农人，盖其意主抑商，故但言商人；其实田连阡陌之家，亦未尝不如是也。《后汉书·樊宏传》，言其父重，“世善农稼，好货殖，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魏书·卢义僖传》：“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北齐书·卢叔武传》：“叔武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而岁岁常得倍余。”《北史·李士谦传》：“士谦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责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明年，大熟，责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此等多粟之家，盖皆当时之大地主也。诸人皆获好义之名，然合全局观之，则必求利者其常，而振施者其变矣。《宋史·食货志》言：太宗时，“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赀财，出息不得踰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宣仁太后临朝，起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其言之可谓痛矣。放此等债者，其追索恒特酷。宋武帝负刁逵社钱三万，为所执录，事见《南史·本纪》。《魏书·刁雍》及《岛夷传》皆同，惟《北史·雍传》作一万。其后辗转报复，可谓以涓涓之流，而酿滔天之祸。宋武亦豪杰之流，而犹如此，况于羸弱者乎？《宋史·崔与之传》，言民有窘于豪民逋负，殴死其子诬之者，盖诚有所不得已也。

亦有商人、地主，合而为一者。《清史稿·循吏·郑敦允传》：附《狄尚絅传》。道光八年，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枣阳地瘠民贫，客商以重利称贷，田产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许贷户自陈，子浮于母则除之。积困顿苏。”以商人贷款而准折人田产，此晁错所以谓商人兼并农人也。

乘人之急而鱼肉之，已足诛矣。乃又有诱人使入陷阱者。《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诏诱人子弟析家产，或潜举息钱，辄坏坟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宜矣。

《元史·成宗纪》：大德五年，十月，“诏权豪势要之家，佃户贷粮者，听于来岁秋成还之。”此田主于收租之外，更以借贷剥削其佃户者也。

在城市者，盖多以钱借贷。《元史·孝友传》：“孙秀实，大宁人。里人王仲和，尝托秀实贷富人钞二千锭，贫不能偿，弃其亲逃去。数年，其亲思之，疾，秀实日馈薪米存问，终不乐。秀实哀之，悉为代偿，取券还其亲。后命奴控马赍金，访仲和使归，父子欢聚，闻者莫不叹美。又李怀玉等贷秀实钞一千五百锭，度无以偿，尽还其券不征。”此等皆为数颇巨，盖工商有赀产者。《梁书·王志传》：天监元年，迁丹阳尹。“京师有寡妇，无子，姑亡，举债以敛葬，既葬而无以还之。志愍其义，以俸钱偿焉。”则凡民之迫于用者也。《史记·货殖列传》：长安有子钱家。《元史·吴鼎传》：同知中政院事。“浙有两富豪曰朱、张家，多贷与民钱。其后两家诛没，而券之已偿者，亦入于官，官惟验券征理，民不能堪。鼎力为辨白，始获免。”专以出贷为事，盖亦所谓子钱家矣。《宋史·吴奎传》：权开封府。“富人孙氏辜榷财利，负其息者，至评取物产及妇女。奎发孙宿恶，徙其兄弟于江淮间，豪猾畏敛。”子钱家之居辇毂下者，其神通，又非寻常之子钱家比也。

豪猾虽自有势力，究仍多依倚官府。宋秦州民李益，民负息钱，官为督理，引见《富人之不法》条。《金史·章宗纪》：明昌元年，八月，“禁指托亲王、公主奴隶，占纲船，侵商旅，及妄征钱债。”亦其伦也。《宋史·陈舜俞传》：舜俞诤青苗法有云：“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以官不理债务为保全元元，盖知官吏必左袒债主也。《儒林·黄震传》：“调吴县尉，吴多豪势家，告私债则以属尉。民多饥冻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贵家告。”吴之豪势家，亦秦之李益也。

官之右护富民，亦有出于不得已者。盖既不能刬除贫富，又举相沿已久、习以为安之局而坏之，其为患，必更有不堪设想者也。《宋史·沈立传》：“迁两浙转运使。苏、湖水，民艰食，县戒强豪民发粟以振，立亟命还之，而劝使自称贷，须岁稔，官为责偿。”《朱寿隆传》：为京东转运使。“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举贷立息，官为置籍索之，贫富交利。”皆以此也。《崔与之传》：知建昌之新城。“岁适大歉。有强发民廪者，执其首，折手足以徇，盗为止。劝分有法，贫富安之。”《陈居仁传》：“移建宁府。岁饥，出储粟平其价，弛逋负以巨万计，代输畸零茧税。有因告籴杀人者，会赦免，居仁曰：此乱民也，释之将覆出为恶，遂诛之。”意亦如是。然折其手足已甚矣，况杀之乎？

《金史·黄久约传》：“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下有司议。久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不均，亦理之常。若从或者言，适足以敛怨，非损有余补不足之道。章宗时领右丞相，韪其议。”案行或者之言，则不得不官为理欠，此其一难。然明二祖、仁、宣时，曾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见《明史·食货志》。又《刘辰传》：迁江西布政司参政。“岁饥，劝富民贷饥者，蠲其徭役，以为之息。官为立券，期年而偿。”则迫之虽属难行，劝之亦自有其术也。

富人莫能救恤，贫民自不得不相濡以沫。既曰贫民，安有余力，则合众之道尚焉。《新唐书·循吏传》：韦宙，出为永州刺史。“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此即后世纠会之法，缓急之藉以济者多矣。

（六九三）质典

出举者必不甘丧其所有也，于是乎有质典。可质典之物甚众。《梁书·处士庾诜传》：“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劾妄款。诛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南史·谢弘微传》：曾孙侨，“素贵。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答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北齐祖珽，尝以《华林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是书可为质也。褚炫病，无以市药，以冠剑为质。《南史·褚彦回传》。孙腾、司马子如尝诣李元忠，逢其方坐树下，葛巾拥被，对壶独酌，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及卒，又以金蝉质绢，乃得敛焉。杜甫之诗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诗人之辞，似不容尽据为典实。然《宋史·张秉传》言：“秉好饬衣服，洁馔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会，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贫，常质衣以给费焉。”则杜陵之辞，亦非尽子虚矣。是凡衣饰皆可为质也。《元史·儒学·胡长孺传》：为台州宁海县主簿。“永嘉民有弟质珠步摇于兄者，赎焉，兄妻爱之，给以亡于盗。屡讼不获直，往告长孺。长孺曰：尔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几，治盗。长孺嗾盗诬兄受步摇为臧，逮兄赴官，力辨数弗置。长孺曰：尔家信有是，何谓诬耶？兄仓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质者。趣持至验之。呼其弟示曰：得非尔家物乎？弟曰：然。遂归焉。”此又以贵重之物为质者也。以物为质而后出举，实最利于举主。然举主必资力雄厚，且必能保守其质物。独力不给，集众为之，而典肆兴矣。然非一蹴可几也。

《南史·循吏传》：甄法崇孙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遗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案《齐书·褚渊传》言：渊死后，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则当时僧寺，实为一质押称贷之所。《魏书·释老志》：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僧尼且然，岂况于寺？出举而多受质物，则寺库立矣。《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稹，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通鉴》云：“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胡《注》云：“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通鉴》本文，质字下似夺库字。综观诸文，盖藏钱帛之所谓之柜，粟麦之所谓之窖，出于钱粟之外者，则谓之库也。至此则缘起僧寺，托于周急以自文者，公然为牟利之举矣。《老学庵笔记》云：“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则宋时僧寺，犹有从事于此者，然日衰矣。《五代史补》云：“慕容彦超之被围也，勉其麾下曰：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有卒私言曰：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诸军闻之，稍稍解体。高祖入，有司阅其库藏银，铁胎者果什七八。初，彦超令人开质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言之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宝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速皆藏匿，仍乱撒其余，以为贼践，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彦超下令：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日内各投状，明言质物色目，当倍偿之。百姓以为然，投状相继。翼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则五代时并有官典矣。

《金史·百官志》：“中都流泉务。大定十三年，上谓宰臣曰：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若官为设库务，十中取一为息，以助官吏廪给之费，似可便民。卿等其议以闻。有司奏于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并置质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凡典质物，使、副亲评价直，许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计之。经二周年外，又踰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出帖子时，写质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银等第分两、所典年月日、钱贯、下架年月之类。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干人，验元典官本，并合该利息，陪偿入官外，更勒库子，验典物日上等时估偿之。物虽故旧，依新价偿。仍委运司佐贰幕官识汉字者一员提控，若有违犯则究治。每月具数申报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罢之。二年，在都依旧存设。”此典肆规制见于史最早者。其待质物者，较后世私典颇优。然此类事官办必不能善，故后不得不皆罢也。《元史·文宗纪》：至顺元年，正月，“赐燕帖木儿质库一”。知元时亦有官典。然《刑法志·禁令》云：“诸典质不设正库，不立信帖，违例取息者禁之。”则私典究盛矣。信帖，即金流泉务之帖子。《齐书·萧坦之传》：坦之死，收其从兄翼宗，“检家赤贫，惟有质钱帖子数百”。此事《通鉴》见永元元年。《注》云：“质钱帖者，以物质钱，钱主给帖与之，以为照验，他日出子本钱收赎。”其昉也。

商业初兴时，受官管制颇严，如《礼记·王制》所载：“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等是也。典肆亦然。《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九月，“禁卫士不得私衣侍宴服，及以质于人。”《宁宗纪》：至顺三年，十月，“敕百官及宿卫士有只孙衣者，凡与宴飨，皆服以侍，其或质诸人者罪之”。《刑法志·职制下》：“诸管军官辄以所佩金银符充典质者，笞五十七，降散官一等。受质者减半。”皆是。然此等亦终成具文而已。

自吾所传闻之世，下逮少时所见，全国典肆，盖有数千，而在乡实多于在城。其受质也，主于粟米、丝绵、布帛、衣物；于他琐屑之物，亦多受质。利率月二分。而其为质者守护其作质之物，亦他放债者所弗逮也。又其受官管理颇严，故其营业颇为稳固，存款者多乐于是，典肆得之，可以扩充其营业，而公私款项，亦有存放之所也。典肆之败坏，实与银圆之流行相关。当银圆未行时，典肆实为极稳固之业，逮其盛行，平钱稍尽，钱价日跌，典肆以受官管理故，出入仍皆用钱，而社会实已用银。质物时得钱若干，将来仍以此数来赎，合之银价，所亏甚巨，虽加息无益也。典肆在斯时，受创最巨。其后虽许改正，然民生日蹙，质物而不能赎者日多，且所质之物，多为衣服。晚近风气，裁制多尚新奇，而自洋布及人造丝盛行，衣服亦不如土布暨纯丝所制紬缎之牢固，不赎者遂益增多，售诸衣庄，亦不能得善价，典肆遂纷纷倒闭矣。公元一九三一年后，上海银行有至内地设抵押所者。然其所受之广，及其与农民之相习，尚远不如典肆也。倭难旋作，事亦遂辍。

乡民除土地外，可以质典之物甚少，此兼并之所以盛行也。《宋史·仁宗纪》：天圣六年，九月，“诏河北灾伤，民质桑土与人者悉归之，候岁丰偿所贷”。此等原欲保护贫民，然无益也。何者？出举者必不甘丧其所有，无质典，则借贷愈难也。《金史·高汝砺传》：汝砺言“循例推排”，民“或虚作贫乏，故以产业低价质典”。足见质典之事，平时并不甚多。张骏尝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见《魏书》。宋时，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偿者，估实直如卖坊场河渡法。若未输钱者，官收其租息。元丰二年令。见《宋史·食货志》。此皆官家，故能如是。民间惟武断者为之，而兼并转盛矣。

《宋史·刘文质传》：子涣，“历知邢、恩、冀、泾、澶五州。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贱卖耕牛，以苟朝夕。涣在澶，尽发公钱买之。明年，民无牛耕，价增十倍。涣复出所市牛，以元直与民。澶民赖不失业。”此亦犹许其典质也。故典质者即或重取其息，较之迫买，相去终有间也。

以货物为抵，而贷款以经商者，为《周官》之泉府。王莽亦行之。宋市易法、抵当所，亦颇得其意。市易法未能行，而抵当所卒不能废。见《宋史·食货志》《职官志》。黄 知台州，“为抵当库”；徐鹿卿为江东转运判官，“岁大饥，减抵当库息”；皆见《宋史》本传。则地方亦颇藉以周转。

《宋史·李谦溥传》：子允正，雍熙四年，“迁閤门通事舍人。时女弟适许王，以居第质于宋偓。太宗诘之曰：尔父守边二十余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质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内侍辇钱赎还。缙绅咸赋诗颂美”。《向敏中传》：“故相薛居正孙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诏无得贸易，敏中违诏质之。会居正子惟吉嫠妇柴，将携资产适张齐贤，安上诉其事，柴遂言敏中尝求娶己，不许，以是阴庇安上。”《金史·移剌子敬传》：“卒，家无余财，其子质宅以营葬事。”皆城市中以宅为质者。

以人为质，久为法所不许，然亦终不能绝。《元史·刑法志·禁令》：“诸称贷钱谷，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即其事也。前代奴婢，以罪没入与以贫穷粥卖者不同。以罪没入者可黥面，以贫穷粥卖者不能也。见《三国志·毛玠传》。而《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年，十一月，“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仍禁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则并视如罪人矣。《宋史·食货志》上：“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祐旧法。从之。”典卖田宅，而不许其离业；贷钱除交还外，又抑勒以为地客；皆为奴之渐也。淳熙比附略人法，亦必有其由，恐其不法，尚不仅如范荪所言耳。

凡事独力不如合众徒，贷赀于人，而富家联合为之，乃近世钱庄所由兴；其收受质物者，则典肆所由兴也。故钱庄典肆之兴，亦为生计自然之演进。

（六九四）借贷利率

古书言利息最早者，为《周官》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之语。司农谓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说颇牵强，且亦未及息率。康成云：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并据载师之文，而云：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贾《疏》因并“近郊十一”等文用之，且推诸小宰八成之“称责”，其凿空亦与司农同，其所言之利率，亦不足信矣。《史记·货殖列传》云：“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汉书·贡禹传》云：“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岁有十二之利。”而《食货志》晁错谓农夫“取倍称之息”，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师古曰：“称，举也，今俗所谓举钱者也。”案此犹今云借加倍偿还之债。则当时息率之低者，为今所谓二分，其高者则今所谓十分也。《史记·货殖列传》又云：“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集解》引《汉书音义》云：“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可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贾贵而卖，贱乃买，故十得五。”此说殊误。金钱千贯，其什二正二十万。三之五之，即《易·系辞传》“参伍以变”之“参伍”字，乃动字，非数字。此言贾人以驵会所平物价为节度，而参伍用之，亦可得什二之利耳。故下文又总结之曰“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货殖列传》又云：“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惟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索隐》云：“出一得十倍。”此说更误。本一息十，亘古未闻。果若所云，列侯封君，安肯俯首就范？其息什之，盖亦谓子本相侔，即所谓倍称之息。什倍，谓以十分之十加厚，非谓以一出，以十一入也。盖以盘剥农夫之利率，施诸列侯封君耳。

《泉府注》云“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与《汉书·食货志》合《王莽传》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钱与民，月收其息三钱也”，二说不同，未知孰是。盖《食货志》所言为定法，而初行时未能遽如法邪？

《魏书·张骏传》：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此亦倍称之息，盖沿民间旧习也。利不充即簿卖田宅，则民间出举者所不能矣。

隋、唐之世，官之取于民者，远过于秦、汉时之什二。公廨钱之制，见于《新书·食货志》者：贞观十五年，以捉钱令史主之，所主才五万钱以下，而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此今所谓八分利也。永徽中，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开元十年罢之。十八年复，收赢十之六。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钱，则收息五之一。案《全唐文》卷三载玄宗诏云：“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新唐书·礼乐志》：永泰二年，国子学成，贷钱一万贯，五分收息。《旧唐书·沈传师传》：“建中二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各准品秩给俸钱、廪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传师父既济上疏，言“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廪、什器、厅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亦以五分为率也。然则当时官贷五分，私贷四分，盖视为持平之利率，故中叶后咸遵之也。

古所谓倍称之息者，并未言及其时之长短。然以理度之，其为时必不长。以此等借贷，原出农家，必也春耕时借，秋获时还也。设以半年为期，则一年所得，将再倍其本矣。此其所以为重也。后世则不论其时之长短，但息过于本则禁之。《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四月丁亥，《新五代史》作己亥。制：“私放远年债负，生利过倍，自违格条，所在州县，不在更与征理之限。”龙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公私债负，纳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唐明宗纪》：长兴元年，圜丘赦制：“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晋高祖纪》：天福六年赦诏：“私下债负，征利一倍者并放。”《宋史·太祖纪》：乾德四年，八月丁酉，“诏除蜀倍息”。《食货志》：太宗时，“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赀财，出息不得踰倍。”《光宗纪》：淳熙十六年，闰五月，“免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私负。十五年以后，输息及本者亦蠲之”。《金史·食货志·和籴》：宣宗贞祐中，“上封事者言：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皆禁其踰倍者也。《元史·良吏·谭澄传》：为交城令。“岁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赋，逃窜殆尽，官为称贷，积息数倍，民无以偿。澄入觐，因中书耶律楚材面陈其害，太宗恻然，为免其逋。其私负者，年虽多，息取倍而止。”《刘秉忠传》：秉忠上书世祖，时世祖未立。有云：“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亦仍守中国旧法。其后遂自定为法令。《布鲁海牙传》：“世祖即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命布鲁海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钱贷人者，不踰时倍取其息。布鲁海牙正其罪，使偿者息如本而止。后定为令。”《世祖纪》：至元六年，九月戊午，“敕民间贷钱取息，虽踰限，止偿一本息”。《刑法志·禁令》：“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赢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盖皆《布鲁海牙传》所谓令者也。《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完泽贷民钱，多取其息，命依世祖定制”。所指盖亦此令。《陈思谦传》：“至顺元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先是关陕大饥，民多粥产流徙，及来归，皆无地可耕。思谦言听民倍直赎之，使富者收兼人之利，贫者获已弃之业。从之。”亦认倍称为合法者也。

月利不过三分，《金史·食货志》外，又见《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四月，“定民间贷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其事也。亦重于汉时之什二。案《汉书·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取息过律，陵乡侯欣坐贷谷息过律，皆获罪。则重利盘剥，久有法禁，但恒不易行耳。《周官》朝士：“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司农云：“同货财谓合钱共贾。”康成则云：“富人畜积者，多时收敛之，乏时以国服之法出之。虽有腾跃，共赢不得过此，以利出者与取者；过此则罚之，若今时加贵取息坐臧。”释“同货财”未知孰是，谓其时有加贵取息坐臧之法，则必不诬也。

（六九五）古代贱商之由

子贡废著粥财，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莫不分庭与之抗礼。乌氏倮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擅丹穴之利，则以为贞妇而客之。晁错论当时商人，谓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其重富人如此，然言及商贾，则又恒以为贱，何哉？杨恽《报孙会宗书》曰：“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十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可谓若将浼焉。又其甚者，“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周官·地官司市》。几于刑余之贱矣。岂真以其皇皇求财利，非士大夫之意，故贱之乎？非也。隆古之民好争，惟武健是尚，耕稼畜牧，已非所问。贸迁有无，更不必论矣。是惟贱者为之。其后居高明者，非不欲自封殖，则亦使贱者为之。《货殖列传》曰：“齐俗贱奴虏。而刁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恶也。惟刁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今所传汉人乐府《孤儿行》曰：“孤儿生，孤儿遇生，命当独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子渊《僮约》曰：“舍后有树，尝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椽求用钱。推访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儋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儋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虽讽刺之辞，或溢其实，游戏之文，不为典要，然当时贩粥，皆使贱者为之，则可见矣。《货殖列传》所列诸人，度亦深居，发踪指示，坐收其利，非真躬与贾竖处也。不然，安得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哉？且达官贵人，因好利故，至于与贾竖抗礼，而语及其人，则又贱之，亦非自舛倍也。近世淮南鹾贾，有起自奴仆者，士人或从之求匄，犹不欲与通婚姻。乡人有嫁女军人者，军人故盗也。戚党耻之，虽其人亦自惭恧。然耻之者，亦未尝不以其从军人餔啜为幸。为贪财利，乃蚁慕小人，语及家世，则又自矜亢，承流品之余习，丁好利之末世，人之情固然，其无足怪。

附：市区

古代之市，皆自为一区，不与民居相杂，所以治理之者甚备，监督之者亦严。其见于《周官》者，有胥师以察其诈伪；贾师以定其恒贾；司虣以禁其斗嚣；司稽以执其盗贼；胥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肆长以掌其货贿之陈列；而司市总其成。郑《注》云：“司市，市官之长。”又云“自胥师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长。市中给繇役者”。又有质人以掌其质剂、书契、度量、淳制、廛人以敛其布。凡治市之吏，居于思次。司市：“以次序分地而经市，凡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注》：“次，谓吏所舍。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属，别小者也。郑司农云：思，辞也。次，市中候楼也。玄谓思当为司，声之误也。”《天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布，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通货贿则以节传出入之。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注》：“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自外来者，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又云：“商或取货于民间，无玺节者至关，关为之玺节及传出之。其有玺节，亦为之传。传如今移过所文书。”物之藏则于廛。《孟子·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注》：“廛，市宅也。”《王制》：“市廛而不税。”《注》：“廛市物邸舍。”《周官》载师： “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注》：“故书廛或作坛。郑司农云：坛读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谓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又《序官·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说云市中空地。玄谓：廛，民居匠域之称。”又廛布《注》云：“邸舍之税。”又，遂人“夫一廛”《注》：“郑司农云：廛，居也。扬子云有田一廛，谓百亩之居也。玄谓廛，城邑之居。盂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喿麻者也。”愚按廛为区域之称，所谓市中城中空地者，正区域之谓也。但乡间可居之区域，亦称为廛。筑室其上，亦得沿廛之称。初不论其在邑在野、有宅无宅、为民居、为邸舍也。孟子言：“廛而不税。”指商肆，下又言：“廛无夫里之布。”则指民居。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明言在国中。遂人“夫一廛”，则必在野矣。《荀子·王制》定廛宅似以廛与宅为对文。许行“愿受一尘而为氓”，则又似为通名，不必凿指其为空地，抑为宅舍也。虽关下亦有之。司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证廛。”《注》：“征廛者，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关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为市之廛。”是货物之运贩、屯积、粥卖，皆有定处，有定途也。《周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疏》云：“大市于中，朝市于东偏，夕市于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注》：“朝市宜于市之东偏。”引《周官》此文为说，此疏所据也。然则一市之中，亦有部分不容紊越矣。《周官·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又曰：天子巡守，“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惟市有定地。故监督易施，而物价亦可考而知也。秦汉而降，此意仍存。《三辅黄图》谓长安市有十，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四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是汉之市有定地也。《唐书·百官志》谓：“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谷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簿。”两京诸市署令。是唐之市有定地也。此犹京国云尔。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则大都会皆有市长矣。隋开皇中，以钱恶，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则天长安中，亦悬样于市，令百姓照样用钱。则诸州邸肆皆有定所矣。北魏胡灵后时，尝税入市者人一钱。《辽史》谓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令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他州县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则辽之市亦由官设，由官管理矣。要之邸肆民居，毫无区别，通衢僻巷，咸有商家，未有如今日者。此固由市制之益坏，职可见贸易之日盛也。

（六九六）论金银之用

中国用金银为币，果始何时乎？曰用银为币，始于金末，而成于明之中叶，金则迄未尝为币也。自明废纸币以前，可称为币者惟铜耳。何以言之？

《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为书传言用金银最古者。《平准书》本伪物，此数语在篇末，又系后人记识之语，混入正文。《汉书·食货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记识者何由知之？《汉志》又言：“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管子》的《国蓄》《地数》《揆度》《轻重》诸篇皆言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所谓先王，盖亦指周。《轻重乙》以为癸度系对周武王之言。则用黄金为币，当始于周也。《管子·山权数》言禹以历山、汤以庄山之金铸币，未言何金，然下文系言铜。然此时所谓币者，与后世之所谓币，其意大异，不可不察。

凡物之得为易中者，必有二因：一曰有用，一曰好玩。《汉志》释食货之义曰：“食为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布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所谓食，即今所谓消费；所谓货，即今所谓交易也。《志》又云：“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则所谓货者，实兼指金、铜、龟、贝、布、帛言之。是时之金，果可行用民间为易中之物乎？则不能无疑矣。

汉志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粟石三十。《史记·货殖列传》亦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则三十实当时恒价。古权量当今四之一，则百二十钱得今粟一石，一钱得粟八合余矣，此可供零星贸易之用乎？而况于黄金乎？然则古之金，果用诸何处？曰用诸远方。《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国蓄》《地数》《揆度》《轻重乙》略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饘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山权数》。盖古者交易未兴，资生之物，国皆自给，有待于外者，厥惟荒歉之年。故《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布者铜币，所以通寻常之贸易。《揆度》所谓“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者也。

至于相距七、八千里之处，则铜又伤重赍，而不得不以黄金珠玉通其有无也。此黄金珠玉，岂持以与平民易哉？非以为聘币而乞粜于王公贵人，则以与所谓万金之贾者市耳。至于民间，则钱之用且极少，而黄金珠玉无论也。李悝言粟石三十，乃用以计价耳，非必当时之籴粜者，皆以钱粟相易也。《管子·轻重丁》：桓公欲藉国之富商畜贾，管子请使宾无驰而南，隰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视四方称贷之间，受息之民几何家。反报西方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中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南方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五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东方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十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北方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参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受子息民参万家。可见当时称贷钱谷并用，及当时富家藏粟之多。其中丁惠高国，乃大夫也。桓公又忧大夫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可见大夫与富商畜贾，并为多藏钱粟之家矣。大夫如此，国君可知。《山权数》：北郭有得龟者，管子请命之曰：“赐若服中大夫。东海之龟，托舍于若。”四年，伐孤竹。丁氏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当时以珠玉黄金等为币，皆用之。此等人非如后世帛币用诸寻常贸易之间也。

然则货币之原始可知已矣。布帛泉刀，物之有用者也，所以与平民易也。泉为钱之借字。钱本农器名，钱刀并以金为之。械器粗拙之时，日用之物，人民并能自造，惟金所成之械器不然。《易·大傅》曰：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则兵及农器，亦不用金。然究为难造之物，非夫人所能为，故为人所贵，而可用为易中也。珠玉黄金，可资玩好者，所以与王公贵人易也。龟为神物，贝属玩好，龟少而难得，惟王公贵人有之，贝则较多，故民间亦用为易中焉。故曰“古者货贝而宝龟”。《说文》宝者，保也。字或作，与俘相似。故庄六年“齐人来归卫宝”。左氏讹为俘货者，非也，对居言之。书曰：“懋迁有无非居。”《史记·货殖列传》作“废著”。《汉志》云：“货宝于金可见黄金与龟，并皆宝藏，不用于市。周时之钱，则贝之后身也。钱之圜所以像贝，函方所以便贯穿。古者贝亦贯而用之，故《说文》云：”贯，钱贝之贯。”毋，“从一横贯。”，所以像宝货之形也。汉武帝以白鹿皮为币，又造白金三品，以龙、马、龟为文，则古珠玉、黄金、宝龟之属也。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正合古者用上币中币之法。白金欲强凡人用之，则终废不行矣。王莽变法，黄金重一斤，值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宣帝时，谷石四钱。然则挟他金一流者，将一举买谷二百五十石乎？其不行宜矣。买谷十石，用钱四十，取携毫无不便也。用银尚不及三分之一两。古权量当今四之一，尚不及一钱，如何分割乎？王莽造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晏曰：“刻之作字，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汉时黄金，一斤值钱万。错刀所错之黄金，固必不及半斤，亦以金价太贵，不便分割，故欲错之于铜而用之也。

职是故，古所谓子母相权者，非谓以金、银、铜等不同之物相权，乃谓以铜所铸之钱大小不同者相权。周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是其时金所以宜为币者，以其可分。什之伍之，其价亦必什之伍之。百取其一，千取其一，其价亦必为百之一，千之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三品之金，其物固异，其价安能强齐？今世以金银为主币，银铜为辅币，其视辅币，以为主币若干分之一耳，不复视为本物。犹恐其物故有直，民或舍其为辅币之值，而论其故直也。故必劣其成色，限其用数以防之，若防川焉，而犹时亦溃决。汉世钱之重，几牟于今之银圆，安得欲用金银？既不欲金银，安得喻今主辅币相辅而行之理？既不喻今主辅币相辅而行之理，相异之金安得并用为币乎？汉志曰：“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不为币固矣，黄金虽号上币，实亦非今之所谓币也。今之所谓币者，必周浃于日用市易之间，秦汉之黄金能之乎？则亦用为器饰宝藏，特以有币之名，故赐予时用之耳。得之者固与今之人得珠玉钻石等同，非如今之人之得金银也。或曰晁错言“珠玉金银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则固极通用矣，安得云不足为币？曰此言其易藏，非谓其可以易物。可以易物者，凡物之所同。轻微易藏，则珠玉金银之所独也。凡物之有用而为人所欲者，果能挟以周行，皆可以无饥寒之患，然则凡物皆可谓之币邪？

顾亭林《日知录》以金哀宗正大间，钞废不行，民间但以银市易，为上下皆用银之始。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专用银、钱二币，直至明中叶始定。以生计学理衡之，说皆不误。赵瓯北《陔余丛考》驳王氏之说，殊为不然。然瓯北又谓当时用银，犹今俗之用金，则说亦不误，而又驳王氏者，昔人于泉币与人民寻常用为易中之物，分别未清也。亭林引《后汉书·光武纪》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为当时民间未尝无黄金之证，则殊不然。此特以金计价，非谓真持金一斤易粟一斛，即有其事，其人几何？今日荒歉之区，固亦有持黄金易粟者，可谓中国今日用金为币乎？

然则用银为币，晚近以前，果绝无其事，而用金为币，则更从来未有乎？曰是亦不然，特其有之皆在偏隅之地耳。五朝史《志》云：梁初，“交广以金银为货”；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或者，不尽然之词。《志》又云：陈时，“岭南诸州多用盐、米、布交易，不用钱”。盖通用盐、米、布；值巨，或须行远，则济以金银。《日知录》引韩愈奏状云“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曰：“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则与偏隅之地交易，用金银由来已久，且迄不绝。然终不能行之全国者，以其与铜异物，价不齐，相权固不便也。历代钱法大坏，民至以物易物，数见不鲜。据《陔余丛考》所考，其时金银初末尝乏，然民终不用为币。《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则明言银之不可为币矣。宋代交、会跌价，香药犀象并供称提，而民仍不用金银。金以银为钞本，亦弗能信其钞。其后民间以银市易，则钞既不用，钱又无有，迫于无如何耳。故知中国人之用银，乃迫不得已为之，而非其所欲也。

夫民之所以不用金银为币者，何也？曰：以其与铜异物，物异则价不齐，不能并用为币也。故在古代，患物之重，宁铸大铜钱，与小钱相权。然生事日进，则资生之物有待于交易者日多；交易愈多，用币愈广；用币既广，泉币之数，势必随之而增；泉币日增，其价必落；币价落而交易又多，势必以重赍为患。大钱之名值，与其实值不符，民所弗信也。符则大钱之重赍与小钱等矣。古之作大钱，非患小钱重赍，乃患钱币数少耳。专用铜币，至此将穷，安得不济以金银乎？曰斯时也，实当以纸币济铜钱之穷，不当以金银也。《唐书·食货志》载飞钱之始，由“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而“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文献通考》载交子之始，由蜀人患铁钱重，私为券以便贸易，皆以为钱之代表，而非遂以纸为钱。其后宋造交、会、关子，金行钞，或不畜本，或虽畜本而不足，或则所以代本者为他物而非钱，故为民所弗信耳。若其可以代钱，则唐于飞钱，宋于交子，并弗能禁。飞钱之行，京兆尹裴武请禁之。元和时，遂以“家有滞藏，物价寖轻”为患。交子之行，富人十六户主之。后富人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请禁之。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乃置交子务于益州。金章宗初立，或欲罢钞法，有司亦言“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以钞代钱，有轻赍之益，而无价格不齐之患，实非并用金银所逮，惜乎人民已自发明此策，而为理财者所乱也。故曰：“善者因之。”又曰：“代大匠斫，希不伤手。”

今日纷纷，莫如径用银为币，其值巨者，以钞代之。若虑汇兑之际，外人操纵金银之价，则定一比率，设法维持之可也。银之辅币，不必为铜，可别以一种合金为之，为一角、一分、一厘诸种。此犹以纸代银，视为十分圜、百分圜、千分圜之一，而不复视为本物，特不用纸而用一种合金耳。所以不用纸者，以币之值愈小，其为用愈繁，纸易敝坏，多耗费也。所以并不用铜者，以铜行用久，民或不视为银币之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仍论其铜之价，则圜法不立。用新造之合金，其物为旧日所无，自无固有之价，民自视为银币之化身矣。此亦暂时之事，若论郅治，则必如孔子所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如今社会学家所言，有分配而无交易乃可。即以小康论，亦必支付，虽用泉币，定数则以实物，如今谓货物本位者。整齐钱币，特姑取济目前而已。

用钞之弊，昔人有言之者，亭林所谓“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也。纸值最贱，贱则弥利伪造矣。其质易败，又不可以贮藏也。新旧钞异价之事，往往有之。钞法行时，民多用钞而藏实币，钞价由是贱，实币由是贵，久则实币与钞异价，而钞法坏矣。固由民信实币，不信虚钞，亦由纸质易败，不可久藏也。旷观历代值小之币，未有能用纸者。宋之交会，本以代表见钱，金之行钞，则为铜少权制。元中统元年造钞，始于十文，至元十一年，添造厘钞为一文、二文、三文，十五年而罢。明初设局铸钱，后以无铜，乃更行钞，然百文以下，皆用钱。至洪武二十七年，以民重钱轻钞，乃令悉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则钞法亦寖坏矣。钞可以行钱，而不可以为钱，固由虚不敌实，亦由辅币之值愈小，愈便于用。金利分割，坚刚可久，纸不然也。故主币可用纸，辅币用纸易败耳。

（六九七）续论金银之用

予尝论古代之黄金，仅行于王公贵人、富商畜贾之间，人民初未以为用，故不可以为钱，观于亭林论铜之语而益信，亭林之言曰：“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铜为兵。《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铁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原注：《三辅旧事》曰：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云：董卓坏以铸小钱。吴门杨氏曰：门当为王之误。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自此以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亭林论铜之渐少甚精，然谓铜所以少，由于攻争纷乱，铜不充用，则非也。果如所言，秦、汉而后，天下统一，兵争旷绝，民亦不挟兵器以自卫，往往历一二百年，即战争亦不以铜为兵器，何以铜不见多乎？盖铜之少，非真少也，乃以散在民间而见其少耳。铜之所以散在民间，则因人民生计渐裕，所以资生者降而愈厚，用为器者多也。无论如何巨富之家，一人之藏，断不敌千万人之积。秦始皇帝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重各二十四万斤。此数尚未必实。散诸民则家得一斤，有铜者亦仅二百八十八万家耳，不见其多也。推此论之，则古代黄金之多，亦以其聚觉其然耳，非值与后世相去悬绝也。今日中国人口号四万万，女子半之，姑以十分之一有黄金一钱计，已得二百万两，当汉八百万两，五十万斤矣。

贾生说文帝“收铜勿令布”。武帝时，钱法大乱，卒之“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钱法乃理，所行实即贾生之策也。汉世钱重，宣帝时粟石四钱，汉权量当今四之一，则得今粟六升余矣。其时之民，所以资生者尚菲，所用之钱盖无几，故可悉收而改铸。若在今日，虽黄金岂可得而悉收，虽银圆亦岂易尽改铸邪？汉世黄金一斤值钱万，以宣帝时谷价除之，得粟二千五百石，岂人民所能有邪？

金之渐见其少，始于南北朝时。以《陔余丛考》考金银以两计始于梁，而《书》《疏》谓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也。案《齐书·东昏侯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此虽用之侈，亦府库金渐少，民间金渐多之证。盖三代以前贵族平民阶级甚著，秦、汉而后，天下一统，封建废绝，官吏虽或贵富，较诸向者传世之君、卿大夫，则不可以道里计，其数之多少，亦相悬绝矣。昔之富有者既以世变之剧烈，人事之推移，其财日趋于散。新兴者之数不足与之相偿。平民之财产，则以铢积寸累，而日有所增，财货之下流，夫固不足为怪。然因此故，而钱币之措置，乃较古倍难，何者？钱法大乱时，必尽举所有改铸之，然数少收之易，数多则收之难，贾生“收铜勿令布”之说，惟汉武几于行之，后世卒莫能行，以此也。后世尽收旧钱而铸新钱者有两次，一隋一明也。隋已无以善其后，明则以销铸有利，旧钱逐渐消磨以尽耳，非国家能悉收而改铸之也。详见《日知录·钱法之变》条。铜禁金世最烈，铜器不可缺者，皆造于官。其后官不胜烦，民不胜弊，乃听民冶造，而官为立价以售。然其铸钱，资铜于销钱如故也。明初，置局鼓铸，有司责民输铜，民毁器皿以进，深以为苦，乃改而行钞。凡此皆铜散而不可复收之证也。北齐以私铸多，令市长铜价。隋时，铸钱须和锡蜡，锡蜡既贱，私铸不可禁约，乃禁出锡蜡处不得私采。此二者，一禁之于售卖之处，一禁之于开采之乡，亦非今日矿产遍地，冶肆遍于穷乡僻壤者之所能行矣。清雍正间，李绂疏言：钱文入炉，即化为铜，不可得而捕，惟禁断打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其弊不禁自除。此仍“收铜勿令布”之意也。然其事岂可行乎？晚近康有为又欲令金肆之金，先尽国家收买，积之以行金币。一时之积或可致，然如是金价必贵，私销之弊必起，非尽积之银行，而以纸代之不可。然民信实币既久，金不可见，而纯以纸代，信亦不易立也。若谓钱币之用，只在市买；市买必须，虽不见金，民亦不得不用；不得不用则信立矣，则又何必用金乎？谓金价贵，利轻赍，纸币不益轻乎？故行金币，究劳扰而无益，尚不如就见已流通之银，而权之以纸也。

欲齐币制，所难者不在私铸，而尤在私销。私铸但能行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即可防，政治苟清明，虽持法令，亦足齐其末也。私销则钱一入炉，即化为金，无形迹可求。其事不待技艺，人人可以为之，又不必集众置器，可各为之隐屏。此直防无可防，非特防不胜防矣。以银为器，贵不如金，用不如铜，私销初无所利，但使名值与实值相符，即为能行不爱铜之论矣。以纸为币，制必极精，务使奸人不能仿为，所以行不惜工之论也。纸质无值，不虑私销。辅币以合金为之，故无此物，众所不贵，使用之数不待限而自有限。以无此物，则莫以为器，自亦不利私销。或谓可以为币之物，不能使人不以为器，则造此物，专以为币，可定法令，不许以造他器。苟见此物所造之器，即为奸，法禁之自易，非如金银铜等为法为奸，卒不可辨也。然则私铸私销，两无可虑，不劳而币制可理矣。

