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熊　烨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熊烨编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1

（大家丛书）

ISBN 978-7-214-11245-3

Ⅰ．①千…　Ⅱ．①熊…　Ⅲ．①叶嘉莹—传记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1960号

书　　名　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编 著 者　熊　烨

责任编辑　陈中南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页2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1245-3

定　　价　1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故都残梦凭谁说

故事本应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可惜叶嘉莹似乎并没有多少故事，她只留下了一些诗。对于叶嘉莹来说，诗歌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通过诗歌来走近、了解和认识她。

“故都残梦凭谁说”——这其实是叶嘉莹在1972年所写《许诗英先生挽诗》中的一句。许先生曾是叶嘉莹燕京旧家的房客，在1941年辅仁大学入学登记名册的“担保人”一栏里，叶嘉莹填写的也正是许先生的名字。1972年许先生在台湾去世了，而此前一年，叶嘉莹的父亲在温哥华故去，所以这时漂泊北美的叶嘉莹在诗中写下了“年前老父天涯殁，兰死桐枯根断折，更从海上哭先生，故都残梦凭谁说”这样哀婉沉痛的句子。此时叶嘉莹离开故都北平已有24年之久了，她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才能回去，“何日是归年”（《父殁》 1971）的那一点仅存的期待和盼望已然成为人到中年的她内心时时闪现的一缕残梦、一道伤痕，变得牵系萦绕，挥之不去了。那时她北平的故居尚存，因而这一缕残梦也还有托生的所在，可是现在距离1972年又已过去四十年之久，叶嘉莹早就实现了当年归国的梦想，但她的故居却已在2003年被彻底拆毁，她的友朋亲故也大多在岁月的流逝中零落无存，她当年的那一缕残梦如今岂不更显得闪烁飘摇、迷离难觅了，她关于故都旧居的点滴回忆，竟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来剪烛共语了。当她今天再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一定会有比从前更深的感慨。人，究竟应该走到哪里去？人的故乡究竟在哪里？“飘飘行色我何之”，“归去何方有故庐”，“未甘心事剩槎浮”，“余生何地惜余阴”……这些都是叶嘉莹常常追问自己的问题。低吟慢诵着这些诗句，我们才能真正和叶嘉莹一道，走入她那个温存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故都残梦。

1．家世：我与纳兰同里籍

1990年，叶嘉莹写成了《论纳兰性德词》一篇长文，这在她的全部著作中是非常特别的一篇，她结合着自己生活、读书的不同阶段讨论了纳兰词意境与风格的独到之处，以致于我们可以把这篇学术论文当成自传来读。文末她还附上了自己的两首小诗，其一云：

我与纳兰同里籍，更同卧子共生辰。偶对遗编闲评跋，敢言异世有扬云。

“卧子”是明末词人陈子龙，此前不久叶嘉莹曾写了一篇《论陈子龙词》。她这时候大量写作讨论明清词人的文章，自然是因为与缪钺先生合作撰写词史的学术计划。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叶嘉莹1989年在加拿大退休，从此她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回国教书。同年她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在授予仪式上，她穿了一件红边黑色的典型中式旗袍，那正是古人所谓“遂我初服”之意。从那时候起，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叶嘉莹是真的要回来了。她为什么会想到与自己里籍相同的纳兰性德，又为什么会想到与自己生日相同的陈卧子？恐怕内心潜隐的，也仍然是对乡邦故国的怀思，对父母恩德的感念吧！“偶对遗编闲评跋，敢言异世有扬云”，她不敢自诩为纳兰与卧子的异代知音，但在她的“闲评”、“偶对”之中，我们却可以亲切地感觉到，叶嘉莹其实在给我们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叶家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族人，隶属镶黄旗，本姓叶赫那拉。叶赫那拉氏，亦称叶赫纳喇氏或叶赫纳兰氏，为清代满族“八大姓”之一，原系明末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叶赫部的王族。历史上，以那拉为姓氏的有四个部落：叶赫那拉、乌拉那拉、哈达那拉、辉发那拉，统称为扈伦四部，其实就是满人在古代东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四个较大的部落。这四个以那拉为姓的部落各自取居住地附近一条河流的名字加在前面，以示区别。据清朝钦定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那拉氏“为满洲著姓，其氏族散处于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各地方，虽系一姓，各自为族”。其实在扈伦四部中，乌拉、哈达、辉发三部都是女真人，而叶赫那拉则本属土默特部，是蒙古人。明朝初年居住在松花江大折弯地区的蒙古人星根达尔汉（本姓土默特）吞并了原居住在扈伦地区（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与松花江合流地区）的那拉氏部落，改姓那拉氏，使用女真语，并逐渐融合于当地女真人风俗之中。16世纪初，部落首领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叶赫河畔（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境内），故称叶赫部，他们视星根达尔汉为始祖，即叶赫那拉氏。16世纪中叶，祝孔革的孙子清佳弩、扬吉弩兄弟领导的叶赫部势力强大起来，他们在叶赫河畔修筑了东西两座城。到叶赫那拉氏最后一代部落酋长金台石和布扬古的时候，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也强大起来。1603至1613年间，努尔哈赤先后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又大败明朝军队，此时的叶赫部也已遭受了努尔哈赤三次军事打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619年8月，努尔哈赤突然引数万骑兵第四次攻打叶赫城，叶赫战败，自此灭亡。其实建州女真与叶赫那拉部本来是友好的，而且通婚，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嫁给了努尔哈赤，即孝慈高皇后，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当努尔哈赤最后围攻叶赫城的时候，金台石驻守东城不肯乞降，他要和努尔哈赤讲条件，说叫你的儿子来见我，我要认一认他是不是我的外甥，因为金台石正是皇太极的亲舅舅。努尔哈赤怕金台石把自己的儿子据为人质，当然不同意。这也因为在他们交恶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孟古格格原本希望能把丈夫、娘家都保全，当她病重时，提出要见自己的母亲，可是男人并不在乎女人的感情，纳森布禄（金台石的哥哥）不让母亲去，就是担心被努尔哈赤扣为人质。后来孟古格格死了，努尔哈赤既愤怒又悲恸，便以此为由率兵攻打叶赫城。在最后那次战役中，金台石誓死不降，引火自焚，不过没有烧死。他跌下城来，被捉住缢死了，临死前还发下诅咒说：“即使我叶赫族里只剩下一个女子，也一定要让建州女真亡国。”后来人们说慈禧太后果然应验了这个诅咒。因为慈禧太后和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都是叶赫那拉氏，所以后人也有满清“兴于叶赫，亡于叶赫”的说法，可见叶赫那拉氏的确与历史结合有密切的联系。

努尔哈赤消灭叶赫部，但亡其国，不亡其民，他把叶赫兵民、土地全部收为己有，入籍编旗。叶赫部名亡实存，成为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叶赫那拉氏编入满籍的后裔，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他正是金台石的孙子，还有叶赫家族史中最有名的慈禧太后，都在满清一朝的政治、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些叶赫后人中也包括了清朝最有名的词人，即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清初入关时，叶嘉莹祖先那一支被编在了镶黄旗，纳兰性德家那一支被编在了正黄旗，他们其实并非近支的族人，其间已无族裔关系可考。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朝廷被推翻，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叶家就取叶赫那拉的首字，改姓为“叶”。所以“叶嘉莹”的“叶”实际隐藏的正是“叶赫纳兰”，她与纳兰性德是同一姓氏，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而他们对于汉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中的词，都有极大的热情和极深的修养，这是所谓“我与纳兰同里籍”的真实含义。

2002年在叶赫古城遗址留影

关于近世家世，叶嘉莹曾简述如下：曾祖讳联魁，字慎斋，生于道光六年（1826），在咸、同之间曾任武职，官至二品，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享年62岁。祖父讳中兴，字一峰，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光绪壬辰科满汉翻译进士，仕至工部员外郎，在光绪二十年夏出版的《大清缙绅全书·元卷·工部》中曾有记叙，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69岁。有子三人，女二人。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青年时曾一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未几，因父病返国。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寿昌县等地秘书及科长等职，后因感于世乱，乃辞仕家居，精研岐黄，以中医名世，卒于1958年，享年74岁。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老北大之英文系，后任职于航空署，译介西方有关航空之各种书刊 ⁽¹⁾ 。及至民国政府之中航公司在上海成立，遂转往上海，曾任中航公司秘书及人事科长等职。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两航起义后一度拟返回上海，因在基隆登船受阻，未克成行，遂留居台湾，曾在“物资局”供职。1970年叶嘉莹受聘于加拿大温哥华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遂迎养已退休的老父同往，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住院月余，终告不治，享年81岁。叔父讳廷弼，字翼卿，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毕业于法政专科学校，工书，能诗，为兄弟中最有才华者，可惜未婚而卒，年仅26岁。长姑讳廷蕙，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未婚早卒，年仅十余岁。二姑讳廷兰，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嫁后遇人不淑，心情抑郁，未育而卒。母亲李氏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不失干练，育有一女二男，长弟嘉谋（1926年生），小叶嘉莹两岁，幼弟嘉炽（1932年生），小叶嘉莹八岁。及至“七七事变”发生，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一切赖母亲操持。但因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父亲久无音信，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后于1941年入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经开刀割除，不治逝世，享年仅44岁。

叶嘉莹小的时候，家里还保留着许多满人的习俗，比如她的伯父、父亲仍管祖父叫阿玛，她称呼祖母不叫奶奶而是叫太太。在家里也行屈膝礼，男人屈左膝，女人屈双膝，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是没有座位的，都是站着。母亲回家后总要先到自己房间化一化妆，再到祖父、祖母房里去请安。祖母年岁大了，每天晚上就让伯母和母亲站在地上给她念书，什么时候祖母说好了，歇着去吧，她们才敢离开。这种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家庭气氛在叶嘉莹幼小的心灵中曾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93年，叶嘉莹因为偶然的因缘受邀到美国加州万佛城的法界大学去给僧众和信众们讲授陶渊明诗，她也因为这份偶然的因缘写下了四首小诗，其四云：

花开莲现落莲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曾向莲华闻妙法，几时因果悟三生。

因为是在寺庙里，所以她想到了自己与佛教的因缘，进而想到了自己与荷花的因缘。原来叶嘉莹1944年曾在北平广济寺听讲过《妙法莲华经》，当时她记下来的仅有两句偈语，就是“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佛教以为成佛的种子在每一个人心里都存在，就像荷花开放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荷瓣护持孕育中的莲蓬，莲蓬中还结有莲子，可是要等到花瓣都零落了，莲子才真正成熟，这是说人生如果要修成正果，也必是在所有外在的繁华艳丽都被抛撇了以后，才有可能。她听讲的时候只有19岁，等到她回想起往事，写出“花开莲现落莲成”的诗句的时候，她已经70岁了，这一花开花落之间，有多少的残痕旧梦，都不复能够检点追寻了，而她真的能在其间洞察因果，证悟三生吗？佛教还以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因果之间原来是有定数的。叶嘉莹当年所种下的，是什么因呢？她一生与荷花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出生在1924年7月2日，那是旧历的六月初一，父母告诉她，六月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她的小名就叫“荷”，在家里父母常常叫她“小荷子”。而她出生的地点，她的故居和老家，就是那今日仅存于回忆之中的北平察院胡同23号那所老四合院。

2．故居：故都察院旧儿家

2003年，当叶嘉莹的故居被拆的时候，一直致力于古都建筑文化遗产和整体人文环境保护的华新民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

《一封公开信——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

叶嘉莹教授：

刚才，他们过来了，开着铲车，把您近两百年的家和您的邻院一起撞倒了。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铲车开走之后，几位农民工立刻凑了过去，希望能侥幸捡到几块完整的砖瓦，不少是刻着图案的，拿去卖钱。

他们推平了您的家——察院胡同23号，一个在去年就被列在保护名单上的清代老宅，一座承载着数代人情感和心血的四合院，一个被上千场风雨侵蚀过的令人感动不已的古迹，一个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在北京的根。

几个月前，在他们逼得您不得不放弃产权时，您曾经对我说：他们答应我不拆这座老宅，我请求将它开辟成一座宣扬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在当中给我留间小屋，每次回国时住住就可以了。然而，23号院已经在顷刻间清除光了。您连那一间希望“借住”的小屋也没有了。

您家这座宅子我曾经去过多少次，带去过多少中外朋友。正是他们的赞叹声让我萌生了举办“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摄影展”的念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古老和美丽的一切：纸窗格，透着沧桑的很久没有漆过的木头，院子里的槐树、枣树、椿树和苹果树，落了一地的叶子。

23号院被夷为平地了。我还记得您那次从西城区文委给我打过的电话，说是亲眼看到了您家门牌被列在539个保护院落之列，但又不允许复印那个名单，哪怕只是和您家相关的那一页。之后自天津南开大学，您又多次来电，诉述着您的焦虑和受到的压力，您是多么想保住这份祖宗留下的故居和中华民族的遗产啊。您不明白，既然明文规定保护，为什么还有“拆迁办”三天两头来骚扰。您的嗓音是疲惫的，大约刚刚下课，刚给学生们讲解完唐诗或者宋词。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加拿大皇家学会的院士，您是世界华人的骄傲，您在各地教授了40年中国古典诗歌，可他们对您没有半点的敬重，只惦记着您房子底下的那块“地皮”。

23号院不在了！我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木卡拉先生，他曾指着展览会上展出的23号院的照片，问我：“难道这也拆吗？”我听说他过几天就要从国外回来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解释这场刚刚发生的劫难。我又想到邓云乡先生数年前一篇描写23号院的作品：《女词家及其故居》，其中这么说着：“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他说到“庭院深深深几许”，提到您的诗句“谁知散木有乡根”。

然而这幅画面已被永远地毁灭了，您的乡根也被铲车撅断了。我知道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您会难过，但您迟早会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写了。在去年的那几个月里，我经常安慰和鼓励您，但现在是别人来安慰我了，因为我哭了。

我感到悲哀，不单是为了您的祖宅——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23号。 ⁽²⁾

20世纪90年代初，察院胡同就有了要拆迁的说法，但叶嘉莹一直想保存自己的故居，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认同归属的家。因为她回国后曾经参观过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她也梦想着以自己的余年余力，把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她的确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成功。中国古代的教育，身教更重于言传，老师不用说什么漂亮话，学生在老师身边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处事为人、心灵情性方面发生微妙的变化。东西方的差异在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西方的传统会花费非常多的精力来论说思辨，以追求“正义”之确切抽象的含义，而中国的传统并非追求一个精致的语言或漂亮的说法，但却往往培养出身心都具有“正义”的人，这正是这种古老的东方教育所能提供的。中国古代师生常常可以同宿同读、同息同作，古言“师弟父子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是有它的真实内容的。叶嘉莹一生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她也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能够真正熏习濡染老师的精神与思想，可能其间那种私下的观察与近距离接触，比单单阅读老师的著作或者在大庭广众中听讲，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现在的中国并不缺少物力、财力来建设古典的书院，但问题在于传统中那种既是经师，又是人师，兼具学问与修养的好老师真的已经所剩无多。叶嘉莹改建故居梦想的落空，如果从传承文化与教育的层面来看，其意味就更为深长了。

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察院胡同23号其实已经从当年的书香庭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题“进士第”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砸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高低不平了。1948年她离开北平时家里是有电话的，这次回来反而没有了，更遗憾的是，家中的图籍书册都没能保存下来，当年父亲亲笔书写悼念母亲的一组诗一直放在母亲的照片前，叶嘉莹离家时还是在的，但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不过毕竟老家的房子还在，她又是离家26年后第一次回来，所以在《祖国行长歌》中她仍然写道：

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

如果从1974年再往前回溯四十年，民俗学家邓云乡在30年代的某一天第一次走进了察院胡同23号，他后来仍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第一次去时，正是夏天，敲开大门，迎面整洁的磨砖影壁，转弯下了一个台阶，是外院，左手南房，静悄悄地。向右上台阶，进入垂花门，佣人引我到东屋、有廊子。进去两明一暗，临窗横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儿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竹帘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我想察院胡同那所大四合院旧时的宁静气氛，对她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吧。 ⁽³⁾

邓先生所说的叶家大夫就是叶嘉莹的伯父，他走进的正是伯父诊病开方的“脉房”。这座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沧桑、如今已经完全消失的四合院老宅，在叶嘉莹的笔下，得到了完整的还原，但那即使再美，也只能化作轻轻的一缕追忆，悄悄融入那个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故都残梦了。叶嘉莹对这所大四合院曾有如下的描述：

老家大门口

我家大门上方原来悬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大门外是门洞，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就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祖父和伯父都学过中医，而宋朝的学者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里面的门洞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前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面，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等花木。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祖父母住北房，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去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 ⁽⁴⁾

叶嘉莹是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她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形成孕育于斯，她与这一座庭院有着说不尽割不断、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小时候，四合院里的一切，成了她观察感受的直接对象，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便构成了她全部的世界，而那也是只属于她的世界。一个春日的黄昏，雨后初晴，她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厢房屋脊上染上了一抹晚照的夕阳，而东厢房背后的碧空中，已然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即景生情，就填写了一首《浣溪沙》小词：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　　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描写的是一位历经丧乱、零落无依的“佳人”，她在日暮天寒的种种侵袭寂寞之中，忍耐着翠袖单薄，而依旧卓然自倚于修竹，仿佛有所期待，有所盼望。这两句诗自古就被认为是象喻了一种清洁贞正的品格。现在叶嘉莹站在西窗下自己手植的翠竹前，她想起了杜甫的《佳人》诗，时间是1941年的春天，她17岁，而这时北平沦陷已有近四年之久了，父亲被战事阻隔在后方，母亲则日渐衰病……但叶嘉莹当时所想到的似乎尚不止这些，“此时心绪最茫茫”，在紫燕低飞、残霞晚照、碧天沉静、新月窥墙的气氛中，她一个人倚立在那里，仿佛有所失落，又仿佛有所追寻，这种感情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指向，而全然是在故居庭院的光影景物的徘徊摇曳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极细腻、极渺茫的情思。徐志摩说：“‘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 ⁽⁵⁾ 现在叶嘉莹真的是一个人了，她和她手植的翠竹在一起，她和她故都察院的旧时儿家在一起，她不仅发现了四合院的美，也发现了她自己。

3．寻根：却来万里觅原乡

在得知叶嘉莹的祖宅故居被拆以后，一位名叫刘晓琴的网友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常常会想，一生为别人带来美丽，让别人感受美的叶先生，她还愿意回来吗？在她的祖国，竟然连家都没有了。” ⁽⁶⁾ 叶嘉莹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2005年在呼伦贝尔草原

2010年9月，席慕蓉来到南开大学演讲，其间她播放了一组照片，那是她2005年陪伴叶嘉莹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做原乡之旅时所拍摄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叶嘉莹一个人站立行走在草原上，席慕蓉播放了第一张，她对听众说：“你们看，叶老师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接着播放第二张，她又说：“叶老师走过去了”，第三张：“叶老师走得更远了”，第四张：“好，叶老师往回走了”，第五张：“你们看，叶老师真的走回来了！”座席中已经有了笑声，这时候，席慕蓉说：“叶老师写了一首诗！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什么也没有留下，叶老师却已经写好了一首诗！”席慕蓉满怀着深情，用朗诵她自己诗歌的声音念出了这“一首诗”：

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这已经是2005年9月了，对于82岁的叶嘉莹来说，跑到这么遥远的内蒙古草原来找寻原乡，当然是“余年老去始能狂”。她一生漂泊流转到各地，忧苦随身，患难旋踵，她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来自伤寥落，只能承受，只能坚持。她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认同北京的察院胡同老家是家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她都觉得那只是临时的宿舍，可是她所认同的北京老家已在两年前被拆掉了，她已经失去了最亲切的伴随自己成长的根。现在她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想到老大的年华、飘零的身世、故家的无存，天地时空中的大孤独感悄然来临，她终于在这广远开阔的万里之外找到了自己心中那片原初的故乡。

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他在《逍遥游》中写过“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叶嘉莹1948年离开北平的故居，1974年才第一次回来做短期的探亲旅游，那时她所找到的还仅仅是地理上的故乡而已，1979年她正式开始回国教书，这成为她晚年生命精神寄托投注的所在。这一次的回归，充满了传承诗教的文化涵义，但对于她个人来说，这种外在的功名事业仍然不是足以寄托心灵与精神的真正故乡，如果要达到“至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她似乎还要继续前行，继续找寻。这个追觅“原乡”的过程，需要强大的生命意志，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反思的过程，它并不是人人都能完成的。如果我们再把时空拓展延伸，就会发现，为了找寻心灵故土，回归精神原乡，叶嘉莹其实做出了一生的努力。

她从小就对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终极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对个人生活的遭遇和时代历史的世变都有极深细锐敏的观察与感受。比如17岁前后所写的“何处，何处，不见桃源前渡”（1940），“独自归来行又住，何处，南北东西尘满路”（1941），“茫茫人海，衣帽满征尘”（1942），就既表现了她追寻的努力，又流露了在侵袭耗损中理想落空的悲哀与伤感。在沦陷的北平，她以一颗婉约静敛的少女之心毫无假借地承受着时代给每一个人带来的伤痛，她的诗词也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人共有的一种最深隐的情思：“故国远成千里梦，雪窗空负十年期”（1943），“吟鞭东指家何处，十载春明等故乡”（1943），“依旧风沙，依旧天涯，依旧行人未有家”（1945）。她此刻就在北平，为什么还说“故国远”、“家何处”、“等故乡”呢？因为国土家园在沦陷之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仍在后方，所以她不禁要问：国在哪里？家在哪里？这时她心中的“故乡”已经不仅是地理和政治的了，而深深染上了精神感情的色彩。1948年她离开大陆，辗转漂泊到台湾和更加遥远的北美，乡情较之过去就变得更加深厚沉重，而且更加上了一层文化认同的涵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1950台湾）写得这样沉痛，“但记得离别日泪痕多，须信我还乡时归去早”（1953台湾）写得这样哀婉。1966年她从台湾去到美国，而大陆的“文革”也开始了，无论从地理还是心理上来说，故乡都离她更为遥远了，故乡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距离她最遥远的一个地方。“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1967哈佛），她受到中国传统士人“仕隐”情结的熏染，依然怀着归耕隐居的志性与理想，认为外在的事功完成以后，像陶渊明那样身心的“归隐”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在故乡的土地上，传统的价值系统正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很可能已经没有容她归耕的所在了。“早是神州非故土”（1968哈佛）更明白地流露了她当时这种追寻文化认同而不得的感伤心态，所以“曰归枉自悲乡远”，故乡是那么遥远，“飘飘行色我何之”，她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共同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经验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知识人漂流的两个主要原因即是乱离与流放。叶嘉莹1948年的赴台显然是由于时代的乱离，像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面所写到的，叶嘉莹也是“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之一。在她由台湾而北美的漂流生涯中，也一直无法回国，这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观点和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叶嘉莹和许多由大陆辗转漂泊到海外的知识人一样，都属于在文化上被流放的一代，他们既经历了政治的乱离，失去了国家，又经历了精神的流放，失去了文化，他们在漂流生涯中所体验的孤独感，比之中国任何一代经历乱离与流放的知识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正因为如此，乡情在他们的心中不断内化，没有回来的时候，乡愁是一缕残梦，回来以后却发现，他们所认识的故乡，其实只存于回忆之中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叶嘉莹终于能够回国探亲和教书，这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她的乡愁，补偿了她思乡的感情。可是真正等到祖宅故居被彻底拆毁以后，她反而有了一种更清醒的觉悟：家园具足于天地，故土即在于心间。其实1943年叶嘉莹还曾经写过一支散曲《叨叨令》：

说什么逍遥快乐神仙界。有几个能逃出贪嗔痴爱人生债。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盛似那秦皇汉武今何在。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则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

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岁，却对于人生价值的终极问题有如此惊人的追思与反省。“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常说的那些痴语疯话，比如他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化作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谈及生死大义时讥笑“文死谏”、“武死战”的“须眉浊物”，他又说：“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叶嘉莹读《红楼梦》，常常觉得贾宝玉是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心和理想的，只是他的事业和理想不是一般人所看重的“功名事业”，而毋宁更近于一种“补天”的宏愿，他本是一块顽石，他不过是要完成自己而已。叶嘉莹追求的也不是外在的功名事业，她也自有一份事业和理想，至于那具体是什么，那时候她并不清楚，所以只如宝玉痴言，说“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现在她已经将近90岁了，一生学问事业成就斐然，为传播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力，可是她所看重的也仍旧不是这种外在的评价，古典诗词一直伴随她，给她理想，给她力量，她也在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中体证到了一种精微高远的境界，这时候再回头来看当年的“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其实就极近于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孔子的“知我者，其天乎”了。换句话说，在古典诗词里，叶嘉莹找到了她的心灵故土，回归了她的精神原乡。

2005年和席慕蓉同作原乡之旅时，叶嘉莹还写过一首诗：

右瞻皓月左朝阳，一片秋原入莽苍。伫立中区还四望，天穹低处尽吾乡。

（自注：中秋后二日经过广袤之草原，地势平广，空气清新，西天皓月犹悬，东天朝阳已上，蓝空白云一望无垠，实为难得之景观。）

所有的故都残梦都已了无痕迹，现在她站在万里之外的草原，在与天地精神的往来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原乡，这个原乡超越了地理、政治、历史、民族甚至文化的一切界限，成为了个人精神的最后皈依。回归心灵的原乡，是一种大自在，同时，也是一种大孤独。

（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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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可检索出1934—1935年《航空杂志》上刊发的叶廷元译介西方航空著述之文稿14篇。

(2) 华新民：《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3页。

(3) 邓云乡：《女词家及其故居》，《光明日报》1994年2月14日。

(4) 叶嘉莹：《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光明日报》1994年3月7日。

(5)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散文全编》，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6) 转引自《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华新民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第二章　几度惊飞欲起难：早年读书写作

叶嘉莹的童年是在四合院中度过的，四合院的花鸟、草木伴随她一起长大，线装书、黄表纸伴随她一起长大，古典诗词伴随她一起长大，这些几乎是她关于童年的全部回忆。它们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并不有趣，但对于叶嘉莹来说，她的诗心的孕育与生命的成长，无不与童年的点滴回忆有关，童年在她自己的心底依然是生动而且优美的。而她的少年时代则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那时她正在上初中二年级。新学期开学以后，学校更换了所有的老师，增加了日语的课程，不仅如此，还让学生们把历史、地理课本带到教室统一撕删涂抹，凡是旧课本上以日本为敌，记录日本侵略的段落和语言，或者整页撕毁，或者大段涂掉。在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情势下，中国的主要城市也接连失守，这时日本人会把学生组织到天安门附近，“庆祝”上海陷落，“庆祝”南京陷落，“庆祝”长沙陷落……而这些南方城市正是叶嘉莹的父亲当时随国民政府频年转徙的地方。父亲原在上海的中航公司任职，抗战爆发以后，就被阻隔在后方，久无音信。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叶嘉莹吃的是难以下咽的混合面，穿的是打补丁的旧衣服，她后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对抗战时代沦陷区生活的描写，真是流着眼泪读完这本书的。这段日子里，她的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的秋天，叶嘉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就因病去世了，那时父亲远在后方，尚无消息，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失去荫庇的“孤露”的悲哀，这是她人生所遭遇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叶嘉莹的童年有诗书相伴的欢乐，古典诗词已经融入她的心思意念，构筑起了一个包括语言符号和思想感情在内的精神世界；她的少年时期则承受了时代与身世的双重苦难和摧伤，现实和心灵的苦难冲击着童年那个梦幻般的精神世界。1939年，15岁的叶嘉莹写了一首《秋蝶》，这是《迦陵诗词稿》所收录的第一首诗：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短短的一首小诗，却写出了人生一种孤寒空寂的真实境界。现在已是深秋，西厢房靠南墙边的花池飞来一只快要僵死的蝴蝶，它尝试了很多次，已经飞不起来了，翅膀在傍晚的秋风中显得更加单寒。叶嘉莹想到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当深秋的肃霜把所有的春情夏意通通荡涤洗净以后，一阵秋风，连“庄生”的“晓梦”也惊醒，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这时她忽然间觉得当空的明月也是寒冷的，也是孤寂的，一切归于空无。人生，果然有什么是值得长久温存，终生守候的吗？人生，真的有一种不朽灭的意义和价值吗？这是1939年，叶嘉莹15岁，她还在念高中，而北平沦陷已经有两年了，父亲远隔，母亲衰病，人情世态的隐伤创痛，在她的心底激起了轻漪微澜，可不要小看了这轻漪微澜，倚立无言的静默常常比痛哭流涕的呼嚎来得更加悲哀深重，刻骨铭心。王国维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 ⁽¹⁾ 翻检叶嘉莹在沦陷时期所写的那些少年的诗词，几乎没有一首是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作品，她只是写自己在世乱中一种纤细幽隐的感受，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之眼”，以“诗人之眼”观物，便常常可以收到洞悉生死，证悟古今的效果。叶嘉莹怎么会由一只秋蝶想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这和她蹈空梦想，追思反省的天性有关，也和时代危亡，人世无常的遭遇和经历有关。她那时不过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女，当正在孕育的诗“心”和外“物”，就是惊飞的秋蝶，满地的新霜相接触的时候，伴随着声情口吻，掩抑低迴，她写出了这样一篇单纯直感的作品。她可能还没有想到儒家入世的关怀和道家出世的解悟，但她的诗歌中却已蕴涵了悲悯与智慧这两点“诗心”中最重要的因素。1957年她曾这样描述王国维的“寂寞心”境：“静安先生因其有着对出世的哲理之向往，所以对尘世极感厌倦与苦痛，而又因其有着入世的深厚的感情，所以厌倦与苦痛之余，所产生的并非怨恨与弃绝，而为悲哀与怜悯。”那时她经历了更为深重的忧苦和患难，心境悲观孤绝，所以想到了王国维。她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所见到的那只晚秋的蝴蝶了呢？在当时或别人看来可能并不足道，但那一点珍重未死的“诗心”，却陪伴了叶嘉莹一生，成为她温存守候的真正生命。在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什么比这只“几度惊飞欲起难”的“秋蝶”更生动优美的回忆了，那描画的，其实正是她自己。

1．童趣：斜阳闲看蝶双飞

叶嘉莹小时候是关在故居的四合院里长大的，因为是女孩子，家里管得比较严，不许出去玩，像一般女孩儿玩的游戏荡秋千、抓子儿、踢毽子，她都没有玩过。每个人的童年不一样，其实也各有得失。因为生性好静，叶嘉莹对四合院里的一点一滴都有着深刻的体认和观察。在她诗中还写有这样的生活记事，隔墙的绿槐庭院中的枣花以及她从同学家里移来的一丛竹子，即如她在诗中写有：

初夏杂咏四绝

一九四三年夏

柳花吹尽更无绵，开到榆花满地钱。一度春归一惆怅，绿槐阴里噪新蝉。（其一）

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惟爱枣花香。（其二）

3岁时与小舅李棪（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叶嘉莹上了初中以后，又从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她卧房的窗外，几年以后，这一丛竹子长得青翠喜人，1942年的冬天，她还写了一首诗记述窗前的这一丛竹子，怀念送给她竹子的同学，题目是《折窗前雪竹寄嘉富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聚散何殊萍与烟。忆昔遗我双竿竹，与君皆在垂髫年。五度秋深绿阴满，此竹常近人常远。枝枝叶叶四时青，严霜不共芭蕉卷。昨夜西楼月不明，迷离瘦影似含情。三更梦破青灯在，忽听琤琤迸雪声。持灯起向窗前烛，一片冻云白簇簇。折来三叶寄君前，证取冬心耐寒绿。

