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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

© Chin Shun Shin 198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8-07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风云录／（日）陈舜臣著．陈亚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012.10重印）

ISBN 978-7-5633-7973-6-01

I．中…　Ⅱ．①陈…②陈…　Ⅲ．中国–历史–研究　Ⅳ．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728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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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5.25　字数：289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3次印刷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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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致中国大陆读者　陈舜臣

古代遗址与神话

文字与青铜器

殷周革命

封建之世

从春秋到战国

统一之路

土崩瓦解

汉风起兮

荣光时代

盛极而衰

汉之灭亡与复兴

紧缩时代

破灭之路

鼎立与统一

再度分裂

南风不竞

玉树后庭花

无向辽东死

群雄灭亡

唐日初升

大唐岁月

大乱残光

灭亡谱系

大宋春秋

海上之盟

南北动荡

草原风云

兴亡之谱

海陆骚然

历史明暗

紫禁城悲欢

颓废季节

八旗之国

三世前后

国难相继

走向现代

附录　陈舜臣大事年表

致中国大陆读者

私は1972年いらい、毎年のように中国を旅行して、中国を愛する私の気持ちが、それ以前に増してさまざまな作品に影響を与えてきました。私は中国的な発想で作品を書き、日本の読者に中国の文化を伝えてきました。日本と中国は文字通り「一衣帯水」の位置にあり、歴史的にも両国の交流は密なるものがある。

この度、新たに中国語に翻訳されて出版される『茶事遍路』『中国五千年』『日本人と中国人』『西域余聞』『儒教三千年』が、中国の読者に読まれることは作者として非常に嬉しいことである。

译 文

自1972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旅行。那份热爱中国的情感也随之与日俱增，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我的很多作品。我用中国式的思维创作每一个作品，并向日本的读者传递着中国文化。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正如“一衣带水”这句成语描述的一样，两国的交流从历史上看也是相当紧密的。

欣然得知，我的几部作品《茶事遍路》、《中国五千年》、《日本人与中国人》、《西域余闻》、《儒教三千年》等将在中国大陆首次翻译并得以出版，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赏阅，这本身就足以让作者深感欣慰和高兴了。谢谢！

（李达章　译）

2008年11月20日

古代遗址与神话

1

“梦幻般的夏王朝遗址？”

这是日本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么？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甚至连广播电视台的人都上门来问。

“梦幻”这个词惹人遐想；同样，“到底有没有夏王朝”这个说法也让人疑窦重重。

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古代史书，记录了三皇五帝之后夏殷周三个世袭王朝的交替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内，划分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时间点成了一个问题。三皇五帝属于神话时代，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疑问。

现代史学对于缺乏证据的传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殷王朝的存在性就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国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主张殷王朝不存在，但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不存在”一说基本已成定论。日本的白鸟库吉（1865—1942）论证了“殷王朝虚构说”的合理性。大概从189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甲骨，不久就确认了殷墟的存在。仅在二战之前，对殷墟的发掘就进行了15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1950年开始，发掘工作得以再度展开。

甲骨上刻有文字。对殷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占卜，从气象到狩猎成果，无所不包。所谓甲骨，指的是龟甲和兽骨。在甲骨上刻阴字，然后灼烧出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举个例子，想占卜“明天下不下雨”，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刻上去，这叫做“贞问之辞”。钻灼后出现裂纹，对此进行判断的人叫做“贞人”，由他来揭示结果。比如他在甲骨上刻了“明天下雨”，这叫做“繇辞”。有时刻字在“下雨”或“没下雨”已经发生后进行，此时叫做“征验之辞”。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统称为“卜辞”或“契文”。

卜辞相当于现在汉字的远祖，所以解读卜辞并不困难。卜辞中，关于王的出入平安与否和梦兆吉凶的贞问比较多，提及王的祖先的也不少。由这些卜辞，人们知道了殷的历代王名。如果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相对照，二者的王室世系基本一致。于是，殷王朝的存在性就不容置疑了。只是年代还需确认，不过可以推定，殷王朝推翻它的前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之后世系延续了四百多年。

那么，殷王朝创始人成汤即武王所消灭的“夏王朝”，到底存在过吗？

迄今所发现的甲骨文，仅有殷武丁前后到殷灭亡（推定是在公元前1028年）之间约二百多年这一部分。假如殷王朝持续了四百年，前半部分的记录就缺失了。

我们和《史记》保持一致，用“殷”来称呼这个王朝。不过，相较“殷”而言，现在的中国多用“商”来称呼。《史记》中记载，殷的远祖契，是舜的司徒，受封于商地，以“商”作为王朝的别名由此而来。虽然几经迁都，但王朝子民都没有停用过“商”这个自称。

殷墟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片，还有王都遗址及王陵，所以其存在性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则无明确的证据佐证。

最近，遗址的发现使报纸版面的讨论氛围活跃了起来。不过，仅就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断言这就是夏王朝的遗址。在和夏王朝有关的遗址考察中，若有如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出土就好办了，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告。遗址虽然被城墙围起来，但是作为王都，还是被认为面积过于狭小。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公元前2000年的王朝王都，规模大不到哪里去才对。按古代传说所言，由禹开创的中国最早的世袭王朝夏，共十四代十七王（因有兄弟继承等），持续了四百七十年。

暂且不管夏王朝有没有存在过，真实存在的殷王朝的确推翻了之前的世袭王朝。无论甲骨文还是口头传承都表明，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

甲骨文中的“夏”字，上半部分是个，头上像是戴着鸟羽饰品，脸上像是戴着面具。在古代，领导人类群体的是上知天意的巫师。“夏”字的上半部分说的就是这种巫师，而下半部分的“夂”，描绘的是双脚舞动的样子。“夏”，指的是上知天意的伟大人物，也就有了“伟大”的意思。

再没有别的字比这更适合做王朝的名称了吧。而用这个字来指代草木最繁茂的季节，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说，“夏”和“下”同音，有和“天上”相对的“天下”的含义。总之，不管理解成“伟大”还是“天下”，用“夏”做王朝名称都是很合适的。

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家族都被称为“夏”。这样，“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普通名词性质的了。

暂且不论夏王朝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世袭王朝或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中的时代，要知道，即便是神话，也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从地下出土的遗物中，即可窥见古代历史的一斑。此外，如果让神话附丽其上，并透过神话看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神话虽不是历史本身，但将神话从历史中剔除，也显得过于极端。

2

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国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片断性，而没有系统性。例如，有个叫共工的神，按理说已在尧的时代被杀于幽州，然而在舜的时代他又被流放到幽州，接下来在禹的时代又被驱逐。而讨伐共工的神——祝融也同样出现在多个意想不到的时代中。可能这些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民族或官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

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

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

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

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

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

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

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

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

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

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入，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

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

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

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

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

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

“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虽然分居东西，但核心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上下两层被发掘出来，故两种文化并非性质不同。仰韶到龙山之间是纵向的发展关系，这种看法更为合理。

仰韶和龙山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绳文式文化和弥生式文化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一说两种文化核心性质不同，另一说弥生式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的继承者。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除后者身高略高以外，与现代日本人似乎没什么不同。

由绳文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换、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转换，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任何刺激诱因就转到了不同的文化阶段，这是不可能的。

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与否。火的使用虽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点，但取火却是人类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来完成的。上述四种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

因此，考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仍然应该把工具的发展放在重点。

3

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捻捏，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则使用了旋盘这种新式工具。人类的智慧总是在进步。不光是旋盘，农耕、狩猎、捕鱼等已经存在于仰韶文化的产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首先概览一下仰韶时期的文化。发现于1952年的半坡遗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浐河东岸约0.8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作了详尽的调查，用很大的铁架圆顶予以遮盖，并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馆。

对于发掘出来的遗址，常规做法是在调查结束后将其重新掩埋，下次调查时再进行重新挖掘，以避免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的损害。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就是这样处理的。而半坡遗址展示给我们的是有房顶遮盖的未掩埋原貌。居住区的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米，中央是公共集会场地，居住区外则是公共墓地和陶窑场。居住区内共有约200户，周围挖有上宽达6至8米的壕沟，而要越过壕沟外出，需用砍伐下来的树木架设桥梁。所以可以认为，壕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猛兽入侵，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架桥轻松地越过壕沟。

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居住地周围发掘出一圈壁垒。发掘报告称其残存部分高度在3米以内，那么原始的壁垒应该更高才对。仰韶居住区是为了防御猛兽而挖壕沟，而龙山遗址却从挖壕沟转变为筑高墙，显然可见到了龙山时期，先民们还要防御人类敌人的入侵。

为什么还必须防御人类的入侵呢？这表明财产已经开始私有化。在仰韶时期，同一居住区的人们共同享有在农耕、狩猎中获得的物资。半坡遗址中有公共集会场所，先民们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去那里领取就可以了，没有囤积的必要。用壕沟围起来的村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需求就取，无必要则不取。挨饿的时候，所有人会一起挨饿，长老们会在公共集会场所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物资。虽然我不想用已沾满“污垢”的术语，但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非私有财产制共同社会”。这一时期，富有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比他人富有不能拥有任何特权，也不意味着会受到同村人的尊敬。获得尊敬的是那些发明、改良工具的人。

半坡村的成年人死后被埋在壕沟外，小孩则被放入瓮棺中埋在居住区内。然而也有例外，发掘报告称也有小孩被直接埋入四面置有平板的矩形洞中，并没有瓮棺。一般认为，半坡村不存在阶级，但人们在这里仍可注意到细微的阶级萌芽。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幼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处理，是因为跟原始信仰有关系。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埋葬还是其他活动，如果其中有例外，也就是人和人的待遇不一样，就会给这个无阶级社会增加裂痕。

用壁垒围起来的龙山文化，其埋葬明显体现出了阶级差别。墓的大小不等，有刚能容下遗骸的超小号，也有长4米、宽3米的超大号。另外，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遗址的120多个墓葬中，动物头骨、陶器及其他物品等陪葬品最多的有160件，最少的一件也没有。

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贫富差距，这反映出阶级已产生。大多数遗骸呈仰卧姿势，但也有少数是俯卧的，一说这就是奴隶。

通过列举贫富差距、阶级制度、奴隶存在的可能性，可知原始共产社会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段时间内开始崩溃。私有财产制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仅有数量很少的几例夫妻合葬。到私有财产制时代，夫妻合葬会让人联想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家族为单位，故此必然产生财产世袭制度。

促使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原因，应在于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工具的发达。前面已提到旋盘的例子，其实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更为精巧的石器、角骨器及贝制品；此外，能够犁地更深、收割农作物更有效的石镰、贝镰等工具也出现了。先民们使用新工具，就可以挖沟掘渠，把黄河水引到更远处，使耕地面积得到飞跃性的扩大。

剩余的产品被贮存起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家族，就会把这些产品视作自己的东西，作为财产世袭下去，这是必然的过程。

仰韶和龙山都在黄河流域，但在南方也发现了水稻耕作的良渚文化（浙江省）、青莲岗文化（江苏省）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过放射性碳元素法测定，良渚文化距今约4700年，青莲岗文化距今约5400年。

黄河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母亲。但由于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人们对南方文化独立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由原始共产社会到私有财产制社会的转变，以及与此同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这些5000年前的社会变化都可以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及南方各文化开始的时期中看到。

可以认为，对这个时代的说明，就是中国神话的开始。

4

中国自古就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写的，忽略了之前的三皇。现在的《史记》正文中虽有《三皇本纪》，但那是唐朝司马贞的补作。

历史研究中有个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神话是“加”上去的，新创造出的神会被安排到更早的时代。在神话时代，各式各样的神“堆”在一起本来就已拥挤不堪，而为了给新出现的神以立足之地，人们在讲述中就要加上一句“在更久以前”——就这样，这些神被安放到了更遥远且想象不到的更古老的年代。日本的富永仲基（1715—1746）和中国的顾颉刚（1893—1980）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提醒人们要小心防备早期神话的误导。

关于三皇有各种说法。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是根据“易”将构成宇宙的“三才”——天、地、人进行机械性的生搬硬套。这的确有点牵强附会。

最普遍的看法是，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不过，处在第一位的伏羲是取代了燧人氏而占据天位的。燧人氏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此外，还有人将有巢氏也算作三皇，这位有巢氏在树上建了住处，使人类远离了猛兽。

伏羲创八卦、文字、婚姻制度，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制造三十五弦的瑟乐器。人类在自然界中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技能，被归结为某个古代圣人的教习，这可以认为是人文主义的表现。

据说，接下来的女娲没有改变伏羲的制度，仅创造了一种叫笙篁的乐器。不改变伏羲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女娲和伏羲是夫妻。他们都是人头蛇身，尾巴连在一起，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吐鲁番古墓覆棺布上画的就是这种造型。二神手持规和矩，故他们也是土地创造之神。

神农氏是牛头人身，他砍木制锄，传授给人们耕作的方法。此外，他遍尝百草寻找医药，并教人开市以交换物品。日本也将神农视为医药之神和露天摆摊商人的守护神。

三皇的造型是人头蛇身或牛头人身，让人觉得可怕。一般认为，人们为了解释从远古时代就已出现的用火、居所、渔业、畜牧、医药、音乐、交易这些基本生活要素是如何发明的，就创造了三皇的传说。司马迁有意忽略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神话是小伎俩的解释说明吧。

《史记》的《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依次是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中国人至今称呼自己为“炎黄子孙”，认为黄帝是民族的始祖。黄帝已经不再是人头蛇身这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了，不过传说他和炎帝子孙在阪泉大战的时候，得熊、羆、貔等猛兽相助而获大胜，这又披上了浓重的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虽还有存留，但渐渐地，尧和舜开始显示出浓重的历史时代人物的一面。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期，被称为“尧舜之治”。

从仰韶晚期到龙山初期这段时间，到处都是像半坡这样的居住地。离半坡150公里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1974年在此发现了5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曾到日本展出，引起过人们极大的兴趣。遍地开花的居住地、发达的生产手段、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使得一旦进入父系制社会（强烈的继承意愿在这个社会生根发芽），居住地内的伙伴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斗争中出现了个体的联合，发展成了集体对抗。

按传说所述，黄帝在阪泉和涿鹿发动了两次大战。第一次的敌人是炎帝子孙，第二次则是蚩尤。各方虽都冠以代表性部族之名，但也很可能是部族的联合体。黄帝自己也有熊、羆等帮手，但应该理解为以熊、羆为本族图腾的族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道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由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述，很多都是荒唐无稽的。司马迁说自己收录了其中比较能说得过去的史料。

黄帝传说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已无从得知。但是，在住地周围挖深壕防御猛兽这件事就宣告了安稳生活的乌托邦时代业已结束。前来袭击的不只有猛兽，还有集结了武力的人们。同一住地的人们要么联合起来抵挡强者，要么屈服于暴力，别无他法。

大约五千年前，逐渐强大起来的势力都致力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原，这也体现在黄帝传说中。首领把不肯臣服的部族打到他们屈服为止，大统一因此成就。这块黄土地的主人，自然要叫做“黄帝”。

5

黄帝以武力实现大统一后，接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世”。圣人尧、舜、禹为天子，统治万民。禹还是夏这个世袭王朝的创始人，尧是黄帝的曾孙，把天子之位让给自己的臣下舜，舜又推荐自己的臣下禹做天子。

黄帝传说反映了大统一的历史。尽管如此，大统一也只是加强了部族之间的联合而已。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而中原的事务则由首领会议来决定。

各部族首领的产生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了，但首领会议的议长极可能还是选举制，或者是前任指名制。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

所谓“禅让”，就是将天子之位让给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后世的学者，尤其是儒学者而言，是最为理想的形态。除了开启世袭的禹，禅让制的中心人物尧和舜被儒学者高度理想化了。撇开这些“理想化”，有种“虚构人物说”认为，尧和舜是后人炮制出来的圣人楷模。

前面提到的顾颉刚也对尧舜的存在性提出过质疑。《书经》（《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已被确认是后人追加上去的。去除这部分后，《书经》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尧和舜。虽然有禹，但根本没有提到传说中禹曾是尧和舜的大臣这件事。

尧和舜的存在性值得怀疑，但是这个传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儒家虽然有可能会把它理想化，但他们也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传说。我也赞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认为“尧舜存在说”值得怀疑。

不过，我们就算否定了尧舜的存在性，也不能否定其中的传承。传承，是统一这一历史潮流的常规表现，统一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不能忽略传承。

已有事实表明，有强力（指武力、智力、统率力）人物曾在仰韶期到龙山期这段时间内统一了各个居住区，而这个（些）人物，其名为“黄”。

大统一是必需的。工具的发达使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开始越过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开拓耕地。之后就要引来黄河或是其支流的水，这可不是光靠一个小团体的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就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熟悉水文的策划能力。

在传承中，黄帝诉诸武力实现了大统一，尧和舜继承了下来，而统一后的大问题就是治水。

尧是黄帝的直系，而舜则出身微贱。大统一和治水反映出的问题是，要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比起世袭的首领，更需要有实力的人物。舜以孝行闻名，被尧起用；尧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虽然叫禅让，但也是让给了自己的女婿，或许还是残留了一点母系社会的影子吧。

在持“性恶论”的人看来，到了这个信奉实力的时代，舜先是晋升为尧的助手，不久抢了主子的两个女儿，后取尧而代之。

在尧为帝王、舜为摄政的时候，据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降四罪”，天下尽服。那么这“四罪”又是什么呢？

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二、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

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四、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其中三苗是一个位于江淮及荆州的政治混乱的部族，而其余三者都是尧的重臣。兜曾推荐过共工，但共工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连带着推荐者也被驱逐。鲧治水失败，被幽闭于东方的羽山。似乎是舜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位置的人全部流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也不是说不通。

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是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在这里都悉数出场了。除了三苗，都是曾在尧的身边接触中原政治中心的重臣，而不是什么蛮族。中原是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越远离这个中心，文化氛围就越薄弱，最后就是未开化之地。人种是改变不了的，但从文明之地迁到未开化之地，就再也不能享受到文明的恩泽。所谓“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蛮”“狄”“戎”“夷”等字，原本是远离文化地域的部族的名称，而不带有人种性质。

“四罪”中的“东夷”鲧，据说他的儿子禹重回中原，在文化地域的中央建立了夏王朝。

一般认为，被驱逐到各地的尧的重臣——共工、兜、鲧原本是某个居住地或居住地群的首领。他们率领着部族，向远方迁徙。

半坡遗址的墓葬报告中提到，51具成年男子的遗骨平均身高为169.45厘米，头盖骨计量值比起中国现代北方人更接近于南方人的标准。半坡人可能并没有一直在那里居留，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移居南方。

有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从中原向各地扩散的。根据闻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娲，原本是苗族的祖先。

在NHK（日本国家电视台）的《丝绸之路》第一集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采访组同行的时候有个感触。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国外传入的，人们就会寻找文化的根源，这引发并提升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热情。但与此相对，在中国除了佛教，人们毫无向西方寻找文化根源的意愿。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原——黄河中游流域，才是他们应该前往的土地。

6

近一段时间，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接连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过殷遗留下的甲骨文记录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舞台还在中原，这种看法在目前还是不可动摇的。

还是神话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成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时死于苍梧，埋葬于九嶷山。按现在的地名，舜死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埋葬于广西。

鲧治水失败后被幽闭于羽山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禹治水获得成功，曾“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因此，舜推荐这个勤奋的禹为他的继承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后禹对权力的继承很犹豫，但据说各部族的首领都没有选择商均，而是齐聚禹的帐下。

禹把政治委任给一个叫益的贤者，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禅让制还会持续，但事实上却没能实现。和舜一样，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远离中原的地方，地点是现在浙江省的会稽。

神话中的这两位圣人，如出一辙地死在远离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国文化圈扩展之后，在神话中加入这一段情节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

禹指名益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就这样，世袭王朝开始了。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禹说成圣人，在神话中加入了他曾禅位于益的情节。

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但古代的记录中都以夏后而不是夏禹来记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儿子启，被称为夏后帝启。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学家中，也有人采用了禹和启无血缘关系的神话解释。

把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神话相对照，原始共产社会便正值三皇时代。人们掌握了农耕、畜牧、狩猎的方法——在神话中就成了神向人传授了这些技能。从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仰韶文化的上层也存在很多类似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形。实际上，仰韶村的遗址就是如此。对彩陶出土兴奋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这一点。龙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显示了贫富差距，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此前居住区内是没有阶级的，有能力的人被推举为“公仆”，做着首领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死了，人们就推举出另一个有能力的。所有物资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领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从仰韶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后，首领的位置慢慢就变成世袭继承的了。

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

虽说是世袭王朝，但起初也是从小规模聚居群的首领世袭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居住范围不断扩大，具有事务决定权的首领会议议长的地位也从推举转向了世袭。

禹是扩大人类居住范围的神，尽管这是神话的说法，不过成就了类似大事业的大首领理应也存在过。即便是现在，中国还有个别名或雅称叫“禹域”。禹踏足过的地域意味着这里就是中国。我们揭去神话的幕帘，就会觉得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勤奋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姿势像熊一样，正在辛勤工作。

文字与青铜器

1

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

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

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

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

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

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

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2

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3

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

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

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隞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

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的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

迁都到隞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

4

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

《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

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

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

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

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

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

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

殷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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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代大墓中发现的大量殉葬者遗骸，可以说更加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性质。战后第一个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有两层，上层东侧有17具男性遗骸，西侧有24具女性遗骸，这41具遗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内。墓室的东西两侧埋有34个头颅，墓道内有22匹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还有排成一列的无头遗骸。

殷代被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甚至现在都无法制造出来的殷代青铜器，实际上是由奴隶们制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贵族娱乐也是战斗训练的狩猎以外，社会生产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隶。卜辞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占文

——羌得？

羌指的似乎是游牧的藏系民族。有说法认为“羌”字下面的“儿”代表辫发，说明羌和殷人风俗迥异。殷人狩猎的对象不仅包括飞禽走兽，还有主要叫做羌的异族。他们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猎羌人也能如同捕猎鸟兽那样获得丰收。

重视祭祀的殷人在献上禽兽牺牲的同时，还杀人献供。可能是认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灵和祖先。卜辞中频繁出现“杀几名羌人合适”的记录，也有杀羌人以求雨的事例。

可见殷人需要牺牲，故抓捕羌人。有说法认为这些羌人不被驱使参加劳动，但按常理思考，他们应该也从事些简单劳动才对。卜辞中的记录不会细致到那样的地步。

奴隶制社会同时也是阶级社会。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层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则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别。守护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君主的府邸紧守大门。

一般认为被砍掉头颅的是奴隶。他们究竟只是供物，还是死后继续为君主工作的奴隶？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头和身子分开，就不能再生，纵使在阴间也不能复活。所以，他们不再是作为劳动主力的奴隶，而仅仅是供物。

调查报告中称，在殷墟50多座宫殿的台基遗迹中的前庭，原封不动地埋有850人的军团，其中包含五辆战车，从司令官到兵卒一应俱全。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建筑，对于推定这是宗庙的说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证据。这个地下军团的成员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也分有头还是无头，俯卧还是仰卧，帽子的装饰是铜铃还是贝壳等。从这个守护宗庙台基的地下军团遗骸群可以看出，殷代的阶级制度森严。司令官和战车长应该是身份极高的人，他们被杀和掩埋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或许他们的心理超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理解范畴。可能他们觉得，成为守护宗庙的干将，死后也能为殷效力，这是无上的光荣。说不定他们还是从大量的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也可以想见人选是由甲骨钻灼来决定的。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

殷人觉得食用献做牺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们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的那样，觉得地上和地下的距离相当遥远。墓上不留坟丘是因为没有必要，可以说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

殷的远祖受封商地，到成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时间内，八次迁都；入主中原后，又五次迁都。而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定居于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屡屡迁都的那段时间，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游牧，也有可能是依赖于刀耕火种的农业——刀耕火种无法对同一片土地进行持续利用。

到了盘庚时代，人们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生活了。农业应该有了进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现在甲骨文中。郭沫若（1892—1978）认为，殷代是畜牧时代，而盘庚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渐增。青铜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这种想象的动物就综合了牛和虎的特长。一般认为，殷在迁殷后，以畜牧、狩猎、农耕三者为生。此外还应该加上一项生计，那就是用战争掠夺物资和人口。

殷人的特点是：认为神就在人身边；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猎而对动物有亲近感。不畏惧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优秀的战士。要养活因王朝繁荣而增加的人口，从战争中掠夺奴隶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殷逐渐变得好战，可以说它因此而灭亡。

通过战争，殷可能得到了一时的财富。但另一方面，掠夺物资、人口，也必然招来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围，对它怀有敌意的部族开始浮现出来。

2

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孩子起初是准备丢弃掉的，所以就取名“弃”。弃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爱好农业。《史记·周本纪》说

——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尧舜的时代，弃被任命为后稷。这个传说也同样反映出周是农业团体。

夏王朝因政治衰微，废除了农务官，后稷的儿子失去了官职，就进入了戎狄的地界。从此之后，周人就居住在戎狄中间。

周在现在的陕西省境内，离中原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然而要成为天下之主，就必须强调自己和中原的关联。原本在尧舜的时候就是农务长官的传说，很可能是周在变得繁盛之后创造出来的。

建国的神话中有浓厚的说明要素。

在中原民众眼中，戎和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部族。为什么说周处在戎狄的中间呢？难道周不是戎狄吗？对此说“不是”的，就是建国神话。它强调周原本在中原，只不过在失去官职后才转移到戎狄之地。也可以这么认为，可能叫周的部族就是戎狄，因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优秀的领导出现，于是脱离了未开化阶段。

在古公亶父任首领的时代，薰育（部族名，据说是后来的匈奴）和戎狄前来向周索要财物，古公就给了他们。第二次他们又来索要土地和人口，愤怒的民众想拼命，但古公不愿让这些父亲和儿子去送死，于是整族迁到了岐山。而其他族的人们仰慕古公的德望，也追随而来。不仅是本族，邻近的人们也大量投奔过来了。《史记·周本纪》说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就这样，周的首领被推举成为周族以外部族同盟的盟主。参加的部族要么离戎狄很近，要么就在戎狄。盟主古公把中原开化的生活方式教给了他们。

根据考古学调查，殷代势力达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古公对西方部族生活的改善也受到了殷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却没有像殷墟大墓那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出现，文化也没有达到殷那样的高度。换言之，周吸收了殷文化的活力作为自己的滋养成分，却没有采纳殷文化颓废的一面。虽然说没采纳是因为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周总算也拥有了文明，开始以踏实肯干的部族同盟形象出现在西方。

周的神话所要强调的是，农业立国，厌恶战争，持续让步，以德同化戎狄。周作为部族同盟盟主，其实力到了古公的孙子昌的时代，已经到了殷必须重视的程度。昌被任命为西伯。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为天下之主后，谥号“文王”的人物。

殷只是意识到了远在西方的周的实力，但似乎也并没放在心上。殷的眼光集中在东方，派遣一批又一批军队去讨伐淮水和海岸之间的人方国。东方有财货，“财”和“货”，还有“寶”（宝），都通过“贝”来表意，而“贝”是海物。子安贝是当时的宝物，殷墟中有大量子安贝出土，同时还有鲸骨，这正是远征东方的战利品。而西方是农业地带，殷认为出兵西方不会有多少收获。

殷最后的王叫纣，史书如《史记·殷本纪》等都把他写成一个暴君的样板。他的暴虐程度可以和夏最后的王桀相媲美。桀被认为是因爱美女而丢了国家，那名美女叫妹喜；而殷纣喜爱的美女叫妲己，连两个名字都很相似。

殷纣王宠爱妲己，为她建造鹿台的楼阁，在那里聚集财宝，于沙丘离宫中极尽酒池肉林之享乐。他蔑视神和祖先之灵，赶走贤臣微子启和箕子，还杀害了比干。殷纣王为了取悦妲己，让她开眼界，还大肆施行残忍的炮烙之刑——铜柱上涂抹膏油，下焚烈火，强迫犯人在铜柱上走过，掉下去就会被烧死。鄂侯因劝谏此事而被杀，听到鄂侯死讯的西伯昌叹声哀悼，被人告发，因此被纣囚于羑里的监狱。周人很担心，献上美女和财宝，才使西伯终得释放。这简直和夏桀囚殷汤于夏台后又释放一模一样，太像是复制的情节，这甚至成了“殷王朝虚构说”的依据。

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后的王，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中伤和诽谤。上台的王朝为了坐实推翻前王朝所用的口实，就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对方身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发挥到极致，最终出现的情形都差不多。

暂不管夏桀王的情形，殷纣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卜辞留下来，我们也可略知一二。卜辞中屡屡提及远征东方的事情，但在《史记》中却全没有记载。既然能编造出殷纣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隐瞒已有的事实。对周来说，殷东征似乎是必须隐藏起来的事实。有观点怀疑，周是趁殷东征的时机钻了其国内混乱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样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怎么愿意提起东征。

虽说纣是个暴虐的君主，但祭祀时用作牺牲的奴隶数量比起前代已有显著的减少。有可能是认为与其杀害奴隶，不如役使他们劳动、增加生产更好一些。或者还有可能是，抓捕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从各方面来考虑，纣存有慈悲之心的推理还是不能被一概否定。

至于轻鬼神一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这是胜利者所编造的。根据卜辞，我们了解到纣虽然减少了牺牲的数量，但仍然热衷于实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

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

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吧。

3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灭亡的时间是纣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纣可真是高寿了。可能是上了年纪，判断力变得迟钝，接受建议也不如以前虚心，引起了所谓老害，从而导致王朝的灭亡。

而在同一时代位于西方的强大势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属于一个首领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情况，此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战争都很多。

然而，战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殷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目的，因此招来了邻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农业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土地，对手戎狄的土地此前并未用来农耕。周并不是要从对手那里掠夺财物，而是农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战对手后再教给他们农耕的技术。

殷绝不是从纣的时代才开始衰弱的。纣曾二度亲征，有整编远征军的能力，也有神圣王的权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和远征，加剧了原本顺从部族的不满。这些部族因为纣是天下之主，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当听到西方出现了圣人时，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头就跟着造反”的念头。

西伯昌（以下称为周文王）求贤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钓的老人谈话，请他乘自己的车，以师长敬之，这是个有名的“逐夫”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吕尚，生活贫乏，无依无靠，甚至曾被妻子强逼着离婚。不过，周文王被他的言谈打动了，说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吕尚因此得号“太公望”。他后被称作“师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

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

两年后武王再度发动大军东征。在这两年里，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气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

就这样，牧野之战爆发了。

针对从西方进攻的周军，殷纣王动员了七十万大军。然而——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史记·周本纪》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军队悉数倒戈相向。

我们再回忆一下埋葬在庙堂建筑台基的地下军团吧。军团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姿势。在纣的军队中，可能奴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这些奴隶说杀就被杀了。同样，他们也没有对殷尽忠的义务。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过口传甚至传到了殷的中央地带，殷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军视为解放他们的队伍来迎接了。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年老的纣走投无路，“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神圣王朝就此终结，周取代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关于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种说法，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还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说法。从此，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4

关于殷王朝的社会情况，主要得依据甲骨片记载的卜辞和考古学调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轮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记录遗留下来。甲骨文中有“册”、“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记录，但现在没有实物存留下来。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灭殷之后故意销毁所致。

周是个长命王朝，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后面将要讲到，周在东迁（公元前770）之后被称为东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变成了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不过，王朝依旧延续下来。最终的灭亡也是自然消亡，没有像殷被灭时的牧野之战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意味着王朝的记录是持续的，不会被故意销毁。

诏敕要被送往各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诏敕，尤其是建国当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并留有大量副本，这样就能流传到后世。这些诏敕集被称为“书”。以前只记录了王说过的话，后来也增加了其他的记录。诏敕集被称为《尚书》，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书。南宋以后，这些“书”被儒者看作圣经一样，被称作《书经》。

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代，就是产生于民间的歌曲。当时存留有很多民谣，而孔子从中选择了305篇，这本选集仅记载“诗”，儒者视它为经典，称之为《诗经》。

除“书”和“诗”外，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也是重要的史料。当然，考古学调查也是有力的判断材料，而比起殷来，周代记录的数量则多出许多。不过，殷墟中发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没有报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类的陵墓被发掘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殷和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比较是追溯中国历史时极为重要的一点。被看做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没有传到后世。

从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这类事物总是新时代的要比旧时代的更加优秀才对。然而，只要是和青铜器相关，殷代在铸造技术和艺术性上都遥遥领先，而周代青铜器反倒是后退了。除了技术和艺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诗经》中也有称赞文王和武王的内容。不过，周人对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传达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师，殷王也是巫师的首领。与此相对，周王作为现实生活领导的一面更为浓厚。身为农务长官的始祖向周边民族传授农耕技术的神话，也表明了这一点。

再比较一下狩猎和农耕吧。对于狩猎，收获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农耕，只要人们足够勤劳，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丰收。农业性质的思考是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们也占卜，但并没有用占卜来决定所有事情。他们认为，人类的力量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将来。对上天和祖神，人们抱有诚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礼拜、献供、奏乐等，换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师”。

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

殷和周在种族上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种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创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应该认为属于同一系列。

然后，再比较殷周最重要的奴隶问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终结于殷，从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占有有力的证据，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认为周代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有当奴隶是生产主力时，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如果奴隶制社会终结，那就是历史的大转变。

殷和周可能在种族、语言方面属于同一系列，但却是不同体制的团体。按考古学用语来说，殷文化被称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遗物层上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层，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遗物层。在黄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层的上方还叠加了周的遗物层。不过，周的领地陕西省各地在龙山文化遗物层之上叠加的是周文化的遗物层。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说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隶的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地处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经创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贡维持政权的制度了。

周战胜殷不仅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体制压倒其他体制的范例。在这场不同体制团体之间的争斗中，因殷的败北，殷连同其体制都灰飞烟灭。

王国维说，周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周以后政权虽屡屡交替，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果是这样，殷文化仅仅是浮在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没有植根。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有很大的问题。也有人认同郭沫若的看法，认为殷周基本上属于同一体制的政权，其根据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视殷周交替为体制大革命的人们，所持证据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较少。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周代古墓约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过6人。针对于此，殷周同质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发现的周代古墓中没有王陵级别的。

如果发掘周代王陵，不能说没有发现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诗经》中也有讲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发抖的内容，不过，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至于给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动辄几百头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记录中只有数头。民谣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传颂活着的喜悦和对生命的爱惜。

通过可怖的巫师们进行交流、看不见摸不着、充斥了这个世界的神灵们都离开了，人们唱起了人类的歌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神灵的时代转变成了人类的时代。尽管是同一种族，神灵时代的人属于高度的感觉主义，而人文时代的人就变得现实主义。在青铜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

殷周同种族异体制这一说法更为妥当，而这也应该是古代学在今后发展中要重视的问题。

封建之世

1

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

《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

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

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

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

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

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

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

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

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

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

——有狱。

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

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

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

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

2

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

牧野之战大胜的周军在进入殷都后，肯定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来自西北和西南、算是开化了一半的这些人，必然会被殷的文化深深震惊，并深受影响。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饮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举行盛大的饮宴。周公特别担心殷的这种风气传染给纯朴的周人，于是颁布了《酒诰》，措辞非常激烈，规定公务员若聚饮，一律押回国都，全部处死。周和殷不同，不会轻易杀人，从《酒诰》可见，周公更担忧酒害。《酒诰》以第一级别公文的形式布告出去之后，还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当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么禁止，总会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为酒的俘虏。

《酒诰》警告的对象是周人，不过规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于酒则不能被处死，只说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饮酒成性的人因为上了瘾，不可能立刻戒掉。通过强调酒害，留给他们一个改变习惯的缓冲时期。而对此作负面猜测的话，也可能是对殷人溺酒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态度。所谓“工”，指的是技术工艺专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却还是需要殷的优秀技术的。

殷周革命成功两年后，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辅佐幼王的是周公。这时周的基础还不牢固，可能还有人对当时的论功行赏不满。殷纣王的儿子禄父处于武王三个弟弟也就是三监的监视之下，武王死后禄父似乎对三人煽风点火。对这三个武王弟弟来说，兄长周公拥立幼王后的独断专行让他们很不痛快。而禄父手中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牧野的殷军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来，此外和殷有很深关系的南方淮夷也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推翻周公。”人们认为是禄父在做劝诱。三监接受这份劝诱，真的只是不满兄长周公才同仇敌忾的么？可能还有原因，比如他们监督殷代遗民，深受殷文化的影响。周公为了保持朴素的风气下达了禁酒令，但三监的心里谋划的是要创建一个继承了殷文化的国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复兴殷为目标的禄父的陷阱。

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镇压了三监的起兵作乱。周在西方同样也有麻烦，不少诸侯反对讨伐三监之乱。可见，周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在初期确实不够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监之乱不管，就会导致新诞生的国家灭亡。周公力排众议，强行出兵，转战至山东半岛北端，花费三年时间，成功平定了叛乱。

平安渡过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终于安定了下来。禄父被诛杀，纣的另一个儿子微子开则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终于还是意识到殷遗民的集中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分散政策。

在那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不断相互联系。假如有块土地盛产盐，价格也便宜，但在别的土地上因无出产而价格昂贵，殷遗民就利用分散的优势，实行贸易。在迁到前文提到的安阳（殷墟）之前，殷被称为商。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

经过了三监之乱，周安定下来，成王、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黄金时期。

3

关于周王朝的创始年份，从董作宾提出的公元前1111年到其他说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

中国开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是临时加记的，故此人们明确了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在栏中再也没有漏过任何一年。

之所以纪年从这一年开始才变得明晰，是因为此前周代史官的详细记录都丢失了。可以想象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连秘藏于宫廷的记录都丢失了。建国当初的重要文献，例如五诰等因有大量副本，以《书经》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而成、康黄金时代以来的事件则变成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从而也成了重要的资料。青铜器因某种纪念而作，然后下赐，缘由被铸在上面，这种情形很多。

那么，导致大量记录丢失的天下大乱，是怎么回事呢？这次大乱在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总算是收了尾。可以想见，从那年开始，记录得以继续，年代也明晰了。

事情发生在武王之后第十代的厉王时期。因第六代恭（共）王和第八代孝王是兄弟，所以在此前一共是九世代。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厉王着力重建王室权威。《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好利”，“行暴虐侈傲”，而恶政具体到了什么地步却是不得而知。要重建王室权威必须寻求收入来源，所以具体到形式，可能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吧。一般认为这就是暴虐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压榨。《史记·周本纪》中说

——国人谤王。

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堤防虽然可以防水，但如果溃堤就不得了了。召公还劝谏说，用恐怖政策防民之口比这个还要危险。这里提到的“召公”，正是两百年前为周代建国立下大功的那个召公的子孙。虽然召公封于燕，周公封于鲁，二人仍被留在中央政府辅佐帝王。这份辅佐的工作也是世袭的。

忍耐力极强的人民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爆发了。

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周本纪》对这次大动乱的叙述像上面这样简洁，在竹简上也就是一行字。实际上，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暴乱中，人民袭击王宫，破坏了所有的东西。史官的详细记录，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

因为没有王，所以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施行政令，被称之为“共和”——这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不过，《竹书纪年》中有这么一句

——共伯和，干王位。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个受封于共国、名叫和的伯爵在代理王的职能。我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

不管如何理解，无论是共伯和，还是周公与召公，都是代替缺席的厉王施行了十四年政治。厉王在彘地死去，他的儿子在成人之后被奉还了大政，就是宣王。代理王工作的人却意外地悄悄抽身而退，《庄子》中就有文章称赞了共伯和的无私。

4

厉王为了振兴衰落了的周王室，强行实施带有压榨性质的政治措施。虽说周王室衰落了，但其衰落也只是相对性质的。有了比较的对象才能说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必须意识到，周王室的衰落是和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相比较而言的。与其说周王室穷，不如理解成在地方主义兴起的时代里诸侯们更富有。

既然旁系变得比主系更有钱，自然地，旁系也就不再那么听主系的话了。此刻起，诸侯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大政奉还的情形：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说诸侯们再次认可了周的宗主地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前诸侯是并不认可周的。厉王采取的强制政策因为不被认可，所以失败并导致大乱。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

夏末有妹喜，殷末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不管何时何处，家族内斗总是这样开始的。

关于褒姒的出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叫褒的小国因为有罪，为了乞求宽恕，向周王室献上美女。虽然这是个绝世美女，却从未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想一睹笑颜，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她总是不笑。有一次，烽火台因人为失误升起了狼烟。因为这是紧急警报，各地诸侯和军队慌忙赶到王宫，但当得知只不过是一次失误后，都一脸愕然。这个样子非常好笑，于是褒姒就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容颜更美，据说幽王为此多次派人升起狼烟。诸侯们烦透了，所以到后来狼烟升起都视而不见。

王后申氏出身于实力派申侯一族，她被夺去正妻地位，所生儿子又被废除了太子地位，申侯当然反感幽王。他与缯、西夷、犬戎等部族共谋，造反举兵。据王国维的说法，造反的核心势力犬戎是后来匈奴的祖先。

见犬戎等族大肆来攻。幽王急忙令人升起狼烟。而诸侯们一看，“又来了……”没当回事。没有援军前来营救的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死。传说太子伯服也被杀，而褒姒则被掳走。

周代国都宗周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犬戎族对宗周大肆掠夺，宫殿全被破坏。一般认为，把王的遇害全部归罪到美女褒姒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才是最大的原因。《诗经》中也有诗歌提到幽王随意向诸侯、诸臣索取土地和人口，说他判案子也是毫无章法，荒唐无稽。

可以说当时周已经灭亡了。不过，被废的前任太子宜臼还在外公申侯的领地上流亡。据说宜臼在褒姒生下伯服后，感到身处危险，就逃到申了。

《竹书纪年》中，有幽王十年（前772）王师伐申的记录，不过没有提到这次讨伐的结果。幽王伐申的理由是申侯拒绝引渡逃亡的前太子宜臼。而在这次讨伐的次年，幽王就在骊山被犬戎所杀。受伐的申侯依靠犬戎的武力发动反击，而接受犬戎援助的代价就是宗周的财宝。国都宗周被完全破坏也在情理之中了。

周推翻殷之后，将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定为副都，并命名为成周。躲在外公家的宜臼于幽王被杀的次年前往成周。

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

东周是一种亡命政权，不言而喻，没什么实力。从两百多年前起，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变得富强的例子并不鲜见。宗家一下子把先祖留下的宗周全败光了，所以也没什么脾气。

平王在位也有五十一年，但因为太子泄父死得比他还早，于是后来即位的是平王之孙桓王。名义上周是天下之主，但实力却在诸侯或是他们的下属手中。诸侯们无视天子、进行势力争斗的时代开始了。

孔子所编《春秋》写的是鲁国历史，以鲁的隐公元年为起点，相当于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从已确认了年代的共和元年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年。史家将此后的时期命名为春秋时代，接下来的则是战国时代。用东周作称呼的比较少见，因为周王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所以称作春秋战国时代更为恰当。

从春秋到战国

1

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关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区分点有各种说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春秋和战国的争斗性质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春秋是霸主的时代，战国则是篡夺的时代。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接连登场。所谓霸主，指的是诸侯会盟的盟主，而争霸就是争夺诸侯会议议长的宝座。

东迁后的周王室衰落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没人想取代周天子。而为了拥天子以发号令，诸侯们竞相争夺盟主的地位。

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

——天王狩于河阳。

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

召唤天子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不过，晋文公并没有取代天子的野心。

周开创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机，诸侯就立即赶来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进攻周王室，诸侯有义务在半途阻击。鉴于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过，即便有再多的亲戚和功臣，过了两三百年后，他们和周王室之间亲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远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谋面的亲戚已经不算是自己真正的亲戚了。

不过，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屏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缓和，而为了成为霸主，他们相互竞争，在各自的领地上推进开发。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还在日本做过展览。青铜器上面有五字铭文，提示是为燕侯所作。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势力范围就已达到了这个地区。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的烟墩山上发现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铭文，据此得知这是西周康王时代的器物，除了用来纪念封侯，同时也是为父而作的祭器。这些证据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势力影响到了长江流域。

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

被封在边境的诸侯们持续开发自己的腹地，从而变得富强。例如，太公望被封于齐，拥有现在的整个山东半岛。周公虽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鲁却夹在齐和宋中间，没多少开发的空间，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国。

后来统一天下的秦是个新来的诸侯。宗周被犬戎蹂躏、平王迁往洛阳之际，秦被给予岐山以西荒废的土地。就这样，秦襄公得周之助，开始有了爵位和领地。对平王而言，不只是赠与已放弃的土地，也是为了奖赏秦派兵护送平王东迁的功绩。

春秋各国中第一个以王自称的是楚。齐、晋等大国的首领只称公，而楚擅自称王。楚的势力范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见楚本来就和周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一般认为当时这片地方还是未开化的。《史记·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蛮”突出了一个“蛮”字。楚的首领熊渠曾公然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还让三个儿子称王。他放言说我就是蛮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惯例、称号什么的都无关，称王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在西周厉王的时候，楚停用了王号。厉王施行高压的“富强”政策导致天下大乱，前文已述。厉王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楚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发兵来伐，所以去掉了王号，也是怕这落为讨伐的口实。不过，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领熊通再度称王。这正是楚武王。综观整个春秋时代，虽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吴越外，其他诸侯没有一个称王的。吴越也是蛮地的首领，可以自顾称王。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则接连称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点之一。

2

从春秋到战国的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器到铁器的转换期。比青铜更硬而且价廉，还能大量生产的铁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了。

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草原上的骑马民族因为有了铁器，所以能够统治仍处于青铜器时代阶段的周边其他民族。也有说法认为，斯基泰等骑马民族从西方向中国传播了造铁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原始造铁在时期上虽早，但并没有传入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在晚些时候开发出了其他造铁法。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

不言而喻，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在春秋晚期，技术的发展使铁易过脆的缺点得以克服。这段时期相当于吴越崛起的时代，我同意这种看法。

鲁迅（1881—1936）的《故事新编》中有篇关于名剑的故事。主人公眉间尺的父亲是干将，母亲是莫邪，两人都是春秋晚期吴国著名的铸匠。此外，还有鱼肠剑、纯钧剑、太阿剑等其他同时代的名剑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发生的舞台都在吴、越、楚。越王勾践用过的名剑曾在日本展出过，在留给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把看一眼就知道很锋锐的名剑。

“矛盾”这个词是人人都知道的。它出自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卖矛和盾的商人，宣称他的矛能刺穿所有的盾，而他的盾能挡住所有矛的进攻，但在被人们追问其中“矛盾”的时候灰溜溜地走了。出典是《韩非子》，而商人却是楚人，于是我们就得知楚是锋锐、坚硬武器的产地。

如前文所述，《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有十四个栏。最上栏的周是王室，不是诸侯。在周的下面列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三个诸侯的国名。那么是司马迁弄错了吗？他不可能弄错这么简单的数字。有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不认可这十三国中的一国为诸侯。因他没有做任何说明，所以，会不会是擅自称王的楚被剔除在外了呢？但是，楚和其他诸侯会盟，跟中原的关系逐渐加深。司马迁否定的诸侯是吴的说法更有力。

吴在年表的最下端。同样是南方新兴国的越，消灭了吴王夫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但司马迁却没有因此给越设栏位。陈、蔡、曹等虽然是自西周就有的古国，但一直没有影响天下大势的能力，却都各自获得了一栏，所以有更多记事的越理应也有一栏才对，但司马迁却没这么做。他大概是认定越专门和吴争斗，让越在吴一栏里登场就已足够了。

春秋五霸有很多种提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较多。也有把吴越二者替换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

太公望的封地齐成为第一位霸主的最大原因是明君桓公，以及他得到的名相管仲（？—前645）。桓公死后齐仍然是个地方上的大国，但因家族内乱频繁而丧失了活力。

晋是继齐之后的霸主，是西周成王弟弟的封地。实际上，以山西省为大本营的晋也是自身旁系变强后取代了主系宗家而成为诸侯的。晋吞并了邻近几个小国，到文公的时候终于成为霸主。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内乱出走，经历了在各国流浪十九年的生活。他手握霸权，如前文所述，召唤周襄王到河阳，能获得这样的实力可能也是拜失意时候的体验所赐。

晋文公的功绩是，针对南方异类的楚国北上围宋，联合齐、秦前去救援，在城濮（山东省）大破楚军。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极大关照。当时成王问他：“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回国后当了君主，该怎么感谢我呢？”文公回答说

——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舍”是一天的行军距离，约合12公里。“退避三舍”意思是要后退36公里。据说城濮之战中，晋军果然退避三舍。

这次被打败的楚成王之孙楚庄王也算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在周国都洛阳附近的洛水东岸击败了陆浑的戎族，因而一举扬名。因为平定了周都附近的动乱，周王室也派侍从前来犒赏，为首的是一名叫王孙满的大夫。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室祖传的九鼎有多重。传说九鼎作为帝德的象征，从舜开始，经夏、殷、周传了下来。

若要解释其中含义，询问九鼎的重量，就是因为想把它运回楚国才有此问。“问鼎轻重”的典故就出于此，用来喻指图谋夺取政权的言行。王孙满答道

——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意思是舜、夏、殷、周都是更改了天命才得到鼎，而周尚有德，天命未改，你就想把鼎搬到自己家，这是做不到的。楚庄王对此回复说

——子，无阻九鼎！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啊！别老是把九鼎藏着掖着，就算有九鼎，周王室还不是照样破落。我们楚国戟头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个九鼎还不是小菜一碟！——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夺取天子宝座。

和上面三个霸主相并列的还有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人。吴越是夙敌。吴领有以现今苏州为中心的江苏省，越以浙江省会稽（绍兴）为大本营。两国因为接壤，经常爆发战争。

吴王阖闾在跟越国的战争中因伤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兴兵复仇，攻打越国，包围了会稽，越王被迫投降。越王向吴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在表面上装作异常恭顺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会稽之耻”，后来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

吴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

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

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

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

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

3

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

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

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

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

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

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

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

4

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

——诸子百家。

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

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

——古之遗爱也。

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

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

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

——不如修德。

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

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

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

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

5

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

——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銕”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讨伐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

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

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

——孔子贫且贱。

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

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

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

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

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

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

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恢复君主权力就是以礼——即秩序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为标准。不过，君主的权力恢复后，政治应由近仁之人来辅佐，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缘关系的信赖感，也是“仁”本身，是对帝王、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礼乐”和“仁”之间有对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也有复古和进取的深刻矛盾。围绕着这些，孔子的思想逐渐伸张成为一个很大的体系。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

统一之路

1

孔子的思想称为“儒”。后来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建立起学术体系，并称为“孔孟”。在中国如果提起“孔孟”，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对的“老庄”。

无法考证老子究竟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然而《论语》中老子并未登场，直到后来的《孟子》也没有提到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极为含糊地说“莫知其所终”。《老子》又称《道德经》，被认为是他的著作，战国中期以后所著的说法非常有力。老子本名李耳，字聃，楚人。据《史记》，他是辈分略长于孔子的同时代人。其思想尊崇“无为”，这与重礼乐即“人为”的孔子思想是对立的。

《论语·微子》中有个故事，讲的是楚国一个叫接舆的人，在孔子面前边唱边走过。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凤是虚构的鸟，据说会在太平时出现，乱世中隐匿。这个人把孔子比作凤，还说，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但你还有未来，不要白白送死。停下来吧！陷身于如今的政治中太危险了……

孔子听到这首歌，正想和这名男子交谈，但对方迅速离去。这个故事也揭示了有人批评孔子，说他从礼乐出发的政治活动没有用。特别是在楚国，这种情形很多。

可能是尊崇无为自然观点的人们创造出老子这个人物作为自己的思想始祖。暂且不论老子是否存在过，《老子》（《道德经》）中所述思想有众多的共鸣者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孔子的“仁”相对，老子主张“道”的观念。所谓“道”指的是遥不可及、不可知的事物，同时也是万物的根源。它被形容是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观点上接近于虚无思想。不过，“无为自然”强调人可以安稳度世，其实也并未否定功利性的处世方法。它否定了人为，不认可文化，而将原始生活描绘成了理想之乡。

与孔子的现实主义相比，老子可以说是幻想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孔子所编各地的民谣《诗经》三百余篇中收录了民众朴素、现实的声音。而在老子的故乡楚，则诞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们所作的高蹈、奇幻的《楚辞》。有人把中国人的精神比成是由“孔孟”和“老庄”这两根绳索互相缠绕的产物，也有外观表现为“孔孟”而内里却是“老庄”的说法。

老庄思想的“道”非常深奥，而称为“道教”的宗教团体的产生则是很久之后的事了。老子和庄子都没想过要建立起什么组织。既然尊崇无为自然的思想，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建立集团、组织等人为的行动。

庄子的本名是庄周，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他是魏惠王（前370年即位）或是齐宣王（前320年即位）时候的人，所以和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基本上是同时代人。

他的著作《庄子》描述了悟“道”之人的大自由，在哲学层面上论述了“道”就是不断地生成和流转，理想是跟随大自然的变动享受自由，也就是达到“游”的境界。若当世动荡不安，中国进入乱世后，人们就会被老庄思想所吸引。

组织了最强固思想集体的当属墨子。墨子本名墨翟，最初学儒。据说出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正是孔子死去的时候。不久他脱离了儒家，建立了另外的思想体系。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宗教氛围最为浓厚。他们信仰上天，还主张天下万物平等而不问长幼贵贱。儒家的“仁”也是一种爱，但这是把对父母、家族的爱延及到他人的一种差别之爱，故此遭到墨家的批评。墨家强调无差别爱，称之为“兼爱”。墨家还倡导“尚贤”，尊崇贤者的意思，说的正是才能主义，主张不管出身或阶级如何，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被授予天子、诸侯、宰相等地位，他们也必须尊奉上天的意志，勤劳工作。

墨子重视的除了“兼爱”、“尚贤”外，还有“非攻”，这正是否定战争的观点。把攻击视为非，而受到攻击后的反击则是被允许的。如果有国家遭到攻击，墨家就会集体前去援助防卫。据说楚将要攻宋时，墨子的三百弟子赴宋协助防卫，而墨子亲自去了楚国，劝说他们不要发动攻击。

墨子死后，墨家势力依然强盛，在思想界和儒家分庭抗礼。墨家因援助防卫，所以并不只是一个思想集体，还是技术能人的集体。他们建造防御的城墙，并制造橹等工具打击侵略军。墨是人的姓，但也有种说法认为，墨是木工的必备工具，于是有人推测墨子原本是栋梁之材的建筑家。《墨子》中可以看到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记述，可以说这在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

堪称可以匹敌儒家的墨家势力到后来还是逐渐失势，在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是墨家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而且天下人人平等的思想为特权阶级的统治者所厌恶，这也是加速墨家没落的一个原因。

2

司马迁在《史记》的年表中，列了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实际上是十三个），对战国时代则给出了《六国年表》。虽称作六国，但有除周王室以外的秦、魏、韩、赵、楚、燕、齐七国，故也称为战国七雄。而在最后，秦消灭了其他六国。处于表的末尾的秦成了握有天下的国家，所以不被计算在内，这就是称之为《六国年表》的原因。

战国时代除七雄外，初期还有郑、越、鲁等其他小国存在，但这些小国都慢慢落伍而被吞并，于是成了七雄相争的局面。不言而喻，竞争非常白热化。为了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获胜，诸侯们都在积极地网罗着有能力的人才。

诸子百家的人们也在寻找着赏识自己才能的诸侯。既有想出人头地的人，也有为实现理想的、豪言要兼善天下等等的自负的人。

孟子准备了数十辆车，带着他的几百个弟子，游历各诸侯国。而他自己的决定虽是成为诸侯之师，却没有入仕的想法。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是个民本主义者。孔子在社稷之上列了上天，孟子则列了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认为，君主的地位不应比前二者高，一旦失德就不再拥有君主的资格。齐宣王询问他关于周武王讨伐君主殷纣王这件事，他答道，损坏仁义的人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武王诛灭的不是君主，而是区区一介匹夫。这正是容忍革命的思想。

滞留齐国的时候，孟子如果想提什么建议，就直接去齐宣王那里，从来没有被齐宣王宣召过。如果齐宣王想向孟子了解些事情，就得亲自去往孟子的所在。有一次，齐宣王以生病不能前去造访为理由，想请孟子前来宫殿，于是派使者前去。孟子也正好有事情想对齐宣王说，正要赶往宫殿。当他一听到使者的传话，就说“我也病了”，拒绝参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孟子认定自己的理想不能通过齐宣王来实现，于是离去。

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

——无恒产者无恒心。

意思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财产，人心也不会安定。他认为，让人们有恒心的是政治，因此经济非常重要。所以，孟子的儒不是唯心论。

魏文侯也热衷于广集人才，据说他自己就师从于孔子的高弟子夏，学习学问。子夏的门人李克、西门豹、段干木等人在魏国，调节谷价，修筑灌溉工程。当时凡是参与经济、法律、产业实务的人都被归类为“法家”，而这些人虽然出自儒家的门第，但可以说一半是法家。同样仕于魏的吴起也曾是儒家曾子的门人，但被逐出门墙，原因是他不为母服丧。吴起贪财、好色，甚至杀妻，但却善于用兵，曾攻陷了秦的五座城池。吴起当然被归类为“兵家”。

说起兵家，春秋晚期仕于吴的孙武因其著作《孙子》享誉世界。他的子孙孙膑和吴起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也有著作传世。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兵家著作于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的汉代古墓中，于是人们得知被称为《孙子》的著作实际上共有两部。

齐国国都临淄周围的城墙有十三个门，西边的稷门旁列着许多大宅子，这些是用来招待天下的学者并请他们在此居住的。学者们并不一定要就职，可以只是自由地研究、讨论，并享受大臣或者其副职级别的薪水，这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流向他国而采取的举措。世人称这些人为“稷下学士”。《史记》列举的稷下学士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持道家老庄思想的人很多。信奉老庄思想的人中，大体上很少有做官的才对。恐怕稷下学士也是鱼龙混杂。

稷下的学术总管最初是淳于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是个无法进行归类、让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齐威王对他言听计从。一般认为荀子是稷下最后的学术总管，虽然被归类为儒家，但他主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天性本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后天的环境和习惯导致不善，所以要努力把这些负面因素排除。荀子正好相反，认为人性本恶，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圣人。二者在后天努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荀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叫做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学派消失了，未能流传下来。争论用的辩论术也就是论理学开始盛行，而论理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名家”。持“白马非马说”的公孙龙就是其中代表，他向赵惠王主张兼爱，所以本应属于墨家。任何学派都不得不尽力要在争论中胜出，所以论理学的专家“名家”经常门庭若市。

3

性善说和性恶说都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法律来规制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国家变得富强的就是法家。

秦起用的公孙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因为功绩而被封于商地，所以又称商鞅。他成为秦的大臣是在秦孝公十年（前352）。在商鞅实行政治改革后，落后的秦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以法律束缚所有的事情正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严刑峻法的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对国家来说，统治则变得异常容易。

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密告会得到奖励，反之，如果邻保中有坏人而不告发，五家的人就会因这一个理由被全部斩首。此外，分家也成了义务。一家如果有两名以上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税金加倍。人们于是不得不分家，分了家就要开垦新的土地，故此这项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开垦。阶级制度也更为明确，王族如果没有功劳，就再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军功是按战场上获得的首级数量来计算的。这就是等级以“级”来表示的缘故。

商鞅的第二次改革甚至禁止了父子兄弟同居，非常地不人道。不过，生产发展了，战争中的秦也变得强大起来，并成功从魏夺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秦一跃成为一流国家，正是拜商鞅这套高压的统治主义所赐。

商鞅之所以能放开手脚采取各种手段，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绝对信任。秦孝公于在位第二十四年（前338）死去，随后商鞅立刻垮台。因他制定的法律而遭殃的人数不胜数。即位的惠文君也是如此，自己的随从被商鞅处以刑罚。这位受割鼻之刑、八年未曾外出的公子虔，诬告“商君欲反”，想置其于死地也在情理之中。

商鞅开始逃亡，但他甚至无法在旅店过夜。根据他所制定的法律，如果留宿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旅店的老板就要受处罚。他一度在魏亡命，魏也是受到商鞅攻打过的国家，所以就把他送还给秦了。商鞅走投无路而起兵，最终被车裂而死。

杀死商鞅的惠文君在即位十三年时称王，就是秦惠文王。齐威王和魏惠王已经在九年前就称王了。韩也在不久之后效法秦，称王号。谁也不必再对周王室有所顾忌了。

秦虽杀了商鞅，但依然沿用了他的政策，没有改变统制国家的性质。拥有广阔的腹地是秦的一大优势。西方还有未开发的土地可供开拓，被称为“天府”的富饶的蜀（四川），之后也被秦收入囊中。分家义务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执行，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地利。

说到地利，楚也有同样的优势。南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江南亦很富饶。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

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各自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只是诸侯如此，他们下面的宗亲也在网罗着有能之士。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拥有众多食客已是耳熟能详。战国时代如果能持续再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国家被这样的宗亲（只有楚国春申君不是）或重臣取而代之。

此时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车战变为步兵战，武士直接骑马的骑兵战也成了强有力的战法。骑马是从北方塞外民族那里学来的。和塞外民族接触较多的赵最先采用了骑兵，也因此改换了军队的服装。《史记·赵世家》中详细叙述道，采用筒袖、裤子这样的胡服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下了大力气才说服他们。从马背上射箭是有很强机动能力的新式战法，被称为“胡服骑射”。

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出了一个名相申不害，整顿内政，也具备了不可轻侮的实力。

燕远离中原，和其他六国往来不多。但有辽东、辽西的腹地，拥有的实力也是个未知数。

齐王由太公望家族变为田氏，但齐和春秋时代一样仍旧是个大国，拥有稷下学士，可以说文化水平特别高。秦国的司马错非常清楚，文化水平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秦国虽然因商鞅的集权主义政策变得强大，但软实力反倒变得薄弱，司马错对此心知肚明。

4

在战国活跃着一批纵横家。除了实力的斗争——士兵们互相残杀的战斗以外，外交、谋略方面的斗争也愈发激烈。

关于外交和谋略，有个叫鬼谷子的人物，他手下还有两名俊才——张仪和苏秦。苏秦取“合纵”之策，指的是为应对超级大国秦，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起来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张仪的做法是，秦和六国中的每一国缔结和亲条约，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因为联合是横向的，故称为“连衡”（或为“连横”）之策。因此，谋划“合纵”和“连横”，四处奔走致力于外交与谋略的人被叫做纵横家。张仪和苏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有其他拼命来回奔走游说的二三流纵横家。

这种现象是在秦成为超级大国后出现的。合纵是对秦的防波堤。苏秦一手促成了合纵的成立，据说他身兼六国宰相。与此相对地，张仪的分化手段也很辛辣。在鬼谷子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张仪始终成绩优于苏秦。然而因为苏秦的合纵，秦在十五年间无法向函谷关以东发兵。强烈的自尊心使张仪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全力以赴破坏合纵就在意料之中。

六国中实力最强的是楚，接下来是齐。张仪收买楚的大臣，扶植亲秦派，成功使合纵派尤其是主张和齐同盟的一派没落失势。亲齐派的屈原被流放，后投身于汨罗江。为了使楚亲秦，张仪许诺说，要割让秦的领土给楚国。不过，楚和齐绝交后，秦看到两国若想重新修复关系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撕毁了约定。

之后出于复杂的缘由，楚怀王亲自出武关，前往秦谈判，被秦逼迫割让领土，他严词拒绝，于是被扣留在秦。怀王在秦国的土地上思乡不已，在焦思中死去。

能使楚大伤元气，可以说秦的统一天下大业就成功了一半。然而，这个功劳也不只是张仪破坏合纵得来的。秦依从司马错的意见，向蜀进兵，得到了四川的土地，这也使楚丧失了战意。秦得到了从长江上游攻楚的据点。张仪建议，为了统一天下，秦国应该首先消灭空有名分的周王室。司马错对此表示反对，主张应先伐蜀。司马错的意见最后得到了采纳。

——我国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让人民富裕起来是当务之急。

这是司马错的观点。虽然在张仪的辉煌遮掩之下不易察觉，但和破坏合纵相比，得蜀才是秦强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大量秦人移居到了人口稀少的蜀地，分家义务的法律必然会极大地推进移民工作的开展。秦的生活水平、经济力量必定有了令人瞩目的提高。

说到战国时代，容易给人一种七雄严密封锁边境、互相争斗的印象。实际上纵横家就穿梭于各国游说，殷遗民开创的商业也是越过边境进行的。各国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对商人带来的各种物资都很感兴趣，所以也给予他们方便。

来往于各国的商人中，有一个叫吕不韦的人物。他通晓各国的情况，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他在赵的国都邯郸见到了秦送去的人质——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说

——此奇货可居。

“奇货”意思就是淘到的宝贝。因为现在很便宜，于是准备买下并囤起来。

战国时代的交换人质是家常便饭。两国如果要做什么协定，就马上交换人质。像秦这样的强国，尽管说是人质，选择的也是在王族中不怎么重要的人。子楚虽然是秦昭王的孙子，却只是昭王次子安国君所生二十几个儿子中的一个。然而，此时秦的太子死了，次子安国君继兄长之后成为太子。于是，子楚就成了太子的儿子，所以他虽然在赵当人质，但在秦宫廷内的地位有了少许提高。

虽说是太子的儿子，他还有二十多个兄弟即对手。不过太子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没有嫡子。太子妃华阳夫人为了确保自己将来的皇后、皇太后的地位，就必须有个养子。当然要从丈夫的儿子中挑选，子楚也有这个机会。虽然现在是个不幸的人质，但谁又敢说将来他就不会是秦王呢？所以吕不韦才称他是奇货——一笔划算的买卖。

吕不韦对子楚做了大量投资。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终于成功地使子楚成了她的养子。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但唯一的差错就是子楚爱上了吕不韦的爱妾。

——把那个女人给我。

听到这个要求，吕不韦没有拒绝。这是号称邯郸第一舞伎的绝世美女，因此子楚对她的渴求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现在就拒绝了，以前辛辛苦苦的投资就打了水漂。于是吕不韦不得已，就把她给了子楚。不过，据说此时她已怀有吕不韦的孩子，至少《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是这么写的。生下的儿子起名叫政——这正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昭王死后，赵送还了子楚和他的妻儿。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继位，称为秦孝文王。不过这个孝文王在父亲昭王死后一年就随之而去了。华阳夫人的养子子楚即位，真的是个“奇货”。

子楚就是秦庄襄王。之后庄襄王也在在位第三年时死去。不言自明，刚满十三岁的太子政即位，时间是公元前246年。商人吕不韦任相国，被秦王称为“仲父”。这来自齐桓公对名宰相管仲的称呼，意思是“等同父亲的人”，也可以说仲父就是实际的摄政。

关于秦始皇的出生，前面所提的秘密究竟是不是事实已无从知晓。只不过他母亲曾是吕不韦的侧室，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吕不韦号称有食客三千，家童一万，过着空前奢华的生活。据说他还和已成为秦国太后、曾经的侧室还有所来往。但是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吕不韦把一个叫嫪毐的精力旺盛的人推荐给她，以顶替自己。据说太后是个离了男人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女人，可能吕不韦对她已无法应对了吧。

秦国在始皇帝即位的时候，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余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已经开启。统一天下并不仅靠始皇帝一人之力，而是日积月累的，从商鞅改革算起已过百年。

土崩瓦解

1

夏、殷、周在中国被称为“三代”，这三个世袭王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之主。不过，一般认为，三者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的地域。如前所述，甚至在江南都有周代青铜器的出土，于是人们从中得知周的势力范围出乎意料的广阔。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封侯的铭文，所以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就是周直接统治的地方。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王室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王室以封建制度委托王族和功臣来统治地方。封建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既推进垦殖，也发动战争。

春秋诸侯、战国七雄统治的土地，基本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作为地域名，这里被称为中国。如果没有秦实现的统一，可能会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家。以秦、楚、齐为名的国家并存，演绎着兴亡交替的历史。换言之，如今所说的中国是因为秦而诞生的。

先秦（用来称呼秦以前的时代）的文献中频现“中国”的字眼，意思是“国之中央”。秦以后的诗文中，很多情形下中国并不指代整个国家，而是国家的中央部分或者国都。《史记》在顺叙秦的世系时，时而中国，时而夷狄，其中的意思应该理解为秦的先祖时常被召到中央。

“中国”这个词并非“国之中央”的意思，而是指“中央之国”。因为有了秦的统一天下，所以直到现在还在用“秦”指“中央之国”。“秦”字的发音是chin，现在的印度语和波斯语仍然把中国称作chin。英语的china也来源于“秦”更不用说了。题外话，china后来有了中国特产陶瓷器的意思。

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正值战国诸侯开始称王的时候，相当于秦国商鞅下台的时期。在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欧洲，历史的主角和舞台正从希腊转向罗马。对罗马来说，为更多人所知晓的是东方的产品而非东方的国名。这产品正是丝绸。丝绸也出现在甲骨文中，写成现代的字形就是“丝”，现代汉语的发音是si，估计古代也应是差不多的发音。罗马人都知道，用令人惊奇的纤维制成的si的产地在东方。拉丁语中表示中国的ceres或celica，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si为语源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英语的silk属于同语系，无须多说。

话题重新回到秦始皇。在他十三岁即位的时候，他的秦国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了。对于即将实现统一天下梦想的秦，当时的人们有两种看法。赵被秦攻打的时候，齐人鲁仲连说服魏国客将新垣衍向赵派去援军，秦军因此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送还了当人质的少年始皇帝。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鲁仲连在对新垣衍的陈述中，把秦说成是一个不知礼仪、崇尚首功（战场上斩首的功绩）的国家。他还说，秦以强权役使士，像压榨奴隶一样压榨人民，如果要自己成为秦民，宁可跳东海而亡。在齐国文化人鲁仲连眼里，秦是一个野蛮的、只在战争中才算强大的国家。

另一方面，如果让持性恶说的荀子来评价，他会赞扬秦国的风俗：百姓淳朴，敬畏官员，故而顺从；政府里的官员严肃、恭俭、敦敬、忠信、有礼貌，还不拉帮结派。百姓顺从以及官员服务态度良好的原因在于法律的严酷。人类天性本恶，所以必须要以法律来约束。从荀子的这种看法出发，秦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

在这个集权主义的法律国家中，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始皇帝一手打造的。自商鞅铺设国家运行轨道以来，到始皇帝这一代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正在实施的郑国渠灌溉工程以及李冰在蜀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始皇帝所继承的庞大遗产。百年的岁月里，秦变成了与其他六国性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始皇帝是应运而生的人物。

秦虽然完成了天下的统一，但历史昭示，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大崩溃。即便花上百年的时间，集权主义性质的国家还是有着极大的缺陷，连始皇帝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以说最清楚秦国缺陷的就是褒秦的荀子。儒家的荀子认为秦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王道，理由就是“无儒”。这里说的儒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

荀子说

——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他指出，如果秦能把儒的理想主义在政治中纯粹地反映出来，就可以称其实现了王道。如果政治只是以驳杂的形态反映了儒，最多也就是个霸主。如果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而施行政治，那就只有灭亡一途。必须承认这个预言实际上完全说中了。

2

可以说始皇帝是强秦性格的化身。有利的一点是秦可以为所欲为，而丝毫没有公平和人情的余地。

二十四岁时他清除了相国同时也是仲父的吕不韦。在诛杀了和太后有不伦之恋的嫪毐后，首先就罢免了推荐这个妖人入宫的吕不韦。吕不韦被迫转移到自己的封地河南洛阳。然而，做了十几年的摄政、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即使被逐到封地，登门拜访之客还是络绎不绝。不久始皇帝又发布处理决定，令吕不韦迁至蜀。这一次始皇帝给吕不韦送去的亲笔信被《史记·吕不韦列传》引用，内容如下：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的功绩被全盘否定。被送往赵国的可怜人质子楚之所以能成为秦王，都是因为吕不韦的功劳。那时，吕不韦评价他为“奇货”。如果不是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做工作，子楚是不可能即位的。始皇帝也因为是子楚的长子，才能继父亲之后登上王位。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功劳。始皇帝清除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吕不韦，必然是在为建立王的独裁体制做准备。被勒令前往蜀的吕不韦觉察到自己“可能就此被诛杀”，于是服毒自尽。始皇帝还进而调查在参加吕不韦的葬礼时哭泣的人，并对他们处以流放。时间是公元前235年。

始皇帝并非是头脑发热，可能从十三岁即位开始，就已经在计划着完全掌握王权。从嫪毐大案到吕不韦自杀的三年内，他冷静地计算，逐个击破，最终达到了目的。

既然秦国有这样的独裁人物，那么当时的六国再怎么合纵，也逃脱不了对方的毒牙。不管怎么说，始皇帝在父亲为人质的时候生于赵国，从年幼不懂事开始，就过着逃亡的生活。秦昭王丝毫不顾当人质的孙子和曾孙，派军队包围了赵国邯郸城。吕不韦花六百斤黄金买通了监视的官员，好歹把子楚救回秦国阵地。留下来的子楚妻儿当然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吕不韦也有自己的考虑：始皇帝的母亲自幼在邯郸长大，对所有事情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秦昭王死后子楚的父亲安国君即位，始皇帝和他的母亲终于回到了秦国。九岁之前，他过的是头颅寄放在肩膀上的生活。对于始皇帝，我曾形容他是“魔性之人”。始皇帝不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秦向与其接壤的韩出兵后，韩把一个叫公子非的使者送给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始皇帝是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就把公子非送去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流传到了现在。始皇帝在读后甚至说，如果能和作者相会、交往，死也愿意。

《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

——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它断定，为了取悦人民而施行的政治就是混乱的开始。举例说，收取税金和年贡是出于应对饥荒和国防的需要，而人民却因性“贪”而不满。为了博得人民的喝彩声而减免税金的话，饥荒的时候就会有饿死者，外敌入侵也无法防御。如果刑罚变得严厉，人民会因法“严”而不高兴；然而如果放松刑罚，社会秩序就会乱套，市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主旨都是不能迎合、迁就民意。这本著作的作者是儒家荀子的门生，却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儒以文乱法”。若以文章和言论批判政治，“法”的权威就会降低。它主张应该赋予“法”绝对的权力，王依法施行政治。信赏必罚则是不言自明。不管是和王血缘有多近的王公，还是影响力有多大的豪强，在“法”的面前是一样的。血缘、人情，一概无视。父亲犯法，儿子也得告发。儒家批判这种违反人情的做法，但韩非子辩解道，如果做得不这样彻底就无法推行政治。这种学说非常对始皇帝的胃口。

始皇帝扣留了以使者身份前来的韩非，准备为秦所用。对此有危机感的是同为荀子门下的李斯。李斯最初是由吕不韦招揽的法家，因其才能而被认可，成了始皇帝的最高顾问。如果始皇帝起用倾心已久的韩非，李斯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道

——非是韩的公子，所以即使仕于秦，也会以韩国利益为先。不可起用。但也不能为他人所用，可以在秦国以某种法律的罪名诛杀之。

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

在法家的世界，就算是同门师兄弟也没有人情和公平。这让人联想起鬼谷子门下的张仪和苏秦之间也是火星四溅，以合纵和连横相争不休。同门的俊才、同学，相互之间也是敌手。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

韩非在秦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仍然活在秦国以及始皇帝心中。

3

可以说秦灭六国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始皇帝使这种势头得以加倍。

韩非子死后三年，秦国灭韩。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

两年后，赵国灭亡。将军王翦攻陷了赵都邯郸。

又过三年（前225），王翦的儿子王贲水淹魏都大梁，俘获魏王。

自此，春秋时代的大霸主晋分裂成的韩、赵、魏相继灭亡，秦的对手由六国变为三国。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将军王翦率领大军，消灭了最强对手楚国。

在韩和赵被消灭后，有强烈危机感的燕太子丹准备以暗杀始皇帝的方式来打开局面。刺客荆轲被送往秦国，但暗杀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暗杀是狗急跳墙的策略，但此时也没有其他手段可使了。燕在受到秦猛攻后，杀了暗杀大案元凶太子丹，向秦献上首级，想以此来平息秦的怒火。然而，秦并非是一怒之下才发兵的，吞并天下才是其真正目的。秦自然不把太子丹的首级放在眼里，仍然继续发兵。燕王逃到了辽东，但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燕国就此灭亡。

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蹂躏了燕国的秦军顺势南下，占领了齐都临淄，俘虏了齐王。时间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此前叙述中虽然一直用始皇帝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天下统一之前还是得称其为秦王政。而在消灭六国后，秦王政就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皇帝”称号。与此同时，谥法被废除了。各国的昭王、怀王等谥号，是在王死后依据其生前业绩和品行来选定的，这正是一种评价。始皇帝认为天子是超越评价的存在，那么如果废除了谥法后该怎么排行，就以数字来算。他宣称自己是始皇帝，接下来的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

——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始皇帝想要的是天子的绝对化。在此之前普遍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的“朕”被定为天子专用，就是绝对化的表现之一。此外，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秦一度包围了赵国邯郸，但因无法攻克，只得退兵。始皇帝的父亲子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时候。白起反对这次出兵，称病拒绝就任司令官。出兵失败后，白起说了句“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才导致这样”，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多嘴，必须以死谢罪。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

基于法家思想的政治要求，还要废止封建制而施行郡县制。也曾有人进言，在远离国都的地方封皇族为王。而李斯主张强行推进郡县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全国被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朝廷派遣，一纸调令就可调到任何地方。当然世袭之类是不能容忍的。中央也就是朝廷的指示会被传达到全国的所有角落。

继统一国土后，秦又在所有领域推行统一。这应该算是始皇帝的功绩。各国略有不同的字体都被统一为秦国小篆；各地有差别的度量衡也被统一；全国的车轮间距离被命令必须一致。当时的道路上因为辙较深，显现出轨道的形状，车轮就在其中疾驰。各国的轨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防御外国战车的进攻，至此已经被认为是没必要了。文字和轨的统一被称为“书同文，车同轨”。继军事上的统一后，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也开始实施。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烙上了“一个中国”的信念。从此人们就认为，分裂是异常的，统一才是正常的。

4

秦始皇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清除掉吕不韦，而在统一天下后，他的办事节奏让人感觉一下子快了许多。

提起万里长城，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始皇帝，实际上长城是战国时代诸侯在各自国界要地所筑的城墙。因为天下已经统一，所以始皇帝就拆除了这些城墙。齐长城围山东半岛而建，楚长城则依汉水到汝水而建。天下统一后，这些城墙就成了无用之物，还妨害了交通。只是北方的长城还不能拆除。究其原因，从战国晚期直到秦汉，匈奴俊杰辈出，北方塞外民族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秦始皇连接起燕、赵和秦自身在北方修筑的长城，并予以加固、加强。

《史记·蒙恬列传》介绍长城

——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记述说将军蒙恬率领了三十万役众，这是依法强制召集的役众。民众如果抗法，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商鞅开创的秦国法家政治在李斯手中变得更加严酷。

长城的建造引人瞩目，而拆除国内长城的时候也强征了很多人。始皇帝在即位的同时就开始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这项工程从全国征用民夫。此外还开始营造叫做阿房宫的巨大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营造骊山陵和阿房宫，共动员了七十多万囚徒。囚徒的数量确实显得过多。派遣至郡县的官员是依法家思想来管理行政的。对他们业绩的考核，是看是不是施行了更多、更严厉的法律，结果出现大量囚徒。囚徒数量多被认为是郡县官吏有能力的表现。于是，嗟怨遍布天下，但这样的声音也被法律压制住了。

始皇帝举行了泰山封禅的仪式。在泰山封禅的只能是圣天子，秦始皇自然深信自己有这个资格。尔后他开始巡历天下，亲自检阅自己的江山，在各地立碑称颂自己的伟业。队伍浩浩荡荡，给人们以威慑。使人民敬畏就是巡历各地的目的之一。

虽然是所谓天下的人民，但大部分还是被灭六国的遗民。长平之战中四十五万赵军曾经投降，但将军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杀害。因为有降兵叛乱的前例，所以对这四十五万降兵说杀就杀了。而他们的家属和亲戚何止百万。至于被秦灭国的六国王族、公族、相国、将军等，对秦肯定也有极深的仇恨。

后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军师张良，据说出身于韩国世袭相国家族。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寻访暗杀始皇帝的勇士，找到了一名能远投一百二十斤铁槌的大力士。在河南博浪沙的山里，这个力士将铁锤投向始皇帝的车，但偏差了一点点，最后击毁了副车。秦虽然展开了十天严密的大搜查，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犯人。

得到天下的始皇帝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据说那些神秘的方士们把这种药当饭吃。他们骗始皇帝说，只要给钱，你就能得到长生不死的药。但药的交付不能老是拖延下去，所以方士们只有趁夜色逃跑一途，方士侯公和卢生的就这样逃亡了。此时始皇帝也受到了责难。

对皇帝的批评是不可原谅的。正因如此，连谥法也被始皇帝废除了。始皇帝对可能“诽谤”过自己的学者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批评法家政治的，不用说就是儒家系统的学者。究竟是怎样的调查，史书中没有留下详细的经过，但记载说犯禁者有四百六十多人。

早一年，秦应李斯进言，实行了“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李斯的进言，内容是：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除医药和其他实用书以外，百家的书全要焚毁，特别是言及诗、书的。可见其主要目标是儒家。和政治没多大关系的老庄，对法家的李斯来说不算多大的威胁，而积极倡导以古代周公的精神推行政治的儒家才是最应防范的敌手。除了言及诗、书，进言中特别强调了“以古非今者”，这一点值得关注。

李斯的进言是赤裸裸的言论弹压，历史上称为“焚书”。仅仅焚书也不能让始皇帝安心，于是以方士逃亡案件为托词，逮捕了划为可疑分子的四百六十多名儒者，在国都咸阳全部坑杀。

焚书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三十五年（前212），总称为“焚书坑儒”。不得不说这就是秦的晚期症状。

5

焚书坑儒后，始皇帝将长子扶苏送往北方，责令他监督将军蒙恬。据《史记》记载，扶苏因劝谏焚书坑儒，始皇帝惩罚性地让他远离朝廷。不过，如果说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人事调动，其中也有疑点。在长城一线，蒙恬率众共三十万。前文已述，当时的匈奴正迎来兴隆时期，变成了极大的势力。此外被灭的六国遗臣的怨恨还未消尽。如果蒙恬和匈奴、六国残余势力纠合起来进攻咸阳，秦是无力抵御的。但奇怪的是始皇帝为了扬威，经常巡游天下而不在国都咸阳。这样看来，始皇帝是把长子送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坑儒两年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在巡游东方的归途中死于沙丘（河北省），据说年满四十九岁。巡游的一行人中，有宰相李斯、始皇帝末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宦官赵高随行。始皇帝在得病后，写了一封给长子的玺书，内容是回到咸阳后替我主持大葬，这正是对接班人的指名。然而，赵高和李斯、胡亥三人共谋篡改了玺书——至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是这么写的。这件事情只有三人知道，而三人后来全部被杀。那么为何玺书被篡改一事能被他人所知呢？历史总会时不时出现这样的疑问。不过三人有过共谋，基本上不会错。

在秦国，传位于长子基本上已是原则。始皇帝的祖父安国君虽是次子，但他是在兄长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的父亲子楚虽是华阳夫人的养子，但也是在异母兄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当然是长子。这样看来，在北方担任重要职务的长子扶苏成为二世皇帝是理所当然的。

在巡游中随行的胡亥是末子，是个愚蠢的人物。宦官赵高是他的老师，所以在胡亥即位后他就可以掌握大权。法家宰相李斯也是个野心家。长子扶苏除了英明，从劝谏焚书坑儒可以看出他还偏好儒家，至少应该是反对法家政治的。而愚笨的胡亥则容易控制。所以如果英明的扶苏即位，李斯就有失势的可能。虽是密室中的事情，玺书的篡改却是事实。

仅伪造一封指名胡亥为继任者的玺书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又炮制了赐死扶苏和蒙恬的玺书。在视法为绝对的秦，玺书是不能违抗的。扶苏在接到玺书后立刻自杀，将军蒙恬虽然对命令存疑，也被迫入狱服毒自尽。结果导致三十万民众向南散去，英豪冒顿单于（单于在匈奴语言中的意思是首领）率领的匈奴军进入了曾由蒙恬驻守的鄂尔多斯。关于匈奴有多种说法，他们的人种体格更接近于欧洲人种而非现代蒙古族，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过去东胡和月氏很强，匈奴有段时期被夹在东西两个强国之间苦不堪言。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见不到匈奴的身影，也是因为它没有南下的实力。然而曾在月氏当人质的冒顿从月氏成功逃脱，杀了父亲头曼单于自立，进而击破东胡，赶走月氏。

匈奴中出现俊杰的消息应该也传到了始皇帝的耳朵里。派遣扶苏北上是他对策中的一环。如果杀了有三十万民众的蒙恬和扶苏，显而易见匈奴将会南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玺书的伪造基本上不会有错。

必须说，秦在大统一后紧接着大崩溃，这是必然的。应当看到，秦在大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播撒了大崩溃的种子。始皇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死亡是在公元前210年，接着秦帝国的灭亡是约四年之后，公元前206年的事情。夺取天下十几年后就灭亡了，其分崩离析速度之快，真的令人震惊不已。

拥立二世皇帝胡亥的李斯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此前他还杀了同门的韩非。这是个要杀尽所有对手、冷酷无情的人物。始皇帝除了胡亥和已死的扶苏外，还有很多子女。李斯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他的恐怖之处体现在，从男到女一个不留，十二个公子和十一个公主全部成为牺牲品。他用这个恐怖政策警告人们，如果胆敢反抗二世皇帝和他身后的李斯，就会性命不保。然而，法家化身的李斯也犯了致命的失误。

这就是二世皇帝的老师赵高，他也是知晓并参与密室阴谋的人，所以对李斯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对手。可能二者都想收拾掉对方，但李斯并不把宦官出身、身份低贱的赵高放在心上。在抢先处死二世皇帝对手的同时，赵高以二世皇帝的名义逮捕了李斯，并予以处死。在冷血这一点上，赵高绝不亚于李斯。赵高深知，如果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早晚会为李斯所杀。从李斯的所作所为来分析，谁都会有这种看法。

李斯就因为这次大意，眨眼间就被人从世间抹去了。在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争斗中，李斯最终还是失败了。

6

始皇帝死去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兵。他们并不是秦所担忧的六国遗民中的实力派，而只是所谓长工农夫的低级阶层。他们是被征用为渔阳（今北京）守备军的兵卒。两人是屯长但不是指挥官，轮流负责照顾、管理同行的兵卒，说成当值更为贴切。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达渔阳，然而在途中因大雨阻挡而无法前进，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期限了。

关于秦“法”之严，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迟到就是死刑。反正是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发起暴动，如果成功还可以出人头地。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陈胜的话。他激励兵卒们，所谓王侯或将军、宰相不是天生的贵种，我们也能做。

起兵完全没有计划，只是为了一个理由——下雨导致道路无法行走，故此不能赶上期限。不过，造反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集结了六七百辆战车，千余骑兵，数万兵卒，攻占了陈城。这座大城曾做过楚国三十七年的国都。

陈胜自称陈王，而吴广称假王（副王）。陈城中有叫武臣、张耳、陈余、周文的人物，其中张耳是天下知名的名士，秦统一后他隐匿身份。据说始皇帝曾以千金悬赏寻找，对陈余的悬赏是张耳的一半，即五百金。始皇帝死后，这些人在造反起事时纷纷出现。于是在长工农夫为主体的造反军中，知识分子也慢慢地加了进来。人数是增长了，但所有人堆在一块反而缺乏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同志的情谊。如果说唯一的共识，那就是反秦的感情。他们都是在秦代最命苦的楚人。

被陈王任命为将军的周文，率千辆战车及数十万兵士直指函谷关，但秦朝将军章邯指挥的囚徒军击溃了这支造反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武臣、张耳、陈余也应陈王的命令北上，将赵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因为也是为秦所灭，所以没有抵抗。陈王命令他们从赵攻击秦，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要进攻西方的秦，就必须要做好恶战的心理准备。他们把目光投向同样为秦所灭、处于东方的燕，没多久就起了内讧，西征也就此搁置。吴广因过于傲慢，被将军田藏所杀，而自称赵王的武臣也因零星小事被人杀害。

章邯取得函谷关大胜后，乘势逼近陈城。陈王陈胜被自己的驾车侍者杀死，他在王位上待了仅仅六个月。

尽管陈胜、吴广都死了，他们所引发的起义风潮却未能被镇压下来，造反已经遍及全国。这时，项羽和刘邦登场了。

后面将会讲述汉高祖刘邦。不过仅就此时而言，造反的主导者还是项羽。项梁在距离陈城相当远的浙江会稽起兵，他父亲项燕在对秦战争中阵亡。起兵的时候，项梁杀了秦任命的会稽郡守殷通，而砍掉殷通脑袋的就是他的侄子项羽。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预言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意思是说，就算楚衰亡到只剩下三户人家，如果秦被消灭，那么灭秦者也一定是楚人。在对秦敌忾之心如此强烈的楚人中，项氏是武将中的名门，知名度要远远高出陈胜和吴广许多。