《日知录·以钱为赋》一条，引《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李翱集·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宋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粜，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顾氏《钱粮论》曰：“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其与蓟门当事书，谓“目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则司农之金固在也，而民间省倍蓰之出”。清任源祥《赋役议》亦谓“征愈急则银愈贵，银愈贵则谷愈贱，谷愈贱则农愈困，农愈困则田愈轻”。昔人之非折色而欲征本色者，其论大率如此。予谓此固由民贫，平时略无余畜，欲完税即不得不急卖其新谷；亦由乡间资生，皆属实物，即有余畜，亦非银钱也。近代之民如此，况于古昔。予谓古者金铜之多，特以其聚而见其然，审矣。《钱粮论》又曰：“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虽尽征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可见银钱特乏于乡间。或谓如此则近世之民，其乏泉币与秦汉等耳。予谓金铜散之民间，岂尽在城市间乎？曰金大略在城市间，钱则近世乡民亦皆有之。然征税又不以钱而以银，此其所以觉其难得也。读顾氏论火耗之说可知。

（六九八）行钞奇谈，伪钞奇技

楮币尺寸可考，始于有明。陆容《菽园杂记》云金、元钞皆不详其尺寸之制。今之钞，竖长一官尺，横八寸。”此说也，少时见之尝疑之。逮民国初年，南京掘得明代钞版，尺寸一一相符，然后知前人记载之不虚。以此推之，宋、金、元之楮币，其尺寸亦必不小也。不独以前，清咸丰时行钞亦仍系如此。故许梿论钞法有云：“洋钱乃外夷之制，谓非中国所应行使则可，谓钞便于洋钱则不可。洋钱不过寸余，身带二寸之囊，贮洋钱十枚有余，倘贮小钞十贯，每贯长必尺许，阔必五六寸，纸又极厚，就令折叠如洋钱之大，囊腹皤然矣。或谓十贯自有总钞，无须零析，此又不通之论。寻常日用，岂可从十贯起乎？”案昔时楮币，所以不得不大，盖缘欲防伪造，则花文字迹，镂刻不得不多，而欲求花文字迹之多，则昔时镂刻之技，必不能如今日印刷术所成之微细，盖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咸、同间士子应试所怀之书籍，字迹之细，亦仅累黍，与后来石印所成相差无几。特其成之大难，所费工力太巨，与石印相较，自不合算，故自石印兴而其业遂渐替耳。咸丰欲行钞时，虽尚无石印之术，即用此等工人为之，钞之大，亦必不至长尺许阔五、六寸也。梿又述当时难者之辞，谓“民间用钱票，长不过四寸，阔不过三寸，纸又极薄”。纸薄或虑其易敝，长四寸阔三寸之制，何以官家必不可仿行邪？此亦可见办事者不肯用心，不察实在情形之弊也。

楮币既已通行，自可以法律定其所值。当其推行之始，民信未立，则必与实物相附丽，所附丽者，自以向来通行之钱币为便。故行钞之初，必须兑换，而所与相兑换者，实莫便于现钱。斯时钱钞，断宜并行，况钞制巨大，不宜零用邪？咸丰时千钱之钞，其不便，尚有如许梿所云，况明世宝钞，起自百文；元世中统钞起自十文，至元钞起自五文，其间尝造厘钞，则起自一文；至大时造银钞亦起于二厘者乎？然宋世称提，即用香药、宝货，元则杂用金、银与丝为钞本；议铸钱与钞并行，藉铜钱以实钞法者，宋、金、元、明四朝，仅脱脱一人而已，而当时驳难者蜂起，即修元史者之意，亦甚不以其说为然。昧于钱币之理如此，尚何以善其事乎？

楮币本无所值，欲行钞，自不得不注意于防伪。然昔人所言防伪之法，有极可笑者。许梿弟楣，作《造钞条论》，述当时主行钞者之议曰：“特造佳纸，禁民间不得行用。多为印记，篆法精工，使人难于摹仿。”案包慎伯有答王亮臣书云：“世臣前书云：取高丽及贡、宣两纸之匠与料，领于中官，和合两法为纸，即使中习其法，而两匠则终身不出，其纸既可垂久远，而外间不得其法，无可作伪，固已得其大端。然钞有大小，则纸亦随之，虽至小之钞，皆令四面毛边；更考宋纸宽帘之法，使帘纹宽一寸以上；又用高丽发笺之法，先制数大字于夹层之中，正反皆见；此为尤要。”即特造佳纸，禁民间不得行用之说也。王茂荫条议钞法，请“饬于制钞局特派一二有心计之员，另处密室，于每钞上暗设标识数处。所设标识，惟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标识簿，载明每年之钞，标识几处，如何辨认，封藏以便后来检对。其标识按年更换，以杜窥测”。许梿述议者之说，又有谓“大钞用善书者书之，使笔迹可验。其余则监造大臣，皆自书名，作伪者必不能以一人而摹众字”。王茂荫又欲“令各州县解藩库之钞，均令于正面之旁，注明某年月日某州县恭解。民间辗转流通，均许背面记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图记花字。遇有伪钞，不罪用钞之人，惟究钞所由来，逐层追溯，得造伪之人而止”。此即多为印记，篆法精工，使人难以模仿之见也。其说诚亦煞费苦心，然繁难迂曲如此，其事尚安可行？即造钞者能行之，世尚有乐于用钞者乎？

作伪之技，亦有迥出意外者。许楣《造钞条论》，许梿曾加识语云：“乙巳夏，在苏州谳局，会审常熟民入京控该县重征一案。据粘呈串票数纸。将常熟印信比对符合，而漕书俱云实无此重串。逮后审明系原告人描画印信。适有臬札在堂，令其当堂描画。伊将笔管撕一蔑片，随醮印泥，点触纸上，印文粗细缺蚀，丝毫不差。”又云：“昔年在山左谳局，有吕姓粘庄票控告一案。票注二百千。钱庄只认二十千。检查庄簿，实止二十千。细验票上百字，一无补缀痕迹，图记、花板、字迹，分毫不爽。竟不能断为伪票。初疑庄伙舞弊，虚出二百千之票，而书二十千于簿，研鞫至再，原告吐露真情。云以水洗去十字，改为百字。始犹不信，令其当堂洗改。次日，持一白笔来，不知笔内有无药水。即将原票千字，用清水一滴，以笔扫洗，上下衬纸按吸。随洗随吸，至白乃止。世有巧夺天工如此者。”此等奇技，纵有至密之法，又何从而防之？然恃此等奇技而作伪，所能伪者几何？行钞者又岂以是为虑？故知政令之行，自有其康庄大道，筹国事者，正不必用心于无益之地也。

（六九九）禁奢

奢侈之风，虽历代皆有，然在古代，固为道德所不许，抑亦法律所不许也。至汉世，此谊犹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诏“有司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纪》：建初二年，诏“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和帝纪》：永元十一年，诏：旧令节之制度，“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纪》：永初元年，诏三公明申旧令。元初五年，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纪》：永兴二年，诏“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皆欲以法齐其民。此等法令，后世匪曰无之；禁奢之时，亦未尝不援以为言；实明知其不能行，视为官样文章而已。汉世则事虽已不能行，人犹以为可行，而冀行之也。故其议论亦然。晁错言：“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其言可谓深切著明。故其时之人，所讥切者，皆在法令之不定。《汉书·货殖传》论贫富之不均，“繇法度之无限”。而夏侯玄讥“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案《后汉书·荀爽传》：爽于延熹元年对策陈便宜，言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而玄亦以当时之科制为未足，欲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皆所谓革正法度者。彼皆信法度之必可行，故欲有事于革正也。

善夫严安之言之也。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老子》曰“民之轻死，以其奉生之厚”，末不可徒得故也。《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权修。《易》曰：“臣弒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度量之有无，则有国家者所当谨也。

禁奢之举，非不顺于民心也。虽或违之，固不如顺悦之者之众也。何也？“失节之嗟，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故“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掌”也。贺琛之言。见《梁书》本传。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鲁传注》引《典略》。况威权大于鲁者乎？然惟鲁能行之，何也？曰：惟米贼，乃与纵欲败度者异其党类也。董和为成都令，防遏踰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三国·蜀志·和传》。盖法度之难行如此。岂无江充、阳球之伦，然此曹意实不在行法；毁法而有利于身，即遇坏法之事，熟视若无睹矣。陈思王妻衣绣，魏武帝怒其违制，杀之。见《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世语》。其事不可常行，亦不能常行也。《宋史·谢绛传》言：仁宗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此等法令，则直同儿戏矣。《后汉书·张酺传》：“酺病临危，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庑，施祭其下而巳。”不能正人，而徒自责，犹为贤者。至于俗吏，则有纵释势豪，加虐羸弱者矣。汉宣帝五凤二年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是也。岂徒科禁，即劝人治生者，如黄霸治颍川，“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仇览长蒲亭，“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亦只以扰民而已。何也？指立在身之名者，必不免于为伪，为伪则未有能善其后者也。观张敞讥黄霸之语可知。

《晋书·李重传》，述泰始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以上，官长免。”盖明知官吏之不奉行，而以是督之也。此其终为具文，亦无待再计矣。东渡后谢石奢侈，及死，博士范弘之议谥之曰襄墨。朝议不从，单谥曰襄。其议曰：“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晋书·儒林·范弘之传》。此尚是汉人议论，然亦止于议论而已。

《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等衣服。十一月，南郊礼毕大赦节文，禁止奇贡，云“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四年，四月，诏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六年，六月，右仆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条疏士庶衣服、车马、第舍之制度。敕下后，浮议沸腾。杜悰于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新唐书·车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惟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王涯传》：文宗恶俗侈靡，诏涯惩革，涯条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七年，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云：“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习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舆马，并宜准大和六年十月七日敕。如有固违，重加黜责。”六年十月七日敕，盖即杜悰所条也。文宗禁奢之意，最锐最坚，然亦徒托空言而已。

汉世贤者，尚有不待禁制，自守轨范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案汉世官禄较厚，居位者不事居积，自奉自可较丰，无足怪也。《三国·蜀志·费祎传注》引《祎别传》，言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所守亦与吉同。古之制礼，奉养依贵贱而异。故古者富与贵一，贫与贱一。后世则不然矣。富与贵、贫与贱何以一？小儒必曰：才德之大小为之也。盍亦思富与贵者，果因其才德而居之欤？抑亦既富且贵，乃为是说以自文也。持此说者，以荀卿为最力。宜乎康南海斥为小康之言，未闻大同之教也。

王吉、费祎，能守法而已，尚未足以为俭也。然能守法而不越，亦不故为矫激，在当时已为贤者矣。真可云有俭德者，盖莫如公孙弘。论世者多讥其曲学阿世，此诬也。阿世者必有所求，彼也见举则谢不肯行，晚达而无所畜聚，阿世果何为哉？王吉、贡禹，志同道合。禹乞骸骨，自言禄赐愈多，家日益富，惟俭者为能知足，则禹有俭德可知。禹有俭德，而吉亦可知矣。其自奉养之鲜明，盖以为法当如是，非有所溺于物欲，故去位家居，即能复其布衣疏食之旧也。《后汉书·袁安传》，言其孙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终于议郎。胡广等追表其有清洁之美，比前朝贡禹、第五伦”。广等去禹等近，所言必有灼见也。公孙弘、王吉、贡禹、第五伦，位皆不为不显，然绝未有闻风兴起者，至毛玠、崔琰，因选权在手，乃稍收激扬之效。汉世之言禁奢者，皆欲乞灵于法律，岂无由哉？毛玠、崔琰所取，和洽讥其隐伪，是也，然国奢示俭，玠等亦或出于不得已。盖尝论之：军兴则万事堕废，纲纪坠地。曹爽，有为之才也，然司马氏讥其奢侈，恐不尽诬。奢侈之风，果何自来哉？窃疑魏武时已然，毛玠、崔琰不得已，乃矫枉而过其直。不然，彼岂不知其所取者之足容矫伪哉？和洽言：“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夫君独俭于上，而臣奢侈于下，何益？然则毛玠、崔琰之所为，确有益于太祖也，然至曹爽等卒以贿败。然则汉末奢侈之风，魏武虽一抑塞之而未能绝也。司马氏以此罪曹爽，而身亦未能革，为之徒者，纵恣尤甚于爽等，而神州陆沉矣。

《魏略》以常林、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三国·魏志·常林传注》引。皆和洽所谓隐伪之徒也。苗为寿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观“由此名闻天下”六字，而其所为为之可知。时人皆以为激，岂不如见其肺肝然哉？然隐伪者曾不以是为愧也。此一时风气所趋，能为隐伪者之所以多也。然究尚愈于并不能为隐伪之徒。《吴志·是仪传》言：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则有清德者究易自全也。或曰：世遂无有清德而获祸者欤？曰：有之矣，然非以其清也。时苗往谒蒋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其忿戾如此。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有清德者之获祸，以其忮，非以其清也。晏子岂无清德？何以卒全于乱国哉？

《徐邈传》：卢钦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改常度，自最可贵。所以如此，盖由无求。隐伪者之远利，实以求名也。《姜维传》：郤正著论论维曰：“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此几于性之矣。盖其所务者大，于小者自有所不暇及也。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彼实未志于道也。

王吉言：“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言之亦可谓深切著明，彼其所以谨守小康之世之法度而不敢踰也。《潜书·尚朴》曰：“荆人炫服。有为太仆者，好墨布，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荆之尚墨布也，则太仆为之也。陈友谅之父好衣褐，破蕲，不杀衣褐者。有洛之贾在蕲，以褐得免，归而终身衣褐，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洛之尚褐也，则贾为之也。”铸万生直丧乱之时，侈固非民所欲，故有反之者，民从之如流水。《晋书·王导传》言：苏峻乱后，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千端，粥之不仇，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士人翕然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与此可以参观。此等皆不能有大效，故汉人必欲以法驭之也。

《旧唐书·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朕闻前时内库惟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然则世愈乱愈奢也。所以然者，法度废而纲纪隳也。《新唐书·汉阳公主传》：顺宗女。“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入，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赐，未尝敢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狃以成风。”可为一证。

顾亭林《菰中随笔》云：“人富则难使也。夫人之轻于生，必自轻于货也始。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绝吭伏剑，不出素封千户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贱人之辈。”又曰：“古之偷生蒙耻，幸免而归，为乡里所不齿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齿也，破其庐，劫其资，燔其室，而后厌于人心。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后树怨深，富然后人思夺之。”斯言也，可为制富贵者之法，亦可为乘乱攘窃者之炯戒也。景延广处危幕之上，乃大治第宅，置妓乐，卒以此顾虑其家，不能引决，为虏所絷。此可谓绝吭伏剑，不出素封千户之家者矣。

《史记·春申君列传》云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此等夸饰之辞，原不足信。然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则必非虚语矣。哀哉，以是时之楚，而犹为是城郭宫室也！至昌平君、项燕之死，不终为他人奉矣乎？然岂徒一春申君哉？

（七○○）毁奢侈之物

《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此事最为读史者所艳称，其实类此者非一事也。《陆云传》：云拜吴王晏郎中。“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言清河王昔起墓宅时，手诏追述先帝节俭之教，恳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则当武帝时，实有奉教而毁已成之物者，雉头裘之焚，不能谓其无益于观听也。《齐书·高帝纪》：“即位后，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实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文惠太子传》：薨后，“世祖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梁书·武帝纪》：“受相国、梁公之命。是日，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陈书·宣帝纪》：太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于所部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桃根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裘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凡此皆弃其物。《南史·梁武帝纪》：天监四年，正月，有司奏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则虽未毁其物而绝其人。《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论革侈俗曰：“自今以去，宜为节目。若工人复造奇技淫器，皆焚之而重其罪。”则并欲绝其制造之源，其所及弥深广矣。《魏书·韩秀传》：子务，为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类矣。可付其家人。”此诏当出宣武。《长孙道生传》：道生廉约，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切责之，令毁宅。则北朝君臣，亦有知此义者。宇文氏仰慕华风，故其行之尤力。《周书·武帝纪》：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焚之。六年，正月，入邺。诏：“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人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五月，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宏敞，有踰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正蔽风雨，务在卑狭。”其雷厉风行，并非南朝所及矣。隋文俭德，冠绝古今。《本纪》：开皇十五年，六月，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绝与晋武帝焚雉头裘类。《秦王俊传》：薨后“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亦犹齐武帝之于文惠也。《旧唐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有曰：“陛下初平东都，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其后面对，又言：“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天下翕然，讴歌至德。”《窦琎传》：“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亦周武帝之志也。《玄宗纪》：开元二年，六月，“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新唐书》：七月，乙未，“焚锦绣、珠玉于前殿”。《通鉴》：开元二十五年，“命将作大匠康諐素之东都毁明堂。諐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玄宗后虽奢侈，其初政，亦尚能式遵旧典也。中叶以后，武人跋扈，然《旧唐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踰制也”。则亦不能任意妄作。《文宗纪》：大和元年，四月，“毁升阳殿东放鸭亭，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则前王之所为，亦自正之矣。三年南郊赦文云：“四方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并即焚弃。”是欲举周朗之所言者而行之也。《田弘正传》：“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彻毁之。”《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仍诏所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则武人之贤者，亦知此义矣。《宋史·太宗纪》：淳化元年，八月，毁左藏库金银器皿，亦与周太祖所为同。《范雍传》：“玉清昭应宫灾。章献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耳。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时王曾亦止之，遂诏勿葺。”此真侃侃直节矣。《高宗纪》：绍兴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献销金屏障。诏有司毁之，夺康国二官”。二十七年，三月，“诏焚交阯所贡翠羽于通衢，仍禁宫人服用销金翠羽”。《王十朋传》：秦桧死，上亲政，策士，擢为第一。用其言，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阯所贡翠物焚之。《宁宗纪》：嘉泰元年，四月，“诏以风俗侈靡，灾后官军营造，务遵法制。三月临安大火。内出销金铺翠，焚之通衢。禁民无或服用”。《明史·陈友谅传》：“友谅豪侈，尝造镂金床甚工。宫中器物类是。既亡，江西行省以床进。太祖叹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命有司毁之。”皆能守前世之遗规者也。《彭泽传》：“出为徽州知府。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目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步耶？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古人之清正如此，此其所以毁既成之物而弗怍也。自恒人之情言之，必曰：弗之用，斯可矣，毁之宁不可惜？然自毁之者言之，则其物并无可用之处。夫无可用之处，则是无用之物也，毁之又何足惜？夫毁之则重劳者，莫如宫室。然翼奉说汉元帝，言其时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不改其本，难以末正。汉德隆盛，在于孝文，躬行节俭，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故愿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畜。夫亡复缮治，宁不渐坏？与撤毁亦何以异？撤毁固不能无劳民，然缮治则将劳民无已，与夫撤毁之止于一次者为何如哉？且留之将何为乎？将以观欲天下乎？民生而日抒矣，虽用今所谓奢侈之物而不为侈矣，至其时，岂不能更造哉？而留此不轨之物，以塞其革正之路乎？

《南史·宋武帝纪》：“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耶？即令毁之。”以疾而须石床，实不可谓之侈。况于帝之金创，殆以定内御外所致，而犹毁之，然则不必圣贤，即英雄亦不易为也。

（七○一）后世惠民之政多西京所已有

清汤文正斌尝言：岁祲免租，特少苏民困而已，必屡举于丰年，富乃可藏于民。又凡免当年田租，皆中饱于官吏，故每遇国有大庆，或水旱形见，不肖者转急征以待赐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后民不可欺，吏难巧法。圣祖深然之，遂定为经法，凡免地丁编折银，必于前一年颁论。康熙三十年，特谕户部：自今以往，海内农田正赋编折，通三年轮免一年，周而复始，直省均以编，不问岁之丰凶。其后虽以西边事起中缀，然世宗、高宗屡蠲天下田租，皆先一年降旨，以次轮免，犹循行其意也。

此事论者亟称文正之贤。然余读《宋史·食货志》：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观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然则免租之先一年降旨，特宋代已行之法，而宋又沿之于汉者也。至轮免天下田租，论者多称为有清仁政；然汉文帝时，除民之田租至于十有三年，则又非三年轮免一次之比矣。则信乎后世惠民之政，皆西京所已行者也。

（七○二）宝物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乍观之，其言似甚可怪。以一国之大，何至不知宝而宝珠玉？然观古以觊重器而伐国、出重器而媾和者之多，而知孟子之言，非有过矣。楚灵王，雄主也，而其谓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左氏》昭公十二年。蒯聩，亦久历艰难之主也，而其谓浑良夫曰：“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左氏》哀公十六年。皆若不胜其怏怏之情焉。即乐毅报燕惠王，侈陈前王之功绩，亦曰：“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于磿室。”其重之也如是。无怪子常以裘佩与马，止唐、蔡之君，而酿滔天之祸矣。“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左氏》桓公十年。知怀璧之将以贾害而献之，可谓难矣。而虞公犹以无厌之求致败；叔亦以惧将及而出其君。处好宝物之世，而求自全，难矣哉！

《晋书·桓玄传》，言其“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此似痴绝，惟纨袴少年为之，然历代皇室，谁不多藏珠玉、法书、好画邪？宋徽宗之花石纲，非即玄之遣人四出掘果移竹乎？《传》又言其请平姚兴，“初欲饰装，无他处分，先使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曰：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咸笑之”。然古来有国有家者，至于亡灭之际，孰不犹有所藏乎？《宋史·刘重进传》，言其以显德三年克泰州。“初，杨行密子孙居海陵，号永宁宫。周师渡淮，尽为李景所杀。重进入其家，得玉砚、玉杯盘、水晶盏、码碯盌、翡翠瓶以献。”是杨氏亡时，其宝物初未尽亡也。又《贾黄中传》，言其以太平兴国二年知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见一室，扃钥甚固。命发视之，得金宝数十匮，计直数百万，乃李氏宫中遗物也，即表上之”。是李氏亡时，其宝物亦未尽亡也。然宝之果何益哉？《张洎传》言：李煜既归朝，贫甚，洎犹匄索之。煜以白金颒面器与洎，洎尚未满意。然则不徒敌国，虽旧臣，犹以怀璧而肆诛求矣。宝之则其罪矣，果何为哉？亦岂可终宝哉？

《宋史·贾似道传》，言其“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此即桓玄见人有宝、尽欲归己之心。又云：“闻余玠有玉带，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居宰相之位，而为椎埋之行，此古人所以因求宝物而致动干戈也。《徐鹿卿传》：“丞相史弥远之弟，通判温州，利韩世忠家宝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世忠家不以宝玩，是时亦岂见籍哉？高宗幸医王继先，怙宠干法，富浮公室，数十年无敢摇之者。闻边警，辇重宝归吴兴，为避敌计。杜莘老疏其十罪。高宗乃籍其赀，鬻钱入御前激赏库，以赏将士。事见《莘老传》。亦以爱宝物促其败也。

《明史·孟一脉传》：一脉于万历时上疏有曰“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锱铢取之，泥沙用之，于是民间皆为丽侈。穷耳目之好，竭工艺之新，不知纪极，中人得十金，即足供一岁之用，今一物常兼中人数家之产”云云。夫工艺之新，今人所誉为文明者也。然人之因此而陷于饥寒者众矣，而其物亦卒随兵燹而尽，哀哉！

（七○三）疏食上

茹毛饮血，此皆以为形容野蛮人之词耳，其实不然，此四字见《礼记·礼运》。《正义》云：“虽食鸟兽之肉，若不能饱者，则茹食其毛以助饱，若汉时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是其类也。”古人恒苦饥荒，苏武之穷乏，于古必数见不鲜，足见其非形容之词。《诗·豳风》：“九月筑场圃。”《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正义》云：“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为茹。”案毛言茹，菜亦言茹，则古人之食菜，与茹毛同。肉不能饱而茹毛，草木之实不能饱而茹菜，其致一也。然茹植物之始，非必皆后世老圃之所植也，盖草根树皮，无弗食焉，其去后世饥荒时之所食，亦无几耳。《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周官》大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委人：“掌敛野之赋，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管子·七臣七主》曰：果蓏素食当十石。《八观》曰：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皆可见其养人之广。若后世，则惟饥荒之时食之，见诸救荒本草中耳。

《淮南·主术》曰：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则果蓏与疏食不同；果蓏者草木之实也，疏食其根茎也。《礼记》郑《注》曰：草木之实为疏食。《周官》郑《注》曰：疏材，根实可食者。混二者为一，恐非。

疏食较谷食为粗，谷之粗者，亦较其精者为粗，故后亦称谷之粗者为疏食。《礼记·杂记》：“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餐，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正义》曰：“疏粗之食，不可强饱，以致伤害。”是也。今者谷之精者，不足养人，人人知之矣。予谓更推之，则专食粗谷，或者不如兼食各种植物。古《本草》有所谓久服轻身延年者，今人试之，或无其效，则以古说为不可信。然古人所谓久服者，恐非如今人以之为药物，乃以之为饔飧也。国民军围武昌，某药肆学徒，为其肆送何首乌，中途炮火大作，流弹纷至，不能至肆，姑归家止焉，已而其肆闭。此学徒家惟老父一人，久瘫痪卧床弗能动矣。父子二人，闭门坐守。粮绝，遂以何首乌当饭。一月许，其父竟愈。此事见上海某报，予曾录存之，今亦在游击区中，弗能道其详，然其大致固犹能记忆也。此人瘫痪之获愈，不知果由以何首乌代饭否？然《本草》中所云常服之品，若以之代饭，必有效验可见，则理有可信也。神农为古农业之称，本非指人，如《月令》云：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是也。所谓《神农本草经》者，非谓炎帝神农氏所作之本草经，乃谓农家原本草木性味之书耳。古农家所以能知百草之性者，亦以其所食不专于谷物也。

（七○四）疏食下

疏食足济民食，汉世犹知之。《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五年九月壬午，令郡县劝民蓄疏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国，禀贷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十二年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疏食。十五年六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安帝纪》：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疏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案《刘玄传》言：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此即所谓疏食也。《汉书·王莽传》：天凤五年，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莽怒，免兴官。然至地皇三年，卒开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恣听之，勿令出税，可见疏食关系之大。《刘玄传》言：入野泽掘凫茈者，更相侵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此所谓饮食必有讼，而能平理诤讼者，为众所推，亦即所谓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者也。元魏尝罢河东盐池之税矣，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初，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公私兼利。世宗即位，复罢其禁。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卒复置监官。然则设官管理，本非徒计利人，亦所以抑豪强而公美利也。而惜乎主管榷者，贤者徒知利国，不肖者且躬肆侵渔也。

《汉书·地理志》言：江南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夫其无积聚而不忧冻饿，正以山泽之利，不与五谷俱荒故也。莽以峻切之政齐之，其致乱宜矣。然龚遂为渤海太守，秋冬课收敛，益畜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则北方亦未尝无疏食之利也。《后汉书·江革传》云：负母逃难，常采拾以为养。《独行传》：范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注》引《袁山松书》曰：冉去官，尝使儿捃拾麦，得五斛，此即收敛所余，龚遂所以欲课民收敛也。《诗》曰：彼有遗秉，此有不敛，龙子言乐岁粒米狼戾，小民无远虑，固不得不有贤长官教督之。或曰：一举而尽敛之，寡妇之利安在？曰：礼义生于富足，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勿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岂尚虑寡妇之无以为养耶？

昧于义者，率言人生而自私，故行私产之制，则地无遗利，其实行私产之制，则遗利多而狼戾亦愈甚。何者？力非为己，则不出于身，货不藏于己，即任其弃于地也。《汉书·货殖传》言贫者含粟饮水，富者犬马余肉粟。犬马而余肉粟，岂非狼戾之甚者邪？

《后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六月，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此亦疏食助谷食，惟仍有待于种耳。古之种谷者不得种一谷，以防灾害也。见《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然灾害有凡谷者皆不能种，而疏食犹可种者。又有地本不宜于谷，而犹可种疏食者。夫谷食较之疏食，谷食则美矣。然既知谷食，而遂尽废疏食，则亦无是理。种谷者徒知种谷，谷不可种，遂束手待毙，亦未尽重民食之道也。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建武之初，野谷旅生，麻尗未尤盛，人收其利。《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此遭大乱之后，田亩荒废，悉变为平时之山泽也。冯异之入关，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后汉书》本传。献帝之幸安邑，亦以枣栗为粮。《后汉书·伏皇后纪》。《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魏书》，言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建安元年。果实而足食三军之师，虽曰不得饱；其利之厚，则可见矣。讲求农业者，安得不推广之于谷食之外邪？

《史记·陈丞相世家》曰：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其实糠核之养人，未必遽逊于谷物也。《汉书·食货志》言王莽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莽传》云：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夫至于遣使设教，则必固有其法审矣。大夫谒者教或不善；木可为酪，则必不诬也。

（七○五）肉食与素食

古惟贵者、老者乃得食肉，庶人之食，鱼鳖而已。汉世犹有其风。《汉书·王吉传》云：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氏能作黄金。盖汉世居官者，多好畜积余财，藏金银锦绣，王氏一不事此，而惟以之自奉养，则固可使人怪其奢，何待能作黄金，彼岂不能预为他日计，而必一去位即布衣疏食，盖以为制度宜然也。《后汉书·崔骃传》云：子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居常疏食菜羹而已，亦非力不能自奉，以为礼则然也。《三国·蜀志·费祎传注》引《祎别传》曰：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可见凡人皆布衣素食。其居官而仍素食者，则为俭德。《后汉书·孔奋传》：守姑臧长，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杨震传》：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党锢传》：羊陟拜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三国·吴志·是仪传》：孙权幸仪舍，求视蔬饭，亲尝之，对之叹息，即增奉赐，益田宅。及费祎皆其选也。

孔奋躬率妻子，同甘菜茹，而事母极求珍膳，所以养老也。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色邪？遂去。《后汉书·周燮等传》。其未去时，岂不能素食，亦以为养老之礼则然也。《郭泰传》：茅容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已设，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率以成德，亦养老之礼，犹存于野者也。

茅容以草蔬与客同饭，盖田家待客，本不过尔。故丈人为子路杀鸡为黍，《论语》亦特记之矣。然即贵人待客，于礼亦不甚奢。张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知，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宴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汉书》本传。禹之待戴崇，特奢淫之为，其待彭宣则礼也。《三国·吴志·步骘传》：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以贫贱遇人，食以菜茹，则知贫贱者食人，亦不过如是也。征羌之失，在其身享大案，殽膳重沓。若以一肉卮酒，与客相对，或如茅容，以草蔬与客同饭，亦不为失。何则？汉和熹邓后，朝夕一肉饭，而张禹亦以一肉赐彭宣，知食不重肉，贵人常奉则然，所以待客者，亦不过身所常御，征羌以是待客，又孰得而非之哉？《三国·魏志·武宣卞皇后传注》引《魏书》曰：帝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设，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此亦以常礼待客，又可见在平时，虽贵人左右，亦不肉食也。

《汉书·货殖传》：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此古田家礼本如是。任氏特家富而不改其故耳。《盐铁论·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烨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又曰：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士大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佰，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又曰：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编列，殽施成市。似乎汉人之食，奢侈异常矣。然《论衡》，谓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不过今日一大市耳。知《盐铁论》之言，有过其实也。闵仲叔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夫以仲叔之廉，岂其贳贷不还，所以不肯与者，盖以宰杀无多，欲留以待他人之求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汉书·货殖传》。则凡小业皆可致富。亦不能以是而言汉世粥饪之盛也。要而言之，汉世之饮食，犹远较今世为俭。

无屠沽则食必特杀，因家常畜，惟有鸡豚，《盐铁论》言：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亦见《散不足篇》。故多杀鸡。《三国·魏志·典韦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为报之，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可见相问遗者亦如是，使是处皆有屠肆，适市求之，岂不较杀鸡更便，此亦可见汉世屠肆之不甚多也。

（七○六）蔗饧

蔗饧，《唐书》谓其法得自摩揭陀。然《三国·吴志·孙亮传注》引《吴历》，谓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江表传》则谓：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裴松之谓：《吴历》之言，不如《江表传》为实。案古人多食饴蜜，蔗饧在此时为难得之物，记者讹蔗饧为蜜，事所可有，讹蜜为蔗饧，则无是理，裴氏之言是也。交州是时亦中国地，使知造蔗饧之法，唐初必无待取之摩揭陀矣。盖有其物而非自造也。然中国之有蔗饧则久矣。

（七○七）车与骑

车战之易而为骑也，自战争之日烈始也。骑兵利驰逐，则战场虽广，而兵士不觉其劳，且可出敌后而断其援，又旁钞其两侧，间遇山陵，亦不为所阻，较之兵车仅限于平原之地数十百里之间，利于持重而不宜于逐利者大异矣。故国土愈广，战事波及之地愈远，则骑兵愈盛，车战遂日以式微也。

南北朝分裂，垂三百年，南恒为北弱，其机，实决于元嘉二十七年虏马饮江之役。此役也，索虏初未能占中国之地，然六州残破，元气大伤，恢复之图，自此遂不易言矣。其所由然，实缘虏于是役，不事攻取，并不求战胜，而专事残毁故也。元太祖之攻金，不求下燕京，而四出残毁，河北遂不可守，与此役颇相似。居国之民，行军不如行国之便捷，其所残破之地，即不得如行国之远。春秋以前，与中原错处之戎狄，可谓皆在腹心之地，而不能为深患者，以彼徒我车，扰乱仅及边鄙也。卫懿公之灭于狄，盖奇变，不恒有。虽大邑如长葛，亦非戎狄所能入矣，况于蹂躏数千里之地乎？自秦、赵、燕诸国越北山、踰太行而与匈奴邻，则中国始与骑寇相遇；冒顿盛强，北边之侵扰愈亟，然亦缘边之地耳，非深入腹里也。此五胡之所以为大患，晋初诸臣所以欲徙戎也。然则佛狸之南侵，实为前此未有之局，此中国之所以不能豫与？佛狸寡谋，岂知以此为制胜之策，不过肆其残暴而已。然无意中却为战事创一新局。此世变之所以可畏也。

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南北朝之世，北扰攘而南安谧者，莫如梁武帝之时，此国家闲暇时也。欲恢复北方，终不能不决胜于中原平旷之地，则非有骑兵不可。周朗之言曰：“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宋书》本传。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矣。乃梁武未尝无恢复之图，而终不闻有马复之令，疆场之上，惟恃水军以资扞御，间欲攻取，亦惟恃决堰为上策。然则寒山之败，岂徒渊明之无能哉？观其徒恃此以取彭城，而知其恢复之无望矣。

中原之地，可以为牧场与？曰：不可。然当戎马生郊之日，暂设监牧以拟戎备，夫固无所不可也。《隋书·贺娄子干传》：讨吐谷浑还，“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勅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营田积谷，实为进取之基，然散野之民，卒逢践暴，殆为势所必不能免。虽有堡坞，亦不易守。从来偏安之世，北方之不易复，淮南北之凋敝实为之。其所由然，实以邻敌，不易谋生聚也。若画其地为内外二重，内事田种，外营牧畜，则我之长技，皆与彼同，而生聚之谋易立矣。此从来用长淮者未之及。然予深信其计之可用，抑岂徒南北分争之世，用诸长淮，国境与敌邻接而畏其蹂躏者，皆可以此为外卫也。

魏戎马之由来，《魏书·太宗纪》：永兴五年正月，“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此诸诏令，虽遍及其境内，然能出戎马者，必以北边之地为多。《尔朱荣传》言其“家世豪擅，财货丰赢。牛羊驰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荣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及荣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焉。尔朱氏之所以兴，正拓跋氏之所以兴也。《铁弗传》言卫辰之亡，魏获其马牛羊四百余万头。铁弗氏之久与拓跋为强对，亦以是也。

《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拓跋珪追柔然，诸将请还，珪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注》曰：“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副马之制，蒙古犹然。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今古，非专指鲜卑言也。《尔朱荣传》：“葛荣将向京师，众号百万，荣启求讨之。九月，乃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荣之破葛荣，克以寡制众，驰逐之利，亦有助焉。

《皮豹子传》：豹子为仇池镇将。兴安二年，表曰：“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惟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槁，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以魏人当时兵势之弱，而宋犹畏之，此骑步不敌之明证也。《宋书·刘敬宣传》：“孙恩为乱，东土骚扰，牢之自表东讨，军次虎疁，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亦南人不习骑战之征。

兵车自秦、汉以来，非遂不用也。然特以防冲突，供载运，不恃以逐利矣。《史记·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其时行军，用车仍不为少。然卫青与匈奴遇，令武刚车自环为营，李陵之击匈奴，“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汉书》本传。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又《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皆车以防冲突供运载之证。《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守，非以之攻战也。言秦、汉兵制者，多以车骑为骑兵，材官为步兵，楼船为水兵，其实不然。《汉书·刑法志》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言材官不言车骑。《晁错传》：“材官驺发。”《注》引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则材官与车骑是一。《惠帝纪》：七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则车与骑又有别。车盖即所谓车士，《冯唐传》：唐“拜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是也。骑士之名，则诸书习见，不待征引矣。《高帝纪》二年《注》引《汉仪注》曰：“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习射御者习为车兵，习骑驰者习为骑兵，习战阵者习为步兵。即材官，不言车士者，骑之为用尤要，故以骑士该之。抑步兵或不闲车骑之术，车骑则不可不闲步兵之技；故材官为兵之大名，言材官又可以统车骑也。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而其传中有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等名，知将吏之间，所职亦自有别。《张敞传》言其“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而使主兵车”，则主车之职，固下于主骑矣。战车虽可以防冲突，然必以骑兵为之翼卫，而其势乃张。何承天撰《安边论》，其第三策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其第二策言浚复城隍，以一城千室计。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宋书》本传。此徒为自免计而已。檀道济之救青州，刁雍策之曰：“贼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陈。大岘已南，处处狭隘，不得方轨。雍求将义兵五千，要险破之。”《魏书·刁雍传》。此徒用车不能制胜之证。宋武帝伐南燕，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而以骑为游军，则声势较壮而敌弗能拒。拓跋焘之寇彭城，沈庆之议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走历城。说虽未行，然庆之画策素谨慎，其为是议，必度其可以自达也。吕梁之役，萧摩诃劝吴明彻“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犹此意矣。宋武之伐后秦，魏使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帝使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而使朱超石继之，卒大破虏。兵车之建功，至于是而止矣。然其用，亦仍在拒守自固也。

《宋书·蒯恩传》：“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器杖。恩大喜。”此马士则徒主刍牧而已，并不与战斗，故并器杖而无之也。

（七○八）铁面

《唐书·吐蕃传》：“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宋史·西夏传》述其制亦如是，盖即受诸吐蕃者也。人之最不可伤者为面，胄虽深，亦不能尽蔽之。此吐蕃所制之所以为良。《晋书·朱伺传》：“夏口之战，伺用铁面自卫。”盖所以补胄之不足。《宋书·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遣向虎槛，拒对南贼。御杖先有诸葛亮筒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兼护手面，盖亦铠冑之良者矣。

（七○九）胡考

匈奴为东方人种，昔之人无异辞也，夏穗卿撰《古代史》，始据《晋书·石季龙载记》，冉闵之诛胡羯，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而疑其形貌有类西方人，然未能言其故也。其后王静安撰《西胡考》《西胡续考》，博征故籍，断言：先汉之世，匈奴、西域，业已兼被胡称；后汉以降，匈奴寖微，西域遂专胡号；其见卓矣。顾又引冉闵诛胡羯，暨《季龙载记》崔约狎孙珍事，谓羯为匈奴别部，而其形貌为高鼻多须，则匈奴形貌可想。盖匈奴之亡，鲜卑起而代之，自是迄于蠕蠕，主北垂者皆鲜卑同族。后魏之末，高车代兴，亦与匈奴异种。独西域人形貌与匈奴相似，故匈奴失国，遂专胡名，则非也。今请得而辩之。

