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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三国史. 1／醉罢君山著．—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21.2

ISBN 978—7—5484—5677—3

I . ①有… II . ①醉…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0829号

书 名：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三国史. 1

YOUQU DE RANG REN SHUIBUZHAO DE SAN GUO SHI. 1

作 者： 醉罢君山 著

责任编辑： 尉晓敏 尹 君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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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61 字数：1054千字

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5677—3

定 价： 200.00元（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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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三国时代是一幅“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历史画卷。

尽管这段历史前后不到一百年，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仅是极短的一段，却是影响最深远、最为国人熟悉的一个时代。这当然不能不提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即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对三国的英雄故事如数家珍。

《三国演义》能在中国古代多如牛毛的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除了作者文学功力深厚之外，也与三国历史本身的精彩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国是最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时代。市井出身的关羽、张飞皆为“万人敌”；公子哥曹操、袁绍亦是少年任侠；奠基江东的孙策十七岁就奔赴战场；太史慈与孔融从未谋面，便单枪匹马为他解围……如此例子，不胜枚举。不仅武夫如此，文人亦勇，诸葛亮、司马懿一介文人，却亲自指挥大军南征北战。纵观三国历史，贪生怕死之人，实不多见——且听听严颜在被俘时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名言：“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宋人洪迈曾评价说：“三国当汉、魏之际，英雄虎争，一时豪杰志义之士，磊磊落落，皆非后人所能冀。”这种烙进骨子里的血性与勇气，在今天看来也依然使人胸怀激荡、热血沸腾。同时，三国也是中国最尚武的时代之一，就连偏居一隅的东吴，也积极向海外进取——东吴大帝孙权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海权思想的人。

三国虽乱，却仍恪守仁义道德的传统。中国历史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一到乱世，传统的道德教条多被抛之九霄云外，然而三国是个例外。三国重气节之社会风气，承袭自东汉。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名节的朝代，史学家司马光曾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汉末三国的英雄名士，在修养品格上，都有卓著不凡之处。关羽之所以被奉为武圣，不单单在于武艺高，更在于他的忠义。诸葛亮能成为圣人级的人物，不在于他为北伐建立了多少功业，而在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三国时代的仁义道德还表现在对待敌国君主上，无论是蜀国还是吴国，末代君主在国家灭亡后都没有被杀，这在后世是极为少见的。

三国时代的亮点还有很多。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众多谋士的奇谋妙策，几位主公的用人之术，至今仍值得揣摩和学习。诸如此类，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展开。

我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希望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整理一部适合现代人阅读的三国史，因此在写作时，我格外注重的一点就是真实。很多广为人知的三国故事其实虚构成分较多，如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很多我们熟悉的三国人物，也因为经过文学的加工，而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去甚远，如“气量狭隘”的周瑜，“老实愚钝”的鲁肃等。在本书中，你会看到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许多与你的固有印象大相径庭的人物，而一直在三国中扮演“配角”的东吴，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戏份”。

三国史跌宕起伏，恢弘壮阔，要想既真实又精彩地展现这段历史的全貌，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熊十力先生曾说过做学问的方法：“缕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我尝试将这种方法用在了本书的写作上。缕析是针对三国人物、事件繁多的特点进行梳理，做到有条不紊、条理清晰；综会是综合各种史料，挖掘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踏实是言而有据，不为吸引眼球而做虚假夸张之论；凌空是跳出三国，以更大的视野审视这段历史。以上几点，我不知自己是否做到了，只知尽力而已。鉴于自己才疏学浅，写这么大部头的书，难免有谬误，恳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醉罢君山

2020年9月于上海

一
东汉末年的大变局

笼罩在帝国上空的魔咒

三国兴起，乃是由于东汉衰落。与其他王朝相比，东汉衰落的原因显得十分特别。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曾说：“国恒以弱丧，而汉独以强亡。”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强大怎么会亡国呢？

纵观中国历史，王朝之兴亡往往与军事力量之强弱有直接关系。当军事走向衰弱，王朝的命运基本上就到头了。历史上几个比较重要的王朝，如唐、宋、明、清，莫不如此。

东汉王朝则不然。

自光武帝开国，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帝国的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周边诸蛮族势力，无论是匈奴、羌或乌桓，都不是东汉的对手。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人被打得落荒而逃，远遁中亚；即便到了东汉后期，汉军的战斗力仍是雄视天下的。

以段颎平东羌为例，这位东汉盖世名将，在征羌最后一战中，以战死四百人的代价，歼灭敌军三万八千人，创造了冷兵器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战绩。

鲜卑在北方崛起后，一度对东汉帝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只是这个游牧民族由于内乱而很快衰落，终究未能撼动东汉超级强国的地位。

东汉帝国如此强大，为何会逐步走向分崩离析，并最终导致群雄割据，三国并起呢？

祸不起于萧墙之外，而在萧墙之内。

东汉帝国如同一个外强中干的大汉，表面上神勇无敌，其实早已疾病缠身。这是因为有两大毒瘤在作怪：一曰外戚，二曰宦官。外戚与宦官每个朝代都有，可论及其带来的惨烈祸害，没有哪个王朝能比得上东汉。

那么，宦官之祸与外戚之祸又是如何酿成的呢？

有果必有因。

当我们深入挖掘历史时，会发现东汉皇宫的上空始终飘荡着不散的咒语，皇帝与皇后看似高高在上，却都难逃宿命的捉弄。

东汉皇帝一览表

宿命之一，东汉皇帝多是短命。

东汉总共有十四个皇帝，活过四十岁的只有三个，分别是前两任皇帝光武帝（六十三岁）、汉明帝（四十八岁）与末代皇帝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一位皇帝，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六岁的。短命皇帝之多，在中国各个朝代中堪称第一。

在我们的想象中，皇帝吃穿不愁，还有一大堆宫廷御医不时地为他们望闻问切，就算不长寿，也不至于连续十一任皇帝都活不过三十六岁吧？

但事情就是这么离奇古怪。

莫非皇族有先天的遗传病，或者被下了毒咒？

宿命之二，东汉皇后大多不生育。

在东汉，皇后的数量要比皇帝多，一个皇帝可能有两三个皇后。我们知道，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是要继承皇位的。东汉十四个皇帝，除了开国皇帝光武帝是自己打天下的，其余十三个皇帝都是继承大统。这十三个皇帝里，有几个是皇后所生的呢？只有两个（是的，你没看错）。

皇帝短命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继位者大都未成年，甚至还有婴儿。除了前三任皇帝之外，其余的十一位皇帝中，登基时年龄最大的是汉桓帝——当时他也只有十五岁。这些未成年人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显然力不从心，太后临朝听政就成必然了。

太后作为一个女流之辈，久居深宫，没有能力约束众臣，只能信任自家的兄弟、亲戚，这便导致了外戚势力的兴起。

更糟糕的是，这些皇帝大多不是太后的亲生儿，与太后没有血亲关系。太后显然更愿意把权力交给与自己有着血亲关系的外戚，而不是皇帝。小皇帝们自从登基后，便受到“太后—外戚”势力的压迫，内无实权，外无可以引为羽翼的臣僚，即便他们长大成人，也改变不了大权旁落的现实。

只有一个办法能夺回大权——政变。

别的朝代是臣子搞政变，东汉是皇帝搞政变。皇帝搞政变，无一例外，都是靠宦官的帮忙——汉和帝政变，整垮了窦氏外戚；汉顺帝政变，整垮了阎氏外戚；汉桓帝政变，整垮了梁氏外戚。

太后临朝必用外戚，皇帝夺权必用宦官。这两个势力轮流坐庄，相互倾轧，令帝国中枢组织一步步坏死，最终走向灭亡。

三国时代的名臣诸葛亮曾这样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外戚擅权、宦官用事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外戚权臣梁冀独揽大权的时代，是整个东汉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梁冀背后的梁氏家族，出过七位列侯、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势力庞大，难以撼动。梁冀名为外戚，实则形同太上皇，生杀权柄全操在他一人之手。年仅九岁的汉质帝在忍无可忍之下，当着他的面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这一句话，竟然让小皇帝丢了性命：梁冀暗中命人在食物中下毒，杀死汉质帝。紧接着，他又处死朝中最为正直的大臣李固、杜乔，令天下士人敢怒而不敢言。

同年（公元146年），梁冀立十五岁的刘志为帝，即汉桓帝。在梁翼眼中，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可以随时踩死的蚂蚁。皇帝只是象征性地坐在至尊宝座之上，呆若木鸡，机械地充当梁冀的传话筒。

只要时机成熟，刘氏帝国定会被梁氏帝国所取代。

梁冀对此毫不怀疑。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人，一个他本不该忽略的人。

这个人就是皇帝——汉桓帝刘志。

难道一个被密密蛛网捆绑住的木偶皇帝，也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若被逼上绝路，总能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与勇气。木偶皇帝面对梁冀时，总是心惊胆战，仿佛脑袋上架着一把刀——这个皇帝当得够窝囊的，哪天梁冀若是心情不爽，皇帝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为了自保，汉桓帝鼓起绝地反击的勇气。梁冀爪牙广布于朝廷之上，汉桓帝甚至不敢依靠宫廷之外的大臣，他唯一能依赖的，仅仅只是皇宫内与梁冀有隙的几个太监。梁冀过于轻心了，他既低估了傀儡皇帝，也低估了几个不入眼的宦官。宦官们凭着守卫宫廷的羽林军及虎贲战士一千余人（为了凑人数，把马夫也派上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包围了梁冀的老巢。

仅仅一天的时间，梁氏帝国灰飞烟灭，梁冀及其夫人服毒身亡。

皇帝这一旷世豪赌，居然赌赢了，他赢回了权力，赢得了未来。

一个黑暗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睁大眼睛，等待光明。

然而，帝国臣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只是失望。

汉桓帝除暴并非为了安良，不过是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罢了。去了一个梁冀，来了一堆宦官，政坛上依然黑云遮空。

就在这个时候，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悄然兴起。

富有正义感的士人们走到一起，他们深持传统的名教观念，淡泊功利，高蹈名节，不肯随波逐流。这些人被称为“清流党”。然而宦官集团仗着皇帝撑腰，大兴“党锢之狱”，禁锢清流党人。

公元167年，汉桓帝之死，把清流党人与宦官集团的生死较量推向了高潮。

向来力挺宦官的桓帝已死，新上台的灵帝不过才十二岁，大权落入外戚大将军窦武之手，而窦武正是清流党的支持者。堂堂一个大将军，手握天下兵权，要扳倒几个太监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

表面上看，清流党人胜券在握。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当宦官集团得悉清流党人准备剪除宦官的计划后，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劫持了小皇帝，再次动用宫廷禁卫军的力量，矫诏捉拿窦武。

在宦官的反攻倒算之下，清流党溃败。大将军窦武自杀身亡，太傅陈蕃被杀，清流党领袖纷纷被捕入狱。

大太监曹节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奸党”抓捕名单上交给灵帝刘宏，小皇帝显然对“奸党”的概念不清楚，他天真地问：“什么是奸党？”

曹节回答道：“奸党就是相互勾结的党人。”

小皇帝听不明白，又问：“奸党犯了什么大罪，为什么非杀不可？”

曹节又说：“他们图谋不轨。”

小皇帝再问：“图谋不轨又怎么样呢？”

曹节看着呆头呆脑的皇帝，加重语气答道：“那就是企图夺陛下的江山社稷。”

小皇帝似乎明白了。既然要谋夺朕的江山，铁定是坏人了。

捕杀“奸党”的诏令下达，清流党领袖李膺、杜密、范滂、虞放、朱寓等，不是被拷掠至死，就是自杀身亡。

好人斗不过恶人，是因为不屑使用卑鄙手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党锢之狱”从汉桓帝持续到了汉灵帝时代，前后长达十八年之久。士人精英遭到大肆杀戮，社会正义受到空前摧残。

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

终汉灵帝一朝，宦官势力如日中天。

如果说外戚集团中尚有过几个识大体、能够扶植朝中正义力量的人，那么宦官们所做的事就只有陷害忠良、鱼肉人民。

举一个例子。

大宦官王甫有个干儿子名叫王吉。王吉本不学无术，有干爹撑腰，当了沛相。他大概是东汉历史上最坏的官吏，此人有一大爱好：杀人。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了一万多人，平均每年杀两千多人，每月杀两百人，每天杀六七人。不仅如此，他杀人手段特别残酷。每杀一人，就将其尸体肢解成几大块，扔在囚车上，四处展览。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尸体容易腐烂，他便用绳子穿在骨架上吊起来，尸体散发的腐臭味数里之外可闻，路人都得捏着鼻子转过头，实在是惨不忍睹。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简直国将不国。

官逼则民反，这是历史的铁定律。

从汉桓帝到汉灵帝，民众暴动日趋激烈，起义领袖自立为帝者不在少数：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陈留人李坚起义，自称皇帝；

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扶风人裴优起事，自称皇帝；

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蜀人李伯起事，自立为“太初皇帝”；

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渤海人盖登起义，自称“太上皇帝”；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人许昌起义，自称“阳明皇帝”。

以上所列举的几次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小民胆敢自称皇帝，显示出人们改朝换代的决心。对于走投无路的百姓来说，他们对东汉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至于没有打出皇帝旗号的起义，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狂风暴雨到来之前的预兆，东汉王朝已是摇摇欲坠了。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张教主的美好梦想

催生大起义的，乃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太平道”。

太平道的兴起，并非无源之水，其思想来源是黄老思想。“黄”就是黄帝，“老”就是老子，黄老思想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本是显学，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学成为两汉官学，地位跃居百家之上，黄老思想遭到抑制，但在民间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并出现宗教化的趋势。东汉中晚期，冒出一本重要的道教典籍，名为《太平清领书》，省称《太平经》。这本书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流传至今的版本尚有数十万字，是不折不扣的大部头著作。

话说东汉末年，有一落魄儒生，早年刻苦研读儒家经典，想博取功名。只是他生不逢时，后世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没出现，又没有名师推荐和官宦提拔，想跻身官场，谈何容易。正当他失意之时，《太平经》给他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他扔掉儒家书籍，开始修仙，自号为“大贤良师”，传播宗教思想，并聚拢了一大批信徒。

他就是太平道教主张角。

我们看到很多宗教的教主在传道之初，总要有点医术，这是招揽信徒的最好手段。张角也不例外，他会点医术，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心理疗法。给人治病时，他要病人先下跪忏悔，然后喝下符水。有些人会很奇怪，这种装神弄鬼的符水能治好人吗？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的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只要一个人确信喝下这水是有奇效的，强烈的心理暗示，对身体的康复会起到单纯药物所不能起到的惊人效果。

当然，古代人对心理疗法不了解，有些人喝了张角的符水后，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就把他视为神明。一传十，十传百，张角的名气便越来越大。起初张角在巨鹿一带活动，经过十余年的经营，他的信徒已经达数十万人，广布于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在大半个中国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作为教主，他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很多人甚至变卖家产，前来投奔张角。

张角的影响力这么大，难道官府就毫不知情吗？

当然不是了。

无论是地方官府还是朝廷，对张角的存在都十分清楚。地方官府并不去镇压，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好事。汉代推崇儒术，并不排斥黄老，在西汉前七十年，黄老思想还一度成为汉王朝的主流思想。宦官揽权后，压制党人，禁锢儒家知识分子，迫害太学生，对于标榜正义的儒学，宦官们自然不会喜欢。

这个时候，以黄老思想为核心的太平道突然兴起，倒令官府觉得安全放心，他们认为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掀不起波澜，没什么好担心的。因此他们不仅不镇压，反倒称赞张角，说他“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可是官府低估了张角。

当一个人从凡人走向神时，又岂肯甘心为世俗的权力所羁绊呢？

张角改了个号，叫“太平道人”，这暴露了他的雄心。看看四周，这个世界太平吗？除了汉灵帝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认为天下太平，特别是下层百姓，他们早就感受到社会暗无天日，奸佞横行。谁不渴望一个太平盛世呢？张角确实厉害，他抓住百姓的心，在“太平”二字上做文章。这是有号召力的两个字，即便在一千七百年后，洪秀全不还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帜吗？

可见这帖“太平”膏药，可以让造反者反复使用一千七百年之久。

并非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司徒杨赐对太平道势力的扩张忧心忡忡，他认为应当遣散教徒，让他们回到乡里种田，这样张角可不攻自破。杨赐的属下刘陶也上书皇帝，力请悬赏通缉张角。皇帝正纵情于声色犬马，哪里有心思来管这等闲事呢？在他看来，天下光明祥和，何必大动干戈呢？

正当杨赐等人的奏折被晾在一旁时，张角已在加速暴动的步伐。

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个教区，称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方都设立一个领导人，称为渠帅，相当于将军。在暴动之前，必须要先做好政治宣传，给诸位教徒洗洗脑。张角装神弄鬼地作法，口中念念有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是说要变天了，大汉帝国的历史就要翻过去，太平道的天堂即将来临。这种话相当有鼓动力。太平道的教徒，多数来自下层百姓，文化程度也不高，不像清流党人那样会引经据典，但他们是切实感受到东汉帝国的黑暗与腐朽的。此等腐朽帝国，要是不死，岂有天理？

除了喊口号之外，张角还要营造神秘的气氛。

他暗中派人混入京城，在京城各办事官署衙门的大门口，都用白灰涂上“甲子”二字。一时间，一种紧张而恐怖的气氛笼罩京城。张角手下大将、大方渠帅马元义在荆州、扬州一带聚集了数万教徒，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预言。同时，马元义秘密派人携巨款前往京城，贿赂中常侍封谞、徐奉，拉拢这两位宦官做内应，只要教徒攻打京城，他们就在皇宫内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东汉朝廷，建立新的政权。

计划很宏大，梦想很美好，可现实很残酷。

不是每个教徒都想革朝廷的命，有些人就是凑热闹的，谈不上有信仰。当马元义缜密筹划起义时，有一个教徒叛变了，向官府告密。汉灵帝震惊了，他没想到竟有一群暴民要在自己眼皮底下造反。他立即下诏，逮捕马元义，以车裂（五马分尸）酷刑处死。紧接着，大搜捕开始了。凡太平道的教徒，一律杀无赦。很快，有一千多名教徒倒在屠刀之下。朝廷的诏令快马加鞭送往冀州，勒令州政府火速把张角捉拿归案。

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起义！

教主发布起义令，派人送达全国三十六方，约定起义时间为二月，起义标志是头裹黄巾。

这一年是东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即农历甲子年。

宗教的号召力是巨大的。

太平道教主张角对起义密谋已久，虽然马失前蹄，暴动计划为朝廷所察觉，但他仍然能掌控局势，果断发动全国武装起义。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这场暴动由于起义军均头裹黄巾，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为“黄巾起义”。黄巾起义酝酿期长，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有精心的准备，故而在起义初期，起义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三十六个教区同时起义，范围波及大半个中国，太平道教徒焚烧地方官署，劫掠州郡，烽火连天，天下震动。这些州郡的刺史太守，多数是权贵子弟或买来的官，盘剥百姓有一套，听说暴动了，个个跑得比谁都快。黄巾军攻城略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控制许多州郡，生擒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

政府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一方面是因为准备不足，匆匆上阵；另一方面与东汉的军事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与西汉相比，东汉的军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光武帝刘秀自开国以来，便大力裁撤地方武装力量，诏罢各郡、封国的都尉官，后来又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这两道诏令，令东汉一朝地方武装十分薄弱。东汉的武装力量大都集中在边疆地带以及京都一带，其余郡县、封国的兵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西汉时代的地方武装则十分强大，因此西汉两百多年历史，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一时间，全国暴动四起，到处都是头裹黄巾的起义军，连京师洛阳都岌岌可危。

一向自以为天下太平的汉灵帝不免心惊胆战，赶紧任命何进（何皇后的哥哥）为大将军，屯兵都亭，镇守京师。在战略要地函谷、太谷、广成、伊阙、旋门、孟津、小平津、辕等八大关口屯兵固守。

要派谁去镇压黄巾军呢？

别看东汉的皇帝昏君多，在任用军事将领上倒都中规中矩。

汉灵帝想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时任北地郡守的皇甫嵩。

皇甫嵩出生于将门之家，伯父是一代名将皇甫规，皇甫规与段颎、张奂并称为桓帝时代三大名将，在与西羌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皇甫嵩自幼好学，在兵法上深得伯父皇甫规的真传，如今国家动荡，正是用人之时，皇帝自然就想到他了。

皇甫嵩晋见皇帝，没有提什么具体的军事主张，只说了两点：第一，朝廷必须解除党锢，释放被捕的清流党人，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若是清流党士人集团与黄巾起义军合流，那么局势就失控了。第二，皇帝应该拿出私人钱财与马匹，赏赐给军队，以鼓舞士气。

皇甫嵩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将领，他一眼就能看出，黄巾暴动的原因乃是由于朝廷太腐败。十八年的党锢之狱，正直的官员要么被杀，要么被捕，要么被流放，若不为他们平反，难平天下人之心。

在皇甫嵩的争取下，清流党人总算获得自由，帝国黑暗的天空终于露出一丝光亮，这对平定叛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剿灭黄巾军，汉灵帝不惜动员全国兵力，委派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jùn）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各率一支精兵，讨伐黄巾军。

在平乱中，皇甫嵩的表现最为抢眼。

皇甫嵩与朱儁各率两万人马，进攻黄巾军所盘踞的颍川。根据预定计划，两路人马分进合击，对敌人实施合围。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朱儁这一路人马遭遇黄巾将领波才的伏击，行到半路就吃了一个大败仗，不得不退出战斗。黄巾军得手后，转而进攻皇甫嵩。

由于朱儁退出战斗，皇甫嵩这一路人马已成孤军，人数上又远不及黄巾军，不免十分被动。黄巾将领波才仗着人多势众，把皇甫嵩军包围在一个名为长社的地方。在他看来，汉军已是瓮中之鳖了。

然而，波才错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名伟大的将军。虽然皇甫嵩被团团围困，恐慌情绪在士兵中不断蔓延，再加上黄巾军穿着古怪，还不时装神弄鬼，搞得人心惶惶，但皇甫嵩并没有乱了分寸。他心知，长社虽然只是小城，但城墙坚固，想攻破却非易事。

只是，要如何挫败敌人呢？

皇甫嵩登上城墙，细细观察黄巾军的营地。突然间，他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破敌之计已了然在胸。

夜幕降临，风声四起，皇甫嵩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命将士们手持火把，突袭敌营。原来，黄巾军的成员都是贫穷的农民，人数虽多，对行军作战毕竟颇为生疏。他们简陋的帐篷是用茅草所搭，又驻扎在草木丛生的地带，一旦遭遇火攻，就会轻而易举地被烧毁。

黄巾将领波才自以为优势在手，哪能料到敌人竟敢前来偷袭呢？他还未做好迎战准备，官兵们就冲到营前，纷纷把火把掷出，扔到茅草堆上。很快，黄巾兵营内火光冲天，乱成一片。

皇甫嵩抓住良机，一面派一小部分人在城头上擂鼓呐喊，一面集结主力部队，打开城门，猛攻敌营。黄巾军既要灭火，又要分兵抵挡皇甫嵩的进攻，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个时候，黄巾军军营后侧杀声四起，汉军的一支奇兵不知从哪冒出来，加入这场混战。霎时间，黄巾军的心理防线土崩瓦解，四处逃窜，溃不成军。

别说黄巾军被打懵了，皇甫嵩心里也直纳闷，怎么突然来了援兵呢？

来者何人？

正是我们三国故事的主角之一：曹操。

关于曹操早年的故事，我们且放在后文中叙述，这里说说他怎么跑到了长社。此时曹操的军职是骑都尉，也就是骑兵指挥官，他的任务是协助清剿颍川的黄巾军。他率领的人马既不隶属于皇甫嵩，也不隶属于朱儁，而是一支独立的武装。我估计曹操的军队应该不是正规军，而是招募来的游击队。古代的游击队，与我党领导下的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是有所不同的，它指的是流动性强、机动性强的部队，用于奇袭、侧击、救援等任务。

曹操的这支部队并非主力部队，但他志大才雄，渴望参加战斗——这样既能锻炼自己的军事才能，又可以博取功名。当他得知朱儁的主力被击败后，料想皇甫嵩势必陷入困境，便匆匆来援。只是皇甫嵩智谋过人，在曹操到来之前，已经牢牢控制战场的主动权了。

不管怎么说，曹操是立了一大功。

长社解围后，朱儁率着残兵前来与皇甫嵩、曹操会合。经过短暂的休整，三人各率自己的部队，对黄巾军穷追猛打。在精锐的汉军面前，黄巾军全然不是对手，前后被杀数万人之多。

这是黄巾起义爆发以来，政府军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

惴惴不安的汉灵帝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他龙颜大悦，封皇甫嵩为“都乡侯”，曹操迁“济南相”，朱儁功过相抵，既无迁赏，也无责罚。

信念幻灭：黄巾起义的失败与余波

战争仍在继续。

皇甫嵩没有停止攻击，他与朱儁联手，进攻汝南、陈二郡。黄巾军一败再败，这种失败对宗教徒的心理造成强烈的挫折感。他们开始困惑了：无所不能的天神为什么没站在自己这一边呢？信心的崩溃，导致了战场上的溃败。平定颍川、汝南、陈三郡后，皇甫嵩又接连打败了东郡、南阳的黄巾军。

在另一个战场，北中郎将卢植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卢植是汉末顶级的名臣。他年轻的时候师从经学大师马融，学问很高，又十分自律。自律到什么程度呢？当时马融家很富有，经常有歌伎表演，而卢植从来不看一眼。由于学识渊博，他被征为博士，正式踏入仕途。与今天的博士不同，汉时的博士是指掌管经学教授的学官，儒家有“五经”，博士至少要精通其中一部经典，所以又称为“五经博士”。

卢植不仅学问好，还懂兵法，能打仗。他与张角对垒，屡战屡胜，杀、俘一万多人。张角虽然人多，但军队训练水平并不高，也没有高明的将领，想打赢这场战争，难度很大。张角溃退后，退往广宗，据城固守。卢植把广宗团团围住，在外围筑高墙、挖深壕，打算困死张角。

偏偏在这个时候，皇帝派宦官左丰前来视察军情。

左丰对军事一窍不通，只把这差事当作发财的良机，到了兵营后，张口要钱。卢植本是正直之人，如今大敌当前，军费捉襟见肘，哪来的钱贿赂宦官？

不给！

左丰气坏了，回到首都后，阴阳怪气地跟皇帝打小报告：“广宗贼容易破，只是卢中郎将固垒息兵，只怕是要等老天爷惩罚张角吧。”

胡说八道一番后，左丰抬眼看着皇帝阴沉的脸色，幸灾乐祸地偷笑。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卢植还正为剿灭黄巾贼而费尽脑力，忽然听得圣旨到，在宣旨宦官身后，分明摆放着一辆押解囚犯的槛车。不必接旨，卢植已意识到结局，他苦笑之后，留下一声长叹。一军主帅，转眼间成了囚徒，被押往洛阳，罪名是“逗留畏敌”，判处死缓（减死一等）。

十几万的黄巾军没能打垮卢植，一个小小的太监就把他拉下马了。

接替卢植的将领，便是大名鼎鼎的董卓。

董卓是东汉军队中的一员悍将，他身强力壮，性格粗野，勇猛好斗。早年他在名将张奂麾下，在一次与先零羌（羌人的一支）的战斗中，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取得斩、俘万人的重大胜利。此役奠定了董卓在西北军中的地位与声望。董卓固然善战，但他只是以剽悍见长，论及军事素养，他与皇甫嵩之间差距很大。董卓被任命为东中郎将，接管卢植的军队。他自以为是，丝毫不把黄巾军放在眼里，上任伊始，便气势汹汹地发动猛烈的进攻，结果自然一败涂地。

才打了一仗，董卓就被撤职了。

看来还得依靠皇甫嵩。皇帝下诏，由皇甫嵩接管董卓的部队，负责围剿张角。

就在汉军频繁换将时，张角把弟弟张梁的军队也拉回广宗，加强守备力量。自从起事以来，张教主殚精竭虑，在官兵凶悍的反扑下苦撑危局，终于积劳成疾，病死于广宗。

教主之死对教徒们的杀伤力，远甚于十万汉军。

由信众组成的黄巾战士们惊呆了：教主怎么也会死呢？教主不是超凡脱俗的天神级人物吗？不是拥有呼风唤雨的神力吗？怎么这尊大神，也像凡夫俗子那样病死了？这个结果，实在让人太难接受了。支撑教徒信仰的精神大柱倾倒了，悬浮在虚空中的太平天堂也摇摇晃晃、危危欲倾。

不过黄巾军的实力仍不容小觑。

张角死后，守卫广宗的重任就落在了张梁身上。

皇甫嵩已率部兵临城下，张梁手上有十万人马，仗着兵多将广，黄巾军出城迎战，双方打了个平手。第二天，黄巾军又前来挑战，皇甫嵩闭垒不出，任凭敌人如何叫骂，就是不理睬。皇甫嵩是十分高明的将领，他发现黄巾军实力犹存，不可小视，便只守不攻，不急于出击。打仗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智慧，只有找到敌人的弱点，才能一击致命。

表面上看，黄巾军兵强马壮，但皇甫嵩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士气不振。这些教徒们看上去疲惫不堪，这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灵上的迷惘。

很显然，教主之死，让他们的内心一下子变得空虚。

当信仰失去了根基，就容易破灭了。

知道了敌人的弱点，皇甫嵩就开始构想下一步的作战方案。黄巾军天天叫阵，皇甫嵩装聋作哑，当没听到。看这架势，官兵是打算长期围困广宗城了。这倒让张梁安心了，要知道广宗城乃是太平道的大本营，物资储备充足，守个一两年不成问题。

可是张梁的判断错了。

皇甫嵩只想速战速决，才不愿意打一场持久消耗战呢。他只是营造长期围城的假象罢了，目的在于迷惑敌人。果然，他的疑兵之计大获成功，黄巾军的警惕心日渐丧失，在守备上也开始掉以轻心。正值十月，序属初冬，天气渐寒，夜晚霜飞，一眼望去，星空笼罩下的广宗城，巡逻、守卫的士兵人数更少了。

敌已懈怠，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深夜，皇甫嵩突然下达命令，全体将士披甲待命，在拂晓时分发动总攻。

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天尚未亮，雄鸡啼叫，城内静得出奇，黄巾将士多数还在梦乡之中，连城楼上守夜的士兵也昏昏欲睡。然而寂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城墙之外忽然喧声四起，皇甫嵩麾下的官兵们架起云梯，如潮水般地涌上城头，很快占领了城门。

张梁睡眼蒙眬，头脑尚不清醒，突然天降神兵，焉能抵挡？城门失守，只能打巷战了。皇甫嵩手下的这些将士，多数是从西北边疆调来，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战斗力一流。张梁的黄巾军多是农民出身，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凭恃的不是高超的战术，而是勇气与信念。

战斗持续了一个白天，从清晨到黄昏，胜负已决。

黄巾军终于顶不住，张梁悲观绝望，下令弃城而逃。

这一逃，成了黄巾军的死亡之旅。皇甫嵩乘胜掩杀，张梁在混战中身亡，三万名黄巾战士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五万人在政府军追击下被赶入河中淹死。这场战役，皇甫嵩大获全胜，占领广宗后，他剖开张角的棺材，将其脑袋砍下，送往洛阳。

太平道的三大精神偶像，死了两人，只剩下地公将军张宝。如果说张角之死，还可以被吹捧为成仙，继续忽悠一部分信徒；那么张梁之死，让张宝再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理由了。

原来教主兄弟统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消沉和沮丧的情绪笼罩在每个黄巾军战士的头上。

皇甫嵩的屠龙刀还未入鞘。

一个月后，他在下曲阳再次谱写不败的神话，大胜黄巾军，斩杀张宝，杀掳十万人。

至此，张角兄弟全部身死。

这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已翻过高潮的一幕，但仍余波荡漾。

其实，就算没有披上宗教外衣，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仍然会揭竿而起。

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黄巾余党不再为教主宏伟的太平蓝图而战，他们为生存而战。大家拥立赵弘为元帅，十余万人再鼓雄风，攻陷宛城。

宛城失陷，皇帝大怒。

不就一座城池吗？皇帝为何如此重视？原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城池。宛城是南阳郡政府所在地，而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家乡与发迹地，这个地方对朝廷来说，是风水宝地。要是风水给黄巾贼破坏了，大汉帝国的龙脉岂不是要断了？

皇帝的圣旨很快下达，由镇贼中郎将朱儁、荆州刺史徐璆（qiú）共同清剿黄巾余党，收复宛城。朱儁知道自己肩上担子不轻，不敢轻心，指挥官兵昼夜攻城。黄巾军的抵抗无比顽强，双方相持两个月，朱儁仍望城兴叹。

汉灵帝对此显然十分不满，想把朱儁调回。

司空张温上书辩护道：“阵前换帅乃是兵家大忌，以前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年累月，方才克敌。应该多给朱儁一点时间，这样才能大功告成。”皇帝这回总算听进去了，取消调令，严饬朱儁抓紧时间破敌。

朱儁在朝廷严令之下，发动更猛烈的攻势。黄巾军终于败下阵来，宛城被攻破，赵弘战死。

一般说来，城门、城墙失守，基本上败局已定。可在接下来的巷战中，黄巾军硬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在另一名将领韩忠的带领下，把已攻进城的政府军赶出城外，逆袭成功，重新夺回宛城。

双方再度陷入僵持局面。

朱儁这下子没脾气了，自己的军队已经连续作战数月，将士疲惫，想要再度发动强攻，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呢？不能强攻，只能智取。朱儁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法子。

他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宛城西南角发动佯攻，吸引黄巾主力，自己则亲率其余人马，悄悄绕到东北角。这里的守备果然空虚，只有少数黄巾军把守城楼。朱儁挥师急攻，很快攻陷城门，政府军一拥而入，二度攻进宛城。

正在西南角苦战的黄巾首领韩忠惊悉外城已破，不敢恋战，只得放弃外城，退入内城。这个时候，韩忠自忖宛城是守不住了，便派人出来与朱儁谈判，想要献城投降。朱儁的部下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表示愿意接受，可是朱儁不干，他说：“乱贼走投无路了就想投降，一有机会还会叛变。今天我们要是同意，岂不是放纵他们长期作乱吗？这不是上等的谋略，不如一鼓作气讨平乱贼。”

韩忠投降无门，只得婴城固守。

此时黄巾余党都知道既不能投降，又突不出重围，唯一能保命的办法，就是苦苦死守了。万人一心，拼死抵抗，迸发出来的能量也是很惊人的。

政府军屡攻不下，朱儁心里很焦急，他登上城外一座山丘，远眺内城，观看战斗场面，终于明白敌人乃是困兽犹斗，攻之愈急，抵抗愈强。要瓦解黄巾军的斗志，必须先让出一条活路。于是朱儁下令，撤去对宛城的包围，退师数里。

果不其然，黄巾军的斗志动摇了，大家都想杀出重围——这正中了朱儁的诡计。政府军截击黄巾军，杀一万余人，阵斩韩忠。剩余的黄巾军眼看无力冲出重围，只得拥立孙夏为元帅，又躲进宛城。

朱儁再一次包围宛城，实施最后的攻坚战。

他亲自督战，将士们搭起云梯，冒着矢石交加奋勇攻城。

这时，只见一名军官手里拎着一把刀，身先士卒，奋勇登城。朱儁不禁暗暗喝彩，定睛一瞧，此人正是自己亲自向朝廷举荐的人才——军司马孙坚。

黄巾起义爆发后，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右中郎将朱儁上书皇帝，请求把时任下邳丞的孙坚招入麾下，担任军司马一职，他觉得孙坚胆识俱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事实证明，朱儁一点也没看走眼。战场上的孙坚确实表现出非凡的胆量与勇气。在一次追击战中，孙坚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不料吃了埋伏，受了重伤，从马背上跌落下来，狠狠地摔在草丛中，不省人事。他的部众被打散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所幸他心爱的战马颇通人性，独自跑回了兵营。这匹马虽然不会讲话，但一边嘶叫着，一边用马蹄猛顿地面。俗话说，老马识途，众军士便跟着这匹马，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孙坚。回到兵营后，养病十来天，伤口刚刚愈合，孙坚就向总司令朱儁请战，重新回到战场。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在宛城之战中，孙坚身先士卒，率先登城，成为夺取最后胜利的最大功臣。

宛城终于被攻破。

孙夏拼了命率残余部队逃了出去，朱儁毫不手软，一路追击到西鄂精山，再次大破黄巾军。

至此，历经十个月、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终于告一段落。不过，黄巾军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在未来十几年里，黄巾余党仍然在各地广泛存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黄巾起义对东汉末期的政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此之前，尽管有过许多次农民暴动，但规模都比较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黄巾起义的规模却非常大，遍及全国大多数地区。摇摇欲坠的东汉朝廷经此一役，元气大伤，灭亡的征兆已是显露无遗。

前文中说过，东汉帝国的兵力部署，主要集中在首都及边疆一带，内地的地方武装规模是很小的，打击盗匪还行，遇到像黄巾军这样人数众多且有严密组织的起义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黄巾起义的一大后果，便是帝国地方武装的兴起。为了对付庞大的叛乱武装，各地纷纷招募部队以求自保，地方武装力量急剧扩大。有了武装，便有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从此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而朝廷对郡县、封国的控制力度逐渐被削弱，最终导致了各地军阀崛起、群雄割据。

很多写三国史的书，都是从黄巾起义开始，为什么呢？

曹操、孙坚、刘备奠定了后来三国的基业，他们三人都参与镇压了黄巾军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巾起义给了他们在战场上大放光芒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个人的事业打开了一扇大门。

曹操与孙坚在镇压黄巾军战争中都有精彩的表现，与这两人相比，刘备略显暗淡。刘备参加黄巾战争的时间，比曹操、孙坚两人要晚，不早于公元187年。此时距张角、张宝起义已过了三年，但是黄巾余党仍然数量众多，与政府军的交战旷日持久，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

另外一点与曹操、孙坚不同的地方是：刘备参加战争时地位低微。曹操的军职是“骑都尉”，孙坚的军职是“军司马”，都算得上是中级军官。刘备以平民身份应募，在校尉邹靖手下效力，地位不同，取得的战功当然有别。但是刘备在战场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他在清剿黄巾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被授予“安喜尉”，这是他通往仕途的第一步。

当然，在这个时候，无论曹操、孙坚还是刘备，都还不是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大家都知道，历史最终选择了曹、孙、刘三家，形成了后来的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那么曹操、孙坚、刘备三人身上有何超越常人之处，他们早年的故事，又有怎样的传奇呢？

许劭评曹操：英雄还是奸雄？

真正的英雄，往往突破常规，趋于极端。

所谓趋于极端，就是不循规蹈矩，行人之所不能行，为人之所不敢为。脚踏在大地之上，心却翱翔于九天之外。他们有雄心，有毅力，果敢而有决断力，故而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他们的人生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但他们始终能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奔去。

我们总以为英雄是成功者，事实上他们遭到的失败不可胜数，平庸的人生或许不曾有过失败，但也不会拥有成功。

我们且来看曹操、孙坚、刘备三人是如何踏上英雄之路的。

先来说说曹操。

在三杰之中，曹操的出身最好，他是富二代、官二代。

他的父亲叫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

宦官本来地位低下，自从东汉中期始，宦官多次帮助皇帝发动政变，故而权力日益增长，封侯的现象十分普遍。可是宦官没有子女，死了之后，其爵位、财产无人继承。公元135年，汉顺帝出台一个破天荒的政策，允许宦官的养子继承爵位、财产，从此以后，宦官收养子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

曹腾是东汉非常重要的一名宦官，曾经侍奉过四位皇帝，深得汉顺帝的宠幸。他也是谋立汉桓帝的关键人物，因为拥立皇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升任大长秋（负责皇后长秋宫的大太监），权力很大。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曹腾这个人，并无太多劣迹，在大太监里算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

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来路不明，《三国志》里称“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就是说不知曹腾是从哪抱养来的。有人说曹嵩是曹腾的侄儿，也有人说他原本是夏侯家的。有了曹腾这么个大靠山，曹嵩的仕途一路顺风顺水，到了桓帝末年，他当上了司隶校尉。

熟悉东汉史的读者对司隶校尉这个官职应该不陌生，其职责乃是监察京师一带百官，手握生杀大权，东汉许多著名人物，包括李固、李膺、阳球以及后来的袁绍、曹操，都担任过司隶校尉。

曹操便出生在这样的官宦之家。他从小衣食无忧，沾染了不少纨绔子弟的坏作风。他还渴望游侠的生活，《三国志》里说他“任侠放荡”，只是游侠没当成，痞子习气倒日渐增长。他老爹曹嵩是个大忙人，对他无暇理会，所以管束他的重任，便落在了其叔父身上。

他叔父是个刻板的人，总是把小阿瞒（曹操小名）的劣行一五一十地汇报给曹嵩。小阿瞒不喜欢这个叔叔，很想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只是自己年龄还太小，如何报复？

他想了很久，终于机会来了。有一天，他在路上远远看见叔父走过来，便装出口歪眼斜的样子，叔父见状感到奇怪，便问道：“你怎么了？”小阿瞒吃力地答说：“我中风了。”叔父心里焦急，赶紧将此事告知曹嵩。

曹嵩大吃一惊，当他见到儿子时，却愕然发现小阿瞒一点事也没有。没想到小阿瞒乘机诬告叔父：“我本来就好好的，只是叔父看我不顺眼，故而说我坏话。”曹嵩当然情愿相信自己儿子的话，后来便对弟弟的小报告不理不睬了。

曹操小小年纪，就想出这样的办法，往坏处说，叫喜欢搞阴谋；往好处说，叫善于洞察人性的弱点。人都有弱点，只是有些人藏得深，有些人藏得浅。洞悉他人的弱点，就能控制他，进而打败他。曹操是富二代、官二代，富贵者的优势显而易见，打小时候起，他便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特别是官场上的人，看多了，听多了，就洞悉了游戏规则。

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一样，对曹操这种富二代公子哥的浪荡行为没有好感。文武百官都知道曹嵩有这么一个儿子，大多数人对他都嗤之以鼻，不认为这家伙有什么翻江倒海的能耐，但有一个人不这样看。这个人叫桥玄，乃是东汉晚期政坛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他当过司空、司徒、太尉（这三个官又称为“三公”，是朝廷中最具实权的三个职位），是当之无愧的国家重臣。

桥玄见多识广，对识人有一套本领，他看出曹操表面上放荡不羁，实则有过人的才华。比如说，曹操动的时候活蹦乱跳，静下来时，却能博览群书，特别对兵法情有独钟。他收罗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家兵法书，专心致志地研读。他不仅读书，还抄书，不仅抄书，还择其精要，批写注文。后来，曹操还细注了《孙子兵法》，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入书中。

《孙子兵法》是古代兵学经典，注者甚多，在古代汇编有《十一家注孙子》，其中曹操注本当属最有价值。其他注者多是学者，没有实战得来的经验，而曹操本人就是第一流的名将，对兵法有更深刻的见解。同时，该注本也是研究曹操军事思想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曹操还能写一手好文章，诗文水平堪称一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浪荡公子所能做到的事，得有真才实学才行。

当然，在整个社会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人光有知识、文才是不够的。倘若战争爆发，就是武夫争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势必无法领袖群伦。曹操打小对行侠仗义的江湖精神十分仰慕，学了一身好本领，体格强壮，武艺高强。可以说，曹操就是个文武双全之人，顽皮捣蛋只是他隐藏内在雄心的烟幕弹罢了。

有一天，桥玄见到曹操，说了一句令曹操终生难忘的话：“天下就要大乱了，若没有不世之才，不能拯救天下。能够安邦定国的人，大概就是你了。”（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此时的曹操未满二十岁，也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却得到“三公”桥玄的赞赏与肯定，他受宠若惊。我们可以说桥玄是慧眼识英雄，也可以说这是激励曹操的一种手段，在他内心深处埋下一粒潜意识的种子，让他树立更高远的人生目标。

桥玄还给了曹操一个建议：“你现在还没有什么名气，应该先去结交许劭。”

许劭在当时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本领就是点评当世人物，每月一评，初一发布，故而被称为“月旦评”。其实就是东汉晚期上流社会搞的一个“娱乐节目”，就像现在铺天盖地的歌手选拔节目一样，许劭就是节目的评委。每到月末，大家都眼巴巴地等待许劭出炉新的品评报告。得到许劭好评的人，自然名声大噪，身价百倍，出人头地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桥玄要曹操去结交许劭，就是想让他通过这位品评大师的推介，以最快的速度捞取名声。

曹操果然去拜访许劭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想借此成名，而是想听听品评大师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刚开始，曹操又是送厚礼，又是言辞谦恭。许劭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并不喜欢他，甚至有点鄙视他、厌恶他，拒绝评判。不过许劭在看人上确实有独到的眼光，他看出曹操这个人不简单，有气场、有能量、有野心。

曹操起初对许劭恭恭敬敬的，但许劭的态度激怒了他——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便采取恫吓、威胁的手段逼问，许劭只得答道：“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以上两种记载，看起来似乎差不多，其实意思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

第一种说法是说曹操在和平时代是奸贼，在乱世是英雄；第二种说法则说他在和平时代是能臣，在乱世是奸雄。

注意，这个“奸”的位置是不同的。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也就是《后汉书》里的说法）更接近许劭的原话。史书上说，曹操听后大喜过望，告辞而去——这时有识之士都已看出东汉气数将尽，乱世将来，所以曹操听许劭说自己将是“乱世之英雄”，当然心满意足；试问有哪个人被称为“奸雄”还能兴高采烈呢？

桥玄与许劭的话，让曹操立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要成为盖世英雄。

人的才能固然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但这种才能倘若没有明确的目标与之匹配，最终还是会一事无成。

幸运的是，曹操在青年时代便确定了与他的才能相得益彰的人生目标。

曹操二十岁时（公元174年）正式踏上仕途。

这一年，他因举孝廉而为郎官。举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就是由各地向朝廷推荐有孝行、廉洁自律之人为官，当然这种制度后来也流于形式。不久后，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负责首都北部的治安。别看曹操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他很快以雷霆手段闻名京师。

洛阳乃是东汉首都，官宦豪强富商云集，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不好得罪的。在曹操就任前，前几任治安官都不敢轻易去触犯豪强，因而首都北部地区治安很差。

曹操在办事厅门口左右两侧各挂十来根五色大棒，有人违法犯禁，不论是谁，只要是他职权内管得着的，一律严办。有些人自恃有豪强达官撑腰，仍旧我行我素，无法无天。不过这次他们大错特错，曹操大开杀戒，五色大棒无情扫去，将这些人棒杀棍下。

他甚至敢于挑战当时一手遮天的宦官势力。

汉灵帝有个宠爱的宦官，名为蹇硕，蹇硕有个叔叔，自恃宫中有人，有一回犯禁，落在曹操手上。要知道曹家与宦官关系非同一般，可曹操毫不给面子，依例棒杀了蹇硕的叔叔。京师豪强闻之，莫不胆战心寒，谁也不敢在曹操治下的辖区干非法勾当。

有人会问，曹操得罪这么多人，难道就不会遭到打击报复吗？

没错，有许多人想置曹操于死地。只是曹操是有背景的人，他的父亲是当朝大官，身为“三公”的桥玄十分器重他，在宦官里也有不少曹腾的旧属，要整死曹操可不是容易的事。怎么办呢？这些豪强最后想了个主意：不如给曹操升个官，把他调出京城。就这样，大家纷纷上书，说曹操政绩卓著，应该升迁。于是朝廷把曹操迁为顿丘县令，相当于从县级公安局长升为县长。

正当曹操踌躇满志时，却因受到一起事件的牵连而丢了官。

原来曹操有个堂妹夫名叫宋奇，宋奇的妹妹正是汉灵帝的正娶夫人宋皇后。这本是一桩攀龙附凤的婚姻，但是东汉的宫廷斗争比现在电视剧里面演的还要残酷，这位宋皇后并不受皇帝的宠爱，其他宠妃便趁机与宦官联手，诬告宋皇后在宫中搞巫蛊。

“巫蛊之术”就是一些旁门左道，是皇帝最忌惮之事。在汉武帝时，“巫蛊之祸”最为惨烈，死了数万人，包括太子、公主、宰相在内。汉灵帝本来就不喜欢宋皇后，又听闻她搞巫蛊，大怒之下废了皇后，宋氏一家遭到了族诛的悲惨命运。曹操是宋奇的妻舅，两人关系又不错，于是受到牵连，县令也当不成了。

这是曹操生平遭遇的第一次大挫折。

丢了官后，曹操回到老家谯县，过了几年清静的生活，读读书，练练拳脚，耍耍棍棒刀枪。几年后，公元180年，皇后巫蛊事件风平浪静了，朝中有人便举荐曹操，说他熟悉古书典籍，有学问。于是曹操重新回到京城，当了一名议郎。

议郎是个闲职，据史书所载：“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用现在话说，就是一名顾问，平常清闲无事，没有实权。

刚开始时，曹操一腔热血，向皇帝提出不少建议。只是汉灵帝本来就是个昏君，热衷于声色犬马，对政事不太关心，朝廷的腐败日甚一日。曹操知道自己位卑言轻，又没有实权，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索性不再进言。但他知道，如此腐败的政治，终究无法日日笙歌，大动荡随时会来临，他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

果不其然。四年后，黄巾起义爆发了！

曹操卸去文服，换上军装，以骑都尉的身份，参加了讨伐黄巾军的战争。

颍川之役中，在朱儁兵败、皇甫嵩被围的不利情况下，曹操果敢地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解围，与皇甫嵩里外夹击，大破黄巾军。在此之前，曹操虽熟读兵法，却没有实战经验。黄巾战争给了他实践兵法思想的机会，日后他用兵果断、敢于兵行险招的特点，在颍川之战中已初见端倪。如果说《孙子兵法》教给他军事的基本原则，那么皇甫嵩则教会他如何活学活用、如何因势利导。

这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这一年，曹操三十岁。

由于镇压黄巾起义有功，曹操升迁为济南相。

济南是济南王的封国，济南相是封国的行政长官，管辖治下的十来个县。当时济南的吏治十分糟糕，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之事比比皆是——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连首都洛阳都黑暗腐败，遑论地方呢？历任济南相知道不好管理，索性睁一眼闭一眼，加剧了吏治的败坏。

曹操即将赴任的消息传出后，济南大大小小的官员无不面如土色——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的霹雳手段令他们记忆犹新，有些人主动请辞，有些人离开济南，窜入其他郡县，避曹操如避瘟神。

果然，曹操到济南后，再次展露其不畏强权的英雄本色，连上奏章，一口气罢免了八个长吏。在他的铁腕治理下，济南“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虽然曹操政绩不凡，但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他挡人财路，挡人官路，不管到哪里，都不受贪官污吏们的欢迎。而贪官污吏又太多了，大家想办法把曹操挤出济南，于是曹操被调到东郡当太守。

一向洞察力敏锐的曹操很快嗅出一股浓重的硝烟味，与十年前相比，他虽然仍保持昂扬的斗志，但更加成熟老练。这十年是帝国迅速衰落的十年，皇帝甚至给朝中职位标上不菲的价格，公开拍卖，这无疑把清廉忠直之臣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帝国颓势已难挽回。

曹操不能不仔细考虑自己的前程，他有才华有能力，但并非愚忠之臣，若是前往东郡就任太守之职，势必又要得罪一批权贵。就算他不计自己的安危，也不能不考虑曹家可能面临的灾祸。

思来想去，曹操最后下定决心：俺辞官不干了，回老家去。

他借口身体有病，不到东郡就任，返回老家谯县。

曹操在县城外盖了一座房子，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生活虽闲，内心却一点也不闲。春夏时节，他躲在家里读书；秋冬时节，他外出游猎，强筋健骨。其实曹操并非想远离尘嚣，乱世已来临，哪里有一个地方能躲避呢？他只是蛰伏，身在谯县，眼睛却无时无刻不打量着世界。

他知道，机会一定会到来，磨刀不误砍柴工，耐心是必须的。

孙坚与刘备的英雄之路：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曹操隐居去了。借着这会儿工夫，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英雄——孙坚与刘备，又有着怎样的非凡经历。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他出身如何，而在于他如何成就自己。

孙坚也是出生官宦之家，但只是地方小官吏，并不显赫，没有特殊的家族背景。后来孙氏立国，称其祖上乃是春秋末期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孙武，孙坚是不是孙武的后人，这个没办法考证了，只有一点能稍稍扯上点关系：孙坚是吴郡富春人，在春秋时算是吴国的地盘，而孙武便是吴国的名将。

孙坚与曹操同年出生（都是公元155年）。据说孙坚出生时，其祖坟上空光怪陆离，现出五色云彩，周围数里都可以看到。这种史家手法，早已是见怪不怪，似乎这些伟大人物生来便是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不过孙坚从小时候起，便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特点，他坚强果断，有胆有识，心胸豁达，由于深受东汉官方儒学的熏陶，他还十分重视名节。另外，他的武艺也是相当了得。

孙氏家族在吴郡历代为官，孙坚十五六岁时，父亲便在县衙里给他谋了个职，这也算是走后门。但是孙坚的理想并不是继承祖业当一名地方小公务员。此时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看到国家一天比一天败坏，他痛心疾首，更加发愤图强。

很快，他就展露出自己的过人之处。十七岁这年，孙坚与老爹乘船到钱塘去办事。行至半途，发现江面上停了数艘船，都不行驶了。他正觉得奇怪，只见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一艘船，岸上有一伙人，手里持着刀枪棍棒，抢劫了一队商旅，正在翻箱倒柜瓜分财物。

原来竟是遇上了一伙海盗！怪不得来往船只都不敢靠近。

我们说过，孙坚是一个好名节之人，有侠义精神。路见不平，自然要拔刀冲上去，孙坚对父亲说：“此贼可击，请讨之。”

父亲大人一听，使一白眼——没看到强盗人多势众吗？讨你个头！便斥道：“此非你所图也。”

遇到强人，一般人的反应是害怕，咱别没事去惹他们。

对孙坚来说，他的反应是兴奋：自己练了这么多年功夫，又读了许多兵法书，都没有实践的机会，如今机会就在眼前，岂能错过？一个真正的武士，怎么能错过拔刀的机会呢？

好吧，你们都不去，那我一个人去了。

在孙坚的坚持下，船靠了岸，他手里拎了一口刀登岸，冲着海盗们奔去。

海盗是一群人，他只身一人，如何应敌？

不要忘了，孙坚是官府之人，身上穿的是衙吏的衣服。他一边朝强盗们奔去，一边用手比画着，作出安排人马包抄的样子。海盗远远望去，还真当官府出动了人马前来搜捕，大家钱也不数了，箱子柜子也不抬了，纷纷逃往船上，扯了风帆，扬长而去。偏偏有个家伙，大约是躲在什么地方方便，来不及上船，被孙坚逮了个正着，一刀下去，身首异处。

不得了，孙坚英勇的一击，不仅令父亲大人刮目相看，当时江中商船上的人也不禁大声喝彩。

这件事很快传遍吴郡，年轻的孙坚声名鹊起。郡府官员认为他是青年才俊，当个小吏实为浪费人才，便破格将他提拔为“假尉”。所谓的“假”，就是“代理”的意思，尉是地方治安官，假尉相当于县公安局代局长。

不久后，吴郡爆发了一起大规模暴动。

暴动组织者名为许昌，他鼓动几个县的民众造反，自称“阳明皇帝”，拥众万余人，势力不可小觑。朝廷不敢掉以轻心，派扬州刺史臧旻率军平乱。渴望建功立业的孙坚自告奋勇，招募了一千多人，配合州郡部队平定许昌之乱，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扬州刺史臧旻看在眼里，心里暗暗称奇。

许昌的义军毕竟不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的对手，很快被镇压下去。臧旻在给朝廷的上书中，特地表扬了孙坚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朝廷论功行赏，把孙坚提拔为县丞。

县丞是县令的佐官，在县里属于二把手，主管文书、仓库、监狱管理诸事。孙坚先后在三个县当过县丞，分别是盐渎县、盱眙县和下邳县。虽说只是二把手，但他的名望比县令都要高，他品行端正，又有侠义情怀，还是个出了名的帅哥——史书上说他“容貌不凡”，这样一个浑身都散发着强烈人格魅力的人，自然深得民心。

孙坚不到二十岁就当到县丞，可是他的仕途也就固定在这里了，到了三十岁，他仍然只是县丞，没有获得升迁。这并不奇怪，从朝廷到地方，权贵子弟充斥要职。像孙坚这样没有背景的人，想要升迁就得花银子上下打点，而以名节自励的他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公元184年，孙坚将满三十岁，黄巾起义爆发了。

有仗打，孙坚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有一个人对孙坚印象深刻，他就是被朝廷任命为右中郎将的朱儁。

十年的时间，朝中大臣早把孙坚这个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了，何以朱儁会记得呢？因为朱儁乃是会稽人，与孙坚的家乡距离很近，算起来也是同乡，故而他对孙坚当年的英勇事迹记忆犹新。朱儁在领军出征前，只向皇帝提出一个要求：把孙坚调到其麾下，担任军司马一职。

看到没有，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能也。

不要怨天尤人，只要自己真有本事，被埋没十年，仍然可以绽放万丈光芒。

孙坚熟谙兵法，他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军官与士兵要同心协力，士兵要乐于效命。倘若他孤身一人赴任，指挥一支自己都不熟悉的军队，就不能得心应手了。因此他招募了一支子弟兵，兵源主要是自己的同乡少年，这些人十分仰慕孙坚的为人，乐意跟随他打拼。除此之外，他还到淮河、泗水一带招募了一些壮士。

就这样，他有了一支效忠于自己的武装部队（有一千多人），他率领这支部队，前往朱儁营中报到。

黄巾战争，成就了孙坚的英雄之路。

朱儁没有看走眼，孙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自始至终表现出色。特别是他那拼命三郎的精神、过人的胆量，令全军将士无不自愧弗如。在宛城之役中，孙坚更是勇冠三军，作为军官，他不是指挥别人冲锋陷阵，而是临阵身先，一手持刀，一手持盾，攀云梯而上，第一个登上城墙，为攻破宛城抢下首功。这场战争奠定了孙坚在帝国军队中的地位，他不再是当年的游击队长，而是东汉军中的一员虎将。

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黄巾战争给了孙坚一个全新的表演舞台，他淋漓尽致的表演博得了上司朱儁的喝彩。战后，孙坚被授予别部司马一职，这是一个握有兵权的军职，他实现了从文官到武将的转变。在此之后，孙坚又参加了许多场战争，成为东汉末期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关于他征战的故事，我们后文再详述。

接下来我们说说刘备。

若论起血统，刘备与皇室沾亲带故，但是这个亲戚关系，已经远得宛若天边了。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是刘备的第十六世祖，汉文帝是他的第十五世祖，汉景帝是他的第十四世祖。在汉景帝之后，刘备家族这一系就与皇室越隔越远。他的第十三世祖是中山靖王刘胜，刘胜本来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刘胜夫妇的墓穴被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一大成就，其中出土的文物，以“金缕玉衣”最为有名。现在说到考古，大家都知道中山靖王刘胜，他就是刘备的先祖。

从中山靖王刘胜到刘备，又过了十几代，每隔一代，他们与皇室的关系就疏远一分。毕竟从刘邦开国到东汉末期，已经过去了整整四百年，刘邦的后人，恐怕不下几十万人。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人继承皇室的基业，多数人早已平民化了，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顶多就是在给儿孙讲故事时，可以唠叨几句：“咱先祖可是灭掉秦国的高皇帝刘邦哦。”这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因此，刘备虽是皇帝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但他的出身实际上比曹操、孙坚都要落魄得多。刘备的爷爷还曾经当过一名县令，他父亲刘弘也当过小公务员，只是刘弘死得早，留下一对孤儿寡母。

刘备是涿郡涿县人，出生于公元161年，比曹操、孙坚要小六岁。

自从父亲死后，家道中落，刘备和母亲过着清苦的日子。所幸刘备的母亲手巧，自己缝制布鞋，编织草席，勉强度日。刘备从小就跟着母亲贩卖布鞋、草席，在饱一顿、饥一顿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俗话说“人穷志短”，但刘备是人穷志不短。

我们可以从他童年的一则小故事里看出端倪。

在刘备家东南角的篱笆墙边，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树，远远望去，有点像车盖的样子。

有一次，刘备跟同宗的小孩们一起在桑树下玩，他望着貌似车盖的树冠，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日后必当会乘坐羽葆盖车。”所谓羽葆盖车，就是用山稚尾巴上的羽毛来装饰车盖，在古代，羽葆盖车就是指天子专用的车辆。刘备的话就是说，我以后会乘坐天子之车，我也要当皇帝。

这固然是一句戏言，但至少表明，刘备的内心并不安于现状。

小孩子随口一说，可把大人吓坏了。

叔叔刘子敬把刘备叫过来，狠狠臭骂了一顿，对他说：“你可别胡说八道，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

据说当时有个叫李定的人，会看风水，有一回他路过刘备家，看到那棵大桑树仿佛是伸出的车盖，罩在刘家上方，不禁暗暗称奇：“此家必出贵人。”

刘备生活的转折发生在他十五岁这年，也就是公元175年。

这一年，有一个大人物回到涿县，他就是卢植。

此时黄巾起义还没发生，卢植还没有得罪宦官左丰，他刚刚平定了九江郡爆发的蛮族叛乱，又因病辞去九江太守一职，返回家乡涿县讲经传道，发展教育。

在涿县，卢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回乡讲学，立即吸引许多人前来求学。刘备的母亲知道儿子卖布鞋、卖草席，是不会有前途的，她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送儿子到卢植那里学习。

就这样，刘备投到卢植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当时与刘备一同前往求学的，还有同宗刘德然。

刘德然的父亲名叫刘元起，他是看着刘备长大的，觉得这孩子是个好苗子，于是做出一个决定：支助刘备读书。他每月支助刘备的钱，与给儿子的钱一样多。

这下子可把他老婆给气坏了，她嚷嚷道：“他家是他家，咱家是咱家，你怎么把刘备当作自家人了。”

刘元起只说了一句：“这孩子不是普通人。”

看来刘元起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同宗长辈的鼎力支持下，刘备才得以安心在卢植门下学习。但是刘备这个人，其实不太爱读书。这也难怪，他从小就干小商小贩的营生，结识的都是市井朋友，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一拿起书本难免犯困。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养狗、骑马。别看他落魄，他对美学颇有追求，十分喜爱音乐，还喜欢漂亮的衣服。声、色、犬、马四样，他在十五岁时，至少已经爱上三样了。

尽管如此，这段学习时光对刘备来说仍然是宝贵的，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大获长进，而是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十分重要的人物：公孙瓒。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人，慕名前来拜卢植为师，与刘备成了同学。后来刘备在落魄的时候，前去投奔公孙瓒，若没有这段同窗情谊，公孙瓒未必会收留他。

卢植并没有在涿郡待多久，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局势使他无法专注于讲学。庐陵郡爆发蛮族叛乱后，朝廷又起用他为庐江太守。刘备、公孙瓒虽然都是卢植的学生，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儒家知识。

各地频频发生的暴乱，也让刘备意识到一个巨变的时代即将来临。

他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时代的挑战。

由于饱经风霜，刘备的性格比其他同龄人来得成熟。

他平常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不爱说话，并不影响他广交朋友。他喜欢结交豪杰之士，乡里许多少年也都喜欢跟着他混，老成的性格让他成为朋友圈里的头头，话不在多，关键能说到做到，一言九鼎。

刘备长相很特别，身高七尺五寸，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大约一米八，颇为高大威武。更特别的是，他的手臂很长，据说双手垂下时能到膝盖的位置，有点像美国篮球巨星、绰号“大猩猩”的尤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对招风耳，耳朵大，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这是什么模样，还真难以想象，不至于像猪八戒那般模样吧？

长相特别、寡言老成、性格坚忍，这些特点无疑令人印象深刻，让人觉得此人身上有不平凡的地方。乡里许多少年都喜欢跟着他混，他也成了这帮人的大哥。

在刘备手下的这帮年轻人中，有两个人与他成为生死之交的兄弟。这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关羽与张飞。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写到桃园三结义，写得绘声绘色，千古流传。这里我从正史的眼光来看看刘、关、张三人的关系。

关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将之一，大家都知道他的字是“云长”，不过最初他的字是叫“长生”。他老家在河东郡，与刘备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有一回，也不知犯了什么事，亡命到了涿郡。关羽的年龄可能与刘备相近，比刘备略小一点。他们如何认识的，史书上没说，我想大概是刘备在关羽落魄之时，帮了他的大忙。或许是被刘备的侠肝义胆所吸引，关羽从此之后就铁了一条心，跟着这个小老哥混。

比起关羽，张飞与刘备相识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因为张飞也是涿郡人。张飞是个很勇猛的人，平常对谁也看不上眼，却独服刘备，刘备身上确实散发着吸引人的独特魅力。关羽到来后，张飞对他也很佩服，因为关羽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年长他几岁，故而张飞也把关羽当作兄长来看待。

那么刘、关、张三人究竟有没有结义的事呢？

估计是没有，那是小说家猜测的。

不过三人情同兄弟，这是事实。《三国志》里面也写说：“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有了关羽与张飞这哼哈二将，刘备在乡里一帮年轻人中，才真正成为大哥大式的领袖。

《三国志》的《关羽传》中有一段有趣的话，我们且来看看：“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这句话写得很含蓄。刘备在乡里纠集徒众，关羽与张飞为他“御侮”，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前文中说过，刘备虽然家境贫穷，可是他有志向，甚至有天子之志，不过万事开头难，他就是草民一个，又缺乏资本，如何创业？他想到的捷径，就是招罗豪杰，自己搞一个小团伙，等时机成熟了，便有了干一番事业的本钱。