此时，陈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各地。当时满布天下的造反军都有呼应陈胜的意识。既然失去了造反的核心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找新的中心。而最合适的中心，不言而喻就是项梁。在项梁身边出现了一位叫范增的老人，他说陈胜的失败在于自立，应该把楚的王族子孙立为王才对。于是项梁在民间找到了一个叫心的牧羊人，因是楚怀王之孙，于是立他为王。这个人正是反秦运动的象征。项梁奉楚王，在薛召集各路造反将领，其中以一军之将的身份参加集会的人里面就有刘邦。时间是陈胜死去半年后，即二世皇帝二年（前208）六月。李斯被处死是在第二年七月，同年九月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造反军。在这场战斗中项梁身死，于是楚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梁的外甥项羽为次将，继任项梁的职位。不久项羽杀死宋义，成为造反军事实上的核心。

此时秦将章邯正在攻赵。项羽前去救援，在巨鹿击败了章邯。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了项羽。他在出征时听到李斯被处死，觉得如果胜了，就必然会招来赵高的嫉恨而落个被杀的下场。自函谷关一战以来，一直连战连胜的章邯也在巨鹿一败后决定听天由命。严酷的法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也会把人逼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不管是谁，如果知道会被严罚，肯定会想方设法摆脱制裁。不过，项羽突袭了投降的二十万秦军，并在新安城南把他们全部坑杀。但他没有杀章邯等几名高级军人，准备让他们做攻秦的道路向导。

越来越多的造反军加入到讨灭秦的队伍中来了。但被拥立的楚王——被称为义帝——当着众将领的面作了一个约定：

先定关中者王之。

郡县制的脆弱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楚王和造反各将领都考虑恢复封建制。不言而喻，谁都想成为肥沃土地上的王。自然，成为天下之主的秦所倾力开发的关中土地——包括咸阳在内的辽阔土地是最好的。

这一次，赵高把大祸归罪于二世皇帝胡亥，强迫他自杀，然后拥立在北方含冤而死的扶苏之子子婴。因无皇帝之实，此时的称号被恢复成诸侯时代的秦王。

赵高打算操纵子婴，却反被其所杀，父族、母族、妻族被尽数杀死。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子婴即位第四十六天，造反军出现在灞水河畔，但不是开赴函谷关的项羽，而是破武关的刘邦军的身影。

子婴以白马牵白木车，坐在上面，脖子上挂着辫绳，向刘邦投降。据说这种仪式是诸侯投降时的惯例。

时间是子婴元年（前206）十二月。

汉风起兮

1

刘邦是沛县（江苏省）人。和项羽不同，他出身庶民，父母之名不详。对这位大汉王朝的创始人，成书于汉代的《史记·高祖本纪》中只提到其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而这并非人名。在中国同姓不可结婚，妻子在婚后也不换姓。刘邦似乎是随母姓的，可能是双亲并未正式结婚，或者是父亲入赘的情形。

——好酒及色。

即便是身为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得不这样如实地描写刘邦，无意隐瞒他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件事。但刘邦性格坦率，乐于助人，被任命为泗水（江苏省）的亭长。在秦代制度中，所谓亭是指每十里所设的机构。有“十亭一乡”的说法，所以亭是最小的政府部门。

小官刘邦被命令率领民伕前往骊山（陕西省）始皇帝陵的建造营，但途中有一两个民伕逃跑了。始皇帝对自己的陵墓煞费苦心，尤其为了防盗掘而设置了不计其数的机关。根据这个传言，知晓陵墓秘密的民伕在竣工后必定被赶尽杀绝。所以听到这个传闻后，民伕因为害怕而逃走了。而如果不能带来规定的人数，领头者也要被依法处决，所以刘邦也成了逃亡者，躲了起来。全国各地必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这类逃亡者。他们为了自卫而结成了团体，并且尽可能地藏身于出身地的附近。他们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只应获得同情而不应被怨恨，所以受到了亲戚友人们的秘密帮助。

陈胜、吴广起兵时，逃亡者们纷纷起事以呼应他们。刘邦在故乡沛县附近逃亡的时候，从大泽乡（安徽省）传来了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

沛县县令自然是中央派遣来的人，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各地郡守和县令被拿来祭旗的消息不绝于耳，于是这位县令决定应声造反。书记萧何、狱吏曹参在筹划的时候，建议唤回附近几百名沛县出身的逃亡者。前去召集逃亡者的并非官员，而是和他们非常熟络的狗屠（杀狗职业）樊哙。逃亡者的头领自然就是刘邦。

但是这时县令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他是一名深知法律严酷的秦代官员。他准备捕杀造反派，于是萧何和曹参翻出城墙，去了刘邦的所在地。刘邦以箭文和城内取得联络，促成了起义。城内的父老带领子弟们杀了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全县造反。于是，集结在刘邦麾下的不仅有沛，还有附近各地的大量逃亡者。就这样，刘邦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造反军团的指挥者。此前是他上司的萧何和曹参反成了他的部下。人们为了在乱世中寻找出路，必须找一个有能力的指挥者，而指挥者此前的身份不是问题。

刘邦军团最终实现了首先进入关中的目标，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大危机。至于原因，造反团的主流项羽最终越过函谷关（河南省），了解到被刘邦抢了先。而楚王也就是义帝曾有过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进入关中的刘邦军有十万，而项羽军是四十万。如果激怒了项羽，刘邦军就马上会被踏平。刘邦虽进入了咸阳（陕西省），但他封了官库，没有染指后宫三千美女，敬候项羽的到来。接着，他前往项羽的驻地鸿门，为自己辩解。

这个场面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羽的军师范增建议说，“刘邦不可不杀”。项羽因刘邦态度恭顺，不是很想杀他。无赖好色的刘邦没有碰后宫美女一根指头，没有比这更恭顺的了吧。范增认为这是刘邦胸有大志的表现，更要杀他。造反初期刘邦就有了优秀的军师，生于韩国相国世家的张良，正是雇大力士暗杀始皇帝的男子。这位张良曾经救过项羽叔父项伯的命。既然项羽阵营有杀刘邦的意向，于是项伯急速报告张良。

名门出身的项羽向来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刘邦。被范增劝了无数次，他还是不想杀。项羽也很自负——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的对手？——自信满满。范增有识人的眼光，见项羽不肯，就命令项羽的从弟项庄拔剑起舞，伺机刺杀刘邦。剑舞一开始，觉察到危险的项伯也拔剑起舞，庇护着刘邦。接下来樊哙也上场，陈述着刘邦的功绩。没多久刘邦借口去厕所，顺着小道返回了灞上（灞水河岸）的阵地，把后来的事全交给站在一边的张良。这是戏台上的著名场景，也被润色成故事小说。鸿门宴不管细节如何，刘邦的性命危在旦夕是千真万确的。

刘邦进军关中时，宣称如果自己为王，就只约法三章，秦的其他法律一律废止，博得了喝彩。要知道，秦民受严刑峻法之苦，早已到了难以尽齿的地步。刘邦的约法三章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仅此而已。

项羽进入关中后，就杀了已经投降的秦国子婴，掠夺了已封存宝库的财货，在宫殿放起大火。据说咸阳的大火连烧了三个月。结果，刘邦没被封为关中王，而是被封为汉王，下辖巴、蜀、汉中的土地，也就是从陕西到四川的领地。项羽把关中分成三份，分给和自己同气连枝的三个臣下，而自己做了梁、楚九郡的王，号称西楚霸王。如果君临关中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然而项羽衣锦还乡的愿望太强烈了。

被架空的楚义帝不会总听自己的话，所以不久之后项羽就杀了他。

从刘邦的情形可见，项羽的论功行赏极为不公平。因此，齐、赵各地的将领们背叛了项羽。项羽为此果断北伐。有强大战斗力的项羽军连战连胜，但残杀降卒使他不得人心。各地游击式的抵抗始终不绝，项羽不得不东奔西走忙着镇压。在项羽为根除游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邦终于动手，出汉中占领了天下的中心——关中。用刘邦的话来说，按照楚义帝的约定，关中理所当然是我的领地，我只是从项羽一脉的领主手里取回来而已。不言而喻，项羽被激怒了。这样一来，项羽对刘邦，也就是楚汉战争开始了。

2

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要叙述这场战争，就一定要对二者的性质作一比较。生于武将世家的项羽战斗力很强，虽然集结了军众，但精锐被安排于核心，事实上属于少数精锐主义。可以注意到，《史记》中把刘邦造反起义时的军众称为子弟，项羽的则称为精兵。

项羽战则必胜。他在彭城（江苏省）打得刘邦落花流水。十万汉兵被赶到睢水，据说尸体堆积成水坝，截断了水流。刘邦在荥阳（河南省）求和。项羽虽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名声却很差。反秦战争时期，他杀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降卒，论功行赏也不公平。对刘邦之所以不能够穷追猛打到底，是因为东方游击战的蜂起。

各地的军队当然也在观察二者的强弱，按理说会依附到强者一方，但为了势力的均衡，他们决定加入刘邦一方。因为他们期待刘邦可以对自己的功绩作出公平的评价。韩信投靠刘邦，平定了齐，转而南下威胁项羽。此外，游击军一直是刘邦的伙伴，其首领彭越因指挥游击战而知名。

在平定了天下后，刘邦说，作野战的指挥官自己不如韩信，制定作战计划则军师张良更高一筹，补给方面自己没有萧何的手段，而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全在于能够很好地用这些人。这里讲的正是包容力。

与此相对，项羽的性格则是凡事必定亲力亲为。即使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部下必然会心存不满。

刘邦在秦灭亡的公元前206年被封为汉王，因此在统一全国后仍定国号为汉，并以这一年为建国起始。秦灭亡是子婴元年十二月，但秦历中十月为岁首，所以也就是年后只过了三个月。

公元前203年相当于汉高祖四年。这一年双方议和，以叫做鸿沟的河流为分界线，约定东为汉，西为楚。项羽很快解散了军队，回到东方，但刘邦撕破协定，滥发授予领地的许诺书，借此集合诸侯兵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安徽省）。项羽因在围营的汉军中听到自己故乡的楚歌而绝望，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来历。他带领少数精锐，突破包围圈，南下到乌江（安徽省），在那里自刎而死。据说最后的遗言是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意思是自己一直很强，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命运所致，也就是上天要灭亡自己，并不是自己战斗力弱的原因。

时间是汉高祖五年（前202）。诸侯汉王刘邦从这一年开始就成了天下之主，由王变为皇帝。汉王朝这个长命王朝开始了。西方用“秦”（chin）来称呼中国，而汉族、汉字、汉文、汉语、汉诗、汉法乃至于汉奸这些词中的“汉”等于“中国”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这个王朝因王莽篡夺，于公元7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王莽也是十几年后就被灭，依然是继承了汉血统的刘氏王朝建立了起来，持续到禅让于魏曹丕的公元220年，大约维持了两百年。汉代以王莽时期为分割线，被分称为前汉、后汉。前汉的首都是长安（陕西省），后汉的首都是洛阳（河南省），故而根据位置，也被分称为西汉、东汉。在中国，尤以后一种叫法居多。

《史记》中引用了项羽（《项羽本纪》）和刘邦（《高祖本纪》）的诗歌。项羽的诗歌是在逃出垓下城之前，和情人虞美人分离时所作。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在此自傲于自己的力量和气概，把战败归于天时不利和爱马。

刘邦的诗歌是在平定天下后，回到久久未归的故乡沛，见到老朋友的时候创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95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意思是虽然平定了乱世，但为了守护这份和平与统一，最想要的就是勇猛的将士。与项羽的歌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人性格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项羽过于依赖自己的力量，而刘邦对自己得人才、实现天下再次统一深有心得。高祖刘邦死于作这首诗歌的七个月后。

3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介绍了项羽和刘邦的诗歌，在引用了这两首之后，每首都标明

——泣下数行。

项羽的情形是身陷包围，渴盼生还，在终于逃脱的时候自然流下了英雄泪。而刘邦的心情则比较复杂。

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必须挨个清除功臣。除了萧何、曹参、樊哙等沛的同乡外，还有至今未曾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人接连参加到他的阵营，并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人看到跟着刘邦走就有利可图，于是选择了加入。若仅是如此，刘邦与他们之间就没什么情谊，有这样手握大军的同伙是很危险的。刘邦的妻子吕后比他更担心这一点，她所生的独子不像父亲，非常软弱。刘邦在世的话，还能起到震慑的效果；一旦刘邦亡故，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更急于肃清功臣的是刘邦背后的吕后。

首先被清理的是燕王臧荼。他是项羽阵营的人，在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做了燕王，所以可以说是汉王的同级生。韩信为刘邦平定北方的时候，燕王才加入汉方阵营，所以他虽是功臣却关系浅淡。据说燕王在消灭项羽后就谋反，可能是在汉看来，相熟度很低的王坐拥大军过于危险，故而以谋反为口实派军队前去讨伐。高祖亲自出马征讨臧荼，平定后任命卢绾为新的燕王。卢绾和高祖是出生在同里、同日的发小。

高祖七年（前200）韩王信串通匈奴谋反，在铜鞮（山西省）被汉朝打败。在秦将蒙恬被伪造玺书杀害后，匈奴南下屡屡威胁汉朝北方。韩王信因为领地荒凉，准备用外交手段避开锋芒。但他和匈奴的谈判被指为通敌，逼得他不得不谋反，这似乎才是真相。

韩王信和韩信是同名异人。战国韩王之孙信被称为韩王信，因“胯下”有名的才是韩信。韩信对高祖统一天下功劳最大。如果不是韩信从齐南下，已经在彭城、荥阳战败的汉军就会被项羽歼灭。韩信在天下统一后被封为齐王，上交军队后被移为楚王。楚王韩信被人密告有谋反的嫌疑，被送到洛阳接受盘问。韩信曾在垓下能调动三十万援兵，却不能马上诛杀项羽，于是首先把他降格为淮阴侯。韩信称病不参见皇帝。后来被派往北方的陈豨自称代王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此时韩信却告病未曾从军，遂被以串通陈豨的借口处决。这是后来加上去的理由。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从王降格到侯这件事上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刘邦亲征后，留守的萧何和吕后共谋诱杀了韩信，时间是高祖十年（前197）。

在游击战中极为活跃、被立为梁王的彭越，也被以谋反的理由诛杀了。彭越和韩信、黥布一道，动员大军在垓下支援刘邦。垓下三名将中的韩信和彭越相继被杀，所以淮南王黥布感到不安也是必然的。他是从骊山脱逃的犯人，从脱逃人群的头目成为一军之将。虽然并未谋反，但他觉得也会被什么理由所杀，所以既然是同样的下场还不如先动手——黥布的情形是真正的谋反，他攻打高祖的堂兄荆王刘贾，刘贾战死。

这一次还是高祖亲征，大破黥布军。此战，高祖中流矢负伤。尔后刘邦命令其他将领前去追击，自己凯旋返回长安。途中顺便路过故乡，《大风歌》就是作于此时。

建国元勋——猛士大部分都被清洗了。他放歌表达想在故乡土地上得到猛士的愿望，这份心情显示得极为强烈。包括垓下三名将在内，被清洗的人在刘邦眼中都只是外人。可以说，正因为是外来者，所以不能麻痹大意，只有清洗一途。然而在刘邦准备回长安时，就传来了他在沛的同乡、同日生的卢绾串通匈奴的消息。被立为燕王的卢绾最主要的任务是防备匈奴，为此必须得到匈奴的情报，于是送去了间谍。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揭发了这件事，这被认为是在和匈奴串谋。为了调查真相，高祖召还卢绾，但卢绾害怕，称病拒绝进京。高祖一怒之下命令周勃前去讨伐。

卢绾原意是想等度过风口浪尖后，再作详细的说明，这样刘邦就会谅解。然而，刘邦因在和黥布战斗中负伤，不久死去。事已至此，卢绾不得不亡命于匈奴。

清洗的名单中一般只有外人，但最后的一栏里标记着高祖的发小之名。于是，汉在已经清除的王之后，立了刘邦一族。例如，代替彭越被立为梁王的是高祖的第五子刘恢，继卢绾之后被立为燕王的是高祖的末子刘建。此后，非刘氏就不再被立王。

秦实施的是完全的郡县制，但在始皇帝死后就立刻土崩瓦解，这被认为是没有屏藩的原因。周代封建是完全的封建，只有王都的附近是王朝的直辖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诸侯愈加强大，变得无视王室，从而进入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时代。汉以史为鉴，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并用。全国置郡县，中央派遣官吏，同时也将皇子、皇族立为各地的王，并以国称之。秦末动乱中，秦代皇族的实力派中并没有掌握地方势力的人。如果王朝改变，官员们只需要改变主人就可以了，而皇族就必须和王朝休戚与共，他们被期待能尽全力防止叛乱。

清洗元勋也是为了避免成为周代那样的封建的举措，但给人的回味不怎么好。

4

高祖刘邦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前195）四月在长安长乐宫死去。正妻所生的独子刘盈即位，死后谥惠帝。废止了谥法的秦朝非常短命，所以在那之后的中国，任何王朝都不用二世、三世这样的提法。皇帝刘盈性格软弱，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吕后在执政。

在清除元勋、功臣这件事上，吕后比高祖更热切，前文已提到。高祖死后，她就把清理的重心转移到能成为自己儿子的竞争者的高祖庶子们身上。

戚夫人最受高祖的宠爱，她所生的皇子刘如意自幼就被封为赵王。吕后召来赵王并毒杀了他，对他母亲戚夫人施以极为残忍的肉刑。砍断手足、挖眼烧耳，逼她服哑药而不能出声，然后放到厕所里，取名叫“人彘”（人猪）。惠帝被母亲展示的这个人彘吓出了病，一年多的时间里下不了床。

——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不能治天下。

惠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后他沉湎酒色，不再关心政治。吕后有一子一女，女儿就是鲁元公主。她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做了惠帝的皇后，也就是说，让惠帝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做了惠帝的妻子。按吕后的想法，她期望吕氏的血脉能在汉王朝血统中越来越浓。但期望落空了，皇后未能产下子嗣。

惠帝在即位七年（前188）后死去。吕后命皇后张氏以他人之子为养子，立为太子。与汉王朝没有任何关系的少年即位，吕后开始摄政。吕后的专横还在继续。非刘氏者本应不能封王，但吕氏一族被接连立为王，连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偃都被立为鲁王。

吕氏如此专横，为何手握高祖千军万马的将军大臣们就容忍了呢？这是因为吕氏一族有吕后这个大后台。吕后党中只有一位实战将军樊哙，他是吕后的妹夫，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厉害人物了。现在只需要等年事已高的吕后死去就可以了。如果为了刘氏而起兵诛灭吕氏，只能招致更多的混乱。值此建国还没多久的关键时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只要是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白白浪费力气。就这样，吕后时代持续了八年。刘氏王如果不娶吕氏女她就不得安心。赵王刘友被强令娶吕氏之女为妻，但他根本不爱这位正妻，而是宠爱其他女子，惹得吕后大发雷霆。赵王被召至长安幽闭起来，不给饭吃，最后活活饿死，这事发生在她死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终于死了。吕氏一族中虽然也有吕禄、吕产等人，但根本不是隐忍多时的刘氏武将们的对手。太尉（国防部长）周勃和丞相陈平很快就全歼了吕氏一族。周勃进入军营，下令

——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

这是个著名的命令。“袒”指的是脱衣，显露肩膀。强迫他们露右肩或左肩表明立场。军中之人全部露了左肩。偏护、偏袒也被称作“左袒”，就是由此而来。吕后尽管有出色的策略计谋，却根本没有人气。大概是对戚夫人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吧。

然后，宗室中谁将被奉为皇帝成了一个问题。谁都知道吕后拥立的皇帝和刘氏没有任何关系。吕后总想着连皇帝也变成吕氏，但她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了。

登上帝位的首要条件是外戚要老实本分。已经有了王朝被吕氏搅得天翻地覆的前车之鉴，大臣们首先把这一条作为了选拔条件。

从顺序来讲，应该立高祖长子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他在讨伐吕氏一族时，在地方上率先起事。但是，齐王母亲的娘家有个叫驷钧的人，恶虐暴戾，被叫做“虎而冠者”——穿衣戴帽的老虎——声名狼藉。于是齐王被排除出选拔对象。

高祖刘邦的儿子仍存世的只有次子代王刘恒和末子淮南王刘长两人。按顺序是代王，他母亲的娘家薄氏名声很好，代王本人也因仁孝宽厚的品行而闻名。

吕后死于七月。吕氏一族伏诛后，代王刘桓被迎回长安，九月即天子之位。当时仍然在使用秦历，九月正值年末。十月就改了年号，称为文帝元年（前179）。后来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废秦历，基于夏历创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秦历虽然不合理但近百年未改，除了人们已经习惯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建国当初是没有闲工夫来处理，二是到了从代王升迁的文帝和他儿子景帝的时代，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方针是不做多余的制度改革。

在即位的第三个月，文帝实施了法律改革，废止了连坐。重罪的场合下，与犯罪无关的双亲、妻儿都被连带的制度被终止，这与人民休养生息密切相关。匈奴问题在后面会专门讲到，但还是要提一下。在高祖的时代，汉和匈奴缔结的是屈辱性质的和约。文帝时代，匈奴同样屡犯边境，但不是大规模的侵略，汉也把和亲作为首要问题。即便如此，汉朝仍然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做出蓄势待发随时远征的姿态。于是匈奴退兵，但其实汉也不会真的动兵。

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是老庄学说，也叫做“黄老”之术，被认为是源于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直到老子的思想。如前所述，老庄尊崇无为自然，主张不做多余之事，所以对于休养生息的时代是非常适合的；而主张积极改善政治的儒家思想与这个时代并不合拍。文帝的皇后窦氏尤其喜好黄老之道，而儒生辕固生把《老子》评价为“这不过是家人（下仆）的言论罢了”，据说被激怒的窦后就把辕固生关到了野猪圈里。这时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景帝时代的故事，所以窦氏已经成了太后。《史记·儒林列传》中说，景帝出于同情而给了辕固生一把锐利的刀，于是辕固生就用刀把野猪刺倒了。

1971年发现的著名的马王堆古墓，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二号墓中还出土了《老子》的帛书，但根本没有《论语》等儒学系统的著作。

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合起来大约四十年时间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吴楚七国之乱。

汉合并郡县制和封建制，正是所谓“郡国制”。但王朝在力量强大后有了自信，所以更倾向于郡县制，至少也会采取弱化诸王实权的政策。景帝的时候有个叫晁错的能吏，积极地推进这项政策，诸王们的不满在加深扩大。

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景帝即位时他已年逾六十，是皇族中最年长者。吴王是反对中央的牵头人，其中也有私怨驱动的原因。吴王的儿子在某次进京的时候，与当时还是皇子的景帝下棋起了口角，被发怒的景帝掷棋盘打死。从那以后，吴王就告病不入朝。

能吏晁错寻查诸王的小失误，以此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封地。楚王刘戊因在服丧期间亲近女性而被没收了东海三十八县，胶西王刘卬则因卖爵案件被削去六县。

景帝三年（前154），吴被削去领地会稽郡和豫章郡，前者是盐的产地，后者是铜的产地。盐和铜是吴王一手鼓励、振兴起来的产业，再加上杀子之仇，于是吴王纠集诸王，称“诛晁错，清君侧”，大举起兵。

从讨伐黥布后的四十年间，汉朝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响应吴王呼吁的有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等六王。吴王还叫上了汉的外藩东越国（浙江省）、闽越国（福建省），赵王和匈奴取得联络，所以这是个外族也参与其中的巨大叛乱计划。

汉朝廷处死了削减诸王封地的实施者晁错，准备以此作为交代。然而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吴楚七国准备攻入长安，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梁。梁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所以没有被吴王劝降。这位梁王刘武死守首府睢阳（河南省），阻止了叛军的西进。这也证明了诸王只要血缘相近，就是出色的藩屏。此时，诛灭过吕氏的周勃的儿子、太尉周亚夫率领讨伐军进入昌邑（山东省），推进作战，切断了吴楚军队和本国的联络。粮道被断的叛军饿死者无数，逃兵不绝。在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后撤的时候，周亚夫又率精锐追击。吴王弃军而逃，却被自己邀请来的东越军杀死。对东越来说，以利相诱的人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他的利用价值，如果把吴王的首级送给汉朝，还能得到奖赏。就这样，仅仅三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

受到赵王邀请的匈奴看到形势不对，于是没有出兵。

虽然是大乱，但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平定了。结果，实力派诸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朝廷的实力因此得以加强，汉巩固了政权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虽也在于梁王和周亚夫的挺身而出，但造反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原因。

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汉代朝廷将此当作最大的政治目的。四十年间既无内战也无外征，所以民间没有爆发出不满。秦末之乱的时候，深受法家政治之苦的民众很快就对陈胜、吴广的造反纷纷响应。而景帝时代的民众即使贫穷，却也能平安度日，政府不怎么干涉。梁王之所以能够坚守睢阳，周亚夫之所以能够切断叛军粮道，尽管没有详细的记录，但如果没有民众的协助，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诸王叛乱的理由是他们的封地被削减了，但这与普通民众的利害毫不相干。可以说吴楚七国之乱是注定要失败的。

荣光时代

1

汉朝自武帝时代起就改变了政策，休养生息的时代结束了。四十年的宽松政策使政府财政变得宽裕起来，文帝和景帝的治世中也没有大工程、大动作，文帝、景帝拒绝举行封禅仪式更是个有名的故事。史家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

古代王朝的政治反映了皇帝的性格。武帝十六岁即位，是个进取型的人物，凡事都表现出积极的性格。治世初期母亲（景帝皇后）和祖母（文帝皇后）仍在世，这使得武帝对监护人持有顾虑，但在政治上却逐渐地显露出浓重的自身色彩。

景帝有很多子女，仅儿子就有十四个。经过一场“女人的战争”，九子刘彻才被立为太子。最初是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从顺序来讲这是必然的。刘荣这个人物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他的生母栗姬。景帝的馆陶公主下嫁给一个叫陈午的人，生了女儿陈娇。后来她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但被栗姬干脆利落地回绝了。至于原因，则是因为馆陶公主一直在为弟弟景帝物色这样那样的美女，所以栗姬也就一直对这位皇姐没什么好印象。

馆陶公主被激怒了。景帝此时没有皇后，一开始立的皇后是从祖母娘家迎娶的薄氏，但因为性格不合且无子嗣，在祖母死后就被废了。栗姬生的儿子刘荣既然被立为皇太子，所以栗姬为了让自己成为皇后，在大臣中来回做工作。然而她这种行为却引起了景帝的不满。从拒绝馆陶公主提亲一事可以看出，栗姬很要强。病弱的景帝说：“我死了以后，不要为难孩子们。”她回答道：“要是还得照看别的女人生的小孩，我可顾不过来。”不言而喻，这个回答很伤景帝的心。

馆陶公主提亲被拒后，随即展开报复，她联合了后宫的王夫人。王夫人是刘彻的生母，她允诺了儿子和陈娇的婚事。馆陶公主在弟弟景帝那里进行了猛烈的公关游说，终于成功废掉了皇太子荣，改立刘彻为太子。于是，王夫人因是皇太子的生母，而被立为一度空位的皇后。在女人的战争中失败的栗姬据说是被气死的。必须说，她的败因就在于过度表露感情。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于未央宫，皇太子彻即位。刘彻这时已经十六岁，所以他也很明白自己成为太子的来龙去脉。这一切是自己的岳母兼姑母馆陶公主联合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再加上溺爱长女馆陶公主的祖母窦太后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人形容说武帝是从石榴裙间即位的。只要为了自己的帝位而前后奔忙的几位女子还在，少年武帝就不得不稍受点委屈。

尽管如此，汉武帝也必定能亲身感觉到国库充盈的活力。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朝廷的仓库被装得满满的，征收上来的税金铜钱甚至因为用不上，缗都腐烂了。所谓缗指的是从铜钱眼里穿过、用来把钱连成一串的绳子。粮食也多得在库里装不下。如此的国力似乎正在等候着它的用武之地。

年轻的武帝必定会考虑，向对汉来讲是屈辱性关系的匈奴展示威严。

——一雪白登山之耻。

深悉汉代历史的武帝在白登山脚下，总会紧握拳头这般发誓。

时间是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武帝即位六十年前。刘邦亲征谋反的韩王信，进兵至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地方。韩王信联合了匈奴，所以汉必须和匈奴一战。匈奴的王称作单于，其下有左贤王和右贤王。匈奴授予两贤王万余骑的兵力，令他俩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共同作战。冒顿单于是个俊才，制定了将汉军引诱、包围、歼灭的计划。他隐藏起精兵肥马，只以老弱兵卒和瘦马相示。汉朝侦察兵果然上钩，报告说“匈奴弱，当击”。刘邦遂尽起全军迎战匈奴，追击假装逃跑的对手直到白登山。先头部队在白登山被潜藏的匈奴四十万骑包围，而刘邦就在先头部队的骑兵军团中。也就是说，冒顿单于以一万骑重点引诱汉的骑兵军团，再以四十万骑予以包围。

包围长达七日。刘邦听从了陈平的建议，给阏氏（单于之妻）送礼，请她让匈奴退兵。仅收买单于的妻子并不能使匈奴后退，原因应该是汉的后续部队都赶了过来，而且共同作战的韩王信部将王黄未能如约到达。如果王黄归汉，和后续的汉步兵军团合流，匈奴就可能遭到反包围。

谈判成功了，包围开了一角，汉兵一边拉满弓一边撤出。之后就有了具体的和亲谈判，双方同意汉朝公主嫁单于为妻，每年向匈奴赠与绵、绢、酒、米和其他食物，汉为匈奴的昆弟等。

高祖死后，单于给吕后送去亲笔信，戏弄说：“我没了妻子，你也没了丈夫，那不如就一起过吧。”汉朝武将们都大怒，主张讨伐匈奴，但被吕后阻止了——即使是高祖，不也曾在白登山危在旦夕么？于是吕后派人送去了语气柔和的拒绝信，“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

文帝、景帝继续实行对匈奴的和亲策略，他们统治时期内没有留下双方大规模冲突的记录。然而，武帝“一雪白登山之耻”的愿望格外强烈。还有很多他想做的其他事情。

2

除了向匈奴雪耻，武帝深自留意的还包括完备国家体制。文帝、景帝实行无为而治，对民众不做过多干涉。武帝则倾心于儒家，希望通过努力使国家更充实、更有序。这不只是他天生的性格，还有后天所受教育的影响。

秦以焚书坑儒镇压儒家，而到了汉，朝廷请了儒家博学之士作为典礼的专家。然而，他们仅仅是仪式的指挥和读书写字的专家，和政治的关系不深。如前所述，时代的思想主流是老庄（当时称为黄老）。

无论武帝对儒有多偏心，只要喜好黄老的窦太后还在，就不能大张旗鼓地推行儒家政治。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个曾把说老子不好的儒者辕固生扔到野猪圈里的老太太。

武帝即位后立刻下令政府大臣和诸王丞相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士人，以此网罗天下人才。在这次被推荐的儒生中，有个研习《春秋》的学者董仲舒。他受到了武帝的高度评价，被提拔为江都国的相。

大臣赵绾、王臧深明儒学，也在隐秘地准备推进儒教体制，并从鲁接来了他们的师父申公。准备虽然隐蔽，但还是被窦太后知道了，两个大臣被令自杀，申公也被赶了回去。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也是儒家的人，但因为和皇室有关系，只被解职就完事了。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王太后的母亲在丈夫王仲死后，再婚嫁入田家生下田蚡。在老庄思想为主流的时候，寡妇的再婚是比较自由的。

武帝和表妹陈皇后之间相处得不是很好，皇后没有生下子嗣。和景帝的时候一样，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也为弟弟带来了美女。受雇于平阳公主府上的讴者（歌手），一个叫卫子夫的女子，进入后宫受到了武帝的宠爱。据说嫉妒发狂的陈皇后施行了“巫蛊”。这是一种和日本的丑时参拜［1］相似的诅咒，制人偶埋于地下，诅咒对手死亡。这种做法是被严厉禁止的，在法律中是死罪。

究竟是陈皇后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还是为了废掉皇后而找的借口，现已不得而知。但审理案件的张汤得出了有罪的结论。有三百人因受到牵连而被诛杀，陈皇后被幽闭于长门宫。仿佛是有所愧疚，废后的日常待遇和从前是一样的。

陈皇后被废是在元光五年（前130）。此时，二十七岁的武帝终于能够无所顾忌地推行自己的意志了，儒家体制最大的障碍窦太后已在五年前即建元六年（前135）死去。

曾被解职的窦婴和田蚡又被起用，但两人纷争不断。两人争斗的焦点很荒唐，所以传言当时的御史大夫（副总理）韩安国尖锐地批评说，两人像是“小商贩或女人之间的争吵”。两个重臣意气用事地吵架。窦婴因窦太后之死而没了靠山，在政治斗争中变得被动。而田蚡是健在的王太后的异父弟弟，故而派阀很大，最终处死了窦婴。不过田蚡也很快就病死了，人们自然把这归结为是窦婴的冤魂作祟。这两个重臣对年轻的武帝来说，一个是祖母的亲戚，一个是母亲的亲戚，都是麻烦的主儿。两人死去是在元光四年（前131），武帝在第二年就废了陈皇后。武帝之所以能在废后这件大事上说做就做，也是因为此时已没有了任何掣肘。

武帝起用了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后来又起用了卫子夫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为军中首脑。卫子夫曾是贵族府邸的讴者，身份几近奴隶，她的亲人也是卑贱出身。然而论及人品和才能，却是极为优秀的。比起互相攻讦而双双倒台的贵族窦婴和田蚡，不得不说他们要有才能得多。

卫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他们发挥了军事上的天赋。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是和三公同品级的军队司令官。三公中的太尉是国防部长，但实际指挥军队的则是将军们。文帝时薄昭是车骑将军，景帝时窦婴是大将军，全都是皇帝母亲的亲戚。皇族刘氏虽有血统远近的不同，但都有皇位继承权，所以让他们直接指挥军队是比较危险的。皇帝担心被掌握军队的同族取代，因此就形成了将军一职由外戚就任的惯例。武帝不像父亲和祖父那样，母亲的亲戚较多，故而任命妻子的亲人为将军。不管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是深孚所望。

3

汉的外藩东越后来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东瓯。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杀了吴王刘濞的正是东瓯。吴王的儿子刘驹在闽越亡命，因痛恨杀了父亲的东瓯，于是鼓动闽越王攻击东瓯。被包围的东瓯火速派特使前往汉朝请求援兵，时间是建元三年（前138）武帝十九岁的时候。武帝派一个叫庄助的人从海路赶往东瓯，但闽越在此之前就退兵了，并没有发生实际战争。然而三年后，闽越（福建省）在其好战首领的带领下，又向南越（广东）用兵。南越派特使到长安请求援兵，于是汉派去王恢和韩安国两名将军。但这一次战争还是没有发生。好战的闽越王为同族和大臣所憎恶，被自己弟弟杀了。

未见血腥就凯旋的两个将军在武帝面前商议匈奴问题。王恢主张讨伐，韩安国则主张继续和亲，因而形成对立。韩安国反对讨伐的理由是：汉若远征，人马疲累，只会沦为以逸待劳的匈奴的盘中餐。针对此论，王恢出了个主意，既然人马疲累，那么汉军就不要动，目的应该是让匈奴远征，汉就可以迎头痛击。武帝采纳了这个计划。

三十万汉军埋伏在马邑（山西省）附近的峡谷，引诱匈奴进入。汉斩了马邑的官员，把佯作投降的“叛徒”派遣至匈奴。

然而匈奴在进攻途中觉察到汉的阴谋，立刻回军折返。三十万汉兵就这样白忙一场，成了汉的奇耻大辱。匈奴此时的单于，是俊才冒顿单于之孙军臣。有了这次马邑之役，汉和匈奴的关系自然一下子就恶化了。

责任人王恢被处以斩刑。他通过王太后这条线，乞求武帝网开一面，但武帝已然不受影响。虽然三十万军队未曾受损，但动员花费的损失庞大。母亲的求情也没起作用，他决断地说：“王恢如果不死，就是一个坏的榜样。”

在曾祖父刘邦的白登山之耻上，自己又加了一道马邑之耻。武帝决心不雪此耻，誓不为人。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他授予四将各一万骑兵，令他们四路出击。四将中的公孙贺未与匈奴遭遇，而公孙敖和李广战败，被处以斩刑后二人以巨额献金赎罪。在汉代，赎罪是合法的。四将中以胜利收尾的只有卫青，他甚至攻入了匈奴的龙城（甘肃省），取得了斩首、俘虏七百的战果。虽然看似杀敌数量较少，但龙城是匈奴祭天的重地。因践踏了这块地方，所以不得不说这是自汉朝成立以来，对北方的一次了不起的军事成就。

第二年，卫青率领三万骑出雁门（山西省），获得斩敌数千的成果。这一年，他的姐姐卫子夫产下一个男婴。可以说他的胜仗就是对此最好的贺礼。

又过了一年——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了鄂尔多斯地区。秦始皇的将军蒙恬曾驻扎此处，在被李斯等人骗杀后，匈奴夺取了这块地方。

汉把秦始皇都未能征服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汉的版图比秦帝国更广大，但也有一点，不能说在秦之上，这就是秦曾保有的黄河弯曲部的鄂尔多斯地区被匈奴占领。如今鄂尔多斯被收复，汉才名副其实地凌驾于百年前全盛时代的秦之上。

卫青为大将军，曾七次率军远征匈奴，但是之后对匈奴战争的主角转变为他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年仅二十岁时就率领大军转战各地，大破匈奴军。霍去病于二十四岁亡故，武帝极为悲伤，为他仿祁连山（甘肃省）的样子修筑陵墓。

卫青和霍去病的确是有才能的将军。和后来的李广利相比，他们有明显技高一筹的军事才能。然而也不能忽略，武帝为爱妃的弟弟和外甥配备了最精锐的部队。另外，匈奴势力削弱也是二人军功辉煌的原因之一。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围困刘邦时，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到了武帝初期，冒顿的孙子军臣成为单于，但他在公元前126年就死了，相当于卫青夺回鄂尔多斯的第二年。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起了内讧。军臣立的太子是於单，但他的弟弟伊稚斜击败於单，继承了单于之位。而於单则向汉投降。起内讧的事情说明，在此前匈奴就在不断衰落。

4

这里简单提一下张骞的西域之行。他的艰苦西行，使汉了解到西域的情况。西行的最初动机还是匈奴问题。

武帝即位的时候，有个叫月氏的部族被曾为手下败将的匈奴打败，月氏王的头盖骨被匈奴拿去用作饮酒器，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有消息显示，月氏有意复仇，正在寻找共同打击匈奴的同盟。月氏原本在敦煌，但因被匈奴追击而逃往北方。

于是武帝就考虑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开始招募派往月氏的使者。张骞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出发的时候，武帝给了他一百多人的仆从随行，其中有个出身匈奴的人叫甘夫。然而，张骞一行在河西被匈奴捕获，时间是建元初年，那时匈奴正处于军臣单于的时代。就这样，张骞被扣留在匈奴十年有余，娶了匈奴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他被认为是个纯粹的匈奴人了，于是对他的监视也不再那么严密，张骞终于等到了恰当的时机，逃离匈奴。

月氏已经不在北方了，被乌孙赶到了西南。张骞在滞留匈奴期间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逃脱后的张骞沿着未知的行走路线，向西不停赶路，数十日后终于到达了相当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市的大宛。月氏在相当于现在撒马尔罕的地方。张骞由大宛经康居（约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月氏国。

虽然找到了月氏，但张骞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是月氏移居的中亚是肥沃之地，附近的国家都很弱，叫做夏的国也对月氏称臣。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的未亡人可能就是月氏族的领导。但不管张骞怎么劝说，月氏就是没有和远方的汉结盟向匈奴作战的打算。也许是已经不想重复那样惨烈的战争了；或者也可能是佛教在此时已传入这个地区，和平的思想开始传播。

张骞在归途中被臣服匈奴的婼羌族抓住，又被扣留了。不过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陷入内讧，他好不容易乘隙逃脱，时隔十三年后回到了长安。尽管和月氏的军事同盟没有成功，但张骞带回来的情报在以后的对匈奴政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因此功劳被授予博望侯的爵位。《史记》中说，在那之后，向外国派遣的使节都被称为博望侯。张骞是个值得称赞的人，他因品格高尚而得到了异族人的信赖，于是异族人也都信赖汉朝使节。

张骞在大夏（从阿富汗到中亚之间的商业国家）看到了四川邛出产的竹杖和蜀布，这是经由身毒（印度）而来的。于是我们知道，从中国西南经由印度存在贸易路线。汉为了平定南越，对夜郎国加以怀柔，但很快就对这个地方失去了兴趣，中止了工作。夜郎是个西南小国，国主曾询问汉朝使节：“汉和我们夜郎哪个更大？”这个故事很快就流传开来，“夜郎自大”的成语便由来于此。根据张骞的报告，汉再度着手西南夷工作。这意味着不只是为了平定南越，还要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以避开匈奴的势力范围。

张骞亲自作为使节前往乌孙国，商谈和亲的事情。乌孙在现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汉考虑如果让他们再向东移居，与汉和亲，就能牵制匈奴。百闻不如一见，和张骞同行访问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的强盛，于是和亲就被定了下来。汉和乌孙交换了公主。送往乌孙当乌孙王妃的，是因罪被处死的江都王刘建（武帝的侄子）的女儿，名叫细君。汉还向乌孙派去了几百名官员、仆役、宦官等随行。乌孙王因已年老，就让细君做了自己的孙媳妇。细君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思乡不已，郁郁寡欢，唱的歌也让人心感悲凉。歌的结尾是

——欲作黄鹄兮还故乡。

细君死后，汉又把吴楚七国之乱中自杀的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送去乌孙。解忧产下三男二女，其中有做了后来的莎车（叶尔羌）王的，也有做了龟兹（库车）王妻子的。可以说他们是联结起西域和汉的桥梁，为汉文化的向西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张骞十三年西域之行归来七年后，卫青第七次、霍去病第六次远征匈奴。匈奴伤亡八九万人，撤向遥远的漠北。此时张骞已经死去，但功臣名单里不能没有他。此后约二十年时间里，汉和匈奴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汉也把集中到北方的力量转向了南方和东方。南越形式上臣服于汉，但实际上是个独立国家。汉曾多次命南越王入朝，但南越王从来都没前往长安。南越政权也留意到了吴楚七国之乱中许多诸侯王的倒台。三年一度的入朝是诸侯王的义务。汉朝使节向南越王传话说，如果不入朝，王就不会被承认。

南越丞相吕嘉等人杀了赞成入朝的幼王、摄政太后和汉朝使节安国少季。太后是长安人，在南越先王入朝（实为人质）的时候被宠爱，生下了现在的幼王。而使节安国少季，有传言说他是太后的昔日恋人。

南越内部分为亲汉派和独立派，既然以吕嘉为首的独立派发动了政变，那么已在北方无后顾之忧的汉朝立刻动员大军，迅速制服了南越。汉为了平定南越而对夜郎的怀柔如前所述，从友邦夜郎发动进攻的汉军在到达南越之前，中央汉军就已把南越收拾完毕。东越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汉消灭的，理由是和南越同气连枝，可能这也只是汉的借口。这样一来，汉朝势力扩展到了中国大陆的南端。

东方的朝鲜也以外臣自称，但从不入朝。元封二年（前109），也就是远征南越两年后，汉由山东半岛和辽东，从海陆两路向朝鲜出动大军。然而这次不像征讨南越那般顺利。陆路的左将军荀彘和海路的楼船将军杨仆相互嫉妒猜疑，左将军是主战派，而楼船将军是主和派。

楼船将军也在远征南越时带领水军立下大功。在远征朝鲜时他包围了王险城（平壤），他想独占功劳，却铩羽而归。而左将军甚至怀疑主和派的楼船将军可能会联合朝鲜进攻自己。

朝鲜内部也有纷争。朝鲜王右渠被部下所杀，但是换上来的大臣成巳依然死守王险城。左将军指使右渠的儿子和其他实力派向人民发布告谕，最后诛杀了成巳。

回国后，两个将军被押到军法会议上，左将军被处以斩刑，楼船将军以大量金钱赎罪，被贬为庶人。

汉把朝鲜作为直辖领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在远征朝鲜前一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年号“元封”即是由此而来。关于年号有各种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武帝起中国才开始使用年号。汉武帝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年号依次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每六年就改元一次。实际上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得宝鼎后的“元鼎”，在此之前的年号是后来命令补加的。故而，“元封”元年（前110）是中国最早的实质性改元。

封禅被认为是只有圣天子才能举行的仪式。曾有大臣劝谏武帝的祖父文帝封禅，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武帝非常有自信。他统治着远远大于秦始皇所征服的广阔地域，曾祖父的白登山之耻也被雪清，他认为已经没有比这更高的资格了。但是，据说古代封禅还有个前提条件

——振兵释旅。

封禅是带来天下太平的圣天子所举行的仪式，所以拥有庞大的军队是与此相矛盾的。武帝这时解散了北方的十余万军队。

武帝带领群臣一路向东，沿海岸巡礼八神。这也是一次视察民情兼展示威仪的大旅行。他于四月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虽说是带领群臣，当然也有人数限制，所以对被选中随行的人来说，都是莫上的荣耀。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谈就觉得自己当然会被选中。

太史令是阁僚（三公九卿）之一的太常的属官，和博士一样是六百石的官。司马家自周代起就专门执掌历史记录，除了记录现有事情外，还保管着过去的记录。封禅仪式百年不遇，所以作为记录官的太史令是咨询仪式细节的最佳人选，理应被列入随行人员。虽然他这般坚信，但下达的决定是封禅仪式不需要太史令。

司马谈对此无比愤慨，一病不起，最终亡故。可以说是被气死的。他在临终时叫来儿子司马迁，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留下遗言：

自获麟（孔子编纂《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父亲遗志所作。记录官被忽视到了不被允许参加封禅仪式的地步，是因为他们平常忙于历法却怠于整理历史记录。希望你恢复司马家的本职工作——这正是司马谈的遗言。

司马迁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几十年后，《史记》这部伟大著作诞生了。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记录。拥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史书自此开始。此后，正史就以纪传体来书写。孔子所编《春秋》是编年体，也被继承了下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代表。

［1］ 在丑时深夜1—3点进行的诅咒秘术。

盛极而衰

1

我认为武帝举行封禅仪式正值汉朝最繁盛的时期。前章叙述了汉对南越和朝鲜的战争，这两次远征都发生在封禅前后。封禅是在远征南越的第二年，次年远征朝鲜。我们来对二者做一比较。远征南越对汉来说是场巨大成功。如前所述，在这次远征中，一时中止的西南夷工作也因张骞的情报而再度展开。不过，从西南夷的夜郎南下的军队在到达广东之前，战争就已经结束。但是远征朝鲜对汉来讲，并不是按自己的想法来的。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在朝鲜置四郡，成功将之作为直辖领，但海陆两路的将军却被押至军法会议，没有任何人因远征战功封侯列相。作为分界线，封禅也象征着此前顺风顺水的汉朝国运终于走向了下坡路。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封禅三年前，武帝在汾阴（山西省）祭祀后土（土地神）时所作《秋风辞》中的结尾。万事万物发展到达了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这是自然之理。这可能不是预测国运转变的歌，而是意识到自己四十四岁的身体已经衰老。歌中有一句

——怀佳人兮不能忘。

说的是想念美丽的女子而不能忘怀。佳人指的是谁呢？陈皇后已被废，皇后卫子夫已经年逾四十。这里所说的佳人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可以解释为是理想中的美女。苦苦寻求却得不到的“永远的女性”，自己逐渐老迈而佳人还未出现。歌词反映出了武帝的焦虑。和往常一样，给武帝物色美女的是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最初嫁给曹时，丈夫死后改嫁卫青。卫青曾是平阳公主的骑奴（骑马时候的保镖），后来做了大将军。

被形容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女李夫人，由平阳公主推荐入宫，武帝的心立刻全跑到这位美女身上去了，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是宫廷里的乐师。上面引用的歌词，就是李延年在武帝面前用以歌咏自己妹妹的。形容美女“倾国倾城”由此而来。也许真是美人薄命，她很快就去世了，武帝因不能忘怀，传说他曾让神秘的方士招来她的魂魄。后来也有唐玄宗到阴间寻找已死的杨贵妃的故事，让人感受到老人的执著。

除了李延年，李夫人还有个哥哥叫李广利。武帝派军远征大宛（费尔干纳）时，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大将军、左骑将军、骠骑将军这些是相当于三公的正将军，与之相对，像远征南越时的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只是个贴合当时情况的名称，也叫做杂号将军。

张骞曾访问过大宛国，报告中称那里产“汗血马”，就是疾驰时流汗像流血的名马。武帝派使节前去求名马，大概是因为使节的态度过于傲慢专横，反被大宛所杀。汉对此的反应是，立刻出兵报复。汗血马的饲养地在大宛国的贰师城，所以远征军司令官就被授予贰师将军的称号。

高祖刘邦留下了两个封赏原则。刘氏以外不封王，以及无战功者不列侯。武帝为了让情人的兄弟能列侯，就必须让他立战功。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侄儿霍去病就是例子。不过，卫青在少年时代就经历过游牧生活，还当过平阳公主的骑奴，习惯了粗放的野外生活。然而李夫人的兄弟自小在艺人家庭长大，歌舞音乐出色，但对却战争一窍不通。武帝明知真实情况，却仍坚持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主观地认为大宛较弱也是原因之一。出使大宛的使者报告说，大宛的军队很弱，三千汉兵就可获胜。若果真如此，武帝认为这就是让李夫人的哥哥立功的大好机会。

远征大宛是在封禅六年后的太初元年（前104），将历法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是在次年。在六千骑军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恶少年”。所谓的恶少年，包括了土匪和囚徒等。虽然有三千便已足够的报告，但武帝在双倍数量的骑兵团内又加进来这大群流氓暴徒。这样还不能取胜就真的是一场笑话了。不过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汉军真的未能取胜。可以想见，路途遥远、质量奇差的远征军必然军纪败坏，而指挥官也是纯粹的新手，根本管不住这些人。此外，大宛军的抵抗也是出乎意料的顽强。

李广利的远征军甚至没能抵达贰师城，连出城之一的郁成城（汉使节被杀的地方）都久攻不下，苦战中死伤者不绝。因无法继续作战，汉军只得退兵。接到报告的武帝大怒，严令进玉门关（甘肃省）者皆斩。李广利军没有办法，不得不驻留敦煌。

汉军在朝鲜虽是苦战，最终却也获胜，并置了四郡；马邑之役虽然落空，却也只是匈奴觉察到伏兵而没有前来。但这次大撤退对武帝来说，却是初次品尝的屈辱。好不容易才给了李广利一个立功的机会，结果却闹成这样，武帝也只能是干生气。

再度远征，这次准备就周全了许多，兵力达到六万，另外这次也没有了那些自带粮食、只为军功而擅自从军的“私从者”。沿途的各国慑于汉军武力，都打开城门供给粮食。要知道，上一次远征无功而返的原因之一，就是途中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绿洲国家纷纷紧闭城门，佯作不知状地应付过了汉军，这种前例并不罕见。第二次远征中，所有的绿洲国家都不得不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只有轮台城（新疆）进行了抵抗，汉军经数日攻陷了这座城，将城内男女老幼悉数屠尽。

汉军切断水源，包围了大宛国都贵山城四十天。大宛胆战心惊，大臣们只得把此前隐瞒名马、冷遇并最后杀害汉使的责任推给王，杀王献马。于是，李广利终于降伏了大宛，被封为海西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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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广利远征大宛起，汉和匈奴的关系就再度阴云密布。记录显示，当时连续几年都是天候异常。对农耕生活而言，因为平时有储备，就算一两年颗粒无收人们也能坚持下来。然而对游牧生活来说，牛羊若全死了就无计可施，毕竟动物死亡后肉不能长久保存。所以匈奴内部政局不稳，这也是必然的。此时的匈奴首领叫做儿单于，据说是个年轻的暴君。儿单于由于年少，再加上异常天候也使得人心不安，所以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这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抗，他们想借助汉朝力量打倒儿单于。为了援助这股势力，汉在长城外建立基地，分派给赵破奴两万余骑兵。然而，试图推翻儿单于的政变却失败了，汉军被孤立在敌人的地盘上，在八万匈奴军包围下成了俘虏。第二年，儿单于死去，他的叔父继位，但也在次年死去。儿单于叔父的弟弟且鞮侯做了单于，送还了汉的俘虏。

五年时间立了三任首领，也是匈奴政局不稳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匈奴若跟汉起了战事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匈奴向汉送去国书，打算修复关系。然而，且鞮侯单于的地位不稳固。匈奴内部也有强硬派，他们反对和汉缔结屈辱性质的和约。汉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确认和亲，却被匈奴扣留。

地位极高的使节被扣留，这成了开战的理由。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甘肃省）向天山出击。自元狩四年（前119）汉军远征把匈奴赶到了遥远的漠北，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在这次远征中发生了著名的李陵案。李陵是秦名将李信的后代，父亲李广是一员猛将，出征匈奴，失败，为庇护部下而自杀。李陵奉职骑都尉，是年俸两千石的军中干部。武帝本想让他指挥辎重队，但李陵请愿去往前线。因已经没有骑兵可用，于是他领步兵出击。

汉三万中军被匈奴所围，多亏一名叫赵充国的猛将率军奋战，终得破围而出，但全军损失了六七成兵力。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了单于的三万骑中军，经八日死战，部将伤亡大半，刀折箭尽后，他投降了匈奴。

长安朝廷接到报告，在御前会议上定议李陵之罪。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激怒了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去势的刑罚。武帝何以发怒呢？他本意是想让情人的哥哥李广利建功立业，而司马迁的话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强调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的是匈奴的中军，言外之意是李广利遇到的只不过是匈奴的分队，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司马迁和李陵非亲非故，也就是朝堂上见过面而已。然而他却为李陵异常热情地辩护，实际上是想批评李广利吧——武帝大概是这么想的。

受宫刑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本来理应以死来保持尊严，但尽管如此，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是为了实现父亲司马谈的遗言，完成《史记》。

出狱后的司马迁已五十岁（一说四十岁），武帝六十一岁，这一年是太始元年（前96）。武帝死于七十岁，他在位的五十年中，不得不说最后十年实际上是黑暗的时代。司马迁在这个黑暗时代完成了《史记》。

从司马迁遭刑罚的时候起，就可以看到黑暗时代的兆头。应该注意，为李陵辩护的只有司马迁一人。如前所述，对李陵的辩护被看做是对李广利的批评。司马迁受刑反映出批评武帝情人的哥哥极为凶险，而这在廷臣中已是常识。

现今，花甲还被认为是壮年，但在当时已经是老年了。武帝在《秋风辞》中把四十四岁的自己说成是“奈老何”。六十岁的武帝已经上了年纪，判断力也变得不太正常。独裁者的老化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有人专门迎合这样的皇帝的心意，并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

3

我们再提一下陈皇后失势的原因，这就是施行“巫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是把木人偶埋在地中，让巫人施咒后再往地面上泼酒的诅咒方法。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正因如此，施行“巫蛊”妖术的人往往被严罚，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人为陷害他人而设下这样的局。如果被人查到这类东西，不管有多高的身份，也会被完全拉下水。陈皇后是武帝的表妹，再加上武帝自己也因卫子夫的事情对陈皇后有所歉疚，所以只是让她退位完事。不过陈皇后是个例外，如果是其他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征和二年（前91），有一场因朱安世而起的“巫蛊”大案。当时的丞相公孙贺是个胆小的人，传说他在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哭着说“饶了我吧”——武帝时期的九个丞相中就有四人不是被处死就是死在狱中——不过武帝毫不在意，把印绶放在一旁就走了，所以公孙贺无可奈何，不就任不行。他安守本分，在凶险的丞相一职上干了十多年。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他有个不肖子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在被授予太仆（负责马政）之职后，因挪用了公款一千九百万钱而被定罪收监。

公孙贺娶了卫皇后的大姐为妻，但他不能只靠这一层关系。卫皇后和武帝同年，已经不能靠姿色维持自家一族了。为了使儿子的罪得以赦免，他只有立下大功才行。汉代游侠横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游侠的老大是朱安世，长期未能抓捕归案。如果抓住这个黑社会老大，就能一举解决长年累月的悬案，应该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

景帝的时候，符离（安徽省）的王孟、济南（山东省）的瞷氏、陈（河南省）的周庸等著名的黑道头目全部被景帝诛杀。到了武帝的年代，出了一个叫郭解的游侠头目。这名男子上了年纪后就改做了绅士，但因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意见而被杀。可以注意到，逮捕游侠头目是为了显示皇威，也是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可怜的儿子，公孙贺全力以赴投入到对朱安世的缉拿中，终于抓住了他。

朱安世是个可怕的人。他掌握了许多黑社会的信息，而关于最为非法的巫蛊的信息尤其详细。只要有人敢抓自己，就会设法报复。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状说，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在天子行幸之路上埋人偶行巫蛊，阳石公主的姐姐诸邑公主和卫青的儿子卫伉也与此有关联。他们到底有没有施行过巫蛊？证据是不是朱安世预先准备好的？不管怎样，支持狱中上书所言的证据被接连发现，关联的人全部被诛杀。公孙贺也因儿子的不成器受到连坐，被投入大狱并死在里面。

武帝杀了自己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她们都是卫皇后所生，而卫皇后生了一男二女，一男就是皇太子刘据。公孙敬声和皇太子、两个公主是姨表亲。卫伉因父亲卫青（当时已故）是卫皇后和公孙贺夫人的弟弟，所以还是表亲。

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皇太子就没事了么？武帝早就对性格不像自己的皇太子刘据感到不满，廷臣们都知道这一点。阿谀皇帝的妖人此时出现了，名叫江充。他原本为赵王效力，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江充在赵王面前搬弄赵太子丹的是非，赵太子因此大怒，杀了江充一家。江充侥幸逃脱，来到长安，向朝廷告发赵王太子，于是丹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他的父亲赵王向武帝求情，希望为讨伐匈奴出死力，从而为儿子赎罪，武帝被年老兄长的舐犊之情打动，决定废赵太子之位，赦免死罪。但同时，他也对不惧对方身份、敢于告发的江充十分中意，起用他为水横都尉。

江充也不负武帝所望，连馆陶公主和皇太子的过失也敢揭发。他揭发皇太子的使者让车马从驰道（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上疾驰，皇太子请求他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而他没有接受。正是这个性格异常的江充，引起了第二次巫蛊之乱。

这时武帝已经六十六岁了，而皇太子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若武帝死去，因驰道案而憎恶江充的皇太子就会即位。江充感到了危机，于是开始着手陷害太子的工作。诡计多端的他并未直接把目标对准皇太子，而是先从民间到官方引起巫蛊之乱。他准备了无数人偶，到处埋藏。A诅咒了B，C诅咒了D……长安全城都是巫蛊案件，拷问接连不断，数万无辜的人被处死。在这样的前奏曲过后，江充让一个出身匈奴的叫檀何的巫人上言说

——宫中也有蛊气。如果现在不除，大祸将至。

武帝因上了年纪，在性格变得狐疑的同时，迷信程度也加深了许多。宫廷内立刻展开了调查，到处都发现了人偶，而以皇太子宫中为最多。这时，皇太子刘据也觉察到了江充的阴谋。因此时武帝身在咸阳西北的甘泉宫，于是皇太子的臣下装作是皇帝的使臣，逮捕了江充，把他押到皇太子面前。

——赵虏！乱了赵国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乱我父子！

皇太子如是骂道，亲自监斩了江充，并把巫人檀何烧死在上林苑。皇太子被逼到绝路，决定发动政变。

武帝在80公里外的甘泉宫返回，很快就镇压了皇太子的政变。皇太子逃到湖县（河南省），在那里被官兵们包围，结果上吊身亡。这是征和二年（前91）的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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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的无辜在次年就被证实了，这是只需调查就可以弄清楚的事情。同时也证明了是江充的诡计泄漏，皇太子的目的只是杀掉江充，并没有反叛武帝的意思。然而死者不能复生。卫皇后也自杀了，这时距她以平阳公主府上歌女的身份进入宫廷，已经过了四十八年。

武帝于四年后的后元二年（前87）死去。因杀了无辜的皇太子，武帝深感悲伤，在湖县建了“思子宫”，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立皇太子。

虽然现代人很难理解，但汉代的人坚信巫蛊必然有效，所以才用死刑来严禁。

武帝时期的第十一个丞相是刘屈氂，是武帝的异母兄，1968年河北省满城发现的汉墓主人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满城墓棺内的金缕衣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不过刘胜是个享乐主义者，光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个，刘屈氂是其中之一。刘屈氂的儿子娶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女儿为妻。

被誉为倾国倾城的李广利妹妹李夫人已然故去，而她所生的刘髆被立为昌邑王。对丞相的儿媳来说，昌邑王就是姑母的儿子，也就是表亲。昌邑王如果即位，丞相一家就成了外戚，地位将稳如泰山。如同前述，皇太子政变大案后，武帝还没有立皇太子。

丞相夫人目光短浅地施行了据说确实有效的巫蛊，施咒的目的是为了让昌邑王能够即位。此事被人察觉，丞相被斩，妻儿被杀，首级亦被示众。因发生在江充引起的大规模冤案后不久，所以应该是有这么回事情。

此时因匈奴侵入酒泉，贰师将军李广利正在远征途中。自己的妻儿因丞相之事而连坐被收监的事情传到了前线，于是李广利打算立下大功以拯救家族。他慌慌忙忙地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单于亲率的五万骑部队打得大败，不得不投降。最后的结果是，远在长安被收监的李广利妻儿连同全族被灭门，李广利不久也因卷入匈奴的内部斗争而被杀死。

武帝在临死前立拳夫人所生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这位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武帝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燕王刘旦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因而必然对这个决定不满。不过武帝的选择也是有原因的。弗陵的母亲拳夫人出身卑贱，而且已经死去，也有人说是被赐死的。即使弗陵即位，也没有外戚在宫廷中扩张权力的可能。与此相反，刘旦已经是燕王，手里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如果他即位的话，这些人就会乘虚而入，可能就会破坏掉长安宫廷的武帝体制。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实际上在武帝死前便已去世，刘屈氂的夫人尽管使用了巫蛊之类的手段，但也对此无计可施。

燕王刘旦出于不满，和各地皇族取得联络，以弗陵并非武帝之子为由掀起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仍有谣言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说弗陵不是武帝之子而是自称领受托孤遗嘱的霍光的儿子。燕王虽然是叛乱的元凶，但因为有燕王的胞姐、抚育年幼昭帝的蓋长公主的说情，以至亲（皇帝的哥哥）的缘故而未被追究。

燕王的叛乱基本上被消灭在萌芽阶段，在那之后受武帝遗嘱三人之一的金日磾死去。此人实际上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元狩二年（前121），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向汉投降，休屠王因犹豫不决而被浑邪王所杀。休屠王的儿子金日磾虽只有十四岁，但也带着匈奴众人入汉，起初虽是官奴，但被武帝发现，做了随身近侍。武帝死去的时候他被封为驸马都尉。

霍光是二十四岁死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以奉车都尉的身份一直和金日磾一道侍奉皇帝左右。还有一个上官桀是太仆，原本是仪仗兵，因一身大力被认可，受到武帝喜爱。他是武帝信赖的保镖，一直在武帝身边。像这样侍奉在皇帝左右的人被叫做“内朝”，丞相和御史大夫等政府部门被称为“外朝”。武帝只对内朝的人托付了后事。

昭帝没有外戚的族系，就由内朝的实力派进行辅佐。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是车骑将军，上官桀是左将军，握有兵权。然而，三驾马车的体制因金日磾之死而崩溃。三头政治的时候，就算其中两人对立，还有一人可以充当调停，但如果只有两人，就会变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所以对幼帝来说，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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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为独裁者的是霍光。他在打倒对手上官桀之前，就着力于削弱外朝即行政机关的权力。武帝的遗嘱中除了托付三个宠臣后事外，也提到要起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个有能力的经济官僚。武帝知道自己花钱花得太狠，导致国家财政苦不堪言。他预见到整顿财政将是下一个时代的课题，于是就给了实务经济官僚桑弘羊以责任和地位。

昭帝时期内朝的实力派是霍光，外朝的实力派则是桑弘羊。霍光倾向于让外朝仅仅是个办事机构，是根据内朝精神处理政务的地方。

始元六年（前81）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为了再次研究此前的经济政策，汉集中了由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举行政策讨论。会议的情形被桓宽的《盐铁论》以对话形式记述了下来。

盐和铁在武帝时期是政府专卖，到了武帝晚期，酒也加入这一行列。桑弘羊为了使政府的专卖事业更好发展，打算重建财政。虽然是件好事，但外朝掌握了钱口袋的扎绳，权力过大，内朝就会受其制约。盐铁会议看上去是霍光为了牵制桑弘羊而召开的。

说起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全都是豪强。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曾在盐铁贩卖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但这份利益被国家上收了。所以盐铁会议如果召开，就注定会出现反对专卖的声音，他们主张恢复到建国初的农本主义。国家应向儒教的理想主义前进而不要与民争利的呼声很高。

会议后，少部分理想主义性质的政策被采用，但盐铁专卖这一情形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废止了专卖，国家的运营就会变得困难，霍光不可能不懂，他只是要制止桑弘羊乃至外朝的特立独行。

盐铁会议次年——元凤元年（前80），霍光终于清除了上官家族。原本霍光的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所以两家还是亲家，上官安夫妇所生的女儿是霍光和上官桀共同的孙女。上官安希望女儿被立为皇后，就和丈人霍光商谈，却得到了“七岁尚早”的反对意见。上官安不死心，又在蓋长公主那里做工作，成功使女儿成为昭帝的皇后。蓋长公主因养育昭帝，对皇家的私事有很大的发言权。

通过这件事，上官家和蓋长公主走到了一起。如前所述，蓋长公主和燕王刘旦是同母姐弟。燕王挑头的造反被镇压，但元凶没有被处理，不用说也知道是因为蓋长公主的奔走。造反未被追究的燕王仍然对帝位不死心——朝廷中有和胞姐结盟的上官父子，如果和他们联合，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由胜利者一方写成并流传至今的记录中就是这样写的。司马迁已死，所以成书于东汉前期的正史《汉书》就是当时最基本的史料。

上官桀父子勾结燕王，计划杀死霍光，废黜昭帝，拥立燕王登基。但事前计划泄露，一干人悉数被逮捕和诛杀。上官家已然把上官安的女儿推到昭帝皇后的地位，所以废黜昭帝这种事情不合情理。也有可能是霍光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计划并以此杀掉政敌。上官氏一族除了昭帝皇后也就是霍光年幼的外孙女，全部被杀。燕王也被皇帝命令自杀。接着外朝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也因和上官父子共谋被杀。这样一来，连外朝的实力派也被消灭了。

从此，霍光就成了汉王朝的独裁者，把全部权力收于自己掌中。他死于地节二年（前68），故霍光时代长达十二年。此间昭帝年纪轻轻二十一岁就死了，时间是元平元年（前74）。昭帝因无后嗣，昌邑王被召至长安即帝位。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刘髆曾被立为昌邑王，在他死后，儿子刘贺世袭了王位。

然而，即位仪式还未结束，昌邑王就被废了。根据《汉书》记载，昭帝的灵柩还在前殿，他就欢歌、饮酒、斗虎，和昭帝的宫女淫乱，简直就是绘声绘色的暴君。

昌邑王即位时的身份是昭帝的皇太子。于是，昭帝的未亡人、霍光十七岁的外孙女就成了皇太后，也就是新帝的母亲。皇太后可以废立自己的孩子。刘贺被废除皇太子之号，甚至连昌邑王之位也被剥夺。即位仪式时，从本国就随行的两百个家臣除了三个人外，在门外全部被杀。

《汉书》记载的内容如前所述，说昌邑王是这样那样的暴虐，家臣们不好好辅佐主君因而被杀。这显得过于反常，而历史有时候是反过来写的。上官父子的政变计划或许根本没有存在过，前面提到，这是霍光为了手握独裁大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昌邑王知道就算即了帝位，只要霍光还在，就只能是个傀儡。他的想法是在即帝位的瞬间发动政变，除掉霍光。因为有这个动向，所以家臣们全部被杀，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政变才随行至长安的。两百人中未死的三人，因苦谏过昌邑王的原因得以生还，但如果加以推理，可能就是这三人向霍光一方泄露了政变计划。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从民间找到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人并让他即位，这就是巫蛊之乱中死去的无辜的刘据的孙子刘病已。死于三十八岁、当时的两个儿子已死的刘据，竟然还有个孙子，看上去很奇异。不过刘据十五岁就娶史氏为妻，有个孙子也不足为奇。皇太子死去那年出生的刘病已虽在宗正中也有皇籍，却是在民间养大的。他已经年满十八岁，在民间娶妻许氏。他做了比他还小一岁的皇太后（昭帝的未亡人）的儿子，即了皇位，这就是声名极佳的明君宣帝。

霍光之所以选择宣帝，除了因为民间的评价很高外，也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派族系。宣帝的岳父不过是掖庭令（六百石的官）张贺的部下。

宣帝十八岁时即位，死时四十三岁，在位二十五年。在朝廷内最大的实力人物霍光死后，他悉数清除了霍氏一族。而且这时还发生了匈奴分裂、单于降汉等前所未有的事情。对汉来说，这是个好年景。

汉之灭亡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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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王刘贺不甘只做傀儡，太着急于发动政变清除霍光，帝位近在咫尺却反而被废，可以说是非常天真。接下来即位的刘病已，十八岁前在民间长大，对人情世故非常了解，他一直在静静等待高龄霍光的死亡。

宣帝刘病已即位后没多久，就失去了在民间所娶的许皇后。接着霍光的小女儿被册封皇后。因为许皇后过于随和，于是有传言说她是被毒杀的。

宣帝即位时，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在霍光请求将政务全部奉还的时候，决定

——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

日本官名中的“关白”，就是由上面《汉书·霍光传》的记述而来的。

从宣帝的决定中可见其谦逊，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昌邑王的先例，闪电即位的皇帝位子并不稳固，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安上什么罪名拉下马来。所以，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让霍光去解决，宣帝就不用负什么责任。

许皇后之死是在宣帝即位三年后（前71），霍皇后的册立是在这一年后。汉皇室就形成了霍光的外孙女是皇太后而女儿却是皇后的局面，关系是倒过来的。在册立霍皇后的两年后（前68），霍光死去。直到临死那一刻，他还是心念万岁方才闭眼的。宣帝亲自到病床边探望。

霍光死去的第二年，宣帝立许皇后所生的奭为皇太子。知道了这件事的霍光夫人显气得吐血，于是让女儿也就是皇后去毒杀皇太子。然而皇太子身边的试毒防备严密，毒杀是不可能成功的。

紧接着宣帝决定，群臣上奏不再经由尚书，可以直接放到皇帝案头。霍光曾领有大将军和尚书的职位，大将军握有军权，而尚书可以把对霍氏不利的奏章扣下来。霍光死后，尚书一职由霍光的侄孙霍山担任。因为凡事可以绕开尚书，所以这就成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无法对奏章事先检查。接着宣帝开始裁军。

——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

废止了车骑将军和右将军的屯田。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他被授予和父亲一样的大司马一职，然而却没有应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就这样，掌握军权的霍氏一族被从军队中剔除出来，不断有人被调往蜀郡、武夷郡等远方。之后由亡故的许皇后一族和史氏（宣帝祖母——武帝的皇太子刘据的妻家）中的年轻人出任司令官，替代了他们的位置。

霍氏被逼到绝路，于是发动政变，但全族都被诛杀。《汉书》中如是写道。不过被宣帝老练地从军队中剔除出来的霍氏，真的就有发动政变的实力么？说是霍氏计划废宣帝而立霍禹，但在阴谋发动前被发觉。霍皇后被废，霍光的未亡人显被杀并曝尸于市。这也是宣帝对杀害糟糠之妻许氏的报复。宣帝已经发现了许皇后的死亡原因，是女医淳于衍根据霍光夫人显的命令而下的毒。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霍氏虽罪该万死，但霍光的忠勋是汉应该祭祀的，对停止祭祀的事情评价说

——孝宣帝亦少恩哉。

确实是有些薄情寡恩。民间长大、喜好游侠、曾流浪各地的宣帝明白世间的严酷，他不可能对毒杀皇后、毒杀皇太子未遂等事情视而不见。此外在民间长大的宣帝深知人民的苦处。裁军是其中一环，另一方面他将刑罚变得更加严厉。他目睹世间恶党横行，善良的人民深受其害，所以他起用法家的官员，实行严罚主义政治。皇太子刘奭屡屡向宣帝进谏，说刑罚过于严厉，建议依据儒家理想施行政治。宣帝肯定会觉得在这个宫廷内长大的、规规矩矩的皇太子非常天真。他训诫皇太子说，儒家思想虽好，但实际的政治必须是适当地糅合霸道和王道来施行的。因皇太子受儒教影响太深，传说宣帝担心

——乱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在牵心于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同时，在断定不得不用武力的时候也会断然起兵。

霍光死后次年（前67），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国都是残存至今的交河城遗址）向汉称臣，但又和匈奴勾结，想要阻断亲汉国乌孙和汉之间的道路。宣帝令郑吉、司马熹率绿洲的万余兵进攻车师前国，最终迫使其投降。

神爵元年（前61），汉打击羌的先零。先零如果和匈奴联合，汉通向西域的通道就会被隔断。这场战争中，年逾七十的老将赵充国献上了斩首七千六百、俘虏三万余的辉煌战果。

次年，因匈奴的虚闾权单于死去，同时有五个首领自称单于，匈奴的实力明显变弱。甘露三年（前51），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入朝。入朝正是臣服的表现。白登山之耻以来，匈奴曾是汉朝国防的最大问题，现今已经不能再向汉施加压力了。相反，如果不能和汉保持友好，单于甚至都无法掌控匈奴。

汉完全掌控了西域的贸易路线。汉设西域都护，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变得繁盛起来。

虽说宣帝薄情寡恩，但与其说是他是个法家，不如说他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因为他曾在民间度过艰辛的时光，所以可以嗅查到浓重的现实气味。霍皇后被废后，宣帝挑选没有子女、忠实本分的女子为皇后，这就是王皇后。连这件事情也显露出他彻底的现实主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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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元年（前49），宣帝死去，受儒教影响极深的皇太子刘奭即位。这就是元帝。

儒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上尊崇王道。然而，现实政治并不是只靠理想就能运作的。正如宣帝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在现实政治中必须综合运用王道和霸道。不过，元帝采用的却是单枪匹马的王道——理想主义。

元帝手下起用了大量儒者，施行理想主义的政治。他废止了有悖于儒家精神的盐铁专卖，但国家财政立刻就变得举步维艰，几年后又不得不恢复。也有建议说，从农本主义出发，应废止货币经济，恢复到物物交换，但事实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汉书》是这般概括元帝的。它赞扬了“孝宣之业”，意思是宣帝使匈奴臣服，将西域收入势力范围，此外还弱化了内朝和外朝，打造出独裁权力。霍光弱化了外朝，而宣帝又清理了霍氏一族，弱化了掌握军权的内朝，所以业绩已经是无人能及了。而元帝则将此优势损失殆尽。

皇帝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就算是宣帝，也要借助许氏和史氏等外戚的力量。宣帝能凭借自身优秀的资质来驾驭他们，但元帝做不到。

元帝的皇后叫王氏。如前所述，霍皇后被废之后，宣帝所立的皇后也叫王氏，故而元帝的皇后一般被称作元后。元帝于在位的第十六年死去，元后所生刘骜即位，叫做成帝，在位二十六年。

说起元帝的业绩，就是完全把汉变成了儒家体制的国家。成帝虽有帝王资质，在位的后半时期却沉迷于女色。自从他宠爱赵氏姐妹开始，后宫——皇帝家里就起了乱子。成帝的生母，也就是元后王氏一族就成了掌握极大权力的外戚。和宣帝不同，元帝、成帝都无力压制外戚。

元后兄弟的儿子个个都被授予很高的爵位，并身居要职，不过早死兄弟的儿子就没有这份待遇了。王莽也是族中一人，但父亲早死，所以在王家并不受待见。但元后怜悯他，对他格外照顾，在大司马王根（王莽的叔父）辞职后让他继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成帝沉迷女色却无子嗣，于是就由元帝侧室傅氏所生定陶王刘康的二十岁儿子刘欣即位，这就是哀帝。哀帝是同性爱者，只爱叫做董贤的美少年，还任命他为大司马。董贤年仅二十二岁，在宫廷内长大，毫无政治手腕。汉王室也真的是堕落了。不过哀帝在位六年就死去，这六年中，王家大权旁落，但在哀帝死后却重掌实权。元后和王莽商量，立九岁的中山王为帝，这就是平帝，但他的生母卫氏却被留在中山（河北省），不允许来长安。当然这是元后和王莽商量的结果。王莽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夺取汉家天下的意图。

王莽对操作舆论很有一套。哀帝的时候王莽失势，但偶有日食，就会有人说“这是老天在诉说王莽的无罪”，传言散布开来。平帝的元始二年（2），黄支国（越南）献上奇兽犀牛。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珍禽异兽的出现是圣天子出世的前兆。据说实际上黄支国献上犀牛是出自王莽的手笔。

王莽的次子王获因杀害奴隶，被父亲责令自杀。此外长子王宇也因谏言“把平帝生母留在中山是不对的”，反被父亲命令自杀。为了天下黎民，大义灭亲的美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平帝的生母卫氏被以谋反的罪名诛杀，接着王莽把自己的女儿立为平帝的皇后。平帝十四岁时暴毙，他因生母被杀而憎恨王莽，王莽知道后就直接给他端上了毒药。

平帝死后，宣帝一脉皇族中最年少的子婴被选作后继者。这是个年仅两岁的婴儿。年号改为“居摄”，王莽以“宰衡”之名摄政。辅佐周成公的周公被叫做“太宰”，辅佐殷汤王的伊尹被叫做“阿衡”。把过去的两个地位最高的辅佐大臣的称谓并列，意思是没有在此之上的监护人了。

不久王莽就变本加厉起来，不再只是区区辅佐大臣了，他自称假皇帝。秦末陈胜吴广之乱时，吴广称假王。这个“假”是副的意思。在副皇帝之后，他又让人们叫他摄皇帝。

王莽取代汉代刘家成为皇帝，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居摄三年（8），四面八方传来了所谓天命降临的瑞兆报告，王莽终于登上了天子之位。汉自此灭亡，王莽开启了以“新”为国号的王朝，其由来是他当初被封为新野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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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目标是复归到圣天子统治天下的周代古法。周公制定周代制度已经是千年以前的事了，但因为孔子的大力推崇，人们认为周代政治是理想的。伪善的王莽在接受汉代最后皇帝的禅让（实际上是篡夺）的时候，拉着幼帝的手，流泪说：

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大政奉还。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如愿。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王莽的篡权袖手旁观。刘崇、刘信等宗族和地方长官翟义起兵，兵力一度达到十万大军，但还是被王莽军镇压了。王莽从大司马、安汉公、宰衡，逐渐升级称号到假皇帝、摄皇帝，直到做了新王朝的皇帝，所以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知道汉朝已然终了。

虽然篡权有计划性也有现实性，但王莽所走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忽略了现实的理想主义，所有的一切都采用了太古的周代制度。按清末康有为（1858—1927）的说法，王莽时代的古文经多属伪作。王莽就是善于伪造的名人。瑞兆也是伪造，更不用说四十八万条对他的歌功颂德了。

回归周代古法的复古主义使社会陷入了大混乱。不仅如此，连外交也停滞了。

井田法被决定付诸实施。该法认为天下的耕地全部是“王田”，不过没有人知道此法是否真的在周代实行过。“奴婢”的称谓被改为“私属”，这种做法认为所有人口都是天子之物，现今是临时由个人代管，他们从事耕作也是在为天子效劳。土地和人民都是天子之物，所以对它（他）们进行的买卖是被禁止的。

视土地和奴婢为私有的地方豪强自然要反对王莽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在宣告对个人财产的否定。西汉晚期，土地兼并日益加重，各地的大地主都成了豪强。元帝时候开始，歉收可以说就像是慢性病一样绵绵不绝，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的人不在少数。因流民的贼匪化，豪强为了自卫就组建武装。豪强、流民、私铸、盐铁走私等武装团体在全国遍地开花。

根据儒教的华夷思想（该思想认为文化的中心是华，文化不发达的是夷狄），把匈奴改名为降奴的孩子气做法并不少见。西汉曾把臣服的匈奴单于立为王，但到如今夷狄为王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降格为侯。所以，此前臣服汉的各地部族就必然会疏远王莽政权。

这样一来，不起叛乱倒显得不正常了。只要有人开头，马上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开这个头的是个被称为吕母的妇人，她只是个酿酒的普通人，并不是拥有私兵的豪强，也不属于流民或是走私集团。她的儿子是个县里的官吏，因为过失被长官杀了。汉代县的长官是县令，嗜好更名的王莽把县令改名为“县宰”。吕母为了复仇，召集了一群血气旺盛的年轻人。因为她是酿酒的，年轻人来买酒的时候她就不收钱，以此为拉拢手段。另一方面，她投入全部财产购买了武器。就这样，吕母一党袭击了海曲县（山东省），杀了县宰，砍下了他的头。吕母把首级供在儿子的墓前。吕母虽然达成了目的，但为了在乱世中生存，就只能继续结党，无法解散，也不能解散。因私人性质的复仇而雇佣起来的武装团体，性质上变成了造反集团。撼动王莽政权的“赤眉军”据说就是这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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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曲县起事的吕母一党为了区别敌人和自己人，把刷墙的红色染料涂到自己的眉毛上。“赤眉军”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继吕母之后，接手指挥赤眉军的是樊崇，他手下有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一干助手。

王莽的政治与其叫做暴政，不如叫做乱政。忽视现实的复古主义政治必然会搞乱现实。强行推进我行我素的政治，引起了本质上属于体制派的地方豪强的反感，严罚主义又制造了大量的流民群。于是人们就怀念汉朝。刘氏皇帝统治天下的时候，虽不一定会太平，但和王莽的政治相比就要安定的多得多，秩序也能得到保证。

吕母一党在山东点燃了大乱的导火索后，各地的流民们也开始行动起来。黄河和淮河之间以及长江支流的各个流域内，适合流民聚众建寨的地形非常多。现在湖北省当阳县东南的绿林山就是其中之一。以新市人王匡为首，王凤、王常、成丹、马武等人把此处作为流民的据点。开始只有几百人，但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七八千，记录称最盛期有五万人，去往那里的饥饿流民多到趋之若鹜的程度。后世贼匪有个别称叫“绿林”，就由来于此。

王莽于新地皇二年（22）发兵两万进行讨伐，但反倒在绿林造反军那里吃了败仗。不过，狭小的绿林山无法供养大军，据说绿林军因疫病而损失的兵力就达一半。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从绿林山移出。北上进入南阳的称为“新市兵”，前往西方南郡的叫做“下江兵”。

南阳一带是豪强势力很强的地方。汉武帝的庶兄刘发被立为长沙王，除了继承王位的儿子，还有五个儿子被封侯。其中一人被封为舂陵侯，但由于封地是潮湿的低洼地，故而提出宁愿减少户数也要移到北方的想法，恳求朝廷后获得允许，转封到南阳的白水乡。王莽时代，刘敞成为这个家族的家长，他有个叫刘玄的堂兄弟因为犯了法，在一个叫平林的地方流亡。平林和绿林一样，有一个陈牧等所率的流民团，叫做平林兵。从绿林转移过来的王匡所率的新市兵也进入这里。受政府军讨伐的反体制团体，数量越多胆子越大。平林兵和绿林系的新市兵在此合流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头目。正好身为汉王室后裔的刘玄流亡到这里，所以就让他来担任首领。

前面讲到，豪强也有私兵团。从流民团以刘玄为首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豪强和贼匪出现了联合的可能性。平林兵、新市兵再加上豪强的私兵团，此前专事掠夺的反体制武装集团摇身一变，成了以复兴汉王朝为目标的政治集团。受任的刘玄一开始被叫做更始将军，不久就被拥戴为皇帝，年号“更始”，时间是公元23年。

南阳豪强的核心，是相当于舂陵侯（王莽除去了汉王室刘氏一族的王侯之位）的刘氏支系家长的刘敞和他的儿子刘祉。不过在南阳刘氏中，比起这一直系，刘、刘秀兄弟的人望更高。兄弟俩的外公是湖阳大豪强樊重，刘秀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新野县的名门邓晨和宛县的实力派李通。此外，与新野县的名门来氏也有姻亲关系。这样的人脉在这个时代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不过，为何是刘玄被推戴成了皇帝呢？理由很简单。平林、新市的造反军想要的是一个傀儡皇帝，优秀的人物并不合他们的胃口。

刘玄称帝的前一年（22），王莽第二次出兵讨伐东方的赤眉军，但再次战败。一般人都说碰到政府军比碰到赤眉军更可怕，因为政府军的军纪相当败坏。人们聚集到打了胜仗的一方，所以赤眉军在大破政府军后，人数膨胀到了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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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王莽势力中，最大的两支是把刘玄当作傀儡的豪强和流民的联合体以及赤眉军。前者以南阳为中心，后者以山东为中心，都在大力扩张势力。在全国其他地区虽有规模的差别，但也有数不清的造反团体。这样一来，不得不说王莽的新王朝已经很快呈现出了晚期症状。

拥戴更始帝刘玄的势力被称为更始军。更始军从南阳北上，经昆阳至洛阳，又从那里西攻长安。刘、刘秀兄弟也参加了更始军，不过实际上是有能力的刘在主持大局。据说绿林系下江兵的指挥者王常等也是如此。关于拥立新的皇帝即位，有时期尚早的论调，不少人认为攻下长安后才应做这件事。

躲在绿林山的时候，人们只是为口粮而拼命。王莽政权开始衰落后，人们开始看到前途充满希望，一片光明，但同时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在有能力、有统率力的皇帝的指挥下，享受再度到来的太平。他们希望刘即位。至少不能靠刘玄，所以他们提出即位尚早的论调。与此相反，也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有政治上的野心，想操纵一个无能的皇帝。这股势力慌慌张张地把刘玄推到了帝位上。皇帝这个位置自然令刘玄感到不安，因为他最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王莽为了阻止更始军北上，派去大军，而且还是百万大军。号称百万，首先可以先减去一半，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大军。形式主义者王莽给它取名为“虎牙五威兵”，他令精通兵法六十三家之术的人从军，让军队不止带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器械，还载着珍宝，带着猛兽一起去。这是示威用的，是为向沿路展示“王莽之势正如旭日升天”所使用的伎俩。

年满六十八岁的王莽不得不展示自己仍然身体健康。他染黑了头发和胡子，立史氏的女儿为皇后以填补两年前老皇后死去所留下的空缺。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示威。

王莽的大军包围了昆阳城。不足一万的更始军死守不出。刘秀跟着十三骑逃出昆阳城，在城外集合了三千兵力，向围城军队发动了反攻。刘秀是个以慎重知名的人物。城内的更始军认为，既然他都敢向大军发动急速攻击，后面应该还有援军，于是也打开城门出击。实际上刘秀集合的就只有那三千骑兵。

当时各地决定观望的势力仍然不少。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攻击昆阳，也是为了示威。然而，昆阳大败使得王莽被彻底放弃了。从昆阳溃逃的王莽败兵四散奔逃回故乡，他们起到了在全国宣传“王莽没戏了”的作用。

更始帝刘玄设局杀了刘秀的哥哥刘。刘玄一直很担心最有人望的刘可能有一天取代自己的帝位。有个叫刘稷的男子主张即位尚早论，拒绝被任命为将军。更始帝以违抗天子命令为由，逮捕并处死了他。这次刘为他辩护，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即日处死。这是一场一网打尽的预谋，也是更始军分裂的危机。慎重的刘秀埋藏起杀兄之恨，对更始帝保持恭顺的态度。即便是更始帝，也不能清除在昆阳立下莫大功勋的人。

攻陷洛阳的更始军主力自然把目标转向西方的长安。这一次，皇帝刘玄命令刘秀平定河北。虽然最大的对手刘已被打倒，但他的弟弟、昆阳英雄刘秀也必须远离。河北有个叫王郎的人，出身邯郸，自称是成帝的私生子，坐了天子之位，受到广阳王刘嘉（武帝的五代孙）和真定王刘杨（武帝末弟的六代孙）的拥立。各地汉朝皇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王郎究竟是否是私生子的问题上，而如今暂时被立为皇帝的却是刘玄，因此对究竟投向二者哪一方取舍不定。同样是汉代皇族，但有王位的才是正皇族，侯不过是个准皇族，况且刘玄还只是准皇族的第二代堂兄弟，所以各地皇族不承认更始帝的氛围很重。