那是一个还没有污染的时代，北京的天空十分明净。晚上，天上的星星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杜牧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当时的北京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每到夏夜，即使已经很晚，叶嘉莹也不肯回到屋子里去，除了屋内闷热以外，外面天空的景色也很诱人。她有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有时躺在凉席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很久不肯离开。这她也写过“萧萧寂处无人见，淡淡银河转玉绳”（《坐对》 1942）的诗句，记述当年独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静谧的回忆。

叶嘉莹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大多与诗歌有关，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唐诗了，常常有客人来了，大人就让她给客人背诗。有一次她背的是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可是后来背到“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坐愁红颜老了？”她当时并不理解诗意和大人们的笑声，可是李白诗里边所写的景物她并不陌生，小时候背的这些并不完全懂得和理解的诗歌，与她正在孕育、滋长着的心灵和生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诗歌对于她来说有一种“存在的实感”，这是和她在四合院中长大的童年经验分不开的。比如1939年她所写的《小紫菊》：

阶前瘦影映柴扉，过尽征鸿露渐稀。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

这既是她在四合院里眼见的实景，也依稀就是她所背诵的李白的诗篇。四合院里一点一滴的光影景物，在叶嘉莹的心中都完全诗化了，也正是在这种诗化之中，她找到了代替其他童年乐趣的另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心灵上的满足。

当然在四合院以外，叶嘉莹也还有很难忘的童年乐趣，那就是跟随母亲在归宁省亲的路上，常常有机会到什刹海和北海附近游玩。因为外婆家在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她和弟弟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他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他们。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他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孩子们品味河鲜。1953年叶嘉莹在台湾怀念故乡，还曾回忆起这些童年的往事：

双调新水令　怀故乡——北平

一九五三年在台湾作

故都北望海天遥。有夜夜梦魂飞绕。稷园花坞暖，太液柳丝娇。玉蝀金鳌。念何日能重到。

【驻马听】想古城春暖冰消。红杏朱藤着雨娇。秋高日好。青天碧瓦倩谁描。中南三海玉阑桥。东西如砥长安道。旧游情未了。向天涯谱一曲怀乡调。

【得胜令】说什么莼羹鲈脍季鹰豪。登楼作赋仲宣劳。故里人情厚，华年美梦娇。逍遥。昆明湖上春波棹。苗条。后海堤边杨柳腰。

【乔牌令】到今日相思魂梦遥。往事云烟渺。想人情同于怀土休相笑。我则待理残笺将风光仔细描。

【甜水令】常记得春来时，积雪初消。垂杨绿软，杏花红小。梨白海棠娇。出城郊西直大道。踏青游草妒春袍。

【折桂令】常记得夏来时，日初长布谷声高。庭槐荫满，榆荚钱飘。火绽榴花，翠擎荷盖，果熟樱桃。什刹海鲜尝菱角。五龙亭嬉试兰桡。最好是月到中宵。风过林梢。看多少叶影田田，舟影摇摇。

【锦上花】常记得秋来时，剪烛吟诗助相思纱窗雨哨。登楼望远畅胸襟四野风飘。赤枣子点缀着闲庭情调。黄花儿逞现着篱下风标。凉宵萤火稀，永夜银河悄。香山枫叶艳，北海老荷凋。写不尽气爽天高。古城秋好。鸳瓦上白露凝霜，雁影边纤云弄巧。

【碧玉箫】常记得冬来时，瑞雪飘飘。白满门前道。寒夜萧萧。风号万木梢。喜围炉共看红煤爆。半空儿手内剥。晴明日，看碧天外鸢影风摇。冰场上刀光寒照。爱古城玉琢银装，好一幅庄严貌。

【鸳鸯煞】常记得故乡当日风光好。怎甘心故乡人向他乡老。思量起往事如潮。念故人阻隔着万水千山，望天涯空嗟叹信乖音渺。说什么南浦畔春波碧草。但记得离别日泪痕多，须信我还乡时归去早。

这是《迦陵诗词稿》中唯一能找到的一篇追忆童少时期生活，描写故土人情风物的作品。它写于1953年，是叶嘉莹1950年代仅存的四篇作品之一，也是她写作的最后一套散曲。其间抑扬有致的声调，欢快明朗的白描，无一不让读者和她一同感受着故乡回忆的美好。同1950年所写的《转蓬》，1951年所写的《浣溪沙》（一树猩红艳艳姿）以及1952年所写的《蝶恋花》（倚竹谁怜衫袖薄）比较起来，这似乎是叶嘉莹在整个50年代悲观心境中尚得余裕，聊以欣赏自娱的一篇作品。它们之间的差异，还不仅仅是由于外表的诗词曲文体的区别造成的。叶嘉莹与丈夫抵台后不久即相继遭遇白色恐怖，身陷囹圄，直到1953年，她的丈夫才获释回家，也就在这一年前后，他们举家迁往台北，叶嘉莹开始在台北二女中和台湾大学任教。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她那时是如何怀着稍释的心情，追怀描画故乡的风土了，她要把春夏秋冬四季点滴的珍贵回忆都写下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了。人在忧苦患难之余，常常检点起童少年生活的美好，以求得暂时的安慰。事实上，直到21年以后的1974年，她才初遂还乡之愿，回到北京。那一年，她50岁。

2．庭课：坐对参差满架书

叶嘉莹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又因为她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而且生性好静，所以自从识字开始，她的大部分时间就都用来读书了。

大约三四岁时，父母开始教她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父亲的字写得很好，他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把字写出来，如果有一个字是可以读多音的破音字，父亲就用红色的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在这个字的上下左右画上一个个小红圈。例如，“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去声如“树”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小红圈；如果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上声如“蜀”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小红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入声如“朔”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小红圈；而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另一个入声如“促”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上一个小红圈。因为“促”这个音的读法与用法都不大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她，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里边“数罟不入洿池”的句子，“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当时叶嘉莹对这些深义虽然不大理解，但父亲教她认字号时，那些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的严格教导对她以后的学习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叶嘉莹的父母并没有把她适龄地送到小学去读书，因为他们都以为儿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一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父母就为她和大弟嘉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就是叶嘉莹的姨母。开蒙那天，在家里还举行了拜师仪式，叶嘉莹不但对姨母行了拜师礼，而且还给一尊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礼。这些礼节的确让她当时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叶嘉莹开蒙所读的是《论语》，这也成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姨母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一个大概，然后让她去背诵。《论语》也成为叶嘉莹背诵得最熟的一册经书，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她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越来越有更真切深入的体悟了。

在叶嘉莹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她记忆深刻的事，就是小时候所临摹的一本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几页不知道是什么人书写的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的故事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因此她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由此也就引发了她读诗的兴趣。在家里，叶嘉莹的祖辈和父辈们对于古典诗歌都有兴趣和修养，她对于诗的理解和领悟，也正是在这种家庭气氛中熏陶孕育出来的。她的外曾祖母就不仅读诗而且也写诗，晚年家里还为她自刻过一本《仲山氏吟草》。她的伯父、伯母和父亲、母亲也都喜欢读诗，也喜欢吟诵，男士常常大声地诵读，女士则低声吟哦。叔父虽然英年早逝，她没有见过，但听伯父和父亲说，在他们三个兄弟之中，叔父是最有才华的。有一次叶嘉莹在家里一个很高的橱柜中翻看旧书，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有许多诗句，后来伯父告诉她那就是三叔的诗。在所有的长辈中，对叶嘉莹学诗影响最大，使她获益最多的，是她的伯父狷卿翁。

叶嘉莹的伯父古典文化的修养很深，精通中医，而且他特别喜欢诗词联语，看见侄女也喜欢诗歌，他更加感到欣喜和愉悦。在日常无事的时候，伯父就喜欢和她聊天，对她谈讲诗歌。伯父熟知很多诗人词人的掌故，有一次他提到清朝词人陈维崧，说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他写了很多词，是中国词人里写词最多的。他又提到清朝另一个词人叫郭麔，别号“频伽”。这两个人的别号合起来就是“迦陵频伽”，那是佛经里一种妙音声鸟的名字，这种鸟在世界上传布妙法之音。后来叶嘉莹在大学跟顾随先生学诗的时候，有一次顾先生要把她的习作拿去发表，问她有没有笔名或者别号，她就想起了伯父说的这则掌故，她觉得“迦陵”这两个字跟“嘉莹”声音很相近，于是就用“迦陵”做了自己的别号。

叶嘉莹的伯父与父亲都喜欢吟诵，每当冬季北京下大雪的时候，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 ⁽²⁾ 那时她自己也常常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她偶然跟伯父说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自己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首五言绝句，有一些相近之处。一个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有相近之处，另一个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而最后写到上楼，再一个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伯父就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虽然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那首诗开始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那首诗开始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使得叶嘉莹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此外，伯母也教过她读唐诗，按着《唐诗三百首》编选的顺序来教，但并不详细地讲，都是让她背诵。

上初中时，叶嘉莹的父亲工作单位在上海，他要求女儿经常要以文言写信报告自己学习的情况。于是叶嘉莹每当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伯父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她改完后再抄寄给父亲。就在她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也经常鼓励她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叶嘉莹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对她并未造成任何困难，她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汉字四声的读法，更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入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该读仄声，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如果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伯父教她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这样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那种声律的美感。伯父给她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她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后来她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干上，但在深夜之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她大概只有十一岁，从此以后就有了写诗的兴趣。

叶嘉莹的伯父也喜欢藏书，特别是一些收藏家卖出来的古书，他只要看到，都尽量买下，所以家里的书特别多。四合院的五间南房有三间做了书房，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都是书架，后来就连叶嘉莹在辅仁大学的很多老师、同学都喜欢到她家里来找书、查书。叶嘉莹喜欢看书，常常是想起来看什么书，就跑到书房搬来一套。她所住的西厢房的堂屋靠南墙有一个大躺箱，箱面比一般的写字台都大，上面被她堆满了书。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套辛稼轩词集，那是元代大德年间的木刻版，字特别大，看起来很舒服，那种感觉她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她家里到处都是书，除了书房的架子上、堂屋的躺箱上，就连衣柜的顶柜里也都是书。她常常登高爬梯或踩着桌子去翻书，三叔写诗的小册子就是她从柜子里翻出来的。1942年，18岁的叶嘉莹在《岁暮偶占》一诗中写道：

写就新词近岁除，半庭残雪夜何如。青灯映壁人无寐，坐对参差满架书。

这是她少年生活的真实写照。2010年，又到了岁暮天寒，86岁的叶嘉莹也写了一首诗：

昨日津门大雪，深宵罢读熄灯后，见窗外雪光莹然，因念古有囊萤映雪之故实，成小诗绝句一首

人间千古有深知，屈宋秋情子美诗。想见今宵读书客，囊萤映雪总相思。

这是她与诗书相伴一生的真实写照。

3．少作：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

叶嘉莹的父亲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所以他重视让子女从小学习英语，在家里也亲自教过，还订过一些翻译介绍西方名胜的儿童杂志，希望从小就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叶嘉莹家的附近有一所私立的教会学校——笃志小学，从五年级开始就有了英文课程，于是父亲在她9岁那年就让她插班考入了这所小学。在笃志小学只读了一年，1935年叶嘉莹就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当时新成立的北平市立第二女中。作为奖励，母亲给她买了一套开明版的《词学小丛书》，还买了一套所谓“洁本”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她当时最喜欢读的是《红楼梦》，对大观园中诸姐妹吟诗填词的故事极感兴趣。《词学小丛书》中所收录的作者与作品很多，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人间词话》使她对诗词的欣赏有了初步的领悟，《饮水词》则使她对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虽然家里很早就教她诵读唐诗，也鼓励她试写一些短小的绝句，但是从来没有教过她读词和填词。她自己也曾经读过一些五代和两宋词人的作品，可是从来没有自己也要填词的念头。而当她读了这本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从开篇第一首《忆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开始，她立刻就被这位词人的作品吸引住了。她当时还没有能力对词的优劣做出任何品评，只是觉得这位词人的作品似乎比自己以前读过的那些五代两宋的词更为清新自然，使她感到更容易接近。于是她一口气就把《饮水词》读完了，她那时记忆力很强，《饮水词》中的一些小令，几乎可以过目成诵，而那种天然的口吻和流利的声调，就引得她跃跃欲试，这些小令的声律与诗又大体差不多，所以在吟诗之余，叶嘉莹也就无师自通地填写起小词来了。

叶嘉莹向来不喜欢早睡，看书常常看得很晚。有时是为了做功课，有时也看一些小说等闲书，像四大名著及《七侠五义》、《小五义》等她都看，还有《福尔摩斯》等。家里原来是点油灯的，油灯下面是一个金属的底座，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点着以后有时会冒烟，时间一长灯罩就熏黒了，需要常常擦拭。她就用一个木棒绑上棉花，把灯罩擦干净。后来家里装了电灯，就方便多了。而不管是油灯还是电灯，只要听到母亲叫她睡觉，她就熄了灯，拿一个手电筒躲到被窝里接着看。

在中学时代，叶嘉莹也遇到了一些令她印象深刻的老师，比如教她初二国文的纪清漪老师，上课时讲抗日、讲革命，情绪慷慨激昂。初二时教英文的是一位姜老师，他要求学生一定要背诵，而且要用英文写作文。可惜姜老师只教了一个学期，“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就取消了英文的教学，改学日文。后来虽然恢复了英文课，每周也只有两节课，换了一个年轻的老师，上课时说说笑笑的不大认真，叶嘉莹的英文基础就没有打好。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钟一峰的老教师来教她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于是叶嘉莹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也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她不仅喜欢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也还喜欢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在课堂上还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高中的数学老师萧佩荪先生所讲的大代数、解析几何，叶嘉莹也非常喜欢，下了不少功夫。因为从小国文功底不错，所以中学时代她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数学，她相信数学所提供的那种推理和思辨的方式，对自己也一直是有影响的。高三快结束的时候，叶嘉莹还参加了西单牌楼附近一所教读古书的夜校，在那里学习《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她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去这所国学班学习。当时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叶嘉莹把平日所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那时年轻人写诗的已经不多了，邹老先生看了她的诗很高兴，曾经在批语中称赞她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1941年母亲去世后戴孝照

在叶嘉莹的少年时代，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她从此开始经历漫长的故都的沦陷和抗战的乱离，父亲随着国民政府频年转徙，多少年都不能回家。刚刚考上大学，她又遭遇了丧母之痛。加之天性方面耽于追寻人生问题的影响，她从小就对人世之间的死生离别留有极深的印象，很早就认识到人生的空幻和无常。她早年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这种认识，比如：

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忆萝月·送母殡归来》1941）

芳草易飘零，春华不常好。奄忽西风至，憔悴谁能保。（《昨夜东风来》1943）

这红尘岂乐乡。人生原是谎。悔当初不把相思葬。空余着这一缕愁根也随着人年岁儿长。（《般涉调耍孩儿·尾声》1943）

这底是人生何事由人算。可知我已过今年更几年。常言道无情岁月增中减。怎说道花有重开月再圆。昨日个是长堤杨柳摇金线。今日个是柳老青荷取次圆。明日个柳枯荷败光阴变。天边吹起南飞雁。北风吹雪下平原。那时节才把天地真吾现。似这般尘世何堪恋。身后生前。一例茫然。且趁着泪尚未干。鬓尚未斑。好把这离合悲欢快交点。（《正宫端正好·二十初度自述》）

在大学里，因为受到老师顾随先生的影响，叶嘉莹对于生死无常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反省。有一次，顾随先生正在用《聊斋》里女鬼连琐和书生杨于畏之间的爱情故事重新谱写一本杂剧，他对于故事是要以悲剧还是团圆剧结尾颇费了一番思量，为此他还征询过叶嘉莹的意见。叶嘉莹小时候读过连琐的故事，那说的是书生杨于畏进京赶考，住在荒郊野外的寺庙里，深夜听到有人念诗，反反复复地只有两句：“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描写的是荒郊野地里萤火虫胡乱翻飞的凄凉景象。于是书生续上了后两句：“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原来念诗的就是一个名叫连琐的女鬼。后来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感情，连琐希望书生能够救活自己，就嘱咐他在听到自己坟旁的树上有一只青鸟在叫的时候，掘开坟墓，这样她就能得到复活了。叶嘉莹得知老师在谱写这本杂剧，且尚未想好如何结局，于是她就填了一首词，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临江仙　闻羡季师谱聊斋连琐事有感

记把聊斋灯下读，少年情绪偏痴。生生死死系人思。至今窗影下，仿佛鬼吟诗。　　莫道十年如一梦，梦醒亦复如斯。北邙山下夜乌啼。才看青鸟至，又见湿萤飞。

她说自己曾经也为《聊斋》故事里那种生死相许的爱情痴迷感动过，可是当自己对人生有了更真切的体验和更深入的反省以后，她的认识改变了。“才看青鸟至，又见湿萤飞”，她的意思其实是说，即便书生把连琐救活了，可是复活以后人终究还是有一死的，而且在这一生一死之间，从“青鸟”的生机希望到“湿萤”的阴惨凄凉，只不过转瞬而已。叶嘉莹当时不过二十岁，而她关于生死的这种认识已经是既悲观而又极深刻的了。后来她还曾用《庄子·至乐》篇中庄子与骷髅对话的故事谱写过一本单折的杂剧，里边所表现的也是她当时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类似反省，可惜的是这本杂剧没有保存下来。

面对人生的空幻和无常，叶嘉莹虽然抱一种悲观深刻的认识，但她也从未放弃过追寻人生之价值与意义的努力，她把自己对于终极问题与人生选择的反省和追问也写入了少年的诗篇之中：

人生不死将如何，吁嗟乎，人生竟死将如何。（《短歌行》1941）

项羽江东豪气，渊明篱下生涯。长空明月笑人痴。一个是沉酣春酒瓮，一个是自刎渡江时。想古今都似此。（《红绣鞋》）

功名未理磻溪钓。求仙未起烧丹灶。清风未学苏门啸。扁舟未放潇湘棹。叹红尘总未消。问大梦谁先觉。但只见滚滚的轮蹄儿早碾破了长安道。（《塞鸿秋》）

她当时想，像陶渊明的“沉酣春酒瓮”，项羽的“自刎渡江时”，不过是“不死将如何，竟死将如何”的困窘和无奈而已，都不是理想的自我完成。至于功名富贵、问道求仙、名士自高、放舟归隐，这些也都不是她理想的选择。对于自己将来究竟要走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叶嘉莹当时仍处在内心的追寻和求索之中。每个人当然无法预料自己未来的人生，但是少年时代往往会种下梦想的种子。叶嘉莹种下的是一颗相思的种子，这颗种子就种在她少年的诗篇里，而后它历经风雨磨难长成，结出来的则是叶嘉莹与诗歌相伴一生的岁月果实：

时序晚，露华凝。秋莲摇落果何成。人间是事堪惆怅，帘外风摇塔上铃。（《鹧鸪天·一九四三年秋，广济寺听法后作》1943）

人生徒有情，天意终无常。奄忽年命尽，便当归北邙。事业谁能就，千古同一伤。感此不能言，四顾心茫茫。（《夜坐偶感》1943）

怕的是此身未死心先死，一事无成两鬓斑。（《正宫端正好·二十初度自述》）

纵教那人间万象尽虚空，则我但有这情心一点终留恋。（《仙吕点绛唇》）

映危栏一片斜阳暮。绕长堤两行垂柳疏。看长江浩浩流难住。对青山点点愁无数。问征鸿字字归何处。俺则待满天涯踏遍少年游。向人间种棵相思树。（《寄生草》）

叶嘉莹的“事业”是什么样的事业，“情心”是什么样的情心，她的“相思”究竟要投注给什么样的对象？1944年秋，她谱写了一套散曲《中吕粉蝶儿》，其中所表现的就都是她当时追寻的努力在遭遇困顿挫折时的失落和感伤：

中吕粉蝶儿

一九四四年秋作于北平沦陷区中

酒病禁持。自秋来更无情思。噪西风怕听那断续蝉嘶。空阶下，短篱旁，豆花凝紫。这一番惆怅芳时。更不减送春归绿荫青子。

【醉春风】憔悴又经年，劳生空一指。想人间万事总参差。世情薄似纸。纸。冬夏炎凉，春秋冷暖，数年来早悟彻了风禅诠次。

【红绣鞋】掩柴门静如萧寺。剔银灯细写秋辞。说什么佳花好月少年时。可知那月圆无几日。花落剩空枝。自古来有情人多半是怀恨死。

【十二月】长相思写不上蛮笺一纸。别离愁浑难系垂柳千丝。则被这金风劲撺断得秋莲香减，云雾重耽搁了鸿雁来迟。这的是天心若此。更说甚人意难知。

【尧民歌】谁承望稼轩豪气草堂诗。便这些生事家人我已久不支。况值着连年烽火乱离时。那里讨烂醉金尊酒一卮，嗟也波咨。清狂浑似痴。落拓成何事。

【耍孩儿】常拼着一年兰芷思公子。谁晓得直恁的河清难俟。经几度寒林衰草日斜时。则那行吟泽畔的心事谁知。论情怀，我对着三更灯火倒似有千秋意。论事业，则赢得一榻空花两鬓丝。他年事。畅好是茫茫未卜，枉嗟叹些逝者如斯。

【一煞】则被那东风挑菜天，秋宵听雨时。两般儿销减尽英雄志。试问您那读书学剑终何用，到头来断梗飘蓬也祗得任所之。天时人事何堪恃。好光阴断送与乌飞兔走，短生涯销磨在帽影鞭丝。

【尾声】才过了清明端午繁华日。又早近重九人间落叶时。看严霜一夜生阶次。欲无愁，则除是去访那得道深山的赤松子。

这其中也有“情怀”，也有“事业”，也有“相思”。叶嘉莹大学时还曾写过“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咏怀》 1941）、“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 1942）的诗句，表示她内心一直有一份高远的追寻和理想，至于她的事业究竟是什么，那还需要用更漫长的人生来找寻答案。不过“金风劲撺断得秋莲香减，云雾重耽搁了鸿雁来迟”两句，倒是很贴切地预示了她未来人生里，在台湾遭遇到忧苦患难和辗转漂泊留滞海外的两个阶段，而在这些苦难和岁月之中，她一直珍重护持、温存守候的正是当年自己种下的那一颗“诗心”和“相思”的种子。

（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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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5页。

(2) 郑板桥：《题游侠图》，《郑板桥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页。

第三章　几人传法现优昙：老师顾随

自“七七事变”后，北平很快就沦为敌占区，叶嘉莹的父亲当时在航空部门任职，就随着国民政府迁移了，所以到叶嘉莹高中毕业时，她和父亲音讯断绝已近四年之久。面对亲人的生离和敌寇的横行，忧生与忧世之感，已经在少年叶嘉莹的心中开始萌芽。正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质疑：“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叶嘉莹也曾感叹“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咏莲》 1940），佛家的悲悯情怀在乱世的血与火之中显得那样的无力。

1941年夏，叶嘉莹高中毕业。她的成绩非常好，而且文理科发展均衡，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成绩。但在报考大学时，究竟是从现实的方面着想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叶嘉莹很费了一番思量。当时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中，而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日本及敌伪的控制，因此也吸引了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在此任教，这些都对叶嘉莹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另外由于辅仁大学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京大学的招考和放榜在后，叶嘉莹既然已经顺利考上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也就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就这样叶嘉莹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与诗词相伴一生，无怨无悔。

辅仁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地区，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男女分校，而女院就在闻名遐迩的恭王府院内。多年以后叶嘉莹还清楚记得学校的布局：校门口是个非常大的广场，大红门两边各有一个石狮子。院子很大，有好几进深，西侧有一条通道，旁边是长长的围墙，隔墙四四方方的院子就是教室。图书馆就是原来恭王府的多福轩，一进大门就有一个长台，那是图书馆借书的服务台，台后边有几扇屏风，屏风后面是书架；图书馆前面有一架非常古老的紫藤，每年暮春的时候，满架都是紫红色的藤萝花。西边一条甬道通入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子，满院都是竹子，小门上题的是“天香庭院”。1980年叶嘉莹的同门学长，也曾从顾随先生受业，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送给她一本自己的新著《恭王府考》，书中认为恭王府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而这个“天香庭院”就是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叶嘉莹读后追怀大学时代的往事，于是写了三首五言律诗，可见其眷念之深：

五律三章奉酬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以新著《恭王府考》见赠。府为昔日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旧游之地，周君来函索诗，因赋五律三章奉酬。

漂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常忆读书处，朱门旧邸存。天香题小院，多福榜高轩。慷慨歌燕市，沦亡有泪痕。平生哀乐事，今日与谁论。

四十年前地，嬉游遍曲栏。春看花万朵，诗咏竹千竿。所考如堪信，斯园即大观。红楼竟亲历，百感益无端。

然而叶嘉莹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她的大学生活，她人生之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就猝然来临了：那年秋天刚刚开学，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虽然生活上幸有伯父伯母的照顾，日子艰难但还能勉强度过，可是她内心之中父亲远隔、母亲逝世的生离死别之恸仍然很难排解，叶嘉莹唯有以诗来寻求寄托，这段时期她于1941年秋写了《哭母诗》八首，其后于1943年秋又写了《母亡后接父书》等诗，可以从中窥见她当时的悲苦心境，如《咏怀》（1941年）：

高树战西风，秋雨檐前滴。蟋蟀鸣空庭，夜阑犹唧唧。空室阒无人，萱帏何寂寂。自母弃养去，忽忽春秋易。出户如有遗，入室如有觅。斜月照西窗，景物非畴昔。空床竹影多，更深翻历历。穉弟年尚幼，谁为理衣食。我不善家事，尘生屋四壁。昨夜雁南飞，老父天涯隔。前日书再来，开函泪沾臆。上书母氏讳，下祝一家吉。岂知同床人，已以土为宅。他日纵归来，凄凉非旧迹。古称蜀道难，父今头应白。谁怜半百人，六载常做客。我枉为人子，承欢惭绕膝。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苍茫一四顾，遍地皆荆棘。夜夜梦江南，魂迷关塞黑。

母亲在九泉之下，父亲远隔万里天涯，自己还不能独立，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人生的种种苦难一起逼人而来，叶嘉莹心中的悲哀痛苦可以想见。全诗真是以血泪写成，朴实无华而真切可感，读来令人酸鼻。

但是尽管遭逢这么多的苦难，大学时期对于叶嘉莹而言仍然是最可宝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当时的辅仁大学可谓名师云集：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文学院院长是沈兼士先生，国文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此外还有教经学史的刘盼遂先生，教声韵学的陆颖明先生，教小说史的孙楷第先生，教戏曲史的赵万里先生，都是著名学者。每当叶嘉莹回忆起这些老辈先生，都是充满深情的追念。比如余嘉锡先生，他是一位有名的目录学家，写过《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叶嘉莹回忆说：余老先生为人很传统，非常严肃，他留着白胡子，绝对是不苟言笑，讲课时正襟危坐，说话细声细气，还有些湖南口音。写板书时就站起来转过身去，方方正正的如松而立，在黑板上写的板书也是规规矩矩的行楷，四个字一行，一笔也不苟且，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此外还有储皖峰先生，不但学问很好，在创作上也颇有成就，叶嘉莹写过《读皖峰夫子诗后》三首诗，1942年储皖峰先生去世，叶嘉莹还作了《悼皖峰夫子》两首诗以为纪念。在辅仁大学这个知识的殿堂里，叶嘉莹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从现在还保留着的档案材料上，可以查到叶嘉莹当年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元曲方言俗语摘释》，已经可以看出相当的学术功底了。

辅仁大学时期可谓是叶嘉莹充满患难的人生中最可铭记的时光。因为这里不但有诸多良师，也有充满青春活力的益友。叶嘉莹回忆说，她有时与同学结伴去学校附近的什刹海边散步；也曾去广济寺听讲《妙法莲华经》；而校园里的紫藤架下、凌霄花底、绿竹丛中，更是留下了叶嘉莹温馨的回忆。叶嘉莹还记得有一年秋天，她陪一个女同学去郊区访友。当时的北京四郊没有现在这么繁华，陶然亭是北京南郊的一片野地，有几处长满芦苇的池塘，小山丘上野草丛生，掩盖着一些荒冢，一派萧瑟景象。叶嘉莹说那时路边有大片大片的雁来红，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还记得那里有一座荒坟上面的一段碑铭：“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胡蝶。”随着人生阅历渐渐地丰富起来，叶嘉莹的丧亲之痛也慢慢平复，尤其是遇到顾随先生这位文学和人生的导师之后，叶嘉莹真正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

1．登堂：空里游丝只自寻

顾随先生

顾随（1897—1960）先生是河北清河县人，本名顾宝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他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从小对他严格管教，顾随先生也因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15年顾随先生报考北大国文系，校长蔡元培先生审阅试卷，发现他国文水平已经非常好，就建议他改读外国文学，顾随就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建议，先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读了两年英文，然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所以顾随先生于中西文学都有极深的造诣。此外更因自身的资质悟性，顾随先生又对禅学有深入独到的见解。毕业后顾随先生终身以教育为务，先后在河北女师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可谓桃李满天下，其及门弟子如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邓云乡、郭预衡、吴小如等后来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而其中叶嘉莹与顾随先生的师弟因缘尤其是一段学林佳话。

1942年秋季，叶嘉莹刚上大学二年级。顾随先生在那一年来教她们“唐宋诗”的课程。叶嘉莹回忆道：“先生身材瘦高，爱穿长衫，常常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他讲课生动深刻，不但深受中文系同学欢迎，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外系同学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顾随先生讲课非常有特色，那就是重在感发而不拘泥于死板的解释说明，有时在一个小时的课堂上，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从表面上看有人会以为顾先生所讲的都是闲话，而事实上顾先生讲的却是最具启迪性的诗歌中的精论妙义。以前禅宗说法有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说，诗人论诗也有“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说法，顾先生讲诗的风格就是这样。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找的知识，顾先生一向极少讲到。他所讲授的是以他自身的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经验所体会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生命。

叶嘉莹回忆说，当时有很多同学认为顾先生的讲课就是跑野马，没有知识体系或理论规范可以遵循，所以上课时也不做任何笔记，听完也就忘记了；也有的同学是想记却记不下来，因为顾随先生随口提到的诗例词例，以及儒家道家佛家的很多古典，没有相当的国学根基是很难跟上的。但叶嘉莹却认为顾先生所讲的都是诗歌中的精华，而且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彩。顾先生讲的是诗歌的生命，是诗歌里那种生命的感发，所以叶嘉莹听课记笔记的时候，都是心追手写，埋首疾书，凡是顾随先生说过的话，哪怕一个字都不肯放过。因为叶嘉莹当时就敏锐地感觉到，顾先生所讲的都是他心灵的感受，完全是他自己读诗的体会，不是哪本书里写的，是在任何书里都找不到的，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那时顾先生还在中国大学开“词选”的课程，叶嘉莹就骑自行车到中国大学去旁听。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开始在中学教书，但仍然没有间断地跟随顾随先生听课。而顾随先生也对叶嘉莹青眼有加，他发现叶嘉莹跑到各个学校去听他讲课，为了不让她听讲重复的内容，他就常常开设新的课程，诗词之外还开设了《论语》、《中庸》，以及陆机的《文赋》等等。就这样六年之间，叶嘉莹记下了十几本成册的笔记，还有好多不成册的活页笔记。多年以后，叶嘉莹当年的一些老同学都佩服地说，叶嘉莹的笔记真是太详细了，简直像录音，其他人谁也做不到。叶嘉莹自己也曾多次说到，她这一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完整地保存了听顾随先生讲课的笔记，因为那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东西。所以不管她在以后的现实生活之中如何漂泊辗转、如何困顿忧患，这些听课笔记她都一直随身珍藏。现在叶嘉莹已经把这些笔记都交给顾随先生的女儿顾之京整理出版，读者不但可以从中领略到顾随先生当年讲课的风采，也可以看到叶嘉莹当年记笔记的真实与细致，有时候连顾随先生在黑板上随手画的一些图形，叶嘉莹也一丝不苟地描了下来，真是令人赞叹。