有了关羽、张飞这两大高手加盟，刘备如鱼得水，可是他这个小团伙一定也会遭到一些流氓团伙的敌视和挑衅。这时关羽与张飞便出来给刘备“御侮”，换句话说，就是跟别的团伙打架。你想想，关羽后来可是被封为“武圣”的人，练拳脚的都得拜他的神像，功夫之强自不在话下。张飞的功夫也不弱，史书上评价他们二人，都用了一个词——“万人敌”，这两人联手，自然把前来闹事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转眼间已到了公元187年，刘备的机会来了。

此时已经是黄巾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年，虽然张角、张宝等太平道头目已死，但黄巾军仍在全国各地活动，由黄巾起义所引发的暴动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

却说在北方的渔阳郡，有一个投机分子，名为张纯，他见东汉帝国已是摇摇欲坠，便铤而走险，勾结北方的乌桓部落，聚众造反。在那个年代，官府无能，民不聊生，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势必有许多人响应。张纯的造反军很快便声势大振，攻破蓟中，杀死校尉、太守。张纯自封为“弥天大将军”，引兵攻幽州、冀州。

一时之间，北疆为之震动。

刘备所在的涿郡就在幽州、冀州的交界处，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朝廷紧急从青州调集军队，由一名从事（刺史的属官、幕僚）率领，入幽、冀两州镇压张纯的造反军。有人向青州从事推荐刘备，说他有胆有识，在此多事之秋，正好可以派得上用场。

这一年刘备二十七岁，在此之前，他除了在乡里当个土霸王之外，也没干出个名堂，虽有请缨之志，无奈在官场没有熟人，多年来报国无门。试想，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满怀盖世豪情，却整天与流氓阿飞械斗血拼，岂非英雄气短？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披上铠甲，到战场上一显身手了。

就这样，刘备率着自己的一帮喽啰，加入青州军，参与镇压张纯的叛乱。

战争与乡里械斗毕竟不同，首次披甲上阵的刘备差点死于非命。

有一回，他率一支小分队巡逻，正好与张纯手下的一支叛军相遇，双方展开厮杀。无奈寡不敌众，在战斗中，刘备被对方的一名士兵捅了一枪，从马背上摔下来，在这危急时刻，刘备灵机一动，往草丛上一倒——装死！

幸好那名士兵没有补刀的习惯，否则就没有未来的蜀汉皇帝了。

刘备装死，他手下的小喽啰也被打散了。叛军取得了小小胜利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趴在草丛中的刘备虽然逃过一劫，但伤得不轻，动弹不得，要是被抛在荒郊野岭几天，恐怕与周围的死尸无异了。幸好，不久后，那帮被打散的小喽啰又都回来了，见到刘备没死，大伙儿很高兴，把他平放在一辆马车上，拉回兵营。

可以说，刘备出师不利。

现实是残酷的，既然出身贫贱，就得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辛劳与代价。

不历经磨难，怎么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呢？

前途，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当时东汉帝国的局势，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张纯的起义军蹂躏北方诸郡，牵制了政府军，遂使黄巾军余党的势力转强。公元188年，河西、益州、青州、徐州等地的黄巾余党先后起事，完全打乱了朝廷的军事部署。在这个时候，刘备被派去镇压黄巾起义军，受校尉邹靖的节制。

关于刘备与黄巾军交锋的故事，史书上并没有详细的描写。

在刘备跌宕起伏、身经百战的一生中，与黄巾军作战，是可以略过不提的，因为他当时仅仅是个小人物。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刘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立下不少战功。正是这些战功，让他开始跻身仕途，成为一名地方官吏。

朝廷论功行赏，给刘备腾出一个职位：安喜尉，即安喜县治安官，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

有趣的是，曹操、孙坚、刘备这三人都曾经当过尉官，干的事却各不相同。

曹操是雷厉风行，对强豪大开杀戒，他敢这样做，因为他是官二代，朝中有人撑腰；孙坚没有强硬的后台，自然不像曹操那样大刀阔斧，唯有在镇压叛乱时募兵请战，身先士卒；与曹、孙相比，刘备的政治资源更少，在担任安喜尉期间，他干过最为酣畅淋漓的事，就是痛扁督邮。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晓得“张飞痛扁督邮”的故事，其实这是错的，小说这样写，是为了维护刘备“伟光正”的形象。痛扁督邮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备本人。

督邮是什么官？刘备为什么要痛扁他？

这里要先说一个背景资料。

在东汉末年，全国各地都爆发武装暴动，朝廷四处招募军队，镇压暴乱。每打完一仗后，功劳簿上总有许多人要论功行赏，朝廷没钱，只能腾出一些职位作为奖赏。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能腾出来的职位，很快就满额了。

可是战争还在继续，朝廷还能拿什么东西封赏给有功者呢？

最后朝廷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淘汰一部分地方官吏，特别是因战功而升迁的官吏。

诏令一下，刘备不由得心慌。

官场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最终被淘汰的，一定是既无背景又无靠山的人。安喜尉只是一个小官，但对刘备来说，却是一扇进阶的大门，这扇大门要是关闭了，他岂非只能与草寇为伍？

刘备并非杞人忧天。

郡太守接到朝廷诏令后，把各县官吏名单仔细看了几遍，某某人是宦官的兄弟，某某人是达官贵人的外甥，这些人都碰不得。看到刘备这个名字时，太守感到有几分陌生，便提笔在这个名字上划了一道线。

几天后，太守派遣的督邮抵达安喜县。

督邮又称督邮书掾或督邮曹掾，职责是代表郡太守督察各县乡，同时传达郡政府的最新指示。督邮此次前来的任务，便是要执行朝廷下达的任务，淘汰一部分地方官吏。

此时刘备已经打探到消息，自己正在淘汰名单之列！

他心急如焚，得知督邮入住驿站的消息后，便前去拜访，想找个办法通融通融。督邮当然明白刘备的用意，便以身体有病为由，拒见刘备。

刘备是这么容易打发走的吗？你既不见我，老子也不是吃素的。刘备回去后，拉上关羽、张飞以及吏卒等一帮人，杀气腾腾地奔向驿站。

有关羽、张飞在，驿卒焉能阻挡？

刘备一脚踹开督邮的寝室大门，闯了进去，大喝道：“我收到郡太守逮捕督邮的密令，你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平日在县乡威风凛凛的督邮，此时已被这阵势吓得瘫倒在床。刘备不容分说，上前就将他捆得结结实实，推出驿站。闹了这么一出，刘备心知自己的县尉之职肯定是保不住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便和关羽、张飞一道，挟持着督邮一路飞奔。

快到安喜县的边界时，刘备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县尉绶印解下来，挂在督邮脖子上——你不是要解老子的职吗？老子就把官印还给你。即使这样，他还不解气，又把督邮绑在树上，用皮鞭猛抽了百来下，直把督邮打得皮开肉绽，哀声连连。

看来毕竟当过黑社会大哥，刘备不是好惹的。

发泄一通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离开安喜县，一路漫无目的地瞎逛。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刘、关、张三人一身好本领，在这乱世总是用得着的。

正巧这个时候，大将军何进派毌（guàn）丘毅到丹阳招募新军，刘备与关羽、张飞便前去投奔。毌丘毅见三人武艺高强，便将他们招入麾下。行至下邳，忽然闯出一伙强人，刘备、关羽、张飞策马迎战，把这伙强盗打得落花流水。回到京师，毌丘毅在大将军何进面前极力推荐刘备。

在汉代，皇帝之下，就属大将军的权力最大，其地位甚至在“三公”之上，一般由外戚担任。何进倒也爽快，大笔一挥，把刘备提拔为下密县的县丞，官职比先前的县尉还略高一点。

在刘备奋斗的这几年里，东汉的政局愈加恶化，最令朝廷头疼的，便是西北凉州的叛乱。

凉州叛乱：帝国救火队长皇甫嵩力挽狂澜

黄巾起义给朝廷敲了一记警钟，貌似强大的帝国已是危机四伏。

可惜的是，这记警钟并没有把昏庸的汉灵帝敲醒。当将士们为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浴血疆场时，皇宫里却上演着一出出鸡飞狗跳的闹剧。

汉灵帝干了很多荒唐事。

当了皇帝还不够，他还要当大富翁。灵帝发现自己贵为一国之君，私人钱财却难以跻身富翁排行榜。看看以前的大将军梁冀，被抄家后拍卖所得竟然有三十亿之多。灵帝还讥笑前任汉桓帝，认为他不懂得经营家产。

那么灵帝要如何经营自己的产业呢？

他看到大家都想当官，便从中寻到了商机：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官秩为四百石的卖价四百万钱，官秩为二千石的二千万钱。这样，有钱人很容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买个官过过瘾。没钱的人也不必灰心，可以分期付款，先欠着钱上任，等捞到钱以后，再双倍偿还——灵帝毕竟是皇帝，生财有道，还不忘兼顾公平。

除此之外，灵帝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正常升迁的官员，虽然也得花钱，但可以享受三折至五折的优惠；至于朝中近臣，优惠幅度就更大了。譬如“三公”，内部招标价一千万；“九卿”，内部招标价五百万。

当时有个人名叫崔烈，他当过郡守，后在朝中为卿，想过过“三公”的瘾，又觉得一千万贵了，便找到灵帝的奶娘程氏，请她帮忙与皇帝讨价还价，最终以五百万的优惠价格（相当于五折）成交，当上司徒。

到了正式授官的那天，皇帝还有点后悔：“唉，这个官卖得太便宜了，本来能卖一千万的。”

站在一旁的奶娘程氏不高兴了：“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这可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还不满意呀？”

卖官鬻爵还不够，皇帝还要经商。

这不，他又发明了新玩意儿，在后宫搞了一条商业街。

宫女们被分配到各门店去卖东西，皇帝呢？自然是商业街的大老板，他脱了龙袍，换上一身商人装扮，手中拿着算盘，到各门店去核算经营所得。就这样，灵帝白天当督工，监督宫女开店营业，晚上就拥妻抱妾，大设酒宴。在嬉闹与女色之中，朝政大事，早就抛之脑后了。

更糟糕的是，灵帝对宦官的信任与重用，堪称前无古人。

灵帝时代有所谓的“十常侍”。十常侍其实是指十二名中常侍，这十二名大宦官分别是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孙璋、毕岚、栗嵩、高望、张恭、韩悝。本来还应该包括封谞与徐奉两名中常侍，但这两个人在黄巾起义时，串通马元义，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朝廷，后来当然没有好下场，都被皇帝给诛杀了。

这十二名中常侍，全部封侯，贵盛无比，其中又以赵忠、张让两人最为显赫。显赫到什么程度呢？灵帝刘宏是这样说的：“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您瞧瞧，皇帝管张让叫爸，管赵忠叫妈，人家这两位可是被皇帝当作双亲哪，这能得罪吗？

由张角兄弟点燃的黄巾起义烈火被皇甫嵩、朱儁、曹操、孙坚等人扑灭了，灵帝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其实这仅仅只是火山的第一次喷发罢了。

在黄巾起义的鼓舞下，全国各地掀起反抗狂潮，大大小小的起义数不胜数。这些起义军的首领名字五花八门，多是使用各种江湖诨号，主要有以下这些：张牛角、褚飞燕、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雷公、浮云、白雀、于毒、五凤、李大目、白绕等。大家看看这些名字，这都像人名吗？这些反政府武装，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

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里单说西北的叛乱，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正当皇甫嵩的政府军与张宝的黄巾军在下曲阳展开最后决战时，凉州北地郡的先零羌突然起兵叛乱，拥立胡人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

这实在是不给皇甫嵩面子。

在黄巾战争爆发前，皇甫嵩正是北地郡太守。没想到他前脚刚离开，后院便起火了。叛军袭杀护羌校尉冷徵，西北局势急转直下。

北宫伯玉想在西北干出一番事业，他听说边章、韩遂“素有胆略”，在西州一带十分有名，便拉拢两人入伙。边章与韩遂颇晓军事，他们的加盟，令叛军如虎添翼。叛军很快攻下金城郡，杀死金城太守陈懿。经此一役，叛军声威大振，兵力一下子猛增到几万人。

在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上，西北的羌乱始终是边疆一大患。汉羌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一代名将段颎出现，吊打羌人将近十年，这场战事方才告一段落。

然而，这次先零羌起事，与以往历次羌乱完全不同。战争不再是在两个民族间进行，而是羌人联手汉人，合力对抗东汉朝廷，想要与朝廷分庭抗礼，政治意图相当明显。

公元185年，北宫伯玉与边章、韩遂挥师进攻三辅。

三辅就是西汉故都长安及附近一带，是仅次于首都洛阳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若是长安沦陷，后果不堪设想。汉灵帝不免惊慌失措，急调皇甫嵩驻防长安城，全权负责指挥平叛。

皇甫嵩如同东汉帝国的救火队长，哪里局势最为危急，他就奔向哪里。就在皇甫嵩准备再次大展身手的时候，从他背后却射来一支冷箭。

放冷箭的正是被荒唐皇帝尊为爹妈的大宦官赵忠、张让。

这两人与皇甫嵩的过节，还得从头说起。

在上一年皇甫嵩讨伐黄巾军时，曾路过赵忠的老家邺城，见到赵忠的宅院相当豪华气派，堪比皇室住宅，严重超标，于是上书弹劾。这下子赵忠损失大了，宅院被朝廷下令没收，从此这位大宦官就记恨上了皇甫嵩。

再说说张让，张让本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凭着皇帝对他无限的信任，四处敲诈勒索。有一回居然勒索到皇甫嵩头上，狮子大开口，索要五千万。皇甫嵩为人正直，且不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不屑于巴结宦官，便一口拒绝了张让的无理要求。

赵忠与张让就是俩小人，睚眦必报。他们视皇甫嵩为敌人，早就想除之而后快。只是皇甫嵩功劳太大，被皇帝提拔为左车骑将军，地位仅在大将军何进之下，一时间也不好下手。如今皇甫嵩被调往长安前线御敌，俩小人开始活动了。赵忠、张让二人在皇帝面前大讲皇甫嵩的坏话，说他在前线屡战屡败，非但没立功，还大把大把地花国家的钱。灵帝也就是个猪脑袋，听风就是雨，一道诏令，把皇甫嵩撤职召回。

皇甫嵩被撤职后，改由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辖十万大军，进驻美阳城，讨伐北宫伯玉。临行前，张温上书皇帝，请求再调派一个人随他一同西征。他指明要带走的，正是在黄巾之战中勇冠三军的江东才俊孙坚。

看来孙坚的才能，已经得到朝廷重臣们的承认。

叛军的实力不容小觑。

北宫伯玉的部将边章、韩遂趁政府军在美阳城立足未稳，发起突袭，打得张温措手不及，狼狈不堪。这个时候，野蛮的董卓倒是发挥了作用，在他凶悍的反扑下，反政府军终于吃不消，边章、韩遂率军退往榆中。

张温反败为胜，此时不趁热打铁，更待何时？他急令荡寇将军周慎领兵三万，穷追敌寇。周慎与董卓同级别，眼看第一战的功劳都让董卓给抢了，他铆足了劲，一路疾驰，很快兵临榆中城下，下令备好攻城器械，打算强攻。

这时，只见诸将中站出一个人，此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正是张温亲自向皇帝索要的军中后起之秀孙坚。

孙坚熟谙兵法，十七岁就用疑兵之计智退海盗，如今身经百战，眼光更加独到。他向周慎建议道：“叛军占据榆中，城内粮食不足，势必要从外部运粮。请将军拨给我一万人马，袭击其粮道，切断城内粮食供给。叛军一旦粮草不足，势必无法固守，到时将军从正面攻击，他们定会放弃城池，撤往羌中。我军步步紧逼，凉州之乱，可一战而平。”

这个建议很中肯。《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打蛇要打七寸，打仗也要觑准敌人的弱点，才能一击致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周慎的强攻战术，更适合在敌人防御无弱点可寻的情况下采用，是不得已的手段，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代价高昂。

周慎想都不想，就把孙坚的提议否决了。因为这一战略不合周慎的胃口。

把叛军逼走有个屁用？

全歼敌军才叫战功！

荡寇将军周慎自视过高了，在他看来，孙坚就是个后生，哪有资格指指点点？周慎非但没有断敌人的粮道，还把自己的粮道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

边章与韩遂也不是泛泛之辈，他们比周慎要高明得多，采取的战术犹如孙坚提议的翻版。韩遂婴城固守，边章率一支军队偷偷溜出城，一举攻占葵园峡谷，切断了周慎的运粮通道。

此时周慎阵脚大乱，眼看攻城无功，后路又被边章抄截，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倘若不立即撤退，恐怕要被叛军包饺子了。周慎夺路而逃，连辎重车辆也来不及带走，一股脑全送给了对手。

榆中之战，以政府军的失利告终。

与此同时，西征军统帅张温派破虏将军董卓另率三万人马，进攻盘踞于凉州的先零羌部落。董卓早年在张奂手下时，就曾多次打败过羌人，加上前番又打败了边章、韩遂，因此愈发自负，不把对手放在眼里。

事实证明，这一次，董卓没比周慎强多少。

汉军三万人马抵达望垣（今甘肃天水北）时，早有防备的羌胡人突然杀出，把董卓兵团压迫到一条河流附近狭小的区域内。但与汉军相比，羌胡军队武器窳（yǔ）劣，因此虽然人多势众，一时间也无法消灭政府军。双方僵持不下。

汉军的粮食越来越少，眼看就要吃光了。

被困住的董卓情急智生，他想到，粮食是快吃光了，可这旁边不就有条河吗？他命人在河中筑起堤坝，阻止鱼虾漂往下游，然后集中捕捞。鱼虾营养价值高，士兵们吃饱后倍感有力，精神也抖擞了。

羌胡军队本以为可以把董卓困死，岂料董卓就地取材，解了食物之困。不仅如此，董卓围坝捕鱼，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由于人工围坝，坝内河流水位猛涨，在某种情况下，水就是最有威力的武器。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果然如此。董卓趁羌人不备，决堤放水，河水奔腾而下，直扑羌胡兵营。一下子，兵营成了一片沼泽地。董卓借此时机，率军蹚过浅水，成功突围。

羌军眼睁睁地看着猎物跑了，却因陷入泥泞之中而无法追击。

这一战着实惊险，董卓捡回一条命，退往扶风。

总司令张温心里很郁闷。

先是周慎率着残兵败将回来，紧接着又传来董卓出师不利的消息。六万人马出击，徒劳无功，士气凋零。

更令他气愤的是，董卓这个家伙不听话了。

在董卓败逃到扶风后，张温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他把部队拉回大本营。岂料董卓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压根儿不把统帅放在眼里。直到过了许久，才慢条斯理返回总部，见到总司令张温后，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对战败的愧疚，反倒一副傲慢自大的模样。

董卓的军职比张温要低，何以他敢如此狂妄呢？

首先，董卓自视甚高。他出生于西疆，军旅生涯二十年，多数时间是在西疆度过，在西北军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尽管这次吃了亏，他仍认为，要解决西北羌乱，非自己莫属。

其次，董卓瞧不起张温。张温身居“三公”之列，却是出钱买来的。作为总司令，他没什么作战经验，第一战就被边章、韩遂打得晕头转向，还是董卓来给他解的围。

正因为如此，董卓对张温的命令充耳不闻。

张温虽然一肚子不高兴，却无可奈何。

孙坚感念张温对他的知遇之恩，见状自然感到不平：堂堂主帅，岂可受副将掣肘？他向张温进言道：“董卓不仅没有检讨战败的责任，还嚣张狂妄，真是罪大恶极。大帅应该治他‘不服从军令’之罪，依军法当斩！”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孙坚的魄力。

张温却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说：“董卓在西疆威名远扬，今天若是杀他正法，西征乱贼要依靠谁啊？”

孙坚说：“将军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必非得依靠一个董卓呢？董卓出言不逊，不把将军放在眼里，犯上无礼，这是罪一；边章、韩遂作乱已久，应当即刻进兵讨伐，董卓却按兵不动，动摇军心，这是罪二；董卓出师无功，接到返回命令后却充耳不闻，还趾高气扬，跋扈嚣张，这是罪三。古代名将出征，持斧钺节制诸军，胆敢犯上者杀无赦。因此才有司马穰苴诛杀庄贾、魏绛诛杀杨干的范例。如今将军您却法外开恩，对董卓的罪行不施予诛杀之刑，既有损威严，也有违军法。”

性格决定命运。

张温软弱的性格，注定使他下不了杀董卓的决心。

在他看来，董卓及其部下都是一群野蛮人，如狼似虎，他没胆量拿董卓开刀。最后，他对孙坚说：“你还是出帐去吧，要是待得太久，董卓会起疑心的。”

一位统帅对部将畏惧到如此程度，如何能成事？

几年后，当张温面对行刑的刽子手时，他一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从孙坚的劝告。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公元186年），张温意外地升职了。

由于太尉张延被免职，张温被提拔为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不过他并没有到朝廷就任，而是坐镇长安，仍然负责西征事宜。只是张温军事才能平平，无法节制前线诸位将领，故而与反政府军形成相持局面，一整年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攻势。

皇帝对张温失去了耐心，终于在年底把他召回京师洛阳。

公元187年初，反政府军发生内讧。韩遂杀死北宫伯玉与边章，吞并其部，成为西北反叛军的唯一首领，拥众十余万。这位新首领志不在小，刚刚独揽大权，便迫不及待地进攻陇西，陇西望风而降。

凉州刺史耿鄙集中了六个郡的兵力，准备与韩遂一决死战。

岂料战斗还没开打，部将哗变，耿鄙被杀。身为凉州军司马的马腾率部叛反，与韩遂部合并，另一支由王国率领的叛军也前来加盟。这样，西北叛军便组成了新的三巨头联盟，三巨头分别为韩遂、马腾、王国。

叛军势力如日中天，攻克汉阳郡后，十余万大军再度进逼三辅，即长安地区。

长安告急！

汉灵帝又惊又怒，他想不通，叛军怎么越镇压越多了？

所幸韩遂一伙人并没有真心想攻下长安，他们只想劫掠财钱，等到搜刮得差不多了，便心满意足地撤了。

叛军是撤了，皇帝的气没消。他迁罪于张温，免了张温的太尉一职。太尉为“三公”之首，权力最重，可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却最不容易当。在张温之后，太尉之职走马灯似的换人，崔烈当了七个月，曹操的老爹曹嵩当了六个月，樊陵当不到两个月，马日（mì）磾（dī）当了九个月，基本上任期都不满一年就下台。

原因很简单，官都是买来的，这些国防部长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

谁有真才实学呢？

举目望去，能堪担重任者，只有镇压黄巾起义的英雄皇甫嵩。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西北反政府军在王国的统领下，发动新一轮攻势，包围陈仓。遭赵忠、张让陷害而被闲置达三年之久的皇甫嵩终于被朝廷起用，出任左将军，下辖前将军董卓等将领，共四万人马，救援陈仓。

董卓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还是识相的，知道皇甫嵩和张温不同，是有真本领的，故而对主帅还算客客气气，主动请战道：“陈仓已被敌人团团包围，咱们应该快马加鞭，速速支援。”

皇甫嵩却给董卓泼了一盆冷水，他说：“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有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陈仓虽然只是一座小城，但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姑且按兵不动，等敌人精疲力竭之时，必可收全胜之功，何必急着去救援？”

皇甫嵩不愧是灵帝时代的第一名将，上兵伐谋，战未开打，他早已算定胜局。

果不其然，王国猛攻陈仓八十多天，陈仓城岿然不倒。将近三个月的连续作战，早已让反政府军疲惫不堪。对王国来说，这一仗没法继续打了，罢罢罢，还是撤军吧。

陈仓城下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敌人撤走了，战场上留下一堆残破的车辆与折断的兵戈。此时，一直按兵不动的皇甫嵩忽然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军令。

董卓又跳出来道：“万万不可！兵法上说‘穷寇勿追，归众勿迫’，现在若贸然追击，便犯了兵家大忌。正所谓困兽犹斗，蜜蜂急了还会蜇人，何况是人呢？”

由此可见，董卓虽然也懂得些兵法，却没能灵活运用。而皇甫嵩之所以被称为名将，是因为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他解释道：“以前我不出击，是避敌锋锐；如今全线追击，是待敌衰疲。现在敌人只是疲惫之师，毫无斗志可言，我以逸击劳，以完整之师击疲乱之师，这与兵法书上所说的‘穷寇勿追’是不一样的。”

于是汉军四万精锐之师悉数出动，穷追猛打，王国的反政府军大败，落荒而逃，遗弃下一万多具尸体。

皇甫嵩以此精彩一役，捍卫了自己“第一名将”的荣誉。

这场胜利彰显了皇甫嵩的战略眼光与把握战机的实力，却也为他埋下了祸根。董卓两次献计都被皇甫嵩否决，本就感到有失颜面，在追击敌寇时，皇甫嵩担心董卓会不服军令，把他调到了后卫的位置，这样一来，董卓更气了，认为皇甫嵩有意压制他，不让他有立功的机会。

董卓这人表面豪爽，实际上这种豪爽是有条件的：你尊他为老大，他就对你豪爽，如若不然，他就会睚眦必报。小人难缠，皇甫嵩撞上董卓这样的小人，后来果然尝到了苦果，当然这是后话了。

陈仓一战，是西北叛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王国被皇甫嵩杀得大败而回，韩遂一气之下把王国给废了。这么一来，王国的部下十分不服气，而三巨头之一的马腾也在与韩遂争权夺利，高层的内斗，使得凉州反政府武装集团的力量大不如前，对东汉帝国的威胁也随之减弱。

当前线的捷报飞抵京师时，汉灵帝正躺在病榻上苟延残喘。此时的他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这位声色犬马了一辈子的皇帝，已经不能再享受人间的美色与美酒了。

与之前的皇帝们一样，他也没有逃脱短寿的宿命。

一场巨变即将降临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

二
混世魔王董卓

杀何进：宦官集团的最后一搏

在汉灵帝病死前一年，这个荒唐皇帝差点就死于政变。

策划政变阴谋的人是冀州刺史王芬。

此人乃是清流党人，在党人兴起时，有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八厨”，总共三十二人，都是名重天下的士人，王芬就是“八厨”之一。后来朝廷掀起“党锢之狱”，大批士人遭到迫害，王芬也是其中之一。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汉灵帝迫于形势，才解除党禁，恢复党人的政治权利。身为士人领袖的王芬出任冀州刺史，政绩不凡。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王芬府上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前太尉、士人领袖陈蕃的儿子陈逸，另一位是术士襄楷。襄楷懂得旁门左道，他夜观天象，得出一个结论：“天象有异常，不利于宦官，看来这回黄门、中常侍都要被灭门了。”

党人与宦官，向来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王芬闻言大为欣喜，他说：“果真如此的话，我要为天下人除害。”

不过，要除掉宦官容易吗？宦官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有皇帝罩着——皇帝都把大太监张让、赵忠当爹妈对待了，如何能扳倒宦官呢？

王芬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政变！他想把汉灵帝拉下马，换一个皇帝。

必须说，王芬的这个计划相当大胆。可问题是，王芬是冀州刺史，而皇帝在京师，相距遥远，如何发动政变？难不成要带一队人马从冀州杀到皇宫吗？

并非如此。

因为王芬打探到一个消息：皇帝打算前往河间国。

皇帝不待在皇宫，去河间国干什么？原来，这些年灵帝拼命积累私财，靠卖官捞了许多私房钱。原本钱都放在私家库房中，为了避免被偷盗，皇帝未雨绸缪，打算分开来存放。他拿数千万寄存在小黄门那儿，又拿数千万寄存在中常侍家中。这样他还觉得不保险，干脆回老家，到河间去买田地、修豪宅——皇帝也要赶一回时髦，炒地皮，炒房产，就差没当煤老板了。

王芬事先得知皇帝要到河间，挨着自己的地盘，在这个地方动手最安全。

万事俱备，可还差点什么呢？

王芬毕竟是书生，论学问、论人品那没得说，搞政变却非其所长。他突然想到，假使政变侥幸成功，抓住了皇帝，该如何善后呢，如何才能令朝中那一帮大臣接受更换皇帝的主张呢？王芬左思右想，觉得还需要一个既有正义感又有背景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符合这个要求的人虽然少，但不是没有，他想到了一个人：曹操！

在王芬看来，曹操为官期间不畏强权，铁面无私，称得上有正义感。更重要的是，曹操的父亲曹嵩久居高位，历任“三公”，是朝廷中首屈一指的重臣。若能得到曹氏父子相助，政变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此时曹操在做什么呢？他正在老家闲居呢，读书狩猎，日子倒过得轻松自在。王芬亲自赶到曹操家中，推心置腹，将密谋全盘托出。

曹操听罢直摇头，说道：“废立皇帝，是天下最不祥的事。古往今来，能权衡成败、计较轻重而废立皇帝者，只有伊尹与霍光。伊尹满腔忠诚，又身居宰相之位，位高权重，才能废立天子；霍光受先帝重托，又是皇亲国戚，内有太后支持，外有大臣同心，加上昌邑王即位不久，地位不稳，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黜其位。您只看到古人轻而易举的成功，却看不到今天形势的不同，竟抱着侥幸的心态，想使用非常手段，如此行事，岂不危险！”

这就是曹操与王芬的不同。

不错，两人都疾恶如仇，都想匡扶社稷。但王芬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曹操却是现实主义者。王芬在“党锢之狱”中被剥夺政治权利十九年，虽然得以重出，但在朝廷上根本没有任何根基，却妄想通过政变废立皇帝，铲除宦官，岂非痴人说梦！

论政治眼光，王芬远不及曹操看得远、看得透。

曹操拒绝参加政变，王芬有几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为了一击中的，王芬以冀州遭到黑山贼劫掠为借口，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太史向皇帝报告说：“北方有赤气亘天，夜半愈盛，横贯东西。”这种复杂的天文术语背后隐藏的含义是：北方有阴谋，不宜出行。

王芬已经被怀疑上了！

当然，朝廷并没有证据表明王芬要谋反。出于慎重，汉灵帝不仅取消出行，还下达一道诏令，命令王芬即刻解散新招募的士兵，并召他入京。

当诏令快马加鞭送到冀州时，王芬明白自己大势已去，一旦他入了京，朝廷稍加盘查，阴谋便会浮出水面，到时不仅他自己要受罪，还得连累一大批人。作为士人领袖，王芬不想拖累别人。一人做事一人担，他抛下官印，拔腿就跑。可是天地茫茫，能逃到哪呢？最终他心灰意冷，选择了自杀。

不出曹操所料，这起政变密谋最终流产了。

这件事令汉灵帝感到几分后怕。他觉得有必要加强戒备，于是设立了一支近卫军，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两个月后，“西园八营”成立。

西园八营，每营有一名校尉。为首的上军校尉由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担任。其余七名校尉分别是：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典军校尉曹操、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芳、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

这个名单里，我们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袁绍与曹操。

这两个日后会成为死敌的人，这时却是同僚。

曹操虽然没有参与王芬的谋反，但他知情不报，这事要是被查出来，罪名可就大了。只是因为主谋王芬自杀，皇帝也找不到他谋反的具体证据，加上此时全国叛乱不断，朝廷早就乱成一锅粥，没人想去深查王芬谋反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尽管汉灵帝逃过一劫，但他仍然没躲过死神的召唤。

公元189年，也就是王芬死后第二年，三十四岁的汉灵帝也死了。

谁将成为下一任皇帝呢？

灵帝的儿子大多早夭，只剩下两个：大的叫刘辩，是何皇后所生；小的叫刘协，是王美人所生。按道理说，应该立皇后的儿子为太子，可是灵帝在世时，认为长子刘辩举止轻佻，没有威仪，镇不住文武百官。他更喜欢幼子刘协，只是刘协的生母地位太低微，不够格，因此他左右为难，迟迟未立太子。

宦官们都不想刘辩成为太子。按照旧例，只要刘辩上台，何皇后就要以太后名义临朝，政权势必落入外戚之手。相反，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已死，若是立他为太子，宦官就可以继续掌握实权。

灵帝尸骨未寒，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已是剑拔弩张。

从实力上说，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是占有优势的。何进是何皇后的哥哥，也是当朝大将军。在汉代，大将军总制全国武装，地位在“三公”之上，除了皇帝，无人可及。但是宦官的力量也不可低估，灵帝生前所设立的“西园八营”，就牢牢掌控在大宦官蹇硕手中。

从东汉的历史来看，每当有政变发生，宦官的行动都是非常迅速的。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赌性——作为残疾的阉人，他们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宦官集团一致认为，立刘辩为皇帝，势必使外戚坐大。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杀死大将军何进，拥立刘协为皇帝。

谋杀何进的重任，理所当然落在掌有兵权的蹇硕身上。

论起心狠手辣，何进不是蹇硕的对手。

蹇硕设下一个局，他请大将军何进火速入宫，商讨大事。何进当时并没有起疑心，他从大将军府直奔皇宫去了。蹇硕的计划是，只要何进一入宫，就关闭宫门，当场格杀。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完美，但百密一疏。

问题出在蹇硕手下的一名司马身上，此人名唤潘隐，是何进的故交。

潘隐得知蹇硕的计划，心里十分焦急，但又无法通风报信。他灵机一动，以司马的身份到宫门外巡视，等候何进到来。

不多时，何进的马车在宫门外缓缓停下，大将军下了车，朝宫门奔去，眼看就要落入蹇硕的圈套。

突然间，何进看到潘隐的身影。令他意外的是，这位老朋友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地迎上来，而是冲他使了个眼色，神情诡异。

事出反常必有妖。

何进停下脚步，警觉地环顾四周，只见宫门内外的卫士手执戈戟，神色严峻，如临大敌，与平日完全是两种模样。

一阵凉意蹿上何进的脊梁骨。他与潘隐双目对视，潘隐冲他微微摇头，示意他千万别进。何进头皮发麻，转身便走，他飞身跳上马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为避免再生变故，他连家都没敢回，直奔兵营而去。

蹇硕守株待兔，不想最后却让兔子给溜了！

谋杀何进的计划破产了，这让宦官集团在选立新皇帝时，变得十分被动。虽然灵帝刘宏没有留下遗嘱，但根据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的原则，都应该由刘辩来当皇帝。在公卿的拥立下，刘辩登上帝位。何皇后临朝主政，改称太后；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主持大局。

这么一来，外戚掌握了国家大权。

如今何进利剑在手，岂能容得下蹇硕？

正好这个时候，袁绍找上门了，劝何进利用这个机会，把宦官一网打尽。袁绍此时是西园八校尉的中军校尉，在八校中排名第二，地位仅次于上军校尉蹇硕。他极其厌恶宦官，而他的顶头上司蹇硕就是宦官的头头。看来蹇硕虽然掌握西园八营，实际上已是众叛亲离。

有了袁绍加盟，何进如虎添翼。

蹇硕何尝不知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随时可能粉身碎骨，但他还想拼死一搏。他与其他宦官不同，他有军职，是西园八校之首，手握兵权。但若想整倒何进，还须联合其他宦官才行。蹇硕给中常侍赵忠等人写信，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说，何进已经控制大权，宦官一旦失势，恐怕要被诛灭，而何进之所以还没有对宦官们下手，只是因为自己手握兵权，他强调，必须在宫廷内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何进。

这次，蹇硕失算了，赵忠等人并没有支持他。

在十常侍时代，赵忠与张让是宦官集团中无可争议的头头，蹇硕却后来居上，且手握重兵。赵忠早就看蹇硕不顺眼，索性就借何进的刀除去这个对手，于是他把蹇硕写给自己的信转交给了何进。

这下子要了蹇硕的命。

企图搞政变、谋害大将军，这都是死罪。

蹇硕被逮捕，罪证如山，无可狡辩，下狱处死。

赵忠等人出卖蹇硕，一方面想除去蹇硕，另一方面也是想讨好何进，希望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能友好共处，利益均沾。可是宦官们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官员、士人、百姓无不对他们恨之入骨，现在挥一挥袖子说不玩了，这哪能行？

首先袁绍就不同意，他坚决要求清洗宦官，还给大将军何进打气，跟他说：“如今大将军您手握兵权，手下一帮人都是当世豪杰，局势尽在掌控之中，杀了宦官，为天下人除害，您也可以名垂青史。”

何进一想，觉得袁绍说得对，杀宦官，名利双收，何乐不为呢？

按道理说，何进身为大将军，天下劲兵皆在其掌握之中，铲除几个宦官，只是手到擒来之事。可是何进这个人魄力不足，不敢擅自决定。因为宦官隶属于皇宫，按照惯例，只有皇帝或太后才有权处置这些奴才。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件事得由太后来做主。按理说，当今太后正是大将军何进的妹妹，只要太后一道旨令，不就把宦官一网打尽了吗？

可是何进却碰了壁。

他入宫见何太后，请求把宦官一律免职，赶出皇宫。何太后对哥哥的提议却大惑不解，她反问一句：“古往今来，太监就一直存在，汉室成立以来都这样，怎么能把他们都赶走呢？”

这一反驳让何进哑口无言。

妹妹不同意下令，何进也没了主意。别看何进在灵帝没死时就是大将军，可他平日里也要看宦官的脸色行事，内心还挺窝囊的。

这时袁绍出了个馊主意。

他对何进说：“既然太后不同意，咱们索性就来个逼宫，从京城外调支军队进城，以壮声势，到时不怕太后不同意。”

何进为人优柔寡断，没什么主见，听袁绍这么一说，就言听计从了。

有个人听说了这个主意，不禁在心里偷笑。谁呢？典军校尉曹操。

曹操暗笑道：如果要治宦官的罪，只需杀掉带头的，一个狱吏就可以把事情摆平，还要兴师动众做什么呢？我看这事情一闹大，说不定就搞砸了。

曹操的政治眼光向来很独到，这一次又给他算准了——何进搞出这么大的声势，不是明摆着给宦官通风报信吗？

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命令西部的董卓兵团向首都洛阳进发，又派王匡、鲍信到泰山郡招兵买马，令东郡太守桥瑁驻扎于成皋，武猛都尉丁原率数千人放火烧了孟津渡口。搞这么多花样，就是想逼何太后铲除宦官集团。

这么大规模地调兵，有没有效果呢？

说实话，没效果，何太后仍然拒绝何进的要求。

袁绍急了，他警告何进说，不要顾及太后的面子，要早做决断，事迟则生变。何进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他仍然想通过常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也不是无所事事，他至少干了两件事：第一，把反宦官急先锋袁绍提拔为司隶校尉，并授予象征权力的符节；第二，把曾被宦官迫害的王允提拔为河南尹。

以袁绍、王允为代表的强硬派控制朝廷，反对宦官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向镇定的何太后终于慌了，她担心局势失控，觉得还是把宦官赶出宫较为妥当。懿旨一下，中常侍、小黄门全部被免职，遣散返乡。

大家想想，这些太监们要是失势返乡，会是怎么样的下场呢？他们平素作恶多端，一旦没有权势，还不被老百姓给揍死吗？因此大家谁也不想走，纷纷跑去向何进求情。

在对待宦官的态度上，何进与袁绍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

何进只想把宦官们赶出皇宫了事，袁绍则坚决要求将宦官势力连根拔除。袁绍还自作主张，以大将军的名义通告全国各州郡，立即逮捕宦官的家属亲信。他一再向何进强调，必须要彻底清洗宦官集团。

在袁绍的鼓动下，何进又进宫面见太后，要求把所有中常侍逮捕并处死。

岂料隔墙有耳，何进与太后的谈话，被中常侍偷听到了。这些阉人们一听，原来大将军不是要把我们赶回家，而是要血洗内宫啊。

狗急也跳墙，人一急能不拼命吗？

好，既然你何进无义，就休怪我等无情了。

张让等人马上召来几十名宦官，大家操起武器，埋伏起来。

一会儿工夫，何进打从后宫中出来，没走几步就听到有人唤他，回头一看，却是中常侍张让。张让对何进说，皇太后还有一点事要跟大将军说，请大将军入见。何进没有起疑心，便跟着张让又进了后宫大院。刚入大门，埋伏在一旁的宦官们一拥而上，把他给放倒了。

这时张让上前，指着何进的鼻子骂道：“天下大乱，大将军你也有责任，怎么能都算在我们头上呢？先帝曾一度想废了太后，是我等痛哭流涕为太后求情，这些事你怎么就给忘了？将军非但不念旧情，还打算把我们都杀了，岂不是欺人太甚！今天我们也豁出去，赌个死活吧。”

八年前，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何皇后妒火中烧，把王美人给毒死了。这件事让灵帝刘宏勃然大怒，差点废掉皇后，当时是宦官的力保才息事宁人。

在张让看来，宦官对何家有救命之恩，何进反倒是恩将仇报。

愤怒的宦官们把何进乱刀砍死。

可怜大将军何进杀宦官不成反而成为牺牲品。张让等人要死地求生，他们挟持何太后、皇帝刘辩，发了一道诏书，把司隶校尉袁绍、河南尹王允两人撤职。

这道诏令如此蹊跷，尚书卢植接到诏令后心生狐疑，便说：“请大将军出来，有事商量。”

宦官们从门缝把何进的人头扔出来，喊道：“何进谋反，已被诛杀了。”

消息一传出，大家惊呆了，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杀入皇宫去。

董卓入洛阳：请神容易送神难

在力主诛杀宦官的大臣里，袁绍是最坚决的一个。

袁绍出身于名门望族，其家族四世三公，显赫一时。袁绍年轻时，在思想上深受清流党人的影响，乃是一名进步青年。后来宦官势力掀起“党锢之狱”，党人领袖窦武、陈蕃、李膺等人相继被杀，没死的党人也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袁绍仍然坚持在暗地里与党人相往来。

当时清流党有一个重要人物叫何颙（yóng），他在“党锢之狱”大兴时遭到追杀，只得隐姓埋名，藏匿于汝南一地。袁绍十分仰慕何颙，甘愿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何颙。何颙经常潜入洛阳城内，与袁绍一起商量援救其他党人的计划。在两人的努力下，许多党人在党锢恐怖时代得以保全性命。

作为豪门公子，袁绍身上有豪侠之气，他礼贤下士，广交朋友，不论对方富贵或贫贱，他都一视同仁。他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人，史书称他“有姿貌威容”，加上其显赫的家族背景，故而宾客士人“莫不争赴其庭”。

袁绍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宦官们的提防与不满，大太监赵忠曾经这样说：“袁本初（袁绍的字）沽名钓誉，又豢养一帮死士，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赵忠的话传到袁绍的叔父、时任太傅的袁隗耳中，他把自己的侄儿唤来教训了一顿，警告他别得罪宦官，以免让袁氏家族遭殃。

袁绍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理会叔父的劝告。

知道了袁绍早年的事迹，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厌恶宦官。在他看来，宦官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奴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大将军何进，无奈何进柔懦寡断，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反倒赔了一条性命。

何进死后，以赵忠、张让为首的宦官们情知大祸临头，仍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态，劫持小皇帝与太后作为人质，妄想以矫诏的方式自救，他们假传圣旨，宣布罢免袁绍、王允两人的职务。

可是这道假圣旨一点作用也没有。

司隶校尉袁绍听到宫廷政变的消息，立即宣布首都戒严，接着派弟弟袁术、尚书卢植拉来一支部队攻打皇宫。

一场好戏开演了。

袁术率一支军队杀向皇宫。只见宫门紧闭，大门还挺结实的，任由刀砍斧劈也打不开。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袁术一想，夜长梦多，不可久拖，便下令放火烧门。木制的大门被焚毁了，士兵们一拥而入。

宦官们怎么打得赢呢？他们只得劫持着太后、小皇帝往北宫撤，撤退途中路过一个亭阁时，亭下传来一阵厮杀声，何太后放眼看去，正好看到杀入宫中的卢植，她趁宦官没留神，一咬牙，从亭阁纵身跃下，侥幸未死，被卢植救起。

与此同时，袁绍也亲率一支军队，杀向北宫。

大宦官赵忠年龄老迈，腿脚不灵便，不如小太监跑得快，落在后头。他走到朱雀门时，被袁绍撞个正着。当年袁绍广交豪杰义士，赵忠十分不满，还放言威胁过袁绍，故而在所有宦官中，袁绍对赵忠最厌恶。此刻两人一照面，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年迈的赵忠已无缚鸡之力，束手就擒，袁绍丝毫不手软，拔出佩刀，将其一刀两断，以泄心头之恨。

这时的皇宫已是乱成一锅粥。

袁绍下令，在整个皇宫范围内搜捕宦官。只要是太监，不论老少，格杀勿论。可是宦官不太好认，脑门上也没写着“宦官”二字，最后大家想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看到没胡子的男人就杀。这一杀，就杀了两千多人。皇宫之内血流成河，有些倒霉的官吏差役，因为没留胡子，也被当作太监给杀了。

就在这乱哄哄的局面中，有人注意到：怎么翻遍整座皇宫，都没见到小皇帝的身影？

原来，就在皇宫大屠杀发生的同时，张让等人已经凭着对宫中地形的熟悉，挟持着小皇帝逃出宫去了。一同被劫持的人还有皇帝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他们出了洛阳城北门，一直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

说实话，谁也没把小皇帝当回事。

袁绍不去追，袁术也不去追，只有尚书卢植比较尽力，带着闵贡等一帮人，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一行人远远地望见张让与小皇帝刘辩，闵贡冲着张让大喝道：“你再不自行了断，我就亲手杀了你！”说完后拔出佩剑，冲上前去，格杀数名宦官。

张让吓得不轻，他知道自己没戏了，便向小皇帝磕头说：“臣等死了，陛下自爱。”说完，他“扑通”一声，跳入黄河。就这样，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张常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卢植、闵贡两人扶着小皇帝刘辩、皇弟刘协，往京城的方向走。

天色暗下来了，这荒郊野岭的，也不能逗留，众人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到了半夜，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大家也不熟悉道路，只能靠着萤火虫微弱的光，勉强看得到脚底的小路。就这样走了约数里，方才看到一户人家，弄到了一辆板车，卢植让皇帝坐上去，大家在背后推。

总算挨了一个晚上，天亮了。

卢植心想，皇帝也不能这样寒碜地回去吧，总得要有人迎接才行。他先走一步，去通知首都政府官员前来护驾迎接。

闵贡弄来两匹马，让小皇帝骑一匹，他与皇弟刘协骑另一匹。慢慢地，有一些官员闻讯赶来，带来了马车以及吃的东西，小皇帝总算喘了口气。行至北邙山时，突然前方马蹄声起，尘土冲天，旌旗蔽日，一大帮人马浩浩荡荡地直冲过来。这可把小皇帝刘辩吓得面如土色，哭出声来。

这队人马直冲到皇帝跟前才停下，接着从中走出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个头很大，腰粗体肥，一身戎装打扮，脸上挂着一股傲慢之气。此人正是前将军董卓。

董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这件事说来话长。

话说董卓跟随左将军皇甫嵩大破王国的反政府军，战争是胜利了，董卓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功劳全让皇甫嵩给占了。论行军打仗，兵法谋略，董卓远远不及皇甫嵩。可若要论政治野心与权术，皇甫嵩远远不及董卓。

纵观中国历史，有许多高明的将领，在战场上谋略层出不穷，在政坛上却一败涂地。比如李牧、白起、韩信、周亚夫等，他们在战场上神勇无敌、智谋过人，在政治上却不高明。也有另一类人，打仗未必是强项，玩政治权术却出神入化。皇甫嵩属于前者，而董卓则属于后者。

董卓把这个时代看透了。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握有兵权才是硬道理。

比如说盘踞凉州的韩遂、马腾，拥有十万精兵，割地自雄，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剿灭。这就叫作实力。若没有实力，就算你身居“三公”显位，也会轻而易举被打倒在地。只要拥有精兵猛将，皇帝也得让你三分。特别是在西北这个地方，董卓奋斗了二三十年，根基相当深厚，这里就是他的老巢，就是他的根据地。

当时朝廷里有不少大臣看董卓不顺眼，觉得这个人过于嚣张，目中无人，让他执掌兵权，无异于养虎为患。汉灵帝之所以器重董卓，乃是因为董卓在西北羌胡部落中威望颇高，有董卓在，先零羌的叛乱不至于蔓延到其他羌人部落。不过在陈仓战役后，韩遂、马腾争权逐利，凉州叛乱集团势力大衰，已经难以威胁到长安、洛阳了。在这种情况下，汉灵帝自然不愿意再把这头老虎养在外面，于是下了一纸诏书，召董卓入京，让他担任少府之职。

董卓接到诏令，勃然大怒：他娘的，这不是要削老子兵权吗？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董卓兵团的人员构成。

董卓与皇甫嵩的军队，都是东汉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东汉的精锐部队多集中于边疆，而在边疆的驻军中，又以西北军最为精锐，这是因为东汉帝国一百多年的边疆战争，多数爆发在西北。东汉时代奉行“以夷制夷”的战略，故而在西北军中，有许多骁悍善战的羌胡骑兵。

对这道调令，董卓的回答是：不！

理由呢？

董卓的理由实属夸张，他说：“我手下这些将士，多来自湟中，其中还有许多羌胡骑兵。我接到诏令后，打算动身返京，岂料被士兵拖住不放，他们称政府不发放粮饷，家人饥寒交迫，没法过日子。羌胡人狼犬习性，微臣也无法制止他们，只能暂且逗留，加以安抚。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会及时向朝廷禀报。”

此言一出，灵帝傻眼了。

董将军把自己描绘得像一个受害者，仿佛被一群士兵挟持似的。

明明知道董卓装神弄鬼，朝廷却束手无策。

过了段时间，汉灵帝病重，眼看时日无多。别看他是个昏君，毕竟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防人之心是很强的。皇帝始终觉得董卓是心腹大患，在手握重兵的将领中，就属董卓最跋扈嚣张，经常顶撞上级，违抗命令，不削董卓兵权，皇帝死了也不安心。

既然董卓不想到朝廷当官，就让他当封疆大吏吧。

于是皇帝下旨，把董卓提拔为并州牧。

并州牧是什么官呢？

并州牧以前叫并州刺史。

在东汉时代，全国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下面有若干郡，其中京师称为司隶，不设刺史，设司隶校尉，其余十二州均设刺史。起初刺史只是监察官，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战争范围不断扩大，刺史的职权也不断扩大。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188年，即汉灵帝去世的前一年。当时在朝廷担任太常的刘焉见天下纷争，自己想拥兵割据，便向皇帝提出：“由于四方贼寇纷起，刺史的权力太轻，不能有效地约束地方，应当改置为州牧，选用有声望的朝廷重臣担任。”皇帝批准了此项提议，由刘焉出任益州牧、黄琬出任豫州牧、刘虞出任幽州牧。

至此，州牧实际上成为一州的军政长官，权力比刺史要大得多。

如今为了削董卓兵权，灵帝开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条件：并州牧。

不过皇帝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董卓必须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左将军皇甫嵩。

此时的董卓看得更清楚了，朝廷就是千方百计要夺自己的兵权。

作为一名将军，有军队在手，才有价值，没有了军队，他就什么也不是。狡诈的董卓既对并州牧垂涎欲滴，同时也不想放弃兵权，他便奏报朝廷说：“我手下这些将士，跟随我十几年了，与我情同家人。他们都感念恩德，希望为我效死沙场。请准许我把他们带到并州，效力边陲。”

看到没有，董卓官也要，兵也要，可谓是老奸巨猾。

可以说，董卓是不把朝廷的命令放在眼里了。

那这位西北枭雄有没有害怕谁呢？

有。

他只怕一个人：皇甫嵩。

皇甫嵩手握重兵，是当时唯一可以节制董卓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韬略上要远胜过董卓。

然而，决胜并非只在战场。

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对董卓的骄横很看不惯，他劝皇甫嵩先下手为强，他说：“全国的精锐部队，都掌握在您与董卓两人手中。朝廷要董卓交出兵权，他却百般推托，这不明摆着是想造反吗？董卓这个人，性情残暴，不能服众，您是主帅，应该发兵讨伐他。这样做，既是为朝廷解除后患，又是为天下除害。”

皇甫嵩没同意。论打仗，他是一流的，论搞政治阴谋，他搞不来。他只是淡淡地说：“董卓公然违抗朝廷的命令，固然有罪，可是擅自杀死朝廷委派的将军，那也是危险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写份奏章，上报给朝廷吧。”

收到皇甫嵩的奏章，汉灵帝下诏斥责董卓，责令他即刻前往并州上任。

这一回想必董卓要黔驴计穷了吧？

然而历史常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汉灵帝驾崩了。

皇帝一死，意味着京师即将迎来动荡。在这一点上，董卓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他预感到政权过渡不会一帆风顺，便罔顾朝廷的责备，率军返回黄河以东，密切关注洛阳政局的变化。

抗诏可不是一般的罪，董卓是在豪赌。

可是，他赌赢了。

大将军何进为了剪除宦官势力，不惜把外地的军队调入京师。

可巧的是，董卓的这支精锐部队就在离洛阳不远的地方，何进马上命令董卓部队向京城进军。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董卓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只要他进了京城，凭他的力量，足以把朝廷捏在手中。他毫不迟疑，点兵三千，马上开拔，还写了一折义正词严的奏折，奏请诛杀中常侍张让等宦官。

对于董卓这个人，不少人有清醒的认识，觉得他有野心，一旦让他带兵入京城，恐怕凶多吉少。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人都警告何进，不能让董卓进京，顶多让他在洛阳城外围壮壮声势就行了。何进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听了郑泰、卢植的话后，便派人持着皇帝的诏书，让董卓在城外待着。董卓没有办法，只好在西郊夕阳亭一带安营扎寨。

眼看帝都就在眼前，自己却只能待在城外，董卓心里很失落。

好吧，那就静观其变吧。

京城内，大将军何进终究没能控制住局势，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后袁绍、袁术率军攻打皇宫，放火烧宫门，一时间火光冲天，数十里外都看得到大火。董卓也瞧见了，他猜想京城一定发生了大事，于是连夜集合军队，向洛阳城挺进。天亮的时候，董卓已到城西，经过一番打听，得知袁绍等人忙着在宫中屠杀宦官，而小皇帝被拐到了北郊，现在正在返回的途中。

听到这里，董卓不禁笑了。

笑什么呢？

他笑袁绍太没智慧，只顾杀宦官，却不知迎回皇帝会有怎样的政治影响。

董卓马上率领部众赶往北郊迎驾，于是便有了先前的一幕——一大帮人奔涌而来，个个凶神恶煞，把小皇帝吓得屁滚尿流。一些侍臣摆起架子，冲董卓喝道：“有诏止兵。”就是说，你的军队不能在这里吓皇帝，站一边去。

这种话吓唬一般人还可以，怎么镇得住董卓呢？

董卓大怒，双目一张，大声呵斥道：“诸公都是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令皇帝流亡在外，该当何罪？我董卓前来迎驾，反倒要被你们这帮人禁阻吗？”

这话一出，那帮大臣们只能低头不语，满脸通红。

全身戎装的董卓大大咧咧地上前向小皇帝请安，刘辩惊魂未定，半晌说不出话，结结巴巴。倒是皇弟刘协说话得体，把整个事情的经过都讲述得清清楚楚。董卓听完后，心里盘算：刘辩怎么回事嘛，话也讲不清，当什么皇帝！还是口齿伶俐的刘协看起来更顺眼。

把皇帝送回京城后，董卓就赖着不走了。

何进的部将、骑都尉鲍信认为董卓大张旗鼓进京，必有异志，他对袁绍说：“如果不除掉董卓，日后必定被他控制。不如趁着他新来乍到，立足未稳，先下手为强，把他抓起来。”

话虽如此，袁绍还是有点怕董卓，因为董卓手下的凉州兵个个都非常强悍。

这次董卓带来了多少人呢？其实也不多，只有三千人。

有没有后续部队呢？袁绍不清楚，没敢轻举妄动。

“天下健者岂唯董公”：袁绍的高光时刻

帝都洛阳城内，司隶校尉袁绍与前将军董卓双雄对峙。

这时就可以看出兵权的重要性，什么三公九卿，如今形同虚设。谁的拳头硬，谁才是洛阳城的老大。

首先来看看司隶校尉袁绍。

在东汉末期，司隶校尉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其真实的权力，甚至在“三公”之上。后人把汉代的司隶校尉与明代的锦衣卫相提并论，从官职上看并非顶级，然而“威权甚重”。袁绍不仅是司隶校尉，在灵帝设立西园八营时，他就是第二号人物，领中军校尉。在蹇硕死后，袁绍实际上成为西园八营的统领，握有兵权。

如果没有董卓半途杀出，袁绍将轻而易举地控制首都。董卓的身份是前将军，当初大将军何进命令他进京，是作为威慑力量，并不是要打打杀杀，所以他没敢多带人马前来。试想，倘若董卓率数万人马向京城挺进，岂非形同谋反吗？董卓只带来三千人，凭这么丁点兵力，想控制洛阳，显然难度很大。

除了董卓与袁绍，洛阳城内还有三支武装力量。

第一支武装是原大将军何进的直辖部队，人数不少。由于何进已死，这支部队群龙无首，形同一盘散沙。

另两支武装与董卓性质一样，都是奉大将军何进的命令，从外地入援洛阳。其中一支是骑都尉鲍信从泰山郡招募来的军队，有一千多人。鲍信劝袁绍杀掉董卓，以绝后患。此时若袁、鲍两人联手，消灭董卓并非难事。然而袁绍却迟疑不决，错失良机。鲍信深知董卓为人，怕遭毒手，索性不辞而别，把军队拉回老家泰山郡。

另一支武装是丁原的并州兵团。丁原是并州刺史，他武艺高强，作战勇猛，被授予“武猛都尉”。并州兵团是北疆的一支生力军，有数千人之多，实力不在董卓之下。丁原麾下有一员虎将，便是神勇无敌的吕布。这支并州兵团，同样成为董卓的心腹之患。

有袁绍与丁原在，董卓怎能坐大呢？

与袁绍、丁原相比，董卓的政治野心要大得多。他入京师的目的，可不单纯是为了诛杀宦官、拯救皇帝，他是为了控制朝廷，把东汉帝国变成他个人的帝国。有野心，就有行动。董卓自知兵力太少，与袁绍、丁原相比毫无优势可言，他灵光一现，决定发动一场心理战。

董卓摆了一个迷魂阵。

每隔几天，董卓就把手下的几千人悄悄运出城，然后再让他们耀武扬威地进城，搞得鼓声隆隆，旌旗猎猎，声势浩大。所有人都被骗了，以为凉州兵团在源源不断地进城呢。这么一来，袁绍、丁原更不敢对董卓下手了。董卓凭借狡诈的伎俩，震慑住袁、丁两人，同时不露声色地吞并大将军何进的旧部，从而挣脱均衡的局面，获得实力上的优势。

紧接着，董卓把矛头对准丁原的并州兵团。

董卓看似莽夫，却也有心细的一面。吞并何进旧部后，他在实力上已经超过袁绍与丁原，但他仍然小心谨慎，没有贸然向袁、丁二人宣战。他知道袁绍与丁原都是当世豪杰，绝不是软柿子，既然明争不行，那就暗斗。

有一个人可以争取，他就是丁原的部将吕布。

吕布这个人十分勇武，但有一个大弱点，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就是“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做人没有原则。

唯利是图的人，就可以利以诱之。

董卓私下派人与吕布秘密接触，给他一一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其实，跟丁原混与跟董卓混，哪个有前途是一目了然的。丁原是武猛都尉，而董卓是前将军，在军界等级上就是不同的；在勤王一事中，丁原无半点功劳，而董卓有迎驾之功；在实力上，董卓更是占了上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朝廷实际上已在董卓的控制之下。因此，董卓派人与吕布接触，实际上是给吕布传递了一个信息：跟着我混，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吕布怦然心动。

想跟董卓混，得先交个见面礼。吕布果然是忘恩负义、六亲不认之人，为了讨好董卓，他竟然对丁原痛下杀手，用丁原的项上人头做了见面礼。丁原一死，吕布就率其部众，投靠董卓。

董卓略施小计，就除掉一大对手并吞并其部，还得到吕布这员虎将，可谓是一箭双雕。京城洛阳内的四大武装力量，董卓已据有其中三个，徒留袁绍孤掌难鸣。

玩政治，董卓是高手。

他能赢，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

董卓已是羽翼丰满，足以将朝廷捏在手心。他找了个借口，迫使司空刘弘辞职，自己担任司空，蹿居“三公”之列。

此时朝廷没有大将军，“三公”已是位极人臣，董卓该满足了吧？

不！他的野心不止于此！

难不成他想自立为皇帝？

董卓没那么笨。

固然，他可以把小皇帝拉下马，黄袍加身，过过皇帝瘾。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自取灭亡。从前汉到后汉，两汉历经四百多年风风雨雨，帝国政权根基甚深，不是一时半刻能拔得掉的。董卓虽然蛮横，却能清楚地看到这点。那么他想干什么呢？

他想的是，虽然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躲在皇帝背后当太上皇啊，把皇帝像木偶那样操纵在手心，挟天子以号令四方，岂不快哉！

只是如今那位小皇帝刘辩，董卓横竖看他不顺眼。

当初董卓率军迎驾，小皇帝刘辩居然吓哭了，一点君主的威严也没有。出生于西疆的董卓性格粗野，崇尚武力，对怯懦软弱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认为刘辩根本不配当皇帝。于是一个念头跳进董卓脑袋里：废除小皇帝刘辩。

当然，董卓想废黜皇帝，除了他对刘辩印象不好之外，还有更深的一层用意。其真实意图，是要通过废立皇帝，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权威。不然的话，他顶多就是个迎回皇帝的将军，这能有什么政治资本呢？可是废掉刘辩，立一个新皇帝，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国家柱石、朝廷首勋。

对董卓来说，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袁绍。

袁绍是司隶校尉，皇城之内大大小小的官，他都有权管。更重要的是，袁绍手握兵权。董卓废立皇帝之前，先去找了袁绍。

两大巨头面对面坐下，董卓捋了捋胡须，有些傲慢地说：“皇帝理应由贤明者担任。每每念及灵帝的所作所为，我都感到愤恨。依我的观察，皇弟刘协似乎还不错，我打算立他为皇帝，应该比现在这个皇帝要强吧。不过刘协还只是个小孩子，究竟是有大智慧呢，还是只有小聪明，这个还不好说。要是连他都不行，我看刘氏江山也到此为止了。”

这种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之言。董卓毫不在乎——现在刘氏还能坐在皇帝宝座上，还不是老子在替你撑腰吗？

此时袁绍一定后悔没听鲍信的话，当初就应该先下手为强，铲除董卓这个虎狼之徒。如今，面对董卓咄咄逼人的气焰，袁绍略显底气不足，只得耐着性子讲道理：“两汉延续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年的时间，朝廷恩泽广布，百姓拥戴。如今皇帝虽然年幼，可是没有什么劣迹。倘若将军废嫡立庶，怕是没人会同意这样做。”

这话董卓可不爱听，他手按刀柄，呵斥道：“你小子敢这样跟我争辩？天下大事都操控在我董卓手中，我欲废立，谁敢不从？难道说我董卓的刀不够锋利吗？”（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

你看看董卓这个架势，很霸气，颇能给对方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袁绍也不是吃素的——董卓的刀拔得，他的刀拔不得？他立马拔出腰间的佩刀，奋然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

两人都操起家伙了。

对董卓来说，拔刀是威慑；对袁绍来说，拔刀是不示弱。

刀是拔出来了，但谁也没有往对方身上砍去。

董卓虽然猖狂，也没猖狂到一刀砍倒袁绍的地步。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在京城是名门望族，根基深厚。袁绍、袁术都有兵权在手，这一刀，不能轻易出手。

袁绍拔刀则是一时激愤，是热血男人的血性使然，但这一刀能刺下去吗？在稳占上风时，他都不敢对董卓下手，何况处于下风。当然，刀拔出来也有点用，至少董卓怔了一下。就在董卓这一怔之下，袁绍识相地飘然而去，大步流星地迈出大门。

不妥协就是结仇，政治上没有中庸之道。

回到家后，袁绍左思右想，如今董卓已是一手遮天，凭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阻止他为所欲为。正面对抗的良机已不复存在，京城怕是待不下去了，为今之计，走为上策。想到这里，他匆匆收拾细软，出了洛阳东门，把司隶校尉的印绶挂在城门上，直奔冀州去了。

袁绍一走，京城之内再无可约束董卓的人。

此时的董卓已俨然成了太上皇，他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说：“皇帝暗弱，不能奉宗庙安社稷，得换个人。我打算学学伊尹、霍光，废黜皇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

此议一出，公卿骇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敢吭声，没人敢强出头。只有一人例外，此人便是刘备的老师、尚书卢植。卢植的观点与袁绍一样，他认为皇帝还小，又没有什么失德之举，不宜废黜。

董卓一听，勃然大怒，他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拂袖便走。

祭酒蔡邕、议郎彭伯看出董卓目光中的杀气，知道他已对卢植动了杀心，便去为卢植说情：“卢植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备受尊敬，若是杀了他，定会引起天下骚动。”这话说中了董卓的顾虑，对于卢植这样的名士，董卓实际上存有拉拢之意，并不想赶尽杀绝。他怒气稍消，但心头这口气实在不出不快，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卢植撤职了。

虽然卢植侥幸保住性命，但谁也不知道董卓会不会反悔。好汉不吃眼前亏，逃出洛阳才是硬道理。卢植顺水推舟告病还乡，逃离京城，躲到上谷隐居去了。

敢跟董卓拍桌子的人都逃了，这下子没人反对了。

董卓还得走走过场，他把废立皇帝的计划交给太傅袁隗过目。袁隗是袁绍的叔父，他是个软脚虾，当即举双手表示赞成。

一切水到渠成。

董卓强迫何太后下诏废黜刘辩，改立刘协为皇帝。何太后是刘辩的生母，岂能不痛哭流涕？但也只得照办了。看到何太后泪眼潸潸的样子，董卓很不耐烦，便把她软禁到永安宫，过了几天，又用毒酒将其毒死。一个连皇帝都敢废，太后都敢杀的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年仅八岁的刘协被推到天子宝座上，这就是汉献帝。只是皇帝宝座坐起来不太舒服，因为董卓令他如坐针毡。