刘秀迎娶了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首先把真定王势力抢到自己一方，通过攻击周边先把邯郸孤立出来。更始二年（24）四月，刘秀终于攻陷了邯郸城池，并斩了败逃的王郎，在昆阳大胜的次年又获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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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更始帝派去的申屠建和李松等将军到达之前，长安就已经由本地的造反团捷足先登地接管了。王莽根本没有人望，没有人愿意为他死守长安。第一个接管长安的是王宪，他极尽掠夺之能事。王莽被一个叫杜吴的人所杀，一个叫公宾就的人割下了他的头。不久更始帝派去的将军进入长安，王宪就被杀了头。强抢宫女、车上立天子旗被认定是大罪。

而更始帝进入长安后，也不能说是展开了善政。从他被当作傀儡而扶植为皇帝可以看出，这是个愚昧的君主。他宠爱夫人也就是右大司马赵萌的女儿，把政事全部交给赵萌。这个赵萌是个肆意放纵的人，因此新政权很快就失去了人心。

更始帝政权更关心的是每天召开的宴会，而不是让在战乱中疲惫不堪的人民休养生息。王莽的乱政即便伪善，但好歹目标是圣天子的政治，而更始帝却连这个理想的零头都没有。正因为期望很大而践约未能实现，所以人们的失望也很大。对更始帝政权绝望的声音立刻传遍四方。

和更始军旗鼓相当的造反势力赤眉军怎么样了呢？这已经是数十万的大军了，将领们对统率这样的兵力有心无力。大部分人的故乡在东方，可以说是归心似箭。然而如果全部解散的话，赤眉军就会烟消云散。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打着如意算盘，想充分利用这好不容易才集中起来的兵力。正在此时，更始帝政权失去人心的消息传来。于是赤眉军将领们自然就产生了取代更始帝的野心。

尽管如此，赤眉军还是缺乏核心。在王莽乱政中得到深刻教训的人们还是在期望着汉王朝的再现。提起赤眉军精神上的纽带，那就是对城阳景王的信仰。城阳景王是汉高祖的孙子刘章，他在诛杀吕氏时一马当先斩了吕产，因而在山东地方被当作战神祭祀，成了民间的信仰。赤眉军从城阳景王的后裔中挑了一名叫刘盆子的十五岁少年，扶植他登上了天子之位。刘盆子的父亲式侯刘萌在王莽时被废侯，因此在之后出生的盆子在动乱中未能受到教育，是个牧羊童，连读书写字都不会。据说他突然做了天子，在受到众人礼拜时完全被吓坏了，差点哭起来。

赤眉军拥立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帝在逃亡后又故作沉着地回来，被封为长沙王，不久就被缢死。不过赤眉军政权比更始帝政权还要糟糕。他们为了把归心似箭的军众拉到长安，说那里有很多财宝，去了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而进入长安后赤眉军众却发现，财宝已经被更始军掠夺一空，连食物都没了。赤眉军在长安停留了三个月，粮食也吃光了，因此为了寻找粮食移师向西。打算利用军众力量的将领们知道，如果东行，军队就会自然解散，所以诱导他们一直向西。然而西边已经有了自立为王的隗嚣，他率军轻轻松松就击退了饥寒交迫、意气消沉的赤眉军。

赤眉军回到长安，可还是没有粮食。事已至此，二十万赤眉军众只得东归。而在归途上等待他们的，是平定了河北的刘秀。赤眉军立少年天子的更始三年（25）六月，刘秀也于同月登基，改元建武。东汉王朝宣告诞生，但天下还在动乱之中。

刘秀在杀了自称天子的王郎之后，挨个降伏了河北的流匪团伙。其中最大的一个团伙叫做铜马军，因其首领被封为列侯，军众被合并，于是那个地方的人称呼刘秀为“铜马帝”。而那些铜马之下的造反团伙是因赤贫而起义的，所以刘秀赦免了他们。

十余万赤眉军在宜阳被等候多时的刘秀降伏。刘盆子虽即了帝位，但是被强迫的，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刘秀赦免了他。赤眉军的将领们也被赦免了。

刘秀——这个时候应该称他为东汉的光武帝了。他在打败王郎后，把邯郸堆积如山的文书付诸一炬，根本不阅一字。和王郎有书信往来的人们，本来一直在担心会被怀疑与其关系亲密，这下子就放心了。不得不说，刘秀收揽人心的手段非常高明。

但是，只要被认定是有野心的危险人物，刘秀就绝不放过。战胜王郎的主因在于把真定王刘杨拉入自己一方。光武帝在即位第二年，就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此人。刘杨是光武帝之妻郭氏的舅舅。前面提到，刘杨比光武帝更接近汉代皇统，或许有人有拥立刘杨的动向。胜者留下的记录不能全盘都信，所以应该认为，他有可能是被光武帝暗算了。

赤眉军的将领虽被赦免，但樊崇和逢安两人后来因谋反之罪而被处死。不过徐宣和杨音等其他赤眉军将领得以安度天年。

光武帝是个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他在洛阳太学就学，想着自己最多做个执金吾（警察总监）就满足了。他还是个多情种子，娶了新野县出身的绝世美女阴丽华做妻子。政治策略上娶刘杨的外甥女为妻是在初婚的第二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重婚了。

赤眉军以及源自绿林系造反团伙的更始军，可以说是因为欠缺知识分子而失败的。如果有通晓历史教训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两军进入长安时的暴行是可以避免的。据说赤眉军将领中识字的只有曾经做过狱吏的徐宣一人。

曾是太学儒生的光武帝在乱世中光芒四射。兄长刘被杀后他能隐忍不发，可能还是学问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光武帝的军队纪律严明，是因为他深知人们在乱政、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交相压榨之下，生活是多么的困苦，对能带来秩序的救世主是多么的渴望，而且他也能客观地审视自己。

更始、赤眉被消灭后，就只剩下陇（甘肃）的隗嚣和蜀的公孙述这两个地方军阀。

建武九年（33），隗嚣病死，他的儿子隗纯接任。次年，隗纯投降。建武十二年（36），公孙述战败而死，蜀并入东汉的版图。就这样，东汉巩固了王朝的基础。攻陇时，光武帝曾向前线的部将岑彭送去书信，说

——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出典。对欲望无止境作自我反省的说法，确实是光武帝式的章句。

紧缩时代

1

日本江户时期，天明四年（1784），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说

——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节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被郡里的官员带到了洛阳。金印和后来的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研究和议论的对象。不管怎样，一世纪初，日本逐渐开始受到大陆文化影响是无可辩驳的。

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东汉约两百年间，始祖光武帝在位时间是最长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东汉所有皇帝中是最长寿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岁，这是寿命第二长的皇帝。此后，东汉十一个皇帝中就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了。

在即位的年龄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岁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岁。不过，章帝之后的十个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岁即位，算是最年长的。东汉的情形是幼帝接连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较让人憋气。

被更始、赤眉蹂躏过的长安彻底荒废了。于是，东汉把洛阳定为国都。在选择长安还是洛阳作为国都的问题上，西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

按现在的话来讲，光武帝选择了“小政府”。先不说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汉晚期的官僚机构就已经极其复杂，因此皇帝的权限受到了制约。光武帝也是希望通过精简政府，从而扩大皇帝的权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须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皇帝固然能轻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时以皇帝权威为后台的势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务。这种势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

学过历史的儒生光武帝对西汉的灭亡大为不满。历经二百多年，汉对大臣们恩宠有加，但行将灭亡时，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怜。王莽长期谋划伪造圣天子传说，分阶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们完全被这些伎俩耍得团团转，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士人缺乏骨气——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汉灭亡原因之一。从汉武帝时开始，儒家被国教化，但渗透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光武帝打算强调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义”，培养骨气之士，使之成为东汉王朝的栋梁。硬派的儒学自然就受到鼓励。沿承西汉惯例，朝廷让高官和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士，对骨气的注重程度超过对他们的学问和才能的重视。

比起西汉的华美，东汉是个朴素的时代，东汉人以此自豪。《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

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

东汉的大发明以“纸”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简和竹简上记录，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写在高价的帛上。除了体积过大的缺点，竹子的处理也很费人力，保存还需要场所，查询、参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纸的发明，学问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纸的发明者据说是蔡伦。蔡伦虽是宦官，却是个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说法认为在蔡伦以前就已经有类似于纸的东西，他只是对此进行了改良。蔡伦以旧渔网、树皮、麻为原料造纸，根据记载，他将此献给和帝是在元兴二年（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过不完整的纸，可以认为，为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纸是在大约二世纪初，在中国的东汉时代诞生的。

光武帝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止了郡兵。这就正式废止了西汉的全民皆兵制，使中央军队直属于皇帝。这样一来，能够调动军队的就只有皇帝了。王莽晚期，赤眉绿林等动乱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在全民皆兵制下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这是光武帝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学到的教训。

2

光武帝因为故乡南阳和洛阳很近，所以时常回去。据说有一次，亲戚里的老太太们对他说

——文叔（光武帝的小名）小时不但很谨慎，人品忠厚好说话，而且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竟然做了皇帝！

光武帝没有故作豪放地去结交他人、增大自己实力，老太太们对此感到很惊奇。光武帝听到这番话后，笑道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番话可在《后汉书》中看到。所谓柔道，通俗来讲就是不强求。不过既然做了皇帝，就必须施行政治。对军制的改革，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将军们不会抵制。可能是光武帝在付诸实施之前就做好了通气等准备工作。

在内政的改革中，光武帝屡屡下发解放奴隶的诏书。他从赤眉、绿林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跌到最底层的人们是因为绝望而叛乱，所以决定尽可能地减少最底层奴隶的数量。解放奴隶在光武帝的思想中也是有根据的。此前杀害奴婢无罪，被视为小事一桩，而在建武十二年（35）的诏书中，他规定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他多次下发解放奴隶的命令，不过也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大地主也是大奴隶主。只要上报自己已经把奴隶恢复成自由民，朝廷就不会追究此前一直强迫奴隶劳动的事情。解放了的奴隶很快恢复了自由身，但很难找到工作。

与此相对，建武十五年（39）的土地所有限制政策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因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光武帝命令调查耕地和户籍。大地主因赋税重，基本上都只申报很少的数量。而绝大多数既非大地主亦非豪强的农民中，佃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根本交不起税金，但调查开始后就不得不纳税。为此，各地造反又起。

光武帝巧妙地平定了造反。五个造反者只要杀了一个造反者，就不再被问罪。以此来达到使造反团伙内部分裂的目的。另外，造反发生地的地方官吏不被追究责任。王莽晚期的造反浪潮中，地方官因被问责而走投无路，连他们都加入了造反一方，这种例子并不鲜见。被认定是勾结豪强、申报作假的十几个高官受到了处分，于是造反基本就结束了。

此后光武帝再也没有进行土地强制调查。这是为了避免触发问题的诱因，是以所谓柔道施行政治的表现。

东汉初期的三公是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马。光武帝似乎对这个“大”字很反感。他除去了“大”字，变成了司徒、司空，大司马的称谓恢复为西汉的太尉。光武帝的性格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向实行怀柔政策的光武帝出兵越南和朝鲜。不过，现在的越南北部在西汉的时候是直辖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朝鲜也同样有四郡。所以，光武帝出征两地绝不是外征。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人口和户数调查经常成为比较的标准。从《汉书·地理志》中记录的数字来看，此时是西汉的最盛期——全国的户数是1223万，人口是5959万。

东汉每逢皇帝之死，就会统计户数和人口。光武帝死去的建武中元二年（57），户数427万，人口2100万。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比，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户数不过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见，在赤眉、绿林、更始的大动乱中死了多少人。光武帝介意“大”字虽说是性格使然，现实中“大”也让人觉得很假。

作为参照的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中，越南交趾有人口74万，比包括长安的京兆略多一点。九真郡16万，日南郡约7万，不成什么气候。从这一数据可见，交趾的反叛对东汉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因为没有卷入王莽晚期之乱，交趾的户数人口可能都没减少。光武帝令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伐反叛的当地女首领徴侧、徴贰姐妹。建武十九年（43），马援斩了姐妹俩，平定了这个地方，但徴氏姐妹在越南被奉为民族英雄，她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传承。

在朝鲜的乐浪郡，有个叫王调的人自立为王，但在光武帝的讨伐军到来之前就被当地人杀掉了。与交趾非常激烈的抵抗相比，平定乐浪则相对简单许多。原因就在于乐浪的汉人移民很多，而王调也是汉族，所以就没有发展成民族抗争的形式。交趾徴氏姐妹的抵抗是民族运动，所以才会那般激烈。

光武帝在同属朝鲜的岭东，也就是日本海一侧看到了民族纷争的势态，所以放弃了那里。

远征交趾必然使东汉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因为是在建国初期，所以在经济上应该是承受不了远征军的庞大消耗的。此后对于远方的首领，一般认为东汉主要采用怀柔的方针政策。志贺岛出土的金印也是这样潮流中的一例吧。

3

鉴于西汉因外戚王莽而灭，光武帝决定抑制外戚的力量。他废了第一个皇后郭氏，立绝世美女阴氏为后。受光武帝的影响，郭氏和阴氏都很介意自己家族成员出任要职。二代皇帝明帝的皇后是在远征越南时立下伟大功勋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而这个马皇后也劝服自己娘家人要谨慎，当然也不打算让他们在政府就任要职。马皇后可称得上有名的皇后。

东汉有个叫云台的宫殿里绘有建国功臣武将二十八人的画像，并被高高悬挂。人们称之为“云台二十八将”。这是为了时刻不忘他们的功绩而设立的纪念堂。然而其中却没有在越南立下大功的马援的画像，据说就是马皇后坚持不让把父亲的画像挂上去的。

外戚被驱离权力宝座的时光只不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三十三岁的章帝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章帝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终于可以将权力收于掌中。和帝并非窦太后所生。她没有亲生儿子。

窦太后的父亲窦勋，母亲是公主，自己又娶了东海王刘疆（光武帝的长子，郭皇后所生）的女儿为妻。家族和皇室有多重关系。不过明帝时代发生了一起疑案，窦太后的祖父窦穆和父亲窦勋被捕入狱，最终都死在狱中。窦太后知道权力的可怕。她对告发祖父和父亲的谒者韩纡恨之入骨。

因和帝只有十岁，窦太后摄政。接着她让自己的哥哥窦宪任侍中，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和窦环为中常侍。和帝的周围都是皇太后一族。

谒者韩纡已死，窦宪为给父亲和祖父报仇，斩了韩纡的儿子，把首级供在先人墓前。真是不讲情理。

窦家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纷争。章帝大丧的时候，都乡侯刘畅来到洛阳，窦太后对这个人非常中意。刘畅相当于是被更始帝刘玄所杀的刘縯的曾孙。如果刘当时没死，因为是光武帝刘秀的兄长，所以可能登基的就是他了，曾孙刘畅也会成为皇帝。他和和帝是同一代的远房堂兄弟。虽然有点不太正经，窦太后可能是动了女子情怀。因为这是个半路里杀出的竞争对手，窦宪就暗杀了刘畅。事情暴露，窦太后被激怒了，把哥哥窦宪关了起来。窦宪申请征伐匈奴以赎罪，获得准许。

对这次远征，朝廷群臣都持反对意见。匈奴从未侵犯国界，相反一直受到鲜卑族的压迫，正陷于困境之中。儒教的反对意见认为，对弱者毫无理由的征伐违背道义。光武帝一心培养的骨气之士已经担任了朝廷的要职。但是窦太后不加理会，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并令他立即出发。

此时，派往西域的班超正活跃在这些绿洲国家，而他的哥哥班固正从事《汉书》的写作，突然就随窦宪军远征。毕竟，史官的身份还是很低微的。班固因获军职，首次得到二千石中郎将的待遇。因为对手弱小，东汉军取得大胜是必然的。时间是因章帝谅暗（皇帝居丧）而还未改元的章和二年（88）。

因外征之功，窦宪被授予三公之上的大将军之位。于是外戚窦氏就开始了专权。大将军自开幕府，撇开三公九卿的外朝，另立了政府。

尝到甜头的窦宪又于永元三年（91）率军讨伐匈奴，北单于被打得节节败退。有军功者很容易被提拔。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舞文弄墨的班固要弃笔换剑。这样一来，那些在政府出任要职的，都仰仗于窦氏的鼻息。

像三公中的袁安和任隗这类骨气之士，只要窦氏一系的官僚有过错，就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撤职，据说被解职的高达四十多人。尚书仆射乐恢上书却不被关心，于是辞职回乡服毒自尽。尽管如此，骨气之士的抵抗还是触及不到外戚窦氏的内部核心。

清理外戚窦氏的正是和帝。史书记载，在五年后窦太后死时，和帝才知自己的生母是梁氏。实际上应该并非如此。之前他就已知晓自己和窦氏一族没有血缘，所以才会采取严厉的肃清措施，这样的看法显得更自然。

西汉时代，大量外戚被诛灭。以吕氏为首的二十家外戚中，全身而退的只有四家。和帝想参考诛灭外戚的历史。时间是永元四年（92），纸张还远远没有普及。班固的《汉书·外戚传》中叙说了其中经过，但因是记载在木简、竹简上，所以没有那么多副本。

和帝在这件事上的顾问是个叫郑众的宦官。

——谨敏有心机。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对此人有记录，所以这个宦官已经是不小的人物了。郑众制定了诛灭窦氏的策略。《汉书·外戚传》是和帝专门委托比他大一岁的清河王刘庆，这才拿到手的。刘庆曾经被立为皇太子，但生母宋贵人为窦太后所厌恶，被逼自杀，他也被废。刘庆从自己的哥哥刘伉那里拿到了《外戚传》。刘伉是章帝的长子，没有被立为皇太子大概是因为生母身份低微。就这样，以和帝为中心，他们开始了对《外戚传》中诛灭外戚部分的研究。

和帝他们在等待外征中的窦宪返回洛阳。如果在他回到洛阳之前就起事，就可能会被掌控武力的窦宪所镇压。于是，当窦宪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回洛阳时，和帝把他和军队分开，发布戒严令封闭所有城门，悉数逮捕窦氏一党要人。这很可能是照着郑众的计划表来的。窦氏兄弟被命令返回封地，而一到封地就被逼自杀。因为是窦太后的兄弟，所以没有用诛杀的方式。窦氏兄弟中只有爱好学问的窦环因没有横暴的行为，和帝没有逼他自杀。

《汉书》的作者班固很是可怜。因在窦宪的军队里任职，被视作窦氏一党，逮捕投狱，最终死在狱中。讽刺的是，他的代表作《汉书·外戚传》成了和帝发动政变的参考资料。

4

光武帝格外担心的外戚之祸，过了三代之后重现东汉朝廷。为强化皇帝权力而设立的“小政府”在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的运作变得更依赖于人而非机构。皇帝的亲信是外戚和宦官，所以东汉晚期的宫廷政治，正是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斗。从双方实力来讲，一般认为宦官要强于外戚。皇帝因会死亡而更换，外戚也会随之变更，而宦官受皇帝更换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肃清外戚窦氏一族的是宦官郑众，他是个机敏的参谋。在纸的发明者蔡伦所处的那个时代里，还是有像他一样优秀的宦官的。

提起宦官，我们容易理解为受去势之刑的所谓“刑余之人”。当然有人是因为犯罪而被去势，但也有自愿去势的宦官。普通庶民不管有多大才能，要就职于宫廷、地方王侯或豪强家中都极为困难。一旦去势，就有相当大的需求，就职也变得容易。不少人并不是遭到刑罚，而是自愿（也有可能是根据父母之意）成为宦官的。日本有一段时期，非门阀的庶民要出人头地，只有加入佛教界一途。可见，有些无路投向仕途的俊才是以宦官的形式登上宫廷舞台的。在学问和才能方面，也许宦官比起官僚们要更胜一筹。西汉时代宦官很少为祸，所以光武帝没有预防到这一点。

和帝的顾问郑众并非区区奴颜婢膝之辈。他所策划的政变干净利落地获得成功，所以可以认为他很优秀。对于宦官，士大夫史官们的评点非常刻薄，但如前所述，他们对郑众也送上了赞美之词。

我还要谈一下佛教。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已是定论。汉武帝以后，来往西域的道路贯通了，所以不仅是贸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也自然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王莽时期，有一段时间里往来西域的道路曾经封闭，但东汉班超向西域各条道路进兵，为保障东西方贸易路线作出了贡献。班超派自己的部下甘英前往罗马，但甘英在途中听说前方路途艰难，于是折返。如果东汉到罗马的直接通道被打通，获益于中继贸易的沿路各城市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起码要掌握住主动权。

人群之间有了往来，自然就会有思想和信仰的传递。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当然仅限于有记录可考的范围）是光武帝的儿子、二代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在楚王被加以谋反嫌疑的时候，明帝在诏书中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明帝反复说楚王没有谋反的嫌疑。据说明帝和楚王兄弟关系很好，上面的诏书还说，明帝梦见金人而知佛教。这也仅是个传说而已。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据说是在明帝时期稍晚些时候建造的。

明帝在诏书中也提到，楚王把黄老思想和佛教信仰结合了起来。于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很多时候是以老庄为媒介的。

西域人的往来比起前代更为频繁，东汉的世界观也逐渐将佛教融合了进来，进而扩展。东汉的朝廷却与此相反，显示出逐渐收缩的趋势。

尽管外戚窦氏被消灭了，却又出现了新的外戚邓氏。一开始和帝的皇后是阴氏，被废之后，邓氏被册立。接着，年纪轻轻的和帝在二十七岁时就死了。和帝生了十几个儿子，但可能是他有什么缺陷，孩子们都相继夭折。长子刘胜虽活着，却有“痼疾”，根本不能做皇帝。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百日大的小婴儿刘隆，被扶上位的第二年就死了，这就是殇帝。邓氏做了摄政的太后，她以和帝无子嗣为由，让清河王刘庆的十三岁儿子刘祜登基。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因生母自杀而被废，在前面已经提到。而他的儿子刘祜登基，也可以说是皇位恢复到本位了吧。安帝刘祜的父亲清河王三十岁时就死了，比他弟弟和帝多活了三年。东汉的皇帝真是可悲的短命。

安帝即位的时候也出了问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主张“和帝已有长子刘胜，为何要立清河王的儿子？刘胜虽有疾却无痼，应该即帝位”。这是指责邓太后一族外戚为掌握权力而谋求让安帝登基。士大夫司空周章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计划连宦官郑众、蔡伦等人一网打尽，所以局面就成了士大夫对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政变以未遂告终，周章自杀，时间是安帝即位那年——永初元年（107）。

安帝在位十八年间，有十四年是由邓太后把持着实权。邓太后有学问，施行儒家政治。她以史为鉴，吸取了外戚窦氏灭亡是因为忽视宦官势力的教训，留心于和宦官保持良好的关系。

邓太后于建光元年（121）死去，此时的安帝已经二十八岁了。和帝十四岁时发动政变掌握了实权，与此相比，安帝直到邓太后死前一直束手无策。与其说是安帝愚昧，还不如说是邓太后高明。但是无论再怎么高明，死了也就没用了。

安帝清除了邓氏一族，邓家许多人自杀。纸的发明者、文化的恩人蔡伦也在这个时候自杀，原因倒不在于他和邓氏有关系。安帝的父亲清河王被立为太子却未能即位，原因是他的母亲（安帝的祖母）因行厌胜（诅咒）也就是巫蛊被逼自杀。调查这件事情的是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蔡伦。因蔡伦报告说“事情属实”，安帝的祖母被逼自杀。安帝是在这件四十三年前的案子上为祖母寻仇。

5

安帝所处的时代里，君主不能只顾着私人的怨恨。

旱魃、洪水、饥馑接连不断，连首都洛阳也陷入饥荒。可能是天灾，但更可能是人祸。

匈奴分裂后，北匈奴就不具威胁性了，而跟汉有和亲关系的南匈奴开始屡屡侵犯国界。当时，高句丽在进攻东汉在朝鲜半岛上的领土。匈奴的强敌鲜卑在东北也有令人畏惧的态势。因马援的讨伐而被迫移居到西北的羌族，动向也不稳定。在远征西域的时候，他们马上被动员参加，心有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因班超的活跃，西域基本安定，七十一岁的他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在离别洛阳三十年后凯旋。但西域再次变得不太平，东汉于安帝永初元年（107）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再也不能发力于西域了。

关于国家大事，在安帝周围跑前跑后的都是二流宦官和乳母的女儿一伙人。安帝亲政的质量要远远落后于邓太后摄政时。

安帝的皇后是阎氏，她没有生下子嗣。安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李贵人所生的刘保。而李贵人被阎皇后所杀。阎皇后担心将来如果刘保登基，会向自己寻仇，因此设局废了皇太子。听从阎皇后所言、废了自己唯一儿子的安帝，与其说是愚昧，不如说是愚蠢吧。

此时，担任太仆的一个叫来历的人，对废太子之事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说十岁的皇太子有什么罪，经书里不都说不满十五岁的人，过错不在其身么？骨气之士就这样时不时地出现，但很快他就被解职。

刘保被废是在延光三年（124）。第二年，三十二岁的安帝死在旅途中。阎皇后没有选安帝的亲儿子，而是把皇族中最年少的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太子。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就死了，所以《后汉书》没有给这位少帝立帝纪。

刘懿死后，阎氏一族秘不发丧，开始研究后继者的人选。但无论怎么隐瞒丧事，在跟前服侍的宦官总是会知道的。孙程召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十九个宦官，袭杀了阎氏一族的宦官，让已被废的皇太子刘保登基。阎太后被幽闭，阎氏兄弟全部被诛杀。因为即位的是安帝的独子，所以谁都没话说。

刘保被称为顺帝，东汉的第八代皇帝。不过刘懿并不是以皇陵，而是以诸王之礼下葬的，所以也可以说顺帝是第七代皇帝。顺帝把立下大功的十九个宦官一并封为列侯，这让人们感到震惊。

就算是在清除窦氏一族时立下大功的郑众，也是十年之后才成为列侯。已经去势的宦官自然无法生育子女，即使获得爵位也不过一代人而已。然而，顺帝阳嘉四年（135），宦官也被允许通过养子继承爵位。另外，以前只有三公九卿和二千石的大官才有推荐官吏的资格，而宦官也被授予了推荐权。宦官中甚至有人把买来的奴隶都推荐成了地方长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对这种风潮自然无比愤慨，他们士大夫要成为列侯，必须赌命来往于战场之上才行，然而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宦官，受益于宫廷里的皇位争斗，十九人全成了列侯。外戚虽然可憎，但从身份来讲，也是士大夫阶层出身。东汉从成立以来就是一种豪强联合政府，因此比起宦官掌握的朝廷，他们宁可希望由外戚来掌控朝廷。

大将军梁商的女儿被册封为顺帝皇后，此时的士大夫们正在寻找能牵制宦官势力的强大外戚。梁氏比起阎氏，豪强层次要高不少。

皇后的父亲梁商是个谦虚的人，他连儿子的封爵都拒绝了，被任命为大将军后他却称病躲在家里。与其说是谦虚，可能《后汉书》里说得更贴切

——性慎弱，无威断。

他被认为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物。然而，儿子梁翼正好与此相反。不怎么学习，嗜好闲游饮酒。《东汉书》里也说他

——暴恣，多非法。

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后，这个问题儿子梁翼就任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三十岁的顺帝死去，两岁的皇太子刘炳即位。这就是冲帝，生母叫虞贵人。东汉只有初代光武帝的皇后生了儿子，以后没有一个皇后生下儿子。不得不说这和皇帝寿命奇短一样，是个奇异的现象。好不容易才登基的冲帝，三岁时就死了。

太尉李固此时主张应由年长的皇族即位，这是正论。因为皇帝年幼，外戚就会掌握权力，宦官的权力也不容易剥夺。李固的正论被已经成为皇太后的梁氏及其兄梁翼拒绝，年方八岁的刘缵被立为皇帝。这是渤海王刘鸿的儿子，其曾祖父刘伉正是为和帝取得《汉书·外戚传》作参考的人物。新皇帝被称为质帝，却一反梁氏期盼地英明，在梁翼觐见的时候，大胆地说

——这是个跋扈将军啊。

这句话显露出如果我长大成人，就容不得你这样跋扈的气概。梁翼判断出这个少年是个危险人物，干脆就毒杀了他。

后继者的候补人选有质帝的堂兄弟清河王刘蒜和蠡吾侯刘志。刘志十五岁，和质帝的父亲是同一代，继承就成逆向的了。刘蒜年龄不明，是质帝伯父的儿子，可能相当年长了。不管怎么说，刘志相对而言操纵起来更为容易。李固对此表示反对，于是梁太后撤了他的职。

还有一说，刘蒜在去见中常侍（宦官）曹腾的时候很失礼。就算刘蒜不知道宦官有多希望皇族对他们毕恭毕敬，但他也应该知道曹腾是深得顺帝信任的宦官。曹腾做了大长秋（皇后侍从之首），是个列侯。他因是宦官，自然没有儿女，但在阳嘉四年的许可令后，收了个养子叫曹嵩。这个曹嵩的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慢慢地，《三国志》之风飘了过来。

十五岁的刘志即位后，称为桓帝。如前所述，据说这位就是中国皇帝中最早的佛教信徒。桓帝立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所以外戚梁氏就和皇室结下了两重关系。

梁氏的权力持续了二十年。梁翼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妻子孙寿的专横也不亚于他。宫廷中外戚和宦官是对立的，但贤明的梁太后在宫中能够驯服宦官势力，所以梁氏的专横才不被追究。可能在官吏推荐权上，外戚推荐的是政府高官等名誉职位，而宦官推荐的是县一级的长官——地位虽低、收入却高的官员。像是一种职业分工，没发生什么冲突。

然而，梁太后死后（150），梁皇后也死了（159）。桓帝和梁皇后的关系很早就冷淡了，他爱的是一个叫猛女的美女。

诛灭梁氏是梁皇后死后第二个月的事情。延熹二年（159）八月，梁翼夫妇自杀，不仅梁氏一族，妻族孙氏也被牵连。

大部分廷臣被肃清，重臣中仅残余三人。这是一场和政策、政见毫无关系的政变。

破灭之路

1

梁氏一族被诛灭后，外戚在东汉就再难成气候。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宦官势力。昏君桓帝在诛灭梁氏后，在位八年有余，于三十六岁时死去。据说洛阳的宫殿里有五六千宫女，所以不得不说这和东汉的国力不相称。

桓帝之所以即位是因为质帝之死。如前所述，东汉在更换皇帝的时候会调查户口和人口。质帝死去的本初元年（146），全国户数934万余，人口4756万余。自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已过120余年，但这甚至还未恢复到西汉末元始二年（2）的水平。户数少了390万，人口少了1200万。在人类劳动力数量决定生产力的年代里，东汉的生产水平可能仍不及西汉。

所谓与国力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是朝廷，也不得不俭约。然而，桓帝却热衷于增加宫女的数量。

边境也变得不太平。根据《后汉书》对“羌族之乱”的记载，均为“已击破”，“已平定”，“全部投降并被解散”。然而，同一块地方上立刻又有羌族动乱发生。敌人不是被击破或者平定，而是在移动吧。刻薄地加以揣测，可能是地方政府在躲避敌人。辽东的鲜卑族屡屡侵犯，四川的夷人也起了叛乱。

朝廷由宦官把持以后，不难想见地方上的“骨气之士”会进行抵抗。不仅是地方，自光武帝以来，硬派的儒学受到鼓励，三万书生在国都洛阳的太学中学习。书生是地方豪强的子弟，他们一开始就是中央政府的人才供给来源。

尽管如此，东汉朝廷还是宦官的天下。人员任职由宦官推荐。起初任命的是县级官员，渐渐地，开始推荐高官。要受到宦官的推荐，就必须付出金钱。宦官不是士大夫阶层，虽然允许他们认养子，但如果没有钱，要做他们的养子连门都没有。拜金主义必然会在宦官社会中蔓延。

宦官党占据了朝廷。所谓宦官党指的就是宦官以及他们推荐的官员们。骨气之士对这种花钱求宦官推荐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谴责陷入拜金主义的宦官党。洛阳三万太学生成了反宦官的急先锋，揭发宦官的罪行。

朝廷中当然也有非宦官党的清廉官员。他们以书生们的舆论为后台，在朝廷和宦官党作斗争。宦官党设计陷害，使他们失势。然而失势的清廉派官吏们却博得了以书生为首的天下人的同情，甚至被奉为英雄。

宦官团体觉得事情不能放任不管，弹劾了清廉派的李膺。理由是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点名批判并弹劾他们是党人，于是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其中包括陈寔，一个乡政府的小官。在被逮捕作调查的时候，由他所作供述，宦官们各种各样的罪行纷纷暴露。所谓“薮蛇”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宦官派进退两难。正好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在为党人进行斡旋，释放被逮捕的党人，并宣布将他们“终身禁锢”在出身地。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时间是延熹九年（166）。士人中甚至有人以被捕者名单中没有自己为耻，因只要有被捕的资格就能扬名。虽然说是“终身禁锢”，但意思是政府不加录用，而行动是有自由的。

释放党人之后，桓帝死去，十二岁的解渎侯刘宏即位。桓帝也没有亲生儿子。解渎侯被称为灵帝。桓帝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她的父亲窦武做了大将军。

大将军窦武计划诛灭宦官。当然他也是士人，对没品的宦官垄断政界应该心怀愤恨，或许他也想再现当年梁翼全盛时代的情形。士人的自负使他自恃大将军的有利地位，心理上的优势终于驱使他动手。和他志同道合的是太傅陈蕃，《后汉书》倾向于认定首谋是陈蕃。只是这两人的计划不够严密。相应地，宦官们在舆论和学生高调的批判合唱中变得神经过敏，有很强的危机感。谍报专家们筹划情报网，在宫廷周围活动。宦官知晓了窦武和陈蕃的计划，于是先发制人，控制了军权，陈蕃被杀，窦武自杀。

党人和各地豪强同气连枝，而宦官的立足点只有宫廷。正因如此，后者才会有更强的危机感。宦官们分析得出结论，认定因为第一次党锢处理过轻，而且老百姓又大声叫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剿灭宦官计划。而这一次就要用毫不留情的镇压来解决。于是党人被杀的有李膺及其以下一百多人，被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逮捕投狱的太学书生则超过了一千人。党人五等亲以内，因门第获官职者一律免职，并处以禁锢。此即第二次党锢之狱，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169）。

骨气之士遍布全国，因此那些壮烈的故事才能广泛流传。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骨气之士为何不能对东汉政治发挥较大影响呢？《后汉书》引用了《论语·宪问》中的话来做解答

——道将废也与，命也。

这正是命运论。

党人的溃灭标志了宦官全盛时代的来临。从第二次党锢案到黄巾之乱的这十五年，我称之为铜臭时代。选拔官吏的标准应该是道德——孝廉，却变成了金钱。各官职都有各自相应的价格。

灵帝任解渎侯的时候曾经非常穷困，所以在做了皇帝后净想着赚钱，但府库中却没多少，因此在宫中西园开了府院，把那里当作一个官职卖场。郡守等有实际利益的职位值两千万钱，而有名无实的中央官职就没那么贵了，据说太尉值一千万。不过，宦官曹腾为自己的养子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下了太尉之职，是定价的十倍。钱的气味无所不在，真的是铜臭时代，只能说走上了一条破灭之路。

2

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充满了铜臭，没有丝毫理想和目标。此前皇后至少还出自豪门，而灵帝的皇后何氏却是个南阳（河南省）屠夫的女儿，并非士大夫出身。灵帝周围是张让、赵忠、夏恽等十个亲信宦官。世人称他们为“十常侍”。他们不像以前的郑众、蔡伦那么优秀，而是把和自己有关系的人派到地方上，专门压榨农民，中饱私囊。

不堪忍受压榨而逃亡的农民接连不断。和王莽晚期一样，造反集团成了逃亡农民的收容所。这一次，河北钜鹿有个叫张角的人创建了叫做“太平道”的信仰团体。因是道教的一派，故以老庄思想为根底，不过，或许也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

太平道号称可以通过让病人忏悔并饮用符水治病，召集信徒。教祖张角自号大贤良师，自称是“黄天”神的使者。他宣称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痛都是黄天降罚，所以病人必须认罪。就这样，痛苦的人们集结在张角脚下。“太平道”眼看着壮大起来。

在所有的痛苦中，贫困无疑是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倒腐败的政权。当时宦官手下的压榨十分凶狠。当然士人—地方豪强也是压榨阶级。本是信仰团体的太平道，于是改组为造反集团。此时不知是从哪里传开的，到处都在讲咒语一样的句子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如果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那么这就是对它的死亡宣告。因张角是黄天的使者，这也是他将建立新政权的预言。而誓师就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184），意思是革命将会成功。

张角把十余年间聚集起来的数十万信徒按三十六个“方”进行组织。方有大小之分，从一万多人到六七千人不等，指挥者被称为“渠帅”。方既是信仰单位，同时又是军队组织。被称为大贤良师的张角必定已经看透了东汉正加速走向灭亡的事实，所以他又冠名为“天公将军”，还分别授予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称号，目标显然就是造反了。前面提到的咒语一样的句子，也是太平道因期望起义时能有广泛响应而宣传的意识形态口号。

太平道的信徒中还有中常侍徐奉这样的高级宦官。因此，张角对宫廷内的状况也是非常了解。另一方面，大量信徒中也可能混进了政府的密探。在预定起义之前，因密告者走漏风声，太平道决定提前发动。

太平道叛乱集团为了区分自己人和敌人，头上裹着黄巾，故被称为“黄巾军”。他们烧毁地方政府驻所，劫掠各地。地方官员早就逃走了。“党锢”以来，有骨气的士人就不做官了，所以担任官职的净是些胆小鬼，所以黄巾军很快从河北扩张到河南，甚至到了山东。朝廷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朝廷中的宦官并非全都是奸恶之徒。因党锢受罚的许多人都对朝廷非常不满，如果不加以赦免，他们可能就会加入黄巾军。于是宦官吕强进言：“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左右贪浊者指的正是赵忠等十常侍。而吕强却因同为宦官的十常侍的进谗，被逼自杀。此外士人官僚中的郎中张钧毅然上书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

他也被投狱而死。两个发表正论的人虽被逼死，但吕强进言中提到的党人禁锢还是被取消了。这是因为事实证明抵挡叛军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东汉朝廷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黄巾军在存在密告且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起兵，因此和各地的联系不是很顺畅，而且党人禁锢被取消，已经不能把地方豪强吸引到自己一方了。

朝廷派出的将军有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朱儁在交趾（越南）发生叛乱时率兵平定，立有功劳。皇甫嵩在长社（河南省）被黄巾军包围的时候，率援军赶来的是都骑尉曹操。《三国志》的英雄从这次黄巾之乱起开始登场。曹操这回是初次登台。

负责征讨的将军是士人，而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军，宦官也被配属军中。他们如果得不到贿赂，就不会为主帅作有利的报告。卢植因未向宦官左丰行贿，被报告“广宗城（河北省）的敌人明明很快就能击破，但他偃旗息鼓，坐等敌人被老天爷消灭”，震怒的皇帝命令将卢植用囚人的槛车押运送回。

被派去广宗替代卢植的司令官是东中郎将董卓。他是曾以西域戊己校尉的身份出征西域的猛将。以董卓之力也未能攻破这座理应很快就能拿下的广宗城。

中平元年（184）三月，征讨军整编完毕，到了十月，终于攻破了张梁守卫的广宗。另外，天公将军张角此时已经病死。张角之死是黄巾军势力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十一月，皇甫嵩在下曲阳（河北省）进攻张宝，并斩了他。表面上黄巾之乱被平定。之所以称为表面上，是因为各地响应的叛乱纷起，连甘肃、山西、湖北都发生了叛乱，所以不一定就能说是平定。他们采用黑山、白波等各种各样的名字，广义上也可以称作黄巾系。可能是通过《三国志》，据守山西的造反军的大名“白波”甚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称盗贼为“白波”便由来于此。

说黄巾军已被平定不一定确切。比如，黑山贼的头目褚飞燕等人被朝廷任命为两千石的中郎将；白波军也在后来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负责圣驾的守卫；青州三十万精锐黄巾军和曹操军合并了。曹操能够把持朝政，是因为他有雄厚的势力，而曹操之所以一下子变得强大，是因为吸收了青州的黄巾军。这样看来，还是可以把东汉王朝的覆灭原因归结于黄巾军。

3

《三国演义》大体上从黄巾之乱开始，而其后的情节中有很多地方为读者所熟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黄巾之乱后的论功行赏。包括中常侍张让在内的十二个宦官成了列侯。他们并未上战场，功劳全来自于在皇帝身边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党锢之禁虽然解除，但东汉朝廷依然是宦官的天下。

说宦官坏话的人受到了处罚。皇甫嵩曾斩了黄巾军的地公将军张宝，立有这般功劳的他因拒绝了张让借钱五千万的要求，被以“过度使用军费”的理由撤了车骑将军的职，食邑被削去六千户。更有甚者，曾上言“天下大乱是宦官之罪”的谏议大夫刘陶死在狱中，这在人们意料之中。刘陶曾是洛阳太学的学生运动首领。

中平五年（188），朝廷设置西园八校尉。黄巾余党仍在各地活动，西北羌族的动向也不让人放心。地方官担心自己失职，于是瞒报造反，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在东北，乌桓族的首领联系了心怀不满的汉人，从辽西肆虐到北京一带。前往征伐的是骑都尉公孙瓒。不管怎样，东汉意识到增强军备的必要性，设置了相当于近卫军的西园八校尉。汉朝校尉是指挥军队的两千石武官。同时出现了八个军队司令官。其中有一个宦官蹇硕，除了担任上军校尉，指挥其中一个军团外，还监督着其他七个军团。

在设立西园八校尉的第二年——中平六年（189）四月，三十四岁的灵帝死去。不知是不是宿命，东汉皇帝即便生了儿子也很难养大。因此，何皇后所生的刘辩被寄养在民间一个姓史的道士那里。后来，后宫王氏生下一个叫刘协的儿子。嫉妒心很强的何皇后杀了王氏，但这个孩子被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收留，所以没事。灵帝死时刘辩十四岁，刘协九岁。实际上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中，弟弟远比哥哥优秀。或者可以说是哥哥实在上不了台面。灵帝在死前没有立皇太子，生病后就把次子刘协托付给西园上军校尉，也就是掌握最大兵力的宦官蹇硕。

为了让刘协即位，就必须诛杀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于是宦官设局请何冲前来，但何冲在途中有所觉察，又逃回去了。灵帝死去两天后，刘辩登基，改元“光熹”，表面上看是何太后的哥哥何冲掌握了政权。只不过，只要宦官势力仍然强盛，就不能说他真正地掌握了政权。这个时候，八校尉之一的袁绍劝何冲“把宦官全杀了”。袁绍是豪强中的豪强，是每四代人就必出三公的名门之后。正因如此，他既对宦官有很强的敌忾之心，也有名门出身的死心眼。何进首先捕杀了蹇硕。蹇硕既是宦官又掌控军队，是被先帝托付次子刘协的人物，所以何进必然会先用他来祭旗。接下来何进包围了养育刘协的董太后的哥哥骠骑将军董承的府邸，并杀了董承，董太后因此暴卒。《三国演义》中说是被何进毒杀，《九州春秋》说是自杀。董承虽不是宦官，却站在何进外甥的对手一方，于是何进就早早消灭了他。因此，何进对诛灭宦官反倒不是意志很坚定。妹妹何太后说如果没了宦官，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可见何太后对政治也是有野心的。此外，何进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等人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在游说他不要废止宦官。

这一次，可以想见宦官也要拼命了。不管怎样，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于是，他们借何太后之名召何进进宫，在嘉德殿前斩了他并弃尸。这是陷入绝境的宦官豁出性命的反击。在斩了何进之后，他们紧闭宫门，拥戴皇帝刘辩，摆出固守的架势。

袁绍和堂弟袁术为了诛灭宦官，不停地召集四方猛将豪杰。曹操也收到邀请，但他笑着说“宦官自古就有，不给他们权宠就行了。要诛灭元凶，派一狱吏就已足够，这样集结兵力过于小题大做”，不怎么热心。如果考虑到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就能理解他为何对诛灭宦官如此不积极。

何进不择手段，甚至曾召唤以凶暴而著称的董卓前来。狡猾的董卓在河东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就这样，何进把事情闹得太大而成为宦官关注的对象，继而被诱杀。

袁绍、袁术以及何进的部将们破宫门闯入，抓住了赵忠等十常侍，并斩了他们。去势了的宦官没有胡子，长着单调的脸，所以不少没胡子、发福的普通人也被误杀。这天袁绍等人在宫中杀了两千余人。

十常侍中只有张让和段珪两人带着皇帝和皇弟，几十个人艰难逃出，却在一个叫小平津（河南省）的地方被卢植等人追上。卢植被监军宦官进谗，受过囚车送归的屈辱，因此对宦官之恨可谓深入骨髓。事已至此，两个宦官不得不投河了断。

皇帝兄弟在由卢植等人护卫回宫的途中，总算遇到了刚动身的董卓军。在董卓询问事情经过时，皇帝刘辩简直就是答非所问，而皇弟刘协则是应答如流。可以说真的是选错了皇帝。

董卓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捡到了皇帝兄弟，所以就有了拥戴的有利地位。进入洛阳后，改元“昭宁”，接着废了皇帝刘辩，立其弟刘协，改元“永汉”。刘协正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

通过废立皇帝，董卓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他以何太后侍奉婆婆时无礼为由将之毒杀，还杀了她母亲舞阳君，甚至把自己废掉的刘辩也毒杀了。

接着董卓获得相国之位。西汉的建国元勋萧何担任了这个职位之后，谁都有所顾忌，虽有吕后时代的吕产等例外，近四百年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毫无顾忌地登上相国位置的事实表明，接下来董卓有篡夺帝位的想法。年号被恢复成原先的中平六年（189）。

中平六年频改年号，中平、光熹、昭宁、永汉，既而又是中平，让人眼花缭乱。

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反对董卓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废立皇帝，全部离开了洛阳。不言自明，他们试图在不久之后结成反董卓联合军，再次攻打洛阳。

次年——初平元年（190）正月，反董卓联合军起兵，袁绍自称车骑将军。因皇帝在董卓手里，官职是不得已自称的。

针对于此，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出身陇西（甘肃省）的董卓认为，把皇帝移至自己的地盘是上策。他担心留在洛阳就会陷入孤立。为了断绝人们的恋乡情绪，别说是洛阳的宫殿，就连民宅也悉数焚毁，据说是一场二百里以内鸡犬不留的大破坏。居民也被强制移居到长安，途中死了很多人。

反董卓联合军中第一个到达洛阳的是出身富春（浙江省）的孙坚。他自称是《孙子》作者孙武的子孙。不过孙坚只是个小县吏出身，不是所谓豪强家门。他在平定黄巾之乱中立了功，终于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此时仍归袁术管辖。他进入洛阳已经是在董卓的大破坏之后了，不过传说他在一口井中发现了传国玉玺。三国时代和蜀、魏三分天下的吴，是由孙坚之子孙策、孙权构筑基础的。

这样说来，就不能不提到蜀汉之主刘备了。他也参加了黄巾之乱的平定。然而，其余诸将，不用说曹操本来就是两千石的司令官，就连孙权都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而刘备不过是个县尉，四百石到两百石的样子。与其说是论功行赏不公平，不如认为刘备在当时也就这点实力更为恰当。

刘备自称和汉王室有关系，但当时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刘备善于结交豪侠，他的出生地盛产名马，商人张世平、苏双在此地贩马，给了刘备一大笔钱。一般认为关羽和张飞是从这个时代起就做了他的手下。至于关羽，《三国志》称他是解县（山西省）人，因故亡命，曾寄身于刘备门下。究竟是什么原委则没有注明。解县是产盐之地，可能是关羽走私了属于政府专卖的盐，因行动暴露，不得不出逃。

刘备带着少数几个一手培养的武将，横行于乱世中，最终成为蜀汉之主。曹操在董卓入长安的次年——初平三年（192），如前所述，收编了30万青州黄巾降卒，一跃成为强大势力。同年四月，长安的董卓死在被王允挑拨的部下吕布手中。

董卓死后，长安陷入他的部将们——李催、郭汜、樊稠、张济的混战中。长安曾被更始、赤眉等军队变成废墟，在总算迎来重建的时候，又重新变回以前的荒野。

董卓一死，在长安无法抑制对洛阳思乡之情的人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片持续荒废的土地上。献帝一行逃出了长安，时间是建安元年（196）。长安的军阀们寻思不能放过这枚玉将［1］，开始追踪，不过前面也提到过，在黄巾系白波军的帮助下，献帝他们终于回到了东都。然而，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曹操将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河南省许昌）。这段时期，洛阳也开展起重建工作。

通过董卓的事例可以发现，拥戴皇帝的人占据着绝对有利的位置。

［1］ 日本将棋中的主帅。

鼎立与统一

1

这次，刘备因同乡公孙瓒的缘故，被提拔为平原国的相，勉强算是加入了两千石的序列里。

东汉仍然实行郡国制。郡的官员由中央派遣，国是皇族的封地，郡和国是平级关系。郡的长官称为太守，国的长官（皇族的王仅是名义上的）则是相。东汉时代的郡国数量据说过百。此外，郡国之上有州，共有十三个。州的长官是刺史，不过刺史原本只负责巡查州属下的郡国，并不直接统治，因此没多大权力，俸禄不过六百石。后来，刺史的权力逐渐变大，俸禄也达到了两千石，到东汉晚期甚至掌握了军权，官名改称为“牧”。

可能是人才不足的原因吧，马商保镖刘备也因缘际会做了平原相。然而在不久之后，占据冀州的袁绍攻打公孙瓒，这位刘备好不容易才倚靠上的公孙瓒在被包围后自杀身亡。公孙瓒的失败之处在于把东方的乌桓族也圈入了敌人行列，而袁绍和乌桓族结盟，消灭了公孙瓒。刘备因此失业，去徐州做了徐州牧陶谦的食客。陶谦死后，刘备继任徐州牧。个中的内情如何不得而知，研究者中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侵占。

因公孙瓒的没落，中国北方形成了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一山不容二虎，建安五年（200），双方比预想要早地在黄河岸边的官渡（河南省）交战。这场最关键的大决战以曹操的胜利告终。两年后，战败的袁绍在失意中死去，他的儿子们虽继续抵抗了一阵子，但因内部纠纷不断而不能再对曹操构成威胁。

袁绍的堂弟袁术在南方，据点是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近边的寿春（安徽省）。人们都认为袁术不会做人。虽然是堂兄弟，但他和袁绍是天生的对头，还骂对方是小妾养的，炫耀自己才是名门袁家的嫡系。在袁绍和公孙瓒斗争的时候，袁术站在后者一方。总有一些人实力全无，架子却很大，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国中吴的孙家，原本也归属袁术，但很快就断绝了关系。

曹操迎献帝到许（河南省）的第二年（197），发生了件怪事，袁术竟在寿春称帝，国号“仲家”，设公卿百官，还进行了所谓的祭天。此时孙坚已死，长子孙策的实力已经强于这个曾经的主君，如今正好是个完全撇清关系的机会。但孙策二十六岁时被暗杀，他弟弟孙权在张昭、周瑜、鲁肃、吕蒙等人才的辅佐下，将势力范围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下游，还发展到了浙江。

袁术做了皇帝，但谁也不把他当作对手。他想依靠曾被他那般辱骂过的堂兄袁绍，于是北上，不想在半路上被曹操所派兵马击溃。袁术败退，在江亭（湖北省）吐血身亡，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阻拦袁术北上，曹操派去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刘备。刘备虽做了徐州牧，但在长安杀了主子董卓的吕布不请自来，霸占了徐州。刘备被吕布赶了出来，投靠了曹操。

刘备以曹操客将的身份阻止了袁术北上，时间是建安四年（199）。献帝和他的左右对力量过于强大的曹操深感不安，他们期待刘备把曹操赶下台，于是发出了密诏。但是计谋泄露，曹操攻打刘备，刘备被迫逃往袁绍那里，而关羽则成了曹操的俘虏。

第二年就是官渡决战了，刘备放弃战败的袁绍，投靠了荆州（湖北）的刘表。刘表是西汉景帝之子鲁王刘余的后裔。他保护儒者，令人撰写五经章句，因对文化的贡献而知名。跟同样出身名门的袁术不同，他心胸要开阔得多。收留刘备虽然恶化了刘表和曹操的关系，但对刘表来讲，他是不会赶走这只投来的穷鸟的，尽管他明知这只穷鸟干过侵占（陶谦的例子）和背叛（曹操和袁绍的例子）的事情。

在逗留荆州的这段日子里，刘备有了极大的收获。他以“三顾茅庐”迎来了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师诸葛孔明（本名亮）。关羽已经从曹操阵营逃回，结义兄弟之一的张飞，还有赵云等人才都聚集到刘备身边。不过他们全是野战的司令官，刘备阵营中缺乏参谋。因诸葛孔明的加入，在用兵谋略方面的实力就有了关键性的增强。如果没有孔明的加入，刘备还会像此前一样，漂泊在乱世诸将之间，以过客的身份了此残生。

诸葛孔明提出的天下三分之策非常有名。当时，一下子就统一天下是不可能的。曹操如果实力渐长，就有可能实现统一。刘备阵营要参与争夺天下，至少要领有荆州和益州（四川）两州，而且只有联合东吴的孙权，才能抵挡曹操。为此就需要仔细谋划。

在加入刘备阵营的第二年（208），诸葛孔明亲自拜访孙权阵营，缔结了同盟条约。同年刘表死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消灭袁绍后的曹操握有北方霸权，目标就是统一天下，于是开始南下。不过，因孙权和刘备结盟，曹操在赤壁（湖北省）大败，雄图落空，只得返回。

要列举曹操在赤壁的败因，主要有不惯水战，没有防备火攻之计，补给线过长因此兵战非常吃力，并且军中疫病流行等。

刘备得到了刘表的遗产荆州，接着进入益州（四川省），此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天下三分的局面。

2

魏蜀吴三国时代可以从刘备被四川之主刘璋迎入蜀之时算起。时间是建安十六年（211）。因还未完全掌握荆州，孔明和关羽没有入蜀。孔明入蜀是在建安十九年（214），关羽留在荆州继续打拼。

孙权于建安十七年（212）定建业（现在的江苏省南京）为国都。以孙权的吴为首，共有六个王朝在江南交替。吴、东晋、宋、齐、梁、陈，国都都是南京。这里地形虎踞龙盘，真的是咽喉要地。据说以此为据点是听取了访吴的刘备使节诸葛孔明的意见。

虽说是三国鼎立，魏的实力要大幅领先于其他二国，所以实际上这只三足鼎就有些瘸。曹操于建安十八年（213）做了魏公。公在侯之上。在汉代，刘氏以外不能为王。而提到公的称号，会让人联想到以前篡夺了西汉的王莽，他曾经做过安汉公，所以人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在建安二十一年（216），非刘氏的曹操做了魏王。这时，谁都会认为曹操此举距离篡夺只有一步之遥了。曹操因是宦官的孙子，即使是在上流社会也肯定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本人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心理也有些扭曲吧。

与刘备、孙权不同，曹操既是优秀的学者，还是个诗人。他为兵法书《孙子》作注解，还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也继承了他的文才。尤其是曹植，可以说是2世纪到3世纪间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以曹家为中心，建安文学一派繁荣。这个时代的七个优秀文人被叫做“建安七子”。其中的陈琳原来是袁绍阵营的秘书官，创作了大量批判曹操的檄文。然而曹操爱其才，将他录用在自己的阵营中。不过，陈琳的檄文中写曹操的祖父是个贪婪的宦官，父亲像个要饭的，曹操仅是说了句

——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而且这句话引用自《春秋·公羊传》，可见曹操的学问有多深厚。

小说《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把刘备作为主人公，因此曹操被当成坏人来描述，但必须承认这跟实际情况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正史《三国志》赞扬他能很好地起用人才，“不念旧恶”。曹操是个合理主义者，平定黄巾之乱做了地方官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邪教淫祠。一占领荆州，他就杀了以前刘表引以为豪、重达千斤的牛，煮了牛肉让士兵们吃。这头巨牛食量是一般牛的十倍，但让它搬运东西甚至不如母牛。他认为这样的牛除了用来吃，没什么其他作用。

三国鼎立时代，蜀的刘备阵营一致反曹操，而吴则有亲蜀派的鲁肃和反蜀派的周瑜，舆论并不统一。鲁肃认为，要抵抗曹操，就得和拥有共同敌人的刘备结盟。周瑜认为，为了拥有打击曹操的力量，就必须打倒刘备，和曹操二分天下。此外也有团体认为，此时投降曹操，保全江南一部就可以了。据说有一段时间，孙权自己就在考虑投降。

建安二十二年（217），在亲蜀派的鲁肃死后，吴和魏讲和。接下来当然是要共同对抗蜀的刘备，但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在荆州对东北方虎视眈眈的关羽。虽说是魏吴讲和，从力量对比上来说，意味着吴对魏的服从。

此刻，魏的曹仁坚守樊城，关羽久攻不下。因魏吴结盟，吴将吕蒙攻陷了蜀控制的江陵（湖北省）后，挥师攻向关羽。关羽军只得撤退，进入当阳（湖北省）的麦城，但吴军攻势不减。关羽虽从麦城逃脱，但退路已断，在漳乡（湖北省）被俘，和儿子关平一起被斩，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

次年正月，曹操亲眼确认了关羽的首级，但在那之后马上就死了。大破关羽的吕蒙身患宿疴，随后病死。这也倒罢了，可就连年轻的副将孙皎也死了。人们担心关羽显灵，为了平息怨灵，在各地建起了关帝庙。

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曹操的长子曹丕受汉献帝禅让登基，东汉灭亡。魏王朝建立了，但天下仍未统一。

刘备于次年登基，称为蜀昭烈帝，年号定为章武。魏把受禅让之年定为黄初元年。吴国孙权称王比刘备称帝晚一年，年号为黄武。黄巾张角提出“黄天当立”，大概一般人都相信后来王朝的颜色应是黄色。因有顾虑而选择称王的孙权，也在七年后（229）称帝，改元黄龙。

3

关羽和刘备自然是君臣关系，但据说也“恩如兄弟”。小说《三国演义》还把包括张飞在内的桃园三结义置于篇首。刘备因关羽被杀，大动肝火，决定亲自出马发动复仇战争。虽然诸葛孔明一再苦谏，但素来基本听孔明话的刘备这次怎么也听不进去。对刘备来说，为死去的关羽报仇是不需要理由的。

这是为了私情而出兵。可是因落入吴名将陆逊精心设置的圈套，蜀军大败。若换作是曹操，他是绝不会因为私情出兵的。过于重视结义兄弟的情谊，是刘备大败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也是刘备的魅力所在。诸葛孔明也许是被刘备这样的人情味所吸引吧。然而刘备发动的对吴报复战争，大大搅乱了孔明的天下之计。

不管怎么说，魏是个超级大国，蜀和吴都不能单独抗衡。不过，魏因篡夺了东汉（献帝被杀的消息在当时广为流传），对魏发动讨伐战争是大义所在。显而易见，孔明准备和吴结盟打击魏的计划，因刘备对吴报复出兵而无法推进。

大败而归的刘备没能回到国都成都（四川省），而是停驻在三峡险要附近的白帝城（四川省），并在次年也就是章武三年（223）四月死在那里。临终之际，昭烈帝刘备向赶来的孔明留下遗言，如果你辅佐我儿子而且他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继续辅佐；但如果他实在不才，你也可以取而代之。孔明对此答道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实际上刘备的儿子刘禅并不怎么样。孔明开始竭力辅佐这个昏君。当务之急是修复因报复出兵而恶化的对吴关系。吴因拒绝了魏强硬提出的人质要求，对魏关系陷入僵局。在这样的背景下，蜀吴同盟得以顺利推进。孔明的想法是和吴保持友好关系，出汉中进攻魏。刘备死后过了四年，他才向汉中出兵。此前孔明除了修复对吴关系，还致力于在蜀领内南方平定西南夷。他定下的大方针是使其心服，而非武力压迫。如果用武力镇压，他们在蜀军出汉中后可能还会造反。西南夷的首领是个叫孟获的优秀人物，孔明和他交战七次，据说七擒七纵，实施了彻底的攻心战。同时孔明努力发展西南各民族落后的产业和文化，意欲在这方面上获得他们的信任。这其中也有领土开发的意思。

吴国孙权也被《三国志》赞颂为人杰。他最头疼的是统治下的领土虽广，人口却不足。开发领土还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所谓的屯田制对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魏国吸取了赤壁战败的教训，但凡南征，必定将耕地南扩，尽可能缩短补给线。就这样，三国鼎立时期的中国，三股势力展开各种竞争，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势力范围。时隔两百年后，东汉晚期的户数人口仍略微不及西汉末全盛期的水平。而在黄巾之乱后的三国时期，户数、人口大幅减少。甚至有学者推定当时的人口已经跌落到以百万为单位。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各国在付出了上述努力之后的结果了。各国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尽量把国土的荒废控制在最小限度上。

蜀建兴五年（227），诸葛孔明由蜀进兵汉中。受献帝禅让的曹丕（魏文帝）在此前一年死去。曹操之孙曹睿即位，这就是明帝。诸葛孔明率蜀军出兵汉中，负责迎击的魏军司令正是当时魏的实力派人物司马仲达（本名懿）。

建兴五年出兵的时候，诸葛孔明向后主刘禅献上名文《出师表》，据说只要是人，读了以后就会流泪。翌年出兵，他又写了《后出师表》，期望必胜，但因部将马谡违犯军令，在街亭（甘肃省）战败。马谡是孔明尤其钟爱的弟子，但其因是兵败的责任人，孔明挥泪斩了他。但他给了马谡家人丰厚的待遇。建兴十二年（234）出兵成了诸葛孔明最后的北伐。他在军中病倒，殁于五丈原（陕西省），享年五十四。虽然丧事极为隐秘，但派出间谍的司马仲达不可能没有察觉。蜀军依孔明遗言撤退，魏如果追击就必定大胜。然而司马仲达认为这可能是孔明的奇计，他也退兵了。老百姓形容为

——死孔明走生仲达。

真的是这样吗？司马仲达不想在此立大功的推理也是成立的。魏明帝没有儿子，而司马仲达的实力过于显眼。如果使蜀军溃灭，魏王朝就可能很快会肃清司马仲达这股强大势力。如果蜀军完好回国，就仍然是魏的强敌，集军中威望于一身的司马仲达就是魏不可或缺的人物，自身会很安全。

四年后，司马仲达在襄平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公孙渊。和蜀、吴不同，公孙家只不过是个地方政权。通过击破公孙氏，魏将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扩大到了朝鲜半岛。景初二年（238），魏在朝鲜半岛的带方郡任命官员。随之，东海对岸的邪马台国使者来到带方郡，被那里的官员带到洛阳。一般认为这和司马仲达的凯旋基本上是同时的。

魏明帝于景初三年（239）正月死去，时年三十五岁。司马仲达总算赶上了明帝的临终托孤。明帝拉着司马仲达的手托付后事，让他和曹爽一起辅佐少子，遗言的结尾是

——吾得见君，无所恨。

没有亲生儿子的明帝暗中收皇族的曹芳为养子，病情一加重就宣布了立太子。他拉着司马仲达的手说的“我能遇到你，已经没有遗憾了”，但略微尖刻点看，也可以这么解释：明帝曾经担心，司马仲达从辽东回来的时候，可能会率大军以武力篡夺皇位，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安心了。另外遗嘱中尽管托付了后事，却没有像刘备对孔明那样表示出百分百的信任，而是让他和皇族的实力派曹爽共同辅政。

司马仲达慎之又慎，远离权力中心，不理政务，但这是为了麻痹曹爽。既然司马仲达变得老老实实，曹爽就几乎掌握了全权。可是，司马仲达的秘密威令却渗透了整个军队。嘉平元年（249），也就是明帝死后十年，司马仲达突然发动政变，肃清了曹爽一派。

4

嘉平元年政变之后，名义上的曹魏王朝实际上已全盘成了司马氏的天下。三年后司马仲达死去，他的儿子司马师继承了父亲的权杖。不过，他做了他父亲不能做的事情。司马师杀了发动反司马运动的国丈张缉，废了皇帝曹芳，立了文帝之孙曹髦。在皇帝的废立上，以前就有暴虐的董卓展示自己实力的先例。司马师在这次废立的次年死去，其弟司马昭继承了实权。司马昭杀了准备反抗的皇帝曹髦，让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曹奂即位。不用说也知道曹奂是司马氏的傀儡。

司马昭做了相国，又做了晋公，又被立为晋王。这和东汉末期曹操先做魏公又做魏王的情形简直如出一辙。这就是向人们发出信号，魏灭亡后的王朝名为晋。曹氏对刘氏（东汉）所做的，被司马氏原封不动地奉还。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同年十二月，其子司马炎受曹奂禅让登基，建立新王朝晋。这就是晋武帝。

退位后的曹奂被封为陈留王，三十八年后死去。他比夺去自己帝位的司马炎多活了十几年。被曹丕篡位的献帝被封为山阳公，也比曹丕多活了八年左右。二者有相似之处。

263年，也正是司马昭掌握实权的时候，魏派军远征蜀，刘备之子刘禅投降。诸葛孔明死后，蜀没有出过类似的人才，仅有个姜维在勉勉强强地维持着国政运行。投降后的刘禅被带到洛阳，授予食邑一万户，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有一天司马昭问他：“想念蜀国吗？”刘禅回答说很喜欢国都洛阳的生活，没有想过蜀国。司马昭心里会觉得此人“不可救药”，但是，展现愚昧是刘禅唯一的保命方法。刘禅在洛阳打发了九年的废帝生活，亲眼目睹了魏被晋完全取代的过程。

蜀被灭国后，南方的吴仍在挣扎。孙权活了七十一岁，这在当时是高寿。可以说长寿过头了，至少吴因为孙权的长寿而在各方面深受“老害”之苦。太子孙登因比父亲死得还早，于是孙权立王夫人所生孙和为太子。本来也不会有问题，但孙权更喜爱孙和的胞弟孙霸，这其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原因。他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时也立孙霸为鲁王，这对兄弟的待遇完全一样。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太子会在什么时候因触怒老人而被废，于是分成了太子派和鲁王派，陷入了长久的派阀争斗。鲁王派展开了废太子的秘密工作，而太子派则拼命防守。派阀抗争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阶段，内讧长达九年，因此吴再也不能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对抗北方的巨人魏——实际上是司马氏。

孙权对国家已经分裂成两派是心知肚明，但最后还是醒悟过来，要是任其发展下去国家就完了。他各打五十大板，废了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诛杀了积极参与派阀抗争的大臣。作为收场，又将潘氏所生的孙亮立为新太子。但九年内讧造成的创伤实在太深，他在创伤还没愈合前就死了。时间是魏嘉平四年（252），也就是司马师做了魏国大将军那年。

国家活力衰退的吴希望用一场夺目的胜仗起死回生。在胜利万岁的风潮中，诸葛孔明兄长的儿子，大将军诸葛恪被期待能使吴再度雄起。他不停地发兵攻击魏的边境。和他相对的是反战派，以武卫将军孙峻（孙权叔父的曾孙）为首。

吴国居民已疲惫不堪。孙权家族大概有暴虐的倾向，据说这个国家的刑罚之严酷，都能让人想起战国的秦。有说法认为，和魏、蜀相比，吴匮乏人才也是因为严罚主义。诸葛恪一直寻找重振国家雄风的机会，但军队的士气低下，此外再加上疫病，兵力损失过半，只得沮丧地撤退。就像是已等候多时，反战派的孙峻在宫殿设下伏兵，杀了返回的诸葛恪。诸葛恪是原先的太子派，孙峻则是鲁王派。虽然已经被各打了五十大板，但后遗症还在继续。

孙峻死后，他的儿子孙继承了权力。魏被司马氏所取代，同样的现象也经常在吴发生。不过吴国的情形发生在远亲即孙氏族内。十六岁的皇帝孙亮对孙的专横感到不满，但孙已经具备了废立皇帝的实力。孙亮会同手下试图诛杀孙，兵变未果反被废了皇帝之位，降格为会稽王。孙迎立孙权的六子孙休登基，并且近卫军和皇帝手下全部都由自己的门下把持。不过，孙休已经二十四岁，他和心腹张布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在朝贺的时候逮捕了孙，即日将其诛杀。倘若孙休在位时间长一些，吴的情况可能会好转，但他在位七年即死去。在他死前一年，蜀向魏投降。另外，吴领内的交趾（越南）发生了叛乱。孙休有个年幼的儿子，但幼帝显然无法应付处于多事之秋的国家，因此孙皓被迎为皇帝。

孙皓二十三岁，是被孙权各打五十大板而被废的太子孙和的儿子。虽然已非年幼，但不得不说吴挑了一个最差人选。大概是隔代遗传，孙权所表现出的暴虐性被孙皓放大了好几倍。这位可怕的虐待狂做了吴国皇帝后，据说臣下战战兢兢，一日也不得安稳。刑罚之残忍，大概人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他把不中意的宫女淹到水里。所有人胆战心惊，紧张到一点错都不敢犯，于是孙皓就欣赏不到有趣的刑罚，因而不高兴。有个走狗宦官岑昏，替他寻找各种各样的刑罚借口，比如说谁眼神不好，等等。

孙皓还很奢侈，营造了叫“昭明宫”（后来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显明宫）的大宫殿，方圆五百丈。为了伐木，不仅动员了普通人，连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被用作监督或其他工作。

晋朝益州刺史王濬向武帝进言，当今正应伐吴。他认为，如果荒淫残虐的孙皓死了，吴立了贤主，就可能变强。所以要讨伐的话就得趁现在。必须得承认，事实确实如此。

晋终于对吴发起南征。进言的王濬为将军，负责指挥军队。和他一起攻打武昌的同僚将军中有个叫王戎的人。四十七岁的王戎因是“竹林七贤”之一而闻名于世。

面对来犯的晋军，吴军兵将都不想拿起武器。又有谁肯为这个让人遭殃的皇帝卖命呢？

吴国兵将最恨的就是宦官岑昏。吴杀了此人，好不容易平抚了兵士，但为时已晚，最终向晋投降。晋咸宁六年（280），三国鼎立时代终结，中国再度统一。后面将要讲到，这次统一也是昙花一现。

正史《三国志》的皇帝中，孙皓是被批判得最严厉的人物。《三国志·吴志》关于他的描述如下

——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说应该把他被碎尸，以向百姓谢罪。《三国志》对他的祖父孙权也没给多高的评价

——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

评价最高的是曹操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可以说，魏晋从鼎立的三国中脱颖而出，构筑了天下统一的基础，靠的仍然是曹操的才能。

再度分裂

1

天下虽然再度统一，然而经过长期动乱，如前所述，人口锐减。不仅是战争，饥荒也导致大量死亡。还有更多人死于疫病流行。

东汉末，因是骨气之士而扬名的陈寔之孙陈群仕奉魏明帝，此时已有宫殿营造计划，但他还是上书反对，其中有一段说

——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入后马上就扩散开来。

关于佛教的传入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

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

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

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

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

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

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

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

匈奴（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

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人对人种的身体特征不感到好奇么？我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中原周边就是多民族杂居，所以并没有特别对此感到稀奇。连推翻殷的周也只是记述说是赤发部族。比起天天能看到的不同身体特征，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之处更感兴趣。

关于匈奴的源流演变有多种学说，如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土耳其说，施密特（Schmidt）的蒙古说，白鸟库吉的蒙古族+通古斯说等。其中我想关注的是拉克伯里（T. Lacouperie）的说法。此人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太过于牵强，但他提出的匈奴并非种族名而是政治团体名的说法，虽然出人意料，但我认为这不是单凭拍脑门就能否定的。

从亚洲到俄罗斯的草原，蒙古、土耳其、伊朗、通古斯、斯基泰等许多种族在此过着游牧生活。游牧中为了防范敌人袭击和掠夺，保卫日常生活，他们实行集团制并武装了起来。因受限于牧草地，大集团不适合游牧，所以可能采取了中小集团互相联系的形式。不一定就得是同种族。于是多种族联合就成立了。特别是当杰出的领导者出现后，各族为寻求游牧生活的安全，超越了种族之分，进入那个人的保护伞之下。可以把拉克伯里的“政治团体说”解释成这个意思。

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时代，草原上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游牧民的世界帝国。他们的崛起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崩溃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完全消失了。一般认为有个主干种族可能拥有优秀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游牧种族也会参入进来。如果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人，联合体的消散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看史书中对匈奴的记述，可以发现有五千左右人口的“部”，其下还有小型帐篷群，被称为“落”。中国古文献中的所谓“部落”，可以肯定地讲，就出自于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中。部不是最大的单位，还有部的联合体，这取决于领导者的资质，既有把它做大做强并管束住的，也有被迫解体的。

在中国统一终于完成之际，可以发现草原各民族之间有了新动向。一般认为是这种连环相撞，促生了欧洲的民族大移动。

2

魏在建国之初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魏发愁于人口过于稀疏，同时也因人才匮乏而烦恼。并且，汉朝持续了四百年，官职、制度变得异常复杂，必须加以整理。西汉拥有六千万人口，而魏吞并蜀后人口总算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所以对魏来说，官制之冗余可想而知。“九品中正”的立案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陈寔的孙子陈群。

为了除去重复非必要的部分，魏对官职开始了排号。分为上中下等，在每一等上又设上中下三级，于是就有九级。上上为一品，上中为二品，上下为三品，中上为四品……三公、大丞相、黄钺大将军（受皇帝全权委托的大将军）为一品，车骑、骠骑、各大将军为二品，阁僚级别的九卿、尚书令等为三品，刺史、校尉为四品。因乱世还未安定，所以总体上武职的级别被定得更高一些。

给官职排名并不那么困难，而给人排名就难了。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鉴定人物的人被叫做“中正”。中正决定的品级被称为“乡品”。自东汉以来人物评论渐盛。每月的旦日都会集中举办评论人物的沙龙，这就是“月旦”这个词的由来。魏自曹操起就有了这样的传统，在给人物定等级的时候，注重能力甚于注重其人格。中正认定为“三品”的人物是乡品，在就任官职的时候要低四品，也就是从七品官开始。即便有误认，因从低四品开始，所以可以中途停止，也就是设下了所谓的缓冲带。

到了晋代，九品官人法把门阀放到重点，而不是能力。叫做中正的政府机构就相当于所谓的人事局，已经腐败到了被叫做“奸府”的地步。晋名臣刘毅主张将其废止，在上疏中有这样的名句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寒门指的是贫困且无背景的家族。如此出身的人，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就任上级职位。再看下级职位，根本见不到势族——也就是出身名门的人。他们即使没有才能也占据着高位。

晋代正是门阀政治大兴的年代。虽然地震、暴雨、暴风、旱魃、瘟疫流行的记录很多，但大多是人祸。之所以不能采取恰当的善后措施来应对灾害，是因为负责人的位置被仅有门阀却没有处理实务才能的人所占据。

据说有很多人因旱魃导致饥荒而舍弃了土地，移居到南方。比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晋朝大本营一带，吴、蜀开发的南方更好一些。最让人心动的是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八王之乱。尽管没有即帝位，晋王朝的实际创始人还是司马仲达。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昭的儿子炎登基后，武帝（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惠帝司马衷是个昏君。当他听到百姓饿死的事情，歪着头说既然没有米为何不吃肉，这件事被正史《晋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武帝之所以不废掉这个白痴儿子，是因为孙子遹很优秀，自己的期望在孙子身上。

惠帝的皇后贾氏没有生下儿子。皇太子遹的生母是出身民间的谢氏。贾氏在腰身装入稻草假装怀孕，实际上找了个养子，打算让其登基。因丈夫愚笨异常，所以这等伎俩很容易就成功了。皇太子被废是在元康九年（299）十二月，次年三月被杀害。这是八王之乱开始的标志。

司马仲达之子（师和昭的弟弟）赵王司马伦，和武帝弟弟的儿子齐王冏发兵，将贾皇后及其一党尽数杀死。

赵王亲登帝位，把惠帝架成太上皇，对此感到不满的齐王联合了堂兄弟长沙王、成都王（两人都是惠帝的弟弟）和司马仲达弟孙的河间王，杀了赵王，再次恢复了惠帝的帝位。看上去动乱似乎是结束了，诸王返回了各自的封地，齐王以大司马的身份辅佐惠帝。

权力宝座里藏着魔鬼。齐王沉溺酒色，不问政治。刚刚回国的三王再度率兵攻入洛阳，杀了齐王。之后三王变得不和，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进攻长沙王，将其烧死。接着，取代了齐王的成都王辅佐惠帝，废了惠帝的新皇后羊氏和皇太子，自己做了“皇太弟”，可以说宣告了接下来就是自己即位。这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仲达末弟之孙）和豫章王司马炽（惠帝的末弟）的攻击。

逐条说明其中经过，这显得很无聊。皇后羊氏被废又被复位，惠帝被带到长安又回到洛阳。不明所以的混战连续不断，成都王和河间王都被杀了。其间惠帝也结束了他的不幸生涯，他的末弟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由八王中仅存的东海王辅佐。时间是光熙元年（306）。长达八年的战乱发生在歉收和饥荒之间，的的确确是人祸。战争自然要动员壮丁，因此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者中的年轻人还要被驱赶加入战争，粮食不歉收是不可能的。不止是拉壮丁，八王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甚至还向鲜卑和匈奴借兵。南匈奴的首领刘渊就这样被拉到了成都王的阵营中。

3

匈奴各部族看到了晋朝内战、四海鼎沸的现状，认为这是兴邦复业的绝佳时机。“复业”这个词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冒顿单于曾围困汉高祖于白登山的年代。如前所述，游牧帝国因优秀领导而得以建立。当时，匈奴诞生了一位叫刘渊的大人物。

之所以以刘为姓，是因为汉朝公主嫁到匈奴，结下了姻亲关系。刘渊以回去集结兵力为借口，离开了成都王的阵营，后被各部族拥立为“大单于”。他手下集结的匈奴兵有五万，永兴元年（304）十月，刘渊称汉王，四年后称帝，改元永凤。

刘渊麾下不仅有同族，还有匈奴别部的羯族加入。羯族首领是个叫石勒的优秀人物。刘渊不仅要从晋独立出来，还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既然决定要统治中原，官制上就没有采用游牧的匈奴那一套，而是基于汉朝制度所创立。刘渊的目标是拿下晋朝国都洛阳，但他在目的即将达成之前的310年死去。太子刘和被自己的弟弟刘聪杀死，虽说是发生了家族内乱，但刘聪被父亲授予大司马、大单于，掌握兵权，所以他可能就是比哥哥更有才能吧。刘聪将内部纠纷控制在最低程度，也并没有受到父亲之死的影响，仍然按原计划攻下了洛阳。

辅佐晋怀帝（司马炽）的东海王（司马越）向全国发出檄文，但没有一支军队前来救援洛阳。因八王之乱，国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军队。国家将亡，怀帝却给心腹送去诛杀东海王的密诏。东海王抓住了送信的人，得知此事后悲愤而死，将后事托付给太尉（国防部长）王衍。

王衍不但没有支撑国家的打算，反而策划着从孤立无援的洛阳逃走。东海王之死是个好机会，他就有了守护灵柩返回东海（山东省）的借口。不过，皇族、贵族还有名门都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而申请随行，人员数量达到十万之巨。其中自然也有一般的市民。没有人再留恋陷于饥饿和内乱中的洛阳。

十万人的队伍实在是太过于显眼了。被刘聪派到并州（山西省）担任刺史的石勒在宁平城（河南省）抓住了这一大群人，据说一个跑掉的都没有。做了俘虏的王衍出身于琅琊王氏，所谓最高等级的名门。稍后出现的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中人。俘虏王衍对石勒说

——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管什么事务。

尽管说不管事务，可王衍却担任了国防最高责任人的太尉一职。石勒大怒，说

——你身居要职，对政治不感兴趣是怎么回事？破坏天下的不是你还能有谁！

推倒土墙，把王衍他们压死了。

攻击洛阳的总司令是被刘渊称作“我家千里马”的侄子刘曜。洛阳城破，怀帝做了俘虏，刘曜把惠帝的皇后、绝世美女羊氏纳为己有。时间是永嘉五年（311）六月，晋此时事实上已灭亡。

晋朝的皇族基本上都死了。只有曾被成都王追杀过的琅琊王司马睿秘密地逃回封地。他听从了琅琊王氏王导的建议，将建业（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洛阳陷落后，其实怀帝兄长的儿子司马邺曾在长安做了一阵子皇帝，称为愍帝。这个愍帝也被抓，送往平阳并遇害。逃到建业的琅琊王此前一直自称晋王，在确认愍帝之死后就称帝了。为了避讳愍帝名字中的邺，建业此后改称建康。一般把这个新王朝称为东晋，而把在洛阳和长安灭亡的晋称为西晋。

东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睿登基是在太兴元年（318），称为元帝。这个政权是靠在山东有超群经济实力的琅琊王氏和当地土著豪强的联合所维系。如前所述，八王之乱以来，不少人士避难南方。东晋把北伐收复失地作为国策。

就这样，中国再度迎来了分裂时代。南北时代的南方政权为东晋，而在北方，各民族建立了很多短命政权，共五族十六国。史家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因“胡”的称谓有蔑视的意味，所以现代中国多把南方的东晋也算了进来，并称东晋十六国时代。

4

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的那年，刘聪死在平阳。太子刘粲即位，但被皇太后的父亲所杀。刘粲是个沉湎酒色的昏君，还把手伸向了刚满二十的皇太后。可能是把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的匈奴传统还在吧。皇太后靳准的父亲为此发怒，把留在平阳的刘氏悉数杀死。他向东晋派出使者，但没过多久就被臣下所杀。南匈奴以刘氏为名，可见其正在汉化，但太子粲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出了匈奴的特点。

“千里马”刘曜此时还在长安，他在去往平阳的途中被拥戴即位，于是折返，以长安为国都，立羊氏为皇后，改元光初。羊氏就成了晋朝司马氏和匈奴刘氏的两朝皇后。刘曜问羊皇后，自己和司马儿（惠帝）哪个好。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

这是羊皇后的回答。被说成是暗夫，大概死去的惠帝也难以瞑目吧。

刘曜把国号由汉改为赵。他所属的南匈奴屠各部，汉化度虽然极高，却有很强的匈奴意识。那个很容易和汉族的汉混淆的国号，应该不会有人喜欢吧。刘曜曾被伯父刘渊立为中山王，而中山是从赵分出来的国家，因此他在应该算作秦地的长安，选择了赵的国号。

同为匈奴的羯族石勒消灭了王衍十万之众，也在谋划自立。刘聪死后，石勒回到河北省南部的襄国，在此即位。此地曾是赵的旧地，于是他也把国号定为赵。

就这样，刘渊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赵国。二者同时存在，故而史家把先灭亡的刘曜政权称为“前赵”，石勒政权称为“后赵”。“千里马”在即位后就开始堕落，成了一个大酒鬼。与此相对，曾是文盲的石勒设立“君子营”，集中了有学识的汉族人，建立秘书集体，认可各民族按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

石勒确实是个明君，而他的侄子石虎非常勇猛，残忍程度可称得上是人间罕见的。石勒十三年（后赵不用汉的年号制，以即位几年来称呼。相当于328），后赵破前赵。原本的千里马刘曜也因酒色成了驽马，边喝酒边打仗，做了俘虏后被杀。

后赵的中山公石虎于次年捕杀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就此灭亡。这一次，石虎在洛阳坑杀了匈奴屠各部五千多人。333年石勒死后，石虎杀了太子石弘，自己登基。做了皇帝的石虎可以说仍然是个恶魔。他把宫女的头砍下来放在器皿中凝视欣赏，和牛羊肉一起煮食，残忍杀人的时候甚至不会介意自己的儿女也在场。另一方面，他又崇拜出身龟兹的僧侣佛图澄，做前面的事情是因为相信佛图澄的诅咒术。

石虎曾在石勒的命令下，认了一个叫冉瞻的汉人做养子。据说冉瞻的儿子冉闵是个勇猛绝伦的人物。不管是刘曜还是石虎，虽说都是别人的侄子，也是养子。把优秀的人物收为养子，是打算把他当自家人使唤。养子的确都很活跃，但结局往往是政权被他们所篡夺。冉瞻的儿子冉闵也是这样。石虎死后，十三个儿子中有八人因自相残杀而死，还有五个被冉闵所杀。石虎的孙子共有三十六个，也被杀得一个不剩。不止是石虎的家族，冉闵悬赏收集匈奴羯族的首级，因此整个部族都被杀。可以说这是石虎在洛阳坑杀屠各部五千人的报应吧。

——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说当时虽然不是羯族，但因鼻高胡须多而被杀的就有大半。中国史书中能零散见到人种方面的特征，大致是从这个时代起才有的。

冉闵建立了叫魏的汉族王朝，但被鲜卑族的慕容氏打败，三年后亡国，自己也被杀。

关于鲜卑有各种说法，《后汉书》认为鲜卑是曾在战国时代让匈奴头疼的东胡分支。东汉利用鲜卑，实施了对北匈奴的讨伐。鲜卑族出了个叫檀石槐的英雄后，转眼之间就变强了。这也是游牧民族一出英杰就瞬间强盛起来的一个例子吧。而在最初的利用过后，东汉也开始头疼鲜卑族的侵犯了。檀石槐在和汉族接触的过程中，认为鲜卑不能强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世袭首领，于是他开启了世袭制。然而也许是信不过儿子们的才能，他把鲜卑族分成了几个部。他大概是预见到如果继任者没有自己这样的能力，就无法统治整个鲜卑，所以才这么做的。

魏晋的时候，鲜卑族分为慕容、宇文、乞伏、拓跋和段五部。结束五胡十六国林立局面的北魏，就曾是鲜卑的拓跋部。

而消灭了冉闵的鲜卑慕容部创立了称为燕的政权。四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最为强盛的，东有鲜卑诸燕（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有藏系氐氏前秦、羌族后秦等。

5

东晋属于亡命政权。因是以客的身份进入江南，就需要对土著豪强实行上等政策。带元帝到建康的所谓建国元勋王导，此时可谓顺风顺水。土著豪强有两拨人。一拨是拥有吴越传统、居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土地上的豪强，如苏州（江苏省）和会稽（浙江省），另一个是相对后进的阳羡（江苏省）、武康（浙江省）等地的豪强。王导通过对前者待遇更优的措施，使二者不能结为一体。苏州和会稽的豪强对优厚待遇表示感激，就成了保皇派。而受到冷遇的后进豪强就有点反政府性质了。而反政府反得很厉害的话，对东晋朝廷也是不利的，但稍微给些差别待遇，作为分化战术来用，对东晋就是有利的。

王导有个侄子叫王敦。王敦的丈人是武帝司马炎，所以同样是琅琊王氏，他和晋王室的关系更紧密。王敦是贵族，却特意地举止粗野豪放。

对元帝来说，在王导和王敦面前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要尽可能把他们支走。于是为了培养完全属于自己的心腹，他和刘隗、刁协、戴若思、周顗等人走得很近。

王敦离开建康，到荆州（武昌）指挥军队。不过，他看了随后元帝的人事安排，大概可以看出这是针对自己的布局。刘隗以镇北将军的身份被派到淮阴（江苏省），这些调动明显反映出了元帝的意图。

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所谓君侧的奸臣指的就是刘隗和刁协。王敦起兵成功，刁协被杀，刘隗逃亡投奔后赵石虎。王敦入建康，当了丞相，掌握了军队。元帝在苦闷之中，于王敦起兵当年也就是永昌元年（322）十一月死去。皇太子司马绍即位，这就是东晋明帝。明帝因长了黄胡子而有名，但他在位仅三年。不过王敦在他在位期间死了，其党徒也被清除。顺便说一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相当于王敦的侄子。

在五岁的成帝即位后，皇太后庾氏的哥哥庾亮领受遗诏，和王导共同辅佐幼帝。庾亮为了维系东晋王朝，一心想防止军阀的出现。东汉和魏都是被军阀曹家、司马家所取代，而东晋担心的则是流民军团的领导人变成军阀。从北方逃到南方的流民的首领是苏峻，庾亮计划把他召到建康，和军队分开。知道了这一点的苏峻拉起了造反大旗，占领了建康。庾亮逃亡，庾太后身死。平定这次苏峻之乱的是陶侃。

年轻的庾亮因躁进而导致失败，这成全了老练的王导，他再度执政。庾亮曾在王敦驻扎过的武昌监督军队。他在指挥军队的时候，逐渐有了自信，屡屡提议发动北伐。但没什么人赞成，所以对他而言直到最后也只是个愿望。