顾随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常常把学文与学道、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顾先生一向主张修辞应当以立诚为本，不诚则无物。所以凡是跟随顾先生学习的学生，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得到很大的启发，在立身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顾先生对于诗词不同的美感有很仔细、很敏锐的分辨。他讲课时会用很多的比喻，联想也很丰富。比如讲到杜甫时说，杜甫的诗是深厚博大、气象万千。他举例说：盆景、园林、山水这些好像都是表现自然的景物，盆景是模仿自然的艺术，不恶劣也不凡俗，可是太小；园林也是模仿自然的艺术，比盆景范围大，可是匠气太重，因为是人工的安排，人工造出来的；而真正的大自然的山水雄伟壮丽，我们不但可以在大自然中发现一种高尚的情趣，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高尚和伟大在盆景、园林中是找不到的。有的诗人作的诗，也不是不美，可是就像盆景，再大一点像园林，范围很小，总是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而杜甫诗的那种博大深厚的感情、那种莽莽苍苍的气象，是真正大自然中的山水，他的那种高尚的情趣、伟大的力量，不是别家的作品可以相比的。顾随先生讲诗词，讲喜欢的作者，也讲不喜欢的作者，讲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比如前人称赞姜夔的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而顾先生说姜夔词的缺点是太爱修饰，外表看起来很高洁，然而缺少真挚的感情。他的这种词的确是“清空”，清就是一点渣子都没有，空就是空灵，不坐实。清空当然也是一种美，但顾先生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沾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窄，比较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顾先生讲诗就是这样，通过讲课传达了他自己对于人生的理念。听顾先生讲诗词，同学们不止获得在文学上的欣赏和启发，还能有一种品格上、修养上的提升。叶嘉莹后来的学术路数其实也深受顾随先生影响，她曾经说：顾先生的讲课“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词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老师。”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的共同感受。此外，在叶嘉莹后来的诗学词学研究体系中，“兴发感动”也是一个核心内容。她常常讲到，诗词在作者要能感之、能写之，在读者则要深入体会这种感动。通过作品这个媒介，作者和读者的心灵能够超越时空的阻隔联系起来。她深信唯有这种“兴发感动”的作用，才能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顾随先生对佛学禅宗也有深入独到的体会，在讲筵之间常常引禅宗公案和语录以为佐证，启发学生对文学的“悟”，所以叶嘉莹多次说到，顾随先生讲课是为“利根人”说法，他从来不会在字句上作非常细致的讲解，而是重在文学本身的兴发感动，不是死板的记诵之学。她说：“顾先生讲课跟别的老师不同，别的老师讲的是严谨的学问知识，治学的方法，而顾先生讲课那真的是一片神行。”“顾先生对诗歌的讲授，真是使我眼界大开。他讲课跟一般老师真是不一样，一般的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顾随先生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而且具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加上他对诗歌有着极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在讲课时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听了他的课以后，我就像一只困在黑屋子里的飞蝇，忽然间看见门窗被打开，一下子飞到外边，得以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从此以后，凡是顾先生所开的课，我全都选修，甚至毕业以后，我已经到中学教书了，仍然经常赶往辅仁大学或中国大学旁听顾先生的课。直到1948年我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为止，前后有六年之久。这一时期，我从顾先生那里所获得的启发、勉励和教导是述说不尽的。”

顾随先生还是一位有突出创作成就的诗人、词人和剧曲作家。如果说顾随先生的讲课沾溉了众多的学子，那么他在创作上的衣钵传承则当以叶嘉莹为翘楚。叶嘉莹出身于燕京旧家，伯父、伯母和父亲、母亲都很有文化修养。就文学创作而言，叶嘉莹虽然自幼少年就有过实践的体会，但是自从在辅仁大学遇到顾随先生之后，叶嘉莹才眼界大开，其天赋的清才英气也不择地而出，迎来了早年创作的一个高峰。民国时期的中文系课程设置跟现在不大一样，现在中文系对学生诗词曲的创作都不作要求，而那时普遍是有要求的，因为切身的创作体会对于理解诗词真正的生命极有帮助。顾随先生给学生讲授诗词的时候，也要求同学们尝试创作。因为叶嘉莹从小就背诵诗词，而且从很小就开始学着写诗了，所以作起来轻车熟路。顾先生对学生的教诲，常常是以鼓励为主，即使对学生的习作有所批改，也只是把原作的字句用毛笔在外面画一个圈子，并不用毛笔把原字抹去，同时也多用“似”、“稍”等字表示商榷的口吻来作批改说明。这样既促进了学生的反省和思索，又增加了学生的信心和勇气。有时顾随先生还会把他自己新作的诗稿、词稿和曲稿抄录给同学看，并以其为实例现身说法进行批评，这自然就更加引起了学生创作的兴趣。大学时代的叶嘉莹，不但诗词都可称才情发越，散曲也写得极为本色当行，这是非常难得的。叶嘉莹曾回忆道：记得我第一次把过去在家中所写的各体韵文习作呈交给顾先生后，在发还时顾先生写的评语说：“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要知道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词曲之间是有微妙的分别的，它们各有独特的美感特质，而且这种差异和分野并不容易掌握，真要做到“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其实很困难。所以从这个批语可见顾随先生对叶嘉莹诗歌创作的嘉许。此后叶嘉莹就经常把自己的习作交给顾随先生评阅，而顾随先生也每次都加以中肯的批点。顾随先生亲笔评点过的这些卷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论生活如何颠沛困顿，叶嘉莹都始终带在身边，至今还什袭珍藏。

2．入室：入世已拼愁似海

1944年秋天，叶嘉莹写了一组《晚秋杂诗》七律，如往常一样呈给顾随先生评阅，但这一次老师没有评点，而是步韵和作了叶嘉莹的这几首诗。在传统上看来，老师主动和学生的诗，这可谓是对学生最好的肯定和褒奖。所以叶嘉莹读到顾随先生的和诗后也很感动，这年冬天她又依次叠韵再作了一组七律，而顾随先生又依次步韵和作。顾随先生之所以一再主动和作，主要是因为叶嘉莹的这两组诗确实写得很好，不但文辞工稳老到，诗意也含蕴深刻。其中的警句，写景如“凉月看从霜后白，金天喜有雁来红”等等；抒怀如“事非可忏佛休佞，人到工愁酒不欢”、“生机半向愁中尽，往事都成梦里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冢中热血千年碧，炉内残灰一夜红”等等，或俊爽、或沉痛、或执著，皆令人动容，足称名句。

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词原来大多都以“言情”为主，虽也有用心寄托的作品，所写的也不过是家国之思、穷通之感。像西方文学中以诗歌来表现某种哲理的作品并不多见。自王国维先生开始把一些西方哲理写进词里，可谓对词境的一大开拓（叶嘉莹后来将这类词称为“哲化之词”）。顾随先生曾在北大研读西方文学，又对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非常推崇，可以说受了“哲化之词”的影响。而王国维先生以西方哲学入词，顾随先生更以禅学入词，词中境界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意味愈加深厚。叶嘉莹也深受其影响，如其《踏莎行·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1943）即略具“哲化之词”的意味，充满人生智慧：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　　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顾随先生给这首词所写的评语是：“前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是顾随先生早年的一部词集。可见尽管叶嘉莹自谦学习老师的词风不像，但顾随先生却认为这首词的上半首跟自己的词风格相近。在这首词中，叶嘉莹已经有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尤以上下阕的结句为显著：“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看似寻常，却是对生活的大悟；“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这本是顾随先生即兴就雪莱的名句意译而成。那是1943年春天，顾随先生还在讲“唐宋诗”的课，有一次课上偶然提到雪莱的《西风颂》，其中有两句说：“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而当时北平已经沦陷有六年之久，大家都期盼着抗战的胜利，他就用雪莱这两句诗的意思填了两句词，并随手写在黑板上。叶嘉莹在此处借用这两句词，自然是对此颇有共鸣。风雪严寒可以象征人生的种种磨难和痛苦，而一个“耐”字可以看出她的坚忍与执著，“纵寒已是春寒了”则化苦痛为积极，包含了一种乐观的希望。叶嘉莹后来多次提到顾随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从这首词就可以看到，叶嘉莹已经能够从容面对人生的种种苦难，她在以后经历了难言的颠沛流离乃至生死契阔之后仍然不倒，正是因为心中存有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随先生在十余年后（1957年）还曾记起叶嘉莹的这首词，又作了一首和词：

昔日填词，时常叹老。如今看去真堪笑。江山别换主人公，自然白发成年少。　　柳柳梅梅，花花草草。眼前几日风光好。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也是春寒了。

而当时叶嘉莹与顾随先生已经完全断绝音讯了。一直到2009年，顾随先生的女儿整理父亲的遗稿才发现了这首词，叶嘉莹这才知道了这次跨越时空的唱和，内心的感动真是无以言表的。所以在2012年底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新年晚会和“叶氏驼庵奖学金”颁奖典礼上，叶嘉莹还作了“师生情谊七十年”的讲话，向莘莘学子深情讲述了她与恩师顾随先生之间死生离别七十年的情谊。

除了与顾随先生的师弟情谊之外，叶嘉莹在大学里也与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叶嘉莹经常提起，她有一个同学叫刘在昭（比叶嘉莹大3岁），两人在中学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考进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感情很要好。当年她虽然因为家在北京，所以没有住宿舍。但是一到暑假，有些外地同学回家了，那些不回家的女同学，就把那些住在北京的同学约去玩。有时候大家就跑出来在校园中游逛，如果是月亮很好的晚上，大家有时还会找点酒，找一个有花有竹子的地方，坐在石头凳子上喝酒。兴到浓时叶嘉莹还会作诗填词。1945年5月，叶嘉莹也快要大学毕业了，她写了一首《破阵子》：

记向深宵夜话，长空皓月晶莹。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尘心入夜明。 对酒已拼沉醉，看花直到飘零。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知君同此情。

叶嘉莹在词中回忆了与同学好友聚会的欢乐时光，下阕更与好友共勉，“对酒已拼沉醉，看花直到飘零”，大有欧阳修词“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的豪放与沉着——欧词说若是看花就要把它真正看够、一直看到它落尽，如此才算没有辜负它；叶嘉莹则说人生对酒就应该拼却沉醉，看花就应该坚持到它凋零——在潜意识中表现出一种坚忍的持守力量。“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岂能因为世俗的名利误此一生？而叶嘉莹后来大半生四海弘文，不求名利，果然是实践了当年的志愿。

3．传法：分明已见鹏起北

在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不久，1946年7月，顾随先生曾经给她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大意是说：这些年你听我讲课最勤奋，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传下去的法门，那你应该都得到了。但是我却不希望你只是继承我的衣钵，我希望你能够在我的法门之外，能够自己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所以我宁愿你像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得到老师的心传并且能够有自己的突破和建树；而不希望你像孔子的弟子曾参那样。因为曾参是孔子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就说：“唯”。顾随先生并不希望叶嘉莹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古人曾经说过：“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顾随先生是真切期待叶嘉莹能够将他所传之法发扬光大，将诗词之感发生命生生不已地传承下去。

1948年，叶嘉莹要离开北京南下结婚，顾随先生更以诗赠别，题目是《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诗中“上堂”、“传法”是佛教语，即开设讲坛、传承衣钵之意。“廿载上堂如梦呓”，顾随先生说自己在讲台上教书几十年，就好像说梦话一样。“几人传法现优昙”，优昙就是佛教里的优钵昙花，优钵昙开花很不容易看到，所以佛教把优钵昙花称为祥瑞花。顾随先生说，他的学生之中，有几个人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开出像优钵昙那样美丽的花朵呢？“鹏起北”这个典故出自《庄子》，是说北海的鲲鹏展翅高飞，将要到南溟，这句比喻叶嘉莹学成之后，现在要离开北方远赴南方；“吾道南”的典故原本出自东汉大学者马融和郑玄，当时郑玄拜马融为师，等到学成回山东，马融感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说郑玄要把我的学问带到东方去了。后来宋代学者杨时拜程颢为师，学成回福建之时，程颢也曾感叹说：“吾道南矣”。从这几个典故明确可见顾随先生传衣钵的心愿，以及他对叶嘉莹的殷切期望。而以叶嘉莹后来的经历和成就来看，则不但是将顾随先生的“法”传到了南方，以后更是跨越了大陆和大洋，在欧洲北美各地都留下了传法的足迹。所以回头再看，可以说顾随先生真是慧眼识人，而叶嘉莹也真可谓不负老师的期望。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当年叶嘉莹与顾随先生并没有很多直接的交往，他们师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据叶嘉莹回忆说：顾随先生当年是非常赏识我，我也非常敬仰我的老师，但是我生性拘谨害羞，课堂上只是分秒必争地记笔记，课后也不敢独自去看望顾先生，偶尔和同学们一起去拜访顾先生，也总是静静在一旁聆听，很少讲话。叶嘉莹现在还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顾随先生坐在藤椅上，身后站着一群学生，而叶嘉莹就安静地站在顾随先生身后左侧。

1943年与顾随先生（前坐者）及同学在顾家合影（后排右二为叶嘉莹）

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顾先生亲传给叶嘉莹的“法”不但是古典诗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人生的真谛。叶嘉莹不止一次说到：“父母的恩情是养育之恩，与子女是骨肉之情，但是二者之间未必能有真正的理解，更遑论心灵的契合。而老师和弟子之间的因缘遇合，虽然没有这种血缘上的骨肉之情，却可能做到一种真正的心神相通、道义相传。”叶嘉莹很欣赏龙榆生先生写给学生的一首《浣溪沙》，词中下半阕说：“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叶嘉莹把头两句稍微改动了一下，变成：“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所谓“师弟恩情逾骨肉”，就是说老师与弟子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比骨肉之情更为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的血缘的关系，不出于个人精神、思想上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的情谊更为可贵。“书生志意托讴吟”，叶嘉莹经常说：“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是寄托在歌诗里边的，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志意，我们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同学。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的教导，但是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大半只是知识的传授。而让我能够在品格、修养、人生上又提升一个境界的，我觉得是顾随先生。”正因为如此，叶嘉莹也毕生致力于教学事业，她自己曾说：“我首先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学者，最后才是诗人。”教学是叶嘉莹的一生心血投注之所在，她曾开玩笑说自己“好为人师”，的确，叶嘉莹的学生包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博士、博士后的各个阶段；地域上则从大陆、港澳台、新加坡，乃至北美欧洲，都有她的学生。如今她以90岁的高龄，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各地讲学，践行其教书育人的信念。所谓“四海弘文、一灯传道”，这既是叶嘉莹一生的写照，也是叶嘉莹传承顾随先生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毕生心愿。

（本章撰稿：汪梦川）

第四章　中岁心情忧患后

叶嘉莹是一个向内追求的人，重视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而比较忽视外在的现实。在大学里除了读书以外，她对于外在社会的种种现实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不仅避谈政治，甚至连学校中的交往活动她也避不参加。临毕业时，与她同班念书的堂兄叶嘉毂在同学纪念册中，为她拟写了几句评语：“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由此可见叶嘉莹的性格。不过她毕竟生活在一个动荡危亡的时代，当世变袭来的时候，它所造成的惶恐不安和切肤之痛，对任何国人来说都是无法逃避的。叶嘉莹一直清楚地记得1935年夏天何梅协定的签署，和继之而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当时她虽然年龄还很小，但已经从家人长辈的言谈中，得知自己是生活在被强邻逐步侵略的土地上了。其后她更亲眼见到1936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在爱国抗日的游行中，被镇压的大刀队纷纷砍伤的悲惨事件。当然她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年秋季开学时，学校中许多旧日的老师都突然不见了，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也一页页被涂改和撕毁了。其后经历了八年长久的沦陷，1945年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叶嘉莹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在中学教书了，她曾带着学生们伫立在马路边，流着泪欢呼国军的胜利归来。而没有想到的是，负责“接收”沦陷区的国民政府大员们正打着大发国难之财的如意算盘，极尽搜刮贪污的能事，当时民间对他们有“五子登科”的讥讽，所谓“五子”，其实就是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和女子。于是胜利的“接收”就沦落到被议为“劫收”的下场，使得老百姓对国民政府都寒了心。叶嘉莹当日的心情，她对于国民党固然是感到痛心失望，而对于传说中一切价值观念都与旧传统道德完全相异的共产党，则尚抱有不小的怀疑和恐惧。在这种心情下，她在结婚以后，当面临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政权即将易手的时候，她就与在国民党海军工作的丈夫赵钟荪一起，经由南京、上海而转去了台湾。抵台后的第二年，叶嘉莹就经历了丈夫因为“白色恐怖”被海军拘捕入狱的不幸变故，1950年她自己带着吃奶的女儿也曾一度遭到关押和审讯，从此历经了一段忧患的岁月。这一时期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写作，只是在深悲巨痛之中或触景偶感之时留下来一首诗和两首词的三篇作品。1951年夏天，她独自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台南教书，第一次见到高大艳丽的凤凰木，那是夏日台南的一道风景。时序的推移和节物的改变，忽然触发了她的个人身世之感和浓郁的思乡之情，于是她填写了一首短小的令词《浣溪沙》：

浣溪沙

一九五一年台南作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凤凰木的枝干很高大，一到夏天就会开出很大朵的红花，非常鲜艳。叶嘉莹原以为普通大朵的、艳丽的花大都开在草本的植物上，而在木本的、高大的树上开出来这么繁茂鲜艳的红花，她以前在中国北方从未见过，而在台南凤凰木开花就象征着盛夏的来临，所以她说“惊心节序逝如斯”。当年李商隐从幕远在桂林，看到南方特有的木槿花，从它朝开暮萎的特性中感受到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春景，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也曾写过“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北楼》）的诗句，表示自己在他乡异域面对着完全不同的节物光景，勉强寻欢自解的一种惆怅无奈的心情。现在叶嘉莹所写的还不只是思乡的惆怅而已，在她抵台后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先后遭遇到丈夫和她自己带着吃奶的女儿相继被捕入狱的痛苦不幸，此时丈夫尚在狱中，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释放。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从故乡的北平到陌生的台南，对于结婚渡海以后竟会遭遇如此的不幸，她完全没有料到。“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叶嘉莹此时只不过27岁，可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经历八年抗战，母亲去世，父亲远隔，已经是艰苦备尝了，而抵台后种种意外的不幸让此时的她更感身心疲惫，除了坚持活下来以外，对于身外其他的事情都不再抱任何的希望了。虽然只有27岁，她却因为备尝了人世的艰辛痛苦，而感到自己已有中年的心境了。可是她的这份心境此时无人告语，无人诉说，因为她早已离开了故乡的北平，眼前只是只身一人带着幼小的女儿，面对着南台湾陌生开放的花木，此时正是夏初的时节，而浓浓的夏意和生机，不过恰好反衬她憔悴凋零的伤心与绝望而已。“凤凰木”那美丽的名字或许也让她想起李商隐“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的诗句，而他们共同的悲哀则是理想、期待和盼望的落空。前一天夜里，她忽然间看到天上的明月，回忆起自己从前在北平的生活，就不免陷入了对故乡深深的怀思。

人总是在忧苦患难之中才真正成长起来的，诗人尤其如此。虽然这一时期叶嘉莹的心境悲苦绝望，几乎完全放弃了诗词的写作，但她内在的诗心和生命并未死去，不论学生们的程度如何，她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用最真诚的态度和语言来讲授诗歌，她认为自己首先要对得起古代诗人们投注在他们诗篇里的心灵和感情。叶嘉莹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是在苦难之中成长起来的，而伴随着我的苦难，给我理想，给我力量的，就是中国的古典诗歌。”这是她最真实的人生自白。

1．结婚：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1945年大学毕业以后，叶嘉莹接受分配就到佑贞女中去教书了。佑贞女中在西什库教堂附近，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叶嘉莹每天骑车去上课，那时候她比学生大不了几岁，总穿一件朴素的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外表看起来和学生没有多大差别。她教书很认真，也很投入，学生们能感受到她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也因此对国文课产生了很高的兴趣。后来有一位学生的家长在志成中学担任校董，听说叶嘉莹的课讲得好，就聘请她去兼课。志成中学当时也是分男校和女校，叶嘉莹本来是被聘去教女校的高一国文，而后男校高二有一班学生程度虽然很好却很调皮，对他们不满意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故意给老师难堪，这样赶走了两位教国文的男老师，以至于没人愿意教这一班了。学校认为叶嘉莹在女校既然教得很好，就也请她担任男校这一班调皮学生的国文课，而效果果然很理想。这班学生不但国文程度好，而且有的学生书法也很好，还能写作骈体文，程度相当不错，叶嘉莹很欣赏他们的才华。其后她还曾在华光女中兼课，这样一共教了三个中学五个班的国文课，每周有30课时。由于工作过于繁忙，最终不得已只能另请人负责批改学生的作文，她才能同时兼上这么多的课程。1948年春天当她要南下结婚的时候，女学生们跑到她家里来哭，送给她自己绣的手帕，全班还照了合影留念。男校的学生则送了她书法的作品，下了课以后还拉着她的自行车，依依不舍地跟着老师走。

叶嘉莹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旧家庭中，虽然她的伯父曾赴日本留学，父亲也毕业于北大的外文系，他们的观念都已经比较开明，但是他们对女孩子的教育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新知识，旧道德”，因此在这种家教中养成的叶嘉莹的性格是很保守、害羞的。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男女分校，虽然有时也合班上课，叶嘉莹却几乎从未和男生说过话。她在大学里最要好的女同学是刘在昭，常常课余的时间两个人在一起看书，不过也是各看各的，并不互相交谈干扰。两个人有时候也结伴去老师顾随先生的家里，但叶嘉莹的话也很少，常常只是听老师聊天。至于大庭广众之间的同学聚会，她更是几乎一句话都不讲的。大学里也有一些男生给叶嘉莹写过信，但却从来没有打动过她的，她也从来没有回过信。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叶嘉莹中学时的一位教英文的女老师赵杏阶意外地到她家里来拜年，过去因为她成绩很好，所以这位女老师特别喜欢她，但是老师登门给学生拜年之举还是让叶嘉莹感到很意外，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老师有意把自己的堂弟介绍给她。这位老师也先向自己的堂弟介绍了叶嘉莹的情况，于是她的堂弟就想办法托叶嘉莹的女同学侯瑛从中介绍，侯瑛就打电话约叶嘉莹去她家，在侯瑛的家里，叶嘉莹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先生赵钟荪。自我介绍时，赵钟荪说自己是叶嘉莹老师的堂弟，这样叶嘉莹就比较客气，没有像对待一般男生那样不予理睬了。那时叶嘉莹家的外院的空房中有一座乒乓球台，后来赵钟荪经常约了他同学的弟弟来找叶嘉莹的弟弟打乒乓球，彼此就慢慢熟悉了。他几次表示想和叶嘉莹结婚，叶嘉莹当时并没有答应。

赵钟荪和叶嘉莹认识差不多两年，他失去了在秦皇岛的旧工作，回到北平养病。他的姐夫包遵彭当时在国民党海军任职，就为他在南京的海军谋了一份工作，这时他又提出来要和叶嘉莹订婚，如果叶嘉莹不答应，他就不去南京。叶嘉莹以为他当时失去工作是因为经常请假从秦皇岛来北平看她的缘故，见他又失业又生病，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一时心软就答应了他。而这个决定深深影响了叶嘉莹一生的命运。

1948年春天，当叶嘉莹要离开北平南下结婚的时候，她的伯父给她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题目是《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伯父平日很少写诗，这也是叶嘉莹记下来的伯父唯一的一首诗。后来她把这首诗带到了台湾，可惜在“白色恐怖”之中被抄走了，现在她脑子里记下来的也只是其中的一段：

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昨日婿书来，招之使南去。婚嫁须及时，此理本早喻。顾念耿耿心，翻觉多奇妒。明珠今我攘，涸辙余枯鲋。

这首诗写得十分伤感，等到叶嘉莹1974年首次回国探亲时，伯父早已离开了人间。当1948年她离平南下时，叶嘉莹原以为不久还能回来，所以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书籍都放在了家里。好在她把自己记的顾随先生讲课的笔记随身携带着，后来历经多少流离迁徙都没有遗落，完整保存下来了。

1948年婚纱照

1948年3月29日，叶嘉莹和赵钟荪在上海结婚了。因为当时国民党海军在南京，所以婚后他们就一起去了南京。叶嘉莹很快就找到了一所私立圣三中学教书，这也是一所天主教学校。那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已经开始紧张，币制混乱，一日数变。起初是法币贬值，贬到不足制造这张纸币本身的费用。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到1949年6月止，其发行总额已达130万亿元的天文数字。叶嘉莹在南京租房子都不说一个月多少钱，而是说一个月是几袋米或者是几袋面。因为这个月说一百，下个月连五十都不值了。她出门买炒菜的油，要排很长的队，如果排在后边，就肯定买不到了。南京有一个太平商场，到了紧张的时候货架上全都是空的，因为货币贬值，商人都不肯卖货，把货都存起来了。只有银元才能保值，那时南京的白下路两边都是卖银元的，分别有大头和小头。大头是袁世凯的头像，小头是孙中山的头像，价格不同。每个月拿到薪水以后，叶嘉莹就赶快到白下路去买银元存起来。买银元的时候还要先把银元叮叮当当的敲一敲，或者吹一吹，再放在耳边听听有没有回声，借以帮助判断银元的真假，到了需要用钱的时候再把银元一块一块地拿出去卖。叶嘉莹还常常到上海去看望和照顾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在南京半年多的时间，她的生活基本就是如此的。在南京她还曾写过一套《越调斗鹌鹑》的散曲，记述了自己当时的生活和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前的社会景象：

越调斗鹌鹑

一九四八年旅居南京

亲友时有书来问以近况谱此寄之

高柳蝉嘶，新荷艳逞。苔印横阶，槐阴满庭。光阴是兔走乌飞，生涯似飘蓬断梗。未清明辞别了燕京。过端阳羁留在秣陵。哪里也塞北风沙，早则是江南梦醒。

【紫花儿序】一般凄冷。淮水波明。蓟树云凝。风尘南北，哀乐零星。人生。说法向何方觉有情。把往事从头记省。恰便似梦去难留，花落无声。

【小桃红】有多少故人书至尚关情。惭愧我生计无佳胜。休猜做口脂眉黛打扮得时妆靓。镇常是把门扃。听隔墙叫卖枇杷杏。赋长闲寂寞营生。新水土阴晴多病。哪里取踏青拾翠的旧心情。

【秃厮儿】更休问江南美景。谁曾见王气金陵。空余下劫后长堤杨柳青。对落照，逞娉婷。轻盈。

【圣药王】争败赢。论废兴。可叹那六朝风物尽飘零。更谁把玉树新词唱后庭。胭脂冷旧井。剩年年钟山云黯旧英灵。更夜夜月明潮打石头城。

【麻郎儿】说什么秦淮酒醒。画舫箫声。但只见尘污不整。破败凋零。

【幺篇】近新来更有人把银元业营。遍街头一片价音响丁丁。寻不见白石陂陶公故垒，空余下朱雀桥花草虚名。

【东原乐】这壁厢高楼耸，那壁厢园菜青。错落高低恰正好相辉映。小巷内雨过泥泞不可行。好教人厮傒倖。休想做听流莺在柳堤花径。

【绵搭絮】俺也曾游访过禅林灵谷，拜谒了总理园陵。斜阳有恨，山色无情。白云霭霭，烟树冥冥。大古来人世凄凉少四星。山寺钟鸣蔓草青。更休赋饮恨吞声。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

【幺篇】乌衣巷曲折狭隘，夫子庙杂乱喧腾。故家何处，燕子飘零。霎时荣辱，旦夕阴晴。当日个六代繁华震耳名。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醒。现而今腐草无萤。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

【拙鲁速】我家住在绒庄街，巷口有小桥横。点着盏洋油灯。强说是夜窗明。这几日黄梅雨晴。衣履上新霉绿生。清晓醒来时也没有卖花声。则听见刷啦啦马桶齐鸣。近黄昏有卖江米酒的用小碗儿分盛。炙糕担在门前将人立等。我买油酱则转过左边到南捕厅。

【尾声】索居寂寞无佳兴。休笑这言词儿芜杂不整。说什么花开时三春觅句柳丝长。可知我月明中一枕思乡梦魂冷。

此时国内局势正发生急遽的变化，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1948年年底，丈夫赵钟荪所在的海军单位也奉命开始撤退，调往台湾，于是新婚甫半年的叶嘉莹夫妇便在1948年的冬天离开了大陆，渡海迁台。不料竟从此步入了一段忧患的岁月。

2．渡海：台海当年兴狱烈

1948年11月叶嘉莹夫妇和亲戚一起，从上海乘坐“中兴轮”到了基隆，然后再坐一天的火车从基隆到左营，暂寓于南台湾的高雄左营海军宿舍。这时已经是11月下旬了，当时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叶嘉莹所有的书籍也都在辗转的长途邮运中全部遗失了。既无事可做，也无书可读，直到1949年春天，经由许世瑛先生的介绍，叶嘉莹才获得了一个在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教高中国文的工作。许先生曾是叶嘉莹燕京旧家的房客，当时正在台湾大学教书，听说她到了台湾，就为她推荐了一份工作。1949年8月暑假，叶嘉莹生下了她的长女赵言言。开学以后，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对她很照顾，就让她带着吃奶的女儿住进了校长官舍。

当时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为了坚守最后的领地，开始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6月，“惩治叛乱条例”、“肃清匪谍条例”开始相继实施。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后则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白色恐怖”的打击对象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军人、农民、工人，而左翼人士和社会民主运动分子则首当其冲。当时被捕处死或遭受长期监禁的人，保守估计约有八千之众，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将近三万件，而被罗织株连，或遭误审冤判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1949年12月24日平安夜，丈夫赵钟荪从左营到彰化女中来看望妻女。次日也就是圣诞节的凌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一群海军的官兵来敲门，他们进来后先把叶嘉莹住房中所有的衣物翻检了一遍，并携走了一些书物文件，然后就把赵钟荪抓走了。后来叶嘉莹才知道，他们怀疑丈夫有“思想问题”，来抓人以前，就已经把他们在左营的宿舍给查抄了，叶嘉莹的伯父写给她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随先生给她写的两封信和一首诗，好在当时已经装裱，就没有被抄走，保存下来了。叶嘉莹当时在惊慌忙乱之中，就临时准备了一些自己用旧衣物给女儿做的尿布，跟随着海军抓人的官兵，坐上了前往左营的火车。她一直想打听丈夫的消息，可是却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又重新回到彰化女中继续教书了。