董卓不是个谦虚的人。废立皇帝后，董卓自领太尉之职，为“三公”之首，前将军的头衔继续保留，封了个“郿（méi）侯”。他还觉得不过瘾，不久后，又把自己升为“相国”。在常设官职中，“三公”不是最大的吗？怎么又冒出个相国呢？原来自西汉以来，只有过一个相国，他就是开国名臣萧何。萧何死了后，就没有相国了。在董卓看来，太尉这个官还不够特别，灵帝后期每隔几个月就换个太尉，不值钱了。所以他翻箱倒柜，从史书中找出“相国”二字，戴在自己头上。

相国不仅特别，还拥有三个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就是说拜见皇帝时，礼官只呼其官职，不直呼其名，比如说，以前要喊“宣太尉董卓上殿”，现在则称“宣相国入殿”，以示尊崇；入朝不趋，就是上朝时，不必像其他官员小步快走，可以大摇大摆，趾高气扬；剑履上殿，是指可以佩着宝剑上殿。

董卓骨子里就是个野蛮人，很快，帝国首都成为野蛮人的天堂。

董卓带来的凉州兵在首都公开抢掠，几乎无恶不作。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贵族，进了门就抢，更别提一般人家了，抢了钱财抢女人。整个都城几乎成了地狱，人人自危。可以说，董卓已经把国家玩弄于掌心。可他也很警觉。有一回，一个侍御史见董卓时，忘了解下佩剑，董卓二话没说，操起一把大铁锤，把侍御史的脑袋给砸烂了。

东汉历史上有许多权臣，比如窦宪、梁冀等，他们的暴行与董卓都没得比。董卓本来只是朝廷派往前线的一员大将，地位甚至在皇甫嵩之下。他靠着投机倒把，居然奇迹般地掌握国家大权，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性因素。

比如说，要不是灵帝暴死，他怎么敢从凉州拉走一大帮部队呢？要不是何进失策，他怎么有机会向洛阳进军呢？要不是宦官杀何进发动政变，他怎么可能进都城呢？要不是袁绍疏忽，他怎么有机会吞并何进与丁原的部队而一股独大呢？

我们读历史时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偶然事件往往会对历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像帕斯卡的一句名言：“要是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短一点，历史就会改写。”

有一首闽南语歌曲叫《爱拼才会赢》，对董卓来说，是“爱赌才会赢”。

董卓赌赢了。他把持着国家中枢，全国武装力量及财政大权悉数落入他的手中。据说有一次他仔细端详着镜子，对门客们说：“我的相貌是最尊贵的，没有人能超过我。”看来他还学过一些相术，只是这种吹嘘的话，大多是门客对主人的溜须拍马，绝少是主人对门客的自夸。

得到权力的人，对潜在的威胁总是很担心，在董卓看来，谁的威胁最大呢？

前司隶校尉袁绍。

袁绍家族势力大，袁氏的亲信、门徒遍布天下。董卓打算发一道通缉令，缉拿袁绍。这时有人跟他说，您别把袁绍给逼急了，逼急了他一定会召集天下豪杰起兵跟您对抗，不如给他个太守当当，袁绍一定会感激您的。

这话听起来有点道理，董卓便改了主意，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还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这分明是收买人心嘛。袁术与曹操心里都明白，跟着董卓混，准没好下场，还是远离洛阳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袁术跑了，带着后将军的大印逃往南阳。

紧接着，曹操也弃职而逃。

短短的几个月里，帝国首都洛阳几经折腾。先是宦官杀了何进，而后袁绍血洗宫廷，接下来董卓入京，刺死丁原、逼走袁绍，废立皇帝，大权独揽。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曹操都做什么了呢？

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冷眼旁观，十分低调。

隐居数年后复出，曹操比以前更加成熟，不似当年那么锋芒毕露。他认识到有些事既然不可为，不妨暂且隐忍，静观其变。在董卓与袁绍之争中，他既不站在董卓一边，也不站在袁绍一边，保持中立。

董卓擅权后，暴虐无度，为所欲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对此，曹操的判断是：此时朝廷日衰，政令难出洛阳，举国动荡，暴动纷起，州郡的军事力量兴起，改变了光武帝以来地方武装薄弱的局面。州牧、郡守拥兵自重，军阀割据初露端倪。在这种情况下，董卓虽操纵政府，势力亦不过局限于帝都，加之废立皇帝，独揽大权，暴虐无度，实是自取灭亡。

既然看清董卓必将失败，曹操就不可能跟着他混，他果断地扔了骁骑校尉的信印，逃出京师。董卓得悉曹操逃跑的消息后，大为震怒，向全国发文通缉曹操。

曹操打算逃回老家。为掩人耳目，他只得改名换姓，不敢走大道，只走小路。几天下来，风尘仆仆，饥肠辘辘，正好行经故人吕伯奢之家，便前去投宿。不巧吕伯奢并不在家，他的儿子们见曹操乃是父亲故友，便留他过夜。然而，就是这天夜晚，留下一桩千古难解的疑案：让吕家几遭灭门的血案。

这件事扑朔迷离，难辨真相。

一种说法是，吕伯奢的儿子伙同宾客见曹操身上有些银两，财迷心窍，动了劫财之心，要抢曹操的马匹及财物，曹操奋起反击，手刃数人。按这种说法，曹操杀人乃是不得已之下的自卫，因为一旦马匹钱财被抢走，他就死路一条了。

另一种说法是，吕伯奢的儿子们要盛情款待曹操，厨房里忙个不停，叮叮当当响。曹操正在被董卓通缉，疑鬼疑神，以为吕家人想暗算他，故而先下手为强，当晚血洗吕家，杀八人后逃走，还留下一句狠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后来罗贯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采用了后一种说法。

究竟是自卫还是误杀呢？这其中的真相，陈寿写《三国志》时就弄不清楚，更不用说两千年后的我们了。可以肯定的是，曹操是杀了人，而且杀了好几个，杀完人后跑了。

从洛阳到谯县，一路上充满危险。朝廷下达的通缉令已到各郡县，曹操虽小心翼翼地避开大道，仍是防不胜防。

曹操行经中牟时，当地一个亭长觉得他鬼鬼祟祟的，就把他抓到县衙。此时县衙已经接到朝廷的通缉令，倘若他被认出是曹操，势必要被押送回洛阳。县令听说亭长抓到行踪可疑之人，派了一名功曹前去审理。该功曹见到曹操，立刻就认出此人正是朝廷布告悬赏缉拿的罪犯。按理说，曹操难逃此劫，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功曹只是看了曹操一眼，并没有吭声。他向县令报告说，所抓之人，只不过是个平常的过路人。县令一听只是个路人，就把曹操给放了。

这名功曹为什么不抓曹操领赏呢？

我想大概是他对曹操不畏强权的英雄之举有钦佩之心——如今天下大乱，像曹操这样有魄力、敢作敢为的人，必定会成为光芒四射的豪杰，他怎么能把这样的人抓了向朝廷领赏呢？

由于功曹暗中相助，曹操躲过一劫，安全返回家乡谯县。

曹操是个实干家，董卓要抓他，他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如今天下大乱，有兵就是草头王，曹家三代荣华富贵，积累的钱财不在少数。曹操决心变卖家财，在陈留郡招兵买马。这年头，只要肯花钱，要招募一支军队并不难，战乱令无数人穷困潦倒，参加军队至少还有一碗饭可吃，总比饿死强。

就这样，曹操招募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

与此同时，关东反董卓联盟也在悄然孕育中。

反董联盟：雷声大，雨点小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对于政坛暴发户董卓，显然许多人是不服的，由他来领导国家，凭什么？

率先发难的人是东郡太守桥瑁。他伪造了一份文书，假称是朝廷“三公”发出的，分发到全国各地。他在这份文书中揭露董卓了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各州郡兴义兵，讨伐董卓。

桥瑁不过是区区太守，怎么胆敢伪造“三公”文书呢？

事实上，他的幕后老板正是被董卓逼出京师的袁绍。

前面我们说过，袁绍家族显赫，又曾担任过司隶校尉，在政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董卓为了安抚袁绍，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同时又密令冀州牧韩馥密切监视袁绍的一举一动。岂料袁绍并不吃董贼这一套，他指使桥瑁发出讨董文告，显然是下了决心，要与董卓一决雌雄。

冀州牧韩馥也收到这份文书。他原本是朝廷御史中丞，董卓夺权后，提拔他出任冀州牧，目的就是监控袁绍。但是韩馥并非董卓的心腹，当关东讨伐董卓呼声四起时，他不得不慎重考虑，究竟要站在哪一边？

韩馥召来几个心腹，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帮袁绍，还是帮董卓？

从事刘子惠说：“我们应该响应起义的号召。不过，不是为了袁绍或董卓，而是为了国家。”

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令韩馥脸上流露出不自然的惭色。

刘子惠接着说：“起兵这件事，风险很大，我们不要强出头。现在应该先派人到各州郡侦察，若是其他州起兵，我们就跟风。冀州的军事力量，在诸州中是比较强大的，到时建立的功业，肯定也是最大的。”

这话很合韩馥的心意：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我就不当这出头鸟。谁适合当这出头鸟，率先起兵呢？当然是袁绍。于是韩馥写了一封信给袁绍，在信中大骂董卓一番，最后说：“您要起兵，我就跟您干。”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新年伊始，关东群雄摩拳擦掌，纷纷起兵对抗朝廷。

所谓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

自春秋战国始，函谷关与崤山便以险峻而著称，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崤函以东，称关东或山东，崤函以西，称关西或山西。董卓来自凉州，又占据洛阳，关西基本上在他掌控之中；但他对关东的控制力显然是不行的，最终导致关东诸雄群起而攻之。

关东诸州郡拒绝服从董卓，各地纷纷起兵对抗朝廷，主要起事者有如下几人：渤海太守袁绍、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zhòu）、河内太守王匡、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此外，还有从京城逃出来的曹操。这些义军队伍，有的有数千人，有的有数万人。

在这些人中，袁绍名气最大，因而被推选为盟主。袁绍也不客气，自封为“车骑将军”，领袖东方群雄。在汉代，“车骑将军”是非常设官职，位比“三公”，权力与大将军相当，只是大将军一般由外戚担任。

有一个人并不看好袁绍，此人正是济北相鲍信。

大家还记得吧，在董卓入京时，鲍信曾力劝袁绍先下手为强，铲除董卓，但袁绍并没听他的意见，才使董卓坐大。经过此事，鲍信算是看清了袁绍性格里的弱点，袁绍不够果断，对时局的把握能力欠佳，这次之所以能坐上盟主宝座，主要是依靠其家族显赫的声望。

那么鲍信看好谁呢？他看好的居然是实力平平的曹操。

鲍信找曹操喝酒，几杯酒下肚后便说：“若论才华谋略盖世无双、能拨乱反正的英雄，便是您了。倘若没有这种才能，即便表面上看上去很强大，终归要失败的。您莫非是上天派来要干大事的人吧？”（君殆天之所启！）

这种评断，大大出乎曹操的意料。

在关东诸雄中，曹操是少数几个没有官职、没有地盘的人之一，他手下的军队也只有寥寥数千人而已。可是在鲍信看来，曹操有魄力，有决断力，有分析判断力。他似乎一眼看穿埋藏在曹操内心深处的雄心。从这点看，鲍信倒确有几分识人的眼力。

关东诸雄磨刀霍霍，董卓那边有什么动静呢？

别看他在京城威风凛凛，到底有点心虚，他担心有人利用这个时机，再打起废帝刘辩的主意，索性把十五岁的刘辩毒死了。毒死刘辩后，董卓计划迁都，把首都从洛阳迁往长安。在董卓看来，迁都有两个好处：第一，长安离凉州近，那里是自己的老巢；第二，从战略上考虑，洛阳无险可守，长安则有山川之利，易守难攻。

在封建王朝，迁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弄不好的话，会动摇国家根本，所以很多人反对。董卓向来自作主张，哪里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反对迁都的人，太尉黄琬、司徒杨彪被就地免职，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被处死。

这么一来，没人敢反对了。

如果说还有谁能让董卓有所顾忌，那就是左将军皇甫嵩。

在董卓夺取大权前，皇甫嵩是他的上级。现在倒过来了，董卓成了“太上皇”，皇甫嵩被他踩在脚下。不过董卓心里很清楚，要论打仗，自己根本比不上皇甫嵩。皇甫嵩手上还有数万精兵，驻扎于长安扶风，倘若皇甫嵩突然发动兵变，董卓就危险了。

迁都之前，得先削去皇甫嵩的兵权。

董卓以朝廷名义下达命令，召皇甫嵩返回洛阳。

天下人的眼光都聚焦在皇甫嵩身上，大家翘首以盼这位帝国第一名将能率领精兵直捣京师，讨伐逆贼，再造汉室。在朝中担任议郎的盖勋秘密派人与皇甫嵩联系，希望左将军能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皇甫嵩沉默了。

很多人不理解皇甫嵩的沉默，长史梁衍对董卓的横行霸道早看不下去，遂进言说：“董卓在京师无恶不作，废立皇帝，现在又要召将军前往。将军若是前去，不仅会蒙受羞辱，说不定连性命都保不住。不如趁机起兵，讨伐逆贼。袁绍在东方率领群雄进攻，将军从西面夹击，必可生擒董卓。”

但皇甫嵩仍然保持沉默。

这位帝国名将有自己的担忧，关西诸州郡仍然听命于朝廷，这意味着一旦他起兵讨董，董卓可以动员数十万军队镇压。而皇甫嵩只有区区三万人马，纵他有奇谋妙策，也万难抵挡。多年的战争生涯，早让皇甫嵩有一种思维定式：不打无把握之战。董卓在西北二十余年，根基甚深，如今又控制朝廷，如何与之争锋？

我们必须说，皇甫嵩是非常优秀的将军，却是很蹩脚的政客，要他搞政治斗争，确实搞不来。他也不愿意牵扯到政治斗争中，当年他有权力、有机会杀死董卓，他都没下手，何况是现在呢？

最后，皇甫嵩跑到京师报到。董卓没有杀他，也没必要杀他，最高明的报复手段，并非杀人，而是羞辱。皇甫嵩的兵权被解除，从左将军降为城门校尉，地位一落千丈。

董卓看着皇甫嵩的窘样，露出了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微笑。

没有了后顾之忧，董卓开始迁都。

迁都本是个大工程，得周密筹划，但董卓压根儿没做任何准备，因而这次迁都，成了一次大灾难。董卓的残暴在迁都过程中尽现无遗，其中最大的暴行，就是把洛阳城给毁灭了。

自从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至今已超过一百六十年，这是一座繁华的都城。董卓可不想把这么一座繁华之都拱手让给关东豪杰，我不能得到的，谁也甭想拥有。你袁绍不是想回来吗？就算来了，也是白来，就一堆废墟送你。

董卓干的第一件事是把洛阳城内所有财物劫掠一空。他把洛阳富豪们集中起来，随便扣个罪名，集体处死，把他们的所有家当全部没收。他手下这帮凉州兵，每天干的事，就是抄家、抢掠，把值钱的东西统统搬上车。抢完活人抢死人，洛阳周边历代皇陵以及公卿墓穴被一一挖开，墓穴中的珍宝也惨遭洗劫。

东西抢完后，董卓又想起长安人口不多，他索性把洛阳数百万人统统赶往长安。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无论是官吏还是百姓，哪个情愿西行呢？可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凉州兵团，能不走吗？大家只得抛弃田园庐舍，扶老携幼，仓皇上路。这一路上前推后挤，踩踏事件时有发生，再加上颠沛流离、饥苦冻馁，一时间饿殍载道、暴骨盈途。

最后，董卓一把火把洛阳皇宫、各政府官署、民宅都烧了，以断官民回乡之心。有个地方董卓没烧，就是御花园之一的毕圭苑，这里是他的作战指挥部，他还要驻扎于此，跟关东义军较量较量呢。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洛阳城内的名门望族袁氏家族的命运。起初董卓刚掌权时，尚且对袁氏家族略为忌惮。如今袁绍、袁术都起兵反他，这位独裁者暴跳如雷，发誓要报复，遂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以及其他袁氏家族大大小小五十余口，全都杀了。对袁绍、袁术来说，董卓已经不仅仅是政敌，而是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死敌。

我们再来看看义军这边的动静。

表面上看，十几股义军会师，声势颇盛，可是光打雷不下雨，大家只会吆喝，谁也不向前冲，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关东地区战争是很少的，帝国的战争主要集中于西部羌胡聚居区，因此西北军的战斗力非常强。关东民风远不如关西强悍，军队也没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大家对董卓的西北军有畏惧之心。虽然关东军人多势众，可没有几个人愿意先出头——先打先完蛋，好处都叫别人给捞了，我不干。这么一来，就出现一个怪现象，一大堆军队屯兵在洛阳周围，只摆架势，不出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敢担大任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曹操果然是英雄豪杰，他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我们兴义兵就是要讨董贼，现在上了战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董卓根本就不懂战略，要是他固守洛阳，发兵与我们交锋，还能占点便宜；可是现在他劫天子，烧皇宫，闹得沸沸扬扬的，说明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只要大家合力，必能一战而定天下。”

曹操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可是大家还是不出头，宁愿当缩头乌龟。

曹操只得独自率领招募来的五千人马，向西挺进，打算先攻占成皋。有一个人心里过意不去，此人正是陈留太守张邈。张邈虽然也想保存实力，可是他与曹操是老朋友，况且他从青年时代始，就以侠义而闻名。曹操以五千弱旅前去与董卓精锐的凉州兵团交锋，这种孤勇把张邈震撼了，他做不到无动于衷，便派部将卫兹带一支军队，前往相助。

曹操率兵一路挺进到荥阳附近的汴水河畔，董卓部将徐荣已在此严阵以待。双方展开大战，从早上打到下午，兵力上居于劣势的曹军吃不消了。你想想，曹操招募来的五千人，多数都没上过战场，怎么是久经沙场的凉州兵团的对手呢？能坚持战斗一天，已实属不易。到了傍晚，董军越战越勇，曹军兵败如山倒，只得撤退。

更糟糕的是，曹操的坐骑被流箭射死，他从马背上滚落，十分狼狈。正在这时，堂弟曹洪策马扬鞭赶到他面前，他跳下马，冲着堂哥喊道：“快骑我的马走！”

此时董军还在后面追赶，情形很危急，曹洪这种行为颇有舍己为人之风，曹操硬撑着，不肯上马。曹洪急了，大喊道：“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可没有您。”硬是把曹操架上马。就这样，曹操上了马，曹洪跟在后面跑步。幸好曹洪脚力不错，一路狂奔下来，居然也摆脱了凉州兵团的追击。哥俩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回盟军大本营，沿途收罗了一些残兵败将。

第一战便遭到沉重一击，曹操着实气馁。

当时盟军大本营设在酸枣，曹操回营后，见其他将领还在设宴喝酒，聚会喧闹——虽然兵营里有十万大军，却没有人想出兵与董卓决战。

看到这里，曹操心里的气就上来了，他大踏步闯入宴会厅，怒气冲冲地对那些正在觥筹交错的将领们说：“董贼就在外面，诸位不图进取，却在这里饮酒作乐，我为你们感到羞耻。”

大伙一听，都放下酒杯，不怀好意地望着这个扫兴的家伙。

曹操视若无睹，又说道：“诸公在这里逗留，莫非以为董贼会不战而自亡？如果肯听我的计谋，请袁绍将军兵进孟津，诸位分守成皋，占据敖仓，阻塞辕、大谷，这样就可以制贼死命。再让袁术率南阳军队攻入武关，威慑长安，董贼必亡无疑。如今诸位兴义兵，却在这里徘徊观望，只会让别人耻笑。”

孔子曾经说过：“知耻近乎勇。”曹操想要激起各路豪杰的羞耻心，有羞耻心就有勇气，就能与董贼一决雌雄。他当然晓得群雄肚子里都在打什么算盘，大家都不想第一个冲上前当牺牲品，都想着别人冲杀在前，自己在后面捡胜利的果实。

这番慷慨陈词有没有作用呢？

很遗憾，根本没有。

曹操的计划是好的，可一旦落实到具体部署，各路大神纷纷扯嘴皮子，谁也不当先锋，最后不了了之。袁绍作为盟主，既指挥不动别人，也不愿自己带头出击。盟主都这样，遑论他人？

此时的曹操虽有心力挽狂澜，无奈部众伤亡惨重，已无力再战，只得离开酸枣，前往扬州招募新兵。

关东义军的首领们坐吃山空，终于把粮食耗光了。

没粮食自然没法打仗，大家便纷纷撤退。

一个更危险的情况出现了，义军内部开始内讧，自相残杀。

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不和，两人势同水火，刘岱索性先下手为强，杀死了桥瑁。

桥瑁是第一个倡议讨伐董卓的地方官员，他没死于战场，没死于董卓之手，反倒被盟友给害死了。

后来曹操在他著名的诗歌《蒿里行》中，表达了自己对关东义军首领的强烈不满：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袁绍导演的闹剧

关东义军联盟自相残杀，董卓心里乐开了花。

这可是分化瓦解联盟团结的最佳时机啊！

董卓派出几位高级官员，打算游说关东诸将。这几位高级官员分别是：大鸿胪韩融、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瓖。岂料几人刚到河内郡，袁绍就吩咐河内太守王匡将他们抓了起来，吴修、胡毋班、王瓖三人被就地正法，只有韩融因平常口碑不错，得免一死。

董卓判断失误，关东诸将虽然不和，但在反董卓这一点上，却是一条心的。

盛怒之下，董卓派出精锐的凉州兵团，袭击河内太守王匡。王匡势单力孤，哪里是对手，被杀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此时的关东盟军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个主心骨。袁绍名义上是盟主，实际上他哪有什么权力呢？大家想了个点子：干脆啊，我们不承认董卓立的刘协，另立一个皇帝。

这个建议一出，许多人拍手叫好。立一个新皇帝，造一个新朝廷，在座各位岂非都是新政府的大功臣？到时高官厚爵唾手可得，过过三公九卿之瘾，岂不快哉？

立谁当皇帝呢？

很多人认为幽州牧刘虞算是皇族中的佼佼者，可以立他为帝。

说起来，刘虞确实是汉室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刘虞在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被任命为幽州牧，即幽州最高军政长官。当时幽州正值张纯之乱（参考前文刘备事迹），兵灾十分严重。幽州是汉帝国的北界，与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相邻，不仅要对付内乱，也要防备外敌，财政支出巨大。以往朝廷每年要从青州、冀州等地调拨二亿钱巨资补贴幽州。自黄巾事变后，这笔钱就没下落了。刘虞到幽州时，这里已是穷得叮当响。

州政府没钱，又要平乱，又要御边。对刘虞来说，这真是艰巨的任务。

刘虞不愧是出色的政治家，他以身作则，身穿破衣服，脚穿破草鞋，带领幽州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力行节俭，饮食简单，每餐就一盘肉；在施政上相当宽仁，经济上促生产，励农桑，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贸易市场，发展商业，在渔阳郡开发矿产与盐产。

经过数年奋斗，幽州这块北大荒之地变成了北大仓。张纯之乱平定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也没有爆发大战事。经济繁荣，粮食价格每石降到三十钱——这是和平年代的价格，不要忘了此时可是乱世。当时战乱频繁的青州、徐州两地百姓纷纷涌入幽州，人数竟然达到一百万之多。刘虞对流亡者来而不拒，让他们能在此安家立业，同时也补充了劳动力的不足。

于是乎，幽州成了乱世中国里的一片净土。

董卓上台后，为了赢得声望，极力拉拢刘虞，把他提拔为“大司马”。在汉代，大司马等同于大将军，名义上是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只是刘虞远在幽州，这个总司令当然只是虚衔罢了。

及至关东群雄兴义兵伐罪京师，刘虞更是成为两派人马争夺的对象。

董卓想征召刘虞入京，出任太傅，凭借其名声重振朝廷的威望。可是由于内战爆发，洛阳与幽州的联系断绝，朝廷的征召令最终并没有落到刘虞手中。

与此同时，关东诸雄打算另立朝廷，拥刘虞为皇帝。

有两个人反对刘虞称帝。

曹操就是其中之一。

这时曹操在扬州招募了一千多人马，又回到反董前线，驻扎在河内。当他听说袁绍等人密谋拥立刘虞为帝，马上跳出来反对。

曹操对袁绍说：“我们兴义师讨伐董卓，天下无不响应，就是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如今皇上年幼，受制于奸臣，并没有什么过失。你们若是改立皇帝，天下谁能接受呢？即便诸位都拥立北面的刘虞，我仍要坚持拥护西京的皇帝。”

这一番话大义凛然，把袁绍一帮人说得哑口无言。

曹操的反对令关东联盟内部意见不统一。盟军首领袁绍转而寻求后将军袁术的支持，他与冀州牧韩馥联名写了一封信，转交给远在鲁阳的袁术。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当今皇帝并非先帝的儿子，我们打算依周勃、灌婴迎立汉文帝的旧例，迎立大司马刘虞为皇帝。”

袁绍为了立新皇帝，确实下了点功夫，认真研究了历代皇帝的史事。在汉朝历史上，废立皇帝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皇帝太坏了。比如西汉的刘贺，没当几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第二种，皇帝是冒牌货。比如西汉初，吕后为独揽大权，从民间抓来几个小孩子，冒充皇子，推上皇位。吕后死后，周勃等人发动政变，废黜冒牌小皇帝，迎立汉文帝。

要宣布废黜汉献帝刘协，第一种理由显然不合适。曹操都说了，小皇帝并没做坏事，只是被奸臣挟持。袁绍索性套用第二种理由，认定汉献帝就是个冒牌货，不是汉灵帝的亲生子。管他是不是事实，只要能忽悠人就行了。

信发出去后，袁绍一身轻松。他相信不久后，袁术一定会回信表示赞同，毕竟是自家兄弟嘛。结果却令他大感意外，袁术居然不同意。

袁绍只好再给袁术写了一封信，耐心解释道：“现在的小皇帝没有皇家血统，实在是个冒牌货。朝廷公卿们只知道谄媚董卓，岂能相信他们？我们屯兵于各关口险要之处，自然会把他们困死。只要在东部立个圣明的君主，天下太平有望，你又有何疑虑呢？咱们袁家都被杀光了，你难道不想像伍子胥那样复仇雪恨吗？何必再效忠那个朝廷呢？”

其实汉献帝刘协是汉灵帝的庶子，这点根本没有疑问，袁绍却一口咬定他是个冒牌货。在这封信里，袁绍还把家族被屠的深仇大恨拿出来说，想以此打动袁术。

可是袁绍哪里晓得袁术的实际想法。

袁术才不管哪个姓刘的当皇帝，他的真实意图，是自己当皇帝！

如今天下大乱，大汉帝国危若累卵，明眼人都看得出汉朝气数已尽。袁术心里盘计，若是立刘虞为帝，刘虞是个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能让关东群雄俯首称臣，那他的皇帝梦哪能实现呢？

当然了，袁术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他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朝廷忠臣的模样，给袁绍回了一封大义凛然的信：

“圣上天资聪颖，堪比周代明君周成王。董贼趁国家危乱之时，挟持皇上，残害百官，这乃是汉室所遭遇的厄运。而您却说圣上不是皇家血脉，岂不是造谣诬陷？您也不必说什么‘咱们袁家都被杀光了，何必效忠朝廷’这样的话，杀害袁家的罪魁祸首是董卓，怎么能怪罪国家？我袁术赤胆忠心，只知消灭董贼，不知其他事。”

都是在演戏。

大家都是影帝。

不论是袁绍、曹操还是袁术，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却一个比一个吹得冠冕堂皇。

别看袁绍与袁术是兄弟，他们可不是一条心。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袁术这个人。

袁术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但他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我们在史书中，经常看到把两人称为“堂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袁绍、袁术有个伯父，名叫袁成，死得早，父亲袁逢便把袁绍过继给袁成家。这样，两人便成为“堂兄弟”了。

关于袁氏家族的显赫背景，我们说过了，四世三公，牛得不得了。袁术出自名门，却以侠气而闻名，年轻时与一帮京城公子哥们飞鹰走狗。年龄稍长，受到清流党人思潮的影响，注重名节。家族背景令他官运一路亨通，一直当到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董卓擅权后，为了笼络袁氏家族，给袁术挂了一个“后将军”的头衔。这是很高的军职，也是属于非常设的军职。

在汉代，军职最高的是大将军（或大司马），其次是车骑将军，再往下就是左将军、前将军、后将军等，这些军职都是非常设的，有时有，有时没有。皇甫嵩担任过左将军，董卓担任过前将军，袁术是后将军。表面上看过去威风凛凛，可是袁术自己心里很明白，董卓只是抛给他一个名，哪里肯把军权交给他呢？董卓这个人喜怒无常，暴戾无度，若是待在洛阳，迟早要遭他毒手。想到这里，袁术揣着后将军的大印，逃出洛阳，躲到南阳郡鲁阳县。

别看袁术号称“后将军”，看上去官蛮大的，可是如今州郡都割据一方，谁认他这个后将军呢？好在袁术颇有些银两，在鲁阳招兵买马，好歹有了一支队伍。南阳太守张咨怕袁术来抢自己的饭碗，对他持不欢迎的态度。袁术只得躲在鲁阳县这么一个小地方，打起反董的旗帜，与袁绍的关东义军遥相呼应。

在废立皇帝一事上，袁术与袁绍唱起对台戏，这也是兄弟俩决裂的开始。

袁术的反对令袁绍十分尴尬。他本以为弟弟定会鼎力支持自己，岂料弟弟反对得比曹操更厉害。其实袁绍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拥立刘虞，自己的权力才可以被真正认可，否则就凭自封的“车骑将军”，如何服众？

曹操与袁术的反对，没能阻止袁绍另立皇帝的计划。

毕竟想拥立新皇帝的大有人在，谁都想在新朝廷捞好处，加个官进个爵什么的。袁绍派人前往幽州，谒见幽州牧刘虞，说明来意。

刘虞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怒斥道：“荒唐！如今天下分裂，皇上蒙尘，我等深受皇恩，当发愤图强，为皇家雪耻。诸公各据州郡，当思同心同德，以报皇恩，怎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呢？”

刘虞一口回绝，语气坚定得连商量的余地都没留。袁绍挨了一大棒，眼冒金星。他还不死心，与韩馥商量出一个新办法，请刘虞出面领尚书事。

所谓“领尚书事”，就是兼管尚书之事宜，一般由朝廷重臣兼职。尚书乃是宫廷机要之职，东汉时置五尚书，因为是皇帝的近臣，权力很大。袁绍的想法是，既然刘虞不想当皇帝，就搞个“领尚书事”，以皇帝的名义行封官进爵之事。言下之意，从董卓那出来的政令一律被视为无效，他们只承认从刘虞这里出来的政令。

看来袁绍处心积虑要得到真实的、能被认可的权力。但刘虞还是不干——要“领尚书事”，这事也得皇帝批准才行，你袁绍是什么人，有权力批准吗？

这下子袁绍可真火了，威胁刘虞说：“您要是不同意，我等就用武力手段把您架上台。”

刘虞也很倔强，他放话出来：“你们再逼我，我就投奔匈奴，让你们永远断了这念头。”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袁绍终于没脾气了，立皇帝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关东群雄吵吵嚷嚷，口号喊得震天响，个个抄着家伙，摆出挥刀上阵的架势。但也仅仅只有架势罢了，除了曹操上场秀了几下“花拳绣腿”之外，其他人都只是吆喝着虚张声势。

看到关东这出闹剧，董卓笑了，既是冷笑，也是嘲笑：就凭这群乌合之众，也配与我董卓交手吗？

时任河南尹的朱儁本是镇压黄巾军的名将，他曾向董卓提出对付关东联军的建议，董卓竟然冷嘲热讽道：“我百战百胜，心中自有决胜之道，你不要乱说话，以免你的血污了我的刀。”

很显然，董卓并不把袁绍这伙人放在眼里。

可是有一个人，却引起了董老贼的警惕。

孙坚：一个人战斗在反董前线

在关东军虚张声势之时，有一个人却是实实在在地投入到反董卓的战争中。

这个人便是孙坚。

我们可以把反董卓的阵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盟，包括韩馥、曹操、王匡、孔伷、刘岱、张邈、鲍信等；其二是一些独立势力，如袁术、孙坚等。

我们先来看看孙坚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事。

公元185年，孙坚追随车骑将军张温讨伐凉州的边章、韩遂。当时董卓骄横傲慢，孙坚建议张温处死董卓以绝后患，张温没同意。从前线返回来，朝廷任命他为议郎，这也是个闲职。两年后，长沙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军首领区星自称将军，聚众万余人，攻城略地。朝廷紧急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镇压叛军。

孙坚到了长沙后，并没有马上镇压叛军，而是整饬吏治，淘汰了一批贪官污吏，起用了一批正直的官员。他的雷厉风行不逊于曹操，据史书载：“坚到郡，郡中震服。”

磨刀不误砍柴工。孙坚很清楚，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官逼民反，官府清正廉洁才是平乱的根本。果然，吏治清明了，农民起义军的支持者便少了。孙坚亲自指挥郡中将士，制定缜密的作战计划，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击破区星的农民军，彻底平定长沙之乱。

在区星起义的同时，与长沙相邻的零陵、桂阳二郡也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当地郡守无力平乱。孙坚自作主张，亲自率领长沙士兵越境作战。

当时主簿提醒他：“零陵、桂阳二郡不在长沙太守的管辖范围，擅自越境作战，恐怕会获罪。”

孙坚慨然答道：“我兴兵越境攻伐，是为了保全邻郡，倘若因此被朝廷责罚，我也问心无愧。”他果断出兵，迅速肃清零陵、桂阳的叛乱。至此，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恢复秩序。朝廷非但没有责备他的越权行动，反而大加表彰，封他为乌程侯。

那一年，孙坚三十二岁，正年富力强。

灵帝死后，董卓擅政，关东诸州郡兴义兵，欲讨伐董贼。孙坚想起当年自己力谏张温处死董卓的旧事，不禁慨然叹道：“张公以前若是听我的劝告，朝廷怎么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呢？”

慨叹归慨叹，责任还是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来。孙坚在长沙誓师勤王，率领队伍奔向洛阳，讨伐董贼。途中，他还干了一件事：杀死荆州刺史王睿。

为什么要杀王睿呢？

当初孙坚讨伐零陵、桂阳二郡贼寇，立下汗马功劳，连朝廷都封爵进赏。荆州刺史王睿却很瞧不起孙坚，觉得孙坚不过是一介武夫，整天喊打喊杀的，简直斯文扫地。有几次，孙坚前去拜见刺史大人，王睿在言谈举止之间，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蔑视。孙坚是个十分争强好胜的人，很好面子，视声誉重于生命，岂能吞下这口恶气？

心高气傲的王睿不仅得罪孙坚，与武陵太守曹寅也闹得不可开交。王睿曾经一时冲动，扬言要杀死曹寅，这可把曹寅给吓坏了。曹寅听说孙坚誓师北伐董卓，他灵光一现，孙坚不是与王睿结怨了吗，何不借刀杀人呢？

东汉末年，有一些州已经不叫刺史，而叫州牧，比如冀州牧、益州牧等。有一些州仍称为刺史，比如荆州刺史、兖州刺史、豫州刺史等。一般说来，刺史的权力比州牧要小，但比郡太守要大一些。孙坚与曹寅都是郡守，擅杀刺史岂非以下犯上？

为了除掉荆州刺史王睿，曹寅精心炮制了一份朝廷特派巡视员的密函。东汉时代监察制度是很严密的，比如说刺史就是监察郡守，朝廷也时不时派出特派员巡视各州，收集官员违法乱纪的罪证。当时朝廷派光禄大夫温毅巡查地方，曹寅便伪造了一份密函，以温毅的名义交给孙坚。

这份伪造的密函里，写的统统是王睿的种种罪行，并以朝廷的名义，密令孙坚诛杀王睿。

接到这份所谓的密函后，孙坚有没有怀疑其真实性呢？说实话，他肯定是怀疑的。刺史这一级别的官员，乃是地方大员，身份不低，岂是一个朝廷巡视员说杀就可以杀的呢？这显然不合常理。

可是孙坚对这道密函非常感兴趣。管它是真是假，既可以除掉王睿这个混蛋，又可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岂不是一举两得？

孙坚马不停蹄，率军直奔王睿所在的城池。王睿听说孙坚到来，觉得奇怪，便登上城楼，冲着孙坚喊道：“孙太守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孙坚回话说：“士兵们行军日久，十分劳苦，所得的饷银还不够买衣服，特地前来向刺史讨点物资。”

王睿一听，也对，孙坚为了国家，兴兵讨伐董卓，他这个当刺史的，得表示一下支持才行。王睿下令打开城门，放孙坚的部队进城。

城门一开，长沙兵团一拥而入。

王睿感到有点不对劲，居高临下地质问孙坚：“你到底想干什么？”

孙坚冷笑几声，掏出密函，厉声喝道：“接到使者的命令，要我将你就地处决！”

王睿这时才察觉到大事不妙，他面如土色，强撑着说：“我有何罪？”

孙坚杀心已起，不想跟他多废话，便答说：“你犯了无知之罪。”

什么叫无知之罪？朝廷有定这个罪吗？

说实话，王睿虽然心高气傲，看不起赳赳武夫，可是罪不当死。只是如今天下大乱，武夫自雄，有兵才是草头王。王睿显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孙坚说他无知，倒不是没有道理。轻视他人，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王睿见孙坚杀意已决，心知无可逃避，与其被杀，倒不如自行了断，他喝下一杯金屑酒后，倒地身死。

王睿死了，孙坚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他没有逗留，继续挥师北进，沿途又收编了不少军队，到了南阳郡，部队已经有数万人之多。

人多当然是一件好事，可粮食供应却成了大问题。

孙坚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先给南阳太守张咨送上些礼物，张咨一看，对方与自己是平级，都是郡守，这个礼得回，便亲自到孙坚兵营答礼。孙坚摆了酒席款待，酒意正酣时，便提出要向南阳郡“借”粮食。张咨心想，你在长沙当官，我在南阳当官，风马牛不相及，借粮给你，岂非有借无还？

不借！他一口拒绝了孙坚的要求。

孙坚大怒道：“我等为朝廷清君侧，你却故意阻挠我行军，令我不能如期讨伐逆贼，该当何罪！”

此时，站在一旁的主簿上前道：“当斩！”

这个“斩”字一说出口，张咨吓得魂飞魄散，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两旁的刀斧手拖出帐外。不一会儿工夫，只听得一声惨叫，张咨已经人头落地。

自出长沙后，孙坚连杀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毫无顾忌，令天下人闻之变色。南阳全郡震动，其他大大小小官员，哪里敢违背孙坚的命令呢？孙坚想要的粮秣物资，很快就备足了。此时关东群雄与朝廷对峙，朝廷政令形同废纸，各州郡拥兵自重，只有强权，没有秩序可言。

备好粮秣，孙坚继续前行，在鲁阳与袁术会合。

自从袁术逃出洛阳，在南阳遭到太守张咨的排挤，只得待在鲁阳小县城里，拉起讨伐董卓的旗帜，与关东义军相呼应。他心里很郁闷，要是老待在鲁阳这个小地方，事业能有什么起色？

正当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孙坚杀了张咨！

袁术马上意识到好运降临了。

张咨一死，南阳就是一块无主地，这里岂不是成了自己的地盘吗？不仅如此，他还想把孙坚这支数万人的军队收为己用。老实说，现在的袁术挺落魄的，除了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以及一个“后将军”的虚衔外，几乎一无所有。如今朝廷已经控制在董卓手中，袁氏家族遭灭顶之灾，他的家族背景甚至也称不上是优势了。

只是，要想将孙坚的数万人马收为己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您还别说，袁术这人有头脑，他打算和孙坚做个交易。

孙坚固然兵强马壮，可是他缺少头衔。郡守虽说官秩不低，却也只是区区一郡之长，若想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有更大的表演空间，郡守这个头衔显然不够。既然孙坚有需求，袁术就可与之交易。正好此时豫州刺史孔伷病逝，袁术立马上表朝廷，推荐孙坚担任豫州刺史兼破虏将军。

这个行为看似很不合理，大家想想，这时中央由董卓掌权，袁术、孙坚都是反董卓的，朝廷能批准吗？其实袁术根本不需要朝廷的批准，他不过是做个样子，如今中央的政令已经难以下达到地方，上完表后，也不管朝廷同不同意，反正孙坚就以豫州刺史、破虏将军自居了。

这次交易令袁术与孙坚两人皆大欢喜。孙坚捞了名，袁术则捞了利，整个南阳郡都成了袁术的地盘，孙坚在名义上也成了袁术的部下。

南阳郡成了反董卓阵营的一个据点，这令董卓十分不安，因为南阳距离洛阳不远。董卓想收买袁术，便派少府阴修前往鲁阳劝降。阴修一到鲁阳，袁术二话没说，立即将他逮捕，枭首示众，与示旗帜鲜明的立场。

董卓闻讯大怒，派遣数万人马，直扑鲁阳。

凉州兵团抵达鲁阳时，孙坚正在鲁阳城东郊为诸将领举办宴会，敌军的忽然来袭让全军上下大为惊恐。

考验一个将领心态的时候到了。此时若是乱了分寸，只怕就要溃不成军，甚至被董军歼灭在城外。

孙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失措，他稳坐在位置上，屁股都没挪动一下，依然谈笑风生，向诸将领敬酒。他手下的将领虽然十分慌张，可是主将都没动，他们哪里敢逃呢，只得硬着头皮陪酒。孙坚一面继续他的酒宴，一面命令士兵们做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等到全体士兵进入一级战备时，他这才慢慢地站起身来，率领众将士徐徐入城。

董军见孙军戒备森严，也没敢轻举妄动。

入城后，孙坚笑着对诸将说：“我刚才之所以安坐不动，是怕大家过于惊慌，一惊慌难免会发生混乱局面，那样的话，我们恐怕永远进不了城。”诸将听后，对孙坚的沉着冷静大为赞服。

董军偷袭未成，只得悻悻而退。

冬去春来，时间已是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孙坚的反击开始了。

此时关东盟军早已作鸟兽散，可以说，孙坚是以一己之力对抗董卓。他的军队推进到梁县以东，与董卓部将徐荣相遇。徐荣在汉末三国史上并非一个有名的人物，可这个人绝不简单。上一次打败曹操的正是此人。这次他居然又把孙坚打败了，看来凉州兵团的战斗力，确实不是吹出来的。

孙坚败得很惨，主力被徐荣击溃，自己也落荒而逃。徐荣乘胜追击，孙坚身边只剩下十几名骑兵，一旦被追上，只能束手就擒。想要在千军万马中认出孙坚其实很容易，因为他头上戴着一块红色头巾，十分显眼，凉州兵认准红头巾，紧追不舍。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孙坚把头巾解下，让自己的亲信祖茂戴上，沿着大路急驰。凉州骑兵把头戴红巾的祖茂当作孙坚，一路尾随。孙坚趁机拐进一条小道，策马狂奔，侥幸得以逃命。

祖茂呢？他居然也死里逃生。

当时祖茂被凉州骑兵追得精疲力竭，心想照这么下去，肯定难逃一死。此时他看到路边有一片坟地，心生一计，跳下马背，往马屁股一拍，马儿继续向前奔驰。祖茂跑向坟场，故意把孙坚的红头巾系在一根柱子上，自己则找了个草堆躲起来。凉州骑兵远远望见红头巾，便冲着坟场奔来，到了近处，只见红巾不见人，便思忖这定是孙坚的伎俩，他定是卸了红巾，自个儿骑马跑了。凉州骑兵继续向前飞驰，很快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祖茂侥幸捡得一条小命。

第一次与董军交手，便大败而逃，孙坚内心颇为沮丧。

孙坚回营后，溃逃的残兵败将也陆续返回，全军上下弥漫着悲观的情绪。这个时候，孙坚急需以一场胜利来挽回低落的士气。对于董卓与凉州兵团，孙坚是相当熟悉的。当年他追随张温西征，凉州骑兵的骁勇善战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打败董卓，重点在于避强击弱。

孙坚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避开精锐的徐荣兵团，把攻击目标对准距鲁阳百里之外的阳人。董卓急令东郡太守胡轸率地方部队迎击，为了减轻胡轸的压力，他还派吕布担任骑督，率领一支骑兵增援胡轸。

可这一次董卓着实帮了个倒忙。

按道理，胡轸是前线总指挥，吕布得听从他的调遣。可是吕布自恃勇猛过人，又是董卓的亲信，根本不把胡轸放在眼里，我行我素。胡轸拿他没办法，两人各自指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协同作战。

董军内部指挥系统出现混乱，孙坚觑准这个机会，果断发动进攻。吕布虽然骁勇，奈何胡轸不配合，终究打不过江东之虎孙坚，一溜烟逃了。孙坚紧接着猛攻胡轸，胡轸哪里是他的对手，被杀得鼠窜而去。

在此役中，孙坚勇不可当，阵斩董卓手下大将华雄。《三国演义》中绘声绘色地描写关公温酒斩华雄，其实那只是虚构的故事，华雄实际上是死于孙坚之手。

阳人之战，是群雄起兵反董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正当孙坚打算一鼓作气兵进洛阳时，意外发生了。

正所谓“功高震主”，孙坚打了大胜仗后，就有小人向后将军袁术进谗说：“孙坚是一员虎将，倘若他真的攻下洛阳，将军恐怕就再也控制不住他了。真可以说是去了豺狼，又来了虎豹。”“豺狼”说的是董卓，“虎豹”指的则是孙坚。

这话的杀伤力很大。

袁术与孙坚的上下级关系原本就十分脆弱，袁术只是以官职虚衔来笼络孙坚，论军事实力，他尚且不如孙坚。听到小人的报告，袁术起了提防之心，他下了一道命令：停止对孙坚部队提供粮草补给。

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军队打仗，粮食补给就是生命线，没饭吃怎么作战呢？孙坚得悉此事，大惊失色，连夜骑快马奔回鲁阳。见到袁术，他情绪激动地说道：“我和董卓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之所以这么拼命，上则是为国家讨伐逆贼，下则是为将军报家门之仇（洛阳袁氏被董卓灭门）！可如今，将军却听信谗言，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一番话说得袁术面有愧色。

当初若是孙坚没有杀南阳太守张咨，袁术现在还无立身之地呢。他非但没有报答孙坚之恩，反倒在背后搞小动作，实在有失英雄本色。想到这里，袁术赶紧赔笑道：“这都是误会，我马上下令恢复对军队的后勤供应。”

得到袁术的保证后，孙坚快马加鞭赶回兵营。此时兵营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名不速之客叫李傕，是董卓手下大将。

李傕是带着秘密使命来的，这个使命便是策反孙坚。

不知董卓是怎么想的，在此之前，他派往劝降袁绍的人被杀了，派往劝降袁术的人也被杀了，如今，他又派李傕来劝说孙坚易帜投诚。董卓对孙坚很了解，两人曾在凉州共事过，董卓知道他有本事，想拉拢他。怎么拉拢呢？董卓打算把女儿嫁给孙坚，与之结为姻亲，再安排孙坚的亲戚担任刺史、太守。

李傕的话还没说完，孙坚就虎目一睁，怒不可遏地说：“董卓逆天无道，若不夷他三族、悬首示众，我死不瞑目！怎么会跟他和亲？”

还好，比起袁绍、袁术，孙坚更有英雄气概，他不屑于杀死来使，把李傕给放回去了。

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就属孙坚与曹操。他们二人之所以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勇于任事，遇到困难也不退缩。

斥退说客后，孙坚率军挺进到大谷关，距洛阳九十里。

董卓亲自率领大军迎战，这两个以前在西北战场上的同僚，如今成了冤家对头。双方在皇室陵园一带展开激战。正所谓两军相遇勇者胜，首都洛阳就在眼前，孙坚兵团士气高涨，如猛虎下山，而董卓这边的心境就截然不同，他们早就做好迁都长安的打算，后路都准备好了，如何能有顽抗到底的决心？因此凉州兵团虽然剽悍善战，却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在孙坚的猛攻之下，董卓的凉州兵团被打败了。

董卓心想，反正洛阳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就留座死城给你吧。他带着残兵败将，向西引退，退到渑池，在陕县一带布防，把洛阳丢给了对手，同时派悍将吕布留下一部分人马，监视孙坚行动。

孙坚手底下的那些士兵大多没有到过首都，他们兴奋地踏入洛阳城，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传说中的繁华帝都，宛若一座残败的废墟。没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有的只是残垣断壁；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的只是满地横七竖八的尸体。除了一些饥民，整个城市空荡荡的，几处未灭的火堆升起袅袅青烟，不时有乌鸦在上空盘旋，啼鸣声令人毛骨悚然。

洛阳城完全被毁了，不是毁于兵灾，而是毁于董卓的残暴。

攻占洛阳，并不意味着胜利。

在洛阳城附近，吕布的军队仍是一大威胁。稍事休整后，孙坚对吕布发动攻击。虽然《三国演义》中把吕布描写得所向披靡，但孙坚也算得上是他的克星了。继阳人之战后，吕布再次被孙坚打败，只得向西鼠窜。

尽管屡战屡胜，孙坚的部队也已疲惫不堪，想要一鼓作气攻到长安，并不现实。孙坚很聪明，强攻不行，我派人骚扰你还不行吗？他派出几支部队，袭扰新安、渑池，让董卓不得安宁。

董卓知道遇到对手了。他对亲信刘艾说：“我不担心袁绍那些关东叛军，他们屡战屡败，对我怕得要命，料想也无所作为。只有孙坚这小子有点能耐，颇能用人，你去告诉诸位将领，对这小子提防点。”

对于孙坚在兵略上的才华，董卓早就心中有数。

还记得当年西征韩遂、边章的事吗？

当时孙坚曾经建议周慎切断韩遂、边章的运粮通道，让敌人不攻自破。这个建议，周慎没有听进去，董卓对此却印象深刻。回想起旧事，他不禁心生感慨：“当年孙坚只不过是个佐军司马，在兵略上的见解却不在我之下，确是可用之才。若是周慎采纳他的建议，凉州之乱早就平定了。只是他跟随袁术那家伙，早晚会被害死。”

从董卓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孙坚是又恨又惜。

论兵略，董卓远不及皇甫嵩，但他也不是平庸之辈，毕竟他早年追随名将张奂左右，多多少少学到些兵法谋略。他看不起袁绍、袁术这些浪得虚名之徒，认为他们名不符实。他对孙坚却是另眼相看，颇有爱才之心，还曾派李傕前去劝降。

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朋友是做不成的，他们只能成为敌人。

为防孙坚西进，董卓加大了守备力量，派东中郎将董越驻守渑池，中郎将段煨驻守华阴，女婿牛辅驻守安邑。自己则返回长安，继续当太上皇。由于董军戒备森严，洛阳城又无险可守，孙坚遂撤回大本营鲁阳休整。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三
独夫的统治时代

厚黑，实在是厚黑

孙坚锲而不舍的努力，为反董卓联盟打开新的局面。倘若关东群雄在这个时候联手西进，破长安、擒董卓并非难事。可惜这些地方大吏们感兴趣的是争权夺利、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

首先我们来说说韩馥与袁绍的矛盾。

袁绍的官衔是渤海太守，从官职上看，冀州牧韩馥是他的顶头上司。令韩馥心怀不满的是，天下豪杰拥袁绍为盟主，自己这个冀州牧简直形同虚设。他打算整垮袁绍，只要不拨给粮食，袁绍的军队不就完蛋了吗？不料袁绍还没有完蛋，韩馥自己内部先乱了。韩馥的部将麹（qū）义突然叛乱，令他阵脚大乱，这位志大才疏的冀州牧匆匆率部讨伐叛军，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更令韩馥难堪的是，袁绍在这个时候插了一腿，与麹义结为同盟。

韩、袁两人的矛盾急剧升级。

袁绍麾下谋士逢纪趁机进谏道：“将军是关东义军推举出来的盟主，只是这个盟主空有其名，连粮秣供应都得看别人的脸色。您的地盘只有一个渤海郡，显然太小了，如果不能占据一个州，恐怕自保都难。”

这个道理袁绍何尝不知，可是他有所担忧：“话虽如此，可韩馥手下兵强马壮，我们的队伍缺粮少食，若是贸然出击，一旦失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逢纪笑道：“韩馥虽然兵精马壮，可他不过是个庸才罢了。我有一计，可以让他把冀州送给将军。您只要秘密联络幽州降虏校尉公孙瓒，请他挥师南下，进攻冀州，韩馥必定大惊失色。到时您就能以调解人的身份，说服韩馥将冀州牧的头衔让给您。依我的判断，韩馥在内忧外患之下，一定会拱手让出的。”

袁绍听罢大喜，采纳逢纪的计谋，写了一密信给幽州降虏校尉公孙瓒，约他出兵攻打冀州牧韩馥。

前文提到，公孙瓒与刘备是同学，曾在卢植门下学习，他是如何成为帝国北方的一员重要将领的呢？下面作一下简单介绍。

公孙瓒出生于贵族之家，其家族历代出任二千石官员（相当于郡守一级），由于他是庶出，地位偏低，长大后只担任一名小公务员。公孙瓒容貌英俊，口才也好，说话中气又足，整个人气质不凡。太守刘君对他青睐有加，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让他投奔卢植门下深造。

后来刘君犯了事，被朝廷问罪，用囚车押解进京。公孙瓒亲自随岳父进京，当时法律规定，犯事官员押解入京时，其亲属部下不得随行。公孙瓒便打扮成一个小兵模样，亲自驾车送刘君到洛阳。由于孝心可嘉，公孙瓒被举荐为辽东属国长史，他的发迹由此开始。

属国就是东汉帝国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辽东属国地处边界，经常受到北方鲜卑族的威胁。有一回，公孙瓒带着数十名骑兵巡逻塞下，遭遇数百名鲜卑骑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公孙瓒慨然对部下说：“今天倘若不主动出击，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他身先士卒，双手各持兵器，冲入敌阵，左劈右砍，杀伤数十人。鲜卑人大骇，不敢恋战，匆匆离去。尽管公孙瓒手下骑兵伤亡过半，但总算躲过一劫。这一战也令公孙瓒扬名边塞，鲜卑人对他的勇武十分忌惮，不敢轻易入塞侵掠。

讨伐张纯的叛乱，令公孙瓒成为一名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张纯叛乱后，与乌桓部落首领丘力居结盟，进攻蓟中，公孙瓒率部迎战张纯叛军，因功升迁为骑都尉。公元188年，公孙瓒在辽西属国的石门大破叛军，俘虏张纯的妻儿，张纯狼狈逃出塞外。

经此恶战，公孙瓒的部队损失颇大，被乌桓首领丘力居乘虚而入，困于辽西管子城。管子城保卫战持续二百余日，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公孙瓒的部队粮食耗尽，宰马匹为食，马匹杀尽，煮弩楯为食。弩楯就是弓弩与盾牌，当时弩机与盾牌上都有皮革，一般是用犀牛皮，非常坚硬，用水把这些皮给煮烂了方可下肚。可以说，公孙瓒的部队战斗作风极其顽强。最后连皮革也吃完了，公孙瓒下令：突围。

在突围前，公孙瓒与各将士诀别，面对强敌，生还的机会相当渺茫。更糟糕的是，时值雨雪天气，将士们饥寒交迫。这次突围代价惨重，仅有四成的人活了下来，其他人有的战死，有的死于饥寒。所幸围城二百日的乌桓骑兵同样人疲马困，无法深入追击，才令公孙瓒逃过一劫。

管子城之战，公孙瓒虽败犹荣，其坚忍不拔的品质令人折服。战后，朝廷升迁他为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同时兼任辽西属国长史。

在镇守辽西时，公孙瓒威震边关。他冲锋陷阵，身经百战，令游牧部落胆战心惊，视其为煞星。在公孙瓒的力战下，东汉帝国虽然仍充斥着内忧外患，但北方边境却没有遭到异族的大规模破坏，此公孙瓒之功也。

虽然公孙瓒称得上是东汉帝国边塞最出色的将领之一，但他却不是个好的政治家。刘虞接任幽州牧后，成了公孙瓒的顶头上司。当时幽州的经济已面临崩溃，刘虞到任后，亲力亲为，劝农桑，促经济。在他看来，民生远比对外战争来得重要，如果把全州财力投入对外战争，百姓势必无法安居，因而力主以怀柔手段招抚乌桓。公孙瓒却不理会什么民生，他只知道作为一名武将，要往上爬，就得不断地建立战功。他把打击乌桓部落作为首要任务，立志要扫灭乌桓。

一个要怀柔，一个要打仗，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由于刘虞政绩卓著，威望很高，乌桓有许多部落前来归降。这下子公孙瓒更愤怒了，他暗地里派人截杀乌桓使臣，破坏怀柔政策。刘虞对公孙瓒的做法相当不满，便撤了边防驻军，把公孙瓒及其手下一万骑兵安顿在右北平。

幽州两大巨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让袁绍看到了机会。袁绍想借公孙瓒的手对韩馥施加压力，便写信给公孙瓒，怂恿他进攻韩馥。

公孙瓒在幽州受到刘虞的压制，混得不开心，收到袁绍的信后，心思也有些活络了：既然在幽州无用武之地，何不向冀州发展呢？如今天下大乱，朝廷名存实亡，得多为自己盘算才行。于是他集合军队南下，打着讨伐董卓的幌子，向冀州挺进。进入冀州后，公孙瓒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韩馥的军队，大败韩军。

冀州牧韩馥本质上是个文人，没什么武略，遇到突袭就没了主意。就在这个时候，袁绍大行反间计，他派自己的外甥高干，秘密收买了韩馥的亲信辛评、荀谌、郭图等人。这几个人便去对韩馥说：“如今公孙瓒率领燕代兵团南下，锐不可当；根据情报，车骑将军袁绍的军队也开始向东挺进，有夹击冀州之势。时局之发展，难以预测，我等为将军深感忧虑。”

韩馥本来就内心慌乱，听荀谌等人这么一说，更加惶惑，失声道：“那我该怎么办？”

荀谌故意装出关心的样子，说道：“您细想一下，若论结交豪杰、宽厚待人，天下英雄归心，您与袁绍相比如何？”

袁绍能充当关东义军盟主，靠的就是他的名声，韩馥如何相比呢？他只能嗫嚅道：“这几点，我比不上袁绍。”

“论智谋与勇气呢？”荀谌又问。

“还是不如。”韩馥道。

“论家族的影响力呢？”

“那更没法比了。”

“好吧。”荀谌总结说，“您在这些方面都不如袁绍，地位却比他高，您想想，这种情况能长久吗？冀州乃是天下要冲之地，倘若袁绍与公孙瓒联手，左右夹击，将军您就危险了。您与袁绍本来就是朋友，又一起结盟讨伐董卓，依我的看法，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得了冀州，公孙瓒势必知难而退。如此一来，您既捞到让贤的美名，又可保自身无虞，岂非一举两得？”

韩馥本是平庸之辈，哪里想得到自己的一帮谋士、亲信早被袁绍收买了，胳膊肘都向外拐，帮着袁绍说话，目的就是要迫使韩馥让权。在荀谌等人的怂恿下，他决定引退，把冀州让给袁绍，自己图个太平。

性格决定命运，在群雄逐鹿的时代，懦弱者一定是最先被扫地出门的。韩馥这样软弱的人，注定要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韩馥想要辞职的消息一传出，手下一批将领大惊。长史耿武等人晋见韩馥，力谏道：“怎么能把冀州拱手让出呢？冀州可以招集百万大军，粮草充足，就算支撑十年也不成问题。袁绍穷途末路，完全仰赖我们才得以苟延残喘。只要一断粮，他立马就会饿死，您干吗还要把冀州让给他？”

这时的韩馥已经被荀谌等人洗脑了，和稀泥地说：“袁氏家族四世三公，我也算是袁家的部下，才能又不及袁绍。自古以来，尊能让贤都是一种美德，你们又何必反对呢？”

看来韩馥是古书读多了，脑子有点僵化。

怎么办？

长史耿武背着韩馥，密令驻守孟津的前线指挥官赵浮、程涣返回。赵浮接到命令后，当即率一万多人乘数百艘船返回。当时袁绍的部队驻扎在朝歌淇水河畔，忽然间听到江面上鼓声隆隆，张目远眺，只见群帆飘过，秩序井然，船上士兵手上的兵戈闪闪发亮，若星光闪动。袁绍头皮一阵发麻，若是冀州部队突袭兵营，恐怕是难逃一劫。赵浮并非要攻打袁绍，只是要回去复命，庞大的船队从袁绍兵营一掠而过。望着远去的风帆，袁绍忐忑不安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回到冀州大本营邺城后，赵浮立即参见韩馥，报告说：“袁绍的部队因为缺粮，已经开始出现逃兵的现象。请准许我率部发动进攻，不用十天工夫，袁氏必土崩瓦解。您自可高枕无忧。”

然而韩馥去意已决，拒绝了赵浮的提议。

很快，韩馥正式宣布辞去冀州牧一职，并让儿子把冀州牧的印信转交给袁绍。袁绍大喜过望，接过印信后，马不停蹄地向邺城赶。冀州长史耿武、别驾闵纯等人想要据守顽抗，可是树倒猢狲散，韩馥连州牧都不当了，他手下那些人自然见风使舵，个个争着归附袁绍。耿武大怒，拔出刀子欲加阻止，却凄凉地发现，愿意像他这样誓死效忠的人真是少得可怜。邺城的城门向袁绍打开了。袁绍手持印信，骑着高头大马入城，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忠于韩馥的耿武、闵纯等人处死。

打从洛阳逃亡后，袁绍虽然挂了一个“关东义军盟主”的头衔，但这个头衔只是看上去风光，实际上没什么分量。这年头，有实力才能真正有权威，才能号令群雄。在智取冀州这件事上，袁绍做得相当漂亮，没费一兵一枪，就令韩馥把州牧大权拱手让出。从这一刻起，袁绍才真正称得上是实力派人物，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地盘狭小的渤海太守，而是冀州最高军事长官，是拥有一州的大军阀。

在这幕戏里，韩馥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他本想以逃避的方式来换取平静的生活。可是蹚了政治这摊浑水，哪里可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呢？袁绍成为冀州牧后，给韩馥安排了一个虚衔：奋威将军。不过这个奋威将军既没有下属，也没有兵。耿武、闵纯被处死后，韩馥也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慌。

官当得越大，得罪过的人就会越多。身居高位时，当然不必害怕这些得罪过的人，但当有一天大权丧失，就会察觉到敌意来袭了。一些被韩馥伤害过的人为袁绍所起用，比如审配与田丰，这两人因为人耿直，不被韩馥喜爱，袁绍却委以重任。不过审配与田丰是正直的人，没有伺机对韩馥打击报复，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朱汉以前是韩馥的部下，曾被韩馥羞辱过，他一直怀恨在心。韩馥引退后，朱汉被袁绍任命为都官从事，手底下也有些人马。虎落平原遭犬欺，何况韩馥也没有虎威，如今更成了平民百姓一个，朱汉不正好可以落井下石、一雪前耻吗？他带着一帮人马，杀气腾腾地冲到韩馥大宅。韩宅大门紧闭，朱汉带头爬上屋顶，其他人纷纷翻墙而入。韩馥见状，吓得躲了起来。他儿子跑得慢，被朱汉逮个正着，两条腿被打断了。

这件事传到袁绍耳中，这位新冀州牧大怒。要知道袁绍向来口碑不错，如今朱汉这么胡闹，岂非让天下人责备自己忘恩负义吗？袁绍当即差人把朱汉拿下，就地正法。朱汉虽然死了，可难保没有第二个朱汉，韩馥终于明白，让出权力并不意味着可以置身事外。他本来就比较胆小，终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最终决定离开邺城。

在得到袁绍的同意后，韩馥前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过了一段时间，某日，他正与张邈坐着喝茶，忽然来了一个人，原来是袁绍派来的使者。使者进见张邈，见到韩馥坐在一旁，便上前在张邈耳边窃窃私语几句，张邈面色微变。韩馥见状，疑心大起，以如厕为借口离开。他越想越害怕。这段时间以来，韩馥越发感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同时他也越发相信，只要自己不死，袁绍在冀州牧这个位置上坐得就不安心。当他看到袁绍的使者对张邈说话时露出的那种诡异神情时，就认定是袁绍要取他性命了。

那么袁绍的使者究竟对张邈说了些什么呢？现在也无从考证。不久之后，有人前来禀告：韩馥死了。他在茅厕里用一把随身携带的小刻刀插入自己的喉咙。韩馥虽然胆小，但在生命最后一刻，拿起刻刀自杀，还是有些许勇气的。

袁绍以“车骑将军”的名义领冀州牧，现在已不是空头司令，而是雄踞一方的军阀。这会加强关东反董卓联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吗？勤王运动会打开新局面吗？

答案是否定的。

对袁绍来说，头号敌人早已不是远在长安的董卓，而是近在眼前的公孙瓒。当初他请公孙瓒南下进攻冀州，如今冀州得手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总不能拱拱手对公孙瓒说：“谢谢你的帮助，现在请你回去吧。”人家公孙瓒可不是吃素的，不是“活雷锋”。

怎么办呢？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消息传来：青州的黄巾军三十万人涌入冀州的渤海郡！

原来，张角起义失败后，黄巾军陷入了低潮，但在民间仍有广泛的宗教号召力，因此坚持多年未被消灭。军阀时代的来临，令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农民起义再掀高潮。

这批黄巾军涌入渤海郡，与之正面相对的，正是公孙瓒南下的幽州兵团。袁绍内心一动：若是能借黄巾军之手除掉公孙瓒，倒是可以了却心头大患。

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杀向公孙瓒，袁绍按兵不动，没出动一兵一卒相援。公孙瓒将如何选择？是选择退出冀州以避敌锋芒，还是选择血战到底呢？

公孙瓒的扩张

公孙瓒自然选择血战到底。

他的骁勇，在汉军将领中是有名的。如今敌我人数差距悬殊，若换作其他人早就开溜了，可公孙瓒却仍有信心，他的信心来自他手上的那支军队。

东汉帝国的军事重心集中于边疆，幽州古为燕代之地，民风尚勇，幽州兵团与西北凉州兵团同样属于精锐部队。事实证明训练有素的军队战斗力要远远强过一群乌合之众，公孙瓒以寡击众，在东光南郊大破黄巾军，斩首三万，黄巾军被迫撤退。