庾亮死后，有个叫桓温的大实力派人物登场。庾亮曾那般担心过的军阀在东晋诞生了。桓温从武昌向蜀出兵，讨灭了四川氐族的成汉政权，武功震动天下，权威高涨。朝廷担心个人的出类拔萃，令扬州刺史殷浩主持北府。东晋有西府（武昌）和北府（扬州）两大军事基地。北府是从流民军团的驻屯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实力不如西府，这个人事举动被认为是朝廷要培养一个和桓温势均力敌的对手。

石虎死后，北伐的好机会就来了。北府的殷浩率军北伐，但被曾归附东晋的羌族姚襄背叛，因而大败而归。战败的原因在于殷浩，他不仅妨碍姚襄立战功，还把他的弟弟们当人质禁闭起来。桓温立即上书弹劾殷浩，而丢丑的殷浩面对弹劾却毫无反驳之力，被贬为庶人。就这样，主持了西府的桓温把北府的军权也收入囊中。这就宣告了军阀的诞生。

桓温率军北伐，一度攻到了长安附近。这里已是氐族前秦的领土了。前秦早早就割完了麦子，因此东晋军担心军粮不济而撤回。这不是战败，必须承认进兵到关中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成功。两年后，桓温再次发兵北伐，收复了洛阳。

东晋皇帝都很短命。明帝终年二十七岁，他的儿子成帝终年二十二岁，成帝的弟弟康帝终年二十三岁。两岁即位的穆帝（康帝之子）死于十九岁，而且没有儿子。成帝的儿子二十一岁时被立，也在二十五岁时死了，被叫做哀帝。哀帝死后，他的弟弟司马奕即位。司马奕在位的太和四年（369），桓温第三次北伐。虽然攻下了前燕，因西方的前秦向前燕派去两万步骑，桓温不得不退兵。不过，桓温把责任推到豫州刺史袁真身上，愤怒的袁真投降了前燕。为了略微挽回点颜面，桓温废了皇帝。他以身体有缺陷的理由废了司马奕（因此他没有帝号，被称为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这就是简文帝，即位时已经五十一岁了。桓温打算让这个老实的简文帝把帝位禅让给他，简文帝却在桓温还未做好登基准备时死去，年过花甲的桓温也在一年后死了。

之后，东晋进入了由稳健派谢安和桓冲领导下的安定期。

简文帝的儿子司马曜于372年即位，是为孝武帝。他在位二十四年，却喜好饮酒，不管政治。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中有时还会出现明君，而在东晋，也有皇帝短命的缘故，却无人可称得上是明君。

在北方各国中最突出的明君，还是要数前秦皇帝苻坚，尽管他在最后失败了。

南风不竞

1

前秦是氐族建立的国家。藏系氐族曾被后赵石虎强行移居到中原。羌族也是如此。后赵破前赵，向西方拓展领土，而此时中央位置人口稀少，再加上让被征服民族继续留在原来的土地不方便监管，于是把他们带到视野所及的中原。但不管中原有多好，他们始终割不断对陕西和甘肃故乡的望乡之情。石虎死后，后赵开始动荡起来，氐族和羌族决心西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时的氐族首领是蒲洪，他把“蒲”改为“苻”。苻洪死后，他的儿子苻健称帝，国号取其土地之名为秦。因容易和始皇帝的秦相混淆，史家为了方便区分，称之为“前秦”。东晋桓温北伐的时候，前秦皇太子苻苌负伤，不久因伤死亡。此后，前秦出现了叫苻生的暴君，不过苻健的侄子苻坚杀了暴君后即位。前面已经提到，桓温进攻鲜卑族慕容部的前燕时，苻坚派出了两万步骑前往救援，但附加的条件是虎牢关（河南省）以西须割让给前秦。

苻坚重用汉族的王猛，致力于藏系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居于统治地位的氐族不管怎么说都会轻视汉族，而苻坚坚决不允许这种情况。侮蔑汉族过甚的姑臧侯樊世就因此被苻坚砍了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民族融合是苻坚孜孜不倦的追求。

但前秦退兵之后，前燕却舍不得割让土地，以“行人失辞”（外交官失口）的理由拒绝履约，苻坚因此大怒。建元五年（369）十二月，他以王猛为辅国将军，发兵三万步骑伐燕，翌年正月攻陷洛阳。进而王猛在三月率六万步骑进击。十一月，皇帝苻坚率精锐十万，终于攻陷前燕国都邺。前燕自此灭亡。

苻坚赦免了被俘的前燕皇帝慕容暐，把他的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四万户鲜卑族带到长安。这和石虎曾把氐族带到自己根据地的做法一样，不过苻坚同时也把自己所属的氐族送去东方，意在更好地进行民族大交流。汉族王猛被授予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等无上待遇，还被授予清河郡侯的爵位。苻坚明显是个世界主义者。

苻坚对民族大交流、大和睦寄予了太大的厚望，虽然是为了缓和对方的戒备心理，但也给自己的部族添加了更沉重的负担。他期待自己人能稍微忍耐一下。氐族移居东方就是如此。不过王猛等人也劝谏他不要过度。然而，信奉理想的苻坚无所畏惧，哪怕是死亡。

——四海混一。

苻坚对王猛说，为此我需要你。前秦平定前燕，基本统一了华北，又开始讨伐西方的前凉。

前凉是西晋发生八王之乱时，凉州刺史张轨自立的汉人政权。他接受东晋的官爵，不过又被前秦的征东大将军苻柳说服，也接受前秦的官爵。在当时的前凉，做主的是张天锡。这个“两属之国”同时并用东晋和前秦的年号。

公元366年，相当于东晋太和元年、前秦建元二年，在前凉敦煌，沙门（僧人）乐僔看到鸣沙山闪耀着金黄色，呈现出千佛状，于是创建了石窟。这就是敦煌石窟第一号。武周《李君修佛龛记》记录的时间是秦（前秦）建元二年。不过，这一年前凉放弃了两属，决定只附属东晋。时间是十月，因此十月以后就记为太和元年。

前凉张天锡杀了前秦的使者。于是苻坚发十三万大军，征讨明确归附东晋的前凉。出兵之前，苻坚在长安为张天锡建造了府邸。他决心一定要抓住张天锡，然后赦免他并让他住在长安。前凉投降，事情发展如苻坚所预想。虽然也有声音质疑这样是不是过于宽容，但抱有“四海混一”坚定理想的苻坚自然听不进去。379年，也就是前凉投降三年后，前秦攻下襄阳（湖北省），据说是为了得到那里的名僧道安。显而易见这是南征的前奏曲。奋勇坚守襄阳的东晋刺史朱序在被俘虏后，被起用为前秦的度支尚书，也就是经济官僚的要职。与此相反，主动做内应的李伯护被以不忠的罪名斩首。这个举措生动地反映出了苻坚的理想主义。

2

赦免朱序并予以重用显得过于宽容。其实相形之下，让朱序参与对东晋战争更能显示出苻坚的自信过剩。

所谓四海混一，就是南征统一中国。这是苻坚的愿望，但遭到王猛的反对。王猛死于375年，他在遗言中说，应该更留意鲜卑和西羌而非东晋。襄阳所获的名僧道安也反对南征。然而，苻坚决意要贯彻自己的理想。为此就得出军南征。

383年，苻坚发戎卒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从长安出发南下。桓温死后，谢安执政，他向北府派去侄子谢玄，把西府托付给桓温弟弟桓冲。因没有了桓温这样性格强烈的人物，东晋此时保持着和睦。逊色于西府的北府也出现了刘牢之这样的勇将，所以两府之间维持了一种平衡。所以苻坚发兵南征，其实是在东晋状态最好的时候。

为应对前秦军南下，东晋举西府、北府两军北上。

东晋军制定了作战计划，要在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尚未集结的时候发起挑战。前秦军看穿了东晋急于速战速决，于是决定在淮河支流的淝水，在东晋军渡河时将其击破。春秋时代的宋襄公曾认为，攻击渡河的楚军是胜之不武的，所以放任对手渡河，从而战败，这个故事成了所谓“宋襄之仁”的笑话。苻坚自然没有宋襄之仁，准备毫无顾忌地在对方渡河中予以打击。更确切地说，是要引诱对方渡河。为此他就考虑让在淝水对岸布阵的前秦军队临时稍微后退。倘若东晋军见到敌军后退，于是开始渡河，前秦军就合乎时宜地“向后转”，反过来攻击河中之敌。因为这是作战秘密，没有通知给普通士兵，只有一部分将领知道。

然而，在这次临时撤退中，前秦军中发出了“撤退、撤退、仗打输了”的声音。毫不知情的兵队开始“败退”。“掉头攻击”的命令在这种声音里如同石沉大海。结果是渡过河的东晋军追袭败退的前秦军，博得大胜。

放出败战谣言的是谁呢？就是襄阳被赦免的朱序。此外先前被赦免、连在长安的住宅都为他建好的前凉张天锡，这时候也投向了东晋军。

以民族和睦为方针的前秦军是各民族的混合军，这里也有问题。对东晋来说，前秦南征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因此思想准备不同，也是胜因之一。

苻坚回到长安。他战败后仅率千骑，回到三万鲜卑军中。这支鲜卑军原本是前秦所灭的前燕旧军，军中要求杀掉苻坚的呼声很强烈，但曾被苻坚救过性命的慕容垂不忍，所以苻坚才得以凑了十万残兵回到长安。然而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被迫移居过来的鲜卑族很多，这时趁乱叛变。不过他们占领长安后，就向东退去了。人都是恋乡的。在东方，不忍杀苻坚的慕容垂已经自立，建立了鲜卑之国——后燕。

被造反军夺去长安的苻坚避难于五将山（甘肃省），这次被同为藏系的羌族姚苌军队所包围。苻坚被俘虏后，在新平县（甘肃省）的佛寺上吊身亡，时年四十八岁。死前他杀了两个女儿，夫人和太子自杀。史书记载，在听到他的死讯后，连姚苌军的将士们也恸哭不已。

姚苌以这位有人望的苻坚的后继者自居，谥苻坚“壮烈天王”，自己的政权仍然称为“秦”。为了便于区分，史家称姚氏秦为“后秦”。

苻坚为了平复动荡的西方，以便于自己着力发军南征，派将军吕光赶到西域。吕光在西域的龟兹（库车）大概也听到了淝水战败的消息，打算在西域自立，但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劝他和自己一同东归，吕光从之。据称鸠摩罗什的心愿是向东方传教。后来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在姚氏后秦的庇护下从事译经工作。精神上给东亚人极大影响的《妙法莲华经》就译自他手。

3

各族联合的弱点在于，如果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就会崩溃。因人而起的关系，也会因人的亡故而消失。游牧民族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故事。因优秀的领导而兴旺，又因其死亡而衰落。当领导人死去，还要维持住此前的强盛，就必须依靠机构的力量。为此，汉族创造的郡县制就可供参照。意识到这一点的竟然是鲜卑族中曾经最为落后的拓跋部。

在这个部族中出现了一个叫拓跋珪的优秀人物。他将麾下的“部”、“落”首领召至首都给予要职，使其和出身的部落分离开。部落如同汉族的郡县，由中央派去领导人。为了不让这些人在地方上生根发芽，还时不时地对他们进行调动。

拓跋珪也有暴君的一面。也正因如此，他才能以蛮勇的手段打破游牧民族的传统。398年，他令六州十几万的吏、民、杂、夷移居平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这也是下了狠心的。此前一年，拓跋珪进攻慕容垂所建的后燕，使其在事实上灭亡。后燕进入慕容垂之子慕容宝的时代，又在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内部纷乱。被拓跋珪所逼，后燕放弃了首都中山，分裂为两部。皇帝的叔父慕容德自立为南燕之主，而后燕本身被汉人冯跋取代而灭亡。这是409年的事情，同一年，北魏拓跋珪也被儿子拓跋绍所杀。拓跋珪被北魏王朝谥为道武帝。

晚年的拓跋珪像是出现了发狂的倾向。有大臣因衣服过于花哨而被杀，而呼吸不稳、走路姿势不对等稀奇古怪的借口也成为他杀人的理由，因此令人无法忍受。绍的生母贺夫人因为有些过失，拓跋珪马上就将她幽闭起来。贺夫人想杀掉丈夫，就给儿子绍派去密使，十六岁的绍为了救母亲而杀了父亲。大概谁都会叹声气吧。

太子拓跋嗣在平城外，急忙赶回，杀了绍后即位。至于太子为何不在国都，看来还是因为怕被父亲杀掉。拓跋珪称，为了防止外戚干涉政治的“国家长久之计”，杀了太子的生母刘氏。太子悲痛，日夜啼哭，父亲知道后要召见他。太子不知如何是好，手下劝他外出避难，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即位后的拓跋嗣称为明元帝。道武帝拓跋珪虽然发狂，但是个杰出的人才。不管怎么说，他认真地考虑过国家长久之计，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废止了部落首领制，建立了类似于郡县制的官僚组织。因此，明元帝只需在已经架设好的路线上行进就可以了。通过道武帝实施的“计口授田”，北魏不断地从游牧向农耕国家转型，更有崔宏、崔浩父子，邓渊、王德、王宪、董谥等优秀汉人官僚辅佐。王宪的祖父就是仕奉过前秦苻坚的王猛。

北方的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在持续勃兴，而南方的东晋由安定期转向了动荡期。孝武帝因淝水大胜而脱离了国难，却好酒贪玩。他因信佛而耗费巨资兴建寺院，朝廷中僧尼、伶人进进出出，九品中正制变得有名无实。伶人赵牙被任命为一郡太守。这是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干的，孝武帝对政治没有兴趣。

孝武帝死后，年满十五岁却口不能言的重症弱智儿安帝司马德宗即位。政治全部由皇叔司马道子掌握。

九品中正制的崩溃是贵族制度的危机。北府总帅王恭仍然是琅琊王氏出身的大贵族，还是孝武帝皇后的哥哥。他对朝廷的做法并不满意，意图出动北府军，促使朝廷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王恭想错了。流民军团组成的北府，上官和部下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而如今总帅由朝廷任命，因此和部下兵将并没有精神上的依附关系。皇叔司马道子和他哥哥一样游手好闲，而他儿子司马元显比他有才能。元显秘密施展手段，令北府将军、淝水英雄刘牢之背弃了王恭。自然这是有代价的，就是要把王恭的地位让给他。

王恭准备兵谏（动兵劝谏朝廷），但麾下兵士却不为所动。与此相反，他却受到了此前被他视为佣兵的将军刘牢之的进攻，继而被俘，斩首于建康。时间是398年。次年，又发生了以道教教团为中心的孙恩之乱。事情的起因是朝廷发布命令，强令海岸地区的佃农服兵役，因此发生了骚乱。在胜利者的史书里，孙恩被描绘成连婴儿也杀，还杀官员，让妻儿啖其肉，这种形象，简直就是个杀人狂。然而能聚集数十万兵，他肯定有什么人格上的魅力。几十万人造反这件事表明，人们对官府恨到了何等程度。这次叛乱也是由北府军的刘牢之平定的。日本人觉得亲切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此时还是个北府军中的文官。在这次平定战中，军功最大的是刘牢之麾下的部将刘裕。

因孙恩撤退，桓玄率领的西府军停止了东进，东晋朝廷的实际代表人司马元显算是松了一口气。桓玄是曾经企图篡位的桓温的儿子，在他做主的西府（武昌）聚集了批判建康腐败朝廷的人。只要桓玄还在，司马元显就不得安心。于是他就考虑利用北府的刘牢之去讨伐桓玄。

刘牢之背叛过王恭，这次也背叛了司马元显。他接受了桓玄的请求，站在桓玄一方。如果刘牢之的北府不动，建康朝廷就无计可施。桓玄率大军进入没有任何抵抗的建康，清除了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及其派系，掌握了政权。政变的功臣刘牢之被桓玄授予会稽内史的要职。虽说是个要职，却没有军权，是要把他从北府切分出来，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就这样，刘牢之准备讨伐桓玄，却失败了。第三次背叛最终没能成功，他在新洲自杀。

桓玄当然想要篡位。他把北府的高级军官悉数杀尽，并出于担心有人和刘牢之同气连枝，派堂兄弟桓脩占据了北府总帅的位置。此刻，因孙恩残党仍在抵抗，北府还有残余的野战部队士官阶级。这对刘裕来说，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桓玄做了太尉、大将军，又做了相国，进而成了楚王。这是自王莽、曹家、司马家以来篡夺的定式。403年十二月，桓玄强迫弱智儿安帝禅让，即帝位，定国号为“楚”。然而楚的命运仅仅持续了三个月。

桓玄杀人太过了。他打开刘牢之的棺材，砍下遗骸的头并曝于市。北府系的人必定怒火中烧。前去讨伐孙恩残党的刘裕中途折回，斩了北府的新总帅桓脩，进军建康。桓玄逃出建康，但被赶上的军队杀了。

就这样，楚迅速灭亡。安帝复位，不过只是刘裕的傀儡罢了。刘裕做了和桓玄一样的事情。他采用受安帝禅让的形式，开启了宋王朝。但他不像桓玄那么性急，从大权在握到登基共花了十七年的时光。为了和后世的赵氏宋王朝相区分，人们把刘裕的王朝称作“刘宋”。刘裕做了刘宋武帝，定年号为永初，时间是公元420年。

4

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向东西出兵，统一了华北。对西方强国羌族姚氏的后秦，北魏没有亲自下手。正在把东晋安帝当傀儡的刘裕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威，出兵北伐，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把后秦皇帝姚泓带到建康并砍头。但刘裕却没有长期占领的想法，因为如果这样做，就要分散开宝贵的军队。刘裕需要把军权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样才能完成篡夺事业。

北魏的汉人宰相崔浩识破了这一点，因此在收到后秦的救援请求后，并不准备动兵。果然，刘裕立即南撤，原本被拓跋部追杀的匈奴赫连部进入了毫无防备的长安，建立了“夏”国。北魏正值明元帝之后的太武帝时代，通过进攻夏国，轻而易举地将关中收入囊中。

北魏统一华北，是在439年消灭北凉后完成的。三年前，它击败了东方的辽西北燕政权。北凉是发迹于甘肃、以凉为名的五个政权中的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五凉”，指的是前凉（张轨到张天锡）、后凉（出征西域的苻坚部将吕光）及其分裂出来的北凉（段业）、南凉（鲜卑秃发部），还有从北凉独立出来的李暠的西凉，西凉不久被北凉所灭。最后剩下的北凉受到了北魏的致命一击。顺带说一句，后来创建了大帝国的唐高祖李渊就自称是西凉李暠的七世孙。

当东晋统一华南的时候，华北有十六个大小政权在交替，但终归被北魏一国统一。从北魏灭北凉，到北隋灭南陈后统一天下的这一百五十年，人们称为南北朝时代，用以和之前的东晋十六国时代相区分。

北魏是个长命政权。直到它东西分裂的534年前，南方有东晋、刘宋、南齐、梁四个王朝在交替。和南方相比，北方更加安定，可以说稍微处于优势地位。

统一华北的太武帝本性极为残忍。北魏始祖道武帝拓跋珪就是个极其残忍的人物，不过要改变时代的走向，就需要这样的魔性之人。

北魏太武帝时期，发生了排佛运动和国史大案。崔浩是鲜卑族政权的宰相，然而更确切来说，正因如此他才有着更强烈的中华思想，因此对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没什么好感。道武帝以来，佛教受到北魏朝廷的保护，但受到过分保护的佛教因此堕落。寺院僧尼是免税的，既不需耕作也不服兵役。对负责国政的宰相而言，必定会很反感吧。于是他向太武帝推荐了一个叫寇谦之的道士，想把皇帝培养成一个道教信徒。事实证明，他成功了。太武帝开始讨厌佛教。就在此时，长安附近发生了十余万人聚集的盖吴叛乱，北魏的官员和兵将进到佛寺，却发现僧侣不仅饮酒，还藏着武器。太武帝以此为契机，出兵镇压佛教。长安的僧侣尽皆被杀，佛典、佛像、寺院等被毁。时间是太平真君七年（446）。这个年号完全渗透着浓厚的道教气息。

国史大案发生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太武帝决心编纂北魏历史，令崔浩负责编写《国记》。崔浩依据中国传统，坚持“务从实录”的方针。书成后把《国记》刻在石上，耗资三百万钱。《国记》的内容因没有流存下来而无从得知，但上面大概把鲜卑族描绘成相当野蛮的样子。看了文字的北人（鲜卑系的人）非常愤慨，控告说

——暴扬国恶。

太武帝看了以后同样大怒，处死了曾无比信任的宰相崔浩。国史大案关联者，自执笔到下仆共一百二十八人被罪连五族。连崔浩的姻亲家族都被杀尽。

国史大案前一年，北魏借平定盖吴叛乱的势头，越过流沙远征西域，使焉耆、龟兹臣服，又攻击北方的柔然，得人畜百余万。平定西域意味着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北魏因此受益。这是北魏的全盛时代。崔浩被杀后，宦官宗爱在北魏王室中兴风作浪。跟宗爱对立的太子也受到谋反的诬陷，忧惧而死。后来太武帝明白了真相，追悔不已。宗爱见此，怕皇帝杀了自己，竟先下手杀死了皇帝，让南安王拓跋余即位，自己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太师。皇帝拓跋余憎恨宗爱的专横，打算夺回实权，但宗爱察觉后抢先动手杀了皇帝。就这样，宗爱杀了两个皇帝。人们不熟悉这一时期的内情，可能是国史大案之后没什么人做记录工作了。不管怎样，皇孙拓跋濬即位，宗爱被诛杀。拓跋濬为文成帝。他在位十四年，和平六年（465）二十六岁时死去。

文成帝的太子拓跋弘即位后，被冯太后所废，后被杀。这就是献文帝。其后继位的孝文帝拓跋宏，即位时年仅五岁。

5

北魏孝文帝在位的时候，刘裕开创的宋被南齐所篡夺。刘裕即位，是为宋武帝，但两年后就死了，因准备期间很长，所以他的死没有导致王朝的崩溃。三子刘义隆继位，被称为文帝。文帝在位的三十年是比较好的时代，人们取其年号，赞誉为“元嘉之治”。他很稳重，但想废了太子刘劭，反倒为太子所杀。听闻这场事变后，皇子之一的武陵王刘骏从属地庐山之麓的江州起兵，率军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杀了皇太子。刘骏即位后做了孝武帝，身为皇帝却贪财好赌成性，据说还让大臣当冤大头。这个酒鬼喝醉以后，接连杀了兄弟和皇族。放纵产生的恶果是他三十五岁就死了，而且十六岁的皇太子像是没什么悲伤的样子。不过，孝武帝杀了皇太子刘子业后即位还没来得及杀的第十一个弟弟刘彧，这刘彧就是明帝。

《南史》中记载，孝武帝有二十八个儿子，他弟弟明帝杀了其中的十六个，而明帝三十四岁死后，十岁即位的长子刘昱把剩下的十二个也杀了。不过《宋书》中说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中的十个夭折了，剩下的被明帝所杀。因为当时夭折的情形很多，所以《宋书》说的似乎是真的，而杀戮数量并不是问题。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

在这样的互相残杀中，宋朝的实权掌握在将军萧道成手中。皇帝刘昱准备除掉萧将军，但反而被其所杀。十岁即位、十五岁死去的少年真的制定了清除实力派的计划吗？萧道成立明帝第三子刘准为帝，而这只是个禅让用的皇帝罢了。萧道成做了相国、齐公、齐王，经历了我们熟悉的过程，479年受十三岁的顺帝（刘准）禅让登基。而退位的顺帝在次年被杀。刘裕也是如此，杀了白痴东晋安帝，立恭帝司马德文后就在禅让的次年把他杀了。

东汉献帝在禅让后做了山阳公，比魏文帝曹丕活的时间还长，保全了天寿。禅位于司马氏的魏元帝在退位后也活了将近四十年。如此看来，和南北朝时期相比，还是以前的人运气好。

萧道成开创的齐，因在同一南北朝的北朝中也有同名王朝，故而被称为南齐。这个王朝皇族的自相残杀也很厉害。萧道成（高帝）在位三年时死去，长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武帝的太子比自己死得还早，因此相继立皇太孙昭业、昭文，之后是萧道成哥哥的儿子萧鸾登基做了明帝，变成了旁系。也正是这个原因，明帝一个一个地杀了武帝的十二个兄弟、十七个儿子以及大部分孙子。据说在处死之前，明帝会焚香，呜咽流涕。这只能说是已经精神不正常了。明帝之后继位的萧宝卷荒淫无道，南齐的前途已是一片黑暗。

推翻这个南齐的是相当于远房的萧衍。因为是远房，所以才幸免于难。萧衍的哥哥萧懿被萧宝卷杀害，听到这个消息后，萧衍起兵杀了宝卷，立其弟宝融，再受禅让登基，国号为梁。萧衍即梁武帝，即位时三十八岁。他在位近五十年，是个长寿的人物。可能是南朝首屈一指的明君，在王朝创建时极少有血腥清洗。他还是个热心的佛教信徒，信仰很深，多次“舍身”，甚至说为了佛法甘愿做佛寺的奴仆进行仕奉。群臣慌忙给寺院一亿万钱赎回皇帝。建康有寺院五百，据说僧尼超过十万。

有说法认为，达摩大师由印度远渡而来是在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传说他在和武帝问答之后，前往北魏洛阳，入了嵩山少林寺。

梁武帝毕竟也老了，不复当年之勇。太清元年（547），他接受了东魏叛徒侯景的投降，所以受到了来自北方的讨伐，梁军大败。这次，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成了东魏的俘虏。于是梁就试探通过萧渊明和东魏讲和，恢复邦交。如要讲和，就要交换俘虏，用谋反的侯景来交换萧渊明。侯景如果被送还，就会被杀，于是他决意进攻建康。

投降者竟然还能想到这般大胆的计划。不过，在东魏的南下之战中，侯景早已见识到梁军弱到了什么程度。梁武帝治下大约半个世纪没有经历战争。而在北方，东魏军二十年内光顾着打仗，因此梁军大败是必然的。看到这一点的侯景就有了自信。

侯景只带着上千人的部下，宣言要解放奴隶，立刻聚集了十万兵士。被誉为南朝黄金时代的梁武帝贵族政治的背后，还有如此大量的奴隶，可见贫富差距自然很大。所谓十万，不止有奴隶，也包括对统治阶级抱有敌意的穷人。建康在被围五个月后，终于陷落。侯景入城后见到了八十六岁的武帝，传说武帝威严还在，侯景直冒冷汗甚至不敢仰视。

年老的武帝被幽闭起来，皇太子萧纲被立为帝，这就是简文帝，但没过多久就被侯景杀了。

吴兴出身的陈霸先是在广东和越南从军的职业军人，他联合王僧辩的部队，终于在552年击破侯景，收复了建康。

西魏乘梁国大乱之机，派军南下攻陷江陵，建立了傀儡政权，称为“后梁”，时间是陈霸先收复建康两年后。江陵曾是东晋时代的西府。至此，南方政权已经失去了一只臂膀。

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杀了同盟者王僧辩，受傀儡敬帝禅位后登基。这是南朝最后的陈王朝。因缺少了西府，陈是南朝中最小的政权，据称统治只达到建康周边。

这就是所谓“南风不竞”。陈王朝如此弱小，只要被北方政权盯上，随时都会瓦解。这个王朝之所以能坚持三十余年，只不过是因为华北的政权在东西抗争，又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篡夺，无暇顾及南方。

陈王朝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即将灭亡的预感一直在困扰着这个小朝廷。正因如此，朝廷上下都只顾追求着眼前的快乐。至于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有想过。江南的民间富有活力，陈王朝也因此能够奢靡得起。陈王朝盛放着颓废文化的花朵，但也被认为是稍带有自暴自弃性质的享乐。

继陈霸先（武帝）、侄子文帝、文帝的儿子伯宗（被废后称为临海王）的短暂统治后，文帝的弟弟宣帝登基，而宣帝的儿子陈叔宝做了最后的皇帝。因没有子孙给他的谥号，故而被称为陈后主。

玉树后庭花

1

倭五王向中国派去使者是在南朝的宋代。倭王讃于永初二年（421），珍于元熹二年（425），济于元嘉二十年（443），兴于元嘉二十八年（451），武于大明六年（462），各自遣使，分别被授予“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或“征东大将军”等称号。关于倭五王有各种说法，一方面有人把倭五王类比为应神、仁德，直到雄略天皇。仁德天皇的尊称是“大鹪鹩尊”，因此以“讃”表记，而雄略天皇是“大泊濑幼武尊”，所以用了“武”字，但也有说法认为是和朝廷没有关系的九州土豪的遣使。

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净往南朝派去使节显得有些异样。在相当于东晋晚期的时候，高句丽的好太王非常活跃，因他的碑被发现，韩国和日本谈判的事情一度沸沸扬扬。为何日本不走离自己更近、一衣带水的山东半岛，向北魏派去使者呢？我的推理是，日本朝廷也曾向北朝遣使，但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是记录丢失了。

北魏发生国史大案是在450年，因此相当于倭王兴遣使的前一年。如前所述，我们知道此时北魏出现了妖人宗爱，但详细记录却没有保留下来。本国皇室内部尚且如此，更别说日本遣使的记录会丢失。包括政府下仆在内，书写国史、负责记录的一百二十八人被诛杀了五族。所以北魏人一定感到做记录这件事很可怕。

471年，五岁的孝文帝拓跋宏被冯太后拥立为帝。能够废立皇帝，可见冯太后是个了不得的女杰。她母亲是乐浪人，因此混有朝鲜系的血统。北魏皇室中这一血统相当浓厚。

因废佛、国史大案、妖人出现，北魏变得千疮百孔，负责重建的就是冯太后。她在摄政时代实施了“均田法”和“三长制”。不管是哪个时代，如果贫富差距过大，颓废和衰亡就会到来。均田法是给农民分田地，而当时农民隶属于豪强。均田法的目的，是要使曾隶属豪强的农民隶属于国家。地租收入的增加应该能惠及国家财政。虽然豪强们对此有所抵抗，但通过给他们的奴婢和耕牛也分给田地，冯太后在某种程度上和豪强达成了妥协。“三长制”是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任命邻长、里长、党长，让他们负连带责任。因此户籍就清楚了，均田法的实施也成为可能。

摄政大约二十年后，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490）死去，二十五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均田法的实施，使国家财政有了宽裕。孝文帝手握冯太后的遗产，站在了能实行雷厉风行政策的有利位置上。

在二十五岁亲政以前，孝文帝除了学习儒学，也学习诸子百家和佛教。诏敕都是亲自动笔，有很高的文才。孝文帝先进的汉化政策既有汉人学者教师的影响，也有他强烈的理想主义作支持。在阅读充斥了权力争斗的朝夕历史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稀有的理想主义跃动，我想读者也会心动不已。前秦苻坚的下场非常凄惨，但必须说他的理想主义是不朽的。他“四海混一”的想法，通过人民移居这些事情，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在华北植下了根。在他死后过了一个世纪，孝文帝的举措让人感到，苻坚的后继者终于出现了。

孝文帝计划从平城迁都到洛阳。从道武帝拓跋珪强制六州十余万吏民杂夷移居平城算起，已经过了百年左右。人们都留恋这座百年王城平城。太武帝死后，北魏停止了废佛，简直就像是突变，一下子成了佛教国。439年灭北凉后，原先在敦煌鸣沙山莫高窟从事佛教艺术的人们大量移居平城。沙门统曇曜为供养五帝，在云冈建立石窟寺，就在距离平城（山西省大同）很近的地方。人们不愿离开这个地方的心情，孝文帝也是知道的。

孝文帝为了实施迁都，于太和十七年（493）宣布南征。这一次亲征动员了三十万步骑。此时的南朝正是推翻刘宋的南齐。北魏皇族、大臣和将领拼命进言要中止南征。尽管国库因均田法变得充裕，但要应付南征，人们心里还是没底。提到军队，自太武帝南征后，四十年间就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从平城抵达洛阳后，皇族拓跋休、拓跋桢，还有尚书李冲等人拜倒马前，哭谏放弃南征。对此孝文帝说

——动而无成，何以示后？

这般大规模的大动员，眼睁睁地就这么回去了的话，能给后世什么榜样？孝文帝不慌不忙地望着人群，问他们

——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

南伐还是迁都？如果要二者择一，当然谁都会选迁都。王公大臣全部站在左侧，群臣大呼万岁。

孝文帝的迁都战役就这样成功了。

2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明令禁止使用鲜卑语，也就是舍弃了自己的语言。历代非汉族政权担心被汉文化同化，都在努力守卫自己的固有语言。满族的清朝也在拼命守护，但结果满语还是失传。而北魏主动舍弃固有语言，而且还是强制性的。接着连拓跋的部族姓也被废止，皇室采用了“元”姓。辫发的风俗已经消失，而其他鲜卑性质的风俗习惯全部被禁止。

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必定会反抗。这些人在“国史大案”中明确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常自负。孝文帝必然会遭人批评，说被汉文化影响而丧失了民族意识。然而，孝文帝还是毅然贯彻了自己深信不疑的方针。

一百多年前的苻坚留下的影响如今还在，这就是世界主义。苻坚认为，在民族差别之后，还有人类的文明，而把人民引导到文明的最高水平就是政治。既没有胡也没有汉，只有文明。如果现在文明的最高水平是汉人的一套，让它为我所用才是人民的幸福，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孝文帝认为江南贵族社会是自己的模范。尽管引入了九品中正制的精神，但已不再是最初魏的任人唯能，而是晋朝门阀主义的那一套。孝文帝给家族定了品级。品级不同，不得通婚。不过，鲜卑族和汉族如果家族品级相同，就可以通婚。这种通婚不如说是一种鼓励，也可从中窥见旨在消除民族差别的理想主义。

当然，非常多的人反对孝文帝这种革命性政策。不仅是鲜卑族，汉族官僚中也有人害怕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改革。孝文帝死后三十年，北魏分裂。可能有人视之为理想主义的破产。然而，从大局来看，孝文帝的理想还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统一南北朝的隋以及其后的唐所能看到的这种世界主义，如果要探寻发源，我觉得在于北魏孝文帝，甚至可追溯到前秦苻坚。

北魏的地方军区被称为六镇，有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这六个军区。孝文帝因是个文化主义者，因此在定家族等级的时候，把军人的家族定得极低。北魏六镇的将士中，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是惩罚性的人事安排，也有因犯罪被流放的，所以家族等级低就在情理之中。不言而喻，这样被明显打上贱民的烙印，不满是必然的。

当孝文帝这样不拘一格的人物死后，皇宫内就变得混乱起来。宣武帝时代，出身高句丽的外戚高肇开始专政。孝文帝以高肇的女儿为妃，生下了宣武帝。高肇在女儿做了皇太后之后，把权力收在手中，为了维持这一优势，就必须保证皇帝皇位的安全。因此他打压皇族，招致了反感。515年宣武帝三十三岁时死后，高肇被杀就在预料之中。

皇太子元诩五岁即位，被称为孝明帝，但他的生母胡太后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性，为了权力她不惜杀害自己的亲儿子。她被宦官势力禁闭起来后，仍执拗地发动夺权。在失败多次后，于孝昌元年（525）夺回了权力。然而此时的孝明帝既已成人，也有自己的亲信。因此就成了皇太后派和皇帝派的争斗。胡太后杀了自己的儿子孝明帝，立三岁的幼主为帝。在权欲这个魔鬼的引诱下，人很容易做出疯狂的举动。

两年前，六镇军士发生了叛乱，被尔朱荣平定。尔朱氏属于奚胡族，在山西北部放马为生。和鲜卑拓跋部改姓为元、彻底文明化相比，奚胡族还保持着野性。在得知洛阳事变后，尔朱荣出动军队进攻洛阳，抓住了胡太后并把她扔进了黄河。这是充满奚胡族风格粗暴的杀人方式。除了胡太后外，一千三百名廷臣因扰乱政治之名而被屠杀。

被尔朱荣拥立的孝庄帝出于害怕，暗杀了尔朱荣，后被奚胡族的部下尔朱兆带到太原杀死。之后尔朱氏内部也是争斗不断，战乱持续了五年。前边提到的降梁后禁闭武帝的侯景，就是尔朱荣的部下。同属尔朱荣麾下的还有叫高欢，他在尔朱荣死后击败了尔朱氏系的势力，拥立了相当于宣武帝末弟的孝武帝。高欢自称出身渤海（河北省），但也有人说他是鲜卑族，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

故事还未就此结束。孝武帝并不甘心做高欢的傀儡，在长安的实力派宇文泰帮助下逃出了洛阳。高欢因孝武帝之逃，拥立了新傀儡孝静帝。孝静帝相当于孝文帝的曾孙。就这样，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宇文泰是鲜卑宇文部的首领，比起高欢，世系要清楚得多。他是六镇中的武川镇的军人，陕西和甘肃是他的势力范围。

东魏孝静帝是高欢的傀儡，西魏孝武帝是宇文泰的傀儡。所有人都明白，东魏、西魏将在不久之后分别被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

3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不出人们的预想。高氏出手更快，于550年篡夺了东魏，建立了齐王朝。因南朝在梁之前也有同名王朝，故而高氏被称为北齐。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周王朝是在七年之后的557年。

于是华北就成了北齐和北周在争夺霸权之地。华南的陈王朝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基本上没有统治能力，因此可以说北齐和北周的争霸，实际上就是在争夺天下。

北齐在兵力上要多一些。在华北，东部以鲜卑族居多，北魏建国以来就以鲜卑族为军队骨干。与此相比，以长安为中心的北周，鲜卑族很少，无论如何都必须编制汉族军队。土著汉族军团被称为“府兵”。北周的宇文泰更是倾力于军队的组织。从西魏时代起就是如此，因此产生了指挥府兵的贵族集体。

八柱国，十二将军。

他们调动着北周的府兵。

北齐以数量作战，而北周以组织作战。进一步讲，北齐是现实主义，而北周更倾向于理想主义。选择“周”为国号，其实也是在效仿古代圣天子。五胡十六国时代，在长安创立的政权中，苻氏、姚氏都取名为“秦”。敢取名为周，也反映出了宇文泰的理想主义。北周修正了北魏孝文帝实施过度的汉化政策。胡人风俗在宫廷中复活。因是乱世，就想唤回自己民族曾拥有过的活力，换言之就是野性。古代的周也是推翻了过度文明化的殷，创建了朴素的王朝。

北齐和北周的争霸战以后者的胜利告终。可以说是组织压倒了数量，也可以认为是只顾眼前的现实主义败给了高举理想的力量。北周依《周礼》设立官制，效果有多大虽然不能确定，具有理想却是个事实。北齐只顾眼前，因此内讧不绝。北齐诛杀功臣，就像东魏以来侯景脱逃那样，人力的浪费很多。史家中也有人把北周收西域、通过丝绸之路获益算作是胜利原因。要真是这样，北齐也有通过山东半岛的海路或是从辽东通往朝鲜的商路，这份利益也不会小。

压倒北齐的北周也没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曾是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杨坚世袭了父亲杨忠的爵位随国公，而且他的长女做了北周皇帝的妃子。史书中称，宣帝太过于暴虐，因此外戚杨坚声望高涨。或许是鲜卑族的野性复活得太过头了。宣帝在位时间不长，很快就死了，杨坚受幼帝静帝禅让登基，时间是581年。按照中国的惯例，他选国号为“隨”（随）。但是这个字里面有“走之底”，意味着奔走不宁，故此他除去这个偏旁，创造了新字“隋”，并以其为国号，定年号为开皇。杨坚就是隋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形容他的幸运是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消灭了那些反对禅让的如尉迟迥等人，不是文帝，而是韦孝宽。韦孝宽或许能成为文帝的对手，但他讨伐回来后就病死了。

和北齐的战争也是如此，文帝以北周将军的身份出征，对手是北齐数一的名将斛律金，而北齐皇帝却听信谗言杀了他。障碍一个接一个地从对方阵营中消失。然而，杨坚这个人猜疑心很重，接连杀害了北周皇族宇文氏一族。即便是幸运儿，也难以说是个明君吧。他在打倒北齐三年后受禅，不过也花了一些时间整顿旧北齐即华北东部，毕竟经营新领土是件难度颇大的事情。隋文帝开创了“科举”制度，既是录用秀才为官僚的制度，也是对新领土上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

登基十年后，文帝终于出兵南征。统一天下的日子越来越近，而此时南朝陈王朝上下都沉湎于游乐。一般认为，文帝在战前就已经完成了统一。

4

前面也提到了，曾是南朝大据点的西府——江陵（湖北省），从西魏时代起就已被北朝占领。北周和隋都相继继承了这一遗产。自然而然，这里就成了南征的据点。

按照战争的常识，隋对于南征理应高度保密，但隋文帝排除了臣下的建议，说我要

——行天诛。

不需要躲躲藏藏。建造战船产生的大量木屑被抛入长江，陈据此了解到江陵正在建造兵船以及船只数量。大致来说，陈即使察觉到了也是毫无办法。灭亡简直就像是在创建王朝的时候便已注定的宿命。

皇帝陈叔宝是个文人气质很浓厚的人物。虽然出身下级职业军人的家族，但谁也不知道人的文才能会以怎样的形式潜藏在怎样的家族里。陈叔宝挑选有才能的宫女，称为“女学士”，令她们陪席作诗，以此为乐。皇帝自己也作诗歌咏宫廷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玉树后庭花》。在中国，这首诗被当成是亡国诗，是不祥之作。在明确知道隋将南征后，建康（江苏省）的宫廷每天都要开宴会。明知灭亡的命运，之前残留的这段宝贵时间却并没有被花费到防卫等俗气的事情上，而是用来莺歌燕舞。我觉得这就是陈叔宝的思考方式吧。

隋军攻克建康的前夜，宫廷里还在举行宴会。皇帝陈叔宝和他的两个爱妃一同藏到景阳井内。隋军发现了他们就打捞起来，之后把他们带到了北方。

隋文帝不止杀了北周皇族宇文氏，也杀光了他所怀疑的故旧功臣。但他在灭陈后，除了直到最后还在抵抗的陈叔慎，没有杀陈皇族中的任何人。可能是他断定，自皇帝陈叔宝以下，亡陈没有什么有骨气让人不安的人物。陈叔宝亡国之际的丑态，或许就是为了让文帝这么认为的一种策略吧。

陈叔宝有个美女妹妹叫做宣华夫人，受到隋文帝的宠爱，有人说她曾为一族请命。不过有件事情让人不可思议。文帝自信过度，是个争强好胜的人物，但却无比惧内。十四岁的独孤皇后（明显是鲜卑系的女性）过门之后，发誓不让除了自己以外的女人给文帝生孩子，并一直坚守誓言。勇、广、俊、秀、谅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文帝把自己清除掉的尉迟迥的女儿接进后宫，秘密宠爱，独孤皇后知道后就杀了她。

宰相高颎死了妻子之后，独孤皇后劝他续弦，宰相说自己已经年老，想读经三昧度过余生，婉拒了皇后的好意。但是后来当得知高颎的小妾生了儿子后，据说独孤皇后大怒，就把宰相赐死了。真的是有精神洁癖的女性。

长子皇太子杨勇瞧不起正妃元氏（一般认为是鲜卑拓跋部的女子），宠爱侧室云氏。元氏暴卒，独孤皇后怀疑是杨勇所杀，于是劝说文帝废掉了皇太子。

次子杨广之所以被立为皇太子，也有他在独孤皇后重视的男女问题上非常谨慎的原因。被立为新太子的杨广正是二代皇帝炀帝，做了亡国之君，因此这次废立就是关乎隋朝国运的大事。

尽管如此厉害的独孤皇后不可一世，宣华夫人仍在后宫中享受着文帝的宠爱。正因为独孤皇后性子严厉，她反倒对亡国皇帝的妹妹格外同情，可能只对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据说新皇太子也倾心于父亲的情人宣华夫人。或许她真的是连女人独孤皇后都能迷住的美女。

此外北朝的人们对南方文化有一种憧憬。北方人勇猛，的确在战争中很强，但文化方面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南方。北朝的人们喜欢读的是南朝文人的诗文，鉴赏的也是南朝书画。

南北朝时代文人中的名人，以日本人熟知的陶渊明为首，诗人谢灵运、颜延年、鲍照、谢朓、沈约、江淹，《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书圣王羲之，画家顾恺之等，全部是南朝人。提到北朝文人，就只有北周庾信一人。不过，他是以南梁使者的身份前往北周时被扣留下来的，还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所以也应该说是南朝人。北朝人觉得在文化方面赶不上，即使在消灭了南朝的陈以后，仍然抱有一种敬意，因此就没有做过分的事情。南北统一后，据说南方的一介庶民到了北方，都会被当成一件大事。

隋灭陈后没有什么残虐的行为。除了深埋心底的敬意，也是因为这里是新领土，为了今后经营，不能做过分的事情，这种自制心在起作用。

从西晋灭亡算起，到隋统一南北，经历了二百七十年的分裂时代。魏晋合并三国的统一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说起来，中国大乱是从黄巾之乱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算，已经有四百年了。

分裂四百年的中国得以统一，并非仅靠隋文帝之力。应该解释为在他之前，就有北周的组织和理想，再往前，还有北魏孝文帝、前秦苻坚的世界主义，这些汇聚成了强大的时代潮流。当南方自豪于纤细文化之花盛开的同时，北方政治思想的胎动异常激烈。可以说二者的合二为一，是中国之幸。

隋文帝废皇太子，立后来做了炀帝的杨广，时间正好是公元600年。时代仍在动荡之中。

无向辽东死

1

隋和秦这两个统一中国的王朝之间相隔了八百一十年，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不同。秦说早在西周时非子就被授予了秦的土地，但秦被诸侯所承认是到东周以后的事情了。即便如此，秦也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五百五十年方才达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与之相比，隋建国不到十年就灭了南朝的陈，一统南北。

隋文帝杨坚号称是因一身硬骨头而出名的东汉太尉（国防部长）杨震的后裔，也有说法认为他有浓厚的鲜卑族血统。祖父杨元寿是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司令官，因此鲜卑一说也不是没有依据。北魏分裂后，他的父亲杨忠做了西魏的将军。北周取代西魏后，设立了军人贵族“八柱国”、“十二将军”，以此指挥府兵，这在前面已经提到。杨坚的家族是从将军晋升到柱国的，因此和秦始皇相比，不得不说隋文帝的家族背景极为薄弱。

隋和秦朝又在不少方面有相似之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是商鞅政治改革以来的成果，而与其相对应，也可以说隋文帝的一统南北立足于北朝的政治业绩之上。通过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更改部落首领制为郡县制，以及三长制、均田制等政治改革，孝文帝的迁都洛阳、汉化文明主义、鼓励各族通婚等消除种族偏见的措施等，产生了极大的能量。如果进一步追溯，还会联系到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理想主义。可以说，通过继承这些北朝各政权的遗产，隋文帝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秦立足于自家政权的业绩，而隋则立足于各政权的业绩。统一之前有会很长的准备时期，期间有时会出现可以说是强制性的政治改革，这一点上二者是共通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大的共通点是，如此长期的准备并没能阻止秦和隋在统一天下后极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统一天下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事业。即使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秦和隋这一对短命王朝都表明，统一天下的“实”比“名”要困难得多。仅有统一天下之名，不一定就有实跟随其后。两个王朝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

继西魏、北周之后的隋，大本营仍然在华北的西部。对隋来说，首先需要制定的就是东部对策。华北东西分裂是从534年开始的，因此到北周合并北齐，不过四十几年。分裂时期也很短，也就是说在这块新领土上确立统治是非常容易的。隋在开皇十五年（595）创设“科举”，宣布东部的豪强、读书人也可加入隋朝体制。

隋文帝基本上杀光了北周皇族宇文氏，而在灭陈后对陈皇室几乎没有任何血腥的行为。清代史学家中有人提出这是因为陈在推翻梁后曾对梁皇室宽大处理，即所谓因果说。然而，实际上就像前文所述的那样，隋认为陈王朝已经不再成为威胁，而且也有北方人尊敬和憧憬南方文化的原因。

秦始皇和隋文帝既然已经成就了领土的统一，接下来必然致力于实现实质上的统一。为了把分裂的部分合而为一，就必须在弥补裂痕方面下工夫。对隋而言，就是要把“北周”、“北齐”、“陈”这三块拼合起来。其实应把“陈”叫做“江南”更合适些。

军事方面，承自西魏、北齐的府兵制顺理成章地被推广到其他地方——旧北齐和江南。这种隋赖以发家的制度，兵农一致，正是一种全民皆兵制。

经济方面，因北齐的均田制效果不错，也被推广到全国。这是北魏开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为安抚豪强的抵抗而采取了妥协措施。均田制把之前人们耕种豪强的田地变成了国家分田给农民，所以遭到豪强的抵抗是必然的。因此最终达成的妥协是连牛和奴婢也可分到田地，前面也说到了。牛和奴婢都是豪强的私有物，给他们分的田其实就成了豪强所有，其实是耍了个花招。隋文帝时停止了给牛分田，隋炀帝时停止了给奴婢分田。这就等于，豪强基本上被剥夺了多余土地。

另一方面，隋根据官位授予官员相应的永业田。地方豪强如果想始终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就得任职于朝廷。可以说这是隋所考虑的“中央集权”政策中最有效的方法。豪强只有被吸收进入隋朝体制内，才能保持原有的权威。

隋朝的律令大纲也参照了北齐的一套。北魏把部落首领制改革为郡县制，实际上有州郡县三级。隋废止了中间的郡。也许是机构设置太重复了，因此废郡也成了精简官僚机构的措施。另外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隋展开全国性的户籍调查，防止租庸调的遗漏，因此税收有了飞跃性的增长。文帝通过这些剩余财富，实行减税，缩短了兵役和夫役期限。

文帝时代之所以被称为“开皇之治”，是因为人民在其治内得以休养生息。废止盐税和酒税也算作善政。而且，铸造五铢钱也稳定了货币价值，促进了商业的发达。

为了使南北在实质上达到统一，就必须使南北间的交通便利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凿运河。文帝时代开凿了广通渠和山阳渎等，而工程规模进一步扩大则是到炀帝时代以后的事情了。

实行了“开皇之治”的文帝的确是个明君，但也有猜疑心太强的致命弱点。他的一些措施，如杀光北周皇族和诛杀功臣等，受到后世史学家的强力批评。然而从文帝看来，为了巩固从将军、柱国、国公一路发迹而得来的皇帝地位，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

2

当时，北方突厥（土耳其系游牧民）的力量开始强大起来。文帝对突厥采取了离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但在外交方面，对高句丽的政策不能说是成功的，以至于到了必须出军远征的地步。和运河的情形一样，远征高句丽规模变得更大也是到炀帝以后的事情了。

因好太王（391—412）的活跃，高句丽成了东亚的稳定势力，而到了六世纪，新罗和百济联合起来对抗高句丽，也就是说，朝鲜半岛进入了三国鼎立期。高句丽决定联合百济，以新罗为主要目标，因此就破坏了鼎立的均衡态势。中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一方面向北朝朝贡，另一方面也向南朝派去使节。

高句丽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统一政权的一大障碍。其原因是，此前只要有统一中国的强力政权诞生，就必定会出兵辽东。秦始皇也是追击燕直到辽东，万里长城也是从辽东开始修建的。汉武帝越过辽东，出兵朝鲜半岛，创设直辖领地。三国的魏也派司马仲达进兵辽东，消灭了地方政权公孙氏。高句丽的对策是，只要隋在大陆实现统一，就和突厥结为同盟予以牵制，同时进兵隋的领地辽西。在辽东受攻击之前就出兵辽西，也就是所谓先发制人的作战策略。的确，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但也成了一种挑衅。辽西被攻，文帝自然就要出兵救援。第一次出兵是在开皇十八年（598）。隋动员了三十万兵，文帝末子汉王杨谅为元帅，北齐名臣高颎为辅佐。然而，因洪水导致的军粮不足以及瘟疫流行，使得军队无法作战，水军也接连遭遇大风而漂没，据说死者占了八九成。

中国史书说，高句丽王（婴阳王）派去使节，自称是

——辽东粪土臣元（元为王名）。

向隋谢罪，隋因此退兵。这次，百济王向隋派去使节，申请为隋军提供道路向导。文帝说

——高（句）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

拒绝了请求，礼貌地送回了使者。据说高句丽知道这件事后，就开始侵犯百济国境。

文帝在长安附近营造了大兴城。被誉为花都的隋唐长安，指的就是大兴城。大兴城的位置与西汉、北朝时代的长安位置略为不同，相当于旧长安的偏东南。即使在统一南北后，隋还是把国都设在基本没变的位置上，也是因为认识到对统一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北方强敌突厥。

隋建国仅数年就实现了南北统一，甫一登场，就赢得了好彩头。“开皇之治”虽说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实际情况也有令人存疑之处。记录中说三十万远征高句丽的军队死了八九成以上。为强化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手段也不能说全都是正确的。要强化中央集权，说得明白些，就是要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地方豪强对均田制的推广、修正、强化进行抵制是必然的，因此要过渡到依据官位授予永业田的制度，没那么简单。

在南北朝时代，南北方都是贵族门阀政治。现代史学家中有人提出，在中国可称得上贵族时代的只有这一时期，这也基本上成了定论。而要大幅度动摇已经在漫长的南北朝时代深深扎根的贵族社会，是个极端危险的尝试。贵族社会换个说法就是地方豪强社会，因此如果要实现中央集权，无论怎样都将会引发抵触。文帝的想法是通过土地政策，慢慢地将贵族官僚化。

如果没那么着急，徐缓图之，或许能够实现平稳过渡。文帝在经济政策上获得了成功，分裂突厥的政策也很顺利，在国策上除了远征高句丽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缺点。从由高句丽撤兵的态势来看，可以发现文帝性格并不急躁。而所谓猜疑心重，也就是警戒心很深。如果他能把基础再巩固些就好了，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文帝满六十三岁时死去。在当时可称得上高寿了。即便如此，毒杀说也相当有说服力。

文帝和独孤皇后之间立有坚定的誓言，因此没有妃子为他生下儿女。勇、广、俊、秀、谅五兄弟都是同一个母亲即独孤皇后所生。一开始，长子杨勇被立为皇太子。他喜好奢侈，文帝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意。此外如前所述，独孤皇后是个极端精神洁癖。皇太子不爱正妃元氏，爱的是昭训云氏，而且还有很多侧室，因此他也让母亲不满意。就在这种情形下，正妃元氏暴卒，皇后为此对皇太子产生了怀疑。

据史书记载，次子杨广为了陷害哥哥做了精心谋划。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说皇太子杨勇做事有欠稳妥。在当时的中国，比正月更重要的节日是冬至，杨勇在这一天百官前来致贺时大摆宴席。这让人觉得，杨勇明知父亲猜疑心重，却没怎么认真考虑过这样做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就给了他弟弟可乘之机。

杨广联合权臣杨素，利用母后的过度洁癖心理，以元氏暴卒为契机，终于把他哥哥赶下了皇太子之位，成功地取而代之。

把隋朝带入亡国深渊的就是这位杨广，即隋炀帝，因此关于他的各种事情都被记了下来。据说炀帝年轻的时候非常好学，文笔出众，但这些都被当成是吸引众望的演技。从他登基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伪善说也很有说服力。

通过一系列策略，次子杨广被立为皇太子。但文帝不愧是明君，据说他慢慢就注意到了杨广的伪装。有一种说法认为，杨广向美女宣华夫人（陈后主的妹妹）求爱，她向文帝告了状，于是文帝就想再度把刚刚被废为庶人的长子杨勇立为皇太子，所以杨广抢先一步毒杀了父亲。如果杨广真如传说中的那样是个演技派，在眼看就要赢了的时候，是不会去调戏父亲姬妾的吧。究竟宣华夫人真的是让他神魂颠倒的女性，还是这是史家的曲笔？我觉得二者都有。要知道，此时的文帝正缠绵于病榻。

炀帝不止毒杀了父亲，还伪造遗诏，绞死了哥哥杨勇。伪造遗诏可能是事实。如果哥哥还活着，即使是炀帝也很难动他。炀帝勾结的杨素是个权臣，但据说态度傲慢，广树政敌。虽是开国元勋，却被晚年的文帝所冷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骂妻子说：“我就算做了皇帝，你也没有做皇后的资格。”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一度要被撤职。杨素结交杨广，策划皇太子的废立，也是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隋朝宫廷中的派阀分为长子（勇）派和次子（广）派，阴暗的政治斗争不断。结局是次子派胜利，炀帝登场，隋朝灭亡。长子杨勇以奢侈闻名，所以不管是哪个人即位，我觉得可能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也是时势所在。

3

文帝的土地政策甚至可以实现减税，因此可称得上是个开门红。目的为实现统一的南征基本上没有流血，也没有出现难民。文帝在位二十一年间，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炀帝登基的时候，把缴税男丁的年龄从二十一岁提高到二十二岁，实质上也是减税。

炀帝在中国史上被当作一个暴君的样板。因为有学问，也有文才，所以绝不会是个愚昧无知的人。因为采取的过度积极政策，加上具有太过于浓厚的文人气质，他被当成了亡国之君。他的孙子名义上即位，后禅让于唐高祖李渊，但实际上隋在炀帝的时候就灭亡了。

古代根据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在其在死后赠以称号，称为“谥法”。南朝梁的贺琛等人对此有专门的著述。其中对“炀”这个名字，其含义是

——好内（指女性）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

不得不说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尤其是短命王朝的，因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就会制造借口，所以被描写得比真实形象还要糟糕。

炀帝的真实形象是个独裁者，因扩张事业过于积极，反而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关于即位之初的减税已经讲过了。也可以说是受惠于父亲的遗产吧。除了远征高句丽以外，没有什么战争，吞并南朝的时候也没有像样的战争。人口的自然增长就在情理之中，岁入也会自然增长。对此前没有把握的户籍，因均田法的推广和强制实行，隋基本上掌握了正确情况，这也导致了增收。政府所增加的收入，其实是之前贵族、豪强的囊中之物。不管是怎样的改革，总会有因利益被侵犯而心怀不满的分子产生。政权稳固的时候，政府还能对不满分子进行压制，而当政策出现失误后，不满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并泛滥成灾。

炀帝凡事都很积极。他更大规模地推进文帝发起的运河开凿事业，这是项可以匹敌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甚至可以说是比长城还要宏大的大工程。首先完成的是连接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据说动员的男男女女达百万之多。接着开通了连接淮河和长江的邗沟。运河即以此为基础，并加以拓宽、挖深而成。又在北方修建了把黄河水引到北京涿县的永济渠，在南方修建了把长江水引到浙江杭州的江南河。

总称应被叫做“大运河”。因南北分裂时期很长，所以南北间开通大运河，正是在宣告统一的现实。自此中国人受大运河多少恩惠，是无法计量的。日本遣唐使一到明州（宁波），就马上进入江南河，可以从那里走水路一直到长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远比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有意义得多。不过二者的共通点是，因为工程宏大，人民都是被强制性地驱使劳役的。

除了国都大兴城（长安）外，还有建造东都洛阳、江都（扬州）宫殿的大工程。为防备突厥，对长城的补修、增筑也在进行。豪放的炀帝如此喜欢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所以即使文帝时代的积蓄再多，不久就可发现隋朝财政变得困难。如果仅仅是这样整顿国内，从促进生产和贸易方面来看，某种程度上在岁入方面可以取得收支平衡。但炀帝的致命伤在于对外的积极政策上。

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入朝，炀帝为答礼也访问了东突厥庐帐（移动帐篷）的所在地云中（内蒙古自治区）。另外，大概是受贸易之利所吸引，西域的高昌国也入朝觐见。隋攻打了威胁西域商路的吐谷浑，还迫使流求臣服。这里说的流求指的不是现在的琉球，而是台湾。就这样，积极的对外政策都很顺利，但只有对高句丽不怎么奏效。

文帝时代远征高句丽，以其国王高元谢罪的形式收场，让人觉得虎头蛇尾。炀帝把父亲远征失败的原因分析为准备不足。文帝时刻惦念着用度不能太过勉强，小心翼翼地使用国库积蓄。炀帝的想法有些许不同。他觉得像老爹那样光是积攒，没有帝王的器量。无论如何，他都时刻不忘要实现父亲远征高句丽的未竟功业。

外征中掠夺财物和把居民当奴隶带走，这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可以放手去做的。如果踏实地做好了战争准备，就不会担心之后的论功行赏。也有说法认为，实际上文帝下决心远征高句丽，是在消灭了南朝的陈之后未能充分地对兵将论功行赏，因此想予以补偿。

为了减弱来自北方强国高句丽的压力，百济和新罗想尽办法要推动隋进攻高句丽。此外，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入朝后，揭露了高句丽发来的密信，上面写着“联合起来对抗隋”。炀帝要求高句丽入朝，但高句丽不从。炀帝决定远征，就出现了后来的亲征高句丽之举。

4

从炀帝去云中访问东突厥可汗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炀帝喜爱旅行，是在同一个地方待不住的性格。不过他最爱的是被称作江都的扬州。大业七年（611）二月，炀帝在扬州大宴百官，又从那里乘龙舟北上，前往指挥远征。

他在山东发出命令，要求建造三百艘兵船，还命全国兵力在河北集结。同年七月开始运送军粮。以前，河南洛口和黎阳就有城墙围着的大粮仓群，隋从那里水陆并用运送军粮，这个粮仓群至今还留有遗址。据说动员的人夫和车夫有六十多万。每两人被强加给运送三石粮食的义务，但这连他们在路上吃的都不够。如果不履行义务就会受到处罚，所以被征用的人只有逃亡一途。通缉犯满布天下，他们在各地组建团体，化身贼匪。这是秦始皇时代末期的翻版。不得不承认，此时出现陈胜、吴广的条件都已齐备。

当时广泛流行着一首反战歌，叫

——无向辽东浪死歌。

炀帝远征高句丽从准备阶段开始，就已早早弥漫着不稳定的气息。

第一次远征因水陆两军不合拍而失败。若要攻打朝鲜，由辽东走陆路，由山东半岛走水路是常规。汉武帝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那一次水陆两军之间同样发生了不和。隋朝远征没能从历史中学到经验和教训。

以来护儿为总司令的隋朝水军，由山东半岛横渡黄海直入大同江，目的是和陆军一道攻击高句丽国都平壤。然而，隋朝陆军虽成功渡过辽河，却难以攻破高句丽的辽东城，连鸭绿江都未能跨过。来护儿原本仕于陈，是个私通隋朝的人物。之所以背叛祖国并非是要为南北统一作贡献，而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据说来护儿急于建功，他认为在陆军尚未到达之前攻下平壤，是独占功劳的绝好机会。于是不听副总管周法尚的劝阻，率领孤军进攻平壤。

当时的平壤据说位于现代平壤东北十几公里处的大城山城址。有内城和外城（罗城），四万隋军首先突入外城。前面也提到了，外征中的掠夺是被公开许可的。进入外城的隋军开始竞相掠夺，自然秩序大乱。高句丽的国教是佛教，各地都建有很多寺院。而高句丽早在拒绝了隋朝入朝要求后，就开始防备隋朝征伐，采取的策略是清空外城的各个寺院，然后在其中设伏兵。见到隋军因掠夺引发争斗，战斗集团的秩序自动打乱后，高句丽的伏兵打开各寺院山门，对隋军发动袭击。

没有秩序的隋军吃了个大败仗，据说活着逃回兵船泊处的人不过几千。炀帝在辽东听到败战战报后，命令各将领放过未能攻克的城池，长驱直取平壤。隋军在总司令宇文述率领下，渡鸭绿江南下，直奔平壤。然而，长期的辽东包围战使兵将们疲惫不堪，行军中又不得不每天应付七次游击，在渡过萨水、平壤就在眼前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了斗志。此时，高句丽的大臣向隋军阵地派去使者，请求说

——若隋军撤退，国王将去行在所（辽东）入朝。

发起远征军是因入朝问题而起，所以如果国王入朝，就没有战争的理由了。本来隋军应该进一步调查此事，以确认无误，但明知自己军队没有战斗力的宇文述在渡口只用船撤兵，在撤退途中受到四面出现的高句丽军的袭击。

接下来自然是大溃败，三十万五千隋军撤退到达辽东的仅有两千七百人。据说损失的军需品高达巨万。

总司令宇文述被上了镣铐，仅以贬为庶人收场。这是因为他的儿子宇文士及娶了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的关系。没有姻亲关系的将军刘士龙被处斩。

隋在败战次年——大业九年（613）编制了第二次远征军。被贬为庶人的宇文述官复原职，再度做了总司令，被给予挽回名誉的机会。

强硬的炀帝自然要亲征。

民间的歌声

——无向辽东死！

越来越洪亮，何况之前反战气氛就已经变得很浓厚。而且上次打了个败仗，所以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军人和军中民夫接连逃亡，被吸收到群盗团体中。山东河南等地发生水灾，不少农民也背井离乡。

见到这般形势，杨玄感发动了叛乱。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死于大业二年（606）。杨素策划实施了废除皇太子杨勇以及立次子炀帝，成为炀帝即位的最大功臣，后虽被授予名誉职位，实权却被剥夺了。炀帝对拥立自己的杨素的过度强势并不觉得愉快。杨素卧病的时候，炀帝曾派去名医，但老百姓私下里说是毒杀。儿子杨玄感当然也有所耳闻。他不但对炀帝没什么忠心，大概反而非常憎恶。

杨玄感被录用为礼部尚书，在远征高句丽中负责后勤，驻扎在洛阳附近的应被称为粮食仓库城的黎阳，主要工作是把南方通过通济渠运来的军需物资，连并粮食通过永济渠转运。他故意怠工，和朋友李密商量，最终发起造反。

李密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李弼的孙子，所以是和隋王朝杨氏是同等级的贵族。到了隋代，李密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但称病不受官职。这让人总觉得他正在蓄势待发，而且头脑很好。他是杨玄感下决心造反时最为依赖的顾问。

第二次远征那年（613）六月，杨玄感举兵。起义檄文说

——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

一般造反主张的都是清君侧除奸佞，而这次是对皇帝不客气的谴责。

5

杨玄感的起兵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李密曾向杨玄感列举了造反的三策，其中上策是攻击正在亲征辽东的炀帝背后，不过杨玄感没有采用。辽东集结着已完成战争准备的大军，所以杨玄感没有胆量去实施这样的计划。李密的中策是攻击国都长安，处在黎阳的杨玄感又觉得长安路途过于遥远。

隋以长安为国都，但东都洛阳和江都扬州也都被视为基本同级的副都。杨玄感采纳了李密所说的下策——袭击洛阳。他认为如果攻打的是对方的中心城市，那么洛阳和长安都是一样的，而且洛阳又离杨玄感驻扎的黎阳非常近。然而洛阳隋军的坚守出人意料，杨玄感集结的据称兵力在五万到十万间的叛军怎么也攻不下来。既然洛阳久攻不下，杨玄感就转移目标，准备向长安进发。

李密之所以把攻击洛阳定为下策，是因为洛阳距离集结了大军的辽东很近。如果能很快攻下来也好，但因为久攻不下而耽误了时间，由宇文述和来护儿率领的高句丽远征军赶紧向西南折返，追击正要移动的叛乱军。

杨玄感六月举兵，八月就被镇压。仓促凑成的乌合之众，很轻易地就被早已完成战斗准备的远征军打垮了。败走的杨玄感让弟弟杨积善斩了自己，大概是不想死在隋军手里吧。李密被抓获，但在被押送去洛阳的途中逃脱。

就这样，第二次高句丽远征军变成了杨玄感叛乱讨伐军。但是炀帝为了面子，不会停止讨伐高句丽。平定杨玄感之乱的次年——大业十年（614），隋第三次组织了高句丽远征军。

虽说平定了叛乱，但这次只是镇压了杨玄感叛军，逼死了其头领。杨玄感发布檄文后，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团体起兵响应。梁郡有个叫韩相国的人集结十余万之众，攻击各处政府驻地。在高句丽战线附近的地方，自然会有很多逃兵，也很容易产生造反团体。即使是遥远的江南，也有个叫管崇的眉清目秀的人物集结了十万之众，袭击扬州附近的隋军军营，夺走武器和物资。

炀帝对已经遭到镇压的叛乱军的处罚极为严酷。杨玄感在包围洛阳的时候，打开国家谷仓给百姓分粮，而拿了这些粮食的人全被活埋在洛阳南边。据说因为和杨玄感之乱有牵连被杀的有三万多人，处以流放的有六千多人。

第三次远征军最终因高句丽的道歉而从辽东撤回。就算是强大的高句丽，也因接二连三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据说曾和杨玄感通谋的隋朝兵部侍郎（国防副部长）斛斯政流亡于高句丽亡命，高句丽王高元不仅愿意向隋投降，而且还请求把斛斯政引渡到隋。

大概隋的首脑也松了一口气，毕竟这给了放弃远征一个很好的台阶。第三次远征仍然是炀帝亲征，不过天子的队列在归途中居然遭到群盗的袭击，天子御用的四十二匹名马被掠走。这件事在众目睽睽下发生，所以人们都认为隋已经呈现出了晚期症状。

大业十一年（615），也就是撤回第三次远征军的次年，炀帝离开长安，前往太原（山西省）的汾阳宫避暑，又到了洛阳，命令建造几千艘龙舟。龙舟指的是船头是龙头的样子，用来游乐的船。杨玄感之乱的时候龙舟被烧毁，于是炀帝命人重造。

各地造反不断，远征高句丽的花费也很惊人。然而，炀帝为了自己的游乐之便，还是命人建造龙舟。次年七月，江南制造的龙舟抵达洛阳。等候多时的炀帝坐上龙舟前往江都扬州的宫殿。

自此，炀帝再也没能北归。他就一直在扬州目睹了隋帝国崩溃的情形。

群雄灭亡

1

炀帝在前往扬州的时候，让孙子代王杨侑驻留长安，另一个孙子杨侗驻留洛阳。他所喜爱的长子杨昭夭折，被谥为元德太子，因此他打算立孙儿为皇嗣。他把能继承皇统的对象分散开，以确保隋王朝的香火不断，不过必须说这是个愚蠢的做法。

炀帝出身北朝，是统一南北的隋朝的二代皇帝，他清楚地知道，南方在经济方面遥遥领先。大概是觉得如果保不住全国，哪怕保住南方的半壁江山也好。然而，一旦这个曾经统一天下的国家分崩离析，其崩溃也将是全面性的。正是这位炀帝启用大运河，从而把南北连接起来的。

炀帝在江都扬州光顾着沉醉游兴，基本上见不到他为防备帝国崩溃而采取行动的迹象。群盗增多，致使每天都有隋朝地方政府在遭受破坏，官员被杀。炀帝大概是精神异常了。他的存在对群臣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炀帝在去南方之前，有个叫安伽陀的神秘方士预言说“桃李荣”。他骇人听闻地说，李氏可能会取天下，所以要杀掉所有李姓之人。炀帝非常憎恶建国元勋之一的李穆的孙子李浑，而且炀帝的亲信宇文述也很厌恶李浑，所以炀帝经常能听到关于李浑的坏话。安伽陀知道这件事，可能是为了给炀帝寻找诛杀李浑的口实，就做了如此荒唐的预言。李浑被以企图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全族。

在杨玄感之乱中被捕后又逃走获救的李密听到这件事，认定自己就是取代隋成为天子的“桃李”。此时他还在逃亡，而桃和逃同音，桃李也就是“逃李”，他认为这指的就是自己。当时的人们迷信预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那些是基本不可信的东西。

李密认为与其重新集合兵力，不如走这样的捷径，即进入现成的大造反集团并取而代之。于是，他参加了由一位豪强头领翟让所集结起来的团体。团体中虽然还有叫徐世勣的能人，但李密按计划不知不觉地在这个集团中站到了翟让的上位。大概是在所谓群盗的世界理应是按实力说话，但南北朝时代的贵族社会氛围仍有残留，他出身八柱国的门第在中间起了作用。文帝推广均田制，采用科举制录用官僚，虽然震动了贵族社会，但还不至于到连根拔起的地步。

隋派军队去镇压造反军，但不向规模较大的造反军出手，专门攻打弱小的团体。这是在清理林立的小群体，却可以说是进一步喂肥了大的造反军。因为受到攻击的小造反团体逃进了更大的组织。

最初，最大的造反团体当属河北的窦建德。窦建德出身豪强，因一家人被政府军所杀，他入了高士达的造反集团，在高死后被推戴为首领。与其他造反团不分青红皂白杀官员相比，窦建德要有包容力，吸纳了官员、读书人，甚至还有俘虏。

河南的李密集团占领了洛口仓后，势力快速膨胀。如前所述，这里是用城墙围起来的粮食仓库群。巨大的粮窖虽说是仓库，却差不多能把一栋小楼装进去，据说仅这样的粮窖就有大约三千个。因此只要占领了此处，就可以说是有了取之不尽的粮食。李密率领七千精兵占领了洛口仓，不言而喻，为了食物而加入他的队伍的人数激增。

史书中形容为

——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

大业十三年（617）发生了大饥荒，李密占领洛口仓是在翌年，所以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李密集团的实力很快就膨胀到了可与河北窦建德相匹敌。

军势得以壮大的李密攻击东都洛阳。炀帝的孙子越王杨侗驻守洛阳城，但却因年轻资历浅而统制不住重臣。军队的两个首脑——裴仁基和萧怀静——事事不和，前者杀了后者投降李密。李密授予裴仁基上柱国的爵位，任命他为攻击洛阳的司令官。按照这种情况，此前的守方责任人既然成了攻方的指挥官，理应能很快攻陷洛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洛阳城难以攻破。

守卫洛阳的优势在于不会为粮食发愁。这是因为洛阳城附近还有和洛口仓一样的粮食仓库群，即回洛仓。李密认为，攻陷洛阳的前提是要占领回洛仓，于是对那里发起强攻。隋军也拼命死守。因为如果此处一丢，洛阳也就完了。

李密先是自称魏公。由公到王，接着通过禅让当上皇帝。毕竟身为贵族的李密了解这样的历史惯例。在当时群盗之中，也有不少人擅自称王称帝。前面提到的窦建德也自称长乐王。

李密有个政权构想。国号自然应该要取魏。攻陷洛阳，接着拿下长安后安排禅让。尽管炀帝不在长安，但那里是隋朝国都，还有隋皇太孙杨侑，因此暂且拥立他当皇帝，然后再禅让，这也是贵族李密的常识。

东方有河北窦建德这股大势力，西方则没有这样的大集团。兰州（甘肃省）虽盘踞着叫薛举的实力派，但在距离上，洛阳比兰州更靠近长安。李密在关注薛举动向的同时，攻下洛阳，然后就决定向长安进发。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令李密猝不及防的事情。同为八柱国之一的太原留守李渊突然由山西南下奔袭长安，建立了被称作“唐”的王朝。

2

李密之所以会大意，是因为从太原到长安路途遥远，而且他也知道李渊这个人物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优柔寡断，既是隋朝地方长官，也没有聚集造反团体的苗头。在李密眼里，李渊是个没有野心的贵族。

确实，也许李渊是个没有野心、喜好女色的人物，然而他身边却有雄心勃勃的人。李密没有计算到李渊受到下层压力的可能性。

李渊的母亲是独孤氏，和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是姐妹。因此，李渊和炀帝就是姨表亲的关系。所谓留守的官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全权处理地方事宜，相当于总督的职位。李渊的正妻窦氏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三子玄霸很早就死了，所以李渊有三个嫡子。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举兵的时候，长子建成二十九岁，次子世民二十岁，四子元吉十五岁。元吉还是少年，但建成和世民都是优异的人物，年轻当然就会有野心。

唐王朝就像隋一样，次子李世民做了二代皇帝。通过政变，李世民打倒了皇太子哥哥。这位就是唐太宗，直到王朝灭亡，都是太宗一脉在做皇帝。这个长命王朝的文献里自然决不会写对李世民不利的话。让慢性子的好色汉父亲李渊下决心起兵的，就被说成是次子李世民了。

太原有处叫晋阳宫的离宫，这里的宫女是严禁皇帝以外的人染指的。据说晋阳宫监裴寂和李世民共谋，把那里的宫女带出来陪李渊。不知她们来历、好色的李渊左拥右抱，但之后被告知这是晋阳宫的宫女，以促使他起事：“如果被主上知道就是死刑，同样是死，不如……”就这样连李渊也下了决心，这段情节简直就是部小说并被流传了下来。跟如此设局相比，还有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负责边境警备的太原留守李渊因容忍突厥军侵犯马邑，被命令去扬州接受质询，在那里同样会受到严罚，因此他决意起兵。曾经对隋友好的突厥在看到隋内乱的情形后，就开始屡屡侵犯。

李渊把四子元吉留在太原，自己则由长子和次子相伴，进兵长安。此时他更依靠二十九岁的建成而非二十岁的世民。即使是世民一方书写的历史，也没把建成说成是个蠢人。李渊也在后来把他立为皇太子，所以可以认为李建成是个能上台面的人物。

虽然说是起兵，但李渊手下的军队不是造反军，而是政府军。七月从晋阳（太原）发兵时军众有三万，而十月入关中逼近长安的时候就有了二十万。大概是通过发檄文、散钱粮召集起来的士兵，不过其中也应该有很多淘金者，不想错过搭车大捞一把的机会。对李渊来说这是个绝佳的状况。守卫国都的精锐之师都隋炀帝前往江都扬州了，所以关中的政府军就既无法保证数量也无法保证质量。

李渊面临的问题是，要给基本由政府军组成的军团找一个为何采取反政府行动的理由。果然，他发布了一篇非常古典的檄文

——举义兵，匡帝室。

决定成败的最大因素是兵力，因此李渊听从刘文静的建议，向突厥借兵。这除了意味着兵力的增强，也因和突厥缔结同盟关系的缘故，有消除背后受敌危险的效果。

接下来在进军长安途中，李渊担心被攻击洛阳的李密大军断了退路，为此就必须尽可能地让李密麻痹大意。李密还在各地发布檄文，李渊给他送去这样内容的书信，对此回应说，我已过知命（五十岁）之年，什么也做不了，愿意奉你为盟主。其中用的形容词是

——攀鳞附翼。

非常谦卑。紧紧依靠龙鳞凤翼，跟着沾点光的意思。李渊被隋朝封为唐国公，因此他就对李密说，如果你以后能号令天下了，希望看在同姓之谊，还跟以前一样封我做唐国公吧。看到这封信，李密该如何想呢？和胸怀大志的我相比，你恋栈的只是个爵位。李密对这个年过五十、优柔寡断的人物的态度，大概是轻蔑中还带着点可怜吧。而让李密产生这样的想法，正是李渊或是拥戴李渊的人们所想达到的目的。

南下的李渊军军令严整，秋毫无犯，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军队被禁止在民家留宿，一直保持着解救人民的正义之师的形象。十月，李渊率军抵达长安城下。他向城内派去使者，但没有任何回应，于是下达了总攻命令。十一月丙辰，李渊军占领了长安。大军入城后，被处死的据说只有十几人。有个在马邑做过官、叫李靖的人物，准备去扬州急报李渊谋反的事情，因道路不通，被迫驻足长安。虽被判处死刑，但据说李世民救了他一命。正是这位李靖，后来做了唐朝将军，立下赫赫战功。

占领长安城后，李渊按计划表行动。他把炀帝孙子代王杨侑接到天兴殿，让他举行即位仪式。虽然隋炀帝还在扬州，但李渊还是擅自把他抬成了太上皇。唐国公李渊晋级为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在那里处理政务。做了王，又开了幕府，所以没有人怀疑这就是在为禅让做准备工作。

3

攻击洛阳的李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会觉得“坏了”。扬州的炀帝派军前去救援洛阳，总司令为出身西域的王世充。此外，李密阵营中并非铁板一块，存在李密派和翟让派的对立。大概李密也想过要尽快发兵长安把李渊拉下马来，但事到如今，已经不能这么做了。内部对立虽然以翟让被杀收场，表面上看似解决了，但一遇到王世充军北上的情况，就发现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把王世充派去救援洛阳，但扬州的炀帝开始自暴自弃。他在照镜子的时候对萧皇后说

——好头颈，谁当斫之？

意思是皇帝的脑袋确实不错，到底是谁能砍了我的头呢？最后发动政变砍了炀帝头的是宇文化及。

虽同为“宇文”，但这和北周皇室的宇文氏并不是一脉。北周宇文氏被猜疑心极重的文帝杀光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炀帝最亲近的亲信宇文述，他的长子就是宇文化及。如前所述，远征高句丽时，宇文述为总司令官。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娶了炀帝的女儿为妻，所以宇文氏就是皇室的亲戚。

宇文化及是个轻佻的人，曾因抢夺他人财物而被命令蛰居。宇文述在临终之时，苦苦请求炀帝能赦免长子化及之罪。被恩赦的宇文化及最后却成了杀炀帝政变的首犯，这不得不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而宇文化及也并不是要当首犯，应该说成是被强逼着干的。

炀帝众叛亲离，人心尽皆离他远去，成了廷臣们的包袱。不只是廷臣，就连负责守护天子的近卫军骁果营，对皇帝也产生了极大的怨怼之情。骁果营的将士全部出身关中，因此望乡之情非常强烈。既然炀帝不想从扬州动身，那么将士们为了回到怀念的家乡，就只能杀了炀帝。

历史上应该再也没有目的如此简单的政变了吧，而且是没有任何势力反对政变。宇文化及是个胆小鬼，他之所以成为首犯是因为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炀帝临死前，询问手持白刃的近卫将校首犯是何人。这个将校回答说

——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并不是先有首犯才有政变，而是先找到首犯后才发生的政变。

炀帝希望服毒自尽，但被拒绝，因此把身上的练巾解下交给将校。他被练巾勒死。十二岁的赵王杨杲目睹了这一幕，在旁边哭泣，也被当场斩杀。

杀了炀帝的宇文化及一行开始北上，暂时拥立了炀帝的侄子杨浩。即便如此，这一行人还是显得很奇怪。骁果营兵将中还混杂着一千多名宫女。大运河也无法一次性运走这一大群人，于是兵卒们就徒步前行。不过，这一行人要回到关中，就必须通过李密的势力范围。而李密是不会让他们轻易过关的。

李密仍在攻击洛阳，而此时洛阳城内的状况也是千奇百怪。出身西域的王世充被炀帝派去救援洛阳，以武力为后台掌握了主导权。王世充的强势，必然导致了原本就在洛阳的重臣如元文都和卢楚的不快。炀帝的死讯传来后，洛阳就拥立了炀帝之孙杨侗。史书中称他为“皇泰主”。正在北上的政变军队里，杨浩也自称是隋朝皇帝。再加上在长安被李渊拥立的杨侑，同时自称隋朝皇帝的就有三人。其中长安的杨侑在炀帝死去两月后，就把帝位禅让给李渊了。

洛阳方面乐于见到的情形是北上的宇文化及和李密打起来，但万一两军联合起来，洛阳的命运就会如同风中残烛一般。如果拉拢宇文军，因军中有隋帝，宇文军会把同样有一个隋帝的洛阳视为主要敌人，所以洛阳联合李密的可能性更大。于是，被王世充夺去军政大权的元文都等皇泰主的亲信开始着手进行招安李密的工作。

洛阳处在王世充的独裁统治之下。因为手握大军军权的只有他一人。元文都等人想让手握另一支大军的李密归顺，以牵制王世充。他们以皇泰主之名，授予李密隋朝魏国公、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等夸张的官爵。并承诺，如果李密讨伐了拥立伪帝的宇文化及，之后就可以来洛阳辅佐真龙天子皇泰主。

李密夹击并打败了宇文化及。这支队伍先是杀了皇帝，又一心返乡，因此并没有什么斗志，接连投降。宇文化及逃到了魏县（河北省），在那里杀了皇帝杨浩，自己登基，国号为“许”。然而他的得力干将都投降了李密，所以“许”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短命王朝。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败走王朝。河北的窦建德集团自然不允许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因此派大军攻击，宇文化及被捕并被斩首。窦建德把首级送给了已成为东突厥可汗妻子的炀帝女儿义成公主。

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后，想如约而至洛阳，但王世充不答应。这个出身西域的人物非常清楚，归顺后的李密将是他最大的掣肘。于是，王世充肃清了洛阳城内的反对派如元文都、卢楚等人，并攻击前来洛阳的李密军。李密军在击破宇文化及后，志得意满，有所懈怠，因此大败，只得去投靠长安的李渊。随后王世充就废了皇泰主，亲自登基，国号为“郑”。

就这样，“隋”这个朝代名从中国完全消失了。

4

唐朝历史已然开篇。不过在初期，以长安为大本营的唐不过是割据群雄之一。洛阳有王世充的“郑”，河北有实力派窦建德的“夏”。放眼西看，兰州的薛举父子势力称“秦”，再往西的河西走廊又有叫李轨的地方军阀称“凉”。江南产生了“吴”、“楚”、“梁”等一群小政权。相比而言，唐只能算是其中略有实力的一方。不过唐盘踞在曾为隋国都的长安，因此多少让人觉得它是在以隋代后继者自居，而为了做到名副其实，唐必须打倒的敌人就过多了。

从顺序上来讲，唐必须攻打洛阳的郑。自称郑国皇帝的王世充本姓支，一般被认为是月支（也写作氏）人。史书中描写他是豺声卷发，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头卷发的大嗓门。李密投奔唐后，请求讨伐王世充，获得批准。李密的部下因一时的败仗散落在河南各地，也有些投降了洛阳，可以期待他们能做内应。

唐始终对李密持有戒心，因此也希望李密能王世充打起来，两败俱伤。李密肯定想重建自己的势力。本来他鼓动杨玄感挑起了这场动乱并以此自傲，李渊原来还写信说要寻求自己的庇护，但现在却要屈居他之下，大概李密会心有不甘吧。

唐把曾是李密得力干将的魏徴、徐世勣挖了过来，又派张宝德前去监视。部队出发后没多久，张就向长安报告“李密必叛”。长安命令李密单独返回，但李密也预知到一旦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向北逃亡，最后被唐军追击杀死。从唐军行动如此迅速来看，这可能是唐早有预谋。

就这样，攻击洛阳的军事行动就由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来指挥。为防备唐的进攻，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出身西域的高官王世充和出身豪强的窦建德气质不同，此前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窦建德还是亲自统兵十余万前去解围，因为他预料到如果洛阳失陷，接下来就轮到自己承受唐军的攻击了。

正在攻击洛阳的李世民得到窦建德率军来援的消息后，在洛阳仅留一军攻城，其余大军全线出击，在汜水（河南省）迎击窦军。李世民袭击得手，夏军溃散，建德被俘。因援军溃败，王世充斗志全无，向唐投降。两个自称的皇帝——郑的王世充和夏的窦建德——被带到长安，王世充被留了一条生路，窦建德被斩首。据说洛阳开城的时候王世充提出的条件是饶自己不死，李世民应允了。

王世充和窦建德同样自称皇帝，但却受到不同的处理，不得不说很不公平。对唐来讲，如果有必须要杀的，也应该是王世充才对。王世充创立邻保连带制度，施行恐怖政治，人心尽失。出身豪强的窦建德抓到了唐皇族即李渊的堂亲淮南王李神通和同安公主后，却予以款待并返还。必须说恩将仇报的处理是唐初历史的一大污点。

王世充施行恐怖政治，因此即使杀了他，大概也不会有人为他出面抗争。但因窦建德被杀，他的盟友刘黑闼发起反唐战争。前面提到，窦建德杀了宇文化及后，把首级送给了炀帝女儿、嫁给东突厥可汗的义成公主。看到杀父仇人的首级，义成公主应该会感谢替自己报了父仇的窦建德。唐举兵的时候曾向突厥借兵，但和突厥的关系在那之后逐渐恶化。可能是在突厥内部，义成公主的发言愈加有分量的关系。义成公主嫁给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但在启民死后，依据突厥风俗做了他儿子处罗可汗的妻子，处罗死后又做了处罗弟弟颉利可汗的夫人。隋的皇女是突厥三代可汗之妻，因此有很强的发言权是必然的。

在隋看来，即便采取的是禅让的形式，李渊永远是个篡夺者。在突厥看来，唐举兵的时候自己出动了援军，因此有恩于他。尽管有恩，但他们可能觉得并没有收到充分的回报。李渊次子李世民前往攻打洛阳的时候，突厥表现出与王世充结交的姿态。双方交换了使节，突厥使节团还带着一万头牛羊。这支队伍受到唐潞州总管袭击。一万牛羊应该是给洛阳的粮食援助。

李渊在命令次子李世民前往洛阳的同时，也派长子李建成到北方的蒲州防备突厥，这是因为获悉了唐并州总管李仲文内通突厥的消息。李仲文已经制定了计划，打算在洛阳之战打响后就和突厥骑兵长驱直攻长安。