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其初貤以称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无以为别，故以方位冠之。乌丸、鲜卑之先，称为东胡是也。其后循是例，施诸西北，则曰西胡，曰西域胡。其但曰胡者，略称也。陈汤之诛郅支，纪云发西域胡兵，传但称胡兵。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惟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矣。然则胡为匈奴本名，后转移于西域者，正以匈奴形貌与中国同，西域则殊异故。乃转以西域形貌之异，而疑匈奴形貌本不与中国同，则傎矣。近人何震亚、卫聚贤撰《匈奴与匈牙利考》，谓匈奴肤色本白，高鼻多须，其后鼻低頟阔，头员肤黄，由与汉族相杂，亦臆度而未得其实。匈奴之入居中国者，固可因昏姻相通，变其形貌，其西迁者，则与中国人昏媾甚鲜；即有一二殽杂，断不能遽变其形貌也。《吕纂载记》：“纂尝与鸠摩罗什棊。杀罗什子，曰斫胡奴头。”盖时俗以胡形相诟病，故以此相靳，此石宣所以一怒而诛崔约。然必羯貌本不同胡，乃有是怒，否则讳之不可得，转不以为忌矣。《三国·吴志·士燮传》，谓燮出入，胡人夹毂焚香者数十，此胡人必天竺之流。《南史·邓琬传》，谓刘胡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可证南人而亦称为胡。可见胡名主于形貌，与方位无关矣。然自后汉至唐，胡固犹西方人种与匈奴之公称也；昔人但知匈奴称胡，王氏又谓后汉以降，胡名为西域所专，两失之矣。

王氏《西胡考》曰：“魏晋以来，凡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也。”其说是也，顾犹不止此。西域诸国，文明程度本高，故其器物之流传中国者亦夥，北族则无是也。《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灵帝所好诸物，来自西域，不言可喻。董卓所拥兵，其中容有西域胡，然必不能皆是。《三国·蜀志》：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等率众降，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白为西域姓，然白虎文所率，亦必不能尽为西域人也。

《晋书·匈奴传》，谓其入居塞内者十九种，而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屠各事迹，见于史者颇多，盖其部落本大也。然颇与羌及汉人杂。《石勒载记》：勒讨靳准，准使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勒送泰于刘曜。曜潜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各。《苻坚载记》：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单于，寇掠郡县。坚使邓羌讨平之。《苻登载记》：登僭位后，屠各董成、张龙世等应之。姚苌死，登尽众而东，攻克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姚苌载记》：僭位后如秦州，与苻坚剌史王统相持。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苌者二万余户。统惧，乃降。《秃发傉檀载记》：与赫连勃勃战阳武，为所败。虑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屠各成七儿，率其属三百人，叛傉檀于北城，推梁贵为盟主。此中惟卜氏为匈奴四姓之一，余皆汉姓，盖二族相殽久矣。《宋书·傅弘之传》，高祖北伐，弘之与沈田子等自武关入，进据蓝田，招怀戎、晋。晋人庞斌之、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弘之素善骑乘，高祖至长安，弘之于姚泓驰道内，缓服戏马，或驰或骤，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观者数千人，并惊惋叹息。《柳元景传》云：庞法起据潼关，关中义徒，处处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此与《姚苌载记》之羌胡同，皆羌与匈奴部落；康虽西域姓，特为之首领而已，未必其部落中多有深目高鼻之徒。何也？此等羌胡多山居，西胡则未必入山也。见后。

匈奴部落遁居山中者曰稽胡，亦曰山胡，《周书》有传，云：“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曰山戎、赤狄之后。”二说以前为是。若如后说，两汉史籍，不得一言不及也。《周书》所记者：刘蠡升、见后。刘平伏、见《周书·文帝纪》魏大统七年。亦见于谨、豆卢宁、厍狄昌、梁椿、梁台、侯莫陈崇诸传。郝阿保、与刘桑德并见《豆卢宁传》。郝狼皮、刘桑德、郝三郎、白郁久、乔是罗、乔三勿用、乔白郎、乔素勿用、刘没铎、见《周武帝纪》建德六年。亦见齐炀王宪、赵王招、谯孝王俭、滕开王友、李迁哲、刘雄各传。刘受罗干，见《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及《越野王盛》《宇文神举》《宇文孝伯传》。○《隋书·王谊传》云：汾州稽胡叛，越王、谯王虽为总管，并受谊节度。然实远不止此，今请得而备征之。《魏书》：太祖登国六年，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降附。天兴元年，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叛，使庾岳讨平之。亦见《岳传》。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各率其众内附。二年，西河胡帅护诺于内附。太宗永兴二年，诏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镇抚山胡。亦见《观传》。三年，诏安同等持节循行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问其疾苦。亦见《同传》。是岁，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五年，赦天下。西河张外、建兴王绍，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遣元屈镇并州，刘洁、魏勤等镇西河。濩泽刘逸自号征东将军、三巴王，王绍为署置官属，攻逼建兴郡。屈等讨平之。河西胡曹龙、张大头等入蒲子，逼胁张外。外推龙为大单于。龙降魏，执送张外，斩之。是岁，吐京叛胡招引赫连屈丐。元屈督刘洁、魏勤讨之。兵败，勤死，洁被执，送屈丐。屈，文安公泥子，见《神元平文诸子孙传》，又见《刘洁》及《公孙表传》。神瑞元年，并州刺史楼伏连诱西河胡曹成、吐京胡刘初原，攻杀屈孑所置吐京护军，并禽叛胡阿度支等。亦见《伏连传》。屠各帅张文兴等率流民七千余家，河西胡酋刘遮、刘退孤等率部落万余家，渡河内属。二年，河西胡刘云率数万户内附。河西饥胡屯聚上党，推白亚栗斯为盟主，自号单于，建元建平，命公孙表等五将讨之。众废栗斯而立刘虎，号率善王。表兵败，用崔玄伯计，使叔孙建摄表军讨平之。时泰常元年矣。亦见《天象志》《灵征志》、公孙表、崔玄伯、叔孙建、邱惟诸传。三年，河东胡、蜀五千余家相率内属。五年，河西屠各帅黄大虎遣使内附。世祖始光四年，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神元年，并州胡酋卜田谋反伏诛，余众不安。诏王倍斤镇虑虒抚慰之。王建子。见《建传》。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屠各隗诘归率万余家内属。延和二年，崖与安定镇将延普、泾州刺史狄子玉子玉系羌，见《陆俟传》。构隙，攻普，不克，退往胡空谷，驱掠平民，据险自固。转陆俟为安定镇将，追讨崖等，皆获之。亦见《俟传》。陇西休屠王弘祖率众内属。金崖既死，部人立其从弟当川。三年，常山王素讨获之，斩于长安以徇。是岁，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克之，斩白龙及其将帅，屠其城。亦见《娥清奚眷传》。大破其余党于五原。太延三年，讨其余党于西河，灭之。世祖攻白龙，以轻出为所窘，赖陈建以免。见《建传》。又《宋书·薛安都传》：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汨击反胡白龙子，灭之。太平真君六年，二月，西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三月，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杀守将王幡。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温弃城走，自杀。九月，卢水胡盖吴复反于杏城。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分兵略临晋、长安。河东蜀薛永宗永宗，汾阴人，见《裴骏传》。又案汾阴薛氏，为蜀中大姓，见《薛辩传》。当时胡、蜀关系甚密。入汾曲，受其位号。魏兵屡败，世祖亲征经年，仅乃克之。吴未平时，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据上邽东城。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为之形援。秦州剌史封敕文击斩冏。众复推会为帅。安定屠各路那罗亦与之合。安丰公闾根与敕文并讨，会走汉中。盖吴之亡，并禽路那罗，而略阳王元达，复因梁会之反，聚众攻城，招引休官、屠各，推天水休官王宦兴为秦地王。复为敕文所破。以上兼据《敕文传》。八年，吐京胡阻险为盗，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提等引军讨仆浑。高凉王那自安定讨平朔方胡，与提等共攻仆浑，斩之。亦见《神元平文诸子孙》及《道武七王传》。高宗兴安元年，陇西屠各王景文叛。诏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讨平之。亦见《于栗传》。和平元年，遣乐安王良、皮豹子两道讨河西叛胡。高祖太和二十年，右将军元隆大破汾州叛胡。二十一年，南巡，次离石。叛胡归罪，宥之。世宗永平四年，汾州刘龙驹反，薛和讨破之。亦见《辛绍光传》，云胡贼，又云作逆华州。肃宗正光五年，汾州山胡薛羽等为寇，正平、平阳二郡，尤被其害。裴良为西北道行台，被围于汾州。裴延儁、章武王融等讨之。延儁以疾还，融等与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战，败绩。宜都等乘胜围城。良出战，于陈斩回成，复诱诸胡斩送宜都首。然刘蠡升众复振，良卒与城人奔西河。见《融》及《延儁传》。孝昌元年，蠡升遂自称天子。二年，绛蜀陈双炽亦自号建始王。遣长孙稚讨平之。其群胡北连蠡升，南通绛蜀者，裴庆孙自轵关入讨，至阳胡城，于其地立邵郡。见《延儁传》。而蠡升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患，谓之胡荒。至孝静帝天平二年，北齐神武帝乃讨平之。亦见《北齐书·神武纪》。又《崔挺传》：从父弟元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阳太守，频破胡贼，郡内以安。其明年，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反。立百官，建年号。神武复讨平之。此条见《北齐书·神武纪》及《皮景和传》。武定二年，神武复与文襄讨山胡，俘获万余户，分配诸州。此条见《魏书·孝静帝纪》。石楼之险，自魏世不能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山胡围离石，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亦见《薛循义传》。明年，乃与斛律金、常山王演犄角，攻破石楼。以上皆见本纪。其见列传者：则魏世有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建年号，置百官，攻逼州郡。泾州屠各陈瞻亦聚众反。以济阴王之子丽为秦州刺史，率杨椿讨平之。见《景穆十二王》及《杨播传》。高祖初，吐京胡反，自号辛支王。南安惠王第二子彬行汾州事，讨平之，因除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余人谋反，又率州兵讨破之。本传及《奚康生传》。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穆崇玄孙羆为吐京镇将，讨灭之。本传。陆真为长安镇将，胡贼帅贺略孙叛于石楼，真击破之。泰常初，郡县斩叛胡翟猛雀于林虑山，遗种窜行唐、襄国，周几追讨，尽诛之。上邽休官吕丰、屠各王飞廉等八千余家据险为逆，吕罗汉讨禽之。以上皆见本传。此外《魏书》来大千、尉拨、封轨、《封懿传》。李洪之、王椿、《王叡传》。《北齐书》皮景和、鲜于世荣、綦连猛、元景安、《周书》李、《李弼传》。达奚武、杨忠、韩果、辛威、宇文深、《宇文测传》。窦炽、韦孝宽、杨、王子直、《北史》魏城阳王徽、韩均、《韩茂传》。房豹、《房法寿传》。房谟、《隋书》虞庆则、宇文庆、侯莫陈颖、慕容三藏诸传，亦咸有征抚山胡之事。诸胡中惟刘、卜、盖、《魏书·官氏志》：盖楼氏，后改为盖氏。呼延、贺悦为北族姓，白为西域姓，白亚栗斯究复姓，抑但姓白，颇难定。史虽称为栗斯，然昔时于外国人名，固恒截取其末两字为称也。余皆汉姓矣。迹其所为，则据山险，《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安定靖王次子燮，世宗初，除华州刺史，表言“州治李润堡，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北齐书·皮景和传》：征步落稽，将五六骑深入一谷中，值贼百余人，便共格战。《周书·韩果传》：从大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健，号为着翅人”。均可见其所居之深阻。事劫掠，《北史·城阳王长寿传》：孙徽，明帝时为并州刺史。汾州山胡旧多劫掠，自徽为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扰。《韩茂传》：子均，除广阿镇大将。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均皆诱慰追捕，远近震跼。《周书·韦孝宽传》：移镇玉壁，兼摄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负险，屡为劫盗，孝宽示以威信，州境肃然。汾州之北，离石之南，悉是生胡，钞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翦。孝宽当其要处，置一大城，遣开府姚岳监筑之。《隋书·郭荣传》：宇文护以稽胡数为寇，使绥集之。荣于上郡、延安筑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为寇。漏籍而不供租税，《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子遥，肃宗初，迁冀州剌史。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周几传》：白涧、行唐民数千家，负险不供租税，几与长孙道生宣示祸福，逃民遂还。征讨俘获，动至千万。其最多者，曹仆浑之平，赴险死者以万数。刘虎之败，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沁而死，水为不流，虏其男女十余万口。刘蠡升之亡，《魏书》云获逋逃二万余户，《北史》云胡、魏五万户，则逋逃与胡人数略相等也。文宣之破石楼，斩首数万级，获杂畜十余万。招以仁政，亦有不待兵而服者。《魏书·穆崇传》：玄孙羆。改吐京镇为汾州，以羆为刺史。前吐京太守刘升，居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人诣羆请之。羆为表请，高祖从焉。《尉拨传》：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屠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王叡传》：子椿，孝昌中尔朱荣表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在降下。《周书·杨传》：稽胡恃险不宾，屡行钞窃，往慰抚。颇有权略，能得边情，诱化酋渠，多来款附，乃有随入朝者。《隋书·虞庆则传》：越王盛讨平稽胡，将班师。高颎与盛谋，须文武干略者镇遏之。表请庆则，于是拜石州总管，甚有威惠，稽胡慕义归者八千余户。○当时山民，实多苦赋役逃死者，然上之人遇之殊酷，征讨斩杀无论矣，即平时亦然。《魏书·李彪传》，谓彪慰喻汾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其一事也。哀哀生民，复何所逃死邪？○齐文宣之平石楼，《北史》云男子十二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士，其酷如此。或谓积重之势，不得不然，然《魏书·李洪之传》云：河西羌胡反，显祖亲征，诏洪之为河西都将讨山胡。皆保险拒战。洪之开以大信，听其复业，胡人遂降。则拒战者亦不过求免死耳，初不必妄肆杀戮，而后可服也。且其人本亦服征役，《魏书·尉元传》：上表言彭城戍兵多是胡人，欲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又以中州鲜卑增其兵数。《刘洁传》：与建宁王崇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崇击诛之，虏其男女数千人。《周书·韦孝宽传》：陈平齐之策，欲使北山稽胡绝汾晋之路。建德五年，赵王招自华谷攻汾州，果发稽胡，与大军犄角。《隋书·豆卢勣传》：子毓，为汉王谅主簿。谅反，毓闭城拒之，遣稽胡守堞。皆稽胡从戍事之证。《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是役也，胡亡者千余人，命韦冲绥怀，月余，并赴长城，见《韦世康传》。又唐隐太子讨刘仙成，扬言增置州县，须有城邑，悉课群胡执版筑，而阴勒兵执杀之。新旧《唐书》本传皆同。皆稽胡服力役之证也。输军资，《周书·杨忠传》：保定四年，大军东伐，晋公护出洛阳，命忠出沃野以应突厥。时军粮少，诸将忧之，而计无所出。忠曰：当权以济事耳。乃招稽胡诸首领，咸令在坐，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至。忠阳怪而问之，杰曰：大冢宰已平洛阳，天子闻银、夏之间，生胡扰动，使杰就公讨之。又令突厥使者驰至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马十余万在长城下，故遣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公破之。坐者皆惧，忠慰喻而遣之，于是诸胡相率归命，馈输填积。是胡人亦能供军也。齐文宣九锡之命曰：“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酋渠万族，广袤千里，凭险不恭，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携叩款，粟帛之调，王府充积。”虽有溢美之辞，必非尽子虚矣。得之则可配郡县，太平真君六年、武定二年之役见前。又呼延铁、张崇之叛，史言由于不乐内徙。讨白龙余党时，诏山胡为白龙所逼及归降者，听为平民。王景文之平，徙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纯与三国时之山越、南北朝时之群蛮同。知杂居其间者，实以汉人为多。又其人与蜀甚亲，蜀即賨，亦久与汉人相杂。其举事者或称单于，或称天子，非袭匈奴旧名，即用汉族尊号，亦可见其与西域无干。山胡与索虏相抗者甚多，惟盖吴为有雄略。其将白广平，实可疑为西域种。又吴之死，《魏书·陆俟传》云其为二叔所杀，《宋书·索虏传》则云屠各反叛，吴自讨之，为流矢所中死，疑《宋书》之言为实。二叔盖会逢其适，借以要功耳。然则吴本客族，故屠各叛之邪？非也。内相乖携，何国蔑有？观吴上宋室表，堂堂之陈，正正之旗，声讨索虏，辞严义正，俨然以神明之胄自居。盖北族久居中原，深渐汉化者。白固非必胡姓，即谓为胡姓，亦为吴效奔走者耳，不得以此，并疑吴为西胡也。《隋书·侯莫陈颖传》：周武帝时，从滕王逌击龙泉文城叛胡，与柱国豆卢勣分路而进。先是稽胡叛乱，辄略边人为奴婢；至是，诏胡有压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有人言为胡村所隐匿者，勣将诛之，以颖言而止。则知汉人除逋逃入胡者外，又有为其所略者。胡中汉人之多可知。虽以故为夷落，仍称为胡，实则十之八九，未尝非神明之胄也。十九种盖以微矣，而况于深目高鼻之徒欤？

隋有天下后，胡患颇息，然及大业十年，复有刘苗王之叛。见《隋书·本纪》。其子季真、六儿继之，至唐初始平。见《新唐书·本纪》武德二、三年。新旧《唐书》有《季真传》。又见《北史·隋宗室诸王·离石太守子崇》，《唐书·宗室·襄武王琛传》。唐兵之起也，稽胡五万略宜春，窦轨讨破之。《旧唐书·窦威传》。其时又有刘迦论者据雕阴，稽胡刘鹞子，与相影响。《旧唐书·屈突通传》。至太宗进取泾阳，乃击破之。《新唐书·本纪》。马三宝从平京师，亦别击破叛胡刘拔真于北山，《新唐书》本传。稽胡大帅刘仙成部落数万，为边害，隐太子讨之，破之鄜州，诈诛六千余人。事在武德三、四年。见《新唐书·本纪》。仙成降师都，师都信谗杀之。其下乃多叛，来降。新旧《唐书·师都传》。高宗永淳二年，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部落稽以叛。此据《旧唐书·程务挺传》。《新唐书》则云：绥州部落稽白铁余据平城叛。程务挺讨禽之。至中叶后，仆固怀恩上书自陈，尚有鄜坊稽胡草扰之语。《旧唐书》本传。又据《旧唐书·吐蕃传》：大历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扰，豫为边备，降敕，令郭子仪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严会栒邑。则至安史乱后，其部落犹有存者。其同化亦可谓难矣。然此特其种姓可稽，其俗尚当无以异于华人也。

匈奴人入中原者，其境遇可分三等：上焉者，颇渐染中原之文教，如刘元海、刘聪、刘曜、刘宣、卜珝之徒是也。卜珝见《晋书·艺术传》，元海等均见《载记》。虽或有溢美之词，亦必不能尽诬也。又有离石胡人刘萨阿，出家名慧达，见《梁书·诸夷传》。次之者则从戎事，冉闵所诛及魏时戍彭城者，盖即其伦。魏太武与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灭并州贼；氐羌死，灭关中贼。卿若杀丁零与胡，无不利。”《宋书·质传》。知冉闵屠戮后，其众之在行间者尚多也。然其从事田作者实尤多。此等能汉语者，盖多已与汉人无别，其不能者，则入山而为山胡矣。《周书·稽胡传》曰：“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

《晋书·北狄传》云：“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特招怀宽典，不责之以输将，非其人不习农事也。其众既至千万落，沿边虽云土满，不得尽为牧场，非力耕何以自存乎？《传》又云：“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复与晋人杂居。”《石勒载记》言其“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又言“邬人郭敬、阳曲宁驱，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又言勒与李阳邻居，岁尝争麻地，互相殴击。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勒亦在其中，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晋书·王恂传》，言太原诸郡，以匈奴人为田客，动有百数，观勒事而知其不诬矣。《苻坚载记》云：“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宋书·索虏传》亦云：“朔方以西，西至上郡，东西千余里。汉世徙谪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坚时，卫臣入塞寄田，春来秋去。坚云中护军贾雍掠其田者，获生口马牛羊，坚悉以还之，卫臣感恩，遂称臣入居塞内。”知匈奴之居缘边者，亦皆能勤事耕牧，况于内地？当风尘洞之日，不避之山深林密之地而安归哉？冉闵所诛，《载记》不言其数。《晋书·天文志》：月奄犯五纬下云“十万余人”，月五星犯列舍妖星客星下云“十余万人”。疑亦当作十万余。《宋书·天文志》同。《韦謏传》言闵“以降胡一千处麾下”，又载謏谏闵之辞，则云“降胡数千”。降者之数如此，不降者度亦不过倍蓰。邺中之数如此，益以四方屯戍，辜较不过十万。二志所云，当非虚语。此于匈奴之众，盖不过十一耳，宜其从征戍者犹多，入山林者逾众也。夫争名者必于朝，争利者必于市，未有退居田野者也。西胡之入中国，大抵以朝贡或行贾，其文明程度素高，未必甘为胼手胝足之事，故山胡虽种落繁炽，绝不闻其中有深目高鼻之徒。白广平等庸或西域种，不过平时为之大长，战时为之支将而已矣。此犹太伯之居吴，无余之处越，以君之资章甫，而谓其民悉袭冠裳，可乎？冉闵之诛胡羯，高鼻多须，滥死者半，则以杀机既动，见异类即诛锄之，而不暇别择耳。正惟胡羯非高鼻多须，故高鼻多须之死为滥，安得以此转疑胡羯之貌为高鼻多须乎？

《北齐书·杨愔传》云：“太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北史·柳虬传》，谓雍州有胡家被劫，广陵王欣家奴与焉。必其家故富厚，乃为盗贼所觊觎，此盖皆贾胡之流。又《元谐传》：谐与王谊往来，胡僧告其谋反。此胡僧必与朝士相交通，故能诬陷勋旧也。《齐幼主本纪》云：幼主时，“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以万数。”而《恩幸传》云：“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眼鼻深险，一无可用。”眼鼻深险，即深目高鼻之谓。史为昭武九姓之国，当时西胡，固多以国名为姓也。此皆南北朝之世西胡事迹可征者，与匈奴、羯固迥不侔矣。

《宋书·天文志》：咸和六年，正月，“胡贼杀掠娄、武进二县民。于是遣戍中州。明年，胡贼又略南沙、海虞民。”此胡贼当是航海来之贾胡。《恩幸传》有于天宝，其先胡人，亦当是西胡，惟不知其何时来，航海抑遵陆耳。《州郡志》：“华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此则稽胡之类，来自并、雍者也。故知以一“胡”字通称西、北二族，当时南北皆然。

《晋书·石勒载记》云：“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邪奕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魏书·羯胡传》无“羌渠之胄”四字，而多“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十四字。羌渠二字，可有二解：匈奴单于之名，一也。《晋书·北狄传》，述匈奴入居塞内者十九种，中有羌渠，二也。外夷有名不讳，或即以先世之名为种号，则二名仍系一实矣。然窃疑非也。羌渠卒于中平五年。石勒卒于咸和七年，年六十，当生于泰始九年。上距中平五年八十五岁。勒果羌渠之胄，非其曾孙，即其玄孙，安得不详其世数，泛言胄裔乎？匈奴单于入居中国者，于扶罗、呼厨泉，皆羌渠子。刘元海者，于扶罗之孙，而羌渠之曾孙也。勒果亦羌渠后，则于单于为近属，安得父祖已微为小率，勒且为人耕作，随人商贩，至于为人缚卖乎？于扶罗之众留汉者，左部居太原、泫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曷尝有散居武乡者？且勒果先单于后，安得云别部乎？故知此羌渠二字，必非单于之名。抑予并疑其非十九种中之羌渠种。何也？勒之称赵王也，号胡为国人。下令禁国人不得报嫂，及在丧昏取，其烧葬令如本俗。报嫂固匈奴旧俗，在丧昏取，或亦非所禁，烧葬则匈奴不闻有是也，惟氐羌有之。然则羌渠之胄，犹言羌酋之裔耳。《载记》言勒之讨靳准也，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及攻准于平阳，巴帅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皆以羌羯连言，其情若甚亲者，岂无因哉？《晋书·张实传》：愍帝将降刘曜，下诏于实曰：“羯胡刘载僭称大号，祸加先帝，肆杀藩王。”实叔父肃，请为先锋击曜。实不许。肃曰：“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晏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径皆称匈奴为羯，则以羯与匈奴，杂居既久耳。其流合，其原未必同也。

《旧唐书·唐休璟传》：“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略州县。后奚、羯胡又与桑干突厥同反，（营州）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则羯种至唐，尚有存于东北者。杜陵《咏怀古迹》诗称安禄山为羯胡，疑亦必有所据也。

西胡诪张于北族之中，盖自柔然时始。前乎此者，匈奴、鲜卑，皆东方种；柔然虽鲜卑别部，所用实多铁勒之众，铁勒固自北海蔓延于两海之间者也。柔然之败而复振也，虽曰乘魏之衰，然其社句可汗名婆罗门，实为胡语。其姊妹三人，皆妻哒，又自豆仑以后，与铁勒副伏至罗部争，多在西域之地。副伏至罗与哒，亦关系甚深。然则柔然当衰敝之时，实与西域诸国颇密。其蹶而复起，安知不有西域人为之主谋？特史于四裔事多荒略，弗能道耳。至于突厥，则有资于西胡殊显。裴矩言突厥淳陋，易离间，但内多群胡教道之。因以计诛史蜀胡悉。《新唐书》本传。始毕时事。张公谨策突厥可取曰：“颉利疏突厥，亲诸胡，胡性反复，大军临之，内必生变。”《新唐书》本传。是突厥以诸胡强，亦以诸胡亡也。《唐书·突厥传》，言突厥再亡，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见《回纥传》，盖皆铁勒。史言其处碛北，然实近西域。九姓部落，蔓衍甚广。颉利之败于白道也，屯营碛口，遣使请和。诏唐俭往赦之。李靖、李勣相与谋曰：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度碛，保于九姓，追则难及。今诏使至，彼必弛备，随后袭之，不战而平贼矣。又陈子昂上疏，言国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强大，臣伏中国。今九姓叛亡，碛北诸姓，已非国有。欲犄角亡叛，惟金山诸蕃，共为形势。《新唐书·突厥传》言默啜讨九姓，战碛北，九姓溃，轻归不设备，为拔野固残卒所杀。此皆以九姓在碛北者也。《新唐书·方镇表》，言河西节度使治凉州，副使治甘州，景云元年置，督察九姓部落。而陈子昂亦言甘州北当九姓，则地接河西矣。薛仁贵之定天山也，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千人来拒，仁贵并坑杀之。新旧《书》皆言九姓自此遂衰，则天山又其荟萃之区也。盖自伊列河以往，乃十姓地，其东皆九姓也。○《张说传》：王晙诛河曲降虏，并州大同、横野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慰抚之。九姓感其义，乃安。此九姓，乃开元时内附，散居太原以北，置天兵军领之者。见《张嘉贞传》。《回纥传》：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居资殖产甚厚。苏定方之征贺鲁也，至怛笃城，有胡降附，定方尽杀之，而取其资财。新旧《唐书》本传同。盖其人皆贾胡之流。回纥居中国者，多以放债为事，盖非回纥，实九姓胡为之也。张光晟言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尔。《新唐书·回纥传》。是纥亦以西胡强也。史朝义平后，回纥留其将安恪、石常庭于河阳，以守护所掠财物。见新旧《唐书·马燧》《李忠臣传》。又张光晟杀突董后，回纥使康赤心来。安、石、康皆胡姓，知回纥中西胡多矣。不特此也，北族丧败之余，往往得西胡而复振。河曲六州，虽屡反侧，讫无能为，及康待宾用之，则六州皆陷，卒空其地而祸始已。与待宾俱叛者，曰安慕容，曰何黑奴，曰石神奴，曰康铁头，继待宾而叛者曰康愿子，皆胡姓也。《张孝忠传》，言禄山使破九姓突厥，新旧《唐书》同。则九姓蔓衍，已及东方。而贾胡亦即随之而至，《旧唐书·地理志》言燕、威、慎、玄、崇、夷宾、师、鲜、带、黎、沃、昌、归义、瑞、信、青山、凛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处。皆在幽州、营州境内。其中瑞州以处突厥、凛州以处降胡，《新唐书》亦以凛州为降胡州。余为靺鞨、奚、契丹、室韦、海外新罗等。此诸种落，盖皆有交关，而胡人仍操贸迁之业。故两书《宋庆礼传》，皆言其复立营州，招集贾胡，为立邸肆也。两书皆言安禄山、史思明通六蕃语，为互市郎，盖亦贾胡中之佼佼者矣。《旧书》言禄山为柳城杂种胡，本无姓氏。《新唐书》谓其本姓康。胡未闻无姓氏，《新唐书》之言是也。史思明，《新唐书》言为突厥种，《旧唐书》谓为突厥杂种胡人。思明貌廞目侧鼻，盖犹类胡，《旧唐书》之言是也。然则二人非特躬操驵侩之业，其种姓固亦出西胡矣。王氏引《侯鲭录》，言后唐庄宗像，两眼外皆髭，此即所谓多须髯者。《五代史·氏叔琮传》，言晋人攻临汾，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须者，《旧史》作深目虬须，貌如沙陀。牧马襄陵道旁，晋人以为晋兵。杂行道中，伺其怠，禽晋二人以归。此所谓晋人，实即沙陀。沙陀之状貌，断可识矣。五代诸臣，出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蔚州人，世为军校。庄宗尝曰：吾家以羊马为生。福状貌类胡人，而丰厚。胡宜羊马，乃令福牧马于相州。福善诸戎语，明帝尝召入便殿，访以外事，辄为蕃语以对。康思立、本山阴诸部人。康义诚、代北三部落人。康延孝、塞北部落人。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人。安重荣、朔州人。安从进、振武索葛部人。李存孝、代州飞狐人，本姓安。存信、本姓张氏。其父君政，回鹘李思忠部人。案存信能四夷语，通六蕃书。子从训，《旧唐书》亦言其善蕃字，通佛理，亦必与西胡关系甚深者也。安审琦、其先沙陀部人。白奉进，云州清塞军人，父曰达子，世居朔野，以弋猎为事。皆是也。然则沙陀虽云突厥，其与西胡相殽，亦云甚矣。《五代史·杂传》，马重绩，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军中。重绩明数术，通历法，疑亦西域种也。盖北族虽劲悍，然文明程度不高，故非有旷世之才，如冒顿、阿保机、帖木真者以用之，即不能以自振，西胡则不然也。安史之乱，实可谓西胡驱北族以成之者。康待宾亦其流，沙陀特其祸之尤烈者耳。然则西胡虽不能以独力扰乱中原，固亦不能谓其不足为患矣。

文明人入野蛮部落中，往往为所尊奉。《五代史·康福传》云：“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贵沙陀，故尝自言沙陀种也。福常有疾，卧阁中，寮佐人问疾，见其锦衾，相顾窃戏曰：锦衾烂兮。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沙陀之见尊可想。此李克用父子所由能收率北族，横行中原欤？

唐世于四夷，凡貌类白种者，仍称之为胡。《旧唐书·杨元琰传》：元琰奏请出家，“中宗不许。敬晖闻而笑曰：向不知奏请出家，合赞成其事，剃却胡头，岂不妙也？元琰多须类胡，晖以此言戏之。”又《五代史·慕容彦超传》，谓其“黑色胡髯，号阎昆仑”，皆可为证。《新唐书·高宗纪》，显庆元年，“禁胡人为幻戏者”。此胡人，亦必来自西域之白种也。

（七一○）胡服考书后

古服上衣下裳，连衣裳而一之则曰深衣，无以袴为外服者。此篇因谓袴褶之制，始于赵武灵王，其原出于胡服，似未必然也。康成说黻之缘起曰：“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夫但知蔽前为黻，兼知蔽后，则为裳矣。朝祭之必裳，犹其存黻，皆不轻变古之意也。谓古人凡事因仍，不知改变，亦可。至就劳役，则有裈而不袴者，《淮南子·原道》：“短裷不袴，以便涉游。”司马相如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是也。有袴而不裳者，《礼记》“童子不衣裘裳”是也。劳役有之，戎事亦宜。然王氏谓《周礼·司服》郑《注》云：“今伍佰缇衣。崔豹《古今注》云：今户伯绛帻纁衣。伍伯者，车前导引之卒，见《释名》《续汉志》《古今注》。今传世汉画像车前之卒，皆短衣着裤，由伍佰之绛帻纁衣为裤褶之服，知光武之绛衣赤帻，及赤帻大冠，不独冠胡服之冠，亦服胡服之服矣。”又曰：“《汉书·匈奴传》：中行说曰：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中国古服如端衣深衣，袴皆在内，驰草棘中不得裂弊。袴而裂弊，是匈奴之服，袴外无表，即同于跗褶服也。”案：《司服》郑《注》兼引《左氏》成公十六年“有靺韦之跗注”，杜《注》曰：“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郑引此，盖仅证其衣裳之同色。《疏》谓郑以跗当为幅者，非若袴而属于跗，则与衣不连，其制盖亦有踦。杜云：若袴而不径云袴者，以袴不皆属于跗也。此古戎服着袴之征，不待胡也。《曲礼》：“童子不衣裘裳。”《玉藻》：“童子不裘不帛。”《内则》：“十年，衣不帛，襦袴。”“衣不帛”句，即《曲礼》所谓“童子不裘”，《玉藻》所谓“不裘不帛”也。不言裘者，与下文“二十而冠，可以衣裘帛”互相备也。“襦袴”，则《曲礼》所谓“童子不裳”也。所以不裳者，《曲礼》郑《注》曰：“裘太温，消阴气，使不堪，《正义》：使不堪苦者，热消阴气，则不堪苦使。不衣裘裳便易。”《疏》曰：“给役，则着裳不便，故童子并缁布襦袴。”初说不误。《内则》《注》云：“不用帛为襦袴，为太温，伤阴气。”正以“不用帛”句，恐人不知古人言语互相足之例，故备言之。《疏》云“衣不帛襦袴者，谓不以帛为襦袴”，则误矣。童子之不裘不帛，固以太温，亦以不堪苦使，不裳则专为便易，可见服劳者之必去裳矣。戴德丧服变除：“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玉藻》：“童子无缌服，听事不麻。”《注》：“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无麻，往给事也。”盖丧祭不可以襦袴，故加之深衣。《曲礼》《疏》曰：“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则可。故《内则》云：二十可以衣裘帛。”二十而后裘帛，则亦二十而后裳，不言者，与上文互相备故。《大戴》言：童子不裳，以十九为限也。然则裳，冠者之服也，冠而不裳者，将责成人之礼焉。然则裳，礼服也，服劳役者，非童子则贱者，礼不下庶人，其不必裳明矣。故庶人但以深衣为吉服，同于襦袴之童子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已称童谣曰：“鸜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说文》：“褰，袴也。”《方言》：“袴，齐鲁之间谓之。”蹇之言“袪也”，《曲礼》：“暑无褰裳”见《注》。举也。褰裳，则利遐举也。故《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然则欲远行者，亦必袴而不裳矣。《说文》：“襦，短衣也。”《方言》：“复襦，江、湘之间谓之。”从竖，竖者，童竖。《广雅》：“儒，短也。”故短人称侏儒。古有恒言：“寒者利短褐。”短褐者，襦之以褐为之者也。然则古之贱贫人，殆无袴而不裳也。《玉藻》曰：“纩为茧，缊为袍，禅为絅，帛为褶。”《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传》：“袍，也，《释言》文。《玉藻》云：纩为襺，缊为袍。《注》云：衣有着之异名也。缊谓今纩及旧絮也。然则纯着新绵名为襺，杂用旧絮名为袍，虽着有异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释名》：“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周官·内司服》《注》谓王后六服，皆袍制，然则古惟贱贫人但有短褐，贵人衣裳之内，固有长袍，特外必加以衣裳，若深衣耳。去之则贵者长袍，贱者短褐，与今同矣，岂待胡服哉？《丧大纪》：“袍必有表。”《士丧礼》《疏》：“褖衣，连衣裳者，用以表袍。”王静庵此《胡服考》篇，考索之功深，而于事理未尝深思也。

（七一一）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消长

抑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非独中国也。印度之于西亚，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数者实如出一辙。然则武力之不竞，乃文明民族之通病，非中国独然也。欲求中国武力不竞之原因，又非先求文明民族武力不竞之原因不可矣。