以两万兵力杀敌三万，这样的战绩足以笑傲江湖，但对公孙瓒来说，这只是个开始。

黄巾军没有杰出的领袖，撤退时毫无章法，甚至把粮食辎重都扔掉，一路狂奔到黄河边。公孙瓒并不急着进攻，要知道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呢？若是逼迫太甚，黄巾军没法逃命，只能背水一战，他就没有胜算了。这位精明的幽州将军耐心地等着黄巾军渡河过半，才以雷霆之势发起总攻。此时滞留在河边的黄巾余部，只想着抢渡黄河，没几个人存有斗志。

名将就是名将，公孙瓒对攻击的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一击致命。此役幽州兵团横扫黄巾军，再斩杀数万人，黄河的河水都被染得猩红。剩下没能渡河的七万名黄巾军，集体向公孙瓒投降。黄巾军一路所掠来的金银财宝，也悉数落入公孙瓒之手。

这等惊人的战绩让公孙瓒威名远播，震动天下，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想拉拢他。可是公孙瓒与老上司、幽州牧刘虞的关系却日趋恶化。“刘和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他们决裂。

刘和是幽州牧刘虞的儿子，在朝廷担任侍中，他和一帮大臣们连同汉献帝一起，被董卓挟持到了长安城。汉献帝在董卓的淫威下，终日惶恐惊惧，长安城对他来说，形同人间地狱。他想返回洛阳，可是他没兵没卒，如何逃脱董卓的魔掌？

皇帝思来想去，在封疆大吏中，威望最高、声名最著的人物，便是被晋升为大司马的幽州牧刘虞。于是汉献帝密诏刘和入宫，嘱咐他逃离长安，前往幽州通知其父刘虞，出兵相救。刘和得到皇帝的密令后，就乔装打扮，混在一堆流民中，逃出长安城。从长安到幽州，距离是比较远的，为了避开董卓军队，他决定绕道南阳。

之所以要绕道南阳，是因为在东方群雄中，打击董卓最卖力的人是孙坚，而孙坚名义上受袁术节制，两人的根据地都在南阳。可以说，南阳就是当时反董卓的一面旗帜，刘和认定走这一条线最为安全。

可是他错了。

孙坚固然是反董卓的急先锋，袁术却不是坚定的革命派。

袁术可不想勤王，他野心勃勃，幻想自己称帝，过过天子瘾。刘和到南阳地界后，求见袁术，希望他提供帮助。袁术一方面答应刘和，承诺派军队参加拯救皇上的行动，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将刘和扣留下来，不让他前往幽州。

袁术这样做，是希望以刘和为筹码，拉拢幽州牧刘虞。他逼刘和给刘虞写了一封信，要刘虞派出一支军队前往南阳。刘虞接到信后，一看是儿子写的亲笔信，没有任何迟疑，便派出一支数千人的骑兵前往南阳。有一个人看穿了袁术的野心，这个人便是公孙瓒。公孙瓒向刘虞进言，袁术的目的绝不是要拯救皇帝，而是想自立为皇帝。刘虞宅心仁厚，根本听不进公孙瓒的话。

公孙瓒知道自己与刘虞的矛盾越来越大，冀州牧袁绍对他又虎视眈眈，这令他有一种极度不安全感。为了突破困局，公孙瓒索性与袁术结盟，如此一来，必要时可以袁术作为外援，牵制袁绍与刘虞。想到这里，他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转而向袁术抛出绣球，派堂弟公孙越率一千多人马，前往南阳协助袁术。

刘虞与公孙瓒的军队陆续抵达南阳，袁术如虎添翼。公孙瓒趁机派人游说袁术，对他分析说：你想拉拢刘虞，这根本是痴心妄想。你袁家虽然四世三公，声名显赫，但刘虞是皇亲国戚；你是后将军，刘虞是御封的大司马兼幽州牧。无论出身或是官职，你都不如刘虞，如何能让刘虞屈居你之下呢？

最后，公孙瓒出了个阴招：既然刘虞派了数千人马到南阳，何不干脆将这几千人吞并呢？这才是捞得实利。只要继续扣押刘和为人质，刘虞也不敢轻易出兵。

袁术一听，果然是一笔好买卖。首先自己与公孙瓒结盟，就是强强联合，天下人都知道公孙瓒是当世豪杰，军中蛟龙；其次，在自己地盘吃掉刘虞的几千人马，这是无本生意，纯赚。

就这样，刘虞成了冤大头。皇上没救成，儿子被扣押，军队被吞并。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他与公孙瓒的决裂。

此时的关东群雄，可以说是各怀鬼胎。起初大家还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帜，义愤填膺，但是很快，关东联盟一盘散沙的特点决定了讨伐董卓之战不过是虎头蛇尾，光打雷不下雨。其实谁也不在乎傀儡皇帝的生死，没皇帝的日子，是幸福的日子，大家个个感觉自己像土皇帝似的。对这些军阀们来说，道义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实际上大家都争着抢地盘。

袁术与公孙瓒的联手，引起了袁绍的恐慌。

袁绍与袁术虽是兄弟，但在政治利益面前，没有兄弟情分。袁绍想立刘虞为皇帝的时候，袁术站出来拼命反对，让袁绍很是尴尬。如今公孙瓒赖在冀州不走，而袁术居然与之结盟，袁绍岂能不恨上加恨呢？

前面说过，当初袁术为了拉拢孙坚，抛给他一个豫州刺史的头衔。不过谁都知道，袁术哪有权力任命刺史一级的官员呢？袁绍当然不认了，他也提名一个人为豫州刺史，此人名为周昂。一个豫州出现两名刺史，势必会有麻烦。周昂在袁绍的指使下，出兵偷袭孙坚部队所驻扎的阳城。

在勤王讨董的义军中，只有孙坚一心只想着擒杀董贼，岂料人心叵测，义军内部居然相互厮杀，这令他痛心疾首。他仰天叹道：“大家兴师讨伐贼人，都是为了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如今董卓覆灭在即，我等却自相残杀，我还能为谁效力呢？”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他不仅对义军盟主袁绍感到失望，对后将军袁术也很失望。

既然有人敢来挑衅，就必须坚决还击。

孙坚对周昂的偷袭予以还击，袁术恐他有失，派公孙越前往支援。这一仗，周昂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鼠窜。可是在战斗中，公孙越中箭身亡。

公孙越是公孙瓒派去支援袁术的，堂弟之死，令公孙瓒大为悲恸。谁该为堂弟的死负责？公孙瓒的矛头直指袁绍，他怒吼道：“袁绍就是整件事的罪魁祸首！”必须严惩罪魁祸首。公孙瓒是行动力果断的人，他即刻发布文告，对袁绍大加挞伐，指责他身为盟主，尽干伪善之事。檄文发出后，公孙瓒当即点兵，发动对袁绍的全面战争。

此时的公孙瓒可谓实力雄厚。

在与黄巾军的战争中，他俘获七万人，收编为己用，军力大为膨胀。不仅如此，他还迎来了一个人：他的同学刘备。

刘备怎么跑到公孙瓒麾下呢？

这个说来话长。

前文说到刘备讨伐黄巾军立了功，被任命为安喜县尉，后鞭打督邮，弃官亡命，前往投奔大将军何进的手下都尉毌丘毅，因杀贼有功，任职下密县丞。奋斗了这么久，还只是区区一名县丞，刘备有点心灰意冷，索性辞职不干了。

此时刘备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关羽、张飞已经混出了点名声，不久后，朝廷又任命他为高唐县尉，负责抓贼办案、维持治安。让刘、关、张三人去做这种事，大材小用，很快盗贼就绝迹了，刘备也得以升迁为县令。

就在这时，洛阳巨变，董卓入京，政局大乱。关东义军联合起来讨伐董卓，刘备虽然位卑言轻，仍然奋起响应。

然而与关东群雄相比，刘备的力量简直微不足道。如今关东群雄热衷于内斗，凭刘备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实在混不出个名堂。兄弟三人一合计，要有所作为，还得投靠强者。只是现在整个中国乱哄哄的一片，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如何为“伯乐”所识呢？

刘备这才提出：公孙瓒与我是同学，咱们可以去投奔他。

关羽、张飞一听，不禁奇怪：大哥也真是的，有这层特殊关系还藏着掖着干吗呢？天下谁不晓得公孙瓒乃是帝国悍将，威震北方，要是早投靠公孙瓒，咱们犯得着走那么多冤枉路吗？犯得着碰那么多次壁吗？投奔公孙瓒，咱们兄弟才有用武之地，凭这身本领，要混出头还会难吗？

其实刘备并非没有想过这点，只是英雄向来不愿向人低头，他想通过正正当当的途径建功立业。然而天下形势大变，朝廷已落入董卓之手，群雄纷起，军阀割据，这时哪来的正当途径？难道还指望靠着一点一滴的战功，求得朝廷的封赏吗？朝廷已经自身难保了，天子诏令没人理会，谁会顾得上看刘备一眼呢？

为了心中不灭的英雄理想，刘备暂时放下自尊，投奔同学公孙瓒，寄人篱下。

说来公孙瓒也是个有义气的人，同学在落魄时前来投靠，他也没有拒绝，盛情接待。只是公孙瓒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刘备，后来居然比自己走得更远，站得更高，成了蜀汉的开国皇帝。

再来看看袁绍的情况。

袁绍设计从韩馥手中夺取冀州，但根基不深。特别是韩馥自杀后，以前的一些部将看清了袁绍的嘴脸，纷纷脱离冀州，投奔他处。其中有一人，大家相当熟悉，他便是三国时代赫赫有名的武将赵云。据史书载，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是个美男子。赵云从冀州拉走一支部队，投奔公孙瓒。

赵云的到来，令公孙瓒喜出望外，他拉着赵云的手问道：“听说冀州都归附袁绍了，为什么你偏偏离开他呢？”赵云回答说：“如今天下汹汹，不知道谁是谁非。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冀州民众只盼政治清明。我前来投奔，并非轻视袁绍而有意巴结将军您。”言下之意，谁能行仁政，我赵云就归附谁。

公孙瓒能不能行仁政呢？赵云并不知道，但他知道袁绍并非仁义之人——从夺冀州、逼死韩馥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袁绍的为人。

赵云的慷慨陈词，也许并没有打动公孙瓒，但肯定打动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刘备。别看刘备现在还没混出个模样，但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大志一直没有磨灭。听罢赵云的话，他怦然心动。正所谓英雄重英雄，刘备对赵云的为人相当钦佩，有心与他结交，时不时请来喝酒，畅谈国家大事、人生理想。几番往来，两人惺惺相惜，引为知己。

赵云率部离去，对袁绍来说，不啻为一大打击。这个时候，公孙瓒展开了复仇之战。公孙瓒一起兵，一些不愿归附袁绍的韩馥老部下纷纷倒戈，举白旗投降。公孙瓒兵不血刃，连下数城。

冀州牧袁绍坐卧不安了。他想，公孙瓒之所以发动报复之战，完全是因为把堂弟公孙越之死归罪于自己，既然如此，就给予公孙瓒一定的补偿吧。怎么补偿呢？在夺取冀州牧之前，袁绍不是挂了个渤海太守吗？他打算把渤海太守一职，让给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公孙瓒继续进攻。

袁绍把渤海太守的官印交给公孙范，企图以此换取公孙瓒的谅解。但是他低估了公孙瓒的野心。在公孙瓒看来，这年头，谁的拳头硬，谁才是大爷。既然我的拳头硬，我何不多捞点利益呢？渤海郡我笑纳了，其他州郡，我也要。

公孙瓒如同一头张牙舞爪的雄狮，狮子大开口，要把冀州、青州、兖州三个州都置于自己的铁腕之下。他一口气任命了三位刺史：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这三人，当然都是他的亲信。自从朝廷中枢瘫痪后，许多州郡的人事任免权，不在中央，而在军阀。袁术、袁绍的做法是先任命人选，然后往中央一报，当作备案，而公孙瓒甚至连备案也不用了。

当然，任命归任命，能否成为事实，还得以武力说话。

公孙瓒实际上只占据了冀州、青州、兖州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妨碍他设置虚衔。为了抢得更多地盘，公孙瓒指派“青州刺史”田楷进攻青州，武力夺权。

刘备跟随田楷参加了夺取青州之战。有关羽、张飞相助，刘备战功颇多，战后公孙瓒让他去担任平原相。刘备前去平原赴任时，顺便挖走了一个人，便是新结识的好友赵云。

在与公孙瓒的对抗中，袁绍处于下风。

但是不要忘了，袁绍是有雄厚政治资本的。

论名望，无论是公孙瓒还是袁术都无法与他相比，更不用说曹操、孙坚、刘备等人；论地位，袁绍还是关东义军的盟主，尽管义军联盟已分崩离析，多数军阀仍尊他为领袖人物。袁绍唯一的问题，是兵力不够强大，比不上公孙瓒。

军阀割据，令一门古老的学问复活了。

战国时代的纵横术枯木逢春。

公孙瓒与袁术结为军事同盟，一东一西，可谓是连横。袁绍对付公孙瓒已倍感压力，又要分神对付袁术，更加吃力。此时袁氏兄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兄弟变成敌人。袁术虽然是弟弟，却打心眼里瞧不起袁绍，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还过继给别人。可偏偏袁绍一直混得比袁术好，甚至在他被董卓逼得逃离洛阳后，还能坐上盟主宝座，一大帮军阀在背后为其摇旗呐喊。据说袁术曾禁不住破口大骂：“这帮瞎了眼的东西，不来归附我，反倒去归附我们袁家的家奴。”在袁术看来，袁绍的母亲出身低微，他根本就只是当家奴的料。在写给公孙瓒的私人信件中，袁术甚至说：“袁绍压根儿就不是我袁家的儿子。”可以想象袁绍听到这些话后暴跳如雷的样子。

你袁术无情，也休怪我袁绍无义。

你能搞连横，我就不会搞合纵吗？

至于跟谁合纵，袁绍的心里已经有了人选：荆州刺史刘表。

袁术联合公孙瓒夹击袁绍，袁绍便联合刘表夹击袁术，这就是袁绍的反制手段，维持战略上的均衡，不至于落入下风。

那么，荆州刺史刘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有效牵制住袁术吗？

遗恨千古：盖世英雄的殒命

荆州刺史刘表在当时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他与皇室沾亲带故，是西汉鲁恭王（汉景帝之子）的后代，成名很早，不到二十岁就成为著名的清流党人，与其他七位名士并称为“八俊”。

然而，刘表虽然少年有为，却颇有些生不逢时。桓帝、灵帝时期大兴“党锢之狱”，清流党人遭到清洗、迫害，被禁止为官。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迫于压力解除党禁，作为清流党人的刘表才有机会在政坛上大展宏图。

大将军何进对清流党人向来同情，鉴于刘表品行端正，有意提拔他。刘表先是在大将军幕府任职，后来出任北军中侯。北军是帝国首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共有五营，分设五名校尉，称为北军五校，刘表的职责就是监督北军五校。汉代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制度，官秩低的人往往监察官秩高的人。表面上看，刘表监督北军五校，似乎比五校级别还高，其实不然，他只是六百石，而北军五校官秩为比二千石。

何进提拔刘表为北军中侯，显然是要加强对北军五营的控制，以作为扫灭宦官集团的后盾。可惜这位优柔寡断的大将军马失前蹄，被宦官集团抢了先手，竟至命丧黄泉。

董卓入主朝廷后，为了笼络人心，对清流党人大献殷勤，为当年被宦官杀害的窦武、陈蕃等党人领袖平反，还搞了隆重的追祭大会。刘表作为清流党名士，自然受到厚遇。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率兵勤王途中袭杀荆州刺史王睿，王睿死后，荆州刺史一职就出现空缺，董卓想来想去，决定派刘表去上任。

难道作恶多端的董卓竟然天真地认为清流党人会成为自己的同志与战友？当然不是。他任命刘表去当荆州刺史，一方面是巴结清流党，以免这伙人统统跑去投靠袁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荆州刺史可没那么容易当。

荆州是一个大州，下辖南阳、长沙、零陵、江夏、武陵、桂阳等郡，其中南阳是袁术的地盘，长沙是孙坚的老巢。自从王睿死后，荆州盗贼横行，很多地区已完全失控。刘表此去上任，不死在袁术手里，恐怕也得死在盗贼手里。这就是董老贼的阴险所在，表面上是重用刘表，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人。

董卓还是有点小瞧了刘表。

刺史的职责是监察州内各郡，此时军阀割据，所谓的监察各郡其实已是形同虚设。南阳是荆州最大的一个郡，人口有数百万，这里已是袁术的地盘。此外苏代占据长沙，贝羽占据华容。这些军阀们拥兵自重，没有一个人欢迎刘表到荆州。

别看刘表是个书生，其实他颇有智谋。他心知要是大张旗鼓、乘马坐轿到荆州，准得惊动军阀或强盗们，倘若他们在某个险隘处设下埋伏，只凭几名刀客箭手就可以把自己干掉。因此，他独自一人骑一匹马，秘密赶赴荆州宜城，一路上没有暴露自己的踪迹。

进了宜城，刘表接见了几位当地重要人物，包括蒯良、蒯越、蔡瑁等，详细询问荆州的情况。此时的荆州如同中国的缩影，乱得不得了。刘表听完蒯良等人的汇报后，若有所思地捋捋胡子，问道：“现在各地盗贼很多，民众又不归附我，袁术在南阳割地自雄，荆州的灾祸没完没了。我想从各地征集军队，又担心没有人要来，诸位觉得如何是好？”

蒯良答道：“民众不来归附，是因为没有仁政；若是来归附了，却没法治理，那就是道义还不够。如果您能施行仁义之政，老百姓必然蜂拥而至。”

刘表听完后点了点头，又转过头问蒯越：“先生有何高见？”

蒯越答道：“治世用仁义，乱世用权谋。兵贵精而不贵多，关键是要能用人。袁术虽然勇敢，却不果断；至于苏代、贝羽之辈，不过就是武夫，用不着担心。倒是盗贼的头目多是贪心残暴之徒，老百姓苦不堪言。对于这些盗贼，要以利诱之，只诛杀头目，对其部众可以安抚以为己用。只要您的仁德远扬，州郡之内的百姓必然前来投奔，到时招集军队，向南据守江陵，向北据守襄阳，荆州八个郡可一举平定。”

刘表听罢大喜，遂用蒯越之计，一方面施行仁政以安抚百姓，另一方面把打击目标对准荆州境内的盗贼。他开出优厚条件利诱盗贼头目，这些人个个都是见钱眼开之辈，纷纷前来投诚。刘表大开杀戒，处死五十五名头目，然后吞并其部众。他上任后一年，荆州境内的盗贼几乎都被消灭了。

靠着恩威并施的手段，刘表不仅在荆州站稳脚跟，势力也随之膨胀。

董卓失算了，他派刘表去当荆州刺史，本想借刀杀人，却让自己多了一个敌人。

此时的董卓很不得人心，各州郡的刺史或太守，都忙着与他划清界限。刘表也不例外，作为清流党领袖之一，他岂能与董老贼同流合污，毁了自己的清名。在略定贼寇后，刘表改旗易帜，加入讨伐董卓的行列，把军队驻扎于襄陵，以声援各地讨董义军。

这简直是给董卓一记闷棍，老贼要气吐血了。

刘表在荆州异军突起，成为地方实力派，这点着实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就在这个时候，袁绍找上门了，主动要求与刘表结为战略同盟。

袁绍与清流党人关系密切，就这一点来说，刘表对他有好感。但促成双方结盟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人感情，而在于利益——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袁术。

刘表是荆州刺史，荆州境内的南阳郡却是袁术的地盘，这是一个独立王国。别小看南阳郡这个地方，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在全国各郡中有着特殊地位，该郡人口有数百万之多。自从刘表当上刺史，就把袁术视为荆州境内最大的对手。只是袁术兵强马壮，又有孙坚这样的猛将，还与公孙瓒结盟，实力不容小视。如今袁绍找上门，要和他联手对付袁术，刘表岂有推辞之理？

军阀间的对抗开始出现联盟化的趋势：“袁绍—刘表”为一联盟，“袁术—公孙瓒”为另一联盟。

我们做个假设，倘若袁绍与袁术俩兄弟能联手，天下权力恐怕要归于袁氏了。只可惜兄弟二人都舍近求远，这才让其他豪杰有了更多的机会。两人一个以哥哥自居，一个以嫡子自居，互不相让，反目成仇，同室操戈。这其中的缘由，说破了也就两个字：野心。一个想另立皇帝，一个想自称天子——在对权力的追逐上，两人倒是半斤八两。

刘表与袁绍结盟，在袁术看来，无异于是对自己宣战。

袁术是个小心眼的人。既然刘表态度明确，与其等着他打上门，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袁术之所以在群雄中有点薄面，靠的是孙坚的部队。在反董卓的战争中，孙坚战功最著。他非但勇猛过人，也是少数几个一心为国家利益而打拼的将领之一，史学家裴松之认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

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内讧，孙坚看在眼里，叹在心里，却无法置身事外。这也算是英雄的悲哀吧。孙坚并非很信任袁术，他之所以还没离袁术而去，有两个原因：其一，袁术虽然心思不纯，但在反董卓的立场上是坚定的，董卓派人前来劝降，袁术二话没说把来人给斩了；其二，孙坚的部队要同董卓军奋战，离不开后勤补给，这些物资需要依靠袁术提供。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尽管孙坚在内心深处对军阀混战十分厌恶，但还是得鞍前马后为袁术跑腿。现在袁术要对刘表开战，自然离不开孙坚。

唉，到了这个时候，勤王之战完全变成为军阀混战。战争的性质已全然改变了，反董阵营不再将刀锋对准董老贼，而是陷入自相残杀。董卓可以温一壶酒，气定神闲地坐看东方敌人上演的闹剧。

孙坚本是热血青年，一心为国家除害，忠肝义胆，天地可鉴。孰料风云突变，被卷入到军阀战争中，身不由己，这大概也是他人生中的无奈吧。

作为一名军人，既然开战，就得全力以赴。孙坚接到袁术的命令后，即刻挥师进攻刘表所部。刘表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派部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设防，阻击孙坚。

孙坚岂是浪得虚名，黄祖抵挡不住，只得撤退。孙坚乘胜追击，渡过汉水，追到襄阳城下。刘表虽是文人出身，却也在北军待过，到荆州后又剿匪一年，对行军打仗颇有一套。他见孙坚来势凶猛，遂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下令紧闭城门，不与孙坚硬拼。

入夜时分，刘表派黄祖偷偷溜出襄阳城。

干什么去呢？原来刘表发现襄阳的守御力量太弱，得到邻近郡县调集更多的军队前来，加强防守。黄祖奉命出城，四处招罗，拼凑几千人马，又折回襄阳城。

可要想进城，还得先过孙坚这一关。

孙坚当然不想放过歼灭黄祖的机会，他亲自点兵迎战。黄祖招集来的部队还没来得及入城，就被孙坚杀得狼狈而逃，黄祖一路逃，孙坚在背后一路追，一直追到岘山。

岘山位于襄阳城的南部，东临汉水，山上丛林密布，百草杂生。

此时暮色降临，放眼望去，山林黑魆魆的。对落荒而逃的黄祖来说，黑夜是最好的掩护，山林是最好的盾牌，他可以稍稍喘气，以定惊魂。很快，急促的马蹄声告诉他，孙坚已经追至山下。事到如今，黄祖无处可逃，唯有一搏。

黄祖命令弓弩手在树林中埋伏，当孙坚的人马进入视线，便下令放箭。一阵箭雨飘过，有人中箭落马了。

谁也没有想到，倒下的人竟然是盖世英雄孙坚。

他被一枝利箭射中，当即从马背上跌落，倒地身亡。

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哪怕你有不世之才华、超凡之勇气，人毕竟还是生物，仍然服从生物界的生死规律。同时，这不能不令人慨叹命运的难以把握。原本已是胜券在握的孙坚，在眨眼之间，反成了输家。

他是那么勇敢、坚强，以至视枪林箭雨为无物。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坚信自己生来便肩负某种使命，在他完成使命之前，上天会一直眷顾他。他既是对的，也是错的。说他对，因为他确实肩负使命，在很多年后，孙吴帝国兴起，公认他是帝国伟业的奠基者；说他错，因为上天的旨意，岂是人类所能洞察，他的事业在其巅峰期，戛然中断。

孙坚之死，似乎是出于一时的鲁莽大意，其实亦是性格使然。无畏的精神，既成就他的一世英名，也埋下悲剧的种子，断送了他的性命。

孙坚就这样死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士兵们陷入深深的迷惘，竟不知所措了。黄祖也意识到自己无意之间，居然做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杀死了孙坚！这简直是奇迹降临。黄祖抓住机会，立刻出击，失魂落魄的孙坚部下无力抵抗，非但被打得大败，连主帅孙坚的尸体也被黄祖抢走了。

黄祖一鼓作气，杀回襄阳，得意扬扬地向刘表展示他的战利品：孙坚的尸体。

襄阳城内，张灯结彩，庆贺胜利。

襄阳城外，哭泣声此起彼伏，所有人的心都在滴血。

群龙无首的孙坚余部无心继续攻城，但也不能一走了之，主将的尸身还在敌人手中，怎么办呢？

这时，一个人挺身而出。此人名叫桓阶，曾经以“举孝廉”受到孙坚的提拔。他自告奋勇前往襄阳城，求见刘表，提出要回孙坚尸体的请求。刘表原本就是个知识分子，又是清流派著名人物，对桓阶深入虎穴的义举十分感动，遂同意交还孙坚的尸体。

这支垂头丧气的部队由孙坚的侄子孙贲接管，从襄阳撤围，返回南阳。

袁术得知孙坚的死讯，双目失神，半晌说不出话。没有孙坚，他如同被斩去左膀右臂，实力大损。为了安抚孙坚的部队，他任命孙贲接任豫州刺史。自此役后，袁术再无实力对刘表发动进攻，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一代英豪孙坚命殒沙场，但孙氏的故事并未就此完结。后来孙坚的儿子孙策继承父业，为东吴政权的建立打下不拔之基，此是后话。

“兖州刺史”曹操：虽然头衔是山寨的，但有总比没有好

中原大战正酣。

“袁绍—刘表”联盟与“袁术—公孙瓒”联盟操刀搏杀，形成对峙局面。

在关东诸雄中，曹操所处的地位十分尴尬。

曹操的父亲曹嵩乃是朝廷“三公”，论起家族的权势，虽比不过袁绍、袁术兄弟，却也算得上政治资本雄厚。曹操的情况与袁术颇为相似，从洛阳逃出来后，没有官职，只是借着殷实的家底招募了一支军队，但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表现卖力，虽然没有孙坚的赫赫战绩，却也赢得一片掌声。

只是关东群雄很快就把勤王一事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征伐，抢夺地盘。对于没有地盘的曹操来说，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投靠有地盘的人，如今袁绍刚刚夺取冀州，前去投靠他，混碗饭吃没有问题；二是自谋出路，凭借自己的实力打拼出一片天地。显然，第一条路好走，第二条路不好走。曹操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但是凭他现在的实力，明目张胆去攻打一个郡，肯定是行不通的，以盟主自居的袁绍岂会让他得逞？

正当曹操为这个问题感到头疼的时候，济北相鲍信的到来，给了曹操一个明确的答案。

前面说过，在天下诸雄中，鲍信只看好曹操。鲍信为曹操献计道：“袁绍借盟主之名，图谋私利，巧取冀州，他不过就是第二个董卓，不能对他抱有希望。以我看，天下非但不会太平，反倒会越来越乱。我们的力量太弱，无法压制他，可若贸然反对，势必又会给自己制造一个强敌。袁绍已控制黄河以北的地盘，这里不能久留，您最好向黄河南岸发展，避免与他直接冲突。”

为什么要往黄河南岸去呢？原来，过了黄河就是兖州地界，这里情形比较混乱。一旦混乱，机会就多。隶属兖州的东郡（今河南濮阳）正面临严峻的形势，农民军的势力卷土重来，黑山军（除黄巾军之外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以十万之众攻打东郡，担任东郡太守的王肱弃城而逃。此时若是曹操能挺进东郡，击败黑山军，不就可以把东郡收入囊中吗？

这是名正言顺夺取东郡的最好办法，曹操马上接受鲍信的建议，挥师渡过黄河南下，救援东郡。

表面上看，农民军拥有十万之众，数量颇为吓人，实际上战斗力不怎么样。大家想想，这些农民多数都是没饭吃活不下去才揭竿而起的，没有什么军事素质，武器也落后，不过就是充个数罢了。曹操率军打败黑山军，控制了东郡。袁绍有意拉拢曹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东郡原来的政府所在地是濮阳，由于遭战争破坏严重，曹操便把郡政府迁往东武阳。

黑山军并不甘心失败，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绍与公孙瓒大打出手。两强相争，曹操虽然袖手旁观，但也得预防战火烧到自己地盘，他屯兵于顿丘，静观其变。

黑山军头目于毒心中窃喜，既然曹操带兵出去了，此时不攻打东武阳，更待何时？

但是于毒高兴得太早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挑战一位百年一遇的军事天才。

东武阳遭到围攻的消息很快传到顿丘，大家一听傻了眼——不少将士的家眷还在城里，得赶紧回救才行。

出人意料的是，曹操没有回援东武阳，而是发兵进攻于毒黑山军的老巢西山。远水解得了近渴吗？很多人表示怀疑。曹操却成竹在胸：“于毒得悉我攻其老巢，势必要回师，东武阳之围可不战而解。若不回师，我一举攻陷其巢穴，于毒更无所作为了。”

不按常理出牌，这就是非凡人物能成就非凡事业的原因。

果不其然，曹操很快化被动为主动。农民军与官兵不同，官兵到哪都可以落脚，而农民军一旦老巢失陷，连个安乐窝也没有。曹操进抵内黄，大破黑山军另一首领眭（suī）固。于毒赶紧放弃围城，赶回支援，武阳转危为安。

瞬息万变的战场，最能考验人的判断力。

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曹操这样的智慧，比如兖州刺史刘岱。

兖州临近青州，青州向来是黄巾军盘踞之地。虽说张角已死多时，但太平道教徒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黄巾军声势重振，在全国范围内人数不少于一百万。黄巾军作战流动性很强，带有明显的“流寇”色彩。青州的黄巾军大举涌入兖州，兖州震动。

刺史刘岱不把流寇放在眼里，摆开与黄巾军一决雌雄的架势。

济北相鲍信赶紧站出来制止，这位战略专家分析道：“黄巾军有百万之众，百姓恐慌，兵无斗志，硬拼肯定不行。但黄巾军有弱点，他们没有辎重补给，只是靠打家劫舍来获取粮食。最好的应对之策是以静制动，婴城固守。敌人求战不行，攻城不得，最后只得作鸟兽散。到时我们以精兵锐卒据险关要口，必可大获全胜。”

刘岱一听这话，很不高兴：我堂堂刺史，朝廷命官，面对一群乌合之众竟然不敢出击，说出去岂不被人笑话？瞧瞧人家公孙瓒，不是以两万之师大破三十万青州黄巾军吗？再看看曹操，不也以少胜多，打败十万黑山军吗？

以少确实能胜多，可刘岱忽略了一点，他既非公孙瓒，也不是曹操，他只是个冤大头。

刘岱不听鲍信的话，带着兖州兵雄赳赳、气昂昂地杀赴战场，结果被杀得溃不成军，自己的脑袋搬了家。

想当英雄的刘岱没当成英雄，刺史一死，兖州一片混乱，群龙无首，州政府所在地昌邑只得婴城固守，黄巾军四处蹂躏。

这年头，很多人盼着刘岱这种刺史级的人物死，因为刺史死了，官位才会空出来。

曹操也不例外。

其实除了曹操，觊觎兖州地盘的大有人在，但兖州毕竟是个火药桶，不是每个人都敢去碰。几十万黄巾军还在那里杀声震天，想当这个刺史，没有削平群盗的本领，还是甭来了。

野心家们在观望，曹操却不想坐失良机。他所占据的东郡，就是兖州辖下的九个郡国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完全可以抢在他人之前夺取兖州大权。东郡人陈宫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如今兖州无主，朝廷诏令不行，我可以前去游说兖州官员，由您担任刺史。据有兖州作为进取天下的根本，此乃霸王之业。”

曹操听了这番话自然是心花怒放。

陈宫便前往昌邑，见了兖州别驾、治中，游说道：“如今天下分裂，兖州无主。而曹公据有东郡，诚为命世之才，若是迎曹公前来管理兖州，必定可以安定百姓。”此时兖州官员正为黄巾军横行而焦头烂额，曹操再怎么说也是“三公”之子，有声望有地位，倒的确是个理想的人选。当然，一向力挺曹操的济北相鲍信对陈宫的建议更是举双手赞成。

事情搞定了，鲍信自告奋勇，与兖州官吏万潜一起前往东郡，迎曹操入昌邑。就这样，曹操自领兖州刺史之职。

孰料刚当上刺史，曹操竟出了点洋相。

为了向兖州人民证明自己的本领，曹操迫不及待地向黄巾军发动进攻。这次出击过于仓促，他的军队数量与黄巾军相比悬殊，以致很快就败下阵来。第一战没有打出军威，令曹操声誉受损。幸好他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制定了严格的赏罚措施，广布间谍刺探敌情，避免和敌军正面交锋，注重出奇制胜。

双方交战频繁，黄巾军虽然人数众多，作战骁勇，但没什么攻城武器，既攻不下城池，又不断遭到曹军伏击，更重要的是粮食不济，遂呼啸而去。

兖州转危为安。

但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在与黄巾军的战斗中，曹操的第一号粉丝鲍信战死，连尸骨也找不到。鲍信的远见卓识一般人无法企及。在曹操尚未崛起之时，鲍信就认定他是盖世英雄。在军阀割据之初，曹操兵力不强，没有稳定的地盘，处于弱势，鲍信又两次帮了他大忙：一次是建议曹操向黄河以南发展，夺取东郡；另一次便是迎曹操为兖州刺史。

可惜，曹操还没来得及报答这位知己，鲍信就战死沙场，尸骨全无。曹操给鲍信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由于找不到尸体，只得让人刻了一具木像安葬。在葬礼上，他失声痛哭，涕泗交流，这恐怕是他人生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悲伤。

东汉的州，相当于现在的“省”，总共有十二个州外加一个司隶（首都直辖区）。曹操成了全国十二州长之一，再怎么说也算是地方实力派吧。在鲍信、陈宫等人的相助下，曹操从一个没有根据地的游击队长，一举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地位飙升。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曹操这个“刺史”头衔，根本没有来自哪个上级部门的授权。

这不，又一个兖州刺史来了。

在鲍信葬礼结束几天后，有一辆马车驶过兖州地界，马车后面还跟着一帮兵士。来者何人呢？朝廷正式任命的新兖州刺史金尚。

这是正品，不是冒牌货，金尚手中持有皇帝签发的“兖州刺史”委任状。这位新刺史一路春风得意，不时把揣在怀中的委任状拿出来欣赏一番，内心充满喜悦。可是前来迎接他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

曹操何许人也？岂会将到嘴里的肥肉吐出来以成人之美？金尚还没到达目的地，就遭到曹军的迎头痛击，他惊魂不定地逃走了。这年头，有枪才是草头王，什么朝廷的委任状，什么皇帝的诏书，统统只是废纸一张。金尚总算看清形势，兖州他不敢再去，朝廷他也没脸面再回，罢罢罢，还不如投靠个军阀算了。他逃了，投奔袁术去了。

话说回来，自董卓独揽大权，朝廷政令不行关东久矣，何以在这个时候竟然派个人到东部的兖州当刺史呢？

原来，在曹操自领兖州刺史的同时，朝廷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独裁者董卓被杀死了！

吕布与董卓：“父子”决裂

董卓之死，是意料之外，却又属情理之中。

很多人都看出董卓必亡，只是没料到他竟然死在自己人手里。

自从董卓入洛阳窃得大权后，反董联盟便迅速建立起来，各路英雄纷纷亮剑，一时间声势浩大，似乎只是光吐口水就足以把董卓淹死。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上看，口水与舆论有时确实能起到投枪与匕首的作用，但这些终究不是真正的投枪与匕首，不能置人于死地。

关东联盟在权力面前，很快变质了，相互倾轧，兵戎相见。看到东方这一出出闹剧，董老贼不禁喜形于色：毕竟只是乌合之众，何足挂齿呢？

在群雄之中，董卓认为只有孙坚不可不防。至于其他人，实在入不了他的法眼。他目光如炬，预言孙坚早晚会被袁术给害死。果不其然，孙坚在征讨刘表时中箭身亡，董卓的预言不幸成真。

孙坚一死，董卓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至于袁绍、公孙瓒、刘表、袁术之流，只会斗来斗去，不过阿猫阿狗之辈，何足道哉。

董老贼坐山观虎斗，就等着关东这些军阀斗得精疲力竭，他再出来收拾残局。

我们不能说董卓毫无政治理想，只想攫取权力。事实上，他是有点“理想”的。他曾出台了一条法令：“凡是官吏或百姓，若是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一律处死，财产充公。”你看，这多符合儒家的标准啊。儒家不是说了吗，为人子止于孝，为人臣止于忠。你若不忠不孝，杀你人，抄你家。这叫作以高压手段强制推行儒学政治，不是吗？

这条法令一出，大家就看出有空可钻。什么叫“不孝”“不忠”“不清”“不顺”？不好意思，没有法律解释。于是冤家对头轻而易举地利用法律漏洞，诬告良民，随便找个事，一扣上罪名，就得人头落地。一时间，诬告之风盛行，大多数都是死得糊里糊涂。为了不让人抓住把柄，老百姓闭口不说话了，路上遇到熟人，顶多用含情脉脉的眼神打招呼，一句话也不肯吐露。

鸟儿尚且可以自由啼叫，人却连说话的自由也丧失了。

关东军阀们固然争权夺利，董卓集团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董卓迁都长安后，把镇守东部的重任交给河南尹朱儁。朱儁是东汉帝国的资深将领，早在黄巾起义时，他就与皇甫嵩等人为平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朱儁不愿意充当董卓的打手，暗地里与关东诸将往来，密谋反董。只可惜关东诸将热衷于抢地盘，讨伐董卓之事，早被抛之九霄云外了。

精明的董卓鼻子挺灵敏的，嗅到朱儁身上叛变的气息，对他加强了防备。朱儁知道董卓为人残暴，若是被他抓住证据，一定会死得很难看，不如及早决裂。他索性也不当河南尹了，把官印一扔，拉走军队撤向荆州。

董卓气急败坏，派杨懿接任河南尹，打算向朱儁兴师问罪。

岂料杨懿刚刚上任，屁股尚未坐热，朱儁又从荆州杀了回来，把这位新任河南尹杀得大败而逃。紧接着，朱儁发文书通告全国，号召各州郡出兵讨伐董贼。朱儁在朝中当官很久，又是军界元老级人物，自然德高望重，振臂一呼，得到一些响应，其中最积极的人当属徐州刺史陶谦。

陶谦是武将出身，曾追随皇甫嵩参加过讨伐北宫伯玉的战争，后来又追随张温参加讨伐韩遂、边章的战争。公元188年，黄巾军扰掠徐州，陶谦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他到任后，连连击破黄巾军，将他们赶出徐州地界。陶谦不仅能打仗，为政也颇有本领，在他治下，“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徐州成为一块相对安定的乐土。

为响应朱儁的号召，陶谦派出三千名士兵助战，并尊朱儁为“代车骑将军”。这里请注意，在此之前，袁绍已经以“车骑将军”自居，而陶谦却尊朱儁为“代车骑将军”，可见他并不承认袁绍这个盟主。除了陶谦之外，其他一些州郡也出点兵、供点粮以支持朱儁，但总体上来说，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朱儁虽是名将，手上的兵还是太少了，难有大作为。

董卓派中郎将牛辅领兵讨伐，牛辅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统领数万精兵，向朱儁的大本营中牟发动进攻。朱儁以寡击众，回天乏力，被打得大败。董卓军队再现残暴本性，疯狂报复，在陈留、颍川两郡大开杀戒，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号称名将的朱儁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这让董卓更加膨胀。一时间，他成了西方不败，举目望去，天下似乎无人能与自己匹敌。

董卓控制着小皇帝，控制着小朝廷，真可谓其乐融融。“三公”的头衔，对他来说太小了，没吸引力。他先是搞了个相国的头衔，后来又加个太师的帽子。没法再加了，再往上一层就是皇帝。董太师秉承着孔夫子“己欲达而达人”的教诲，光自己发达怎么行呢？得把自己的兄弟亲戚也拉一把吧。于是董卓的弟弟董旻（mín）当上了左将军，侄儿董璜当上了中军校尉。至于其他董氏家族成员，更是充斥朝廷各个要职。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被封了爵，还常把金印当作玩具耍。

这朝廷，真不是刘氏皇族的朝廷，而是董氏的朝廷。

除了还没给自己加冕之外，董卓跟皇帝已经没有两样了，出行的车马是皇帝的标准，身上穿的衣服是皇帝服。太师府成为发布国家命令的官署，什么尚书台、御史台统统得听他指挥。

当然，我们不要忘了，董卓本质上是一名将军。作为一名将军，必须要做到有备无患。孙子不是说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做到万无一失，他还必须留一条退路。

董卓给自己修筑了一座坚固的城堡，城高七丈，墙厚也七丈。这种城池实属罕见，你几时见过城墙的厚度与高度一样呢？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城池着实不协调，缺少美感，毕竟董卓是个武夫，而非艺术家。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在火炮与导弹还未冒泡的公元二世纪，七丈厚的城墙可以抵挡住任何武器的进攻。

有人会说，光墙厚有什么用，我攻不进去，困死你总可以吧。别急，董卓自然也想到了这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源源不断的粮食运抵城堡，数量之多，足够让整个城堡的人吃上三十年！

董卓望着这项伟大的工程，不无得意地说：“事成则雄踞天下，不成则守此终老。”

进可攻，退可守，这就叫游刃有余。

那么董老贼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有。

他担心被暗杀。

原因很简单：他杀的人太多了。

董卓杀人，向来不需要理由。只要看不顺眼、听不顺耳，立即格杀。他喜欢吹嘘自己的宝刀如何锋利，其刀下的冤死鬼自然不在少数。

张温就是其中之一。张温当过“三公”，当过车骑将军，当过董卓的上司，当初孙坚力谏他诛杀董卓，可是他没敢下手。终于有一天，他深深懊悔自己当初没听孙坚的劝告，这一天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董卓早就看张温不顺眼，正好太史夜观天象，说了一个神秘的预言：“将有大臣被杀。”能杀大臣的，非董卓莫属。董卓偏偏要令预言成真，他左看右看，张温最不顺眼，索性让人诬告张温秘密与袁术往来，图谋不轨。可怜的张温被绑赴刑场，用乱棒活活打死。

以张温的地位，还不是像一只蚂蚁一样被董卓轻易捏死了吗？每个人都不由得要抚抚自己的脖子，自问是否顶得住董卓劈来的一刀。

除非把这个老贼干掉，否则迟早大家都要死。

一个反董卓的小团体秘密成立了，成员包括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等。要对董卓下手并不容易，因为董卓身边有一个贴身侍卫，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吕布。

吕布自从杀了丁原投靠董卓，便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先是当了骑都尉，后来又被董卓提拔为中郎将，封都亭侯。吕布擅长骑射，勇猛过人，同为武夫出身的董卓十分欣赏他，视其为心腹，甚至以父子相称。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董卓这个人性情残暴，喜怒无常，即便如吕布这样的亲信，也整天提心吊胆。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哪天老虎生气了，那可就大难临头。

有一次，吕布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董卓。

董卓一怒之下，操起一把手戟就朝吕布扔了过去。董卓戎马一生，膂力惊人，投出的这一戟如怒箭飞奔而来，若被刺中，恐怕直接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幸亏吕布反应灵敏，一个闪身避开了这飞来一戟。尽管没被刺中，吕布还是惊出一身冷汗，心中暗叫侥幸。也算吕布识相，他慌忙向董卓赔礼道歉，这才勉强平息其怒火。

这件事算过去了，但吕布的自尊心遭到强烈打击。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像吕布这样心高气傲的人，哪能如此忍气吞声呢？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终于导致吕布与董卓决裂。

这是一桩香艳故事。

吕布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有一回在太师府见到一位美丽的侍女。吕布很快被侍女的美貌迷住，而侍女也为吕布的男子气概所折服，两人你情我愿，私通上了。泡妞泡到太师府，吕布胆子也忒大了吧。其实吕布没那么勇敢，他提心吊胆，终日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被老头子董卓发现。这桩私情倘若败露，吕布一定死得很难看。在理智与情欲的激烈斗争中，情欲往往是胜利者。吕布已深陷情网不能自拔，他该怎么办呢？

吕布与王允私交不错，两人时常凑在一起喝酒。这一天，吕布心里烦躁难安，便找王允喝酒。俗话说：借酒消愁愁更愁。喝了几杯，吕布开始向王允吐苦水。他很想说出自己的烦恼，说自己思念的女人，说自己的无奈。可是他没说这些，只说了自己差点被董卓杀掉的事情。

在《三国演义》中，吕布爱上的侍女就是美人貂蝉，其身份是王允的养女，是被安插在董卓身旁的卧底。历史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不好妄作猜测。这时吕布并不知道王允是反董卓秘密团体的领袖，但他显然是信任王允的，这才在言谈之中，流露出对董卓的强烈不满。这一点，王允看在眼里，他当然不肯放过拉拢吕布的机会，便顺水推舟地说，董卓倒行逆施，人神共愤，何不联手把董卓做了呢？

吕布内心一动，马上又迟疑地说：“董卓与我有父子之情。”

王允冷笑道：“你姓吕，他姓董，当初他操起手戟要杀你时，顾念过什么父子之情吗？”

被王允这么一说，吕布的血性也被激了起来，他把酒杯一砸：好，老子豁出去了。

吕布成了王允铲除董卓的一颗重要棋子。而董卓还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即便有了吕布加盟，要诛杀董卓仍非易事。一方面，董卓的同党充斥朝廷，各个部门都有他的亲戚、门客；另一方面，董卓一直担心被刺杀，防范极为严密。若要下手，一定要快、准、狠，若不能一击毙命，便会前功尽弃。在这种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耐心等待最佳的时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的某天，小皇帝刘协生病初愈，在未央殿接见朝中大臣。董卓虽然素来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也得装模作样去露把脸。由于成天担心被暗杀，每次出行时，董卓总是戒备森严。从太师府到皇宫，全程警备。董卓身着太师服，乘着马车，左侧是步兵卫队，右侧是骑兵卫队，别说刺客，就是苍蝇都难近董卓的身。如此护卫严密，董卓还觉不足，他让吕布身着戎装，来回巡视。

董老贼岂能料得到，刺客是有的，但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他所最信任的吕布。此时吕布怀里揣着一纸诏书，这份诏书是王允密令尚书仆射孙瑞起草的，以皇帝之名义下达的除奸令。

反董小团体把行刺地点设在皇宫大门。这个地点是经过周密讨论的，因为皇宫乃是禁地，董卓卫队到了门口，没有诏令是不准踏入皇宫半步的。这时是董卓防备最为脆弱的时候，也是最好下手的时机。

吕布事先在宫门处安排了十几个自己人，包括骑都尉李肃，壮士秦谊、陈卫等人。为掩人耳目，他们都穿着卫兵的衣服，冒充守门卫兵。

马车上的董卓全然不知自己正迈向鬼门关，他还摇头晃脑地哼着小曲呢。当时董卓乘坐的马车没有车厢，只是车顶有一个华丽的车盖，远远就可以看到他坐在车上。车子到了皇宫大门前，董卓卫队依照往常惯例，分开站往两边，与马车相隔甚远。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吕布向装扮成卫兵模样的骑都尉李肃使了个眼色，李肃心领神会，手持长戟，忽地跳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马车前，奋力刺向董卓。

有没有刺中呢？

刺中了，而且是刺中前胸。

那董卓死了没有？

没有！

李肃的长戟准确无误地刺中董卓前胸，但他听得“叮”的一声，竟然没刺进去。难不成董老贼已经练就了江湖上传说的“金钟罩铁布衫”神功，达到刀枪不入的最高武功境界吗？当然不是了。或者是因为李肃枪法如同国足的球技，临门一脚欠佳吗？也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董卓华丽的太师服里居然还有一件铁甲衣！

农历的四月，相当于阳历的六月，夏日炎炎，天气闷热。董老贼居然在炎夏时节，外面一件太师服，里面一件密不透风的铁甲衣，况且他还是个大胖子。要知道铁甲衣最易导热，可以想象他肥大的身体已是臭汗淋漓了——只能说，此人意志力非凡，令人佩服。

原来当太师是如此辛苦，不仅仅是穿铁甲衣的辛苦，更是内心的辛苦，因为他终日担心被刺杀，不得不如此。

只是，该来的终究会来。

董卓的这件铁甲衣，用料想必上乘，否则也绝难挡住李肃这致命的一击。李肃这一击虽然没刺进前胸，但也并非完全徒劳无功，由于铁甲很光滑，戟锋便向下滑，刺伤了董卓的手臂。当戟尖拔出时，董卓的手臂涌出汩汩殷红的鲜血。

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嚎叫，董卓从车上跌落下来，摔了个狗啃屎，他一手按在血流处，回头便喊：“吕布何在？”

吕布大步流星走上前来，但不是来救驾，而是来判他的罪。只听得吕布对董卓喝道：“天子有诏，诛杀逆贼！”

这句话，既是说给董卓听，也是说给其卫队士兵听。说给董卓听，是让他死得明明白白；说给卫兵听，是告诫他们，我吕布乃是奉诏杀贼，你们别轻举妄动。

董卓这下明白了，原来吕布跟刺客是同一伙的，他骂道：“你一个狗腿子，胆敢……”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吕布便操起手中的铁矛，恶狠狠地戳进董卓前胸。吕布力大无比，董卓身上穿的铁甲顿时被戳穿，铁矛从前胸入，从后胸出，这位混世魔王就这样死了。

那些站在一旁列队整齐的卫兵早就被这一幕给惊呆了，没人站出来，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董卓被捅死。主簿田仪和董卓的仆人冲上来，想救董卓，也被吕布刺死于铁矛之下。

吕布连杀三人后，掏出诏书，以从容不迫的语气宣布道：“皇帝诏书，只杀董卓，其他人均不问责。”这些官兵站着一动不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有人喊了一声“万岁”，有人带头喊了，声势很快就起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地高呼“万岁”。董老贼要是迟死片刻，见到此情此景，不知作何感慨。

万岁之声很快就传遍整个京城。

董老贼死了！

董老贼真的死了？显然有人将信将疑。

于是董卓硕大的尸体被拖到市场上示众。

这下百姓可乐翻了天，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大家尽情地唱歌，尽情地跳舞，被压抑许久的热情又回来了，这不是节日，热闹与欢快却胜过节日。女人把珠宝首饰给卖了，买了酒肉回家庆祝，哪怕明天还要愁没米下锅，今天也得吃到酒足饭饱，也得一醉方休。原本冷清的街道，如今人山人海，汇集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董老贼以自己的死，带给了百姓快乐，这算是他最后的一点“善事”吧。

当然，董卓死后还是有点利用价值。他太肥了，油脂太多，大家弄了一条灯芯，插到他的肚子上点着，这盏人油灯竟然烧了一昼夜才熄灭。“肉炬成灰油始干”，他生前曾给人民带来无限的黑暗，死后以自己的油脂带给人民一点点光明，这算不算是一种弥补呢？

报复还没有结束。

经过一昼夜的折腾，董卓的尸身早被愤怒的百姓切割得东一块西一块。还有人不解恨，谁呢？袁氏家族的一帮故吏门生。在洛阳时，董卓把袁氏给灭门了。袁家四世三公，故吏门生遍布天下，这些人受袁氏恩惠颇多，无不对袁家的遭遇深表同情。如今董贼既死，正好可以为袁氏复仇雪恨，他们把董卓残缺不全的尸体收拢在一起，挫骨扬灰，让他连投胎转世的机会也没有。

肥胖的董卓化成了灰，董氏帝国也灰飞烟灭了。

董卓活着的时候，京师之内没有谁敢抬起头正视他那锐利且充满杀气的目光，所有人都俯首帖耳，匍匐在他威力无比的权杖之下。可历史告诉我们，强权下的秩序，往往是最不靠谱的，因为你可以压制人身自由，却压制不了人内心的骚动与反抗。这种反抗的烈火，总有一天会如火山般喷发出来，威力无穷。

董卓死后，他的部下哗变，对董氏家族的人赶尽杀绝，连拿着侯爵金印玩耍的婴儿也没放过。愤怒的烈焰下，没有任何同情心，只要你与董老贼有瓜葛，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现实有时就是如此无情。

当王允下令查抄董卓的家产时，人们仿佛打开了阿里巴巴宝藏的大门，其数额之巨大令人们两眼发直：黄金多达二三万斤，白银则有八九万斤。人以一生积聚财富，最后往往很可笑，对一个死人来说，钱有什么用处呢？今天有这么一句话：“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对董卓来说，他恐怕上不了天堂，钱更是分文不剩地被查抄了。

董氏的覆灭让很多人有种重见天日之感，他们想：董卓是国家混乱之根源，如今此贼已死，帝国将恢复往日的秩序吧？

然而，这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天真愿景罢了。

一声叹息，要了蔡邕的命

董卓一死，策划刺杀董卓的主谋司徒王允，自然成为朝廷的第一号人物，除了仍保持“三公”（司徒、司空、太尉）地位外，还得到“录尚书事”的特权，也就是掌管宫廷机要。

当然，他没有忘记亲密战友吕布的功劳。

没有吕布那雷霆一击，董卓不会毙命；没有吕布震慑所有卫兵的勇气，政变不可能如此圆满。历史开了个大玩笑，当年吕布杀了老上司丁原而得宠于董卓，如今他又杀了老东家董卓为自己铺就一个灿烂光明的前途。这位毫无原则可言的将军，如今炙手可热，先是被授“奋威将军”之头衔，又被封为“温侯”，开府仪同三司，就是说待遇与“三公”相同。

新朝廷的权力落入王允与吕布之手，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王允很得意，他一手把董卓拉下神坛后，仿佛自己也站在高高的神坛之上，俯视大地，笑傲江湖。是的，他有足够的理由笑傲江湖：什么关东群雄，袁绍也好，袁术也罢，公孙瓒、刘表、曹操这些人更不必说了，你们连董卓的一根汗毛也没伤到，是我王允诛杀逆贼、再造汉室，此等功劳，岂非周公再世，霍光重生？

那一刻，他仿佛看到各路军阀匍匐在他的脚下，文人们书写肉麻的诗文歌功颂德，他的伟大功绩将永铭于史册。这一点，他并不怀疑。

可是王允听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这是一声叹息。

发出这声叹息的人，是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士，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蔡邕。

在董卓死的那天，蔡邕正好去拜访王允，得悉董卓被吕布刺死的消息时，这位文人显然缺乏政治敏感，他先是惊愕了一下，继而发出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断送了他的性命。

王允怒不可遏，跳起来指着蔡邕的鼻子骂道：“董卓乃是国贼一个，差点颠覆汉室，你身为朝廷大臣，理应同仇敌忾才对，岂料你居然对老贼之死感到痛心。你一定是董贼的同党！”骂完之后，马上命人把蔡邕这个反动派抓入监狱。

蔡邕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那么蔡邕听到董卓之死后，为何会叹息一声呢？原来，别看董卓是个武夫，他上台后为了讨得虚名，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敬重，还为当年受迫害的清流党人平反。蔡邕并非董卓同党，只是认可董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故而有了那一声叹息。

同情反动派的人，必定是反动派。这是王允的逻辑。那么，这种逻辑对不对呢？应该说，不全对——难道董卓没死的时候，王允就不曾干过违心的事吗？就不曾对董老贼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吗？当初的他为何没有今日的大义凛然呢？

蔡邕被抓入大牢，扣上“董卓帮凶”的大帽，判处死刑。这一年蔡邕六十岁，已是风烛残年，他本是一介文人，偏偏被架上政治的马车，竟沦落到身陷囹圄的境地。只是他尚有一事未了，那就是还没有完成《汉记》（即《东观汉记》）这本历史巨著。

蔡邕向王允低头认罪，承认自己不应该同情董卓。但是，他接着说：“古今大义，我也常念叨在嘴上，岂会背叛国家而袒护董卓呢？若能免一死，我愿意接受黥首刖足的刑罚，继续写完《汉记》。”此时此刻他一定想到了司马迁。司马迁为完成《史记》一书，遭到腐刑的摧残后，仍忍辱负重，以惊人的意志力完成了这部旷世史学巨著。蔡邕恳请王允大发慈悲，只要能让他继续完成《汉记》，刺字断足亦在所不惜。

蔡邕名重一时，连董老贼对他都敬重有加，却因为一声叹息被判死刑，这岂不是天大的冤屈吗？许多人站出来帮蔡邕说话，包括太尉马日磾。马日磾特地去拜会王允，为蔡邕说情：“蔡邕是旷世逸才，对汉家史事十分熟悉，应该让他完成《汉记》一书，此书势必成为一代巨典。再说了，他的罪行真是微不足道，您要是杀了他，恐怕会有失众望吧。”

不就是叹息一声嘛，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事，犯得着大开杀戒吗？

马日磾不提写书的事还好，一提写书，王允马上跳了起来：“以前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这才使他那本充满毁谤之辞的史书流传后世。现在国运中衰，要是让蔡邕这个佞臣有舞文弄墨的机会，我等岂不是又要受他嘲笑诽谤吗？”

蔡邕必须死！

如果蔡邕只是写写书法，玩玩音乐，王允还勉强能留他一条性命。可是这个老头苟全性命居然就是为了写他的狗屁《汉记》，这还了得？没看到司马迁把汉武帝干的坏事都一一记了下来吗——留你蔡邕一条小命，岂非也要让你学那司马迁？

一声叹息，一册《汉记》，把蔡邕推下死亡之谷。

蔡邕死了，被杀于狱中。

马日磾暗地里骂了一句：“王允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蔡邕叹息一声都不免被杀，那么董卓的那些死党与手下悍将呢？

吕布说，该杀。应该把董卓的部将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偏偏这个时候，王允倒要仁慈了，他一口拒绝：“这些人无罪，不能杀。”

一声叹息的蔡邕罪大恶极，放火烧了洛阳城、四处烧杀抢掠的凉州将领们倒成了无罪。

王允在打什么算盘呢？

他打的算盘叫政治平衡。

自董卓死后，吕布一跃而成朝廷第二号人物，王允虽视其为亲密战友，心里却也对他有所防备。怎么防呢？王允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其一，恢复帝国名将皇甫嵩的地位，授车骑将军，车骑将军的待遇与“三公”相同，这是在朝中制约吕布；其二，利用董卓旧部，在朝外制约吕布。

这就叫平衡术。关键是，王允玩得转吗？

吕布要杀董卓旧部的建议被否决了，心里不是滋味，又提一个新建议：董老贼被没收的财产那么多，不如赏赐给三公九卿及诸将校——说白了，吕布也想分一份。

王允还是一如既往地否决了，他的理由是：那帮文武大臣，个个尸位素餐，何功之有，也配赏赐吗？

自己的建议屡屡被否，吕布心情很不爽，对王允的独断专行与傲慢也很有意见。好在他对现在的地位相当满意，并没有刻意去挑战王允的权威。

人在取得成绩的时候经常得意忘形，王允就是这样的人。

刺杀董卓后，王允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他认为自己真是太厉害了。关东群雄那一帮人，喊打喊杀的，光打雷不下雨，徒有虚名。他身处狼穴，与豺狼为邻，却能拨云见日，斩奸除恶，此中勇气，岂是常人所及呢？在王允眼中，天下没有英雄，自己是唯一的英雄。他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疾恶如仇，所以刚愎自用，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连吕布都说不得，遑论他人？久而久之，部属对他也失去了信心。

对王允来说，如何处置董卓的凉州兵团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

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他举棋不定，反反复复。

此时董卓旧部分驻于关西各地，人数庞大。董卓被杀后，他手下的将领惶惶不可终日，靠山已倒，大柱已倾，等待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呢？朝廷会怎么对待他们呢？大家心里都没底。他们迫切希望得到一块免死金牌。

王允想到，如果发布一道朝廷赦令，就等于给了他们免死金牌，压在他们心头的大石或许能落地。

赦令要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皇帝只是摆摆样子，决策者当然是王允。

当王允要签署这道赦令时，他忽然迟疑了。当初吕布说要杀掉董卓旧将，王允的回答是，他们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何必要赦令呢？赦令不是只针对有罪的人吗？如果下达赦令，岂不是宣布董卓的部将们统统都是有罪的，岂不是令他们更加惶恐不安吗？

好吧，你们统统无罪，不需要赦令。

统统无罪！凉州将领们总算松一口气，但惊魂刚定，恐惧又袭来：王允下令，解散凉州兵团！

既然无罪，又要解散凉州兵团，你王允到底唱哪门子的戏！

这件事，说来话长。

王允诛杀董卓后，自以为做到了群雄做不到的事，愈发自命不凡，他怀着雄心壮志，希望可以重塑朝廷权威，结束全国割据纷争的局面。在他看来，朝廷号令不行于关东，都是董老贼倒行逆施的结果。如今老贼被杀，关东群雄自然得回到朝廷的怀抱。现实却给王允扇了一记耳光。他获悉兖州刺史刘岱在与黄巾军作战中身亡的消息后，便派遣金尚出任兖州刺史，哪知曹操捷足先登，丝毫不给朝廷半点面子，把金尚打得落荒而逃。

王允困惑了。为什么董卓死了，关东群雄与朝廷的对峙还没有结束？

他思前想后，研究时局，得出一个结论：董卓虽死，他的军队尚在，还驻扎在各险关要隘，与关东群雄相持的局面并没改变。

王允自认为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把凉州兵团全部解散，结束与关东群雄的敌对状态，袁绍、曹操这些人还有理由拒绝服从中央吗？

为了江山社稷，王允决意要解散凉州兵团。

此议一出，王允又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反对说：“凉州兵团与关东联军对峙已久，现在解散，弃守险关要隘，若关东联军趁机杀进来，凉州将士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这必定会引起恐慌，结局难以想象。最好的办法，是任命皇甫嵩为凉州兵团统帅，以皇甫嵩的能力与威望，必定能安抚众人。”

让皇甫嵩接管凉州兵，确实是一步好棋。要知道董卓在政变之前是皇甫嵩的部下，凉州士兵一定乐于听从老上司的指挥。

然而，王允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行。关东联军在反董卓的立场上与我们是一致的。如果派皇甫嵩安抚凉州兵团，关东联军会怀疑我们结束对峙的诚意。绝对不行。”

话虽冠冕堂皇，我还是深深地怀疑王允别有企图。

凉州兵团是一支强大的武装，这支武装无论落入吕布之手还是皇甫嵩之手，对王允都是巨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认为，谁控制了这支军队，谁就控制了关西。皇甫嵩是常胜将军，吕布是沙场宿将，都是打仗的料。王允是文官，他控制不了这支军队，只有解散凉州兵团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时心里最没底的，是凉州兵团的将领们。

他们作为董卓的帮凶，在董卓死后人人自危。王允既不发布赦令，又要解散凉州兵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一时间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王允的真实目的是要血洗凉州兵团。

凉州诸将慌了，他们在洛阳、长安一带无恶不作，王允自命清高，血洗并非不可能。大家议论纷纷，拿蔡邕来作例子：“蔡邕只不过受到董公厚待，就受牵连而被处死。朝廷不但不赦免我们，还要解散部队。今天是要把我们解散，明天我等就成案桌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了。”

对凉州将士来说，保命是首要的事。于是乎凉州诸将都加强对自己军队的控制，严阵以待，倘若王允真要血洗凉州兵团，就拼个鱼死网破。

说实话，王允真没想要血洗凉州兵团，只有一个人，他是绝不会放过的。

这个人便是董卓的女婿牛辅。

他是凉州兵团除了董卓之外的二号人物——现在成了头号人物。

王允认为，要摆平凉州兵团，首先就得干掉牛辅。于是他以皇帝名义发布一道诏书，诛杀牛辅。

王允把这件事交给吕布去办，吕布派李肃进攻陕县，务必捕杀牛辅——李肃就是在刺杀董卓过程中，刺出第一戟的好汉。好汉归好汉，打仗水平稍欠火候，不仅没干掉牛辅，反而被杀得大败而回。吕布大怒，把李肃当场斩首。

牛辅虽然打了胜仗，但还是在劫难逃。

有一天晚上，兵营忽然发生骚乱。牛辅大惊失色，以为军队哗变，吓得面无人色。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以前牛辅身居高位时，部下都抢着拍他的马屁；如今他已是惊弓之鸟，在随从眼中，他的头是黄金打造的。就在他逃离大部队时，身边的随从趁他不备，手起刀落，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去吕布那儿领赏了。

牛辅被杀的消息传来，凉州诸将惊呆了。牛辅的部将李傕心里没底，他弄不准，新朝廷究竟是只清算牛辅一人呢，还是要一个一个清算呢？他想了个办法，派人前往长安拜见王允，请求得到朝廷的正式赦令。

看到平素威风凛凛的凉州将领，如今成了惊慌失措的落水狗，王允不禁有种飘飘欲仙的快感，这是一种权力的快感。王允紧绷着脸，以威严的、傲慢的、不容挑战的语气答道：“一年之内，不可以有两次赦令。”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一年正月时，新春到来，万物更新，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当时还独揽大权的董卓心情大悦，遂代表皇帝下了一道大赦令。一般来说，朝廷确实不经常颁发大赦令，但是王允以此为理由，明显只是找借口，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哪有一成不变的定规定矩呢？

王允拒绝颁布赦令。这下，李傕更加害怕了。

他心灰意冷，打算把部队就地解散，自己回老家种田算了。

如果不是一个人及时出来制止，李傕大概真的当农民去了。

此人姓贾名诩，是李傕手下的讨虏校尉。

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他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谋士之一，此时是凉州兵团的一名中级军官。贾诩只用了一句话就改变了李傕的决定，他说：“将军要是解散军队，一走了之，王允不必派一支军队，只消一名驿站长就可以把你生擒了。”