李世民把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网打尽，可谓功勋卓著。尽管如此，长安方面因为派他率军远征，守备薄弱，一旦被突厥攻击，唐王朝就会溃灭。皇太子李建成就是要防备这样的情况，因此也必须对他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只不过攻方炫目，而守方不显眼。不管怎样，次子李世民的表现更为抢眼。

刘黑闼起兵反唐后，曾经降唐的徐圆朗也起兵与之呼应，他占据了山东半岛。刘黑闼结交突厥，让各地的唐军头疼，甚至还包围过李世民。这股抵抗势力还是被李世民打败，不过刘黑闼在败退后逃到突厥，又再度南下威胁唐朝。

刘黑闼武装斗争被平定是在武德六年（623），从秦王李世民出征讨伐洛阳时起，已经过了三年。

翌年二月，在渔阳郡（现在的北京附近）称燕王的高开道被部下所杀，势力稍大的反唐势力基本灭亡。

南方各政权在长驱而入的唐军面前，就如同不设防的空城一样。唐军势如破竹，接连消灭了这些并不难缠的势力。

西方雄主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在扶风（陕西省兴平县）被李世民打败，但随后又再度起兵。虽然他一度击败了李世民军，却在策划总攻长安的时候病死了。薛举为人残忍，因此没有人望，他儿子薛仁杲是个更糟糕的暴君。薛仁杲继手下诸将降唐后，也兵败降唐，被斩于长安，时间是李渊受禅让即位的武德元年（618）。就这样，西方没有了强大势力，可以说，李世民率大军进击洛阳终于成为可能。

在薛举占据的兰州以西，李轨控制了从河西走廊到敦煌，自称大凉皇帝。唐为了防备薛举，意欲和薛背后的李轨结盟，因此有了使节的来往。李轨的使者目睹了薛举父子的灭亡和唐朝的兴隆，以他们为首的将领劝李轨归顺，但李轨怎么也不答应。将领们见他如此刚愎自用，也不甘心为他作陪葬，于是发动兵变。李轨被围困在居城，城破后被俘并被押送到长安。武德二年（619），李轨在长安被处斩，因此对李世民来说，出征已经完全没有来自西方的忧患了。

自称皇帝的群雄先后被唐逐个消灭。自称吴皇帝的李子通败给唐将杜伏威后投降，被送到长安，虽然一度脱逃，但还是被捕杀了。自称楚皇帝的林士弘联合张善安的农民军，一时变成了大势力，但因联军分裂，势力削弱，被唐将李靖打得大败而逃并死去。南方各皇帝中，梁的萧铣据说是原来南朝梁的后裔，是来历最清楚的人物，但被抓后在长安斩首。

曾被赦免的郑国王世充在被流放到蜀的路上，被地方长官所杀。隋末群雄悉数灭亡，此时唐的国本也稳定了下来。

唐日初升

1

历史由胜利方书写，这种事情再自然不过，也一再发生。通过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杀了皇太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使父亲退位，亲自登基。这正是古往今来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

只要读史，就可知李世民武功卓越。然而也不能忘记，历史是由太宗李世民一方写成的。李世民击破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时候，皇太子李建成在后方防备突厥，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能够实现对河南反对势力的讨伐，防备突厥就是关乎根本的大事，而李建成漂亮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李建成的功绩虽未被抹杀，但就像是被太宗的臣子史官们尽力压住。与此相反，太宗的业绩就让人觉得极尽详细。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太宗让父亲李渊下定决心起兵反隋的。但与举兵相关、可称得上是基本史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不是这样记载的。此书是由李渊的记室参军（负责文书记录）温大雅所著，是李渊从举兵到攻克长安、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的日志。这本书的说法是，太原举兵是李渊自己的决断。

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录来源资料的执笔阵容中，有些稍显怪异的人物。不得不承认，太宗促成高祖下决心这件事让人存有疑问。而且在正史中，部将的功勋全都成了太宗一人的，而败战则全都成了部将的错。前述薛举父子攻到了长安附近，是因为击退了李世民的军队后才能有此进展的。正史把这归结为殷开山和刘文静的轻率，但这两人的上司正是李世民。武德三年（620），梁师都会同突厥进犯，被行军总督段德操击破，但正史却没有提到段德操曾是李建成的麾下。尽管有点啰嗦，但还是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太原起兵后，最先抵达并开始进攻长安的是军头雷永吉。《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雷永吉属于东面军，而攻击长安时李建成指挥的就是东面军，世民则是西面军。最先到达的人名虽未被偷换，但为了对自己有利而省略了他的后台，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曲笔。

我们以此为前提，依正史所述，简要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秦王李世民军功卓著，声望极高，皇太子李建成对此感到不安。这应该是事实。李渊嫡出的儿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人。举兵时，李元吉留守太原，但在遭到北方刘武周的攻击后逃到长安。收复李元吉丢掉的并州的还是李世民。他从并州凯旋后，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就前去讨伐王世充了。

因为战败了的李元吉仍是齐王，而李世民的功绩又太过耀眼，因此高祖李渊觉得秦王的王位已经不足以封赏他，就授予他“天策上将”这一前无古人的称号，还营造弘义宫供他居住。这一举措让人们看出，李渊准备对次子李世民加以特别的待遇，同时也让李世民的手下看到了希望。

兄弟之间经常因其各自周围的人而变得不和。刚刚建国的唐王朝分为皇太子派和秦王派，派势斗争激烈。李渊有三个嫡子，不过如果加上侧室所生，就是二十二子十九女。窦皇后除三个嫡子，还生了平阳公主。侧室们为了让自己所生幼子受到继任者的保护而去巴结皇太子，这没什么奇怪的。正史里写皇太子和李元吉

——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好、尹德妃皆与之淫乱。

婕妤、德妃是女官的位子。虽说是和父亲的爱妾淫乱，但这也只能说明，她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将来而过度地亲近皇太子。

在皇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间的势力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自然应该是后者。除非皇太子有大过，否则继承帝位就是铁定了的。李世民派如果不能推翻皇太子，就不可能即帝位。正史中说皇太子派

——日夜谮诉世民于上。

不过按理，应该是两方都在互相谮诉，而秦王派更加激烈。由于这一派中有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智略谋士，皇太子派就劝说高祖流放这两人。高祖已经对儿子间的争斗感到棘手，就打算让这两个谋士远离世民，希望能以此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真相。

肯定会有意见认为，皇太子毕竟是皇太子，所以挑起如此的势力斗争，责任在于世民一方，理应加以处理。高祖曾想过要处理世民，但因他曾为天下立下大功而改变了主意。李渊如此优柔寡断，大概使得兄弟争斗更加激烈了。正史中说处理世民的意见是由皇太子和后宫直接上报的。不过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处理世民是正论，因此可能是由中立的廷臣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皇太子派中也有像魏徴这样的，主张应在此时杀了世民。这说明，派系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李世民也上诉说哥哥想杀自己。为此高祖回应：“那就明早听你们两人说。”大概是决定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修复关系。

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资治通鉴》说“建成性颇仁厚”，人缘好，也无大过。所谓和后宫女性淫乱之类，可以认为是胜利方随意的曲笔。皇太子在父皇面前只要光明正大，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大逆转一个办法了。

如果被天子召见，皇太子也必须觐见。因是紧急时期，皇太子有武装兵保护，由玄武门进入。玄武门相当于宫殿北门，要通过就必须有符籍（进入宫殿的通行证）。尽管带着两千武装兵，但持有符籍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大部分人在玄武门外待命，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仅带着少量护卫，就进了玄武门。

玄武门的守备队长常何曾是皇太子的旧部，因此皇太子对他很放心。然而常何多半是被收买了，因为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了伏兵。只要常何不属于李世民一方，李世民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这样，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干脆利落地杀了。这是背叛和暗算。让高祖说出兄弟一同觐见的话，不过是为了引出皇太子。

20世纪初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古文书，其中大部分被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带了出来。常何的墓志铭就在伯希和带出的那部分中，就是如今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中的2640号文书。政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而三年后常何升任将军，做了两千石的中郎将。

李世民不止杀了哥哥和弟弟。建成和元吉各有五个儿子，都被一个不留地杀掉了。

这一年，高祖六十二岁，李建成三十八岁，李世民二十九岁，李元吉二十四岁。政变发生于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为贞观元年（627）。

2

李世民是杀害兄弟的篡夺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个明君，创造出明君的传说。他把弟弟元吉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在伦理观极严的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认为，不管他再怎么英明神武，这种事也是无法容忍的。这被说成是和狄夷没什么两样。前面已经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儿子继承生母以外父亲妻妾的风俗，以及义成公主嫁突厥后，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汉族看来，这在伦理上是无法原谅的。

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鲜卑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的后裔。虽然李渊自称是西凉李暠的七代孙，但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汉族了。不过，唐代李氏仍然是鲜卑的说法也很有力。北魏孝文帝时因禁止胡姓，鲜卑采用了汉族式的姓，其自身的血统世系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唐代李氏原是鲜卑大野氏。就算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但他的母亲独孤氏是独孤信的女儿，毫无疑问属于鲜卑系。李渊的妻子窦氏，因她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襄阳公主，因此就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说也是鲜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杨氏也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的后裔，但明显混有浓厚的鲜卑血统。

从巩固唐王朝基础的层面来说，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个明君。他在政变后把皇太子派的魏徵叫来，质问他：“为何你要挑拨我们兄弟？”此时魏徵的回答是：“这是因为皇太子不听我的意见，没有杀掉你，所以才遭此大祸。”不得不说这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回答，估计魏徵已经做好被杀的心理准备了吧。太宗赦免了这位魏徵，之后加以重用。不畏死而言事的人是难得的谏官。

虽然有八柱国之一的家族背景，但要是说起运营整个国家机构所需的人才，仅靠自己族系里的臣子是不够的。可能本族系里的臣子是少数，而且是打理李家杂务的干事，因此没什么杰出的人物。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尉迟敬德，其实是打跑留守太原齐王李元吉的刘武周的同盟。他在太宗收复失地战中成了俘虏，因有可取之处而被赦免。前面提到魏徵曾是皇太子派，不过在那之前他是李密的部下。徐世勣曾经是翟让的部下，之后成了李密的下属，后因军功被赐姓李，改名李世勣。为了避讳太宗，这位将军去掉了世字，取名李勣。至于李靖，如前所述，他在向身在扬州的炀帝急报李渊谋反的路上被捕，被杀的关头是李世民救了他，后来才当了将军立了功。

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的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

人们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间一直未曾改元的年号“贞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贞观之治”被人们誉为理想时代。日本为了效仿，清和天皇时代也采用了同样的贞观（859—877）年号。根据收录太宗和臣子问答的《贞观政要》一书，似乎善政时代给人的印象比起实际要有所夸大。不言而喻，群雄争霸的隋末动乱之后，人民疲敝不堪。在这个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里，凡事都应小心翼翼。炀帝奢侈导致亡国，唐的早期统治者都看在眼里，因此谨慎是必然的。

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大约九百万，而唐太宗即位时据说不满三百万户。贞观之治因质朴刚健，在树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长。

《旧唐书》里有个著名的句子

——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全国没有关门的必要。因各地有粮食供给设施，所以说人们不需要在旅行中携带粮食。可以说太宗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上，即：不是用秦的严罚主义，而是以道德向上贯穿于社会教育。太宗亲自监督训练，因此军队训练严格，成绩良好的将士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如果军队强化了，军纪严明了，治安自然也会好转。

太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大危机。据说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后，突厥就进军到了长安附近。此时，负责边境警备的军队主力属于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门被杀，可想而知守卫国境的唐军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斗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里。乘此机会，突厥军一鼓作气南下。

突厥的颉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的便桥，离长安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将执失思力为军使，前去长安。根据正史记载，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仅带六骑就由玄武门直奔便桥。如果皇帝都奔了出来，后面自然会跟着大军。颉利可汗大惧，终于求和。太宗应允，即日返回宫殿。——这段话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可信。突厥十余万大军南下，据说当时长安能动员的军队不过区区三万。事实应该有异于正史的记述。根据一个史官的记录，李靖曾建议

——倾府库赂，以求和。

意思是献出国家的全部财产给突厥，让他们退去，这大概是事实。这一事实不时出现在正史中。《新唐书》中讲到，李靖击破突厥的时候，太宗说

——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如果对方因惧怕而退兵，无论怎样都用不到“耻”这样的字来形容。还有篡夺的事情也是这样，看来太宗总有粉饰事实的倾向。

仅仅三年后，唐就一雪前耻。唐为了国防仍在加强军队训练，而突厥却因异常气候导致连年雪害，牲畜大量死亡，并且可汗征税严苛也导致部下叛变，这就造成了突厥败北的主要原因。异常气候虽也给唐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太宗在各地设立了义仓用以救赈。没有储备的游牧民族在应付天候方面，要比农耕民族弱得多。唐军穷追猛打，生擒了颉利可汗，获得了大胜利。

3

突厥的颉利可汗做了俘虏是贞观四年（630）二月的事情。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受四夷首领推戴，被称为

——天可汗。

我认为这一刻是南北朝丰收硕果的终结。

秦始皇的伟业在于创立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不过，他建起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备匈奴，想法还没达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地步。汉代因匈奴分裂，后期虽也有单于入朝，但仍然画了一条分界线。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民族进入华北，产生了像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思想，也产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的所有人不问人种民族都应统一迈向最高文明水准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实行。北周修正了过度的实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过对鲜卑系皇室的汉化，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向融合相邻民族的方向迈进。如果要反方向来做，那是极难的。

李渊在太原举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这受到了后世史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李渊是汉族。倘若李渊真如所言是鲜卑族大野氏，向突厥借兵之举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分散在塞外草原的各部族来说，像这样相互借兵是常有的事情。借兵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草原的法则。

如果知道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唐的“渭水之耻”，也就是抵达渭水便桥的十余万突厥军的完好返回。唐朝方面肯定是和被派去的使者执失思力进行了对话。突厥如果掳掠长安的话，虽然可能获得大量战利品，但因要和当时号称三万的唐军交战，加上并不熟悉地理，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损失。这让人觉得是唐方面曾向突厥晓以利害。或许是娶了隋朝义成公主的颉利可汗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攻掠长安，只是加以威胁，目的是获取财物，以此作为不予攻击的代价。

突厥降唐，不仅仅是因为异常气候导致的部民饥荒和因过度压榨而导致的人心背离。突厥北部有个叫铁勒的部族，七万余户服从突厥，但唐向铁勒派去使节，使其首领入了唐朝。此外还有个叫夷男的人物，他做过铁勒的首领，也多次表达出从突厥独立出来的意愿。入朝后的铁勒从唐朝获得大量的物资和武器援助。突厥腹背受敌，只得投降。

和塞外部族关系密切的唐朝，开始了这样大手笔的外交。唐拥有一种世界大国的身躯，是第一个可称得上世界帝国的政权，可以说这植根于中国。

唐灭亡后，宋和辽、金、元等塞外民族长期对立，反历史潮流地形成了强烈的华夷思想。不过元、明、清等仍可称得上是在世界帝国的主流中。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存在过于漠视，导致中国世界帝国的缺陷逐渐变得严重。

继南北朝之后，佛教继续在唐代兴盛，这也为世界帝国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玄奘前往远隔千山万水的天竺求法，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故事。关于玄奘生年有公元600年说和602年说，不过二者都是隋文帝末年。因此玄奘是在隋末动乱中出生的。少年时代他在洛阳修行佛法，正相当于西域人王世充在洛阳当独裁者的时期。之后，玄奘前往长安。因唐业初创，长安的佛教界停滞不前，名僧、高僧、学僧等为避乱而流散到全国各地。其中很多人移居四川，玄奘曾前往成都就师。一般认为在玄武门之变前后，国都长安的局面稳定下来，玄奘也来到了长安。长安的佛教界也逐渐有了起色。

佛教已流传了很长时间，但佛典仍未被充分整理，因此玄奘对佛法有百条疑点。要解决疑问，无论如何都要去印度。他虽然向朝廷请愿和同道同去天竺，但被驳回。建国十几年的唐朝，因边境尚未安定，严禁国人前往外国。其他的同道放弃了，但玄奘为了贯彻素志，以偷渡的形式出了玉门关（甘肃省）。他在受流沙和雪山所困的同时不改心志，是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4

突厥的投降，对唐来说就意味着户数以及税收的增加。至于原因，是因为塞外民族的掠夺物中还包括人口，他们为了寻找奴婢而把一村男女全部掳走的情形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口在突厥降后被陆续返还。

只要治安良好，政治体制完整，人民就会重新点燃勤劳的意愿。这是因为劳动结果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唐朝国力眼看着充实了起来。

话题再回到玄奘。越过伊吾（现在的哈密），吐鲁番盆地有个叫高昌的国家。各民族在此杂居，而国王是汉族，据说是麴氏。玄奘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被恳求驻锡长留。玄奘离开高昌后，高昌国王麴文泰入朝长安。麴文泰曾在隋炀帝的时候和先王麴伯雅一同入朝，他自然会对隋和唐作一比较。

麴文泰此前来的时候，炀帝大方地花销着父亲的积累，正是所谓的散财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很华美。几千条龙舟在大运河中游玩，必定会让生长在吐鲁番盆地绿洲的他感到很震惊。炀帝特别好面子，招待外国宾客完全不计花费。回到吐鲁番的高昌国麴文泰觉得比起隋来，唐大概是个贫弱的国家。恰好回来路上的凉州那年正闹饥荒，应该进一步加深了他这种感觉。

玄奘离开高昌之后继续西行，到达的下一个地方是焉耆。玄奘在此受到冷遇，仅住了一晚。原因是这个国家和高昌交恶，玄奘带着高昌国王的介绍信，反倒受到了粗鲁的对待。

从焉耆出发，以前曾经有道路南下，连接着楼兰，据说是丝绸之路的故道。然而此时前路已经不通。如果故道重开，焉耆将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而繁荣起来。于是这个国家邀请唐朝重新开通故道，太宗表示赞成，约定了合作。

玄奘经由的伊吾、高昌是主道，而一旦故道重开，高昌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角落，贸易利益必然锐减。麴文泰为了阻止故道重开，就起兵攻击焉耆，后者向唐求救。在故道重开方面，焉耆和唐是同盟关系，高昌也是知道的。然而高昌国王麴文泰因亲眼见到唐“贫弱”的样子，认为唐不足畏，所以才有此举。因高昌也有过一次入朝，算是个友好国家，所以唐遣使责问为何攻击焉耆，并要求高昌国王入朝谢罪。麴文泰态度强硬，称病拒绝入朝。

太宗最大的特长是具有果敢的决断力，由玄武门之变时的迅速决断就能看出，在掌握政权后也依然如此。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派军远征高昌。尽管如此，麴文泰仍对唐朝的力量持有轻视之心。

人往往会对自己亲眼所见深信不疑。麴文泰前去长安的时候，唐朝的确显得保守，没有隋那样的华丽。然而他只见到了表面现象。城市虽萧条寂静，但他没有看到质朴刚健的人民带着强烈的伦理观在勤奋劳作，而且他也根本没考虑到距离上次入朝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

唐朝大军持续在沙漠入口集结，兵容整肃。麴文泰得知消息后，这才感到了恐惧，他在忧虑中死去。世子麴智盛做了王，但他在尽力后还是打开城门投降了。实际上高昌国所依赖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麴文泰的妹妹嫁给了西突厥可汗，说是会得到那边的援助。

太宗断然进兵西域，是为了向西域各国传达一个意思，就是像焉耆这样的同盟国会始终获得唐朝的武力保护。东突厥虽然降唐，但西突厥和唐还不是友好关系。此时唐如果对焉耆见死不救，就会眼看着西域完全成为西突厥的势力范围。

灭了高昌以后，太宗强压众议，在此设直辖领，在吐鲁番盆地以西的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展示了积极的姿态。

专门谏言的魏徴辩论说，高昌没有什么大物产，因此更好的选择是仍以麴智盛为王，做唐的属国。太宗平常都会听魏徴的谏言，但这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对太宗而言，把吐鲁番盆地作为直辖领，并不是为了要物产和税金。太宗考虑的是经营西域，通过那里可以开展文化交流、物资贸易等，发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长项。

玄奘在十八年后回国，此时曾经热情招待过他的高昌国已然不在了。他和高昌国王曾有过约定，在回国途中要留在高昌，但这已无法实现了。他在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不过此时太宗并不在宫中。因为远征高句丽，他把大本营推进到了洛阳。

西方的安西都护府在那之后也直接把焉耆编入直辖领，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不过唐对东方的经营就没这么顺了。

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在于远征高句丽，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仅仅发生在三十年前，重蹈覆辙会导致严重后果。朝廷中反对东征的呼声也很强烈，特别是褚遂良，更是强烈反对亲征。然而太宗下定决心亲征。

——在自己有生之年。

这种想法在太宗心里根深蒂固。被立为皇太子的晋王李治（以后的高宗）病弱，唯一长处就是温和。

要做太平的君主，温和是比较合适的，大概太宗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因如此，就得早一点处理掉国防、外交问题，再把国家交给后继者。野蛮的事情，需要尽可能地在自己这一代就收拾干净。

高句丽有个叫泉盖苏文的人杀了国王，立了国王的弟弟。此外被百济攻击的新罗也向唐朝求援。此刻，百济正联合高句丽向新罗施压。因有泉盖苏文的弑逆为口实，唐朝集结十万兵力，远征高句丽。

这次远征最终失败而归。虽攻陷了辽东城（辽宁省），但在攻打安市城（辽宁省）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已经入了冬天，不得已退兵。高句丽派去谢罪使，但太宗再度远征之意始终不变。果然，虽然没有亲征，但太宗还是出兵了。他有很强的信念，要把该打的战争在自己这一代打完。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因太宗之死，远征高句丽终于停止。太宗享年五十三岁。

大唐岁月

1

高宗是个稳重、性子温和的人物。他为亡母长孙皇后建造的大慈恩寺，在太宗临死的五个月前完成。这座寺的大雁塔至今仍矗立在西安，是观光客访问西安的必去之处。玄奘做了寺院住持，他从印度带回的大量经文主要就收藏于这座塔内。大雁塔成了佛典图书馆，兼译经事业总部。

太宗有十四个皇子，但有皇位继承权的是正妻长孙氏的三个儿子。长幼顺序是承乾、泰、治。长孙氏也是鲜卑名门，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然而做了皇后的长孙氏从不过问政治，还让自己的一族尽可能地远离政治。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636）死去，之后太宗直到身死的贞观十三年，都没有再立皇后。据说他想立玄武门之变中杀掉的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妻子杨氏为皇后，却因为群臣反对而未能实现。至于事情的真相，可能是不想让后继者问题复杂化吧。长孙所生的李承乾既然是长子，就理应被立为皇太子，但他颇多奇特行为，还有足疾，是个问题儿。让父亲太宗生气的是李承乾有同性爱的性向，爱上了叫称心的美少年。太宗杀了这个称心，据说李承乾就制作了称心的画像，令宫女们祭祀，自己流着眼泪在画像前徘徊。果断的太宗最后还是废了这个皇太子。

这样就必须在长孙氏所生的李泰和李治两人之间做出选择。李泰是四子，李治是九子，因此选李泰是应该的。另外，李泰性格很像父亲太宗。只是因为过于肥胖，于是特许他在宫中坐轿。李治因病弱，人们说他性格过于温顺。比较两人，就应该选择李泰才对。然而太宗最终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

唐此时已渡过了创业阶段，进入了稳定期。如果像太宗那样性情桀骜的李泰即位，被废了皇太子的承乾及李治就有可能被杀。太宗虽然在玄武门杀了兄弟，却也不希望儿子这一代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一决定中有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积极奔走的迹象。大概他认为，自己要以唐朝重臣、皇亲国戚的身份掌握权力，比起自主性强的李泰，让温和的李治即位对自己更有利。

的确，高宗李治是个容易成为傀儡的人物。长孙无忌想把皇帝当作傀儡，但高宗在此之前就成了女子武徴的傀儡了。武曌是高宗父亲太宗后宫中的女子。沾手父亲爱妾这一事情也成了唐王朝鲜卑说的有力证据。

一说认为，高宗从皇太子的时候起就喜欢武曌，父亲死后武曌一度为尼，高宗把她接回后宫。高宗已经有正妻皇后王氏。不过，后宫中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而据说高宗更偏向于萧淑妃，因此王皇后为了反攻，就令武曌还俗对抗萧淑妃。

王皇后太愚蠢了。高宗迷上了武曌，最后萧淑妃失宠了，王皇后自己也被废，曾经明争暗斗的两位女子不久就全被杀了。武曌是个可怖的女子。因她要求皇后之位，高宗和四个重臣商量。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反对，于志宁沉默，李勣因病缺席躲过。连文治武功尽皆出色的太宗想把弟弟元吉的妻子杨氏立为皇后，都被群臣反对而只得放弃，况且武曌还是高宗父亲后宫里的女子呢？不得不说高宗遭到反对是必然的。

因病缺席的李勣后来在被召见的时候，应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用听别人的话。这成了高宗的救命稻草，也成了李勣经历上的污点。武曌被立为皇后，这正是则天武后。反对册立皇后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不仅受左迁，还被赐死。保持沉默的于志宁也遭到左迁，毕竟不赞成就等于有罪。

武曌做了皇后是在永徽六年（655）。高宗之死是在弘道元年（683），他虽比父亲多活了三岁，但因病弱，头痛病症非常严重。武曌从成为皇后到丈夫死去的二十九年时间里，实际上是她在处理政务。高宗死后的二十年完全成了武则天的天下。她废止唐王朝，创建周王朝，亲自当了皇帝。中国历史上的女皇仅她一人。要知道，即使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行使最高权力的西太后也没有登基。武曌取名则天，既是唐朝皇后，又是周朝皇帝，因此我觉得与其称为则天武后，不如称作武则天更好。

因为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还有反对册立自己皇后的人，她被描绘成是一个残忍的女皇。为了维护权力，贯彻自己的意志，她连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杀。皇太子李弘因同情自己的异母姐妹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都是萧淑妃生的女儿），在她们的下嫁中出力，被母亲杀了。《旧唐书》中只说是皇太子薨于绮云殿，不过《新唐书》中明确地记录

——天后杀皇太子。

武则天生的儿子中，李弘之后是李贤。李贤是个优秀的学者，给《后汉书》作过注。不知何故，武则天怀疑李贤要谋反，他被移至巴州（四川省）后自杀，谥号章怀太子。他的墓近年被发掘出来，墓室中精美的壁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李贤的弟弟李显做了皇太子，虽同是武则天的儿子，资质却比两个哥哥差。比起果断的母亲，他更像懦弱的父亲高宗。父亲死后就即位的李显被称为中宗，在武则天的高压统治下并没有什么权限。中宗的皇后韦氏想让自己父亲就任要职，却惹怒了武则天，中宗被降格为庐陵王，弟弟李旦即位做了睿宗。光从中宗能保住性命这一点看，就不得不说他很幸运。

各地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瑞兆，因此武则天受群臣所请，登基称帝，国号改周，时间是690年。唐皇睿宗李旦被赐姓武，做了圣神皇帝武则天的皇嗣。武则天后来又再度以中宗为皇嗣。

2

在武则天掌握政权的时候，肯定会出现抵抗的声音。丈夫高宗对妻子的权力欲毫无办法，想废了武则天的皇后之位，于是和上官仪推演计划，但事情败露了。高宗把一切都推给了上官仪，以保护自己不受可怕的妻子报复。此时朝廷凡事皆称皇帝皇后，“二圣”的叫法成了常例。皇帝和皇后二者的地位是相同的，高宗没有废武则天的力量。

高宗死后次年，李敬业挑头举兵。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骆宾王写了檄文。其中有句名文，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高宗的陵墓刚完成，土还没有干，六尺男儿的孤现在在哪里啊？这句话批判的是被废了帝位的睿宗处于软禁状态，不能参与政治。

李敬业等人是被武则天左迁的人群结成的造反团体。武则天派去三十万大军，一举粉碎了这个造反团体。没有人会呼应李敬业他们。朝廷内的纷争和一般庶民没什么关系，上层无论怎样斗争都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所以庶民没有理由去响应他们。

此时出现了一个叫薛怀义的妖僧，他做了白马寺的寺主，建造了上代遗留未决的明堂。在落成仪式上礼拜了洛水之神。洛水中出现“宝图”，这被认为是新王朝的瑞兆。所谓瑞兆，说的是一块白色石头上雕着八个字

——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预言了女皇出世。这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搞的把戏，不过是重复了王莽曾经做过的事情。

因新王朝的诞生，唐朝皇族——相当于高宗叔父的韩王李元嘉和高宗的兄长一族，纠合各地皇族举兵。这也被武则天轻松镇压。仍然是和民众毫无关系的争斗，而且皇族间的步调也不一致。因高宗的侄子琅琊王李冲抢功，他们被各个击破。

妖僧薛怀义提出《大云经》中有净光天女即位的内容，为武则天新王朝的创立出力。《大云经》是一部伪造的经文，而武则天将此颁布全国，命各州建大云寺。于是各州设官寺的构思通过遣唐使传到了日本，就成了国分寺的由来。［1］

日本共任命过十九任遣唐使。像最后一任的菅原道真那样，虽受任命但实际并未渡海的例子，还有其他几个。二百几十年间十九次任命，自武则天当皇后起，直到她的时代结束的这半个世纪里就有五次。粟田真人为大使的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于唐（应称为周）长安二年（702）抵达，长安四年（704）七月回国，因此也可以称为“遣周使”。我们熟悉的万叶诗人山上忆良在这次随行。

武则天不久就疏远了妖僧薛怀义，转而亲近御医沈南蓼。薛怀义烧了明堂以示抵抗，武则天干脆就杀了他。流着自己血脉的子孙都可杀，她的性格大概不能说是正常吧。后来她开始宠爱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

武氏一族的荣光自是不言而喻。武承嗣和武三思等武则天的侄子（异母兄的儿子）一时权势滔天。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武则天的继承人，瞄准的是周朝二代皇帝的宝座，但称为国老的狄仁杰表示反对，说没有侄子祭祀姑母的道理，因此武则天赐自己的亲儿子武姓，定为皇嗣。

武则天晚年可以说是美少年张氏兄弟时代。皇嗣的长子、十九岁的李重润和他十七岁的妹妹永泰郡主两人私谈，说张氏兄弟出入宫中不好，话传到祖母武则天那里，他们都被杀了。不仅如此，连永泰郡主的丈夫、武承嗣的长子武延基也被杀了。武则天年事已高，精神可能也有些不大正常了吧。既然是长时期的独裁者，她就可能会变得疯狂。同是武氏的堂兄弟武怀良、武怀运，以及同母姐姐的儿子贺兰敏之等也被她杀了。

她创建了一套规则，鼓励密告，即使密告内容并非事实也不会受到处罚。实际上不得不说这是个令人不快的时代。然而，为武则天辩护的论调也不少，明末思想家李卓吾就是其中之一。

被她杀掉的都是皇族或同族武氏，尽是社会最上层的人，和民众没有一点关系。另外，关于人才的录用，武则天有一流的鉴识力。她要创建新王朝，自然就需要人才。文人被以编辑良书的名目召集起来，虽没有官职，但为了因公出入宫中的方便而被允许通行玄武门，也就是北门，于是世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武则天从中发现并培养人才。

武则天之后，唐就迎来了开元、天宝的盛唐期，而活跃在盛唐期的人才中，不少人是武则天所培养的。李卓吾立论说，古代帝王中知人者莫过于武则天，而且，谁能举出一个帝王，会比武则天更珍惜人才，更牵心于人民的安居乐业？的确，在她的时代里，虽有左迁群体和皇族群体的叛乱，但没有一条农民暴动的记录。这些叛乱得不到民众支持，前面也讲到了。

武则天是个女子，既是妻子，又是母亲，还是祖母，而且可称得上是个政治家。唐朝建立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的中央出现了建国元勋的门阀。为新国家奔忙过的元勋们，到了二世、三世，很多人恃权而骄，走向堕落。就算是没有达到堕落的地步，即使无能也会因门阀而占居要职。武则天将这种情形一扫而光。从唐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导入了新鲜血液。虽然有点矛盾，但还是要说，唐因为武则天在短期内灭亡，但却因她而以更加生机勃勃的形态复生了。

以狄仁杰为首的唐代重臣们眼看着从唐到周的窃国而不闻不问，应该是有理由的吧。周朝皇嗣虽说被赐姓武，但还是唐朝李氏，是无可辩驳的高宗儿子，太宗嫡孙。高龄的武则天没有时间巩固周朝基础了。如果她都死了，唐必定会复国。

实际的事态发展，并不需要等她死去才行。武则天一卧病，八十岁的老宰相张柬之总算能挺起沉甸甸的腰板了。病房在迎仙宫的长生殿，张柬之在廊下斩了把守此处的张氏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年老的她也是无可奈何。时间是神龙元年（705）正月。二月，唐恢复国号，中宗即位。武则天之死是在同年十一月，据说享年八十三岁。

政变是以张氏兄弟谋反为由发动的，并对朝廷予以整顿。武则天本来就是篡夺了唐的大逆不道的人物，但她是唐中宗的生母，唐直到后来灭亡的两百年间的皇帝身上都流着她的血脉，所以不能把她当作谋反者。武则天死后，也有重臣反对将她和高宗合葬，但中宗予以驳斥，合葬了父母。这就是乾陵。被武则天杀掉的孙子李重润和永泰郡主被追谥为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陪冢就在乾陵旁。

3

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是在唐贞观四年（630），之前有过遣隋使。《日本书纪》和《隋书》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过都是遣使三回，其中前两次的大使是小野妹子，第三次的大使是犬上御田锹。而这位犬上御田锹又成了第一位遣唐使。

七世纪初的日本，豪强斗争不断，呈现出相当混乱的状态，因此圣德太子决意通过吸收大陆的先进文明来革新政治。《隋书·倭国传》中记录，当时的日本国书里有一句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于是炀帝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当时认为天无二日，天下没有两个天子。炀帝是对大臣们说，既然你们知道这些野蛮人不懂事理，从今往后就不要给我看这种国书了。炀帝其实并没有发怒，证据是他派裴世清送还了日本使节。而这份国书的事情，《日本书纪》中没有提到。

小野妹子为了送还裴世清，又一次前往隋。这一次的国书，根据《日本书纪》，有一句

——东天皇敬西天子白。

不过这句话在《隋书》中没有找到。

唐太宗临死前，应该还对未完成的讨伐高句丽事业耿耿于怀。他肯定会担心高宗的柔弱。高宗确实是个过于柔弱的病弱之人，但重臣们应该也很可靠。做了皇后的武则天也是个非常强势的人物，她插手外交到了什么程度虽然不明，但唐为了实施东方政策，在显庆五年（660）也就是她做了皇后的第六个年头组建了远征军。

东亚的状况已异于隋代。高句丽这个北部强国都曾被半岛南部分据东西的百济和新罗视为共同的威胁，百济甚至主动提出要担任隋远征高句丽的向导。到了唐代，百济和北部的高句丽联合南方的日本，准备收复被新罗夺去的领土。百济王子丰璋去了日本，意味着同盟的人质。百济结盟南北以对抗东部的新罗，对唐外交有怠慢的倾向。百济也向唐朝派去使节，但已经不把唐视为外交的主题。

与此相对，新罗出了一个豪杰叫金春秋，这正是新罗第二十九代武烈王。当时新罗被百济夺去大耶城，金春秋亲自赴高句丽，还向日本派去使节，目的是外交解决。这未能成功，于是金春秋在唐太宗死前带着自己的儿子入唐，之后专心于对唐政策。新罗举全国之力，加紧密切对唐关系，意欲影响唐的外交政策。从隋到唐，大陆一直视辽东高句丽为主要敌人，新罗想把大陆的目光转向百济。不过，唐并没有因为新罗的努力而改变主要目标。如果联合新罗讨伐百济，就能达到孤立高句丽的目的。所有国家都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优先。

唐和新罗的联合军发兵百济。显庆五年（660）八月，唐军逼近百济国都，百济王义慈投降。百济的遗臣鬼室福信等人拥兵拒降，指望远在日本的王子丰璋能带着援军回来。日本决定由齐明天皇亲征，但天皇在筑紫的朝仓宫死去，天智天皇即位。

日本的援军从海上进入白江（《日本书纪》中是白江村），准备向遗臣们据守的周留城前进，但被唐和新罗的联合军打得大败。

——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唐有如上记录，时间是龙朔三年（663）九月（《日本书纪》中是八月）。就这样，百济在复兴之战中败北，丰璋等人亡命高句丽。

唐的主目标还是接壤的高句丽。通过消灭百济，联合新罗，唐孤立了高句丽。讨伐百济的唐将苏定方等人已经向高句丽进发。唐军以历次战争中的名将李勣（以前的徐世勣）为总司令，攻陷了平壤，时间是总章元年（668）九月，距离白江之战正好过了五年。高句丽连年饥荒，怪事连连，内讧不绝，人心动摇。高句丽再也没有以前能抵御隋文帝、炀帝或是唐太宗远征的力量了。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地作为直辖领域。

4

我们来概览一下武则天亡故后的唐。

中宗和他父亲一样是个温和的人物，而皇后韦氏也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子。前面提到，高宗死后，曾经即位的中宗之所以被武则天所废，是因为韦氏想让自己父亲就任要职。武则天已经不在，所以韦氏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掌握权力了。她只有一个儿子李重润，却被武则天所杀，大概就想用掌握权势作为弥补吧。

韦氏以武则天为偶像，也想从皇后做到女皇。她没有了儿子，女儿安乐公主和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结了婚。韦氏想做女皇，女儿想做皇太女也想做女皇。而韦氏自己要做皇帝，就必须等丈夫中宗死去。

中宗复位后，把自己的儿子李重俊立为皇太子，自然就不是韦氏的儿子。这是个有勇气但也有冲动倾向的人。唐朝恢复后，李重俊对武三思等人仍然插手政治感到不满。并且他也听到传闻，说武则天的女秘书上官婉儿计划废了自己，然后将安乐公主立为皇太女。

皇太子李重俊没有深思熟虑，而是意气用事，动用近卫兵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擅自进入宫中。但政变没有得到中宗同意，最终失败了。中宗将这一政变定性为谋反，这样一来就完了。李重俊逃进终南山（陕西省），被部下所杀。时间是景龙元年（707）。

韦氏的阴谋终于又进了一步。李重俊死后，中宗立李重茂为皇太子。准备建立韦氏王朝的韦氏打算废了这个少年，立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这样中宗的存在就成了最大的障碍。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最终韦氏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了中宗。杀害丈夫和父亲，这让人看到了权力欲的可怕。

给韦氏王朝的建立制造障碍的，我们知道是中宗的弟弟、曾在武则天时代登基过的睿宗李旦，以及他的妹妹太平公主。韦氏最警惕的就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的权力欲也很强，武则天都说她是最像自己的。

为了创建新王朝，就需要武力做后台。因此，对皇后地位过于自信的韦氏对军中首脑予以拉拢。但韦氏阵营中的兵部侍郎（国防副部长）崔日用等人看破了韦皇后根本不能和武则天相提并论，而只是个粗枝大叶、权势熏心的人，所以他们打算要尽早接近下一时代的主角。据史书载，正是崔日用把韦氏的动向逐一报告给了李旦的三子李隆基。

李隆基此时二十五岁。在大多数人眼里，他是个大气的人。韦氏杀了丈夫之后，计划一定要除去李旦，以及像自己有权力嗜好的太平公主。因此，李隆基的出现就可能让韦氏觉得很突兀。

中宗之死是李重俊鲁莽政变三年后的事情。后来做了玄宗的李隆基，应该有充足的时间从这次失败中学到教训。

中宗死去第十八天，李隆基发动政变，斩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李隆基为政变召集起来的都是年轻且官位低的人们。他的表亲薛崇简也加入了。这是姑母太平公主的儿子。其中还有陈玄礼，这位司令官的军队后来在马嵬（陕西省）杀了杨贵妃。此刻他是果毅都尉，所以是五六品的青年将校。

韦氏一方为了掌握军队，把韦璿、韦播等族人安插到军队做将军。然而，急速晋升的他们想用严罚主义展示自己的权威，添加了每日鞭打的体罚，使得军心背离了。韦氏不但没有掌握住军队，反而把军队扭转成了敌人。少量的政变核心部队冲进去后，近卫兵悉数参加了对韦氏的攻击。

韦氏全族被诛。政变四天后，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即位。虽在武则天时代在位了很短时间，李旦毕竟也曾做过皇帝。此时，李旦的长子李成器是皇太子，但这次要更换太子是不言自明的。诛灭韦氏以及睿宗（李旦）登基全部是三子李隆基的功绩，立李隆基为太子顺理成章。

睿宗真的是一个很老实的皇帝。虽然立了皇太子，但他也不能忽视妹妹太平公主。正史中虽被淡化，但一般认为在诛杀张氏兄弟中，她是有大功的，也可以从事情过后她的食邑从三千户增至五千户这件事推测出来。她的哥哥李旦也是五千户。诛灭韦氏，她的儿子薛崇简也参加了。武则天宠爱这个小女儿，让她给自己做秘书，因此在宫廷中，她的人脉似乎还在皇太子之上。大臣们分为皇太子派和太平公主派，朝廷成了派阀争斗的地方。

也有大臣向睿宗进言，让太平公主移居洛阳，但太平公主一方予以反击，未能实行。睿宗想用退位来给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画上句号。这样一来，皇太子李隆基登基，太平公主被逼到墙角，图谋暗杀李隆基但失败了，被赐予一死。

虽然正史是这么写的，但睿宗退位究竟是不是真的自愿，太平公主计划暗杀李隆基是不是事实，都让人觉得可疑。《太上皇实录》中说太平公主被终身禁锢，但结局不管是哪一个，她在政治上都被抹杀了。

玄宗即位次年（713），改元开元。

［1］ 圣武天皇在天平十三年即公元741年下令日本各地建立国分寺，并授予国分寺以土地和人民。从此寺院拥有土地的实权。

大乱残光

1

玄宗治世用了两个年号——二十九年的开元和十四年的天宝。在中国人的印象里，这四十多年的“开元·天宝”不仅是唐，也是中国史上的全盛期。杨贵妃登场前的天宝元年户部报告称，这一年户数为八百五十二万五千有余，人口为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和西汉六千万人口相比，这让人觉得盛唐人口意外地少了些，或许也是稳定的原因之一。

为了削减豪强、贵族的势力，隋所采用的均田制、职分田等制度被唐沿袭下来。一般人被给予一顷土地（百亩），其中的八十亩是口分田，死亡或退休后就必须返还。能够继承的只有二十亩。与此相比，职分田根据官位来授予，官僚中顶级的二品官在退休的时候应该返还的田地是十二顷，他们还有五十顷永业田。最底层的九品官有职分田和永业田各二顷。差不多的吏，军队下士级别的人可以给子孙留下二百亩的土地——是一般人的十倍。可以说唐是个官僚至上的社会吧。

为了消灭南北朝的豪强、贵族，唐采取了优待官僚的政策。然而，过了几代后，大官僚辈出的家族，通过永业田的蓄积，必然会逐渐豪强化。建国百年后的玄宗开元·天宝，正值大官僚贵族化的时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辉煌时代。不过，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蕴藏着危险。

户部报告的户数和人口是基于通过均田法获得土地并耕作的家族之上的。因官僚大地主已经出现，所以佃农们和奴婢一样，没有被户部纳入调查范围。这个数字应该不会小。关于土地的问题，不仅有官僚永业田的蓄积，还有土地的买卖。高宗时代曾颁发法令，禁止买卖上级赐予的土地。这也证明土地买卖盛行已经到了令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土地兼并加剧，各地形成了庄园。不仅是官僚，寺院也广置土地。我们不能忘记，受辉煌时代所赐，还存在着大量不得不卖掉零碎土地的悲哀农民。

尽管如此，玄宗治世的前期以食物、衣物为首的物价极为低廉，是个生活惬意的时代。

时隔十五年，以多治比县守为大使的第九批遣唐使，于开元五年（717）抵达唐朝，这一行人中还有阿倍仲麻吕和僧玄昉。此时可以说正值盛唐的顶峰。通过遣唐使，努力打造律令国家的日本一直采用基本以唐制为框架的体制。日本在大宝元年（701）制定了大宝律令。这一律令的原本虽已亡佚，但通过各书引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原。第九批遣唐使回国的养老二年（718），日本开始修正律令，这被称为养老律令，不过据说这和大宝律令没太大差别。

唐朝中央政府中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下设六部。

中书省负责起草诏敕，也就是所谓立案的部门，长官被称为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的诏敕草案，长官是门下侍中。尚书省根据完成后的诏敕予以执行，长官是尚书令，不过在唐朝成了空缺。至于原因，太宗在皇太子时期担任过这个职位，因此在那以后，臣子就任就得顾虑。所以，实际上相当于长官的是副职，即左右仆射。

日本把相当于中书省的政府部门冠名以中务省，长官称为中务卿，如果是亲王就称为中书王。不过日本没有设立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有把诏敕的立案和审议分开。尚书省相当于日本的太政官。唐朝空缺的尚书令在日本是太政大臣，左右仆射相当于日本的左大臣和右大臣。唐朝尚书省下设六部，六部长官被称为尚书。

下面列出唐朝六部及大概的管辖范围。括号内是日本对应的政府部门。

兵部 国防治安 （兵部）

刑部 司法相关 （刑部）

工部 建设营缮 （宫内）

吏部 官吏人事 （式部）

户部 经济财务 （民部）

礼部 教育礼仪 （治部）

以上虽予以概括，不过因日本的政府部门全都以省称呼，如工部是不是对应宫内省，还有些疑问。除了这六省，日本又加入前面提到的相当于中书省的中务省，和以省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大藏（大化改新以来管理贡品出纳），并称为八省。

日本太政大臣相当于唐朝空缺的尚书令，同样被定为则阙官（宁缺毋滥的官）。天智天皇为了对抗执政的皇太弟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任命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这是首任，也成了壬申之乱的起因。后来就形成了皇太子做太政大臣的惯例，直到天安二年（858）藤原良房被任命为止。臣子做太政大臣的只有藤原仲麻吕和道镜两例，前者把太政大臣改名为太师后就任，后者则自称是太政大臣禅师。这是唐朝惯例影响日本的例子之一吧。

此外，监察纠弹官吏的唐朝御史台（长官叫御史大夫）到了日本就成了弹正台（长官叫弹正尹），处理刑狱的唐朝大理寺卿在日本被称为检非违使，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名称。日本也是在尽全力不失自主性的同时，引入唐朝制度。

2

前面讲到，辉煌的玄宗时代其实也孕育着危机。除了非常有名的李白、杜甫，日本人于《唐诗选》中所熟知的王维、孟浩然、岑参、王昌龄、张九龄、常建等人，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星。从颜真卿的书法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文化充满了豪放的力量。

如此的开元、天宝盛世，也随着玄宗的老去，开始走向下坡路。而玄宗等人对此毫无察觉，可以说是唐朝的悲剧。

和高宗爱上父亲后宫的武则天相反，玄宗爱上了儿子李瑁的妃子。这就是杨贵妃。天宝初，她做了道姑后（武则天做了尼姑），入了玄宗的后宫，天宝四载（745，天宝从三年起改作以载称年）成了贵妃。玄宗把政务交给宰相李林甫，每日和杨贵妃欢声嬉戏。

所谓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安史之乱”得以爆发，最大责任应当在玄宗身上。杨贵妃自己亲人少，所以她不会积极地为自己家族谋求要职。而玄宗为讨她欢喜，不惜重用她的赌棍堂兄杨国忠。第二个必须要负责的是宰相李林甫。据说他也是皇族一员，但权力欲很强，用诡计贬黜威胁自己地位的有能之士，因此朝廷中没有了骨气之士。能很快晋升、容易接近宰相地位的是边境司令官，而依据当时的惯例，击退外敌就是大功。于是，李林甫对于靠近边境的军队司令官，尽可能地用出身塞外的人。安禄山被称为杂胡，据说可能是伊朗系和突厥的混血儿。史思明同是杂胡，会六种语言，有担任互市牙郎（负责贸易的官）的经验。李林甫心想，难道杂胡也会觊觎宰相的位子不成，于是把他们任命为北方节度使。

节度使是皇帝的代理，掌握着地方上的军事、行政实权。从开元末到天宝，唐在边境（包括成都和广州）设了十个节度使，安禄山兼任了其中范阳（北京）、河东（太原）、平卢（东北）三个节度使。据说这个安禄山和做了宰相的杨国忠水火不容，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状况。深谙政道的李林甫因树敌太多而生怕被人暗杀，惶惶不可终日，已于天宝十一载（752）死去。如果被形容为“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还在朝堂上，或许还能缓冲一下，但他死之后安禄山和杨国忠的正面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安禄山也干过互市牙郎的工作，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还向杨贵妃献殷勤，做了她的养子。他的一些小举动也让玄宗高兴开怀。做过不良少年的杨国忠则很阴险。为了赢得声誉，他自己做司令官向西南发兵远征，不料打了个大败仗，但他却向朝廷传来捷报。李林甫一死，杨国忠就说这个人里通突厥，让李林甫一族人遭了大难。这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权力。

因为对头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不用“清君侧除奸佞”的名号起兵，安禄山的确可能有性命之虞。他起兵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尽管说是要除去君侧的奸佞杨国忠，但起兵肯定是造反。唐朝廷诛杀了在长安的安禄山之子安庆宗，可以想见闻讯后安禄山的恸哭和大怒，于是起兵就成了正式造反。他占领了洛阳，国号起用大燕，自称皇帝。

长安震动。安禄山军逼近潼关，唐起用曾越过巴米尔高原的猛将高仙芝。高仙芝是出身高句丽的将军，前几年在怛逻斯和阿拔斯伊斯兰军的交战中败阵。

军司令身边有称为监军的宦官，直属皇帝，负责监视将军。这是唐朝军队的惯例。高仙芝的战略后退和擅自开启官库被监军报告成败北和偷盗军粮，因此高仙芝和封常清等将军在军中被处死。如果官库放着不动就后撤，会被安禄山军缴获，反而增强了对方的战斗力，所以把这些开放给民众就是必然措施。将军做了该做的事情，却在军众面前被斩首，唐军兵将士气低下可想而知。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陷于安禄山之手。高仙芝的后任哥舒翰投降安禄山。他遭杨国忠猜忌，也是在担忧自己的性命不保吧。

长安方面已经绝望。六月乙未黎明，玄宗一行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所率六军守护，秘密逃离长安。次日泊宿在马嵬驿。兵将因饥饿和疲劳，都愤怒不已。所有人都知道安禄山发动造反的理由就是和杨国忠的反目。事情很明显，安禄山的这位政敌就在皇帝身边，被逼到墙角的安禄山深感不安，终于下决心起兵。恰好这位六军将士嗟怨的对象杨国忠正因事和从西边过来的吐蕃使节团相商。看到这一情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杨国忠在和胡虏商量谋反！”兵将们一拥而上，瞬间就杀了他。杨国忠的儿子和姐妹们也当场被杀。

这种状况下，玄宗也只能认定杨国忠为谋反。虽然嘉奖了诛灭谋反的兵将的忠义，但兵将们不愿遵从皇帝的进发命令。这是在逼他处决杨贵妃。宦官高力士绞死杨贵妃后，军队这才出发。

3

玄宗到蜀避难，途中让位给皇太子。皇太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宁夏灵武县）即位，借回纥等塞外民族之力，次年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毕竟唐的底本还在，安禄山一方的内讧也帮了唐一把。安禄山在即将失明的时候变得狂暴，被醉鬼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杀父的原因，是安禄山打算立年轻的段夫人所生的安庆恩为太子。而杀了这个安庆绪并接手造反军团的是部将史思明。但与其说史思明是安禄山的部将，倒不如说他俩的关系更近乎于同僚。造反军团承认了史思明的领导。史思明一度夺回洛阳，正意气风发的时候却被儿子史朝义杀了，落得个和安禄山一样的命运。

唐玄宗和肃宗都死了，到了代宗这一代。宝应元年（762），造反军团的实力派干将、胡人李怀仙斩了史朝义后降唐，历经九年的大乱画上了休止符。虽说是投降，但李怀仙成了唐朝节度使，可以随意任命文武官僚，也不向中央上纳贡赋。这么一来，应该说是个受到唐朝承认的独立政权吧。李怀仙在大历三年（768）被部将朱希彩所杀。朱希彩仍旧自立，但唐也无法施加压力，只能授之以节度使表明承认。从此，河北三镇基本上就和独立国家一样，不向中央纳赋税，有自己的文武官任免权，这被称为“河北旧事”。所谓旧事，意思是惯例。

河北节度使是世袭的，因此可以明确地称为军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被宦官和军阀这两股势力折腾，靠着祖先的遗泽苟延残喘。代宗的长子德宗相当于玄宗的曾孙，他努力重建已经老弱化的唐王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重新调查户籍，筛出了此前没有交税金的一百八十万户，以此增加了税收；商业交易中也抽取三十分之一的税金。而在废止藩镇（节度使）世袭和消除军阀割据方面，不一定能说是成功。不满德宗政策的军阀一时在长安发起叛乱，甚至皇帝都必须到一个叫奉天（陕西省）的地方避难。之后通过和藩镇妥协，保持了暂时的平稳。

也是在德宗时代，吐蕃趁唐国力衰弱，占据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之地。六十年后，敦煌豪强张议潮收复了河西，而这也是由于吐蕃因内讧失去力量之际。未借中央之力就收复失地的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这也可以说是个军阀化的地方政权吧。

为寻访密教，空海（译者注：空海大师是日本密教真言宗创始人）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次年正月德宗死去，顺宗即位，但因疾病于同年八月退位，长子宪宗即位。宪宗被誉为唐代中兴的明君，他利用祖父德宗遗留的成果，增强禁军（近卫军），削弱藩镇兵力。宪宗对不服从的藩镇，就当下立断发军讨伐，可以说这一强硬政策获得了成功。从宪宗开始，地方军阀的力量开始变弱，但宦官之力反而增强。认定宪宗为明君仍存在疑问。增强中央军、弱化地方军虽好，但唐末地方发生叛乱的时候，当地就没有能平定叛乱的力量。这样看来，唐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制造的。

宪宗晚年（实际享年四十三）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因副作用变得易怒，一点小事就会杀手下。所谓手下就是宦官。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宪宗在假托药物副作用来惩罚宦官。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正好起了反作用。宦官们会在被杀前就杀了对手，据说正是他们杀了宪宗。

宪宗在长子死后，立三子李恒为皇太子。次子李浑的生母身份低微，但他的实力派后援宦官从贬黜地复归中央后，大力推进拥立次子的工作。一说皇太子派的宦官赶在宪宗改变心意废立太子之前，干脆就杀了他，这样一来皇帝就不过是宦官的傀儡了。

穆宗李恒素来愚昧，连宪宗都不得不考虑废黜他。而到了穆宗这一代，河北三镇又一次不服从于中央，糟糕的局面使穆宗无计可施，再加上因服用金丹，穆宗在位四年时死去。长子敬宗即位，但比父亲更昏昧，不堪大任，粗暴任性，对不中意的手下动辄处以流罪或斩刑。宦官李克明杀了这个危险分子皇帝，准备拥立敬宗的叔父李悟。不过，还有一派宦官打算拥立敬宗的弟弟，他们杀了李克明和李悟。就这样，敬宗的弟弟文宗即位。

文宗托宦官的福即位，正因如此，他讨厌以恩人自居的宦官，准备铲除掉他们，可惜失败了。因禁军由宦官指挥，他要发动自我政变非常困难。也许是文宗没有这份能力吧。文宗说宫苑的石榴树上降下甘露，乃是瑞兆，把宦官集中到一个地方，准备全部杀掉，但围着的幔幕被风卷起，伏兵被发现，于是计划败露。真是粗枝大叶的一幕。史称“甘露之变”。

4

甘露之变发生在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三年后，日本再次派出时隔许久的遣唐使。其中的成员之一圆仁留了下来，他把关于当时唐的详细记录，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形式传给了我们。

圆仁入唐之际，唐朝正处于党争时代。史称“牛李党争”，以各党统帅的姓来命名。当时唐朝政界有两套系统，即凭借门阀占据要职的和以科举及第进士身份就任要职的。没有门阀背景的进士出身的人对这一现状不满，想要打破这种局面，他们的首领是进士及第的牛僧孺。与之相对，李德裕的父亲是宰相，祖父做过御史大夫，他作为门阀派的领袖，自然就是保守性质的。不过，牛李党争主要性质是团体势力斗争，政见对立并不那么明显。

牛僧孺一做宰相，李德裕一派就被全部左迁；而武宗一即位，李德裕重新回到宰相的位子，牛僧孺一派就悉数被赶到地方上去了。这就意味着政治总在做到一半后挂起，无法进行长期的计划。而且两党为了强化自己的势力，分别和宦官结交。国家活力因党争而损失了多少，是无法计算的。甘露之变后，可以说企图全歼宦官的文宗反成了宦官的俘虏。文宗死前的五年时间里，朝廷完全掌控在宦官手中，牛李两党也不得不和宦官派阀结下复杂的关系。

文宗死后，弟弟武宗即位。从敬宗开始，三兄弟依次继承帝位。可以说武宗是以废佛而留名于后世。他心向道教，信任道士赵归真。时任宰相的李德裕虽然对此觉得别扭，但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并没有积极反对武宗排斥佛教。而且作为政治家，他也考虑到了废佛令起到的经济效果。如前所述，德宗的时候根据户籍调查来重建经济。那次也有税制改革，包括废止此前的赋税，开始实施两税法（夏秋两次纳税，因而得名）。先定好岁出开支，然后对这一部分原则上以钱币形式课税，因此税额是不一定的。税制改革有相当的效果，但时间上已经晚了六十多年。唐朝经济状况还是苦不堪言。

会昌五年（845），四千六百座官寺、四万座私寺被毁坏，勒令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寺属的数千万顷良田和十五万奴婢被官府没收。不仅是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聂斯脱利基督教派），也就是道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全部遭到镇压。僧尼还俗意味着免税特权的废除，而大量寺属财产收归国有后，贴补了国家的财政。

佛教一方也有应该反省的地方。安史之乱时为了筹集军费，政府开始售卖度牒。要当僧侣就需要有度牒，度牒就是修行的成果。此时不用修行，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度牒，而得到度牒就意味着一辈子不用交税金。这样一来，佛教就没有理由不会堕落。废佛令虽然残酷，但因一部分僧尼的堕落，佛教声望也在人们心中下跌。

废佛令的次年（846）三月，武宗死去，宣宗即位，废佛令被取消，赵归真被杖杀。武宗的儿子年幼，因此宦官拥立宣宗，也就是穆宗的弟弟，被敬、文、武宗三兄弟占据了皇位的叔父。所谓年幼不过是个借口。如果武宗儿子即位，拥立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功劳。通过拥立皇帝，宦官就因功进一步掌握了权势。

宣宗一即位，就撤了李德裕的职。牛僧孺回归中央，李党被连根带起地左迁。李德裕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后死在那里。不得不说是可怕的党争。

日本的平安贵族把《白氏文集》作为必读书目。它的作者白居易，字乐天，在武宗之死五个月后，于会昌六年八月死去。他在文宗太和二年（828）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司法副部长），次年称病辞任。接着下一年做了河南尹（洛阳市长），离开中央，自那以后就没有回长安。可能是他在尽力地使自己跳出党争之外。

在政敌李德裕被处以流放之后，牛僧孺于宣宗即位次年死去。牛李党争的党首基本上是相继死去，党争也逐渐平息，表面上看状况甚是平稳。然而，实际上唐的状况已经恶化到不能再起党争的地步了。

5

宣宗于大中十三年（859）死去，长子懿宗即位。宣宗是个不遇的明君，他采取抑制党争、止宦官和朝臣交际等措施，尽可能地在肃正朝廷纲纪方面取得成果，但没能把改善的措施延及地方。十三年的治世太短了。宣宗甚至被称为“小太宗”，他在五十岁时死去，应该说是唐朝的不幸吧。据说死因还是在于道士献上的药物。

地方上的矛盾在宣宗死亡前一年（858）就已经以兵乱的形式爆发。当时的官僚在地方工作中蓄积军费，然后回到中央就任要职，这是典型的情形。刺史或节度使等地方长官的地盘被当成军费提款机，没有任何储备。通过实行宪宗继承自德宗的政策，除了河北的一部分，节度使都成了政治侏儒。他们要重返中央，“进奉”就成了考核工作的基准。

两税法税额不定，依据预算予以征收，而岁出预算只会多而不大可能会少。一般认为一直是在慢性增税。当时有个习惯叫“羡余”。如果中央分摊下来的当年税额为一百，地方就一百二、一百三地收取。其中一部分献给朝廷，叫做“进奉”，而剩余的就成了自己的军费。可以想见，刺史和节度使会惦记着尽可能地多捞羡余。被压榨的不仅是一般庶民，其他阶层比如下级兵士的薪水也遭到克扣。

地方军队质量奇差，商人兼任将校，蹭油水的情形很多。有个叫郑薰的观察使被派到宣歙藩镇后，军队发生了暴动。郑薰是个清廉的人，他不会蹭油水占便宜，因此有个下级将校叫康全泰的做了暴动首领，大闹了一场。当时发生的这场暴动中，驱逐不中意的长官的事情时有发生。多半是因为康全泰之乱超出了容忍的极限，因此淮南节度使崔铉断然发兵，斩了包括首领在内的四百多名党徒。

江南起了兵乱，这引起了朝廷的震撼。唐之所以能够扳回安史之乱那般强大的势力反扑，人们说是因为保有经济发达的江南。唐朝廷通过盐茶专卖等财源所获收益极为惊人，而盐茶产地江南的治安发生动乱就属于重大案件。此前的兵乱大致都发生在北方，唐朝廷还称他们是“骄兵”并且予以放弃。

康全泰煽动因待遇差而不满的士兵，挑起动乱。不过他动机不纯，也无法让一般民众参加。然而，宣宗死亡那年的十二月，浙江东部有个叫裘甫的人指挥造反，是从民众起义开始的。一开始是以百人之众攻陷象山县城（浙江省），大破政府军。造反军在三溪（安徽省）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在数量上增加到数千，也获得大胜，一度聚集了三万之众。唐朝廷起用曾经的安南都护王式，用大军镇压了他们。

因这场功劳，王式做了武宁节度使，开始驻守徐州。对唐来说，武宁藩镇是极为重要的地方。如前所述，河北三镇不向中央纳贡，已是半独立状态。朝廷早就不期待能在河北获得收入，只要他们不造反就行了。而一旦河北三镇造反，那就是大事，第一道防线就是武宁藩镇。所以朝廷对兵将过于优厚，武宁成了声名狼藉的“骄兵”集中营。只要来的是严厉的长官，他们就会发起骚动把他赶走。比如以严格而知名的温璋在被任命为节度使后，武宁骄兵照例发起了骚动，以阻挠他的就任。温璋的后任是王式。王式率领镇压了裘甫之乱的两镇军队到任，下令把武宁骄兵全部斩杀。这一次几千人被杀，导致很多人逃亡而变成贼匪。

此时，云南的南诏出现了不安定的动向，唐召回已经贼匪化的骄兵，准备以此对南诏加以防范，想要一石二鸟。唐在徐州募集了三千军士，以所有旧恶一笔勾销的条件收容了骄兵，约定三年轮换，把他们派去广西。其中八百人驻屯桂州（桂林），但约定的三年到期后也没有轮换，驻屯达到了六年。骄兵们恳求轮换，却被又延长了一年，所以他们奉庞勋为盟主，开始擅自返回徐州。

这支队伍一接近徐州，已经变成贼匪的昔日伙伴也参加了进来，数量得以增加。而且，当时徐州地区的长官（观察使）崔彦曾为了增加羡余，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导致民怨沸腾。因此，心存不满的民众们也加入进来。这支队伍出桂州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斩了上官，夺了武器后造反的。这明摆着是兵乱。接近徐州后，民众加入了进来，就带着民乱的性质了。

庞勋攻陷徐州，杀了崔彦曾等人。如果只是普通的兵乱，恐怕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吧。因为发展成了民乱，庞勋才得到了相当大的力量。不过，庞勋的野心是想通过展示实力，让朝廷封他为节度使。但是，不管唐王朝再怎么日薄西山，也不会这么好对付。为了争取时间，唐虚与委蛇，最后派去了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司令官的讨伐军，而且其中包括了沙陀族、吐谷浑、鞑靼、契苾等非汉族部族首领所率领的剽悍军队。

庞勋被康承训所率八万大军追赶，在渡汴河（河南省）的时候受到沙陀族的攻击，自己一方也发生倒戈，终于被讨灭了。时间是咸通十年（869）九月，正值他离开桂林一年零两月。他们因以骄兵为核心，就成了风气很差的造反，在攻陷徐州之后，奸淫掳掠，干尽了坏事，使得民心背离。大乱后期有很多倒戈相向的事情，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唐使尽解数，终于将康全泰、裘甫、庞勋等一系列叛乱平定了下来，曾经的大唐残光还尚有余威。

灭亡谱系

1

如果没有新的光源，残光终将会消逝。大唐的残光直到庞勋之乱，还能显示出一些威力，但对接下来的黄巢之乱已然无能为力。

因王仙芝在战乱中死去，所以这次动乱就以后来做了盟主的黄巢来冠名，但首先举兵的还是王仙芝，黄巢予以响应。时间是庞勋败死六年后，其间懿宗死去，跟往常一样，第五子僖宗受宦官拥立即位。一般认为是王仙芝是在此两年后的乾符二年（875）起兵。之所以不能定笔，是因为当时的地方官为了提升考核评分，不会报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因此正史记录也就不能作为可靠依据。

王仙芝和黄巢出身于现在的山东省西部，地方靠近河南省，两人都以贩卖私盐为业。盐自不用说是生活必需，而且是政府的专卖品。唐朝财政对盐的依存度很大，如果财源乏力，就马上提升盐价。玄宗时代前的盐价是一斗（唐1斗约合5.9升）十钱，而记录说德宗的时候成了三百七十钱。可能政府获利是原价的几十倍甚至或许是百倍。为了确保这项财源，政府必须严厉取缔自己不能插手的私盐业，规定卖一石以上私盐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从庶民角度来说，因为能买到比政府定价更便宜的盐，所以对私盐业者反倒很是感谢，私盐业者受到了民众的庇护也是必然的。因为是极端危险的买卖，所以相传这些业者同行因联络变得密切，形成了强大的组织。为了防备取缔，他们也拥有武装。

王仙芝一起兵，立刻就有大批人响应。连年的干旱、水害、蝗灾，使很多人因交不起税金而逃亡。王仙芝和呼应他的黄巢都没有固定据点，率军不停地移动，连袭十五州。这样一来，地方官也不得不向上报告了。平卢节度使宋威动员各道兵力，在沂州大破王仙芝军。在接到王仙芝被击毙的报告后，宋威解散了军队。然而，王仙芝再度出现，唐虽再次动员，但解散了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打仗的心思。王仙芝从阳翟向东攻陷汝州，俘虏了刺史王镣。王镣提出自己愿为王仙芝向朝廷索要官职。

朝廷中这样的呼声很强烈，即连庞勋都没有被赦免并被诛灭，岂能饶了小贼王仙芝。然而，王镣的哥哥王铎竭力周旋游说，最后王仙芝还是被授予了监察御史的正八品官。王仙芝打算接受下来，却因遭到黄巢的反对而作罢。史书中说是王仙芝一人做官，黄巢因没有自己的份而大怒。不过，黄巢既有学问，也好任侠。与其说是自己不能得到官爵，不如说他是因王仙芝仅仅位列正八品就沾沾自喜而很生气。据说这一次黄巢还把王仙芝打了一顿。

造反军在蕲州分为两拨，据说一路是王仙芝率领的三千多兵卒，另一路是黄巢的两千多卒。他们时而分兵，时而会师，把政府军玩弄于股掌之上。天下乱作一团。不只是私盐造反团，对赏罚不平感到不满的藩镇将领也率领骄兵暴动。王郢就是个例子，他带领一万兵肆虐了江南的苏州和常州。因王郢的部下被朝廷许以的高官厚禄爵所诱，兵团涣散，王郢被杀。唐虽然衰落，但它的官爵仍然充满了诱惑力。

私盐造反团之所以快速移动，是因为越运动军众就越多。乾符五年（878）也就是起兵三年后，王仙芝军攻陷湖北江陵。王仙芝听闻朝廷动用了精锐的沙陀族骑兵，于是变得狂暴，展开了大屠杀，在江陵城放起大火。代替宋威出任招讨使的曾元裕在申州大破失去理性的王仙芝军，杀一万俘一万，一直追到黄梅（湖北省），斩了王仙芝。五万造反军在此被杀。从河南南下湖北的王仙芝军号称三十万，不过实际数字即使只有一半，也应残留了将近十万。他们在后来与黄巢军合流。

黄巢亦为人子。如果考虑到唐朝的官僚至上主义，就可以理解他后来索要官爵的行为。殴打王仙芝的原因大概也是对他没有志气，为区区八品官就得意忘形感到生气。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准备进攻西方的洛阳。洛阳不愧为陪都，城防坚固，于是黄巢南下。这一次一般都认为发生了归顺的事情。朝廷封黄巢为右卫将军（从三品官），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因此相传被他拒绝了。黄巢军由江西进浙东，入福建，要求被任命为广州节度使。

广州在当时也是个贸易繁盛之地，因此把这样一处地方交给一个刚归顺的贼人头目是不可能的。唐朝廷当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发怒的黄巢攻陷广州，俘获了节度使。不过，黄巢军的主力是山东、河南出身的北方人，在广州水土不服，因瘟疫流行而损失了三四成兵力，于是黄巢只得引军北上。阿拉伯人阿卜·札伊德的著作提到，黄巢在广州杀了十二万外国人，这一部分被经常引用，但我觉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中国的史家把黄巢这样的存在视为流贼，会尽可能地往坏里写，因此如果发生了屠杀大量外国人的大案，绝对应该会被记录下来。然而中国的文献里没有出现这件事情。阿卜·札伊德没有来过中国，所写全部都是他听到的传闻。外国人在开港的广州数量虽多，但所谓被杀了十二万的说法也太过夸张，不得不让人质疑其真实性。

黄巢军从桂林顺湘江水流，进入湖南湖北，越过长江，在如今长沙的地方消灭了十万政府军。广明元年（880）十一月，终于攻陷洛阳。真的是势如破竹。就连把黄巢写成“逆臣”的《新唐书》也记载，他的军队军容整齐，不剽不掠，只用年轻人增加兵力。还说他们唱的军歌，内容是“遇到儒者不可杀，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可见黄巢军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参加。同书还如实记录“官军乘乱纵掠”。所以，黄巢军势如破竹的最大理由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唐朝节度使中甚至还有人说，因为有了贼，我们的将士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如果太平了，就算不被抛弃也可能会被判罪，所以还不如把贼留下。立下军功的人很容易受到廷臣和太监的忌妒。事实上就有前例，平定了庞勋之乱的康承训被贬到广东。沂州之战中流行过王仙芝死亡一说，王式在这场战事中留了一手，在正史《新唐书》中有所提及。

黄巢军北上时，淮南节度使高骈为了独占功劳，上奏说贼人已被平定，让各地待机的官军撤退。洛阳的最高责任人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接黄巢。

2

在攻陷洛阳的次月，黄巢率领六十万大军攻破潼关。僖宗等少数人逃出长安，日夜兼程西逃。和安史之乱中的玄宗如出一辙，逃亡的目的地是蜀地。仅有宦官田令孜所率领的五百神策兵作护卫，这和一百二十四年前玄宗奔蜀时大将军陈玄礼率六军的情形又自不同。

僖宗逃亡的当天下午，黄巢军的前锋柴存进入长安。黄巢杀了被遗弃的所有皇族，于十二月壬辰日举行登基仪式，定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四品官以下的唐朝官吏被留用，四品以上的全部辞退。为了建立王朝，还是需要官员的。黄巢军虽然号称六十万大军，但大部分还是在最终阶段、洛阳附近参加的一伙人。从整体上来看，一路跟随黄巢从河南到江南、江西、浙东、福建、广东乃至于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人就成了少数派。不知道初期黄巢军军纪之严的人，反倒在数量上占了多数。

刚进入长安城时，黄巢军布施贫民，还保持着良好的军纪，但几天后就发生了掠夺、放火、杀人等案件。此前因被官吏残酷压榨，兵将们到处杀死杀伤官员，连黄巢都制止不了。虽然布告说四品以下留用，但应者无几。为了找出官员，甚至在全城挨家搜寻。

黄巢军从一开始就是个移动性的集体，从未以一个地方为据点展开活动。对他们来说，进入长安是第一次定居，因此很不习惯。政治措施无法顺利开展就在情理之中。短时间内膨胀起来的集体中，人们有着各自的想法，也有意见的对立，常常发生内讧。

虽然占领了长安，地方还残留着许多藩镇势力。如果黄巢的齐王朝政治良好，深得民心，藩镇大概也会慢慢归顺。但大齐没有多少人气，地方承认的仍然是唐的宗主权，在他们看来大齐的命运不会长久。因此，黄巢只能发兵讨伐藩镇。黄巢阵营中也有对大齐政权丧失信心的人，这就是实力派将领朱温。据说朱温和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交战，因黄巢没有派去援军，于是向唐倒戈。

朱温的倒戈给黄巢以巨大的打击，而对唐来说，朱温简直就是救世主。朱温不止被授予左金吾卫大将军，还被赐名全忠。在向唐效忠后，就只能称他为朱全忠。把黄巢逼入绝境的，除了朱全忠附唐以外，还有唐朝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为夺回长安而进兵。他是突厥系沙陀族的首领，其父在庞勋之乱中立下大功，被允许用国姓也就是李姓。他们原本就是外族部队，在黄巢之乱中浑水摸鱼，袭击唐朝朔州失败后逃亡到了草原的另一方。沙陀族以勇猛的骑兵团而闻名，唐想借其力，于是赦免了他们袭击朔州之罪。为了抵罪，李克用也得立下功劳。他的军队全部裹着黑衣，令人恐惧，因此被称为“鸦军”。李克用率领这支军队击破了驻守梁田坡的十五万黄巢军，直取长安。这场战事两个月后，黄巢从长安撤退。在唐的眼里，就成了收复长安。时间是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保有长安不过两年四个月。

从长安撤退后，黄巢在各地和唐军交战，抵抗了一年以上。根据记录，大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据说“木皮草根皆尽”，还有记事称有人吃人的现象。黄巢在他故乡附近的泰山东南狼虎山中自杀。

僖宗抖擞精神，从先前避难的蜀前往长安，这是收复长安一年半以后的中和五年（885）正月的事情。尽管皇帝回归，但长安已不是原来的长安，唐也不再是曾经的大唐。

3

为收复长安立下大功的，是沙陀族的首领李克用和原来黄巢的将领朱全忠。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也是功臣，他猛烈进攻当时还属黄巢的朱全忠，制造了他倒戈的动机。在西方，从兵卒成长起来的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实力也迅速提升。这些实力派军阀成了唐末的主角。

曾经甚至能废立皇帝的宦官，此时也只得从舞台上退场。时代的走向，已经只能由实力来推动了。军阀的势力增强，皇帝的实力减弱。皇帝的力量决定一切的时候，宦官们肆意妄为，而一旦主子没了实力，他们就一筹莫展。军阀中，李克用和朱全忠的对立变得相当激烈。李克用邀请王重荣共同讨伐朱全忠，但王重荣劝说应首先讨伐宦官田令孜。惊慌失措的田令孜带着僖宗逃到凤翔。皇帝简直就被当成了挡箭牌。

田令孜称病留在四川。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好歹回到长安，但三月就死了，弟弟昭宗即位。昭宗起码比哥哥僖宗有能力。他拼命要匡扶大厦将倾的唐王朝，但或许他努力的举动反倒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拥立昭宗的是宦官杨复恭。他自恃功劳，想操纵昭宗，不听敕命。昭宗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罢免了他。杨复恭逃入汉中，李茂贞以讨伐“朝敌”为名，兼任山南西道招讨使，攻陷汉中，事情以杨复恭逃亡告终。昭宗想解除李茂贞的兼任，但他不从。于是昭宗任命同为皇族的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讨伐李茂贞。只能信赖亲族和亲信手下，不得不说是王朝晚期的症状。讨伐军败退，李茂贞乘胜追击，逼近长安。李茂贞要求处罚责任人，昭宗不得不照办。

此时的军阀们，谁都不怕成为朝敌。李克用也率领沙陀族军团，擅自返回太原，成了“朝敌”，并且也大破昭宗派来的讨伐军。最后他不仅恢复了原来的官爵，还加上了中书令的称号。

如前所述，李克用和朱全忠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不过朱全忠更占优势。这是因为李克用所倚仗的沙陀族在边境，自己也经常不在中央，与此相对的是朱全忠就和昭宗靠得很近。

唐皇室虽还是皇室，但那些名门贵族们都是一群窝囊废。很长的时间里是宦官垄断了朝政，如今他们又被黄巢、沙陀族或是兵卒起家的大节度使相继夺去主导权。贵族中有一个叫崔胤的，四次担任宰相，有个别名叫崔四入。他为了先诛灭宦官，准备利用李茂贞。

崔胤和昭宗定谋，邀请李茂贞率三千兵力前来驻守长安。宦官韩全诲负责统率长安近卫军，因此这一举动无疑是针对他的。然而韩全诲曾在凤翔当过监军，和李茂贞关系不错，被皇帝请到长安的凤翔三千兵力反倒起了增强宦官力量的反作用。觉察到危险的崔胤向朱全忠求援。

朱全忠的大本营在大梁（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应崔胤的请求，朱全忠向西进兵，宦官们马上就带着昭宗去了凤翔。朱全忠进攻凤翔，李茂贞不得不投降。时间是天复二年（902）。投降的条件是诛灭宦官和交回昭宗。二十个宦官头领的首级被送到朱全忠那里，接着在入城后有七十多个宦官被杀。残留在长安的是相对下等的宦官，但也全部被杀了。中唐以后皇帝的拥立者、擅专权力的宦官消失得干干净净。

之后朱全忠回到大梁，而成功诛灭宦官的崔胤在长安招募了六千六百人的新军队。杀尽宦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抑制军阀。这次朱全忠已经在考虑要通过禅让登基，因此无法漠视崔胤的动作。凤翔作战两年后的天复四年，朱全忠包围了崔胤的府邸，杀了崔胤一党，把昭宗和官僚、居民强行移到洛阳。为了断绝他们的念头，他彻底地毁灭了长安，损毁的宫殿、住宅的木材顺着渭水东流。可以说大唐的长安在此刻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只有砖结构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因难以毁坏而逃过一劫，好不容易留存到今天。

昭宗积极地在途中向各地的实力派藩镇发去密诏，请求援救。他们是凤翔的李茂贞、河东的李克用、淮南的杨行密、西川（四川）的王建等人。这些节度使虽然接受了密诏，屡屡发出讨伐朱全忠的声音，却没有动兵的打算。如果贸然出兵，就会被人抄了老巢，毕竟不能对邻近的藩镇掉以轻心。他们没有反应也倒罢了，但发出了要讨伐的声音就是昭宗的不幸。朱全忠慌慌张张地杀了这个麻烦的昭宗。

从唐朝李渊上溯到王莽，都是受到幼帝的禅让。在禅让剧中，三十八岁的昭宗并不被当成是个合格的演员。天祐元年（904）四月，十三岁的辉王李柞改名柷，唐的末代皇帝即位。因没有皇嗣，也就没有宗庙号，史书中称为昭宣帝。三年后的天祐四年，朱全忠受昭宣帝禅让登基，国号为梁，不过为了和南北朝的梁相区别，史家称之为后梁。原本隶属黄巢的将领朱温即朱全忠就是后梁的太祖，即位后改名为晃。

唐自高祖以来，坐拥天下二百九十年后灭亡。禅让后的昭宣帝在次年被毒杀，九个兄弟全部被杀后抛尸九曲池。

4

唐灭亡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交替了以朱全忠的后梁为首的五个短命王朝，因此被称为五代。朱全忠虽然即了帝位，但其他的藩镇并不承认。后梁在最盛期据说统治了七十多个州。当时中国有三百五十多个州，因此后梁只统治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地方上则由十个节度使或是取代了他们的实力派们自立。因此这个时代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五代十国。

朱全忠的往昔夙敌李克用在后梁成立的次年就死了，长子李存勖是继承人，他把沙陀族骑兵组织化，实力稳步上升。后梁则围绕着朱全忠的家业起了内讧，次子朱友珪杀父登基，但又被三子朱友贞所杀。后梁的版图逐渐被李存勖蚕食，仅保有二十余州，不久就灭亡了。李存勖灭梁后称帝。他父亲李克用以根据地（现在的山西省）命名，自称晋王，而他取国号为唐。既有受赐唐朝国姓的缘故，也因李存勖对唐的崇拜。史家称这一政权为“后唐”。李存勖于923年登基，被称为后唐庄宗。

贫农出身的朱全忠极端厌恶唐的那一套，如贵族、官僚、宦官等。进士出身的官僚称宦官是浊流，自己是清流，而朱全忠听从幕僚李振的建议，把这些官僚扔到了黄河的浊流里淹死。唐宰相裴枢等人也被这样杀了。据说李振多次在科举中落第，因此憎恨进士。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朱全忠的后梁是唐朝性质事物的破坏者。不过，出生在沙陀族首领家庭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又让唐朝性质的事物接连复生，如使用宦官、奢侈淫靡等。

后唐庄宗失去了人望。为了维持奢靡的宫廷生活，就只有进行残酷压榨。宰相孔谦为了压榨因战乱疲惫的人们，使出了所有的手段。立有战功的司令官因宦官的谗言被斩，各地的不满情绪在扩大，还发生了叛乱。庄宗为了镇压叛乱，派去了李嗣源。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之一。唐朝节度使和宦官为了保证部下的忠诚，收他们为义子，也就是形式上的养子，这种情形很多。还有节度使有几千个义子。讨伐军和被讨伐的叛乱军以李嗣源为领袖，反倒去攻击洛阳的庄宗。洛阳的军队杀了庄宗后投降。虽说身为义子，却也有做后唐君主的资格。李嗣源为后唐明宗，英明程度可称得上五代中的明君之一。

后唐明宗首先就诛杀了压榨名人孔谦，还杀了被兵将们憎恶的各地监军（宦官），毫不犹豫地简化宫廷。即位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六十岁，因此在位不过七年。其间少有战争，连年丰收。据说明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明君。不过他因急于施行和庄宗相反的政治，有欠稳妥。庄宗的失败之处在于极端吝惜给兵将的薪水和赏赐，因此发生了兵乱。明宗的做法完全相反，他大幅提升了兵将的薪水和赏赐。完全相反的做法不一定会带来成功。后唐军队变成了“骄兵”，成了一支金钱驱动的队伍。

在明宗死前后发生了一次骚动，结果三子李从厚即位，被称为闵帝。闵帝虽然即位，却有两个可怕的对手——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明宗的义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闵帝准备把这两人从各自的根据地调出来，因此发布了人事调动命令。他想把凤翔的李从珂调到河东，但李从珂拒绝调任，还扯起了反旗。闵帝派出的讨伐军，正是“骄兵”。他们没有跑到凤翔去讨伐什么，反倒和李从珂谈判，拿到赏赐，临阵倒戈了。李从珂率领自己的军队和倒戈军，反过来向洛阳进击。闵帝为了令兵将迎击，只得抽空国库给他们赏赐。然而，李从珂也以赏赐诱惑这支后唐军，让他们倒戈。防卫洛阳的这支后唐军就领取了双重赏赐，并跟随李从珂倒戈攻击洛阳。闵帝在即位的次年就早早地丢了性命，被李从珂取而代之。

李从珂是后唐末帝（也是废帝）。他用洛阳的国库为底本，向骄兵许诺倒戈的赏赐，但入城后却发现国库已是空空如也。他能当上末帝，靠的正是横征暴敛。

末帝的对手是石敬瑭。和闵帝一样，末帝想把石敬瑭从河东（山西）调到太平。石敬瑭则和末帝一样，予以拒绝并发起反抗。末帝派去讨伐军，包围了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太原）。

后唐国力仍然很强，节度使之一的石敬瑭兵力不足。此时石敬瑭向契丹族请求援军，当然是有代价的。这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是一桩悬案。条件是割让燕云十六州，三十万匹帛，称呼契丹首领为父亲等。

契丹族据说是蒙古系的部族，依附于各时代的强大势力，在内蒙古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当然，自立是民族的夙愿。唐朝武则天的时候他们显示出自立的动向，但失败了。玄宗的时候，节度使安禄山的主要工作就是压制契丹族。唐灭亡后，中原由弱小政权交替的时候才是契丹南下的好机会。游牧民族只要出现优秀的领导人，就能在短时期内强盛起来。契丹族中出现了英杰耶律阿保机，在唐末就已经自立，打败了西方的党项族（藏系）和东方的渤海国。石敬瑭寻求救援的时候，契丹没有东西方的忧患，正是能安心南下的时期。耶律阿保机死于926年，契丹进入了二代皇帝耶律德光的时代。

契丹五万骑兵奔赴晋阳救援。包围晋阳的后唐骄兵杀了司令官向契丹军投降。契丹军就这样跟着投降军南下，攻入洛阳。后唐末帝登上玄武楼，燃起大火，跳楼身死。后唐在第十四年灭亡。晋阳的石敬瑭跟在契丹军后进入洛阳，登基称帝。史家把这一政权称为后晋。洛阳政权交替的时间是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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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即位的次年，从洛阳迁都到了曾为后梁国都的开封（汴京）。此时在河南，同享运河、陆运之便的地点以开封为佳。五代的五个王朝中，以洛阳为国都的只有后唐，其他王朝都盘踞在开封。

后晋在契丹的帮助下建国，面临的难题就是怎样才能从契丹族的管束下恢复自由。石敬瑭于942年一死，侄子（哥哥的儿子）石重贵就以其子年幼为由，自己做了二代皇帝。实际上石敬瑭立下遗诏，要立幼帝，并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辅政，但这被石重贵一派束之高阁。石重贵被称为出帝。他把宣告登基的国书送到辽（契丹国号为辽）那里，但辽认为即位的不是儿子而是侄子，其中必有问题，因此拒绝商谈，并以国书中有违反约定的内容为口实出兵。辽军击破了激烈抵抗的后晋军，终于在946年占领了开封，俘虏了出帝。后晋仅仅持续了十一年。

后晋之所以这么快就灭亡，原因之一是辽南下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完全没有抵抗。刘知远知道遗诏被挂起的事情，因此任凭后晋灭亡，而自己则亲自在晋阳登基，国号为“汉”。史家称之为后汉。因容易和光武帝创建的长命王朝后汉混淆，中国更多地称呼后者为东汉。短命王朝相继的五代中，这个“后汉”是最短命的，前后大约不过四年。

后汉高祖刘知远唯一的历史贡献是，通过从晋阳南下，迫使占据开封的辽军北还。刘知远于迁都开封的次年死去，次子刘承祐即位。内讧变得白热化，被称为隐帝的刘承祐害怕坐拥武力的武将，就想剪灭他们。曾平定了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之乱的枢密使郭威也在肃清的范围中，因此郭威反过来进兵开封。隐帝在此之前就被自己的臣子杀了。

郭威做了五代最后王朝后周的太祖。954年，郭威死去，皇后柴氏的侄子柴荣做了二代皇帝。这一继承虽显得怪异，但柴荣从年幼起就由郭威抚育，资质英迈，被公认为是继承人。被称为后周世宗的柴荣，果然是五代首屈一指的明君。和后唐明宗年过六十才即位不同，后周世宗是在年富力强的三十四岁时即位的。在临时目的性战争频发的五代，只有后周世宗根据长期展望制订作战计划，抱有再度统一分裂的中国的理想。

后周世宗收复江北，夺回了曾被契丹统治的益津关和瓦桥关。不过他在北征中患病，年纪轻轻三十九岁就死了。活着的皇子中最年长的不过七岁。这就是恭帝。然而，在国家多难之际，幼帝即位会让后周的将领尤其是军队感到不安。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推戴更有才能和决断力的首领。就这样，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在前去北征的路上，被兵将们拥立，受恭帝禅让后登基，国号为宋。虽然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基本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长命王朝宋从此开始。通常以受女真族的金压迫而迁都到临安（杭州）为分界点，分为北宋、南宋，不过合起来也持续了三百年以上。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的“五代”，从唐灭亡、后梁太祖朱全忠即位（907）开始，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即位（960），前后共五十四年。能代表这半个世纪的人物，不是哪个王朝的皇帝，而是一个叫冯道的宰相。

后唐明宗如前所述是个明君，但没有学问，无法理解难懂的奏章，因此录用了冯道，让他给自己解说。冯道又接连在后晋、后汉、后周任职，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的时候也被迎入朝。他在五个王朝里都担任宰相，所谓五朝八姓十一君的宰相，大概可称得上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长命王朝宋和辽长期对峙，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注重节操。儒学从宋代开始，对节气的讲究变得登峰造极。冯道死后，迎来了宋学时代，他被当作是没有节操的代表，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他使用了最严厉的批评