论者多谓文明民族，好斗之心，健斗之力，远非野蛮民族之比，是以每遇辄北。斯言似是而实不然。何者？果如所言，则必文明民族，真不能敌野蛮民族而后可，然考诸历史，殊非事实也。五胡乱华之世，北方争斗，盖罕用汉族为兵，即有之，亦不视为精锐，此非东晋后始然，后汉以来，久启其端矣。此盖由异族性质强武，故中国亦好用之，如张宗昌等之喜用白俄人也。然当高齐之初，高敖曹所将汉人，即视鲜卑并无逊色。而如东晋之末，宋武帝北伐之师，萧梁之世，陈庆之送元颢北还之众，其强悍善斗，虽野蛮民族视之，犹愧弗及焉。此外如元兵之强，而完颜彝能屡胜之；清初起时之锐，而袁崇焕能屡却之，此等事不胜枚举。故谓文明民族，战斗之力，不逮野蛮民族，乃从其胜负既定之后，辜较成败为之辞，而非真就每次争战，详察其实，而得此说也。夫其说既系事后辜较之谈，则安知其胜负之原因，不别有所在，而果在两军之战斗力邪？夫就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全体衡之，其好斗之心，与健斗之力，诚皆非野蛮民族之敌，然以中国之大，岂待举国尚武，而后足与蛮夷敌哉？贾生论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史记》谓匈奴，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人，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甲骑尚不足二十四万，老弱同于壮丁，妇女同于男子，亦不过百万耳，此岂待以举国之众以敌之哉？苏轼谓全赵可以制匈奴，信不诬矣。夫必待举国之众，强悍善战，而后足与野蛮民族敌，则文明民族，因其生事教化之殊异，诚不免为一难题。若一两县尚武之众，而谓中国无之，岂情实乎？况乎人之性质，可以训练而成，举全国之民，悉训练之而臻于强悍，自非旦夕间事。若谓数十百万之众，不能训练以跻于有成，则非情实也。况乎五方风俗之不齐，又有不待训练，本已强悍者邪？然则谓文明民族之不敌野蛮民族，由其人民性质之柔弱者，非也。至于财力器械之不敌，则皆与远西接触后事，昔日之无此情形，更不俟论。然则中国不敌夷狄，其原因果安在哉？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文明民族之不敌野蛮民族，此盖为其真原因。古来第一汉奸，当推中行说。中行说论汉与匈奴之长短曰：匈奴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汉则礼义之敝，上下交怨。伊古以来，为此等说者，不知凡几。至于明清之际，亭林蒿目世变，痛心宗国之沦亡，而其论中国外夷强弱之原因，犹无以易此说也。然古来持此等议论者，皆以为中国重滞，外夷径捷。中国重滞，由于文繁，外夷径捷，由于法简，归其原于政治之得失而已，而不知有分数则使众如使寡。使众如使寡，则用大犹用小也。而小敌之坚，大敌之禽，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众且大者之势，卒非寡弱者所能与也。然则中国之不敌外夷，尚不在其政治之径捷与重滞，而别有所在矣。嗟乎，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者邪！夫以中国之文明，用中国之众且大，谓其不能有分数，使之如寡小者，不可得也。抑观历代之法令，虽不足以云径捷，然如使其实而行之，虽稍重滞，谓政事军事，必致于败坏决裂，不可收拾，无是理也。所以败坏决裂，不可收拾者，皆名实不符。核其名犹是，而按其实则非，有以致之耳。所以名实不符者，则由其社会之积弊已深，私人之利益，与公众相反者众也。今请举实事以明之，当日俄战争之际，日本有所谓代耕之俗焉，一夫出征，则其所荒弃之田，由其邻里代为之耕，而凡征人之妻子，有所求于市，市人或廉其价，有疾，医者或不取费，为之疗治。其事殊，其意一也，中国有之乎？夫士之临阵而屡北，非果畏创夷，怯白刃也，其十八九，盖亦由其后顾而不能无忧焉。管夷吾有老母在，则三战而之北，古之人已然矣。然则如日本之士，与中国之士，使之陷阵却敌，奋不顾身，孰为有后顾忧，孰无之乎？人孰不好生而恶死，然所谓生者，非徒傀然七尺之躯，偷息于天地间云尔，固贵有生人之趣。今使战败而归，父母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友朋不之齿，其生人之趣安在？安得不轻死伤，重降北，而如其舆论久背公党私，虽为降虏，为敌间谍，甚者且为之先驱，苟其富贵利达，父母妻子，宗族交游，引以为光宠如故也，洪承畴、吴三桂之徒，安得不接迹于世哉？况也，夺伯氏邑而无怨言，徙廖立而致其垂泣，管葛之用心无特法，其不可多得也久矣。世固有慷慨之士，本愿效忠于国，其才亦有可用，徒以扼于权奸，不获申理，遂不恤反颜事仇者，宋末之刘整、夏贵是也。其罪固通于天，然遏抑之者，亦宁能不分负其责哉？此等事悉数难终，要皆文明社会多，而野蛮社会少。文明社会有之，或冤沉海底，野蛮社会有之，必较易平反。故文明之人，非生而怯也，其社会固束缚之，驰骤之，使之不得不怯，甚至迫害之，使不得不从敌。野蛮社会之人，则皆反是。故文明人之见陵于野蛮人，非不幸也，优胜劣败，理有固然。论者或以文明人之见陵于野蛮人，而叹福善祸淫之不足信，而不知此正福善祸淫之最可信者。何则？文明人虽文明，其社会组织固恶，野蛮人虽野蛮，其社会组织固善也。惟社会组织虽善，文明程度太低，则亦不足战胜。历代野蛮人所以受制于文明人者以此，然至其文明渐进，而足以与文明人为敌，则文明人之厄运遂至。如鲜卑，其初屡见破于中国与匈奴，然至精金良铁，多漏出塞，而鲜卑有其器，汉人逋逃，为之谋主，而鲜卑有其法，檀石槐遂兼匈奴，扰汉边，中国任名将，发大兵，三道出塞，一时败绩矣。然则今日之黄白人，虽若天之骄子乎？至于利器悉为黑人之所有，以黑人健全之社会组织，用白人之利器，今之所谓文明人者，能否久居人上，或不免为蒙古盛强时之中国人与西域人，犹未可知也。夫以今日之白人，其势力诚如骄阳当天，未知时日之曷丧，然世事之变迁，宁可逆料，当唐天子称天可汗，尽服从北夷时，安知室建河畔一小部落曰蒙兀者，乃能创建跨据欧亚之大业哉？

故民族强弱，究极言之，实与治化隆污，息息相关，而治化之隆污，其本原，实在社会组织，徒求之于政事之理乱，抑其末焉者也。此等究极之谈，目前言之，诚若迂阔而远于务。然如现在普通人之见解，以为只须训练人民，使之健斗，又或标榜一二民族英雄，资其矜式，便尽提倡民族主义之能事，则可谓肤浅之至。从古以来，人民无以一人之力，与异族斗者，皆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则此一团中人之和，与夫一团中人人之勇相较，而和之用实为较大，何则？惟一团中人相与和，乃能致一团中人人之勇。否则虽有勇夫，不过仗剑死敌，以求其一心之安，于国事初无丝毫裨益，其下焉者，或不免反颜事仇也。夫欲彻底改善社会组织，自非旦夕间事，然居今日而言提倡民族主义，亦不宜专从粗浅处着眼，群之和，重于一夫之勇，虽不能彻底改革，亦不可不有事焉。具体言之，则如今日，能训练人民，使之皆可为战士，故属要着，然如何筹划，乃可使出征之士，较少后顾之忧，可使为国宣劳者，可为公众所爱慕，袖手旁观，若临阵奔北之士，可为公众所不齿，此等风气之造成，较诸授人民以行陈击刺之技，实尤要也。言不能悉，举一端，他可类推。

昔时读史者，多注重于个人之行为，故多崇拜英雄，今日之眼光，则异于是。何者？知事之成敢，复杂万端，成者不必有功，败者不必有罪，谋胜者不必智，战败者不必怯也。生物界之情形，大抵中材多，极强极弱者少，惟人亦然，无时无地无英雄，亦无时无地无庸劣之士。群之盛衰，非判之于其有材无才，乃判之于有材者能否居于有所作为之地位，庸劣者能否退处不能为害之地位耳。故望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言消长而不言有无，其意可深长思也，此义言故与学者，皆不可不知也。

（七一二）突厥与蒙古同祖

突厥原起，《北史》所载，凡有三说。一曰：“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国西北山。山有洞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隋书》作地方二百余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渐至数百家。经数世，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臣于蠕蠕。”二曰：“突厥本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号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三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年幼，而跳最高，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又《元史译文证补》译拉施特《蒙古全史》，述蒙古缘起曰：“相传古时蒙兀与他族战，全军覆没。仅遗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绝险巇，惟一径通出入。而山中壤地宽平，水草茂美，乃携牲畜辎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儿格乃衮。二男：一名脑古，一名乞颜。乞颜，义为奔瀑急流。以其膂力迈众，一往无前，故以称名。乞颜后裔繁盛，称之曰乞要特。乞颜变音为乞要，曰特者，统类之词也。后世地狭人稠，乃谋出山，而旧径芜塞，且苦艰险。继得铁矿，洞穴深邃，爰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宰七十牛，剖革为筒，鼓风助火，铁石尽镕，衢路遂辟。后裔于元旦锻铁于炉，君与宗亲，次第捶之，著为典礼。”与《北史》第一说绝相类。而锻铁之说，又足与第二说之世为铁工相印证。以风马牛不相及之两族，而其传说之相似，至于如是，实可异也。土门求婚柔然，阿那瑰詈之曰：尔是我铁奴，何敢发是言也。

民族缪悠之传说，虽若为情理所必无。然其中必有事实存焉。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正不容以言不雅驯，一笔抹杀也。今试先即《北史》所载三说观之。案此三说虽相乖异，然其中仍有相同之处。突厥姓阿史那氏，一也；突厥有十姓，阿史那其一，二也；首出之主曰阿贤设，三也；突厥先世，尝为他族所破灭，四也。狼生十子，说极荒唐，然突厥后世，牙门实建有狼头纛。又有所谓九姓部落者，于突厥为最亲。九姓之名：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见《唐书·回纥传》。《突厥传》述突厥之亡，谓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云。此谓阿史那氏既亡，其余九姓，犹或来朝贡也。又《回纥传》载九姓胡劝牟羽可汗入寇，宰相顿莫贺达干谏，不听，怒，遂弑可汗。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九姓胡先随回纥入中国者闻之，因不敢归。此为九姓胡与回纥有别之证。九姓胡既与回纥较疏，则突厥之于九姓，必较回纥为亲。故《唐书》称为旧部。盖回纥等皆后来服于突厥者，惟九姓则为阿史那同族也。又突厥可汗，尝岁率重臣，祭其先窟。而西突厥亦岁遣使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则缪悠之传说，实为数典所不忘，断不容指为虚诬矣。据《元史译文证补》，突厥最西之可萨部，实在里海、黑海之滨。然则突厥先世，殆本居西海之右，迨为他族所破，乃辗转遁入阿尔泰之南山中，其地在高昌西北，其名则跋斯处折施邪？锻铁之业，发明颇难。鲜卑、契丹皆与汉人相习久而后能之。女真初起时，汉人有携甲至其部者，尚率其下出重赀以市。突厥僻陋，未必有此。或沮渠亡后，败逋北走者之所教与？

蒙古传说，与突厥相类，洪氏疑蒙人袭突厥唾余以叙先德。夫突厥之在当日，则亦败亡奔北之余耳，引为同族，岂足为荣？若谓传述者语涉不经，载笔者意存毁谤，则拉施特身仕宗藩之朝，亲见捶铁典礼；又乞要特即奇渥温，为有元帝室得氏之由，亦断不容指为虚构。拉施特之修史也，其主尽出先时卷牍，以资考核；又命蒙古大臣，谙习掌故者，襄理其事；安得作此谓他人父之言？拉施特亦安敢臆造异说，作为谤书邪？然此说与《北史》第一说，相类太甚。又《蒙古秘史》，蒙古始祖名孛儿帖赤那，译言苍狼。帖赤那与阿史那、泥师都，似皆同音异译；虽欲不谓为一说而不得也。此又何故邪？予反复思之，然后知蒙古为鞑靼、室韦杂种，鞑靼为靺鞨及沙陀突厥杂种，拉施特《蒙古全史》之说，确与《北史》第一说，同出一原也。

蒙古先世，《元史》不载。洪氏谓即《唐书》大室韦之蒙兀部，其说甚确。然蒙人实自称鞑靼。《秘史》即然。《秘史》作达达，即鞑靼异译也。顺帝北迁，五传而大汗统绝。其后裔仍自号鞑靼可汗。此何说邪？《五代史》云：“鞑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鞑靼。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据《唐书》《五代史》《辽史》，渤海盛时，靺鞨悉役属之。契丹太祖以前，并无攻破靺鞨之事。《满洲源流考》引《册府元龟》：谓“黑水帅突地稽，隋时率部落千余家内属，处之营州。唐武德中，以其部落置燕州。《五代史》所谓为契丹攻破者，实即此族。”其说是也。然此族实与室韦之蒙兀部风马牛不相及，何缘以之自号乎？案彭大雅《黑鞑事略》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黄震《古今纪要逸编》云：“鞑靼与女真同种，皆靺鞨之后。其在混同江者曰女真。在阴山北者曰鞑靼。鞑靼之近汉者曰熟鞑靼，远汉者曰生鞑靼。鞑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鞑靼至忒没真叛之，自称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国，在女真东北。我嘉定四年，鞑靼始并其名号，称大蒙古国。”孟珙《蒙鞑备录》曰：“鞑靼始起，地处契丹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故历代无闻。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案生、熟自以距汉远近言，不得与黑白并列为种别，此说盖误。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惟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据此三说，则鞑靼及蒙古，自系二族。而鞑靼之中，又有黑、白之别。族出于沙陀别种，盖缘李克用败亡，曾居其部，遗种与靺鞨相杂，遂生黑白之别，其无足怪。惟所谓蒙古国者，除室韦之蒙兀部，无可当之。二者相距甚远，何由并合，为可疑耳。案《蒙鞑备录》又云：“鞑人在本国时，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虏酋雍宛转闻之，惊曰：必是鞑人，为我国患。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迄今中原尽能记之。鞑人遁逃沙漠，怨入骨髓。至伪章宗明昌年间，不令杀戮。以是鞑人稍稍还本国，添丁长育。”因童谣而出兵剿杀，语涉不经。然世宗初年，北边曾有移刺窝斡之乱，牵动甚众，仍岁兴师，说非无据。鞑靼之北走而与蒙兀合，盖在此时也。然此以鞑靼之部落言也。至于有元帝室，则其与蒙兀部落之牉合，尚别有一重因缘。《蒙古秘史》云：“自天而生之孛儿帖赤那，与其妻豁阿马阑勒，同渡腾吉思水，东至斡难沐涟之源不儿罕哈勒敦。”孛儿帖赤那，译言苍狼。豁阿，女子美称。马阑勒，译言惨白牝鹿。乃人以狼、鹿名。《大典》本之译述，意在考证蒙古语言，非以求其史实。故但旁注其为狼鹿，而不复释为人名。辑《大典》本《秘史》者，但就其旁解之文钞之，遂有狼鹿生人之讹也。此为奇渥温氏徙居漠北之始。孛儿帖赤那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马察。塔马察生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生阿兀站孛罗温。阿兀站孛罗温生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生挦锁赤。挦锁赤生合儿出。合儿出生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孛儿只吉歹蔑儿干之妻曰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犹言蒙古部人。盖孛儿帖赤那之后，至此娶蒙古部女，遂以蒙古为部名。犹金始祖函普，娶完颜部女，子孙遂以完颜为氏也。说本屠氏寄《蒙兀儿史记》。○又案《蒙古源流考》云：“土伯特智固木赞博汗，为奸臣隆纳木所弑。三子皆出亡。季子布尔特齐诺，渡腾吉思海，东行，至拜噶所属之布尔干哈勒图纳山下必塔地方，人众尊为君长。”布尔特齐诺即《秘史》之孛儿帖赤那也。或据此，谓有元先世，出自吐蕃王室。然《源流考》之作，意在阑扬喇嘛教，故援蒙古以入吐蕃。其说殊不足信。即如此处，以智固木赞博汗为色哩特赞博汗之子。色哩特赞博汗者，尼雅特赞博汗之八世孙也。而下文又云：尼雅特赞博汗七世孙色哩特赞博汗，为其臣隆纳木所弑。又此处述智固木赞博汗，远在名哩勒丹苏隆赞之前。名哩勒丹苏隆赞即《唐书》之弃宗弄赞，与太宗同时者也。其言尚可信乎？为金守长城之部曰汪古。成吉思汗之侵金，汪古实假以牧地，为之乡导，故金人先失外险，猝不及防。乃蛮之伐蒙古，约汪古与俱。汪古以告成吉思，成吉思乃得先发制人。盖汪古之于蒙古，论部酋，论部族，皆有同族之亲；而灭丁剿杀之举，汪古虽力不能救，未尝不心焉痛之；故于元为特厚，而于金乃独酷邪？纳都六三字，与脑古音极相近。“设”为突厥别部典兵者之称。岂突厥先世，为他族所破坏后，分为二派：一为脑古，即纳都六设；一为乞颜，即奇渥温氏之祖与？果然，则阿儿格乃衮之名，且足补突厥先窟称名之阙矣。

（七一三）突厥渠帅凡五

隋文帝讨沙钵略之诏曰：“且彼渠帅，其数凡五。”五者，盖谓沙钵略一、庵罗二、阿波三、处罗侯四、贪汗五也。突厥之大，肇基叶护，《隋书》但云“当后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大败之……遂求婚于茹茹”俱见《隋书·突厥传》。而已。不言其与叶护世系也。《新唐书·西突厥传》则云：“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即室点蜜异译耳。《隋书·突厥传》云：摄图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下文沙钵略致书隋文帝，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而文帝报书称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明沙钵略即始波罗异译也。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则似当大叶护时，已有二子东西分治之制矣。《周书·突厥传》云：“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隋书·突厥传》云：“伊利可汗卒，弟逸可汗立。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当作俟斤，字之误。称为木杆可汗。”《北史·突厥传》云：“乙息记可汗且死，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斤，是为木杆可汗。”明乙息记与逸可汗为一人。后来摄图舍其子雍虞闾，而立其弟处罗侯。雍虞闾使迎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北史》《隋书·突厥传》。可见突厥弟兄相及，实始木杆矣。《周书·杨忠传》：忠以保定三年与突厥伐齐，木汗可汗、控也头可汗、步离可汗等以十万骑来会。又《杨荐传》：“孝闵帝践阼，使突厥结婚。突厥可汗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居东面，与齐通和，说其兄欲背先约。”地头疑即也头字之误。木杆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见《北史》《隋书·突厥传》。然则步离殆为居西方者之称号，木杆时，也头或地头亦当统东面也。佗钵且卒，谓其子庵罗避大逻便，而庵罗竟立。旋又让于摄图，是为沙钵略可汗、居都斤山，庵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见《北史》《隋书·突厥传》。隋文帝讨沙钵略之役，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来拒战。长孙晟使说阿波，阿波留塞上，使人随晟入朝。摄图闻其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事见《隋书·长孙晟传》。云北牙，盖对摄图所迁为南牙言之。然则《突厥传》云阿波还领所部者，即谓还居木杆故地；还领所部者为北，乃对摄图所处为南而言之也。晟之说文帝曰：“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长孙晟传》。明阿波在西，处罗在东。然阿波之为右，特对处罗之在左言之。以言木杆分国之旧，则右方实当为贪汗。故阿波、摄图之衅既启，摄图以贪汗素睦于阿波，夺其众而废之，而贪汗亦亡奔达头也。处罗侯之子启民，染干。初号突利可汗，《突厥传》以为沙钵略子，误。长孙晟曾与相见，必不误也。其后始毕之子什钵，亦号突利可汗，居东方。然则居东方者，又尝号突利。要之大可汗外，以一人分主东方，一人分主西方，殆为突厥之定制。至沙钵略时，既有一废可汗之子，称为第二可汗，又有更前可汗之子，还据旧都，而与己相侔，以致与己而为五，已足启分崩之渐。

又案王孝杰在西域取四镇后，尚有冷泉之捷，事在延载元年，见《新唐书·本纪》，其详则见于《西突厥传》。云：“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为可汗，与吐蕃寇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战冷泉、大领谷，破之。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等，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通鉴》则云：“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勃论赞及突厥可汗俀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考异》曰：“此事诸书皆无，惟《统纪》有之。《统纪》又破吐蕃万泥勋没驮城，此语不可晓，今删去。”案《新唐书》之文，与《统纪》大同小异，云惟《统纪》有之，盖温公之偶疏。所删《统纪》之语，虽不甚可晓，要为当时与蕃战又一克捷。“泥熟没斯城”，盖即泥熟俟斤所居，俟斤乃突厥官号。而云“吐蕃泥熟没斯城者”，盖时泥熟俟斤服属于吐蕃也。此役盖吐蕃、突厥连兵而来，然卒为孝杰等所破，可见吐蕃在西域兵力有限，此钦陵所由但以笔舌求之而终不能以兵力取之也。天宝后，河陇虽陷，而安西、北庭仍久之而后亡，窃疑其亦由于此。

（七一四）突厥之兵

《北史·高车传》云：“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陈，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铁勒传》曰：“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是其事也。社仑始立军法：以千人为军，军置将；百人为幢，幢置帅。先登者赐以卤获，退懦者，以石击首击杀之，或临时捶挞，见《北史·蠕蠕传》。然收效盖寡。杨忠与突厥伐齐，还，言于周武帝曰：“突厥甲兵恶，赏罚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北史·突厥传》。颉利入寇，唐太宗谓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其势易甚”。《唐书·突厥传》。可见自南北朝至隋、唐，其散漫情形，迄未尝改。此其所以地虽广，兵虽多，而终不竞于中国欤？《北史·突厥传》：“候月将满，转为寇抄。”与匈奴同，盖所以利夜行也。

（七一五）賨、叟、骆、蜀

《后汉书·刘表传》：“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亦见《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盖《后汉书》所本。《注》云：“宗党共为贼。”何义门云：“宗恐与巴賨之賨同义，南蛮号也。”案何说是也。賨人，即《后汉书》所谓巴郡南郡蛮。《后汉书》云：“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尝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南蛮传》。《晋书·李特载记》云：“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此说亦误。《三国·蜀志·季汉辅臣赞》云：程季然，“刘璋时为汉昌长。县有賨人，种类刚猛，昔从高祖以定关中”。盖因其人名賨，乃称其所出之钱为賨钱，非呼赋为賨，而谓其人为賨人也。

賨人当后汉末，蔓衍颇广。《三国·吴志·孙策传》曰：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庐江太守刘勋攻取之。《注》引《江表传》曰：勋“乃遣从弟偕告粜于豫章太守华歆。歆郡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往历月，才得数千斛。偕乃报勋，具说形状，使勋来袭取之。勋得偕书，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又《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曰：“慈见策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又《孙辅传注》引《江表传》曰：“策既平定江东，逐袁胤。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则今江西、安徽均宗人所蔓衍矣。《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云：“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讨破之。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末年蔓衍今皖赣之境者，盖即当时所徙也。然屯聚者，仍当以汉人为多，特与賨相依附耳。参看《山越》条。

近人游记云：“暹罗人民，旧分暹与狫二种。暹之故国，实在缅甸北境，与云南邻。分南北二区，各有土王。予游仰光，尝至上缅甸，入其王居。狫亦有土王。最尊者在暹北青梅。”又云：“暹人实来自云南大理一带。旅暹萧君佛成，谓云南土人言数与暹罗同。予听之，惟五读如海，六读如霍，称十二曰十双，余皆与华同。云君竹亭有友，能操暹语。而不能操华语。至广西，遇土人，语竟相通云。”予案暹即賨也。《三国·吴志·士燮传》：燮卒，孙权以交阯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发宗兵拒良，交阯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此即宗人之在后印度者也。

又賨、叟亦系同音。《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亮上言曰：“自臣到汉中，中间朞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此特以大体言之，賨、叟未必不取自蜀。《后汉书·刘焉传》：“马腾与范刘焉第四子。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三国·蜀志·二牧传》：“刘璋闻曹公征荆州，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则叟兵正出于蜀。《后汉书》《注》曰：“汉世谓蜀为叟。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又《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内反。”《注》亦曰：“叟兵，谓蜀兵也。”窃疑蜀与賨、叟仍系一语。古称蜀，汉世则或称賨或称叟耳。孔明以賨、叟连称，盖所谓复语。或自巴以东称賨，蜀称叟，孔明之兵二者兼有，故并举之邪？《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注》引《华阳国志》曰：“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益州郡。”《西南夷邛都夷传》：越嶲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三国·蜀志·李恢传》：“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张嶷传》：“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并今川、滇境夷人称叟之证。

至于僚，《晋书·李势载记》：“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初，蜀土无僚，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苻坚载记》：坚遣王统、朱彤寇蜀，晋梁州刺史杨亮率巴僚万余拒之。益州陷后，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僚相应，以叛于坚。育自号蜀王，与巴僚酋帅张重、尹万等进围成都。《殷仲堪传》：仲堪奏言：“巴、宕二郡，为群僚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僚有。”此所谓僚，并在巴、氐之地。《三国·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谓“牂牁、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牂牁僚二千余落内属”。则汉世夜郎之地，亦有僚矣。僚之名，汉世不见，非不见也，汉所谓瓯骆者，即僚也。《史记·南越列传》曰：“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其谢文帝书云：“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传》又云：“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其西瓯骆”，《汉书》作“西有西瓯”。而《史记·东越列传》：惠帝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南越传》《索隐》：“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骆越也。盖单呼曰瓯，曰骆，累呼则兼言瓯骆，二字本双声。晋以后所谓僚，后汉时所谓哀牢，《三国志·霍峻传》：“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此僚即哀牢之证。今日所谓仡佬，皆同音异字。而《广州记》所谓蜀王子，亦即叟人，以蜀伐骆，即是以叟伐僚。以今日之语言之，则以暹伐佬耳。《广州记》所载骆、蜀相争之事，《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言之尤详。其言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洛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洛民。设洛王、洛侯，主诸郡县。县多为洛将，洛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洛王、洛侯，服诸洛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越遂服诸洛将。”又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赉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洛将主民如故。后朱洛将子名诗，索泠洛将女名征侧为妻。侧为人有胆勇，将诗起贼，攻破州郡，服诸洛将，皆属。征侧为王，治泠县，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后汉遣伏波将军马援将兵讨侧，诗走入金溪究，三岁乃得。尔时西蜀并遣兵共讨侧等，悉定郡县，为令长也。”《旧唐书·地理志》引《南越志》云：“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日雄王，其佐日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王有神弩，一发杀越军万人，赵佗乃与之和，以其子始为质。安阳王以媚珠妻之。子始得弩，毁之。越兵至，乃杀安阳王，兼其地。”此所谓曰雄王、日雄侯乃“曰洛王、曰洛侯”之误。下文雄王，亦洛王之误。《后汉书·臧宫传》：“建武十一年，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注》：“中卢，县名，属南郡。盖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此骆越其本必在巴、氐之地，尤显而易见也。

叟之所居，与氐密迩，故二字亦连称。《李特载记》曰：辛冉“遣人分榜通逵，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此氐叟二字，亦复语耳。其北出者多称氐，亦或称叟。《怀帝纪》：永嘉三年七月，“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高密孝王略传》：“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屯于冠军。”此所谓叟，即北朝时所谓“蜀与汾胡结不解缘”者也，在晋世亦或称蜀。《孝武帝纪》：太元十八年九月，“杨佺期击氐帅杨佛嵩于潼谷，败之”。《姚苌载记》云：“杨佛嵩帅胡蜀三千余户降于苌，晋将杨佺期、赵睦追之。”《载记》之蜀，即《本纪》之氐也。

南北朝之世，賨、叟之名罕见，皆称为蜀。《宋书·孔觊传》：“阮佃夫募得蜀人数百，多壮勇便战，皆着犀皮铠，执短兵。本应就佃夫向晋陵，未发，会农夫须人，分以配之。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怪其形饰殊异，旧传狐獠食人，每见之辄奔走。”《五行志》：“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将渝、濮杂夷数百入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儿。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又云失儿皆有主名，妇人寻道，拊心而哭。于是百姓各禁录小儿，不得出门。寻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当大航头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头，以待观行刑。朝廷之士相问者，皆曰信然。或言郡县文书已上。王澄大惧，检测之，事了无形，民家亦未尝有失小儿者；然后知其讹言也。”此事盖即所谓旧传狐獠食人者，蜀之即僚可知矣。其在北者，以河东为大宗；在河东者，又以薛氏为大。《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河东蜀薛榆、氐帅符兴各率其种内附。二年，蜀帅韩砻内附。《太宗纪》：永兴三年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泰常三年，河东胡、蜀五千余家相率内属。八年，河东蜀薛定、薛辅率五千余家内属。《世祖纪》：太平真君六年，河东蜀薛永宗举兵与盖吴相应。明年为魏所破，永宗男女无少长皆赴汾水死。《薛辩传》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北史》作涛。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世号三薛。父彊《北史》作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彊遂总摄三营。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彊卒，辩复袭统其营。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子谨随裕渡江。辩将归国，密使报谨，遂自彭城来奔。”其后世仕魏。盖吴、薛永宗举兵时，谨子洪祚世祖赐名初古拔。受诏纠合宗乡，壁于河际，以断其往来之路。盖其党类犹在也。《北史·辩传》云：强字威明，与王猛友善。“桓温入关中，猛以巾褐谒之。温曰：江东无卿比也。秦国定多奇士，如生辈尚有几人？吾欲与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与拨乱济时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闻之久矣。方致朝命。强闻之，自商山来谒。与猛皆署军谋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无成功，乃劝猛止。俄而温败。乃苻坚立，猛见委任。其平阳公融为书，将以车马聘强，猛以为不可屈，乃止。及坚如河东伐张平，自与数百骑驰至强垒下，求与相见。强使主簿责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终无生降之臣，但有死节之将耳。坚诸将请攻之。坚曰：须吾平晋，自当面缚。舍之以劝事君者。后坚伐晋，军败，强遂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强卒，辩袭统其营。”盖诸薛之在汾阴，根柢深固，不肯舍之而去。其不屈于苻坚，与其不肯随桓温而南，用意正同，非果能豫烛温之丧败也。诸薛虽仕于魏，而河东之蜀，党类迄未尝涣，延及秦、陇，亦多声气相通，迄周、齐之世犹然。《魏书·文成五王传》：河间王琛以讨汾晋胡、蜀，卒于军。长孙道生曾孙稚，正平郡蜀反，假镇西将军、讨蜀都督讨之。《魏书·长孙道生传》。时则建兴蜀亦反，源贺孙子恭与稚合势进讨，大破之。《魏书·源贺传》。孝昌二年，绛蜀反，费于之孙穆讨平之。《魏书·费于传》。《傅竖眼传》：为益州刺史。及高肇伐蜀，假竖眼征虏将军、持节，领步兵三万先讨北巴。萧衍遣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入益州北境，欲扰动氐蜀，以绝运道。氐蜀翕然从之。太洪率氐蜀数千围逼关城，竖眼遣宁朔将军成兴孙讨之。太洪遣军主边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兴孙栅。《尔朱兆传》：兆将入洛阳，招齐献武王，献武辞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讨。《北齐书·神武纪》云：辞以绛蜀、汾胡数反。《尔朱天光传》：天光为雍州刺史，以讨万俟丑奴，赤水蜀贼断路，天光击破之。此事亦见《周书》贺拔岳寇洛，《李弼》《侯莫陈悦传》皆云讨赤水蜀。《自序》云：子建除东益州刺史。“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韩祖香、张长命相继构逆，佥以州城之人莫不劲勇，同类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为城人数当行陈，尽皆骁果，安之足以为用，急之腹背为忧，乃悉召居城老壮晓示之。并上言：诸城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肃宗优诏从之。子建渐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顾，终获保全。及唐永代之，群氐慕恋，相率断道。慰譬旬日，方得前行。东益氐、蜀寻反，攻逼唐永，永弃城而走。”《北齐书·封隆之传》：子子绘，为平阳太守，“大军讨复东雍，平柴壁及乔山、紫谷绛蜀等，子绘恒以太守前驱慰劳。”此所谓蜀，并即巴氐。《魏书·董绍传》云：“萧宝夤反长安也，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瞰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辞，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其明证也。《周书·异域传》云：“世宗时，兴州人段吒及下辩、柏树二县民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蜀攻陷落丛郡以应之。”姜为羌姓，而姜多复为氐帅，则氐、羌族类相近耳。

《魏书·自序》谓东益州城人莫不劲勇；徐纥亦谓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则巴氐北迁之后，剽悍之性，初未失坠。《北史》载：魏孝文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薛谨孙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孝文虽虏，颇即华风，非苦人如唐太宗者；以蜀戏聪，明聪非蜀。然洪祚族叔安都实劲勇有气力，不下于杨大眼，久与之居，故当习而自化耳。

《后汉书·板楯蛮传》云：“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汉初雅乐，实未沦亡，高帝之言，必有所据。乃晋以后所谓僚者，几于一无所知，何哉？夫巴在春秋时，久与楚有交涉，非固陋之国也。秦灭巴、蜀，疑尚有待于战国之时，岂有武王伐纣，乃能用剑阁以南之众？窃疑《牧誓》所谓庸蜀等，并不在后世之地。巴氐亦然，其与僚实同类而异种。氐处水滨，僚居山谷，氐人北徙，僚乃乘虚出居平地，寖至蔓延，尽由李势之失政也。率賨人从汉高定三秦者，名范因。秦中既定，封为阆中侯，前后《汉书》皆不载，见《晋书·乐志》。

（七一六）丁令

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谓：今日葱岭西北西南诸部，我国统称之曰回，西人则称为突厥。回纥之盛，威令未行于咸海、里海之间；其衰，播迁未越于葱岭、金山以外。突厥盛时，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极西之部可萨，亦曰曷萨。西国古籍，载此部名哈萨克，即曷萨转音；亦曰喀萨克，即可萨转音。里海、黑海之北，皆其种落屯集。又东罗马古书，载与突厥通使。东罗马即《唐书》之拂菻国也。种落繁多，幅员辽阔，匈奴而后，实惟突厥。而散居西土，亦惟突厥旧部为多。回纥、突厥之称，诚不敢谓己是而人非。予案洪氏此言，乃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若举强部以概其余，则西人与突厥之交涉多，而在东土，则回纥为后亡，彼我所称，均未为失。若原其朔，则此族当正称曰丁令。突厥、回纥皆其分部之后起者耳。我之称回纥固非，彼之称突厥，亦未是也。

丁令之名，昉见于汉。《山海经·海内经》：“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又黄佐《六艺流别》卷十七《五行篇》引《尚书大传》：“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帝颛顼神玄冥司之。”陈氏寿祺《尚书大传辑校》采之。亦作丁零，丁灵。异译作敕勒，又作铁勒。中夏称为高车。《北史》分高车、铁勒为二传，乃就其服于魏与未服于魏者分之，似无所据。《唐书》以回纥初与铁勒诸部并属突厥，仍列为铁勒十五部之一，而于突厥别为一传，不复著其为铁勒，亦未安也。

何以知突厥、回纥皆铁勒之分部也？曰：言语相同，为种族相同之铁证。洪氏于突厥、回纥言语之相同者，历举凡如干事，则二者必为同族无疑。《唐书》回纥本列为铁勒十五部之一。回纥又作袁纥。《魏书·高车传》，其种有表纥氏。表纥即袁纥之讹。又《北史·铁勒传》：独洛河北有韦纥。韦纥亦回纥之异译也。回纥之为铁勒，明白无疑。而突厥言语，与之相同，安得不为铁勒哉？又突厥兴于金山，金山固铁勒之地也。《北史》述突厥缘起，其一说曰：突厥之先，“伊折泥师都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契骨者，《唐书》所谓黠戛斯，古坚昆国。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令者也。又《魏书·高车传》云：“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此说谓铁勒之先，出于匈奴单于之二女，与伊质泥师都娶二妻之说，颇有类似之处。又《北史》述突厥原起第一说，亦以突厥为狼种。突厥姓阿史那氏，以予考之，即《元秘史》帖赤那三字之异译，义谓狼也。见《突厥与蒙古同祖》条。然则突厥、铁勒，其谬悠传说，亦实不可分也。

《魏书》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赤狄余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征诸史传，铁勒之语亦无与匈奴类者。岂丁令种落有与匈奴近者，其种遂相杂，故其语多同，吾国人因别称之曰高车以与其余之丁零别与？赤狄余种之说，似又因其语与匈奴同而附会，以古以匈奴即狄也。高车传说既自托于匈奴之甥；又谓其先祖母，匈奴单于寘之国北无人之地；则高车故地，必在匈奴之北。谓其与匈奴相近，或不诬邪？《魏书》述高车之称所由来，谓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阿卜而嘎锡则谓古时其部侵掠他族，卤获至多，骑不胜负。有部人能制车，车高大，胜重载，乃尽取卤获以返，故以高车名其部。见《元史译文证补·康里补传》。铁勒种类，程度至低。能制车之部落，或亦其与匈奴近者与？推测之说，虽若可通，终未敢遂以为信已。或云古代匈奴，实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北荒之地，不得无人。今据《魏书》，则丁令、铁勒、实为狄历异译。狄历迭韵，简称之，固可但作一狄字。岂古称北族为狄，其原实指此族言之邪？此说于音译虽近，然丁令古代与汉族有交接之证据太乏，亦未敢遂以为信也。○日本高桑驹吉曰：康里二字Kankey乃突厥语，谓车也。

（七一七）丁令居地

铁勒诸族，大者曰突厥，曰薛延陀，曰回纥。突厥至南北朝之末始盛；延陀、回纥之强，则当唐世矣。然其种落散布朔垂，实由来已久。突厥疆域之广，实由于此，非其力征经营，果有以超匈奴而几蒙古也。今就诸史所载铁勒居地，略为考索如下。

铁勒古称丁令，其名首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列传》云：冒顿“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汉书》浑庾作浑窳，丁灵作丁零，鬲昆作隔昆，薪犁作新犁。新犁上又衍一龙字。《汉书·匈奴列传》云：郅支“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三国志注》引《魏略》云：“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坚昆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史记·索隐》亦引此语，而误作接习水。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犁国，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之西丁令也。”案匈奴徙苏武北海上，丁令盗武牛羊，见《汉书·李广苏建传》。北海，今贝加尔湖，而此与坚昆、呼得接壤之丁令，则实在今西伯利亚西南境。隔昆、坚昆，一音之转，即唐时之黠戛斯。《唐书·回鹘传》：“黠戛斯，古坚昆国也。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令，乃匈奴西鄙也。其君曰阿热。阿热驻牙青山。青山之东，有水曰剑河。”剑河即后世之谦河，在今唐努乌梁海境内。见《元史译文证补·谦河考》。安习水，今额尔齐斯河。乌孙，今伊犁。康居之地，起今伊犁之西，西讫里海，北抵咸海附近。《元史译文证补·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然则此三国之地，实在今西伯利亚境内，唐努乌梁海之西北，额尔齐斯河之东南，略当今吐鲁番诸县之正北。《魏略》云坚昆中央，而《汉书》云，郅支降乌揭后，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则乌揭在坚昆之东，丁令在坚昆之西北。其去北海，盖千里而遥。故《三国志注》诤其非一，然按诸后世史传，则丁令居地，实尚不止此也。《北史》述铁勒诸部，胜兵最多者，不过三万，且皆已合若干部落。而《魏略》谓丁令胜兵六万，亦必合多部言之。

《北史·铁勒传》云：“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儿、十盘、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谒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素咽、蔑促、萨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其地大略可征：西海，盖今里海。独洛河，今土拉河。伊吾，今新疆哈密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白山在其北。金山，今阿尔泰山。康国，今撒马儿干。得巍海，疑今咸海。拂菻，则罗马也。

《新唐书》：铁勒，凡十五部：曰袁纥，即回纥，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曰拔野古，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曰仆骨，在多览葛之东，地最北。曰同罗，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曰浑，在诸部最南。曰契苾，在焉耆西北鹰娑川，多览葛之南。曰多览葛，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曰都播，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曰骨利干，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曰白霫，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靺鞨，西拔野古，地圆袤二千里，山缭其外。曰斛薛，处多览葛北。曰奚结，处同罗北。曰思结，在延陀故牙。回纥在薛延陀北娑陵水，则延陀故牙，在娑陵水南。娑陵水，今色楞格河。《唐书》异译，亦作仙娥。同罗水，亦今土拉河。都播北濒小海，盖今库苏古尔。骨利干北距海，仍即今拜喀勒湖。《地理志》：骨利干西十三日至都播，又北六七日至坚昆，道里符合。惟谓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度，一似骨利干、都播共濒一小海者然，则语欠分析。马行八日可度，自指拜喀勒湖，库苏古尔无此大。若谓都播亦濒拜喀勒，则道里不合。且北海自古不称小海，必《地理志》误。至《北史》云北海南则都播等者，以北海为大水，故举以为言；且言“等”，则非指都播一部也。鲜卑故地，当在今东北、蒙古之间。云圆袤二千里，山缭其外，则包今嫩江流域矣。