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的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叶嘉莹也在其中，她是怀抱着不满周岁吃奶的女儿被抓走的。那时正是白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国民党害怕“赤匪”，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彰化女中在此之前已经出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与训导主任吴洁琼住同屋的杨菁老师被抓了，后来叶嘉莹的丈夫也出了问题，而且是在彰化女中被捕的，还有皇甫珪校长，她的叔叔本来也在彰化女中教国文，可是后来返回了大陆。这样就引起了注意和怀疑，从校长以下相关的几位老师都被捕了。她们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被要求写自传、自白书，叶嘉莹也都写了。后来听说要把她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叶嘉莹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求见彰化“警察局”的局长。她说丈夫已经被关起来了，自己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她在台北无亲无故，送到那里万一有什么事连个通知联络的人都没有，而在彰化起码还有一些同事和她教过的学生。她就请求这位局长仍把自己和女儿关在彰化这里，反正也跑不了。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叶嘉莹带着女儿就被释放了，而皇甫校长和另外几位老师则被送到了台北。叶嘉莹后来才听说那位“警察局”局长原来是辅仁大学的校友，再加上她平素确实不了解也不关心政治的性格，而且又带着一个吃奶的女儿，就这样她幸运地被提前释放了。

出来以后，同事就劝叶嘉莹不能继续留在彰化女中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说不定以后还会来抓人，还是离开的好。于是叶嘉莹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不过离开彰化她那时就真的无家可归了，无可奈何她只好带着女儿投奔到左营她丈夫的姐姐家里，而他们的姐夫当时在海军任职，丈夫赵钟荪是被左营海军抓走的，这样叶嘉莹在这里也可以顺便打听丈夫的消息。当时姐姐家里也很挤，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姐姐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叶嘉莹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大家午休的时候叶嘉莹怕女儿吵闹，就把她抱到远处的树下，而高雄左营七、八月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有时叶嘉莹抱着女儿在烈日底下走很远的路，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丈夫的消息。每天晚上，她先把女儿哄睡了，自己则等到其他人都睡了，才在狭窄的走廊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此前叶嘉莹的父亲也随着他所任职的“中国航空公司”撤退到了台南，不久两航就起义了，她父亲一度要回上海，但在基隆不许上船，其后她父亲奉命调往台北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任职。此时父亲知道了叶嘉莹的处境，就让她先到台南住到一个临时宿舍里。于是叶嘉莹就离开了左营，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她还没有工作，有一次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无人照顾，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还要给女儿喂奶，她和女儿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后来才慢慢地好起来。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叶嘉莹的堂兄叶嘉毂也到了台湾，他本来在台南一所私立的光华女中教书，此时他又找到一份在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于是他就把叶嘉莹介绍到光华女中了。叶嘉莹总算又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宿舍，她带着女儿住进了一个日据时期留下来的统舱式房子里，房子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条件还是很艰苦。因为上课和照顾女儿难以兼顾，她就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那个女孩请假，她就只能带着女儿去上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的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叶嘉莹一边上课，一边还要照看女儿。在光华女中，叶嘉莹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带着女儿，丈夫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自然引起了旁人的一些猜测。可是当时她没有任何办法解释，她不能说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这样会让她再次失去工作，又变得无家可归了，因此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直到1952年下半年丈夫赵钟荪才被释放出狱，他刚回来时，叶嘉莹住处的窗外围满了学生，大家都很好奇地来看他。1953年，叶嘉莹生下了她的小女儿赵言慧。1954年，经原彰化女中训导主任吴学琼女士（其侄女曾是彰化女中时叶嘉莹的学生）的介绍，叶嘉莹夫妇一同转往台北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后改称中山女子高级中学）教书，这样才结束了她在台湾中南部最为艰危坎坷的一段岁月，历时五年之久。

1950年夏，在最孤苦无依的一段岁月里，叶嘉莹曾在心中吟成了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从来未曾发表，也不能发表，因为它触及了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时忌。在极权社会里，政治的巨大威慑力就在于它可以瞬间夺走个人所拥有和看重的一切，对于这一点，叶嘉莹曾有过切身的经验，那对她来说始终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几十年以后台湾解禁了，叶嘉莹才把自己当年深悲巨痛之中所写的那首诗追忆出来：

转蓬

一九五〇年作

一九四八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一九四九年冬长女生甫三月，外子即以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满周岁之女同被拘留。其后余虽幸获释出，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以防更有他变。时外子既仍在狱中，余已无家可归。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往，因赋此诗。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本章撰稿：熊　烨）

第五章　从此余生伴海云

台湾二十年中最为艰危的日子，是叶嘉莹初到台湾在彰化和台南教中学的前五年。其后在台北的十几年，则由于得以在大学任教，能够一展长才，并深受学生欢迎，稍可告慰，但因同时在三所大学任教兼职，负担沉重，时患气喘，而唇焦神惫。

1961年叶嘉莹在台北写了《海云》一诗：

眼底青山迥出群，天边白浪雪纷纷。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

诗人的感受和关怀常常是锐敏和超前的，所以有的时候诗歌中一时一地的语言会冲破时空的阻隔，而起到预示人生命运的作用。此时的叶嘉莹已经在台大、淡江、辅仁三所大学讲授诗词，课堂上触绪引发，一任神行的讲课之乐和师生相得的欢喜给了她莫大的安慰，让她慢慢从1949年以来之悲观孤绝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同样作于1961年的《郊游野柳偶成四绝》中所写的“潮音似说菩提法，潮退空余旧梦痕。自向空滩觅珠贝，一天海气近黄昏”，也流露了她当时内心深隐的一种情思。面对着大海潮音，她或许想起了当年在顾随先生堂上听讲的从容欢乐，还有顾先生信中殷殷以“传法”为念的嘱托厚望，忽然间发现自己原以为失落了的那一缕残痕旧梦隐隐犹存，于是珍重检点起所有美好的回忆和梦想，一个人在暮色黄昏，茫茫海气之中，守候温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旧梦”呢？叶嘉莹所追寻的并非现实中的事业和成就，而是一种没有污秽、没有残损、没有遗憾、没有伤害的至高远、至完美的境界和理想。“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并不是说她要到海上去隐居，她是要“把苦难收入行囊”，一力担荷承受，然后以“海云”为伴，去追寻那个诗人的“旧梦”和理想。或许现实的苦难正是上天给予诗人领受其特别恩赐的指引和召唤：不仅在台北的十几年中，叶嘉莹得以与“海云”为伴；1969年她所落脚然后定居的加拿大温哥华城也在海边，她更开始了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旅程；1979年申请回国教书成功，她又开始了在太平洋两岸往返飞行的奔波忙碌，直到如今年近九旬，“云程寂历常如雁，尘梦飘摇等似沤”（《律诗一首》 1981），叶嘉莹依然与“海云”为伴。

1．台北：沧海波澄好种桑

1954年初，叶嘉莹因为友人的介绍，受聘于台北市立第二女中，于是她便辞去了台南私立光华女中的教席，与丈夫以及两个女儿北上。到台北后，叶嘉莹曾抽暇去探望了当年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的两位师长，一位是教她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一位是曾赁居于她家祖居外院多年的许世瑛先生。刚好这一年台湾大学新设一班侨生的大一国文，两位先生便向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推介，于是叶嘉莹除了专任于二女中两班高中国文外，又担任了台大中文系的兼任讲师。第二年，台大中文系改聘叶嘉莹为专任讲师，讲授两班大一国文，她遂提出辞去二女中的教职，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希望她把原先所教的两班带到毕业，于是叶嘉莹便在二女中兼了两年的课，直到1957年夏天才正式辞去二女中的教席。本以为从此教学负担可以减轻，不料这时已经担任私立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要叶嘉莹去淡江担任大二诗选的课程，还将以后大三、大四的词选、曲选以及杜甫诗等课程，全部委托给她，直到1966年赴美讲学为止。台大方面，叶嘉莹先是担任两班大一国文，或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逐渐改为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大二诗选，最后改为一班大二诗选，一班大三、大四的选修课——杜甫诗。叶嘉莹之所以免去一班国文而改开选修的杜诗，原是应戴君仁先生的建议，因为这时私立辅仁大学也已在台湾复校，戴先生被聘为首任系主任，亦将诗选及词选的课委托给叶嘉莹，但担心她过于劳累，所以特向台先生商请免去需批改作文的国文课，而改开不需批改作业的杜诗课。除了三所大学沉重的教学负担之外，叶嘉莹还接受了台湾“教育部”教育电台的大学国文教学的工作。这本来是许世瑛先生担任的，但由于许先生目力衰退，阅读教材十分吃力，便推介叶嘉莹接替。其后台湾又成立了教育电视台，于是就又邀请叶嘉莹在电视台担任了古诗的教学。可见从1954年到1966年这十二年间，叶嘉莹在台北的教学负担极为沉重。以叶嘉莹瘦弱的身体，晚上时常气喘发作，每个星期往往要担任不少于六门的课，她之所以不便推辞，主要是感念两位师长的一片奖勉关爱之意，并觉得两位师长和她“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

叶嘉莹在台北的十几年，能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大学得以一展所长，受到许世瑛、戴君仁、郑骞、台静农等多位师长的奖勉关爱，完成一部研究杜甫诗的专著，以及近二十篇的古典诗词评赏之作，加以讲课生动，深获各校学生的好评，虽然教学负担沉重，但心情应该脱离了过去的阴霾，而转为开朗了吧？却又不然。这十几年中她仅留下九首诗，且集中于1961（5首）及1964（4首）这两年。九首诗中一首为七律，其他八首均为七绝。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那种生命落空、旧梦难寻的愁思仍在她心中流淌，如1964年所写的《南溟》：

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

同年之作又有《读庄子逍遥游偶成二绝》，也同样化用大鹏、天池的典故，作为“理想之追求”的象征，以“云鹏何日果南飞”，“欲待飞鹏竟不来”，来抒发水天寥落，鹏飞不果的哀愁。

三民书局版《迦陵谈诗》封底照

至于芳华虚度的憔悴之悲，似乎并不因丈夫的出狱，并在台北二女中谋得一席教职，而有所改变。因为丈夫出狱后，一腔幽愤难平，不时会在家中爆发开来，妻子便首当其冲。于是叶嘉莹除了生活的重担外，又增加了一层精神的重担。在《我的生活历程与写作途径之转变》一文中，叶嘉莹对丈夫出狱后自己的生活与心境，有这样的描述：“其后外子虽幸获释放，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习俗下，他不幸的遭遇自然造成了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对此有相当了解，所以遇事更加格外容忍，而因此也就于生活的重担外，更加了一副精神上的重担。产后我身体更加瘦弱，又染上了气喘病，而教学的工作又极重。那时我们全家已搬到了台北，我在很多学校兼课，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的血气精力都已全部耗尽，连每一呼吸都有被掏空的一种隐痛，还要以未曾做好家事的负疚的心情，接受来自于夫权的需求和责怨。我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全都默然承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而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做任何的争论了。在这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我多年来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她只有以意志来承受苦难，以坚韧来磨砺自己，不向任何人诉悲说怨，不受任何人怜悯，把自己的外表形塑成一贯的和愉平静，而内心则迈向孤迥高寒。那时候，学生们感觉到叶嘉莹表面上平易温和，而对于老师的内心世界，则始终无法深入进去，现为台大中文系教授的柯庆明回忆说：“正如三民版《迦陵谈诗》背后所附的照片，清秀优雅中恍惚带一点淡淡的愁意。后来我们才知道赵师丈，甚至老师自己都受过白色恐怖，她受牵累还得抱着初生不久的长女入狱。”诗人痖弦在接受访谈时，曾经对于1960年代的叶嘉莹，有一段极为生动的回忆：“记得我第一次得识叶嘉莹的风采缘自一次邂逅，之前只是闻名，未见其人。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去台北远东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影院平日多是播映一些雅俗共赏的国产影片，那天上映的却是一部文艺性很强的外国片，去看的人不多。当时放映电影还是‘跑片’——现在数码时代的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啥叫‘跑片’了——大概是为了省钱，也许是影片资源紧张，几个电影院同时上映一部电影，共享一套胶片，要彼此错开时间轮流播放。倘若跑片时因路途较远或交通堵塞等状况，或时间安排有误差，观众等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换片是常有的事。等片时，影院的灯光是打开的，方便大家闲话或进出喝水买零食。我从影片的故事情节中暂时脱离出来，随意打量周围的观众，忽然眼前一亮，看到相隔不远的走廊上站着一位气质出众的年轻女子，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看样子她也是一个人来看电影，身穿米黄色风衣，围着淡咖啡色丝巾，衣着合身，颜色也搭配得非常淡雅。真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衣着还在其次，只是那种脱俗的，淡定的神情，显得那么清雅。似乎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沉浸在自己冥想的天地里，对周围乱糟糟的人群视而不见似的，真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我心里问：哎呀，这是谁呀？快速在脑子里搜索着猜测着所听闻过圈子内外知名女子的芳名……哎！莫非是……叶嘉莹？正这么想着，跑片的人气喘吁吁进来了，影片接着播映。灯光一黑，我的眼前可都换成这位女子的影像了……呵呵……这大概是1964或1965年发生的事，可这个场景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么清晰，丝毫没有褪色。”当采访者问及为何不曾上前搭话时，痖弦回答说：“她的神情意暖而神寒，套句戏词说‘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我哪敢冒昧啊？”从这些回忆中，我们不难真切地想象出叶嘉莹在台湾时期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1964年叶嘉莹写了一首《读义山诗》：

信有姮娥偏耐冷，休从宋玉觅微辞。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

嫦娥的高寒耐冷，岂止是神话故事，那本是人类一种心境的象征。身处高寒者势必孤单寂寞，但叶嘉莹宁可忍受寂寞，她从诗中体会了李义山寂寞的心境，他的诗字字都是血泪凝结的珍珠，但在诗人生前，茫茫人海中又有几人真正能赏识？千年万代，凡以血泪凝成的诗篇，而落得沧海遗珠之憾者，不知凡几。诗人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谁能解会？若不能与诗人灵光相照，徒有文字典故的笺注又何补于事？元遗山《论诗三十首》有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¹⁾ 叶嘉莹这首诗的末句，则更进一步，认为李义山诗歌之凄美，不必因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原非笺注所能为力，所以才说：“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从自己的耐冷，洞察到嫦娥的高寒，从而咀嚼李义山诗中深广如海的寂寞滋味，于是逐渐走出韶华虚度的憔悴凋零之悲，而步入高寒耐冷之境。

2．哈佛：楼外碧天高，秋深客梦遥

叶嘉莹任教的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经常性的交换教授计划，每两年互派一位教授到对方学校讲学。叶嘉莹被台大推荐于1966年秋前往讲学，于是美国傅尔布莱德（FulBright）基金会便于春夏之交委托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Prof. James R. Hightower）前来台湾与多位被推荐者进行面谈，没想到面谈后当天晚上，于美国基金会在台负责人台大历史系刘崇鋐教授的晚宴上，海陶玮教授发现叶嘉莹中国古典诗词的修养极为深厚，彼此晤谈甚欢，而海教授遂在散席之后又重返刘教授处，商量聘请叶嘉莹于秋天即到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但由于台大钱思亮校长已于前一年便告知密西根大学决定推派叶嘉莹为交换教授，不可失信，无法答应海教授的要求。海教授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叶嘉莹于1966年暑假先到哈佛大学作两个月的短期合作，9月以后再去密西根大学上课，并约定次年暑假以后来哈佛客座讲学并作一整年的合作研究。但到了两人的一年合作期满，即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海教授又坚持要叶嘉莹留下继续在哈佛客座并进行学术合作，而叶嘉莹则坚持要返回台湾，以实践对台大做出两年后回去的承诺。况且这时叶嘉莹虽已将丈夫及两个女儿接来美国，但尚有老父一人留在台湾，需要照顾，于是叶嘉莹便写下《留别哈佛》七律三首，于9月返回台湾大学任教，并仍在淡江、辅仁两大学兼课。

客座于密西根大学的一年（1966—1967），叶嘉莹未留下任何诗词，其生活点滴无从寻觅。但在人文荟萃的哈佛大学一年，则留下一首五律、两首小令、三首七律，一共六首。一年之中便作了六首诗词，其诗兴之浓，与在台北十余年仅得九首诗，真不可同日而语。

五律一首是写在哈佛大学观赏昆曲《思凡》、《游园》的演出之后，此二折戏曲是由张充和女士及其弟子李卉（张光直夫人）演出，使叶嘉莹有“天涯聆古调，失喜见传人”的惊艳之感。两首小令同作于1967年，一为《菩萨蛮》，一为《鹧鸪天》，前者以秋风萧瑟、天远云孤、独踏夕阳、满街黄叶等意象，来喻况作客异国的心境。后者则上半阕以满树霜红，节物一如故土，而悲乡关路远，归梦难寻。下半阕更以直笔道出飘零之痛：“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二十年来，风雨逼人，几经沧桑，而飘零生涯，尚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至于《留别哈佛》三首，则皆作于1968年秋。第一首“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写将别哈佛之际，心中的飘泊、矛盾之情。最想归返的家乡故都燕京，不但乡关道远，且此时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烈焰之中——“早是神州非故土”，归不得也。两个随自己从台湾来到美国已两年的女儿，又因留下读书而必须与返台服务的自己再度分散，如何舍得——“更留弱女向天涯”。因此将离之际，心中的飘泊、矛盾，大有杨朱痛哭歧途之悲——真所谓“命驾真当泣路歧”。第二首“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可谓实录。1966年自己远赴天之北，来到美国讲学时，虽与二女同行，但父亲与丈夫则留在天之南的台湾。1968年自己需返台服务时，丈夫和两个女儿则留在美国。一家人在几年之中，总是地北天南，离散两地。眼看满林黄叶，残阳似血——“已看林叶惊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似在助人凄切。想到韶华已随逝水，一去不返，斜阳余生，也只有寄托于雕虫小技，评诗说词而已——“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第三首是叶嘉莹为辞别东道主海陶玮教授而作。临别之前，东道主坚持要挽留叶嘉莹继续学术合作；叶嘉莹则坚持要返回台北，于是宾主之间，曾有强烈的去留之争。当时正在与叶嘉莹合作研究陶渊明诗的海陶玮教授，深知陶渊明的为人，是“曾不吝情去留”的，而他与叶嘉莹之间，竟为“去留”而“吝情”争执起来，此诗幸有叶嘉莹自己为这首诗作解读，否则读者对诗中以“酒美”喻陶诗，不见得都能会意。兹引全诗于下：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辨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叶嘉莹在《〈中国诗歌论集〉英文版后记》中曾对这一首诗加以解释道：“首句表示我对海先生的感激之意，次句写研读合作之乐已近尾声，而因主人所研究之对象陶渊明以饮酒为名，故以‘酒美’为喻。三句写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之富与阅读之便，使人耽读而忘倦。四句写窗前嘉树之美景与光阴推移之速。五句用陶渊明‘曾不吝情去留’之句，反衬今日主人力加挽留而我则坚意归去的去留之争。六句写研讨时共商古今或时有争论的合作研究之真谊。七、八两句则正写告别之意。”写完这首诗不久，叶嘉莹便返回台湾，但也答应了海先生明年再来哈佛继续学术合作，并提出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计划。

19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研究室

叶嘉莹在哈佛一整年又两个暑假，应当是她自1948年渡海后二十年中生活与教学负担最为轻松的一段日子，因为主要的工作是与海陶玮教授合作研究，互相讨论，而研究的主题，一是陶渊明的诗，海教授为撰写人；一为吴文英的词，叶嘉莹为撰写人。叶嘉莹说：“我们的讨论主要是以英语进行的。海先生为人极为恳切真诚，每当我的英语有辞不达意或语法不正确之时，都随时给我指正，这使我无论在英语会话或用英语表达中国诗歌之能力方面，都获得很大的进步。此外，在研讨问题时，海先生所表现的西方学者之更为理性且富于逻辑性之思辨的方式，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遇有意见不同时，我们往往也可以互相争议而不以为忤，而且因此却反而增加了共同研读之乐。那时我们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二楼上，各有一间研究室。我的研究室窗外恰巧面对着一棵高大的枫树，不仅朝暮各有不同的光影，而且我来时正值夏季，窗前是一片浓密的树荫，每当写读之暇，偶然抬头一望，便可见一片翠色的繁枝密叶，随风起舞。其后秋天来到，又眼见其逐渐染成一片黄赤缤纷的彩色的图画。最后严冬来到，木叶尽脱，又被覆盖上了满枝晶莹的白雪。”从这一段赏玩“窗前嘉树任移阴”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叶嘉莹难得的闲适的心境。叶嘉莹任教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后，仍时常应邀利用暑假到哈佛大学来与海陶玮教授共同合作研究，海教授的《陶渊明研究》、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以及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等著作，便都是合作研究下的成果，成为中西汉学交流史上可贵的典范。

3．“为己”之作：碧海青天夜夜心

1950年代中期，赵钟荪先生的姐夫包遵彭主持了台湾一个青年文化团体——“幼狮”，还办了一个同名的刊物。他希望叶嘉莹能够给《幼狮》提供稿件，叶嘉莹于是写了《诗人的寂寞心——兼评王绩〈野望〉诗》、《说辛弃疾〈祝英台近〉》两篇短文。后来还陆续写过一些诗词评赏的短文：《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沈佺期〈古意〉》、《姜白石绝句二首》、《辛弃疾〈满江红〉》，此外再加上一册由丈夫赵钟荪手抄油印的叶嘉莹早年的诗词曲稿，这些就成为了叶嘉莹获聘为台大讲师的“送审著作”。当时审读文稿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将这些零散的稿件剪贴整齐，装订成册，还亲笔在封面上书写了篇目，这当然使叶嘉莹十分感动。但由于那一时期叶嘉莹既无写作的心情，也无写作的环境，而且这些早期作品的文字有的还曾被编者增删修改过，叶嘉莹其实并不满意，所以除了油印的诗词稿后来编入《迦陵诗词稿》外，几篇短文均未收入日后出版的著作中。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叶嘉莹较早的诗词评赏之作，则见于《迦陵谈诗》（1970）和《迦陵谈词》（1970）中，共十八篇。此外，还有学术专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1966）一种。

这十八篇诗词评赏之作，最早的是写于1957年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和《从义山〈嫦娥〉诗谈起》，其后陆续写有《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1958）、《温庭筠词概说》（1958）、《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1959）、《中国诗体之演进》（1959）、《大晏词的欣赏》（1960）、《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1965）、《序〈还魂草〉》（1965）、《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1965）、《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1966）、《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1967）、《李义山燕台四首》（1967）、《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1968）、《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1968）、《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1969）、《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1970）。这十八篇诗词评赏之作，诚如叶嘉莹自己所说，其评赏的态度和方式，大致有一个演进的趋势，即由主观到客观，由感性到理性，由为己到为人，由作品评赏到理论探讨。然而纯然主观感性或纯然客观理性的作品，究属少数；多数之作，实介乎二者之间，而为二者之结合。叶嘉莹自己总结其诗词评赏的特色：“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叶嘉莹的诗词评赏，乃是以细读文本后的真诚感受为主的。对于古今中外的理论，她只是取其所需，以为融会结合之运用而已。这与当今一些学者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以标新立异为得意而不惜削足适履，或者为迁就理论而扭曲文本者，真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夏，台湾的“教育部”举办了一个文艺讲座，预备邀请台大的郑骞先生前去讲词，郑先生则推荐了叶嘉莹。于是叶嘉莹就去参加了这个讲座，讲授唐宋词选读，时间不过五周，共计十二小时，所以只能讲授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词人的作品。讲座结束以后，“教育部”又希望讲者们能撰写文稿在他们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叶嘉莹最早的一篇诗词评赏之作，1957年8月在台湾《教育与文化》上刊登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有一段近乎自叙的话：

古今词人之作，其美什名篇，吟味之足以沁人心脾、讽读之足以豁人耳目者固极多，我之所爱者亦极多，而于此极多之可爱之作品中，我独于静安先生词似有较深之偏爱。其故殆亦难言，惟觉其深入我心，遣之不去耳。静安先生词，数量极少，……而其取径复既深且狭。以视清真、稼轩，则周、辛二公隐然词国中之廊庙重臣，而静安先生则但为一岩穴间幽居之子耳。因亦自知其所爱之偏，故虽有青年学子来从我读词，亦但教之读五代、两宋诸大家之作，而不敢遽举静安先生也。而我对静安先生词偏爱之一念，则时动于中，既不得机缘出之于口，则常欲笔之于书。然而尘务扰人，此愿虽发之已久，而迄未得偿。盖我之为文，自谂缺乏素养，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手，而心之定力又复不坚，常不免因境而迁，随物而转，不能如织毛线然之时断时续、随缀随缉也。故偶有所扰，辄索然而罢，而一日之间，扰人之事又极多。每常有所念，亦不过任此念之自生自灭而已。事与愿不相副，手与心不相侔。如我者，诚自知其智薄力弱，固早断此述作之一念矣。而日昨接友人函来索文稿，仓卒间无以应命，因将对静安词偏爱之一念，于此略一发之。

这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法国现象学理论家杜富润（Mikal Dufrenne）在其《语言与哲学》一书中曾说：“艺术家的语言越少于表现——即是说越缄默寡言，越谨慎其辞，越不关涉个人——他越善于表现自己。他越少说到自己，越显露自己。”真正了解叶嘉莹那一时期生活和心境的人才能读出它的感人之处。叶嘉莹在初中时就已经读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曾引起她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大学时她偶然读到王国维几首《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满地霜华浓似雪”、“百尺朱楼临大道”）的小词，也曾被其中缠绵哀感的情味深深吸引；可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她历经忧苦患难，心境悲观孤绝，才真正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与王国维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她形容自己那时读王词的感受：“我深为其悲苦所袭击，常不免有弃甲曳兵之虞，且其悲苦有时不免斩尽杀绝，丝毫不为人为己略留余地”，而所谓“弃甲曳兵”、“斩尽杀绝”——即那些把人生处境之悲观、绝望、痛苦写到极致的作品，正是叶嘉莹那一时期所耽爱的对象。那时台湾文坛正掀起一场现代化的热潮，叶嘉莹也涉猎了一些西方的作品，而她最为耽爱的，则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她后来回忆说：“我对于他们透过荒谬的故事，所掘示出来的人类生活之悲苦与无望，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似乎唯有如此写到极处的作品，才能够使我因经历过深刻的悲苦而布满创伤的心灵，感到共鸣和满足。”叶嘉莹不欲在人前表露这种悲观孤绝的心境，自叙中所说的“其故殆亦难言，惟觉其深入我心，遣之不去”，正是故意隐约其辞，而她在青年学子中“不敢遽举静安先生”的缘故，除了隐藏一己悲苦的心境，或许也有王羲之“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的忧虑。后面所说的“因境而迁，随物而转”，“时断时续、随缀随缉”，更是写得迷离徜恍，闪烁其词。至于“事与愿不相副，手与心不相侔”，则直接承自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一语。自叙中只说“尘务扰人”、“定力不坚”，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此时的叶嘉莹心境悲观孤绝，“早断述作之念”的呢？在近世学人中，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他们在心性方面确有某种相似之处，前引痖弦回忆中以叶嘉莹为“空谷幽兰”的印象，和自叙中叶嘉莹以王国维为“岩穴幽居之子”的描述，可谓若合符契。如果真想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则只有找到一条通幽的曲径，才有略窥其形神微隐的可能。渡海迁台以来，叶嘉莹不仅承受了背井离乡的“转蓬”之悲，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囹圄之痛，而更使她拙于应对，尤感绝望的则是她和丈夫赵钟荪被囚释放后经常发作的不可理喻之暴怒的感情问题。她那时常常梦见自己遍体鳞伤，母亲要接她回去；或者梦见自己回到四合院的老家，进入大门以后，所有的房门都是紧锁的，哪个门她都进不去；还有时梦见自己和同学一起去拜望顾随先生，可是经过什刹海附近时，就看见到处都长满了极高的芦苇，于是就迷失在苇丛中，怎么也无法走出去，然后就蓦然惊醒，留下满怀的悲哀和怅惘。王国维的诗说“不堪宵梦续尘劳”，这些梦境正是叶嘉莹悲苦绝望之心境在潜意识中的反映。

在四合院里，叶嘉莹的诗心和生命得以孕育、滋长，即便在抗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母亲去世，父亲远隔，她虽然曾写过“文章自分无多望，家事于今始半谙”（《早春杂诗》 1943）的诗句，但那时尚赖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她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反而在那一时期写作了大量的诗词。而且伯父对她的天分和才华极为欣赏，1948年所写的《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诗中的“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及“明珠今我攘，涸辙余枯鲋”诸句，在自我的沉哀伤感之中，都充满了对侄女嘉莹的爱惜和珍赏。至于在大学里得从顾随先生受业，则更是叶嘉莹至为难忘的一段师弟的因缘。顾先生1946年在信中之“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的赏誉，“别有开发，能自建树”的期许，叶嘉莹何尝或忘？但她现在已经是“眼前何事容斟酌”了，只不过坚持活下来而已。顾先生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中说：“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叶嘉莹的外甥，现任台湾长庚大学校长的包家驹回忆说：“对我而言，她就是我的舅妈。我所看到的‘叶先生’，是在台湾永康街擦地板，架着竹笼在炭火上为她的女儿烘烤尿片的人；我还看过‘叶先生’在温哥华39街的厨房里洗菜，厨房水槽不通，她挽着衣袖在疏通水槽。”人生的忧患之中，除去狂风暴雨的摧残打击之外，那种日常的、琐碎的侵袭和耗损，其实是更加使人磨蚀的。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她的意志和生命在承受这种磨蚀时的敏感则是数倍于常人的。那时在台湾，家人亲戚之中已经没有谁能像伯父和顾随先生一样，欣赏她的才华，了解她的理想了。1969年刚刚迁居温哥华不久，叶嘉莹在除夕之夜为即将出版的《迦陵存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写作跋文，当时她最为怀念的仍然是伯父和老师：“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并皆体弱多病，于三十七年（1948）春嘉莹离平时即已衰象毕呈，则今日之安危存殁，盖有不忍深思者矣。”言中皆极为伤感，而她并不知道，伯父和老师在1958、1960年即已先后离世了。叶嘉莹大学时曾写过“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咏怀》 1941）、“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 1942）、“采之欲遗谁，所思云鹤侣”（《拟采莲曲》 1943）的诗句，她内心之中是一直有一种执著的追寻和高远的理想的，顾先生1948年《送嘉莹南下》诗中则有“分明已见鹏起北”的厚望，他似乎已经看到叶嘉莹就像《逍遥游》中那只蓄势的鹏鸟一样，“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可是1950年代，这种理想完全破灭了，她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而以如此之理想，处若彼之环境，叶嘉莹心中所感受的苦痛哀伤，既绝无一人足堪告语，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虽然教书能暂时排遣现实的苦闷，但她在后来所写的《祖国行长歌》中仍然这样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当时有的人以为叶嘉莹讲课不过很“叫座”而已，可是有谁知道她那时内心承受了多少的悲苦和绝望？

同样写于1957年的《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也是一篇充斥着亲切之语和自慨之辞的“为己”之作，叶嘉莹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尽得者，而诗人之理想又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常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常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而此渴望与不得满足之心，更复不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1954年的一天，她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资治通鉴》的淝水之战，当讲到“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一句时，她忽然因为“云母”二字的触发，想起了童年时所读过的一首李商隐的诗，题目是《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下课以后，在回家的路上，这首诗一直在她心中萦绕徘徊，挥之不去。蓦然间她觉得现在才真正读懂了这首诗，《嫦娥》所写的正是诗人内心之中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以为嫦娥偷得灵药而奔月宫，即是写诗人有异于凡俗的境界，体认到一种高举远慕的理想境界，而这种所得，又不是主观追求的结果，“应悔”两个字说得极为沉痛深切，丝毫没有“自喜”、“自得”的意味，“偷灵药”是既已得此诗人之境界，虽欲求为常人有不可得者。这也正是《说静安词》一文中所说的：“夫人固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亦不能强知以为不知，既得此诗人之境界焉，而欲降格以强同乎常人，则匪惟有所不屑，将亦有所不能。”叶嘉莹对“诗人之境界”反复致意，正流露了她那时所真切体验的一片深心的寂寞。常人在凡俗的生活中快乐自得，诗人为什么要去忍受悔恨哀伤、孤独寂寞？碧海无涯，青天罔极，夜夜徘徊于此无涯罔极之碧海青天之间，竟无可为友，无可为侣，深悲沉恨，长此而终古。而这种“诗人之境界”一方面既是得之于天，不可强求，同时也是无可奈何，所谓“缺憾还诸天地”者也。