——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也有人为冯道辩护。明末李卓吾（1527—1602）就是其中一人。李卓吾引用《孟子》中的

——社稷为重，君为轻。

认为使人民安养，是从事政治的人——君和臣的第一要务。君主如果做不到，臣子就必须做到。这应被视为是臣子的第一义，为主君尽忠节是第二义以下了。半个世纪中五个王朝交替，不得不说是个异常时期。每次的王朝灭亡，如果重节义地彻底抵抗，人民就会被卷入战乱，遭受更大的不幸。通过不换旧宰相、只换新皇帝，避免了混乱，这也是人民之幸。

辽占领河南的时候，形势像是要展开一场大屠杀，而阻止了这一行为的据说就是冯道。他对耶律德光说了一句有名的话

——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契丹族的首领被当成佛祖恭维，这在后世引发了物议。然而皇帝发出禁止屠杀的命令，拯救了河南大量的生灵却是事实。冯道这个异常人物，大概只有在异常的时代出现才会被容忍吧。

大宋春秋

1

赵匡胤受军队拥立登基。实际上自中唐以来，兵将拥立节度使的情形很多，这也是骄兵问题的原因之一。兵将如果在无能指挥官的手下，结局就会很悲惨，而且他们的性命也和指挥官息息相关。尤其在北方军队中，兵将选择有能力的、善于打仗的上司这一惯例被视为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拥立节度使就是拥立皇帝的前一步。五代的皇帝不过是地方政权之主，因此身兼军事和民政大权的节度使和皇帝并没有太大差别。

提到拥立，就不得不提到中唐以后被宦官拥立的唐朝皇帝们。这种场合下的选拔标准，最先考虑的就是要易于操纵。而节度使以及五代皇帝的拥立，如前所述，因与选拔者性命相关，所以拥立更加谨慎认真。被选拔者不仅要有能力，还必须有人望。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也是后周武将，因此他是军营中降生的、纯粹地道的军人。赵匡胤好酒，大度，受兵将爱戴，还身兼后周殿前军点检（中央军司令官）和节度使，因此作为后周最大的实力派，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被拥立吧。

唐通过弱化地方实力来解决节度使的军阀化问题，与此相对，后周世宗柴荣的解决方案则把重点放在中央军的强化上。因此赵匡胤被委任指挥新创的殿前军，受到皇帝百分百的信任。

后周世宗柴荣的目标是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但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之后就由宋太祖赵匡胤继承并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大业。然而后梁石敬瑭把燕云割让给契丹作为契丹出兵的补偿，后周世宗仅夺回了其中的一部分，直到三百多年南宋灭亡，也没能达成收服失地的愿望。此外，西北（现在的甘肃省）建立起叫西夏的党项王朝，这也未能被成功收于统治之下。特别是1126年金攻陷开封后，宋仅能统治淮河以南的地方，丢掉了北半个天下。

从这样的情形来看，宋和汉唐相比，看上去不太像是意气风发的时代。然而国家版图的扩张和国民的幸福程度并不一定就成正比。

如果比较唐首都长安和宋首都开封（河南省，南宋首都在浙江省杭州），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管是大唐的春天，还是李白的诗云“银鞍白马度春风”，确实，长安非常华丽。然而，这份华美都被银鞍白马的贵族们所占据。庶民之苦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出现。长安有一百一十个称为“坊”的街区，日落以后，不要说城门，就连里面的坊门也要关闭。平康坊虽然也有花街柳巷，但游荡的客人在入夜后也不能走出坊外。与此相比，宋朝开封城就没有这样的限制。长安随着日落的鼓声迅速陷入了寂静，而开封的繁华街道上灯火通明，使整座城市成为不夜城。有名气的酒家二十四小时营业。这不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在经济方面，宋朝市民比唐朝市民要更富裕。中国历代王朝中，官吏数量最多、官吏薪水最高的就是宋代。

市民的手头可以说明国家的经济力。接续五代十国动乱之后，十一、十二世纪的宋代是中国经济飞跃性发展的时期。此前贵族独占的东西，市民们也可以开始接触，就是这个原因。

工商业发达，煤炭使用普及，艺术创作和鉴赏层面扩大，陶瓷器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自那以后，能匹敌宋瓷的瓷器还未出现。庆历四年（1044），毕昇在世界上率先发明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和千年之前纸的发明，不得不说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宋朝文化因此广泛普及自不在话下。和唐朝贵族文化相比，宋朝的文化层次更为深厚，因此可说是广大的市民文化。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是渊源于宋的要比唐的多。唐玄宗在宫殿里创建了叫“梨园”的地方，用以培养演员和歌手。这完全是给以皇帝为首的贵族们娱乐用的。到了宋朝，宵禁令的解除，使一般庶民也可在寺庙和繁华地段轻松享受到戏剧、说书、舞蹈、歌谣乃至魔术等，而这些艺术通过某些形式传承了下来。

被称为中国奇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是由以后时代的作者写就，但原型却是在宋代的繁华地带创作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开封市民的生活。我们所能见到的宋代以前的绘画，只是古墓壁画的程度，尽管有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主题也主要是贵族生活。可以说宋朝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距离很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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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宋有资格冠以“大”这个形容词，唐也可以，只是理由不一样。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一手打造了大宋的赵匡胤的人格魅力。尽管有个人喜好，如果让我举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我不会说汉武帝或是唐太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宋太祖。

后周世宗柴荣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七岁恭帝即位的次年，契丹开始了南侵。为了迎击，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在第一个宿营地陈桥发生了一幕拥立剧。根据传言，他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地，在不明就里的情形下，兵将们把只有皇帝才能披身上的黄袍放到他身上，大呼万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拥立为皇帝，这大概是杜撰的吧，但实在是很像太祖的风格，所以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在兵将中推行拥立的事前鼓动工作，大概他弟弟赵匡义是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太祖亡故后，因没有亲生子，于是弟弟赵匡义做了继承人，称为太宗，从这也可以推测出拥立剧背后的大概情形。

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宋太祖赵匡胤基本沿袭了后周世宗的政策。世宗施行的政策中，他没有沿袭的仅有“废佛”。世宗废寺达三万多座，在佛教史上被归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一。只不过世宗的废佛为了要改革佛教界的堕落状况，严格化僧人的资格考试，因此不是单纯的废佛。被废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改铸成铜钱，因此也有经济上的理由。佛教界既已被世宗清理过的，继承者宋就没有必要继续废佛。太祖刊行《大藏经》，置于改革后的佛教界之上，希望它能有所进步，因此可能还是一种沿袭。

按照世宗的政策，首先需要巩固的是四周，而非北方强大的契丹。契丹族治内有大量汉民，尤其因领有燕云十六州，所以具有很明显的二元特征。既然同时内蕴着游牧和农耕两方面，也就有了北面官、南面官的双重制度。国号取中国式的“辽”，而当国粹主义盛行的时候，有段时期恢复成了“契丹”。为避免繁琐，我们统一用“辽”来指称。

后周世宗在世时，屡屡讨伐南唐，接着进兵陕西秦州。南唐是地方十国中最强的政权，首都在南京，君主称皇帝。受到世宗攻击后，南唐皇帝李璟献上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去帝号，称国主。但他依然实质性地统治着富庶的江南。

和中原的五代相对，地方的十国列记于下。人名是创始人，地名是国都。

前蜀 | （907—925） | 王建 | 成都（四川）
后蜀 | （934—965） | 孟知祥 | 成都
吴 | （902—937） | 杨行密 | 扬州（江苏）
南唐 | （937—975） | 李昪 | 南京（江苏）
南平 | （907—963） | 高季兴 | 江陵（湖北）
吴越 | （907—978） | 钱镠 | 杭州（浙江）
闽 | （909—945） | 王审知 | 福州（福建）
楚 | （907—951） | 马殷 | 潭州（湖南）
南汉 | （907—971） | 刘隐 | 广州（广东）
北汉 | （909—979） | 刘崇 | 晋阳（山西）

其中最小的南平被称为荆南或北楚。吴是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唐灭亡后不得已自立的，他直到死仍奉唐为正朔而没有称帝。

太祖极力避免和辽发生大规模冲突。他消灭了被称为天府、拥有富饶土地的后蜀，又联合吴越消灭了势力最大的南唐。南唐最后的皇帝李煜被称为后主，也有人把他视为中国最好的词人。词也被称为“诗余”，立足于诗却不像“诗”那样严格讲究平仄和韵的规则，和某支曲相搭配，创作相当自由，因此成为宋代文学的一大瑰宝。人们赞颂为“唐诗宋词”。

在灭南唐之前，宋消灭了广州的南汉，从而得国际贸易之利，在经济上就有了极大的宽裕。还有人说南汉的创始人刘隐是阿拉伯人。这样一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吴越和北汉，其他八国悉数被灭。吴越是进攻南唐时的同盟国，对业已强大的宋早已没了抵抗的意愿。太祖死后第二年（978），吴越皇帝钱俶向宋投降，献上全境土地。次年，宋消灭了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唯一的北方政权北汉。除了辽，宋成功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

在消灭如此之多政权的同时，却没有什么血腥事件发生。投降了的原皇帝没有一个被杀，而是在首都开封被赐予府邸，授予官爵。策略上看，可能是作为人质软禁起来，而他们的子弟则被派遣到各郡、各州担任实际职务。禅位于宋的后周柴氏一族在直到宋朝灭亡为止的三百年间，一直被当做诸侯受到优待，可以继续祭祀先祖。与把禅让的唐昭宣帝及其九兄弟杀害于九曲池的后梁朱全忠等人相比，不得不说宋太祖行事方式完全不同。虽有南唐后主被毒杀一说，但似乎没有确证。即使毒杀是事实，后主李煜死于太祖之死两年后，因此也不是死在赵匡胤手里的。

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只有皇帝见过石刻，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靖康之变（1126）中金军掳掠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

3

皇帝没有把石刻遗训的内容透露给任何人，不过，不因言论处死刑，这在现实政治中可以看出来。因此，宋代就成了言论繁盛的时代。虽然变成了新法、旧法的大争论，但不管政治斗争有多激烈，失败一方的魁首仅是被贬、流放就完事了。著名诗人苏东坡是旧法派的高官，新法派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被流放到海南岛。

不管是新法还是旧法，都是迸发自爱国心的政治意见。宋的最大难题是对辽政策，也就是如何才能收复被契丹族夺去的燕云十六州。其中包含了现在的北京，横跨了相当广阔的地域。然而对辽来说，后晋高祖石敬瑭献上的版图中，瓦桥关、益津关（都在河北省）以南被后周世宗夺去，这些在他们的意识里是理应收复的“失地”。

围绕着“失地”，宋要北伐，辽要南征，国界纷争频发。辽于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集结了大规模的军队，准备南伐。此时宋建国已四十余年，正值太宗之子真宗的景德元年。题外话，这一时期设立在江西的军队驻屯地被命名为景德镇，成了瓷器的圣地。宋初，太祖、太宗之所以能够在不到四十年时间里专心于创业，是因为最大的敌人辽国内讧不断，游牧优先的国粹派和农耕优先的汉化派之间的派阀斗争激烈，因此无力南伐。辽国内讧总算是压了下去，因此发出了伐宋诏书，要“收复失地”。

宋朝震惊。前面屡次提到太祖赵匡胤是节度使出身，换言之就是军阀。太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因是军阀出身而深知军阀的弊害，也沿袭了后周世祖的政策。太祖致力于强化中央军，对地方军指挥官的节度使采用的方针是，如果缺人就用文官补上。基本上就是文治主义，科举及第做了进士的人会受到朝廷的重用。太祖的优点是不急功近利，也就是不揠苗助长。既然知道节度使的弊害，皇帝用一纸命令废除的话也行，但他没有做这样过激的事。逐渐改变节度使的性质，这是太祖及其后继者太宗的做法。通过让长期服役的高级军人体面地下台，节度使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权力地位不知不觉地被转换成了名誉职务。杀伐不断的五代十国，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尚文”时代，尚武的风气逐渐丢失了。这符合了目标是文治主义的太祖的预期，但当辽南伐一起，宋就不得不对尚武风气太弱头疼不已。

辽南伐之际，宋朝政府首脑中，有王钦若的迁都金陵论，也有陈尧叟的迁都成都论。然而宰相寇准断然主张皇帝亲征，真宗采纳了这一意见，进兵澶州（河南省），渡过了黄河。这一强硬政策对辽来讲是个意外吧。辽南伐考虑到的是宋尚文贬武的风气，只是想予以恫吓。宋朝皇帝立马阵前，展示出迎击的姿态，这是辽万万没想到的。

实际上在此时，西北有党项族的抬头，宋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正因如此，寇准才主张绝不可向辽示弱。两国都没有要正式动武的念头。辽的内讧初步平息，但谁也不知什么时候还会爆发。两军在澶州对峙，而军使往来频频。双方的真实想法都是用外交谈判来解决。

辽得“实”，宋得“名”。首要的领土问题被搁置，宋每年送辽二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另一方面，结成了宋兄辽弟的关系。这正是历史上被称为“澶渊之盟”的讲和条约。此后大约四十年间，两国关系是稳定的。

对得到实际好处的辽来说，这一条约是个大收获。二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的岁币强化了辽的国力，辽就可以对宋以外的邻近各国——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党项保持强大压力。党项族的首领李德明被宋封为定难节度使，获得西平王的称号，赐国姓赵。不过，党项也被辽封为夏国王，于是就得到双重王位，成了附属两国的局面。虽说是附属，但宋辽都不干涉党项的内政。然而，李（赵）德明死后，其子元昊一继位，就拿下了河西四郡，自称皇帝。人口稀少的党项族西夏国是全民皆兵制，军力不容小视。

西夏国皇帝李元昊的这份强硬独立宣言，是抓住了宋辽相隔四十年后关系恶化的际遇。辽的确向宋要求返还失地关南，而对宋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唯独不能割让领土。于是谈妥增加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岁币。时间是宋仁宗宝历二年（1042）。宋辽讲和，对于希望两国抗争的西夏是个打击。而且，西夏封堵住吐蕃和回纥，如果形势恶化，就有可能背后受敌。西夏和宋之间使者来往也逐渐开始频繁，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西夏因臣服而被赠与十三万匹丝绸、五万两银。时间是宋辽讲和两年后——1044年。

向辽和西夏赠与数额如此巨大的岁币，体现出宋朝的经济实力究竟有多强大而充实。然而，事情不会总是这样下去。

4

前面也曾提到，宋朝官吏的薪水是历代王朝中最高的。退休人员被授予道教寺院使等名义职位，一直到死都受人照顾。像开封的玉清照应宫使的薪水也有宰相的一半。如果病了，皇帝就下赐慰问金，大臣的行情是五千两。去世时的奠礼也不少。要是皇帝死了，就会分赠遗物，赐给群臣大量值钱的东西。不仅如此，官吏的数量也是多过头了。功臣的子弟，不问能力如何就予以任用的“恩荫”政策被滥用，记录中说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提议说要裁减十九万五千天下冗吏（不必要的官吏）。从数量级别来看，冗吏也太多了。

尽管国家经济力充实，人事费用和对辽、西夏岁币的增加，都会压迫财政，改革必然会成为问题。十一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人提出意见，要通过政治改革来重建国家财政。老百姓称这些人为“新法派”。与此相对，也有人认为激进的改革会导致天下大乱，反对改革。后者的团体被称为“旧法派”。

新法派的领袖是王安石（1021—1086）。他二十一岁就以优异成绩做了进士，在神宗即位后（1067），从江宁知府（南京市长）调至中央，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十九岁即位的神宗雄心勃勃，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总理），委任他执行改革。

新法以“青苗法”、“募役法”（或为“免役法”）、“市易法”等为主干。其中最重要的是青苗法。农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因资金缺乏而向地主借稻种、粮食、金钱，这是常有的事。收获的时候以谷物偿还，但利息最低六七成，据说有时还会达到十成。青苗法是政府低息向农民贷付，利息在二成以下，偿还时既可以用钱也可以是谷物。很多农民陷入负债再负债的恶性循环，因为债务放弃土地的事情逐渐增多，正因如此，土地兼并不断加深。贫富差距扩大危及国家基础。如果健全的农民占了国民的大多数，国家就会因此稳定。

地主和豪强的腰包通过对农民的高利贷鼓了起来。他们肯定会反对新法。也有反对观点用道义论包装自己，说政府发放贷款太不像话。这让人联想起汉代的盐铁论。

宋代农民依据其财产划分为五个等级。如果被排为一等户和二等户，就必须为官员出差接待、政府物资的运输和保管、犯人押送等当局事务服务。当然，服务是无偿的。如果运输政府物资造成丢失，必须赔偿。据说成了一等户后，就多人会因为这种事情破产。等级上升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明显会挫伤农民的上进心。积极性降低，生产也就必然随之降低。根据新法，此前被视为义务的役使可以通过缴纳金钱获得免除。用钱雇人代行，因此称为募役法，又因为是实际任务被免除，所以又称为免役法。通过这些手段，政府期望能出现愿意发展为一等户的努力的工作者。

此前，即使做了一等户也不用为当局事务服务的，是出了进士的高级官僚家庭。如果成了一等户，就要考虑培养族里的秀才，让他们进士及第，否则就有破产的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是一个官僚优先、进士至上主义的文治时代。被免除职役的称为“官户”。王安石的募役法中，此前被恩典不用做任何事的一等户，也就是“官户”，必须同样以“助役钱”的形式付出金钱，虽然是普通户的一半。希望维持恩典的官户当然会反对这一法案。

如果说青苗法和免役法是救济贫民或是激励贫民的法案，那么市易法就是救济小商贩的法案。市易法给商人低息贷款融资，货物滞销时予以买进。此前置办政府物资的是被称为“行”的同业组合。这也是豪商们的商议机构。根据市易法，政府物资置办不再通过行，直接从商人那里购买。目的是要排除垄断，通过自由竞争，有效使用国民的血汗税钱。这个市易法对大商人，尤其是御用商人来说是大大不利的。他们和宦官、后宫勾结，发起了反对运动。迫使王安石辞职的最大原因，据说就是市易法的实施。神宗不管有多大雄心，都要让皇太后高氏三分。新法自然使高氏的娘家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据说被御用商人收买的宦官和宫女背地里进行反对新法的运动，唆使了皇后和皇太后。

新法目标是救济贫农和贫商，而针锋相对的反对派旧法派指出，新法为了救济贫民而牺牲了富民，早晚富民也会贫困，国内将到处都是穷人。旧法派领袖是比王安石大两岁、二十岁中进士的司马光。

——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

这是司马光的观点。因为懒惰变得穷困，所以政府不应照顾这样一伙人，他担心向懒汉伸出援手甚至会危及国家的基础。

新旧两方领袖都是爱国者。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也有书翰和诗文应酬，结下了豪爽的友情。然而，后来的新旧两法相争变成了党争，在相互抛出敌意的过程中，开始损害起国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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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失势，被降格为原来的江宁知府。然而，这是神宗为了抚平皇后和皇太后的不满所采取的举措，让人觉得是事先串通好的。朝廷中的二流新法政治家仍然根据新法施政。王安石在次年很快复相，但原本的霸气已然消失。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新法派发生分裂，可能这让他感到失望。有个叫吕惠卿的人物以变法派自居，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但权力欲极端强烈，又缺乏协调能力，搅得派内乱哄哄一片。接着王安石痛失了寄予厚望的爱子。他儿子是进士及第、三十三岁的锐意革新的官僚。王安石提出辞呈，获得允许，退休到南京。这是他五十六岁时候的事情。

王安石退休九年后（1085），神宗死去，十岁的哲宗即位，厌恶新法的高太后摄政。旧法派的司马光被录用为宰相，次年九月六十八岁时死去。王安石在同年四月死于隐居地江宁钟山。

高氏在摄政时代感情用事，彻头彻尾地起用旧法派，排除新法派，因此就失去了王安石、司马光时代新旧两派的高格调。摄政第八年高氏死后，十八岁的哲宗亲政，他如同年青人一样，寄心于新法，起用了新法派。

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去，弟弟徽宗即位，皇太后尚氏摄政。尚氏准备实现新旧两派的全面和解，赦免了已被左迁的旧法派。年逾六十被贬到海南岛的苏轼（东坡）终于踏上大陆的土地就是在这个时候。新党派对待旧党派比较过分，比如把高龄文人流放到瘴疠之地等。不过，在高氏的摄政下，新党派也同样遭到厄运。这就成了复仇，目光异常短浅。

不得不说希望全面和解的尚氏是个杰出的女性。然而，在徽宗亲政后，新法派再次掌握政权。这次新法派的宰相是个叫蔡京的人物，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理念上的高度。小说《水浒传》中，蔡京被写成是一个大奸臣。尚氏时代，他竭力废止新法，受到司马光的称赞。而到了新法时代，就疯狂打压旧法派，简直就是墙头草。他做宰相后，为了打压旧法派，在首都太学前立下“元祐奸党碑”。元祐是旧法派掌权的年代，他把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一百二十个旧法派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想永久性地给他们打上奸党的烙印。司马光自然已经故去，对死人还要恶语中伤，真可谓是歇斯底里。

有什么样的宰相就会有什么样的皇帝。徽宗具有优秀的艺术天分。书法方面他开创了瘦金体这一瘦劲挺拔、格调高雅的书体，绘画方面也很棒，可称得上是宋代的名画家。他如果是皇族一员，能静心享受艺术也好，却出乎意料地成了皇帝。可以说这是他的悲剧。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他喜爱江南风物，于是就想把这些移至首都所在的北方。以太湖底挖出的太湖石为首，他派人把奇石、名木等从南运到北。这被称为“花石纲”。妨碍搬运的民居等物事全被拆除。

如此的奢侈违背了新法的精神，但徽宗还是一意孤行，蔡京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政府首脑中，除了蔡京还有宦官童贯，都有不俗的书画鉴识功力，因此受到徽宗的信任。

本来，新法就是为再建国家财政而考虑的，但徽宗的做法反倒使国家财政更加恶化。为了维持他的奢侈行为，除了增税没有其他方法。增税已经超出限度，进入了残酷压榨的阶段。无力缴纳税金的人们惧怕被处罚，只有逃亡。各地这样的逃亡者结成了集体。因为是逃避法令，所以必须自卫以防官兵。他们就自然形成了武装集团。

中国人所熟悉的被视为奇书的《水浒传》就以这一时代为背景。故事描写了在山东水乡梁山泊聚集的一百零八个活跃的豪杰。虽说是豪杰，其实所有人都是通缉犯。《水浒传》反映出这一时代被捕快们追缉的人数量之多，到了什么程度。水浒也就是水边的意思。徽宗时代，每艘渔船都要被课税。渔民自然不会申报实际数字，有三艘就只报一艘。而官府则要彻底检查，于是纠葛频发。

不止是山东梁山，各地被追缉的人们发动的谋反不绝如缕。也许应该说是不得不反。有个叫高托山的人物，据说他和他的手下聚集了三十万民众。

王安石的新法中有一项“方田均税法”。这正是要查出大地主隐瞒的田地，然后予以征税。因对象是大地主，即使被查出，也不会是关乎生死的问题。然而，徽宗时期实施的“公田法”就很过分，而且这是为新设的“后苑作”，也就是为宫廷用的工艺品和皇族婚礼器具的制造局充当财源。

用一句话来概括公田法，就是把全国的土地一律没收百分之八。有一种特殊的尺子，用来测量宫廷雅乐中使用的乐器。这比普通尺子略短，称为“乐尺”。如果用这种乐尺丈量土地，此前的1亩地就成了1.084亩。于是，多出来的部分就以“公田”的名目予以没收，大地主和小地主一视同仁。不用说，小地主更感切肤之痛。接下来就是查点买卖契约书，非正式的田地全由政府没收。因为在当时年代的很多情形下，人们都以口头约定转移土地所有权，但这也未能网开一面。因为大地主一般会雇佣执事，立下符合要求的文书，所以被这一法令检查出来并被没收土地的就是零细地主，应该说是典型的欺负弱者的法令。

这些都和王安石的新法没有任何关系，必须指出它在精神上完全相反。灭亡宋朝的不是新法。新法是改革性质的，因此在效果显现之前需要相当长的岁月。然而，新法在施行中却一次又一次地半途而废。政策如果没有一贯性，就显示不出效果。更糟糕的是，新旧两法派别的争执发展到感情级别，谁都会失去干劲。比如，新法时代的官员，如果觉得日后旧法派可能会掌握政权，他们就很有可能得过且过地给自己省事。拼命努力干就是吃亏的想法，已经渗透到许多官员的心底。

公田法也好，花石纲也好，都是新法时代考虑不到的现象。于是，不发生谋反才会让人不可思议。北方发生的宋江叛乱都被写成了小说《水浒传》，这反映出当时很多人与宋江有共鸣之处。

南方有个叫方腊的人物发起了大叛乱。这一群体被称为“吃菜事魔”——素食并仕奉魔神，宗教色彩很浓。据说他可能是摩尼教信徒，而该教在唐朝会昌（841—846）年间和佛教同被镇压。传言他们不信神佛，只拜日月，有平等思想和发达的互助组织，涉及六州五十二县，展开了叛乱战争。对此，宋朝廷不得不派宦官童贯为总司令的十五万大军南下。这次动乱发生在宣和二年（1120）。

海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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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人接触到的东方大国是契丹族的辽。俄语至今仍然称呼中国为Kitay，甚至英语里中国的别称Cathy也是源自“契丹”。

据说契丹族从四世纪左右起，就在原先鲜卑族所在的西拉木伦过着游牧生活。西拉木伦是发源于兴安岭的河名，汇入辽河，原意是黄色的水，地点相当于现在的中国内蒙古，正好是游牧和农耕的交界处。十世纪初，英杰耶律阿保机成功将散落各地的契丹族紧紧团结在一起。此前，契丹族有松散的部族联合，也有推戴的首领，不过是通过选举完成交替的。耶律阿保机横空出世后，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终于建立起世袭制。西拉木伦附近原本就有大量汉族农民，因此一般认为契丹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916年，耶律阿保机自称皇帝，被称为辽太祖。这一中原式的称呼反映出，他在构筑自己地位的时候，汉人幕僚团体应该起到了极大作用吧。他之后的耶律德光被称为太宗，曾向后晋派援兵，获得了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作为出兵代价。时间是936年，“辽”这一国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

太宗殁后，如前所述，辽国内部纷争不绝。直到六代皇帝圣宗（982—1031在位）时，政局才算稳定了下来。通过前面提到的澶渊之盟，辽从宋获得岁币，经济上变得宽裕起来。圣宗借此整顿政治，完成法典工作。结果，辽中央集权变得强固，国力强盛，先后出兵迫使东北黑龙江的女真族和朝鲜半岛的高丽臣服，在西方威慑西夏，影响力从中亚达到了西亚。正是在这个时期，Kitay之名开始响彻西方。

辽的内部矛盾在于游牧和农耕的二元性，皇帝耶律氏既是契丹族部族联合的首领，也是中国式的家国、天下的皇帝。圣宗死后，兴宗（1031—1055在位）、道宗（1055—1101在位）相继执政，但二元矛盾逐渐变得激烈起来。契丹族国粹派和汉化派的派阀抗争日趋表面化，叛乱频发。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创立了契丹文字，而此前辽是没有文字的。创立文字正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在甘肃，采取同时附属宋辽两国的党项族西夏也创立了自己的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已由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等学者解读出来，而对契丹文字的解读要略微晚一些。

宋正在新法旧法中摇摆的同时，辽也在国粹派和汉化派的抗争中动荡。一方取得政权后，就会实行直至基层的人员大换血，因此国政的混乱可想而知。此前受武力威慑的邻近各部族中，必然有一些会趁辽国政的混乱和弱化，显示出自立的意图。

与曾经附属于唐的契丹族在出现了耶律阿保机后就走向自立如出一辙，此时远在东方的女真族也出现了一位叫阿骨打的英杰。女真族是住在中国东北部森林中的通古斯系民族，生活方式主要为狩猎和采集。阿骨打是现在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东南的按出虎水（松花江支流）附近的女真族完颜部首领。按出虎水是采金沙的地方，后来女真族政权取“金”为国号，据说就由来于此。

辽把女真族划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也把住在山地的民族区分为熟蕃和生蕃，做法是一样的。熟的意思是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而“生”意味着还保有野性。在东北，住得靠西的女真族邻近契丹族和汉族的居住区，或者是与之杂居，因此被称为熟女真。阿骨打出身的完颜部属于生女真。辽直接统治熟女真，而对生女真仅限于结成附属关系。作为归顺的证明，生女真向辽献上被称为“海东青”这种据说是最优秀的猎鹰。而活捉海东青的作业难度极大，需要攀缘绝壁寻找巢穴，因此为了得到一只海东青，据说会死很多人。辽派去的捕鹰使催促严厉，屡屡诉诸暴力，因此女真族也杀过捕鹰使。

生女真也并非一直保持着野性。在毛皮和金沙贸易中，生女真和辽、高丽的接触多了起来，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尤其在完颜部，优秀首领不断出现，阿骨打继位后更是成功实现了生女真族的团结统一。从海东青案也可看出，女真族的反辽感情早已高涨。阿骨打的目标是打倒辽，正是要解放处于辽直接统治下的同族熟女真。

女真族是出没于森林山岳的勇猛民族。但是此前各部族分散在各地，因此无法集结起强大力量。当时就到处流传说

——女真，满万不可敌。

为了集结民族之力，阿骨打把此前的氏族制改造为便于军事行政指挥的猛安谋克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长官也被称为谋克、猛安。这是在行政层面上。而军事层面上，一谋克出百名兵，一猛安就会形成千人军团。女真语中猛安的意思是“千”，谋克的意思是“首长”。行政长官身兼军队长官，而且是世袭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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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骨打在1114年以猛安谋克制度改编本民族，次年即帝位，定国号金，年号收国。相当于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五年。新体制的女真金国凭借团结之力和辽军作战，逐渐扩张版图。

宋对女真族逐渐强大的消息也有所耳闻，知道这是个相当于古史中肃慎、隋唐靺鞨的民族，居住在辽背后的东北之地。夺走燕云十六州的夙敌辽有了强力敌人，这对宋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宋和辽之间有外交关系，在岁币运送等事情上也有使者往来。女真族兴盛的消息主要是由派往辽的使节传回来的。《水浒传》中登场的宦官童贯也曾出使过辽，他在燕京（现在的北京）当使节时还认识了一个叫马植的评论家。

马植对东方形势很熟悉，他论述了与新兴的女真族势力结盟以夹击辽的可能性。童贯喜滋滋地陪着马植回到开封，让他和宋徽宗会面。徽宗很相信马植，赐他国姓赵。时间是政和元年，此后马植改名赵良嗣。因这件事发生在阿骨打即位四年前，所以赵良嗣确实可称得上有先见之明。

阿骨打也就是金太祖即位当年（1115），辽天祚帝率领号称七十万的大军亲征。金军在混同江（松花江）迎击，大破辽军。战后，从辽阳府（辽宁省）到黄龙府（吉林省）的辽东之地全部被收入金国版图。不仅是受辽统治的熟女真，被辽所灭的渤海国残党也聚集到金太祖脚下。

有这样好的收服失地的机会，宋自然是跃跃欲试。重和元年（1118），宋派武义大夫马政为使节赴金。因为是要去协商结盟夹击辽国，所以不能走辽国领土，而是从山东半岛经海路前往辽东。不过金太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辽在混同江战败后，开始承认金国实力，采取怀柔政策。对两国的示好，金太祖还在权衡。

两年后的宣和二年（1120），献策与金结同盟的赵良嗣（原来的马植）亲自渡海，陪金使回国。而此时辽没头没脑地送去国书，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接受册封就等于承认了属国身份，而阿骨打是未受过任何人册封，自己就做了皇帝的。因此金太祖阿骨打大怒，终于决定和宋结盟。

因是使节往来海上结成的同盟，所以称此为“海上之盟”。宋金夹击辽，但也约定金不得进兵长城以南地区。燕云十六州由宋自行收复。不过，宋审检本国军力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只能收复燕（现在的北京一带），但想攻克云（现在的山西省北部）就吃力多了。现在的大同市（山西省）被辽设为西京，虽是位于长城以南，但远征到这里对宋来说负担过重，因此还是请求金打下云后再返还，如意算盘打得相当精。

就这样，宋也动员了军队，但碰巧此时在浙江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方腊之乱。为对辽战争编制的十五万大军转向平定方腊叛乱。因此，说是宋金夹击辽，就成了金单方面攻击辽的局面。宋在对辽战争中投入兵力是到宣和四年（1122）以后了。金打败了辽天祚帝，根据宋的请求，越过长城一线，占领了西京大同府，接着扩大了占领地。

宋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的夙愿大部分是由金军完成的。宋哪怕只独立收复燕京也好，否则就脸面全失。宋任命平定了方腊之乱的童贯为总司令，前往燕京。

因天祚帝的败退，燕京被孤立了。皇族中的一员被居民们立为天锡皇帝，但很快就死了，他的妻子萧氏掌握了军政大权。燕京居民的心态是复杂的。大部分居民是汉族，因此应该憧憬复归宋朝，但他们和汉族宗家已分离二百年，而且也听到过“公田法”和“花石纲”等宋朝暴政。如果回到宋朝版图，他们也害怕被轻蔑为“新附之民”。要是辽完蛋了，归入东方金国的版图还好一些。这种想法很具有代表性，毕竟宋所有的官位都已满员。而与此相比，新兴的金政府机构还不完整，官位出现大量空缺，因此能读会写的汉人应该会被重用，而宋不一定欢迎他们。

燕京不过是个亡命政权。但是，宋军总司令童贯还是打不过那里的军队。如果真的无法攻占燕京，即使宋不以言论杀人，也会对败战责任人以死论处。进退维谷的童贯别无选择，只得委托金军攻击燕京。金军答应了，如怒涛般南下，立刻攻陷了燕京。童贯请求返还燕京，金军诸将和燕京居民都表示反对。但是金太祖说

——海上之盟不可忘。

把燕京腾给了宋军。

3

金太祖把燕京城内的财货和居民全部移到北方，把一座空城转交给了宋。海上之盟的前提是自力占领，因此转移人员财物的举动再自然不过，只差明文规定而已。宋无力攻陷，惧罪的童贯为了自保，借金军之力攻克。如果金军就那样坐着不走，也不一定就是违反盟约。不过，金太祖早已定好势力范围，因此他认为没有理由违背约定。

燕云十六州中，最重要的燕京和附近六州被宋收复。开封就像是在过狂欢节，童贯被封为广阳郡王，赵良嗣晋升为延康学士。海上之盟中有条目规定，此前宋给辽的岁币，需要全部转交给金。不过宋没那么痛快。委托他人出兵的时候，委托人必须出兵粮，然而宋连这也舍不得给。宋光想着收复剩余的十州了。因此，金太祖不管对盟约有多坚持，也不会打算归还以西京大同府为首的长城以南十州。金太祖于天辅六年（1122）死去。相当于宋宣和四年。

宋为了夺回未收复的失地，转而考虑和败退的天祚帝取得联系，实现宋辽同盟。蔡京也好童贯也好，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宋政府首脑不但没能力，道义心也很差。败退并躲在阴山的辽天祚帝在1125年被金军俘获，这一次，宋送去的同盟密信被发现了。

金太祖死后，弟弟吴乞买登基。这就是太宗。金太宗被宋朝密信激怒了，他下定决心，发动大军伐宋。

面对新兴的金军，宋军毫无防备能力。徽宗下“罪己诏”退位，传位给长子赵桓。这就是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渡过黄河。已经退位的徽宗逃往江南，甚至连政府首脑蔡京和童贯也都逃走了。不得不说，此时宋已呈现出晚期症状了。

被金军包围的开封城内，主战派和讲和派争论不休。虽然战了，但没有胜望。除了讲和，宋无牌可打，终于以如下条件谈成了讲和：罢免主战派；赔偿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表缎百万匹；尊金皇帝为叔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二十州；派遣宰相张邦昌和徽宗九子康王赵构为人质。

不过，在包围解除后，开封的主战派再度抬头，命令已约定割让的三镇军队抵抗金军。这就给了金军再次南下的口实。这一次，金太宗已经决定要彻底灭宋。

钦宗把转移到江南的父亲徽宗接回开封。因为此时有传言，说徽宗要在江南开辟王朝后复位。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之间也失去了信任。金军在同一年内两渡黄河，对于第二次包围开封，已经是不容分说、毫不留情了。

城破后，蹂躏这个词放在这个时候最贴切不过。钦宗和太上皇徽宗被要求去金兵营，做了俘虏。除了皇族、高级官僚，新兴的金也掳走了认定是国家建设需要的数千名技术人员、工匠等。

自太祖赵匡胤受后周恭帝禅让起，拥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和九帝的宋王朝，此时一度灭亡。皇族全被掳走，成了金军的人质，之后只有和肃王赵枢轮替、一度返回开封的康王赵构艰难躲过一劫。金军第二次南下伐宋之前，还有一次谈判机会。金要求宋再次派遣康王赵构为使者。或许这意味着追加人质。因此康王赵构离开开封，而在半途就收到宋王朝灭亡的消息，他明白自己已变成了仅存的皇族。

开封陷落的次年五月，康王赵构在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的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史家把此后的政权称为“南宋”。康王赵构正是南宋高宗。

金消灭了宋，但自身政治机构仍不齐备，没有自信以自身之力统治包括河南在内的占领地。于是考虑立一个傀儡皇帝，实行间接统治。被选作皇帝的是早已成为人质的原宋宰相张邦昌，而采取的形式是由旧宋朝臣僚推戴非赵姓的异姓皇帝。基本上，所有臣僚都遵照征服者的意愿，推戴了张邦昌，而少数有骨气的人拒绝了。其中一个就是秦桧。金一怒之下逮捕了秦桧，和钦宗、徽宗一同带往酷寒的北地。

张邦昌不得已，做了傀儡皇帝，国号为楚。他一心盼着金军撤退，终于在他登基的第三十二天，金军在河南留下少量军队后北返。张邦昌急急忙忙退位，立曾经的哲宗皇后孟氏为皇太后摄政。至于为何皇族全被带走而只有孟氏留下，原因是她虽曾为哲宗皇后，但因被废，失去了皇籍。

金把住在燕云十六州的汉人称为“燕人”，以区别于宋人。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会出事，于是金采取了这一所谓的上等政策。

各地发起勤王义军，南宋高祖顺理成章地成为核心。被誉为精忠报国模范的岳飞也在这一时期举起了勤王的旗帜。

针对此，金给予已灭的辽国契丹族以厚遇，迅速恢复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

时代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南北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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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建国时起，不仅有女真族，还有被辽消灭的渤海国人。金灭辽后将契丹族收于旗下，被辽统治的燕云十六州汉族也为数不少。灭宋后，金每进出中原一次，汉族所占比重就会加大一层。于是，金把燕云汉族称为燕人，旧宋属地的汉族称为宋人，前面已经提到。

以南宋高宗（康王赵构）为元首的亡命政权必然会注意到金具有的多民族国家矛盾。宋派密探潜入各地，来回煽动对金抵抗运动，金对这一搅乱动作相当头痛。之后发生的契丹族耶律余睹叛乱就是宋的策反工作产生效果的一个例子。辽皇族之一的耶律大石率一部分契丹族西逃，在中亚建立起叫西辽的国家（西方史家所说的哈剌契丹）。耶律大石还在蒙古草原尚未西逃的时候，金国将军耶律余睹奉命前去追讨。但耶律大石迅速率军逃离，使得耶律余睹空手而归。金帝怀疑耶律大石和耶律余睹之间曾有密谈，把耶律余睹的妻儿扣为人质。耶律余睹也感到自身危险，这时因宋发来邀请，于是决定谋反，结果失败而归。

耶律余睹叛乱发生在金第一次南伐之后，而此前各地也发生过小规模的反抗，背后不时浮现出南宋的影子。金在实行怀柔政策的同时，也并用强硬政策。光是怀柔会显得在示弱，因此也必须展示严厉的一面。金采取的强硬政策中的一环，就是强行要求其他民族按女真族的风俗辫发。然而，要根本上杜绝南宋的搅乱动作，采取讨伐南宋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是最有效的。

被当成金的傀儡的楚国皇帝张邦昌在第三十二天放弃帝位，奔赴应天府（河南省），向高宗请死。即使再被怎么强制，登基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高宗也理解他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委。张邦昌向金要求不能破坏宋帝陵，不能掠夺民居更不用说开封的宫殿和官厅，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考虑到此，高宗抚慰了他。然而，主战论者李纲称，如果要和篡逆的张邦昌同列就马上辞任，因此张邦昌被暂时贬到潭州（湖南省），不久被赐死。

金把杀张邦昌作为伐宋的理由，称宋毁坏了金扶植的楚国，还杀了皇帝，对此必须给予惩罚，所以要动用大军讨伐。金的惩罚还波及做了俘虏的二帝（徽宗、钦宗），他们被送往更僻远的地方。金的南伐从1128年开始。南宋高宗放弃应天府，临时逃往扬州（江苏省）。其实在金开始南伐之前，南宋就已南迁。于是不得不说，从最初就是以金军追击的形式展开了战斗。金越战越勇，南宋节节败退。尽管抵达了预定的迁都地扬州，但赵构还是越过长江逃到江南，镇江、苏州、杭州，接着甚至从定海乘船逃到了温州（浙江省）。

南宋大败退，但金也追敌过深，追击到了明州（现在的浙江省宁波市）。金大部分兵将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在水路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的江南，金没有水军，作战是很危险的。金想一鼓作气追击南下，但高宗逃到了温州，而且四方都有勤王义军。总司令官完颜宗弼（太祖阿骨打的第四子）考虑到补给线拉得很长，后勤也有问题，因此对现状作出判断后，渡长江向北撤退。

建炎四年（1130），逃到温州的高宗终于回到了越州。次年，南宋改元绍兴，于是越州因此年号改名绍兴。这就是后来既是名酒产地，又因是鲁迅（1881—1936）故乡而知名的绍兴。绍兴二年（1132），高宗移至杭州。这里是临安府，意思是皇帝暂时停留的土地，又被称为“行在”。后期马可波罗把这座城市叫做“Quinsay”，正是行在的方言发音。就这样，杭州在此后成了南宋长期的实质性首都。

高宗作为赴金使节，离开开封的这段期间发生了靖康之变，妻子邢氏仍在开封，和其他皇族一同被绑架到北方。高宗“遥册”北地的妻子为皇后。从此，直到邢氏死于北地，杭州的南宋高宗一直没有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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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宗弼让进入江南的金军如退潮一般撤回北方，是因为他知道金无力消化这些经过的土地。以金的人力资源、经济实力，直接统治黄河以北就已经尽了最大之力。即使是宋势力已被扫清的河南，对金也是负担过重。所以金认为还是立傀儡国，施行间接统治更为明智。第二个被选作张邦昌的，是降金的济南府知府刘豫。张邦昌是硬着头皮即位的，而刘豫则是主动做了皇帝，国号为齐。

刘豫做齐皇帝是在建炎四年。同年，做了金俘虏的秦桧和妻子一同逃脱，抵达越州。说是杀了监视的金人后夺船而逃，但实际上是金的实力派挞懒为了对宋工作的需要而送他们回去的。

从江南撤退的金军在江北受张浚、韩世宗、岳飞等人的南宋勤王军的打击，损失惨重。金的中枢部门中也有人持乐观的扩张论，宣扬要把四百多州的中国全土全部收入囊中，这样高亢的呼声的确显得很雄壮。然而，实际率领军队的将领们深知这样做的难度有多大。以金的实力，要固守黄河以北就已经达到极限。而为了保持河北的稳定，就需要和南宋保持良好的关系，挞懒把秦桧送回南宋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挞懒相当于是太祖阿骨打的堂兄弟。太祖其他堂兄弟的长子里有个叫完颜宗翰的人物，他是攻陷开封的猛将，和挞懒是竞争对手。正是宗翰选择了刘豫当傀儡齐国皇帝。宗翰也是为了避免陷入和南宋的战争泥潭，着手建立傀儡国家作为缓冲地带。有实战经验的挞懒和宗翰的做法殊途同归。

南宋也有人比较感情用事地持强硬论，比如李纲，但高宗不怎么信任他们。高宗还是康王的时候，一度被作为人质前往金军兵营。停战协定已经签订，但主战派擅自攻击金军，又被击退。因为是宋单方面违反协定，所以宋方面的人质就算被杀也无话可说。虽然没有被杀，当时身在金军兵营的人质高宗大概对自己一方的强硬派非常憎恨。开封陷落后整个北宋灭亡，原因也在于本来双方约定割让河北三镇，但李纲等主战派又命令三镇抵抗。

我觉得，高宗是认为不自量力的强硬派在误国。声称从金逃脱的秦桧显得很可疑，高宗可能也注意到了。夫妻同时逃脱这一点也让人存有疑问。然而，如前所述，开封陷落的时候，秦桧甚至没有同被带去北方的资格。他反对傀儡皇帝张邦昌，所以才成了俘虏。考虑到他曾经是个硬骨头，高宗采用了秦桧的对金宥和政策。高宗的父、兄、妻都被金带走，因此高宗必须请求归还。为此派去的使节被称为金国祈请使，但在途中到达金境内后就被大同（山西省）的宗翰扣留，甚至没能到达太宗所在地。

河南出现了齐这个傀儡国家，对南宋来说是相当的重创。各地的实力派对于投降女真族的金还会抵抗，但对于向名目上是汉人皇帝的齐投降，就不会觉得那么为难。金计算到这一点，所以在齐领土上没有强制辫发习俗。新国家会有大量官位空缺，因此读书人很容易获得地位。原本偏向南宋的阶层就这样被齐吸引了过去。

金接下来在发动南伐的时候，曾预计如果采取联合齐的方式，受到沿途的抵抗会比单独行动要少一些。但是金先后两次想和齐军队合流南伐，都因故中止。第一次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原因是发生了前述耶律余睹的叛乱。叛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想把规模弄大，因此计划一扩大，秘密就必然容易泄露。耶律余睹在起事前事情败露，只得逃到西夏，但西夏因畏惧金而不愿提供保护。最终他在去西方追寻耶律大石的途中，被蒙古系塔塔尔部族捕杀了。塔塔尔部族为了赏赐，把余睹的首级献给了金。

金第二次发起南伐军是在两年后，金齐联合军南下至淮河一线，但又从那里迅速撤退了。这是因为金太宗病危的通知送到了前线。金军从淮河一线总撤退是在南宋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庚子（二十六日），金太宗之死是次年正月己巳（二十四日）。这一年元旦发生了日食，《宋史》和《金史》都有记载。

3

女真族政权金的首领既然称皇帝，所以皇太子在女真语中也就是“诸版勃极烈”，即首领的继承人。太宗的皇太子完颜亶相当于太祖的孙子。太宗还有个已经成人的儿子宗磐。然而太宗自己也是继承自哥哥太祖，而太祖是有很多儿子的。所以不能忽视皇族舆论。金王朝创始之初，完颜部的首领一族也就是皇族有莫大的功绩，有很大的发言权。

完颜亶即位时十七岁。他的父亲宗峻已经死去，于是他的生母就嫁给相当于宗峻哥哥的宗幹为妻。太祖阿骨打还活着的儿子中间，宗幹是年纪最大的。要是纯中国式的继承法，他应该做二代皇帝，但这一地位必须让给他的叔父。叔父死后，亶既是现妻前夫的儿子，又是侄子，宗幹必然会做亶的有力后援。因此，宗幹和金王朝内的最大实力派宗翰合作。宗翰是太祖的堂兄弟（伯父之子），如果要一直做最大的实力派，未成年的亶做皇帝比已经成人的宗磐对自己更有利。亶即位后，被称为熙宗，成了金的第三代皇帝。

金王朝的皇位继承比较复杂，系谱展示于下。太宗死后，皇族内部分为两派，给中国政局——包括南宋——带来很大影响。宗幹和宗翰联合，太宗儿子宗磐和太祖堂兄弟（叔父之子）挞懒联合。皇帝的继承顺序以数字表示。派阀用双线连接，领袖的名字用框框了起来，以便于说明。

宗幹之所以要和宗翰结盟，是为了不让皇太子亶的地位受到宗磐的威胁。因此在亶即位后，这个大实力派就成了障碍。宗翰被任命为“太保领三省事”，太保是皇帝的老师，而且还统辖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所以这是最高的官位。然而，宗翰要到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省）赴任，就必须离开西京大同府自己的军队，所以就等于是被解除了兵权。宗翰能成为最大实力派的后台就在于倚仗大同的兵力。这一有模有样的晋升把宗翰架空，实质上正是他的失势。熙宗即位两年后，宗翰在失意中死去。宗翰之死使得因他而建的傀儡国家齐及其皇帝刘豫的地位岌岌可危。

最恨刘豫的是挞懒。至于原因，刘豫是在济南向挞懒投降的，然而挞懒率军队南下后，他和金实力派宗翰走近，巧妙地做了齐国皇帝。对挞懒来讲，理应是自己手中的牌，却擅自跳槽到了政敌一方。宗翰失去力量后，挞懒和宗磐一起提出，当前已不再需要有傀儡国家存在了。政敌宗幹也对此表示赞成，毕竟废除齐国有利于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派阀间即使有对立，如果利害相通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傀儡皇帝刘豫可怜兮兮地被降格为蜀王，齐国被撤销。因蜀（四川）处于南宋统治下，金的蜀王仅是名义上的，刘豫被移到临潢府（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畔），在熙宗即位六年后死去。

金的派阀可以分为亲帝派和反帝派。太祖和太宗之所以都无法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是因为皇族有很强的发言权。这说明皇帝的权威并非绝对。即使成为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行事。

前任皇帝太宗的长子宗磐也努力在皇族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寻找逆向即位的机会。在女真族社会中，这也不是不可能。为此就必须立下“大功”。

实际上此时金正陷于困境。宋的勤王军逐渐习惯了金军的战法，通过封锁其机动性，取得了相当的战果。南方多水路，金骑兵团没法像在东北草原上一样发挥机动能力。金的后方也出现了契丹族的叛乱。尽管耶律余睹之乱被防于未然，但游击式的抵抗不断涌现。而且在大兴安岭以西，蒙古族的掠夺活动逐渐厉害起来。成吉思汗还未出生，他的族人就已经初露锋芒了。

金的首脑们都深明目前严峻的形势。因此对金来说，在这一时期保持和南宋关系的稳定就成了“大功”。反帝派的挞懒已经送回了秦桧，因此在他和南宋之间就有了畅通的管道。

绍兴七年（1137），由金归来的何藓和范宁之传来消息说，徽宗两年前死在北地，高宗生母韦氏和高宗夫人邢氏仍健在。这使得高宗的心大幅倾向于对金保持和睦。秦桧以宰相职枢密使的身份，领会了高宗的意图，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和平工作中去。

挞懒等反皇帝派也在金一方推行和平工作。称条件是：

一、已废齐国之地给予南宋。

二、南宋认金为宗主国。

三、南宋岁贡银二十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

认金为宗主国是严重的屈辱，但齐统治过的中原之地——南宋民众憧憬的开封和洛阳、长安等失地回来了。条件中还包括返还徽宗遗骸、归还高宗生母韦氏等。

南宋绍兴九年（1139），金天眷二年，这一和议成立。

4

围绕着旧齐领地的返还问题，一度达成的和议被金方撕毁。挞懒等人提出，不是要返还领土，而是要把南宋“齐”化，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宋方期待开封和长安的回归，已经开始了接收工作。金方的想法是要傀儡化南宋，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南方海岸。南宋到底能不能像齐那样变成傀儡国家？亲帝派一方必然会提出反对观点，说这靠不住。

实际上在这样的议论之外，金方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亲帝派联合手握军权的宗弼，一举肃清了反对派。挞懒等人被以蓄谋造反的罪名被杀。不言而喻，主要由反帝派推行的和平进程全被破坏了。

南宋不愿意再次返还已经接收的河南和陕西。金军撕毁和约，进入旧齐领地。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争中，精忠将领岳飞表现得异常活跃，即使是在宗弼自己指挥的战斗中，南宋也屡占上风。开封和长安虽被金夺回，南宋军的英勇善战却也让金军大伤脑筋。

还有其他地方令金感到焦虑。蒙古草原局势不稳，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起来的契丹族政权西辽，看起来像是在伺机准备或是叛乱或是西撤。亲帝派之所以反对与南宋维持和平局面，是因为和平是反对派的观点，不能让他们抢了风头。夺回开封和长安后，如果战局现状能够持续下去，金也不一定反对和平。接着在金皇统元年（1141），事实上的领导者宗幹死去。为了压制内部的动荡，金希望和平。宗弼使用和秦桧之间的渠道，再次推动和议。应该说这个渠道是挞懒的遗产。

在南宋一方内部，事情也绝不简单。宋建国伊始，军阀出身的太祖就把弱化军阀势力定为国策。文治主义、进士至上主义就是其中表现，文官被派到军队掌握实权。可以说此时是军人最受轻视的时代。开封之所以迅速陷落，也是因为没有强力军队能阻拦金军南下。然而南迁后，在和金的持续战争中，类似军阀的物事形成了。南宋的首脑部门为了守护宋这一政权的本质，也想防止军队的军阀化。尤其是和平派的秦桧，南宋军在推进和议的时期把金军打得太狠，这让他很为难。

秦桧把前线的将军们以论功行赏的名义召回。韩世忠和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这是宰相级别的。岳飞因年轻，做了枢密副使，即便如此也相当于副总理了。这和架空金国宗翰是一样的做法，把司令官从军队中切分了出来。然而，岳飞强烈反对和议，准备辞职。

若任凭岳飞下野，就如同把主战领袖这只老虎放到了民间，持主战论的人集结在他周围是显而易见的。秦桧索性给他安上谋反的罪名，投入狱中，之后处死。就这样，第二次和议达成。对南宋来讲，被强加了比上次更为不利的条件。国界线被定在淮河，因此开封和长安都成了金的领土。宗主权和岁贡保持不变。绍兴十二年（1142），和议达成，徽宗遗骸和高宗生母韦氏一同被归还。此时高宗被告知，妻子邢氏已于三年前死去。

钦宗仍然滞留金国北地，空抱望乡之念，十九年后死去。据说高宗强烈要求归还父亲的灵柩和生母，却对哥哥钦宗的归还不怎么卖力。钦宗尽管已退位，但也没有让位。从原则论来讲，即使被带到北地，钦宗还是宋朝的皇帝。宋代学问的原则论倾向很浓厚。实际上苗傅、刘正彦等人提出名分论，说高宗不应即位，为此还发生过登基仅二十五日的高宗退位的事情。如果钦宗被放回，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更麻烦的事情。

金方也打算把钦宗作为最后的王牌。立张邦昌和刘豫这样的傀儡皇帝收不到什么效果，但如果立了钦宗，从正统性来说，南宋将受到极大的打击。在谈判和议的时候，金透出拥立钦宗的口风，迫使南宋让步。

5

金太祖和太宗之所以都没能传位给自己儿子，是因为皇族会议的强大力量。他们并不是中原式的独裁皇帝。差不多是从熙宗开始，也有其后援宗幹的想法在内，金准备推进皇帝的独裁化，抛弃了女真族各部族议长性质的盟主。换言之，这正是汉化的推进。

女真族的汉化速度非常快。因民族自尊心而创制的女真文字并不能阻止汉化的进程。契丹族从唐朝起就接触汉族文化，领内的汉族仅限燕云十六州，因此硬是把二元政治维持到了最后。与此相比，金中枢的生女真族基本上没接触过汉文化，没有所谓的免疫性。因为碰触到了强烈的文化，汉化势头如脱缰野马一般。金最初也准备推行二元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况且和契丹族的辽相比，金统治的领土要大得多。不止河北，还包括了河南、陕西，国界线推进到淮河。根据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统计，金总人口四千四百万，其中女真族不过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多，仅占七分之一。

要当中原式的独裁皇帝也没什么，但熙宗体内流淌着狂暴的血。也许他认为独裁就是通过让皇族和臣下感到恐怖就能让事情成为可能，而且他还是个疯狂的酗酒者。杀大臣，杀南宋使节，挨个杀皇族和宗室（广义的皇族），甚至连自己的皇后和妃子都杀，所以只能形容他是个虐待狂。

跟一般的酒疯子相比，人们都觉得他更可能是精神错乱。与其稀里糊涂被他杀了，还不如干脆杀了他，于是宗幹的儿子完颜亮杀了熙宗。从上一节中的谱系图也能看出，两人是堂兄弟。而且熙宗的生母在丈夫死后，就成了宗幹的妻子，因此可以说两人的关系不止是堂兄弟。

完颜亮杀了熙宗后即位。这就是海陵王。之所以不以宗庙号而是以王称呼，是因为死后他被降格为海陵郡王，葬在诸王的墓地里。

海陵王完颜亮不仅杀皇帝，和熙宗一样，也连着杀皇族宗室。而且，被杀的人的遗孀和女儿也都被他收入内宫。相当于叔母的宗敏之妻、像宗弼和宗望的女儿这样在中国礼法中严禁结婚的同姓堂姐妹，海陵王毫也不在乎地收入后宫。海陵王杀了太宗的子孙七十多人，宗翰的子孙三十多人，其他宗室五十多人。不得不说，这是个比熙宗更厉害的杀人魔鬼。

海陵王可能是个独占欲很强的人物。可以说他身上泛滥着野性的活力，他的梦想是建设汉唐那样的大帝国。曾有大臣建议应该用本国人（女真族）担任州郡长官，熙宗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不要搞民族差别。海陵王比熙宗还进一步，有天下国家皇帝的意识。要建设汉唐式大帝国，就必须吞并南宋。国都上京会宁府在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如果要成为中华帝国的中心，就太偏于东北了。他首先迁都到相当于现在北京的燕京，接着开始了南征的准备。

南征也有经济上的理由。前面也提到，唐代时是淮南的富庶维持着国家经济，河北等地甚至不交纳税金。安禄山叛乱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淮南确保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淮南起了兵乱和民乱。金只拥有北半个中国，实际上在经济方面会比较艰苦。尽管从南宋取得岁贡，但在国界线上设立的“榷场”这一贸易场所，北方处于巨额贸易逆差地位。金从南宋获得的岁贡，在这里又全部吐出，而且据说仍然还是赤字。占了进口大部分的是茶叶，因此金甚至禁止七品官以下的人喝茶。在海陵王看来，这是权宜之计，他认为只要统一天下，问题就能解决。

金发起了全民大动员。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被录入军籍。契丹族也被下了动员令，海陵王说这是为了让契丹族心服，像是有着过剩的自信。他担心女真族实力派争夺帝位，就重用没有这一威胁的契丹族，甚至有段时期契丹族占到了阁僚的半数。因此，海陵王可能就觉得即便对契丹族稍微狠一些，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终于命令“伐宋军”进发，进入开封。开封虽然已经被大火烧光了，海陵王还是在此大兴土木。在他看来，将来统一天下后要把这里作为首都，因此才展开了极大规模的工程。

反对南征的人很多，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劝谏南征的太医使祁宰被发怒的海陵王杀了。不仅如此，连劝谏南征的皇太后徒单氏都被杀了。徒单氏不是海陵王的生母，却是他父亲的正妻，因此相当于他的嫡母。海陵王杀了她之后下令焚尸，还让人把骨灰扔到水里，而且皇太后的七十多个侍女也被顺手杀了。这下谁都没有劝谏的勇气了吧。

被命令动员壮丁的契丹族担心，如果听从海陵王的命令，剩下来的老人和女孩会被杀光。成吉思汗登场前，蒙古草原已经是风云初变。如果被人知道壮丁不在家，契丹族就会被草原上的各部族袭击，成为他人口中之食。要知道，游牧民族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面对这一形势，西北的契丹族唯有叛乱。他们立了辽皇族的子孙，因此不仅是造反，也是独立战争。海陵王对此的反应就是，把留在金的原辽宋皇族子孙一百三十余人都杀了。这是在提前清洗可能会被拥立的人物。宋钦宗五年前就已死去，或许也算是一桩幸事。这一情形的出现，只能说是意味着癫狂。

海陵王没顾得上仔细筹划，就率伐宋军南下。大军有三十二个总管，而斗志旺盛的就他一人。一个人不可能算无遗策。南下的军队中接连出现逃兵，兵士们为了壮胆往往一群人一起逃走。这让人联想起隋炀帝的远征高句丽。大约在五百五十年前，大量逃兵唱着“无向辽东死”的反战歌西归。据说这次金的逃兵公开说：“东归立新天子了！”看上去金要是不小心，也会落得和隋一样的命运。

就像兵士们喊叫的那样，海陵王的堂兄弟完颜雍在东京（辽阳）宣告登基。因海陵王曾残杀亲人，所以完颜雍也感到过不安。完颜雍人品温厚，受到人们爱戴。金人们早已吃够了熙宗、海陵王等激进皇帝苦头，热烈拥护他即位。他被称为世宗。此刻，金就有了东京世宗和南征中的海陵王两个皇帝。

世宗即位的消息也传到了南征中的海陵王耳朵里。按海陵王的想法，是先收拾了南宋，再回军打击世宗。此时大军尽管已经越过淮河到了长江边上，但水战为弱项的金军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功渡江。可能是着急了，海陵王召集诸将说，要是三天内还不渡江，就把你们全杀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威吓。长江对岸由南宋名将虞允文把守，渡江不可能轻易成功。诸将必然心想，反正要被杀，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杀了海陵王的是一个叫完颜元宜的将军。从名字来看，像是和金宗室有关系。实际上他是契丹人，本姓耶律。因战功而被赐予国姓完颜。杀了海陵王的金军一齐向北撤退，南宋追击，收复了失地，并越过淮河一线北上。

对世宗来说，平定契丹族叛乱的重要程度要高于结束对南宋的战争，毕竟国内问题更为紧迫。幸运的是，造反的契丹族内部意见对立，并且分裂了。契丹族中有人要西行，参加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也有人不愿离开住惯的土地，要开展抗金游击战，因此发生了内讧。世宗对契丹族采取了软硬两手政策。和不容分说的海陵王不同，世宗进行了辛辛苦苦的说服工作。负责说服工作的使者就是杀了海陵王的契丹人完颜元宜，不言而喻，他对因海陵王征兵问题而发动叛乱的契丹造反军更具说服力。

就这样，世宗平定了历时一年半的契丹族叛乱。他让军队南下，抵挡住越过淮河边境北上的南宋军，同时推进和议。在海陵王被杀的次年（1162），在位达三十五年的南宋高宗退位。高宗因儿子早死，收皇族赵为养子。这就是孝宗。孝宗相当于太祖七世孙。宋自太祖由弟弟太宗继承以来，历代皇帝都是太宗一脉，时隔一百五十年后，王朝创立者太祖系的皇帝出现了。

孝宗被立还有段缘由。高宗妻子邢氏死于北地的消息被确认后，吴氏被立为皇后。她想以皇太后身份掌握权力，因此对她而言，比起和高宗血缘相近的皇族，远房对她更为有利。于是，太祖系的远房孝宗被选中。孝宗是个稳重的人物，在南宋诸帝中可称得上第一明君。金方也由稳重的世宗做了皇帝。

如前所述，在平定契丹叛乱之后，金世宗在让军队南下的同时，推进和南宋的和谈。就这样，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金世宗大定五年，新的和平条约缔结了。撕毁上一和约的是金海陵王，而且败退的也是金军，因此这一次和约谈判是在对金不利的状况下进行的。国界线虽还和以前一样，但岁贡的银二十五万两被削减到二十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削减到二十万匹，“岁贡”被改为“岁币”。南宋最大的收获是此前臣服的关系改良成了“叔侄”关系。金严酷的宗主权没了，南宋皇帝可以坐着接受金使节的国书，而此前必须站立接受。

南宋方称此为乾道和约。金方强烈感觉到了和约的必要，而南宋因派阀斗争激烈，也需要和平。乾道和约在此后四十年内得到遵守。动荡的南北局势好不容易暂时平稳了下来。

草原风云

1

——天命所生苍色狼。妻房惨白鹿……

上面的句子是以蒙古语书写的《元朝秘史》开篇，说的是民族的起源。日文版于明治四十年（1907）出版，由那珂通世（1851—1908）翻译。以苍狼为民族始祖的“蒙古”理应是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国文献中，唐代是用“蒙兀”、“萌古”的名字来指代它的，出现次数不多。在唐代，契丹、突厥、回纥这些名称的出场次数要多得多。在中国的文献里，被笼统称为“北狄”的游牧民族中，可能就已经包含了蒙古族吧。如今，从兴安岭以西到阿尔泰之间的地名称呼，不是“蒙古地区”就是“蒙古高原”。唐代末期，维吾尔族（回纥）被吉尔吉斯族突袭后西迁，一般认为在那之后，蒙古族就成了这里的主要居民。尽管如此，扬蒙古族之名的是成吉思汗，如果要省略掉这个人，就没法讲述蒙古。

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有各种说法。《元史》说是1162年，相当于南宋高宗让位于养子孝宗的那一年，金海陵王被杀的次年。还有1167年一说，此外波斯语文献中也有说1156年的。根据最后的一说，就相当于金海陵王时代，北宋最后的皇帝钦宗孤独地死于北地的那一年。存在着各种说法，可以说这反映出当时的蒙古族对于这样的记录不怎么关注吧。

蒙古族中也有多个部族。游牧集体不能过大，因此自然会分成多个部族。要把这些统一起来，就需要相当强悍的人。匈奴的冒顿单于和鲜卑族的拓跋珪等就是罕有的前例。

蒙古各部族中最发达的是塔塔尔部族。它位于东方，靠近金领土，有很多机会接触金文化。显而易见，蒙古各部族分裂的状况对金是有利的。海陵王采取的方法是实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打击塔塔尔部族。塔塔尔部族拜伏在金面前，被迫宣誓忠诚。证明忠诚的方法包括抓捕其他蒙古部族首领并献给金。让他们在同族内抓人，海陵王的政策也真够毒辣。

成吉思汗属于孛儿只斤部。这个部族的首领俺巴孩汗被塔塔尔部族抓住，成了牺牲品，送到金后遇害。继俺巴孩汗之后统率孛儿只斤部的是也速该拔阿秃儿，他把一名叫诃额仑的弘吉剌部女子从蔑儿乞部夺了过来。这样的抢婚在草原上是常事。两人生下的正是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仇敌塔塔尔部交战，抓了一名勇士叫铁木真兀格，因此带着一种纪念战胜的意味，给儿子取名铁木真。不过，父亲也速该拔阿秃儿在铁木真还年幼的时候，被塔塔尔族毒杀了。游牧世界弱肉强食。即便出生在小部族的首领之家，失去父亲的铁木真所处的环境也是非常严酷。《元朝秘史》把这一时代的铁木真一家形容是

——影外无伴，尾外无鞭。

可能正是这样的环境，才格外锻炼了铁木真。他逐渐勇名四传。于是，他被同一系统的泰赤乌部袭击，并成了俘虏。对将来可能强大起来后击败自己的人，要趁早消灭。这也是游牧民的法则。这场危机中有人对他表示善意，因此铁木真得以艰难逃脱。紧接着，他又遭到蔑儿乞部的袭击。铁木真的父亲把本应嫁到蔑儿乞部的诃额仑夺走，因此他们是来复仇的。在这次袭击中，铁木真被蔑儿乞部夺走了妻子孛儿帖。对此，铁木真寻得幼时玩伴、札答阑部族的札木合，以及父亲的友人、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援助，进击蔑儿乞部，夺回了妻子。

像这样的蒙古民族内的部族抗争，正好遂了金的心愿。然而，就像札木合和王罕援助铁木真对蔑儿乞部之战那样，部族间的联合成立了。如果大规模的联盟成立了的话，就给金制造了一个大敌。

尽管游牧无法大集团化，草原的蒙古民族除此之外，还有掠夺这一行当。因对手也有防卫，所以在袭击的时候，人数越多越好。此外，为了合理地确定各自的游牧地盘，就需要超越部族之上的领导人。铁木真逐渐成长为蒙古民族大联盟的盟主。他被推戴为二十一个部族的首领，做了可汗。关于铁木真改名成吉思汗的时期虽还有其他说法，一般认为就是这个时候。

此前，玩伴札木合告别了铁木真。一山不容二虎。不久就爆发了朋友之间的决战。中国的《元史》和拉希德丁用波斯语写成的《集史》中说是札木合输了，但蒙古语的《元朝秘史》说成吉思汗战败，还逃到了斡难河谷。同书还记载，战后，兀鲁兀、忙兀、晃豁坛等各部族从札木合阵营投向成吉思汗阵营。草原的争斗是复杂的。如果要用推理来解释上面史书中的矛盾，大概是在战斗中虽然札木合获胜，不过可能是战利品分配不公，对此不满的部族就脱离他而改投成吉思汗旗下。如果说势力大增的一方是胜方，也可以说是札木合输了。札木合被以泰赤乌部为中心的各部族推戴为古尔汗，《元朝秘史》的汉译是“普皇帝”。

2

在海陵王实行恐怖政策时代，塔塔尔部族被迫向金臣服，在前面已提到。据波斯史书《集史》，当时的时间是1194年，所以相当于金世宗之孙章宗的名昌五年。因塔塔尔部族叛金，金派军讨伐，还邀请了其他部族。这是让蒙古民族分裂的政策。成吉思汗接受邀请，参加了对塔塔尔部族的讨伐。对他来说，塔塔尔是仇敌。父亲耶速该巴特尔就是被塔塔尔部族毒杀的，曾祖父俺巴孩汗也是被他们捕杀的。响应金方邀请是为了复仇。

金大概觉得蒙古民族分裂正在顺利进行。然而这是误算。《元朝秘史》记录说，这一次的战利品使成吉思汗曾瞠目结舌。尽管同为蒙古民族，和金邻接的塔塔尔部族的富裕程度是其他部族无法比拟的。成吉思汗生来头一回见到灿烂夺目的战利品就摆在眼前，可以说没见过世面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文明世界。于是，他也知道了南边有比塔塔尔部族还要富有的国家——金国。什么时候要把那里蹂躏掠夺了该有多好，这样的念头可能在成吉思汗的心中开始萌芽。

在讨伐了塔塔尔部族之后，成吉思汗在一个叫阔亦田的地方，联合王罕大胜札木合。时间是1201年，札木合向王罕投降。次年，成吉思汗再次击溃塔塔尔部族。他的兵力越来越强盛。而要做蒙古民族的总盟主，仍然有一个大障碍。

这次是和成吉思汗父亲的盟友、长期和成吉思汗共同行动的王罕之间的对立。据说向王罕投降了的札木合策动离间二人。不过，如果大盟主只能是一个人，战斗肯定无可避免。王罕应该也是个有野心的。成吉思汗击破王罕，消灭了他的克烈部族。消灭这个词和吞并是一个意思，这就意味着克烈部族属于成吉思汗了。接着成吉思汗讨伐西蒙古最大的部族乃蛮，终于把整个蒙古民族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1206年，部族联盟盟主成吉思汗君临全蒙古民族，登上皇帝宝座。也可以说是第二次即位。形式上是由忽里台（各部族大会盟）推戴，在斡难河畔举行了仪式。成吉思汗对全蒙古民族进行了组织化改造。和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的猛安谋克组织相似，成吉思汗采用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等组织，既是行政单位又是战斗单位，在游牧的时候还是生产单位。

同样数量的人群，组织化和未组织化的力量差别非常大。这一点已被金太祖阿骨打证明了。此外各单位之间的联络不仅用语言，也使用文字，一般认为这也强化了蒙古军团。蒙古族没有文字，最西边的乃蛮部族使用突厥系的维吾尔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这是表音文字，而突厥语和蒙古语都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因此借用非常容易。成吉思汗采用了这一做法，被称为“札撒”的法令就是用这种文字记录的。不再用口头命令，而采用文字，可以说游牧民集团的国家体制开始完备。

第二次即位的前一年（1205），成吉思汗的军队进攻西夏，掠夺人口和骆驼后撤退。西夏如前所述，在北宋时代同属宋辽，金兴盛宋南迁后以金为宗主国。因是藏系党项族小国，为了安全保障，就需要和大国结成宗主藩属关系。

成吉思汗攻击西夏有两层用意。第一，是向西夏宗主国金挑战。第二，让此前光在草原上和同类游牧民作战的军队第一次和拥有固定城郭的敌人交手。成吉思汗接连三次攻击西夏，可能是将此视为攻金的预行演习。攻城战中蒙古军毫无经验，在攻击西夏中兴府（现在的宁夏银川市）时，蒙古军扒开黄河大堤准备水攻，却反让水淹了自家。解除包围是在第三次进攻（1209）的时候。

西夏向金求援，但金一兵未发。这意味着金放弃了对西夏持续八十年的宗主藩属关系。紧急时刻却靠不住的宗主国没有价值。西夏向蒙古军求和，连朝贡都约好了。

金希望游牧民族分裂，为此展开了相应工作，还有一项“减丁”工作也在进行——广阔草原上独自放牧的蒙古族青年很容易被拐走。战争的时候，年轻人是主力。如果游牧民的年轻人也就是壮丁越来越少，对金来说再好不过。减少游牧民壮丁的“减丁”引起了蒙古族对金的强烈憎恶。成吉思汗曾应金的邀请向毒杀父亲的塔塔尔部族复仇，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忘记被塔塔尔部族抓走的曾祖父俺巴孩汗被送到金后遇害的事情。

3

从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当中国北方草原风云突变的时候，金和南宋的关系基本稳定，和前面提到的一样。金因为海陵王的鲁莽，不得不以比以前稍微不利的条件签订和约。两国都有内部问题，因此都在尽力避免对外摩擦。这一状态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可以说南宋的问题是派阀抗争，而金则是民族问题。

首先简单说一下金的状况。对汉文化没有免疫性的女真族急速汉化，可能会失去民族固有的野性。海陵王的梦想是重建汉唐大帝国，因此甚至到了鼓励汉化的程度。海陵王虽是暴君，却有中原式的教养，为汉文化所倾倒。南征称得上鲁莽，也有说法认为他对汉文化的憧憬也是原因之一。他在画有杭州山水、宫殿、城市的屏风上写汉诗，用下面的句子结尾：

移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接替海陵王的世宗鼓励女真族人使用女真语，写女真文字。虽然鼓励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显得有些异样，但这却反映出大部分女真族人已经不再讲自己的语言，而改用汉语。而且这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强制。大量女真族人从黑龙江畔移居中原，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变到农耕生活。于是，仅用自己的语言，如今的很多事物是无法描述的，而且邻近的人基本上都是汉族。然而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女真人很快就会变成汉人。于是，世宗鼓励使用女真语和女真文字。尽管如此，他也不能反对女真族的文明化。使女真语言充实化是很重要的，于是中国古典著作屡屡被译成女真语。女真语的科举也被实施，及第者被授予高官。

世宗是民族主义者，他不能容忍女真族人以自身文化之低为耻。此外他热心于救济贫困化的女真族人。移居的女真族人虽被给予土地，但他们不习惯农耕生活，结果往往是自己过着借钱花的日子，把抵押的土地让给汉族。失去了土地，又离开了狩猎生活的女真族，贫困是必然的。世宗把所有权不明确的土地、从耕种官有地的汉族那里征收的土地分给女真族，还没收了不纳税金的汉族的土地。这尽管救济了贫困的女真族人，却也激发了汉族的反女真感情。

对海陵王时代曾发起过叛乱的契丹族，世宗也头疼不已。猛安谋克制对契丹族也适用，而世宗曾一度废止。但把他们分散开来，编入女真的猛安谋克后，契丹族的猛安谋克也获得重生。此外他鼓励女真族和契丹族通婚，接着让契丹族移居女真族的发祥地东北。因中亚有契丹族的西辽国，这也有切断联系的意思。看上去是要让非汉族的女真、契丹两族融合，然而狩猎的女真和游牧的契丹生活、思考方式都不一样，融合极为困难。世宗之后的章宗禁止使用契丹文字。所谓融合，可见其目的实际上是契丹的女真化。移居东北的每一户契丹族就有两户女真族夹着，通过这种做法企图使契丹族女真化，而且也是要通过女真族来监视契丹族。

金对民族问题如此这般的苦恼，与此相对，南宋的派阀抗争愈发激烈。新法旧法的派阀斗争自北宋时代以来，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传统景观。高宗时秦桧在宰相位上呆了十九年，和平派得势，但继位的高宗养子孝宗却有主战倾向。孝宗时代，已被处死的岳飞被恢复了名誉，而已死的秦桧则被人唾弃。

高宗让位后仍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1187）死去，享年八十一岁高龄。养子孝宗此时也已年过六十，比高宗让位时候的年龄还大，儿子都已经四十岁了。接着，他效仿养父，两年后让位于光宗。

光宗即位后，和平派再度抬头。于是主战派——叫对金强硬派更合适——失势。属于主战派的诗人陆游（1125—1210）以“嘲咏风月”这一不伦不类的口实被弹劾，丢了职位。光宗不一定就有和平派的考量。他愚昧无知，没有像样的意见，只会任和平派摆布。说起任人摆布，指的是光宗对皇后李氏唯命是从。她不让仍然健在的孝宗见到自己丈夫，娘家的宗祠比皇室的太庙还要气派，卫兵的数量也很多。李氏一族在朝廷中被录用，政治开始乱了套。

当时的宰相是宗室的一员赵汝愚，让他绞尽脑汁的是怎样才能压制住李皇后的专横和“嫉悍”。高宗皇后吴氏此刻仍然活着。当邢氏在北地死去的事情得到确认以后，吴氏被立为皇后，现在是太皇太后，也就相当于是皇帝的祖母。压制李皇后正是这个老太太的意思。然而，她已经八十岁了，自己都动弹不了。宰相赵汝愚让太皇太后吴氏的外甥韩侂胄担任联络工作，这个人是光宗皇太子妃的叔父。

退位后做了太上皇的孝宗之死（1194）那天，机会来了。光宗不仅愚昧，史书还记载说他有“心疾”。因说是心疾，所以可能是弱智或者是其他异常。虽说是养子，采用的却还是嫡子的葬礼，因此太皇太后就有绝对的发言权。上皇孝宗大葬，因光宗有心疾，于是吴氏命令由皇太子来主持。吴氏趁热打铁，让皇太子即位。有心疾的光宗在位六年时退位，六年后死去。

4

光宗是个昏君，但在他的时代里实行了盐税的减税。这其中既有宰相赵汝愚政治措施得当，也有和平给南宋经济带来激活作用等原因，人们看到的现象是国力充实了起来。替代光宗的是他的儿子宁宗，在他即位后，南宋就成了功臣韩侂胄的时代，毕竟皇后还是他的侄女。

尽管说是韩侂胄时代，但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宰相赵汝愚对他没怎么评价。因此，即使宁宗即位，也只给了他一个防御使的地位。这个官位位于团练使或节度使之下，韩侂胄对此极为不满。《宋史》把他写进了《奸臣传》，认定他是小人，因此他会不择手段地整垮自己憎恨的对手。他瞄准宰相赵汝愚，千方百计要把他搞下台。

后世被称为朱子、日本江户时代被当作官学的朱子学体系创始人朱熹（1130—1200），当时由赵汝愚推举做了侍读。深具学者风范的朱熹不知畏惧，对韩侂胄背地里针对赵汝愚的构陷举动时时有所见闻，就上书宁宗。这自然引起小人韩侂胄的憎恨，因此而被免职。不仅如此，他的著作也成了禁书，朱子学被指责为“伪学”，学习朱子学的官吏被解职。因发生在庆元二年（1196），故被称为“庆元伪学之禁”。最后，韩侂胄利用皇后叔父身份实施的反宰相运动成功了，赵汝愚失势，从福建被贬到湖南，在那里贫困至死。可以说赵汝愚太小瞧对手了。朱熹曾进言，不要给韩侂胄有实权的高位，也不要让他干预政治，但赵汝愚没有采纳，而是说这只是个容易控制的小人物，所以用不着那样。他理解不了小人物的可怕之处。

就这样，韩侂胄掌握了朝政大权，尽管完全没有人望。为了争取人气，他放松了伪学之禁，推举了已经失势的诗人陆游。特别是当侄女韩皇后于庆元六年（1200）死后，他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而四处奔走。为了巩固地位，立下大功是最有效的，他又在此时得到了金国力衰退、军队变弱的情报。宋自太祖建国以来，就有收复失地的难题。对北宋来说是燕云十六州，到了南宋就是淮河以北的土地。即使只收复少许失地，也会是前所未有的大功。

韩侂胄计划北伐，集结了大批军队。金军不如以前强大，这是事实；但南宋军队经历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军力只有比以前更弱。金因北部边境紧张，所以战斗力远高于南宋。再加上还有南宋将军的倒戈，结果南宋惨败，金甚至把军队推进到了江北。

金知道南宋的弱点：激化南宋的派阀抗争就可以了。金要求割让两淮（淮南以南）之地，增加岁币，叔侄关系变成原来的臣服关系，以及处分韩侂胄。金闯入长江北岸，必然会在南宋内部引发责任问题。宁宗在韩皇后死后立杨氏为皇后，皇后有个哥哥杨次山，这就成了一个新外戚。杨次山联合史弥远，以密旨暗杀了韩侂胄，将其首级送金。

金除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丝绸增至三十万匹，犒军钱三百万两外，只把臣服关系改成了伯侄关系，至于国界线则保持不变，收回了割让要求。伯侄关系比臣服关系要强多了。金方担心和平谈判久拖不决，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黄河也在泛滥，国家经济陷于破产状态。金最想要的是增加岁币和战争赔偿，其余的都好说。嘉定元年（1208），也就是暗杀韩侂胄的次年，和议成立。南宋由史弥远、杨次山顶替韩侂胄掌握政权。

此时，西夏向成吉思汗投降，不仅断绝了和金的藩属关系，还变成了敌对关系。西夏邀请南宋结盟，一起攻金。

大忽里台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二次即位这一年，《元史》定为太祖元年。太祖六年（1211），成吉思汗亲征，在野狐岭（河北省）大破金将定薛，袭击了金的群牧监（牧马场），夺了马匹。次年，被强制移居东北僻地（北满）的契丹族耶律留哥对金发起叛乱，向蒙古请求内附。当地的金军因燕京（现在的北京）防卫的需要而都被调走了，所以叛乱可谓乘隙而入，并借此良机袭击了各地，发展成十多万人的大军。

金章宗的弟弟宣宗在1213年即位后，下诏书给予诸色人（女真族以外民族）和本朝人（女真族）以相同待遇。应该说，这项政策出台得太晚了。这反映出金曾采取了怎样的女真族优先政策，可以说搞民族差别要了金的命，连女真族发祥地都落入契丹族叛乱军耶律留哥手中了。

宣宗即位次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挥师南下。蒙古军对有抵抗的地方实行屠城报复。宣宗担心燕京被包围，向蒙古军请求和谈。蒙古军接受和议后北归，金随即就准备迁都开封。百万军户家庭也被强迫移居河南，这是为了让前线兵将作战时不为家庭担心而采取的举措。但百万平民大移动不可能不给国民巨大的心理打击，“已经输了”的念头渗透了每一个人的心。结果，前线兵将不但不能安心，反而追着自己的家庭，离开部署南下。

成吉思汗认定金迁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立即再次南下。燕京被包围，次年（1215）陷落。之后做了成吉思汗幕僚的耶律楚材，这次在燕京投降。成吉思汗说：“我是给你们契丹人报仇来的。”对此他回答说：“我们仕奉金已经很久。金帝是我们的君主，不是仇敌。”这个回答让成吉思汗非常满意。

南宋观察情势，停止了对金的岁币。金派军南伐问责，但因士气低下，被南宋军击退。攻方金提出和谈，但这次被南宋拒绝了，战线陷入泥潭。西夏曾请求南宋参加对金同盟，前面也提到了。南宋一开始并没有接受，但于嘉定十二年（1219）同意结盟，决心对金军实施共同作战。

然而这一年，成吉思汗突然进兵西域。成吉思汗西征长达七年，因此金得以苟延残喘，经受住了不怎么强大的南宋西夏联合军，展示了扭转战局的实力。然而，这只像蜡烛的火焰，显示了燃尽前的回光返照。

兴亡之谱

1

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是持有其国书的商队因带有大量财货，令花剌子模的讹答剌太守眼红，因而予以杀害。成吉思汗对这一卑劣行为予以毫不留情的惩罚。大远征历时七年，血染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遭到彻底破坏。蒙古军的特征是在复仇战中会变得格外残忍，实施抵抗的土地上的人们会被全部杀死，成吉思汗孙子被流矢射死的土地，连草木都会被连根拔起，变成传说中的死亡世界。不过，在燕京投降的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据说他曾进言让蒙古军尽可能地克制残忍行为。

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逃到里海的一座岛上，最后死在那里。成吉思汗的一支军团追击花剌子模王子，从阿富汗推进到印度河。进到里海的蒙古军越过高加索，和南俄罗斯的诸侯军交战，掠夺各地。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远征。

成吉思汗的七年远征，对他来说大概是复仇战，但给世界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连接起东西亚的，只有继成吉思汗后的蒙古统治时代，另外从中国史来看，蒙古在进入中国中心地带之前，就已接触到西方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圈，因此它没有像此前的塞外民族那样融入中国文化。征服王朝包括原先的北魏、辽、金以及后来的清，其中元就成了对中国文化敬意最少的政权。

七年远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东归，进攻西夏。1227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也于同年死去。中国《元史》说是享年六十六岁，拉希德丁用波斯语写成的《集史》说是享年七十二岁。根据《元史》，成吉思汗的遗言是军事性质的。内容是攻金方略，意思是潼关（陕西省）有金的精兵，有高山黄河险阻，难以攻下，因此要向南宋借道。继承汗位的窝阔台遵照父亲遗言，借道南宋，从唐州、邓州攻击开封。1232年三月，蒙古开始包围开封。到了年末，金哀宗逃到一个叫归德的地方。过了新年，金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封城向蒙古军投降。

蒙古向南宋请求结盟夹击金是1232年的事情。八年前南宋宁宗死去，因没有儿子，掌握政权的史弥远拥立了流落民间的太祖十世孙理宗。对蒙古的请求，南宋有赞否两种论调，而赞成派占了多数。反对派主张，原来因为“海上之盟”，和金同盟消灭了辽，但结果我们不也被金赶到了南方吗？反对论强调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多数派只考虑眼前——消灭夙敌金，赞成结盟。

1234年正月，南宋蒙古联合军包围了蔡州（河南省）。孤城里的哀宗让位给完颜承麟后自杀。完颜承麟死在乱军中，至此，金自太祖以来，经历十主一百二十年后灭亡。

这一年，南宋和蒙古之间围绕着战后处理也很快发生了冲突。南宋在灭金之后，就出现了强硬论，要求收复三京八陵。三京指的是开封、洛阳以及南宋高宗即位的应天府（金改名为归德府），八陵自然指的就是北宋八代皇帝的陵墓。因为是同盟，所以如果和蒙古商谈对这些事情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南宋一致同意名分论，认为“失地”是属于自己的，没有必要和他人商量。宰相郑清之在朝廷上主张出兵，被南宋采用。

和蒙古军联合进攻蔡州的南宋将军是孟珙。后世史家宣传说，如果让孟珙和蒙古对话就好了。攻击蔡州的时候，蒙古军缺少兵粮，对南宋军带来的三十万石粮食大喜过望。如果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期展开对话，或许可以达成协定。然而，孟珙是个军人。宋自建国以来就有“尚文轻武”的传统，害怕军阀的出现，甚至连岳飞都杀了。孟珙不会被授予这样的权限。

南宋出兵，立刻收复了开封和洛阳。然而这两处旧都都已变成了空城。把人口视为生产手段的蒙古在攻陷河南各城后，就把居民全部带走，并将城内破坏一空后离去。南宋军觉得粮食可以现地调配，但占领洛阳的时候，据说军队甚至没有第二天的口粮。这一事实暴露出南宋出兵毫无计划，对河南的状况根本没有收集情报。此外还有原委，说是反对出兵的史嵩之（史弥远的侄子）似乎对粮食补给特意懈怠。如果是这样，宋代的家传绝技即派阀抗争就害苦了前线的兵将们。

听到南宋出兵的消息，蒙古军进入了战斗状态，持续增援潼关。金灭亡次年，蒙古军开始从北、西同时进击，出兵理由就是南宋违背盟约占领开封和洛阳。蒙古决开黄河大堤，切断了南宋各军的联系。乱作一团的南宋军从洛阳、开封等地没有秩序地败退。