李傕心底里也不想解散部队，听贾诩这样说，他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赶紧请教：“那该如何是好？”

贾诩显然已深思熟虑，他不慌不忙地答道：“将军手握重兵，不如引兵西向，进攻长安。事情若成，便可坐镇京城，控制天下；事情若不成，再逃也不迟。”

何必马上逃呢？打不赢再逃不行吗？

李傕茅塞顿开，紧握贾诩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就这么办！”

他一声令下，数千名凉州士兵浩浩荡荡，杀奔长安城。

王允的做法很奇怪。

他既不发给大赦令，又要解散凉州兵团，不把虎狼之师逼反才怪呢。大约是牛辅的死给了他信心，在他眼中，此时的凉州兵已是群龙无首，难不成还能翻江倒海？

人要被逼急了，确实能翻江倒海。

李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一路向西，队伍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驻守各地的凉州兵，对朝廷的政策十分迷惘，对自己的前途十分悲观，见李傕振臂一呼，索性都豁出去了。杀入长安城，或许倒是生路一条呢。叛军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到了长安城下竟然有十万之多。

可怜长安城的百姓，刚为董卓之死而欢呼，如今又要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

望着城下黑压压的叛军，王允傻了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追究他们的罪行，他们倒造反了？

王允错就错在政策不明朗，而且居功自傲，听不得他人意见。

其实王允尚有回旋余地，倘若他请出车骑将军皇甫嵩收拾残局，说不定可以化解兵灾。皇甫嵩在凉州多年，凭他的崇高威望，也许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王允又一次把他晾在一旁，自以为凭借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及吕布的骁勇善战，对付叛军完全不成问题。

确实，长安城防特别坚固。在东汉一百多年里，长安多次面临羌人的威胁，却从来没有被攻陷过。

只是，一百年未被攻陷，并不意味着这次能挺得过去。

叛军围城八天，双方陷入僵持。

到了第九天，局势急转直下。

吕布手下一批官兵哗变，打开城门，叛军一拥而入，进长安城后，烧杀抢掠。吕布试图把叛军赶出城，可是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再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吕布带着数百名精锐骑兵，打算突围而去。尽管他一生反复无常，这回倒是很仗义，没有忘掉亲密战友王允。

王允望着如潮水般涌来的叛军，一脸颓然。对吕布的催促，他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说：“主上年幼，能依靠的人只有我，如今大难将至，我要是跑了，于心不忍。”

王允有很多缺点，他刚愎自用，眼高手低，才不配位，但能从容赴死，亦不失大汉忠臣气节，算是一条汉子。

吕布只得扔下王允，自己杀出重围，逃命去了。

叛军大开杀戒，总计屠杀军民超过一万人，长安城内大街小巷堆满尸体。

王允带着小皇帝刘协，逃到宣平门，被李傕追上。汉献帝刘协虽年幼，仍鼓起勇气斥责李傕说：“你们放纵士兵为所欲为，究竟想干什么？”

李傕毕竟没有董卓的霸气，对小皇帝还算客气，叩头行礼说：“董卓为陛下尽忠，却被吕布所杀。臣等前来，是为董卓报仇，并非造反。”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时候，小皇帝又能说什么呢？

又是一场大清洗。

王允被叛军逮捕后处死，妻子儿女无一幸免，成了陪葬品。王允的亲信宋翼、王宏，司隶校尉黄琬等人也被处死。

此时距董卓之死，还不到两个月。

经历一个轮回后，舞台上的角色变了，可戏还是那出戏。

董卓已经死了，却阴魂未散，曾隶属于他的将领粉墨登台，把控朝廷。李傕成了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三人共同主持朝政。皇甫嵩虽然挂了太尉的头衔，但没有实权，不久后就被免职，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王允之死，意味着朝廷与地方军阀和解的希望破灭了。

朝廷与州郡对峙，军阀与军阀厮杀，帝国的分裂愈演愈烈。

四
军阀的割据与混战

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龙争虎斗

朝廷失去权力，地方诸侯坐大之势不可阻挡。

关西的故事固然惊心动魄，关东的故事同样跌宕起伏。

天下人的眼光都聚焦在两个强人身上：袁绍与公孙瓒。

袁绍引刘表为外援，公孙瓒拉袁术助阵，两大枭雄在战场上斗勇，在外交上斗智，目的只有一个：致对方于死地。

谁的拳头更硬，只能打一场架来决定。

兵强马壮的公孙瓒先出拳了。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公孙瓒出动三万精兵，杀气腾腾地进抵界桥（今河北清河东）。袁绍不肯示弱，率军迎战。

看上去袁绍胜出的机会很小。虽然他打从占据冀州后，就收编了韩馥旧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但在兵力上，他与公孙瓒尚有差距。

首先，公孙瓒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士兵多来自幽州，堪称精锐中的精锐，兵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其次，公孙瓒的势力如日中天，不仅吞并了冀州的一些郡县，同时还向青州、兖州扩张，可谓春风得意，士气旺盛。

但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否则人数少的一方根本犯不着应战，举旗投降得了。影响战争的因素很多，其中统帅的指挥艺术至关重要。

公孙瓒作为主帅，有个致命弱点：过于自负。

当然，他有自负的本钱。他镇守边关，令乌桓等游牧部落闻风丧胆；他以两万之众，力克三十万黄巾军，震惊天下。自皇甫嵩后，没有一个将领的战绩可与公孙瓒相媲美。

然而，自负过了头，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公孙瓒眼中，袁绍是徒有虚名的公子哥。袁绍当上关东盟主，无非是出身高贵罢了，并非有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袁绍压根儿就没打过仗。什么狗屁盟主，遇到凉州军便畏缩不前；夺取冀州是靠卑鄙的手段，若不是他公孙瓒向韩馥施压，袁绍岂能得逞？

公孙瓒有理由蔑视袁绍，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兵家大忌：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

战斗没有结束，任何掉以轻心的行为，势必都要付出代价。

兵力居于劣势的袁绍充分地利用了公孙瓒的弱点，巧施妙计。

当公孙瓒远远望见袁军一支数百人的小部队冲上来时，他的嘴角浮现出轻蔑的冷笑：呸，袁绍果然无人可用，区区数百人当先锋，那好，我就先把这些人给灭了。他一挥手，传令“冀州刺史”严纲率数千骑兵，猛扑过去。这架势，如恶狼冲向羊群。

胜负似乎已是弹指之间的事了。

难道袁绍脑袋撞墙了吗？

当然不是。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是迷惑敌人。这支先锋部队八百人，均是武艺高强的壮士，由沙场悍将麹义亲自指挥。

麹义本是韩馥部将，早年效命于凉州，频频与羌人作战，为一时之良将，其部众以骁勇精锐而闻名。董卓夺权后，群雄并起，冀州牧韩馥既无才干，亦无大志，庸才一个，麹义遂起兵背叛，投靠袁绍。

麹义虽是良将，也不是铁金刚，他敢以八百人对抗三万人，是因为在他左右两翼，早已各埋伏了一千弓箭手，在他身后，还有袁绍亲自统领的大部队。

严纲的数千骑兵直冲过来，马蹄扬起滚滚尘埃，遮天蔽日，几千匹战马如洪流直奔而来。只见麹义的步兵阵形收缩，士兵们蹲在地上，用大盾牌挡住身体，纹丝不动，盾牌构筑成一道铜墙铁壁。当骑兵冲到距麹义阵列前十几步远时，步兵阵的两翼人影耸动，埋伏在左右的弓箭手突然冒出来，张弓搭箭，矢如雨下。冲锋在前的骑兵纷纷中箭倒地，马匹受伤后四处乱窜。

几阵箭雨过后，骑兵已伤亡惨重。麹义大喝一声，八百壮士一手持盾，一手持矛，从地上一跃而起，冲入敌阵。严纲被打得晕头转向，刚想重整军队，不料一支长矛忽地刺来，他躲闪不及，当即被刺身亡。

严纲一死，军心大乱，麹义趁机反扑。幽州骑兵此番出击阵亡一千余人，其他人不敢恋战，掉转马头逃回。

骑兵乃是公孙瓒军队中的精锐，刚一交手就大败而回，全军上下无不震动。

本以为稳操胜券，哪想损兵折将，公孙瓒心中不禁一怔。袁绍见麹义得手，亲率大部队压了上去，向公孙瓒的阵地发起猛攻。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当一方的士气打出来后，总是越杀越勇，士气低迷的一方，很容易心理崩溃。

幽州兵团全线溃败，公孙瓒虽骁勇，却无法阻止士兵的逃跑。袁绍奋起直追，追了二十里。公孙瓒狼狈不堪，他心里还不服气，收拾残军，勒马与麹义再战。麹义不愧为悍将，再次大破敌军，抢下公孙瓒军队的大旗。

一向无敌的公孙瓒难以挽回败局，只得灰溜溜地撤退。

这是袁绍兴衰成败的关键一战。

此役的胜利，确保了冀州的安全，同时也保住了袁绍的名声。

公孙瓒在界桥吃了败仗，他的盟友袁术因孙坚战死而放弃进攻刘表。

这就叫祸不单行。

心高气傲的公孙瓒当然不能忍受这样的失败。几个月后，他又一次发兵攻打袁绍。双方在龙凑（今山东平原县境内）遭遇，公孙瓒再尝败绩，只得悻悻地退回幽州。

作为群雄的领袖人物，袁绍不满足于冀州一地，他把目光瞄向邻近的青州。这是袁绍与公孙瓒战争的延续。在此之前，公孙瓒任命部将田楷为青州刺史，袁绍拒不承认，他任命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一个州出现两个刺史，双方打得昏天黑地，谁都无法取胜。

这场战争漫长而沉闷，可苦了青州百姓。

青州本就兵灾深重，黄巾军几度洗掠，百姓生活得异常艰辛。袁、田战争令青州人民雪上加霜，双方都毫无节制地勒索民财以支援前线战斗。战争的破坏力巨大，大量平民要么饿死，要么死于兵乱，要么背井离乡，远走他方。青州曾经是东汉帝国比较富裕的一个州，以往每年都要输送粮食物资支援幽州，如今饿殍遍野，实为人间惨剧。

这就是军阀战争的恶果。

青州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无论是袁谭还是田楷，都打得精疲力竭，双方士兵们忍饥挨饿。田楷曾试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把冀州兵团赶出去，最终功亏一篑，双方维持僵持局面。

这个时候，朝廷来人了。

太仆赵岐奉旨前往关东，安抚诸军。

袁绍与公孙瓒都为陷入战争泥潭而暗暗叫苦，只是谁也不愿丢脸，谁也不主动放弃。赵岐的到来，为双方体面地结束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公孙瓒与袁绍趁机握手言和。

那青州地盘如何划分呢？

两人索性采取联姻的方式，结为儿女亲家，各自退兵三舍。

此次和解对袁绍来说相当及时，协议刚刚签订，就传来了魏郡爆发兵变的消息。更严重的是，这一次，暴动的士兵与著名的农民军黑山军合流，联合攻打邺城，魏郡太守战死。

袁绍得知消息后，立即集结大军向叛军发动进攻。黑山军领袖于毒率部退至朝歌的鹿肠山。袁绍穷追猛打，包围鹿肠山，连续五天猛攻。黑山军坚持不住，败下阵来，袁绍大开杀戒，阵斩于毒，杀死数万名黑山军。

自黄巾起义后，民不聊生，各地农民军兴起，人数非常多。魏郡之乱给袁绍发出一个警报，他绝不允许统治下的冀州有如此多的敌对势力。

消灭于毒后，袁绍又发动一系列针对农民军的战役。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六月，袁绍挟鹿肠山大胜之余威，继续北进，扫荡各支农民军。他连续发动讨伐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丁氐根等农民军。这些农民军规模较小，在袁军的扫荡之下土崩瓦解，山寨被夷平，死伤无数。

尽管于毒已死，黑山军仍是最强大的农民军之一。

张燕收罗黑山军余党，共计数万人，有战马数千匹，联合匈奴与乌桓，共同抵御袁绍。经过数个月征战，袁氏军队已是疲惫不堪，强打起精神投入战斗，双方交战十几日，均付出惨重代价，谁也无法取胜，最后只能各自撤走。

尽管袁绍未能完全肃清冀州境内的农民军，但目的已基本达到，农民军余党已经难掀波澜了。

再来说说公孙瓒。

公孙瓒是幽州牧刘虞的部下，不过两人关系紧张，形同水火。刘虞是皇室成员，他不仅是朝廷委派的幽州牧，还遥领大司马之衔。在东汉末年，刘虞是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在他的努力下，幽州成了乱世中的一块乐土。然而，乱世之中，兵权比官衔更重要，刘虞的地位不断遭到公孙瓒挑战。

当初公孙瓒在袁绍的怂恿下，出兵攻击韩馥，后击破黄巾军，大肆扩张实力，成为北方举足轻重的军阀。他不把顶头上司刘虞放在眼里，擅自任命几个部将为青州刺史、兖州刺史、冀州刺史。公孙瓒与袁绍在冀州、青州等地大打出手，却捞不到任何便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军队得不到充分的补给。

刘虞深知公孙瓒难以约束，便在粮饷补给上严格把关。这些年幽州经济大有好转，粮食储备较多，但刘虞拒绝向公孙瓒提供军粮。公孙瓒得不到粮食，恼羞成怒，索性纵容士兵对老百姓横征暴敛。

刘虞气得没办法，干脆把公孙瓒的恶行告到长安城皇帝那儿。

公孙瓒不甘示弱，也写了道奏折送到长安，状告刘虞故意克扣军饷。

这就是一场无聊的口水仗，皇帝早已成了凉州军阀的傀儡，朝廷威信全无，就算想出来主持公道，也有心无力，更没人当回事。

幽州政府的所在地是蓟城（今北京），这里是刘虞的大本营。公孙瓒在蓟城东南筑了一座小城，当作自己的大本营，与刘虞分庭抗礼。尽管两城相距不远，每当刘虞召公孙瓒前来开会，公孙瓒总是找借口不去，担心一入蓟城，会被刘虞解除武装、逮捕下狱。

两人关系已降至冰点，刘虞断定公孙瓒迟早会叛变。与其等着他叛变，不如先下手为强。

刘虞暗地里集结十万大军，出其不意地进攻公孙瓒的大本营。

从兵力上说，刘虞所调用的军队，要远远多过公孙瓒的驻军。这次战斗看上去毫无悬念，公孙瓒已经做好逃跑的打算——敌众我寡，不逃有生路吗？

为了掩人耳目，公孙瓒甚至另辟蹊径，想在城墙凿个洞，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去。但就在即将逃跑的前一刻，他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刘虞的军队，这一看，就给他看到了一个致命的弱点。

刘虞的十万大军旌旗猎猎，场面吓人，可公孙瓒作为行家里手，立刻就看出这支军队没有章法，明显缺乏军事训练。八成是刘虞为了对付公孙瓒，临时拼凑起这么支军队，多数人估计是从平民百姓中招募来的，根本不懂战法。再看阵形，松松垮垮，歪歪扭扭，毫无纪律可言。

俗话说：慈不带兵。

正因为刘虞过于仁慈，军队纪律十分松懈，没有严明纪律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呢？

刘虞还发布一条命令：“不要多杀无辜，只杀公孙瓒一人。”并强调严禁放火，以免烧了平民的房屋。倘若这是一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风严明的军队，秋毫无犯堪称正义之师，势必战斗力不可小视。但刘虞的军队本就松松垮垮，又规定不能做这不能做那，军队需要的狼性没被激发出来，反倒成了负担。

论打仗，刘虞是外行，公孙瓒才是高手。

你刘虞仁慈不放火，我公孙瓒可要放了。等到风向有利于自己时，公孙瓒派数百名壮士溜出城外，纵火焚烧刘虞兵营。这一把火，在风势的作用下，迅速蔓延开，刘虞兵营大乱。公孙瓒趁机引兵出战，大破刘虞。

刘虞怎么也没想到，十万大军居然轻而易举地被击破了。他心灰意冷地回到蓟城，岂料公孙瓒得势不饶人，已杀到蓟城之下。

蓟城内已是风声鹤唳，刘虞不敢恋战，拖着一帮官员，撤往居庸。很快，公孙瓒的追兵又到，猛攻三天。这一战，刘虞彻底输了，他与家人统统沦为阶下之囚。公孙瓒得意扬扬地把刘虞押回蓟城，此时的幽州，完全是他的地盘了。

刘虞与公孙瓒大战时，远在长安城的朝廷还未得悉消息。

朝廷对刘虞寄予厚望，因为在众诸侯中，他最忠于皇室。这时朝廷由李傕等一帮人把持，这些凉州将领的魄力与才能都与董卓不能相比，因而希望刘虞能凭借巨大的威望节制关东诸将。朝廷派特使段训抵达幽州，打算授予刘虞掌管关东六州的特权。

岂料段训到了蓟城，惊讶地发现刘虞竟成了阶下囚。

段训的到来，正好给公孙瓒借刀杀人的机会。

他在朝廷特使面前大肆攻击刘虞，称他与袁绍勾结，密谋当皇帝。袁绍想立刘虞为皇帝，这是众人皆知的事，虽然刘虞态度明确，坚决拒绝，但公孙瓒才不管这些，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逼迫段训以朝廷特使的身份，监斩刘虞。

段训本是前来为刘虞加官进爵的，哪里想到最后竟成了监斩官。

幽州牧刘虞就这样惨死在公孙瓒手中。

刘虞任幽州牧期间，政绩卓著，深得士人百姓的拥戴，是少有的好官。可惜的是，他长于行政，拙于军事，在乱世中终究无法保全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刘虞之死，对朝廷乃是一大损失。朝廷借助刘虞以削平地方军阀的努力泡汤，在州一级的大员里，再没有像刘虞这样忠于朝廷的人了。

杀了刘虞后，公孙瓒据夺幽州，表面上看是春风得意，事实上，这也是他由盛而衰的开始。

“天子”这块招牌，不止曹操一个人看中

在袁绍与公孙瓒争得不可开交时，曹操不失时宜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占据兖州是曹操事业的新起点，他终于有了稳固的地盘，也有了与群雄叫板的实力。但黄巾军仍是一大威胁，来自青州的黄巾军几乎成了一个流动的部落，除了三十万战士外，还有上百万的随军家属。黄巾军的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每到一个地方，势必要吃光当地的粮食，而后再寻找下一个觅食的目标。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对于这支百万流动大军，史书几乎没有提及其首领的名字，我以为，这群人实际上仅仅是一群漫无目的的流浪者，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四处漂泊的唯一理由，只是为了混碗饭吃，虽然他们被冠以黄巾军之名，但他们与张角教主的“太平道”很有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顶多是模仿教徒头裹黄巾，以便在战场上辨认敌我。

一百多万人口，即使放到今天也绝非小数目，何况是人口远逊于现在的东汉。尽管从人数上看颇为吓人，但连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也没有，可想而知他们绝不可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黄巾军的战斗力与战士数量根本不成正比。三十万黄巾军围攻公孙瓒的两万人马，竟然死亡与被俘的人数超过十二万，这就是强有力的证据。

这一点，曹操也看明白了。

他决意要荡平这支东流西窜的流民，否则兖州永无宁日。

曹操一路追击，一直追到济北。对于这场追击战，史书只写下寥寥数字，没有过程，只有结果。结果是黄巾军全体向曹操投降，包括三十万战士与一百万家属。看上去这是伟大的胜利，为何史书却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呢？

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一百多万人根本没有抵抗，因为他们饥肠辘辘，步履蹒跚，或许连举起武器的力气也没有。他们没有高远的理想，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想吃饭，只是想在乱世苟且生存，只是想维持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我想，他们不是败在曹操的刀枪之下，而是被他的宣传口号轻而易举地收降了。

曹操鼓吹哪些口号，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要给这些流民一个生存空间。

一百万人是要吃饭的，曹操该怎么办呢？

治中从事毛玠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且来看看：“如今天下分崩离析，皇上流亡在外，百姓荒废了产业，因饥荒而背井离乡。官府没有一年的储备，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种局面难以持久。奉行仁义，军队才能取胜；拥有财源，才能巩固地位。于今之计，当尊奉天子以号令不臣服之人，发展耕作种植，才能储备军资。若是这样做，则霸王之业可成。”

毛玠的建议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上，应该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其二是经济上，要“修耕植以畜军资”。

这两个建议，曹操统统采纳。

我们再回到收降黄巾军一事上，何以曹操能够给百万流民一个生存空间呢？这跟他的经济政策有关。要干大事，不是整天喊打喊杀，而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曹操急需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百万流民，岂不正是劳动力吗？对百万流民来说，若非兵荒马乱，谁愿意过蝗虫般的生活呢？如今曹操允诺让他们有田地可耕，有饭吃，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

这就是双赢。

不仅如此，曹操在得到大量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流民中挑选出一批强壮的汉子，组建了一支军队，这些人来自青州，故号称“青州兵”。

既解决了兵患，又可以发展生产，一举而两得，曹操真不是普通的军阀，我们应称他为“政治家”。

一百万人耕田种地去了，毛玠提出的两条建议，发展生产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接下来要在“奉天子以令不臣”上作文章。

大家知道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升级版。其实这种战略既不是曹操首创，也不是毛玠首创。若要说起鼻祖，是春秋时代的齐国名相管仲。管仲的“尊王”理论，便是“尊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战略在春秋战国已经被用几百年了。

天子诏令不行关东久矣，关东群雄谁都懒得理会皇帝。为什么还要提“奉天子”呢？

毛玠到底是知识分子，对春秋史事了若指掌。要知道，天子暗弱归暗弱，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你看不起他也好，不理睬他也罢，事实就摆在那里。天子虽没权柄，至尊的名号还在。说白了，还有利用价值。抓住天子这条线，就可以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可以尽情地挥舞“君臣大义”的棒子，朝政敌的脑门上砸去。

自从曹操逃离洛阳，他与天子的线也断了，现在得重新连上。

曹操派人带着礼物上京城进贡，以示对皇帝的忠心。

在长安城内当土霸王的李傕、郭汜两人“呸”了一声，骂道：“关东那帮家伙还想着另立天子呢，曹操虽派使者前来，压根儿就是假惺惺的，没一点诚意。不如把他的人扣了当人质。”两个掌权者要与曹操划清界限，区分阵营。

黄门侍郎钟繇摇摇头道：“万万不可。当今天下群雄并起，都擅自矫诏发令，自称老大；只有兖州刺史曹操还惦记着朝廷，派人前来进贡，朝廷若是把他拒之门外，以后谁还敢来呢？”

李傕与郭汜一听，钟繇说的话不无道理，咱是代表朝廷，理应有点胸襟才行。

就这样，曹操把掐断的线又接上了，他无私地向天下人表明：我很忠诚，我是“奉天子”的，你们要搞什么废立天子的事，我可是不答应的。

这就叫占领道义的制高点。

曹操固然目光如炬，但天下英雄亦不可小视。

在曹操向皇帝与朝廷大献殷勤时，至少还有两个人也觑准皇帝招牌的价值。这两人，一个是荆州刺史刘表，一个是徐州刺史陶谦。有趣的是，三人几乎同一时间摆开“奉天子”的架势，与其说巧合，不如说英雄所见略同。

与曹操这位“民选刺史”不同，刘表与陶谦都是“御封刺史”，有朝廷正式的委任状，属正版而非山寨版。虽然都叫“刺史”，待遇有所不同，正版的优势在于免费升级。同样向皇帝与朝廷进贡，曹操差点吃了闭门羹，刘表则免费升级了，从刺史“1.0版本”升级为“2.0版本”，新版本的名称叫“荆州牧”，同时附赠“镇南将军”雅号一个。

与曹操、刘表的小打小闹相比，徐州刺史陶谦的计划更为宏伟，更富野心。

论实力，陶谦比不上袁绍、公孙瓒；论地盘，徐州辖下只有五个郡，与冀州、幽州、荆州这些大州相去甚远，甚至还不如曹操兖州的九个郡；论名气，他比不上袁绍、袁术、刘表等。在刺史、州牧一级的地方大员中，他毫无优势可言。要脱颖而出，只能出奇制胜。

陶谦的战略眼光，比曹操、刘表还要深远，他想的不仅仅是进贡，而是谋求“奉迎天子”，把李傕、郭汜这些人赶跑，将皇帝迎回洛阳。

这件事靠他一人是做不成的，陶谦把赌注押在一个人身上，此人就是朱儁。

朱儁起兵反董卓时，陶谦曾慷慨地派出三千人马助阵。如今董卓已死，朝廷仍掌握在李傕、郭汜等凉州将领手中，中央与地方的对峙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陶谦写信通告全国各州的州牧、刺史，提出三点主张：第一，推举朱儁担任太师；第二，讨伐李傕；第三，迎皇帝返回洛阳。

陶谦打出朱儁这张牌，正是想利用这位帝国名臣的声望，压制袁绍等人。由德高望重的朱儁主持政局，陶谦背后运作，只要迎回皇帝，他就是再造汉室的功臣。这个建议得到前扬州刺史周干、琅琊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泰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人的支持，声势颇为浩大。

但这个计划最后还是功亏一篑了。

把持朝政的李傕不希望看到朱儁成为反对派的领袖，贾诩趁机建议，不如以皇帝名义，召朱儁入朝，拜为太仆。皇帝的召唤对忠心耿耿的朱儁果然有效，他毅然推掉陶谦等人的拥戴，返回长安。

这局棋没有下好，但陶谦很快调整策略，扳回一局。

既然没办法迎回皇帝，只能求其次。在这一点上，陶谦与曹操、刘表的想法不谋而合，“尊奉天子”是必要的，他打出“尊王”的旗帜，派人前往长安向皇帝进贡。汉献帝免不了要感动得挤出几滴眼泪，依照刘表之例，同样免费将陶谦的“徐州刺史”升级为“徐州牧”，附带赠送“安东将军”头衔，封为“溧阳侯”。

不知曹操此时此刻是否有酸涩的感觉。同样是尊奉天子，人家刘表成了荆州牧，陶谦成了徐州牧，一个挂“镇南将军”，一个挂“安东将军”，我曹操怎么就双手空空呢，怎么就没将军的头衔呢？

其实大可不必羡慕嫉妒恨，因为刘表、陶谦都是正宗刺史出身，而曹操只是山寨的。再说了，叫州牧也好，叫将军也罢，还不都是皇帝开出的空头支票吗？就算正版的刺史又如何，朝廷派到兖州来当刺史的金尚，不也被曹操杀得屁滚尿流吗？

这年头，最重要的不是虚名，而是实力。

毛玠说的两件事，曹操都做了。还有一件事也是当务之急，就是训练军队，把“青州军”训练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正当曹操埋头苦练内功之际，忽然警报传来：袁术居然霸占了封丘！

封丘是兖州边界县城，隶属陈留郡。

袁术与曹操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怎么突然跑到曹操地盘呢？原来，自孙坚死后，袁术在与刘表的对峙中，频频处于下风，在南阳混不下去，只好来了个大迁徙。他从南阳一路风尘仆仆，到了封丘，沿途收罗了一些黑山军及匈奴人，兵力倒也不弱。

曹操一看，这算哪门子事，不请自来，还赖着不走，不是来踢馆子吗？你不走，我只好赶你走。他当即带上新收编的青州兵，杀气腾腾扑向封丘。

袁术列阵迎战，但不是曹操对手，被打得大败。曹操包围封丘，袁术吃不消，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向南逃窜，逃往襄邑。曹操追了上来，又一次打败袁术。袁术看出曹操不好惹，赶紧逃出兖州，向豫州流窜，占据宁陵。尽管宁陵并不属于曹操的地盘，但离兖州太近了，就在边境线上，曹操如何放心得下？他越过州界线，打到宁陵。袁术这下没脾气，只得继续南窜。望着袁术远去的身影，曹操这才收兵。

经过一番经营，曹操在兖州已是完全站稳脚跟了。朝廷派来的刺史金尚被他赶走了，大军阀袁术也被他赶走了。曹操就是兖州的草头王，谁也别想觊觎这块地方，这里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

终于有一块稳固的根据地，曹操不必到处流浪打游击，更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事业风生水起，是时候把老爹接过来了。

曹老爹这几年都干吗了？

前面说过，曹操老爹曹嵩曾是帝国响当当的人物，当过太尉。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与司徒、司空并列为“三公”。曹嵩这个太尉，也是花钱买来的，而不是靠才干，他当国防部长期间，政绩平平，没多久就被罢免了。当过大官的人，要是让他回去当小官，心里就不舒服。曹嵩丢了太尉官帽后，索性在洛阳当起大富翁，倒也逍遥自在，反正自己的钱大把大把的，足以维持阔绰豪奢的生活。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后，董卓乱政，洛阳是待不了了，曹嵩便躲到琅琊避难。

曹操挺有孝心，这几年一路打拼，虽不如老爹当年风光，也算发展得不错，把老爹接回来颐养天年，乃是做儿子的本分。

得知儿子混得不错，曹嵩也挺高兴，便打点行李，动身出发了。曹嵩在朝中当了许多年的官，别的没有，金银财宝多的是，整整装了一百辆车。这简直就是一支运宝车队，一路上大张旗鼓，让人看了两眼发亮。

曹操派泰山太守应劭前往接应，可是应劭尚未到达，曹嵩车队便遭遇偷袭，不仅金银财宝被抢夺一空，曹老爹本人也被杀死，死难的人中，还有他的小儿子曹德。

本想尽孝心，岂料却让老爹死于横祸。

究竟是谁杀了曹老爹呢？

谁是杀害曹老爹的幕后黑手？

前帝国太尉曹嵩意外被劫杀，这是一起相当严重的恶性事件。那么，是谁杀了曹嵩并抢走钱财呢？

有两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杀害曹嵩的主谋就是陶谦。《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应劭传》都明确点出曹嵩乃是死于陶谦之手。《世语》同样认为是陶谦杀害曹嵩，但情节略有不同，更加绘声绘色。

依《世语》的说法，曹嵩的被害地点是在琅琊家中。当时曹操派遣泰山太守应劭前去迎接。陶谦得知消息后，抢先一步，派数千人先至。曹嵩以为是应劭前来，没有任何防备。陶谦兵到达后，马上大开杀戒，曹操的弟弟曹德在大门口被杀，曹嵩大惊失色，想从后墙逃跑。他的小妾是个肥妞，钻不出去，曹嵩只得躲到茅厕里，被陶谦兵逮住后杀死。

这则绘声绘色的故事，基本上只能当小说来看待，因为多种史料表明曹嵩的遇害地点乃是在兖州与徐州交界处，而不是在琅琊家中。

第二种说法，杀死曹嵩是陶谦的部下所为，陶谦根本不知情。

《后汉书·陶谦传》是这样写的：“曹操父嵩避难琅琊，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另一史料《吴书》中写得更详细：“太祖迎嵩，淄重百余辆。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

《吴书》的记载，交代得十分清楚，有凶手的姓名，有作案的地点，还有凶手的去向。这两则史料都认为袭杀曹嵩一事，完全是陶谦部众所为，并非陶谦所下的命令。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贴近真相呢？

我认为是第二种说法，即杀人越货，完全是陶谦部下所为，与陶谦并没有直接关系。后世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纳《后汉书·陶谦传》与《吴书》的说法，对陶谦是否牵涉此事则不加评论。

倘若非要说陶谦下令杀害曹嵩，那么动机何在呢？

支持陶谦是凶手的《后汉书·应劭传》中有这么个说法：“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就是说曹操曾多次进攻陶谦的地盘，陶谦不高兴，拿他老爹来报复。但我们从史料中，并没发现陶谦与曹操之间有多深的恩怨，而且据《三国志·武帝纪》所述，陶谦曾经出兵攻打曹操，占领泰州郡的华、费两地，就是后来曹嵩被杀的地方。但这是陶谦先动的手，怎么反倒怨恨起曹操了呢？因此从怨恨这点来说陶谦指使部下杀害曹嵩，显然很牵强。

其实，我们只要略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陶谦几乎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杀曹嵩。

首先，陶谦不是一个小人。他有理想有抱负，这从他治理徐州、策划奉迎皇帝等事上可以看出来。史书上说他“外慕声名”，对自己的声誉十分重视。虽然不一定能称为正人君子，但绝对不是品行恶劣的小人。他与曹操即便有恩怨，也不是什么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做出劫杀其父的事情呢？要知道中国古代都讲究一个“孝”字，曹操迎回父亲是孝行，陶谦要真在这个时候杀了曹嵩，岂非千夫所指，一世清名也会毁于一旦。这样做，岂止是不明智之举，简直是脑残。以陶谦的身份及智慧，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其次，如果陶谦要对付曹操，杀了曹嵩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把曹嵩扣押为人质，起码曹操在攻打时，不能不投鼠忌器。

其三，曹嵩避难到琅琊已多年，琅琊是徐州地界，属于陶谦的管辖范围。这么多年，陶谦连他一根汗毛也没动过。早不杀，晚不杀，偏偏等到曹操要接回老爹时才杀，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其四，倘若要杀曹嵩，也应该在徐州地界杀，怎么会离开徐州地界、进入兖州后才杀呢？要是曹操在兖州边界处迎接曹嵩，岂不是连杀的机会都没有了？不在容易下手的地方杀，偏偏跑到不容易下手的地方杀，岂不是荒唐？

综上所述，我认为劫杀曹嵩，并非陶谦指使。

但是陶谦有没有责任呢？

肯定是有。毕竟劫杀曹嵩的那些兵士，都是他的下属，至少可以说他用人不察，在军队管理上比较混乱。如果只是一两人去杀人越货，还可以理解成个人所为，但去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几百人，一支小规模军队。这种情况，作为徐州最高军政长官的陶谦难辞其咎。

为什么军队会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呢？其实早在曹嵩被劫杀之前，就已有征兆。

陶谦主政徐州的前几年，赶走了黄巾军，徐州成为乱世中的桃源，“百姓殷盛，谷实甚丰”。董卓之乱后，关东各州基本脱离中央控制，州牧、刺史加速军阀化。当朝廷法令无法约束封疆大吏时，州牧、刺史实际上都成了土皇帝。权力不受约束，腐败的产生难以避免，于是乎在陶谦主政的后几年，“信用谗邪，疏远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渐乱”。

“徐州渐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陶谦治下的下邳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军领袖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皇帝。尽管这次起义很快被陶谦镇压，但已暴露出徐州的军政确有混乱之处。徐州兵卒劫杀曹嵩，又是军政混乱的一个写照。

那么袭杀曹嵩一事，纯粹是一桩偶然事件吗？

或者，这些杀人越货的凶手，有没有可能还受到另一只幕后黑手的操纵？

我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而这只幕后黑手，很可能是袁术。

我们再回到《吴书》对曹嵩被杀一事的记录上。

曹操要迎回老爹曹嵩，陶谦派都尉张闿率二百名骑兵护送曹嵩前往兖州，到了兖州泰山郡，张闿突然发难，杀死曹嵩、曹德后，夺走钱财，奔往淮南。

倘若这个记载属实，有一点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张闿等人劫杀曹嵩后，逃往淮南。这点没有引起历史学者的足够重视。

淮南是谁的地盘呢？袁术！

我们来分析一下，张闿等人劫杀曹嵩是有计划的袭击呢，还是见钱眼开所做出的临时决定？应该说，这是有计划的袭击。一则，曹嵩的金银财宝装了一百辆车，这确实是令人心动。但曹嵩有钱又不是一两天的事，他在琅琊待了好几年，见钱眼开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就没有官兵去杀人劫财后逃跑呢？二则，倘若事先毫无计划，这一百多辆满装财物的车辆要如何运走，又运往何方？显然，在袭击之前，张闿等人已经想好退路了，那就是逃往淮南。

难道这件事真的是袁术事先策划的吗？

这样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先来说说袁术怎么从南阳跑到淮南的。

自孙坚死后，袁术在南阳的日子更不好过，屡屡受到刘表的攻击，狼狈不堪。

与其他军阀相比，袁术的处境比较尴尬。首先，他的地位、军衔是比较高的，是朝廷封的后将军，可是地盘却不大，只是荆州的南阳郡，在群雄中一点优势也没有；其次，作为荆州刺史的刘表，不想让袁术独占南阳，双方一定会反复争夺这块土地。由于朝廷诏令难以下达到地方，东部各州基本上各自为政，若想要把势力渗透到其他州，最佳时机，莫过于在州刺史去世的时候。

时机出现了。

扬州刺史陈温去世，扬州马上成为军阀们抢夺的地盘。袁绍一马当先，派堂兄袁遗前去担任扬州刺史。袁术岂肯落后，他出兵攻打袁遗。此时袁绍与公孙瓒的战争还在进行，无力救援，袁遗被打得大败，逃跑时为乱兵所杀。袁术并没有自任扬州刺史，因为他舍不得南阳这块风水宝地——当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从这里发迹，最终夺取天下。扬州刺史一职，袁术交给了一个他信任的人：陈瑀。

不过，事实证明，陈瑀是靠不住的。

面对刘表的不断施压，袁术终于顶不住了。他被迫放弃南阳，北上进入兖州封丘。兖州是曹操的地盘，岂能容得下袁术？在曹操的穷追猛打下，袁术落荒而逃。对他来说，可去的地方只有一个：扬州。

东汉时的扬州，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省，不是指今天的扬州市，该州的州政府所在地设在寿春。扬州新刺史陈瑀乃是袁术任命的，如今袁术走投无路，从兖州撤向扬州，陈瑀理应夹道欢迎老上司的到来。可是不要忘了这是一个乱世，在乱世里，有情有义的人凤毛麟角，贪图利益的才是大多数。

在陈瑀看来，袁术现在不过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荆州南阳被刘表打，在兖州被曹操追在屁股后面打，一个落魄将军罢了，何必理会？于是陈瑀心一横，拒绝让袁术进入扬州境内。

这可把袁术给气得快吐血了：没有我袁术，就你陈瑀那两下子，能当上扬州刺史吗？若不夺下扬州，袁术只能四处漂泊。固然，袁术遭到刘表、曹操的痛击后实力大损，可对付陈瑀还是游刃有余。陈瑀在扬州既无根基，又无名望，更乏才识，有几个人想为他卖命呢？很快，袁术挥师寿春，一路势如破竹。

这下子陈瑀牛不起来了，他很识相地、灰溜溜地逃出寿春，逃到下邳。袁术总算扬眉吐气打赢了一仗，他趾高气扬地进入寿春，据有淮南之地。

掌控朝廷的李傕心知自己无论在名望还是实力上，都难以服众，有意寻找可靠的盟友。在关东诸雄中，袁术刚刚得到扬州，势力尚未稳固，此时李傕若伸出友谊之手，料想袁术是不会拒绝的。于是李傕以皇帝的名义，授袁术左将军，并封阳翟侯。虽然这些都只是虚职，但至少提高了袁术的声名。

袁术野心勃勃，不满足于“左将军”这个头衔，他想拥有更多的地盘。袁术给自己挂了一个新头衔：“徐州伯”。在先秦时代，“伯”就是“霸”的意思，比如“春秋五霸”又称为“春秋五伯”，霸主也称为“侯伯”，就是诸侯之长的意思。袁术自立为徐州伯，意思就是徐州霸主。可是徐州根本就不是他的地盘，而是陶谦的地盘，袁术企图吞并徐州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我们继续回到曹嵩被杀的话题。

总结一下袁术与曹操、陶谦以及杀人凶手张闿之间的关系，可以理出三条线索：

袁术—曹操：袁术入兖州后，被曹操连败三场，狼狈而逃。

袁术—陶谦：袁术自称“徐州伯”，大有吞并徐州之意。

袁术—杀人凶手张闿：张闿杀人越货后，逃往袁术控制下的淮南。

从这个角度看，袁术与曹嵩之死难脱干系。

再从时间点看，袁术在公元193年春占据淮南，自封徐州伯，曹嵩被杀是在该年的夏秋之交。根据《资治通鉴》的时间表，徐州出现混乱局面，也是在该年上半年。袁术一来，徐州乱了，曹嵩被杀了，难道这一切没有联系吗？

我们且做一个大胆的假设：袁术占据淮南后，一心想吞并徐州，故而派人到徐州搞破坏，收买陶谦手下的将领。当他得悉曹操欲将老爹从徐州琅琊接回兖州时，便想出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暗令被他收买的张闿越境杀死曹嵩，抢走金银，嫁祸陶谦，点燃曹操与陶谦战争的导火线。

当然，这只是猜测，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撑。至于有没有一点点道理，还是请读者自己判断。

当曹操得知父亲与弟弟被杀的消息后，他震惊了，本以为父子可以相聚，兄弟可以重逢，岂料飞来横祸，阴阳两隔，岂不哀哉！继而，他感到愤怒：父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我曹操不是天地男儿。

陶谦一跃而为曹操的头号仇敌与一号标靶——既然父亲死在徐州兵之手，徐州牧陶谦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至于这件事是陶谦指使，还是几个小兵的自作主张，曹操根本不关心。试问，难道陶谦交出几个杀人越货的小兵，曹操就会善罢甘休，平息内心愤怒的火焰吗？绝对不可能。仅仅拿几个微不足道的徐州兵卒来抵偿朝廷“三公”的命，门都没有。唯有荡平徐州，杀死陶谦，方能泄曹操心头之恨。

张邈的背叛：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仅有一步之遥

曹操开始了他的报复之战。

公元193年秋，曹军大举进攻徐州，连下十余城，攻至彭城。陶谦率兵迎战，岂料根本不是曹军的对手，士卒死亡过万，只得退守郯城，坚守不出。

在我们看到的三国史籍中，多数都提到曹操在征伐徐州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比如《资治通鉴》是这样写的：“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若果真如此，那么曹操可称得上是穷凶极恶的大魔头。不过对这种说法，我们还是应该持谨慎的态度。

我们来看几则史料的记载。

《三国志·陶谦传》是这样写的：“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大家注意，这里写的死者数量是“万数”，一万多人，而且是士卒。

在《曹瞒传》中，变成这个样子：“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还是在泗水，还是“水为不流”，但水面上的尸体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了，不是士兵的尸体，而成为“男女”，也就是平民百姓的尸体。数量不是万数，而是数万；死亡方式不是战死，而是坑杀。

后出的《后汉书·陶谦传》，又是另一模样：“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还是那条泗水，还是“水为不流”，但死的人数量不是数万，而是数十万了。

从这些记载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史料，并非都那么可靠。同样一条泗水，死的人从万数到数万到数十万，究竟孰是孰非呢？

在这几种史料中，《后汉书》出得最晚，且沿袭《曹瞒传》的说法，那么数十万的数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曹瞒传》中，曹操除了屠戮彭城之外，还“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后汉书》把后面的几次大屠杀也算进去，估了一个数十万的数字。后来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时，沿用了《后汉书》的说法。

与《曹瞒传》相比，《三国志》更加严谨。我们有理由认为，《曹瞒传》对于曹操杀戮平民的数量，有夸大的成分；至于《后汉书》所写，则纯属臆测。

但是话说回来，无风不起浪。曹操攻打徐州时，有没有杀戮百姓呢？肯定是有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军“所过多所残戮”；《吴书》中也写曹操“乃进攻彭城，多杀人民”。

显然，曹操被仇恨冲昏头脑，失去理智了。他欲借复仇之鞭，笞罚天下。

曹操虽想手刃陶谦以复仇，但陶谦经营徐州多年，还是有点实力的，不至于那么容易被打垮。这场战争从193年秋一直打到194年春，郯城仍未攻下。

陶谦苦苦坚持了半年，形势越发严峻，只得向青州刺史田楷求援。

田楷是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

当时东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以袁绍为首的阵营，以前反董卓的关东联盟基本上属于这个阵营，其盟友还包括荆州牧刘表；其二是以公孙瓒为首的阵营，田楷、刘备都是这个阵营，盟友有袁术、陶谦。曹操虽是一股独立势力，但毕竟是从袁绍关东联盟中分化出来，故而田楷站在陶谦一方，联合对付曹操。

若是曹操打败陶谦，势必吞并徐州，这不是田楷所乐见的。于是他率军前往救援陶谦，与之同行的还有平原相刘备。

打从刘备归附公孙瓒，老同学待他不薄，给了一个“别部司马”的头衔，让他追随田楷经略青州。刘备麾下有关羽、张飞、赵云这些猛将，在战场上大发神威，因功被授予平原相。可惜的是，不久后猛将赵云就飘然离去。

赵云离去的原因，史书所载不详，只是说哥哥去世，便向公孙瓒请辞回乡。这种理由有点不靠谱，我想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赵云对公孙瓒的所作所为不满。赵云虽然佩服刘备的为人，但刘备毕竟是公孙瓒的手下，与袁绍杀来斗去，这种军阀混战，实非赵云所愿。刘备心里十分舍不得，他知道赵云只是找个借口离去，这一走，恐怕以后就不回来了。临行前，刘备只是嘱咐了一句：“终不背德也。”

你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做违心违德的事。

七年后，赵云重新投奔刘备麾下，未必不是感念他临别时的这句赠言。

却说刘备当了平原相，总算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地盘。可是有人不高兴了。这也不奇怪，刘备仗着同学公孙瓒，从一个破落户一下子成为平原相，难免遭人羡慕嫉妒恨。

当时平原郡有个叫刘平的人，大概也当过官，看不起刘备。他暗中找来一名杀手，让他去行刺刘备。

这名杀手装作访客去拜访刘备，刘备本是黑老大出身，重江湖义气，虽然与此人素不相识，仍好生款待，亲自出来相陪。杀手一瞧，这位平原相不是一般的官僚，没有官腔，没有盛气凌人的派头，是个重义气的豪杰，一言以蔽之，跟自己是一路人，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杀手不仅没有行刺，反倒为刘备所折服，把刘平的阴谋全盘托出，然后扬长而去。

当时青州是公孙瓒与袁绍争锋的战场，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因而才会出现青州百万黄巾军涌入兖州的事情。不过，在刘备管辖下的平原郡，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刘备自己是贫民出身，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一边与袁绍的部队作战，一边想方设法发展生产。史书上说“外御寇难，内丰财施”，老百姓对他是比较拥护的。对于前来拜访的士人，刘备向来不摆架子，同席而坐，同簋而食，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快博得士人的好感，也为刘备赢得相当好的口碑。对于实力平平的刘备来说，口碑就是他的政治资本。

这时刘备的兵力并不多，来源五花八门，除了自己招募来的一千多人外，还有一些幽州兵、乌桓兵及胡骑。靠这一丁点部队，如何援助陶谦，与实力不俗的曹操作战呢？他临时招募了数千个饥民，编入队伍，滥竽充数一下。

却说刘备奉青州刺史田楷之命，从平原郡入徐州援助陶谦。陶谦见到刘备，立刻感到此人不一般，虽说兵力尚弱，但刘备手下有关羽、张飞这样的勇将，皆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刘备本人则性格直爽，气量豁达，身上的那种江湖义气更是令陶谦觉得他就是真正的豪杰。

说起来陶谦也有点厚黑，明明是向田楷求援，却打算从他那里把刘备挖走。

为了挖走刘备，陶谦把驻守丹阳的四千名部队拨给他。刘备原本有六千兵马，加上四千名丹阳兵，兵力一下子达到一万人。面对陶谦抛来的绣球，刘备果断与老同学公孙瓒脱离关系，投奔陶谦麾下。这回公孙瓒与青州刺史田楷要傻眼了。

看上去刘备像是个反复小人，公孙瓒待他不薄，他怎么说走就走呢？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错，没有公孙瓒，刘备现在顶多还只是一名游击队长。但是公孙瓒倒行逆施，杀死备受尊敬的当朝大司马兼幽州牧刘虞，大失人心。人心都失了，你还要以什么去争雄斗霸呢？公孙瓒不仅失去民心，也失去刘备的心，这种人，不值得继续追随。

可以说，刘备早有脱离公孙瓒的想法，因而陶谦一提议，他自然顺水推舟答应下来。陶谦果然有两下子，轻而易举地把刘备及其麾下猛将收为己用。为了表示自己对刘备的器重，陶谦学着袁术、袁绍等人的做法，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

陶谦很慷慨，只不过他是慷他人之慨。

说是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其实就是开了张空头支票。豫州并非无主地，这里早有个刺史，唤作郭贡，只是既无甚实力，也无甚名望罢了。如今天下汹汹，所谓的刺史、郡守，没几个是正牌的。当时陶谦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豫州小沛，遂让刘备挂了个山寨刺史头衔，驻扎于小沛，共同抗拒曹操。

说来刘备也是福将，他刚走马上任，拉开打架的架势，曹操便撤了。

莫非曹英雄被刘英雄慑住不成？当然不是。

曹操蹂躏徐州达半年之久，没能攻陷陶谦的老巢郯城，此时粮食已经告罄，才不得不班师回兖州。

曹操一走，陶谦与刘备松了口气。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以曹操的性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果然两个月后，曹操卷土重来。

经过两个月的休整，曹军粮食充足了，体力恢复了，战斗力更加强大。曹军呼啸而来，气吞万里如虎，连破琅琊、东海，所过之处，无不残破。

论行军打仗，陶谦真不是曹操的对手，他把希望寄托在山寨刺史刘备身上。现在是刘备投桃报李的机会了。

刘备果然勇于任事，他把军队拉到郯城东，与曹操决一死战。尽管有关羽、张飞这样勇猛无畏的战将，可是战争毕竟不是几个人表演的舞台，刘备麾下一万人马，在兵力上本来就不及曹操，何况其中还有半数是滥竽充数的饥民，他们参军的目的只是为了混碗饭吃，难有死战之心。

刘备被打败了，曹操又一次兵临郯城之下。陶谦既失望，又恐惧，此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逃回老家丹阳。

然而战争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不可预料的事件发生，令微不足道的人类深感命运的难测。眼看曹操喷射出的复仇烈焰就要吞噬仇敌，突如其来的暴雨却浇灭了火焰：当他踌躇满志，欲扬鞭跃马、踏平丹阳之时，冷不防背后有人射出一支恶毒的暗箭——陈留太守张邈叛乱了！

张邈叛乱？当曹操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根本不相信。在他看来，这支暗箭可以是从任何人手中射出，但绝不该是从张邈手中。

为报父仇，曹操早就豁出去了，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是陶谦死，就是自己亡。大军出征前，曹操语重心长地对家人说：“倘若我死了，你们就前去投靠张邈吧。”在他心里，张邈是可以托付后事的人，而且是唯一可以托付后事的人。要是连张邈都信不过，曹操还能信任谁呢？

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生死之交的朋友，张邈就是这样的朋友。

张邈可以说是曹操最好的朋友。他成名很早，年轻时就以行侠仗义而闻名江湖。张邈也是清流党人中的有名人物，与度尚等七人并称为“八厨”。曹操、袁绍等公子哥们都佩服其为人，往来甚密。

当初曹操一腔孤勇率兵与董军浴血奋战，关东诸雄中只有张邈出兵相助。

这就叫义气。

不久后，张邈批评关东盟主袁绍骄奢自大，袁绍小肚鸡肠，指使曹操杀害张邈。曹操当场拒绝道：“张邈说这样的话，是把朋友当作亲人看待，出言无忌，不论他说得对不对，都应该宽容他。如今天下未定，怎么能自相残杀呢？”

这也叫义气。

张邈是陈留太守，陈留是兖州的一个郡。曹操成为兖州刺史后，成为张邈的顶头上司，但他仍然把张邈当作推心置腹的朋友，只有在张邈面前，他才会袒露真实的内心。曹操第一次东征无功而返，未能手刃仇敌以报父仇，他内心失落悲戚，郁郁难平，找来张邈诉说心事，两个大男人最后竟然抱头痛哭。

但从后面发生的事看，我怀疑张邈的哭，只是在演戏。

有些人，可以成为朋友，但绝难共事。

因为朋友是平等的，当平等的关系变成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身居下位者。

是的，曹操在张邈面前，从来没有过上级的傲慢，他仍然视其为往日的好友。可是张邈内心却有了微妙的变化，这是曹操所不能察觉的。

天下事有时就是很奇怪，从朋友到敌人，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其中的间距，远没想象中的大。

正在徐州前线作战的曹操呆若木鸡，痛心疾首。只消再等上几天，他就可以完败陶谦，甚至手刃仇人。可是他不能再等了，因为兖州全境危急。张邈非但自己叛反，还打开大门，放进了一匹恶狼。

这匹恶狼就是前朝廷第二把手、奋威将军吕布。

战神成了丧家犬

这年头，有人得志，就有人不得志。

不幸的是，吕布属于后者。

打从刺杀董卓后，吕布一步登天，成为朝廷中仅次于王允的二号人物。可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李傕、郭汜等一帮凉州将领杀入长安，王允被杀，吕布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亡之旅。

朝廷落入董卓旧部手中，作为刺杀董卓的英雄，吕布在关西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只得向东逃窜，寄人篱下。

吕布是一尊大菩萨，小庙当然容不下，只能到大庙去。在反董卓诸势力中，以袁术、袁绍俩兄弟声望最高，吕布手刃董卓，为袁氏兄弟报了灭门之仇，按理说，吕布去投奔二袁，这二人定会对他敬若上宾。

吕布先到南阳，果然受到袁术的热烈欢迎。

可袁术欢迎吕布，绝非是因为吕布为袁氏复仇。孙坚死后，荆州刺史刘表愈战愈勇，袁术在南阳的地盘不断遭到鲸吞蚕食。别看袁术牛逼哄哄的，其实本事并不大，他能出风头，靠的是孙坚力挺。如今孙坚既死，袁术如同一棵被拔去根的树，已是日渐枯萎了。吕布不期而至，袁术暗淡的眼睛又露出光芒——去了个孙坚，来了个吕布，看来老天爷待我不薄。

袁术的算盘是将吕布招入麾下，充当马前卒与打手。因此他不惜金钱，对吕布一帮人优待有加，天天供应大鱼大肉。

但很遗憾，吕布不是孙坚，他从来不知感恩为何物。准确地说，他只想让别人感恩。在他看来，袁术这种超规格的款待，自己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是袁家的恩人。非但受之无愧，吕布甚至把袁术的地盘当作自家的地盘，纵容士兵们四处劫掠，仿佛自己就是南阳的土皇帝。

这种得寸进尺、无法无天的行径让袁术忍无可忍。吕布虽然跋扈嚣张，嗅觉还是灵敏的，他察觉到了袁术阴沉脸色下暗藏的杀意，心知此地不宜久留，便在袁术痛下杀手之前，带着自己的那点残兵败将逃之夭夭了。

这一逃，就逃到了袁绍的冀州。

当时袁绍正集中力量清剿冀州境内势力庞大的农民军，正是用人之际，见吕布前来投奔，岂有拒绝之理。吕布遂率所部与袁绍并肩作战，共同清剿张燕的黑山军。

张燕据守常山，有步兵万余，骑兵数千。吕布果然是一员悍将，他骑着赤兔宝马，冲锋陷阵，勇不可当，大破张燕黑山军。此役令吕布声名远播，当时流传有这么一句话：“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袁绍倚借吕布之力打败了黑山军。但他与袁术一样，很快就头痛了：吕布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的部队骄横残暴，四处打家劫舍，根本无法节制。这样下去，袁绍的冀州非让吕布给毁了不可。

袁绍明白了，吕布这种人根本是控制不了的。与其如此，不如趁机杀了他，以绝后患。吕布又一次嗅出血腥的气味，冀州不能留，但好歹自己也拼死拼活帮了袁绍，走之前得向袁绍讨点好处。

袁绍慷慨地扔给他一个头衔：司隶校尉。

望着吕布离去的背影，袁绍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他心中杀意已决。

第二天，吕布拉着自己的部队上路了。袁绍别有用心地安排了三十名甲士护送。说是护送，实则想找机会做了吕布。吕布向来狡诈，只有他坑别人的份儿，哪轮到别人来坑他呢？对于袁绍的用意，他心知肚明，却假装一无所知。

这天夜里，吕布暗地里派了个人在帐中弹筝。三十名甲士被蒙在鼓里，以为是吕布本人，他们彻夜不眠，打算等筝声停止、烛光熄灭后再闯入帐中，结果吕布的性命。等了许久，弦音停了，烛光灭了，帐中黑魆魆一片，没了动静。杀手们估计吕布已睡着，遂拎着锐利的刀戟，破帐而入，朝着床铺疯狂砍了几十刀，床上之人早已被砍得血肉模糊，俨然已成刀下之鬼。

完成任务后，杀手们连夜返回，向袁绍报喜去了。

袁绍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不过，他并没有高兴多久。天亮时，袁绍又接到一个消息：吕布并没有死，被杀的只不过个替死鬼。

袁绍如遭五雷轰顶，内心大骇，他怕吕布突然杀回来，慌忙下令紧闭城门。

吕布并没有杀回来。

其实，以吕布之骁勇，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杀掉三十名甲士，并非难事，他非但没有杀，反而送上一个替死鬼，这又是为何？原来，吕布虽然怀疑袁绍别有用心，对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毕竟自己杀了董老贼，为袁氏家族报仇雪耻，而今自己落了难，袁绍难道就毫无恻隐之心吗？结果令他很失望，袁绍竟真的对他痛下杀手，毫不念及吕布对袁氏的恩德。吕布不由得感叹人心叵测——他大概忘记了自己当初是如何杀掉丁原，卖主求荣的了。

这一刻，吕布觉得自己像是天边的浮云，不知何处才是停泊之所。

袁术、袁绍都不肯接纳吕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吕布自视太高，难以屈人之下。袁术、袁绍都视骁勇善战的吕布为心腹之患，此人不除，日后必是劲敌。

吕布在无奈之下，决定去投奔河内太守张杨。

张杨与吕布原本都是丁原的部下，关东兴义师讨董卓后，张杨也起兵响应。不久后，他脱离反董联盟，被董卓封为建义将军兼河内太守。张杨与吕布是故交，曾属同一阵营，故而吕布在穷途末路时，便想到这个老朋友。

在投奔张杨之前，吕布先去拜访了一个人：陈留太守张邈。

吕布与张邈并不熟，但他知道张邈为人慷慨仗义，有侠士之美名。两人一见如故，张邈对吕布刺杀董卓的英雄壮举十分佩服，认为他乃是当世之豪杰。临别前，两人依依不舍，握手盟誓。

张邈之所以有意结交吕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对曹操已是越来越不满了。

事情要从曹操杀边让说起。

曹操入主兖州后，再现霹雳雷霆的治政手段，残酷镇压反对者。在张邈治下的陈留郡，有一位声望很高的人，名叫边让。边让曾当过九江太守，多次嘲讽挖苦曹操。曹操一怒之下，不仅把他抓起来杀了，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没放过。边让好歹是当过郡守的前朝廷官员，颇有文才，就因为说几句话被曹操灭门了。这件事非但震动兖州，身为陈留太守的张邈也为之蒙羞。

曹操这件事干得非常不明智，大失人心。当初拥立曹操有功的陈宫十分不满，他与从事中郎许氾、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秘密组成一个小团体，打算起兵反叛。

及至曹操以倾州之兵对徐州发动霹雳一击，兖州境内守备空虚，陈宫等人感到此时正是起兵的好时机，但在起兵之前，陈宫还要拉一个人下水。

这个人便是张邈。

张邈的弟弟张超已是反曹小团体成员，陈宫了解到其老哥对曹操亦心怀不满，遂前往拜会张邈，开门见山道：“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英雄豪杰纷起。您据地千里，处四战之地，抚剑顾盼，足以称得上是一代豪杰，却受制于人，岂不窝囊？如今曹操以举州之兵东征，他的老巢鄄（juàn）城守备空虚，我们何不借机迎吕布前来呢？吕布乃是枭雄，英勇善战，暂且迎他共同管理兖州，静观形势变化，这正是纵横天下的良机。”

陈宫的一番话激发出张邈身上英雄豪杰的血性。天下方逐鹿，自己何不痛痛快快、酣酣畅畅地放手一搏呢？

好！张邈一拍大腿，豁出去了！

只要有吕布相助，先下手为强，兖州势必能一鼓而下！

陈宫秘密与吕布联系，对吕布来说，仿若天上掉下大馅饼，他大喜过望，立即率领所部从河内郡出发，挺进兖州。

此时兖州大部分军队都去东征陶谦了，曹操只留下司马荀彧（yù）、寿张令程昱以及少数兵力驻守鄄城。张邈派部下刘翊前往鄄城，忽悠荀彧道：“吕布将军前来助曹公攻打陶谦，赶紧提供些军粮给他们。”

我们不得不承认，撒谎确实不是张邈的强项。

曹操与吕布素无往来，何以突然间吕布竟到了兖州？

吕布入兖州，何以荀彧不知道，张邈却知道呢？

正当大家困惑不解之时，荀彧已做出精准的判断：张邈勾结吕布叛反了！

张邈想在荀彧面前耍小聪明，却只会让阴谋早早地败露而已。

荀彧绝非平庸之辈。他年轻时就以聪明才智而闻名远近，甚至被人誉为“王佐之才”。后因举孝廉在京城担任守宫令。董卓入京夺权后，他弃官回到老家颍川，跟父老乡亲说：“颍川乃是四战之地，若天下有变，必是厮杀之地，不可久留。”他决意东行。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留在家乡，后来董军血洗颍川，多数人都遇难了。荀彧东行到冀州，袁绍以上宾待之。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出袁绍难成大事，遂前往投奔曹操。曹操喜出望外，直呼：“你就是我的张良！”（吾之子房也。）

曹操果然慧眼识英雄，很快他就得到回报，而且是超值的回报。

窥破张邈的阴谋后，荀彧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如今兖州的兵力微不足道，张邈作乱于内，吕布攻击于外，如何顶得住？于今之计，只能固守鄄城，以待曹操主力回援。于是荀彧一边加强鄄城守备，一边十万火急地驰书东郡太守夏侯惇。

夏侯惇览信大惊，急忙放弃濮阳，率为数不多的军队奔回鄄城，与荀彧会合，加强鄄城的防御力量。此时吕布的军队已杀入兖州，首攻濮阳。濮阳无军队驻守，吕布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占领该城。

张邈、陈宫等人叛反，吕布入兖，兖州诸郡县大为惊骇，纷纷举白旗投降。曹操的地盘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沦于吕布、张邈之手，整个兖州只剩下三座城池未降，分别是鄄城、范县、东阿。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曹操大势去矣，连鄄城也人心浮动，有不少人想趁机叛反，投降吕布、张邈。夏侯惇大开杀戒，接连处死数十名叛乱分子，鄄城局势才稍稍安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复起。

为了速速攻下鄄城，张邈找来一支生力军。

豫州刺史郭贡应张邈之邀，亲率数万人马，一路挺进至鄄城。一个吕布就令人为之胆寒，如今又来了一个郭贡，鄄城人心惶惶，军心动摇。

郭贡并没有马上攻城，而是指名道姓，要求面见荀彧。

要不要出城见郭贡呢？倘若郭贡使诈，荀彧一出城，便是羊入虎穴，有去无回。

荀彧做出的抉择是：去。

夏侯惇急了：“您是兖州留守，倘若贸然前往，势必危险难测，不能去！”

荀彧并非冒冒失失之人，出城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夏侯惇分析道：“郭贡与张邈等人并非老交情，他来得这么快，又不攻城，可见心里还未拿定主意，只是想打探虚实。趁他尚未拿定主意时说服他，就算不能让他帮我们，也可让他保持中立。若是我们回绝，他一怒之下，说不定就下决心与吕布、张邈联合。”

怪不得曹操把荀彧比作张良，在如此危急关头，他还能方寸不乱，思维缜密，胆大心细。战场是特殊的赌场，特殊之处在于每次下注，都是以生命作为赌注。在赌场赌输了，还可卷土再来，若在战场赌输了，脑袋可能就搬家。

事实证明，荀彧赌对了。

豫州刺史郭贡本质上是个投机分子。在军阀纷争的时代，他显然不是那种英雄豪杰般的人物，他本不应该前来攻打兖州，而应该去攻打刘备，因为陶谦给了刘备一个“豫州刺史”的头衔，这岂非要端了他的饭碗！陶谦他不敢去惹，曹操他也不敢惹。只是如今兖州突现变局，他也想蹚这浑水，浑水摸鱼。他到了鄄城城下，贼头贼脸地观望，无非想评估一下时局，看看曹操会不会完蛋。若兖州完全不保，曹操势必要遭吕布与陶谦东西夹击，他就可以趁机捞足好处。

可是现在，他还不能判断，曹操的留守部队能否守得住鄄城。

荀彧来了，他并没有流露出郭贡想象中的恐惧与慌张，反而沉着冷静，一副底气十足的样子。人的心理总是畏强凌弱的。看到荀彧的从容不迫，郭贡料想鄄城的守备必定坚不可摧，倘若贸然进攻却未能攻克，等到曹操主力返回，势必要遭疯狂报复。

只要想想曹操对陶谦报复的那种疯狂劲儿，郭贡不能不掂量一下自己脑袋的重量。

第二天，郭贡的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

荀彧不辱使命，他以自己的机智与无畏，劝退郭贡。

荀彧与夏侯惇刚得以喘息，忽而有几个兵士前来投降，这几人是吕布的手下，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陈宫马上要攻打东阿，还派了部将氾嶷攻打范县。”消息一传开，鄄城军民又一次陷入恐慌之中。若是东阿与范县失守，鄄城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块孤岛。

必须派一名能干的人前往东阿、范县，领导军民抗战。

综合来看，程昱是最合适的人选。

首先，他是东阿人；其次，他有三大优点：有谋，有决断力，有胆识——正因为如此，曹操才能放心地把鄄城交给他与荀彧。

程昱马不停蹄抵达范县，县令靳允正满面愁容，心事重重。愁，并不是因为陈宫的兵马要杀奔过来，而是因为他的家人，包括老母、弟弟、妻子、子女都被吕布抓了，吕布以此威逼他投降。