1958年叶嘉莹写了《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她那时心境悲苦，觉得自己的生命全然落空，常常想起王国维用东坡韵咏杨花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两句词。花的开落所予人的生命之感最为真切，也最为鲜明，一般人可能会以为这篇作品也隐含了叶嘉莹当时暗伤零落的某种自慨，但其中所蕴涵的未曾明言的深心和苦意，尚远不止此。当时她住在台北的一幢宿舍中，院内临窗有一株茶花，这种花不像春天的桃李随风零落，而是由含苞而开放而逐渐憔悴在枝头，那种由盛而衰，由鲜美而至于黄萎的生命之历程，带给她极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她因此想到了《诗经·小雅》中的《苕之华》，而这首诗是把人生之忧劳困苦写得极为深切的一篇作品。“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写的是生之叹息，“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写的是死之向往，而“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更是写尽了人类共有的悲哀。叶嘉莹说：“人生于世，假如饥寒困苦而竟至于死，则斯亦已矣。最可悲者，莫过于不至于竟死，而不得不长期陷于此忧劳困苦之中。而况人类既生而有生之欲，此生之欲万端，其不得满足之苦亦万端。”在《说静安词》和《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二文中，叶嘉莹都曾对王国维“不但自哀，更复哀人”的悲苦心境感到强烈的共鸣，现在她读《苕之华》所生出的感慨也正是这种深切的悲哀。她又说：“‘知我如此’，并未明白说出‘如此’究竟是‘如何’，只是当我们读到‘不如无生’时，在这一句的反衬之下，则‘如此’二字所暗示之生活的忧患劳苦，已经不言可喻。因为求生之欲与乐生之心，既然原都是人之本能。而‘不如无生’一句，竟一言而完全加以否定，而且说得如此之斩截，如此之沉痛，则‘知我如此’一句所暗示之忧患劳苦对人的沉压重迫当然可想而知了。”在最为悲苦绝望的时刻，叶嘉莹也曾想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此时对《苕之华》的理解，早已不在文辞字句，而变成一种“存在的实感”了。后面她解释《落花》诗中“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二句时，又曾对这种悲苦的心境做了一度的反省，她说：“这是生命将终之时的一个最后的交代。因为人既生存于此时间与空间都各相绵延连结的大生命中，则在人我施受之间，有多少当尽的报偿的义务；在往者来者之间，有多少当负的传承的责任，又如何可以只为了逃避与解脱一己之悲哀困惑，遽尔便轻弃此种义务与责任于不顾。只是就‘花’而言，则既已到了生命末日的‘长夏’，就最可贵重的‘大生命’之所需要的‘庇根枝叶’而言，亦复已经是‘子满阴成’，则当尽之义务不可谓为未尽，当负之责任不可谓为未负。那么，对一个疲于生之悲苦困惑的人说来，则此时的唯一愿望，自然只是早日求得一个休息之所了。所以说：‘长夏阴成且小休’。”《说静安词》一文的最后，叶嘉莹对王国维“遽以死亡为息肩之所，自杀为解脱之方”也曾深致叹惋，说明“息肩”、“解脱”正是这一时期在她心间脑际徘徊萦绕的重大问题。还不止如此，从《几首咏花的诗》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叶嘉莹的诗心已然从年少时的单纯直感而变得复杂深刻起来了，她所选说的三组诗歌（《国风·桃夭》、《小雅·苕之华》；陈子昂《感遇》、张九龄《感遇》；陈宝琛《落花》二首），都是以花的形象来喻示和表现人生的，而其中的情意和境界则越来越精微，越来越复杂，这是文学史上诗歌演进的一种现象，但也未始不是叶嘉莹历经忧患、渐入中年的诗心和生命涵濡滋长的一种潜在的反映，当她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自然对那种幽微曲折、复杂深刻的感情境界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在她评赏《落花》诗中“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二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她以为“绮梦”正是充满了欲望和悲苦的生之大梦，“啼鸟”则是唤醒生之大梦的一种触发，而这种醒觉，与其说是可喜，毋宁说是可悲，因为人人都在人情世网的大梦之中酣睡，醒觉岂不是一件很可悲哀的事情吗？所以那种使人醒觉的触发就该是一件可“憎”之事了。“嫦娥应悔偷灵药”中的“悔”尚且是“自悔”，“唤醒绮梦憎啼鸟”中的“憎”则变成“他憎”了，这种“自悔”、“他憎”之中所深隐的，正是叶嘉莹那时高寒寂寞的诗心在现实的人生中所体验的一种最要眇精微、复杂深刻的感情。她所评说的都是古人的诗歌，而她所抒写的都是自我的体验，这是所谓“为己”之作的真实涵义。醒觉之所以可悲，因为它是与生之本能相违背的，醒觉要使人达到“无生”的境界，而“求生”之本能则与之构成了冲突和矛盾，在这种挣扎痛苦之中，最能使人得到憩息慰安之感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感情了；最能使人生焕然充满光彩的，就是从此人之心向彼人之心所发出的一种微妙的感应——爱。可是，叶嘉莹说：“不过自一个感觉锐而理想高的诗人看来，则他很快地便会发现，在这焕然的光彩之下，竟然散布着许多污秽的黑点，所以说‘罥入情丝奈网虫’。‘情丝’对‘人’来说，自是指爱的牵挂；而对‘花’来说，则应当是指蛛网之丝。落花而罥挂于蛛网之上，这原也不失为一个颇可憩息的处所。而无奈的是同憩于蛛网之上的还有丑陋的虫尸，人世间的爱也正如这蛛网一样。它所罥入的：有花朵，也有虫尸；有美丽，也有丑恶；有真诚，也有虚伪；有牺牲，也有自私；有崇高的一面，也有卑污的一面。任何一根别人罥挂在你身上的‘情丝’，或任何一根你罥挂在别人身上的情丝，都或多或少免不了这污点的沾染。对诗人来说，这真是一种极可怕而且可悲的认识。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真是孤寂无亲，一寒彻骨。”而不幸叶嘉莹当时所有的就正是这种认识。在《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中，她分析王国维说：“怀着出世的向往，又深知此一境界之终不可得；抱有入世的深情，而又对此芸芸碌碌之人生深怀厌倦，不但自哀，更复哀人，这一种人该是最不幸的一种人了。而不幸静安先生就正是此一种不幸的人，而也就正是此种不幸的性格，造成了静安先生诗词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叶嘉莹孤寂高寒的性格也造成了她诗词创作与评赏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那正是她后来在词学研讨中所提出来的“弱德之美”。《说静安词》一文中写道：“然而有佳人焉，幽居空谷，既无悦己者之欣赏，又不甘为取悦于大众易其服饰而步入市廛，而顾芰荷其衣，芙蓉其裳，遗世而独立，严妆而自赏”，这表面上说的是王国维的词，其实正是叶嘉莹自绘的一幅传神的肖像。即便在悲观孤绝的1950年代，叶嘉莹无论在写作中还是教学上，都仍然处处散发出一种难以掩抑的幽美和光华，这也正是她描述王国维时所说的，“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采。”

4．“为人”之学：九月文章老杜诗

叶嘉莹的理想是高远的，同时，也是深厚的。不仅王国维哲人的悲悯，李商隐诗心的寂寞能引起她的共鸣，在台湾一段忧患的岁月中，杜甫的诗篇也同样引起她的共鸣。她无时不在怀念故乡，在课堂上每当讲到杜甫《秋兴八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时，她眼中往往都会涌满泪水。而她的研读兴趣也极为广泛，在最初的几篇作品中寓写发抒了一己的人生体验以后，她就渐渐转向“为人”的写作，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寻找可写的题材。然而自我的投影虽然渐渐淡去，却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叶嘉莹每一篇文字的写作都是以自己内心的真诚感受为依归的。那时她也已开始耽读一些西方诠释性和理论性的著作，对于艰深晦涩的作品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研究李商隐的《燕台》四首和吴文英的《梦窗词》，就是出于这类兴趣的驱使，不过叶嘉莹也发现，这类作品在艰深晦涩之中也自有其深隐幽微的悲慨和怀思，她所做的正是“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工作。而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叶嘉莹致力于“为人”之学的关怀的，莫过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的撰写了。她那时不仅在三校兼课，还在教育电台以及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与古典诗歌，工作极为忙碌，只能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挤乘公交车到各个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那时台湾兴起了“现代诗”的潮流，叶嘉莹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诗，因为想到《秋兴八首》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的特色，以及由此导致的历代注家的纷纭众说，适可以为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与开拓新生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于是着手编撰了《集说》这本研读杜诗的参考书。她以为中国的白话诗“始则既自陷于不成熟的白，继则又自囿于不健全的晦”，当时台湾的现代诗正走向超现实、反传统，刻意求晦的途径，而《秋兴八首》所表现的突破传统与意象化的成就，值得现代诗的反对者与倡导者双方注意，她说：“其初，我亦未曾料及，区区八首律诗，竟能生出如许多之议论，引发如许多之联想，而如能藉此纷纭歧异之诸说，看到杜甫的继承之深，功力之厚，含蕴之广，变化之多，开拓之正，使保守者，能自此窥见现代之曙光，使激进者，能自此窥知传统之深奥，则亦或者尚非全属无益之徒劳。”杜甫对国家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正是叶嘉莹对诗歌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虽然那时她对于古典诗歌传承继起的责任还没有1979年回国后那样明白和自觉，但《集说》一书所展现的其牵系之广博、关怀之深厚，已经足以让人想见她后来是以何等的热情投入到古典诗歌继起和传播的工作中了。

“为人”之学中更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叶嘉莹的讲课，不仅能带给听众以知识的增进与智慧的启迪，而且还能使听众神游于审美的惊喜与陶醉之中，终生难忘。因此叶嘉莹讲课时，总有不少中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学生前来旁听，有的甚至因此牺牲了本专业的必修课，事后虽然需付出加倍的时间方能弥补，却心甘情愿，像徐祁莲女士便是一例。当年她还是台湾大学理科的大一学生时，竟两度跷了“普通化学”等必修课来旁听叶嘉莹的“诗选”和“词选”。她在《听诗》一文中，回忆自己如何陶醉于叶嘉莹讲课的魅力之中说：“对叶嘉莹倾倒的不只我一个。她的课堂在文学院大楼末端的一间教室，两面临窗，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教学态度认真，先介绍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诗人在写那首诗时的际遇和心境，解说诗句音韵和文字的技巧，再论诗句如何承受生命。叶嘉莹谈诗神采飞扬，爱跑野马，那些千百年前的诗人就像是她的知交，醉心、赏爱、调侃；不知不觉，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最后，也是最令人陶醉的是听她将整首诗吟诵一遍。这时，阳光从窗外照亮她如玉的容颜，恍如从古典的扉页中走出的诗神。”“跑野马”其实是叶嘉莹讲诗说词的最大特色，她往往天马行空地由一首作品的情感本质或文字技巧，而联想到一连串相关之作，然后再分辨出这些相似之中的不同所在。经由她精微的辨析，听讲者不但体认到这首作品的特质与风格，同时也连带分辨出那些相似之中的不同作品及其作者的特质与风格，看似天马行空，其实有如顺藤摸瓜，摸出一只瓜后，便连带摸出一串来。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叶嘉莹最是神采飞扬，辞喻生动，如数家珍似地指出这些作品相似之中的细微差别，让听讲者浑然忘我地陶醉其中，而深深领略到古典诗词的多采多姿。

小说家陈映真在1957年就读淡江文理学院（即淡江大学前身）的英文系时，也旁听了叶嘉莹在中文系开设的“诗选”课，而留下永难忘怀的回忆。他在《四十五年前的朱批》一篇短文中写道：“那是我生平头一次感受和认识到我国旧诗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一点也看不见她因当时专科院校学生水平相对低下而稍减她教育者的热情。然而，对于当时老是在全班末排座位上的我最大的迷惑，不仅在于叶教授对我国庞大的旧诗文学宝库中所珍藏的每一首杰作的熟达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还在于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陈映真以小说家的才华，其所描述的听课的感受，格外细腻。陈映真不但深深陶醉于叶嘉莹智慧与才情的讲课中，而且对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小说创作的犹疑，也因叶嘉莹两页稿纸的“认真细致”的朱批，而吃了一颗定心丸。1959年秋，陈映真在文学青年的同人杂志《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面摊》，不久后又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康雄》。自称“有不为人知的内向与腼腆的个性”的陈映真，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将这篇自视“青涩”之作，呈给“饱读过无数文学杰作的叶教授”，希望得到她的教诲。在“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的数日等待之后取回原稿时，他看到叶嘉莹含着微笑说着嘉许的话。多年后，陈映真反思自己下定决心走上小说创作之路，“肯定不是1959年9月在《笔汇》发表《面摊》之时，而是在我反反复复避人细读叶教授的批语之后。”自1960年1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之后，一年之内，陈映真十分密集地连连创作发表了《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五个短篇，因此他说：“从创作发表之勤看得出叶嘉莹作为老师的鼓励，影响是明显的。”叶嘉莹的教学热忱竟是驱策陈映真成为小说名家的重要推手，她的有教无类，勉励多方，不但使一位英文系的旁听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瑰丽丰富，享受到层出不穷的审美的惊诧，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所以当《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之后，立刻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激起一阵不小的涟漪，争相传阅。1960年代陈映真的小说，除了关怀面的深沉之外，其语言的魅力带来的惊艳，与聆听叶嘉莹讲课中的“审美的惊诧”，二者之间原来正自有其微妙的关联。

（本章撰稿：齐益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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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页。

第六章　鹏飞谁与话云程

1966年在丈夫赵钟荪的建议下，叶嘉莹把两个女儿一起带到了美国，后来赵先生自己也以探亲的形式离台赴美。因为他在台湾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三年，对台湾和国民党政治极为反感，所以一直盼望能早日离开，忘掉这一段痛苦的回忆。1968年叶嘉莹在北美两年的交换访问期满，她只身返回台湾，女儿和丈夫则仍留在美国。她原本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台湾继续教书，丈夫在美国照顾两个女儿，可是赵先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谋生乏术，所以他和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仍然需要叶嘉莹来供养。可是当时以台币和美元的汇率来说，叶嘉莹在台湾就算教再多的课，也无力承担家人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恰好哈佛大学的海教授也邀请她再回去合作研究，于是她想只好还是到美国去工作，把台湾的老父亲也一起接出去。可是后来由于签证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她不得已只能留在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城。在加拿大她又不得已要用英语来讲授中国古典诗词，1970年春天，她写了一首《鹏飞》来述说此时的感慨：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匐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她过去讲课喜欢“跑野马”，像她的老师顾随先生一样，海阔天空，任心驰骋，可是现在因为要用英文讲授，她失去了这种自由，过去讲课就像一只鹏鸟在天上飞一样，现在则是流离失所，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了。她过去在北京和台湾教书的那种自得和快乐，都已变成前尘往事了，她在加拿大用英文教书，就此时的人生际遇来说，只是别无选择，借此谋生养家而已。这首诗不止是说现实中用英文教书的困难，里边其实寄寓了她更深的人生感慨。四年以后，她终于获得回国探亲的机会，九年以后，她才终于得偿所愿，开始回国教书。

1．温哥华：飘零今更甚年时

如前所言，1968年，叶嘉莹收到哈佛大学的聘书，本拟赴美，不料签证出了问题，她于是接受了海陶玮先生的建议，计划由加拿大转赴美国，可是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以后，那里的使领馆仍然不给她赴美的签证，其后由于哈佛大学海教授的推荐，U.B.C.大学亚洲系给了她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聘约，没想到半年后U.B.C.竟给了她终身的聘约，因此她遂决定留在了温哥华，这座享有“世界花都”美誉的海滨城市，就这样意外地成为了她的新家。在海陶玮先生的推荐下，她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系系主任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聘请，从此，她便与家人定居在这个春天有樱花，秋天有枫叶的优美城市。1969年3月，她就获得了U.B.C.大学的终身聘书，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虽然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这并没有消减叶嘉莹内心因为去国怀乡而产生的飘零之感。1969年除夕那天，叶嘉莹为即将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迦陵存稿》写作跋文，当时她最怀念的是远在故国的伯父和老师，她说：“年来往返国内外，每检箱箧，时睹旧稿，则羡季师评改之手迹犹新，而伯父狷卿翁之音容笑貌，亦恍如仍在目前，然而竹幕深垂，不通音问者，盖已廿载有余矣。且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并皆体弱多病，于三十七年（1948）春嘉莹离平时即已衰象毕呈，则今日之安危存殁，盖有不忍深思者矣。”言中皆极为感伤。她并不知道，其实伯父和老师早已在1958和1960年便先后去世了。1969年秋天，她又写了一首《异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注：来加拿大之前，有台湾友人为戏卜流年，卜词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之言，初未之信，而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故末二句云云。

1970年与父亲（左）在温哥华海滨合影

她现在看到加拿大秋天的枫叶，想到故乡北京秋天也有枫叶，可是如今是身在异国，而且比起过去二十年在台湾来说，离自己真正的故乡是越来越遥远了，所以说“飘零今更甚年时”。她的“初心”本来是丈夫在美国照顾女儿，她在台湾教书和照顾父亲，然后利用假期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可是现在她要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维持全家在加拿大的生计了。她在台湾和加拿大办理签证时，都曾经遇到层层阻挠，尤其是签证官还要以她的女性身份不能行使一家之主的权利为由拒绝她想接丈夫和女儿自美来温哥华团聚的申请，而这一点也没有得到她先生的理解，她只能甘心忍受。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只能寄居在别人家的地下室里，非亲非故，也让她感慨丛生。她离开台湾以前，南怀瑾先生为她介绍了一位卜卦的朋友，她向来是并不问卦占卜的，可是因为南先生和她是同事，她就答应了去算一卦。结果卜词里边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两句，她开始并不相信，可是来到加拿大以后，这两句卜词竟然应验了她的遭遇。她当时本来是应聘赴美，其后因为签证问题才留在温哥华，她不知道命运要把自己抛到哪里去，她留在温哥华本是一时的聘约，不知能停留多久，也不知下一站将去什么地方，一切都是“时地未明”，而温哥华又是一座滨海城市，恰好在“水边”，所以这两句卜词自然引起她关于人生命运的许多感慨。当然后来她从U.B.C.获得了终身聘约，她的心境逐渐变得乐观开朗，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崇尚和平，为学术提供自由空间的国度，她也是心存感激和眷恋的。

U.B.C.的亚洲系成立于1961年。叶嘉莹1969年受聘，刚好接替正要退休的文学教授李祁女士。李祁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到牛津深造获得学位，是翻译家和徐霞客研究专家。此时，系里有来自台湾东海大学的张佛泉教授，他是胡适的学生，是自由思想家，教的是哲学和古文。至于现当代的中文课程，则由一位陈旭都先生担任，而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便由叶嘉莹担任。叶嘉莹开设四年级的诗和词，同时担任用英语教三年级的中国文学通史课程，学生来自各个系，最初只有三十人上下，后来增加到七八十到一百人不等。20世纪70年代，叶嘉莹总穿一件颜色朴素的旗袍，提着一个书袋子，从亚洲系很有风范地走到布坎南楼（Buchanan）上课，成为U.B.C.的一道风景。布坎南楼的旁边，就是U.B.C.的中心地带，两旁是一长排高高的枫树。秋天的时候，彩色缤纷的树叶随风飘落，令人想起她在课堂上讲的曹丕的《燕歌行》。到了春天，叶嘉莹也是穿一件旗袍，也是提一个书袋子，来给学生上课。她开的课还是在布坎南楼，这个时候，楼的四周，是红得令人心醉的杜鹃花。

叶嘉莹讲课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学生随着她的“跑野马”，发现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是那么的广阔。一个典故连一个典故，构成一个个文化结，把这些结连接起来，便成为纵横连贯中国文学传统的网，如万花筒一般转换变化。一首看来简单的五言诗七言诗，常常转出多层意义来。因为深入浅出，连没有悟性的学生也会茅塞顿开，有悟性的学生，更觉得有如入宝殿的惊喜。就是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时间空间交织的讲课风格，引来不少慕名者。温哥华是个优美的城市，素有大量对诗词有浓厚兴趣的人士，其中不少是来自港台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群结队，以旁听生的身份，来U.B.C.上叶嘉莹的课。教室里呈现一个奇特景观：在年轻学生之间，坐着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女和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无一不静心听叶嘉莹的课，老中青济济一堂，完全进入另一个境界。至于研究生课，叶嘉莹的讲课方式跟大班学生的讲课稍有不同。因为是小班，只有几个人，她便在办公室上课。她的办公室有块绿色的黑板，她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有时，她不用黑板，就坐在她的座椅上，给学生讲课。大家坐得很近，很亲切，很投入，下课了，才从她的诗词境界回过神来。她是个严谨的学者，对研究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注解一定要清楚，做学问要真要诚，要说自己的话。

从1969年到1989年退休，叶嘉莹在这二十年间培养出很多研究人才，他们分布在加拿大几个有东亚系或亚洲系的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的课程，继续发挥她潜移默化的学术影响。从西部到东部，U.B.C.的施吉瑞（Jerry Schmidt）和陈山木（Robert Chen），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白润德（Daniel Bryant）和王仁强（Richard King），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余绮华（Teresa Yu），中西部埃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梁丽芳（Laifong Leung），缅尼图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罗泰来（Terry Russell），东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方秀洁（Grace Fong），都是她的学生。施吉瑞是叶嘉莹在U.B.C.的第一个博士生，他曾在东部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任教，1970年代末，转回母校U.B.C.，叶嘉莹退休后，他接手主持U.B.C.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他对宋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论文是《杨万里的诗》（1976年成书出版）；陈山木的论文是《鲍照的诗》。陈山木在U.B.C.当了中文语言课主持人十年（1993—2003），把U.B.C.发展成为全北美中文课程最多的大学，也是他最早提出孔子学院的构想。维多利亚大学的白润德，在1970年代来U.B.C.，在叶嘉莹指导之下，出版了《冯延巳和李煜的词》（1982年成书出版），王仁强的博士论文是“文革”时期的文学，刚好叶嘉莹那时发表了关于浩然的小说《艳阳天》的评论文章，并成为王仁强的论文导师。埃尔伯塔大学东亚系梁丽芳的《柳永及其词之研究》（1985）在香港三联出版，影响了国内的柳永研究。方秀洁在麦吉尔大学任教，她的《吴文英词的研究》（1986年成书出版）在西方中国词学研究方面是个独特的贡献。

从1969年受聘到U.B.C.大学亚洲系开始，到她1989年退休为止，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S.W. MARINE DRIVE）到大学。这条西南海边大道，与皇冠街呈丁字连接。它从温哥华的东边绕经南边，再北上直达西边的U.B.C.校园。大道右边是片高高的森林，左边是疏落隐秘的洋房，洋房再过去，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海平线的渺渺景象，跟着开车的人，直达U.B.C.校园之内。叶嘉莹退休之后，仍在这条路上往还，只要她从中国讲学回来，便风雨无阻地每天到亚洲图书馆看书、写作、研究，除了午饭时分到亚洲系的休息室吃自制的三文治和水果之外，她要待到图书馆5点关门才离开。这种持之以恒、笃学穷经的精神，令后辈学者和研究生汗颜不已。

1989年退休时，在退休会上由学生施吉瑞（右）致送纪念品

叶嘉莹的生活也不止是研读和讲课，她也有休息的时候，郊游的时候。她未曾退休之前，经常请学生到她的家里，包饺子、谈天，令人怀念不已。赵钟荪先生非常幽默，经常在大家不经意的时候说一句话，令人大笑。有一次，叶嘉莹追忆起多年前在北京的往事，赵先生坐在旁边，忽然加一句“我记得那天刚好下雨”，把叶嘉莹逗乐了。叶嘉莹的家在U.B.C.大学附近，在她家邻近，有几个很好的邻居。他们是曾经修读过她的诗词课的陶永强律师和他的夫人梁珮，还有U.B.C.亚洲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谢琰和他的夫人施淑仪，他们跟叶嘉莹住得很近，彼此来往频密。叶嘉莹不在温哥华的时候，他们也帮忙照顾赵先生，日久种下深厚的情谊。每年的5月初，叶嘉莹都跟她的邻居好友出外郊游，一般是到附近的温哥华岛。例如2004年他们同游妥芬诺岛，叶嘉莹写下《妥芬诺（Tofino）度假纪事绝句十首》，可见当年生活情趣之一斑，兹选录三首：

曾吟诗句仰陶公，穆穆良朝此意同。悠想清沂当日乐，故应千载溯遗风。（其一）

清晓驱车豁远眸，樊城景色望中收。天蓝水碧山青翠，积雪如银岭上头。（其二）

不废三余用力勤，同游乐学更耽文。论诗于我尤成癖，设帐今宵到海滨。（其七）

1980年代中在温哥华家中做菜

2．王国维：斯人斯世总堪叹

虽然因叶嘉莹接受了U.B.C.的终身聘书，使哈佛的邀聘计划落空了，但叶嘉莹与海陶玮教授的合作研究并没有终止。1970年代，叶嘉莹利用每年暑假前往哈佛，继续与海陶玮教授的合作研究。当初1968年离开哈佛时，叶嘉莹已经拟定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计划，这成为1970年代前期叶嘉莹在哈佛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叶嘉莹特别欣赏哈佛的学术氛围，她说自己平生去过很多大学，但阅读氛围最好，最适宜研读写作，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哈佛大学。回忆起哈佛校附近凹凸不平的红砖小路和散落各处的二手书店，她仍然记忆犹新，而最让她难以忘怀的就是她曾经在其中写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

叶嘉莹对王国维的兴趣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不衰。小时候似懂非懂地读了他的《人间词话》，1950年代因为历经忧苦患难而与他那些悲观孤绝、蕴涵哲理的小词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而1970年代，叶嘉莹自己的心境以及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此时开始用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研究王国维了，她的目的是想回答从小就在心中萌生的对于王国维的两个困惑：一是王国维后来何以放弃了哲学、文学转而致力于史地考古，此一学术转向的问题；二是王国维何以正当盛年，却选择自沉身死，此一自杀的问题。在台湾时，叶嘉莹还动过注释王国维词的念头，曾经写下来一些札记，后来借给一位有心致力于此的同学，可惜没有了下文。等到1970年代她再开始研究王国维时，她自己对于王国维那些悲观孤绝的词作却已经失去了注释阐发的兴趣，所以她当时的研究就没有关于王国维本人词作的部分。

虽然在研究中叶嘉莹基本的态度是客观理性的，但她所写的仍然始终是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感受与思考，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诚恳写作的态度，也正是她之所以特别欣赏王国维的缘故。她回忆自己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写作时的情景说：“那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我一支钥匙，我可以在闭馆以后仍留在里面工作。因此我可以整天沉溺在对静安先生之著作和生平的阅读及研究中。夜晚，整个图书馆中已空无一人，当我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通路上走过时，有时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她研究王国维，已经到了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钻味既深，神理相接”的地步，这和一般仅仅旨在求实阐释，繁琐艰深的学术著作是有绝大的不同的。

1970年代前后，叶嘉莹的感情心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和她几度回国的经历以及自身的观察反省有关。1970年暑假她来到哈佛，那时是抱着对王国维“清者”之品格持守的景仰，而开始对他的研究的。可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她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她对王国维那种“清者”的道德观开始持一种反省和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旧传统中士大夫的感情心态常常局限在悲观哀感的困窘之中，找不到跳脱出去的途径和办法，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所以她此时对王国维的价值选择不再认同接受，而转为反省批评了，这也直接影响到她自己的人生选择。1970年代后期，她几度回国，看到祖国和文化传统虽然经历了“文革”的破坏，但仍然留存有劫余的生意，尚有可为的生机和希望，她平生任凭命运把自己抛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惟有回国教书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这和她1970年代对王国维以及自己过去悲观哀感之感情心态的反省是有密切的关联的。1979年她在给友人的赠诗中评价王国维说：“鱼藻轩前留恨水，斯人斯世总堪叹”，所表示的就是对王国维及其所处时代的深深叹惋了，而她自己，则显然选择了一条与旧传统中的士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2008年在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前

3．还乡：一朝天外赋归来

叶嘉莹在加拿大上课的时候，她也常常提到早年在北京的生活情事。她一直怀念故乡，留心阅览有关中国大陆的各种书刊，她还常常邀请学生到她家看中国电影，当时看过《南征北战》，在这种聚会中，大家也少不了谈论中国。赵钟荪先生对于世界大事尤其是对中国的情况，也有独到的见解。曾经有两次，中国大陆作家学者到温哥华访问，赵先生也很热情地接待他们。

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获准回中国大陆探亲，这一次她是自己一个人回去的，此时距离她当年辞别故乡已经有26年之久了，感情激动，她于是写下了一首《祖国行长歌》，因为当时国内还处在“文革”之中，所以这首诗带着历史的痕迹，她因此在诗题下后来补写了一段按语：