此族居地，盖自贝加尔湖西附金山之阴；又西，当库里鄂模，伊犁河所注泊，今图作巴勒哈什。咸海、里海之北，直抵黑海。东西绵亘，成一直线。南北朝以前，据漠南北之地者，为匈奴、鲜卑。其西则中国、匈奴狎主齐盟之城郭三十六国也。又其西，则乌孙也，大宛也，大月氏也。继大月氏而起者，则哒也。皆强国也。故此族无由南牧。迨鲜卑渐次南迁，此族乃踵之而入色楞格、土拉二河流域，且东取鲜卑故地。其为魏所破，而迁诸漠南者，则史所谓高车也。留居漠北，为柔然所抚用者，则史所谓铁勒也。至南北朝之末，而此族之中，自有一强部起，则突厥是也。突厥之兴，适当柔然、哒之衰，一举而皆为所破。散处之铁勒靡不臣之。而其疆域，遂大莫与京矣。延陀、回纥之盛，虽未能踵武突厥，抟东西为一体，然其种人之散布各地者固自若。此其所以自唐以后，仍为中西亚及东欧之一大族也。

（七一八）丁令宗教

丁令诸族敬天地、日月、先祖，亦与匈奴同。《隋书·突厥传》：“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北史·突厥传》：“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于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之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此可见“因高祀高”之礼，意登封所由昉也。又云：“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此类乌桓。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西突厥亦“岁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又曰：“以五月、八月聚祭神。”《高车传》：“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他，则为之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匝。男女无大小皆集会。”又曰：“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此即匈奴蹛林之俗也。亦重休咎征。木杆可汗与周武帝约昏，武帝使逆女，突厥贰于齐，会有雷风之变，乃许使者以后归。《周书·皇后传》。隋文帝之罪状突厥也，曰：“彼地咎征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隋书·突厥传》。文帝固好禨祥，然唐太宗亦谓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满野”，《唐书·突厥传》。则必彼中先有此等妖祥之说，然后中国从而摭拾之矣。又其见于《唐书》者：武德元年，始毕牙帐自破，明年而始毕死。天雨血三日，国中群犬夜号，求之不见，而处罗死。均见《突厥传》。“延陀将灭，有丐食于其部者，延客帐下，妻视客，人而狼首，主不觉，客已食，妻语部人共追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灭。追者惧，却走，遂失之。果败此山下。”《回鹘传》。又回纥人自述其亡国之事云：“唐以金莲公主宪宗女太和公主，穆宗时，下嫁登啰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可汗。又三传而为黠戛斯所破。女回纥葛励的斤。别建牙于和林之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与相地者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也。盍坏之以弱其国？乃诡语葛励曰：既为昏姻，将有求于尔，其与之乎？福山之石，于上国无所用，而唐人愿见。葛励与之。石大不能动，唐人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石碎，辇去，国中鸟兽为之悲号。后七日，葛励卒。自是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西州。”语出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史·亦都护传》采之，而误西州为交州。于内忧多患，一无所忆，而转传此荒诞不经之语，亦可以见其程度矣。《北史·高车传》：“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奶酪灌焉。”一震霆之微，亦以为祥而禳之。可谓甚矣。

《唐书·黠戛斯传》，谓其呼巫为甘。黠戛斯虽白种，亦杂丁令，其语言多同回纥，此殆丁令语邪？柔然末主阿那瑰，兄曰丑奴。丑奴父曰伏图，伏图父曰那盖。那盖，可汗豆仑之叔父也。豆仑时，高车副伏罗部叛，部长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走车师之北，自立。豆仑与那盖分两道击之，豆仑数败，而那盖累捷。国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杀豆仑而立之。卒，伏图立。时穷奇已为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阿伏至罗亦以残暴，为其下所杀。立其宗人跋利延。哒将纳弥俄突，国人杀跋利延迎立之。伏图击弥俄突，败死于蒲类海北。丑奴立，壮健善用兵，西击高车，大破之，禽杀弥俄突，尽并叛者，柔然复盛，实中兴之主也，而以信巫亡其国。初，伏图纳豆仑之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瑰等六人。丑奴立后，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二十许，为医巫。言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之。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仲秋，在大泽中施帐幄，斋洁七日，祈请天神。经一宿，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丑奴母子抱之悲喜，大会国人，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既挟左道，亦有姿色，丑奴甚加宠爱，信用其言，乱其国政。如是积岁，祖惠年长，其母问之，祖惠言我恒在地万家，不曾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以告丑奴，丑奴言地万悬鉴远事，不可不信，勿用谗言也。既而地万恐惧，谮祖惠于丑奴，丑奴阴杀之。魏明帝正光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丑奴怒，欲诛具列等。会阿至罗未详何人。侵丑奴，丑奴击之，军败，还，为母与其大臣所杀。立阿那瑰。十日，其族兄俟力发示发伐之，阿那瑰战败，南走归魏。阿那瑰母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见《北史·蠕蠕》《高车传》。案阿那瑰自降魏后，遂居漠南。北方诸部，非复威力所及，突厥遂以此时大张。向使仍居漠北，挟积世之声威，以摄服诸部，突厥之兴，或不至如是其速也。地万虽以色宠，其始实由巫进，亦可见巫风之足以亡人国矣。仆固怀恩之挟回纥入寇也，回纥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战，当见大人而还。及与郭子仪盟，相顾笑曰：巫不吾欺也。其出兵必以巫卜可知。又其巫自谓能致风雨，亦常用之于行军。见《唐书·回鹘传》。《南史·蠕蠕传》：“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不能雨。问其故，盖以暖云。”薛延陀之败，会雨雪，众皲踣，死者十八。《唐书》谓“始延陀能以术禬神致雪，冀困绩师，及是反自敝”云。此即《悦般传》所谓“术人能作霖雨盲风大雪及行潦”者，《北史·西域传》。盖北族之旧俗也。《北史·突厥传》：可汗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

（七一九）奚

奚众当唐时，未尝犯边，有劳征讨，致遭破坏；然其后反弱于契丹，岂以宴安致然邪？抑其众本寡弱也？南北朝时，奚分五部：曰辱纥主，曰莫贺弗，曰契箇，曰木昆，曰室得。有阿会氏，五部中最盛，诸部皆归之。见《北史·奚传》。唐时，五部：曰阿会，曰处和，曰奥失，曰度稽，曰元俟折。见《新唐书·奚传》。五代时五部：曰阿荟，曰啜米，曰粤质，曰奴皆，曰黑讫支，《新五代史·奚传》。盖即唐五部异译。居幽州东北数百里之琵琶川。契丹太祖强，奚服属之，常为之守界上。契丹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妫州北之山。常采北山麝香、人参赂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去诸卒，子扫剌立。庄宗破刘守光，赐扫剌姓李，更其名曰绍威。绍威卒，子拽刺立。初，绍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鲁之姊为妻。后逐不鲁叛，亡入西奚，绍威纳之。及幽、蓟十六州割，绍威与逐不鲁皆已死。契丹太宗北还，拽剌迎谒。太宗曰：“非尔罪也；负我者，扫剌与逐不鲁尔。”乃发其墓，粉其骨而扬之。后太宗灭晋，拽剌常以兵从。其后不复见于中国。盖奚至是始尽入契丹。见《新五代史·奚传》。然奚在契丹中，尚为大部族。辽之亡，奚王回离保犹能拥众自立云。奚之名，见于《辽史·属国表》者，西奚、东奚之外，又有乌马山奚。

（七二○）幽都

《书》“流共工于幽洲”，《淮南子》作幽都，《史记》作幽陵，三者盖一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案此在约略之词。《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淮南·坠形训》：“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高诱《注》：“幽，阖；都，聚也。”则幽都盖以山为名，以阖、聚为义。《后汉书·乌桓传》：“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三国志·乌丸传注》：“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诵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

《辽史·礼志》：岁时杂仪：“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契丹，鲜卑后。鲜卑与乌桓同种。赤山、黑山名虽异，二史俱谓人死后魂魄所归，当即一地，与阖聚之义正合。凡后世史籍所载诸四裔，有为古代声教所及者，有不然者。其为古代声教所及者，礼俗亦往往与中国古代相类，如匈奴、鲜卑等是也。别有考。

赤山、黑山之传说，亦必有所受之。契丹故地在木叶山潢河、土河合流处，见《辽史·地理志》。此为契丹人自述，其史实校他史所述出于汉人之记载者为确。其北正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地望亦符；惟自中国言之，当云正北。故《史记》亦云以变北狄。与《淮南》于西北方之说，颇似抵牾。然古人言山，所包甚广，非如今世但指一邱一壑言之；今热河道北方之山，与漠北大干气脉，固亦相接；则古所云幽都之山者，或竟统括今金山、杭爱之脉，亦未可知；果如是，则言北、言西北，均无不可矣。然则古所谓幽州，实包今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南境，故拓跋氏世处北荒，亦云受封中国也。

（七二一）四裔传汉人文化

汉灵帝时，议击鲜卑。蔡邕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鲜卑传》。又《三国志》称轲比能：“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人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后汉书》谓乌桓：“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疑皆中国人所教也。

契丹既与中国交通，其文明程度颇有进。契丹太祖之兴也，史称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又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其后自为一部，治汉城。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又谓阿保机之久专旗鼓而不肯受代，实出汉人之教。《新五代史·契丹传》。此虽未必然，然其自为一部，所用实系汉人，则彰彰矣。契丹隋世十部，兵多者不过三千，少者千余。大贺氏八部，胜兵合四万三千。阿保机会李克用于云中，乃以兵三十万；伐代北，兵四十万。天祐二年。亲征幽州，旌旗相望数百里。此如林之旅，果何自来哉？契丹建国，诚以部族为爪牙。阿保机北讨南征，所俘降游牧之民亦不少。然《辽史》称其析本部迭剌部。为五院六院，宫卫缺然，乃分州县，析部族，以立宫卫军；述律后居守之际，又摘蕃、汉精骑为属珊军；凡三十万。则其兵实有汉人。《魏书·蠕蠕传》：道武帝谓崔宏：“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抄掠，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牸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

（七二二）以结昏姻求和亲

以女之于外国求和亲也，统一之后，自娄敬之建策始也。盖古列国间之为是者多矣，故敬初不以是为辱。然“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则古固有迫而出此者矣。《唐书·新罗传》：“贞观五年，献女乐二。太宗曰：‘比林邑献鹦鹉，言思乡，丐还，况于人乎？’《林邑传》：献五色鹦鹉、白鹦鹉，数诉寒，有诏还之。付使者归之。”《高丽传》：“其王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谢罪，献二姝口。帝敕还之，谓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亲戚以伤乃心，我不取也。’”又玄宗开元中“献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违本俗，别所亲，朕不忍留。’厚赐还之”。可谓盛德矣。及中宗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吐蕃，念其年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帝为幸始平，帐饮，引群臣及虏使者宴酒所，帝悲涕嘘唏，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繇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回纥，“帝饯公主，因幸咸阳，数慰勉。主泣曰：‘国方多事，死不恨。’”此所谓念其远也，亦哀之矣。然卒不能庇而使之，违本俗，别所亲，岂不哀哉？宁国之下嫁也，汉中郡王瑀摄御史大夫，为册命使，可汗“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见国君，礼无不拜。’瑀曰：‘天子顾可汗有功，以爱女结好。比中国与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宁国乃帝玉女，有德容，万里来降，可汗天子婿，当以礼见，安踞受诏邪？’可汗惭，乃起奉诏，拜受册。翼日，尊主为可敦”。案淮阳壮王道玄弟道明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坐漏言非帝女，夺王。而吐蕃言公主非帝女，我亦知之。则唐世公主下嫁，虽宗室子，皆冒称帝女，而瑀乃明言之，何邪？

（七二三）貉族考

序云：少时读《周书·王会篇》，见其所列多汉世远国，以为汉以后人伪为之，不之信也。稍长，读义疏，见《王制疏》引李巡注《尔雅》，释九夷、八蛮、六戎、五狄，杂举汉后郡县夷狄之名，尤一笑置之。近考貉族事，见夫余、句丽开国传说，乃与淮泗间之徐偃王同，更上溯之秦、楚、殷、周，亦无不相类者，乃恍然于种落迁徙不恒厥居，古者对内之夷未尝不可播迁于塞外，而郡县建置亦多因部落旧名，《周书》及李巡之言，固皆非无据也。读书不能深思博考，而率尔致疑，亦缪矣。夫知种落迁徙，一部族之名先后相睽，可以至于数百千里，持是以读古书，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者，岂独《周书》与《尔雅注》两事。今亦未暇博考，姑举一二事言之。汉世大夏在妫水之滨，妫水今阿母河也。以西史证中籍，大夏即Bactria安息即Parthia，明白无疑。安息之名，盖Aisakidal之音译，大夏则为中国旧名。《史记》言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琅邪刻石》言：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今案：《礼记·王制》言四海之内，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则北户在衡山之南，大夏亦在恒山之北耳。夫安得在妫水之滨？然《史》《汉》于大夏皆不著其非先秦旧国，又不言称名之由来，何哉？读《周书·王会》暨《伊尹献令》，北方咸有大夏，而《献令》又有莎车，然后知汉世西域诸国，多本处内地，后乃远徙，出于玉门、阳关，而接乎葱岭也。《汉书·西域传》云：“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今读诸国传，记其事者少，不记者多。又汉言诸国种，有塞、有氐羌；然明言其为塞若氐羌，或据其俗，可见其为塞若氐羌者亦少。则知三十六国，固多中原移殖之民。抑氐羌亦秦、陇、楚、蜀间民族也。汉族与氐羌可以西徙，何独至于莎车、大夏而疑之？然则妫水之滨大夏，殆即殷、周之世列于四门之国所移殖。虽史无可征，而种族法俗咸有可考，故史不明言也。不特此也，丁零、坚昆，亦汉后之远国也。《漠书·苏武传》言武居北海滨，丁零盗武牛羊。北海者，今贝加尔湖，而《三国志注》引《魏略》言坚昆在康居西北，丁零在康居北，并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则在今额尔　齐斯河之表矣。然《汉书》言冒顿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龙、新犁之国，而《王会》正北有孅犁、其龙。孅犁、其龙即龙、新犁，新犁亦即李斯《谏逐客书》所谓乘纤离之马者。秦人得乘其马，其距秦必不甚远，然则丁零、坚昆，始亦当近中国，后乃随匈奴之远徙而北走也。大地之表，寒燠不同，肥硗亦异。文明之启，势不能不视其所处之境，故民族进化，迟速不同，后进之族，必藉先进之诱掖。夫以行事观之，则葱岭之东，北海之南，南海之北，殆无非我所教导者，先知先觉之称，我民族殆无愧矣。古之人所由“以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自夸欤？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国民以文教之昌，武备遂落人后。今日者，我夙所启发之地，无不为他人所觊觎，浸至邱墓庐舍，游钓之乡，亦岌岌不自保，岂不哀哉！作貉族考，亦欲我国民思先烈而克自振拔也。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武进吕思勉自序。

古所谓四裔者，程度莫高于东夷，此读经、子者所共喻；而谓东夷之程度，高于三方，求诸后世之史籍，厥惟貉族足以当之，此又读史者所无异辞也。貉族名国，著称史籍者，曰夫余，曰高句丽，曰百济。又有不成为国，惟有若干邑落者，时曰沃沮，曰濊。丽、济同出夫余。夫余，《三国志》本传曰：“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沃沮分为南北，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南沃沮即汉乐浪东部都尉所主岭东七县之地，《三国志》谓其“皆以濊为民”；《志》又云：“其耆老旧谓与句丽同种。”种者，种姓。史于四夷言种姓，犹于中国言姓氏，可见夫余与濊，君长亦系同族。其所出布名貉布。然则夫余、句丽、百济、沃沮及濊，皆古所谓濊貉也。

此族在东北，实为文化之先驱。所谓东北者，以地理言之，实在兴安岭之东南，渤海湾之东北，既异蒙古之沙碛，复殊西伯利亚之苦寒。而辽东，朝鲜两半岛，眣出南方，尤得海上交通之便。日本三岛，以地理形势论，亦当属此区。此区中之文化，貉族实为之师长。日本之开化，由于朝鲜，人所共知。满族开化，始于渤海；继渤海而起者为金，继金而起者为清。渤海大氏，本臣属句丽。句丽灭，迁于营州。后因契丹李尽忠之乱东走。唐师追之，大氏因句丽、靺鞨之众以拒，乃克自立。金始祖函普，实高丽人。清人自神其种姓，托之天女所生。实据近人所考，其始受明建州卫指挥使之职者曰猛哥帖木儿，尝入侍朝鲜，受其官职，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及近人孟森《心史史料》。则亦朝鲜之臣仆耳。盖东北诸族，其开化，无非貉族所牖启者。诸族为我再传弟子，貉族则我之高第弟子也。

貉族之文化，何自来乎？然谓古代之朝鲜，即在后世朝鲜之地，终觉其说之难通。详见予所撰《朝鲜东迁之迹》条。古皆谓其出于箕子，《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今观夫余，在国衣尚白，祭天以殷正月，见《三国志》。其说诚有不尽诬者。古有所谓肃慎者，即后世之挹娄、靺鞨也。知挹娄、靺鞨必为古之肃慎者，以楛矢石砮，至后世犹存；且《三国志》《晋书》本传及《史记·夏本纪索隐》引《括地志》，皆谓其长尺有咫，与《国语》《史记》《说苑》《家语》合也。据《晋书》，此族当魏景元末，及晋元帝中兴时，皆尝以楛矢石砮来贡；而据《宋书》及《南史》，宋大明中，高句丽又尝贡之；则其物得诸目击，非苟袭旧文者比矣。○又此族，《后汉书》《三国志》皆称挹娄，而《晋书》仍称肃慎，云一名挹娄，此必其人仍以肃慎之名自通，不则当云挹娄古肃慎矣。《魏书·勿吉传》：“旧肃慎国也。”旧字盖指晋时言之，若指三代以前，亦当用古字也。而《左氏》昭公九年詹桓伯让晋之辞，以之与燕、亳并列，为周之北土，与魏、骀、芮、岐、毕为西土，蒲姑、商奄为东土，巴、濮、楚、郑为南土者同科。此濮在今河南、湖北之间，《国语》楚蚡冒始启濮，韦《注》谓为南阳之国；又《左氏》杜《注》，谓庸亦百濮夷是也。又此时之楚，尚在丹、淅二水之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若谓古代肃慎，即在后世挹娄、靺鞨之地，则今松花江上游，周初视之，已与河南北、山东西、陕西、湖北相等，此为情理所必无。然则肃慎殆亦始邻燕、亳，后乃播迁于今之吉林者也。肃慎如是，朝鲜何独不然？然则箕子封地，虽不可考，以理度之，恐不能在渝关之外也。朝鲜初封之地，虽不可考，而其播迁之迹，则略有可稽。《史记·苏秦列传》载秦说燕文侯之辞曰：“燕东有朝鲜、辽东”，此时朝鲜似尚在辽东之内。其后燕将秦开袭破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朝鲜盖以此时，播越塞表。肃慎、濊貉之北徙，当在是时。详见《朝鲜东迁之迹》。《三国志·辰韩传》云：“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夫余传》亦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十口相传，历时不能甚久。其相传甚久者，往往为荒唐之辞，如神话等。以辰韩证夫余，亦可知其东走，不过在战国之世也。

然则濊貉东徙之迹，尚有可考者乎？曰：有。今欲考其播迁之时，必先稽其故居之地。古书言濊貉者，始于《管子》。《小匡》篇云：“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悬车束马，踰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卑耳之貉，当作卑耳之溪。《小问》篇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说苑·辨物》篇，亦谓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见知道之神，从之而太行，踰之正入西河也。《荀子·强国》谓秦北与胡、貉为邻；《墨子·兼爱》以燕、代、胡、貉、西河之民并举；而《史记·封禅书》，桓公谓“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悬车束马，上卑耳之山”；可见胡、貉、秦、夏，四者相次。以大较言之：踰太行，济卑耳，则涉西河，接胡、貉；益西为秦；自秦而西为夏；过大夏则入流沙。桓公兵力，未必至是，盖齐人侈言之。然诸国之地望必不误，此犹作寓言者，其事虽子虚，其名物必不妄也。独山戎，《左氏》谓其病燕；而《谷梁》曰：“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庄三十年。则其地近于蓟；孤竹，《汉志》谓在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也；其地若不相及者。然《管子·轻重甲》曰：“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轻重戊》曰：“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即令支。孤竹、令支，当时皆近代；其地在北方，不在东北，故《孟子》言“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也。《离娄》上。《公羊》谓齐侯伐山戎，旗获而过我；《檀弓》谓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新序》亦记此事，而云孔子北之山戎；《论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鲁林中，《定贤》篇云鲁林中哭妇；则山戎实在泰山附近，其所病者，恐为南燕而非北燕。鲁济之遇，《左氏》曰：“谋山戎也。”《说苑·权谋》亦曰：“齐侯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果在北燕之表，请助于鲁何为？而其还，亦安得旗获而过鲁邪？杜预《释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无终三者为一，昭公元年《疏》。说盖有所受之。北戎见于《春秋》者：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其见于《左氏》者：隐公九年侵郑，桓公六年伐齐。无终见于《左氏》者：襄公四年，遣使如晋，请和诸戎，魏绛劝晋侯许之，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曰：“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则其地必密迩晋。昭公元年，荀吴败无终及群狄太原，盖亦即晋阳之地耳。然则山戎在齐、晋、郑、许之间；孤竹在其北，近代；濊貉则在其西，近西河，与胡杂处，而邻于秦也。《韩奕》之诗曰：“王锡韩侯，其追其貉。”此韩侯，郑以为即后来韩原之地，故谓梁山在左冯翊西北；而释“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之燕师为平安时众民。王肃、孙毓，不满其说，乃以燕为北燕；《释文》。而以涿郡方城县之寒号城为韩侯城；《水经·圣水注》：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后儒亦有主其说者；皆由误以燕为北燕，谓驱蓟丘之众，于役韩原，为不可通耳。而不知《诗》明言韩姞，其为南燕而非北燕彰彰也。俞理初说，见《癸巳类稿》。知燕之为南燕，则韩之在韩原无可疑，而追、貉为王畿北面之国，亦无可疑矣。陈硕甫《毛诗传疏》，谓追、濊声相近，疑追貉即濊貉，徒据音读推测，更无他证。然以情事揆之，说亦可立。何者？《史记·赵世家》，载山阳侯朱书曰：“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所谓伉王，盖指武灵。此乃武灵王既辟西河之后，史氏造作此言，可见其时西河之地，仍有貉族居之，盖即《诗》之所谓追貉，《管子》之所谓濊貉也。郑《笺》又云：“其后追也、貉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此言未知所本。然观武灵王时，荐居西河者，实以林胡、楼烦为大，而濊貉无闻焉；又孤竹、离枝等，故近代者，咸有东徙之迹，则郑说疑亦有据。濊貉故处西河，后乃日徙而东北，其留者，盖仅如南山之小月氏矣。然西河故濊貉之所处，故言西河者犹举其名，而征略则不之及也。自此濊貉遂近北燕。《史记·燕世家》谓“燕北迫蛮貉”，《货殖列传》谓“燕东绾濊貉、朝鲜、真番之利”是也。自五郡开，乃益被逐东北走。《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濊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此即《食货志》所谓“彭吴穿濊貉、朝鲜，置沧海郡”者，曰穿，则地必在朝鲜之表，《史记·平准书》作“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彭吴贾与彭吴，未知孰是。言灭朝鲜，则《史记》似误，以是时朝鲜尚未灭也。盖即后来岭东七县之地。然其部落，仍有留居北燕附近者。《高帝纪》：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是也。濊貉东北徙之遗迹，可考见者如此。《水经注》：清漳逾章武故城西，故濊邑也。枝渎出焉，谓之濊水。章武今河北大城、沧两县之地。此亦濊之近于北燕者。

然当时之播越东北者，正不独濊貉一族也。《三国志·夫余传》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何以知夫余非即濊貉，而谓其王濊貉中？故老传言，当必有据。然谓夫余、濊貉，截然异族，则又不可。何者？果其君民异族，则其文化之间，彼此必有差异，然夫余与出于夫余之句丽、百济，其文化固与沃沮及濊大同也。《晋书·夫余传》，言“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被破”，此亦非以同族人主者不能。然则夫余、丽、济之与濊貉，乃同民族而异其部落者耳。彼又何自来邪？曰：盖古之九夷也。

古释九夷者有二说：一《后汉书·东夷传》，所谓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一李巡注《尔雅》，所谓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餙、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者也。《礼记·王制孔疏》。《后汉书》之说，出于《竹书纪年》，见《注》。李巡之说，玄菟、乐浪，皆汉郡名；高骊即高句丽，凫臾即夫余，与倭人并汉世东北远国；以释古之九夷，毋乃不类？其余名目，尤雅记无征。故说经者多不之信也。然郡县名之不可为夷狄名；汉世之夫余、句丽与倭，其地与古之九夷不相及；李巡即固陋，岂不之知？又岂有伪造书史无征之名，而可以欺人者乎？古来作伪者多矣，有如是其拙者乎？然则李巡之说，殆有所本，特后人不之知耳。

且巡所举九夷之名，固不尽无征也。《周书·王会》：北方台正东有高夷，其西有屠州。西面者，正北方有良夷。高夷盖即高句丽，高句丽但言高，《三国志·高句丽传》云：“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周书》云：“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此言实误。句丽，沟娄，同音异译。实缘其王氏高，故国号高句丽，犹华言高氏城耳。良夷盖即乐浪。高句丽为种落名，又为汉县名，事极明白。然则乐浪、玄菟，事同一律，非李巡妄以汉郡县名为九夷之名，乃汉郡县固以种落名，而其种落，实有古之九夷在其中耳。屠州疑即东屠。州盖聚落之称，初但称屠，后或分为东西也。满餙疑即所谓满潘汗者。《魏略》云满潘汗，而汉有潘汗县，盖满与潘汗为二也。倭人，盖亦即汉世之倭。晚周之世，海道交通颇盛，中国东方之夷，能浮海而至日本，其无足怪。惟天鄙不可考。至于索家，则予又因此而得妙悟焉。

《后汉书·夫余传》云：“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此事亦见《论衡·吉验》篇，索离作橐离；《后汉书注》亦云：“索或作橐，音度洛反。”《三国志注》引《魏略》则作稾离，记事并大同。《梁书·高句丽传》，则谓句丽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櫜离王之子。其下记事，亦与《后汉书》《魏略》《论衡》不异。稾离，櫜离，并即高丽，显而易见，盖臆谓夫余之类惟有高丽而改之。然诸书皆言高丽出自夫余，不言夫余出自高丽，臆改者实误，索离，盖即索家也。

因此神话，又可推见古代貉族分布之广。《魏书·高句丽传》曰：“高句丽者，出自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其说与《后汉书》《魏略》《论衡》小异，而与《好大王碑》大同。《好大王碑》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又曰：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为我连获浮龟。应声即为连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O《北史》同《魏书》，《周书》辞少略，惟其所本与《魏书》同则无疑。惟碑又谓“黄龙来下，王于忽本东冈负龙，上升天”，为《魏书》所未及耳。今案《博物志》述徐偃王之事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徐君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见狗垄。”此说与《魏书》《好大王碑》之说，相似已极，谓非同出一原不可也。然则徐与夫余、句丽，关系必极密矣。

昔人说貉，或以为在北方，《孟子·告子》下赵《注》，《周官》职方郑《注》，《说文·豸部》貉字下。或以为在东北方，《周官·秋官》貉隶郑《注》，《诗》《周官正义》引《郑志》，《说文·羊部》羌字下。无以为在南方者。《鲁颂》有“淮夷蛮貉”之文，《论语》有“蛮貉之邦”之语，《卫灵公》。咸以为泛指异族之辞耳。夷、蛮、戎、狄等名，其初或有所专属，其后遂变为通称，此诚习见不足疑。然细考之，亦有不尽然者。四字之中，惟夷与其余三字，均可相属。戎狄二字，亦可连言。若蛮与戎狄，则从无举者。惟貉亦然。有夷貉，有蛮貉，无戎貉、狄貉也。然则泛指异族之辞者，仍与方位略有关系，貉不与戎狄相属，而与夷蛮相属，可知其初本在东南矣。《鲁颂·閟宫》之诗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又曰：“保有凫、峄，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貉。”皆以淮夷与徐、貉同称。《公羊》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左氏》则曰：“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此为徐即淮夷之证。《左氏》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书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徐即淮夷。”盖以其地言之，则曰淮夷；以其族言之则曰貉；以其中之名国言之，则曰徐耳。孙仲容《墨子间诂》引李巡之说而辨之曰：“《王制疏》所云，皆海外远夷之种别，此九夷与吴、楚相近，盖即淮夷，非海外东夷也。《书叙》云：成王伐淮夷，遂践奄。《韩非子·说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盖服。商盖即商奄，则九夷亦即淮夷。故《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又《乐成》篇云：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高《注》云：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著在《尚书》。余七国小，又先服，故不载于经也。案东夷八国，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后，盖臣属楚、吴、越三国；战国时，又专属楚。《说苑君道》篇，说越王句践与吴战，大败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齐俗训》云：越王句践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战国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张仪曰：楚破南阳九夷，内沛，许、鄢陵危。《文选》李斯《上秦始皇书》，说秦伐楚，苞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属楚。若然，九夷实在淮、泗之间，北与齐、鲁接壤。故论语子欲居九夷。参互校核，其疆域固可考矣。”《非攻中》。案孙说九夷之地是也，必谓其非海外东夷，则犹昧于种落迁徙之事。盖自商、周之间，至于秦、汉之世，其为时亦久远矣。后世种落迁徙，有数十百年之间而大异于其故者，何独至于三代、秦、汉之世而疑之乎？古书皆但言夷、蛮、戎、狄，《周官》独益之以闽、貉，职方氏。《礼记》《明堂位》。《论语》《子罕》。《尔雅》，皆言九夷，《周书·伊尹朝献》：正东九夷。《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周官》独有所谓九貉，知此九种者，以地言之则曰夷，以族言之则曰貉，《周官》之别九貉于四夷，盖以其在东夷中为最大耳。然则古所谓夷貉、蛮貉，固有所专指，而非尽泛称矣。

抑貉族之分布，尚有不止于此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所谓戎者，盖指徐言之。徐之国虽在南，而其兵力尝及西北，故亦可称戎。见予《江汉常武》条。《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是也。狄则足句辞耳。《閟宫》之诗，皆颂鲁平淮、徐之功，而必兼及荆、舒，则荆、舒之与淮、徐，必有关系可知。今案《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坼剖而产，《集解》引谯周、干宝，皆以为疑，而引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出，以为之解，殆失《史记》之意。坼剖而产，盖亦谓始生为卵，后乃破壳而出耳。《史记》之文，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大同小异。《帝系》篇云：“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隋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史记索隐》引《世本》同。惟篯作钱铿，莱言作求言，云郐人作郐人耳。《集解》又引《世本》曰：“昆吾者，卫是也；参胡者，韩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郐人者，郑是也；曹姓者，邾是也；季连者，楚是也。”《戴记》《世本》之文，较《史记》为具。然启左胁而六人出，恐系后人以附会之辞改窜，非元文。《大戴记》无传授，昔人即不尽信也。《太平御览》引《帝系》此文，作“启其左胁三人出，右胁三人出”。是楚与徐之神话，极相类也。舒当春秋时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皆偃姓。《左氏》文公十二年《正义》引《世本》。偃姓皋陶后，与秦同祖；而秦楚之关系，又有极密者。《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是秦所祖与楚同，而其神话亦极相类也。又曰：“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索隐》曰：“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系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谬误尔。”案《陈杞世家》之文，实漏彭祖而重出一益，予别有考。翳、益之为一人，则无可疑。此秦与舒同祖也。《左氏》文公五年：“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注》：“蓼与六，皆皋陶后。”此蓼当即舒寥。此云蓼灭，而宣公八年又云“楚为众舒叛故，伐舒寥灭之”者，春秋时国灭而复建者多矣，如舒鸠，于襄公二十五年，为楚所灭，而定公二年，吴子又使舒鸠氏诱楚人，亦其一例也。其同类又有六；而徐与奄又皆嬴姓，《左》昭元年杜《注》，见前引。《正义》云：《世本》文。与秦同；然则秦与淮、徐、荆、舒，皆同出一祖矣。

更由此而上推，则商周先世之神话，亦有与此类者。《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笺》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诗传》说同。说既极与徐、楚类。而《生民》之诗，咏后稷生于姜嫄之事曰：“不坼不副，无灾无害。”郑《笺》于此无说。毛《传》乃云：“凡人在母，母则病；生则拆副，菑害其母。”此必妄为之说。毛《传》不取纬候，后人或以此多之，其实古说自系如此，适见其为无本之学耳。诗又云：“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窃疑坼副状卵之破；不坼不副，言其卵未尝自破；无灾无害，盖亦如《魏书》之说，谓割剖等不能伤；鸟去而后稷呱，则亦如《魏书》《博物志》之言，谓以暖孚之，乃破壳而出耳。此说而确，则商周先世之神话，实与徐、楚、夫余、句丽大同。所谓剖左胁而出，以及坼背、剖胸，全系后人不解坼副字义，而妄行穿凿矣。《蜀本纪》云：“禹坼副而生。”而其地有刳儿坪，《路史》引。亦此说之一证也。《论衡·奇怪》篇引儒者之说曰：“禹、卨逆生，闿母背而出，后稷顺生，不坼不副，不感动母体。”说与《蜀本纪》岐异。盖《蜀本纪》为旧说，《论衡》所引，则附会之说也。徐与句丽神话皆托之于龙，似起于近海之处，正是九夷之地。吾国开化，肇自羲、农，地皆在今山东，实与九夷相接。黄帝之族，起自河北，兵力虽视羲、农之族为强，开化实较羲、农之族为晚。凡后起之国，往往蹈袭先进之族之文化。殷周皆黄帝后，得毋其神话，实窃之于东方近海之国欤？遐哉尚矣，弗可得而质矣，然其事则殊可深长思也。

抑古之所谓东夷及嬴姓、芈姓之族，其与西北民族争斗之迹，则通古史，犹有可考见者焉。《国语·郑语》：史伯述祝融之后凡八姓：曰己、曰董、曰彭、曰秃、曰妘、曰曹、曰斟、曰芈。夏之霸曰昆吾，商之伯曰大彭、豕韦。昆吾，己姓；大彭，彭姓；豕韦，彭姓之别也。韦《注》。史伯言斟姓无后，然夏之亡于寒浞，实依斟灌及斟寻，则斟虽无后于周时，初非无国于夏代。以斟灌、斟寻为夏同姓之国者盖非。桀之亡也，昆吾实与之俱。而汤于伐昆吾之先，又尝伐韦、顾，《诗·商颂》。夏师败绩，汤遂伐三；《史记·殷本纪》。鬷夷氏则董姓也。《左氏》载椒举之言曰：“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昭公四年。O《韩非子·十过》：“纣为黎丘之盟，而东夷叛之。”又载叔向之言，谓“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昭公十一年。缗者，有仍之姓。《史记·吴世家集解》引贾逵说。帝相之灭，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左氏》哀公元年。以患难相依、昏姻之国而至于叛离，桀之亡盖有由矣。《说苑·权谋》篇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桀而残之。”案《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来聘”，《谷梁》作任叔，则仍、任二字古通，古之有仍，即春秋之任国，实亦东夷之地。有缗之叛，与九夷之不起，事正相因。此可见夏与祝融之后及东夷，关系之密也。大彭，即春秋时彭城，正东夷形胜之地，而殷之末世灭之，《楚世家》。似乎自翦其羽翼者。楚庄王谓“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氏》宣公十二年。合诸叔向之言，又似纣之兵力甚强，特疲敝于东，致为西方之周所乘者。书缺有间，难以质言。然纣之亡也以妲己，妲己不知果有逸德，足以亡殷与否，而己姓于殷为昏姻之国，则信而有征矣。而嬴姓之奄与淮夷、徐戎，尤为殷之强辅。《孟子》言：“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滕文公》下。《墨子》亦言：“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耕柱》。商盖，即商奄也。王怀祖云：“盖字古与盇通。盇奄草书相似，故奄讹作盇，又讹作盖。《韩子·说林》：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奄，今本奄作盇，误与此同。昭二十七年《左传》吴公子掩余，《史记·吴世家》《剌客传》并作盖余，亦其类也。”孙仲容《间诂》曰：“王说是也。”《史记·秦本纪》云：“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并以材力事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与《孟子》言“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滕文公》下。不合。窃疑《秦纪》之言，有所讳饰，然其言不与殷乱则真矣。盖禄父叛周之时，又起而佐之，以致为周所戮。窃疑伐奄三年讨其君，与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正是一事，飞廉即奄君也。奄之地在鲁，《左昭》九年《疏》引服虔。《说文·邑部》：“，周公所诛国在鲁。”又《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郑：“奄国，在淮夷之北。”其南为大彭故墟，又其西则徐。《汉志》临淮郡，治徐县，春秋时徐子国，今安徽盱眙县也。案徐疆域颇广。《说文·邑部》：“，邾下邑地，鲁东有徐戎。”《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引《郡国志》曰：“六国时曰徐州。”此今山东滕县地。盖徐盛时，疆域尝至此。奄之抗周也，淮夷、徐戎并兴，鲁公伯禽实征之。见《书·费誓》。奄既亡，以其余民封伯禽于少皞之虚。《左氏》定公四年。淮夷、徐戎盖未尝大破，故数传之后，徐偃王复乘缪王之好游，起而自王焉。详见予《江汉常武》条。是役也，蜚廉之后造父实助穆王，东归平乱，见《史记·秦本纪》。《赵世家》云：“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自系传说非实。然造父之党于周，必不虚也。由是获封于赵城，虽赵氏之族，由此而大，然忘亲事仇，实愧见蜚廉于地下矣。偃王稍后而楚始强。《楚世家》言熊渠当夷王时。熊渠封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庇为越章王。越章，即豫章，地在今安徽当涂，见《楚鬻融封丹阳武王徙郢考》。九夷之服属于楚，当始于是。及齐桓称霸，与楚争九夷甚烈。僖公四年，桓公伐楚，“还而齐人执陈辕涛涂。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公羊》僖公四年。《左氏》曰：“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一似齐桓闻申侯之言而悟，遂未尝东略者。盖其叙事有漏，正无妨虎牢之赏，为既陷沛泽后追思之举也。《左氏》本出《国语》，多记士大夫言行，叙军国之事转略，观邲之战可见。是役盖攻东夷而败。然十五年，楚人伐徐，《左氏》曰：“徐即诸夏故也。”则桓公之经略，颇有成绩矣。是时，助桓公经略淮、徐者为鲁，《鲁颂》盛夸其功伐；而党于淮、徐者邹、莒，缘陵之役，已见前。僖公十六年，有淮之会，《左氏》曰：“谋鄫，且东略也。”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二十二年，僖公伐而复之，旋复有升陉之败。《檀弓》曰：“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可见邾娄风气之强悍，及其仇鲁之深。邹、莒则出自祝融之曹姓之后也。《管子》夸齐桓“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小匡》。宰孔之告晋侯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左氏》僖公九年。可见齐桓东略之勤。当时争霸，实在中原之地，而勤于东略如此，盖楚之强，实以九夷为之辅，故欲披其党而分其势也。齐桓既亡，宋襄继起图霸，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左氏》僖公十九年。齐、鲁谋鄫以拒邾，宋襄所为，适与相反，盖兵力不足，故以此示招怀，其意盖亦欲携之于楚，然此等诈谋，卒无所用，而有泓之败。自是楚势大张，鲁且析而入之，而以其师伐齐焉。晋文崛起，运其谲而不正之智，齐、秦与宋，皆为之辅，乃获助楚于城濮。然至文公九年，晋君少，不在诸侯，楚公子朱遂自东夷伐陈。此可见楚之有资于东夷。晋虽合北方之诸侯，力终不足服楚，乃有通吴以挠楚之举。《左氏》成公六年。其谋发自巫臣，而巫臣之有憾于楚，实以夏姬之故。《左氏》成公二年。其事殊诙诡可喜，然恐传说非实。传说之事，往往以一妇人为之经纬，如《蒙古源流》书中如夏之妹喜，殷之妲己，周之褒姒，楚之夏姬，吴之西施，实皆此种性质。吴之先，“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左氏》哀公七年。乘车、射御、战陈，皆有待于巫臣之教而后能；其文明程度，实远较淮、徐之夷为低，而晋人不恤屈己以通之；而吴自是亦遂世睦于晋以谋楚。虽曰远交近攻，外交之策宜然，得毋以其同为姬姓故，其情易亲欤？而吴、越世仇，其相齮齕尤甚。夫夫差之于句践，固有杀父之仇；句践之于夫差，亦有灭国之怨。然自阖庐以上，其相齮齕，又何为哉？《国语》《世本》，皆云越为芈姓，得毋越之仇吴，正犹吴之亲晋，皆由种姓同异使之然欤？详见《越之姓》条。吴、越皆断发文身，九夷则初无此俗。《左氏》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盖从其俗以示服。杜《注》谓“自刑示惧”，非也。楚成王之使献天子也，天子赐之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楚世家》。《荀子》亦曰：“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劝学》。以夷与越分言，其确为两族可知。《春秋》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左氏》云：“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诸侯指蔡、陈、许、顿、沈五国，东夷指徐、越也。越与吴同俗，而与徐同称东夷，此亦越之君与楚相近之一证。夫以吴之强，能沟通江、淮，且遣偏师入海以伐齐，宁不能溯江以攻楚？然而入郢之役，必有待于大隧、直辕、冥阨之开，则以东夷大抵从楚也。巫臣之通吴也，《左氏》言“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此所谓蛮夷，盖即群舒之类，实当吴沿江上溯之路者也。然嗣后吴楚之争，大抵在南巢以下，可见吴实未大得志。哀公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三夷，盖即越之所侵，可见入郢之后，东夷仍多属楚。不特此也，秦除缪公之世尝一与晋亲外，率皆助楚以掎晋。昭王之出走，惟秦人不惮远役，以却吴师；亦惟越人批亢捣虚，以蹑吴后。则民族之亲疏同异，又有隐然可见者。太公初封，莱夷即与之争国；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以视秦杂戎狄之俗；楚荜路蓝缕，崎岖山林之间者，又何以异？而秦自缪公修政，东境至河，宗周故壤，悉为所据，其视东方，亦何多让？楚之久侪于声明文物之国，与晋狎主齐盟者，更无论矣。然山东诸国，率皆以夷狄遇之，得毋非尽文野之殊，亦有民族异同之见欤？遐哉尚矣，弗可得而质矣，然其事则殊可深长思也。