在他迟疑如何抉择之际，程昱来了。程昱对他说：“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百城响应，表面上似乎有所作为。然而你仔细观察，吕布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为人无礼，刚愎自用，不过是匹夫之雄罢了。陈宫与之联合，只是互相利用，他们人数虽众，必将一无所成。曹公的智慧谋略不为世出，大概乃是上天所授。您守范县，我守东阿，我们一定可以成就田单的伟业。您若是违背忠义之道，投降吕布，最后的结果只会是母子俩都性命难保。您一定要考虑好才行。”

程昱所说的田单是战国时期的名将，当年田单仅凭一座即墨城，大败燕师，光复齐国，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靳允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最终选择忠义之道，但他还是抑制不住心里的悲痛，流着眼泪承诺自己不敢有二心。

稳住靳允后，程昱离开范县，直奔东阿。程昱前脚刚走，陈宫派来的氾嶷便率军杀至范县。靳允假装投降，出城见氾嶷。氾嶷没起疑心，岂料靳允早埋下伏兵，趁机杀出，结果了氾嶷的性命。靳允返回范县，紧闭城门，婴城固守。

再来看看东阿，程昱抵达后，秣马厉兵，派出一支骑兵抢占仓亭津渡口。这一手棋下得太及时了，陈宫率兵马杀气腾腾而来，却无法顺利渡河。与此同时，程昱与东阿县令组织城中军民，据城坚守。

在荀彧、程昱等人的努力下，鄄城、范县、东阿三座仅存的城池得以保全。此时，曹操正昼夜疾行，奔驰在从徐州返回兖州的路上。

血战一年，曹操凭什么赢了吕布？

正当陶谦收拾细软打算逃离郯城时，惊愕地发现曹操的军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终于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奇迹。

徐州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躲过一劫。

曹操正扬鞭急驰，心中充满忧伤与愤怒。

忧伤的是在大仇将报之时，却不得不放弃；愤怒的是张邈这样的铁杆哥们，居然在他背后捅了致命一刀。这一刀，带给曹操的不仅仅是痛楚，而且是心碎。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太仁慈了：宁我负天下，不令天下负我——自己怎么把这句厚黑名言给忘了呢？如何竟瞎眼到认为张邈是可以托孤的人？

稍稍令他宽慰的是，还有荀彧、夏侯惇、程昱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曹操一路疾行到东阿，见到程昱时，他大步流星走上前，紧紧握住程昱之手，感激地说道：“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他当即把程昱提拔为东平相，并让他率一支军队驰援范县。

偌大的兖州，曹操只剩下最后三处据点。少是少了点，但对曹操这样的英雄来说，够用了。

与此同时，吕布正发动对鄄城的进攻。在荀彧、夏侯惇的顽强抵抗下，无法越雷池一步。恰逢曹操率大军返回兖州，吕布不敢恋战，退回濮阳。

曹操闻讯不由大笑道：“吕布一夜之间据有兖州之地，却不知向东挺进，占据东平，切断亢父、泰山通道，凭借险关要口以邀击我师，反倒回濮阳去了。可见他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

所有人都惊骇于吕布势力扩张之迅猛，曹操则站在战略制高点上，一眼洞穿其纸老虎的本质。

当然，说吕布是纸老虎，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若真的在战场上短兵相接，他可是一头真猛虎。

比谋略更重要的，是决断力与执行力。

只要曹操决定的事，势必要排除万难，以一往无前的意志进行到底。

在控制兖州大部后，吕布已握有先机，但其保守政策反倒给了曹操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曹操当然不会错失良机，马上大举发兵，进逼濮阳。

曹操先下手为强，在夜色的掩护下袭击了吕布设在濮阳西的一个兵营，大获全胜。正当曹操准备返回时，闻知兵营被攻破的吕布骑上赤兔马，火速奔往前线。吕布果然是人中豪杰，策马挥戟，勇闯曹阵。曹操这支以青州勇士为主力的部队也不是浪得虚名，与吕军展开大厮杀，从早晨杀到傍晚，依然胜负未决。

眼看夜幕就要降临，曹操心急如焚。这里是吕布的大本营，倘若曹军不能在天黑前撤退，势必十分危险。值此紧急关头，曹操想了个办法：招募一支敢死队，让敢死队打头阵，逼退吕军。司马典韦自告奋勇，率敢死队发起冲锋。

吕布下令弓弩齐发，黄昏夕照中，矢如雨下。典韦与众敢死队员以盾牌掩护，徐徐推进。吕布命军队压上去，打垮这支不知死活的敢死队。典韦瞧也不瞧敌人，只是吩咐身边人：“敌人距离我十步时，再告诉我。”不一会儿，敢死队员喊道：“已经十步了。”典韦又道：“五步时告诉我。”走五步能有多长时间，顶多就几秒钟的工夫罢了。典韦话音刚落，敢死队员已呼出声：“敌人已到了。”

只听得典韦大喝一声，持戟跃起，在敌阵中左劈右砍，戟锋所至，血肉横飞，敌人无不应声而倒。典韦拼命三郎的气势把久经沙场的吕布军队给震住了，大家纷纷后撤，远离这位瘟神。

吕布没想到曹军血战一天后，战斗力竟然还如此强悍，只得鸣金收兵。曹操得以趁夜色安全返回营寨，当即擢升典韦为都尉，并让他当警卫队长，率数百壮士负责保卫自己的安全。

三国群雄中，若论识人用人，恐怕没有谁比得上曹操。封赏有功之士，他从不拖泥带水；无论是以谋略见长，或是有匹夫之勇，凡有一技之长者，必得重用。故而其麾下谋士勇将如云，这也是他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

在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时，濮阳就是他的老巢，尽管濮阳被吕布占领，那里仍有支持曹操的势力暗流涌动。濮阳城内的田氏家族，秘密与曹操联络，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迎曹军入城。曹操从东门攻入，为了表示不破城绝不罢休的决心，他一把火把东门给烧了。

曹操还是低估吕布了。

尽管吕布在谋略上与曹操不是同一水平，但其骁勇无人可敌。论短兵相接，曹操实无优势可言。吕布奋力反击，曹军大败，曹操也落荒而逃。在混战中，军队被打散了，曹操一看四周，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正当此时，吕布手下一员骑兵将领疾驰到曹操跟前，厉声问道：“曹操在哪里？”

曹操在哪里？不就近在眼前吗？曹操随便一指，忽悠道：“骑黄马正在逃跑的那个人，就是曹操。”骑将一看，掉转马头便去追“曹操”了。靠着机智与狡黠，曹操又一次死里逃生。

说到曹操，我们总想着魏武挥鞭时的神采奕奕，其实他在战场上出的洋相多了去了。在战场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命悬一线，眼看那条细线就要断掉之时，幸运女神却总是及时地伸手拽住他。这次又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曹操侥幸逃过一劫，朝东门急驰，东门的火还未烧完，他也顾不得这么多，扬鞭策马，穿过火堆，狂奔而去。

濮阳偷袭战失败后，曹操意识到吕布是难缠的对手，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曹操与吕布开始了沉闷的拉锯战，整整相持一百天。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看谁先累趴下。结果，两边都累趴下了。这一年蝗灾大起，庄稼被蝗虫给吃光了，粮食严重不足，无论是曹操一方还是吕布一方，都无法支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心照不宣，各自退兵。曹操退回鄄城，吕布退到乘氏。

不过吕布要倒霉点，到了乘氏，当地人在李进的领导下，开展武装起义，频频出击，吕布只得退往山阳。

吕布与曹操的兖州大战，引起了冀州牧袁绍的注意。

袁绍想浑水摸鱼，便派人前去对曹操说，你就那么几座孤城，粮食又不够，不如先把家眷迁往邺城（冀州州政府治地）。曹操与吕布打仗有一个顾虑，就是担心后方失守，家眷若是落到叛军手中，就非常被动了。袁绍提出这个建议，曹操感到也是个权宜之计，打算答应下来。

这时程昱站了出来，反对道：“将军难道害怕了吗？不然的话，考虑问题怎么这样肤浅呢？袁绍有吞并天下的雄心，只是智力平平，难以实现野心。将军您难道想成为他的手下吗？以您的龙虎之威，甘愿屈居人下，成为韩信、彭越之类的人吗？如今兖州虽然残破，好歹还有三座城池，能参加战斗的战士，也不下万人。以您的英明神武，再加上荀彧与我，齐心勠力，霸王之业定然可成。您还是多考虑考虑吧。”

把家眷送往邺城，等同送上人质，日后曹操势必要为袁绍所胁迫。

这么简单的道理，曹操当然看得出来。他之所以打算答应，是因为他确实累了。两征陶谦未果，又与吕布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个月过去了，情况居然没有改善。他回兖州时是三座城，现在仍是三座城，还陷入严重的粮荒之中。即使曹操是铁打的汉子，也终于累了。

所幸的是，程昱这么一鼓气，又燃起曹操的斗志。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眼下的困难只是上天的考验罢了。曹操从沮丧中走出，对安置家属一事婉言谢绝了。

战争仍在继续，只是由于双方都缺粮，战争进行得断断续续。

总的来说，曹操稍占上风，陆续收复了一些地盘，兖州的局势大体上已经控制住了。

就在此时，传来陶谦病死的消息。

对于这个消息，曹操喜恨参半。喜的是仇人已死，恨的是自己未能手刃仇敌。其实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陶谦不太可能是杀害曹嵩的凶手，只是曹操才不管这些，老爹死在徐州兵刀下，陶谦就必须付出代价。现在仇人居然得以善终，曹操不免有几分失落。但他转念一想，陶谦死了也好，不如趁此时机，夺取徐州。

吕布、陈宫、张邈这些人都还没消灭，曹操却想夺取徐州，很显然还是复仇心态在作祟。既然不能手刃仇人，夺其地盘，也可解心头之恨吧。

荀彧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曹操的战略，他说：“以前汉高祖据有关中，光武帝据有河内，这是他们争夺天下的根本，进可攻，退可守，即便遭遇失败，最终还是成就大业。如今的兖州就是将军您的根本，必须要先巩固根本，再徐图发展。要是把吕布扔在一旁，大举东征徐州，若留守部队太多，东征兵力就不够；若留守部队太少，吕布乘虚而入，兖州不保。到时徐州攻不下来，试问将军何处安身呢？”

见曹操若有所思，荀彧继续说道：“虽然陶谦死了，徐州也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攻下。自从上次被我们打败后，徐州将领们吸取教训，内外一心。现在徐州的麦子已收割完了，若我军东征，他们势必要坚壁清野，到时攻城攻不下，又抢不到物资，不用十天工夫，我们就不战而溃了。再说了，前两次讨伐徐州，我军实施严厉的惩罚（指屠杀一事），他们必定会血战到底，不肯投降。就算能攻破，也难以据为己有。要做出战略调整，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其一，在大利益与小利益之间，要选择大利益；其二，在安全与危险之间，要选择安全；其三，在不动摇根本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权宜之计。攻打徐州的决定，没有一条符合以上三个原则，请将军慎重决定。”

这一番话，令曹操非常佩服。尽管曹操智慧超群，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的见解都高人一等，兼听则明，否则就算天纵英明，也只会裹足不前。

荀彧的谨慎是对的，因为吕布正密谋组织一次大反扑。

连败几场后，吕布很郁闷，非但损兵折将，所占领的兖州地盘，又纷纷落入曹操手中。此时已是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夏季，庄稼成熟了，对于一直缺粮的曹操来说，总算有盼头了。曹操把军队都拉去收割小麦，只留下一千人留守兵营。吕布觑准机会，与陈宫纠集一万兵马，掩袭曹操。

曹操营寨只有一千人，吕布有一万人，兵力悬殊，这怎么打？好汉不吃眼前亏，曹操决定放弃营寨，往西撤退，同时紧急召回正在收割小麦的士兵。吕布轻而易举地攻占曹操营寨，一看人去寨空，岂肯放过，纵马直追。

在营寨西侧，有一道堤坝，略靠南面处有一片森林，这是打埋伏的理想之所。曹操当即把一半兵力埋伏于大堤与森林里，其他兵力在旷野背靠大堤，排开战斗队列，摆开与吕布决战的架势。

吕布的队伍杀了过来，曹操先派一支轻兵前往挑战，吕布正求之不得呢，当即大军压上，双方一阵混战。战斗正酣时，埋伏的曹军突然从大堤及森林处杀出，形成夹击之势，步兵攻其正面，骑兵攻其侧背。掉以轻心的吕布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曹操一路追击，一直追到吕布的营寨。

在逃跑途中，吕布的部队都被冲散了。吕布发现自己的兵力已所剩无多，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再也无力与曹操一争雌雄，于今之计，只能逃跑了。

吕布连夜逃走，曹操拔取定陶，分兵略定诸县，把吕布势力驱逐出兖州。

经过一年的血战，曹操终于走出困境。

兖州之战，关乎曹操的生死存亡，一旦失败，他可能就成为群雄战争中的第一批出局者。但他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在荀彧、程昱等人的协助下，终于完胜吕布，挫败了张邈、陈宫等人的阴谋。

刘备得徐州：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在兖州争夺战中败北的吕布再度成了流浪者。现在他与袁绍、袁术、曹操都成为敌人，谁能成为下一个盟友呢？

他脑海中掠过一个人：刘备。

是的，因为一向倒霉的刘备转运了。

转运的原因，乃是有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陶谦。

自从陶谦向青州刺史田楷借用刘备，就有借无还了。

公孙瓒对老同学的价值还是低估了，而陶谦却一眼看出刘备是支潜力股，上升空间巨大。陶谦开始炒作这支潜力股，他拨给刘备四千人马，并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虽说这个刺史只是山寨版，但总算让刘备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有了一席之地。只是刘备第一次登台表演就把戏演砸了，在郯城被曹操打得溃不成军。

这次失败并没有改变陶谦对他的看法，在这位徐州牧眼中，刘备胸怀大志，且身上有一股韧劲，虽屡遭挫折，却愈挫愈勇，看看自己手下的一批将吏，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刘备。在顶住曹操两次疾风暴雨般的攻击后，陶谦的生命之烛也即将燃尽，他一病不起，眼看就快不行了。

病危之际，陶谦唤来心腹糜竺，对他说：“我死后，只有刘备能保护徐州。”便立下遗嘱，把徐州交给刘备管理。

陶谦去世后，糜竺依其遗愿，把刘备扶上第一把金交椅。

天上真的会掉下馅饼，看上去仿佛很不真实，如同做梦一般。刘备固然胸怀大志，可是当幸运突然降临时，他还是有点不知所措。自己既无显赫的声名，也无雄厚的资本，甚至与陶谦的关系算不上铁，对徐州吏民来说他只是个外人。

面对老大的宝座，史书上的说法是“先主未敢当”。未敢，不仅仅是谦让，确是有一种恐惧与担心。数年前，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像曹操与孙坚那么光芒四射；一年前，他只是区区平原相，手下不过几千人马，在各路军阀中不值一提。即便陶谦给他戴上一个“豫州刺史”的山寨帽，也只是有名无实的荣誉称号罢了。

今天，他却要真正成为一州之主，与袁绍、曹操、公孙瓒、刘表这些大人物平起平坐，这一刻，刘备有一种底气不足的心虚。

时为典农校尉的陈登看出刘备内心的迟疑与彷徨，在一旁开口道：“今汉室衰微，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徐州殷富，人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使君是汉代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刘备现在头衔是“豫州刺史”，故而陈登尊称他为“使君”。陈登说话是非常巧妙的，他对刘备说，委屈您来当我们的头头。这是看出刘备底气不足，给他打气：是徐州人民需要您，不必有心理压力。

刘备心里尚有一疑团，便问道：“袁公路（袁术的字）就在附近的寿春，其家族四世出了五位三公，声名显赫，海内所归，你们何不把徐州交给他呢？”

在当时的群雄中，袁术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但处境比较尴尬。袁术占据寿春后，自称徐州伯，其实他只是占有扬州的一小块地盘，势力未抵徐州。在刘备看来，陶谦死后，徐州成为无主地，按理说袁术声望比自己高那么多，入主徐州更说得过去。

说起袁术，陈登不无鄙夷地说：“袁公路骄横奢豪，非治理乱世的英雄。”接着他又对刘备说：“徐州可以为您提供十万步骑兵，上可匡扶汉室，救济人民，成就五霸之事业；下可割据一方，守境安民，在史书上流芳百世。就算您不肯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也不会把徐州交给袁术的。”

陈登之所以力主由刘备入主，除了这是陶谦的遗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徐州仍面临被曹操报复的危险。徐州虽然经济不错，但是军事人才欠缺，没有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刘备麾下有几员虎将，战斗力不弱，加上他担任平原相时，口碑不错，故而陶谦去世后，还是有不少人支持刘备入主徐州。

最终使刘备下定决心的人，是北海相孔融。

这个孔融，就是那位“四岁能让梨”的神童孔融，他也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名士。孔融治下的北海国隶属青州，并不是徐州的地盘，他怎么也跑来劝说刘备呢？此事说来话长。

一年多前，孔融遭到黄巾军围攻，派太史慈紧急向平原相刘备求援。当时刘备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惊愕地说：“孔北海居然还知道天下有个刘备！”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时刘备的知名度相当小，而孔融早已名满天下。刘备当即发兵三千，帮孔融解了围。因此，刘备对孔融实有救命之恩，故而孔融也跑来力劝刘备。

孔融说：“袁术哪里是忧国忘家的豪杰呢？不过是冢中枯骨罢了，何足挂齿。今天这件事，乃是百姓要把徐州托付给贤能之人。这是上天的赐予，倘若您不接受，以后会追悔莫及的。”

既然如此，刘备没有理由拒绝。他接替陶谦，成为徐州的军政长官。

说实话，徐州第一把手的位置并不好坐。

曹操得悉陶谦去世的消息，就打算趁机攻掠徐州，只是在荀彧的劝说下，才放弃这一计划，转而与吕布决战，把吕布逼出兖州。

吕布与张邈一商量，决定前去投奔徐州的新老大刘备。这个时候，张邈的老巢陈留郡尚未被曹操攻占，但也危在旦夕。张邈让弟弟张超把家眷安置于雍丘，自己则与吕布一同前往徐州。

对于吕布的到来，刘备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多一个吕布，就多一个与曹操对抗的帮手。一向狂妄自大的吕布突然变得谦卑，对刘备十分恭敬。在袁术、袁绍面前，吕布总是摆出袁氏恩人的模样，令人十分厌恶，如今他只是落水狗，前来寄人篱下，不得不先夹起尾巴做人。

吕布跟刘备套近乎，说：“我跟您一样，都是出生于边疆。”吕布是五原郡人，刘备是涿郡人，连同乡都算不上，大概吕布确实找不到两人的交集之处，只能拿出身边疆来说事。吕布还打起了感情牌，在刘备面前大倒苦水：“我见到关东群雄起兵欲诛杀董卓，便杀了董卓逃到东方，岂料关东诸将帅非但没有人肯接纳我，反倒都想置我于死地。”

说实话，吕布根本不把刘备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自己是刺杀董卓的传奇英雄，是人中之杰，而刘备不过是运气不错的家伙罢了。吕布恭谦态度的背后，实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把刘备一脚踢开，将徐州据为己有。

不过，现在他还是得先讨好这位新上任的徐州老大。

吕布盛情邀请刘备到自己帐中，坐在床上，让老婆出来拜见刘备，又以好酒好菜款待。这酒一喝，吕布也不称刘备为“使君”了，管他叫“老弟”。在此之前，吕布与刘备压根儿就不认识，才见两回面，吕布就直呼他为“老弟”，刘备听了十分不舒服。打从在老家成为一帮小混混的黑老大后，刘备向来都是当大哥的，没当过谁的小弟。哪怕在他混得很不好时，他仍然还是老大，手下的小弟关羽、张飞都不离不弃。今天突然来了个吕布，刚一见面就老弟长，老弟短，把自个儿摆到老大的位置上，刘备听了岂不怫然？

非但如此，吕布酒一喝，一会骂这人，一会骂那人，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欠他债似的，真是语无伦次，信口雌黄。刘备听得十分不舒服，但毕竟自己是主人，也不好对客人发火，只得勉强应付了事。

对吕布、张邈来说，坏消息不断传来。

曹操攻入陈留郡，兵围雍丘，张邈心急如焚。张邈的家人都在雍丘，如果城池被攻破，以曹操的性格，势必要屠灭张邈的家族。怎么办呢？张邈只得前去向袁术求援。

何以张邈舍近求远，不向刘备求援而向袁术求援呢？

因为刘备不愿意出兵。

自吕布到徐州后，虽貌似恭敬，实则以老大自居，还把刘备称为小老弟，刘备自然不愿出力。再说了，吕布为人残暴，名声并不好，刘备须得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张邈与吕布是一伙人，刘备对张邈冷淡，也是情理之中。

此时的张邈可谓狼狈不堪，众叛亲离。在前往寿春（袁术老巢）的途中，张邈被部下一刀砍了。

张邈本想纵横天下，结果连纵横兖州也没能得逞，身首异处，成为第一批出局的军阀。

张邈出局的同时，曹操的地位获得了朝廷的承认，他被正式任命为“兖州牧”。

先前刘表、陶谦等人向朝廷示好进贡，都被朝廷封为州牧，唯独曹操没有捞到好处。为什么朝廷在这个时候突然正式加封曹操为州牧呢？有两个原因：其一，吕布是朝廷的敌人，曹操大败吕布，也算为朝廷立了功；其二，这时朝廷内部乱得像一锅粥，掌权的两大将军李傕与郭汜大打出手，这种背景下，朝廷更急于拉拢像曹操这样“效忠”皇帝的地方大吏。

雍丘城已是风雨飘摇，老哥张邈死了，张超能靠谁呢？

张超仰望着天空，若有所思地说：“恐怕只有臧洪会来救我吧。”

臧洪是袁绍任命的东郡太守。我们在读三国史时，要留意一个细节，那就是各军阀的势力是犬牙交错的，并非铁板一块。东郡隶属兖州地界，袁绍的势力却伸到这里。我估计袁绍是趁吕布乱兖州时，趁机占据东郡北部的东武阳，并拜臧洪为东郡太守。

既然臧洪是袁绍的人，张超怎么认为他会前来救援呢？原来臧洪这个人很有义气，他曾得到张超的提拔，在董卓夺权后，力劝张超、张邈起兵讨董。在张超眼中，臧洪是一位才智双全的海内奇士。后来张超派遣臧洪北上联络幽州牧刘虞，不想遇到袁绍与公孙瓒大打出手，没法完成使命，只得暂居冀州。袁绍见了臧洪后，以为奇才，便挽留并重用了他。正好袁绍任命的青州刺史焦和去世，便令臧洪治理青州，后来又拜他为东郡太守。

如今张超已是穷途末路，只得寄希望于臧洪的救援。大家对此并不看好，因为袁绍与曹操基本上还是属于同一阵营，臧洪作为袁绍的部下，不会自讨没趣，远道来援。张超对众人说：“臧洪乃是天下义士，肯定不会忘本的。我所担心的，是他受制于袁绍，不能及时赶来。”

张超没看走眼，臧洪果真是天下义士。

同样，张超也没料错，臧洪挽救不了雍丘。

为了救张超，臧洪马不停蹄地前往邺城找袁绍，他光着双脚，伏地痛哭，请求袁绍出兵解雍丘之围。此时袁绍的战略是与北方公孙瓒争雄，怎么会在南方再树一个强敌呢？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臧洪的请求。臧洪仍不放弃，他又提出，袁绍不肯出兵没事，他可以自己率领东郡的军队前往救援，这一建议仍然被袁绍否决。

臧洪的援军终于未能出现在张超的视线里，曹操以优势兵力攻破雍丘，进行残酷的复仇。张超在城池陷落后自杀身亡，其家族遭遇灭顶之灾。

大为悲恸的臧洪从此与袁绍一刀两断，两人兵戎相见。

血战一年后，臧洪兵败被杀。

张邈、张超先后败亡，吕布不免有唇亡齿寒之感。作为曾经当过朝廷第二把手、武功盖世的勇将，他岂肯心甘情愿屈居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刘备之下呢？

三国版“农夫与蛇”

对徐州虎视眈眈者大有人在，曹操、吕布都盯着这块大肥肉，袁术自然也不肯落后。

袁术突然出手，发兵进攻徐州。刘备派小弟张飞留守下邳，自己领军在盱眙、淮阴一线阻击袁术，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相持一个多月。

张飞是一员猛将，上阵杀敌是他的能事，但管起政事来就不大得心应手了。很快，张飞就跟下邳相曹豹闹翻了。曹豹是陶谦旧部，估计是看刘备、张飞这伙外省人不顺眼，难免横眉冷对。张飞本来就是黑道混出来的，才懒得去摆事实讲道理，他只擅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遂一刀结果了曹豹。这一杀不得了，陶谦旧部哗然兵变，下邳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当袁术得知下邳兵变的消息，意识到这是推翻刘备的绝佳机会。他马上给吕布发去一封密信，劝他趁机袭取下邳，还答应给他提供粮食。对吕布来说，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我们说过，吕布这个人，只知道别人要感他的恩，自己却从来没有半点感恩别人之心。说白了，他就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吕布原本驻军于下邳以西，有了袁术的支持，他悍然发兵，由水陆两路东下，奔袭下邳。刘备的麾下中郎将许耽开城投降；张飞夺路而逃，但逃得太急，一不小心把大嫂给忘了。刘备的妻子落入吕布之手，同时还有其他将士的家眷，悉数成为人质。

这是三国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刘备是好心的农夫，吕布则是一条毒蛇。老巢失守，刘备无心恋战，急急忙忙回师下邳。然而，将士们的家眷都成了吕布手中的人质，已经没几个人有死斗之心了，到了下邳城，将士们早就逃的逃、散的散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刘备狼狈不堪之际，袁术的进攻并没停止。刘备左右受敌，只得收罗残兵败将，鼠窜至广陵郡。他并没能摆脱困境，在接下来与袁术的战斗中，又一次大败，退守海西。这时刘备前有强敌，后有大海，如果再不能扭转局势，很可能被赶下海喂鱼了。

饥饿与困乏如洪水猛兽袭来，这支残破的军队遭到灭顶之灾，士兵们为了苟全性命，竟然出现杀人食肉的现象。这一刻，恐怕连刘备也认为自己的理想就要灰飞烟灭了。

如此巨大的挫折与伤害，与其说是袁术所迫、吕布所逼的结果，倒不如说他蹿起得太快。羽翼未丰却飞得太高，岂能不急速下坠呢？

短短两年，他从一个默默无闻、几乎可被忽略不计的平原相，一下子成为徐州牧（刺史），几乎可以挤进全国地方割据势力的前十名。可是他的上位只是陶谦的决定，由一个外省人来统治徐州，陶谦旧将的不满情绪可想而知。刘备在徐州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之所以引吕布这头恶狼入室，本意未尝不是想借吕布之威势以震慑徐州诸将。袁术的进攻只是点燃徐州火药桶的导火索，而张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差点把老大推入火坑。

刘备之所以大难不死，完全要归功于一人，这个人便是糜竺。

糜竺变卖家产，雪中送炭，帮助刘备度过粮食危机。即便如此，以刘备那点残破的兵力，如何能抵挡住袁术咄咄逼人的攻势呢？在这个时候，刘备反倒镇定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时运不济，不妨夹起尾巴做人，他决定向吕布投降。

问题是，吕布刚刚夺了他的地盘，会接受他的投降吗？

会。

有三个理由：

第一，吕布与袁术有隙。当初吕布从长安逃出来后，前往南阳投奔袁术。袁术认为吕布狂妄自大，终不能为己所用，动了杀心，吕布不得不逃离南阳，投奔袁绍。因此，吕布虽暂时与袁术合作，但彼此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第二，吕布的兵力不足。他刚刚在兖州之战中被曹操打得大败，与之结盟的张邈、张超又已覆灭，逃到徐州时兵力所剩不多。这时的吕布面临几大困境：一是曹操随时可能南下，二是袁术在一旁虎视眈眈，三是他与刘备一样，是外来势力，在徐州毫无根基，难免受到徐州将领的敌视。光凭吕布一人的力量，显然难以应付。

第三，吕布不认为刘备是个威胁。在慧眼识英雄的本领上，吕布显然不如陶谦。在吕布看来，刘备就像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暴发户，靠的只是运气。确实，刘备既无雄厚的实力，知名度也不高。他还不如孙坚的儿子孙策，当时许多名士去投奔孙策，却少有人前来投靠刘备。两年前北海相孔融向他求援时，刘备还为孔融居然听说过自己而大感意外。诚然，我们今天都知道刘备是盖世英雄，可是倘若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能认出他就是盖世英雄吗？他脑门上也没刻着“盖世英雄”四个字。吕布打从投靠刘备后，直呼他为小老弟，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吕布内心深处对刘备是不太看得起的。既然不认为刘备是个潜在的威胁，那么吕布也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投降。

果不其然，刘备的请降书一到，吕布便爽快地答应了。他借口袁术没有如约提供粮食，与之反目成敌。吕布仿陶谦旧例，扔给刘备一个“豫州刺史”的虚衔，驻军于小沛，自己则称为“徐州牧”。

徐州的形势立时天翻地覆，从吕、袁联手对付刘备，变成吕、刘联手对付袁术。袁术机关算尽，却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计不成，袁术复生一计。

不久后，袁术又派人找吕布，要求与他结为亲家，由袁家公子迎娶吕布的女儿。这很明显又是向吕布示好，希望能以婚约结为同盟，彻底孤立刘备。

对袁术的要求，吕布满口答应。此时吕布的首要任务，是在徐州站稳脚跟，在羽翼丰满之前，能避开与袁术的战争就尽量避开，以免消耗自己的实力。

婚约只是一个幌子，对吕布与袁术来说，两人各自心怀鬼胎。袁术得到吕布的应允，迫不及待发兵三万，由大将纪灵指挥，攻打驻扎在小沛的刘备。刘备刚刚躲过一劫，哪里有力量来对抗袁术的三万兵马呢？无奈之下，只得再度低声下气地请求吕布出手相援。

面对刘备的求援，吕布营中众口一词，将领们都认为不要救，正好借刀杀人，借袁术之手除掉刘备，以绝后患。

吕布摇摇头，说道：“袁术若是击破刘备，向北联络泰山诸将，我们就陷入袁术的包围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救刘备。”

“不得不”三字，正说明吕布的矛盾。

表面上看，吕布接受刘备的投降，两人相安无事。其实哪能相安无事，你把人家的地盘都给端了，人家能不想着报复吗？吕布早晚是要除掉刘备的，但不是在这个时候。并非吕布良心发现，而是形势使然。他与刘备有共同利益，刘备在，他吕布就有一个缓冲带；刘备死，吕布迟早也要被袁术灭了。救刘备，无关感情，无关道义，只关乎利益，因此不得不救。

要怎么救呢？

吕布当然不会倾巢而出，他有自己的算盘。他点兵一千，跨上赤兔马，手提方天画戟，奔赴小沛。

各位看官，袁术大将纪灵统兵三万，而吕布只带了一千人要去救援，这点兵力也太少了吧。但不要忘了吕布的身份，他已答应与袁术缔结儿女婚约，两人是准亲家关系，纪灵无论如何也得卖他个人情吧。

果然，纪灵得悉吕布到了小沛，没有继续进攻。吕布把一千人马驻扎在小沛西南，派人去通知纪灵。此时纪灵也派人前来，约吕布前往军中会晤。

这会是鸿门宴吗？

若纪灵埋伏上几十个刀斧手，任凭吕布如何勇武盖世，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然而吕布答应得很爽快，难道他不怕纪灵耍阴谋手段吗？

作为枭雄，有些险是必须冒的。

更何况，纪灵在宴会上动手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首先，吕布的名望很高，毕竟当过朝廷二把手，即便说不上名震诸侯，却也算是大名鼎鼎，况且他与袁术还成了准亲家。其次，纪灵只是袁术手下的大将，就算他想杀吕布，也断然不敢自作主张，起码要袁术批准才行。其三，吕布此行前来，带的人马不多，明显是来劝架的，并非一味与袁术为敌。

因此，吕布毫不迟疑地去了，不止自己去，把刘备也拉去了。刘备也不得不去，去了尚有一线生机，不去的话，迟早要被纪灵打垮。吕布能不能成功调停，他心里也没底，可终究还是得试试。

吕布与刘备到了纪灵兵营，纪灵摆下酒宴好生款待。酒过三巡，吕布对纪灵说：“刘玄德是我的小老弟，被你们围困于此，所以我前来救他。只是我的性格不喜欢跟人争斗，只喜欢化解争斗。”

听到这里，纪灵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喝酒。

单凭你吕布一句话，我纪灵就撤兵而去，那我也太没面子了吧？

吕布看出纪灵的心思，便唤人在营门处插了一根铁戟。大家看了很纳闷，插根铁戟做什么呢？吕布站起身对众人说：“诸位且看看我吕布能不能一箭射中铁戟上的小枝。若是射中的话，你们就各自罢兵；若是不中，你们就留下来决斗。”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

这种解决争端的方法，从来没有过。有谁胆敢夸下海口，百发百中？就说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吧，连世界上最有名的选手，在关键一击时，尚出现过打错靶的笑话。吕布这一箭，将决定一场战争的走向，决定数万人的死活，也决定他一生的荣誉。这种压力，不知要比奥运比赛沉重多少倍。

这不仅仅是考验他的箭术，更考验他的心态。

连围观者都心跳加速，手指颤抖，额头冷汗涔涔。吕布却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地操起强弓，引弓拉弦，他的手臂纹丝不动，目光凝视着远处铁戟上的小枝。

整个军营内鸦雀无声，时间仿佛已然凝固。

“嗖——”随着一声轻微的声响，箭矢飞出。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跳到嗓子眼，有人祈祷这一箭准确命中，有人希望它射空。只听得“叮”的一声，那支箭撞上铁戟上的小枝。

那一刻，在场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同一种神情，那就是惊愕。

那一刻，吕布宛若天神。

凭这一箭，吕布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罢战休兵神话。

凭这一箭，吕布的霸气名震天下。

凭这一箭，吕布的盖世武功千古传诵。

要知道，当一名神射手是何等之难，不仅要瞄得准，射得稳，还得考虑到风力的影响以及重力的作用。箭的飞行轨迹并不是直线，因为箭无法挣脱重力的束缚，故而需要略微仰射，但只要稍稍估算错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势必难以中的。这一箭看似简单，却非得经历几千几万次的枯燥训练，在这样高压的状态下仍能如此收发自如，是吕布潜意识中练就的本能。

原本以为胜券在握的纪灵只得从牙缝里挤出五个字：“将军天威也。”他无法讨价还价，因为这一箭足以摄其魂、夺其魄了。

在吕布惊天一箭的威慑下，纪灵终于与刘备握手言和。

倘若你以为吕布与刘备从此便和谐相处，那未免大错特错。

两人心知肚明，只是相互利用罢了。因为有袁术、曹操的虎视眈眈，两人才能暂时放下前嫌，谋求合作，但这种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

纪灵罢兵后，刘备暗地里扩充兵力，在糜竺等人的支持下，把一些徐州兵并入自己的部队，人数已达万人。吕布终于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刘备的能耐，如果不采取措施，恐怕只能看着刘备坐大。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铲除刘备。

三国故事之精彩，就在于反反复复，各路豪杰纵横捭阖，今日是友，明日成敌。袁绍与袁术从兄弟变成敌人，曹操与张邈从生死之交变成敌人，何况既非兄弟、亦非生死之交的吕布与刘备呢？

吕布终于出手了，发兵突袭刘备，刘备不敌，小沛沦陷，刘备也成了流浪者。何处可以安身？他本是从公孙瓒集团中脱离出来的，当然不能再回去为公孙瓒效力；投奔袁绍吗？袁绍与公孙瓒是敌人，投奔他对不起老同学；归顺袁术？且不说袁术几度把他打得狼狈不堪，单说袁术这个人，就不是做英雄的料，投奔他显然前途渺茫。思来想去后，只有一个选择：曹操。

投奔曹操的好处显而易见。曹操与吕布是冤家，刘备倒向曹操，吕布的劣势就愈加明显。果不其然，曹操张开双手欢迎刘备的到来，并且当即开出一张空头支票，以刘备为豫州牧。曹操之所以慷慨地开出这个虚衔，是因为刘备毕竟当过徐州牧，为了彰显自己的诚意，不宜让刘备丢了身份。此外，豫州小沛曾是刘备的老巢，让刘备挂豫州牧的头衔，也可窥见曹操染指豫州的企图。

刘备投奔曹操后，有人提醒曹操：“刘备有英雄之志，留着他怕是后患无穷。”（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

刘备在短短几年里，从默默无闻的一介武夫一跃成为不容忽视的地方军阀，没有点本事怎么做得到呢？但对于除掉刘备的建议，曹操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便唤来谋士郭嘉，询问他的意见。

郭嘉说：“这种看法不错，留着刘备定有后患。可是您兴义师为百姓铲除暴乱，推诚信以招揽天下英雄豪杰，唯恐他们不肯来。如今刘备有英雄之名，走投无路前来投奔，若是杀了他，定会使您蒙上残害贤良的恶名。倘若如此，那些能人志士势必人人自危，被迫另投明主，那么您还怎么去平定天下呢？杀一个人却失去天下士人之心，势必陷自己于危险之境，不可不明察。”

曹操深以为然。

而且，刘备并非毫无用处。

当此之时，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袁术等人割据一方，谁也没有拥有绝对的优势，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广为招揽英才。正是如此，刘备才能在各势力之间游走，因为在军阀巨头们看来，他还有利用价值。

对曹操来说，刘备是对付吕布的利器。他拨出一部分兵力交给刘备，并提供粮食，让刘备得以重整旗鼓，杀回小沛，继续与吕布对峙。

兖州内乱与徐州内乱，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看看少年孙策的崛起之路。

五
孙策的荣耀之路

虎父无犬子，英雄出少年

倘若我们对东方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追本溯源，可以发现曹嵩之死正是连锁事件的源头。曹嵩之死引发曹操对徐州的侵犯，曹操的入侵又诱发张邈勾结吕布叛反，然后是曹吕之间的大战，最后吕布战败投奔刘备。在这个多米诺骨牌中，曹嵩之死，就是最早倒掉的一张牌。前文说过，曹嵩之死如果有幕后黑手，这只黑手很可能是袁术。

孙坚死后，袁术在南阳被刘表压制，混不下去，只得辗转到了扬州，占据寿春，自称徐州伯。袁术在扬州没什么根基，倒是孙坚旧部大多来自扬州，故而他不得不倚重这些将领，让孙坚的妻弟吴景出任丹阳太守，侄儿孙贲出任丹阳都尉。

不久后，朝廷派一人来当扬州刺史，此人名为刘繇，是前任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刘繇刚到扬州就傻了眼，州政府所在地寿春已成袁术的地盘，自己要去哪混呢？此时吴景、孙贲便把刘繇迎到吴郡曲阿，把这里当作临时州政府。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吴景、孙贲为首的孙坚旧部，与袁术并非一条心。

这时扬州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乱哄哄一片。刘繇是朝廷派来的扬州刺史，可着实没什么权力，袁术才是土霸王。

不过袁术的兵力并不雄厚，想在淮南长久立足也非易事。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前来投奔，令袁术大为欢喜，他便是孙坚的儿子孙策。

当年孙坚追随朱儁讨伐黄巾军，背井离乡，把妻子吴氏及几个儿子留在寿春。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孙策，次子孙权，三子孙翊，四子孙匡。此外还有一个女儿，史不载其名，后来民间故事称她为孙尚香，估计也只是山寨版的名字罢了。

父亲到前线作战时，孙策只有十来岁，不过他着实得到父亲的遗传，年少时便英气逼人，有胆略，有勇气，交游广泛。到了十五六岁，孙策在当地已小有名气，加上父亲孙坚英名盖世，远近少年纷纷前来结交。

在孙策的一大群朋友中，最重要的一人，便是后来以赤壁之战闻名天下的周瑜。

周瑜出身名门望族，他的从祖父周景、从叔周忠都当过太尉，也就是国防部长，朝廷“三公”。他的父亲当过洛阳令，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出过这么多大官的家族，自然声名显赫，家底殷实。用今天的话说，周瑜是标准的“高富帅”，他不仅有房有车，还是个帅哥，以史书的说法是“有姿貌”。

当时孙策居寿春，周瑜居舒县，两人同年出生。周瑜也是少年英雄，他对声名远扬的孙策十分仰慕，前往寿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为好朋友。在周瑜的劝说下，孙策一家迁居舒县。周瑜把一处大宅让出来给孙策一家免费居住，还亲自登堂拜见孙策母亲。此后，周、孙亲如一家。谁能料想到，以后孙家竟然会成就一代帝业，而周瑜则成为帝国的柱石。

有了好朋友，有了豪宅，孙策一家倒过得逍遥自在。岂料天下之事，本就无常，一个噩耗彻底打乱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孙坚死了，被黄祖一箭射死。

他的尸体被送回来，葬在曲阿。

孙策站在父亲坟前，泪流满面，伤心欲绝。他拔出别在腰间的佩刀，刀锋闪着寒芒，从这一刻起，他要继承父亲之遗志。武士的儿子，势必也是一名武士。他要用手中的刀，杀出一条荣耀之路。

刀虽在手，却四顾茫然。此时此刻孙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安置自己的家人。军阀混战的烈火已烧到扬州，这里迟早会漫天烽火，孙策为了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举家搬迁到长江北岸的江都。当时江都属徐州地界，是陶谦的地盘，社会秩序比较稳定。

在这里，他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张纮。

张纮是一位名士，由于母亲去世，正在江都居丧。孙策久闻其名，便前去拜访，向他咨询天下大事。

孙策问道：“如今汉室中衰，天下扰扰，英雄豪杰各自拥兵自重，没有人想扶危济乱。当年先父与袁氏起兵讨伐董卓，可惜功业未遂便为黄祖所害。我虽年少，心里还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想先从袁术那里要回父亲的旧部，前往丹阳投靠舅舅吴景，收罗游兵散勇，东据吴会之地，为父亲报仇雪耻，成为拱卫朝廷的外藩。您觉得如何？”

作为十七岁的少年，立下这么大的志向，确实非常人所能及。此时的孙策急切地希望得到高人的指点，自己的想法究竟能不能行得通，他心里没底，虽然雄心壮志，毕竟经验不足。万事开头难，这个头若开得好，便成功了一半，若开得不好，恐怕要被乱世的洪流卷得无影无踪。

张纮不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说：“我是个驽钝之人，居家守丧，着实帮不了你什么。”

孙策恳切地说：“先生高名远播，远近之人，莫不神往。今天我所说的事，到底能不能成，就取决于您的一句话，您为何不愿直言相告呢？他日我若能得志，报得血海深仇，都是您的功劳，我想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说到动情处，孙策情绪有些激动，眼里有了泪光。

那一刻，张纮被震动了。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拥有一股巨大的能量。

张纮这才郑重地说：“以前周朝衰微，齐国与晋国兴起，开创一代霸业。如今您继承父志，有骁勇之名，若是投奔丹阳，收吴会之兵，则有机会一统荆州、扬州，到时必可报大仇。非但如此，只要据守长江，修德立威，扫除群凶，匡扶汉室，则功业可与齐桓公、晋文公比肩，岂止只是外藩呢？如今世道混乱，创业艰难，您努力吧，若功成事立，老夫将南渡以支持您。”

这一番话，令孙策茅塞顿开。

孙策毕竟年少，起兵的初衷只是为父报仇。张纮却告诉他，报仇之外，还有更伟大的事业：除占据吴会之外，还应有更大的雄心，吞并荆州、扬州，成就齐桓、晋文的伟业。这一席话，基本上成为后来孙策的战略方针，也勾勒出东吴帝国的雏形，其对东吴的指导意义，堪比后来诸葛亮“隆中对”对蜀汉的指导意义。

孙策听罢大喜，动身前往寿春。临行前，他把母亲与弟弟们托付给张纮。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孙策怀着一腔热血，要为伟大的事业而浴血奋战。

到了寿春，孙策拜见袁术，说：“以前先父从长沙起兵讨伐董卓，与使君会师南阳，结为同盟，后来不幸遇难，没能完成匡扶汉室的事业。孙策不才，感怀先父壮志未酬，想招揽父亲旧部，完成其未竟之事业，请使君体察我的一片忠诚之心。”

袁术看着这位刚刚长出髭须的年轻人，不禁暗暗称奇。孙策身上体现出来的刚强与勇气，与其年龄着实不相称。不过袁术并没有马上把孙坚的旧部交给孙策，一方面自己兵力本来就不多，另一方面孙策虽然勇气非凡，但本事如何，还得观察才行。他对孙策说：“我已经任命你的舅舅吴景为丹阳太守，你可以先到那里招募些人马。”

孙策便前往丹阳，投奔舅舅吴景，并招募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

创业艰难，何况孙策只是十七岁的少年，很快他便遭当头一棒。当时在泾县有一股以祖郎为首的山贼，势力颇大，发兵偷袭孙策。孙策这支新招募来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连他自己都险些丢了小命。

靠这些乌合之众，想要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实在太难。孙策左思右想，又一次去见袁术，提出要收回父亲旧部。

这次袁术不好回绝了。孙坚虽受袁术的节制，但两人只是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孙坚虽死，孙氏的势力仍不可小觑，孙策的舅舅吴景、堂兄孙贲等握有兵权。袁术倘若不把孙坚旧部交给孙策，恐怕会遭到孙氏的不满。权衡利弊后，袁术答应了，把孙坚的旧部一千多人交给孙策。这一千多人，尽管人数并不很多，但都身经百战，战斗力比之前那帮人要强上太多。

有了这支生力军，孙策很快便崭露头角了。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孙策的性格几乎是父亲的翻版。孙坚十七岁独自一人，提一口刀便把强盗赶跑了；如今的孙策也是十七岁，其表现丝毫不逊于当年的孙坚。

别家小孩在十七岁时，恐怕还是懵然不懂事，孙策却已是雄姿英发。袁术手下大将乔蕤、张勋都赞叹不已。连袁术本人都经常跟左右说：“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

的确，孙策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有一回，他军中有一名骑兵犯了法，逃入袁术的兵营，藏在马厩，孙策竟派人闯进去把他砍了。砍人砍到袁术的兵营，孙策胆子也忒大了吧。事后，孙策亲自去向袁术请罪。袁术本是小肚鸡肠之人，为了拉拢孙策，他装作很慷慨大方的模样，摆摆手道：“对于这些捣乱的士兵，就应该严惩，何必道歉呢？”

在大帅营中杀人，孙策居然毫发未损。这件事传开后，军中将士，无不对这个年轻人起了畏惧之心。

袁术很欣赏孙策的年少有为，打算任命他为九江太守。但不久后，他就对这个决定后悔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未必甘心听命于自己，便把九江太守一职给了部将陈纪。袁术的出尔反尔，让颇有荣誉感的孙策心里十分不舒服。

当时朝廷为了拉拢山东豪杰，派太傅马日磾持节安抚关东。马日磾到了寿春，便表奏朝廷，任命孙策为怀义校尉。这让袁术对孙策的提防心与日俱增。

曹操与陶谦的战争爆发后，袁术想趁机占领徐州，但他遇到一个大麻烦：没有军粮。他向庐江太守陆康要求借粮三万斛（斛是东汉时的一种量器，一斛为十斗，根据现在出土的东汉斛具量算，一斛容积约二十升）。庐江是扬州的一郡，不过太守陆康根本就不承认袁术是扬州的土霸主，对借粮一事，想都不想便一口回绝。袁术气得直吹胡子，便派孙策前去攻打庐江。临行前，袁术忽悠说：“以前我错用陈纪为九江太守，十分后悔。如果你能打败陆康，庐州郡就归你了。”

孙策急于建立自己的地盘，听袁术这么承诺，打起仗来劲头十足。在孙策的猛攻下，陆康终于抵挡不住，弃城而逃。可事实证明，袁术就是个无赖罢了。得到庐江后，他把自己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派亲信刘勋去当太守。孙策白白给人干了苦力。

袁术非但是不讲信用，简直是卑鄙。他不仅借孙策之力轻松取得庐江郡，还顺便挑拨了孙氏与扬州刺史刘繇的关系。可谓是一石二鸟。

刘繇与孙氏关系原本不错，他能在曲阿站稳脚跟，是得力于吴景、孙贲的支持。不过，孙策攻取庐江郡后，刘繇坐卧不安，担心自己将成为孙策下一个鲸吞蚕食的目标。考虑到吴景是孙策的舅舅，孙贲是孙策的堂兄，刘繇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动用武力把吴景、孙贲逐出曲阿城。

吴景、孙贲被迫撤到历阳，刘繇派部将樊能、于麋驻兵于横江，张英屯兵于当利，监视吴景与孙贲的一举一动。

袁术则趁机以部将惠衢为扬州刺史，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会同都尉孙贲，进攻樊能、张英。这样，扬州也出现两个刺史，双方互相攻击，陷入内战。

横扫江东：得民心才是立足之本

吴景、孙贲与樊能、张英的部队相持一年多，互有胜负。

此时的孙策却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他还太年轻，以致在混乱时局里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幸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给他指了条明路。这个人名叫朱治，曾是孙坚的部下，他认为袁术并非雄才伟略之人，也没什么道德修养。他对孙策说：“袁术这个人靠不住，不如返回家乡，夺取江东。”

言外之意，何必要倚靠袁术呢？靠自己打出一片新天地，岂不快哉。

被袁术接连忽悠后，孙策对这个土霸王失去了信心，朱治的话令他眼前一亮，以孙氏在江东的影响力，何愁不能成就大业呢？所谓江东，就是长江以东，长江流经安徽后，流向呈“西南—东北”走向，江东之地，大体上就是古代吴越之地，包括吴郡、会稽、丹阳几个郡。

孙策决心已定，便去对袁术说：“我家族在江东有些影响力，我愿前往助舅舅吴景讨平横江。只要攻取横江，便可返回吴郡招兵买马，到时募兵三万，可以辅佐使君平定天下。”

袁术是只老狐狸，岂能看不出孙策打的小算盘。他两度忽悠孙策，情知这个小子对自己深怀不满，想单飞了。要不要放孙策走呢？袁术一合计，吴郡有扬州刺史刘繇，会稽郡有太守王朗，孙策手下只有区区一千多人，就算去了，也成不了大事。既然如此，还不如放他回去，省得怨气太重。

就这样，孙策带着一千余人与数十骑出发，前往与舅舅吴景会合。袁术还是小看孙策了，他一边行军，一边招兵买马，一路上队伍增加到五千人。抵达历阳后，孙策写了一封信，快马送到好朋友周瑜手中，邀请周瑜与自己并肩作战，联手开拓伟大的事业。

孙策之所以第一时间想到周瑜，不仅仅是因为过去的友谊，更因为周瑜的才华横溢。孙策后来评价他是“英隽异才”，孙权则称他“胆略兼人”，刘备赞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周瑜的确非同寻常。

周瑜的伯父周尚是丹阳太守，周瑜到丹阳去见伯父，正好接到孙策来信，遂领一队人马前往相迎，并带去了孙策急需的粮食物资。孙策见到周瑜，大喜道：“有你相助，定能马到成功。”

此时孙策与周瑜都还不满二十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正是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孙策得到周瑜相助，大举进攻横江、当利，连连击破刘繇的部将樊能、张英等。一年来的相持局面迅速被打破，孙策挥师渡过长江，兵锋所至，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孙策横扫江东，百姓最初是很害怕的。虽说孙氏家族名望很高，但谁也不知道孙策究竟是个好小子还是坏小子，是救世主还是混世魔王。百姓尚且战战兢兢，江东官吏更不用说了，纷纷躲到深山老林去了。

别看孙策还只是毛头小子，他是有志向的，想干大事。想干大事，就必须得到父老乡亲的支持，否则怎么立足江东，又怎么招兵买马呢？孙策比起刚出道时要成熟许多，他严令军队禁止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连乡亲们的鸡呀、狗呀、菜呀都不能抢，违令者严惩不贷。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约下，战士们秋毫无犯，表现出子弟兵本色，百姓见状，担忧与恐惧烟消云散，大家纷纷宰牛送酒，犒劳军队。

孙策所过之处，民心归附，除了军队秋毫无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可以说，孙策是极富人格魅力的人。

首先他的形象不错，《三国志》形容他“为人美姿颜”，江东百姓称他为“孙郎”。郎本是指少年男子，在汉魏时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就是指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像周瑜就被称为“周郎”，而像张飞这样目如铜铃的粗人，就不好称为“张郎”了；其次，他有幽默感，为人风趣，史书说他“能笑语”；其三，他心胸宽广，从善如流，这点从他向张纮求教、听从朱治建议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其四，他善于用人，其麾下许多将领，后来都成为东吴名将，比如周瑜、黄盖、程普、吕蒙、韩当等。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人物，孙策可谓是人中之杰矣。正是这种非凡的人格魅力以及正义之师的光辉形象，令江东百姓及士人对孙策十分拥护，尽心效力。赢得民心，是孙策得以立足江东的根本。

不过，刘繇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刘繇毕竟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扬州刺史，得到了一些郡县长官的支持。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zé）融共同尊刘繇为盟主，联合起来对抗孙策。

彭城与下邳都是隶属徐州，怎么跑来蹚这浑水呢？

说起下邳相笮融，他倒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名人。提起佛教，我们总是想起慈悲为怀，可是笮融就是披着袈裟的恶狼。笮融与其说是信仰佛教，不如说他企图通过某种神力的庇佑，让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表面上看，他十分虔诚，修寺庙、建佛塔、造佛像，搞得轰轰烈烈。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命令下邳的百姓都得诵读佛经，还从其他郡招来五千多名信徒。每当佛祖生日，还要搞盛大的浴佛会，耗费的钱财数以亿计。

徐州刺史陶谦也被这个家伙给蒙骗了，还以为他一心向佛，自然是公正无私，遂令他负责监督下邳、彭城、广陵三郡的粮运。岂料笮融利用此机会，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后来曹操与陶谦战争爆发，笮融一看大事不妙，遂逃往徐州南部的广陵郡，投奔广陵太守赵昱。赵昱对他好生款待，怎知他贪图财物，居然趁赵昱喝醉酒时，把赵昱一刀结果了，纵兵大掠。当时身为彭城相的薛礼因与陶谦不合，率部撤到长江南岸秣陵，笮融把广陵洗劫一空后，也渡江投奔薛礼。如今江东混战，笮融与薛礼便跟随刘繇，共同抗击孙策。

刘繇连连兵败后，在牛渚设下一道防线，但很快被孙策所攻破，粮食与武器损失殆尽。紧接着，孙策兵锋直指秣陵城。此时薛礼屯兵于秣陵，笮融则屯兵于城南，未能阻止孙策的攻势。

孙策果然是江东之虎，越战越勇，打败薛礼、笮融后，又在梅陵之战中大破刘繇军，连下湖熟、江乘等地，一直打到刘繇的大本营曲阿。

正当刘繇焦头烂额之时，他的同乡太史慈来看望他，这让曲阿将领大为振奋，有人便建议刘繇，以太史慈为大将，定能力挽狂澜。

这个太史慈又是何方神圣？

太史慈与刘繇都是青州东莱郡人，比刘繇小十岁。他从小便十分好学，深受时代思想的影响。我们在读三国史时要注意一点，三国历史之所以伟大，在于人物之伟大，而三国人物之伟大，又与东汉之思想潮流有直接的关系。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名节的朝代，史学家司马光曾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说：“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汉末三国的英雄名士，在修养品格上，大多都有过人之处。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曾说过一句十分贴切的话：“三国当汉、魏之际，英雄虎争，一时豪杰志义之士磊磊落落，皆非后人所能冀。”在这些英雄人物中，他特别强调：“太史慈尤为可称。”

自青年时代始，太史慈便表现出卓尔不凡的品格，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史书记录勾勒出他的画像：气勇胆烈，志经道义，贵重然诺，一旦许诺之事，即便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

北海孔融也是名重天下的名士，他对太史慈十分仰慕。当时太史慈因为一些事触怒州府，不得不远走辽东避难，孔融与太史慈虽未曾谋面，却时不时派人前去照料太史慈的母亲。后来孔融在都昌被黄巾军所围，危在旦夕。太史慈正好从辽东返回家乡，母亲就对他说：“你跟孔北海没见过面，但他一直很照顾我，如今有难，你应该去帮他。”

太史慈只在家待了三天，就动身赶往都昌，趁着黑夜溜进城去。见到孔融后，他请求带兵出城杀敌，孔融见敌众我寡，没敢让他去，只是坐等援军。等了几天，鬼影也没见着，这时黄巾军已经把都昌城围得水泄不通。孔融想向平原相刘备求助，但敌垒森严，根本就出不了城。

这时太史慈又自告奋勇出城搬救兵，孔融面有忧色道：“你虽勇气可嘉，但这也太冒险了。”太史慈说：“家母让我前来帮助您，就是认为我还有用得着的地方，现在局势非常危急，您就别犹豫了。”孔融想想别无良策，只得应允。

要突出重围，谈何容易？

太史慈想了一个主意。天色刚亮，他便带着弓箭，跨上战马，打开城门出城了，后面还跟着两个骑兵，每个人手上拿着一个箭靶子。黄巾军一看敌人出城了，赶紧动员起来备战。岂料太史慈却若无其事地让那两名骑兵把箭靶子插在地上，然后练习射靶子。射完后，拍拍马回城了。黄巾军一看，原来这位仁兄一大早起来早锻炼呢，真有闲情逸致，于是各自回营去了。

在接下来几天，太史慈天天一大早到城外练习射箭，射完就回城。黄巾军也习以为常，见他出城，就懒得理会。太史慈见敌人已经不再戒备，便在某天出城后，突然扬鞭策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竟从敌人兵营中冲出一条路，杀出重围。黄巾军紧急拦截，冲在前面的人都被太史慈射倒，最后谁也没敢追。

单枪匹马踏敌营，太史慈果然胆力绝伦。

到了平原郡，太史慈拜见刘备，说道：“我乃东莱一鄙夫，与孔北海非亲非故，只是志趣相投，所以同甘苦共患难。如今北海被围，孤立无援，危在旦夕。您有仁义之美名，能救人之急，北海先生对您十分仰慕，特派我冒白刃突重围，万死一生前来求援，请您定要出手相援。”

刘备听罢，不禁对太史慈肃然起敬，同时又有几分沾沾自喜地说：“名满天下的孔北海居然还知道世上有刘备这个人。”他派出三千精兵，与太史慈解了都昌之围。

太史慈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美名就此远扬。

都昌解围后，太史慈又回到老家。在其同乡中，太史慈比较仰慕刘繇。据史书说，刘繇与哥哥刘岱都“有隽才”，《三国志》称他“藻厉名行”，在修养这方面是不错的，同时也指出打打杀杀并非其所长。当时刘繇已去了扬州，太史慈决定前往拜会他。然而这个时候，刘繇却被孙策打得落花流水，老巢曲阿岌岌可危。

太史慈抵达曲阿，对刘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当部将提议让太史慈领军出战时，刘繇却拒绝了。他并非出于嫉妒，而是出于面子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我如果用太史慈为将，许劭不是要笑话我吗？”

许劭就是搞“月旦评”的那位时尚界权威，专门品评士人，混这碗饭吃的。刘繇这话语焉不详，有点不好理解。或许他觉得自己是堂堂朝廷刺史，有兵有权，却要靠一个外人帮助，若是传到许劭那儿，未免受轻视。倘若这是他的想法，那确实太刻板，既然不能不拘一格用人才，想在群雄逐鹿的舞台混下去是不可能了，出局是必然的。

刘繇没让太史慈当大将领兵出战，只给他一个小任务：前去侦察孙策的兵营动向。太史慈带上一个小喽啰就出发了，不想竟在一个名为神亭的地方遇到了孙策。当时孙策带着十三骑，人数虽然不多，却都是骁勇战将，包括韩当、黄盖等，都是孙坚的老部下。

虽然对方人多势众，太史慈却毫无惧意，照样策马向前，与孙策迎头相向。孙策举枪往太史慈的坐骑便是一枪，太史慈闪过这一枪，孙策趁势伸手一抄，把太史慈背着的手戟夺过来。就在电光火石一刻，太史慈也伸手一抄，把孙策的头盔给扯了下来。两人都没受伤，一个夺得手戟，一个夺得头盔，半斤对八两，互不吃亏，心里却都暗暗称奇，佩服对方的武功。就在这时，两边的人马各自赶来，两人也不纠缠，各自带着战利品回去了。

孙策知道遇到劲敌了，所幸刘繇出于爱面子，并不任命太史慈为大将。不过刘繇手下那些兵将，着实没什么才能，根本没法顶得住孙策的进攻。一战下来，刘繇军队大败，被迫放弃曲阿，退守丹徒。

孙策没费多大劲就夺取曲阿，其父孙坚便是埋葬于此，故而此战胜利意义非凡。此时的孙策非但是个杰出的统帅，在政治上也越趋成熟。他进入曲阿后，马上发布命令，告谕各县：“凡是刘繇、笮融等部众前来自首归降的，一概既往不咎。愿意参军的，一人当兵，免除全家赋税；不想参军的也不会勉强。”

这年头，当兵是条活路，一人当兵，家里其他人可以耕田种地不用交税，何乐而不为呢？命令发布不到十天的工夫，应募者络绎不绝，总计招募了两万多人，还得到一千多匹战马。孙策的兵力一下就膨胀起来，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威震江东。

自孙策挺进江东后，一路势如破竹，势力如滚雪球般壮大。有一个人寝食难安，此人就是袁术。

他本不应该轻易放虎归山。

因为孙策一旦羽翼丰满，必振翅高飞，岂会受制于人呢？

后悔亦无济于事，这时袁术能做的，只是重施故技，表荐孙策为殄寇将军。当年袁术就是采用这种手段拉拢孙坚为自己所用的，只是彼一时，此一时，情形已大为不同。孙坚是远离巢穴作战，故而需要袁术的支持；而孙策则是在老家拓展，如鱼得水。

从东征初的一千多人马，到现在的数万人马，孙策的兵力如同高速成长股，一年之内暴涨数十倍。人多固然力量大，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新兵太多，军队的纪律明显下降了。孙策的部将吕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对孙策说：“如今将军的事业越做越大，兵士也越来越多，但是军队纪律还有不完善之处，我愿暂领都督一职，帮助将军整饬军纪。”

看到“都督”这个词，很多人会想到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或军区主帅这种很大的官，其实在东汉，都督有两种含义，一为持节都督，这就是军政大员；一为帐下都督，相当于军队的监督官，一般由偏将、裨将或校尉担任。在孙策军中，吕范是一名高级将领，以高就低，他这是干吗呢？

孙策不解地问：“您是士大夫，又是高级将领，战功卓著，怎么可以委屈您担任小官职去管理军中琐碎之事呢？”

在孙策麾下将领中，吕范是比较特殊的一人。他本是汝南郡的一名小公务员，相貌堂堂，爱上当地富翁刘公的女儿，前往求亲。刘母对女婿的要求是高富帅，吕范又高又帅，但是比较穷，不合刘母心意。倒是刘公有点相人的本事，他对刘母说：“你看吕范像是一个贫穷的人吗？”找女婿，得找潜力股才行。最后吕范如愿以偿地娶到心仪的刘小妹。不知道是不是获得刘家的巨额嫁妆，吕范结婚后，开始发达了。史书说他“好奢”，出手阔绰大方，故而收罗了一大帮门客，有百余人。后来吕范因避难迁居寿春，并结识了孙策。

当时孙策刚到寿春，并没有什么势力，吕范颇有眼光，认为这年轻人不简单，定能成大器，便把手下百余门客交给孙策使唤，自己也经常出谋划策。后来曹操大举进攻陶谦，徐州岌岌可危，孙策担心母亲与弟妹们的安全，打算把他们从徐州江都接回。吕范自告奋勇前往，他带一帮门客到徐州后，被误认是袁术派来的奸细，遭悬赏通缉。尽管如此，吕范还是冒险把孙策的母亲弟妹安全带回来，安顿在吴景家中。这件事，大大拉近了孙策与吕范的关系，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家人。

后来吕范追随孙策参加庐州之战以及东征的一系列战斗，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孙策收编刘繇、笮融等人的军队后，增拨两千士兵及五十匹马给吕范。吕范相当于是纵队司令员，却主动要求担任职位低得多的帐下都督，孙策当然是一脸的困惑不解。

吕范的回答不同凡响，耐人寻味：“您这样说不对。我远离家乡追随将军，不光是为了妻子儿女，也是为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现在我们同坐在一条船上，倘若稍有一事疏忽，大家都得完蛋。我这样做，是为自己打算，不光是为了将军。”

这个回答既不谄媚，又彰显了自己的理想以及甘为螺丝钉的优秀品格。听了吕范这番话，孙策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吕范赴任后，打点军中上上下下的杂事，整饬军纪，在他的努力下，“军中肃睦，威禁大行”。

孙策崛起的天时、地利、人和

孙策之所以能在江东崛起，可以归结于三方面原因：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说说天时。

东方诸州中，扬州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朝廷还有少许控制力的大州之一，刘繇便是朝廷委派的扬州刺史。但是朝廷对扬州的控制力又非常有限，袁术霸占了扬州北部，朝廷无法给刘繇提供什么实际上的帮助。邻近的徐州正遭到曹操的严重威胁，更不可能染指扬州战事。因此，刘繇几乎得不到任何外部援助，孙策在此时发动东征，时机十分有利。

其次是地利。

孙策本来就是江东人氏，其家族亦算得上豪门。父亲孙坚威名尚在，舅舅吴景、堂兄孙贲都有兵权，势力不可低估。起兵之初，孙策制订的“收吴会之兵”的战略，正是充分利用地利之优势。反观对手，刘繇是青州人，笮融、薛礼都来自徐州，江东民众不能不对他们抱有警惕之心。

其三是人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人和体现在两点。一是孙策入江东后，只打击刘繇势力，对江东百姓秋毫无犯，体现出爱民本色，自然得到江东父老的支持。二是孙策治军有方。他的部将有一部分来自父亲旧部，另一部分来自好友以及前来投奔的名士，比如周瑜、吕范、张昭等。这么多人愿意跟随孙策，乃是折服于其非凡的人格魅力，这位英明神武的年轻统帅有极强的领导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孙策周围便聚集了一群出色的武将、谋臣，皆为一时之才俊。三国群雄逐鹿的历史，便是一部人才史，谁更能吸引人才前来，谁就能笑到最后。