此诗为一九七四年第一次返国探亲旅游时之所作。当时曾由旅行社安排赴各地参观，见闻所及，皆令人兴奋不已。及今思之，其所介绍，虽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或有不尽真实之处，但就本人而言，则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近有友人拟将此诗重新发表，时代既已改变，因特作此简短之说明如上。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嵬，道旁遍植绿荫树，无复当日飞黄埃。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夜深细把前尘忆，回首当年泪沾臆，犹记慈亲弃养时，是岁我年方十七，长弟十五幼九龄，老父成都断消息，鹡鸰失恃紧相依，八载艰难陷强敌，所赖伯父伯母慈，抚我三人各成立。一经远嫁赋离分，故园从此隔音尘；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劳动称模范，二侄先进增生产；阿权侄女曾下乡，各具豪情笑生脸。小雪最幼甫七龄，入学今为红小兵；双垂辫发灯前立，一领红巾入眼明。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犹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客子光阴弹指过，飘零身世九回肠。家人问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酸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余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岁月惊心十五秋，难言心事苦羁留，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自欣视野从今展，祖国书刊恣意览。欣见中华果自强，辟地开天功不浅。试寄家书有报章，难禁游子喜如狂，萦心卅载还乡梦，此际终能夙愿偿。归来故里多亲友，探望殷勤情意厚，美味争调饫远人，更伴恣游共携手。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公园北海故宫景色俱无恙，更有美术馆中工农作品足风流。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长城高处接浮云，定陵墓殿郁轮囷，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几日游观浑忘倦，乘车更至昔阳县，争说红旗天下传，耳闻何似如今见。车站初逢宋立英，布衣草笠笑相迎，风霜满面心如火，劳动人民具典型。昔日荒村穷大寨，七沟八梁惟石块，经时不雨雨成灾，饥馑流亡年复代。一从解放喜翻身，永贵英雄出姓陈，老少同心夺胜利，始知成败本由人。三冬苦战狼窝掌，凿石锄冰拓田广，百折难回志竟成，虎头山畔歌声响。于今瘠土变良畴，岁岁增粮大有秋，运送频闻缆车疾，渡漕新建到山头。山间更复植蔬果，桃李初熟红颗颗，幼儿园内笑声多，个个颜如花绽朵。革命须将路线分，不因今富忘前贫，祗今教育沟中地，留与青年忆苦辛。我行所恨程期急，片羽观光足珍惜，万千访客岂徒来，定有精神蒙洗涤。重返京城暑渐消，凉风起处觉秋高，家人小聚终须别，游子空悲去路遥。长弟多病最伤离，临行不忍送登机，叮咛惟把归期问，相慰归期定有期。握别亲朋屡执手，已去都门更回首，凭窗下望好山河，时见梯田在陵阜。飞行一霎抵延安，旧居初仰凤凰山，土窑筹策艰难日，想见成功不等闲。南泥湾内群峦碧，战士当年辟荆棘，拓成陕北好江南，弥望秧田不知极。白首英雄刘宝斋，锄荒往事话蒿莱，遍山榛莽无人迹，畦径全凭手自开。丛林为幕地为床，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向山旁凿窑洞，自割藤草自编筐。日日劳动仍学习，桦皮为纸炭为笔，寒冬将至苦无衣，更剪羊毛学纺织。所欣秋获已登场，土豆南瓜野菜香，生产当年能自给，再耕来岁有余粮。更生自力精神伟，三五九旅声名美，从来忧患可兴邦，不忘学习继前轨。平畴展绿到关中，城市西安有古风，周秦前汉隋唐地，未改河山气象雄。遗址来瞻半坡馆，两水之间临灞浐，石陶留器六千年，缅想先民文化远。骊山故事说明皇，昔日温泉属帝王，咫尺荣枯悲杜老，终看鼙鼓动渔阳。宫殿华清今更丽，辟建都为疗养地，忆从事变起风云，山间犹有危亭记。仓促行程不可留，复经上海下杭州，凌晨一瞥春申市，黄浦江边忆旧游。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界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沪杭线上车行速，风景江南看不足，采莲人在画图中，菜花黄嫩桑麻绿。从来西子擅佳名，初睹湖山意已倾，两岸山鬟如染黛，一奁烟水弄阴晴。快意波心乘小艇，更坐山亭瀹芳茗，灵鹫飞来仰翠峰，花港观鱼爱红影。匆匆一日小登临，动我寻山幽兴深，行程一夕忙排定，便去杭州赴桂林。桂林群山拔地起，怪石奇岩世无比，游神方在碧虚间，盘旋忽入骊宫底。滴乳千年幻百观，瑶台琼树舞龙鸾，此中浑忘人间世，出洞方惊日影残。挂席明朝向阳朔，百里舟行真足乐，漓江一水曳柔蓝，两岸青山削碧玉。捕鱼滩上设鱼梁，种竹江干翠影长，艺果山间垂柿柚，此乡生计好风光。尽日游观难尽兴，无奈斜阳已西暝，题诗珍重约重来，祝取斯盟终必证。归途小住五羊城，破晓来参烈士陵，更访农民讲习所，燎原难忘火星星。流花越秀花如绮，海珠桥下珠江水，可惜游子难久留，辜负名城岭南美。去国仍随九万风，客身依旧似飘蓬，所欣长夜艰辛后，终睹东方旭影红。祖国新生廿五年，比似儿童甫及肩，已看头角峥嵘出，更祝前程稳着鞭。腐儒自误而今愧，渐觉新来观点异，兹游更使见闻开，从此痴愚发聋聩。早经忧患久飘零，糊口天涯百愧生，雕虫文字真何用，聊赋长歌纪此行。

这是一首两千多字的长篇七言古诗，叶嘉莹内心之中压抑了几十年的乡情，是非要借这样的长诗来抒写不可的。这首诗不久后在香港发表，还引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响。当时大陆的“文革”尚未结束，台湾也还没有解禁开放，两岸对立仍很严重。先是香港左派的报刊对这首诗发表了多篇称赏和赞美的文字，继之则又有台湾的报刊对之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叶嘉莹曾经在台湾教了二十年书，又是从台湾去到北美的，所以当时台湾《联合报》刊出的文章标题是《叶嘉莹，你在哪里？》叶嘉莹只是抒写自己阔别故乡几十年，一朝归来的真实感动，当然并不关心政治上为左为右的问题。当时也有人能撇弃政治之见，而纯就诗歌艺术来评赏这首长诗的。曾任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孙克宽先生，当时他刚从台湾移居美国不久，偶然看到了这首《祖国行长歌》，于是就给叶嘉莹写了一封信，说这首长诗“纯用赋体，充满感人之力，实属难得”，这是客观的评价。诗歌与文学的生命远比政治宣传和口号更长久，今天看来，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1976年，叶嘉莹在人生旅途中再次遭遇到一次重大的变故。

4．《向晚》：谁与安排去住心

1976年春天，叶嘉莹到美国东部参加每年举行的亚洲学会，开会前她先从温哥华到多伦多看望她的大女儿赵言言，会后又飞到美国费城去看望小女儿言慧。她原本以为自己此时已是“向平愿了”，可以安享天伦之乐了，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她抵达费城的当天晚上，就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说住在多伦多的大女儿言言和女婿宗永廷在出行途中遭遇到车祸，已经同时不在了。她于是马上和小女儿言慧从费城飞到多伦多安排后事，然后飞回了温哥华。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叶嘉莹写下了十首《哭女诗》：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日日哭之陆续成诗十首

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

惨事前知恨未能，从来休咎最难明。只今一事余深悔，未使相随到费城。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

早经忧患偏怜女，垂老欣看婿似儿。何意人天劫变起，狂风吹折并头枝。

结褵犹未经三载，忍见双飞比翼亡。检点嫁衣随火葬，阿娘空有泪千行。

重泉不返儿魂远，百悔难偿母恨深。多少劬劳无可说，一朝长往负初心。

历劫还家泪满衣，春光依旧事全非。门前又见樱花发，可信吾儿竟不归。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抗战中叶嘉莹写过悼念母亲的诗，漂泊北美时又写了悼念父亲的诗，现在她又写了悼念女儿的诗，此时的她已经52岁，没想到自己竟还要遭遇到这样的不幸。不过人总是在忧患痛苦之中成长的，诗人尤其能把忧患痛苦变成滋养自己的能量。大女儿言言的去世成为叶嘉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正是遭遇了这最大的一次打击，她才真正觉悟到个人的短暂与人世的无常，她把对女儿的无尽思念都投注到自己晚年的人生选择中，这一选择就是回国教书。

1978年春天，叶嘉莹给中国教育部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回国教书。当时把信写好了以后，她就去邮筒投寄这封信。她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她在傍晚黄昏的时候穿过这一片树林，走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色的光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她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自觉，也更使她感到，要想回国教书，就应该争取早日实现自己这一份理想和愿望。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她的思乡之情，于是她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二首

近日颇有归国之想，傍晚于林中散步成此二绝。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花虽美，终将飘零。叶嘉莹意识到自己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也就像一场美梦，终不免于破灭消失，略无痕迹，她要格外珍惜自己余下的光阴。回国教书是她自己平生唯一主动做出的重大选择，她晚年的人生轨迹因此全然改变，如今她仍然以为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是值得的，回到祖国来教书，她觉得自己不虚此行，也不虚此生。

（本章撰稿：梁丽芳、熊　烨）

第七章　书生报国成何计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教育部当时安排她到北京大学，陈贻焮、费振刚、袁行霈几位先生热情接待了她。后来天津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知道她已回国教书，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她去南开。李先生认为“文革”中南开遭受了重创，很多老先生都不在了，比起北大更需要她的支援。就因为李先生的邀请，叶嘉莹与南开大学结下了深深的情缘。1980年代，叶嘉莹利用假期在全国各地奔波讲学，1989年她在加拿大正式退休，随后又荣膺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3年她在南开大学创建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后来改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7年又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在南开以老师顾随先生的名义设立了“叶氏驼庵奖学金”，1999年热心襄助叶嘉莹文化传承事业的温哥华实业家蔡章阁先生捐资在南开兴建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叶嘉莹1979年回国时写了很多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下面这一首：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现在游子终于返回了故乡，她可以实现自己报国的热忱，可是终其一生，叶嘉莹的本色都是一介书生，她的热忱是寄托在诗歌里边的，她难以忘怀也志在传承的是中国的古典诗歌。

1．归国：种蕙滋兰愿岂违

19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霁野先生夫妇（中立者为叶嘉莹）

1978年春叶嘉莹把回国教书的申请信寄出以后，就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导。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已经得到平反，又出来工作了。这其中就有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报纸上说李先生现在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了。叶嘉莹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是辅仁外文系的教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而她的老师顾随先生是北大外文系毕业的，跟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叶嘉莹很早就知道李霁野先生。抗战胜利以后，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当叶嘉莹准备要去台湾时，顾随先生还写信让她到台湾后去看望李先生。1949年春天叶嘉莹到台湾大学看望了李霁野先生，而在那不久之前，台湾发生了许寿裳先生被暗杀的事件，其后又因白色恐怖牵连多人入狱，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了。从那时起叶嘉莹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而现在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她立即写了一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她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她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很好，高考也已经恢复。知道了这一切，叶嘉莹更是兴奋不已，就用此前《向晚二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是指当年“文革”时期，很多人曾经对那时万马齐喑的状况感到悲观。“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去尽情地驰骋了，叶嘉莹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辔齐驱。第二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是叶嘉莹说自己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她所热爱的古典诗词。“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曹操的诗里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叶嘉莹则借以表示如果有一天她真的回到故乡，自己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是也仍然盼望能尽到她的力量。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叶嘉莹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

1979年春，国家批准了叶嘉莹回国教书的申请，并且安排她去北京大学，所以叶嘉莹回国教书的第一站是北京大学。北大非常热情，他们安排叶嘉莹住到了友谊宾馆，而宴请她的是周培源先生。叶嘉莹在北大中文系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她同岁的甲子年（1924）出生的陈贻焮先生，还有一位是年轻一轮的丙子年（1936）出生的袁行霈先生。当时接待她的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锺芸和中文系的费振刚两位先生。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常常陪她去上课，还陪她去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有一天还陪着她去游览了圆明园。陈贻焮先生喜欢作诗，诗思敏捷，叶嘉莹和他还有一些诗词的唱和。但叶嘉莹在北大教书的日子不长，那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知道她已经回国教书，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她去了天津的南开。

自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利用假期自费回国讲授诗词。她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渝州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大学讲学，并受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此外，她还曾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以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除了在中国大陆讲学以外，叶嘉莹也曾在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讲授古典诗词，并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还获得了香港岭南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荣衔。2008年叶嘉莹又曾获得中华诗词学会颁授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词说：“叶嘉莹是誉满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是推动中华诗词在海内外传播的杰出代表。她是将西方文论引入古典文学从事比较研究的杰出学者，其诗论新意迭出，别开境界，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充分肯定了她在中华诗词普及传播中的重要贡献。2012年6月，叶嘉莹更由温家宝总理亲自致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一位外籍学者。叶嘉莹晚年常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我要是只看到我自己个人生命的得失、祸福，那么个人是短暂的，但是如果我以自己短暂的生命为我们这个绵远的、久长的文化做出一点事情来，那就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所以我虽然快九十岁了，我仍然坚持每一年漂洋过海来讲授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久远的，我个人是短暂的。”这一番话就是她回国教书三十几年的真情实感。

在这期间，有一次最值得纪念的讲演，那是1987年，叶嘉莹应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联合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主讲了“唐宋词系列讲座”。这个讲座一共十讲，每次大概两个半小时，国家教委可容纳1500人的大礼堂，每讲都座无虚席，听众包含了社会各阶层各年龄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与社会青年，反响热烈。但这十讲只讲到北宋的词就结束了，随后她又在沈阳和大连陆续做了七次演讲，讲授南宋词，这十七次讲演的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书，1988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为《唐宋词十七讲》，录音带和录像带也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的录像，后来还由加拿大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于2006年资助重新制作了光碟，并得到几位热爱诗词的友人协助出版，每套28张，用于赠送给有需要的单位和个人。除此以外，叶嘉莹当年在国内教的课和举办的讲座不计其数，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她都乐于接受讲学的邀请。1992年她到兰州大学讲学，曾经写过《西北纪行诗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说：

平生万里孤行久，种蕙滋兰愿岂违。却喜暮年来陇上，更于此地见芳菲。

叶嘉莹做了一辈子的老师，“种蕙滋兰”是她最大的愿望，而回到祖国教书以后，她愈发觉得责任重大，更以全身心的精力投注到传承古典诗词和文化传统的事业上来，她“种蕙滋兰”的心愿，其意义也显得更为深远了。

2．南开：满园桃李正新栽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1979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讲学，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学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准备前往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去接她的有南开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以为叶嘉莹多年没有回国，就提议说大家一起去西山八大处，做一次旅游。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叶嘉莹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画中所表现的屈子神情很像她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当她正要用相机拍摄时，忽然展览室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原来是一位日本游客把这张画买下来了。叶嘉莹当时觉得很遗憾，她以为那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自己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这时任先生在旁边就对她说，这幅画的作者范曾先生是南开的校友，我们都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第二天叶嘉莹就随大家一起来到了天津，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大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周围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她看到了未来重建后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出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美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叶嘉莹就写了一首小诗：

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

次日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她。经历了“文革”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几十年前叶嘉莹所见到的李先生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先生先是殷切关怀地问询她抵达南开后的生活情况和课程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对老友的深沉怀念，都使叶嘉莹非常感动。

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是“汉魏六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2小时。上课地点是在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300人的阶梯教室，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1979年叶嘉莹刚回国时，校园里有一种清新的空气，那时候经历了“文革”的学生无论对于新知还是旧学，尤其是文学与诗歌，都有发自内心的极大的热情。而叶嘉莹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方式又是当时所有的学生包括许多老师在内，都闻所未闻的，她当年讲授诗词引起青年学子内心的震撼和感动，是已经时移世易的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当年有一个学生在听过叶嘉莹讲课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一个渴望真知，追求真理，向往真善美的年龄和时代，只不过使我更加无比感恩的是，命运在这个人生紧要的关头，赐给我的是诗词所承载的真善美。诗词应该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特殊的价值，真实不易地存活到永远。”还有学生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在一个霞光沐浴的上午，我与叶嘉莹先生相遇在南开大学的课堂，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座圣殿。此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叶嘉莹也在学生们这种真挚热烈的反应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动。虽然她从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了，但师生之间因为对共同文化传统的热爱和对人世之间真善美理想的追寻，产生如此相知相感的共鸣，叶嘉莹也还是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她感到这次回国教书和她过去在北京、台湾以及海外教学都完全不同，不但学生们的反应极为热烈，她自己也完全沉浸陶醉在其中了。

1979年春夏之间，南开大学主楼102阶梯教室门前经常聚集着一些校外赶来听课而又没有听课证的学生，他们大都是听过一两次课后就再也忍不住地每次都准时来到这里，幻想着能够侥幸混进去，就像是饥饿已久的灾民在期待着空投的救济。本来叶嘉莹的课是为南开本校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不想几节课之后，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一些学生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也都每课必到，而且远比本系学生来得更早。当上课铃声响过之后，那些最有资格的听众们只得临时找把椅子“加座”了。后来这间可容纳300来人的教室里的座位竟然一直加到了讲台上。为此，系里才想出了一个对策：凭听课证进教室。此后，外来人只好聚在门口，或扒着窗外的铁栏去听课了。当时天津师大的一些同学不甘心总在门口受冷遇，就仿照听课证的样子，用萝卜刻成“南开大学中文系”图章的样子印在同样颜色和大小的纸片上，有同学还从自己原工作单位想法找个圆章扣个红圈，并故意将中间的字迹弄得极其模糊，让它看上去很像是因印油少而不清楚的样子。尽管这些山寨版的“听课证”破绽百出，但学生们相信，在那一拥而进的几分钟里，查证者是无暇对这张酷似听课证的蓝灰色纸片认真过目的。就这样，二百张听课证居然使近300人获得了合法的席位。当时南开中文系本来安排叶嘉莹讲授汉魏六朝的诗，可她在讲课时偶然也会联想到一些唐五代或者北宋时期的小词，这些词很多是写美女和爱情的，都属于很长时期内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斥的婉约作品，而叶嘉莹不但从这些小词里边讲出来真挚的爱情，还讲出来词作者的品格、修养和境界，这更让学生们觉得耳目一新，于是中文系就应同学们的要求又安排叶嘉莹加开了一班讲唐宋词的课，时间在晚上。当最后一次课要结束的时候，学生们依依不舍，不肯下课，一直等到熄灯号吹响了，才把课程结束。叶嘉莹用诗歌记录了这一动人的场景：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在近两个月的课程都结束以后，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许多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那天中文系主任朱维之先生的致辞诚恳、热情，使叶嘉莹非常感动。最后中文系向叶嘉莹赠送礼物，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请她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原来是范曾先生画的另一幅屈原图像。后来叶嘉莹才知道这幅屈原画像当时得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初去北京接她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她喜欢在碧云寺游览时见到的那张范曾画的屈原像，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赠送叶嘉莹什么纪念品时，任家智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就请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写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派中文系的宁宗一先生亲自到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装裱，最后赶在欢送会上把这幅画送给了她，这一份盛情，让叶嘉莹非常感动 ⁽¹⁾ 。当时南开的老师同学对叶嘉莹真是非常热情，于是她与南开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让她感动的开始。不过那时因为她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回国，好在U.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4月初她就可以回来，教课到6月中或7月初，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除此以外，U.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的薪金。叶嘉莹曾在1981年到1982年及1986年到1987年间，申请过两次各1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她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9月到1987年4月在南开又教了半年多的课。

199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留影

1989年叶嘉莹自U.B.C.大学退休，1990年当选了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因当时在台湾，未领证书，1991年领取当选证书）。那一年她正应邀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讲学一年，并在台大、淡江和辅仁三校兼课。寒假中南开大学邀请她去天津，由前一任校长滕维藻和当时的在任校长母国光两位先生共同主持，为她获得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在南开东艺系的演播厅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南开就经由当时外事处的逄诵丰处长，通过叶嘉莹的侄子叶言材与她商议，希望她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所。她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只是一个教师，只知道讲课，对行政事务一无所知，实在难以担任所长一职。而校方则说那些事务自会有人负责，劝她不必为此担心。继之就又提出了请谁来担任副所长，以及研究所应挂靠在哪一部门的问题，这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讨论，最后商定了挂靠在“汉教”学院，由鲁德才先生任副所长。但鲁先生不久就被韩国请去讲学了，当时幸而得到崔宝衡先生的同意，在研究所起步的艰难时刻，来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但那时的研究所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于是校方遂决定把东艺楼的一间房拨给研究所暂时借用为办公室。王文俊副校长曾在研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中，给予了很多切实的协助。那时母国光校长曾对叶嘉莹说，如果她能在海外募得资金，校方愿拨出土地为研究所建一栋教学楼。因而崔宝衡副所长与叶嘉莹遂共同为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教学楼拟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不过因为当时所挂靠的“汉教”学院没有研究生的招生指标，所以“汉教”学院虽然在很多方面都给了研究所相当的协助，但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却一直无法解决。直到1996年的秋冬之际，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兼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洪先生决定接受研究所挂靠在中文系，于是情况遂有了急转直下的进展。首先是中文系同意拨给研究所两名研究生招生名额，又表示只要研究所能向海外募集资金，校方定会拨给土地合资兴建教研楼。有了这些承诺，当叶嘉莹回到温哥华后，很快就经由在U.B.C.大学亚洲图书馆工作的谢琰先生的介绍和联系，获得了一位热心教育的企业家蔡章阁老先生的响应和支持，表示愿意捐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蔡先生出身清贫，自早岁外出工作谋生，而笃性好学，每于工作余暇勤修苦读，浸淫于古圣先贤之遗著，深感读书教育实为陶冶心灵变化气质之唯一大道。既闻南开校方有意兴办研究所，遂慨然承诺捐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蔡先生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尤其关怀中华文化中优良传统对青少年道德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巧的是有一次在温哥华谢琰先生的府上，蔡先生听到了叶嘉莹讲课，她当时讲的正是清代经学家张惠言所写的五首《水调歌头》组词。这五首词是张惠言写给他的学生的，内容讲的正是儒家之优良传统中为学与做人的修养，蔡先生可能认为叶嘉莹所讲授的内容，与他自己一直以来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现在一听说叶嘉莹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立刻就表示了热心赞助的意愿。在叶嘉莹与蔡先生磋商的过程中，遂决定将研究所改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本来当研究所开始成立时，叶嘉莹曾将之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青年学生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骤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变化，心理上不免形成了一种偏差，往往炫迷于海外的新异，而鄙弃中国之旧学以为腐朽，所以叶嘉莹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于“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研究所在研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会，但目的仍在于想要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所以当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时，叶嘉莹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而蔡先生则更希望研究所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时，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学方面的研究，希望今后的研究所将双管齐下，对于中华文化中的文学之美与儒家之善同时并重，以期使中华文化中优良传统不断得到拓展，不仅能使其重光于中国之现代，更能使其自中国而走向世界。叶嘉莹与蔡先生磋商决定后，就将磋商的结果向陈洪先生做了报告。陈先生经过与侯自新校长的切实讨论，提议将蔡先生所拟捐资兴建的研究所教研楼，与校方正在计划兴建的文科大楼（范孙楼）连接在一起，而不另外拨地建造，以免过于分散，这一提议也获得了蔡先生的同意。1999年，研究所大楼落成，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开创的艰难，这时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而在2000年夏，叶嘉莹在澳门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词学会议上认识了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他当时是会议的赞助者之一。但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沈秉和就已经是叶嘉莹著作的忠实读者了。他大概早就听说了叶嘉莹的研究所遇到困难，因此在见到叶嘉莹并听过她的讲演之后的当天就主动表示要为研究所提供一笔赞助，而且在叶嘉莹当年秋天回到南开不久就汇来了人民币100万元。沈秉和先生为人热情而且文笔诗情皆有可观，因此他后来不但经常和叶嘉莹通信谈文论诗，而且也和叶嘉莹的很多学生成了好朋友。2003年沈先生还曾再次捐款在中文系设立了一项“迦陵古典文学奖助学金”，用来奖励各省以高分考入南开中文系的新生，他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高素质的年轻人加入到叶嘉莹的这个传承古典诗词文化的队伍中来。除了沈先生的捐助之外，在海外也有一些热心人士协助叶嘉莹在加拿大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申请到一个诗词项目，筹集了海外的一些资金，其中还包括叶嘉莹自己捐出的几批专款以及在温哥华暑期讲座的所得，来帮助研究所的事业。2005年，温哥华友人施淑仪、梁珮联络到夏伟良、张少琼二位热心人士捐款为叶嘉莹出版了《唐宋词系列讲座》光盘，用于赠送给有需要的单位和个人。2010年起经由天津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魏盛唐先生联系，资助研究所把叶嘉莹历年讲演、授课的录音磁带刻录为光盘，以便于这些资料的应用和保存。

叶嘉莹非常感谢南开大学为她提供了机会，使她当年归国时所怀抱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能在南开的园地中真正得到了落实。这二十年来历任校领导以及各有关单位如外事处、“汉教”学院和中文系对研究所的支持和协助，还有研究所诸同仁在历年艰难的创始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辛勤的劳动，都是促使研究所得以逐渐成长起来的重要因素。至于叶嘉莹个人也曾在1997年为研究所捐出了她在U.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90余万元），以老师顾随先生的名义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又为了表示对离世的长女赵言言、女婿宗永廷夫妇的纪念，设立了“永言”学术基金。叶嘉莹从1945年大学毕业以来从未中断过教书生涯，甚至两个女儿出生时都没有请过产假，因为她们都是在暑假出生的。但她在台湾大学教书没满20年就去了北美，所以台湾没有她的退休金；在北平教中学和在美国客座讲学都只有几年时间，更谈不到退休金。从1969年在加拿大U.B.C.大学教书到1989年退休本来整整20年，但她到加拿大的第一年是临时客座，这样算也不满20年，所以她并没有拿到任何一笔全额的退休金，只拿到30多万元加币，按当时汇率，折合为美金20万元，这就是她一生教书所得到的全部退休金了。叶嘉莹所关心的事常常在精神层面而不在物质层面，而且在很多事情上，她宁肯苛求自己。就以建这个研究所而言，尽管当初她本想推辞掉这件事而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在大家的劝说下应允下来之后，就百折不馁地做下去。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不管别人怎么变化，也不管自己有什么利害得失，十年如一日，把局面一点一点地打开，把要做的事一步一步地推上轨道。正是这种作风，耳濡目染地感动了周围很多的人。一般的人知道叶嘉莹回到大陆之前在台湾和海外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但是对她回来之后的事情就不甚了了，甚至理所当然地以为，以她的成就和声望，肯定是一帆风顺的。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叶嘉莹其实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坎坷。但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她都以一种不离不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下来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只问其当为不当为，而全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利害。一个人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动力当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生责任感。王国维在他的《静安文集》里曾经谈到过“贵族主义”和“知力的贵族”，意思是：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阶层应当搞清楚“一身一家之福祉”与“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究竟孰为目的孰为手段，一个真正的“知力的贵族”应该“牺牲其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而不应该为“一身之目的”而造出一些“俗滥之画”、“冷淡之诗”和“阿世媚俗之哲学”来。遗憾的是，现在屈指数来，有这种天生责任感的人似乎真的已经不多了。所以，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先生在谈到叶嘉莹多年来在南开所做的一切时曾感慨地说：“叶先生是当今最后一位具有贵族精神的女性文化人。与叶先生谈话，可以使人鄙吝尽消。”这应当是对叶嘉莹最为切当的评价了。

3．责任：高枝珍重护芳菲

在为研究所的生存而奔波的同时，叶嘉莹一直没有放弃的还有她的另一个理想，那就是：恢复和发扬古典诗词传统要从儿童抓起。提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就主张读经。叶嘉莹认为，《论语》、《孟子》中讲的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能够熟读当然最好，但其实更应该注意到古典诗词在这方面独特的功效，那就是它有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历史上所有真正伟大的诗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他们的性情、品格、怀抱都是把儒家理念融会于自身而进行的一种生命的实践。所以在千百年后，他们的诗词仍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兴发感动从而产生共鸣，而不会使人们产生枯燥或说教的感觉。尤其是对儿童，如果从小就培养他们学习和背诵古典诗词，使他们从小就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有一种心灵的交流，那么在无意之中也就陶冶了他们的性情和品格。叶嘉莹由她自己从小学诗的感受深深体会到，我国传统教育中让儿童从小就大量背诵的方法绝非没有道理。因为人在成长的时候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并不同步，儿童时记忆力强，长大后理解力强。一个人应该趁记忆力强的宝贵时间多记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理解没关系，长大后自会理解。现代教育过于急功近利，往往只偏重智性的知识教育而忽视感性的直觉教育。其实，这感性的直觉教育就是培养人的一种“兴发感动”的能力，有了这种直接感发的能力才能够产生创造性的联想。这种能力学文科的人需要，学理科的人也需要。因为一个缺少直接感发和联想的人，永远也难以跻身科学发明创造的最高境界。因此，叶嘉莹很早就有一个想法：一个人到读大学和研究所时再背诵古典就晚了，应该在小学和幼儿园里专门开设一门课程来给孩子们打下这个基础。叶嘉莹给这门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古诗唱游”。所谓“唱游”就是说，它对小朋友来说应该是一种有趣的唱诵古诗的游戏，而不是一种新的课业负担。

其实，叶嘉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陆续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尝试了。她曾经给温哥华的华裔留学生子女办过儿童古诗学习班，那些当时只有三到七岁的孩子们，对学习古诗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主动性。他们不但都学会了简单的古诗吟诵，还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写出了一首虽不协律却极富童趣的五言诗。90年代初叶嘉莹在天津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当时天津电视台曾制作了录像在教育节目中播出。1993年，叶嘉莹撰写了《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一篇长文，在结尾处她说：

希望中小学的教师们，或者目前正在师范学校肄业以后将从事中小学教育的青年们，能够首先学会吟诵，如此则自然可以在教学中以口耳相传的吟唱方式，使吟诵的传统能在下一代学童中扎下根来。……这种兴趣的养成，我以为无论是对学文或学理的人而言，在以后的学习中都会有相当的助益。

天津当年有一个13岁升入北大后来又进入哈佛的天才儿童田晓菲，她的父亲田师善先生就是从小培养她读古诗的。1995年叶嘉莹与田师善合作编选了一本幼儿古诗选《与古诗交朋友》，该书附有每首诗的教读参考，还配有叶嘉莹朗读和吟诵的两盘录音磁带，于1996年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许多幼儿家长的欢迎。2000年，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的徐士平导演为叶嘉莹录制了一套教南开幼儿园的小朋友学唐诗与吟诵的录像，也曾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过。后来，叶嘉莹在台湾也曾录制和出版了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像。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对青少年普及古典文化教育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仅凭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因此，在敦促政府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叶嘉莹也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早在1988年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叶嘉莹就认识了赵朴初先生和他的夫人陈邦织女士。1994年底，叶嘉莹与陈邦织的堂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清词名家论集》时，叶嘉莹曾托陈邦炎问候当时正在医院休养的赵朴初先生，并谈到想要恳请赵朴老以其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为在全国普及对青少年的古典诗词教育做登高之一呼。赵朴初先生也很重视这件事，在翌年2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就与冰心、曹禺等九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提案。只不过，这个提案与叶嘉莹的主张在着眼点上还是有所不同：提案要求建立一个培养古典专门人才的学校，偏重于精英教育；而叶嘉莹的“古诗唱游”课则偏重于普及教育。叶嘉莹主张，在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还不是很重，升学考试的压力还没有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幼儿园大班到小学四年级之前的这五年时间里开设这门课程，循序渐进，先背简单的五七言绝句，然后背五七言律诗和古诗，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背古文和长篇歌行了。这五年，足够给小孩子打下一个比较牢固的根基，他们背下来的这些东西将终生受用无穷。

在进行了种种努力都没有产生很明显的效果之后，叶嘉莹不得已于1998年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封信经江泽民主席批转李岚清副总理，又经李岚清副总理批转国家教育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打电话到南开找叶嘉莹，但她此时恰好不在国内。后来，教育部就组织专家编了一套《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丛书，这套丛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晚清的古典诗词曲作品数百首，共分五册，一至三册是为小学生编的，第四、五册是为中学生编的，于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也许是部头稍大的缘故，这套书似乎并没有在全国中小学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中小学师生甚至还不知道有这套书。不过从那几年起，已经有一些中小学陆续开始在课余组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了。2000年，中华诗词学会在深圳召开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