孟子之难白圭也，曰：“子之道，貉道也。”又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告子》下。此盖指南方之貉言之。若北方之濊貉，东北徙而为夫余、句丽、百济者，则固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有诸侯币帛饔飱；有百官有司矣。然则北方之貉，文明程度，实较南方为高。然孟子又曰：“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此语亦见《书·大传》及《公羊》，宣公十五年。盖儒家所常道。然则貉与中国所异者，征敛轻重之间耳，其立法固相类矣。在四夷之中，实惟貉差堪与中国比拟也。此子所以欲居九夷欤？

《生民》之诗曰：“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传》《笺》皆以为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以燕至之月，可见其与殷之神话相关，而其礼实著于《月令》。《月令》者，古明堂行政之典，然授朔以九月，武职以尉名，则其篇籍实传自秦。《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而《封禅书》言：“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案授朔以九月，则秦之以十月为岁首，所由来者旧矣。《封禅书》又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恐未必然也。《三国志》言夫余以殷正月祭天，而句丽及濊，皆以十月。盖貉族旧有二法，夫余同于殷，句丽及濊，则同于秦也。《封禅书》又言：“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则其后来虽尚黑，其旧俗实有同于殷者，亦可见诸族关系之密矣。《封禅书》：“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而独不闻有黑帝之祠。高帝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窃疑秦以黑帝为感生帝，祠之特异于四帝，非无祠也。

刘申叔尝言：“八卦五行，各为一教。周信八卦，殷信五行。有扈氏居西方，而夏启征之，以威侮五行为其罪状，盖八卦之教行于西，五行之教行于东。武王虽问《洪范》于箕子，盖未尝用其说也。”案周人果背五行与否，难定；夏、殷之信五行，则彰彰矣。九畴锡于夏后，《洪范》传自胥余，则其征也。《史记》谓匈奴出于夏桀，说实不诬，予别有考。见《匈奴为夏后氏苗裔》条。而匈奴之于五行，即极尊信。日上戊己，祭天神以戊日。其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此其久知十千及方色之征，断不能谓为偶合也。貉族诸国亦然。《周书·百济传》谓“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谓其“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城之内外民庶，及余小城，皆分隶焉。”此即《三国志》所谓“诸加别主四出道”者，亦五官之制也。朱蒙与乌引、乌违同行，其后又遇三人，亦适合五官之数。

貉族又有浮海而东者，时曰扶桑。扶桑之地，以予考之，实当在美洲，而希勒格氏著书，谓在堪察加半岛，见近人冯承钧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姑勿具论，其为貉族之分支，则彰彰也。国王名乙祁，贵人称对卢，皆句丽语。又句丽，其昏姻，方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而扶桑，其昏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昏。其俗亦相类。扶桑之俗，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虽与《月令》之随时改易不同，然其原实出于一，则亦不容疑也。

《三国志·高句丽传》谓：“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此制于中国无征，然亦合因地事地之义。又《濊传》，言其俗“祭虎以为神”。案《左氏》言楚子文之生，“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宣公四年。固祝融之后；而此说与夫余王之弃朱蒙，亦极相类，似非偶然。又《周书·高丽传》，谓其“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与朱蒙云”。此亦犹周人特立姜嫄之庙也。

《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而废立之事，惟伊尹尝一行之，盖其君权故轻也。《宋书·扶桑传》，谓其“嗣王立，三年不亲国事”；而《三国志·夫余传》，谓“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岂犹有殷之遗风欤？

貉族之俗，与中国类者，莫如丧礼。案《礼记·杂记》载孔子之言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此则淮泗之夷，其俗亦与北方之貉类。又夫余，杀人殉葬，多者百数，而诸国皆好厚葬，其俗亦颇类于秦。

貉族用刑，最为严急。《三国志·夫余传》云：“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者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周书·高丽传》：“其刑法：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臧，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案《韩非》言：“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内储说》。又曰：“一曰：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得毋用法之峻，亦有由来邪？观前所引《汉书·地理志》之文，亦可见殷人用法之峻。

（七二四）貉族发现西半球说

近人《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云：“《法显佛国记》云：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到师子国。同行纷披，或留或亡。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直大风，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须臾。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恍若火色。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明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直伏日，则无活路。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无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入大船，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于是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得好水菜，知是汉地。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得两腊人，即将归；今法显译语问之，答言此是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是岁晋义熙十二年矣。案师子国，即今锡兰。本欲自锡兰东归广州，乃反为风所播，东向耶婆提国。耶婆提者，以今对音拟之，即南美耶科陁尔国；直墨西哥南，而东滨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两音多相混。如婆薮槃豆，一译作和修槃头，是其证。耶婆提，正音作耶和提，明即耶科陀尔矣。世传墨西哥旧为大国，幅员至广，则耶科陁尔，当时为墨西哥属地无疑。所以知耶科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群岛者，自师子国还向广州，为期不过四十六日。据《唐书·地理志》。故法显失道，商舶亦赍五十日粮。今遭大风，昼夜十三日，始至一岛，又九十日而至一国，合前三日计之，已得一百六日；是东行倍程可知。况南洋师子国，途次悉有洲岛；当时帆船，皆傍海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无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见附海岛屿，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岛。逮至耶婆提国，犹不知为西半球，复向东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东行，又百许日，则还绕大西洋而归矣。当时海师，不了地体浑圆，惟向东方求径，还绕太西，进行既久，乃轶青州海岸之东，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达牢山。是显非特发见美洲，又还绕地球一周也。然据《佛国记》言：耶婆提国，已先有婆罗门，特无佛法。则法显以前，必有印度人遇风漂播至此者，故婆罗门教得传其地。又观美洲山脉，横贯南北者，在北美曰落迦，南美曰昂底斯。落迦本印度称山之语，如补陀落迦，咀落迦，弹落迦，竭地落迦是也。落迦冈底斯为西藏大山，即葱岭所自起。美之山脉，莫长于昂底斯，正与葱岭等，明昂底斯亦即冈底斯音转。斯皆以梵语命山，益明婆罗门曾先至美洲，特以姓名不著，而尸其名者独在法显，斯可为梵国前哲悲，亦为汉土尊宿幸矣。”予案观《宋书·四裔传》，则知印人浮海而东者，自古即极多。婆罗门之先至美洲，非必如原文所云，出于遇风漂播，特其与貉族之至美洲，孰为先后，则尚不可知耳。

近人《异闻录》云：“《山海经·海外东经》言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言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此皆悠缪之谈。然《梁书》确有扶桑国。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近西人诺哀曼（Nemnarm），推度其地，谓即美洲墨西哥。此说未知确否。特墨西哥建国甚早。与闽粤沿海诸地，同一纬线，中隔太平洋，在齐梁时，非不能与中华交通。《梁书》言扶桑国多扶桑，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其文字以扶桑皮为纸。今考墨西哥特产之植物，则有摩伽（Magney）。其学名曰Agave Ameri cana。土人亦名百岁花，谓经百岁始一花。其物多纤维。古时墨西哥象形文字，皆书于摩伽叶。此犹印度之贝叶，埃及之巴比利叶。若遽谓摩伽即梁时之扶桑，恐亦近于附会。但齐、梁时由中国东行二万余里，果有文物之国，则除墨西哥外，实无地以当之。此诺哀曼氏所以疑扶桑为墨西哥也。近世落花生，本来自南美之巴西，而《福清县志》言僧应元往扶桑觅种寄回，似亦以南美为扶桑。或者古人知中国极东有美洲，因附会《山海经》，名曰扶桑也。”又三十年代初，外交部尝咨教育部云：“据驻纽约总领事张祥麟呈称：准美国亚拉斯加省前任总督函称：本省前年掘土，发现古物二件：一系陶器，一系铜器。如能证明确系中国古物，则可证实华人曾经发见美洲。乞查明示覆等因。并附发现古物拍照四纸前来。职领检阅《金石索》，内载形似泉币一图，其形恰与美人所发现之铜器相同；正面反面之摹本，亦无差异。该书注云：系唐代孙思邈《入山符》。惟未能释明所载符文，系何意义。此地书籍不备，无从研究。至所发现之陶器，因物未目睹，亦无从查考。兹特将照片四纸，随呈附送。可否咨行教育部，将符文意义，查明见覆，以凭转覆等情。相应检同原送照片二纸，咨行贵部，査照核覆，以凭转知可也。”教育部覆文云查该项铜器，确系我国厌胜钱币。《西清古鉴图》录是钱，以其面有符文，定名为符印钱，且谓文与孙思邈《入山符》略仿佛。《金石索》及《吉金所见录》等钱谱，均沿袭其说，而未详其制作年代及符文意义。本部辨其形制、图像、笔意，当属宋代道家作品。又查各项厌胜钱文，皆祈福避凶之作。是钱符文，意义要不外此。一俟本部考有确证，再行详覆。至陶器形制，甚似我国宋、元时磁洗。惟有无磁釉，质地及色泽若何，该总领事既未目睹原器，原文亦未经注明，本部自未便臆断为何时器物也”云云。观此，知华人至美洲，虽或在印度人后，亦必在欧人之先矣。

（七二五）唐宋暨以前之中日交际

日本与中国之交际，前后不同：自汉至唐，以国家之往还为主，宋以后，则以人民之往还为主矣。而国家之往还，亦前后不同：南北朝以前，日本甘心臣服中国，隋以后始欲以敌国自居，然中国迄未尝以敌国之礼待之。

汉、魏时中日交际已见《卑弥呼》条。晋泰始初，日本又重译入贡，其后与北朝无交涉，与南朝则往还颇繁，具见《宋书·夷蛮传》《南史·夷貉传》。倭王及世子之名，可考者凡五，据近代史家所考，则倭王赞为仁德天皇，赞弟珍为反正天皇，倭王济为允恭天皇，济世子兴为安康天皇，兴弟武为雄略天皇。其时日本表文，恒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即马韩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中国但去百济二字，余即如其所称以授之。盖百济、日本，同受封于中国，不当使日本督百济也。木官泰彦《中日交通史》谓《日本书纪》，实系钞录中国史，而于《宋书》中所载倭事，悉屏不录，盖以称臣奉表为辱国之事故。唐代诏书，日史不载，亦系此意。案源光国所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所作《日史纪事本末》。亦均谓通使始隋，于南北朝前事皆不载。然亦谓此事为掌书记之汉人所为，其王室初不之知，终未免辞遁矣。

苏因高之来，挟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之书，是为彼欲与我亢礼之始。贞观四年，日本始通使于唐，唐使新州刺史高表仁此从《旧唐书》，与日本史合，《新唐书》作高仁表。送之，至都，与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诏，可见日人之倨傲。《日本国志·邻交志》谓新旧《唐书》，不载日人一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年。葛野麻吕使唐，遇风，飘至福州长溪县，州吏讶其无国书，入船检察，葛野麻吕命学僧空海致书观察使云：“竹符铜契，本防奸伪。诚实无诈，何事文契？敝邑使人，已无诈托，信物亦不用玺印，建中以前，旧典如此。今以无国书见责，事与昔乖，愿顾邻谊。”黄氏谓：“据此，则当时使臣皆不赍表文，盖不臣则我所不受，称臣则彼所不甘；而彼国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为此权宜之策耳。”又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二年，唐玄宗天宝九年也，遣藤原清河等于唐，既至，正月朔，玄宗受诸蕃使朝贺于含元殿，叙新罗使东，班在大食上；清河等西，班在吐蕃下，日本留学生阿部仲麻吕以为不宜班后新罗，为之请，将军吴怀宝，乃引清河与新罗使易位。黄氏谓：“其在中国列之于新罗、大食之下，未尝待以邻交；而其在日本，遣使则不赍表文，迎客则不居臣礼，以小事大则有之，以臣事君则未也。”黄氏之书，意欲药当时中国自大之病，故多针砭之辞。其谓日人未尝肯臣中国，固系实情；然中国不以邻敌之礼待之，日亦未能显拒，则亦不可不知也。小野妹子即苏因高之来也，隋使裴世清送之。《中日交通史》云：“妹子归，奏称炀帝报书，在百济见掠，本居宣长驭戎慨言曰：‘隋帝之书，甚为倨敖，故妹子伪称被掠，不以上闻。’”至裴世清所赍之书，则载于《日本书纪》，首云“皇帝问倭皇”，下又有“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等语，而《经籍后传记》则云：“其书曰皇帝问倭王。圣德太子恶其黜天子之号为王，不赏其使。”木宫泰彦谓《书纪》改王为皇，其说是也。日本之遣使于唐，自舒明天皇二年始，贞观四年。而终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寻常以为终于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即唐昭宗乾宁元年，然是年使实未行。前后二百有年，遣使者十九。唐惟代宗大历十四年，曾遣中使赵宝英送其使归国，溺于海。其僚属孙兴进、秦衍期以明年至日。日史亦谓有国书。黄氏谓宝英乃中使，有无国书，已有可疑，即有之，亦不当在僚属手。宋徽宗政和六年，中国商人赍牒至日。牒云：“矧尔东夷之长，实惟日本之邦。曩修方贡，归顺明时，隔阔弥年，久阙来王之义；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诚。”日本鸟羽天皇下百官议，置不答。菅原在良之议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炀帝书曰皇帝问倭皇；天智天皇十年，大唐郭务悰来聘，书曰大唐帝敬问日本天皇；天武天皇元年，郭务悰来，书函题曰大唐皇帝敬问倭王，又大唐皇帝敕日本国卫尉寺少卿大分书曰：皇帝敬致书于日本国王；古式如此。”隋炀帝书辞之不实，说已见前，黄氏云：“考郭务悰乃刘仁轨所遣使，当时以系私使，不令入京，而此云有国书，疑失实。”予案唐与日本书函往来，宜有定式，不应忽称日本，忽称倭；忽称天皇，忽称王，忽称国王。《唐书》云：“日本，古倭奴也。”又云：“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唐书》此语，系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则自咸亨以前，犹以倭之名自通，天智十年，犹在咸亨之前，安得有问日本天皇语？则在良之议，信否又甚可疑矣。唐开元二十四年赐日本敕书云：“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衔德。”黄氏云：主，《唐书》作王，当从《文苑英华》；衔，《文苑英华》作御，当从《唐书》。黄氏谓此六字实日本天皇二字译音，盖中国问其国王之名，而日使诡辞以对。然则安敢以天皇二字，自通于唐？而唐敕书亦安得有敬问日本天皇之语欤？且日于当时，亦未闻拒唐敕书不受也。又宋神宗时，日僧成寿弟子归国，神宗托致日皇御笔文书金泥《法华经》及锦，日人以书中有回赐日本国之语，会议当受与否，历三年不决，然终以书物为报。亦见《中日交通史》。此则其不愿称臣于我；然亦我以上邦自居，彼未能坚拒之明征也。宋朝与日本往还，惟神宗、徽宗二次，此外日史所谓大宋牒文状，皆明州刺史书，日亦以太宰府之名报之。然南宋乾道八年，明州刺史赠方物，牒文有赐日本国王语，日人大哗，平清盛不顾众议，卒作报书，则日本武人之甘心屈节，由来已旧，正不必独咎后来之足利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使至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告建国；二年，又使至日本责以倭寇事，皆为日人所拒；三年，使赵秩往，日人乃遣使偕来。《明史》谓日奉表称臣；则《明史》之误。然中国当是时，必不必得一日本之称臣为荣，《明史》亦未必致误。诿为僧人所为，则又以南北朝对我之称臣，诿诸汉人掌书记者之故智也。岂有此等事而执笔者敢擅专之理欤？足利义留受封于明，其子义持不以为然，后遂与明绝，然其初立时，明人封册之，义持亦遣使谢恩也。

（七二六）朝鲜东徙之迹

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昔人皆以为即后世朝鲜之地。夫如是，则自周以前，辽东西非久经开辟不可。然谓辽东西久经开辟，书传无征也。昔人有青州越海之说，盖由《尧典》之旸谷，纬候谓在辽西而然。然《尚书·大传》“元祀岱大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谷华山”，“幽都弘山祀”，《注》云：“弘山，恒山也。”则羲和四子之所宅，即四时巡守之所至；以旸谷为在辽西，乃纬候侈大之辞，实不足据矣。旸谷在辽西之说破，则青州越海之说，殊不足凭。辽东西之开辟，恐不能在燕置五郡以前。谓箕子所封，即后世朝鲜之地，乃事理所必无矣。

朝鲜古地虽不可考，然《管子·轻重甲》曰：“吴、越不朝，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以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其视朝鲜，与其视吴、越等耳，可证其不甚远也。发亦北方古国，别见《发北发》条。

《山海经》一书，言朝鲜者二：《海内北经》云：“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阳者，列水之阳。《汉志》：乐浪郡吞列县，《注》云：“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粘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盖即今临津江。列阳在其北，朝鲜在列阳之东，盖即汉乐浪郡之朝鲜县。此朝鲜既东徙后之地。《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或古箕子之所封欤？然其所在，不可得而确考矣。

朝鲜迁徙之迹，史亦无征。然反复推校，尚有隐约可见者。《史记·苏秦列传》载秦说燕文侯之辞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古书叙述地名，大率近者居前，则为此辞者之意，似尚谓辽东在朝鲜之表。《燕世家》及《六国表》苏秦之说，均在文侯二十八年。《三国志·注》引《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之”字疑衍。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案《史记·匈奴列传》言燕将秦开为质于胡，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盐铁论·伐功篇》亦曰：“燕袭走东胡，辟地千里，度辽东而攻朝鲜。”似燕所开之五郡，皆取之于胡，而朝鲜是时，已在辽东之表者。然东胡之后为乌桓、鲜卑，其所分保之二山，似不能越今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谓燕人开置以前，五郡之地悉为所有，似不近情。窃疑秦汉之世，东北种落，朝鲜、夫余、肃慎等，其初并处塞内，至燕开五郡时，乃移居塞外也。汉辽东郡有番汗县，疑即满番汗之地。《注》云：“沛水出塞外。”番、沛同音，非水以种落名，则种落以水名也。

《朝鲜列传》言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次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自序：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番，葆塞为外臣。所谓上下鄣，盖即燕所筑鄣塞也。燕初与朝鲜以满番汗为界，后竟略属之，则秦开攻朝鲜之后，燕尝又拓一境。然其封爵自在，至秦世犹然。《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地东至海，暨朝鲜”，此秦东界仍燕之旧之证。朝鲜亦在封内，《朝鲜列传》所谓“属辽东外徼”者也。《魏略》言：“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此其封爵仍存之证也。秦长城东端在乐浪郡遂成县，见《晋书·地理志》。盖自襄平以西之长城，为燕拒胡所筑；自此东至遂城，则蒙恬所为也。然鄣塞即长城之类，燕既略属真番、朝鲜，自襄平以东，不得毫无防卫，蒙恬盖亦因燕之旧而修之耳。

《汉武帝纪·注》臣瓒引《茂陵书》：临屯县治东暆县，去长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真番郡治霅县，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续书·郡国志》朝鲜去洛阳五千里。则临屯在朝鲜之表，真番又在临屯之表也。然《史记》言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又言卫满稍役属真番、朝鲜；皆先真番而后朝鲜。惟《货殖列传》言：“燕邻乌桓、夫余，东绾濊貉、朝鲜、真番之利。”朝鲜次真番之前。又言“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未服属”，亦先真番而后临屯。岂其叙次皆自远而近哉？非也。上云“稍役属真番、朝鲜”者，指真番、朝鲜之民；下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者，指真番、临屯之邑。真番之邑，后来虽在临屯之表；窃疑其民，其初更在朝鲜之里；故并举二国者，皆以真番次前；其后虽越临屯而作邑，而其民犹有与朝鲜杂处，而为卫满所役属者也。然则战国、秦、汉之间，东北种落之迁移，亦云亟矣。

（七二七）朝鲜终不用清年号

东洋诸国，渐渍中国文教最深者，莫如朝鲜，故其仇视清人亦最甚。《春在堂随笔》云：“《玉吾集》十八卷，朝鲜人宋相琦字玉汝者所撰。玉吾其别号也，诗文皆有可观，末卷附神道碑铭及谥状。称公于崇祯丁酉十一月二十日卯时生，癸卯六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七。考明崇祯十七年中无丁酉，疑有舛误。及读卷末附其孙名载禧者跋语，称崇祯三庚辰十月，乃知彼国在定鼎之初，虽奉大清年号，而仍以崇祯纪年。其生于崇祯丁酉，实顺治十四年。卒于癸卯，实雍正元年。其孙所称崇祯三庚辰，实乾隆二十五年，盖以崇祯十三年岁在庚辰，至此凡三历庚辰耳。夫清朝龙兴之始，朝鲜沿袭亡明年号，或尚可附于洪范十有三祀之义，至乾隆中叶，彼国久列藩封，世膺封号，乃尚以崇祯纪年，不亦傎乎！”夫以文明事野蛮，犹之以大事小，尺蠖之屈，事非得已。若如曲园之言，一膺封号，即当心悦诚服，然则宋高宗亦当倾心以奉金虏乎？是非傎倒之讥，不知其果当谁属矣。终朝鲜之世，未尝奉清年号，至其亡犹然，此金于霖先生亲为余言之者。

匹夫时有义举，国家则无之，以合人而成群，其程度恒低于其群中人之高者也。专制之世，举国惟一人之命是听，义师转时或有之，明神宗之援朝鲜是矣，故朝鲜人甚德之。明亡后乃为大报坛以祀之，然朝鲜之倾心中国，亦不徒以神宗之救援朝鲜。在句丽之世，猾夏最甚。盖当其为中国郡县时，颇受抑厌使然，及王氏时，则颇归心于宋而敌视辽金元矣。宋亡之后，王氏嗣君多取元女。元人又或置行省于其国，剃发易服，胡化大行，然乃其枭獍之媚外者为之，非其民心之所欲也。朝鲜太祖本以攘斥胡虏兴，终李氏之朝，提倡中国文教最力，其于中国学术，实深入堂奥，非日本所及也。今世论民族者，以同化为最高之义。若朝鲜者虽因言语不同，未能尽与华化。然其文教，则可谓与中国无殊矣。草尚之风必偃，士君子者，细民之率将，朝鲜今虽暂屈于强暴，然民心不死，国必不亡。复国之后，当与中国友善也。

（七二八）辰国

《史记·朝鲜列传》言：“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汉书》作“真番、辰国”。案此当作真番旁辰国。《汉书》夺“旁”字，《史记》之“众”字，则浅人臆改也。《三国志》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又云：“辰王治月支国。”又云：辰韩，“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弁辰亦十二国。”又云：“弁、辰韩当作弁辰、辰韩，夺一辰字。合二十四国。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当作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注》引《魏略》曰：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案既云辰韩者古之辰国矣，又云为古之亡人；既云韩有三种矣，又云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未免自相矛盾。韩有三种之“种”，谓种姓。史于四裔言种姓，犹于中国言姓氏，乃指其王之氏族，非指其民之种类也。《后汉书》云：马韩在西，五十四国，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又云：“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其文较国志为清晰。盖在箕准攻破马韩之先，自有所谓辰王者，为马韩种，都目支，即国志所谓月支，尝尽王三韩之地，此古之辰国也。逮箕氏亡而马韩复立，则仅有五十四国，而弁辰、辰韩亦各有十二国，此则所谓韩有三种者也。诸国王皆是马韩种，指古之辰国言，或但指后来之马韩五十四国；否则不得云韩有三种矣。韩之分而为三，盖在箕氏入据之后；其初则自为一统，故《史记》但以辰国言之也。

《后汉书》云：箕准自立为韩王，国志亦谓侯淮，《注》引《魏略》亦作准，则此淮字误。自号韩王。《后汉书》又谓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则辰为韩人自称之名，韩乃箕氏所立之号耳。弁韩亦称弁辰，可见其旧无韩名也。卫满既攘箕准，箕准即服马韩，则《史》《汉》所云“欲上书见天子者”，实即箕氏之后，乃称为辰国而不称为韩王，盖以其旧名名之也。

《诗·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以韩即后来之韩原，释燕师为平安时众民。王肃、孙毓非之，以燕为北燕。见《释文》。而肃以涿郡方城县之寒号城为韩侯城。见《水经·圣水注》。案《诗》明言韩姞，则燕师之燕，即系国名，亦属南燕，肃及孙毓说殊非。然其说实本于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曰：“昔周宣王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故《诗》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伐，迁居海中。”此韩侯所近者为南燕抑北燕，《潜夫论》未尝明言；则以寒号城为韩侯，乃王肃之妄耳。为卫满所伐者亦姓韩，其说当有据，殊足考箕子之后自立为韩王之所由也。盖箕子之后，周时初不以箕为氏。

汉武帝之略朝鲜，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乐浪，《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高骊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险城。又古云朝鲜地也”。而《史记·朝鲜列传》言卫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则乐浪乃朝鲜故土，为卫满所攘取者；真番、临屯则其以兵威财物所侵降之小邑也。《后汉书·东沃沮传》言：“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貉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濊传》言：“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苍海郡之罢，《本纪》不载其事。据《公孙弘传》则与罢西南夷同时。西南夷之罢，据《本纪》事在元朔三年。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部。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以东，沃沮、濊、貉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三国志》言岭东七县皆以濊为民，盖即南闾故壤，史言其叛右渠来降，则其先亦属卫氏。汉灭卫氏之时，未闻分兵略地，所置四郡不得出卫氏故封之外，而沃沮为玄菟郡治，盖亦先属卫氏矣。然则自卫满出塞以前，朝鲜、真番、临屯、沃沮、濊、貉、辰国当各自分立，不相统属；至卫氏兴，朝鲜既为所窃据；真番、临屯、沃沮、濊、貉亦为所羁制；惟辰国非其兵力财力所及，而又为朝鲜所破坏。汉武灭卫氏，其所羁制之地，悉以之为郡县。后以夷貉强盛，渐次撤废，而句骊始强。南方之地，箕氏虽旋绝，辰国亦不能复，遂裂为三韩也。自战国至汉，半岛诸族兴替之迹，略可睹矣。

《三国志注》引“《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溪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真番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鑡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时晓谓辰韩：汝遗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鑡收取直还。郡表鑡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时，故受复除。”观此事，知辰国与其北方往来颇稀，故卫氏不能役属之也。

（七二九）高丽遣人来学

《宋史·高丽传》：徽宗时，其王颙卒，子俣嗣。贡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学。朝廷为置博士。《张根传》：弟朴，为太学博士。“改吏部员外郎。高丽遣子弟入学肄业，又兼博士”。盖即其时事也。宋时，高丽人来学最诚。太宗初，其王伷，即命金行成入国子监。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第。遂仕中国。伷弟治，表乞放还，而行成不肯。淳化初，卒于安州通判，在中国凡十五年。治于雍熙三年，遣崔罕、王彬入国学。淳化三年，赐进士第，授官，遣还，在中国亦历七年。而康戬，其父允，三世为高丽兵部侍郎。开宝中，即遣戬随宾贡肄业国学。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历仕中国，至景德三年乃卒，则在中国逾三十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成等贪恋上国，遂忘首丘之思，似不免于忘本。其爱慕华风，可谓深矣。于其来学而特为之置博士，盖中国亦甚重其事矣。

然有爱乐中国而来者，亦必有出于勉强者，此事理之自然也。《明史·朝鲜传》：太祖即位之五年，高丽表请遣子弟入太学。帝曰：“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盖时高丽以遣子弟入学为交际之策，帝有以烛其情也。胡惟庸反，日本与通。帝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然其时王子滕祐寿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琉球中山生与山南生有非议诏书者，帝闻，置之死，而待其国如故。其人之来学者亦如故。帝固非拒外国来学之人也。宣宗宣德八年，朝鲜王李祹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仍不许，但赐《五经》《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亦必有所见。

《陈书·儒林陆诩传》言：“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此又中国派遣博士至外国者。

（七三○）琉球来学

外国遣人来学，以唐代为最盛，尔后迄不能及。盖外国初通中国时，文明程度，相去较远，久之则渐近；而中国学校亦有名无实时多，故来者不勤也。琉球通于中国最晚，而其来学，近世则为最勤。《明史·琉球传》言：洪武时，中山尝遣女官生二人先后来肄业，此为自古所无之事，足见其向学之殷。清世遣陪臣子弟入学，始于康熙二十七年，同治间犹有至者，见《清史稿·选举志》。《本纪》：二十三年六月，书“遣球请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二十七年不记此事，但书“琉球入贡”。盖二十三年请而得许，至二十七年，乃遣随贡使来也。又《纪》于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书“琉球请令其陪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同治六年四月，书“允琉球国子弟入监读书”。盖每来辄奏请，而非循例派遣？然来者必不止此数也。来者称为官生，凡四人，见《属国传》。又《职官志》：琉球学，有汉教习一人，以贡生选充，后省。此在彼国，或亦成为进取之一途，未必果为学问，然其来究最久也。又《德宗纪》：光绪六年九月，“允朝鲜派工匠来天津学造器械”。此盖新式兵器仿自西洋者，为朝鲜所无，故又遣人来学也。

（七三一）乡校

公元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上海《大公报》载徐颂九论移民实边之文，述滇西之俗：谓其“村必有庙。庙皆有公仓，众出谷以实之。庙门左右，必有小门，时曰茶铺，众所集会之地也。议公事，选举乡、保长，摊筹经费，办理小学皆于此。婚、丧、祝寿等事，亦于此行之。故是庙也，非寻常佛寺、道院，耗民财以豢闲民者比也。村之议会也，公所也，学校也，礼堂也，殡仪馆也，而亦即其俱乐部也”。予案此正古之学校也。《公羊解诂》述井田之制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宣公十五年。此与伏生《书传》所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耰锄已藏，祈乐已入，注：祈乐，当为新谷。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正系一说。《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惟仅冬日教学，余时皆如议会、公所，亦如俱乐部，故人得朝夕游其间也。《新唐书·韦挺传》：挺上疏言：“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以是为风俗之薄。其实，此亦犹今滇西行丧礼于庙也。贫家营葬且不易，乃能假车乘、雇棺椁以为荣，盖由同社者之相助。宜兴童伯章斐尝告予：“其邑之某某乡，有丧者，吊客至，丧家之邻共饮食之，丧家不问也。”邻伍盖皆吊者，岂可无以饮食之？所醉饱者，盖亦出众力，非必丧家所费也。假车乘、雇棺椁以为荣，诚为无谓。然不有多其车乘，美其棺椁以为荣者，民又孰从而效之？所谓士大夫者，厚葬靡财以为孝，而又禁民之厚葬，乃曰：以贵贱分厚薄，自然之等差也。制为礼，强民守之。其所令，反其所好，民孰能从之哉？

（七三二）宦学篇

古以宦学连称，亦以仕学并举。《礼记》言“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记·曲礼》。《论语》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是也。宦者学习，仕者任事，《史记·留侯世家》言“良年少，未宦事韩”，事即仕也。然宦学二者，又自殊途，学于学校，宦于官署，所学各不相干。古学校不能谓无其物，然迄未闻有一人焉卒业于学校，进身于仕途，或则出其在校所学以致用者，由此。盖古之学校，其初实神教之府。春秋教以礼乐，礼者，事神之仪；乐者，娱神之乐。冬夏教以诗书，诗者，乐之歌辞；书者，教中故籍也。故太学、清庙、明堂，异名同物。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非文事武事相干，释奠于明堂之神也。尊师重道，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北面请益而弗臣，非知重学问，尊教中之老宿也。然则古学校中，初无致用之学，所有者，则幽深玄远之哲学耳。《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曰：“君子以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汉志》所称道家为君人南面之学，其说略存于《老子》《管子》书中，皆哲学与神教相杂者也。墨子最重实用，而辩学之剖析微芒者反存于《墨经》中，以其学出于史角，史角明于郊庙之礼故也。切于实用之学，则从官署之中，孕育而出。《汉志》所推九流之学，出于王官是也。九流之家，固多兼通古之神教哲学，然特以此润饰其任事之术，其缘起固判然不同，任职官署之人，尤未必通知九流之学，观九流为私家之学，寖且为始皇所禁，而令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可知也。秦始皇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士言，此博士之流，始皇所与共图天下者，然特谟议于庙堂之上而已。奉行法令者，不求其有所知也。降逮汉初犹是如此。

行法者贵能通知法意，尤贵能得法外意。能知法意，则奉行可以尽善；能得法外意，则并可知法之弊而筹改革之方矣。欲通知法意，非深通其所事之科之学不可；欲能得法外意，则必兼通他科之学；故宦学合一，实学术之一进化，亦政治之一进化也。宦学之合一，其自汉置博士弟子许其入官始乎？史称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彬彬之士，即美其非仅通当代法令而已也。中国历代选举之途甚多，政府之所最重者，为学校、科举两途，所可惜者，学校之所肄，科举之所试，皆非当官之所务。致学校、科举出身之人，其习于事，反不如异途，而亦并不能通知其意耳。

昔日之教育，皆所以教治人之人者也。而学校之所肄，科举之所试，皆非当官之所务，何邪？此其故，一当求之法制之沿革，一则由于事实之迁流也。汉世博士弟子，其所学者，原不如法吏之切于用；然汉世去古近，儒家之学，可径措之于事者，尚不乏焉，经义折狱，即其一端也。是时法次甚简，折狱根据习惯若条理者颇多，经义亦习惯若条理之一端，非违法也。降逮后世，社会情形，去古愈远，通经渐不能致用，而考试之法，则犹沿汉代诸生试家法之旧焉，后汉左雄所创。是为唐时之明经。当时高才博学，足以经国理民者，本有秀才科可应，以其大难，能应者寡，后不复举，而俗尚舞章，进士遂为举世所重焉。其科始创于隋，试诗赋，盖炀帝好浮华为之。然度炀帝初意，亦非谓工时赋者可以经国理民，非如汉灵帝之鸿都，集玩弄之臣，则如唐玄宗之翰林，求书记之选耳；而后遂以辨官才使膺民社，则法制之流失也。历代法制，变迁而失初意者，固多如此。又儒术盛行之世，尊之者，信为包罗事理，囊括古今，通于是者，即可以应付一切；而欲应付一切者，亦皆不可不通于是，此则学校科举之偏重经义，始于宋，盛于元，而大成于明者之所由来也。一时代必有一时代所特尊之学，原不足追咎古人，惟通于其理者，亦必习于事而后可以应用。而向者学校科举之所求，于能通其理外，事遂一无所习；而其所谓理者，亦实非其理，寖至自此出身之人，成为一物不知之士，此又法制之流失，寖失其初意者也。

清季有老于仕途者，尝语人曰：官非予之所能为，衙门之所为也。人问其说，答曰：须策画之事，则有幕友焉；循例而行之事，则有吏胥焉。予何为哉，坐啸画诺而已矣！设无幕友吏胥，予固不能办其事也。闻者笑其尸位，其实无足笑也。当官而行，不能不据法令；法令至繁，非专门肄习者，不能深悉。向者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幕友则有刑名、钱谷之司，不能相摄；吏则如六部之分科焉，非好为之，不得已也，所可诧者，则官之一无所知耳。论者深恶官场办事，循名而不责实，一切集矢于吏，清季遂欲一举而尽去之。殊不知循名而不责实，乃社会风气，彼此以文法相诛，而不以真诚相见之咎，非行政事者之失。苟政事而不循文法，民益将无所措手足矣，何则？今日如此者，明日可以如彼，甲地如此者，乙地可以如彼也。故乡者幕友吏胥，各专其职，其事实不容已，亦不可非。所不足者，则幕友吏胥，皆无学问，又或父子相继，或师友交私，朋比把持，使才智之士，无途以自奋，亦且明知其作奸犯科，欲去之而不得耳。

（七三三）不乐仕进

儒教行于中国二千余年，所谓士君子者，皆自少即读儒书，以其所言为至当，而于其时社会之情形，大异于今日，曾不之察，其所主张之治法，遂无不生今反古矣，此其所以见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如论教学，皆以为荣以仕进，人必竞劝，即其一端。