孙策的谋士群，主要有张纮、张昭、秦松、陈端等人，其中以张昭最为重要。这几个人都来自徐州，徐州几乎成为江东的人才基地。

张昭博学多才，能写一手好书法，年轻时追随名师学习《左氏春秋》。东汉极为推崇儒学，能通晓一经，就不怕混不到饭吃。张昭成名比较早，与赵昱、王朗等人是好朋友，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徐州刺史陶谦听说张昭颇有才气，有意提拔他，岂料张昭竟拒绝了。陶谦见张昭不识抬举，一怒之下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好友赵昱出手相救，张昭方才逃过一劫。

曹操与陶谦之间的战争爆发后，徐州残破，士人平民大量涌入扬州。张昭到扬州后被孙策收为己用，拜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张昭比孙策年长九岁，学问又高，孙策对他极为尊敬，以师友之礼待之，并把军政之事交给他管理。曾经在江都点拨过孙策并照顾其母亲弟妹的张纮也渡江而来，与张昭一起，成为孙策的左膀右臂。每当孙策带兵打仗，必定让张昭与张纮分工行事，一人跟着他出征，一人留守大本营。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孙策的胸襟。

张昭成名早，在士林中知名度颇高，一些朋友大肆吹捧，认为江东政绩统统归功于他。若换成小肚鸡肠的袁术，听罢一定不爽快，有功劳首先得归功于领导，怎么能对领导只字不提呢？孙策却表现得十分大度，他这样说：“管仲在齐国当宰相时，齐桓公尊称他为仲父，这件事也交给仲父，那件事也交给仲父，结果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如今张昭广布贤德，我能用他，他的功名不就是我的功名吗？”

这一番话，既可以看出孙策的胸襟，也可以看出他的霸者气象。师法当师法齐桓公，在乱世中开拓出一代霸业，永垂青史，彪炳千秋。年轻的孙策胸中燃烧着英雄之烈焰，以坚毅的目光直视布满荆棘的道路，他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眼看孙策坐大，袁术心里不是滋味。

在汉末群雄中，袁术可谓是浪得虚名，他在诸侯中有几分薄面，都拜孙坚、孙策父子所赐。他尴尬地发现，没有孙氏父子，他除了耍耍阴谋之外，似乎也干不成大事。手下大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与孙坚、孙策相比呢？那帮豪杰名士为何不来归附他呢？

袁术想不通。

他也没法想通。

因为一个气量狭小之人，从不会自认为气量狭小，而只会怪罪于别人。

袁术发现，自己任命的丹阳太守周尚及其侄周瑜，都胳膊肘外拐，一直帮着孙策，帮他筹集粮饷，提供后勤保障。试问这扬州地盘，究竟是姓袁的呢，还是姓孙的呢？袁术把周尚、周瑜召回寿春，改派堂弟袁胤担任丹阳太守，用意很明显，就是抑制并监视孙策。

话说扬州刺史刘繇在曲阿被孙策打得大败后，打算逃往会稽郡。这时有人出来阻止，此人正是汉末时尚界的风云人物许劭。

平心而论，许劭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评断人事是有些功力的，否则也不可能成为权威人物。汉末大乱后，许劭明哲保身，跑到徐州避难。陶谦对这位大师相当仰慕，以礼相待，可是许劭一眼看穿陶谦不过就是附庸风雅，并非真正尊重士人君子。这点可以从张昭因拒绝陶谦提拔而被投入狱中得到印证。说白了，陶谦只是好虚名罢了。看清这点后，许劭便南渡投奔刘繇，被奉为上宾。

许劭对刘繇说：“会稽殷实富裕，肯定是孙策的下一个目标，且靠近海边，没有后援，切不可去。依我之见，不如前往豫章郡。豫章北连豫州，西接荆州，只要安抚吏民，遣使入朝进贡，与兖州曹操相联络，袁术就没办法了。袁术只不过是豺狼之辈，撑不了多久。您是受命于朝廷，曹操、刘表一定会出手相救的。”

在许劭看来，曹操、刘表都曾向朝廷进贡以表忠心，肯定不会坐视袁术灭了刘繇。刘繇向来把许劭奉为神明，当初因怕他嘲笑，愣是不用太史慈，如今许劭说这通话，他言听计从，便撤向豫章。

豫章也是一块是非之地，也有两个太守。一个是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一个是袁术任命的豫章太守诸葛玄。大家对诸葛玄这个名字恐怕不太熟悉，但说到他的侄子就无人不知了，诸葛玄的侄子便是名垂千古的诸葛亮。

刘繇退入豫章后，以扬州刺史的身份，命令朱皓发兵攻打诸葛玄。为了打败诸葛玄，刘繇又派人与笮融取得联系，令他兵下豫章，协助朱皓作战。

伪佛教徒笮融是个十足的无耻小人，以前投靠广陵太守赵昱（张昭的好友），便杀了赵昱；后来渡江投靠薛礼，又把薛礼给杀了。如今刘繇要笮融协助朱皓，许劭不无担心地说：“笮融是个没名节信义之人，朱皓却待人真诚，容易相信人，应该警告他要防着笮融。”

果然不出许劭所料，笮融到豫章后，便设计杀死朱皓，自己独霸一方。这可把刘繇给气坏了，转而攻打笮融。笮融既信佛教，当知恶有恶报，报应如期而至。他被打败后逃到深山老林，被当地百姓杀死。

朱皓死后，朝廷又派华歆为豫章太守，继续与袁术对峙。

袁术虽然行军打仗水平一般，但在收编军队上有点本事。他军队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招募来的部队，有孙坚旧部，有黑山军，还有南匈奴人。为了与刘繇、华歆对抗，他又想方设法把汝南、颍川的黄巾军拉拢到自己一方。

在汉末群雄中，袁术有一点比较古怪，他从来不称刺史或州牧，只是别出心裁地自封一个“徐州伯”。在别人为刺史、州牧的头衔争得头破血流之时，他却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袁术内心深处，一直做着一个帝王梦，刺史州牧这种头衔对他来说简直是不足称道，他的理想，大则称帝，小则称霸。

论实力，袁术在诸侯中只能算中等，在荆州南阳时被刘表赶走了，到兖州被曹操赶走了，只是靠孙坚、孙策父子的出色表现，才在诸侯中有点薄面。

我们不禁要问，袁术凭什么想称帝呢？

凭一句流传很久、同时也流传很广的谶（chèn）言。

这句谶言是：“代汉者当涂高。”据说出自谶书《春秋谶》。所谓的谶言就是预言，在汉代，特别是东汉，谶纬之术大为流行。在《太平御览》一书中，记有汉武帝说的一段话：“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春秋谶》是这样写的：“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也。”

可见“代汉者当涂高”这句预言，在汉代时已广为流传。袁术是个相当迷信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名字与预言暗合。涂，通“途”，袁术的字是“公路”，“路”与“途”字意思相同。不仅如此，袁术还在家谱学与五行学中找到印证，袁氏的先祖出自春秋时代的陈国，据说陈国是舜的后裔，而舜在五行中属土德，汉则属火德。根据五行理论，火生土，也就是火德之后便是土德。袁术殚精竭虑地寻找种种理论，就是想证明自己注定要当皇帝取代汉室。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令袁术相信他是真命天子。

袁术得到一个确切的信息：当年孙坚攻克开封，得到皇帝匆匆西撤时失落的传国玉玺。

这个消息令袁术大为振奋。

玉玺在哪里呢？据可靠情报，就在孙坚的妻子、孙策的母亲吴氏手中。袁术马上派人把吴氏抓起来，采取威胁的手段，强迫她交出传国玉玺。得到玉玺后的袁术得意忘形，马上把部下召集过来，商议称帝事宜。部下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称帝意味着什么呢？谋反！那可是诛家灭族之大罪，谁敢附和呢？

主簿阎象鼓足勇气说：“以前岐周从后稷一直传到周文王，累积无量功德，占据天下三分之二地盘，却仍臣服于殷商。您虽世代显赫，仍不如当年岐周兴盛，汉室虽然衰微，也没有商纣的暴行。”言下之意，以周文王盖世才华，在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不敢贸然称王，你袁术才多大一块地盘，却迫不及待要称尊，岂非天方夜谭吗？

袁术听完后，半晌说不出话。

但袁术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既然得不到内部人的支持，他便寻求外部人的帮助。当时扬州有个著名的隐士名为张范，袁术想招他入幕府以商量称帝之事。张范有自知之明，不肯前去，又怕得罪袁大人，便让弟弟张承前往寿春以示歉意。袁术见张范没来，不免有几分失望，转而问张承：“我所据有的土地广阔，士民众多，想效法齐桓公、汉高祖成就一代伟业，你觉得如何？”

齐桓公是霸主，汉高祖是开国皇帝，袁术不是想称帝就是想称霸主。张承回答道：“关键在于德行，而不在于武力。倘若以德行顺应天下人之愿望，就算只有少量的资本也可以成就霸王伟业。如果只是想僭位夺权，违背天意，不免被人唾弃，岂能长久兴盛呢？”

又是当头一棒，敲得袁术眼冒金星。

如果说部将与张承只是给了袁术一记闷棍，孙策无疑是捅了他一刀。

先前袁术不惜绑架孙策母亲以得到传国玉玺，如今又传出称帝的丑闻，孙策的怒火如火山一般喷发了。孙策少年起兵，就是为继承父亲之遗志，父亲为了国家朝廷，与董老贼浴血奋战，是何等忠义的英雄。董老贼尚且不敢妄称皇帝，袁术居然想捷足先登，是可忍，孰不可忍。

孙策奋笔疾书，给袁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

“成汤讨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周武王讨伐商纣时说‘殷有重罚’，此二人都是旷世明君，假使桀、纣没有失道，也没有理由夺取他们的天下。如今皇上并没有过错，只是因为年幼被奸臣胁迫，这与桀、纣无道不可同日而语。董卓贪淫骄暴，都没敢自立为帝，即使这样，天下人对他也已是深恶痛绝，何况您要做的比董卓还过分！我听说幼主明智聪敏，虽然未能恩泽天下，但四海英雄无不归心。您的家族五代承蒙恩宠，没有哪个家族可以相比，更应该效忠守节，以报答王室。时人多被图谶之言所迷惑，牵强附会，只顾讨主子欢心，毫不顾及是非成败，这种鬼话，怎么能听呢？称帝这种事，自古以来都是慎之又慎，岂能不深思熟虑呢？都说‘忠言逆耳，驳议致憎’，倘若这一番话能对您有所裨益，就算会招致您的不满，我也一定要说。”

这封信，虽然文笔还算恭敬，但态度极其强硬。

阎象、张承等人的反对是软弱的，无非是讲事实、摆道理，不敢明目张胆大加挞伐。孙策则不然，他已经羽翼丰满，不怕得罪袁术。在这封信里，孙策直斥袁术的所作所为比董卓还要荒唐，比董卓还不仁不义，不忠不节。

这封信交到袁术手中，他读后如被刀扎，受伤了，病倒了。

他不能不沮丧，不能不病倒。

袁术虽然一直担心孙策心有异志，想跳槽单飞，但自恃一旦称帝，便可笼络孙策。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当年袁术凭一张空头支票，写上“豫章太守”四字，就把孙坚招至麾下。如今若当皇帝，就可以给孙策更大的官职、更高的爵位，孙策岂有不支持的道理？

可是他错了。

孙坚父子，在效忠朝廷这个大义上，别无二致。当年孙坚屈尊于袁术之下，无非为了国家利益。现在袁术欲称帝，可谓是大逆不道之事，以忠义自命的孙策焉有答应之理？再说了，孙策本来就雄心壮志，投奔袁术只是权宜之计，如今收回父亲旧部，开拓江东，本意就在振翅单飞，正好借着袁术称帝之事，与他一刀两断，岂不快哉！

这一纸书信，如同一颗炸弹，把袁术的算盘炸坏了，把袁术的脑袋炸晕了，所以袁术心火上攻病倒了。

从那之后，孙策与袁术决裂。

与此同时，孙策对江东残余力量发动猛烈的攻势。

丹阳都尉朱治是第一个向孙策建议攻略江东的人，他率军进攻吴郡太守许贡，许贡落荒而逃，前去投靠山贼严白虎。严白虎拥众万余人，在吴郡许多地方都修有山寨，实力不可小觑。

对孙策来说，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先扫荡严白虎，肃清吴郡全境；其二是挥师南下，直捣会稽郡，实现占据江东的战略。

哪个方案更好呢？

部将们力主先扫灭严白虎，以绝后顾之忧。孙策力排众议道：“严白虎不过是个山贼强盗，胸无大志，不难对付。应该先攻打会稽。”于是大军渡过浙水，直扑会稽。

会稽太守王朗是汉末著名的经学家，学富五车，年轻时与张昭、赵昱是好朋友。倘若是和平年代，三人可以时常饮酒品茶，切磋学问，此亦人生一大快事。可惜命运无常，时局混乱，三位好友的命运也随时局而浮沉。赵昱被伪佛教徒笮融所杀，张昭成为孙策的部属，而王朗则是会稽太守，与好友张昭成了敌人。

王朗任会稽太守四年，做了不少好事，是个不错的官，得到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当时会稽有个风俗，祭祀大禹王与秦始皇，把两人放在同一庙里。大禹王死于会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巡游会稽，排场很大，项羽就是在这里见到秦始皇并喊了一声“彼可取而代之”。王朗出任会稽太守后，觉得这个风俗甚为荒唐，秦始皇乃是一介暴君，怎么配被百姓祭祀？于是把他的神像搬出大庙，只祭祀大禹。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王朗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不过能治理一个郡是一回事，能打仗是另一回事。

此时扬州刺史刘繇退走豫章，孙策占据吴郡，形势对王朗十分不利。会稽功曹虞翻建议道：“孙策善于用兵，不如先避敌兵锋。”王朗向来清高，对这种意见当然嗤之以鼻，不予理会，遂发兵屯守固陵，与孙策相持。

孙策对固陵发动多次进攻，因王朗婴城固守，一时间难以攻下。孙策的叔父孙静想出一条计谋，他说：“从这里向南数十里便是查渎，只要攻取查渎，断了王朗的后路，固陵便可攻下。这就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策采纳其计，留下一小部分兵力，点燃许多火把作为疑兵，营造主力尚在固陵城下的假象。自己则率大部队南下，突袭查渎，攻破高迁屯。

王朗得悉后路被抄截，大惊失色，急派部将周昕率兵阻击孙策。孙策越战越勇，阵斩周昕。事到如今，王朗只得弃城而走，虞翻率一支卫兵随行，乘船走海道逃到东冶。孙策穷追不舍，追上王朗，全歼其军，王朗被迫向孙策投降。

张昭与王朗本是好友，他劝王朗为孙策效力。王朗总算是条硬汉子，他表示，当俘虏可以，但自己只效忠于朝廷，绝不背叛信念。孙策再现宽广胸襟，一来王朗在会稽名声不错，二来又是张昭的好友，故而对他敬重有加，不予加害。后来王朗回归朝廷，在曹魏立国后成为一代重臣，这是后话，此处暂不表。

夺取会稽后，孙策自领会稽太守。至此，孙策基本完成扫荡江东的战略，成为帝国东南一支不可忽视的军阀武装。

就在孙策占据会稽的同一个月，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全面把持朝廷，占据政治主动权与战略制高点。自此，三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曹操是如何抓住这千古一遇的机会的呢？

六
曹操的机遇

群魔乱舞：乱哄哄的朝廷

事情还要从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说起。

董卓死后，汉献帝依然没有摆脱傀儡的命运。董卓旧将李傕、郭汜等人攻陷长安，杀死司徒王允等人，控制了朝政。他们拥有“开府仪同三公”的特权，虽不在“三公”之列，却等同于“三公”。至于朝廷“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完全被边缘化了。

起初，李傕、郭汜等人煞有介事地任用赵谦为司徒，马日磾为太傅，皇甫嵩为太尉。没过多久，赵谦与皇甫嵩都被撤职，马日磾则持节前往安抚关东。朝中“三公”又换了一批人，淳于嘉为司徒，杨彪为司空，周忠为太尉。之后几年，“三公”又换了几批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三公”原本是汉代职权最重的朝廷大臣，如今形同虚设，真正把持朝政的都是凉州将领。

凉州将领们纷纷粉墨登场。李傕为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封池侯；郭汜为后将军，封美阳侯；樊稠为右将军，封万年侯；张济为骠骑将军，封平阳侯。这四人成为后董卓时代朝廷的四大巨头，其中张济出镇弘农，没在京城任职，李傕、郭汜、樊稠三人主持朝政。

这几个人，无论在名望上或能力上，都与董卓无法相比，朝廷自然是乱哄哄一片。

倘若此时关东群雄联手西进，要推翻董卓余部，简直是轻而易举之事。只是关东诸雄有几个还挂念着皇帝呢？他们只是忙着为抢地盘而大打出手。即便如曹操、刘表、陶谦等人假惺惺地做出朝贡的样子，只不过是想捞取些政治资本罢了。正因为如此，李傕、郭汜这一帮人才得以苟且偷安。

随着小皇帝一天天长大，有关部门提出应该选立皇后。没想到这么一说，汉献帝的眼泪竟然“哗啦啦”地掉下来，他哽咽道：“我母亲的安葬地尚未定，怎么忍心说后宫的事呢？”大家一听，顿时傻了眼，谁都没把皇帝当回事，这件大事竟然没人提起过。汉献帝平常也不敢提，只是借此机会才斗胆说出。于是朝廷“三公”奏请把汉献帝生母王美人迁葬于汉灵帝墓，才算了结皇帝心事，汉献帝处境之窝囊令人唏嘘。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提关西的另一支势力，便是占据凉州叛乱的韩遂、马腾。

自皇甫嵩西征，凉州叛乱集团内部又起内讧，韩遂与马腾争权夺利，势力大衰。董卓迁都长安后，打算招抚韩遂与马腾，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剿平关东义军。在董卓的利诱下，韩遂与马腾同意了，率着兵马开赴长安。不想他们刚到长安，就发生董卓被杀之事。李傕、郭汜没有董卓的能耐，担心不能控制韩遂、马腾，不敢让他们的军队入城，只抛给他们一些官衔。韩遂成了镇西将军，屯金城；马腾成了征西将军，屯郿县。本来董卓要他俩去征东，结果一个成镇西将军，一个成征西将军，这也算小小的嘲讽吧。

请神容易送神难。

既然来了，总得捞点好处。马腾要求李傕帮他办点私事，李傕只是和稀泥，并没有当回事。马腾大怒，发兵要攻打李傕。

一时间，长安的形势陡然变得紧张。

汉献帝亲自充当调停人，派使者前往劝说马腾。马腾完全不给皇帝面子，拒绝接受调解。这时韩遂从金城赶来，本想充当和事佬，息事宁人。马腾添油加醋地说了李傕的坏话，韩遂义愤填膺，于是改变立场，与马腾联手对付李傕。

就在李傕与马腾、韩遂剑拔弩张时，朝中有一股势力在暗流涌动。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等人早已对李傕不满，便暗中与马腾联系，只要大军开至长安，他们就举事，里应外合，诛杀李傕。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种邵等人的阴谋竟然败露了。

当马腾、韩遂杀到长安城下，城门是打开了，出来的人却不是种邵等人，而是严阵以待的郭汜、樊稠。这跟预定的计划完全不同，马腾、韩遂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郭汜的军队就掩杀过来，两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至于种邵、马宇、刘范等人，他们在阴谋败露后匆匆出逃，被郭汜的军队追上，全部遇害。

尽管打了胜仗，但李傕心里明白，马腾、韩遂实力强大，应该要拉拢而不是对抗。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宣布赦免马腾、韩遂，以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总算稳定住这两位西北枭雄。

表面上，李傕、郭汜、樊稠等几个凉州将领共同把持长安小朝廷的大权，其实这几个凉州巨头之间也是貌合神离，今天你踢我一腿，明天我踹你一脚，闹得不可开交。

第一个出局者是右将军樊稠。

朝廷讨伐马腾、韩遂时，李傕派侄子李利出战，樊稠嫌弃李利在战场上不卖力，怒斥道：“人家想要你叔父的脑袋，你这样消极避战，信不信我杀了你？”被樊稠这么一骂，李利内心窝火，想找机会报复。

马腾、韩遂败退后，樊稠一路尾随追击。韩遂冲着樊稠喊：“我们所争的并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国家大事。你我同为凉州人，临别前我有几句知心话要说给你听。”于是双方军队都往后撤，韩遂与樊稠驱马上前，面对面聊了许久，聊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最后两人握手而别。

回到长安后，李利马上向叔父李傕告状：“樊稠与韩遂在阵前聊了许久，看起来非常亲密，您要提防一点。”李傕一听，不禁满腹狐疑。在凉州将领中，樊稠以英勇善战而闻名，在士兵中威望颇高，这本来就令李傕大为猜忌。李利的告密更让他感到樊稠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决意除之而后快。

韩遂究竟跟樊稠聊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或许这只是韩遂的伎俩，目的就是让李傕起疑心，借其手除掉樊稠。

在朝廷“三巨头”中，樊稠不仅最有军事才干，也最有雄心。他不满足于蜗居长安，打算亲自率领军队出关中，扫荡关东各路割据武装。樊稠向李傕提出要求，为了平定关东，必须拨给他更多的军队。

李傕冷笑。

把军队拨给你，只怕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到时不是向东去，恐怕是要血洗长安吧。既然你急着夺兵权，老子就先下手为强。

李傕假装答应樊稠的要求，邀他前来开会。樊稠不知是计，进了门后，突然杀出一帮壮汉，刀戟并用，把他砍倒在血泊中。

樊稠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傕与郭汜，是第三把手，竟然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砍死。一时间，凉州诸将大骇，人人自危。

“三巨头”死了一个，只剩下李傕与郭汜。

应该说，郭汜对李傕还是比较信任的。李傕经常请郭汜到家里喝酒，有时喝得晚了，郭汜就住在李家，一夜不回。时间长了，有一个人心有怨言，这个人便是郭汜的老婆。老公经常不回家，这是哪门子事呢？她怀疑老公与李傕的什么婢妾有不可告人的奸情，便想办法阻止老公去李家喝酒。

有一天，李傕给郭汜送来美食，上面有豆豉。郭夫人把豆豉挑出来，硬说是毒药，还说：“一山不容二虎，我就搞不懂夫君为何那么信任李傕？”我们必须说，郭夫人的伎俩并不高明，把豆豉说成毒药，有人下毒放那么大粒的毒药吗？郭汜并没有在意，照样去李傕家喝酒。

不过，老婆的枕边风，说久了也有点用。

某日，郭汜又到李傕家中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身体非常难受。此时他突然想起老婆的话，又联想到樊稠之死，一阵惊惧掠过心头。万一李傕真的下了毒，自己岂不是死得不明不白？不行，得把吃进去的食物吐出来。为了呕吐，郭汜也是拼了，竟然喝下粪汁。好吧，不服不行，不要说喝粪汁，笔者光是写在这里都着实想吐了。

李傕究竟有没有在食物中投毒呢？这件事说不清道不明。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只是郭汜疑神疑鬼。不过，既然粪汁都喝了，郭汜才不管那么多，认定李傕要害死自己，于是发兵攻打李傕。

李傕也怒了，老子好心请你喝酒，你倒反咬一口。他不甘示弱，率部迎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

长安城又乱成一锅粥。

小皇帝只得又出来当调停人，但无济于事，双方谁也不肯罢手。不仅如此，郭汜还打起皇帝的主意，只要劫持小皇帝，就可以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不想郭汜身旁有李傕的眼线，李傕得知郭汜的图谋后，抢先一步，派侄子李暹率数千名士兵包围皇宫，强行把汉献帝带走了。

太尉杨彪怒道：“你们这样做未免也太过分了吧？”太尉是国防部长，朝廷“三公”之一，只是现在形同虚设，能做的事，只是扯扯嗓门了。

李暹冷笑道：“车骑将军早已安排好了，不劳您费心。”没办法，杨彪只得跟在皇帝的车子后面出宫，皇宫遂被李暹所占，他手下那群如狼似虎的士兵四处抢宫女，抢财物，最后放一把火烧了。

当皇帝有时还不如当草民，可怜的汉献帝又一次成了被人耍的猴子。

李傕抢先一步劫走皇帝，这可把郭汜气坏了：你劫天子，我就劫大臣。

正好皇帝派公卿大臣们前来调解，郭汜索性把他们统统扣押为人质，包括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大司农朱儁等人，朱儁戎马一生，性情刚烈，一怒之下竟然气绝身亡了。

太尉杨彪抗议说：“你们这些当臣子的，一个劫持皇帝，一个绑架公卿，谁给你们的胆量这么做？”郭汜闻言大怒，拔出刀子，准备结果杨彪的性命。杨彪狠话也说了，索性也豁出去了，大骂道：“你们都不把国家当回事，我难道还可以苟且偷生吗？”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幸好中郎将杨密站出来力谏，郭汜这把刀子才没有捅过去。

这乱七八糟的，还有个朝廷的模样吗？

皇帝和群臣的调解都无法奏效。李傕与郭汜磨刀霍霍，准备血拼一场。李傕召来强悍的羌胡骑兵数千人，把从皇宫里抢来的绫罗绸缎赐予他们，并允诺只要打败郭汜，另送上一批宫女及民女。但李傕还没行动，郭汜已率先发动进攻。

李傕在郭汜营中有线人，郭汜在李傕营中也有同党。李傕的部将、中郎将张苞暗地里与郭汜往来，约定只要郭汜发动进攻，他就在里面策应，目的是抢回皇帝，如果有可能，顺便解决李傕。

计划看上去完美无缺。

郭汜的突袭把李傕打了个措手不及。当郭军万箭齐发时，汉献帝刘协吓坏了，漫天箭雨可是不长眼的，有许多箭射到他的临时御帐。郭汜显然毫不手软，根本不顾及天子的死活，而李傕的左耳也被射伤。

可关键时刻，张苞却失手了。

按计划他应该趁乱纵火，只要兵营被烧，李傕必败无疑。可是他点的火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熊熊燃烧，而是灭掉了。他心里一慌，赶紧率部众出营投奔郭汜去了。张苞一跑，郭汜没了内应，给了李傕重整旗鼓的机会。李傕当即命部将杨奉出营迎战，力战一番后，终于击退郭汜。

经此一战，李傕觉得皇帝待在兵营里不安全，便把他迁到北坞，也就是一座小军事城堡里，门口派卫兵守卫，相当于把皇帝软禁了。得了，反正就这命，皇帝也认了，问题是你李傕总要提供足够的食物吧。李傕派人每天送两顿饭，饭菜量不足，皇帝当然可以吃得饱，但左右侍臣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

汉献帝着实看不下去了，毕竟是落难君臣，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皇帝不得不放下颜面，求李傕供应五斗大米、五具牛骨。这个要求实在够低了。不是要求饭菜，而只是大米，自己下锅；不是要求牛肉，而是牛骨，你们吃完肉，把牛骨留给我们熬汤总行吧。岂料李傕大怒道：“我早晚都送饭过去，要米做什么？”一口拒绝了。至于牛骨嘛，倒是送去了，只是全部都是腐臭的。

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向软弱的小皇帝拍案而起，想去痛骂李傕一番。侍中杨琦赶紧拦住，说道：“陛下还是忍忍吧。李傕干下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一定不会就此罢手的。听说他打算把陛下转移到池阳的黄白城，还是先忍忍吧。”言外之意，这才只是苦难的开始，以后还不知要遇到什么样的事呢，还是别惹怒李傕。

皇帝气得直咬牙，可是咬完牙也只能咬嘴唇，强忍着眼泪不吭声。

皇帝有难，臣子该挺身而出了。

挺身而出的是司徒赵温，他写了一封信给李傕，斥责他“屠陷王城”“杀戮大臣”以及绑架皇帝等罪行，并用《易经》的一句话来警告他：“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意思是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就要遭灭顶之灾。李傕看完后气坏了，这不是诅咒自己吗？他一怒拔剑，杀气毕露。若非其弟李应在一旁苦谏，司徒赵温恐怕要身首异处了。

赵温所做的努力并非全是无用功，过了几天，李傕心里琢磨，小皇帝还是有点利用价值，若是太亏待他，便会被对手抓住把柄。故而他改变做法，每次去见皇帝，总是装作毕恭毕敬的样子，尊称皇帝为“明陛下”或“明帝”，并以无辜的口吻痛陈郭汜的罪行。小皇帝自知小命捏在李傕手中，也就顺着他的意思答话，李傕自以为得到皇帝的信任，心里窃喜。

皇帝的处境稍稍改善，又着手策划调解李傕与郭汜的矛盾，派仆射皇甫郦前往斡旋。皇甫郦是前车骑将军皇甫嵩的侄子，他先去拜会郭汜，郭汜答应罢兵。接着，他又游说李傕，李傕怨恨难平，当初自己老请郭汜喝酒，却被他反咬一口，怒气不消，坚决不同意讲和，还骂道：“郭汜不过是个盗马贼罢了，怎么敢与我平起平坐，我一定要宰了他。你看我兵多将广，搞定郭汜就是小菜一碟。更何况郭汜还擅自劫持公卿为人质，这样的行径，难不成你还要帮他不成？”

真是贼喊捉贼，李傕只字不提自己绑架皇帝，只说郭汜绑架公卿。

皇甫郦耐心地劝说：“以前董卓何等强大，您是知道的。但吕布反戈一击，须臾之间，他就身首异处，可谓有勇而无谋。如今将军身为上将，荣宠不衰，郭汜劫持公卿，您却绑架皇上，究竟谁的罪行更大呢？”

李傕听了这话更生气，把皇甫郦大骂一通，逐出营外。

皇甫郦回去后，向皇帝禀告了当时的情景，说：“李傕非但不奉诏，还出言不逊！”汉献帝怕这话被人听了，赶紧打断皇甫郦，令他速速离开。皇帝的警觉是对的，李傕很快就派了一位名为王昌的武士来杀皇甫郦。但是王昌比较有正义感，知道皇甫郦正直忠心，暗地里放他一马，让他逃命去了。回去后，王昌向李傕禀告：“皇甫郦跑了，没追上。”

李傕与郭汜再一次大打出手。

战局陷于僵持状态，一连打了几个月，双方死亡人数上万。李傕的部将杨奉突然叛变，临阵倒戈，令双方的平衡局面被打破。这个时候，凉州兵团的另一名重量级将领、驻扎在弘农郡的镇东将军张济赶回长安，为双方调停。

前面说过，凉州兵团在董卓、牛辅死后，群龙无首，山头林立，最重要的将领有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张济实力稍逊，被排挤出朝廷，驻军于弘农。

李傕与郭汜交恶，张济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他此来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当和事佬，他的目的是迎汉献帝到自己的地盘弘农，到时便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

张济先拜见汉献帝，皇帝仿佛看到救世主驾临。

自从迁居长安以来，周围充满血腥的杀戮，汉献帝没有一天过上好日子，时间长了，愈发思念旧都洛阳。弘农郡的位置在长安与洛阳之间，若是东行到弘农，就有机会返回洛阳。

在张济的支持下，汉献帝又派人调解李、郭二人的争端。调停使节前后往返李、郭军营十几次，最后李傕、郭汜同意和解。和解的原因，并不在于皇帝出面斡旋，而是他们两人都担心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张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倘若他们不停战休兵，打到最后，只能被张济轻而易举地抢走胜利果实。

李傕与郭汜接受调停，约定互相交换儿子当人质。

岂料节外生枝，令来之不易的和平差点泡汤。

事情出在李傕夫人身上，当她得知要把儿子交出去当郭汜的人质，死活不肯。当人质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两方开战，人质必定要人头落地。李傕交不出人质，已是手忙脚乱，不想麾下羌胡骑兵又闹事了。先前李傕允诺把宫女送给羌胡骑兵，如今战争结束，他们便找上门，要求兑现承诺。这些羌胡人整天到软禁皇帝的北坞门口闹事，高喊道：“天子是不是在里面？李将军许诺给我们宫女，现在人在哪呢？”

羌胡人天天闹事，汉献帝胆战心惊，不知所措，自尊心更是严重受伤。他想来想去，决定请李傕麾下以谋略见长的贾诩帮忙。汉献帝派人前去对贾诩说：“您公忠体国，受到朝廷荣宠，如今羌胡聚众闹事，得想个办法解决呀。”

贾诩想了个办法，他把羌胡闹事者召来喝酒，在酒会上忽悠他们，说朝廷打算给他们封爵进赏。羌胡酋长们一想，宫女与爵位封赏相比，算得了什么呢？何况那个落魄皇帝也不像宫女成群的样子，就不再坚持，领兵撤去了。

羌胡骑兵一走，李傕的兵力一下子弱了许多。老婆还不肯交出儿子当人质，让他十分被动。幸好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办法：既然交不出儿子，不如双方都用女儿为人质吧。说实话，互为人质的情况自古以来就有，但以女儿为人质，简直闻所未闻。最后，李傕、郭汜互交了女儿，算是握手言和。

军事冲突结束了，权力重新分配。

李傕成了大司马，郭汜成了车骑将军，张济捞了个骠骑将军。此外，其他几个军阀也升官了，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这些军阀可不是一条心，个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狼狈的天子：充满血与泪的东归路

接下来的事，便是皇帝何去何从。

与郭汜言和后，李傕不敢再软禁皇帝了。如今长安皇宫已被焚毁，汉献帝本人迫切地想回到洛阳，但洛阳也同样是一片废墟。张济趁机提出来，弘农郡离洛阳近，应该先把皇帝安置在弘农。李傕与郭汜两人打仗打得头脑有点糊涂，竟然没有窥破张济的心思，同意汉献帝东返。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汉献帝踏上东归之路。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东归之路，将会无比的漫长与艰辛。从长安到洛阳这段并非十分遥远的路途，竟然走了整整一年。

事实上，打从御车出长安的那一刻起，汉献帝便隐隐察觉到，这一路肯定不会顺风顺水。皇家车队刚刚出了长安城东面的宣平门，还没过护城河桥，就被一队人马拦住去路。来的这队人马，是郭汜手下，有数百人。他们为什么拦住皇家车队，史书也没说，或许是郭汜的指示，或许是他们想瞧瞧皇帝到底长什么模样。

这群武装分子站在护城河桥上，拦下御马车后，高喝道：“车上坐的人是不是天子？”当时李傕派一支数百人的甲士护送天子车队出城，这些甲士手持长戟，站立在皇帝御驾之前，见有人竟敢拦路，便打算冲上去厮杀。

皇帝身边的一帮大臣心里非常焦急，要是两军杀起来，恐怕东归之事将有变数。侍中刘艾站出来大声喊道：“车上的人就是天子！”说完后，他让另一名侍中把帷帘拉开，只见皇帝端然正坐在车上。

别看汉献帝只是个傀儡，镇不住几个大将，镇住小兵还是绰绰有余的。皇帝开了金口，斥道：“你们怎么胆敢这样迫近天子？”此言一出，郭汜那帮部下立马被震慑住了，赶紧后撤让路，高呼“万岁”。

这样，皇家车队总算有惊无险地出了城。

皇帝走了，长安残破了，各路军阀各自回自己的地盘。李傕率军回到西安西北的池阳，郭汜也打算领着军队回到自己的封地。

第二天，郭汜才回过味来：皇帝跑了，咱这里还能叫朝廷吗？他一拍脑袋，如梦初醒。不行，不能让皇帝到弘农！想到这里，他赶紧带着一队人马去追，把皇帝一行人给拦了下来。郭汜说，皇帝不能去弘农，得去高陵。

高陵是郭汜的地盘，公卿们不同意，张济更是极力反对。双方争吵了好几天，没有结果。这时小皇帝开口说话：“我去弘农，主要是那里距离皇室祭庙近，没有别的原因，你不要多疑。”郭汜当然不肯答应，皇帝索性就绝食以示抗议。

当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是够无奈的。

皇帝不吃不喝，郭汜心里没谱了，只能妥协道：“那先上路吧，等到下一座县城再做决定。”车队又向东进发。郭汜开始考虑以武力手段抢回皇帝，可是他的阴谋早被朝廷公卿看出来了，他们秘密通知军阀杨定、杨奉、董承前来救驾。郭汜得知消息后，害怕被公卿们诛杀，就逃跑了。

可事情还没完。

车队行至新丰，郭汜的部将夏育、高硕突然发难，晚上四处放火，想趁乱劫持汉献帝。恰在这时，杨定、董承率军队赶到，把夏育、高硕打跑了，皇帝暂时摆脱危险。

东返之路注定是不平静的。

一波未平，一波复起。

在杨定、董承、杨奉等军阀的护送下，皇帝一行人抵达华阴。驻守华阴的将领段煨不敢怠慢，准备好吃的穿的，恭迎皇帝到来。然而，杨定与段煨有过节，想趁机报复，便指使部下种辑、左灵等人诬告段煨打算谋反。

明眼人都看得出杨定是公报私仇。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等人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段煨绝对不会谋反。但杨定以收买兼威胁的手段，胁迫弘农督邮令出面作伪证，称：“郭汜已潜入段煨兵营，恐怕有变。”

对于督邮令的举报，汉献帝将信将疑，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先不前往段煨兵营，而是露天扎营住宿。

杨定纠集杨奉、董承等将领，再次向皇帝施压，要求颁下诏书，讨伐段煨。汉献帝十分恼怒：“段煨根本就没有谋反的迹象，你们欲置他于死地，难道要命令朕下达诏书吗？”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命令臣子，现在倒成了臣子命令皇帝下诏书，汉献帝的尊严何在呢？杨定不死心，派种辑纠缠到半夜，一再坚持让皇帝下诏讨伐段煨，皇帝终不为所动。

其实汉献帝的判断一点也没错。段煨在对待皇室一事上，还是相当忠诚的，他见皇帝不肯入兵营，知道是杨定在背后搞鬼，便积极备战。尽管皇帝拒绝下诏，杨定仍然自作主张，大举进攻段煨兵营。段煨奋起抵抗，双方交战十几日，谁也没法取得胜利。

汉献帝生气了，派人告谕杨定等人，不要再打下去，让他们与段煨和解。杨定等人没法打赢，只得奉诏撤兵。

然而，这次变故大大迟滞了汉献帝的东归时间，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迟钝的李傕也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怎么可以把皇帝给放了呢？正在此时，劫持皇帝未果的郭汜也灰溜溜地回来了。这两个以前打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现在有了共同利益，那就是抢回皇帝。两人一商量，绝不能让皇帝往东去，便各率大军，昼夜兼行赶到华阴。

杨定吓坏了，自知不是李傕、郭汜的对手，索性扔下部队，一个人跑了，投奔荆州刘表。杨奉与董承两人无心恋战，赶紧架着皇帝继续向东奔去。

这个时候，又出问题了。

原本是张济要护送皇帝东返，岂料半途来了杨定、杨奉、董承这几个军阀，把他完全晾在一边。张济心里很不高兴，他与杨奉、董承划清界限，跑去同李傕、郭汜结为盟友。如此一来，杨奉、董承带着皇帝在前面跑，李傕、郭汜、张济领着一帮人在后面追。

皇帝终于到了弘农郡，可是他前脚刚到，李傕等人后脚也跟到了。

杨奉、董承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弘农东涧与李傕、郭汜等人展开大战，被打得大败，士兵死伤无数。眼看是打不赢，杨奉与董承带着皇帝往曹阳方向逃窜，所携带的御物、符策、典箱等全都失落了。到了曹阳后，什么都没有，皇帝风餐露宿。杨奉、董承就剩那丁点部队，不足以抵挡一次攻击。

两人一商量，不如先假装与李傕媾和，再暗地里寻找援军。到哪找援军呢？杨奉想到了一支军队，这便是东汉末年颇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军白波军。

这里我们就得说说杨奉与白波军的关系。

白波军与黄巾军、黑山军一样，是汉末著名的农民军，由于在白波谷起事，故称为白波军。杨奉原本是白波军的一名将领，后来董卓派李傕围剿白波军，白波军战败，杨奉投降，成为李傕手下的将领。在李傕与郭汜大战的关键时刻，杨奉突然退出李傕集团，这也是李傕不得不与郭汜言和的一大原因。白波军遭到重挫后，李乐、韩暹、胡才等人率领残部，在河东坚持抗战，重整旗鼓。

杨奉、董承一面假装与李傕、郭汜谈判和解，一面派人前去联络白波军。在军阀并起的背景下，李乐、韩暹、胡才等白波将帅在河东混得并不好，接到杨奉的密信后，认为可以干上一大票，何乐而不为呢？三人遂率数千骑兵，渡黄河南下，火速与杨奉会师。

除了白波军外，杨奉又联络到南匈奴人。在东汉时代，匈奴分裂为两支，一支是北匈奴，一支是南匈奴，其中南匈奴归附东汉朝廷，在东汉对外战争中，时常充当打手的角色。杨奉联络南匈奴左贤王去卑，让他率匈奴骑兵来保护皇帝。

李傕、郭汜等人原本以为杨奉、董承交出皇帝只是迟早的事情。岂料白波军与南匈奴军突然杀出，李傕、郭汜不敌，一战下来，阵亡数千人。

对小皇帝刘协来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董承、李乐保护汉献帝继续东行，杨奉、胡才、韩暹以及南匈奴右贤王殿后。很快李傕、郭汜就恢复元气，他们二人恼羞成怒，进攻更加凶悍。杨奉等大败，许多朝廷大臣也在这次战役中被杀，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郃（hé）等人都沦为阶下之囚。

李傕对这帮大臣十分痛恨，欲杀之而后快，幸好贾诩出来制止，李傕对贾诩向来言听计从，便放了他们一马。

汉献帝的随行人员很多，故而行进速度十分缓慢。白波将帅李乐急了，对皇帝说：“如今形势危急，陛下应该乘马先走。”言下之意，就是让皇帝抛弃随行人员。别看汉献帝十分落魄，在关键时候，还是表现出天子应有的尊严，他正色拒绝道：“我不能这样抛弃百官自己逃命，他们是无辜的。”其实，从汉献帝一系列表现来看，若非生于乱世，或许他还真能成为一个好皇帝。

皇帝不走，杨奉、李乐等没办法，只得继续赶路。经历这么多苦难后，所有人都疲惫不堪，行进速度更慢，光是队伍就足足有四十里长，个个脚底灌铅，好不容易抵达陕县，在这里安营扎寨，稍事休息。

很快，李傕、郭汜的部队又扑上来了。

此时杨奉、李乐的部队损耗严重，难以同李傕、郭汜交锋。更要命的是，所有人士气低落，惶恐不安，都有逃跑的念头。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让皇帝走水路，沿黄河向东直抵洛阳附近的孟津渡口。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可以彻底摆脱追兵，坏处是风险太大，河道多急流险滩，搞不好就有舟覆人亡的危险。第二种方案，先北渡黄河，暂时摆脱危险再从长计议。这种方案的好处是风险小，坏处是不确定因素多，到了北岸后，那些地方军阀会不会来插一腿搅局呢？

太尉杨彪认为第一种方案太危险，遂实施第二种方案。

李乐先行出发，去寻找船只以及确定渡河点，在北岸预留人员作为接应。

到了晚上，皇帝、皇后及诸公卿出了兵营，朝黄河岸边奔去。士兵们早已无心恋战，个个也想渡河而逃，一大帮人跟着跑过去。很快，整个兵营乱成一锅粥，局势完全失控。

为了保护皇帝，董承下令大开杀戒，把想渡河逃跑的士兵就地诛杀。当时情状惨烈，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被杀士兵的鲜血都溅到伏皇后的身上。就这样，一帮人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护送着皇帝到了黄河岸边。

河岸不是一片沙滩，而是一处断崖，距离水面有十来丈高，不好下去。无奈之下，董承、李乐只好让人背着皇帝，用绸缎绑紧，用绳子吊下去。有些人急着逃命，飞身跳下断崖，结果死了不少人。

下了悬崖后，河边备有几条船，大家拼命跑过去。可是船少人多，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得了船，皇帝、皇后优先上船，接着是董承、李乐、太尉杨彪等。有些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没命地往船上跑，董承不得不下令：敢胆靠近者，格杀勿论。

李傕远远望见董承等人载着皇帝渡河北去，便冲着江心喊道：“你们要把皇帝弄到哪去？”船上的董承听到了，吓了一大跳，以为李傕要放箭，情紧之下，把船上的被褥一张，欲用来挡箭。有人会问，既然船这么挤，怎么还备有被子呢？原来此时正是农历十二月，天气正寒着呢，带着被子是晚上防寒用的。

但是李傕并没有放箭，而是把滞留在岸边的官员、士兵、宫女都抓起来。有的官员衣服华丽考究，李傕的士兵残忍地扒下他们的衣服，很多人在寒风中被活活冻死了。

汉献帝渡过黄河，摆脱了追兵。又一个问题来了，他要往哪里去呢？洛阳是在东边，他们却在往北边走。这时李乐说了，在附近一个名为大阳的地方，有白波军的军营，有劳皇帝屈尊，到那个破地方住住。

自从皇帝七月离开长安，至今整整半年。在封建王朝，皇帝出行是一件大事，可在当时几乎没有哪个地方大吏前来迎接，甚至连慰问都没有，可见所谓的朝廷已是名存实亡。过了黄河，到了河东郡地界，河东太守王邑也迟迟不来迎接。只有河内太守张杨派几千人背着粮食前来，解了皇帝的燃眉之急。大家注意，这批粮食不是用马车或牛车拉的，完全是用人工背的，虽然动用几千人，恐怕运来的粮食也不多。即便如此，对皇帝来说，也堪称雪中送炭了。

接下来的一幕更滑稽。

皇帝的御驾已经被抛弃在黄河对岸，现在没有马车，皇帝乘坐什么呢？坐牛车。堂堂皇帝，竟然坐着牛车上路。

河东太守王邑不来迎接，皇帝只得硬着头皮前去投奔。皇帝与朝中一帮大臣的到来，令王邑颇为尴尬。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王邑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对皇帝与朝廷如此无礼。可是今非昔比，以前大家为皇帝效力，无非想升官发财，如今皇帝两手空空，啥都没有，当然没什么热情了。不过天子大驾光临，王邑再怎么样也得摆摆样子，他赶紧向饥寒交迫的皇帝、公卿、将军等提供热饭热菜，送上厚暖的冬衣。

皇帝虽然一无所有，还是要作作秀，开出几张空头支票。河东太守王邑被封为列侯，河内太守张杨当上安国将军，白波军将帅胡才当上征东将军。虽然这都是些没什么实际价值的虚衔，但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也眼馋，也纷纷前来请求加官进爵，汉献帝别无选择，反正就是虚衔，管他的，来者不拒。来一个刻一颗官印，结果人太多了，刻都来不及，干脆就随便用锥子歪歪扭扭地划上几个字就充当官印了。

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当得如此狼狈，可是狼狈归狼狈，有些规矩还得照着来。比如说，朝会也得进行，没有宫殿呢，就用篱笆围了块空地，皇帝坐在破屋子里，神情严肃，官员则稀稀拉拉地在空地上站着，装模作样。没见过大场面的士兵们就围着篱笆墙看热闹，有说有笑，一片混乱。

这个流动的朝廷连三公九卿都不满员，汉献帝派人去跟李傕、郭汜谈判。李傕最终给了皇帝点面子，把俘虏的官员放了，同时交还一部分宫女。可是人一多，粮食很快就耗光了，没办法，只得去弄野菜、水果充饥。

这时，河内太守张杨前来拜见汉献帝，提出要送皇帝回洛阳。李乐、韩暹等人不同意，因为这一带是白波军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不想让皇帝给跑了。

那些关东豪杰呢？难道他们就没想过皇帝还有利用价值吗？

当然不是。

只是关东诸雄一片混战，想腾出手去支持皇帝，就得冒很大的风险。在当时的关东群雄中，最有实力的是冀州牧袁绍，迎回皇帝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袁绍手下谋士沮授力劝袁绍说：“将军世代为国家重臣，以忠义而闻名于世，如今朝廷衰败，宗庙残毁，各州郡虽以义兵相称，实则相互图谋，没有忧存社稷、安抚万民的志向。如今冀州初定，兵强马壮，士人归心，正好可以西迎圣驾，就都邺城，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兵马以讨伐不服从朝廷之人。倘若这样，试问天下谁能抵挡呢？”

此言一出，便遭到郭图、淳于琼等人的反对，他们的看法是：“汉室衰微已久，想要中兴可谓难矣。况且天下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聚集兵众动辄万计。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为王。若把天子迎到身旁，动辄要上表奏请，若听命于皇帝，就意味着权力受限制，若不听命又有抗旨之罪，这并不是好的计谋。”

按照郭图、淳于琼的看法，如今天下逐鹿，大可趁机自立天子，何必抬一尊傀儡来约束自己呢？应该说，此二人的看法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事实上，企图称王称帝的人，也绝不止袁绍一人。

沮授仍坚持己见道：“现在奉迎天子，在大义上是得人心的，在时机上是合适的。倘若不及早决断，势必会被别人抢得先机。”

袁绍心里也在盘计，以“尊王”之名号令天下，自春秋时代就有先例可循，这是春秋五霸的事业。然而，春秋五霸虽然大名鼎鼎，却没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袁绍知道弟弟袁术一直有当皇帝的野心，若是自己迎回汉献帝，功劳再大也只是个臣子。何必呢？不如伺机而动，自立天子，岂不快哉？故而袁绍听从郭图等人的看法，对沮授的建议置之不理。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沮授是颇有远见的，袁绍一念之差，与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机会失之交臂。

我们继续说说汉献帝的漫漫东迁路。

转眼间，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

这一年是公元196年。汉献帝回想过去一年的苦涩生涯，岂能不长叹呢？他渴望新的一年能带来新的运气，不用漂泊、逃亡，不用再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能平平安安就好。于是他把年号改为“建安”，这一年就是建安元年。

年号改了，时局仍动荡不安。

皇帝身边这一帮人又起了内讧。董承坚决要求皇帝返回洛阳，却遭到白波军将领的一致反对，杨奉也站在白波军一方，令董承更加势孤力单。反对的理由看上去很充分，洛阳根本就是一片废墟，怎么回去呢？双方争执不下，白波将领韩暹索性发兵攻打董承，董承落荒而逃，只得投奔河内太守张杨。

张杨让董承先回洛阳重建皇宫，不过，重建皇宫是个大工程，没钱怎么行？幸好有一个人出手了，他就是荆州牧刘表。刘表一看便晓得不是英雄人物，既然都出钱出力帮助建皇宫了，他怎么没想把皇帝控制在手中呢？几个月后，皇宫建成了，虽然谈不上规模与档次，但总比篱笆墙要好点。李乐、韩暹等人没了反对的理由，无话可说，便与杨奉一道护送皇帝回洛阳。河内太守张杨运来粮食，恭迎皇帝返京。

七月，汉献帝在离开长安一年后，终于回到旧都洛阳。

从长安到洛阳，路途并不十分遥远，皇帝却整整花了一年时间。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到兴平三年（公元196年）七月，这期间小皇帝吃尽苦头，护驾有功的几位将领都升官了，张扬迁大司马，杨奉迁车骑将军，韩暹迁大将军兼司隶校尉，听上去很风光，其实，别说他们，连皇帝都风光不起来。

小而简朴的皇宫是搭成了，可洛阳仍是一座死城。皇宫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堆荒草之中，周围是烧得焦黑的残垣断壁。各路诸侯手握重兵，却无人前来进贡，皇宫连吃饭都成问题。文武官员再不像以前那么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他们只能亲自去郊外搞点野菜来充饥，有些人饿毙在路上，有些人则被乱兵所杀。

眼看着朝廷就要自生自灭，这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要把快倒的帝国大厦重新扶起。

这个人就是曹操。

“挟天子”的巨大威力

曹操的政治目光，较袁绍、刘表等人要高明。

在关东诸雄中，曹操的实力并非最强，地缘优势也并不明显。倘若冀州袁绍、荆州刘表有意奉迎皇帝，完全可以抢在曹操之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证明他们并非真正的英雄人物。不错，曹操的行动是有点晚，皇帝流浪了一年，他才姗姗来迟。只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皇帝已到洛阳，起码曹操可以省却不少气力。

对于曹操奉迎皇帝的决定，同样有很多人反对。理由有两条：第一，山东尚未平定，各路军阀兵强马壮，威胁很大；第二，杨奉、韩暹等将领护驾皇帝有功，颇为骄傲自得，这些人不好摆平。

反对的声浪很高，但有一人力挺曹操，他就是荀彧。

荀彧说：“以前晋文公奉迎周襄王，诸侯无不跟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天下无不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倡义兵，只因为山东局势混乱，未能远行。如今圣驾还京，京城一片荒芜，忠义之士无不想着继绝存亡，万千子民无不感怀哀伤。借此时机，正好奉迎主上以顺从民意，这叫大顺；秉持大公无私以服天下之人，这叫大略；匡扶正义以招揽天下豪杰，这叫大德。若能做到这三点，逆臣叛将再多也不能有什么作为。至于杨奉、韩暹等人，不足挂齿。若不及早决断，让其他豪杰捷足先登，即便以后想做，也为时晚矣。”

这一番话与沮授对袁绍说的其实差不多。不同的是，袁绍拒绝了，而曹操接受了。

荀彧的分析让曹操更加坚定了奉迎皇帝的决心。他打算把皇帝迎到许县，便先派曹洪率军前往。然而曹洪却吃了闭门羹，董承拒险而守，挡住他的去路。

正当曹洪与董承相持不下时，朝廷突然下了一道旨令，封曹操为镇东将军兼费亭侯。

为什么朝廷突然给曹操加官进爵呢？

原来朝廷内部的这些大将，虽然在台面上和和气气，彼此间却互相猜忌。朝廷议郎董昭听说曹操打算奉迎皇帝却被董承所阻，便伪造了一封曹操的信，交给杨奉，大意是说：“我久闻将军大名，向您说些心里话。将军克服千难万险，护送皇帝回京，辅佐之功，举世无双。只是如今群雄割据，四海未宁，想要廓清天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将军您有兵，我有粮草，您主内，我主外，互通有无，就能同舟共济，生死与共，一起完成大业。”

看到信里肉麻的吹捧，杨奉不禁有点飘飘然，觉得可以同曹操结为盟友。他便向朝廷举荐曹操，皇帝别的没有，空头支票多的是，便胡乱开了两张。

此时，又一个有利情况出现了。

原本据险扼要阻止曹洪西进的董承，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反倒向曹操抛绣球了。这是为什么呢？前面说过，韩暹曾率军攻打董承，两个人结怨甚深。皇帝东返过程中，董承出力是比较多的，而韩暹却后来居上，成了大将军兼司隶校尉，地位反倒在他之上。加上韩暹跋扈嚣张，不可一世，两人的矛盾愈加恶化。

董承想借曹操之手压制韩暹，便暗地里派人与曹操联络，支持他进军洛阳。曹操闻讯大喜，马上亲自率兵西进，与曹洪会合，直奔洛阳。由于董承让道，曹操不费吹灰之力便兵抵洛阳。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要如何打垮把持朝廷的将领们，以实现独揽大权的野心呢？

曹操选择了各个击破。

首先，他把矛头指向韩暹。

抵达洛阳后，曹操拜见天子，同时弹劾韩暹仗着护驾有功，骄横霸道，还出兵攻击董承。曹操一弹劾，董承等人当然纷纷添油加醋。韩暹大为恐慌，担心被杀，便独自骑一匹马逃到杨奉兵营避难。

其实皇帝对韩暹本就颇有微词，当初皇帝欲东返洛阳，遭到过韩暹等人的阻止。但考虑到一路上历尽艰辛，韩暹也算有功劳，因此虽然韩暹遭到曹操弹劾，皇帝还是下诏不予追究，不过褫夺他司隶校尉的头衔，转而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并录尚书事。

司隶校尉相当于刺史一级别，因为司隶是首都区，不称刺史而称校尉。司隶校尉在东汉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官职，凡是京城内大大小小的官，都可以弹劾甚至诛杀。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的曹操又回来了。他先是挖出尚书冯硕等三人有不法行为，将他们斩首示众；而后又举荐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收买人心，可谓恩威并施。

尽管烧了几把火，曹操仍然觉得要对付这批东归将领有点吃力，毕竟他们都有兵权在手。这时曹操想起一个人，便是伪造书信劝服杨奉的董昭。他设宴请董昭来喝酒，并问道：“现在我已经来到洛阳，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呢？”

董昭答道：“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京朝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正是春秋五霸的功勋。这里的诸位将领，各有各的小算盘，恐怕不一定服从您。倘若留在洛阳，肯定有许多不利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皇上迎到许县。然而皇上刚刚流亡，最近才回到旧都，所有人都盼望朝廷早日安定。现在若是请皇上移驾许县，定然违背人心。不过，只有行非常之事，才能有非常之功。请将军仔细权衡利害，再做出决定吧。”

看来董昭是想找个好东家，曹操从许县来，他便建议把皇帝移驾到许县，不明摆是要讨好曹操吗？果然，曹操听后暗暗高兴，便说道：“我本来也是这么计划的。只是杨奉驻军于梁县，听说他手下的军队十分精锐，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绊脚石。”

董昭对杨奉的底细相当清楚，便答说：“杨奉这个人党羽少，所以他才想与您联合。朝廷封您为镇东将军、费亭侯，这都是杨奉的主意。您可以派人送上贵重物品答谢他，这样就可把他稳住。然后再找个借口，就说京城内粮食不足，让皇帝暂时移驾鲁阳，鲁阳离许县近，运输粮食比较容易，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杨奉勇而无谋，一定不会怀疑的。”

曹操依计而行，把杨奉忽悠一番。这个计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说要把皇帝迎到许县，而说是转移到鲁阳。如果明说要到曹操的地盘许县，杨奉死活也不会答应。只要皇帝出了洛阳，一切就在曹操的掌握之中了。

杨奉果然没脑子，心想鲁阳离洛阳也不远，移驾就移驾吧。他哪里晓得，曹操的军队护送汉献帝出了洛阳，压根儿就没想过去鲁阳，直接一路飞奔许县去了。这时杨奉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曹操的诡计，慌忙从梁县发兵，企图追上去拦截皇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迁献帝于许，对曹操来说，乃是制胜的关键一步棋。

从此，皇帝就完全在曹操的控制之中了，而曹操则可以代表朝廷。表面上看，汉献帝似乎仅仅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存在，大家置若罔闻；他流亡失所，大家袖手旁观；他狼狈不堪，大家坐看笑话。但是我们应当看清这样的事实，历史是有一种惯性的，人的思维也是有一种惯性的。大汉帝国已经存在四百年，而皇帝失去权柄，朝廷威风扫地，却只有短短几年罢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能把四百年厚实的积累一扫而空吗？能令鼓吹君臣大义的文化传统断绝吗？显然不能。没错，大厦已是将倾，但将倾并非轰然倒塌，而是慢慢地倾倒，虽摇摇欲坠，却仍有几根柱子在支撑着。这座皇家大厦、王室招牌，就是一个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所以曹操看中的，是皇帝这块招牌的价值，有了这块招牌，曹操就不再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与土豪，而是国家之重臣，形象完全不同。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当初袁绍不想奉迎皇帝，是担心皇帝来了，反倒碍手碍脚。曹操难道没这个考虑吗？袁绍认为若听从皇帝的命令，权力就受限；若违背皇帝的命令，名声又不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袁绍之所以干不成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太在意声誉，面子薄，不能一黑到底。而在曹操看来，只要把皇帝捏在自己手里，还不跟捏泥人一样，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何必思前想后、畏首畏尾呢？

把皇帝骗到许县后，曹操首先要做的事，当然是给自己贴金，出任大将军，封武平侯。在西汉、东汉时代，大将军基本上都是第一号权臣，权势最重。紧接着，曹操把司徒淳于嘉、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人一一踢出朝廷。这些所谓的“三公”，大多都是西北军阀所立的傀儡，既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权势，可谓是滥竽充数之辈。

收拾完朝廷后，曹操突然对杨奉发动战争。杨奉很快落荒而逃，他的老巢梁县也被曹军攻破。这个一度把曹操视为自己人的军阀在洛阳混不下去，只得南下投奔袁术。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从一开始便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要重塑朝廷的威严，就必须先给几个最强的军阀来个下马威。关东群雄中，谁的势力最大呢？当然是袁绍了。袁绍非但自己是冀州牧，还以其子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其势力以冀州为中心，向幽州、青州、并州辐射，地盘辽阔，兵精马壮。

皇帝下了一道诏令，责备袁绍：“将军地广兵多，却只知树党营私，对勤王之事不闻不问，只知道擅自相互征伐。”这道诏令，傻瓜也看得出来，表面是皇帝的诏令，实际上还不是曹操在指桑骂槐吗——谁都知道，现在曹操的话才是圣旨，皇帝能做的，也就是批上“同意”二字罢了。袁绍心里十分窝火，又没办法发作，只得上书作自我批评，还写了一大段文字来为自己辩解。

倘若当时袁绍听了沮授的建议，迎回皇帝，这时自我批评的人或许就是曹操而不是他了。

罢免“三公”后，朝廷权力重新分配。袁绍是诸侯中实力最强者，故而朝廷授予他太尉之职。在东汉，太尉是“三公”之首，说起来当然是地位尊崇。袁绍得知消息后，却怒发冲冠，甚至破口大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太尉，曹操却是大将军。这个区别，相当于国防部长与军委主席的区别。

从出道以来，袁绍的官位、权力、实力一直都在曹操之上。在汉灵帝设西园八营时，他是上军校尉，排名第二，曹操名次在其后；汉灵帝死后，他是司隶校尉，是京城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伐董战争中，他是关东联军的盟主，而曹操只是归其领导的一名义军将领而已；在军阀混战时，他的地盘比曹操大，军队比曹操多。如今曹操居然以大将军自居，扔给他一个太尉头衔，这不明摆让他难堪吗？袁绍咽不下这口气，拒绝接受太尉之职，还说：“如果不是我出手相救，曹操都不知死几回了，他居然敢挟天子对我发号施令！”

袁绍的发怒，让曹操有几分尴尬。曹操当然知道现在还不是与袁绍撕破脸皮的时候，况且袁绍所争的，不过是个虚衔罢了。他很明智地放弃了大将军的称号，把这个至高无上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当司空，挂了个车骑将军的头衔。

看到曹操还算识相，袁绍不禁又有几分飘飘然，他想，这年头，到底还是拳头硬的人说话算数，自己总算把曹操的嚣张气焰给压下去了。

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而已。袁绍空有大将军的虚衔，对朝廷一点掌控力都没有。

倘若袁绍真的意识到自己当初没有听从沮授之言而犯的错，及时补救，果断出兵与曹操争抢皇帝，曹操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袁绍着实目光短浅，曹操仅仅用一顶大将军的帽子，就把他给稳住了，看来这顶大帽子送得值。

对曹操来说，把皇帝捏在手中，仅仅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挟持天子、控制朝廷，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董卓不是控制过朝廷吗？王允不是控制过朝廷吗？李傕不也控制过朝廷吗？他们怎么没能号令天下呢？现在轮到曹操控制朝廷了，他会玩出什么花样呢？

不拘一格的人才战略

天子是块招牌。

如何能把招牌变为手中的王牌呢？

这就要求朝廷重新树立起权威——唯有如此，当权者才能大义凛然地对诸侯指手画脚，恢复政治秩序。然而，这个任务是相当困难的。自从董卓入主朝廷后，只知武力，不知治理，皇城的官兵形同土匪，只会烧杀抢掠。三公九卿形同虚设，可有可无，毫无话语权，帝国的中枢机器基本上停止运转。

要重振朝廷的雄风，首先要整顿朝廷的重要官职。东汉常设官职，以“三公”权力最尊。自汉灵帝公开出售官职以来，三公的官位涨价了，人却大大掉价了，朝政因此混乱不堪。除了“三公”之外，尚书台主持宫廷机要，权势极重。曹操奉迎天子后，先杀尚书冯硕等人，后又尽黜“三公”。但他并没有草率地选择“三公”人选，而是采取宁缺毋滥的原则，除了自任司空外，太尉与司徒两个位置都空缺。

既然太尉府与司徒府空缺，朝廷中最重要的机构，便是司空府与尚书台。

两汉中央官制简表

（续表）

曹操先提拔自己最为器重的荀彧为侍中，兼任尚书令之职。此前张邈勾结吕布叛乱，荀彧在寡不敌众的劣势条件下，保住曹操的老巢，非但智勇双全，且忠心可鉴。曹操又让荀彧推荐可用之人，荀彧推荐了两人，分别是荀攸与郭嘉。

我们且来了解一下这两个人。

荀攸是荀彧的侄子，出生于士族之家，他年轻时便聪明过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在大将军何进执政时，他以海内名士的身份被召到朝廷担任黄门侍郎。董卓乱政后，荀攸一直密谋刺杀董贼，为国除害。他与议郎郑泰、何颙，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人组成一个小团伙，目的就是铲除国贼。他对众人说：“董卓无道，天下痛恨。虽然他兵强马壮，可充其量不过是个武夫罢了，我等应刺杀他以谢天下。辅佐天子以号召天下，这乃是齐桓公、晋文公之霸业。”

可惜的是，暗杀行动尚未开始，计划便泄漏了。他与何颙两人被捕入狱。何颙自知死罪难逃，与其受尽折磨而死，不如自行了断，便在狱中自杀了。荀攸则表现出乐观且大无畏的精神，在狱中谈笑自若，面对死亡，他从容不迫，令人佩服。

乐观的人往往更易受到命运的垂青，荀攸居然得以大难不死。董卓还没来得及杀他，就被吕布刺死了。董卓死后，荀攸先是弃官归隐，后来又被朝廷征召。因为朝政混乱，他便萌生离开朝廷之念，请求外调到蜀郡担任太守。得到朝廷批准后，他动身出发前往蜀郡，但是当时兵荒马乱，兵匪盗贼众多，只得暂时停留于荆州。