说到叶嘉莹对吟诵的研究与提倡，虽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她留意与着手此事，却是由来已久了。叶嘉莹出身旧家，从小就习惯了吟诵，可是在台湾和海外教书多年，她却从来未曾在课堂上教过学生吟诵。其原因，除了当时台湾沿袭五四以来的风气对旧日吟诵不重视之外，更因为传统的吟诵既非歌亦非读，年轻人听起来觉得很古怪，而叶嘉莹那时又年轻腼腆，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间吟诵。但是她从自身学诗的体会和对吟诵的研究深深体会到，吟诵是一种声音的感发，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兴发感动的特点是有密切关联的，养成吟诵的习惯对学诗最有助益。20世纪6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偶然听过戴君仁先生的吟诵，认为戴先生吟诵的调子最正统最有规矩，最有益于后学。当时戴先生也只是兴之所至偶然为之，但叶嘉莹一直记在心里，70年代在北美的时候，曾特意写信到台湾，烦人帮忙到戴先生家里去请戴先生录下了一卷吟诵五七言古近体诗的磁带，这卷磁带就成了很宝贵的吟诵方面的历史资料。叶嘉莹也曾将之推荐给国内喜欢吟诵的年轻人，因此在互联网普及后，戴先生的这些吟诵录音在网上也有流传。后来叶嘉莹偶然在扬州听一些年轻教师吟诵，发现他们学的就是戴先生的调子。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认为这是自己在文化传承方面做过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传统的吟诵逐渐有了复苏之势。这种局面，与叶嘉莹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此事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不断冲击影响着新时代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很多人对金钱和物利发生了更大的兴趣。叶嘉莹回国教书几年以后，也渐渐察觉到国内的文化氛围和精神风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也引发了她内心的许多担忧和感慨，1983年她写了一首诗和一首词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高枝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蝶恋花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她把祖国美好的古典诗词和文化传统比作在高枝上芬芳开放的花朵，人们应该珍重地守护这些花朵。她不相信自己当年做出回国教书的选择是错误的，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回国教书，尽管现在大环境有了一些变化，但她对自己内心的信念却从未放弃过。她不忍心看到满林满枝的花朵就这样败落飘零，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说，只要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不会亏损。她一直有一个高远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可以付上自己全部追寻的努力，不论这个理想是多么遥远，实现起来有多大的困难，她从来不言放弃，而她晚年精神感情投注的所在就正是“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

1986年9月，叶嘉莹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第八个年头，迅速膨胀起来的外来经济文化浪潮冲击着刚从“文革”后恢复过来，却尚未稳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心。考“托福”，出洋留学，文人下海，学府创收等等，以其前所未有的魔力吸引着学府中的师生们。当叶嘉莹再度回到南开主楼102阶梯教室的讲台时，已经物是人非了。1979年初到南开时同学们喜爱古典诗歌的热烈气氛已经不复存在，她为此还曾用杜甫“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的两句诗来描述自己此时的感觉。一些同学开始要求她讲点“洋”的东西，研究生会在为她拟定的讲题中，明确要求最好带上些西洋文学的色彩，甚至有人公开向她发问：“学古典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叶嘉莹对古典诗词文化的薪火传承不免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不过，叶嘉莹还真的在以后的课上用起了西方流行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等“新批评”理论。然而她并非在简单地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而是要透过西方文学的光照，辨析出中西文学理论上的异同，希望能更加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到之处，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学中那些能够化育人生，过滤心灵，陶冶性情，淳化风俗的作用。1987年3月23日上午，那天还没打上课铃叶嘉莹就走上讲台说：“我想利用等同学去取录音机的这点时间，读一封我女儿的来信，我女儿和你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她的说法：

“‘我觉得国内二十多岁的人现在基本上与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明目张胆地做坏事的人虽不多，但嘴巴上、思想中不少东西都不正。我最近常想，中国人为什么似乎比日本人、犹太人容易学人家的坏处，而不学好？并且为什么中国人不去占外国人的便宜，却来欺负自己人……我以为无论哪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吃中国菜，打中国麻将……我觉得中国人基本上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也缺乏民族自信与尊严，就连自己做一个人的自尊与自信都没有……’”

叶嘉莹讲起她女儿对她说过的一些事：在加拿大郊外的草莓种植园里，一些中国大陆留学生把采摘后吃不掉，本该在出去时交点钱带走的草莓全都丢在园子里，以至于果园的主人再不允许中国大陆学生进果园；还有加拿大皇宫在每年国庆开放日都备有免费点心提供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吃，有些中国大陆来的青年人自己吃过后还要带给别人，甚至还有的人拿着这些点心争相与皇宫的主人照相……讲到这里，叶嘉莹的语调显得凝重起来，她说：“道德、品格是你自己做人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去守的。社会风气的改变，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开始，谁也不应把自己的不道德归咎于社会的腐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有位西方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我们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要承先启后，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如果中华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文明财富在你们这一代中损毁了，丢掉了，那你们就是这一代的罪人……”叶嘉莹不但如此说，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年逾花甲，已然退休的有生之年，要将历史文化断裂中两代人的责任一并担起。

叶嘉莹对诗词的热爱和乐此不疲的讲授仍然吸引和感动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天津师大的安易、徐晓莉、杨爱娣从1979年就开始听叶嘉莹讲课，后来也一直追随叶嘉莹，协助她整理了许多讲课的录音和录像，生活上也为她提供服务和照顾。像她们这样几十年下来一直追随在老师身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更可以见出叶嘉莹当年对她们的内心造成了何等的震撼与感动了。叶嘉莹在南开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以后，也陆续有哲学系、历史系甚至法律系和其他外系的学生报考，足以证明，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仍然自有其生命力，而叶嘉莹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本章撰稿：徐晓莉、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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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范曾先生的书画，除去此一幅南开中文系所赠的屈子图像因未在温哥华家中悬挂幸得保存以外，叶嘉莹温哥华家中还曾存有范先生的书画作品三幅，一为《维摩演教图坐相》一幅，一为《高士图》一幅，还有范先生书写叶嘉莹的水龙吟词一幅。此三幅作品竟于2010年12月1日凌晨，遭人窃去。同时失窃的还有台湾的台静农先生所书写的一副联语，与缪钺先生所书写的一首《相逢行》七言长古，皆被盗去一空。叶嘉莹痛心之余曾写有《物缘有尽，心谊长存》上下两篇长文，发表于台湾《联合报》（2011年7月27日、28日、29日；2012年1月26日、27日、28日）、《澳门日报》（2011年10月12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2日、21日）、《中国文化报》（2011年12月29日）、北美《世界日报》（2012年2月22日、23日、24日、25日）、中国《人民政协报》（2012年4月16日）。

第八章　要共词心证古今：词学研讨

叶嘉莹小时候是先学会作诗，然后才自修填词的。虽然她很早就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曾引起她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但她当时对《人间词话》所说的“境界”以及王国维特别欣赏的晚唐五代描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并无深入的理解。她也读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后来她回忆说自己当时之所以被打动，也只不过是因为其中所描写的感情“正是有文学气质的少男少女们，当知识初开，却蓦然发现人世间原来有着如许多的悲哀和缺憾时，一种经常共有的情思。”在家里或进入大学以后，她都随时有诗、词、曲的创作，后来在台湾教书她也同时开设诗选、词选、曲选的各种课程，还曾开过“杜甫诗”的专门课程，并撰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这也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从1960年代开始，她对词这种文学体式有了更大的兴趣，并经由对《人间词话》的理解与反思，重新认识和研析了历代包括那些颇有争议的词人及其作品，在1980年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和《迦陵论词丛稿》两部专著；1980年代，她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合作撰写了探讨中国词史的著作《灵谿词说》，那是一次难得的合作，全书的体例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特点，令人耳目一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研讨中国传统的词学，出版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一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1990年代，叶嘉莹的兴趣集中在清词方面，她继续与缪先生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一书，同时又与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了《清词名家论集》，后来她自己又出版了《清词丛论》这部专著。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词学和词的发展历史的同时，叶嘉莹也一直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美感特质有极大的兴趣，那也恰好可以回答她早年为什么把兴趣都集中转移到词上面来这个问题。1993年她因为研究朱彝尊的爱情词，于是提出来“弱德之美”以概括词在美感方面的特色，后来她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一看法。

叶嘉莹对词的喜爱以及在词中所获得的感动和启发，与她自己的天性有关，与她在天性中对于人生的追思反省，对于人世的感受关怀有关，她的词学研讨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人生，关乎社会，而尤其关乎她本人的人生体验和修养境界。1987年与缪钺先生合作完成了《灵谿词说》，叶嘉莹曾经写了一首诗：

《灵谿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湲一脉灵谿水，要共词心证古今。

叶嘉莹特别欣赏那些独具“词心”而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和理解的词人，常常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共鸣和感动，她认为“词心”甚至可以映射出古今的人性和历史，她在文学史中一向被人们轻视的小词之中，看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这是她全部词学研讨的真实意义。

1．人间境界：遗音沧海如能会

叶嘉莹最早的一篇论词的文字是1957年所写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评赏的是王国维的词。而她对于词学的研讨也是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的，她的词学始终和王国维维系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世学人中，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她回忆说当年她的伯父也和王国维一样在民国初年仍然留着长长的辫子，所以她看到王国维的照片便觉得很亲切。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的，其实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真诚著述的态度，以及其淳正的人品，还有在涵濡静敛之中也仍然时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些都符合她本人关于为人与为学的态度和理想。

叶嘉莹小时候读《人间词话》虽然似懂非懂，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标举为有“境界”的五代、北宋时期的那些短小的令词，她当时已经能够读懂和欣赏了，虽然王国维所说的一些论词的话她还不能够完全理解，然而却带给她一种直觉的感动。与近代其他的一些词评家比起来，叶嘉莹当然更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他所称颂的词作了。在大学里，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对王国维也十分推崇，经常援引王国维的说法，还专门讨论过《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有一次叶嘉莹偶然读到王国维的几首《蝶恋花》，得知原来《人间词话》的作者自己也写词，而且写得缠绵哀感，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于是她就去图书馆翻检王国维的全集，这才知道王国维写的词数量很少，他后来放弃了早年耽研的哲学与文学，转而致力于史地考古，而且竟然正当盛年就在颐和园自沉了，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叶嘉莹，也成为她后来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基本动机。在台湾教书时，叶嘉莹曾经用《人间词话》来启发学生们对文学与诗词的理解和认识，《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就是为了解答学生的疑惑而写的。后来她还写过一篇《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之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的长文，从温、韦、冯、李四位词人的时代先后正好与王国维对他们的评价之次第相反这一点，叶嘉莹看到了小词的意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拓展和深化了王国维的看法。而她全面系统地研究《人间词话》，则是在1970年代来到北美开始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以后。

叶嘉莹1970年代撰写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人间词话》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做了条分缕析的系统探讨。不过那时她既未完成词史的梳理，也没有着手从词学反思上探讨词体的美感特质，因此对“境界”的理解主要依据了《人间词话》中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一则，强调“境界”在于能传达真实的感受。1980年代叶嘉莹与缪钺先生合撰《灵谿词说》，对唐宋词史作了梳理，并参考西方文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做了深入的反思，这时她所获得的关于“境界”说的“新理解”转而集中在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两则词话上，从而突出了“境界”作为王国维对词之特质之体认的内涵与意义。她说过去“讨论《人间词话》的人，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境界’一辞之一般性的义界，及对于‘造境’、‘写境’、‘有我’、‘无我’与‘优美’、‘宏壮’等问题的探讨，如此所得的结论往往只是对文学及美学方面的一些一般性的观点，而对于王氏标举‘境界’来作为评词之术语，其所意指的对于词之特质的一种体认反而忽略了”。所以从这个崭新的思路出发，叶嘉莹援引了“要眇宜修”与“在神不在貌”两则词话来说明王国维对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她以为“‘境界’一辞虽也含有泛指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普遍含义，然而却并不能径直的便指认为作者显意识中的自我言志抒情之内容，而乃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

1990年代以后，叶嘉莹对词体美感特质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修正和补充了王国维的说法，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词中的“性别文化”、“弱德之美”、“儒家修养”以及“世变历史”等问题上，此时她已很少再援引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似乎让人觉得王国维对她已然自成体系的词学理论并没有发生什么更大的影响。可是当人们把注意力从那些表面的理论借鉴、学术研讨上移开，便会发现：叶嘉莹从少年时代对《人间词话》那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以及对王国维词中悲苦之音的共鸣，到1957年写作第一篇论词文稿《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其中所表现的对王国维那种“哲人之悲悯”的“寂寞之心”的深切体认，再到1989年在《论王国维词》中提出“想把近年来我对传统词学和王国维词论所做的理性的研析，与我过去对王国维词的一点感性的偏爱结合起来，为自己多年来对古典诗词的评赏建立一个自我的模式”，王国维对她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影响当然并不仅仅局限在《人间词话》和“境界”说，甚至《人间词话》本身，在叶嘉莹那里，作为理论文本的价值也要小于其作为心灵文本的价值。这些年来叶嘉莹所获得的关于词体美感特质之形成与表现的诸多认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王国维了无关涉，其实也都结合了她早年对王国维之体认的影响。

叶嘉莹以为王国维读词真正有自己的心得，他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要故意弄一个新奇的理论来炫人耳目，而且他自己所写的《人间词》更开拓出了“哲化之词”，即在小词之中表现反省与哲思的一条崭新的途径，只不过很可惜这条途径很快被新文学的浪潮给截断了，无人继起，但是王国维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王国维的词集和词话都以“人间”为名，他的诗词中提到“人间”的句子更不计其数，他是一位辗转以“人间”为念的词人，也是一位辗转以“人生”为念的学者，他的追寻和求索都是想要回答人生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这是他不同于一般职业学者的地方，也正是叶嘉莹最欣赏他的地方。虽然叶嘉莹对他的“境界”说也有批评和修正，对他“清者”的道德观念和人生选择也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就同具“人间境界”一点来说，他们对于人生的深刻反省与追问，对于人世的真诚感受与关怀，透过他们的为人与为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4年叶嘉莹8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给她写的诗中有两句：“静安如有灵，海宁起潮汐”，表示叶嘉莹虽然没有和王国维见过面，但却是彼此异代相感的知音。叶嘉莹自己也曾写过“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的词句，她始终相信在天地之间，即便时空远隔，诗人、词人也总能找到与自己共鸣相感的知音，而她和王国维之间，大概可以说是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

2．词苑灵谿：几人知赏得同时

1981年4月，叶嘉莹赴成都参加在杜甫草堂举办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在会上她结识了前辈学者缪钺先生。早在1940年代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之时，叶嘉莹就曾读过缪先生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诗词散论》，她认为那是继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后又一本带给她很大启发和感动的评赏诗词的著作：《人间词话》是在她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开启门户的一把钥匙；《诗词散论》则在她有了一己的评赏能力后，使她获得了更多的灵感与共鸣。这两本书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在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体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但是叶嘉莹后来辗转漂泊到台湾和海外，从未想过还能遇到《诗词散论》的作者，这次开会能够遇到缪先生，自然是很兴奋的。而缪先生也恰好刚刚读过叶嘉莹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论词丛稿》，对这本书极为赞许，认为这本书也颇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只是从行文上看，他原本以为《迦陵论词丛稿》的作者是一位男性学者，后来读到作者评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部分，才想到这位学者应该是一位女性。因此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彼此推赏，互许知音了。

1981年与缪钺先生（中）在杜甫草堂合影（右为金启华）

前来开会的时候，叶嘉莹为了“入乡随俗”，特意换上了朴素的人民装，但是她在开会当天发言的时候，发表了一通她曾在《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中提出来的，关于时代与作者之关系的见解，认为杜甫生当可以集大成的时代，而他也有可以集大成的才华和容量，没有辜负他所生的时代，所以才成就了伟大的“诗圣”。而太康时代本来也可以说是从古朴到华彩的一个文化转折的时代，且政治国情也有不少可悲慨之处，但太康诗人却在才华和容量方面有所不及，未免辜负了所生的时代。当时国内学术界因为深受“文革”和阶级斗争思路的影响，还很少有人像叶嘉莹这样来考虑文学史的问题，而且她的口才也极佳，感情也很投入，与会者顿时感到了一股久违了的清新的空气，缪先生也受到了感动，在会间休息的时候他给叶嘉莹背了一首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¹⁾

当叶嘉莹面对和评赏她所景慕的古代诗人的时候，她是很能放开自己说最真诚的话的，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不免“忽发‘狂’言，语惊四座”，而缪先生对此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认为叶嘉莹“亦狂亦侠亦温文”，应该是说她在“狂”、“侠”之中颇有男子的丈夫之气，而这并不遮掩妨碍她温雅文秀的女性本色。会议期间，缪先生每天都让自己的孙子缪元朗邀请叶嘉莹去他那里谈诗论词，会议结束前，他作了两首七言律诗送给叶嘉莹：

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岂是蓬山有夙因，神交卅载遽相亲。园中嘉卉忘归日，海上沧波思远人。敢比南丰期正字，何须后世待扬云。莫伤流水韶华逝，善保高情日日新。

会议结束后叶嘉莹就要返回加拿大了，4月27日，她去缪先生家中辞行，一进门就看见缪先生正伏案展纸作书，原来那是缪先生在给她写信了。缪先生很高兴地把没有写完的信拿给她看，其中曾有“真识难逢”、“钟期之赏”之言，使叶嘉莹极为感动，后来她在返航的飞机上就也写了两首送给缪先生的诗：

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何期瀛海归来日，得沐春风锦水滨。卅载沧桑人纵老，千年兰芷意常亲。新辞旧句皆珠玉，惠我都成一世珍。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纵然漂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

一个月以后，叶嘉莹在温哥华收到了缪先生给她写的那封信，也就是在这封信中，缪先生以清朝两位学者汪容甫和刘端临订交的事相拟，提出来要和她合作撰写评论诗词之研著的愿望，原信如下：

嘉莹先生史席：

别来半月，想文旌已安抵加拿大矣。月前蓉城小聚，如接神光，委宛论心，情澜不竭。钺孤怀涉世，久叹沉冥，真识难逢，期诸梦寐，不意迟暮之年，竟获钟期之赏，而英气灵襟如左右者，尤平生蕲向之所在，私心庆幸，庶几庄生所谓万世旦暮之遇矣。嘉会难常，骊歌遽唱，中怀怅惘，怳若有亡。昔汪容甫与刘端临闻名而思，既见而相许，不数日而遽别，离索之感，愔结于心。容甫与端临书曰：“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离别之故，又不足言也。”循诵斯言，聊自解慰，并愿与左右共勉之。

前者赠诗之第六句，拟改为“志托幽兰谱素琴”，用“幽兰”曲名对“漱玉”词名，较为工稳，且与“琴”字有关联也。（秋后先生返抵京津时，当再用毛笔补写此诗寄上）

迩来每日拜读大著，如聆娓娓清谈，虽远隔沧溟，而亲如觌面。文中精义胜解，均用朱笔标出，以备为尊著撰序时可以含英咀华。所撰序文，拟取名为“迦陵丛稿题记”，不知恰当否？“题记”当精心结撰，想可为吾二人珍贵之遇合留一纪念。然仅此犹未足也，如蒙不弃，愿相与合作，撰写评论诗词之书，庶几如容甫所谓“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尤所欣盼者矣。

四月廿七日上午，先生于飞航之前，匆促之际，辱临舍下话别。虽喜出望外，而亦在意中。灵犀之通，常情难解，感激之意，非可言宣，古人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虽死可以不恨。”愿为嘉莹诵之。

旧作十余首，录奉清娱。惟冀秋风暂起，重返京华，则形神更觉相近矣。临颖怅悒，不罄所怀。肃此，

敬颂

吟祉

缪　钺拜上

5月12日

尚有数事相告：

“题记”内容，除阐发尊著中评论诗词之精义要旨之外，尚拟兼论大作诗词之美以及左右之襟怀志量（如爱国忧时之思、成育人才之志），最后则叙殷勤相契之意。此种安排尊意以为何如？

大作西安纪行诗中“天涯”一首，拟采入“题记”中。有两个字，似可改易。“北斗京华有梦思”句中之“有”字，可改为“系”；“还乡值此中兴时”句中之“值此”二字，可改为“恰值”。愚见当否，请赐裁酌。

以后尚拟陆续选录旧作诗词，寄奉尊处，以留永念。

从中可以看出缪先生对叶嘉莹的确极为欣赏，许为忘年知音。1981年6月2日缪先生又给叶嘉莹写了一封信，对她论学的特点有精到的评价：

嘉莹先生史席：

五月十三日曾寄一函，十五日接到惠寄诸珍品，于十八日又覆一函（过迟恐您悬念，故即作覆），谅均蒙清览。六月一日又收到赐寄尊著《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一册，谢谢。

我尽半月之力，研读尊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谈诗》三书（新寄来之书，尚未遑细读），甚为钦佩。草堂小聚，未能畅谈，止是心情上之契合，细读尊著后，更得到理智上之深知。窃以为尊著有下列几种特长：

一、知情兼胜。论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文学批评，在精严的分析论断之中，蕴含着深挚的感情，对静安由欣赏、倾慕、惋惜以至于反省，标志着自己思想之转变，使读者想见作者之为人，宛如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大晏、梦窗，也显示出胸怀宽恕，对古人处境之同情。总之，尊著在理性论析之文章中，显示出诗人之气质与襟韵。

二、中西贯通。嘉莹不但精熟于中国传统之诗论，而且能采撷西方哲思文评之要旨，故能新义焕发，不主故常，能发扬静安先生未竟之绪。这一点，是我所自愧不如的。

三、思想开拓，态度平允。您是深造自得，独抒己见，摆脱世人思想上的羁绊，故衡论古人能切于实际，合情合理，如论梦窗、碧山之身世及其隐微矛盾之心情，平恕惬当，论王静安之死因以及对《红楼梦》之评价，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四、论析诗词艺术，精微透辟。这一点正是近来国内论者做得很少的，因为讲思想性可以套公式，而讲艺术，则非精熟于古诗词，且具有实践经验知其甘苦者不能言也。

五、谨严密栗。您所撰写的虽是文学评论，并非考证文章，但是论据确凿，无徵不信，并且在必要时也运用详密的考证方法，如“温庭筠的词集”、“关于梦窗的为人的几点值得论辩的话题”诸节以及考碧山出处等，并且勤力搜采到罕见资料，如日本东京文库之《延祐四明志》、哈佛燕京图书馆之清重刊宋本《嘉泰会稽志》等。此等处正可以看出您的冰雪聪明，无施不可。

总之，尊著所论，有的是我也曾想到的，但是不能像您阐发得那样精辟透彻，如在古代诗人中最推重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论温韦冯李四家词的异同高下，论静安死因等。这一类可以说是“实获我心”。有的是我未曾想到的，读后深受教益，如论析李义山《燕台》诗，论大晏、梦窗、碧山诸词；至于论述《人间词话》诸义解，我以前也曾模糊地认识到，经过您的科学分析，更觉晶莹明彻。这一类可以说是“使我心折”。（以上所谈，是粗略的，将来作“题记”时，当详加阐发。所论有未当处，或不是处，请示知。）

我觉得嘉莹实在是具有灵光英气的旷世奇才，希望您今后在诗词理论、中国诗评史、诗词史诸方面再多放异彩。

五月廿七日重游草堂，疏花依旧，人事已非，徘徊庭院，怅惘者久之，口占一绝云：“往事凄迷记，庭花晻蔼间。蓬山如梦里，何日彩云还。”此作另用诗笺写录，附函奉上。您的书札、诗词稿、赠诗等，我都珍藏箧中。时时展读，有如觌面。

尤有可异者，近数年来，我因视力衰损，意兴阑珊，诗思文心，颇觉枯涩。自从亲接光仪，饫闻清论，研读尊著，吟诵佳章，宛如冬树逢春，顿增生意，文思汩汩，如源头活水之来，此则私心引为庆慰者也。

旧作诗词十余首，录奉吟正。专此，敬承

著祉

缪　钺拜上

6月2日

信封上的邮票，请剪下寄来，小孙元朗喜欢集邮。

从1982年到1986年，缪先生与叶嘉莹合作撰写《灵谿词说》，用论词绝句与现代论文相结合的新颖形式评论历代的词人词作，该书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他们又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这两本书无论在中国词学史上还是在他们知音见赏的学术情谊上，都是极值得纪念的。

3．理论：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

叶嘉莹半个世纪以来的词学研讨涉及到文学、文化与历史，著作丰富，范围广泛。她写作论词文字的风格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由早期的以主观感性为主并带有个人的投影，渐而变得客观知性，并最终结合了以上两种倾向的特点与长处，形成了她独树一帜的论词风格。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借以反思检讨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这些著述为中国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和学术界趋新求变的文化思潮。因为叶嘉莹自己对中国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所以她在援引西方理论时可以左右逢源，应变随宜，而没有把西方理论当成公式套用到古典诗词的评说解读上来，而那是与当时以及后来很多惟以追求尖新生涩为尚，喜欢套用外来理论的批评家们完全不同的。叶嘉莹所援借的西方理论都只是作为阐释、传达中国古典文学生命的辅助工具而已，因为她深知无论多么体大思精的理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下，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描述和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尤其是其中那些关于“感发生命”的更为内在和基本的质素。坚持传统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是拟不于伦，而崇尚现代主义的人又可能仍嫌她之运用西方理论不够尖新全面。1990年，叶嘉莹写了《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一篇长文，这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她不仅援引了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还联想到中国禅宗在修行证悟中的一些说法，更结合了她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及体验，来综合说明她对纳兰词的看法，文章最后她写了一首诗：

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

苏东坡在《文说》一篇中说自己写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叶嘉莹论词的文字风格各异，融汇古今，但她不只是要追求文辞、章句的优美和工整，而是意在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她在中国的小词之中读出来的，那种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的生命。

大凡严肃的学术研究，总会对现实形成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力量，这是其区别于一般肤浅、鄙俗之作或附庸、粉饰之学的重要指标。叶嘉莹1960年代编撰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包含了她对当时台湾“现代”风潮的关心和忧虑，1970年代撰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也寄寓了她对传统和现代知识人在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问题上的深刻反省，在关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讨论中，她还将陶渊明、李后主、贾宝玉、王国维放在一起，检讨了中国旧传统中读书人感情心态的某种缺陷，进而联系不久前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做了深刻的阐发。这些都是她在学术中寄寓的自己对于现实的关怀，她的词学研讨中也处处流露着这种关怀，这可以说是她的词学研讨作为“为人”之学一面的特色。

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叶嘉莹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时改革开放不久，自由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出版这本书，是当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一力坚持，才促成了它的顺利出版的。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词学》（第二辑）刊物在其“新出词籍介绍”一栏里介绍叶嘉莹的这本书时还特别强调：“不过作者所运用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学理论来衡量，恐怕还有某些观点可以商榷。”1980年出版时，叶嘉莹为自己的这本专门论词的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后叙》，她在《后叙》中说：

不管是由于何种机缘，我是选说了一些很容易被一般人认为不够完美的、有缺憾的作者和作品。而另一方面，则我又曾提出了诗歌当以感发生命为主要之质素的说法……诗歌中这种感发之生命，原来也可以具有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这种本质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第二在其品质的厚薄高下，而并不在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是何种情事……我以为真诚才是一切善德的基础，而虚伪则是一切恶德的根源，这不仅在伦理方面的价值是如此，在文艺方面的价值也是如此的。如果我们撇开了诗歌中发自于真诚纯挚之心灵的感发生命不予重视，而去空谈社会伦理的价值，那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便会造成一种伪善的连锁反应，表面上所倡言的虽然似乎是善，而其实却养成了一种相欺以伪的作风，如果就其对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则堕人志气、坏人心术，可以说是莫此为甚。……近来常听人谈到中国这一代年青人因受到过去这些年灾难的影响而产生了信念的危机，当青年人对于一切旧的道德教训和新的革命理想，都失去了信心的时候，诗歌中这种感发的质素，对于读者的心灵所可能产生的激励感发的作用，当然就更加值得重视了。

由此正可以见出叶嘉莹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她欲藉诗歌与文学来帮助新时代的青年人找寻失落的自我，实现个人价值重建的长远眼光。在主要完成于1980年代前期的《灵谿词说》一书中，叶嘉莹与缪钺先生合作评论了历代名家的词人及其作品，除了用文学史的眼光对他们各自的风格、成就做客观的衡量以外，他们也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作品中所呈现的作者的品格、修养、怀抱、境界，叶嘉莹更在《论辛弃疾词》一文中提出来一个看法，她认为：真正伟大之诗人“乃是以自己全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这不仅提升了文学史一般仅从文学成就立论的标准和眼光，它的现实寓意也是很明显的：诗歌不应该只是才华的流露或技艺的炫耀，不应该只是漂亮的文字和语言，而应该是诗人用以实践人生、完成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一种整体生命的呈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主要借用西方理论对传统词学做了反思和检讨，1990年代她又援引女性主义文论对词中双重性别的美感特色做了分析和说明，然而这些理论探讨的目的，都只是要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小词之中所蕴含的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生命，和词人们在其中所流露、呈现的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

面对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浪潮中人心在金钱物利之中的迷失与堕落，叶嘉莹也在她的词学论著中表达了忧虑和感慨。她特别欣赏清代经学家也是词学家的张惠言所写的五首《水调歌头》，认为其中表现了传统士人的儒家修养，可是她说：“如今则时移世易，在竞相争逐的社会中，是否仍有人能欣赏张氏这五首词中所写的这种学道自足之境界，则难乎其不可知矣”，哀慨之音，尽在言外。

4．弱德之美：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

1993年叶嘉莹在讨论朱彝尊的爱情词时对词的美感共性提出来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看法，她说：“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回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花间集》中男性作者经由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是一种‘弱德之美’，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其后在1998年所写的《〈荔尾词存〉序》中她又将“弱德之美”结合中国“士”的文化传统加以申说，认为那“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其为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叶嘉莹多年词学研讨的心得，她欣赏的都是词中有“弱德之美”的作品，此一类词都特别能引起她的共鸣和感动，这和她的为人天性以及人生体验有关，正显示了她词学研讨作为“为己”之学一面的特色。

叶嘉莹长于燕京旧家，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她对于“旧道德”中感情上的体会坚持一方面来自传统的教育，另外也受到天性方面的影响。作为女性，儒学经典中对她发生影响的内容脱除了出仕治平的方面，集中在了返己修身之上。叶嘉莹开蒙所读的是《论语》，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却对于书中所记述的人生修养颇有一种直观的好奇的向往”，即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对责己修身的强调，与她后来认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以及总结自己性格方面“主诚”与“认真”的两点特色有密切的关联；再比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轻物质重精神的态度，对她之形成“完美的持守”的观念，亦有明显的影响；还有她常常谈到的，她幼少时对《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一点灵心的触动，应该都对她后来超越苦难，忘我地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发生过作用；而对于道家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虽然叶嘉莹是在历经忧患以后才有了一点体悟，但从她早年所写的“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咏怀》 1941），“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 1942）来看，鹏飞无待的境界也曾在她少年的心灵中引起过触发和向往。

叶嘉莹天性中有一种细微深挚的感受与关怀，从她早年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比如她最早的一首《秋蝶》所写的“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在沦陷区北平的晚秋，单衣强舞的蝴蝶，让人联想到生命落空的悲哀，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似乎是世乱之中的另一份纤细的感受，像“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小紫菊》 1939），“惊飞乌鹊欲何栖，四望寒霜满林薄”（《秋晓》 1940），就都是以少年的锐感写出的一点珍重未死的诗心。叶嘉莹身经国难，但并未在诗词中做直接的抒写，而是在对那些弱小且美好的悲剧事物的感受关怀中更多地流露了自己天性中的某种品质。她在1941年的《蝴蝶》诗中写到：

常伴残梨舞，临风顾影频。有怀终缱绻，欲起更逡巡。漫惜花间蕊，应怜梦里身。年年寒食尽，犹自恋余春。

这里的“临风顾影”、“缱绻逡巡”，虽不及一般言志诗篇中的激昂慷慨，振奋人心，但那种在残破衰败、忧危患难之中所表现的“怜”“惜”“有怀”，犹自留恋，那种无论外在遭遇如何都不放弃的自我对于世界人生之一份投注的深情，其实更有普遍和根本的意义。因为无论就时代社会还是个体人生而言，兴衰代谢，忧患苦难都在所难免，而在摧伤挫辱之中，众芳将尽之时，仍然葆有一颗珍重要好，感激敬畏的心灵，不仅成为了度过苦难的一种普遍的持守的需要，而且还常常由这种基本的持守化生出人类情感中至为高贵庄严的品格。这种天性中最基本的感受与关怀，与叶嘉莹后来以“兴发感动”说诗，认为古典诗词使人“心灵不死”，更进而在小词之中看到具有弱德品格的美感，都有密切的关系。