从此，蒙古军开始了对南宋的连年战争。南宋名将孟珙的表现分外突出。他在黄州击破蒙古军，夺回了自己的故乡襄阳。襄阳是河南和湖北的边界，围绕此地的攻防成了全局的关键。

蒙古军也到达了淮河一线，因水路难以发挥机动力，这才好不容易刹住了怒涛般的攻势。

2

从金灭亡到南宋灭亡，一共四十五年。蒙古想要消灭南宋，需要相当的时间。

游牧民集团的弱点在于后继者问题。原则上是在忽里台（各部族大会盟）上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自然会有事前的通气。按照通常的做法，游牧民采取末子继承制度。无论是长子、次子还是排行第几，各个男孩成人后就分到财产（羊群等），逐个独立，因此等到父亲死时，剩下的部分就是末子的了。这一传统自然被保留了下来。因此，成吉思汗死时，末子拖雷就是最有力的候选继承人。实际上，成吉思汗死后两年，由拖雷代理监国，并以他的名义召开了大忽里台。成吉思汗的儿子里面，窝阔台像是最有人望的。拖雷没有执著于可汗的地位，赞成拥立窝阔台。可以说，是拖雷的自我牺牲防止了蒙古帝国的崩溃。不过，蒙古帝国主人的座位最后又回到了拖雷家族。

下面标记了蒙古帝国的谱系。此外和成吉思汗家通婚的克烈部族（原来的首领是王罕）大部分都是景教信徒。拖雷的妻子也是基督教徒，拖雷的自我牺牲可能跟此有关。

太宗窝阔台死于1241年，皇后脱列哥那做了四年多的监国，1246年召开了大忽里台。窝阔台指名的后继候选人是孙子失烈门和拖雷的儿子蒙哥两人。拖雷有恩于自己，而自己最寄予期望的三子阔出又早逝，于是窝阔台就推出了两人各自的儿子。长子贵由之所以没有被指名，是因为他和术赤家的拔都关系不好，而且荒淫好酒。要管理大帝国，就必须是相当的人物。

太宗皇后脱列哥那违背了亡夫的意愿，意图拥立长子贵由，但在通气阶段就遭到拔都的反对，因此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开大忽里台。等得不耐烦的脱列哥那绕过术赤家的拔都，召开大忽里台，让贵由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定宗的人物，据说是基督教徒。尽管被立，贵由还是因不怎么注意身体而早早死掉了。

贵由的强行即位似乎要在蒙古帝国引发术赤家和窝阔台家的内战，不过因1248年贵由之死，内战得以避免。西方钦察汗国的拔都已经率兵向东进发了，但因贵由之死，就召开忽里台拥立了拖雷家的蒙哥。对此，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自称监国，准备以窝阔台的遗志为借口，拥立失烈门。拔都等人采取非常手段，捉住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把母子俩包在毛毡里扔到河里淹死了。

1251年，拖雷家的蒙哥即位，庙号宪宗。他任命二弟忽必烈为漠南汉地大总督，命令三弟旭烈兀西征。以呼罗珊为首的中亚、伊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臣服蒙古，但固守阿拉木特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马仪派、阿巴斯朝的巴格达、阿尤布朝的叙利亚仍未臣服。旭烈兀西征成功，结果是和哥哥忽必烈一同压制住了亚洲东西。蒙哥、忽必烈、旭烈兀是同母兄弟，母亲是基督教徒，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是基督教徒。一般都认为他们只是对基督教持有善意。

忽必烈管辖下的漠南汉地，意思指的是沙漠以南的汉族居住地。也可以解释成是东亚全土，毕竟西亚被交给了旭烈兀。忽必烈在金莲川（内蒙古自治区）修筑起城郭。不得不说，经常移动的游牧民建造城郭是划时代的事情。金莲川在北京以北约两百五十公里，被称为开平府，后来成了元上都，被定为夏都。

金末动乱中，河北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各地都出现了豪强和官僚领导的自卫团。蒙古军到来后，予以服从、配合的人在后来被称为“汉人世侯”，相当于成了领主。蒙古灭金后，给王侯和功臣以领地。鉴于小独立国统治形态各异且杂乱无章，宪宗蒙哥为了把这些一元化，采用了金制度中的“行尚书省”。尚书省是行政官府，又加了个“行”字，表明这是中央派出的机构。

游牧的蒙古族一开始对农地不怎么关注。曾有极端论调正儿八经地主张，要杀了碍事的居民，把田地变成牧草地。耐心地努力修正这样蒙古式思考的是耶律楚材。他必须晓以利害，说明从耕田农民征收税金比把土地变牧草地要有利得多。被压榨太狠的居民会逃亡，户数减少，税收也会随之减少，而善政则是增加税入的秘诀等，这些逐渐被蒙古族所理解。

漠南汉地大总督忽必烈统辖燕京等处行尚书省，掌握军队统率权。只不过虽然叫汉地，却还有南宋的存在。讨灭南宋已经由忽里台所决定，因此忽必烈也是伐宋总司令。

1252年6月，宪宗命令弟弟忽必烈攻打云南。这是南宋包围战中的一环，忽必烈的部将兀良合台进兵到了安南（越南）。

3

忽必烈出征五年后（1257），宪宗蒙哥率大军亲征，从首都哈拉和林出发，经六盘山、宝鸡、汉中进入四川。此时云南、西藏已经处于蒙古统治范围。

蒙古的作战计划是，忽必烈军沿汉水南下，蒙哥从四川东进，兀良合台军从越南北上，三军在长江中游鄂州（现在的武昌）会合，沿长江东进，直逼南宋首都杭州，规模甚是壮大。南宋名将孟珙死后，有个叫贾似道的问题人物为南宋的最高司令官——京湖制置使，驻守鄂州。

忽必烈在进攻鄂州前，得到通知说哥哥蒙哥死在重庆。蒙古帝国将会再次在后继者问题中动荡起来。末弟阿里不哥还留在首都哈拉和林，因此可以想见他会召开忽里台，获得可汗的地位。忽必烈最亲的弟弟旭烈兀攻陷了巴格达，现在还在西亚，不可能回忽里台。忽必烈为了做可汗，就得赶紧赶回哈拉和林。尽管如此，如果就这样撤走，从越南匆忙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就会成了孤军。忽必烈压制住渴望北归的心情，继续包围鄂州。汉水上游的襄阳，自孟珙从蒙古夺回后，一直是南宋的军事基地。

这一次，忽必烈被迫处于极端艰苦的境地。兀良合台军攻不下潭州（湖南省长沙），于是绕到东边，从洪州（江西省）继续北上。还得再忍一下。在确认兀良合台军靠近的消息后，忽必烈开始撤退。

贾似道把蒙古军这次撤退，向杭州的皇帝理宗报告说是大胜利。说是追击渡河撤退中的蒙古军，得首级一百七十，不过这也太少了点。

后世史家认为，贾似道这次和蒙古缔结了屈辱性质的和约（臣服、岁币、割让等），换来了撤退。举出的证据是贾似道扣留了忽必烈派来的使节郝经，一般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不让皇帝知道屈辱和约的事情而采取的举措。然而，从当时状况来看，忽必烈一方更为不利。南宋通过蒙古军从四川撤退这件事，已经知道了蒙哥之死。当然也知道忽必烈为了忽里台，急匆匆北归。不过，缔结屈辱性质条约这种事情，不像是敏捷、有临机应变之才的贾似道做的。尽管鄂州曾被包围，但四川的蒙古军一旦北归，就不会向鄂州增援了。

对历史进行没有证据的推理是不好的，但从当时状况来看，我觉得可能是忽必烈收买了贾似道。扣留郝经不是为了屈辱的和约，而是担心收买案败露，这样才合理。贾似道对略晚于蒙古军后撤的兀良合台军，几乎原封不动地予以放行。忽必烈必定是和贾似道立下约定，在确定没有后顾之忧后，才下决心北归的。

贾似道在鄂州“击退”了蒙古军，因功晋升为宰相。另一方面，忽必烈经燕京回到开平府后，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忽里台，获得“可汗”之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自然抢先一步，在忽里台受推戴为可汗。于是就成了兄弟之争，但弟弟阿里不哥不可能战胜忽必烈。当时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所谓蒙古之地，如果不能从漠南获得粮食和其他物资，是维持不下去的。没有这些的话，就只能回到过去的游牧生活。

耶律楚材已经死去，忽必烈开始大量重用汉人。因要统治汉地，这就是当然的举措。刘秉忠、张文谦等儒者很早就成为忽必烈的幕僚，为他效劳。之后被贾似道扣留的郝经也是蒙古的翰林侍读学士，做着秘书工作。因为是秘书，所以也知道密约和收买的事情吧。

阿里不哥的反抗坚持到了1266年。对忽必烈来说，这个对手成不了气候吧，所以最后那年阿里不哥全面投降的时候，忽必烈饶恕了他。

忽必烈在那之前，就已在1260年定年号“中统”，年号在1264年改为至元。阿里不哥降伏五年后（1271），国号定为“元”。可以说这显示了忽必烈要正式把自己的政权中原化的决心。从郝经的官名也可以看出，元在定国号之前，就已经在用中原式的官职名。

忽必烈既是蒙古帝国的可汗，同时也是中原帝国元王朝的皇帝。旭烈兀在遥远的西亚做了伊利汗国的皇帝，但也承认忽必烈的宗主权。要做名副其实的中原皇帝，就必须消灭南宋。在早前的忽里台上，这就被定为蒙古帝国的目标。因宪宗蒙哥之死，忽必烈从鄂州撤退是在1259年，南宋灭亡是在1279年，因此正好是二十年后，元达成了目标。忽必烈从容地对付南宋。当时在蒙古，太宗窝阔台的孙子海都联合术赤家（钦察汗国）和察合台家（察合台汗国），向忽必烈发起反击。这也是多少延续了南宋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4

根据此前作战的经验，忽必烈深切地感到，如果要伐宋，就必须首先攻陷南宋军事基地襄阳。即使包围了鄂州，说不定南宋军某天就会从襄阳南下，不得不防。

襄阳陷落是在1273年。南宋守将吕文焕屡屡告急，但宰相贾似道就是不派援军。从鄂州凯旋后，贾似道维持了十六年的专权。孤立的襄阳最后还是投降了。当时众人皆知，蒙古规则是如果抵抗就全部杀死，而吕文焕也是为了兵将、居民的生命才投降的。不过，伐宋军出发之际，忽必烈对总帅伯颜和汉人世侯出身的老将史天泽说

——汝，能不杀。

禁止杀戮。一般认为，忽必烈是想尽力剔除血腥的蒙古本性，毕竟他心里是要做中原帝国之主的。襄阳陷落六年后，南宋灭亡，其间元派军远征日本。这是第一次元寇，日本称为文永之役。主要目的据说是要孤立南宋，也有把新臣服的高丽拉下水的意图。元命令建造千艘巨船，动员了大批兵员和水手。此外，当时日本是产金国，像是被过大地评价了。通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以经济繁荣为骄傲的南宋到了这个时代，财政也变得艰难。因为繁荣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贾似道改革财政，实施了公田法。土地超出二百亩的部分，三分之一由政府收购，成为公田（政府的田），而且买入时用的是会子（票据）。大地主和豪强必然反对，但贾似道强制执行。他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宋代基本上没有宦官在政治上亮相。理宗晚期有一些这种征兆，但被贾似道控制住了。此前南宋的宰相，一直是虽通学问却不通实务的一伙人，所以贾似道的看似有能就显得尤其突出。然而，南宋军没能在芜湖截防住南下的元军，吃了大败仗后，他的时代就结束了。贾似道被撤职后流放福建，在那里被有私怨的人杀了。

在遇到这样大事的时候，南宋度宗死了，四岁的幼帝即位（1274）。战局日益对南宋不利。虽然元有命令“不能杀”，但一到实战，激励抵抗的地方还是被实施了杀鸡儆猴的屠杀。就这样，元军终于进兵到南宋首都杭州城东北的皋亭山。在南宋朝廷，文天祥主张把三宫（幼帝、度宗皇后、理宗皇后）转移到海上，其他人背城一战，但遭到陈宜中等人的反对。就这样，南宋向元投降，前往元军兵营讲和的文天祥被扣留。后来他逃走并举兵勤王。

元将三宫护送回北方，但陈宜中等人在温州拥立幼帝的哥哥赵昰，组成了流亡政权。赵昰从福建泉州逃到广东，在无人荒岛上孤独地死去。同胞弟弟赵昺被立，澳门西边的崖山岛成了最后的地方。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发动总攻，南宋军刀折箭尽，陆秀夫背着年幼的皇帝投海。

南宋自此灭亡。从高宗建炎元年开始算起，已有一百五十二年，从北宋太祖建国算就是三百二十年的王朝。

逃走后的文天祥在各地指挥游击战，但被元军抓获，护送到北京。世祖忽必烈惜才，劝文天祥为元效命，但他只求一死。在狱中待了两年后，在那里创作了《正气歌》，1282年在北京柴市被斩，享年四十七。

海陆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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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或说是北退）是在1369年，因此从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算起是九十八年，从南宋崖山灭亡算起是八十九年。这样说来像是有些短暂，但从成吉思汗即位那年算起，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比金还长。金的汉化速度很快，女真族很快丢掉了自己的语言和固有习惯。与此相比，可以说元始终是一个蒙古族政权。中国的征服王朝中，大概只有元没有被汉文化所同化。后来出现的满洲族清朝，皇帝也下诏意图阻止汉化，但皇帝自己都不会讲满洲语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元在中国史上是一个特异的王朝吧。可以说中国被输入了新鲜血液，活力因此得以复苏。此前的宋代尚文轻武，尤其是南宋晚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颓废，因此北方野性的导入的确就会给中国文化带来强烈的刺激。奉行文治主义和进士至上主义的宋代传统被元粗暴地推翻。元代儒者地位极低。根据当时的随笔，据说汉族的排列是：

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

儒还不如娼（妓女、演员等），仅比丐高一级。

蒙古灭金后，需要运营国家的人才，虽举行过科举一类，但很长时间内这种选拔制度是被废止的。可以说知识分子在宋代的人生目标就是科举及第，但到了元代就失去了目标。另一方面，此前知识分子为了应试而被束缚于四书五经和修辞的学习，现在开始能够在其他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创作了优秀的戏曲，要是放在其他时代，他们就不会采用这种类型。唐诗、宋词以及元曲，都被视为各时代的代表性文学范式。

诗文被文人视为正统，小说遭到轻视，但到了元代，一流文人也开始染笔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流行读物，大体是在元末明初完成的。

元代是一个尚武轻文的王朝，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予以尊重，可以说文化濒临危机。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文化在经受考验的同时，也可以说得到了锻炼。在绘画方面，元末四大家在中国绘画史上达到了顶峰。

对世界帝国元来说，只要是有用的事物，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会积极引进。元直到建国前不久还没有像样的文化，因而还处于白纸的状态。元没有偏见地引入科学技术，招聘优秀的学者，因此元代科学发达。例如引入伊斯兰历，受此刺激，郭守敬创制了“授时历”，计算出一年等于365.2425天。这比格列高利算出同样数字早了三百年。日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于贞享二年（1685）制定的贞享历就是基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创建的，并一直沿用到明治初年。

这样来看，元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的震动，因此让人觉得像是突然闯入到中国史里的。说起西域人，此前基本上都是商人，但在元代也被录用为官吏，尤其他们做的是异常活跃的经济官僚。既不是蒙古族也不是汉族的人被叫做“色目人”，在社会阶层上被元定得高于汉族。

金为了阻碍汉族团结，把汉人分为燕人和宋人。元予以效仿，把原金领土上的汉族称为汉人，旧南宋的汉族称为南人或是“蛮子”，也就是马可波罗所称的“Manzi”。

蒙古族在元代之所以没有被汉化，如前所述，是因为在进入中国中央地带前的七年西征中，看到了其他的高级文化。另外从尚武的原则来看，中国文化是软弱的，蒙古族在自卑的同时也采取了轻视的姿态。而且，元朝廷也意识到要提高蒙古族的自尊心。前面提到，元曾采用维吾尔文字表述蒙古语，但不满足于借来的东西，于是命藏僧八思巴创立全新的文字。长崎县鹰岛南岸水中发现的元朝官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上面刻的就是八思巴文字。

八思巴文字是蒙古自尊心的产物，但因字形复杂，写起来很慢，极为不便，因此基本上没有普及。但因是官方指定的文字，原则上敕语和政府公文都要使用。然而人们都不会读，所以都通过添注的汉文和维吾尔文字蒙古语来读。中国古典著作也以八思巴文字进行了翻译，但鲜有人看。因不能实用化，所以可以说这一文字仅是为了蒙古的自尊心而执拗地存在着的。

2

在南宋灭亡前后，元各有一次远征日本的行动。记录称第一次远征为文永之役，目的是要孤立南宋。那么为何在南宋灭亡后再度发起远征呢？有看法说因日本是产金国，所以元欲得之而后快，但人们也认为有其他的理由。例如，可能是试图把基本完好的南宋降军丢到海外。这会让人觉得“怎么可能”，但元就是一个对“怎么可能”的事情毫不在乎地予以实行的时代。

关于第一次的文永之役，《元史·日本传》中只是极为简略地说

——（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

比起被叫做神风的台风，赶制船只的时候偷工减料才是更大的败战理由吧。次年，元派礼部侍郎杜世忠担任使节，在镰仓被北条时宗砍了脑袋。

第二次远征是在南宋灭亡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相当于日本弘安四年。元命令四万东路军从高丽，十万江南军从庆元（宁波）进发，在壱岐会合。江南军正是旧南宋军，司令官是阿剌罕和南宋降将范文虎，但临发兵前阿剌罕暴毙，因此出发就晚了。东路军却相反，行动比预定的早，所以两方从一开始就没配合好。东路军似乎是想抢功，弘安之役的前半阶段只有东路军在征战。江南军延期出发，因使者弄错了航线，联络也没法顺畅。比预定晚了半月后，元军好不容易在平户岛会合，在此休兵近一月。七月二十七日，元军发起作战行动占领鹰岛，但是在三天后台风就刮到了北九州，八月一日（日本是闰七月一日，这个时代的日元历法有微差）终于变成了“神风”。元朝战船接连沉没，出现大量溺死者。

台风过后，元军损失惨重。《元史·日本传》中说“生还者三名”，《世祖本纪》说是“十存一二”，《阿塔海（阿剌罕的后任司令官）传》说是“丧师十之七八”。生还的可能占两成左右。《高丽史》说东路军的生还者是19397名。

日本军抓了两三万俘虏，把其中的蒙古人、高丽人、女真人、汉人（旧金地）全部杀了，只放过了元称为南人的旧南宋人，把他们分配给直属的武士们。大部分江南军应该是旧南宋人，因此大量的中国人分散到了日本各地。

尽管二度失败，忽必烈仍不放弃远征日本，第三次命令建造战船和动员军队。此时江南和高丽已经疲敝不堪，但按照蒙古式的思维，就成了是在弱化可能抵抗的势力，这反过来对自己是有利的。但是暴政不一定就会减弱人们的力气，广东、福建发生了叛乱，为远征日本而编制的军队被调去镇压。然后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占城（南越南）也起了叛乱，阿塔海被任命为司令官，率领曾是远征过日本的军队前去镇压。此次也是因为暴风而撤退的。接着交趾（北越南）也起了叛乱。特别是在蒙古皇室起内讧以后，远征日本一事就不了了之。

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死去。此前一年，他又命令开始准备远征日本。第二次远征失败后，几次军事准备都被转作他用，但过了十二年他仍不死心。大概是因为使者被斩这件事，使他想把蒙古的复仇规则坚持到最后吧。

后世史家评价忽必烈为“嗜利黩武”。功利性是游牧民的本性，而大远征等军事征服所需的后勤保障消耗简直就是无底洞，不管有多少财宝都会不敷用度。因此，擅长筹措钱财的经济官僚必然会受到重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记载的阿合马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是弘吉剌族首领的家奴，伊朗系的人物，在首领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的时候，以随行身份进入元朝廷。察必做了忽必烈的皇后，阿哈马的实务才能获得认可，被专门委任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务。他横征暴敛，让所有仓库都堆得满满的，博得了忽必烈的欢心。

就像变魔术一样，阿合马变出了财富，充实了国库。忽必烈非常信任他，给了他宰相的位子。变出财富并不是魔术。增税、新税、专卖、户籍调查等等，都是他的魔术道具。国库变得充实，顺便他自己也大捞了一把。

因为是长于商业天才的西域人，首要政策就是重商主义。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传统的农本主义，但在阿合马的眼里，农民只是压榨的对象。能压榨就压榨，据说是“不遗纤屑”，自然就成了农民怨恨的对象。因大部分国民是农民，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就是落得个千夫所指。有个叫王著的人出于义愤，用大铜锤击杀了阿合马。时间是1282年，相当于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次年，以及文天祥被处死那年。

尽管阿合马死了，他的政策还是被继任的卢世荣、桑哥等人沿承。河北已经没有可供压榨的了，稍微富裕一点的淮河长江流域的居民开始深受压榨之苦。

3

游牧民族是很慷慨的。因为总是在迁移，运送不了大量的行李，兽肉也因容易腐烂而不能贮藏，所以慷慨授人的风气就这样产生了。蒙古建立起国家后还是那样，总是毫不吝惜地对皇族、宗室、功臣们下赐恩赏，因此他们变得奢侈是必然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所以很难把一度膨胀起来的生活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们的奢侈依赖于对淮南、江南的压榨，换言之，也可以说元王朝的生死命门在南方。

忽必烈在皇太子死后，指名皇太孙铁穆耳为继承人，因已经建立起体制，所以没什么问题。然而，成宗铁穆耳没有嗣子，他之后的元朝皇帝位子就通过争斗来决定，所以拥立的重臣就变得肆意妄为。权臣铁失拥立五代皇帝英宗硕德八剌后又杀了他，让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取而代之。明宗和世也被拥立者杀了，弟弟文宗图帖睦尔被立。随着权臣们的权力斗争，皇帝的面孔也在不停地更换，没有任何理念或是名目。

成吉思汗家族中流淌着嗜酒、荒淫的血液。而且，权臣拥立皇帝，必然选择容易操纵、上不了台面的人物。所以除了少数例外，元历代皇帝大体都是昏君。

因统治了淮南、江南之地，元的国家性质发生了改变。蒙古族对汉族的比例越来越低。元对旧金领地实行直接统治，对旧南宋则实行间接统治，所以实际上元的手是伸不到淮南的。蒙古族在旧金也是水土不服，因此驻防军队必须用旧金汉人军队。各地政府都配备了称为达鲁花赤的监察官，也就是所谓代官。达鲁花赤一定得是蒙古族，他们不是执行者，而是监督官。元不放心委托旧南宋人在淮南、江南施政，于是让旧金汉族担任达鲁花赤。

既然汉族在元这个国家的人口比重很高，也有人感觉到蒙古族地位的危险。保守性质的皇族、宗室、元勋子孙就是这么想的。与此相对，因国民大部分是汉族，也有人觉得现实就是合理的。被称为元末名宰相的脱脱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旧金汉族受到的待遇稍微好一些，而旧南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人口来说，前者和后者是一比十。从经济力量来说，后者是前者的数倍。因此，淮南、江南叛乱频发是必然的。

北京被称为大都，忽必烈最初修筑城郭的金莲川开平府被称为上都。一到夏天，整个宫廷就从大都移到上都。不再游牧的蒙古贵族们就这样一年一度地移动着。大都和上都消费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从旧南宋运过来的。唐代长安、北宋开封都通过运河从南方运送大量物资。元因以北京为首都，就可以利用天津外港，使用海路。当时，只要不是结冰期，白河河口天津就会因为南方来的船只而变得人声鼎沸。天津地名的起源，就来自所谓天子的津（码头）。沿海地带的盐产地较多，元朝盐税占了国家财政不小的一部分，因此海上运输线可称得上是生命线之一。

海盗的出现震惊了元朝上下。蒙古族对陆地上的叛乱好歹还能镇压，但因水军是弱项，所以对海上的强盗就难以对付。至正八年（1348），既是浙江盐商又是运输业者的方国珍聚众数千人发起叛乱。元朝讨伐军被这支海上叛乱军打败，连司令官都成了俘虏。元海军无能至此。讨伐不了，就只能使用怀柔策略。元任命这个海盗为定海县尉，但方国珍又反了，不仅率军骚扰温州，还用和以前一样的方式抓获了讨伐军的司令官，胁迫政府要求官职，从海道漕运万户到行省参政，依次晋升。元想利用他镇压难以对付的海上叛乱，方国珍也向北京的高官施加贿赂，保持身份的稳定。

这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开启了叛乱之门。当然，要是说小规模叛乱，前面也讲到，从忽必烈时代起就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了。白莲教徒胡润儿等人在信阳起义，是十多年前的事。但是当方国珍把海上搅得天翻地覆后，白莲教起义的规模就变大了。

4

所谓白莲教，指的是宣传弥勒下生、改革社会的佛教一派。据说弥勒菩萨在末法之世下生，救济众生。和《圣经》中的弥赛亚类似，属于世界末日的人类救济思想。因此，现实世界如果恶化到简直就像世界末日的话，宣扬弥勒下生、发出救济大众的声音就会唤起人们的共鸣，聚集起大量信徒。

白莲教又名明教。北宋末年被镇压的方腊之乱的“喫菜事魔”，像是摩尼教遗留下来的，前面也曾提到。摩尼教宣扬皈依光明神。也有说法认为白莲教中摩尼教的气味很重，这也不是说不通。这让人联想起从白莲教叛乱开始登场的朱元璋，他在创建新王朝后定国号为“明”。

至正四年（1344）黄河大泛滥，所到之处堤防决口，田地民宅被淹。负责治水工程的贾鲁用雷霆手段成功修复。所谓雷霆手段，指的是从河南征用劳役十五万、军夫两万，强迫他们无偿劳动。大量血气旺盛的年轻人被赶出来强制劳动，自然心怀不满。状况是一触即发。

颍州刘福通及其一党为了发动起义，拥戴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刘福通不一定是个忠实的白莲教信徒，他只是希图利用世袭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的号召力。仅仅依靠信徒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发动民族意识，召集大众，刘福通散布传言，说韩山童实际上是北宋徽宗皇帝的八世后裔。

他们提出口号，说要摆脱异族统治，复兴宋朝，参加者以红巾裹头。所谓红巾之乱就自此而来。一般来说，如果发起大规模叛乱，事情很容易在通气阶段败露。刘福通的计划在正式起兵前就泄露了，于是只得提前起义。韩山童没能及早逃脱，被元军捕获后处死，妻子杨氏和儿子林儿一路艰辛地逃到武安（河南省）的山中。

尽管起义准备不足，但人们对压榨和强制劳动的不满终于借此时机全面爆发了，红巾军在转战各地期间很快增加到了十余万军众。面对如此规模的大军，元军也没法防御。看到元军无力扭转局面，不少人自然也和刘福通一样，觉得有机可乘，就在各地起兵呼应。蕲州的徐寿辉，湘州和汉州的布王三、孟海马，丰和沛的芝麻李，濠州的郭子兴都起义了。他们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但同样都冠以红巾军之名。郭子兴的手下的将领中，就有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起义后过了将近四年，也就是1355年，刘福通找到了韩山童的遗孤林儿，把他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国号自然是“宋”。红巾军的核心是狂热的白莲教信徒，而大军中像流贼这样的自然也不在少数。造反集团一旦规模过大，就容易产生内讧。刘福通暗杀对手，掌握了实权。内讧是团结的弛缓，也是衰弱的征兆。在元军的进攻下，刘福通战败，并拥韩林儿逃到安丰（现在的安徽省寿县）。

红巾军即便如此惨败，但很快又聚集了大批人手。黄河泛滥导致了大饥荒，很多人眼看就要饿死，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造反寻找活路。虽说各地的起义队伍都称红巾军，却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除了韩林儿的宋政权，徐寿辉也建立了“天完国”。

元军自然倾注全力，要消灭最大的造反集团宋政权。所有人都明白，接下来的形势极为艰难。刘福通为了躲避元军猛攻，令全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山西北上入冀州（河北），一路过函谷关、潼关进关中，最后一路由毛贵率领，攻陷了山东半岛诸城。其中毛贵军兵力最强，从山东济南北上，显示出逼近北京的势头，因此据说连元顺帝都一度起了迁都的念头。从山西北上的军团支队掠夺了大同，攻陷了开平。如前所述，元以北京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夏都上都被叛乱军蹂躏，宫殿被烧毁。红巾军离去后转入东北，掠夺辽阳，甚至到达了高丽。进入关中的军团被元察罕帖木儿军打败，逃到了蜀（四川），而支队则开始骚扰宁夏。

韩林儿的红巾军团从高丽打到蜀，看上去像是展开了大规模作战，但从另一视角来看，也是一种分散败退。尽管攻陷了数不清的城邑，这些大体都被随后赶来的元军收复了。

5

大都受到威胁，上都被一度占领，脱脱和察罕帖木儿等元的最高首脑必然会亲上战场。自上都宫殿被烧毁以来，元取消了夏季整个朝廷的移动。的确，元朝中枢此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非常时期的意识。

1358年，红巾军总部的刘福通攻陷开封（汴梁），以此为宋国首都。然而，打退关中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集合大军，包围开封一百多天。刘福通拥皇帝韩林儿，由精锐百余骑护送，杀出一条血路后抵达安丰。

红巾军集团中包含了各色人等，从狂热的白莲教信徒到野心家、流贼、饥民，过于杂乱，意见无法统一，因此缺乏人和就是必然的了。大军攻城略地的时候还好说，一旦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过长，内部就麻烦不断。毛贵率军在济南维持了三年就被部下赵均用所杀，而赵均用又被续继祖杀了，队伍变成了内乱状态。争斗原因说是美女和财宝，所以根本不能说这是信仰集体或是农民起义军。据《明史》记载，陷落后的红巾军首都开封既设有后宫又有大批财宝，这必定是掠夺来的。

逃到安丰的刘福通因对部将李武和崔德互相对立准备开战的态势不满，准备处罚他们。两人见事不妙，逃跑后向元投降了。

察罕帖木儿收复开封后，派遣儿子扩廓帖木儿出动大军，基本平定了山东，在东平降伏田丰。田丰原来是元将，后来加入了红巾军，但他在降伏后伙同他人谋杀了察罕帖木儿，出逃益都。益都是在现在济南和青岛中间的城市。扩廓帖木儿要报父仇，率大军包围了益都，并击退了从安丰赶来救援的刘福通。扩廓帖木儿挖坑道攻入益都城，杀了田丰等人。

次年，张士诚的部将吕珍包围了红巾军的根据地安丰。张士诚可称得上是陆地上的方国珍。他原来是叛乱军，1353年在江北高邮（扬州以北）起兵，国号周，取名诚王，定年号天祐，四年后废止，和元讲和。大都方面一直为粮食不足而头疼，他就通过给北京输送米粮的方式，来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增加筹码。估计派军攻击安丰，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筹码吧。这一时期的叛乱军里面，白莲教和红巾军之间关系最薄弱的当首推张士诚。他是官盐的经纪人，似乎也贩私盐。他起兵的动机应该是出于大盐商和官府勾结，欺负弱小业者。因此即使是同一造反集团，成长史也是不一样的。

安丰红巾军总部遭到包围后，向所谓友军的朱元璋求援。黄河泛滥的时候，朱元璋的父母哥哥都饿死了，只有他因为在皇觉寺出家才活了下来。朱元璋响应红巾军，在濠州（安徽省）起兵，成为任侠出身的郭子兴的部将之一。郭子兴虽不是红巾军的主干，却也被宋国皇帝韩林儿授予濠州节制元帅的称号。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基本上继承了他的势力。

朱元璋亲率援军直奔安丰。出兵不是单纯为了救援红巾军本部，他更担心张士诚势力的膨胀。不过，早先一步的吕珍进入安丰城，杀了刘福通。稍微晚到的朱元璋军打跑了吕珍，救出了躲在城里的韩林儿。

两年后韩林儿死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是天下所望，这个“皇帝”就是个麻烦了吧。尽管同为红巾军，郭子兴却是旁支，而朱元璋是从一个小兵发迹，继承了郭军。对宋国皇帝，他觉得没什么情义可讲。韩林儿在去往南京的途中，据说覆舟后死在江里。从朱元璋的性格来看，不得不说他有指使杀人的嫌疑。

刘福通战死是在1363年，也就是起兵后的第十二年。红巾军系的叛乱在此终结，之后江南成为争夺天下的舞台。其间，元朝廷变成了充满阴谋旋涡的魔窟，所以给红巾军带来致命伤的并不是元朝军队。

从世祖忽必烈之死（1294）到顺帝从北京北逃、元朝灭亡（1368），一共存在了七十四年。这期间立了十个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不过七年多，而且最后顺帝的在位时间和忽必烈大致一样，都是三十五年，因此其余九帝的平均享国时间不到四年。皇帝是权臣的傀儡，一旦不中意就会被杀掉。

权臣燕铁木儿杀了明宗后立他的弟弟文宗，文宗和他的皇后都指名明宗的儿子为继承人。可见，文宗心里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当被权臣摆布、不中意就杀掉的所谓皇帝。明宗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从哈拉和林返回的时候带上了蒙古之地的心腹。前面提到元朝廷有汉地派和蒙古派的对立，因此出现的情形是汉地派掌握政权后科举就会重开，蒙古派一执政就将其废止。

传言顺帝不是明宗的亲生子，他曾被流放到高丽的大青岛，接着移到广西。据说明宗在去蒙古的路上，看到别人的妻子貌美，就想把她纳为自己的王妃，然而她说自己已经怀孕。而且甚至有故事说她是瀛国公（南宋恭帝，在杭州投降后做了元朝公爵）的妻子。如果真是这样，南宋皇帝的后裔就成了元朝最后的皇帝。

权臣燕铁木儿对顺帝即位表示反对。顺帝生于蒙古，汉地派的燕铁木儿担心蒙古派的势力抬头。十三岁的顺帝从广西回北京的路上，因担心途中被人暗杀，据说蒙古派的伯颜率军队护送。时间是1333年，同年燕铁木儿死去，伯颜毫不费力地接手了朝政大权。

伯颜为了提高蒙古族对汉族的人口比例，据说超常规地提案“把张王刘李赵五姓汉族杀光”。张和王是中国最多的姓，而刘、李、赵分别是汉唐宋的国姓。最终这一暴论没有被受理。

顺帝二十岁的时候，伯颜因脱脱的计谋而失势，被流放到江西后自杀。脱脱是汉地派。《辽史》、《金史》、《宋史》三史是脱脱主持下在这个时代编纂完成的。三史的完成是在1345年，也就是红巾之乱发生的六年前。

历史明暗

1

红巾军的失败之处在于分兵三路北伐。在大军转战的时候是不能分散力量的。此外，红巾军起事于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上，选择北上而非南下也是失败之处。可能是他们研究历史，发现没有政权能够在南迁后复兴。东晋和南宋都是如此，南北朝也是由北方来完成统一的，就连隋炀帝都无法从江都（扬州）北归。南宋高宗从应天府南下准备前往扬州的时候，主战派李纲主张要是避难就应该去西北，并举例说安史之乱中避难西北的肃宗在不久后就收复了长安。然而我们却不能忘了，唐之所以能摆脱危机，是因为一直保有淮南。淮南、江南是富饶的土地。元末动乱中北上的红巾军主力遭遇溃灭，而留存到决战阶段的都是南下的集团。

蒙古骑兵最怕的就是多水路的江南，而且离大本营又远，因为元对江南只能是间接统治，驻防军也不多。最能强烈激发江南人反元感情的莫过于被当成“蛮子”的差别待遇，因此这给了红巾军极大的民间支持。

通过初道考验关卡的江南造反军团之间展开了争霸战，朱元璋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江南有张士诚和陈友谅等军团，浙江有方国珍的海上造反团。四川明玉珍自称夏皇帝，但实力相对弱小。江南的朱、张、陈的三方混战，决定了天下之主的归属。

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加入了郭子兴军。据说在一开始，不知何故他被误当成间谍绑了起来，而郭子兴对他的相貌称奇，给他松了绑。因为面相，朱元璋做了十人之长，崭露头角，逐渐受到重用。郭子兴军受元军攻击，损失惨重，因此朱元璋为了补充兵力，回到故乡钟离（安徽省）募兵。他聚集了七百名士兵，任命徐达和汤和等幼时玩伴为将校，加以严格训练。可以说大明帝国的国军就此诞生。

朱元璋回到郭子兴军后，因发生内部纠纷，他失望地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南下直指富饶地域这一点，显示出朱元璋着眼点的精确。接着，他把途中遭遇到的元军予以全盘接收。虽说是元军，但被赶到战场上的都是当地的贫民子弟。在家庭成员全部饿死的朱元璋眼里，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同一阶层的伙伴，这使他在劝降上应该有说服力。此外，李善长、宋濂、刘基、陶安等知识分子也加入阵营。两万南下军行军秩序肃然，令民众感觉不到流寇的气息。

朱元璋南下时，因郭子兴死去，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濠州起兵派红巾军的领袖。禁止杀人，禁止虐待居民的命令被贯彻到了基层。1356年三月朱元璋占领了南京。元称南京为集庆，御史大夫福寿力战朱元璋并战死。入南京城后，朱元璋为福寿郑重举行葬礼，接着把集庆改名应天府。

与此同时，张士诚也从高邮南下。元右丞相脱脱率领大军包围了高邮，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发现元军在天刚亮时出现了混乱，他于是出击并幸运地打跑了敌人。元军之所以发生混乱，是因为总司令脱脱突然失势，顺帝下诏，他被以滥费军财的罪名削去官爵，带去了淮安（安徽省）。实际上这是有个叫哈麻的人恨他，向皇太子和皇后奇氏进谗言的结果。仅有一步之差就能消灭张士诚，可就在这时局势发生逆转，元军溃逃，因此不能不说这是个愚蠢的决定。脱脱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毒杀。

顺帝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尽管他统治时间三十年过半，却基本过着退休生活。而且他着迷于喇嘛教的秘仪，任由喇嘛僧在朝廷中横行，而且为秘仪支出了大量经费。忽里台上推举皇帝的蒙古原则已经崩溃。顺帝退休退了一半，皇太子看政看了一半，因此在汉地派、蒙古派之外又产生了皇帝派和皇太子派的对立。

元的内讧挽救了张士诚。他从饥荒地域出逃南下，占领了苏州并以此为据点。这是朱元璋占领南京前仅仅一个月的事情。从此，南京和苏州的对立时代开始了。张士诚为了对抗朱元璋，和元讲和，终止王号，受元官爵。这应该算得上是堕落吧。不久，他乘浙江元军不和，入主杭州。为了给自己增加筹码，他给北京运送米粮，还出兵攻击逃往安丰的红巾军，前面已经概述。部将吕珍在安丰杀了刘福通，但因为朱元璋北上救援红巾军，吃了败仗。因为这件事，朱元璋既蔑视张士诚，又对他怀有强烈的憎恨。

朱元璋占领南京的时候，徐寿辉的大军正驻扎在长江上游的湖北蕲州、黄州，跟刘福通和韩林儿的红巾军主力对垒，他们被称为西派红巾军。如前所述，徐寿辉很早以前就建立天完国，定年号为治平，自称皇帝。徐寿辉似乎曾是贩布为业的白莲教信徒，也并不甘心落在主力的下风。

这个天完国任命的丞相倪文俊在和元军战斗的过程中逐渐得势，图谋取代徐寿辉做皇帝，失败后逃到黄州。倪文俊的部下里有个渔夫出身的陈友谅，杀了倪文俊后接管了军队。倪文俊想取代却反被取代，成了人们的笑料。

陈友谅接管倪文俊的军队是在1357年，之后他从安庆、瑞州开始，攻陷江西池州后得势。就这样，这支军队成了西派红巾军中最强的军团，1360年陈友谅用铁锤击杀徐寿辉后自立，自称汉皇帝。

2

占领池州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就和朱元璋的领地接壤，二者关系变得紧张。陈友谅准备联合朱元璋背后的张士诚，这可以说是当然的对策吧。相应地，朱元璋就和张士诚背后的方国珍结下了友好关系。

刘基曾经是元行省元帅府都事，曾在元授予方国珍官爵的时候，因反对给这个应被诛杀的人物授爵而辞官归乡，后来碰巧受朱元璋邀请，便做了他的幕僚。刘基的策略是，不管张士诚如何如何，只管攻打陈友谅。朱元璋在江州击破陈友谅军，使其败走武昌。在水面上打败以水战见长的陈友谅军，可以说给了朱元璋极大的自信。事实果然一如刘基所推测的，这次张士诚并没有动兵的打算。朱元璋在安丰击破张士诚部将吕珍是两年后的事情，也是朱、张两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安丰之战发生在三月，到了四月，陈友谅率军包围了朱元璋统治的洪都（江西南昌市），元末最大的决战在此拉开序幕。七月，朱元璋从南京出发，在鄱阳湖入口处的湖口摆下阵势。听到这个消息，陈友谅解除了洪都之围，准备进军鄱阳湖。陈友谅军虽然号称六十万大军，但结果却是朱元璋军顺着东北大风采取火攻，大胜而归。八月，陈友谅在尝试突破湖口的泾江之战中，力尽人亡，战争因此谢幕。朱元璋一度回南京论功行赏，后进兵武昌，降伏了陈友谅的全部余党。

这场战事后，苏州的张士诚再次和元断绝关系，终止了米粮北送，自立称吴王。次年（1364），此前自称吴国公的朱元璋以受群臣劝谏的形式，进位吴王。这样，长江沿岸的南京和苏州就同时诞生了两个吴王。自然，两方都是自称吴王，对元来说都是造反军。即便如此，元甚至没有派兵讨伐的能力，日子一天天在内讧中过去。

宫廷内的皇帝派是秃鲁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太平、老的沙等人，皇太子派则是奇皇后、哈麻、搠思监、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之子）、宦官朴不花等。奇皇后出身高丽，因为顺帝幼年时代曾在高丽生活过，就把她从那里带了回来。宦官也在元朝政治舞台上初次登场。这个叫朴不花的是奇皇后的陪嫁随臣，出身类似于忽必烈时代的阿合马。

老的沙想清除朴不花，被皇太子发觉后被撤职，逃到孛罗帖木儿的军营去了。皇太子要求孛罗帖木儿送回罪臣但被拒绝，于是皇太子派弹劾孛罗帖木儿谋反，削去了他的官爵。但如果肯就范，那就不是孛罗帖木儿了。他让部将们攻打北京。顺帝恢复了孛罗帖木儿的名誉，并移送了皇太子派的朴不花等人。对此皇太子请求扩廓帖木儿攻打孛罗帖木儿，故而孛罗帖木儿大怒，兴兵来伐，皇太子逃亡。

血脉相连的顺帝和皇太子之间到了必须兵戎相见的地步，可谓是个悲剧。可以说顺帝欠缺指挥能力，可能还有沉迷喇嘛教信仰的原因。天下一度成为皇帝派的，但亡命的皇太子再次命令扩廓帖木儿攻击孛罗帖木儿，这次孛罗帖木儿输了，以他为首的皇帝派被全部杀死。接着的计划就是顺帝退位和皇太子即位，然而扩廓帖木儿却不同意。扩廓帖木儿具有武人的气质，尽管他根据将来时势的发展加入了皇太子派，但对老皇帝仍健在情形下的帝位更替非常介意。为此他遭到皇太子和皇后奇氏的忌恨，顺帝自然对他也没什么好感。就这样，北京的状况江河日下，扩廓帖木儿提出愿去前线杀敌。顺帝应允了，并让他担任讨伐叛乱军的总指挥。

3

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并入主湖北后，接下来就要和张士诚对决了。张士诚以苏州（当时的平江府）为大本营，又因是从江北起兵的，版图包括了江北地区。1365年，朱元璋出兵江北、淮东。次年，部将徐达攻陷张士诚原先的据点高邮，接着拿下了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朱元璋的北伐军不仅和张士诚军作战，也和前来镇压叛乱的元军有所接触。

前面提到，北京的皇太子派掌握了政权，不想过问复杂政局的扩廓帖木儿自愿赶赴河南。这正好是朱元璋北伐的时候。不过，河南元军的司令官们——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已经军阀化，对新军队的到来和总司令官的任命是不会感到欢欣鼓舞的。他们准备集结兵力阻止扩廓帖木儿南下。本来援军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但欢迎却变成了迎战。此时扩廓帖木儿军中也有不和，还有一幕是部将们因为要给朝廷送去弹劾状而被扩廓帖木儿罢职。无论朝廷还是军队都内乱到了这种地步，应该说元要是还不灭亡反倒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朱元璋不慌不忙地结束北伐，回到南京。终于，消灭张士诚的这一天到来了。二十万大军下东南，首先攻陷湖州和杭州。这两座城是张士诚的军事基地，因此苏州就被孤立了。海上的叛乱者方国珍把财宝装到船上，一度逃到海上，但不久后就归顺了朱元璋。

1367年九月，苏州在经受了十个月的包围后终于陷落。张士诚被捕，在送往南京的途中以自杀结束了一生。十月，朱元璋动员了二十五万军队，开始北伐。上次的北伐主要是为了占领张士诚的势力范围，这一次的目标则是北京。徐达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副将军由常遇春担任。同时胡廷瑞为征南将军，前往征讨福建。

北伐军和南征军进发的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南郊祭祀天地，即皇帝之位。国号为“明”，年号定“洪武”。日本在明治以后采用的一皇帝一年号制，在中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朱元璋是明太祖，人们也以年号称之为洪武帝。为便于理解，从此开始我将用年号称呼明清各帝。洪武元年是1368年，也是元王朝灭亡之年。此时的日本是南北朝时代，到了年末，足利义满就任将军之职。

元王朝的灭亡再简单不过。朱元璋派遣明军北上，元军内部乱作一团。前面提到的扩廓帖木儿被罢免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迎击明军的总司令在战场上失势，因此北伐军进击势如破竹。

七月，被罢免的扩廓帖木儿和新军阀（自然是元军）交战，杀了对方将领。元朝廷匆匆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但为时已晚，明军已经从河南进入河北。扩廓帖木儿从晋宁退到冀宁，明军逼近通州。

顺帝召集皇族，宣布避兵北退。尽管有人反对，而顺帝在这次终于表现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想法。皇帝一行打开健德门后北上。《元史》中极为简略地说

——八月庚申，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这个庚申是笔误，应是庚午。因为没有像样的战斗，明军入城自然没有见血。蒙古自北而来，在中原建立王朝，如今再度北退。在这个意义上，比起灭亡，也许用北退来描述更为适当。

顺帝一行逃到上都，因明军追击紧迫，又逃到东边的应昌府（现在的内蒙古）。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陷上都。次年，攻陷了应昌府。不过五十一岁的顺帝在此前就死了。皇太子跟随十余骑北逃，抵达哈拉和林，在此建立起小政权。曾和父亲发生过激烈政治斗争的皇太子即位，被称为北元昭宗。

征虏大将军徐达进入北京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封存府库图书。这里收有元朝各代的记录，都是编纂历史所需的。按照惯例，一般都是要经过相当长的冷却时期后才会编写前朝正史。唐朝的正史是唐灭亡约四十年后编写成的，即便如此也被认为是有问题，在一百二十五年后，宋朝欧阳修等人再度编纂。前者被称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然而，明洪武帝在灭元后次年就急忙编纂《元史》。洪武二年二月起开始了修史工作，同年八月就完成了，全本二百一十卷的大著作的完成仅用了半年时间。这自然动员了大量的文人，他们在南京天界寺开展工作，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太快了，草率、遗漏、矛盾之处不少。如前所述，连明军入北京城的日子都搞错了。《元史》关于元寇生还者数量之混乱，前面也有所介绍。所以到了20世纪，也就是在五百多年后不得不编写《新元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洪武帝朱元璋为何这么着急给前王朝修史呢？一般认为，他是为了要把明朝摆到打倒蒙古族征服王朝、复兴中华的正确位置上，而这也被认为是越快越好。趁在王朝创始中被点燃的能量还保有极高的热度，可能他想尽快建立起自己王朝的骨骼，然后再进行充实。此外通过修史的理由，必定有聚拢知识分子的意图。新王朝正在求才若渴。

4

攻苏州前，洪武帝对军众告诫说

——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民宅），毋发丘垄（墓地）。

在正值北伐的时候，又给徐达下了一篇格调极高的谕文。

——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无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室咸俾保全。

如果读了这样的句子，大概会让人觉得简直就是圣天子降世。不过，创建新王朝后的洪武帝也显示了魔性的一面。出于从社会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他在统治天下的时候反映出了明暗两个部分。

以前没有哪个皇帝能像他那样，明了实际生活中贫穷民众的苦痛。出身庶民的皇帝在历史上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洪武帝两人。刘邦至少还是个亭长，做的是乡间驿站“主任”的工作，以他的身份还能率领营造骊山陵的壮丁们进京。与汉高祖相比，洪武帝可以说是更为下层。家庭成员全部饿死，他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地狱式的生活。所以他在了解庶民之痛的同时，也拥有经历了地狱的人所特有的冷酷一面。不管是多残忍的事情，他总能轻而易举做到。

在皇觉寺的时候，他可能也读了些书。洪武帝的诗文或许出自秘书之手，但也是相当了得的。比起同争天下的陈友谅和张士诚，人们都认为洪武帝文藻更优秀。然而，他对知识分子像是抱有深深的憎恶和不信任。正因为是天涯孤儿，他非常看重骨肉之情，认为骨肉亲以外的人靠不住。他也看腻了流贼集团中取代、背叛的事情，所以就像是原始森林里的野兽，会有很强的猜疑心。

擅工阴谋、诽谤他人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洪武帝必定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在王朝创始之初，为了运营国家，文人被屡屡起用，因此武将们的不满和对文人的毁谤可能也发挥了影响。曾经的仇敌苏州张士诚以重点保护文人而闻名，但洪武帝知道实际上他是被文人们愚弄了。张士诚的本名是九四。因张九四这个名字没有威严，他委托文人们给他选个别的，得到一个“士诚”，诚然不错的名字。不过，《孟子》里有个齐人姓尹名士，一开始批评孟子，但后来听了孟子的话后觉得羞耻，说

——士诚小人也。

士诚是出自这里的。意思是“我真的是小人”，张九四不明就里，喜滋滋地用了这个名字。据说给他取名的文人们在背后笑得前仰后合。

据传洪武帝是从武臣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自那以后，他总是疑神疑鬼，不晓得自己会在哪里被人毁谤，于是“文字狱”在受害妄想中产生了。他担心过去在皇觉寺为僧，后来加入流贼团的事情被人指指点点。“秃”和“光”都是剃了头的状态，“则”和“贼”同音，他甚至怀疑这些词是不是在说他。杭州有个教授写了个句子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就被处以斩刑。就是因为“光”和“则”的缘故。德安府有个训导写了个贺表

——天下有道。

就被诛杀了。因为“道”和“盗”同音。各地的教授、训导必须为府县完成向朝廷上传的文书。他们害怕，不敢动笔，请求给予“表式”（范文集）。听到这个请求后，据说洪武帝亲自作了表式。

对抵抗到最后的苏州，洪武帝非常固执地予以报复。不仅苏州的税金是最重的，连被誉为吴中四杰的四个优秀文人，最后的结局不是处死就是死在狱中，或者是自杀。这四个人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其中高启被人称颂为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最好的诗人。他被当成是策划谋反的魏观的同伙后处死。魏观后来被恢复名誉，所以高启也是无辜的。

这正是恐怖政策。

5

取得天下后建立起王朝，不愿让给任何人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对此，洪武帝用恐怖政策来实现。此外，为了平安地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他不希望出现掌握过多实权的人物。汉初韩信等建国功臣被挨个肃清，而洪武帝的肃清政策比汉初还要残忍。

他不仅对文人很苛刻，对功臣、高官的肃清也很残忍。肃清是从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的。有个叫涂节的人在前一年十二月告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杀的”。刘基是洪武帝的幕僚，因是元朝进士出身，据说可能是明王朝的功臣中修养最高的一位，因此经常被比喻为汉高祖的军师张良。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甚至评价说，他比张良还高出一截。刘基的表字是伯温，关于他曾经创下预言书的神话流传至今。

刘基受到洪武帝的信任，但他和李善长及胡惟庸等同僚不一定就能相处得不错。刘基是个刚直的人，时不时地离职。洪武四年（1371），他在六十一岁时辞官，四年后死去。

建国之初就有官位争斗，政治斗争应该是相当激烈的。洪武帝信任的刘基即使辞官，对政敌来说还让他们感到害怕，所以毒杀一说似乎也不见得就能被否定。大概是洪武帝把莫须有的事情当成借口。胡惟庸是左丞相，六年间身居国政最高职位，他身上的权力过于集中。洪武帝想抓此人立威，从一开始就盯着他了。

除了毒杀刘基，再加上其他所谓的罪名，胡惟庸被清除了。他最大的罪状就是向北元和日本求援以及准备谋反。南北朝时代的日本政府不可能有力气支援外国的谋反，即使和明朝宰相存在联系，日本也会留下什么形式的痕迹，但是事实是根本没有，所以可以认为这方面的证据是捏造的吧。不过，当时倭寇的活动已经相当频繁，所以胡惟庸和九州的海盗及海商勾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按照常理推断，应该认为是洪武帝设计借口，杀了独断专行、引人注目的胡惟庸。密告毒杀的涂节也被杀了。这次清除之后，洪武帝废止了中书省，取消了左右丞相。此后明代没有相当于宰相的官职。六部也就是各部长官都还在，而统辖他们的总理大臣则不在了。皇帝开始身兼总理大臣。阁僚除了所管事务，不能介入其他事情，因此就无法集中较大权力。换言之，正是皇帝独裁制的确立和绝对化。

洪武十三年的肃清以几名高官被诛杀而告终，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肃清就极其惨烈。此时洪武帝已经六十三岁了，而皇太子朱标太过慈悲，让父亲觉得不安。于是洪武帝决定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危险分子全部铲除。七十七岁最年老的李善长被赐死。十七岁起就跟着洪武帝，并在和陈友谅的战争以及平定广东中立下大功的陆仲亨也被杀了，而且是族诛，原因是洪武帝认为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历战将军拥有篡夺王朝的实力。被灭族并载名于《昭示奸党录》中的有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血流成河的两年后（1392），洪武帝异常宠爱的皇太子朱标死了。他决定立孙子为皇嗣，所以可以想见皇太孙之年幼。洪武帝为了皇太子而除掉三万多人才能觉得安心，而为了皇太孙着想，他就只能杀得更多。

洪武帝的肃清，造成一片鬼气森森。成为牺牲品的，还有已故的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妻弟蓝玉。大将军蓝玉曾率十五万兵出击漠北，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军，抓获北元皇帝（顺帝之孙）的次子地保奴。这个地保奴后来被流放到琉球。蓝玉在讨伐西番叛蛮的时候也在军中，是个历战将军。蓝玉被特务机构锦衣卫告发，并以谋反的罪名被捕，处以桀刑。被连坐杀害的，《逆臣录》上有名的就有一万五千多人，可以说是一网打尽。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也就是皇太子之死的次年。

元末动乱时代中英姿飒爽的年轻红巾军领袖成了权力的俘虏，为了自己的子孙，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血腥清洗，成了魔性老丑之人。他颠覆了元朝，使中华帝国复活。然而，明这个王朝没有回归成宋。它随着历史的潮流，成了元朝的后继者，身上有很多元性质的要素。所谓充满野性、露骨重利是明王朝的时代性质。虽然露骨，却无光明，一直被暗影纠缠。为了贯彻皇帝独裁，就必须独享情报。锦衣卫或东厂等机构就带着收集信息和监视官民等暗地里的任务，这有碍于明这个时代和它的名称一样光明正大。

洪武帝重复进行着流血肃清，似乎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自信。如果得到一般民众的信任，就算把宫廷及其周围的人成千上万地进行诛杀，他也相信不会发生叛乱。的确，他在推进运河、灌溉、防灾等大工程的同时，一直在考虑不让它们成为民众的负担。据说这些都被刻在铁牌上公之于众：禁止奴婢的私有，实行奴隶解放，禁止刺青、割鼻、阉割等肉体刑罚；限制宫廷中的宦官人数在一百以下，严厉禁止宦官参与政治。

和元的重商主义、压榨性质相比，明回到了农本主义。洪武帝出身自极贫农民，采取的姿态是一直优先照顾占国民大部分的农民的利益。商人受到蔑视，农民可以穿着丝绸，而商人则被禁止穿着丝绸。

——晚岁忧民益切。

《明史·太祖本纪》中是这样称赞他的。蓝玉之后，他还接着杀了傅友德、王弼、冯胜、王朴、欧阳伦等公侯猛将，另一方面，他忧民之心愈发深切，牵心于对民众的善政。

既有魔性，又充满矛盾的洪武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他七十一岁时死去。遗诏中除了让皇太孙即位外，还说服丧三天即可，不要妨人嫁娶。

紫禁城悲欢

1

洪武帝有二十六个孩子，其中皇后马氏所生的有五个。这些全部是男孩，女孩没有被计入。此外洪武帝赐予所重视的年轻人以朱姓，当作义子，这和唐代节度使收了大量义子有些相似。曾是孤儿的洪武帝倾向于只相信有血缘或虚拟血缘的人。

皇后马氏是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的养女。可能红巾军内部也希望朱马的婚事。洪武帝给各个皇子几千或是几万兵，让他们做屏藩，尤其把马皇后所生的儿子都封为重要土地上的王。其中，以原来的元大都北京为中心的燕，因是防备北方的要地，所以公认最有能力的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

洪武帝死后，遵照遗诏，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接着在次年改元建文。年号由武至文，是想表明明王朝性质的转变。我们把朱允炆称为建文帝吧。他同样是个好学问的青年，主要由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齐泰和太常卿（负责祭祀的阁僚）黄子澄辅佐，称为大儒的方孝孺被聘为翰林院侍讲。这些人和文的时代相适应，与其说是政治家，倒不如说是学者更为合适。

建文帝的新手下们研究分析历史，得出王朝现状和汉初相似的结论。各王在重要的地方拥有武力，虽然被期待能发挥屏藩作用，但也有可能像吴楚七国之乱那样，形成背叛中央的势力。建文帝政府依据学者集体的意见，把削弱诸王之力定为基本政策。这肯定是从他还是皇太孙的时候起就已和手下们决定了的。五月洪武帝死后，六月齐泰和黄子澄就晋升，八月周王朱橚被废，贬为庶人。这是马皇后所生五子中最小的兄弟，从洪武帝在世时候起就有很多不法行为，因此是最容易废黜的。李景隆以警备国界的名义，率兵突然进入开封，包围王宫，逮捕周王。周王被流放到云南。

改元建文的次年四月，齐王朱榑和代王朱桂被废，湘王朱柏在绝望中自杀。六月，岷王朱楩被流放漳州（福建）。接着到了七月，燕王朱棣起兵。燕王觉得废诸王措施的真实目标是自己。自己在北京的王府里有朝廷派来的人监视，他杀了监视的人后起兵，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据说这次叛乱是一个叫道衍的僧人计划的。

燕王把这支叛乱军称为“靖难军”。意思是要清洗君王身旁的奸人。这场靖难之变持续了四年。从兵力上来讲，自然是中央政府的建文帝一方占优，一时动员了三十万至五十万大军。然而此时能胜任指挥的有能力的将领基本上已被洪武帝清除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燕王在北方国界屡屡作战，自身就是名优秀的指挥官。燕王既有实战经验，而且接受了蒙古兵的投降后，拥有勇猛的蒙古军团，因此更加势不可当。

建文帝军和燕王军作战，首战因前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获胜，但到了再战、三战，就成了燕王一方在压着打。当建文帝军正要压倒燕王军的时候，建文帝发出一道奇怪的诏书，说“不要让我背负杀叔父的污名”。这暗示着要手下留情，因此军队无法力战。

决定靖难之变胜败的关键，在于燕王在情报战中的获胜。南京宫廷中枢的决定，燕王一方听得一清二楚。洪武帝为了防宦官之害，在门上悬铁牌，禁止宦官参与政治。建文帝恪守祖父的这条遗训，对宦官采取比以前还严厉的态度。据说基本上不把他们当人看。因此，宦官对建文帝政府抱有敌意。而不管是怎样的重要会议，宦官总能因为伺候或打杂出入。因为不把他们当人，即使宦官在场，会议上的发言也不会中断。燕王一方就通过宦官知道了其中内容。

最后的一幕也是如此。燕王通过宦官内报，知道了南京防卫空虚，一气南下进入扬州，渡长江后攻打南京。李景隆等人倒戈，开城门迎入燕王军。建文帝见事不可为，在宫殿中纵火。事后人们在灰烬中发现了皇后的尸体，但没能找到建文帝的。后来，人们一般都相信建文帝还活着。

学者集体被当成是君侧的奸人，对他们的肃清极为严厉。这场处理完全显示出燕王流着和父亲一样冷酷的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被灭族，女子则为奴隶之妻或是官妓，比死还要耻辱。尤其是方孝孺，燕王认可他的才能，想让他写即位诏书，他拿起笔后，写了“燕贼篡位”，激怒了燕王，不止一族而是三族（还有妻子和母亲的娘家）连看门的都被处死。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处死还是在方孝孺面前进行的，在结束后他被处以磔刑。

燕王即位后年号定为永乐。这就是永乐帝。对士人的羞辱也许是因为继承了父亲厌恶知识分子的气质吧。宋代可见的士人气质一类东西在明代极为稀薄。这就是宋朝和明朝的不同之处：一个重视士大夫名誉，遵守不因言论杀人的石刻遗训；一个则对方孝孺这样的大儒处以苛酷的刑罚。

永乐帝在自己的大本营北京建造国都，不久就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就这样，继元之后，北京再度成为首都，一直延续到清代。

2

永乐帝想从历史上抹杀掉建文帝的四年统治，所以之后的明朝记录中就没有了建文这一时代。洪武帝死于在位三十一年，而在永乐帝以后的明朝文书中，洪武年号就持续了三十五年。四年间皇帝空位，永乐帝继承了父亲洪武帝。如此地篡改历史，不可能永远骗得了人。永乐以后，建文问题屡次被提起，成了这个国家的隐痛。

建文帝执政四年间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留下来，而且在这一时期内被改变的事情都被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仅有一项是建文时期内改变但又被永乐帝所继承的，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这就是削减诸王势力。

明正式迁都北京是到永乐十九年（1421）后开始的。永乐帝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死去。他的业绩除了夺取帝位，还有五次亲征蒙古。如果换成是建文帝，大概就办不到吧。此外他还命令宦官郑和进行了七次大航海。第一次航海早在永乐三年（1405）就开始了。从东南亚各国到印度加尔各答，之后船队行驶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接着甚至到了非洲和阿拉伯。

《明史》称，六十二艘巨船承载了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兵将后出发，船长四十四丈（150米），宽十八丈（62米）。据说这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吨级船。在这位郑和第一次航海的九十多年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道，此时他的旗舰只不过一百二十吨位。据此可以了解到郑和航海的规模。

为何要多次进行如此的大航海（也可以说是远征）呢？一说是要找出生死未知的建文帝下落。也许宣扬国威和贸易才是更重要的目的吧。

偏向于民族国家的洪武帝采取了海禁政策，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人勾结倭寇起乱。中国以对内巩固为首要，会尽力避免和外界接触带来麻烦。与此相对，和蒙古屡屡在战场上碰面的永乐帝，其胸中怀有的则是世界帝国的志向。在这一点上，永乐帝时代的明朝拥有和元王朝相近的氛围。元代也有巨船的制造，马可·波罗就曾详细说过，以前还制造过更巨大的船，但因出海后外国港口水浅，这才逐渐减小的。

关于船只大小，认为《明史》的记述有所夸张的想法虽然有力，但1957年在南京郊外的宝船厂遗址出土了巨大的舵，证明了这一数字没有经过粉饰。

永乐帝死后，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出海，这次既无论是对他来说还是对明来说都是最后一次。郑和船队被称为“西洋取宝船”，贸易被置为重点。这也让人联想起元朝的重商主义。永乐帝死后，明再次修正路线，恢复到农本主义。西洋取宝船的派遣在那以后被取消，就是出于这个缘故。

帖木儿在西亚抬头和明王朝的创始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1370年，也就是洪武三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建立政权。1404年，年老的帖木儿想征服明朝，从撒马尔罕出兵，但次年就死了。帖木儿死去那年，郑和第一次出海。有一种看法认为，明航海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帖木儿东征，想和它背后的国家结成友好关系，从而施加压力。这未免显得穿凿附会。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立刻分崩离析，再也没有东征之力了。

颠覆蒙古统治的洪武帝创建了强硬的民族国家。接下来的永乐帝亲征蒙古和郑和七下西洋，反映出想让明朝散发出强烈的世界帝国气息。在这两位独一无二的皇帝之后，不管是民族国家还是世界帝国，明再也没能显示出在这方面的强烈态势。极端地讲，明朝在洪武和永乐时期大放光彩，后来的人都是继承了残光。明朝历史可被形容为过度膨胀的事物逐渐收敛，继而变得颓废的过程。上场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小。

3

永乐二十二年（1424），永乐帝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归来途中死去。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元洪熙，但还是在同年五月他四十八岁时死去。其子朱瞻基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洪熙帝的庙号是仁宗，宣德帝的庙号则是宣宗，因此有史家称这两代为“仁宣之治”，视为明朝黄金时期。这种看法认为，就像汉“文景之治”、唐“贞观（太宗）之治”、宋“庆历（仁宗）之治”一样，创业期刚结束后到来的安定期是最好的时代。这一时期没有战争和大工程，对人民来说确实是件幸福的事。

把在位不满一年的洪熙帝和之后的时代相提并论为“仁宣”，是因为尽管在位时间短，但当多次亲征的永乐帝不在北京的时候，皇太子代理监国，处理着实际政务。洪熙帝非常清楚，永乐帝的不断亲征和大航海使得国家财政状况不容乐观。父亲的作为是不能正面反对的，但他内心对此持非常批评的态度。据说父亲永乐帝也注意到了他的情况，在立皇太子的时候有些犹豫。洪熙帝因过于肥胖而有缺陷，连步行都困难。他的弟弟汉王朱高煦则非常勇猛，武将们似乎更期望汉王即位。然而，汉王性格粗暴，而洪熙帝的长子朱瞻基则非常优秀，父子搭配，于是洪熙帝被立为皇太子，尤其是朱瞻基更被定为皇太孙。

汉王是个野心家，多次扈从父亲亲征，和武将们也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的封地原来在云南，但他未曾赴任，一直想留在朝廷。永乐十三年（1415），汉王的封地被改到青州（山东），虽然离京城近了，但他还是没有赴任的打算。永乐帝对汉王的不从命感到震怒，罚他在西华门内禁闭。次年又把他的封地改在乐安州（山东）后，不可一世的汉王这才不得不前往就藩。

大航海还能带来贸易之利，而远征则极大地压迫了国家财政。永乐时代，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原吉和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吴中因反对外征而被下狱。这次远征从民间征用了二十三万五千人夫，把三十七万石粮食运送到了漠北。洪熙帝从皇太子时代起就认为，正是因为以北京为首都，所以才必须发起这样的远征。首都太靠近国界了。即位后洪熙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释放入狱四年的夏原吉和吴中，这正表明了洪熙帝和他们意见相同。接着洪熙帝决定废止大航海，任命航海总司令、有能力的郑和为南京留守。所谓留守，指的正是总督。然后，派皇太子去南京参拜孝陵（洪武帝的陵墓）。显而易见，这是在为迁都南京作布局。

因洪熙帝之死，迁都被取消。南京的皇太子急忙回北京即位。汉王准备在途中暗杀皇太子，却失败了。接着在次年即宣德元年（1426），汉王决定谋反。身为叔父的王爷向处在皇帝位子上的侄子拉起造反的大旗，这简直和永乐帝、建文帝的情形一模一样。然而宣德帝并不像建文帝那样优柔寡断。他亲自率领大军，攻击乐安。汉王投降，参与谋反的六百四十多人被诛杀。宣德帝在紫禁城西安门内建造“逍遥城”，禁闭了叔父汉王及其家人。

数年后，宣德帝前往那里探望。汉王踢倒了皇帝，震怒的宣德帝把叔父封到三百斤的铜缸里。力大无穷的汉王想撑起缸盖，据说缸都在晃动。宣德帝让人在缸盖上积起炭火，铜熔化了，汉王在里面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宣德帝也有如此残忍的一面。他的想法和父亲洪熙帝不一样。从北京迁都南京是权宜之计，即使这是父亲的计划，他也没有采取。但他也不像祖父永乐帝那样想使明成为世界帝国。

一般认为宣德帝是个平衡感很强的人物。他把国界线后退，为此经常受到后世史家的批评。他放弃了龙岗（内蒙古）、滦河（河北）三百里地方，令守卫队一直退到长城一线的独石城（河北省）。实际上在永乐帝的时候，大宁（辽宁省）就已经被放弃，因此这些地域是孤立无援的。这是果断放弃难以维持的据点，强化防守的看法。此外在交趾（越南）有黎利之乱，明和黎利讲和，放弃了那块地方。时间是宣德二年（1427），从此越南黎氏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统治。

宣德帝整顿南北国界，使国家大小合身。尽管他重开了父亲废除的大航海，但也仅限一次。宣德帝正确地衡量了明朝国力，复归曾祖父洪武帝追求的农本主义和朴素主义。他一方面整顿冗员，建立小政府，另一方面又稍微和缓了一下洪武帝准备完美化的皇帝独裁制。独裁中如果没有设立某种程度的控制装置，就有可能使局面不可收拾。

即便是独裁，也需要处理文书的助手，因此皇帝身边设了翰林学士担任秘书工作。翰林学士是五品官，所以地位比较低。六部长官是尚书，副职是侍郎，司长相当于郎中，而五品官和郎中是一个等级。给皇帝处理文书的助手不过是局长级别，因此皇帝的地位就像是高耸入云一样。翰林学士属于宫中的文渊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阁臣。皇帝身边的阁臣集体被称为“内阁”，这一名称在日本一直被保留下来。

洪熙帝任命侍郎为阁臣。阁臣就从局长级升格到副部长级了。皇帝给大量的奏文加上“批答”，决定提案是采用还是不采用，或者是时期尚早。奏文数量一多，阁臣就预读后给皇帝说明梗概，不过是个传达人。不过，此时阁臣开始被允许添加上自己的意见。这正是宣德帝授予阁臣“票拟”的权限。“票拟”只是参考意见，皇帝不一定会同意。但是在很多情形下，票拟就是批答，因此内阁的权限大大增加。票拟可说是一种控制装置。洪武帝自胡惟庸案以后就废止了宰相，这个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在明代，几名阁臣中的挑头人就是事实上的“宰相”。宣德期有三杨，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4—1440）、杨溥（1372—1446），三人是有名的阁臣。

4

前面多次讲到，虽说是复兴中华，明更近乎于元而不是宋。叔父（永乐帝）把侄子（建文帝）及其亲信灭族，侄子（宣德帝）把叔父（汉王）烧死在铜缸，这在宋代是无法想象的，完全是元的那一套。

明和宋的不同也反映在官僚中没有哲学家这一点上。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朱熹等，既是高官也是文人，还是思想家。明朝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人物。官僚基本上是皇帝的工具，工具需要技术，拥有自己的思想则是多余的。所谓技术指的正是处理文书。

前面列举的三杨是有名的阁臣，也留有著作。他们的诗文风格被称为“台阁体”，特点是冗长、充满模仿和阿谀以及形式主义。这些三流文人的诗文打动不了人心。

科举称为八股，得分的标准是形式主义句子的写作优劣。分为八个章段，句尾的韵必须对上，注重形式胜过主旨。考生只需学习范文集而不是四书五经，东拼西凑地练习就可以了。写八股文据说三年左右就可精通。要脚踏实地地研究四书五经，需要漫长的岁月，比如在宋代，只有那些请家庭教师并花了充足时间的特殊阶层的人才能应试科举。在明代，因考试简单，官僚门户向广大阶层开放。另一方面，没有哪个朝代像明这样，给官僚的俸禄如此之低。历史上，官僚俸禄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明。光靠俸禄是不够养活自己的，因此贿赂和抽头横行，弊害重重。宋代官僚之间存在理念，而到了明代就很淡薄，精神面上控制不了贪污渎职。也有说法认为，方孝孺被永乐帝灭了三族，连看门人都被残杀，这成了明王朝的深深伤口，是明代道义心低下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政权里，官僚不一定就得是士大夫。即便是宦官，也可以做官。洪武帝限制宦官人数不过百，禁止他们讲学问。他们会因伺候而出入皇帝侧近，因此，如果让他们看到了重要文书，就容易出现问题。然而，宣德帝在宫中设立了宦官学校“内书堂”，让两三百个十岁左右的宦官在这里接受教育。他打破的不光是洪武帝不让宦官识字的遗训，还有百人以内的限制，毕竟仅少年宦官就有两三百人。永乐帝在靖难之变中为了借助宦官之力，开始优待宦官。如果只是运营国家的工具，官僚也好宦官也好，都被认为是一回事。

宣德帝之后立的是英宗。只有这个人物必须用宗庙号来称呼。原因是他一度退位后，又再次复出，因此就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英宗是明开国以来的第一个幼帝。建文帝以皇太孙身份即位时都已经二十二岁了。英宗九岁即位，相当于祖母的太皇太后（洪熙帝皇后）张氏摄政，但她以祖宗之法为由，避免直接从事政治。明需要辅臣，但三杨都老了。三杨是宣德帝从皇太孙时代起的老师。张氏认为英宗的老师也应该是他的亲信，这个亲信就是宦官王振。

在教育宦官的同时，明也创建了宫女的学问所，据说王振就是那里的教师。宫女学校的教师必须净身，为此，似乎王振是自愿接受去势手术的。这是个为了出人头地，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人物。宣德帝选择王振负责自己儿子的教育，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洪武帝所担心的宦官专横从此就开始了。王振对反抗自己权力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采取了恐怖政策。明代的权力和钱牵扯在一起。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后，已经没有什么能制约王振的了。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也在正统十一年（1446）死去，内阁弱化，实权转移到可称为宦官内阁的司礼监。此处的长官是掌仰太监，王振担任的就是这个职位。

5

永乐帝对蒙古族实施了多次作战，屡屡亲征。但他并不是光凭借武力。在平定辽东后，明在吉林设立女真族的建洲卫。女真族也被编入明军中，被期待能够从侧面给蒙古压力，使北方国界稳定。

对女真族的怀柔方法是，给各部族首领以敕书。如果持有这个，就可以以朝贡的形式进行贸易。女真族进贡毛皮和高丽参，从明获得纺织品及其他日用品后回去。连女真族的产业和生活也被纳入明朝体制内了。另外，女真族是文殊菩萨的信徒，其中一派称呼自己为“文殊徒”。因不敢直接用菩萨名文殊，故用发音相近的汉字“满洲”。女真族的一派从此时起，就开始自称满洲。

被赶出中原的蒙古族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两个集团。此外还有个叫兀良哈的集团。这支特殊的蒙古族没有辫发习惯，从洪武帝时代起就服属明。不过，瓦剌逐渐得势，在英杰脱欢的领导下，蒙古族不断走向统一。服属于明的兀良哈也不知何时归属了脱欢。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以比他父亲还高明的统率力，继承了统一事业。游牧民中最先考虑的是实际利益，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也先麾下，是因为有好处可拿。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是这样而拥有极大势力的。

瓦剌也从与明的朝贡中获益，这增强了也先的实力。瓦剌的朝贡物品是马。几万头到十万头的马被卖给明，明以数倍于行情市价的金额进行交易，还把值钱的东西恩赏给使节团每个人。这可以说是宋对辽、金实行的岁币的变形，是在用金钱买和平。

对明来说，瓦剌使节团的规模越小越好，但也先已经拥有强大的实力，因此使节团规模也随之变大。最初定为五十名，但也先擅自增加数量，还虚报使节团人数。正统十三年（1448）的使节团为两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人是虚报。对此，王振把恩赏限定在使节团的实际人数上，把马的价格还价到瓦剌提出的五分之一。

也先知道这件事后大怒。虚报是惯例，此前一直被默认，而且马匹价格被砍得太狠了。为了让明知道马市是和平的代价，也先动员大军，东起辽东西至甘肃，一同向明朝边境进击。

王振劝英宗亲征。军中将领反对说，派一边将就足以制服也先，但英宗听从了王振所言。英宗率五十万大军，把紫禁城甩在身后。如果出了居庸关（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就算是亲征，因此有意见想让英宗就此归还，但王振不听。他似乎觉得，要是展示了这五十万大军，瓦剌就会害怕得撤走。不过，在从已经跑到大同的宦官同伴郭敬那里听到瓦剌军攻击之猛烈以后，他终于挂念起要回北京了。郭敬是监军，在阳和（山西省）惨败，躲在草丛中，九死一生地逃了回来。

在回北京的时候，这支五十万的大军一度前往东南，后应王振的命令向北，选择了经宣府（河北省）的路线。如果去东南，就是王振的出身地蔚州（河北省）。蔚州正临近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五十万大军通过，故乡的农作物就会受到损害吧。为了避免这一情形而变更了路线，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兵将们因为这次迂回而疲劳不堪，而且经由靠北的宣府路线，距离瓦剌的势力范围非常近。五十万大军的动静很大，必然会被瓦剌方捕捉到。瓦剌军袭击并击溃了明军的后尾，越追越近。次日，明军抵达土木镇。军众准备进入十公里前的怀来城（河北省），王振却以辎重队尚未到达为由，决定在营寨中等待。辎重队应该是运送了王振的什么重要东西吧。第三天，瓦剌军包围土木。明军掘地两丈都不出水，而在缺水情况下的闭门死守是不可能的。五十万明军在这里惨败。没有比这更惨的大败北。

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杀。英宗一片茫然，正坐在草原上的时候，成了瓦剌的俘虏。城市陷落后皇帝做了俘虏的，历史上有北宋徽宗和南朝的陈等先例，但在野战中被抓获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英宗一人。听到土木战败的消息后，北京的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代理监国，接着即位，次年改元景泰。英宗有个儿子叫朱见深，但要让三岁的幼帝渡过这次危机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景泰帝还是立了哥哥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鼓动皇帝亲征的责任人王振被灭族，六十余库金银、一百玉盘等财产被没收，党羽也被肃清。也先以英宗为人质，想跟明缔结对己有利的条约，但因景泰帝的即位而落空。瓦剌见明采取了放弃英宗的姿态，又出兵包围了北京，但因兵部尚书于谦的坚守，也先只好解围退兵。

也先很着急。要是一直这样失去马市的利益，他的统率力就会降低。而且明一直在推动他姐夫脱脱不花的朝贡，因此也先不甘自己利益受损，向明送还了英宗。

英宗做了太上皇，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宫廷内的小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景泰帝的儿子已经死去，如果皇帝就这样死了，英宗复位就是水到渠成的形势。如果是自然复位，谁也捞不着好处。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一伙人突然发动两千士兵，到南宫把太上皇装到轿子里，送到奉天门。

就这样，英宗实现了复位，景泰帝在二月死去。虽然有重病，但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仍让人觉得可疑。英宗诛杀了拥立景泰帝的责任人于谦，用这一举措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个昏君。年号改为天顺，英宗在天顺八年（1464），三十八岁时死去。大概遗诏中禁止殉死是他唯一的善政吧。

颓废季节

1

《明史》中记载

——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这位孝宗弘治帝是两度即位的英宗之孙。其余的可谓全部不及格。

明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即便出了权臣，也仅限一代。要是皇帝换了，权臣不管掌握了多大的权力都会没落。明代宦官之祸臭名昭著，但没有像唐朝那样在宫廷中扎下根。此外，人们对后妃都是不怎么高的家庭出身也很感兴趣。可能是不让出现实力派外戚的习惯做法。被称为明君的弘治帝，生母是在讨伐瑶族时做了俘虏进入后宫的“蛮土官女”。

英宗的儿子成化帝十六岁时即位，比他大十九岁（也就是三十五岁）的万氏做了贵妃。应该视她为保姆出身吧。成化帝痴迷佛教和道教，迷信很深，而他儿子弘治帝即位后，就把父亲任命的传奉官（任官的僧人和道士）千百人、各寺国师和法王（成化帝授予的称号）四百三十七人、喇嘛僧七百八十九人、真人等其他道士一百二十三人都赶走了，魁首道士下狱（后死在狱中），僧继晓处死并弃尸于市。

可惜的是，一代明君弘治帝和仁、宣一样都很短命。弘治十八年（1505），他在三十六岁时病死。他儿子正德帝，行为奇特多变，正德二年（1507）在西华门边上建造了叫“豹房”的奇异建筑。外观是伊斯兰式的，而内部是喇嘛教风格，正德帝在那里自称大庆法王，诵读藏语经文，痴迷于喇嘛的房中术。政治全被委托给叫刘瑾的宦官。不过，刘瑾五年后失势被诛杀，二百五十万两黄金、五千万两银的财产被没收。他在五年间存下来的贿赂据说相当于国家岁入的几倍。

正德帝尝试在禁苑练兵，为了搜寻美女，说要实施北方大远征，还说要南巡。尽管被群臣阻止，宁王在南昌（江西省）的叛乱还是给了他亲征的理由。实际上宁王的叛乱，已经被明代唯一有哲学思想的官僚王阳明平定，正德帝为了南巡，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他一路跑到南京，在积水池中泛舟，不幸落水，虽然被人救了上来，却落下了病根，次年也就是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他在朝思暮想的豹房里结束了三十一岁的生涯。因为没有儿子，十五岁的堂弟即位，次年改元嘉靖。

《明史》说嘉靖帝是“中材之主”，既不是明君，也不是昏君。这分数给得有点高。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是弘治帝的弟弟，自然没有登基。嘉靖帝因已故的弘治帝没有了后嗣，算是过继了过去，因此要是按中国礼教，就必须以弘治帝为“皇考”（父皇）。然而，嘉靖帝却认不是皇帝的亡父兴献王为皇考，弘治帝为皇伯父。围绕着赞成和反对的讨论长达三年，被称为“大礼之议”。巴结嘉靖帝的一伙人掌握了政权，而按正论提出反对的人被投狱，十六人被杖杀。此后的官场被形容为

——衣冠（官僚）丧气。

骨气之士越来越少。嘉靖帝躲在紫禁城深处，向道教神仙祈求长生不老，起用善于作青词（道教的祈愿书）的人，政治变得腐朽。被称为青词宰相的严嵩，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施行贿赂政治。在皇帝彻底独裁的明朝，不管是多大的宠臣，一旦失宠就会完全没落。徐阶这个人物是在“大礼之议”中被贬的正义派，他刻苦地写青词，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就和言官联合，首先弹劾严世蕃并将其成功诛杀。严嵩失势后病死。尽管徐阶实行了反击，但一般的官场风气已经再也无法从无事主义中脱离出来。

嘉靖帝治世四十五年，他儿子隆庆帝在位则是非常短的六年，而接下来的万历帝十岁即位后，治世长达四十八年。万历是二十多年没上过朝的懒汉，据说一直在专门努力敛财。这是为了把自己的墓变得壮丽。观光客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必定要参观的定陵，就是这位万历帝的陵墓，有地下宫殿之称。

明的不幸在于明君命短，而表现差的皇帝治世时间却很长。嘉靖和他的孙子万历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明的的确确已经走在下坡路上了。

2

嘉靖时期也是明朝头疼于倭寇的时代。倭寇（日本海盗）为了报复元寇，从早期就开始骚扰中国和朝鲜沿海，这应该被叫做前期倭寇或是十四世纪倭寇。明初，足利义满和明的正式贸易开市后，足利幕府严厉取缔倭寇，因此暂时压了下去。嘉靖期的倭寇应该被称为后期倭寇或是十六世纪倭寇吧。

虽说是正式贸易，在明的眼里就是朝贡贸易。瓦剌的马市也采取了朝贡的形式。因为是朝贡，明就是宗主国，会返付数倍于进贡品的价格，还给使节团恩赏。前面讲到因为对恩赏的吝啬，王振在英宗期引发了“土木之变”，大丢脸面。后期倭寇可以说是这个的海上版。足利义满在给明的国书中，称自己是臣，使用明朝年号。这已是惯例。

接受朝贡对明是大大不利的，因此想尽量限制朝贡规模就在情理之中。明和日本之间举行谈判，双方都是僧侣负责，日本的五山学僧活跃其中。永乐初期，日本朝贡是十年一贡，船二艘，人员不过两百，宣德期则记录说是人员三百，船三艘，稍微增加了一些。实际上和瓦剌的马市一样，变得规模更大了。

景泰四年（1453）的日本进贡船是九艘，人员过千。其中三艘是天龙寺的船，其他是伊势法乐社、大和多武峰、九州探题、岛津、大友、大内的各一艘。进贡船的收益除了被用于建造寺院神社外，西国［1］的实力派们也是既得利益者。明发给足利幕府“勘合”。明方有原件，如果进贡船带来的对号牌和原件一致，就可以进贡。没有勘合的船会被视为海盗。这也叫做勘合贸易。

围绕着珍贵的勘合，不久大内氏就和细川氏发生对立。前者和博多的商人联合，后者则是堺，因此也就成了博多［2］和堺之间的商权之争。嘉靖二年（1523），二者的争斗以明朝宁波为舞台，甚至引发了杀人放火案。大内和细川正使之争中，大内认定的正使宗设谦道等人烧了细川的船，杀了细川认定的正使、相国寺的鸳冈瑞佐。最后，大内一方来回焚掠宁波附近，夺了明朝的船出海。追击的明军官战死，因此明对日本采取措施，

——闭关绝贡。

因不能正式朝贡，不合法的走私贸易就必然开始蔓延。连正式的朝贡船都敢杀人放火，所以可想而知，一开始就非法的一伙人如果在交易中遇到麻烦，就立即诉诸武力。这就是后期倭寇的开端。这和在土木之变后开始对瓦剌限制贸易基本上是同一模式。

据说倭寇在各地干着残虐的行为，相传连明军听到倭寇就会避开。不久，强盗们知道了如果扮成倭寇的样子，工作就会好办很多，于是把头剃成“髡发剃顶”，穿着兜裆布，拿着日本刀杀人越货。《明史》中说“真倭十之三”，《洋防辑略》中说“真倭十之一”，冒牌倭寇非常多。

因俞大猷和戚继光等明朝名将的活跃，不久之后倭寇大乱被平定。平定倭寇凭借的不光是武力，贸易和航渡禁令的松缓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一段时间，倭寇之害北起山东半岛，南至海南岛，甚至波及内陆长江沿岸。

明代有个珍稀的硬骨头官僚叫朱纨，他为彻底海禁，对犯禁者施以严罚，因此被人弹劾滥施刑罚，后来他服毒自尽。沿海豪强全都是在走私贸易中获利的，所以彻底的海禁让他们吃不消。他们贿赂朝廷高官，串通起来弹劾了碍事的朱纨。这是个颓废的时代。朱纨写了反驳弹劾的疏文，其中说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是日本刀、扇子等，日本刀是所谓“数打”的大量生产，带到明据说能卖出五倍的价格。实际上人们对明的贪利已经见怪不怪了。明初的农本主义已经崩溃，商人地位不断提高。纳的税既有实物也有货币，商人开始挤进朝廷内部。安徽省有个叫新安的地方，这里出身的人特别地被称为新安商人，拥有很强的实力。可以说朱纨就是被和这样的商人相勾结的官僚所杀。

朝廷内部也很复杂。贿赂数额对势力关系有很大影响。浙江总督胡宗宪不光使用和朱纨一样的强硬政策，也用怀柔方法。新安出身的王直从朱纨对海盗的镇压中逃脱，跑到日本五岛。他被邀请并同意了归顺。但胡宗宪庇护不了他。王直被处死，不久胡宗宪被以侵盗军费等十大罪名罢免逮捕，和朱纨一样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时间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同时，俞大猷和戚继光正在平定倭寇上立下大功。

3

明末顾炎武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提出了“俸薄之害”。前面也说到，明在历代政权中官员俸禄是最低的。仅靠薪水不足以度日，因此贿赂就成了理所当然。通过贿赂，可以登上能获得更多贿赂的位子。政治伦理的颓废不言自明。

嘉靖帝的孙子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却不关心政治，前面已经提到。有个叫张居正的宰相（首席阁臣），人格上有问题，但大体上是有能力的，可以说好歹在初期是把持住了。他压住提倡政治改革的官僚海瑞，不给他要职。海瑞因敢谏敢言还被下过大狱。在他死时，生活水平似乎比一般庶民还低，据说友人出资后才终于办了葬礼。在拜金主义时代，出现像海瑞这样清贫的官僚，即使是正在读历史的，也会松一口气吧。然而，这也只是一剂清凉药而已，政治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腐臭。