《汉书·循吏传》云：“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新唐书·文艺·欧阳詹传》云：“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虽能通文书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罢宰相，为观察使，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辞者，与为宾主，钧礼，观游飨集必与，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劝仕。”观此二事，似乎荣以仕进，人必竞劝矣。然《宋史·地理志》言：川峡四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则为学者会不乐仕进也。抑又何也？人孰肯以虚名易实利？抑怀居人人所同。《潜书·养重》篇曰：“昔者蜀有二士：曰骆纯，曰殷正，以文学称。杨荣为相，使使奉书币二，而属之于布政使，曰：骆、殷二子，蜀之隽士也，吾怀其人久矣，君其为我致之来。于是骆子贫而无妻，教生徒于乡里。殷子富有田园、畜牧、山林之饶。骆子受书币，越三日而启行。殷子辞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劝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杨公之贤，可与为交，且力能进用我也。然富贵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车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禄，不如我岁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终身隐而不出焉。”然则文翁、常衮之所致，得无皆骆纯之流乎？《宋史·张去华传》：“父谊，好学，不事产业。既孤，诸父使督耕陇上。他日往视之，见阅书于树下。怒其不亲穑事，诟辱之。谊谓其兄曰：若不就学于外，素志无成矣。遂潜诣洛阳龙门书院。”《元史·王思诚传》：“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儿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儒邪？”此二者，皆富人通有之见，虽殷正未能免焉者也。人孰肯以虚名易实利？抑谁无怀土之情？而可徒以仕进诱乎。

然则人富其遂不可教乎？曰：否。不以虚名易实利，怀土不肯仕宦，多数人则然。然古人有不以饱暖逸居为已足者。《宋史·孝义传》：胡仲尧，洪州奉新人。“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陈昉，江州德安人。“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洪文抚，南康建昌人。“就所居雷湖北创书舍，招来学者”。彼独非张谊之诸父、王思诚之大父之伦乎？而其所为如是，然则世固有少数人不以饱暖逸居为已足者也。此等人亦必先饱暖逸居而后能为之，故言教必先言富，然亦非徒荣进所可诱致也。故徒执爵禄，而以为无所求而不得者，终为不察情实之谈也。

（七三四）入学之年

《尚书大传》言，古者十八而入大学。汉世太常补博士弟子，限年十八以上，盖遵是说也。然其时入学者多迟。终军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年数适符。军固隽材。若萧望之治《齐诗》，事同县后苍且十年，乃以令诣太常受业，则其年必非弱冠矣。诣博士者如此，事私师者亦然。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是也。翟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数为掾史所詈辱。乃从汝南蔡父相，问己能所宜。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方进是时虽云幼，距十八亦必不远。史称其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则必不止三十矣。先汉末年，情势渐变，至后汉而益甚。鲁恭年十五，即与弟丕俱居太学。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张霸七岁通《春秋》。丁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安，根父，见《后汉书·根传》，此语系本《先贤行状》，《三国志·杜襄传注》引之，而作“号曰神童”。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号为任圣童。钟会，四岁受《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三国志·会传注》引其母传。并有弱冠即事教授如梁竦者。竦，统子，见《后汉书·统传》。世固有早慧之士，岂能如是比肩接踵？其为务名而不务实无疑矣。魏、晋而后，此风弥盛。《宋书·范泰传》：高祖受命，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曰：“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则其时功令，入学之年，已较汉世为早，而时人犹以为迟也。斯时入学之年见于史者：王锡，年十二，为国学生。锡，份孙，见《梁书·份传》。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萧乾，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张瓒，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实较后汉尤早。而许懋，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诵，坐下听者，常数十百人，亦更甚于梁竦之弱冠即事教授者矣。盖斯时学校，已成为选举之一途，贵族出仕皆早，故其入学亦随之，全与学业无涉也。谢几卿，年十二，召补国子生。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祭酒王俭曰：“几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辨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赏焉。周弘正，年十岁，通《老子》《周易》，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以季春入学，孟冬应举，学司以其日浅，弗许。博士到洽议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曰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大同八年，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袁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谒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爱其神采。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否？”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会弘正将登讲坐，弟子毕集。乃延宪入室，授以麈尾，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毋惮此后生邪？”何、谢于是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数番，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稚相期。”时学众满堂，观者重沓，而宪神色自若，辩论有余。弘正亦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还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修。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邪？”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上下扶同，共为欺罔，真堪浩叹；而其谄媚之态，尤令人作恶也。

《宋书·隐逸传》：周续之。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风气所渐，不徒京师，郡邑亦不免矣。然宁素好学，其所立学，考校亦必较核实。其徒尚浮名，或转不如国学之甚也。

（七三五）学校由行礼变为治经

古之言学校者，皆重行礼视化，非重读书讲学问也。汉武帝元朔五年之诏，犹曰：“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愍焉。其令礼官劝学，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而丞相与太常博士之议，亦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曰古有辟雍、泮宫也。然则徒为博士置弟子，而教不及于乡里，殆非初意也。然此亦非但官府之咎，士大夫之风气，实有使之然者。《后汉书·文苑传》：刘梁除北新城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身执经卷，试策殿最。《三国志·杜畿传》言：畿守河东，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官，亲自执经教授。《注》引《魏略》曰：博士乐详，由畿而升。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又《王肃传注》引《魏略》，言贾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此所治者，皆博士弟子之业，非所谓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以崇乡党之化者也。此其故何哉？士大夫孰不欲富贵？既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矣，孰肯舍是路而不由哉？《明史·选举志》：“社学。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时，许补儒学生员。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然其法久废，寖不举行。”读《大诰》、律令，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犹古所谓导民以礼，风之以乐，所以求其驯扰易治者也。许补儒学生员，则使为博士弟子，治治人之学矣。卒不能不许，而读法、习礼，寖废不行，足见入社学者之所求，与立社学者之所期不同也。亦犹汉世劝学，本欲以行礼视化，而其后来者，皆以读书治学问为务也。此等级之平夷为之，以是为病，则不免拘墟之见矣。

（七三六）孔子庙

《新唐书·刘禹锡传》：“禹锡尝叹天下学校之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余，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给也。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斯止辟雍、泮宫，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禹锡时为夔州刺史。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赀，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其指陈利害，可谓深切著明矣。然《文献通考·学校考》引欧阳修《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曰：“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置学官、生员，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其后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马君按云：“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然考之前贤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庙碑》与欧公此记，及刘公是《新息县盐城县夫子庙记》，皆言庙而不及学。盖衰乱之后，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颓圮，教养废弛，而文庙独存。长官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巨；故姑葺文庙，俾不废夫子之祠，所谓犹贤乎已。”然则有庙而无学，又非禹锡惜祭祀所费太多，而学校经费不足者比矣。其故何哉？二公所言，固为当时实录，然若深求其故，则尚有不止乎此者在也。

《齐书·江祏传》：祏弟祀，为南东海太守，治下有宣尼庙，久废不修，祀更开构建立。则有孔子庙者，久不止京师及鲁国矣。先圣、先师，盖释奠时祀之于学，不别作庙。然《隋书·梁彦光传》言：彦光为相州刺史。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则学中久有庙矣。《唐书·礼志》：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咸亨元年，诏州县皆营孔子庙；《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元年，五月，诏曰：“诸州县孔子庙堂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营造。”则营建更形普遍。《旧唐书·良吏传》：韦机，显庆中为檀州刺史。边州素无学校，机敦劝生徒，创立孔子庙。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其营建实以庙为急。又《倪若水传》：开元初，出为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曹华传》：为沂州刺史、沂海兖观察使，移理于兖。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亦皆以庙、学并言。马君谓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庙者，殆非虚语也。自宋以降，重庙更甚。《宋史·王承美传》：为丰州刺史，请于州城置孔子庙，诏可之。《田锡传》：移睦州。睦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孝义传》：胡仲容，建本县孔子庙，颇为宏敞。皆言庙而不及学。《龚鼎臣传》：知渠州。渠故僻陋，无学者，鼎臣请于朝，建庙、学，选邑子为生，日讲说，立课肄法，人大劝。亦以庙、学并言。《外国·大理传》：政和六年，使李紫琮来，过鼎州，求诣学瞻拜先圣像，遍谒见诸生。其意亦以瞻拜圣像为重也。《辽史·能吏传》：大公鼎，改良乡令，建孔子庙学。《百官志》县学下，则但云大公鼎为良乡县尹，建孔子庙。其重庙而轻学可知。《金史·孔璠传》：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盖徒立庙。《章宗纪》：明昌元年，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虽言学，意所重亦必在庙。《蒲察郑留传》：改顺义军节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财，府县不能决，按察司移郑留平理。月余不问。会释奠孔子庙，郑留乃引安兄弟与诸生列坐会酒，陈说古之友悌数事。安兄弟感悟，相让而归。《任天宠传》：迁威戎县令。县故堡塞，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可见金时州县，有学者亦皆有庙也。《元史·选举志》：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世祖纪》：中统二年，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哈剌哈孙传》：为左丞相，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其重庙亦与金人等。《何伯祥传》：子玮。京师孔子庙成，玮言唐、虞、三代，国都闾巷，莫不有学，今孔庙既成，宜建国学于其侧。从之。是反以庙为主，而以学从之也。《张柔传》：移镇保州，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严实传》：子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东平庙学故溢陋，改卜高爽地于城东。《木华黎传》：弟带孙之后只必，袭父为东平达鲁花赤。尝出家藏书二千余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肄之。《赵良弼传》：良弼别业在温县，故有地三千亩。乃析为二：六与怀州，四与孟州，皆永隶庙、学，以赡生徒。《段直传》：为泽州长官。大修孔子庙。割田千亩，置书万卷，迎儒士李俊民为师，以招延四方来学者。不五六年，学之士子，以通经被选者百二十有二人。《白景亮传》：特授衢州路总管。郡学之政久弛，从祀诸贤无塑像，诸生无廪膳，祭服、乐器有缺，景亮皆为备之，儒风大振。《赛典赤赡思丁传》：至元十一年，行省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三子忽辛，大德时，改云南行省右丞。赡思丁为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张立道传》：至元十五年，除忠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迁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复创庙学于建水路。诸人于学皆极有功，然所修饬必及于庙。盖有有庙而无学者矣，未有立学而不先立庙者。甚有如《明史·忠义传》所云：王恺，太祖克衢州，命总制军民事，学校毁，与孔子家庙之在衢者并新之。视家庙与学校等重者矣。《钱唐传》：洪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二人之论，与刘禹锡适相反，以明太祖之刚愎而不能终违也，可以见舆情之所在矣。予犹及见清世所谓府、州、县学者，人皆称为孔子庙，无或知为学校者也。其故何哉？官府所设之学，学术久不存焉，而祭祀则人知严之，故其迁流所届如此也。《清史稿·世宗纪》：雍正二年，正月，“建孔子庙于归化城”。《仁宗纪》：嘉庆元年，二月，“敕甘肃贵德厅建文庙”。亦徒云建庙。

（七三七）乡饮射礼

古代教育，重于行礼，六礼之中，乡为尤重，故乡饮、乡射，至汉世犹不绝焉。《史记·孔子世家》言：“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其盛况可想。《自序》言“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史公并曾亲与其事也。汉既崇儒，尤重其事。《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汉纪》作乡饮酒礼，《五行志》作大射礼，盖射、乡并行。《后汉书·伏湛传》：建武三年，为大司徒，奏行乡饮酒礼。《续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郑玄注《乡饮酒礼》曰：“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后汉书·儒林传》：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注》引《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盖在东京，饮射皆为常典矣。韩延寿，所至必修治学宫，春秋飨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李忠，迁丹阳太守。以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鲍永，拜鲁郡太守。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因以格杀彭丰。秦彭，迁丹阳太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皆良吏之欲以此化民者也。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则私家讲习，亦甚重此矣。魏、晋而后，其事稍衰，然仍不绝。《晋书·隐逸·索袭传》：敦煌太守阴澹，欲行乡射之礼，请袭为三老。《宋书·蔡廓传》：子兴宗，迁会稽太守。三吴旧有乡射礼，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是也。《唐书·太宗纪》：贞观六年，七月，诏天下行乡饮酒礼。则唐世又以为常典。《李栖筠传》：出为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亦其能奉行者也。宋儒好复古，故宋后其礼又渐盛。《宋史·李沆传》：弟维，知歙州。至郡，兴学舍，岁时行乡射之礼。《王沼传》：降知滑州，徙成德军。建学校，行乡饮酒礼。《龚茂良传》：为广东提刑。即番山之址建学，又置番禺、南海县学。既成，释奠，行乡饮酒以落之。《儒林·魏了翁传》：知眉州。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元史·乌古孙泽传》：行兴化路总管府事。兴学校，召长老及诸生，讲肄经义，行乡饮酒礼。《儒学·周仁荣传》：署美化书院山长。美化在处州万山中，人鲜知学。仁荣举行乡饮酒礼，士俗为变。《明史·魏观传》：洪武五年，知苏州府。前守陈宁苛刻，人呼陈烙铁。观尽改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建黉舍，行乡饮酒礼，政化大行。皆其事之往往不绝者也。古去草昧之世近，其民好争斗，故为乡饮酒之礼以教弟，为乡射之礼以示不争，后世风俗久变；素木瓠叶，桑弧蒿矢，亦与人生日用不切；而犹沿袭其事，欲以化民，可谓循名而不察实者矣。抑饮、射皆所以禁未然也，贵能使人感奋兴起。而明世乡饮酒之礼，顾使“凡有过犯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洪武二十二年令。见《明史·礼志》。是会人众以僇辱之也。将使强者忿戾，弱者自弃，曷若不使与于会聚之为得哉？

（七三八）束修

《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二字，可有二解：一以修为贽，一束身修行也。即以前说为是，亦所以致其敬，而非曰利其物。然此乃古道，在后世，则教者必有所取，学者必有所与，而束修二字，遂为弟子奉其师以财利之名矣。

然古道在后世，仍久而后湮。叔孙通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及为汉制朝仪，得赐金五百斤，皆以赐诸生。赵典，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包咸，显宗以师傅旧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奉禄增于诸卿；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皆弟子无以奉其师，顾有取于其师者也。此犹曰贫者。若戴崇，每候张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则并非因其困乏矣。盖古师弟子之伦，介乎君臣、朋友之间，君固当食其臣，朋友亦有通财之义，故其相处之道如此也。汉世于教授者多称为养徒，如《后汉书·来歙传》，言其六世孙艳，“好学下士，开馆养徒”是也，盖由于此。此似为高义，然社会之组织既变，古道终不可行，遂有“不行束修，未尝有所教诲”之刘焯矣。《隋书》本传。然犹有不行束修者，又可见古道之未尽泯也。《北齐书·儒林传》：冯炜，“门徒束修，一豪不受”，亦由于此。

养徒之弊，有不免所识穷乏得我者，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是也。此所施者，犹为诸生及贫民。若窦瑰，周纡劾其“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党”，《后汉书·酷吏传》。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宜乎其事之不可久也。

《冯伟传》言其“闭门不出，将三十年，不问生产”，盖其家本饶足。又言其“耕而饭，蚕而衣，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盖其性实澹泊，俭于自奉，初不由于贫乏，故能无所取于学者。若乃家无儋石，藉劳力以自活，则既从事于教授，自不可无以代耕。邴原邻舍之师，许不求资而徒相教，见《游学》条。此出特许，则其本必求资可知。盖藉以糊口者。《汉书·艺文志》有闾里书师，盖以教书故称书师。邴原之师，原从之读《孝经》《论语》，可称《孝经》《论语》师，要皆闾里之师也。闾里之师，殆皆藉教授以糊口。至于传经之大师，然后所取者多而且广，可以有所取，亦可以有所与，乃得模拟古之士大夫，而以养徒为名高矣。然氾毓不蓄门人，称为清静，亦见《游学》条。则蓄焉者可知。转不如闾里之师，自食其力者之无愧于心矣。

社会之组织既变，则人之所以自处及其相处之道，亦随之而变，此势之必不可免者也。一巨子多养徒众之局既去，而人皆恃通工易事以为生，师固不能无所取于弟子。此在汉世，亦业已如是。文翁选郡县小吏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即弟子必有以奉其师之一事也。《宋史·赵安仁传》：孙君锡，为宗正丞。时增诸宗院讲书教授官，而逐院自备缗钱为月馈，贫者或不能以时致，宗师辄移文督取。君锡言：国家养天下士于太学，尚不较其费，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诏悉从官给。《元史·李谦传》：为东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万户府经历。复教授东平。先时教授无俸，郡敛儒户银百两备束修。谦辞曰：家幸非甚贫，岂可聚货以自殖乎？此皆教师不能无禄之证。然无禄而有所取可也，元时国学，不闻无禄，而《孛术鲁翀传》言：旧制，弟子员初入学，以羊贽，所贰之品与羊等，则取之有伤于廉矣。吾少时所见清世之府、州、县学，生员入学之初，尚必有以贽其师。应试时，本有廪膳生为之保任，保其身家清白及非冒籍。及此，更由其与教官议贽币多少，斤斤颇甚。议定，生员投贽一见其师，自此师生若路人矣。

《元史·列女传》：王德政妻郭氏。少孤，事母张氏孝谨，以女仪闻于乡。及笄，富贵家慕之，争求聘。张氏不许。时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余，貌甚古陋。张氏以贫不能教二子，欲纳德政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愿顺母志。既婚，与德政相敬如宾。属教二弟有成。此亦师不能徒相教之一事。卒教其二子有成，亦为不负托付，然终愧邴原之师矣。

《元史·许有壬传》：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日，设义学训诸生。既殁而诸生思之，为立东冈书院。《明史·隐逸·杨恒传》：诸暨人。外族方氏建义塾，馆四方游学士。恒幼，往受诸经，辄领其旨要。曰义学，盖不取其资者。孤寒向学之士，殆非此无以济也。

（七三九）论语、孝经

汉人读经，率先《论语》《孝经》，此法相沿甚久。《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又云：“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魏书·外戚传》：冯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宋献公震，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隋书·蔡王智积传》：父景王整，高祖龙潜时与不睦；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有五男，止教读《孝经》《论语》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韦师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文学传》：王頍，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元史·王思诚传》：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儒学传》：陈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又伯颜，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盖至朱子之学大行，入学者皆先诵《四书》，而先诵《论语》《孝经》之法乃变。

（七四○）学校中体罚

近世学校，禁用体罚，然中国自昔有之。《陈书·新安王伯固传》：“为国子祭酒。为政严苛。国学有惰游不修习者，重加槚檚，生徒惧焉。由是学业颇进。”此必国学中旧有此罚，伯固乃得施之也。《旧唐书·阳峤传》言：峤“为国子祭酒。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由是始息”。学校中无可行鞭箠之理，盖亦用夏楚，而史家措辞不审也。此皆国学，尚不免夏楚，而郡县以下之学可知矣。《宋史·马仁瑀传》：“十余岁时，父令就学，辄逃归。又遣于乡校习《孝经》，旬余不识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独往焚学堂，博士仅以身免。”此则私塾中习用体罚，由来旧矣。

《宋史·宗室传》：赵师，知临安府。“武学士柯子冲、卢宣德以事至府，师擅挞遣之，众尽喧，文武二学之士交投牒，师乃罢免，与祠。”地方官擅责学生，近世为法所不许。不论文武，学生未经斥革者，有犯只能送学中羁禁。学中亦可用木板责打手心，所谓夏楚也，然久无其事矣。羁禁时，学中胥役，或亦小有求取，然较州县衙门之胥役，则不可同日语矣。故健讼之地，视生员特重，以官威有所格，则可以有所恃，而干与讼事以牟利耳。

《清史稿·德宗纪》：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命衍圣公孔令贻稽察山东学务”。此人在当时，曾责打某校教师手心。论者颇不然之。以擅施体罚于学生，已为其时所不许，乃施之教师也。封建在中国，久成虚名，乃忽焉任之以事，而其坏法乱纪即如此。除恶务尽，信哉！

（七四一）鸣鼓众质

事莫恶于挟势以相临。挟贵，挟贤，挟长，挟有勋劳，挟故，见《孟子·尽心》上篇。挟故，赵《注》云：“与师有故旧之好。”此无可挟，疑非。故，事也。盖谓挟一事足以相胁者。其实皆挟势也。挟众亦然。历代讲学，喜于众属耳目之地，以口舌争胜。使听者而贤于我欤，我安可靦颜讲说？使听者而不如我欤，我顾因博其称许，而不惜自衒粥，是无耻之甚者也。然犹有可恕者，曰：此等皆选耎不自树立之徒，虽卑鄙，犹未至于暴戾也。若乃挟众势以攻一人，则更不可恕矣。《宋史·吴师礼传》：“游太学。时兄师仁为正，守《春秋》学。他学官有恶之者，条其疑问诸生。师礼悉以兄说对。学官怒，鸣鼓坐堂众质之。师礼引据三传，意气自如。”此学官果自居何等邪？熙宁学校贡举之法，平心论之，未为非是，然法虽善而行之不善，亦有不能免于恶者。《石公弼传》云：“三舍法行，士子计等第，颇事告讦。”虞蕃讼博士受贿，盖即告讦之一事。见《蔡确传》。其言或不免过甚。然株连众而追求酷，则必非虚语也。《刘挚传》云：“神宗更新学制，养士以千数，有司立为约束，过于烦密。挚上疏哲宗时。曰：比以太学屡起狱讼，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月巡所隶之斋而已。斋舍既不一，随经分隶，则又《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学校如此，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岂不令人骇笑乎？《崔鶠传》：“钦宗即位，上疏曰：谏议大夫冯澥近上章曰：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澥尚敢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蔡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犹以为太学之盛，欺罔不已甚乎？”鶠乃旧党，所言必不免失中。然谓“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则甚可痛而不可不深长思也。人固有所行者是，而其行之之心则非者。一时虽或有功，久必不胜其弊。昔贤所以贵“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

《金史·选举志》：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推行三舍法。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三舍法行，“多席势力尚趋走之弊。故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之语。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则熙、丰时太学有弊，自是事实。然此岂严刑密网所能治邪？入太学本为官禄之劝，委学官选试，而望其无货赂、告讦，岂可得哉？其关键在毋以选试之权，委之学官而已。此学校所以必与科举并行也。

宋理宗时，太学生林日养，受宦官之赂，上书攻谢方叔、洪天锡。学舍恶其党奸，鸣鼓攻之，引见《学校风潮》条。《明史·王省传》：“凡二为教官，最后得济阳。燕兵至，为游兵所执。从容引譬，词义慷慨。众舍之。归坐明伦堂，伐鼓聚诸生，谓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义何如？因大哭。诸生亦哭。省以头触柱死。”伐鼓，盖学中相传聚众之法也。或以教忠，或则挟众以临匹夫，以媚权贵而快私忿，人之度量相越，何其远也！

讲学以口舌争胜，非争学术是非之流失，实由古人本有以口舌争胜之恶习，而貤及于学术耳。读《抱朴子·疾谬》之篇而可知也。《后汉书·儒林传》：戴凭，“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凭幼不逊悌，光武之用之，亦如其令优伶剽剥人耳。《陈书·儒林传》：张讥，“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此亦如观优戏耳。《隋书·儒林传》：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醖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妄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又刘焯，“因国子释奠，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新唐书·儒学·孔颖达传》：“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其妒嫉贼害，至于如此，岂不可骇？《周书·儒林·熊安生传》：“天和三年，齐请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观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给御人始，而以请益从善终，何其贤也！

（七四二）学校风潮

今世有所谓学校风潮者，其事实古已有之。学校风潮，乃一种群众运动。可以大声疾呼，申明一事之是非曲直，而不能深谋远虑，定措置之方。并不能洞烛隐微，知症结所在。论者或以是为学生运动病，此乃未知学生运动之性质者也。历代之学校风潮，虽亦不尽纯正，然其所蕲求指斥，合于义者究多。此可见群众之可欺以其实，而不可欺以其名也。进一步，使大多数人，皆知综核名实之道，以群众运动，申明事之是非曲直，而更有切实而持久之办法以继之，则政治可以改观矣。

汉哀帝时，鲍宣为司隶，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坐距闭使者，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旛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后汉光武帝时，欧阳歙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节。歙之被系也，平原礼震，自系上书，求代其死。高获亦冠铁冠，带鈇锧，诣阙请歙。见《后汉书·方术传》。光武不赦，歙死狱中。歙掾陈元，又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以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子复并获嗣爵。则歙狱盖实冤，不然，以光武用法之严，未必肯轻于平反也。桓帝时，梁冀专朝，而帝无子，连岁饥荒，灾异数见。刘陶游太学，乃上疏陈事。朱晖孙穆，以治宦者赵忠，输作左校，陶等数千人，又诣阙书讼之。桓帝览其奏，为之赦穆。时有上书言宜改铸大钱者，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沮之，帝竟不铸钱。则陶实达于政事，非徒能鼓众唱议。而桓帝之于诸生也，能用其言，又导之使言，实贤于光武之遂杀欧阳歙，哀帝之竟抵鲍宣罪者矣。灵帝时，皇甫规为徐璜等所陷，下吏，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讼之。史云规会赦归家，不云由凤等之讼，则灵帝之听言，亦不如桓帝。熹平元年，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司隶校尉刘猛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代以段颎，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见《后汉书·宦者传》。《灵帝纪》云：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击太学诸生千余人。则始公然与舆论为敌矣。段颎武人，剿羌时恣意杀戮，又比宦者，捕系平民，及于学生，罪不容于死矣。窦武难作，陈蕃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以身赴难者，要不失为正气所在也。

晋世于太学外复立国子学。孝武帝用谢石之说，增置生员，造庙屋百五十五间，而学生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此为历代学校风潮中最无意识者，说见《国子太学》条。唐玄宗初，阳峤入为国子祭酒。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令所由杖杀，由是始息。此其轻侠，或非因风放火之伦，其顽不率教，则更甚矣。至于令所由杖杀，不亦酷哉？晋世国学固皆贵游，唐则并太学亦皆品官及勋封子弟，足见贵人之不可教矣。杨玚迁国子祭酒，请明经习《左传》者尽帖平文；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者量加优奖。诏习此诸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着于式。生徒为玚立颂学门外。欧阳詹举进士，与韩愈联第，又与愈善。詹先为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举愈博士。此等徒知干进，且或比周，亦殊愧士节。盖唐代士风，本近嗜利，故其所为如此也。其关涉政治者，惟德宗时之请留阳城。然城所因之得罪者薛约，实非佳士；留城之太学诸生，以何蕃为首，亦矫伪之徒；则此举亦党争，非关政事得失也。柳宗元顾遗蕃等书，比之李膺、嵇康时太学生徒仰阙执诉，不亦轻于许可乎？

以唐世之党争与宋世之党争较，则唐世徒为私利，而宋世实有政见之不同，二者未可同日语也。学潮亦然。神宗时，太学盛而学风实坏，说见《鸣鼓众质》条。然张商英罢而蔡京复用，太学诸生尝讼其冤。何执中代京相，太学诸生陈朝老亦诣阙上书言之。邓肃入太学，时东南贡花石纲，肃作诗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扰民；用事者见之，屏出学。则虽用威胁利诱，并不能遂弭人言。陈公辅为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幸，当官者奴事之，公辅绝不与交；勔有兄丧，诸生欲往吊，公辅不与告。则郡县教官，亦有毅然不可犯者矣。及金兵至，而陈东等代表民意，力主澄清政局，抗御强敌，正气大伸。东以钦宗即位后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黻、梁师成、李彦、朱勔之罪，谓之六贼。靖康元年二月，复及都民数万人此据《钦宗纪》。《聂昌传》云十余万人，恐失实。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及种师道，且言李邦彦等嫉纲，恐其成功，罢纲正堕金人之计。会邦彦入朝，《邦彦传》云退朝。众数其罪而骂。《邦彦传》云：且欲殴之，邦彦疾驰得免。吴敏传宣，众不退，遂挝登闻鼓，山呼动地。殿帅王宗濋恐生变，奏上勉从之。遣耿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珙之宣纲后期，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此纯为一群众运动。政府后虽从众，初亦欲以兵力压伏之。时与东俱上书者，尚有太学生高登。《登传》云：“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登与十人屹立不动。”可谓见危授命者矣。金兵解去，学官观望时宰议，尽屏伏阙之士，自东始。时雍又欲尽置诸生于狱，人人惴恐。聂昌力言不可。乃用杨时为祭酒，复东职，遣昌诣学抚论，然后定。是时嬖臣多从上皇东下，惟宦者梁师成，当钦宗为太子时，郓王楷宠盛，有动摇东宫意，能力保护，以旧恩留京师。东又与布衣张炳俱疏其罪，其于一时之嬖幸，可谓无所宽假矣。明年，正月，钦宗如金军。太学生徐揆，率诸生扣南薰门，以书抵二酋，请车驾还阙。二酋使以马载揆至军诘难，揆厉声抗论，为所杀。金人胁立异姓，众如其意举张邦昌。孙傅、张叔夜不署状，金人执之，置军中。王时雍时为留守，再集百官诣秘书省。至即闭省门，以兵环之。俾范琼谕众以立邦昌。众意唯唯。有太学生难之。琼恐沮众，厉声折之，遣归学舍。此时独持异议，安得不为徐揆之续？然则是时之太学生，实有见危授命之节，非客气也。初吴敏欲弭谤议，奏补陈东官，赐第，除太学录。东又请诛蔡氏，且力辞官以归，前后书凡五上。高宗即位，相李纲，召东赴行在。比至，纲已罢。东即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会崇仁布衣欧阳澈上书诋时事，语侵宫掖，帝谓其言不实，潜善乘间启杀澈，遂并及东。《澈传》云：金人大入，要盟而去。澈闻，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书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阙上封事，极诋用事大臣，遂见杀。澈盖迂儒，无足惮，当局所惮者实东也。是时而犹杀言者，诚足使人流涕者矣。秦桧成和议，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忘越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其悖悍如此。然桧死，王十朋、冯方、胡宪、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生为《五贤诗》述其事。周葵素与桧异，权礼部侍郎，兼国子祭酒，侍御史汤鹏举乞罢之。太学生黄作、詹渊率诸生都堂留葵。翼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惩戒。诏作、渊皆送五百里外编管，葵出知信州。太学中之正气，殊未泯也。孝宗隆兴二年，十一月，甲午，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是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请斩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窜其党洪适、晁公武，而用陈康伯、胡铨等，以济大计。几复见陈东、高登之慷慨矣。

凡骛于名或激于意气者，往往遇一事焉而随之而动，己亦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谓役于气而不能自主者也。一人如此，成众自更然。光宗之不朝重华宫，此特一家之私事，于朝政无与也。君民之关系久疏，但使朝无觊觎之人，即植遗腹，朝委裘，天下亦自不乱。赵汝愚等之谋禅，盖实有功名之心焉？人民何必附和？然绍熙五年，大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余人欲上书，而龚曰章等百余人以投匭上书为缓，必欲伏阙，《宋史·杨大全传》。是亦不可以已乎？及汝愚罢相，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皆以为言。侂冑党正言李沐劾罢之。侍讲章颍亦以言汝愚罢。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衜、林仲麟、蒋傅、徐范留汝愚、颍及祥、简，悉送五百里外编管。此亦参与党争而已。然《宏中传》云：祥、简被斥，宏中曰：师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诸生不能留师儒之去，于义安乎？众莫应。独仲麟、范、衜、傅、端朝愿与其议。《范传》云：书已具，有闽士亦署名。忽夜传韩侂胄将寘言者重辟，闽士怖，请削名。范之友亦劝止之。范慨然曰：业已书名，尚何变？其临难毋苟免，亦无愧高登矣。

开禧元年，四月，武学生华岳上书，谏朝廷不宜用兵，恐启边衅。以忤韩侂胄，送建宁府编管。书辞见本传，论侂胄之专恣，政事之败坏，武备之不修，极伉直。《侂胄传》云：乞斩侂、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书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贬建宁圜土中。侂胄诛，放还，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郁不得志。谋去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宁宗知岳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史言岳轻财好侠，盖意气用事者，然不肯以国事为孤注，则非武夫寡虑者比也。先攻韩侂胄，后谋史弥远，盖极知权奸之误国，内安为外攘之本者，其识见颇与陈东类也。时太学博士钱廷玉，附会侂胄，言恢复之计，见《侂胄传》。

华岳不欲启衅，以其无幸胜之理，非谓义不当谋恢复也，故事势一有转变，与论亦即随之。嘉定七年，十一月，遣聂子述使金贺正旦，刑部侍郎刘錀等及太学诸生上章言其不可；十二年，五月，太学生何处恬等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请诛之以谢天下，皆是。皆见《本纪》。

争济王之狱，与请朝重华宫不同。请朝重华宫，可以沽名，而无后患，争济王之狱，则不然也。狱之起也，大学博士李韶上封事谏，且以书晓史弥远，亦为难得矣。

宋之末叶，学潮颇牵涉党争。其显著者，一为争史嵩之起复。事在淳祐四年。太学生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宗学生三十四人，及建昌军教授卢钺，皆上书言其不可。《嵩之传》。侍御史刘汉弼言愿听嵩之终丧，帝乃以范钟、杜范并相。五年，正月，汉弼卒。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汉弼传》。是年，四月，杜范卒；六月，兵部侍郎徐元杰卒，时亦谓非善终。程公许上书极言之。公许时为起居郎，兼直学士院，权中书舍人。嵩之罢起复及相范钟、杜范三制，皆其所草。先是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嵩之，暴卒，相传嵩之致毒。《嵩之传》。然实皆莫须有之事也。读《程公许传》可见。

一为攻余晦之事。晦为天锡从子。《宋史·程元凤传》云：“淳祐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讲。余晦恃恩妄作，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司业蔡抗又力言之，元凤数其罪劾之。奏上，以晦为大理少卿，抗为宗正少卿。元凤又上疏，请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业，晦予郡。”晦时为临安尹。理宗生平，于援立之恩最惓惓，盖不免放纵之也。

一为攻宦官卢允升、董宋臣。宝祐三年，监察御史洪天锡疏论二人，留中不下，而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太学生池元坚论击允升、宋臣。谗者以天锡之论，为时相谢方叔意；及天锡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监察御史朱应元攻方叔罢相。允升、宋臣犹以为未快，厚赂太学生林日养，上书力诋天锡、方叔。且曰：乞诛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书既上，学舍恶自养党奸，相与鸣鼓攻之，上书以声其罪。自有学潮以来，太学中人，以此次为最不一致矣。

一为攻丁大全之事。大全迫逐董槐，事在宝祐四年六月，三学生屡上书以为言。诏以槐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十一月，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不率，诏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伯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是时太学生获罪者六人：刘黻外为陈宗、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大全》及《宜中传》。司业率十二斋生冠带送之桥门之外。大全益怒，立碑三学，诫诸生毋妄议国政，且令自后有上书者，前廊生看详，以牒报检院。士论翕然，称六人为六君子。而宗学谕冯去非，亦不肯书名石碑下，诸生下狱，去非复调护宗学生之就逮者焉。《宜中》《去非传》。大全贬，刘黻还太学。侍御史陈垓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劾黄之纯，去职，黻又率诸生上书争之。《黻传》，亦见《公许传》。

《贾似道传》云：“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然景定五年，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言似道专政，似道命京尹刘良贵招摭以罪，悉黥配之。是役也，《食货志》云：三学六馆皆上书；《元史·叶李传》云：伏阙者凡八十三人；而良贵之陷李，亦诬其僭用金饰斋扁，未敢以攻执政为其罪；则初未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李亦可谓能持正论者。其后受虏命北上，至晚节不终，则声华之为累耳。故明夷利贞也。

陈宜中初本攻人者，后乃为人所攻。丁大全之败也，丞相吴潜奏还宜中。贾似道入相，复为之请，有诏六人皆免省试，令赴景定三年廷试，而宜中中第二人。宜中于似道，盖实不免比周。似道督师江上，以国事付王爚、章鉴及宜中，盖取其素与己。爚、宜中于其既出，稍欲自异，及闻其败，乘势蹙之。既而二人自为矛盾。爚子乃嗾京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攻宜中擅权，党似道。时为德祐元年七月，宜中遂径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后罢爚，命临安府捕逮京学生，召之，亦不至。盖知国危，借此脱身也，亦云巧矣。然其后奔走朔方，身死异域，卒未肯屈节北廷，则曾读诗书者，虽倾危之士，亦终知顾惜名义也。

宋末，学生忠贞不屈者颇多。淳祐七年，十二月，诏太学生程九万自北脱身来归，且条上边事，赐迪功郎。德祐二年，正月，三学生誓死不去，特与放释褐出身。俱见《宋史·本纪》。此足愧当时儒生如许衡辈之屈节外族，及朝臣之纷纷遁去者矣。《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三年，二月，甲子，董文炳、唆都发宋随朝文士刘褎然及三学诸生赴京师。太学生徐应镳父子四人同赴井死。五月，壬寅，宋三学生四十六人至京师。九月，庚子，命姚枢、王磬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余听还家。三学生之为北廷所羁絷者，盖甚少也。

金、元以外族入据中国，自无为之尽忠者。《金史·仆散端传》：“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乃决。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慰遣之。”金之危亡，学生有所建白者，惟此而已。《元史·王思诚传》：“国子监诸生相率为哄，复命为司业。思诚召诸生立堂下，黜其首为哄者五人，罚而降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于是更相勉励。”此哄不知其为何事，然必无甚关系也。

至于明世，而学生之崇尚气节者又多。王省死建文之难，引见《鸣鼓众质》条。又陈思贤，洪武末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义勖诸生。燕王登极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坚卧不迎诏。率其徒吴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六人，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有司执之送京师，思贤及六生皆死。高贤宁，济阳儒学生。尝受学于王省，以节义相砥砺。建文中，贡入太学。燕兵围济南，贤宁在围中。王射书城中谕降，贤宁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城外。王悦其言，为缓攻。王即位后，贤宁被执入见。成祖曰：此作论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贤宁固辞。锦衣卫指挥纪纲，故劣行被黜生也，素与贤宁善，劝就职。贤宁曰：君为学校所弃，固应尔，我食廪有年，义不可，且尝辱王先生之教矣。纲为言于帝，竟得归。然则纪纲亦非怙恶不悛者也。明有天下日浅，太祖又暴戾，无足为效死，而其臣之忠于建文如此。盖自宋以来，君臣之义久著，元时潜伏无所用之，至此又勃然而兴也。高瑶，由乡举为荆门州学训导。成化三年，抗疏陈十事。其一请追加郕王庙号。宪宗虽不用，然久之，竟复郕王帝号。又有虎臣者，成化中贡入太学。孝宗践阼，将建棕棚万岁山，备登眺。臣抗疏切谏。祭酒费訚惧祸及，锒铛絷臣堂树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顺门，传旨慰谕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訚大惭。此皆能责难于君者也。李时勉，正统六年，为国子祭酒。初，时勉请改建国学，帝命王振往视，时勉待振无加礼。振衔之，廉其短，无所得。时勉尝芟彝伦堂树旁枝，振遂言时勉擅伐官树入家，取中旨，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并枷国子监前。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监生李贵等千余人诣阙乞贷。有石大用者，上章愿以身代。诸生圜集朝门，呼声彻殿庭。振闻诸生不平，恐激变。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内惭。助教李继，请解于太后父会昌侯孙忠。太后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释之。大用朴鲁，初不为六馆所知，及是，名动京师。时王骥攻麓川，会川卫训导詹英抗疏劾之，辞极切至。见《骥传》。盖一时教官、学生，与权奄之搏斗烈矣。杨守阯，守陈弟，附《守陈传》。成化初乡试第一。祭酒邢让下狱，率六馆生伏阙讼冤。《让传》云：让以用会馔钱事，与后祭酒陈鉴、司业张业、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用馔钱似属不合，然在当时，似已成陋规，取陋规未必有罪，即有罪亦不至死。《让传》又言让负才狭中，意所轻重，辄形于词色，名位相轧者多忌之，则其狱或实冤，在诸生亦非阿私所好也。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与同列相讦，羁广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梦阳非君子，与相讦者亦非正人，其事无足深论。刘大夏戍肃州，诸司惮刘瑾，绝馈问，儒学生徒传食之，则公道究存于学校中矣。杨涟劾魏忠贤，得严旨，蔡毅中领祭酒事，率属抗疏争之，尤为大义懔然。