大学生活中，叶嘉莹喜欢蹈空梦想，重视内心感受，忽视外在现实的天性让她获得了“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的评价。这一时期，她身经国仇家难，在恩师顾随先生那里体悟到了“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此身拼却似冰凉，也教慰得阑干热”的担荷的精神，而这两方面的天性与修养都曾对她之后几十年羁旅台湾及漂泊海外的生活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叶嘉莹到台湾不久即遭遇到“白色恐怖”和社会、家庭的多方面的苦难与不幸。这一时期的生活也被她后来回忆为“最为痛苦的一段心路历程”。但她“总是咬紧牙关承受一切折磨和痛苦，不肯把悲苦形之于外”，甚至“把自己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不仅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遭遇，而且外表上也仍保持一贯的和愉平静，就是夙所深爱的诗词，其创作中断亦有十数年之久。在阅读上，叶嘉莹也一度耽爱于那些“艰深晦涩和悲苦绝望的作品”。正是在精神、生活都遭遇到极大的痛苦不幸时，叶嘉莹全然未作任何争论与反抗，而是以“含容忍耐”的“妇女之美德”的持守，默然承受。这其间，她少小启蒙中所接受的儒家持守的修养，顾随先生“担荷苦难”的精神都发生了作用。但承受和持守只是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承受，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懦弱的道德观”，并非“弱德”，更难成其为一种“美”，所以另一方面则是在承受持守之中完成自己。那时叶嘉莹深契于王国维《人间词》中的悲观孤绝，但却也看到了他“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种完成不是现实的反抗，而是身处忧苦患难，仍然珍重和葆有天性心灵中一份修美要好的品质；又因为是“完成自己”，所以首要“真诚”，诚于自己灵明的本性，而当这种苦难之中的“完成”成就为一种理想与力量时，自己则可以进入“无待”的境界。叶嘉莹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风格使她的诗词课闻名全台湾，她对诗词的体悟也正是伴随着她的生命成长起来的，她在自己的诗词人生中体验到了莫大的安慰与幸福。

及至去到北美以后，叶嘉莹对于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仍然独力承担，而文化心理上失根的感觉也常常袭来。在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时，她还对伯夷、申生这些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深致敬赏。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时，叶嘉莹将申生的“弱德”概括为“在自己的承受、忍耐、牺牲之中”产生的“一种力量”。回国以后叶嘉莹奔波各地讲学，正是在“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课堂上，她兴会淋漓，触绪发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再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同时，她也对顾随先生所说的“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有了真正的体悟：“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小我生命的狭隘无常以后，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无生”、“悲观”看似源于佛教禅悟，但那种在自我的承受牺牲之中所隐含的理想与力量，其实与顾随先生所说的担荷的精神，及叶嘉莹弱德的品格更为接近，它们都在人生的忧苦患难中产生，而且最终超越了一己的悲哀变得深刻丰富起来。也是在这种“超越”的体验中，叶嘉莹对《庄子》“逍遥无待”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悟，更加不辞劳苦地为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忙碌着。在晚年所写的作品中，她所要表现的就都是一己对“诗词道路”之坚持的，出于真诚无待而做出的选择了。

支撑叶嘉莹走过忧苦患难的，正是一种“弱德”的天性与修养，而她责己待人的态度，还有通过一己诗词道路之选择而体验到的自足无待的境界，使“弱德”成就为了一种美感，叶嘉莹的人生所呈现的就是“弱德之美”。1980年代，叶嘉莹写过一首《朱弦》诗和一首《鹊踏枝》词：

天海风涛夜夜寒，梦魂常在玉阑干。焦桐留得朱弦在，三拂犹能着意弹。

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

“玉宇琼楼云外影”是高贵光华却又漂泊无依、迷离惝怳的所在，是姮娥自古居住的地方。她之“孤另”地承受“高寒”、“霜露”，并不出于高自标持的用心，而是天性使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亦如陶渊明所写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她对于寂寞与苦难有深刻的体认，却并不因此背弃自己修美要好的天性而从流于世俗，只要“焦桐烧未竟”，自己还要“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这种承受与持守中的天性理想，就是一种“弱德”。但在一己“弱德”的持守中，却能够“恍闻天籁声相应”，获得一种自足无待的体验，从而使“弱德”终能成就，而且化生出了一种“弱德之美”的美感。

（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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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第九章　天池若有人相待

晚年的叶嘉莹仍然在太平洋的两岸不辞劳苦地往返飞行，她每年9月从温哥华飞往北京，再乘车回到天津的南开大学，次年3月则再从北京飞返温哥华。十四小时的长途飞行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考验，何况叶嘉莹已经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了。1981年，叶嘉莹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

一九八一年五月下旬，自加拿大西岸之温哥华飞赴东岸之哈利法克斯（Halifax）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会后至佩基湾（Peggy's Cave）观海，有怀乡国，感赋一律。

久惯飞航作远游，海西头到海东头。云程寂历常如雁，尘梦飘摇等似沤。谁遣生涯成旅寄，未甘心事剩槎浮。朅来地角怀乡国，愁对风涛感不休。

那时她不过57岁，虽然已经开始利用假期回国教书，但那与她在“谁与安排去住心”、“余生何地惜余阴”（《向晚》 1978）的沉吟寻思中所表达的情怀愿望，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她的乡愁也依然浓重。现在时间又过去三十几年之久了，当叶嘉莹再读到这首陈年的旧作，一定会与三十年前的自己有更深的共鸣。“云程寂历常如雁”，叶嘉莹频年的往返飞行常常都是孤身一人，还携带有沉重的书籍资料和随身行李，一切都是她自己独力完成。而她之所以如此坚持其初心和信念，真正能够理解体会的人其实不多，这才是所谓“寂历如雁”更深一层的意思。“尘梦飘摇等似沤”，叶嘉莹内心之中一直有一份追寻，有一份期待，可是她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忧苦和患难，在那似尘如梦的人生之中，她就好像飘摇海上的鸥鸟一样，承受着风吹浪打，而她的追寻期待究竟能否实现和完成，在当时看来还有不小的疑问。“谁遣生涯成旅寄”，命运安排她羁旅台湾，漂泊海外，所谓“一身萍寄，半世艰辛”，而她自己却“未甘心事剩槎浮”，她不甘心自己的年华生命都在羁旅漂泊之中耗散落空了，她要找到一个真正足以寄托停留的所在，可是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2010年3月叶嘉莹还留在南开时，温哥华的友人问起她返加的日期，她那时正在病中，于是就写了一首小诗作为答复：

病中答友人问行程

敢问花期与雪期，衰年孤旅剩堪悲。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

她此时已经86岁，对于人生早已是甘苦遍尝了。温哥华现在是天地闭藏的雪季，还是千红万紫的花时，叶嘉莹自愧不敢问讯，因为她风烛残年的余生所剩下的，真的只是“衰年孤旅”而已了。在这个世界上，她真正认同的是自己北京四合院的老家，那是她成长和生命的根，而这个老家早已不复存在，北京的两个弟弟也都早已过世了，她居住了几十年的温哥华，丈夫也已经去世了，两个女儿一个早因车祸逝世，一个远在东部，目前家中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所以她才说“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无论在眼前的天津还是彼岸的温哥华，她都只不过是一个客子而已，既然没有家，就无所谓“归与不归”的问题了。因为这首诗是在病中写的，“剩堪悲”的语气中不免过于低沉感伤，但叶嘉莹迟暮之年的人生体悟和情意怀思却并不止于“衰年孤旅”的悲戚自伤而已，她也同时为自己找到了“向上一路”。近年来随着年岁越来越大，叶嘉莹开始有回国定居的打算，她以为古典诗词与文化传统的根基血脉始终在国内，而承前继起和孕育新生的希望则在今日的青少年以及儿童的身上，这是她选择回国定居的主要原因。天津的气候环境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和享有“世界花都”美誉的宜居城市温哥华相比，叶嘉莹的这一选择也显然不是从个人养老方面来为自己谋求考虑的。事实上，不仅她心中的故乡是精神意义上的，她梦中的家园也绝不在某个具体的地点。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说：“基本上，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陌生的访客。真正的故乡是由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精神上的故乡，以及遥远思慕之处奇妙糅合而成的综合体。” ⁽¹⁾ 叶嘉莹魂梦之中的故土家园正是这样一个像陶渊明所说的，足以让自己“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地方。

1．迦陵：何惧扶摇九万风

叶嘉莹晚年并没有一般老人闲居坐享的清福和快乐，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她都尽量接受各种讲学与活动的邀请。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她又躲进U.B.C.大学亚洲图书馆自己那间窄小的研究室，开始研读和撰写新的论著。她每天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的三明治和水果作为午餐，然后开车前往图书馆，开始一天的研读和写作。等到傍晚黄昏的时候，她才开车回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有强博士利用到U.B.C.大学访问的机会，曾经用摄像机记录下叶嘉莹一天的生活，那种孤寂和清苦的确是一般人难以忍受和坚持的。除此以外，还有更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一直到晚年，叶嘉莹的肩上还担负着家庭的责任。2007年夏天，她困于家事的愁烦忙碌，几乎一度放弃9月回国的计划，而且她自己也已是84岁的老人了，那几年身体不大好，常常生病，所以内心之中也颇有“来日大难”的忧虑和感慨。这年6月她在温哥华写了两首绝句：

连日愁烦以诗自解，口占绝句二首，首章用李义山《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诗韵而反其意；次章用旧作《鹧鸪天》词韵而广其情

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

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李商隐的诗说：“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 ⁽²⁾ 他说自己每天都在风沙之中奔走，所追逐的不过是秋风里的断梗飘蓬，而他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天池辽阔谁相待”，很可能是没有人在等待自己的，即便走到了，也不过是另一处孤独、寒冷、寂寞的所在而已，所以“日日虚乘九万风”，人生只能沉浸在失意落空的悲哀和困顿之中了。叶嘉莹以为像李商隐这样的传统士人的生平和理想，即通过考试、出仕做官来完成自己的这种追求和期待，都是有待于外，有待于人，自己的生命是等待别人来完成的。叶嘉莹小时候也读《四书》和儒家经典，受《论语》的影响尤大，但作为女性，她的理解和体悟集中在返己修身方面，而不在出仕治平方面，她一生所追求的都是一种自我的完成，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人生境界。她说“一任流年似水东”，她的“流年”还不是如一般女性那种“如花美眷，幽闺自怜”式的流年，而是现实的苦难与诗词的相伴所融汇凝聚而成的人生岁月。莲花虽然凋落了，然而“花落莲成”，就在它凋落的地方，孕育生长了莲蓬，莲蓬中结有莲子，未来还有可能开出新一代的莲花。叶嘉莹把希望寄托在后起的青年身上，如果他们的才华和理想果然是可以培养的，“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她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在等待着自己，为了这一份追寻和盼望，她不畏惧任何的困苦与艰难。第二首诗叶嘉莹用了自己2000年所写的《鹧鸪天》词的原韵，但也改变了原词的情意，原词说：

鹧鸪天

庚辰九月既望之夜，长河影淡，月华如水，小院闲行，偶成此阕。

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　　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

叶嘉莹对于一切的痛苦和不幸都含容承受，而且她相信人是在痛苦不幸之中才真正成长起来的，传说凤凰可以浴火重生，这就好像人的生命在历经了磨难考验之后，达到了一种自我的完成和全新的境界。叶嘉莹对于古典诗词中的感发生命和文化传统有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感情，她希望自己“柔蚕吐丝”，终能见到“天孙织锦”，这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这两首诗都是“连日愁烦”之中的自我宽解之辞，对于一个84岁的老人来说，不免故为壮语，而叶嘉莹内心之中其实还有更深隐的情思，于是一个月以后，她就又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梦窗词夙所深爱，尤喜其写晚霞之句，如其《莺啼序》之“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及《玉楼春》之“海烟沉处倒残霞，一杼鲛绡和泪织”等句，皆所爱赏。近岁既已暮年多病，更困于家事愁烦忙碌之中，读之更增感喟，因占绝句一首

已是桑榆日影斜，敢言辽海作蓝霞。暮烟沉处凭谁识，一杼鲛绡满泪花。

叶嘉莹很欣赏吴文英描写晚霞的词句，而她自己越是到了暮年，就越与吴词中的某些意境有了更深的共鸣。辽海上的蓝霞是美好的，但又是即将沉没的，因而叶嘉莹乃说：“已是桑榆日影斜，敢言辽海作蓝霞”，她现在已经是桑榆暮景，风烛残年了，可是她所留恋的还不是自己残存的那一点美好而已，而是她贯彻一生的对于诗词和文化的那一份相思的情意。相传海中有一种鲛人可以泣泪成珠，还能织就最轻最薄最美丽的鲛绡，吴文英用词人的想象说那是“海烟沉处倒残霞，一杼鲛绡和泪织”，鲛人用自己成珠的泪水和残存的晚霞织就了一杼珍贵的鲛绡，叶嘉莹以为吴词所描绘的正是她暮年的体会和心情，所以她说：“暮烟沉处凭谁识，一杼鲛绡满泪花”。一般人只能看到肤浅的外表，比如叶嘉莹在诗词和学术上有怎样的成就，可是谁能真正知道她的那些诗词和论著是在怎样的忧患艰难、痛苦不幸之中写就的？叶嘉莹所留存下来的寄托着她对于诗词和文化上相思情意的那些作品和论著，正是她的“一杼鲛绡满泪花”。

2007年10月在“初识南开”讲座上

叶嘉莹所体会的“足乎己无待于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关于她婚姻的不幸是她平生最不愿意也最难于在人前述说的，然而不论出于何种机缘和命运，她之在其中承受了痛苦和伤害则是真实的。她在写给友人沈秉禾先生的信中曾说：“一般女性皆莫不欲得一人以为依托，求人怜而不得，遂有自怜之悲，而我则愈在悲苦中愈不欲求人怜。即使我在平生遭遇大不幸之时，亦雅不欲在人前有所表露，此为差别之一。再则我并不停留拘限于小我一己之中，我对诗词感发生命之传承确实有一种‘盖棺事则已’的执着。你来函云‘毋须与天斗一日之长短’，所言诚是。我近年之所以不惜奔劳者，盖正因我自知时日已无多，是正有不得不斗一日之长短之不得已者在也。”叶嘉莹的确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幸，而她打破了小我的拘限，把自己的精神生命投注给了更加广远的文化理想，这也是一种“无待”。2008年5月，赵钟荪先生在温哥华去世，6月叶嘉莹写了三首七言绝句：

戊子仲夏感事抒怀绝句三首

回首流年六十秋，他生休结此生休。桑榆暮景无多日，漫说人间有白头。

每诵风诗动我思，有无黾勉忆当时。蓼辛荼苦都尝遍，阻德为仇信有之。

剩将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无埃。

从1948年3月结婚算起，叶嘉莹与丈夫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岁月，可她并未曾享受过一般人所羡慕的白头偕老的幸福，现在她自己也已是桑榆暮景，来日无多了，回想起六十年间的往事，还是不免有些遗憾和难过的。当她读到《诗经》上的“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想到当年结婚时赵先生正在失业生病、困穷潦倒之中，她真是抱着“黾勉同心”的愿望和丈夫一起离平南下，渡海迁台的。后来赵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被关，蒙受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叶嘉莹也曾遭受牵连，带着吃奶的女儿一度被关押拘询，但她一直想方设法打听丈夫的消息，在人前忍受着猜疑和议论。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叶嘉莹当年在艰难困苦中和后来在羁旅漂泊中为了辛苦持家所做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同心”的回报，对于这一点，直到现在她也还是觉得很难过的。但她的确没有“求人怜”或者“自怜”，她把自己相思的情意都寄托在了诗词和书卷之中，在承受所有哀愁痛苦的同时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持守，尽了一切应尽的责任。赵先生去世以后，叶嘉莹在写给南开弟子的电邮中回忆了赵先生临终前的情景：“他伸出手来要握手，我就也伸出手来与他相握，希望他走得平安。以前朱彊村曾有一句词说‘身后牛衣怨亦恩’，我现在可以说对此深有体会。”

叶嘉莹以为人在苦难之中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而如果一个人遭受了苦难，却只知道怨天尤人，自怜憔悴，甚至从此沉沦堕落下去，就白白经受了苦难，那才是更可悲哀的。在历经了人生的种种磨难以后，叶嘉莹对儒家“知命不忧”的修养和《庄子》中所说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有了真切的体会和觉悟。1980年，她曾写过一首《踏莎行》：

踏莎行

一九八年春，偶于席上遇一女士云能以姓名为人相命，谓我于五行得水为最多，既可如杯水之含敛静止，亦可如江海之汹涌澎湃，戏为此词，聊以自嘲。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无论是个人还是时代的苦难，现实还是精神的苦难，叶嘉莹一生都经历了很多，但她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自己在品格与理想方面的持守，没有放弃过自己应尽的一切责任。外表上看起来，叶嘉莹从大学时代的“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到台湾教书时期的羞涩拘谨，再到漂泊海外以至回国教书以后大家对她“共惊疏放异前时”，她的个性也曾有过不小的改变。但叶嘉莹的确有“如杯水之含敛静止”的一面，也有“如江海之汹涌澎湃”的一面，在这一“收”一“放”之间所不改变的，正是她的“寸心如水”。她是一个向内追求的人，所以尽管在局囿压抑之中，也能够持守自己。但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是，她外表个性的这种改变是在历尽了人生的多少忧苦患难以后才逐渐完成的。《庄子》上所描绘的“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姑射神人，还有陶渊明《拟古》诗中所写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的苍松，都从书中的典故和寓言内化成了叶嘉莹真切的人生体验。大家只看到她一向和愉平静的外表，而不知道她是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走过来的。叶嘉莹是在师生关系中体会到了平生莫大的安慰，1948年顾随先生对她曾有过“分明已见鹏起北”的期许，2007年她自己也写下了“天池若有人相待”的瞩望，在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承前继起中，叶嘉莹是可以“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而不避惧任何的艰辛与困难的。

2．荷缘：莲华凋处孕莲蓬

叶嘉莹的平生与荷花结合有不少的因缘，她出生在阴历六月，也就是“荷月”，父母告诉她那是荷花的生日，还给她取了“荷”作为小名，因此她从小对于荷花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而荷花，也就是莲花，是常常作为佛法妙谛的形象出现的。佛教讲“悲智双修”，叶嘉莹从小与荷花的这一份因缘，或许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慈悲与智慧的种子了。

叶嘉莹很早就对人世之间的生死无常有了认识，后来经历了抗战沦陷，父亲的远隔与母亲的去世，她对人生世象更是有了切身的体验。她天性从小就喜欢追索人生的终极问题，当知识初开，却蓦然发现人世间原来竟有着许多的悲哀和缺憾，叶嘉莹内心之中就引发了不小的困惑，也兴起了一种特有的情思。当时李商隐的一些七言绝句，就常常使她低回不已。比如“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似乎人生对于悲哀和痛苦无所逃遁，只剩下凄然长恨而已。再比如李商隐还有一首与荷花以及佛教有关的诗也深深留存在了叶嘉莹年少的记忆中：

送臻师二首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其二） ⁽³⁾

佛教以为人生苦海，大家都迷失在过去和未来无止尽的因果之中，懵然不悟。世界上充满了罪恶与苦难，而佛是拯救世人脱离苦海的，所以李商隐问：“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什么时候苦海中的众生都能得到度脱和接引，世界上的罪恶与苦难都能得到洗涤与救赎呢？这当然是佛教的说法。而叶嘉莹之所以被打动，除去这首诗用以表现的形象是莲花以外，就是它所描绘的理想。我们的世界果然有这样一个值得盼望的未来吗？叶嘉莹虽然很早就经历了与家人的生离死别，但她并不是一味耽溺沉浸在个人的悲戚痛苦之中，而真能以一身所受，推悯大众之苦，从一己的遭遇中看到了人世之间普遍的共相。因此从少年时代开始，叶嘉莹的个性就是很悲观的，而且是一种极深刻的大悲观，与此同时她的理想和誓愿又是极高远的，超越了个人的祸福与得失。1940年夏天，16岁的叶嘉莹写了一首《咏莲》的小诗：

咏莲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莲花作为佛法的象征，因此给人一种高洁的宗教的向往，仿佛是从一个彼岸的世界来到尘世之中的。而现实中，莲花又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它生长在淤泥之中，却能够不沾染人世间的一切尘埃与污秽，而保持自己的清洁。周敦颐说它是花中的君子，佛教则以为它象征了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度化与救赎。叶嘉莹小时候家里并没有宗教的信仰，她所受的还是儒家的教育，因此对于佛法是否能普度众生，心中仍有很大的疑问，但她对度化与救赎的宗教问题却由此产生了终生不衰的兴趣。儒家对叶嘉莹的影响仍是最重要的，其实更早在1939年，她还写过另一首咏竹的诗：

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叶嘉莹以为秋风中万物都凋残零落了，只有自己窗前的一丛竹子还青翠如昔，这是于心未忍的。她对万物有一种普遍的关怀，以为人生不止于独善，这正是儒家“君子”的理想。

大学里叶嘉莹受到老师顾随先生的影响，对佛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顾先生对佛学、禅宗有极深的兴趣和修养，上课常常谈到“自觉、觉人”，“自渡、渡人”的问题。叶嘉莹还读到老师用佛教题材谱写的，人生象喻意味极强的杂剧剧本《垂老禅僧再出家》与《马郎妇坐化金沙滩》。前者让她认识了“入网”才能“出网”，“入世”才能“出世”的修行智慧，后者则使她真正体会到佛法中为了救度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慈悲精神。《马郎妇》第一折开篇写道：

云幻波生但微哂，万人海藏身市隐。你道俺恋红尘，那知俺净土西方坐不得莲台稳。 ⁽⁴⁾

顾先生说，世间一切争名逐利的纷扰，在一个学佛修道的人看来，不过都是“云幻波生”，转瞬即逝。她就藏身在万人如海的凡尘市井之间，俗众们以己见论人，认为世间哪有人不贪恋红尘的，而并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人间的罪恶与苦难，堕落与迷失，心生悲悯，才离开了自己的净土莲台，走上了度化与救赎世人的修行之路的。1944年秋，叶嘉莹将自己所写的《摇落》与《晚秋杂诗》共六首七言律诗交给顾先生，老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批改她的这些习作，而是用原韵和了这六首诗。入冬以后，叶嘉莹再叠前韵又写了六首：《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其中第三首说：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她所写的这两组七言律诗，探讨的都是现实与人生的大问题，既有当时抗战沦陷的时代背景，又有表现整个人生的象喻意味。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北平隆冬的夜晚，狂风怒号，仿佛诉说着人世间的悲苦与哀怨。叶嘉莹每天走在上学的路上，随处可见冻饿而死的人，她自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是靠吃难以下咽的混合面才活下来的，这都是她所亲历的人间的苦难。“晴明半日寒仍劲”，好像有了一点胜利的盼望，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依然艰苦。然而叶嘉莹说“灯火深宵夜有情”，比眼前的孤灯和室中的炉火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心中有没有灯火，有没有热情与希望。叶嘉莹心中一直有一盏灯，所以她才说：“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这两句诗可以说贯彻了她的一生：既然选择入世，就要拼却担荷一切的忧愁与苦难，同时不沾染世间名利禄位的种种欲望。顾先生不欣赏“白袜子不肯沾泥”的人，常常教人不要做“自了汉”。叶嘉莹所说的“逃禅”也不是故作清高，隐居避世，而毋宁近乎一种“心隐”。她天性对于俗世的欲望没有兴趣，并不是要表现自己的清高，她所欣赏的是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她的“逃禅”不是避世的高隐，而是入世的修行，所以“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她要以出世的精神来完成入世的事业，而且她之选择出世、入世，也都不是从个人的得失利害来考虑的。至于这一份入世的事业究竟是什么，20岁的叶嘉莹尚不完全清楚，她当时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把传播中国的古典诗歌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更不会想到她从顾先生那里所传之法——以兴发感动来讲授诗歌，点燃了那么多人心中的灯火。在清楚地选择这份事业以前，叶嘉莹似乎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愁苦艰难的准备，“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生涯》 1943），她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尽其在我”的精神。叶嘉莹1979年回国教书，那时青年大学生的热情虽然很高，但由于经历了“文革”，他们古典文学的程度与修养甚至不能和叶嘉莹1940年代所教的中学生相比了。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大家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日渐低落，叶嘉莹虽然深以为忧，却从来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1944年的七律组诗中她还写过“高丘望断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桑”的句子，她从不放弃自己美好的初心与理想，即便没有桑田，她也要尝试在沧海之中耕种出一片桑田来。这些七十年前的诗篇，可以说正是她后来的人生实践。

佛教有“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之喻，人生的修行也正复如此。晚年的叶嘉莹自然已是“残荷零落向西风”了，可是她“秋莲摇落果何成”呢？她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莲华凋处孕莲蓬”。当年顾先生以她为传法的弟子，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现在她也寄望于青年学生，希望有人能够继续传递下去。佛教还认为，传法如同传灯，《维摩诘经》上说：

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 ⁽⁵⁾

中国古典诗词不止是学问和知识，而是其中有一种感发的生命，那是可以提升人的心灵、品格、情操、理想，乃至智慧与觉悟的一种能量。诗歌中感发生命的传递也正如同佛法中的“无尽灯”一样，可以“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叶嘉莹以诗歌“自觉、觉人”，“自渡、渡人”，如果诗歌真的能点燃世人心中的一盏灯，那岂不也就像是“百亿莲华上，一一见佛身”的那样一个美好的未来吗？叶嘉莹还曾经写过一首咏灯的词：

鹧鸪天

友人寄赠“老油灯”图影集一册，其中一盏与儿时旧家所点燃者极为相似，因忆昔年诵读李商隐《灯》诗，有“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及“花时随酒远，雨后背窗休”之句，感赋此词。

皎洁煎熬枉自痴。当年爱诵义山诗。酒边花外曾无分，雨冷窗寒有梦知。　　人老去，愿都迟。蓦看图影起相思。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

灯是要燃烧自己的，所以它的皎洁始终无倦，它的煎熬出于自求，因为它天性如此。灯也有自己的命运，幸运的灯被用来赏花祝酒，不幸的灯在雨后的窗前就被吹灭了。叶嘉莹经历了很多磨难，她一生没有“酒边花外”的幸运。但她心中始终有一盏灯，即使在雨冷窗寒的夜晚也未曾熄灭。现在虽然已是风烛残年，然而她心头的那一点火焰，仍然是的历皎洁，长明永夜的。她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一点火焰传递下去，让世间葆有一份恒常永在的灵明和光亮。

1985年，叶嘉莹在温哥华写了一首绝句，因为那里很少种植荷花，这勾起了她的乡愁以及对荷花那一份特有的怀思：

咏荷花

菡萏多情故国开，离人今日又天涯。新秋几夜风兼露，可有寒香入梦来。

2013年年初，京津地区雾霾天气十分严重。一天夜里，叶嘉莹在南开的寓所中梦见自己去到了一处清幽洁净的所在，她就又写了一首绝句：

雪后尘霾不散，再占一绝

依旧寒云冻不开，楼居仍是锁尘霾。相思一夜归何处，梦到莲花碧水涯（ái，佳、灰二韵通用）。

此时的叶嘉莹已年近九十，碧水莲花，寒香入梦，或许那里有她的一方净土，有她的一座莲台。

3．诗教：千春犹待发华滋

叶嘉莹以为诗歌中的感发生命可以使人的心灵不死，孕育和培养人心中对于世界人生的一份感受和关怀的情意。而且诗中感发的生命，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磨损消逝，反而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她为此还曾经写过一首小词：

鹧鸪天

偶阅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女士所写《鲸背月色》（The Moon by Whale Light）一书，谓远古之世海洋未被污染以前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因思诗中感发之力，其可以穿越时空之作用盖亦有类乎是，昔杜甫曾有“摇落深知宋玉悲”之言，清人亦有以“沧海遗音”题写词集者，因赋此阕。

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　　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叶嘉莹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对于古典诗词中所蕴藏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认识和体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古代的诗人们投注寄托在他们作品里的心灵与感情、品格与理想、智慧与觉悟，那种能引起人兴发感动的生命，绝不会因为古典诗词在现代社会一时的命运，就斲丧消失了。不仅蓝鲸可以隔洋传语，中国古人也说“托微波以通辞”，如果一个人在心灵感情、品格理想、智慧觉悟方面真的有所秉赋，有所追寻，不论时空有多少的阻隔，他一定能在古人的作品中找到共鸣。

叶嘉莹把自己一生相思的情意都寄托在了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她晚年良好的精神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诗词的相伴，也得益于她身边总有与自己一样喜爱诗词的青年学生。在遭遇“白色恐怖”，人生最为艰难，心境最为忧苦的1950年代，叶嘉莹也仍然保持着她对诗词那一份珍重美好的相思的情意：

蝶恋花一九五二年春台南作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刬地思量着。

在最艰难忧苦的岁月里，她也无法屏弃忘怀自己最初的那一份相思，在静谧无人的夜晚，又点检追寻起自己年少的理想了。半个世纪以后的2001年，她在南开园里又勾起了自己的相思：

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此时的叶嘉莹早已实现了回国教书的梦想，然而长空的雁影还是勾起了她淡淡的怀思。她每年秋天回到南开，马蹄湖的荷花早已零落，而她自己也已是77岁的老人了。可是她说“莲实有心应不死”，她曾读到过考古发掘报告中说，从汉墓中发现的两千年前已然干枯的莲子被培育发芽长叶，又开出了新一代的莲花，因此她始终相信个人虽然是短暂的，但文化则是长久的。叶嘉莹以为，以个人来说，一切浮华的表象最终都会消逝，而此世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那颗灵明的种子锻炼、雕琢得更加纯粹和精美。以文化来说，她晚年全部精神所系和整个生命的投注，都在于古典诗词中感发生命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承前继起与孕育新生，她始终盼望着中国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长流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已。

在温哥华给小朋友讲古诗

（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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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义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本尝试之作》，［瑞士］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译注，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4页。

(2)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74页。

(3)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59页。

(4) 《顾随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5) 《维摩诘经》，赖永海、高永旺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页。

参考书目

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整理：《红蕖留梦——叶嘉莹先生谈诗忆往》，三联书店2013年版。

叶嘉莹著：《迦陵诗词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

叶嘉莹著：《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

叶嘉莹著：《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叶嘉莹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叶嘉莹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岳麓书社1992年版。

缪钺、叶嘉莹合著：《词学古今谈》，岳麓书社1993年版。

缪钺、叶嘉莹合著：《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叶嘉莹著：《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叶嘉莹著：《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叶嘉莹著：《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编著者按

本书由叶嘉莹先生不同时期的学生合作撰写，齐益寿教授撰写的《尽吐冰丝化彩云——旅台二十年的忧患岁月与诗词成就》、梁丽芳教授撰写的《叶嘉莹教授在加拿大》、徐晓莉老师撰写的《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汪梦川师兄撰写的《大学生活：师弟恩情逾骨肉》等文，经笔者统筹，分别编入了全书各章节，每章最后有撰稿者署名。此外，笔者还参考了安易老师撰写的《1993年至2003年研究所往事钩沉》一文。编著过程中，除去叶嘉莹先生的诸种著作以外，笔者还重点参考了张候萍老师整理的《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本书全稿最终曾经叶嘉莹先生本人审定，特此向读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