海瑞提出的改革方案有限田法、均税法等，简要来讲，是要防止因土地兼并拉大贫富差距。不言而喻，这和与宫中勾结的地方大地主和富豪们的利害是冲突的。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死去。他的最大功劳是丈量天下田地，找出被隐瞒的田，增加了岁入，因此消除了已经成为慢性病的赤字。明朝廷内有言官这一吵吵嚷嚷的团体，发表言论是他们的任务。张居正要决定做什么事，就必须堵住言官的嘴。他把所有公文都送给言官，言官如果提出意见，他就质问：“关于这个，某月某日的某号奏文，你看了吗？”要是说不出其中内容，就会以怠慢的罪名处以杖刑。虽是杖打，但被打死的情形很多。把庞大的所有公文都过目一遍是不可能的，因此后来言官们就闭嘴了。不过，张居正死后，言官们一齐开口，成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言论虽然活跃，但都是空转，无人操办政治。

张居正生前，即使父亲去世了也还在处理政务。攻击他不休假服丧的人们给自己冠名清议派。其中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乡里无锡（江苏省）设立私学“东林书院”。学风出自朱子学，和主观唯心论的阳明学相反。他们也被称为东林党，实际上和处理政务的内阁之间是对立的，到了后来，开始反对宦官专横。

此刻，北方蒙古的领导人是鞑靼的俺答汗。明和俺答汗维持着友好关系，不过东北女真族的建洲卫有不稳定的态势。被任命为建洲卫都指挥使的王杲侵入辽东，杀了明抚顺（辽宁省）守将。明朝对此采取了停止贡使的措施。王杲对此不满，和东蒙古的首领们联合，频频动兵。此时张居正为宰相，他起用朝鲜族名将李成梁，大破这些叛军。王杲逃亡，但后来被捕获后带到北京处死。王杲的女儿额穆齐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生母。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这正是文禄之役。高丽灭亡后李成桂掌握政权，国号定为朝鲜是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已经过了两百年。其间，李氏朝鲜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长时间的和平使军队都没经受过战斗训练。在战国乱世中千锤百炼出来的日本军进入王京，破坏坟墓，抓二王子为俘虏，掠夺府库。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向宗主国明请求援军是必然的举措。明以朝鲜族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东征将军，命他前去救援。初战是日本连胜，但李如松夺回了小西行长把守的平壤。然而他在碧蹄馆又败给了小早川的立花军。一胜一败，两方在都觉得自己没输的情况下放出了讲和的口风。有个来历不明的沈唯敬出了很多主意。他两面都糊弄，对明隐瞒秀吉的要求，又把明的回复敷衍给秀吉。秀吉通过五山学僧知道了自己的要求没被受理，决定第二次出兵。这次是连续苦战，因秀吉之死，日本全面撤退。

——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

明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明史》中记录如上。张居正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这一次远征中全部烟消云散。

万历帝极为吝啬，官僚欠员他也不补，甚至出现过阁臣只有方从哲一人的情形。原因除了万历帝不补外，也没有人想当阁臣。要是做了阁臣，就会被言官们、东林党的论客们敲打得体无完肤，所以并不划算。

4

永乐帝令女真族服属，设海西、建洲两卫。他的政策重点在于，要把曾经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尽可能地细分化。女真族以向汉族出售高丽参和毛皮为生。这里也采用了朝贡贸易的形式，相当于日本“勘合”的是“敕书”。明在各地设卫和所，给各个首领以敕书。这个数字说是三百，因此是做了相当的细分。不过在土木之变的时候，瓦剌的也先袭击了海西卫，杀死了大批女真族首领，敕书落入非正统人的手里，引起混乱。明嫌麻烦，于是改为把敕书统一交给海西、建洲两卫首领。

这违背了永乐帝的政策，把权力集中到一部分人身上了。不久，大统一实现，女真族国家诞生的日子到来了。王杲尽管失败，但他女儿所生的努尔哈赤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和父亲、祖父都随从明将李成梁，向明表示出恭顺姿态的同时，也在秘密积蓄力量。终于，当女真力量正在成长的时候，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因派遣援军而无暇顾及辽东。努尔哈赤反明，宣言自立，准备攻击抚顺，时间是万历四十六年（1619）。

在这一非常时期，明宫廷内的荒谬事不断。万历四十三年（1615）发生了一起暗杀皇太子未遂案。提着棍棒的男子闯入皇太子宫殿，故被称为“梃击”案。这被当成是疯子的恶搞来处理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帝死去，泰昌帝即位后暴毙，人们认为是因为他吃了据说对下痢有效的红色药丸。这就是“红丸”案。泰昌帝的皇后已经死去，生下皇长子朱由校的王氏也死了，因此理应即位的新皇帝既没有生母也没有父亲正妻。但泰昌帝宠爱的李选侍（女官官名）想把少年皇帝控制在手中以掌握权力，就把他藏到了乾清宫。少年皇帝——天启帝很快被廷臣们抢了回去。这就是“移宫”案。

据说唆使李选侍的是个叫李进忠的没文化的宦官。他早年因为赌输了，自愿接受去势手术做了宦官。后来他改名魏忠贤。明代是宦官跳梁的时代，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比魏忠贤更恶劣的宦官了。他伙同天启帝的乳母客氏，独霸天启帝，利用派阀争斗掌握了权力。东林党和非东林党的派阀对立日益严重，魏忠贤加入后者，镇压前者。派阀抗争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以至于为了收拾掉东林党，反对党不惜借助恶魔之力。这个恶魔就叫魏忠贤。

魏忠贤做了特务机构东厂的长官，掌握了一手情报，实行恐怖政策。要是被他盯上就完蛋了。弹劾他的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顾大章、魏大中、袁化中等人被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后被残杀。人们把他们称为六君子。以东林书院为首，天下的书院都遭到破坏。东林党人的姓名被公开，视为“奸人”。

在天启六年（1626）完成的《三朝要闻》中，前述的梃击、红丸、移宫三个案子全部归罪于东林党，因此这一文书受到圣典般的待遇。接着有进言说，应该给魏忠贤立生祠，于是各地都立了生祠，甚至还有人进言说要把魏忠贤和孔子相并列祭祀。各地都立有魏忠贤的像，人们在其面前高呼“九千岁”，也就是从皇帝的“万岁”里减去了千岁。提出上面进言的并不是宦官，而是高官们。

在原先的六君子之后，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黄遵素七人被逮捕后残杀。这些人被称为“后七君子”。这真是个疯狂的时代。

天启七年（1627），天启帝在二十三岁时死去。明代皇帝死后，权臣就跟着没落，百无一漏。天启帝没有儿子，弟弟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逮捕后自缢，但还是被曝尸，和他勾结的客氏也被诛杀，一族连同婴儿全部被杀。可以想见，阿谀魏忠贤的一伙人也被全部肃清了。

1625年，努尔哈赤在沈阳（辽宁省）建都。在天启帝死去的两年前，努尔哈赤就已死去。不过他的后继者英武异常，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业。

明军在和满洲军的交战中陷入困境。除了为救援朝鲜而导致的浩大军费开支外，因万历帝建造陵墓等奢侈无度的事情，国库已是空空如也。万历帝是个吝啬汉，但对于自己的陵墓和儿子的结婚费用则是毫不吝惜地一掷千金。和满洲军交战的军费就只能依赖于增税和亏损事业的废止。

因为增税，人民疲弊，而且此时饥荒频发。毫无疑问这是人祸。不堪忍受增税的人们因害怕被罚而逃亡。流民增加，社会必然变得不稳定。

崇祯帝废止了驿站这一官营的亏损事业。为了运送物资和邮政通信，全国设立驿站，由政府投入运营。政府文书的递送因有其他路线，不用驿站也可以，可能崇祯帝认为影响不大。然而结果是这成了明王朝崩溃的极大因素。

全国的驿夫等驿站工人一下子集体失业了。他们因搬运工作的性质，在全国有互助组织。旅途中生病等困难的时候，就必须依靠当地同业的照顾。崇祯让从一开始就有组织的人失业，所以“造反团”就马上成立了。失业驿夫推举有统率力的人做首领，称为“闯王”。灭亡明王朝的李自成，就是从这个组织中崭露头角，做了闯王。后来成为别派首领的张献忠，从流民团的领导人成了大军团的统帅者。李自成的闯军发自陕西。明王朝东有满洲军，西有造反军，真的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尽管崇祯帝资质比哥哥天启帝优异，但已为时已晚。

——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明史》本纪中如是说。崇祯帝的确努力了，但已经不可能挽回。

［1］ 西日本。

［2］ 日本地名。

八旗之国

1

前面讲到，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实行猛安谋克制，使得本族组织化并飞速强盛了起来。在金灭亡四百年后，又形成了一个女真族的强力国家。努尔哈赤和祖先一样将本族组织化。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意思是“旗”。一固山是七千五百人，当然不是机械分割的。努尔哈赤即位的时候，牛录的数量达到四百，所以兵力就有十二万。

和猛安谋克一样，“旗”不仅是战斗单位，也是行政单位，还是生活单位，后来又是户籍。不过，这一体制从诞生之初起，就明显是军事优先。以毛皮和高丽参为产业的女真族，是比游牧民族定居性更强的狩猎和采集民族。狩猎时，包围猎物的所谓“卷狩”很多。首先决定要把猎物群赶向哪里，就在那里立醒目的黄旗，然后分三队逐渐缩小包围。三队的中央以蓝旗为标记，左右分别是白旗和红旗。满洲族最初的四旗就是以此黄、蓝、红、白为符号的军团。

努尔哈赤即位前一年（1615），“旗”的数量翻倍。还是原来的颜色，加上了镶边。蓝、黄、白旗加上红边，红旗加上白边，原来的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加上边的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就这样，“满洲八旗”诞生了。努尔哈赤只直接统治其中的正黄和镶黄二旗，其余六旗归属实力派支配。大概他考虑的是部族联合体制，认为掌握绝对权的中原式君主统治不适合满洲族。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发表自立宣言，定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国都定在兴京。为了和四百年前灭亡的金相区别，也称为“后金”。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改金为“清”，还禁止称女真，强制名称为满洲。如前所述，满洲改写自文殊的说法最为有力。

为何皇太极要这么做呢？和考虑部族联合国家的父亲不同，他想建设的是一个皇帝制的帝国。努尔哈赤出生于建洲左卫属下的首领家庭，姓“爱新觉罗”。爱新的意思是“金”，觉罗的意思是“族”。虽说是首领，但因明的细分化政策，被授予明朝官职的首领据说就有三百人，因此他家并不是什么名门。关于努尔哈赤有各种各样说法，有说他做了女真商人女婿的，也有说他是明将李成梁手下的。这位王朝始祖的经历如此众说纷纭，反映出在当时他的出身根本没被当回事。这一时期的女真族社会停滞不前，极为封建。“金”和“女真”等名称只会把民族赶到复古主义情绪里，反有可能会使人更加蔑视努尔哈赤的出身。此外，皇太极的目标是帝国，想把版图扩张到汉族圈，但金这个国号会让汉族意识到这曾是欺凌过南宋的历史恶人，因此大概他认为这在民族心理上是不利的。

就算努尔哈赤在初期没有做过李成梁的臣下，也曾给他干过活，帮助过他镇压同族。前面已经提到，李成梁平定了建洲女真的王杲之乱。王杲逃亡到海西女真的哈达部，但哈达部把他扭送给了明。王杲的儿子阿台为此展开了复仇之战，而朝鲜族名将李成梁自然相助哈达部打击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而阿台的妻子出自努尔哈赤家族。明方的记录说，前往劝告投降的两人被扣留，之后明朝发动总攻。而努尔哈赤方的记录则说，他们想把阿台的妻子带走，所以被扣留。后来努尔哈赤攻击明的时候，列举了“七大恨”的开战理由，开头说是

——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把族里的女人都带了出来，还劝人投降，一直站在明这一方，但反而被杀。这一次因是火攻，所以两人是被烧死的，明方则说是误杀。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封敕书和三十匹马以作补偿。这成了努尔哈赤军团诞生的军费。

明对女真的分散政策成功过了头，小集体之间纷争不绝。这成了明在这一地方的责任人李成梁的扣分点。李成梁想让这样的小纷争少一些，培养一个略有实力的人，于是看上了努尔哈赤。女真大统一会带来麻烦，但地方上骚乱过多也很让人为难。努尔哈赤将计就计，通过接受援助，积蓄力量，很快就统一了建洲五部女真。

建洲卫在辽东，因靠近汉族居住区，所以受到不少影响。努尔哈赤自己除了女真语（满洲语）外，也能说汉语和蒙古语。与此相对，海西女真位于现在的哈尔滨，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身地。他们和蒙古族有所接触，但和汉族则基本上没有往来，明商人会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叫开城的交易场。因海西女真的内部抗争，这个开城处于闭锁状态，因此建洲商品云集，养肥了努尔哈赤。

海西女真九部族被自称“满洲”的努尔哈赤夺去贸易之利，因此他们带着危机感联合了起来。然而九部联合军败给了努尔哈赤，被迫缔结了屈辱的讲和条约。就这样，在努尔哈赤实力大增的时候，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的注意力放到了朝鲜半岛上。努尔哈赤临即位前，合并了除了叶赫部外的海西女真其他各部。

2

明开始注意到努尔哈赤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容许的限度，于是决定扶植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明有一个强力武器，这就是“停止贸易”。不过，土木之变也好，倭寇之乱也好，都是因为停止贸易引发的，是一把所谓的双刃剑。即使堆积如山的人参腐烂掉，努尔哈赤也不向明妥协。就这样，明停止贸易导致的结果是努尔哈赤的自立和出兵攻打抚顺。

得知抚顺失陷后，明廷任命兵部侍郎（国防副部长）杨镐为辽东经略，开始认真处理满洲事务。山海关、保定、开原、辽阳的驻军被动员起来。朝鲜也派出一万援军，这应该也有对秀吉出兵时明派军增援的报答意味吧。自然，明军阵营中也有海西女真叶赫部的一万五千兵力。

万历四十七年（1619），也就是努尔哈赤即位第四年，明在萨尔浒（辽宁省）吃了大败仗。傍晚刮起了遮天蔽日的大沙尘，明军点起火把，正好成了努尔哈赤军的目标。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明朝衰亡、清朝兴起的绪端。

败战责任人杨镐被逮捕下狱，后任辽东经略由熊廷弼担任。他最害怕的不是努尔哈赤的武力，而是紫禁城里没有责任感的言官弹劾。出发的时候，他给皇帝的上疏中就讲好不要让内部论争拉后腿。熊廷弼在辽东明军士气回复之前，一直避免滥战，在各地建立起联络网以防备满洲军。努尔哈赤也很警惕，一年多没有攻击。然而，万历帝死后，泰昌帝又暴毙，在天启帝登基后，信口开河的言官开始批判“熊廷弼不战”。失去干劲的熊廷弼申请辞官获准。

之后，辽阳和沈阳陷落，努尔哈赤从兴京迁都沈阳。此时的明廷正处于纷乱时期，魏忠贤登台亮相了。明远征军溃灭，逃往山海关以西，山海关当然是易守难攻的要塞，而它前面的宁远城一直在坚守，不可一世的满洲八旗也没法攻击得手。守卫宁远城的名将袁崇焕使用了由福建运来的葡萄牙大炮，也就是“红夷大炮”。人们从未见过的新兵器一出现，就把连战连胜的满洲军打得人仰马翻。努尔哈赤在宁远城的炮击中受伤，不久因伤死去。时间是他即位的第十一年，明朝天启六年（1626），也是魏忠贤的生祠建起来的那年。皇太极顺理成章地即位称帝。

皇太极采用“反间计”，成功埋葬掉了名将袁崇焕。当时在鸭绿江河口的皮岛上，有个叫毛文龙的总兵，专门干着走私的勾当，自然也一直向宫廷送去贿赂。他在魏忠贤时代就无耻地在皮岛上给魏立像。袁崇焕知道实情后，叫出毛文龙，当着他率领的两万八千名部下的面，突如其来地斩了他。此时已经是崇祯年代，毛文龙因罪行确凿，案子就这么解决了。不过，可以想象宫廷中受毛文龙贿赂并大捞好处的一伙人对袁崇焕有多憎恨。皇太极用间谍在宫廷中散布袁崇焕内通满洲军的谣言，满洲军也制造出“证据”予以配合，所以没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了吧。袁崇焕被召回北京，下狱处死，时间是崇祯三年。

曾经同在宁远城作战的袁崇焕部下祖大寿和何可纲绝望了，率领一万五千骑出山海关投降满洲。毛文龙被诛杀的时候，他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历战将军也投降了满洲。不仅如此，降军还带去了恐怖的红夷大炮，军中还有铁匠。在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毙的五年后，满洲军已经能铸造红夷大炮了。

后来，皇太极进兵朝鲜，迫使其承认宗主权，还平定了内蒙古各部。定国号为清是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这显示出清的目标是要去掉女真气味，成为天下国家。国都已经移到沈阳，那里的故宫保留至今。而在明朝，洪承畴等人努力抵挡来自陕西的叛乱军，闯王高迎祥被杀。接替高迎祥做了叛乱军首领的是李自成。

李自成军于崇祯十四年（1641）攻陷洛阳，杀了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军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李自成同年攻陷南阳，杀了唐王朱聿键。明朝皇族接连被杀。洪武帝想以诸王为屏藩，但永乐帝以后诸王实力被严重削弱，根本起不到屏藩的作用。洪武帝打造的皇帝独裁权被最后的崇祯帝滥用，他在位十七年间，罢免、处死了五十名阁僚，七个总督和十一个巡抚（省长）被处以死刑。他猜疑心重，使得皇太极的“反间计”成功。像这样说杀就杀，文武大臣都战战兢兢，士气低下是必然的。

在皇太极的天下国家野心之前，还挡着一座山海关。要突破此处，就必须攻陷关外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明任命讨伐叛乱军有功的洪承畴为总督，派他前往山海关。洪承畴准备贯彻“守”策，但中央派来的官员因为害怕增加军费，催促他速战速决。洪承畴不得已在松山集结军队。皇太极通过谍报知道此事，高兴得都快哭了。他日夜兼程，六天赶到松山，击破了斗志薄弱的明军，悉数攻陷了关外四城。洪承畴降清，总兵吴三桂等败逃。时间是1642年。清在这一年创建“汉军八旗”。清军效仿满洲八旗，把增加的大量汉族引入了“旗”的组织。

3

明松山大败那年，李自成攻陷开封。次年攻陷承天。张献忠出湖北，杀楚王朱华奎，自称大西王。不过皇太极在这一年突然死去，说是“无疾而崩”，所以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享年五十二岁。长子豪格辞掉了帝位，于是六岁的弟弟福临做了继承人。实际上清军的实力派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据说豪格担心即位后会被这个叔父杀掉。六岁的幼帝由多尔衮和他的同母弟弟多铎辅佐，年号改为顺治。

清称努尔哈赤为太祖，皇太极为太宗，因福临的时代在入关以后，故此将他称为世祖。清和明一样是一帝一年号制，因此也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我们把世祖福临称为顺治帝吧。顺治元年（1644）是明崇祯十七年，是甲申年。这是重要的一年。庞大的明帝国在这一年轰然崩塌。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即位，定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发军东征。二月入山西，攻陷太原，经历苦战后攻陷宁武。明必然会逐渐加大从此处到北京间的防御力度。然而，大同和宣府总兵（部队首长）投降，因此李自成大军所到之处就没有了抵抗，可以长驱直入冲击北京。北京信息闭塞，所以李自成军就像是从天而降一般。仿佛就在眨眼间，穿黄色衣甲的李自成军争先恐后地涌入了北京城。

崇祯帝在让自己的儿子逃走后，刺杀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这次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汝何故生我家！”然后，他前往紫禁城以北的景山，在寿皇亭自缢身亡，时间是元北退、明入北京城后的第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要点在于政权（王朝）的兴起和灭亡，本书也是以此为重点进行叙述的。对照一下明的兴起和灭亡，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洪武帝强化皇帝独裁，到了最后崇祯帝的时候就无人可用，或是根本使不动，最终以皇帝的独角戏告终。不过，不能只责怪崇祯帝。很多史家认为，明朝灭亡是从神宗（万历帝）开始的，这个怠工的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而且，明朝是在洪武、永乐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它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明朝皇帝自身。

李自成逼得崇祯帝自杀，做了紫禁城之主，似乎有些得意忘形。各地都送来降表，大概他也觉得战争结束了。他制造了皇帝的玉玺，忙着铸造永昌钱。不过，山海关吴三桂的降表一直没到。不止如此，还有消息说吴三桂正在准备和李自成一战。李自成震怒，率十万兵前去讨伐。吴三桂向清摄政王多尔衮送去文书请求援兵，而在此前双方一直还在交战，处于敌对关系。

坊间传说，吴三桂也曾想向李自成的大顺国投降，但得知自己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夺去，为了一雪私怨而向清请求援兵。这一时代的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也歌咏了这件事，因此不大可能只是区区坊传。不过也不能光这样认为。要给明皇帝复仇，就只有借清兵之力，而这也会把满洲族带到中原。根据满洲族人口少以及顺治帝即位的不确定性等消息，可能吴三桂的预测是，即便满洲族进入中原，也只是一时性的吧。

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吴三桂的邀请，亲率主力进击。略带自满的李自成军没想到辫发大军会真的攻过来，甫一交锋便自溃逃，吴三桂军和清军在后面紧追。此时北京还在等着李自成举行的登基仪式。李自成逃回北京后，就杀了吴三桂的一族三十余人，在急忙举行即位大典后，次日就退出了北京，还在宫殿、城楼放火。第三天，清军入主北京城。

明文武大臣在城外列队，迎接清军入城。四十天前，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迎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

4

——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在进发北京之时，摄政王多尔衮给众将发布了上面的训令，除此还有“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以解救者的姿态入城。

李自成在进北京的时候也是如此，但他的军团有太多杂乱的因素。李岩和宋献策的军队军纪严明，而战斗力很强的刘宗敏军队就有不少残暴行为。从张献忠半路自成一派就可以看出，造反军在团结上有问题。洪武帝以江南经济实力为后台，以推翻异民族蒙古政权为“大义”，与此相比，一般认为李自成造反军的基础就有些脆弱。退出北京后，李自成很快就失去了力量，被逼至死。既有说他是被居民杀的，也有说是自杀的。因发生在退出北京的次年，所以不得不说是太早了些。进入四川的张献忠实行游击战，但也没能坚持多久。张献忠对地主、官僚太过于毫不留情，没能把知识分子层吸纳到造反团中，结果落得到处乱跑，最后遇袭身死。

清认定辫发为服从的标志，立下严酷的原则，对拒绝辫发的人“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不允许中途而废，强迫人们必须在辫发和处死中选择一样。清的目标是要成为中华帝国，而不会止步于区区占领北京。为了称霸天下，清令大军南下。此时，流亡政权已在明副都南京建立了起来。

原本南京就是明建国时候的国都。永乐帝迁都后，南京还是副都，设置了缩版的政府各机构。比如也有太学，在日本平户出生、母亲是日本妇人的郑成功在回国后曾就学于南京太学。这就使明有了对口接受官员的地方，所以土木之变的时候也出现过迁都南京之议。明朝遗臣在南京建立流亡政权就在情理之中。皇族从各地前来南京，在谁做皇帝的问题上，可称为明朝家传绝艺的派阀抗争也在此展开。

这是立亲还是立贤的问题。最接近于皇统的是被李自成所杀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福王朱由崧，但是据说他贪婪、淫乱、嗜酒、不孝、虐下、不学无术、爱管闲事，是个一无是处的人物。论贤，则是万历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一伙人通过巴结魏忠贤出头，也因其败落而失势，他们推戴福王，而钱谦益和史可法等东林党系人提出拥立潞王。拥立之争中马士英获胜，福王做了监国后自称皇帝。东林党系的人似乎是以国难当头内讧不好为由做出了让步。然而，福王即位后，禁止民间婚姻，开始挑选皇妃，派遣宦官到各地。民间动荡，南京政府失去人望自是不言而喻。

清摄政王多尔衮似乎也曾考虑过入关后清和明的关系，作为他的预案之一，可以恢复为原来金和南宋的关系。但是南京流亡政权实在是胡来，所以就给了他南征的自信。他令同母弟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南下，并沿用了以前蒙古的恐怖政策，愿意归顺的就饶而不杀，选择抵抗的则绝不赦免。清军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扬州遭遇史可法的抵抗，在此地实行了大屠杀。史可法也自杀了。不言自明，扬州大屠杀是在儆众。事到如此，南京也没有指望了，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陷落，正好是一年前福王即位的同一天。福王在南京陷落之前就逃亡了，后来在芜湖被清军抓获，送到北京，次年死在那里。

5

清初大画家石涛的本名是朱若极，据说是明楚王一族。此外以画风独特而知名的八大山人，本名朱耷，似乎曾是宁王一族的人。全国有不少像这样的朱氏诸王，不过因为中央都派了人去监视，王没有任何权力，据说连行动也不自由。这就起不到屏藩的作用。只不过在明朝如此崩溃后，作为反清抵抗运动的象征，诸王的存在价值才被认可。

洪武帝有二十六个儿子，分别封为诸王，其中第十子的十世后裔、鲁王朱以海被浙江的反清团体拥立。浙江曾是南宋首都所在，居民的民族意识极其强烈。尽管如此，在清压倒性的武力面前，张国维、张煌言等人的抵抗也是徒然，鲁王不得不逃到海上。洪武帝第二十三子的八世孙唐王朱聿键在南京失陷后，被将要回福建的团体接到后南下。这一团体中有郑鸿逵，他是在福建有强大地盘的郑家的人。

唐王曾被崇祯帝废过一次。因李自成进发南阳（河南省），他开始募兵，这成了罪状，被废后弟弟被立为唐王。即使叛乱军越来越近，诸王也不能募兵。他被禁闭在凤阳（安徽省），南阳被李自成攻陷后，当了唐王的弟弟被杀，因此朱聿键被南京亡命政权复位为唐王。唐王在福建登基，年号隆武。可以称为隆武帝吧。从福建南安火速赶来的郑成功觐见隆武帝，被赐国姓朱，因此后来他被称为国姓爷，只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用过朱姓。这位隆武帝实行了没什么计划性的北伐，在福建汀州被清军抓住，送到福州后处死。

同样曾是海商的福建郑家领袖郑芝龙向清投降，但他儿子郑成功在那之后，以南澳、金门、厦门等地为据点进行抵抗，一度率舰队攻击南京。这支军队虽然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却轻松攻陷了途中的小城市，故此有些骄傲，因而在南京大败。后来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描述攻击南京的郑军是

——狃于小胜，不用上命。

骄兵不听长官命令。郑成功的统率力也有问题，可能是过于年轻。朱舜水亡命日本，做了水户的德川光圀的宾客，他说亡命的理由是

——熟知声势不可敌，坏地不可复，败将不可振。

隆武帝（唐王）死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改元永历。这一政权被赶到云南，不过郑成功仍然用永历年号，还把厦门改名为“思明”，以此为据点坚持抵抗。他放弃了北伐，进兵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了的台湾，迫使荷兰守卫兵投降。把荷兰势力赶出台湾，可说是败将郑成功的莫大功绩。

郑成功攻下台湾是在1661年，这一年正月，清顺治帝二十四岁时死去。根据中国的惯例，即使是正月中死去，这一年仍然是顺治十八年，次年才改元康熙。荷兰投降的时候，从云南逃到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人捕获，交给了吴三桂。次年永历帝被带到昆明后遇害。原明将军吴三桂在山海关请求清援军，如今被封为清平西王，负责扫荡明朝残党。郑成功想追随永历帝，却死在了台湾。荷兰投降是在十二月，郑成功之死是在次年，也就是康熙元年（1662）五月，时年三十八岁。他儿子郑经做了继承人，盘踞台湾坚持抵抗了二十一年，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降清。此前台湾一直在用死去的永历帝年号。降清是在台湾的永历三十七年。

就这样，八旗之国清成功控制了中国全境。

三世前后

1

明朝为数不多的几个明君都很短命，而清朝的康熙和乾隆这两个明君的治世都达到了六十年。明出现了荒唐无道的昏君，比如土木之变的英宗，建造豹房的正德帝，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万历帝等。而到了清代，没有出现过可称为昏君的皇帝。清不立皇太子，通过遗诏指名继承人。为防备皇帝暴毙，在乾清宫玉座后面的“正大光明”匾额后，封存着皇帝中意的继承人名字。这是为了防止继承人在即位前被潮水般的阿谀巴结冲得忘乎所以，此外，皇子们也必须通过勤奋的习文、演武，努力从指名竞争中胜出。秘密立储正是要提高对未来皇帝教育的成果。

顺治帝六岁即位，之后迅速入关，成了醉心于汉文化的人。据说他醉心于阅读，无论是中国古典著作还是野史小说之类。尽管如此，他也没疏于政治。其中也有辅佐幼帝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具备超群资质的原因吧。多尔衮被称为“皇父”。一般似乎都认为叔叔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侄子登基称帝。但多尔衮三十九岁时死去，因此要是再多活些时间，说不定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件事在清朝文献中被巧妙地删除掉了：太宗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就娶了寡妇嫂子，也就是顺治帝的生母。如果是这样，也可以认为对多尔衮来说，顺治帝就是妻子的儿子，没有什么篡夺的必要。

如果上面说的是事实，深受被汉文化熏陶的顺治帝可能就会把这件事视为“违背人伦”。满洲族中这种事是很平常的，因为塞外民族都这样。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后，弹劾就马上络绎不绝，说他企图谋反，于是他的名号从宗庙中被撤下。十三岁的顺治帝已经亲政，这一措施正是皇帝裁决的。所有的罪名都被挂在多尔衮名下，不过，他陷害曾辞让即位的豪格（顺治帝的哥哥），还抢夺他的妃子却是事实。多尔衮既是英雄，也很好色。受汉文化及其伦理观影响的顺治帝就算能容忍好色，也不能容忍违背人伦。二十四岁时死去的顺治帝在遗诏中说

——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

反省自己的汉化。继他之后的康熙帝为朱子学所倾倒，编纂《康熙字典》，也是个沉湎于汉文化的人物。不过，他同时努力保持满洲族的淳朴，可以说是个维持了平衡的明君吧。

顺治帝之死是个谜。有种说法认为，充满激情的他痛悼死去的爱妃董贵妃，出家的决心丝毫不改，于是装作死去，让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据说顺治帝去了五台山清凉寺。康熙帝是朱子学的热情信徒，对佛教不怎么关注，却五次前往遥远的山西五台山，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跟同前往，而在某个时期（此时被认为是顺治帝实际上已死去）后就再也不去了，这成了传言的依据。

虽有出家遁世的传言，但十三岁起就亲政的顺治帝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尽管此前是多尔衮的功绩，但后来的十多年中，可以说是顺治帝巩固了清王朝的基础。清自入关以来直到灭亡的二百六十九年间，没有一个宦官能对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顺治帝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禁止宦官和政府高官的来往，对违反规定的宦官吴良辅处以死刑。尽管建立了宦官机构十三衙门，但他还是在宫中立下铁牌，明示说如果宦官妄言政治就处以“凌迟处死”的最高刑罚。康熙帝连十三衙门都废止了，把宦官定为无所属的杂役。

康熙这个年号用了六十一年，他儿子雍正帝在位十三年，而孙子乾隆帝治世六十年。不过，乾隆帝还活着的时候，因顾忌到年号时间超过祖父，于是让位给儿子嘉庆帝。康熙、雍正、乾隆的一百三十多年，是被称为三世的清朝黄金时代。夹在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雍正帝把受到差别待遇的贱民编入良民，命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也有光明的一面。但他在政治上冷酷的一面过多，被认为是秘密警察的时代。他对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兄弟有苛酷的举动，因此没什么人气。清代被称为三世的这段时期，也有时间长短的原因，我感觉人们在赞颂康熙和乾隆的辉煌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略过雍正。

2

除了郑成功，明朝的残存势力如福王、唐王、桂王，基本上都在顺治时期灭亡。这在清史上被称为“前三藩之乱”。不过，平常所说的三藩之乱指的是“后三藩之乱”。为满洲王朝清建国立下功劳的汉族武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分别在云南、广东、福建被封为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吴三桂就是在山海关向多尔衮邀请援兵的将军，尚可喜和耿仲明是在皮岛干走私的毛文龙的部将，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以后，带着“红夷大炮”向清投降。

清要想清理这几位在边境割据的汉族王，应感觉到极大危险才对。在平定中国的时候，他们率领绿旗营（汉人部队）转战南北，自然会军阀化，财政和人事任用都不受中央控制。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不光开启和西藏的茶马贸易，征收关税、盐税，连铸造铜钱也干过。自从向多尔衮求援那时起，他似乎就认为，基本人口过少的满洲族不可能统治全中国，终有一天会把他们推翻。他的这种想法一直没变，因此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吧。

事情的起因是平南王尚可喜和他儿子尚之信的不和。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退休后，向朝廷申请回辽东，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儿子尚之信。这次，康熙帝不允许世袭，命令废广东的平南王，也就是所谓“撤藩”。这是断然的措施。吴三桂和耿精忠（耿仲明的弟弟）试着申请撤藩，朝廷马上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撤藩命令。就这样，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兵反清。

年方二十的康熙帝在这场叛乱中，表现出了果敢的姿态。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他为讨伐三藩动员了汉人军队，此举看似危险，康熙帝却有着绝对的自信。吴三桂追杀了桂王（永历帝），起兵没有任何名目，仅仅是宣传反清，而他自己却仕奉清朝三十年，还被封王，就算是汉人也不会相信他。尽管如此，三藩中最有实力的还是吴三桂。稍后造反的尚之信包围了父亲的住处，气死了老父，不过到康熙十五年（1676）十二月还是向清投降了。次年，耿精忠也降了。吴三桂于1678年以湖南衡州为首都，三月登基，八月死去，孙子吴世璠继位后撤回云南。应该说此时就分出了胜负。

降清的尚之信，在朝廷下达要求他派去援军共同讨伐吴三桂的命令后，一直不予响应，直到吴三桂死后才开始进攻广西武宣。但是朝廷的不信任是决定性的，他被押往北京处死。

固守云南的吴世璠走投无路，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自杀。后来，先前投降的耿精忠也被处死。至此三藩之乱以清军大胜告终。两年后，盘踞台湾的郑氏一族投降。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呼应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占领了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南下进攻广东各地，不过郑经因叛乱的结束而撤退回台湾，在吴世璠自杀的同年死去。降清的是他儿子郑克塽，他被转移到北京，编入汉军八旗的正黄旗，受公爵之位。三藩曾一度降清然后又反清，因此清对就处死了第二次投降的他们。与此相比，台湾郑家自郑成功以来从未降清，所以得到了不同的对待。朱子学的信徒康熙帝对忠诚与否，应该是给予了相应的回报吧。

就这样，全中国被收入清的版图内。清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中国没有了藩王，每个角落都由中央派去的官僚在进行统治。接着就是对外问题，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通过尼布楚条约稳定了和俄国的边境。此外准噶尔（左翼，也就是西蒙古的意思）部的噶尔丹向东进兵，意欲统一蒙古，但康熙帝通过两次亲征，给予极大打击，逼得噶尔丹自杀。准噶尔部并未就此甘休，越过昆仑山占领了西藏。这对清来说既是喇嘛教问题，也是一次重大事件。清军从青海出发展开的进攻失败了，于是由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兵，康熙五十九年（1720），终于把准噶尔势力扫出了西藏。同年，清军控制住了吐鲁番盆地。

外征虽多，康熙时代却没有增税，反过来还频频减免赋税。国内稳定，结果是人们的经济活动旺盛，税收也自然在增加。

康熙帝自己也是个学者，不仅熟悉朱子学，还向耶稣会的神父学习数学等学科，鼓励学术。另一方面，他对汉族所持的“夷狄思想”丝毫不失警戒，对诽谤满洲族的以及清入关后还用明朝年号比如永历的人处以极刑。就算是死人，也要开棺戮尸，这被称为“文字狱”，正是恐怖政策。

3

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抗拒辫发，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时出家了，其中有个吕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传华夷之别和回归封建，自然也会联系到排满思想。他的著述引发问题的时候，本人已经在五十年前死去，但还是被戮尸。时间是雍正十年（1732）。

雍正帝采取的方针是以思想对思想。他没有杀据说曾继承吕留良思想、图谋造反的曾静，还撰写了《大义觉迷录》。这是在论述清统治的正统性和华夷思想的不当性，曾静的《归仁说》被收入附录。然而到了乾隆帝时代，一度被饶的曾静被处以死刑，连《大义觉迷录》自身都成了禁书。

到了乾隆帝时代，文字狱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严格，是因为思想界中排满思想在底流逐渐扩散。此时也出现了连子孙都被处死的情形，目的是让学者畏惧。在笔祸案中，除了明显能让人意识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尔被误解的情况。想提笔写诗文的人必然大大减少。学者为避免危险，开始专注于考据学。这样的话就基本安全。清代学问中以考证学为主流，据说还萌发出了科学精神，不过如此产生的背景让人哭笑不得。

乾隆帝发起《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令人抄写从古今书籍中精选出的良书，次等良书则只把题目和解说加进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约八万卷，被分成七部，数字之大让人窒息。其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文化事业，但其中也有很强的思想检查的意味，很多书成了禁书被焚毁。

雍正帝时代没有大的外征，而乾隆帝时代却频频发生。乾隆帝发兵两次远征准噶尔，远征回部（南新疆），进兵金川、台湾、缅甸、廓尔喀等地，远征军甚至到达了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清在西藏设驻藏办事大臣，强化对此地的统治。乾隆帝自夸有前后十次大军功，创立自己的记录《十全记》，自称十全老人。和康熙相比，乾隆外征给国民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而且，康熙时期三藩之乱后，台湾的朱一贯之乱基本上是唯一一次，但乾隆时期内乱频发。台湾天地会之乱、湖北白莲教之乱全都是秘密结社起义，这反映出病灶已深入肢体。大概可以说清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中也有老害的原因。乾隆帝说不能超过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于是在第六十年退位，时年八十五岁。实际上尽管乾隆帝已经退位，据说他仍一直忙于政务，直到八十九岁时死去为止。湖北白莲教叛乱直到他两眼一黑为止，还没能平定下来。最大的宠臣和珅利用自己的地位中饱私囊，乾隆帝竟对此毫无知觉。监察御史弹劾和珅奢侈，却反遭撤职。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一死，和珅就被历数二十条罪状，被命令自杀。家产被没收，他侵吞的以一百五十万两黄金为首的财产被查明，相当于国家十年的岁入。而他得权不过十几年，每年侵吞了岁入的差不多一半却没有被注意到，这明显是乾隆帝的责任。

对学者来讲，清是个严酷的“文字狱”时代，而庶民还能享受相当长期的和平。也有生活容易的原因，人口逐渐增加。康熙时期的两亿人口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到乾隆末年增加到了四亿。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几，因此，在这个大部分人口为农民的国家，人民就必然会被生活所迫。到乾隆末年，外征时欠下的账单终于寄回家了。

宠臣和珅的出现是政治颓废的现象之一。在文化、生活层面上，也会让人觉得人们在被什么东西所腐蚀。官员和军队纲纪松弛，民众生活逐渐穷困。在清初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康熙至乾隆中期前的扬州八怪（金农、郑燮、李鱓、黄慎、罗聘、李方膺、汪士慎、高翔）时代结束后，就没有出现过优秀的艺术家或文人。乾隆末年开始频发的叛乱，就是如此颓废的表现之一。

白莲教的教义是宣传弥勒下生，要求改革社会，而元末动乱也是由以白莲教信徒为中心的红巾之乱拉开大幕的。乾隆帝之死是1799年，正要进入十九世纪。“三世之春”后的时代需要改革，所以以湖北为中心的白莲教之乱甚至波及陕西、四川。不仅如此，白莲教的一派天理教甚至影响到了在宫廷当差的宦官。嘉庆十八年（1813），在宦官信徒的引领下，约一百名天理教叛乱军攻入紫禁城，还抵抗了两天。这被称为“禁门之变”，此次在外朝和内朝的分界线隆宗门匾额上扎着的箭头，到现在还保留着，简直就是在象征着王朝的日薄西山。

4

清朝建国当时，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葡萄牙、西班牙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曾是先驱者。非景教的天主教也传入中国。耶稣会的教士们在允许中国人拜祖先拜孔子后，开始稍微获得了一些信徒。可能是嫉妒这一成功，其他派别向教皇告状说耶稣会的做法属于异端。他们有个原则，耶和华以外的神是不能礼拜的。不过，这样一来在中国就不可能有信徒。人们在家族制度下生活，做了官以后，一定要去文庙拜孔子。于是耶稣会仿效在日本的做法，把目标定为让国家领导层变为信徒。

这被世人称为“典礼问题”。对不承认拜祖先拜孔子等中国风俗的教团，康熙帝禁止他们布教。教皇特使被康熙帝监禁。耶稣会因做法被罗马视为异端，在中国的布教终于变得没有希望。基督教布教在中国被禁止，雍正帝驱赶了政府雇佣（天文台长和画家等）以外的外国人。

就这样，清国和外国变得绝缘。只是因为说远来的商人太可怜，出于怜悯才许可他们进行贸易。不过，场所仅限于广州，家人不允许进入，而且贸易季节结束后，他们就会被强制回国。这和同时代的日本把贸易限于长崎一港的做法相似。日本仅允许荷兰一国贸易，而清则不限制国家。和长崎的出岛相比，广州的“夷馆”更轻松一些，这是因为澳门是葡萄牙人的特别居住区。如果让家人住在那里，就可以很快见面。澳门绝不是葡萄牙领土。葡萄牙虽然派去总督，清国也派去澳门同知这一地方长官。

长崎贸易由荷兰人垄断，而广州的贸易主角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当时，喝茶的习惯在英国普及，下午茶的习惯相当普及，对茶叶的需求极为旺盛。而且当时在阿萨姆和锡兰没有茶树种植，只有中国有供给源。大量的茶叶从广州被运到伦敦，而英国没有能出口中国的合适商品。因此，清国和英国的贸易一直是英国的入超，东印度公司绞尽脑汁地想矫正这种单方面贸易。

于是鸦片登场了。鸦片作为药品，很早以前就出口中国。尤其在台湾，被用作疟疾的特效药。大概就像宣传鸦片时所宣称的那样，人们相信“服用了鸦片，生命就能绵绵不断”，吸食鸦片立刻普及开来。鸦片让人冥想，据说是东洋式的毒品，能让人暂时忘记现实的忧愁。鸦片之所以流行，生活困苦也是原因之一。此外也有人把流行的原因归为在社会停滞后，一般人的娱乐过少。不管如何，中国开始大量买入鸦片，此前的出超逆转成了入超，还年年增加，发展的势头让人看不到何时是个尽头。

贸易的结算是用白银进行的。通过出口茶叶，输入大量洋银（墨西哥银币）已是昔日的梦，白银哗哗地从中国流出。这成了所谓“漏银”的政治问题。

当时的税制是银本位，实际上纳税用的是铜钱。可以用七百文到八百文铜钱支付一两银的税金，这持续了很长时间，换算率相对稳定。但随着白银的流出，就像经济原则所说的那样，银价会高涨。一两银的价格超过了一千文，一千二百文，一千四百文，直线上升。银本位下尽管不增税，但对一般庶民来说就是实质性的大增税。不言而喻，这会影响并压迫人们的生活。因付不起税，害怕被罚而逃亡的人增多，因此酿成社会不稳定，事态变得棘手。不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在人道方面，鸦片的毒害也是无法忽视的。鸦片进口的增加是从嘉庆年间（1796—1820）开始的，到接下来的道光年间（1821—1850），数额急转上升。因为已经不能放任不管，于是道光帝向重臣们下问对策。他集中了各地总督、巡抚们的意见，准备让有最佳对策计划的人负责实施禁止鸦片的行动。最令道光帝佩服的，是时任湖广（湖南湖北）总督林则徐的上奏，虽说要严禁鸦片，但也说要阶段性地实行，是一份极为具体的草案。于是道光帝把武昌的林则徐叫到北京，委以全权，任命为钦差大臣，令他速去鸦片的进口地广州。

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自此就开始了。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没收了英国商人储藏的两万箱鸦片，在虎门崖上建五十吨、四方形的人工池两座，把鸦片和石灰、盐混合，完全溶解掉，再流入大海。这是最彻底的处理。

夷馆被包围，水和粮食供给被断，英方没有办法，只得交出储藏的鸦片。自然，商人们受到极大损失，非常不满。他们回国后，说服议员们发动对清战争。就这样，英国派军远征中国，攻陷定海，逼近北京的外港天津。敌人一逼近北京就慌忙出逃，这是清朝首脑的癖好。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被罢免，琦善做了钦差大臣。清朝对英国的要求想闪烁其词地避开，但英国既然派出了远征军，就无法半途而废。尽管攻下了广州，但情形是中国方面的官军未战，而是民间的平英团在抵抗。英军进入长江，略过乍浦、上海、镇江，显示出逼近南京的姿态。清朝终于屈服，只得缔结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时间是1842年。根据条约，规定香港割让给英国，五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港，战争赔偿一千二百万美元以及被没收的鸦片价格六百万美元，中国方面废止贸易垄断体系等。实际上，这是个非常概括性的条约，次年通过的《五港通商章程》、《虎门追加条约》、《望厦条约》（美国）、《黄埔条约》（法国）等把这些都具体化了。治外法权、租界等不平等条目盛行，这在日后成了和各国缔结条约的范本。

国难相继

1

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出清军的战斗能力低下。八旗军和绿营（汉人部队）都不行，兵将的质量明显很差。满洲族已经失去了狩猎时代的野性。入关后第一代的顺治帝就已经是个汉化了的皇帝。清的历任皇帝都在对满洲人屡下诏书，要求他们“学满洲语，不穿宽衣”。这反映出很多满洲人已经不会讲满洲语，而且还习惯于穿汉人的行动不便的宽大衣服，很少有人穿便于狩猎的筒袖式的贴身满洲服。到了清末，下如此诏书的皇帝自己都不会讲满洲语了。要求军队重拾野性，可谓缘木求鱼。

满洲族人被禁止从事工商业，也不被鼓励参加科举。这绝不是要保护汉族，而是想要通过少数的满洲族来统治中国。于是清原则上希望满洲族能做军人，就给了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权。特权使人堕落。据说满洲八旗中有些骑兵还不会骑马。

鸦片战争约十年后，“太平天国之乱”开始了。此前的叛乱多是白莲教那样的弥勒下生改革社会运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被许可，因此源自基督教的叛乱新面孔登场。太平天国运动首先从广东、广西发起。广州既有基督教传教中心的原因，又因五港开港使这里的失业者增加，比起其他地方，社会严重不稳定也是原因之一。

南方的物资，或从曾经的垄断贸易港广州进口的商品（大部分是鸦片），以前都是通过河流水路或陆路运送到人口稠密的长江沿岸，很多人以此为生。但因上海开港，显而易见这一生计会受到重大打击。外国船只可以直接开往上海。南京条约增加了贸易量，因此受到打击的不只是搬运业。民族产业的崩溃，这一近代中国的大问题也算是其中之一。邻近广州的佛山市是旧式锻铁业的中心，但因进口廉价的外国大批量生产的农具、铁钉、铁板等，相关锻铁行业的工人很快就失业了。不仅是锻铁，在广西山里烧木炭的人们也失业了。他们制造的木炭不是用于取暖的，而是供锻铁用的。连锁反应下，木炭业必然也过不下去。

明末废止驿站制度引起驿夫同时失业，这和搬运业者失业的情况很相似。因为职业性质，他们也有组织。少数人统治的清朝禁止所有结社，是因为害怕汉族通过组织团结起来，因此即便仅是业者的互助组织也会受到怀疑。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业者就无法安心工作，所以就有自然的结社。因为结社被禁止，所以只要没那么危险就秘密结社。清代多次下达“水夫设教之禁”，运河的水夫以信仰为名目，结社旨在互助，因此被禁。为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反体制的，因此还冠名过“安清帮”，后来成了被称为“青帮”的秘密结社。

太平天国叛乱的首领洪秀全是个科举落第的书生。他在广州从外国人传教士手里得到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想起自己有一次发高烧，做的梦和小册子上说的耶和华及耶稣很像。在梦里，耶和华命他改革社会，耶稣说自己是他哥哥。洪秀全以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己后来冠名天王。

洪秀全和同志冯云山（后来的南王）开始了传教活动。两人都是知识分子，而参加的骨干中，有烧炭的杨秀清（东王），贫农萧朝贵（西王），小地主韦昌辉（北王），母亲是壮族的书生石达开（翼王）。他们全都是客家人。所谓客家指的是客人的意思，也就是各地新来的人们。根据客家的传说，在北宋被金消灭后，他们拒绝屈辱地成为金民，南下各地，相传是一群有骨气、高觉悟的集体。因为是新来的人，就和原住的人有差别，自然只能耕种贫瘠的土地。为了克服不利条件，他们勤奋并重视教育。中国妇女在当时普遍缠足，而客家人则不会，就是因为女性也要参加劳动。

1850年，基督教信徒以客家为中心，于广西建立反体制集团，在金田村起兵。他们占领了永安州城，宣告建立“太平天国”。清军无力镇压，太平军持续进击。他们解除了对桂林、长沙等清军坚守城市的包围，接着往前行进，占领了岳州、武昌，发展成百万大军。太平天国一路上开展了宣传工作，在岳州和武昌收纳了大量士兵和大批武器及船只。他们从武昌入长江，水陆两路同时进发，很快就攻陷了南京。这是发自广西金田村的大长征，也反映出了清军有多没出息。

2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可以说就开始堕落了。天王洪秀全躲在深宫里，专注于他的宗教著述，实权在东王杨秀清手里。南王和西王在长征途中战死。东王虽有能力，但因为没文化，有些自命不凡，而且还傲慢。北王表面上对东王服从，突然发动政变杀了他。天王因此杀了北王，时间是1856年。东南西北四王全都死了，被北王杀了全家的翼王石达开绝望了，自成一派行动，成了流浪的军队首领，最后入四川后被消灭。

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等新人崛起后，骁勇善战。但此时形势终于开始不妙，因为北伐军进兵到天津附近却失败了，毕竟以南方人为主的军团在冬季的北方作战过于艰难。给太平天国施压的绝对不是清军。回乡服丧中的曾国藩在湖南召集义勇军，显示出了凌驾清军的战争姿态。曾国藩以门人弟子为将校，吸收淳朴青年为士兵，组成的军队和吸食鸦片过半的清军有很大不同。这支新部队以湖南别名命名，称为“湘军”。稍后，李鸿章也在故乡安徽以同样方式组织了军队，称为“淮军”。

外国人一开始采取了中立的姿态，但不久就站到了清一方。最初外国人因太平天国标榜基督教，因此一开始就有亲近感，还派去了使节，但后来他们知道了如果太平天国成了中国之主，将对自己不利。太平天国不打算承认外国和清朝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也严禁鸦片。鸦片是贸易品之首，所以全国性的禁烟将给他们的买卖带来极大的损失。在李鸿章的努力下，一支称为“常胜军”外国部队建立起来，后来在一个叫戈登的英国人的指挥下和太平天国军交战。

太平天国称南京为“天京”，天京陷落是在1864年。洪秀全据说在此前自杀。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内讧。它的理念中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除了土地政策，还宣传平等，提高女性地位等。但在进入天京后，出现了更复杂的阶级称呼，这和所期的理想背道而驰。理念和现实的不一致可以算是败因之一。还有湘军、淮军的奋战也出乎太平天国军意料之外。

太平天国战争长达十四年，是清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在这场战争中间，英法联军在广州犯下掠夺等暴行，俘虏了总督，接着长驱直攻北京，烧了离宫圆明园，大肆掠夺，迫使清朝签订条约。这次事件被称为“亚罗号案”。亚罗号是属中国人所有的鸦片走私船。当时走私鸦片的人，一年给香港政府交纳十美元的登记费用，就可把船籍改为英国籍，这种情形很常见。根据条约，外国船是不能被现场搜查的。停泊在广州珠江的亚罗号被清当局搜查后，战争就开始了。实际上亚罗号的船籍登记期限已经过了，不能说是英国籍船。英国知道内情，却隐瞒了事实，以此为出兵借口。这是为了缔结更有利的条约发动的“一击”。法国的理由则是进入内地的传教士遇害，事实上该传教并未经过清许可。

没有合适开战理由的美国和俄国也派去观察员，得到了和条约一样的成果。根据条约，列国外交官常驻北京被许可，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四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之后，这里成了“外务部”。条约中装作无意地加了一项“修正税率表的委员任命”，这正是在正式文书中公认鸦片贸易。禁制品自然不会放到税率表中，但根据这一条约，鸦片就以“洋药”的名称加了进来。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顾虑到书面承认鸦片的后果，而今却成了冠冕堂皇的事情。这场战争被称为“亚罗号案”，中国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从鸦片船搜查开始，到鸦片贸易公开化结束，因此这一名称非常合适。

顺带说一下，日本文久二年（1862），幕府为贸易实习向上海派去千岁丸号，恰逢太平军攻击上海。高杉晋作等人听到炮声后兴奋不已。

3

太平天国的天京陷落当年，阿古柏从中亚入侵新疆。这发生在俄罗斯帝国压制中亚的过程中，是所谓的连锁效应。中国已经无法避免和外国的接触了。阿古柏之所以能赖上十四年不走，是因为清朝当时不得不把为此动员的军队调往南方。原因是在明治七年（1874），日本派西乡从道率军前往台湾，出兵理由是琉球籍民在台湾被高山族所杀。问题解决后，日本从台湾撤兵，左宗棠的军队终于能够西进了。俄国以阿古柏之乱为借口，“保障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

俄国似乎认为，以清国之力是无法把阿古柏赶出新疆的，于是说只要恢复和平，就返还占领地。左宗棠军攻打阿古柏军，走投无路的阿古柏在库尔勒自杀，如此的大乱都被平定了。根据《伊犁条约》，俄国只返还了占领地的东半部分，西部被其侵吞。这次清为“委托”俄国驻军，支付了九百万卢布的费用。

签订《伊犁条约》三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法国的侵略总是用保护天主教徒为借口，这次也是一样，法国出兵越南，越南政府请求宗主国清出兵。法国攻击了福州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不过，战局是有利于清的，登陆台湾时遭遇失败的法国舰队受到浙江炮台炮击，提督孤拔负伤，死在澎湖岛。在越南，老将冯子材攻陷谅山，法军司令官尼格里身负重伤逃走。在西部战线，太平军余部刘永福率黑旗军击退法军。因这次败战，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然而，在法军压制住红河三角洲的全盛期临时缔结的“简明条约”被李鸿章追认，以此媾和。

福建水师是由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的沈葆桢创建的。因全军覆没，如果要继续战争，李鸿章就必须动用自己珍藏的北洋水师。这也是他的政治资产，所以不想有所损失。他把个人利益放到国家利益之前了。

因两次鸦片战争的败北，当时的高级官僚一般都认为必须引进西洋的技术。特别热衷于此的人被称为洋务派。尽管如此，也还是所谓的“中体西用”，本体还是中国精神，西洋的东西只不过是工具，这样的看法很强烈。类似于日本所说的“和魂洋才”。

对国防的基本态度，有人认为应该最警惕有很长边境线的俄国，也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派来大规模远征军的英国才是主要敌人。前者称为塞防派，后者称为海防派。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塞防派是鸦片战争中的英雄林则徐，在他之后是左宗棠。海防派的领袖是李鸿章，自然他有明显的亲俄姿态。

中法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朝鲜发生东学之乱，和越南一样，朝鲜向清请求援兵。不过，根据《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在出兵的时候要通告对方。这被理解成另一方可以自动获得出兵权。日本为了把朝鲜收入势力范围，促使清出兵，这在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中写得很清楚。清军出发后，日本根据条约也出兵了，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东学之乱已经平息。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不改行程计划，强迫朝鲜政府发出委托公文，内容是

——请代朝鲜政府击退牙山清军。

朝鲜政府尽量拖延，但日本军已经进发。在枪炮的强迫下，公文总算是出来了，大岛公使变更了上面的日期——这已基本成为定论。伊藤博文首相在作报告的时候，明治天皇命令调查，

——公文才刚刚出来，命令怎么是提前发出去的？

伊藤了解到天皇反对攻击清军，于是指示中止攻击牙山，但陆奥扣住电报，最终引发了战争。1894年8月1日，日本向清宣战。明治天皇说，“是大臣之战，非朕之战”，拒绝派遣敕使去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报告开战。

清军连战连败，拥有定远、镇远等巨舰的北洋舰队在黄海被日本海军击沉。和中法战争时一样，李鸿章急忙讲和。

根据《下关条约》［1］，清除了向日本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战争赔偿两亿两白银外，还被强加了各种不利条款。当时，清国的岁入也就是九千万两。明白条件有多苛酷了吧。辽东半岛因法德俄三国干涉还给了清国，日本朝野一片愤慨，十年后爆发了日俄战争。虽说是日俄战争，两国却是在中国的国土上交战的。

4

缔结《下关条约》的1895年，是清国的光绪二十一年，正值三年一度的会试（科举的最高考试）在北京举行。为了考试而云集北京的全国俊才对这一屈辱的条约愤慨不已，自是无需多说。其中，有个业已知名的学者康有为，他牵头执笔，上书宣称应图谋政治改革。虽然收集了一千几百名举人的署名，但因没有上书资格而吃了闭门羹。

康有为在这一年的会试中及第，成了进士，登上仕途，因此就有了上书的资格。他连续上书，但这些很难呈送上去。此时清光绪帝已经成人，西太后说是退休，然而实际上仍然还在独裁。西太后是道光帝儿子咸丰帝的妃子，是同治帝的生母，因此获得了权力。在没有儿子的同治帝死后，她立了四岁的载湉（咸丰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儿子，生母是西太后的妹妹）。这就是光绪帝。因是四岁即位，西太后垂帘听政了相当长的时期，成了权力的俘虏。

康有为的上书终于传到了光绪帝的手里。上书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为范本，改变此前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变法”。变法的目的是要把清国变成君主立宪国，从国难中解脱出来。年轻的光绪帝为之动容，但悲哀的是，只要保守的西太后还在，实行变法就很困难。此外还有来自同样保守的皇族挑头人恭亲王的压力。恭亲王之死可能给了光绪帝勇气，然而这个皇帝没有任免二品官以上大臣的权力，大权还握在西太后手里。西太后在知道光绪帝决心“变法”后，把对变法派抱以同情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予以撤职。

着急的康有为罢免了对变法持消极态度的官员，任命变法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负责辅佐军机大臣的章京。这些人和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一道，成了变法的执行者。但是，只要西太后还在，变法就会受到各种妨碍。这样的话，就只有把颐和园的西太后杀掉或是幽闭起来。这就是政变，也需要兵力。当时，北洋军对输给日本进行反省，开始了正式的西洋训练，称之为新建陆军。因为实施了西洋训练，所以变法派认为北洋军必定会同情变法。谭嗣同拜访了新建陆军的负责人袁世凯，委托他协助政变。袁世凯装作答应，却向西太后告密，变法派遭到镇压。受到英国庇护的康有为和逃到日本使馆的梁启超获救，但谭嗣同等人被捕，两天后被处以斩刑。谭嗣同也曾去过日本使馆，把诗文和家书托付给梁启超，拒绝流亡日本。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这样说道，义无反顾选择了被逮捕处死的路。被称为百日维新，或是以1898年干支命名的戊戌变法的改革，就这样受挫。

次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保守的西太后想利用他们的排外运动。这一次，发生了杀害外国外交官案件，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西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从广东召回了在中日战争后失势的李鸿章，让他和各国讲和。排外派皇族庄亲王被命自杀，端郡王被流放新疆，毓贤、启秀等被处以死刑。赔偿金四亿五千万两，年利四分，规定三十九年付清。本息总计十亿两。清亡后，中华民国继承了赔偿，此后的支付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引发了空前的日本留学潮，数以万计的青年留学日本。鲁迅在日俄战争前就已经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也有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亡命者，他们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保皇派”。与此相对，还有要推翻清朝的“革命派”，二者以日本为舞台展开了言论战。

革命派有孙文、黄兴、章炳麟等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1900年，革命派就已经在惠州（广东省）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在1906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文屡次出国游说。他从早期开始就抱有革命思想，《下关条约》次年（1896），被伦敦的清国大使馆监禁，正要被秘密送回后当作叛徒处死的时候，被香港医学校的恩师救出。在伦敦的这次遭难被报纸大幅报道，孙文扬名世界。

在国内，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同盟会同志徐锡麟、秋瑾等在浙江起义，另外广东也发生起义，但都失败了，革命者不是战死就是被处死，时间是1907年。黄兴等人在广州于1910年及次年两度起义。第二次就是黄花岗案，牺牲了七十二人。

光绪帝死于1908年，西太后也追随他在次日死去。清朝罢免了袁世凯后，创建了皇族内阁，但也等于是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幼帝溥仪被立，改元宣统，但着眼点很低的政治斗争不断。建立皇族内阁可以说是晚期症状吧。太平天国也是如此，到了晚期，洪秀全只相信自己的近亲。

1911年是辛亥年，以邮传部大臣盛宜怀宣布铁道干线国有化为信号，反清革命运动如惊涛骇浪般高涨。特别是曾留学日本的讲演者进到受过洋式训练的新军中间宣传革命后，10月10日新军的武昌起义成为对清的致命一击。此时清已经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了。

清的要人们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求已被罢免的袁世凯，请求他出面处理事态。袁世凯扮演了埋葬清朝的角色。

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朝在入关两百六十九年后灭亡，中国悠长的王朝统治画上了句号，成为共和国。中华民国元年相当于1912年。

［1］ 日本称《马关条约》为《下关条约》。

走向现代

1

清在末期采用了总理大臣制。辛亥年（1911）的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在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代替。袁世凯是清朝最后的总理大臣。阁僚有十一名，其中只有一个满洲族。暗杀摄政王醇亲王失败的汪兆铭和黄复生被释放。

袁世凯有自己的计划。尽管要和南方的革命派妥协，但他想的是要在不久后建立王朝，自己来做皇帝，自然就对清没有什么忠心。他为了镇压武昌起义的军队，派清军南下，但这已经不能被称为清军了。他的直系冯国璋率领军队，而袁世凯命他在汉阳停止进攻。此后就应该把袁世凯系的军队称为北军，革命派的军队称为南军。

武昌起义的时候，孙文正在美国游说。听到武昌的消息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经由欧洲返回。清曾向四国借款，孙文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将其中止，并请求他们对新的共和国进行经济援助。孙文到达上海是在这一年的12月25日。孙文希望能按照总结提炼出的“三民主义”实施国民革命。所谓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民生三项，现实主义的他认为过快实施会比较困难，于是分成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孙文回国前，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强调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这个位子自然应该由孙文来坐。而在他回国前，必须有人负责这一任务，因此就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阻止军队进击的袁世凯展示出对话的姿态，派去了自己自朝鲜以来的盟友唐绍仪。南方代表是李鸿章外交的继承者伍廷芳。有次碰巧他去上海，因也赞成共和制，被革命派劝服，以南方代表身份出席。唐绍仪和伍廷芳原本都属于李鸿章一脉，而且同是广东出身，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也都是谈判的好手。伍廷芳还随同李鸿章去过下关。但唐绍仪中途返回，其理由是：南北还在对话，但大总统选举已经在推进，这不是在无视北方么？

这也是按袁世凯的预想来的。因受清禅让而登基称帝极为困难，于是袁世凯决定首先做共和国大总统，然后以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为理由，开创王朝。唐绍仪在对话中途抽身而退，是为了给袁世凯和孙文直接谈判开路。

回国后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和清总理大臣袁世凯之间，通过电报来往展开对话，孙文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孙文极为现实，而且对名位非常淡漠。如今，为了让各国承认清的终结和在中国建立共和制，没有人比袁世凯更合适。通过让位给他，避免了南北战争。

尽管略有抵抗，宣统帝溥仪还是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15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提名唐绍仪为内阁首相，却并非责任内阁制，因此，失望的唐绍仪于六月辞职，随后去了上海。

因袁世凯的独裁志向越来越强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文也到了北京。为实现第一大党组织政党内阁，宋教仁全副精力投入到活动中，但被袁世凯暗杀了。袁世凯创建了进步党。然而，众议院中国民党269名，进步党154名，参议院中国民党123名，进步党不过69名。袁世凯开始对国民党进行镇压。

就这样，“二次革命”开始了。李烈钧在江西省湖口起兵，但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孙文从福建经由台湾流亡日本。这一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的政治处境开始好转。

2

袁世凯出身北洋军阀。这一军阀出自李鸿章的淮军，之前是曾国藩的湘军。因八旗军和绿营没有战斗力而诞生的地方兵勇，终于成了清的国军。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武备学堂这一士官学校，这里出身的人自然就是北洋军阀的人脉。不过，觊觎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并不想制造出二把手，因此手下们半斤八两对他最为有利。历数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徐世昌、卢永祥等人就可看出，北洋军阀内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袁世凯运用权谋，不给他们出头机会。必须说，袁世凯对后来的军阀混战负有很大的责任。

把朝鲜半岛收入势力圈的日本认为，世界的目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吸引到欧洲，这是加快对华侵略的好机会，于是强硬地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如果大战结束，就可能招来列强的干涉。

1915年1月18日，大隈内阁提出的二十一条包括了各种要求，要点仍在于东北的权益。日俄战争后，根据《朴次茅斯条约》，关东州租借地到了1923年就必须返还给中国。而且满铁的安奉线到了1923年，其他铁路到了1939年，如果中国有收购请求，日本有义务必须答应。日本要求延长到九十九年。所谓九十九年也就等于是半永久性的了。

在日本吞并韩国后，中国的神经开始紧张。在中国的眼里，日本的这一要求正是要把东三省殖民地化。就算是袁世凯，也担心这会在国内引发重大问题而予以抗拒，谈判达二十五回。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是5月7日，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之后，中国发生全国性的排日运动就在情理之中。民间对袁世凯的评价也随之恶化，据说是因为此事，他不得不把帝制计划延长了一年。

袁世凯创建了帝制的准备机构“筹安会”。表面上它的研究目的主题是君主还是民主，哪个体制更适合中国，不过这个筹安会的结论从它创建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而且，美国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由于在著作中论称“几乎没有疑问，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赞成帝制，因此都被袁世凯请来做自己的政治顾问。不久，筹安会的会员们创建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国民的“恳望”来之不易，于是袁世凯采取了登基的形式。

1915年年初，袁世凯答应了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12月12日，他在北京怀仁堂接见高官们，宣告登基，决定次年开始用“洪宪”年号。可想而知，对此展开的反对运动将会有多大。

在确认袁世凯称帝动向后，云南协领（旅团长）蔡锷逃出北京，经日本、越南进入云南，发起讨袁军。蔡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二十九岁时响应辛亥革命并平定云南。他虽出身湖南，不过云南才是他的地盘，他命“护国军”从这里进发。在他从云南向贵州、四川进兵的过程中，广东和广西宣布独立，背离中央的动作甚至波及浙江、陕西、江西、湖南、新疆。到最后，连袁世凯的身边都有反对声音。蔡锷起兵被称为“三次革命”。和失败了的“二次革命”不同，“三次革命”达到了所期目的。

袁世凯不得不在立法院宣布退位，他在皇帝宝座上只呆了八十多天。退位后他还在大总统的位子上，希望能够东山再起，但在6月6日死去，皇帝梦随之烟消云散。之后，主要是在北京及其周边，中国迎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

辛亥革命中被推戴的黎元洪再次被推戴为大总统，冯国璋就任副总统，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出身湖北，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海军将校，中日战争中是定远舰的炮术指挥，九死一生。因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恰好在湖北，于是被推戴，不过他在此前没有从事过革命运动。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他是直系北洋军阀的人。因为没有什么后台背景，所以他是比较适合大总统这顶帽子的。长年在长江下游的冯国璋的后台是英美，段祺瑞的背后是日本。寺内内阁为段祺瑞政权提供了五亿日元以上的贷款，还派去军事、政治顾问。

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一个问题，大总统反对，而总理赞成。大总统和元老商量，谁也不肯火中取栗。这时有个叫张勋的人，虽然已经是共和国了却还不剪辫子，搞错了时代。他的后台是德国，而德国忙于大战，无力援助。张勋想利用这个机会图谋清的复辟。令人悲哀的是，曾经走在时代前端的康有为支持这次复辟运动。支持的人很少，复辟运动只维持了十二天就闭幕了。

就这样，军阀混战开始了。根据出身地，一般称呼段祺瑞为皖（安徽）系军阀，冯国璋为直（直隶）系军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复归，直隶派得势。冯国璋死后，大权由实力派曹锟继承。以日本为后台的奉（奉天，现在的辽宁省沈阳）系军阀张作霖横插入两派争斗中。奉系军阀站在直系军阀一方，皖系军阀因此大败。不过，接下来是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因配额问题开始了争斗。直奉战争有两次，第一次是直系军阀获胜，曹锟做了大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冯玉祥向同派的吴佩孚亮出反旗，自称国民军，控制住了北京，曹锟被禁闭，张作霖、冯玉祥共同拥戴段祺瑞重新上台。

张勋复辟发生于1917年，直（直隶）皖（安徽）战争是在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在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在1924年，这是所谓的时代走向。两度交战的仇敌奉直两军，因各自后台英国和日本加入，联合起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北京。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认为军队属于国民，因此冠名以国民军。在当时来说这是相当激进的，被视为是危险分子。

奉、直两派不设总统职，在协商对抗南方以孙文为核心的革命势力的方略。北方处于军阀的保守统治下，而广东是革命派的据点，中国被两股势力分割开来。

3

此时国民早已厌烦了军阀政治。精通历史的人大概会想到，打倒了上一个王朝的势力，结果被和旧势力走得很近的豪强们篡夺了成果。赤眉、黄巾的事例肯定会在他们头脑中闪过。这一次，军阀的背后有外国势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此时在北京的鲁迅说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描述出了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典型精神状态。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两年后，中国军阀政权和德国断交，在形式上参战。美国在参战的时候邀请中国，而日本则对中国没有和它商量表示遗憾。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姗姗来迟地加入瓜分中国队伍的美国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日本主张“领土相接近的国家之间当然会有特殊关系”，作为妥协，就产生了《石井兰辛协定》。这一协定因为后来华盛顿会议的《关于中国的九国条约》变成空文，不过在当时，日本据此和段祺瑞政权缔结军事协定，把出兵西伯利亚变为可能。这一军事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有军事优越权，因此引发了强烈的反对运动。

另一方面，因世界大战的关系，来自欧美经济上的压力减弱，中国民族经济好转，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知识分子也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实现近代化。不能总是失望、颓唐。就这样，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二次、三次革命，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完全不同于往常类型的民众运动。导火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讲和会议上，参战国中国无望收回山东权益（曾被德国占有）的新闻传回国内。5月4日，天安门前聚集了三千学生，发起了惩罚卖国分子的行动。签订“二十一条”时候的外交部副部长、此时的交通部长曹汝森的住宅遭到袭击，向日借款的责任人章宗祥被殴打。这场示威游行中三十名学生被逮捕。尽管形式上不过如此，却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不断提高。北京的五四运动扩大到了全国，因宣布大罢工，6月3日上千人在北京被逮捕。在主要城市，抵制日本商品、反对巴黎和约的运动持续了很长时期。害怕被打上卖国贼烙印的中国和会代表不等政府命令，就拒绝了签字。

五四运动是文化、精神面上的革命。用口语写的“白话文”此时定型，应称为白话文范文的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应该也是把握住了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帝国主义，在精神上是反封建，目标是个性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国民党也重新进行了改组，采取了进步的政纲。留学外国的学生们也通过组织，开始努力壮大力量，此前个人的冲动性爱国运动向前更进了一步。1922年，周恩来在法国组织起留学生集体。

在和北方军阀对立的南方，1917年“护法军政府”在广东成立，1921年“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孙文就任总统。自然，目标是要通过北伐，统一全国，实际上孙文也把大本营推进到了桂林。然而，内通北方军阀政府的陈炯明发动政变，这次北伐受挫，孙文不得不在军舰上生活了五十多天后，经香港前往上海。孙文在上海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共产党二大提议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入的条件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李大钊的申请被接受。就这样，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

4

北伐军需要组织和训练。孙文派蒋介石去莫斯科学习赤卫军的组织和训练，派廖仲恺在广东黄埔建立军官学校。1924年6月，孙文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黄埔军官学校开始运作，孙文在这里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现在刊行的《三民主义》就是基于这次演讲形成的。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就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代理，叶剑英为教导团团长，还有陈诚等人为教官，负责学生的训练。初期的学生中，不少人像林彪、胡宗南那样，后来成了左右两阵营的干部。北伐的时候，不少小队长级别的毕业生都战死了。可以说黄埔军校是革命的摇篮。

孙文倡导了“国民会议”。北伐是所谓“武”，会议是所谓“和”，他作了两手准备，要和北方军阀展开对话。孙文从上海经日本到天津，此时已身染癌症。在神户发表的演讲《大亚细亚主义》成了孙文的遗言。他接二连三地问，日本是追随列强骥尾把中国等弱小的亚洲国家作为侵略对象，还是站在弱小的亚洲这边？是选择王道，还是选择霸道？时间是1924年，孙文在这年年末到达北京，次年3月12日死去。

1926年，孙文的遗志——北伐开始了。北伐在胜利中进行，但在途中国共分裂。占领了上海的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是信号。艰难逃出的周恩来等人发起了南昌起义和九月以后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8月1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纪念日。

北伐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幕：担心中国统一的日本出兵济南，想予以阻止。在北京，联合吴佩孚赶走冯玉祥的张作霖要取天下，自称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冯玉祥入了国民党，在河南做了西北国民军总司令，站到了北伐的一方。

连战连败的大元帅张作霖准备撤回根据地奉天，以图再起。日本打算把张作霖变成傀儡，但张作霖热衷于和英美靠近，因此在日本的眼里就是忘恩负义之徒。而且，如果张作霖不在了，没有人能统帅东三省，日本就能趁乱进驻。在研究了这件事情后，由河本大佐［1］实施爆破工作，终于暗杀了张作霖。这在日本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政府受到议会的攻击。田中义一首相上奏说要严惩责任人，然而仅仅以关东军司令官被编入预备役和河本大佐停职就了事，因此天皇责其不信，田中内阁最后集体辞职。

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对想把东三省变成特殊地域的日本表示反抗，断然决定“易帜”。他废除了北方军阀的五色旗，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明示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开始清理亲日派，建立计划要铺设和满铁线相平行的新铁路。日本想以武力阻止，于是计划在柳条湖实施铁路爆破，“满洲事变”因此爆发。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所以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推举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建立了所谓“满洲帝国”的傀儡国家。阁僚全是摆设，日本官僚被送到副职的位置上。日本这是在照搬吞并韩国前的做法。不言而喻，这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日意识。

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固守位于江西和湖南省界的井冈山，接着把靠近福建的瑞金作为据点。国民党军多次包围攻击，也没能击溃共产党军。“九一八事变”发生在第三次包围战期间，而随后而来的是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每年的包围战没有断过，红军基地反倒不断壮大，越打越强，而且共产党提出的“北上抗日”也打动了民众。对此，国民党的蒋介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被夺去东三省的中国人民来说，把外敌先放到一边的做法只能让他们心急如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尽管如此，国民党军还是增兵瑞金，中国共产党军从各苏维埃区撤出，开始转移。这就是世人所说的“长征”，一万两千五百公里的大移动。长征途中，在一个叫遵义（贵州省）的地方，毛泽东的领导权被确立。最后，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大长征进入了陕西省北部。

国民党倾注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根据地延安发动“剿共”战。陕西的十七路军司令官杨虎城自北洋军阀时代起就守卫陕西，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的进步人士。前去赴任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因东三省被日本所夺，他的部下对抗日战争的热情必然也会高过对共战争。他们在知道延安的人们高喊“即时抗日”口号后，逐渐与共产党展开接触。

西北战事毫无进展，怒气冲天的蒋介石于1936年12月亲自到西安督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此俘虏了蒋介石，实行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兵谏”。这就是“西安事变”。在宋美龄等人的努力下，以及和周恩来对话，事变被解决，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开始了。

这场战争被日本称为“日中战争”，中国称为“抗日战争”。在日本看来是开始，而在中国看来是继续。“满洲事变”以来，日本讨伐的满洲贼匪实际上正是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但到了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变”，战火再度燃起。

日本进行了大动员，战争就像进入了泥沼一般，停不下来。杉山陆相在开战后向天皇报告的时候，推测说几个月后就能结束作战。不得不说这个推测轻视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即使上海和首都南京陷落，抗战也不会结束。为庆祝攻陷南京，日本还举行了提灯游行，而在当地，日本军展开了大屠杀，入城慰灵祭后，最高指挥官松井还边哭边叱责部下。因发生在各国记者面前，这场屠杀被通电世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的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等成了世界性的畅销书，日本在世界舆论中陷于孤立。

1945年8月，中国和日本的战争结束后，国共合作再度崩溃。两党多次谈判，也有毛泽东的访问重庆和美国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但最终决裂，内战爆发。

结果，只有劣势兵力和贫弱装备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战胜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大军，将其扫荡出了大陆。今后需要冷静透彻地研究这段非常接近我们身边的现代历史，包括这支共产党军的胜利原因，以及后来开展的政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以这一时点，就此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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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佐意为上校。

附 录
陈舜臣大事年表

1924年

2月18日出生于日本神户，自动取得日本国籍，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原籍台湾省新庄乡（现台北市）。祖父陈恭和写一手好文书，喜欢读书、篆刻以及盆景栽培等。父陈通在日本商社任职，在陈舜臣出生前一年，将全家移居神户。

1929年　5岁

入小学前，陪伴兄陈笃臣一起跟随祖父诵读《三字经》，后来又读《诗经》、《小学》等，喜欢翻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插图，经常提出各种疑问。外号“爱哭鬼”。

1935年　11岁

六年级时喜欢作文，有时一人钻进壁柜里神驰遐想，漫无边际地编织着故事情节；有时喜欢悠闲地看漫画书，也看江户川乱步和吉川英治等作家的读物。

1936年　12岁

小学毕业前爆发了“六二六”事件。4月入神户市立第一神港商业学校（中学）。同年12月29日，由于神户近海举行帝国海军舰艇检阅式，学校对台湾和朝鲜籍学生的当天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因此，航模爱好逐渐减退，开始违反校规漫游街头，并感到作为殖民地中国人的悲哀，对前途担忧。

1937年　13岁

7月7日北京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了解祖国的愿望变得更强烈。秋季，父亲公司某职工被特高警察以怀疑间谍为罪名逮捕，陈家受到牵连。当时，生活在两国敌对关系中殖民地的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处境十分艰难。

1939年　15岁

第一神港中学四年学生（旧制）。打算升学却选择了就业班，因为升学班有课外补习，不能看喜欢的电影和书籍。当时，喜欢阅读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以及川端康成的作品。

1940年　16岁

开始考虑报考大学的事情。由于爱好英语以及可免考数学，决定报考大阪外国语学校（现大阪大学外语系），并开始作考试准备。

1941年　17岁

4月考入大阪外国语学校印地语专业。之所以选择该专业，是因为受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戈拉》作品中，知识分子超越民族主义达到普遍主义的影响。在大学英语课上，接触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开始阅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1942年　18岁

大学二年级。结识从台湾来日本报考大学的终身好友何既明，了解了台湾人受歧视的现状。开始阅读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作品。此时，新生福田定一（司马辽太郎，文学家）入学。从二年级起选修波斯语，阅读了波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

1943年　19岁

9月由于战争，提前大学毕业，留在母校做西南亚语言研究所助教。继续学习波斯语，阅读了诗人海亚姆的《四行诗集》。10月日本取消大学生和学童的暂缓征兵令。

1945年　21岁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由于国籍的改变，不能继续留校任教。辞去教职后准备回台湾。此时，读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深感自己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产生了要像杜甫那样以历史再现时代的文学创作念头。

1947年　23岁

2月28日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约3万人惨遭杀害。目睹民众被枪杀，开始对台湾的现实感到失望，再一次感到作为中国人生存的困惑与悲哀。

1949年　25岁

8月利用暑假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等。10月1日从收音机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10月返回日本，第一次写了一部三十多页没有标题的小说。

1950年　26岁

3月26日与蔡锦墩结婚，新居在神户市生田区布引町。战后一度被中断的民间贸易再开，在父亲的贸易公司工作。

1953年　29岁

经商之余阅读推理小说，产生要写此类小说的想法。从中国进口木材上的弹痕联想到中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萌发要将自己生存的时代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念头，阅读大量书籍开始历史研究。

1957年　33岁

1月2日长女由果出生。对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开始写小说，但小说的形式尚未确定。

1959年　35岁

长女因流行性感冒住院，看护时为消除困意阅读推理小说，发现像这类小说自己完全能写。在妻子的鼓励下着手小说创作，决心成为作家。

1960年　36岁

10月以笔名陈左其创作小说《在风之中》，进入第10届文学界新人奖最终候选阶段，虽没获奖但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

1961年　37岁

8月以长篇推理小说《枯草之根》获得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被评委赞誉为历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1966年　42岁

取材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推理小说《焚画于火》由《大众读物》杂志5月号至8月号连载。9月由文艺春秋出版单行本，成为第56届直木文学奖候选作品。

1967年　43岁

相继在朝日、每日、东京、产经、现代等新闻杂志上登载随笔作品，还发表《再见玉岭》等12篇推理小说。第一部中国近代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全3册《鸦片战争》由讲谈社出版。从此文学创作逐渐转向历史小说。

1969年　45岁

1月历史推理小说《青玉狮子香炉》获第60届直木文学奖。获得此奖项是日本文学界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是步入主流文坛的标志，确立了专业作家的地位。

1970年　46岁

继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奖后，3月《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获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在日本文学界一人能获取这三项殊荣的作家极为罕见。10月自传小说《青云之轴》开始连载。

1971年　47岁

2月长篇历史推理小说《北京悠悠馆》由讲谈社出版。8月长篇随笔《日本人与中国人》由详传社出版，成为畅销书。10月《实录·鸦片战争》获第25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1972年　48岁

9月29日中日签订共同声明，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0月6日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旅行。与弟陈谦臣共著《日语和汉语》由详传社出版。

1973年　49岁

因为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及访问中国，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随笔。8、9月经香港去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旅行。10月随笔《中国近代史札记》、游记《丝绸之路》开始连载。

1976年　52岁

7月游记随笔《敦煌之旅》由平凡社出版。该书获第3届大佛次郎奖。

1977年　53岁

6月任江户川乱步奖评选委员会委员。7月赴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旅行，在返回北京时拜访茅盾。11月由平凡社出版《丝绸之路旅行》。

1979年　55岁

3月为写《太平天国》赴中国采访旅行。4月历史随笔《西域余闻》由《朝日新闻》刊出。6月中国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太平天国》由《小说现代》连载。9月作为NHK电视台特别节目《丝绸之路》制作成员之一赴西安等地，同行成员还有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人。在北京拜访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

1982年　58岁

9月至10月因NHK电视台《丝绸之路》节目采访赴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后经北京返回日本。10月与弟陈谦臣共译姚雪垠所著《叛旗——小说李自成》由讲谈社出版。

1983年　59岁

10月《叛旗——小说李自成》获第20届翻译文化奖。11、12月《中国五千年》由平凡社出版。

1984年　60岁

4月与司马辽太郎、考古学者森浩一、民族学者松原正毅一起赴福建旅行，后去西安采访。5月参加第47届国际东京笔会，并与中国作协名誉主席周扬会谈。

1985年　61岁

2月获NHK第36届广播文化奖。4月分别会见中国作协代表团团长张光年、丛维熙以及画家范曾。9月《诸葛孔明》开始连载。10月应邀参加林则徐诞辰200周年纪念讨论会并赴福州访问。

1986年　62岁

1月任第94届直木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3月开始在“NHK市民大学”电视讲座中讲解日中交流问题。以长篇历史小说为主的《陈舜臣全集》（全27卷）由讲谈社出版。12月全13卷通史《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1卷《黄龙不舞》由平凡社出版。

1987年　63岁

4月为《茶事遍路》赴中国采访。5月《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2卷《落日余晖》由平凡社出版。8月赴中国北方旅行。11月《茶事遍路》由《朝日新闻》连载。

1988年　64岁

1月NHK电视五日讲座“中国与日本——陈舜臣谈儒教和现代”，后经整理编成《儒教三千年》一书，1992年3月由朝日新闻社出版。5月《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3卷《黎明曙光》由平凡社出版。

1989年　65岁

2月《茶事遍路》获第40届读卖文学奖（随笔·游记奖）。

1990年　66岁

在《周刊朝日》8月10日号登载与溥杰就《最后的皇帝》的对谈。10月取得日本国籍。11月应台湾中国时报社的邀请赴台湾访问，时隔41年踏上故乡台湾的土地。

1991年　67岁

3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诸葛孔明》（上下）成为畅销书。6—7月为《读卖新闻》策划寻找成吉思汗之墓的节目，与江上波夫赴蒙古采访。7月《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4卷《大同之梦》由平凡社出版。

1992年　68岁

3月《诸葛孔明》获第26届吉川英治文学奖。9月参加在大连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和中国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日中文化经济研讨会，作题为“现时期友好哲学”的演说。在北京为长篇小说《耶律楚材》收集资料，并拜访中国作协的冯牧、邓友梅、陈喜儒等作家。28日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宴会。

1993年　69岁

1月27日获第63届朝日奖。4月8日获朝日奖和古稀之年的祝贺会在帝国饭店举行。5月为小说《耶律楚材》再次赴中国采访。

1994年　70岁

1月辞去从1986年一直担任的直木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5月《耶律楚材》（上下）由集英社出版，成为畅销书。8月10日在为纪念宝塚歌剧团成立80周年的演讲中，突发脑溢血昏倒不省人事，住院5个月。因已预定在《朝日新闻》上连载长篇小说《成吉思汗一族》，开始用左手练习写作。

1995年　71岁

1月13日结束了5个月的病榻生活。17日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一周后去冲绳疗养。作品中曾多次描述大震灾的情况，是亲身经历的继大水灾、美军轰炸神户后的第三次灾害。3月因文化成就获得第51届日本艺术院奖。11月获第3届井上靖文化奖。

1996年　72岁

2月12日文学同仁司马辽太郎去世。3月10日由于身体不适没能参加在大阪皇家饭店举行的纪念司马辽太郎的仪式，请人代读“春泥未晒菜花边”的追悼诗。7月为纪念香港回归中国，由讲谈社再版珍藏版《鸦片战争》。写出15篇纪念司马辽太郎的随笔。10月获大阪艺术奖。

1998年　74岁

1月任司马辽太郎评选委员会委员。1—2月去夏威夷旅行，自患脑溢血后每年冬季去温暖的地方疗养。5月去上海、台北旅行。8月为采访修建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中国人赴美。11月荣获三等瑞宝勋章。《曹操——魏曹一族》（上下）由中央公论社出版，成为畅销书。

1999年　75岁

5月发行全30卷《陈舜臣中国图书馆》，之后在帝国饭店举行该书出版发行庆祝会。早稻田大学综合学术情报中心陈列《陈舜臣中国图书馆》全卷图书，并于5月31日至6月13日举行“陈舜臣展”。为将要连载的小说《桃源乡》赴云南采访。

2000年　76岁

由中央公论社出版《陈舜臣中国历史短篇集》（全5卷）。3月16日台湾友人及日本出版编辑人员聚集在台北，举行纪念其结婚50周年祝贺会。8月为连载小说《桃源乡》追加采访赴西班牙和葡萄牙。

2001年　77岁

5月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每日新闻国际会议开幕式，后去古巴采访。10月5日由集英社出版《桃源乡》。

以上是截至2001年陳舜臣創作的軌迹和作品。陳舜臣在80歲高齡之後仍有著作不斷問世，如反映孫中山1911年辛亥革命的小説《青山一發》（2003）、《曹操——魏曹一族》的續篇《曹操殘夢》（2005）、《龍鳳之國——追尋中國王朝興衰源流》（2005）、《六甲隨筆》（2006）、《論語抄》（2007）等新作。

（陳舜臣大事年表由曹志徫整理、提供）

陈舜臣所获主要奖项

1961年8月 | 《枯草之根》获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
1968年 | 获《半日会》神户市民奖
1969年1月 | 《青玉狮子香炉》获第60届直木文学奖
1970年3月 | 《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获昭和四十五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971年10月 | 《实录·鸦片战争》获第25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1975年10月 | 获神户市民文化奖
1976年9月 | 《敦煌之旅》获第3届大佛次郎奖
1983年10月 | 《叛旗——小说李自成》（与陈谦臣共译）获第20届翻译文化奖
1985年2月 | 获第36届广播文化奖
1989年2月 | 《茶事遍路》获第40届读卖文学奖（随笔·游记奖）
1992年3月 | 《诸葛孔明》获第26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1993年1月 | 获第63届朝日奖（创作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对日本文 化做出重要贡献）
1993年3月 | 获第51届日本艺术院奖
1995年11月 | 获第3届井上靖文化奖
1996年10月 | 获大阪艺术奖
1998年11月 | 获三等瑞宝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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