学校中人，亦有不顾廉耻，干犯名义者。如林日养、费訚是也。尚不止此。魏忠贤之建生祠也，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司业朱之俊，辄为举行。会熹宗崩，乃止。见《明史·阉党·阎鸣泰传》。此真匪夷所思者矣。然有群众运动，即有其蟊贼，亦不足怪也。

（七四三）武举

武举起于唐世，所试者长垛、马枪、翘关、负重等，皆膂力之事也，至宋以后乃渐变。《宋史·选举志》：“孝宗隆兴元年，殿中侍御史胡沂言：唐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国初，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者，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取近岁中选人数，量其材品考任，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乾道二年，中书舍人蒋芾亦以为言，请以武举登第者，悉处之军中。帝以问洪适。适对曰：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经任使，可以将佐处之。”观此，知武举出身者，与卒伍绝非同类矣。用兵固非文墨之事，然忠义及智谋，皆自文墨而出，亦岂可舍之不务邪？黄梨洲以从毅宗死者皆文臣，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而武人之为大帅者，无不乘时易帜，谓观于此，然后知承平时待以徒隶者之未为非。《明夷待访录·兵制》二。其言或不免少激，然执干戈者不可不受教育，则理无可疑也。《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三年，“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邪？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其言颇足与梨洲之言相发明。元主而能知此者，此固事理之当然，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而叛国之武臣，不得以憃愚为解也审矣。

从来言教育者，皆详于文而几不及武。惟南北朝时，颇有异于是者。《齐书·崔祖思传》：祖思启陈政事，谓宜于太庙之南，引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是也。《魏书·韦阆传》：族子彧，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表立太学，魏世州郡之学，对县以下之学，称为太学。《李平传》言：平在相州，修饰太学。《高祐传》言：祐为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崔挺传》：挺族子纂之从祖弟游，转河东太守。太学旧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北史·郦道元传》：道元试守鲁阳，表立黉序。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皆是。又成人之学，对童稚之学言之，亦曰大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瀍，是也。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则并曾试行之矣。《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言“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则人人当文武兼修，其用意尤为周至。盖由竞争烈而其所责望于民者深也。别见《周朗》条。

（七四四）春秋史记皆史籍通称

《公羊》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解诂》曰：“《不修春秋》，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此言汉时所谓史记，与古之《春秋》，异名同实也。案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离娄》下。是《春秋》为鲁史专名。然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李德林答魏收书，见《隋书》本传。案《史通·六家》篇，亦有此语。则已为史籍通名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诸家采摭，非徒鲁史，皆称《春秋》；而孔子之《春秋》，称为史记；此《春秋》、史记，异名同实之征也。《十二诸侯年表》，非史迁元文，当经《左氏》既出后人修改，疑为东西汉间人语。《六国表》曰：“太史公读《秦记》。”又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迄二世。”或曰记，或曰史记，辞有单复，其实一也。《汉书·楚元王传》：刘向言：“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纪记同字，其后荀悦著书称《汉纪》，亦犹太史公称秦史为《秦记》也。

《六国表》云因《秦记》，必多秦史原文。其体例皆如《春秋》。《秦始皇本纪》末重叙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索隐》云：皆当据《秦纪》为说。其体例亦与《春秋》同。而墨子书所引《春秋》，体例顾与《春秋》异；见《明鬼下篇》。又《贾子·胎教》引青史氏之记，乃典志之伦，而亦称为记，则《春秋》与史记，并为史籍之通名旧矣。窃疑通称史籍为《春秋》者，乃鲁人之辞。盖以本国之史，为凡史籍之通名。而通称史籍为记，其由来实更古。何者？记、志一字。孔子言“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庄子亦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天下》。皆即汉人之所谓记。其称史记，则易单辞为复语耳。

以史记为史籍通称，南北朝时，仍有此语。《周官·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云：“按史记，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此史记即史籍通称，不专指一书。

（七四五）记府

《史记·蒙恬列传》：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秦、汉间人，通称史籍为史记，亦曰记；记府，谓藏史记之府也。恬述周初事虽不必实；然战国之世，秦必有专藏史记之府矣，《秦始皇本纪》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者也。

（七四六）空籍五岁

《史记·陈杞世家》：“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索隐》：“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陈灭之后为元年，故今空经年籍五岁矣；一云：籍，借也，为借失国之后年为五年。”说不甚明，疑文有讹夺。《史记》之意，盖谓自哀公死至惠公复立之时，其间凡五年，无史籍以记事，故惠公事之可纪者，当自其六年始也。此可见至春秋时，史官已逐年有事可纪，且颇致谨于记年。

（七四七）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

《史记·管蔡世家》之末，总叙周文王之后曰：“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此所谓有本纪言、有世家言者，并指旧史言之。其赞曰：“管叔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则自言其所编次之世家言者也。《卫世家赞》“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云云，亦指旧有之世家言。

《陈杞世家》末，“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上。”殿本《考证》：张照云：“按上当是云字之误，各本皆同，故弗改。”此节总论唐、虞之际有功德之臣，其后有无可考，与《管蔡世家》末总论周文王之后同，而皋陶之后，独云无谱，则知本纪、世家言，与谱系属两物。本纪、世家言，盖据谱而作，故有本纪、世家言者，不必复计谱之有无；然无本纪、世家言者，不必其遂无谱也。有本纪、世家言者，谱亦不必皆具，如周及越，其先世次，并有夺佚。此与《管蔡世家》末节，疑并非史公之辞，乃旧史本有此语，而史公录之。然则滕、薛、驺弗论，江、黄、胡、沈之属弗著，亦皆非史公语矣。史公之作《史记》，于旧有之本纪、世家言，当无所弃取也。

《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案《山海经》，《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形法家，盖古度地居民之遗法，所谓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宫舍者，非今之《山海经》。今之《山海经》，所载亦多古语，然其名为《山海经》，事必较晚，或尚非刘歆所知。此篇论赞，断非史公元文，然《禹本纪》则无害其为古书；即谓其出较晚，其名亦必有所本，必非袭《太史公书》也。此亦本纪之名，太史公前已有之征也。

《燕世家》云：“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可见作此世家者为王喜时人。

（七四八）史记于众所习知之事皆弗论

《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老庄申韩列传》曰：“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篇中独颇载《说难》之辞，余皆不及焉。《司马穰苴列传》曰：“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孙子吴起列传》：“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商君列传》：“太史公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传中亦不及其书，是书为世所多有者，皆弗论也。《孟子荀卿列传》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其传云”上疑夺一“论”字。然《管晏传赞》又曰：“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谏说犯君之言，庸或即在《晏子春秋》中，伏庄公尸哭之成礼，则真晏子之行事也，而传中亦不之及。又《楚元王世家》：“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索隐》云：“此及《汉书》虽不见赵不用防与公，盖当时犹知事迹，或别有所见，故太史公明引以结其赞。”然则行事之为众所习知者，史公亦多弗论也。《管晏列传》云传其轶事，盖谓此也。此盖古人著书，但求大意得，不以详密为贵；抑其时简策繁重，缣帛贾贵，不如后世楮墨之便易，势亦不得不然也。

（七四九）太史公书采战国策

《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太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遂令不与史迁记合也。”今案班固之论，盖本于其父彪，然《汉书·司马迁传赞》，与《后汉书·彪传》所载彪之《略论》，显有异同。《迁传赞》曰：“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彪传》所载彪《略论》则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传赞》言《左氏》《国语》《世本》《楚汉春秋》，皆无篇数；而《略论》有之。且《传赞》亦不言《楚汉春秋》为陆贾作；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颇似“楚汉春秋”四字，为秦、汉间纪事之书之总称，而非专指一书言之者。然则其所谓采《战国策》者，是否指后来三十三篇之《国策》言，亦自有可疑也。何也？以凡世所传古书，有刘向之叙者，多不可信也。

裴骃《集解序》：“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索隐》：“《战国策》，高诱云：六国时纵横之说也，一曰《短长书》，亦曰《国事》。刘向撰为三十三篇，名曰《战国策》，按是班固取其后名而书之，非迁时已名《战国策》。”案《战国策》本纵横家言，后人视为史籍，本属非是。汉时为纵横家言者，尚不乏人，其所传，自不能与刘向所撰，绝无异同。且今之《战国策》是否刘向所撰，亦有可疑。

古人著书，文辞非其所重，故其有所依据者，大抵直录前人之辞，不加更定。今《左氏》所载，事迹诚多与《史记》相同，辞句则皆大异。何史公于此，忽破成例乎？故谓今之《左氏》曾为史公所见者必诬。即《世本》，世所传者，亦未必尽与史公所据相合，以二者相校，其间亦有异同也。

（七五○）路史

太史公谓百家之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驯，因之言五帝惟取古《系世》及《尚书》家言。古说流传，看似荒唐，中实苞含史实，因此而失传者，盖不知凡几矣。后来纬候之作，虽妖妄不经，所苞古说仍甚多；设使不杂之以谶，由西汉人之手悉如其原状而传之，其有裨史学者必不少，亦可惜矣。然言古史，最为后人所称道者，莫如马骕，实亦抱此等见解者也。惟《路史》最为卓绝，所搜异说极多；排比虽或失当，然考证论断，多有特识，亦非规规于世俗之绳墨者，所能望其项背也。韦曜《洞纪》曰：“天地剖判，君世宰人，可得而言者：惟庖牺画卦，神农作稼，黄帝舆服，最为昭显；其余非书纪所述，难可纪焉。”《御览·皇王部一》。知曜亦规规于世俗之绳墨而不敢取异说者。语曰：彼自有解，汝不解耳。惜乎世之知信其所解者甚多，肯宝其所不解者甚少也。

（七五一）史家讲书法之原

史家讲书法，起于欧阳公之修《五代史》，而大成于朱子之修《纲目》；然其由来实甚早。《汉书·文帝纪》：十年，“将军薄昭死”。《注》引郑氏曰：“有罪，故言死。”后元年，“孝惠皇后张氏薨”。《注》引张晏曰：“后党于吕氏，废处北宫，故不曰崩。”姑无论作《汉书》者有此意与否，而注家则确已有借书法以为褒贬之意矣。

（七五二）六经皆史之蔽

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特有鉴于作史之道宜然，借是以发之而已。必如近人托古改制之说，谓其明知古事之不然，而姑为是言以自重，昔人诚未必然。然古事传者粗略；昔人又有一崇古之成见，心所跂慕之境，误会为古实如是，则其事极易。此犹今人愤国事之不淑，动辄曰东西列强如何如何，列强果如所言乎？无亦十九皆想象之声乎！然谓其有意欺人，固不可也；然遂以其所言者为实然，则尤不可。且如古者文书简易，而其时简策繁重，文书欲不简易，亦不可得。章氏乃谓周代掌故，皆六倍其文而庋之诸司，此岂近情理哉？《隋书·刘炫传》：牛弘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答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士多而府史少一语，足破古代文书繁重之惑。

《周书·高昌传》，述其设官，颇为委曲；而又曰：“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王子为之）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之文桉。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惟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官无曹府，此古之明堂所以于政事无所不苞也；作《周官》者所据之国，固非高昌之比，然谓其能容更繁于后世之文书，得乎？

（七五三）崔浩魏记

崔浩之死，非以史事，而浩书亦未尝废。见《崔浩论》条。然《李彪传》，彪表求修史，言“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则高允所记，虽云续浩，而浩书之见刊落者，亦不少矣。此何故欤？《浩传》言浩书“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此语最可注意。野蛮部族，史事流传，悉由十口，《魏书·序纪》谓其“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序纪》固矫诬之物，而拓跋先世事迹，有由故老相传者，则必不诬。《奚斤传》言：斤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焉。《北史·魏诸宗室传》云：“（东阳王）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皆其征也。十口流传，安有故书为证，好奇爱博，过而存之，则所谓备而不典者矣。南北朝时，视史记为褒贬所寓，欲以是荣其先世，其有过恶，引为深玷，务求毁灭之者甚多。观魏收作史，诸家子孙，陈诉不绝，虽齐文宣袒收，诉者反致获罪，而仍不能止可知。然则当时于浩，多有不满，致魏朝得借以为浩罪状者，其流谤之人可知也。然拓跋氏之史迹，因此而见刊落丧失者，必不少矣，岂不惜哉！

或云：崔光既志在覆魏，而又斤斤为之存其史迹，何也？曰：史也者，天下之公，不徒非一人一家之私，抑亦非一部一族之私也。况我既见侮于魏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不详魏之行事，以资我之鉴戒欤？尽力于魏之史记者，前有李彪，后有崔光。光之还领著作也，史言其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及疾甚，敕子侄等，犹以史功不成，殁有遗恨。临殁，又言弟子鸿于肃宗，鸿即撰《十六国春秋》者也。其作《十六国春秋》也，史言其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之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其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谓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云云。又云，鸿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夫曰涉魏初者言多失体，则鸿之书必义正辞严，抑十六国事与魏相涉，因此与晋、宋相涉者，必也多存其真，而非如今《魏书》之矫诬讳饰。其亡也，实与崔浩之书所谓备而不典者，同其可惜矣。始秘其书，而正光已后，稍稍出之于外者，以其时魏政已乱，不暇更兴文字之狱，亦非徒以光之庇之也。意虽疾魏，而犹妄言曾经呈奏者，盖以如是，则可云其书曾经进御，而致攻击之者，或以是而少息其心焉。永安之时，魏朝业几不国，而子元犹欲奏其父书，则以时人率重金匮石室之藏，如是则其书易行也，凡欲以存史事而已，岂其有爱于魏欤？《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令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则鸿于魏史，亦曾竭力。以鸿之明于逆顺，而其尽力于魏史如是，而光之心从可知，而浩之心亦从可知矣。岂其有爱于魏欤？

魏收撰《魏书》，时人称为秽史。其后北齐后主，曾于武平四年，诏史官更撰《魏书》，而其事未有成。隋文帝诏魏澹别成《魏史》，《隋书·澹传》云“时称简正”。与其后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以素薨而止。事见《隋书·潘徽传》，则澹之书必仍有不满人意者在也。《北史·崔光传》云：光子劼，常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使其成之，必有足观，而竟不能就，岂不重可惜欤？

（七五四）吴均齐春秋

《梁书·文学·吴均传》云：“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南史》云：“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史通·古今正史》篇曰：均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诏辞不容伪造，则《南史》之说是也。流俗传说，往往能知事之内情，而于其外表则不能皆确，如时、月、日、地名、官名等是也。既靳起居注及群臣行状不与，而复以不实为之罪，可谓巧于立说矣。

《南史·梁书·帝纪》云：“初，皇考（梁武帝萧衍父顺之）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此即所谓帝为齐明佐命者也。复仇在当时，不徒不以为讳，且以为荣，梁武未必恶吴均之实录。然顺之之杀鱼复侯，亦本非美事，《齐书》亦不著其事。梁武盖为其父讳，故不欲著其实也。然均书竟不能绝，亦何益耶？《梁书》《南史》，叙均所著书，皆有《齐春秋》，《隋志》亦著录。《史通》云：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盖所焚者特其进呈之本而已。善乎孟子之言之也，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天下之公，固终不容以一人一家之私掩也。

（七五五）江淹齐史

《齐书·文学·檀超传》云：“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江淹掌史职。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犹不备也。”《南史》不云卒官。云徙交州，于路见杀，余语同。《梁书·江淹传》云：“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南史》云：“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怀，所撰十三篇，竟无次序。”又云：“凡所著述，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传志，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梁有江淹《齐史》十三卷亡。《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来当续有所撰。然则《隋志》之十三卷，当系十卷为志，三卷为传也。

（七五六）沈约宋书

赵瓯北《廿二史札记》谓沈约《宋书》，多取徐爰旧本，举其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为证，可谓卓识。然谓“约于永明五年奉敕，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未有若此之速者”，则其说未审。《十七史商榷》云：“约表云：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今约书，纪十卷，传六十卷，适七十卷，外有志三十卷而无表，与《梁书》本传云著《宋书》百卷适合，则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其说是也。然期月而成纪传七十卷，亦非仍旧贯不为功矣。宋史始于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所撰志惟天文、律历，亦见约上书表。《宋书》元本，实大成于徐爰，《郡斋读书志》谓约书以何承天书为本，旁采徐爰之说，则大误矣。

（七五七）唐以前无断代史

正史自班氏而降，皆断代为书，颇为论者所訾议。然史之断代，乃成于事之偶然；初未有人谓理当如是，此至唐世犹然也。何以言之？《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合为《五代纪传》”，则梁、陈、齐、周、隋之史，未尝各别为书可知。五代既合为一书，十志自无编入《隋书》之理。所谓“编入《隋书》”者，盖篇第之偶误。然篇第虽误，而书仍别行，可见十志未与《隋书》合，亦即可证《隋书》未与《梁》《陈》《齐》《周书》分也。《梁》《陈》《齐》《周》《隋》既合为一；《宋》《齐》《魏》何缘独分？李延寿作《南北史》，实合八代为一编，延寿亦尝与官修，观私书之体例，自可推见官书之本意。隋为一统之世，可继《宋》《齐》《梁》《陈》《魏》《齐》《周》之后；《晋》又何不可冠《宋》《齐》《梁》《陈》《魏》《齐》《周》之前？更自此而上推，曹魏以前之史，又何不可合而为一？《南北史·序传》，自言以拟《史记》，则其明征矣。然当时史家，意虽主合，而后人仍以断代视之者，则缘纂修之时，实系各为起讫，体例既不画一，前后衔接之间，又不免复重矛盾，未免离之两美，合之两伤耳。

继《太史公书》之后，最有意于贯穿古今者，自当推梁武帝之《通史》。《史通》云：“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所异者无表而巳。”“上下通达，臭味相依”，盖谓其体例，去其复重矛盾，必如是，乃觉血脉相贯，而可合为一编也。“别采他说，以广异闻”，意盖主于求备，于《史记》如是，《汉书》以下自亦不至有所刊落。故梁武帝语萧子显，谓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其无表者，盖析其事以入纪传，而非径行芟削也。《齐书·檀超传》：超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即谓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此书《梁书·本纪》云六百卷，《史通》云六百二十卷。《本纪》或以成数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自系有所阙佚；然《梁书·吴均传》言书起三皇迄齐代，而《隋志》云起三皇迄梁，则后人或就原书有所增益；《梁纪》卷数减于《史通》，亦不能断为系举成数矣。以梁事续萧齐，则又时人作史不主断代之明征也。《周书·明帝纪》言：“帝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陈书·陆琼传》：琼子从典，陈亡后入隋，杨素奏使续《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二书体例，盖与梁武帝之《通史》同。元晖《科录》，《隋志》入之子部杂家，意盖以为类书；《史通》叙于《古今正史》之篇，则意亦以为通史。《魏书·儒林平恒传》云：“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意亦似与《科录》相类。《隋志》云，杂史类：“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虽断限有远近之殊，取材有多寡之异，其意亦并主于通贯也。《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尝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太元。所苞者广，而卷帙甚少。《陈书·顾野王传》：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则其卷帙颇巨矣。

（七五八）读洞冥记

少读《史记》，言李少君、栾大事，心尝怪之，以为其惑人之术何浅，而人亦何以竟为所惑也。及读《抱朴子·祛惑》篇，言古强自云曾见尧、舜、禹、汤、孔子，凡人皆信其言。及病死黄整家，整犹疑其化去。蔡诞自言为老君守龙不谨，责付昆仑，昆仑去天不过数十丈，闻者亦多信之。项曼都自言乘龙升天，谒拜天帝，失仪见斥，河东因号为斥仙人。稚川云：“予昔数见杂散道士辈，走贵人之门，专令从者作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岁矣。人适问之年纪，佯不闻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须臾自言：我曾在华阴山断谷五十年，复于嵩山少室四十年，复在泰山六十年，复与某人在箕山五十年，为同人遍说所历。正尔，欲令人计合之，已数百岁人也。”此其术真不可以欺孺子，而亦能令人烟起雾合。然后知恒人之所信，不过如此，文成、五利之能惑人，无足怪也。

稚川言古强“曾略涉书记，颇知故事”，此道家之书每多附会史事之由。其所附会，亦多浅陋可笑。予昔亦读而疑之，今乃知其不足怪。其出之于口者如是，其笔之于书者，自亦不过如是也。其实《史记·封禅书》载公孙卿言黄帝事，即系如此，不过时代较早，且载诸正史，人不但不知其缪，且有援之以言古史者矣。

《洞冥记》载李充自言三百岁，孟岐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尝侍周公升坛，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与之玉笏。黄安怀荆读书，画地记数，日久地成池。坐一神龟，广二尺。人问子坐此龟几年矣？对曰：昔伏羲始造网罟，获此龟，以授吾，吾坐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岁即一出头，吾坐此龟，已见五出头矣。皆古强之类也。

欧洲文字有阴阳性之别，虽无生命之物，无形体之事，亦莫不然。予初闻怪之，继而思之，古言干将、莫邪，以为剑有雌雄，则欧人以无生命之物，亦有雌雄，亦不足怪也。盖邃初之人，固不知生物与无生物之别也。《洞冥记》言汉武帝解鸣鸿之刀，以赐东方朔，朔曰：此刀黄帝采首山之铜铸之，雄已飞去，雌者犹存，亦干将、莫邪之类也。

（七五九）神异经

秦、汉间方士，多好求仙采药于穷荒之地，故于域外地理，颇有所知。传述既广，即未尝亲历者，亦摭拾其辞以欺世，故其书多荒怪之谈。然辗转传讹，自有所本，理而董之，亦或可考见其朔也。

《神异经》云：“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树主一州。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条枝，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人，为南北列，并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迟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据此，豫章在古亦为神木，与扶桑等同。

又云：“荒外有大山，其中生不尽之木。昼夜火然。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又云：“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纺绩其毛，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烧之则净也。”又云：“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白。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缉织以为布。”又云：“东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测，盖禀至阳之为质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噏然而尽。计其昼夜，噏摄无极。若熬鼎，受其洒汗耳。”此皆因火山及火浣布而附会者也。《述异记》云：“南方有灾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灭。火灭之后，草木皆生枝条。至火生，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也。取此木以为薪，然之不烬。以其皮绩之，为火垸布。”与《神异经》同一附会。

又云：“南方山有邯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蔗亦然。”观此，则中国人早知有蔗，特未能制以为饧耳。邯，旧刻下注甘蔗二字，邯为借字，则特造之字也。

又云：“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目赤。昼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熟。食之可止邪病。”此似今西伯利亚之湖。

（七六○）博物志

古人多有随意钞录之作，此书亦其一也。其题署何人，全不足据。书亦绝无体例，盖乡曲陋儒之所为。古类书弘博者甚多，皆不传，而此等书独有传于后者，卷帙少则迻录易；且不知体例之人所为，正为不知体例之人所悦。通知著述体例之士少，不知著述体例之人多，而此等书遂传之寖广，不易湮灭矣。

然其为物既古，则作者虽陋，而仍时有可采。以其与他古籍间有异同，足资参证，又或足补他书之所不备也。如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案《后汉书·乌桓传》曰：“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注》即引此书为说。又《风俗通义》云：“俗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读曰八十，其后果用耆长。”泰山知人生死，其说盖甚古，传于今者鲜矣，赖有此书及《后汉书》《风俗通》，可以相证也。又云：“太行北去，不知山所限极，亦如东海，不知所穷尽也。漠北广远，中国人鲜有至北海者。汉使票骑将军霍去病北伐单于，至瀚海而还，有北海明矣。”可见古人于北方地理，甚为茫昧也。

古书述事多荒诞，然细加推勘，皆可知其致误之由，虽荒诞，非虚构也；然其或见信或不见信，则仍视其传之之书。此书云：“有一国，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此事亦见《三国志·东夷传》，盖当时传闻，实有此辞，抑且有事实为据，非虚构也，然使不见《国志》，惟载是书，人亦将视为东野人之语矣。

又云：“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野，防风氏后到，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氏之二臣，以涂山之戮，见禹便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药，是为穿胸民。”又云：“交趾民，在穿胸东。”说虽荒诞，然防风之族，及其所在，藉可推测。穿胸盖文身之民，刻画其胸以为饰也。

又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獠人能没水捕鱼，观此，可知其习之之夙矣。

又云：“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燋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不时敛藏，即膨张沸烂，须臾燋煎都尽，惟骨耳。”说似过甚，然夷人有毒矢，则必不诬也。《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知俚之称，实起于交域也。《志》又言：“西方之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之人大口。”西方人盖白种，南方人则马来族，固皆实录也。

古人本好附会，不求其实。此等短书，其荒陋，自更出于意计之外，然其附会之由，亦间有可考者。如云：“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君非之，帝杀有苗；有苗之民，浮入南海，为三苗国。”案郑注《甫刑》，以苗民为贬辞，其说盖是。然高注《淮南子》，已别列一说，谓窜三苗国民于三危矣。郭注《山海经》亦云：“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与《博物志》同，盖因民字而附会。《志》又言：“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渡弱水来献。”盖因弱字而附会也。又云：“齐桓公与管仲自敦煌西涉流沙。沙石千余里，无水。时则有沃流处，人莫能知。皆乘橐驼，橐驼知水脉，遇其处，辄停，以足蹋地。人于其蹋处阙之，辄得水。”此释流沙，其荒甚矣，然古文家以居延泽当之，庸愈乎？

最可笑者，谓魏武帝伐冒顿，遇物如狸，能杀师子，竟不知冒顿在汉初也。此等处幸而传者亦皆浅陋，故能存其真，否则一经校改，转无由知其本不可信矣。

《志》云：“《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臈。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此所云《周书》，未知为何书。《志》又曰：“《庄子》曰：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案《释文》谓《庄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郭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庄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盖非其全。此所引盖在逸篇中。然则其云《周书》，亦必有据也。

《志》云：“《老子》云：万民皆附西王母，惟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此方士寿命之说。又云：“《神仙传》曰：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钟。”又曰：“所食逾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此方士摄养之方。其言寿命，妖妄不经；言摄养，颇有至理也。

《志》云：“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日月星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观此，知古人谓水与天接。

《志》云：“人有山行堕深涧者，无出路，饥饿欲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饿。体殊轻便，能登岩岸。经数年后，竦身举臂，遂超山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本质。”案人不火食，即身轻能超越，野史中数见之。清末，似系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时报》尚载有瑞典、那威人如此，盖非虚语。人不食不能生，此人或亦以不火食而身轻；学龟蛇呼吸，则方士附会之辞也。

语有传之甚久者。余小时，先母尝语予曰：“行雾中必饱食，饮酒尤佳。昔有三人，晓行遇雾，一无恙，一病，一死。无恙者饮酒，病者饱食，死者空腹。”先母云闻诸故老，不云见于书史也。余后读方书见之，亦不云说有所本。然是书已载之。

《志》云：“人藉带眠则梦蛇。”与今心理学家之说合。

《志》云：“烧白石作白灰，既讫，积着地，经日俱冷，遇雨及水浇，即便然，烟焰起。”此事今人无不知之者矣，然此书郑重而道之，以为戏术，可见其时知者尚少，更无论资以为用也。

《志》云：“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虫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其说无稽。然绝溪群冢，易以致疾，而非尊生者之所居，则实矣。又云：“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多此疾。瘇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言医理未然，然言何地多何病，亦足备医史之甄采也。

（七六一）拾遗记

此书为道家之书，其附会之迹，显然可见，然亦有间存古说者。

《记》云：“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纳以为妃。”案颛顼取于蜀山氏，为蚩尤之族，予别有考。今观此说，则帝喾亦取于蚩尤，无怪秦、楚等南方之族，皆以帝喾为祖也。

《记》云：“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鲧之灵化，其事乐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文，鲧字或鱼边玄也。群疑众说，并略记焉。”案以鲧化为玄鱼，似据字形傅会。然《尚书》亦言禹锡玄圭，何为而必锡玄圭乎？殷起东南，而契称玄王；鲧、禹治水，亦在东南，而鲧化玄鱼，禹锡玄圭。又古东南之族称黎，黎即黑也。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日昏，戎事乘骊，牲用玄。然则古东南之族，殆以黑为徽号，而殷人尚白，乃其迁殷后事，封商时初不然也。

《记》云：“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着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邪？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此说亦以豕犬之神为玄衣，又以华胥为九河神女，以羲皇为蛇身，并足见吾族起于江海之会。

《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苞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此与帝之二女传说相涉，所沉之食，又与角黍相类也。

《记》云：燕昭王九年，“思诸神异。有谷将子，学道之人也，言于王曰：西王母将来游，必语虚无之术。不踰一年，王母果至，与昭王游于燧林之下，说炎帝钻火之术。”又云：“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曰：臣少时，蹑虚却行，日游万里。及其老朽也，坐见天地之外事。臣国在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以万岁为一日。俗多阴雾，遇其晴日，则天豁然云裂，耿若江汉，则有玄龙、黑凤，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叩之则碎，状如粟，一粒辉映一堂。昔炎帝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古书皆以为燧人钻木取火，此独以为炎帝，顾名思义亦通，盖亦有所本。

《记》云：“（汉）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称车书同文轨，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姓韩，名稚，则韩终之胤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使，闻圣德洽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有东极，出扶桑之外，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乳以来，有灵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人言。令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曰：五运相承，迭生迭死，如飞尘细雨，存殁不可论算。问女娲以前可闻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揽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自轩皇以来，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嚣动，淫于礼，乱于乐，世德浇讹，淳风坠矣。”此以燧人为变腥，与前说异，盖各有所本。以女娲为蛇身，亦旧说也。

《记》云：“晋太始元年，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其使不食中国滋味，自赍金壶，壶中有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岁。其国有大枫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荫于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浄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为三皇之像，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膝痕，深三寸。床前有竹简，长尺二寸，书大篆之文，皆言开辟以来事，人莫能识。或言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是苍颉造书之处。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绠引汲也。”此言三皇，袭纬书之文，云皆龙身，亦依附旧说。

《记》云：“石季伦爱婢名翔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如瓦砾，积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翔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是时胡人来者多贾客，所市率珍异之物，观此等传说，实隐见当时西域商业情形也。

《记》云：“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望水间有五色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此即今之鲸。可见说虽荒怪，自有所本。

此《记》附会，有极可笑者。如以鲧字亦作鮌，乃谓其化为玄鱼；长安城北有司寒之馆，则谓为汉惠帝祠韩终之所，改其字为祠韩；因人家元日，刻木铸金或画鸡于牖上，乃以为尧时秖支所献重明之鸟；皆是也。其云：“傅说赁为赭衣者舂于深岩以自给，梦乘云绕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岁余，汤以玉帛聘为阿衡。”则并误傅说与伊尹为一人矣，真可发一噱。

《山海经·海外南经》有岐舌国。郭《注》云：“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郝《疏》云：“支舌即岐舌。《尔雅·释地》云：枳首蛇，即岐首蛇，岐一作枝，枝支古字通也。又支与反字形相近，《淮南·坠形训》有反舌民。高诱《注》云：语不可知，而自相晓。又注《吕氏春秋·功名》篇云：一说南方有反舌国，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是支舌，古本作反舌也。《艺文类聚》十七卷引此经作反舌国，其人反舌。《太平御览》三百六十七卷亦引此经同，而云一曰交。案交盖支字之误也。二书所引经文作反舌，与古本正合。”案《类聚》《御览》皆出郭《注》后，不应二书不误，而郭《注》反误。今观此《记》云：“西方有因霄之国，人皆善啸。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则声清亮，春夏则声沉下。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亦曰两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则啸声愈远。故《吕氏春秋》云反舌殊乡之国，即此谓也。”然则郭《注》所引者，即此等道士造作之说耳。

《记》又云：“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馆，更以余鸡混之，得其种类，而不能鸣。谏者曰：《诗》云：牝鸡无晨。一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雄类不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行至西关，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故谣言曰：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有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弥多，宫掖中生蒿棘，家无鸡鸣犬吠。”案“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见伪《古文尚书》，此书引之，而又误《书》为《诗》，方士之荒陋，固如是也，然其时代之晚，亦可见矣。

（七六二）述异记

此书虽亦小说之类，然中存古说颇多，较之辗转改饰者，颇有区别。盘古古说，实赖此书以存，予别有考。今再略举数事如下。

《记》云：“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产天地。鬼一产十鬼，朝产之，暮食之。今苍梧有鬼姑神是也。虎头龙足，蟒目蛟眉。《注》：蟒蛇目圆，蛟眉连生。今吴、越间防风庙土木作其形，龙首牛耳，连眉一目。”案虞山即吴山，此可证吴之名或原于南方。鬼母能产天地，则宇宙原始，实由女神，较之《山海经》以羲和、常仪为帝俊之妻，其思想更古矣。朝生子而暮食之，其性质颇为酷虐，野蛮人固多畏恶神也。抑此亦古之寓言，以释万物之生死者与？其形状类龙蛇，可见其说起于海滨。而吴、越间防风庙土木作其形，又可见吴、越与南越，民族关系颇切也。抑其所谓龙首牛耳者，牛耳或牛角之传讹，则又与蚩尤有关系矣。见下。

《记》又云：“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其长三丈；其骨，头专车。今南中民有姓防风氏，即其后也，皆长大。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禹会诸侯，恐不能至越地。防风氏事，非禹后播迁南方者传述而误其地，则其人自与土著之越相争斗，而傅诸禹也。然南方民有姓防风者，则可见防风氏之实有其国。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见《鲁灵光殿赋》。而传亦谓为风姓；又北方实有房国，房即防也；得毋始皆在南，后乃稍徙而北欤？《记》又云：“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迭，有类台榭，名曰女娲宫。”则女娲之传说，固亦有在南方者矣。

《记》又云：“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又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首疫，其俗遂为立祠。”案铜头铁额，骨如铜铁，皆因蚩尤造兵而傅会。古盖以蚩尤之族，多力如牛，故涿鹿之战，有教熊、羆、貔貅、、虎之说也。吴、越间防风庙鬼姑神，盖亦牛首，故其像犹作牛耳；抑牛耳或亦牛角之讹也？角抵之戏盛于秦，秦为飞廉后，固亦东南之族。《秦本纪》特记丰大特之神，亦可见其族之重牛矣。太原蚩尤神，龟足蛇首，则其族本起滨海之征也。《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炎帝人身牛首。《海外北经》：共工之臣相柳氏。相柳之所抵，厥为津溪，疑亦谓其牛首有角。

苍颉，古说皆以为帝王，无以为黄帝史者，其庙碑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宪。”《春秋元命苞》云：“仓颉四目，是谓并明。”《路史》言：庐陵县化仁山旧祠，有仓颉像，四目龙衮。盖亦传之自古。而蚩尤俗传亦云四目，则仓颉亦南方之族矣。然则中国文字，实始于南也。

《记》又云：“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祭禹庙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陆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名熊。熊蛇之精，至冬化为雉，至夏复为蛇。今吴中不食雉，毒故也。”此可见鲧之传说，亦与南方有关。《月令》言“爵入大水为蛤”，知古谓飞潜可以相化，龙特其尤神者耳。此亦水滨之民之思想也。尧使鲧治水时，盖仍在东方，未迁西北。

《记》又云：“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案轩辕踪迹，不得至饶州，然亦可见南方铸冶之早。

《汉书·地理志》云：“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臣瓒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案《汉书》之意，本指封于会稽者言之，臣瓒实误驳。然会稽之越而外，其君固亦未必无禹后也。《述异记》云：“吴既灭越，栖句践于会稽之上，地方千里。句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台于外，而馆贤士。今会稽山有越王台。今交州麻林，一名纻林，句践种麻，将以弦弓。交州糠头山，句践贮米，于其上舂，积糠为山。今会稽之上，有越王铸剑洲、箭镞洲。往往有得古箭镞。”又云：“广州东界，有大夫文种之墓。墓下有石，有华表柱，石鹤一只。种即越王句践之谋臣也。”又云：“洞庭湖中有钓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风，止钓于洲上，刻石记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鱼。昔范蠡钓得大鱼，烹食之，小者放于陂中。陂边有范蠡石床、石砚、钴。范蠡宅在湖中。”洞庭有范蠡遗迹，殊不足信。交、广之域，秦、汉后始开辟，岂有能傅会句践、文种者？然亦有其遗迹，则必会稽之越亡后，遗族滨于江南海上者，传其先世之事迹而弗审其地，致有此误也。

古人于植物多有迷信。其最显而易见者为桃。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是也。羿死桃棓，盖亦由是。《述异记》云：“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又云：“后汉季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为之，象囚形。穿地为坎，卧木囚于其中，祝之，罪正者不动，冤者木囚动出，时以为精诚所应。子长时为大理卿。”又云：“秦缪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缪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蝹，在地中，食死人脑。若以松柏穿其首，则死。故今种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此皆谓草木自有精灵，盖所谓物魅也。

《述异记》云：“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曰：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时，粟与金同价。”又云：“永嘉之乱，洛中饥荒。怀帝遣人观市，珠玉金银，阗委市中，而无粟麦。袁宏表云：田亩由是丘虚，都市化为珠玉是也。”又云：“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于黄金。”又云：“洛中童谣曰：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观此，知珠玉金银，久为市易所资，非徒以供玩饰矣。又云：“汉世古谚曰：虽有神药，不如少年；虽有珠玉，不如金钱。”观此，又知泉货之早以金钱为主也。

《唐书》云：“日本，古倭奴也。”又云：“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唐书》此语，系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则自咸亨以前，犹以倭之名自通也。《述异记》云：“磅磄山，去扶桑五万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树，千围，万年一实。一说：日本国有金桃，其实重一斤。”一说之辞，必后人所附益矣。《记》又云：“大食王国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树，干赤叶青。枝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足。头着树枝，使摘一枝，小儿便死。”大食之名，亦非梁世所有也。

《记》又云：“殷纣时，大龟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将兴之兆。”龟毛兔角，古无此语，此必佛教人中国后附会之辞也。但任昉时已可有，不必后人窜乱耳。

附　燕石札记自序

予小时读书即有札记，迄于今未废，阅时既久，积稿颇多。每思改定，依经子史分为三编，以就正于有道。皮骨奔走，卒卒寡闲。仅因友人主编杂志索稿，或学校生徒质问，发箧整理，间或成篇而已。念全书杀青无期，乃谋陆续刊布，总名之曰燕石札记。俟积稿清厘略竟，然后分类编次焉。学问之道无穷，浅陋如予，所述宁足观采。惟半生精力所在，不忍弃掷。千虑一得，冀或为并世学人效土壤细流之助而已。傥蒙进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终宝其燕石，则所深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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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十月六日，武进吕思勉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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