就在这时，荀攸收到曹操的来信，曹操在信中写道：“如今天下大乱，正是谋士施展聪明才智之时，您却还在静观时局，岂不是太保守了？”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荀攸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便动身前往许都。

曹操与荀攸促膝长谈，对其聪明才智大为叹服，不禁称赞道：“荀攸不是普通的人，我与他讨论筹划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事呢？”便任用他为军师。

与荀攸不同，郭嘉当时并没多大名气，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不喜欢与世俗之人往来，他的朋友虽然不多，却都是一时之才俊。郭嘉过了一段隐士的生活，他并非对世事漠不关心，而是当时天下太乱，群雄纷起，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他还要细心观察。当时诸雄以袁绍势力最大，郭嘉便前往拜见这位关东盟主，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他私底下对袁绍的幕僚辛评、郭图说：“有智慧的人会慎于择主，故而能保全自己、成就功业。袁公只是仿效周公礼贤下士，却不知用人的方法，不懂得在繁杂事中抓住要点，喜欢谋略却没有决断力。想跟他一起安定天下、成就霸业，实在太难了。我打算走了，另择明主，你们怎么不离开呢？”

辛评、郭图二人道：“袁氏有恩德于天下，在群雄中势力最强，天下士人多来归附，要是离开他，投奔谁去？”

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大师班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明者睹未萌。”就是说明眼人在事情还没露出苗头之前就可以看出其真相。郭嘉就是这样的“明者”，在别人都认为袁绍是天下至强时，他就看出袁绍绝非王霸之才。

这不仅是一个主择臣的时代，也是一个臣择主的时代。

作为一名领袖，袁绍有两个致命弱点：其一，缺乏洞察力，抓不住重点。就以奉迎天子这件事来说，他最有条件挟天子令诸侯，对于这个战略制高点，他不仅没有看到，甚至在沮授提出来后，仍置之不理。其二，缺乏决断力。这点从关东盟军讨伐董卓之战中可以看出来，作为盟主的袁绍，在战与不战之间犹豫不决，缺少雷厉风行的气魄。我们在曹操、孙坚、孙策等人身上都能看到高效的决断力，在关键时刻反应果决，这才是成就英雄伟业的优秀品质。

听了辛评、郭图的回答，郭嘉知道这两人仍执迷不悟，也不想多说，打点行李后就告辞离开。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郭嘉，郭嘉到了许都，与曹操见了面。这次见面，改变了郭嘉的一生。在郭嘉眼中，曹操思维缜密，在战略上有胜人一筹的见解，分析时事如庖丁解牛，能切中要害，是一位极有魄力，也极有魅力的人。他欣喜地别对人说：“这才是我的明主啊！”（真吾主也。）

郭嘉需要曹操这样的明主，而曹操也需要像郭嘉这样有着深谋远虑的幕僚，曹操对郭嘉的评价也很高，他不吝赞叹道：“能辅助我成就大业者，必此人也。”

曹操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像荀彧、荀攸、郭嘉等人都有真才实学，当然得到重用，但也有一些人，虽然才能一般，却声誉很高，曹操同样来而不拒。

孔融就是这么一个人。

孔融属于那种志大才疏的人，这里说的才，不是指文才，而是指实际才干。他很早就成名，留下一段“孔融让梨”的佳话，可见是个早慧儿。他的理想很高远，志在靖难，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兴汉室。可惜的是，他终究是个眼高手低的人，若是坐以论道，当然属于第一流的人物；若是论及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绝非其强项。先前他任北海相，被黄巾军所围，若不是太史慈与刘备出手相救，恐怕早与刘岱一样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不过孔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由于他是一代名士，也吸引了一些人前来投奔，他善于高谈阔论，谈吐倒是十分清雅，时不时妙语连珠，可论及时事，却大而无当，毫无可行性。天才也怕入错行，若是他潜心学问，必能成为一代大师，但他偏偏选择了政治。

其实在孔融身边，也有几个能人，譬如左承祖、刘义逊等人。但孔融却很少跟他们讨论政事，在他内心深处有这么一种观念：说政事乃是一种庸俗的事，高雅之人不屑于谈论世间俗事。在东汉末年形成的清谈时尚，在魏晋时代还要发扬光大。前来投奔孔融的人，多是想干出点事业的，岂知却被“束之高阁”。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有才而不用与无才等，用才而不信与不用等。”前半句可用来形容孔融，后半句可用来形容袁绍。

在东方诸军阀中，孔融的地盘很小，只是青州的一隅之地，被袁绍、公孙瓒、曹操等人的势力所包围。左承祖曾劝他投靠强者以自保，自视甚高的孔融不仅未听，反而把左承祖杀了。此举大失人心，刘义逊等人知道孔融干不了大事，纷纷离他而去。

果不其然，袁绍的儿子、青州刺史袁谭把势力扩张到北海郡，发兵大举进攻孔融。孔融坚守几个月，军队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数百人。袁谭军以集密箭雨攻城，守城士兵都毫无斗志，而孔融仍然摆出悠闲自得的模样，坐在案几前读书，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不迫的姿态让人想起当年孙坚面对董军突袭时那样临危不乱的样子，确实很令人佩服，只是孙坚是要稳定军心，孔融则未免有作秀之嫌。

都昌城终于被袁谭军所攻破，孔融这才落荒而逃，妻子儿女都成了俘虏。想摆出儒将的风范，结果只成为笑柄。

孔融走投无路之际，曹操伸出援手，以朝廷的名义召他到许都。曹操之所以要救孔融，乃是因为两人是老相识，有些交情。但更重要的是，曹操把持朝政后，希望能尽量吸引四方人才。孔融在当时是名人，有声望，曹操自然想招来充当门面。不过以曹操的火眼金睛，当然能看出孔融只是夸夸其谈之辈，曹操掂量得很清楚，他让孔融出任将作大匠，相当于建设部长，专门搞土木工程，没什么实权。

看来曹操确实十分会用人，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群雄争霸，表面上看是拼武力，实质上是全方位的较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争夺人才。早在春秋战国，墨子就写过几篇《尚贤》，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王公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除了任用贤良之外，曹操对经济的重视程度，也是其他军阀所不逮的。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时，毛玠就向他建议：“修耕植以畜军资。”没有物质基础，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呢？

黄巾起义爆发以来，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各地纷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各路军阀之间的混战，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像黄巾军、黑山军等农民军，基本上是走到哪吃到哪，所过之处，粮食差不多都要被吃光。其他军阀也好不到哪去，要战争就必须有粮食，于是四处征收，百姓苦不堪言。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越来越多的良田被抛弃，杂草丛生。粮食问题，已经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实力比较强的军阀，如袁绍、袁术等，也备受粮食问题的困扰。袁绍的军队，不得不以桑葚为食；袁术的军队，不得不在河中捞贝类动物为食。至于平民百姓，更是惨不可言，人吃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放眼望去，从城镇到乡村，一片萧索凄凉。

曹操在经济上的远见是其成功的一大因素。当初他之所以能顺利入洛阳奉迎皇帝，就在于杨奉看中他有粮食；后来曹操迎皇帝到许都，理由还是洛阳没有粮食，而他有粮食。可以说，若没有粮食储备，他“挟天子”的计划都可能泡汤。如今许县成了许都，朝廷人员庞大，对前来归附的人还得供吃供穿，粮食问题也渐渐紧张了。

羽林监枣祇向曹操提出屯田的主张。

所谓屯田，就是由军队开荒垦殖。在两汉四百年间，屯田现象十分普遍，特别在边疆地区，由于转输困难，军队自力更生，搞“南泥湾”工程，比如在西域轮台、车师、西北河湟谷地等，就有大量军队开垦的田地。但是内地屯田是比较少的，因为和平时代没这个需要。现在已是非常时期，必须要把边疆地区的屯田政策搬到内地。曹操对枣祇的建议十分欣赏，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同时任命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

与边疆屯田有所不同，内地民力较多，所以曹操的屯田政策是军方主导，百姓耕种。刚开始时是在许都附近开荒，第一年便收获谷物一百万斛。屯田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曹操遂把这项政策推广到所控制的全部州郡，若干年后，所有州郡的粮仓都装满粮食。

史书对曹操的这项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如果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令曹操占据政治制高点，那么屯田政策无疑让他占据经济制高点，再加上军事上给力的配合，才成就了他的伟业。屯田政策能取得如此成功，与枣祇、任峻两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故而史书称“起于（枣）祇而成于（任）峻”。

然而，对此时的曹操来说，要扫平群雄、一统宇内，依然任重而道远。

七
曹操的征伐

好色是要付出代价的

前文讲过，董卓余部以李傕、郭汜、张济为“三巨头”，其中张济的势力最弱，故而张济萌生南下攻略荆州的念头。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底，张济从关中大举发兵，入寇荆州，进攻穰城。他亲临前线指挥攻城，穰城守军以密集箭雨反击，其中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张济胸膛，张济当即落马，一命呜呼。

荆州百官纷纷向州牧刘表祝贺穰城大捷，刘表只是淡淡地说：“张济在关中混不下去，穷途末路才来到荆州，我作为荆州的主人，没有以礼相待而致兵戎相见，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这一番话显然有作秀的成分，他的真实用意，在于吞并张济部众。

张济死后，他的部众群龙无首，大家便推举张济的侄子张绣为统领，驻屯于宛城。刘表派人前往招抚张绣。究竟要不要归附呢？诸将议论纷纷，张绣也拿不定主意。恰好此时，一个人的到来，让张绣仿佛抓住救命的稻草，此人便是贾诩。

贾诩不是李傕的部将么，他怎么跑到荆州了呢？

原来，自从长安大乱、献帝东归，贾诩对李傕的倒行逆施大感失望，遂把自己“宣威将军”的印绶上缴，不当将军了，跑到华阴投奔段煨。在董卓余部中，贾诩是有名的智囊，也是推翻王允、吕布的功臣，故而威望极高。段煨对贾诩的到来十分欢迎，好酒好肉相待，视为上宾。过了一段时间，贾诩却不愿意待在华阴，打算前去投奔张绣。

有人十分不解，问他道：“段煨对您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走呢？”

贾诩笑道：“段煨生性多疑，早就嫉妒我在军中的威名。虽然他现在待我不薄，但肯定不会长久的，到时免不了被他陷害。我若离开，他心里一定偷着乐，同时也想通过我交结外援，因此一定会善待我的妻子儿女。张绣刚刚接管军队，手下没有谋士，定会欢迎我去的。这样，我与家人都可以保全。”

这一番分析判断实在高明。不出贾诩所料，他离开段煨后，前往张绣军中，张绣对他十分尊敬，以晚辈自居。而段煨也没有为难贾诩的家人，对其眷属优待如常。贾诩向张绣分析时局，劝他归附刘表，张绣言听计从。于是贾诩自告奋勇，动身前往拜见刘表，请求归附，刘表接受了，并以很高的规格款待他。

自从刘表出任荆州刺史（牧），荡平州郡盗寇，挫败孙坚，逼走袁术，与袁绍结为同盟，一跃而成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在整个中国陷入内战时，荆州倒成为一块安宁之地。作为一位封疆大吏，刘表是相当出色的，他出身清流，优待士人，因此荆州也成为士人的一块避难所。从关西、兖州、豫州等战乱区前来投奔的士人数以千计，刘表大力兴办学校，普及儒学教化，发展文化事业。但是刘表的事业只局限于一州，他缺乏曹操、袁绍等人的野心，只要保住荆州不受侵犯，他便心满意足了。

贾诩见过刘表后，曾这样评价：“如果在和平年代，刘表无疑有‘三公’之才。然而值此乱世，他却看不透局势的变化，没什么决断力，不可能有大作为的。”贾诩看人，一针见血。说刘表没有决断力，可从勤王一事看出来。荆州紧挨着关中，在汉献帝东归时，刘表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可是他居然毫无反应，最后被曹操抢得先手。

作为一位军阀，刘表有爱民养士之美名，但他也干过一件不太厚道的事。

这件事，就是他借黄祖之手杀了名士祢衡。

祢衡是个怪才，打小时候就博览群书，才华纵横，辩才无碍。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臭脾气，祢衡本质上是个愤青与清谈家，夸夸其谈，恃才自傲，目中无人。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任将作大匠的孔融也是个清谈家，与祢衡趣味相投，觉得他很了不起，便把他推荐给曹操。

岂料祢衡一来就辱骂曹操，摆出一副不把当权者放在眼里的架势。或许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怎么看别人都不顺眼；也可能只是想博眼球，捞得虚名。像他这种人，心胸太狭隘，与谁都合不来。曹操本是心胸豁达之人，也不禁对祢衡的无礼大为光火，他恨恨地说：“祢衡这小子，我要杀他，就像杀死老鼠麻雀一样容易。只是此人有点虚名，若杀了他，别人会说我没有容人之量。”

曹操想办法把祢衡打发到刘表那儿。刘表本是清流派名士，最为儒雅，对祢衡敬重有加，推为上宾。祢衡这次学乖了，大拍刘表马屁，吹捧其仁德比起周文王也毫不逊色。不过，在刘表部将面前，祢衡又摆出盛气凌人的臭架子，动辄冷嘲热讽。这些将领也不是吃素的，在刘表面前大肆攻击祢衡，刘表遂对祢衡动了杀心。

当然，刘表不会亲自动手的，他素有养士之名，若是杀了祢衡，恐遭人横议。想来想去，还不如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呢？刘表把目光投向了江夏太守黄祖。

自从射杀孙坚后，黄祖官运亨通，成了荆州数一数二的实权人物。刘表把祢衡推荐给黄祖。起初黄祖对祢衡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祢衡得意忘形，那股愤青劲儿又上来了，居然当众骂黄祖。史书没写祢衡怎么骂，但用了一个“辱”字，显然是带有敌意的攻击。黄祖恼羞成怒，他可没有曹操、刘表的那些心思，他想：老子待你不薄，你竟敢辱骂老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秀才遇到兵，有理都说不清，何况是无理取闹，祢衡最终为自己的轻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以曹操、刘表的修为，都容不下祢衡，可见此人着实不知趣，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刘表借黄祖之手杀了祢衡，虽然免去骂名，却总是不太厚道。

转眼间已是建安二年（公元197年）。

曹操改组朝廷、实施屯田政策后，开始挥鞭挞伐，首个目标便是归附刘表的张绣。为什么先打张绣呢？两个原因：其一，张绣的部众本是属于张济。当初张济曾与李傕、郭汜联手追击汉献帝，以臣子压迫皇帝，大逆不道。如今出兵讨伐，可谓师出有名。其二，张济刚死，张绣初掌兵权，实力较弱，容易搞定。

果不其然，曹操大军刚抵达淯水，张绣就举旗投降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赢得实在太轻松了。曹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干了一件荒唐事。张绣有个婶娘，也就是张济的遗孀，长得貌美如花，把曹操看得心痒难忍。曹操本是好色之徒，当晚就把美女霸占了，还纳为小妾。

但是，曹操没有考虑到张绣的感受：我刚投降，你就把我婶娘给霸占了，这不是让我很难堪吗？让我在诸将士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呢？

不仅如此，张绣又听到一个消息。当时张绣有一员心腹爱将，名唤胡车儿，打仗极其骁勇。曹操派人给胡车儿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明摆着是想重金收买，俗称“挖墙脚”。

这两件事让张绣怒火中烧。男儿绝不能如此忍气吞声，该出手就要出手。咱也不投降了，拼了！

一向聪明过人的曹操，也会犯低级错误，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七情六欲控制不住。说实话，曹操只是为美色所吸引，压根儿没想过除掉张绣，只是忽视了张绣的感受。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曹操对张绣毫无提防心——他的营寨根本就没戒备。

色字头上一把刀，曹操终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张绣铤而走险，率部突袭曹操兵营。曹操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当他听到杀声四起，大惊失色，夺路而逃。张绣军万箭齐发，一支流矢射中曹操，幸好不是致命伤。这时曹军兵营全乱了，曹操长子曹昂在混战中被叛军砍杀，命丧黄泉。

如果不是典韦挺身而出，曹操说不定也要丧命于此。张绣发现曹操逃跑后，纵兵紧追，负责殿后的典韦如同一尊战神，死死挡住叛军。众寡悬殊，典韦的左右卫兵全部战死，只剩下他一人在战斗。此时的典韦血染战袍，身负重伤，犹以一当百，苦苦支撑。打到最后，武器也打没了，赤手空拳。张绣叛军冲了上来，想将他生擒。力大无比的典韦双手一抄，把两个敌兵抓在手中，一手一人当武器。叛军一拥而上，数十把刀戟利刃乱捅一番，典韦硕大的身躯终于倒下，死时双眼还怒睁着……

此役曹军大败，若不是平虏校尉于禁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曹军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于禁治军有方，其他部队大溃败时，只有他的军队建制完整，且战且退，井然有序。前面说过，曹操军队中有一支青州兵，是从收降的黄巾军改编而来。青州兵本是流寇出身，军纪相当差，在撤退途中又祭出以前打家劫舍的本事，所过之处，如鬼子进村。于禁见状大怒，率部扫荡四处抢劫的青州兵。青州兵一看于禁动真格的，顾不上抢，撒腿就跑。这时曹操逃到舞阳，收拢部众，青州兵立马向曹操告状，称于禁袭击他们，居心叵测。

于禁边撤退边阻击张绣追兵，他的军队是最后抵达舞阳的。他没有马上去见曹操，而是命令士兵构筑防线，以防追兵偷袭。有人慌慌张张跑来说：“大事不好了！青州兵恶人先告状，将军还不赶快去解释。”

于禁答道：“敌人追兵就在后面，随时都会赶到，不先做好准备，怎么抵挡敌军？再说了，曹公英明睿智，怎么会听那些诬告陷害的话呢？”

直到挖好壕沟、筑好营寨后，于禁才去拜见曹操，把青州兵打家劫舍的事说了一遍。此时曹操刚刚经历丧子之痛，若换作其他人，恐怕早已情绪失控，难辨是非。但曹操真的不同凡响，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保持头脑冷静与清醒。他不仅未责备于禁，反倒大大表扬一番：“淯水之败，连我自己都狼狈不堪，将军却能在混乱中保持冷静，整顿自己的军队，制止游兵散勇的暴行，安营固垒，有凛然不可动的气节。即便是古代名将，也未必能胜过你。”

勇将典韦之死，令曹操很伤心；但于禁临危不乱的表现，又让他十分欣慰。我们总说曹操善于用人，所谓用人术，无非赏罚与信任。对于流言蜚语的攻击，曹操置之不理，这就是信任；在奖赏上，他向来是及时与不吝啬的。很快，他就封于禁为益寿亭侯，这是给众将士树立标杆。

正是有于禁这样优秀的将领，曹操在舞阳才得以重整旗鼓，与尾随而来的张绣兵团再度交锋。这次，张绣没有捞到好处，败回穰城，又一次投靠荆州牧刘表。曹操虽然扳回一局，终究元气大伤，无力再战，遂撤回许都。

过把瘾就死：袁术的皇帝梦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二月，寿春。

袁术终于迫不及待地黄袍加身，把尊贵的皇冠戴在头上。不都说皇帝轮流做吗，既然刘氏做得，我袁氏怎么就做不得呢？这个想法固然不错，或许在当时也算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思想。尽管汉献帝还呆若木鸡地坐在大汉皇帝宝座上，但朝廷已不复是刘氏的朝廷，江山已不是刘氏的江山。

对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这套把戏，袁术根本没有兴趣：何必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呢，自己弄个皇冠戴上不就行了吗，何必一边假惺惺地叫嚣着拥护皇帝，一边却把皇帝架在虚无缥缈的空中呢？是的，袁术不屑于曹操的那一套，他要给自己加冕，要奋力一跃，跃上人生的巅峰，要翱翔在权力的天空俯视苍生。

称帝是要有底气的，不然只能过把瘾就死。

袁术的底气来自两大法宝，其一是神秘的预言，依他多年苦心钻研得出的结论，自己就是预言中会登临帝位的那个真命天子；其二是他从孙坚夫人手上抢来的传国玉玺，国之利器都落到他的手中，若不是命运的安排，又能做何解释呢？

事实上，袁术称帝的野心已是众人皆知，因而改旗易帜并不出人意料。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满腔热情地投入新帝国的创建。分裂出来的新帝国名字古怪却不乏创意，唤作“仲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应有尽有，什么祭天祀地，皇家礼节，无一遗漏。

美则美矣，可还不够完美。因为袁术尴尬地发现，这个新帝国的官员中，竟找不到几个声名显赫的名士。这在当时，是要被嘲笑的。袁术想到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他从小光屁股玩耍的好友、沛相陈珪，另一个是前兖州刺史金尚。此两人在当时也算有些盛名，正好可以拉入新朝廷。

但是袁术竟碰了一鼻子灰。

陈珪义正词严地写了一封信拒绝老朋友，他说：“现在曹操将军欲重振朝纲，扫平凶逆，我还以为足下会同心勠力，匡扶汉室。岂料你竟然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想让我阿附你，我宁死不从。”袁术阅罢，心里很不舒服。

金尚本是朝廷任命的兖州刺史，他赴任时兖州已被曹操占了，只得前去投奔袁术。袁术称帝后打算请他出山，担任太尉。你落难时，我收留你，我发迹后，还重用你——在袁术看来，金尚没理由拒绝。确实，金尚没拒绝，而是逃跑了。袁术大怒，把他抓回来后砍了。

虽然称了帝，可是在天下群雄看来，袁术就像个耍猴的罢了，谁也不把他的帝国当回事儿。

前面说过，袁术与吕布两人有个儿女婚约。袁术称帝后，便派使节韩胤前往徐州见吕布，一来把称帝之事告知于他，二来迎吕布的女儿前往寿春。吕布也没多想，便让韩胤带走女儿，在他看来，与袁术结为亲家，就是结了个战略盟友。

韩胤刚走，沛相陈珪前来拜访吕布。

自从拒绝袁术的邀请，陈珪与袁术数十年的交情就这样泡汤了。他看到吕布向袁术靠拢，十分担心，打算前来阻止。可陈珪还是晚了一步，吕布已把女儿送往寿春，他赶紧进言道：“如今曹公奉迎天子，辅佐国政，将军应该与他同心协力，共存大计。袁术自立为帝，您与他通儿女之婚，势必要蒙受不义的骂名，我看将军已是危若累卵了。”

吕布虽然骁勇，但没什么战略眼光，听陈珪一说，心生悔意。于是他跨上赤兔宝马，亲自追韩胤去了。

宝马毕竟是宝马，吕布疾驰如飞，终于追上韩胤。他不仅把女儿带回去，还把韩胤抓了，绑赴许都，交给曹操处置。可怜的韩胤成为袁术称帝的替罪羊，被朝廷下旨处死，枭首示众。

吕布果然是个反反复复的人，以前他曾背叛丁原、董卓，现在也不在乎背叛袁术。他本质上就是个投机分子，没有一成不变的敌我观念，有的只是利益的追逐。在此之前，他与曹操在兖州血战一年，可谓不共戴天。如今曹操把持朝廷，吕布见风使舵，以韩胤的人头作为献礼，意在改善与曹操的关系。

很快，回报如期而至。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封吕布为“左将军”。一般来说，这个军衔仅在大将军及车骑将军之下。如今大将军是袁绍，车骑将军是曹操，左将军是吕布，按这个排名，吕布可算是第三号人物。吕布的政治野心并非特别大，能当个二把手、三把手就心满意足了。鉴于吕布勇武异常，曹操有意拉拢，便给他写了一封书信，大加吹捧。吕布阅信后，乐得合不拢嘴，也写了一封回信，拟了一道谢恩奏章，交给陈珪的儿子陈登，让他前往许都。

陈珪、陈登父子虽是吕布部下，但与吕布不过是貌合神离。到了许都后，陈登拜见曹操并说道：“吕布有勇无谋，为人反复，没有原则立场，应该早点铲除他。”看来吕布着实是个拙劣的领导，这种用人水平，最后不失败才怪。陈登向曹操表忠诚，曹操不免也要表扬他几句：“吕布狼子野心，确实不可久养，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可以看出他的虚伪。”

光口头表扬是不够的，曹操在封官进爵上毫不吝啬，拜陈登为广陵太守，官秩为中二千石。如此大手笔，当然别有用心。陈登要离开时，曹操握着他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东方之事，就托付给你了。”言下之意，就是让陈登好好潜伏在吕布身边充当高级卧底。曹操埋下的这颗地雷，后来果然把吕布炸得粉身碎骨。

这一切，吕布当然一无所知。

但是，吕布对陈登出使许都的结果大为不满。原来，吕布的徐州牧头衔是自封的，并非朝廷授予，名不正言不顺。他派陈登到许都邀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徐州牧，谁知希望却落空了。

吕布把怒气发泄在陈登身上，他操起长戟，往案几上一斫，把桌子削掉一角，吼道：“你老爹劝我与曹操联合，同袁术断绝关系，我照做了，可如今我却什么都没得到！你倒好，升了官、进了爵，而我却被你们给出卖了。”

面对吕布的咆哮，陈登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答道：“我见到曹公时说：‘对待将军就要想养老虎那样，得让他吃饱才行，不然就会吃人。’曹公是这样回答：‘你说的不对，这好比养一只老鹰，只有饿着，才能为我所用，要是吃饱了，就会飞走的。’这是他的原话。”

吕布一听，没脾气了，因为曹操说的，倒是真话。

我们再来说说吕布与袁术。

吕布撕毁婚约，把韩胤交给曹操处死，这件事令袁术十分难堪。他想不通，怎么就没有人愿意来归附自己这个“真命天子”呢？琢磨了半天，他总算琢磨出一个道理：大家不尊重我，是不晓得我的厉害，得先打几场胜仗，才能让天下人心服。

我前面说过，在诸军阀中，袁术实力并不很强，麾下缺乏能征惯战的名将。但是袁术特别能收编杂牌军，他麾下的部队来源五花八门，有黄巾军，有黑山军，有南匈奴军，有孙坚旧部，还有被曹操赶跑的杨奉、韩暹。杨奉、韩暹都是护送献帝东返的功臣，后来遭曹操排挤，被踢出朝廷，只得前来投靠袁术。

靠着收编来的杂七杂八的部队，袁术看上去兵多将广，实际上战斗力并不强。袁术显然高估自己的实力，他决定教训吕布一下。于是仲家皇帝调兵遣将，派大将张勋、桥蕤（ruí）会同杨奉、韩暹的部队，共计步骑兵数万人，兵分七路，浩浩荡荡杀向下邳，大有一举打垮吕布的架势。

当时吕布只有三千步兵及战马四百匹，兵力上远居劣势。敌人大兵压境，吕布后悔当初听了陈珪的话而与袁术绝交，他一眼瞥见身旁的陈珪，没好气地说：“今天把袁术大军招惹来了，这都是你的主意，现在要怎么办？”

陈珪十分坦然，胸有成竹地答道：“杨奉、韩暹只是走投无路，暂时投靠袁术罢了，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貌合神离，不可能长久合作。他们就像几只好斗的公鸡，怎么可能待在一个鸡窝里呢？”他建议吕布采用反间计，挑拨杨奉、韩暹与袁术之间的矛盾。

吕布依陈珪之计，给杨奉、韩暹写了一封信：“两位将军是护驾功臣，而我吕布也曾亲手杀了董卓，都为汉室立下大功，怎么你们也跟袁术一起当乱臣贼子了呢？不如与我联手，齐心合力，击破袁术，为国除害。”理由固然说得冠冕堂皇，但真正打动杨奉、韩暹的，并不是吕布的“道义感”，而是吕布许诺只要打败袁术，所缴获的军用物资及粮草，一并归二人所有。

杨奉、韩暹只是为曹操所迫，不得已才去投靠袁术，并非真心想为他效命。这年头，有钱有饷、有兵有粮就是草头王，杨奉与韩暹岂能不动心？两人收到信后，坐下来一商量，决定改变主意，与吕布联合，消灭张勋、桥蕤的袁军。

决战的时刻到了。

吕布率领三千人马出击，直逼袁军阵营。张勋、桥蕤看了不禁暗自好笑，我拥兵数万尚且没主动进攻，你吕布区区几千人却来踏营，岂非自投罗网？眼看吕布距离大营只有一百步的距离，张勋刚想率大军迎战，却听得背后一片喊杀声，不由得心里一怔，转头看时，只见杨奉、韩暹的部众临阵倒戈，把大营内的袁军杀得人仰马翻。

张勋一看，心胆俱裂，魂飞魄散。原本以为是三打一，现在却成了一打三。此时吕布纵马挥戟，大杀四方，戟锋所过，血光四溅。张勋不敢恋战，掉转马头，没命地逃跑了。其他人一看主将逃了，纷纷跟着逃跑，一下子完全乱了套，逃得慢的就成了吕布的活靶子。

一战下来，袁术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十个将领被杀，只有少数人侥幸逃回。

这已经够惨了，吕布还不肯收手。他与杨奉、韩暹联手，反客为主，杀入扬州。联军水陆并进，长驱直入，直攻到钟离，一路烧杀抢掠，蹂躏仲家地盘，而后渡过淮河，在北岸稍事休整。吕布故意给袁术送去一封信，大大羞辱了他。可想而知，袁术气歪了鼻子。为了保住面子，袁皇帝亲自出马，率五千步骑兵至黄河。吕布并不与之交锋，只是在北岸对袁术嘲笑一番后，引兵回去了。

袁术的皇帝宝座尚未坐热，就被吕布反戈一击，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成为诸侯的笑柄。吕布凭此惊天一击，以寡胜众，捍卫了自己天下第一猛将的荣誉。

袁术称帝，不啻为是对许都政权的公然挑衅。

曹操开始为讨伐袁术做准备。此时袁术处境尴尬，他所积贮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在杨奉、韩暹临阵倒戈后，军资粮食全部被抢走。没粮食怎么能打仗？这时他想到借粮，要向谁借粮呢？

当时的军阀中有一个人比较特殊，他就是陈王刘宠。

东汉帝国有许多封国，各封国的封王多数都没有权力，实际权力落在封国宰相手中。原本生活无忧的王侯，如今一落千丈，许多人没有俸禄，田租赋税收不上来，还遭强盗抢劫，无以为生，狼狈不堪。但有一个封国是例外，这个封国便是陈国。陈王刘宠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非常骁勇善战，有一手好箭法。黄巾起义爆发后，很多封国都被起义兵所击破，刘宠则组织起一支军队，婴城固守，封国百姓对他很畏惧，没人敢反叛。陈国宰相骆俊也是很有本事的人，在当地有崇高的威望。因而陈国也成为乱世中一片小乐土，很多人前来投奔。讨伐董卓的战争爆发后，刘宠率军队驻屯在阳夏，自称为“辅汉大将军”，与关东义军遥相呼应。

陈国比较安定，粮食比较充足。袁术便想派人前去见陈相骆俊，提出借粮。袁术也不想想，陈乃是汉之封国，而袁术自己称帝，公然成为汉室之敌人，这粮食能借到吗？果然，骆俊一口回绝了袁术的无理要求。袁术大怒之下，使了个阴招，他派人假装投降，骆俊不知是计，开门迎降。岂料所谓的“降兵”突然亮出兵刃，把他与陈王刘宠都杀害了。这个唯一有实力的封国，就这样破败了。

在汉末群雄中，袁术算不上雄才，充其量就是会搞些阴谋诡计。诱杀陈王刘宠及陈相骆俊，令袁术在诸侯中更加臭名远扬。曹操不失时宜，发兵东征袁术。袁术不敢死拼，自己逃了，只留下大将桥蕤的部队在蕲阳阻击曹军。桥蕤岂是曹操的对手，很快被击破，身首异处。此时已近寒冬，一向对经济不太重视的袁术遭遇到比曹操更可怕的对手：旱灾与严寒。仲家帝国治下的臣民饥寒交迫，死亡甚重。

这个小帝国从此便走向衰落，虽然它从一开始就未曾强大过。

犯错不可怕，怕的是执迷不悟

打败袁术后，曹操把刀锋对准张绣。

长子曹昂死于张绣之手，这仇怎能不报？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十一月，曹操发动对张绣的报复战。刘表派部将邓济前往支援张绣，仍然无法顶住曹军的攻势。曹操攻占湖阳，生擒邓济，而后攻克舞阴才退兵。

由于有刘表的支持，曹操要彻底打败张绣，并不是容易的事。

次年三月，怨气难消的曹操再度进攻张绣。荀攸并不认可这种硬拼，他对曹操说：“张绣与刘表互为掎角之势，实力强大。不过张绣毕竟是一支外来的军队，粮食供给完全依赖刘表。时间一长，刘表势必觉得吃力，无力长期免费供应粮食，到时两人一定会闹翻的。我们不如暂缓出兵，等待时机，采取手段分化瓦解其联盟。倘若逼得太急，他们势必会互相支援。”

荀攸的分析合情合理，但曹操还是决意发兵，包围了张绣所在的穰城。

就在这时，有几个冀州兵叛逃到曹操阵营，带来一个消息：袁绍打算偷袭许都！

曹操大惊失色，赶紧从穰城撤围退兵。其实这个情报并不准确，袁绍的谋士田丰确实建议攻打许都，但袁绍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也就是说，许都并不存在危险。只是这个消息过于重磅，而曹操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辨别情报的真伪，为了安全起见，他必须撤退。

此时刘表派出一支军队前往救援张绣，打探到曹操军队撤退，便直插安众，截住曹军的退路。同时，张绣也尾随而至，曹军有遭前后夹击的危险。然而，曹操却成竹在胸地说：“等我到了安众，一定能大破敌军。”所有人听了直纳闷，刘表已屯兵于安众，能顺利逃跑就不错了，还说这种吹牛皮的话。

但曹操绝不吹牛。

曹军抵达安众后，张绣也追了上来，与刘表援军对曹操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曹操下令连夜在山林中开凿一条通道，张绣一看，断定曹军想改道逃跑，他便与刘表援军联手，全体出动，想一举消灭曹操。岂知这么一来，正中了曹操的计。原来曹操只是假装开凿险路，他料定张绣会来进攻，早把精锐之师埋伏起来，布下口袋阵，就等张绣送上门呢。

张绣军队一进到埋伏圈，曹军步、骑兵突然杀出，把张绣及援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曹军也趁此机会，一鼓作气突破了封锁线。

后来荀彧问曹操：“您如何料定必破敌军呢？”

曹操回答说：“敌人挡住我退路，陷我于死地。兵法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故而我知道一定会打败敌人。”

曹操将战况的逆转归结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让我们听听另一个谋略大师是怎么分析的。

张绣急追曹操时，贾诩劝说道：“万万不可，追则必败。”张绣根本听不进去，眼看曹军快被包饺子了，怎么能不追。不出贾诩所料，张绣被曹操打得大败。这时贾诩又说：“现在赶快去追，追则必胜。”

张绣听得犯糊涂，问道：“我没听你的话，以致大败而回，如今都遭重创了，怎么还能追？”

贾诩催促道：“战场形势不断变化，先追再说。”

张绣对贾诩的才能深信不疑，虽然心里很纳闷，还是听了他的话，尾随曹军而去，果然击败曹军的后卫部队，总算挽回一点颜面。

回到穰城后，大惑不解的张绣问贾诩：“我用精兵追杀敌人，您说必败；后来用残兵败将去追杀，反倒打赢了。这都在您的预料中，不知是什么原因呢？”

贾诩笑道：“其实说来简单。将军您虽然善于用兵，但还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军刚刚撤退，曹操必然亲自断后，因此我判断您打不赢。曹操出动大军前来进攻，并没有遭遇挫败，实力没受损，却匆匆回师，可见是国内出现变故。击破追兵后，他必定要轻装疾进，赶回许都，只留下其他将领断后，这些将领虽然勇猛，却不是将军您的对手，故而即便是您以残败之师迎战，仍然可以获胜。”

听完贾诩的分析，张绣大为叹服。

曹操回到许都，没见袁绍来攻，却传来吕布攻打刘备的消息。

吕布与刘备这对冤家怎么干上了呢？

这还得从杨奉、韩暹两人说起。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江淮大旱。袁术没粮食，吕布也没粮食。

粮食紧缺导致了严重的问题。自从韩暹、杨奉背叛袁术而跟随吕布，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从袁术军队抢来的粮食吃光了，韩暹、杨奉两人在徐州、扬州之间大肆抄掠，即便如此，粮食还是供应不上，士兵们饥一顿饱一顿。怎么办呢？韩暹、杨奉两人一商量，既然吕布不给咱们提供吃的，索性就告辞，前去荆州投靠刘表吧。

两人便跑去向吕布辞行。吕布一听，这哪行，你们当我吕布是什么人，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韩暹与杨奉被吕布痛骂一顿后，悻悻而退。留下没饭吃，要走又走不得，如何是好？杨奉心里琢磨，干脆把吕布干掉算了。大家看，这就是乱世，今天投靠你，明天可能就在背后捅你一刀。

吕布是很厉害的人，光靠杨奉、韩暹两人显然干不掉他。杨奉便想到刘备，吕布抢了徐州，又赶跑刘备，两人关系势同水火。杨奉派人与刘备联络，刘备同意了。当时刘备驻军于沛县，杨奉率部前来会合。到了沛县，刘备设酒席款待，宾主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岂料酒刚喝一半，刘备使了个暗号，两边的卫士一拥而上，把杨奉捆了起来。杨奉醉意全消，一脸愕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一闪，杨奉脖子微感凉意，头颅便已飞出。

刘备不是与吕布水火不容吗，为什么要杀杨奉呢？难道他不想夺回徐州吗？当然不是。刘备是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做出了杀杨奉的决定。如今刘备落魄，投靠曹操，曹操虽接纳他，实则提防心很强。杨奉是被曹操打败后，才转而投靠袁术、吕布的，算是曹操的敌人，现在正好可借杨奉的人头，消除曹操对自己的猜忌心，这就是刘备的算盘。

杨奉一死，韩暹势孤力单，在下邳混不下去。他索性只带十余人逃往并州，作为白波军将帅，那里曾是他的大本营。但是韩暹运气并不比杨奉好，半途经过杼秋县时，被县令张宣所杀。

我们附带说一下白波军以及原凉州兵团一些将领的命运。

当年白波军三大将帅，韩暹去了洛阳，胡才、李乐留在河东。胡才被仇家杀害，李乐则病死了。原凉州兵团的将领，杨奉被刘备所杀，张济在攻荆州时中箭身亡，郭汜被部将伍习所杀，重要人物只剩下李傕一人。关中混战令李傕的实力消耗殆尽，不久后，曹操以朝廷名义诏令段煨等关中将领讨伐李傕，李傕兵败被杀，三族遭夷灭，段煨则被提拔为安南将军。至此，董卓余部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

杨奉被杀、韩暹出走，吕布失掉了左膀右臂，开始感觉不妙。虽然他名义上归附朝廷，实则拥兵自重。如果要给吕布贴上一个标签，除了“勇武绝伦”之外，恐怕就是“反复无常”。背叛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他背叛丁原，投靠董卓；背叛董卓，投靠王允；背叛刘备，投靠袁术；背叛袁术，投靠曹操。还能看到他有一丁点操守吗？

如今，他又想与袁术和解。

他把袁术整得那么惨，还有和解的机会吗？当然有。因为袁术就是只病猫，主动向他示好，他还会感激呢。乱世的故事就是这样荒谬。当然，吕布与袁术联合，并非要倚重袁术的力量，而是为消灭刘备做铺垫。他可不想在进攻刘备时，袁术突然从背后插上一刀。

刘备玩阴招诱杀杨奉后，收编其众，实力不可小觑，加上有曹操撑腰，对吕布的威胁越来越大。此时曹操率部讨伐张绣，无暇东顾，对吕布来说，正是消灭刘备的大好时机。

吕布麾下有两员虎将，一个是高顺，一个是张辽。

高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战将，他为人廉洁，沉默寡言，颇有威严，在战场上以善打硬仗而著称。他有一支亲兵营，共七百多人，号令整齐，每战必冲锋陷阵，战无不胜，故而有“陷阵营”的美誉。吕布虽倚重他的军事才华，却不太喜欢他。高顺为人耿直，别人都不敢惹吕布，只有他敢于谏言。

吕布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十分情绪化，做事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反反复复。高顺曾对吕布说：“将军所作所为，没有深谋远虑，每当失利，总是说做错了，但怎么能一而再地做错呢？”吕布心知高顺十分忠诚，但忠言逆耳，毕竟听得不舒服，故而时间一长便冷落他了。不仅如此，吕布还削夺高顺的兵权，将其部众划拨给自家亲戚魏续，需要冲锋陷阵时才派高顺上场。

尽管高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他依然光芒四射。高顺率部猛攻沛县，刘备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得向曹操紧急求援。曹操派夏侯惇驰援，援军也被高顺击败。此时的刘备已是孤军无援，再也顶不住高顺的进攻，弃城而逃。高顺攻破沛县，俘虏了刘备的妻子。

沛县失守的消息传到许都，曹操大怒，打算出兵讨伐吕布。

诸将纷纷反对说：“现在刘表与张绣在我们背后，若远距离奔袭吕布，许都就危险了。”

荀攸持不同意见，他分析道：“刘表、张绣刚刚遭到重创，必不敢轻举妄动。吕布骁勇，又有袁术当后盾，倘若纵横于淮河、泗水一带，一定会得到不少豪杰的响应。现在他刚刚背叛朝廷，人心尚未稳固，倘若我发兵前往，必定可以一举击败他。”

其他将领尚未表态，曹操便一言九鼎拍板道：“说得好，就这么决定了！”

攻占沛县让吕布声势大振，附近一些变民武装集团头目纷纷前来投诚，包括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这些武装集团的实力不一定很强，但至少可以滥竽充数。获悉曹操率大军前来，陈宫对吕布说：“曹操远道而来，我们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可一战而胜。”

陈宫原本是曹操部下，与张邈一起叛乱，失败后就跟随吕布了。他心里对曹操十分不满，因此一马当先跳出来献计。吕布却若无其事地说：“不如等他前来，到时把他们统统赶入泗水淹死。”正如高顺所说，吕布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却始终执迷不悟。在兖州之战中，他在握有先手的情况下，被曹操逆转局势，可是他仍然低估了这个可怕的对手。他的错误在于把曹操等同于袁术，他迷信武力，却忽视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有勇无谋意味着危险。

危险的到来比吕布想象得还快，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深度潜伏的陈登来了个釜底抽薪，率一帮人马投降曹操——其实不能叫投降，他本来就是曹操安插在吕布身边的内线。陈登还自告奋勇，充当先锋，进攻下邳城。自恃骁勇的吕布几次出城作战，都大败而归。他再也不敢出城了，便龟缩在城内。

枭雄的末日：吕布之死

曹操倒也没想致吕布于死地，他写了一封信以示自己的慷慨大度，耐心地陈清战与降的利害祸福。熟读《孙子兵法》的曹操十分明白，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

这封信令吕布心动，他想投降了，因为投降对他来说并非可耻，他内心深处也不怎么有羞耻的观念。但是陈宫给他打气道：“曹操远道而来，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计，将军可以亲率一支步骑兵驻屯于城外，我率其他部众守城。曹操若攻您，我就引兵攻其背；若曹操攻城，则您从外面援救。这样用不着十天半月，曹军的粮食就差不多吃光了，到时我们前后夹击，必定能大破敌军。”

吕布听罢，觉得这个计谋不错，只要自己带支军队出城，切断曹军粮道，曹操可不攻自破。我们读三国史，可一而再地看到攻击敌军粮道的战例，没有粮食，再高明的将军也只能束手被擒。可这时，吕布的老婆跳出来说：“陈宫与高顺向来不和，您要是出城，他们二人怎么可能同心协力守城呢？若是出问题，您还有立足之地吗？你想想，当初曹操对陈宫那么信任，陈宫还背叛他归附您；现在您对待陈宫比不上曹操，却想把整座城及家属都托付给他，自个儿率孤军出城，一旦城内有变，妾身还能是您的妻子吗？”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偏偏吕布也是个耳根子软的人，妻子这一番话，让他对陈宫起了疑心。要怪就怪陈宫犯了西汉时晁错的错，一个下级让领导出去打仗，自己守城，难免令人怀疑别有企图。吕布迟迟不肯出城，陈宫的计谋就此泡汤。被动防御显然十分不利，曹操的粮食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至前线，只要围城的时间够长，下邳必然沦陷。

战也不成，守也不是办法。唯一的出路，是请袁术出手相救。许汜、王楷两人秘密出城，求救于袁术。袁术虽然与吕布和解，却对吕布的反复无常十分不满，沉着脸说道：“吕布撕毁婚约，不把女儿送来，理所当然要失败，这是报应，你们还来说什么？”许汜、王楷两人磕破脑袋：“皇上今天若不救吕布，是自取败亡；吕布如果败亡，明天可就轮到皇上了。”

这几声“皇上”，总算叫到了袁术心坎上，袁术派去一支军队，但不是去解下邳之围，而是摇旗呐喊一下，给吕布壮胆。对袁术的虚张声势，曹操不过是一笑置之，吕布把袁术坑得那么惨，还曾嘲笑挖苦他，小肚鸡肠的袁术岂会为他大动干戈。

吕布站在城楼上，举目远望，希望看到远处地平线上会卷起滚滚尘埃，希望看到一支骑兵突然呼啸而来，杀入曹军阵营。可是远方那么平静，平静得可怕。他当然知道袁术为什么不出手相救，两人联合，纯粹只是利益，谈不上感情与信任。为了取得袁术的信任，吕布只能走一步险棋：把女儿送到袁术那儿。

可是曹军就在城外，如何把女儿送出去？万一女儿被曹军俘获或砍死，岂不是前功尽弃？

看来，这件事还得他亲自出马才行。

吕布想了一个办法，他用绵布条把女儿缠绑在马上，这样就算马匹飞奔，也不至于从马背上摔下来。入夜时分，吕布率一队人马，为女儿保驾护航，欲强行穿越曹军兵营。曹军守备森严，见吕布前来，先是一阵箭雨扫射，然后兵戈相迎。吕布左冲右突，若只是他一人闯关，千军万马也难阻挡，只是他得分神看护女儿，气力未能全部使出来，而曹军中猛将甚多，武艺都不弱，自然没有机会。经过一阵混战，吕布终于不支，被迫撤回城内。

女儿送不出去，吕布也不能指望袁术的援救了。

说来也怪不得别人，吕布把大军阀几乎都得罪了，关键时候，谁愿意来援救？袁术不干，袁绍也袖手旁观。只有一个人比较义气，此人便是河内太守张杨。

张杨以前与吕布是同僚，吕布落难时曾去投奔他，两人关系不错。可是在诸军阀中，张杨的实力平平，他有心相助，却没有那个实力。不过此人也算够朋友，带自己的军队进驻东市，给吕布壮胆助威。张杨的部将们却不想与曹操为敌，暗中策划着兵变。张杨倒是对部将的谋反有所察觉，可是他性情宽厚，缺少威严，也很少使用刑罚手段。当他发现有人企图作乱时，没有严加盘问，只是泪眼汪汪，想用这种宽厚手段来感动谋反者。在乱世中，软弱是可悲的。叛乱的主谋杨丑非但没有感激，反而变本加厉，发动兵变，把张杨杀死了。张杨死后，杨丑打算向曹操投降，就在这时，另一名将领眭固倒戈一击，杀死杨丑，向袁绍投降。

唯一能帮点小忙的好朋友死于非命，吕布感到自己的末日临近了。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围城的曹操情况也不太好。曹军已围城两个月，时间已是农历十一月，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季节。为了困死吕布，曹操下令在城外挖掘壕沟，完全切断吕布与外界的联系。北风呼啸，寒彻骨髓，城外的士兵只能住在帐篷之内，居住条件恶劣，根本无法抵御寒风，大家都哆哆嗦嗦，疲惫不堪，士气相当低落。曹操十分担心，因为至少还要过一两个月，天气才会变得暖和，他开始盘计着撤兵。

荀攸、郭嘉两名谋士力排众议，力主咬紧牙关坚持到底，他们分析道：“吕布有勇而无谋，屡屡败北，早就失去锐气。主将都没锐气了，那士兵哪里有决死抵抗的信心呢？吕布的谋士只有陈宫一人，陈宫虽然有谋略，但反应迟钝。应该趁吕布没有恢复锐气，而陈宫谋略未定之际，发动猛攻，消灭吕布。”

这话听着有道理，可下邳城池颇为坚固，要如何进攻呢？

曹操想到了水攻战术。城池一般都建在河边，下邳城外有两条河流，一条是沂水，一条是泗水。曹军便引两河流之水攻城，一时间，下邳城内外一片汪洋。此时属于河流的枯水期，水攻虽然不至于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仍给下邳守军带来许多麻烦，天气本就寒冷，又浸泡水中，时间长了还有疫疾发生。

眼看士气凋零，吕布也受不了，他爬上城楼，冲着城外的曹军士兵高喊道：“你们不要再逼我了，我打算向明公自首。”吕布说的“明公”就是指曹操，这个称谓是古代对地位尊崇者的称呼。

吕布这么一喊，陈宫大为愤怒，他恨恨地说：“什么明公，曹操就是个逆贼。今日若投降，就是以卵击石，岂能保住性命！”

被陈宫这么一说，吕布不禁满脸通红。

连主将都想投降了，其他将士如何能有死战之心呢？

当时吕布下达一条戒酒令，可能是担心喝酒影响守城。偏偏有一人犯了禁，此人是他的部将侯成。侯成有一匹宝马，不知怎么丢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找回来了。侯成十分高兴，便大设酒席，宴请诸位将领。曹军都放水灌城了，这些将领还这么有闲情逸致，怕是早做好投降准备了。侯成备了一份酒肉送给吕布，岂料吕布一看，怒火中烧，大骂道：“我都下令禁酒了，你们还敢如此？难不成是想借酒来谋害我吕布？”侯成本来兴致勃勃，给吕布一骂，脸色惨白。不就是一碗酒嘛，犯得着大发雷霆吗？侯成心里愤愤难平，在心里暗骂道：你吕布向来不尊重人，平常我等只能忍气吞声，如今下邳已危在旦夕，你又有什么可牛的？

大家跟着吕布混，无非贪恋个名利，如今吕布已是落水狗，还有什么理由跟着他混呢？侯成暗中串通宋宪、魏续等人，阴谋叛乱。魏续本是吕布亲戚，吕布对他最是信任，甚至把高顺的部队也交给他使唤。岂知魏续竟与侯成等人造反，可见吕布用人失察，毫无眼光。

侯成等人突然发动兵变，迅速逮捕陈宫、高顺，打开城门向曹操投降。曹军一拥而入，吕布大惊失色，率亲兵与曹军血战。吕布虽然武艺超群，怎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一直退到白门楼。

眼看曹军四面逼近，吕布终于绝望了，他料不到，以自己的盖世武功，竟沦落到今天的地步。他用迟滞的目光看着身边的武士，以一种英雄末路的悲怆语调说道：“你们砍下我的头去交给曹操吧。”左右亲兵哪里敢动手，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其实何必让别人动手呢？倘若吕布还有一丝英雄气概，可以像项羽那样往脖子抹上一刀，让殷红的鲜血飘洒于风中。但是那一刻，一向勇武的吕布突然寒意袭来，在死亡深渊前，他对冥冥的未知世界有了一种恐惧。他默默地扔下手中的戟和腰间的刀，走下城楼，束手就擒。

吕布被押到曹操跟前。

他的英雄梦在内心深处已全然破灭，他曾经以为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战神，只要他跨上赤兔马，挥舞方天画戟，山河也要变色，日月也要暗淡。可是当身体被捆得结结实实时，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是可悲的凡夫，日月不曾为之变化，甚至不曾理会他。但他还是要勉强在脸上维持早已苍白的英雄形象，强笑着对曹操说：“从今以后，天下可以平定了。”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倒令曹操有点意外：“此话怎讲？”

吕布故作豪迈地说：“明公所顾忌的，不过是我吕布而已，现在您已经收服我了。倘若由我率领骑兵，您亲自率领步兵，安定天下，不过是易如反掌罢了。”

表面上看，这句话说得很豪迈，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吕布只是委婉地表示投降的意愿。想投降求生，却又拉不下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其实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少英雄好汉，在死刑台上刀斧即将砍下的那一刻，靠着豪言壮语死里逃生，并在未来岁月里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西汉的韩信、唐初的李靖都干过这种事——当然，这时李靖还没出生。吕布显然效法韩信，玩起了博弈术，希望以此来一赌未来。

可惜，吕布没有未来。

这个未来终结者的角色将由刘备扮演。

吕布抬头看到了刘备，心中燃起希望。想当年自己辕门射戟，以惊天一箭拯救刘备，这个恩刘备不能不报吧？于是他冲刘备喊道：“玄德，你现在是座上客，我是一个俘虏。绳子把我捆得太紧了，你难道不帮我说句话吗？”

吕布忘了一件事，如果不是他以卑鄙的手段抢走徐州，刘备会沦落到被他拯救的地步吗？吕布总想着别人欠他的恩，对自己的忘恩负义浑然不觉。

刘备还没吭声，曹操先笑了：“捆绑老虎，不能不捆紧。”他下令给吕布松绑。显然，曹操还是有收降吕布的打算的，因为吕布之骁勇举世无双，若是能得到这样的勇将，定会如虎添翼。

兵士刚想上前给吕布松绑，不想一旁的刘备阴阴地说了一句：“明公难道忘了吕布是怎么对待丁原与董卓的吗？”

曹操立刻领会了话中的深意，他捋捋胡须，点了点头。

这句话也一下子戳中了吕布的死穴，吕布气急败坏，青筋暴露，恶狠狠地盯着刘备骂道：“大耳贼，你的话最不可信！”前面我们说过，刘备的耳朵很大，故而吕布骂他“大耳贼”。

刘备的一句话，把吕布送上不归路。

这时曹操看到吕布身后的陈宫，出言讥讽道：“你平生自认为谋略过人，怎么如今落到这步田地？”

陈宫是文人，所以没有反绑双手，他用手指着吕布道：“这家伙不用我的计谋，才落得如此下场。如果他肯听我的，断不会被你所擒。”

当初曹操得以入主兖州，陈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爱才如命的曹操有意放陈宫一马，虽说陈宫曾背叛自己，可是在这个乱世里，有几个人没干过背叛的事呢？于是曹操打起感情牌，问道：“你若死了，老母亲要怎么办？”

陈宫平静地答道：“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谋害别人的双亲。老母亲的生命，取决于你，而不是我。”

曹操又问：“你的妻子儿女怎么办？”

陈宫仍是平静地回答：“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会让人断子绝孙，这事取决于你，而不是我。”

这话的意思就很明白了，他陈宫是断然不会投降的，老母亲会怎么样，妻子儿女会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当初他与张邈、张超起事，张超一家被曹操灭族，这事他知道。如今他只是阶下之囚，都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死，何况是家人呢？他没有哀求，只是讲了大义，至于曹操是否够仁义，他不知道，也没办法去改变。

曹操没再吭声。

陈宫请求受刑，几个刀斧手上来把他架出去。陈宫转过身去，曹操居然落下几滴眼泪，但陈宫不相信眼泪，他头也不回，昂然走向自己宿命的终点。吕布与高顺同时被押出去，三人一起被绞死。

陈宫死后，曹操把他的家人接过来，赡养其母直到去世，还为其女儿找了夫家，对其他家属也好生照顾。这样做，当然有作秀的成分，但也说明曹操的感情颇为丰富。为什么他对张超采用灭族的手段，对陈宫却完全不同呢？一来陈宫曾帮助曹操夺取兖州，这正是曹操发迹的开始；二来陈宫智慧过人，为人正直不阿，正是曹操欣赏的类型。

与陈宫不同，吕布之死并没引有多少人的同情，因为他的人品真的不行。《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吕布有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吕布有虓（xiāo）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

八
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

三国时代的地道战

在曹操消灭吕布的同时，北方的一场战争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便是袁绍消灭公孙瓒之战。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公孙瓒曾是最有实力的一个军阀。他最鼎盛的时候，势力扩张到幽州、兖州、青州、冀州、豫州，是中原盟主袁绍的头号强敌。

杀死幽州牧刘虞、称霸幽州，既是公孙瓒事业的巅峰，又是他走向衰败的开始。原因很简单，刘虞深得民心，杀死刘虞令公孙瓒大失民心，失民心的人，岂能长盛不衰呢？

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公孙瓒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刘虞死后，他独霸幽州，愈发盛气凌人。在他眼中，老百姓不过就是一群绵羊，管他们喜不喜欢自己，管他们有没有饭吃，只要把军队牢牢控制在手中，谁能奈何他呢？以前有顶头上司刘虞约束，他还稍稍收敛锋芒，如今自己就是一方霸主、无冕之王，失去了限制的权力，让公孙瓒愈发膨胀，种种恶行暴露无遗。曾经是战乱中一片乐土的幽州迅速凋零，百姓怨恨，士人离心。

在诸路军阀中，公孙瓒与吕布比较类似，都是以武见长，在文化修养上，非但与刘表、袁绍、曹操等人不能相比，就连袁术也比不上。公孙瓒没有容人的雅量，睚眦必报。幽州境内若有哪个士人名望比他高，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加以陷害；对于有才之人，他非但不珍惜，反倒要流放到穷乡僻壤，让他们没有出头之日。

东汉两百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重视文化、尊敬士人的传统，公孙瓒却处处压制士人。有人劝公孙瓒收敛，说这样对待士大夫不太好。公孙瓒没好气地说道：“这些士大夫都以为靠他们那点破学问就应该得到富贵，我就算给他们富贵，他们也认为理所当然，一点也不会感谢我的。”可见打从心眼里，他就看不起文人。

既然不用士人，那么公孙瓒都重用谁呢？说来好笑，公孙瓒重用的人，多是贩夫走卒，庸俗之辈。据《英雄记》记载，与公孙瓒关系最铁的哥们有三个：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一个是算命的，一个是布店老板，一个是贸易商。这些人称兄道弟，其中公孙瓒是老大。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贬低他们的职业，因为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也是市井之徒。不过从史料记载来看，公孙瓒的这几个兄弟，只会敛财，“富皆巨亿”。我不太相信靠算命、卖布可以挣到“巨亿”家财，很显然他们只是狐假虎威，仗着老大撑腰鱼肉他人罢了。

总之一句话，公孙瓒把幽州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老同学刘备挥挥手，脱离公孙瓒前去投奔陶谦——这还算客气的，一股反公孙瓒的势力悄然兴起，为首的是前幽州牧刘虞的部下鲜于辅。

鲜于辅本是幽州从事，十分敬重刘虞。刘虞兵败身亡后，他矢志为故主报仇。他秘密联系刘虞旧部，打算起兵推翻公孙瓒。但是公孙瓒本就骁勇，又有一支久经沙场的军队，要打败他可不是容易的事。这时鲜于辅便想到联合乌桓的力量。幽州地处汉帝国的北疆，与乌桓相邻，乌桓许多部落都听命于东汉。鲜于辅委派素有恩信的阎柔出任乌桓司马——在东汉时，设有乌桓校尉专门管理乌桓部落，下设长史、司马等职。

在鲜于辅与阎柔的努力下，一支数万人的汉、乌桓联军拼凑起来，与公孙瓒对抗。公孙瓒不能无视这支反抗力量的存在，他派渔阳太守邹丹率军镇压。双方在潞北血战，邹丹大败，阵亡四千多人。

潞北一战的胜利，令鲜于辅声势大振，他不失时宜地迎回刘虞的儿子刘和。我在前文提过，刘和本在朝廷担任侍中，汉献帝曾密令他东返，以寻求刘虞的援助，刘和行抵南阳时，被袁术扣押为人质。后来刘和逃跑出来，投奔袁绍。袁绍与公孙瓒是对手，当然支持鲜于辅，不仅把刘和交还，还派遣麾下第一猛将麹义率部与鲜于辅并肩作战。

奉行武力至上的公孙瓒已是四面楚歌。南有袁绍虎视眈眈，内有鲜于辅的强势兴起，北有乌桓、鲜卑杀气腾腾。刘虞当政期间，一直致力于改善与乌桓、鲜卑的关系，公孙瓒却一反其政策，处处与游牧部落为敌。因此鲜于辅振臂一呼，乌桓与鲜卑积极响应。乌桓峭王派所部精锐骑兵参战，鲜卑也出动七千名骑兵前来助阵。一时间，鲜于辅手中的兵力已达十万之众。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底，鲜于辅率幽、冀、乌桓、鲜卑联合部队，向公孙瓒发动大举进攻。公孙瓒在鲍丘河迎战联军，被杀得大败，弃尸两万。此役成为公孙瓒军事生涯的转折点，他的势力从此一落千丈，直至灭亡。

公孙瓒的倒行逆施，原本就引起幽州人的强烈不满，只是在他高压统治下，大家敢怒不敢言。如今树倒猢狲散，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诸郡，纷纷起兵，杀死公孙瓒任用的官员，与他划清界限，响应鲜于辅。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公孙瓒想不明白。

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

公孙瓒吃不消了，蓟城保不住，要去哪儿呢？

当时流传有一句童谣，是这么说的：“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不有个会算命的兄弟吗？他把兄弟请来算了一卦，在燕之南、赵之北找了个唤作易县的地方，把大本营迁到了那里。

此时公孙瓒已经谈不上有什么雄心壮志，能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知足了。他大力营造易县的防御工事，几乎可以称得上坚不可摧。在易县周围，挖掘十道堑壕，堑壕边上修筑许多大土丘，每座都有五六丈高，在土丘上建碉堡。最大的堡垒建在中心土丘之上，高十余丈，公孙瓒就住在这里。由于不得人心，公孙瓒总担心遭到暗杀，便在堡垒入口处安了铁门，连左右侍从都不得进入铁门。能进到城堡的人，除了大老婆小老婆之外，只有七岁以下的小男孩。

可以说，公孙瓒把自己囚禁起来了。这位曾以勇气令诸侯闻风丧胆的枭雄，如今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有人会问，公孙瓒把自己锁在城堡里，如何发号施令，如何管理军队呢？公孙瓒有办法。他麾下将吏若有事禀报，得先把文书、报告写好，到城堡之下，城堡上放下一条绳子吊上去。他若要传达什么命令，就让城堡里的女人用嗓子喊。这些原本细声细语的女人，最后居然练得一副女高音，喊声可以传到几百步之外。

看上去公孙瓒此时多少有点精神失常了。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他完全猜到了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所以他要及时行乐，快活一天算一天，管他明日洪水滔天。

从躲进易县的那天始，他不再有亲信，连几个铁杆哥们也不见，更不用说其他宾客以及手下一帮谋臣武将。他只想固守城池，苟延残喘，不愿带兵出战了。

对此，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以前在塞外驱赶叛乱的胡人，在孟津扫荡黄巾军，当时还以为天下指日可定。今天看来，天下战乱才刚刚开始，这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不如暂且休兵，努力耕作，以度过灾年。兵法云：百楼不攻。现在我修筑碉堡楼群数十重，积贮谷物三百万斛，足以坐待良机，等待时局出现变化。”

这种解释无异于自欺欺人。

没错，时局是在变化。

只是对手变得越来越强，而公孙瓒变得越来越弱。

在公孙瓒蜗居于易县期间，袁绍越发壮大。

袁绍派麹义与鲜于辅联合打败公孙瓒，势力席卷幽州。不久后，袁绍的儿子、青州刺史袁谭又大败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田楷落荒而逃。袁谭乘胜攻入北海，把北海相孔融赶跑了。这样，青州基本上落入袁绍之手。

鉴于袁绍势力不断膨胀，曹操一时还不敢对袁绍用兵，虚与委蛇，给他戴上“大将军”的高帽，以示地位尊崇。只是袁绍这个大将军空有虚衔，却无法染指朝廷事务。为了给袁绍一点补偿，曹操又以朝廷的名义授予他“督四州军事”的权力。所谓“四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很显然，幽州差不多成了袁绍的后花园。

不过，要消灭公孙瓒并非易事。

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三年，袁绍年年进攻公孙瓒。易县的防御工事确实非常巧妙，沟堑纵横，有大大小小堡垒数十个，耸立于高丘之上，可相互支援，要攻下来着实非常困难。袁绍曾经写信给公孙瓒，劝他放弃抵抗，握手言和。这是因为袁绍明显感觉到曹操的威胁在日益加大，倘若公孙瓒愿意助他一臂之力，自己就如虎添翼了。

面对袁绍的亲笔信，公孙瓒冷笑道：“如今天下龙争虎斗，没有哪个人能经年累月在易县与我对峙，袁绍能奈我何！”要知道公孙瓒早就决定在这里当缩头乌龟，就算围困几年，他也不放在心上，何况这年头天下局势变化无常，袁绍四周都有敌人，他的军队哪能老待在易城呢？公孙瓒照样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城主，不理会袁绍。

确实，对袁绍来说，最大的对手是曹操，而不是公孙瓒。但倘若公孙瓒不归顺投降，袁绍也不可能安心与曹操开战。因此，在与曹操决战中原之前，必定要先搞定公孙瓒。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下半年，形势对袁绍十分有利。

这时曹操正在发动讨伐吕布的战争，袁绍不必顾虑后方遭到威胁，遂集中大军，对易县发动规模空前的进攻。

针对易县防御沟垒交错纵横的特点，袁绍制定了一个各个击破的战术。当外围堡垒被袁术大军包围时，救援信如雪花一样飞入公孙瓒的中央堡垒。公孙瓒拒绝出兵相援，他这样说：“我若出兵相救，以后诸将领就不会拼命抵抗，只会想着我去救援。”眼看一座座堡垒被攻陷，公孙瓒仍然不为所动。他坚信袁绍大军支撑不了多久，只要粮草不足或后方出现情况，袁绍就会灰溜溜地撤走。

公孙瓒的分析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可是他忽略了一点，自己对前方将士漠不关心，还有几个人想为他死战呢？

很快，袁绍对易县南面堡垒发动大举进攻。守垒将士知道根本无法守住，也知道大帅公孙瓒根本不会相救，因此纷纷放弃抵抗，要么逃跑，要么投降。坚固的易县外围防线顿时间土崩瓦解。很快，袁绍的兵马已杀到城下。

此时公孙瓒开始有点心慌，赶紧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将帅求援。我们前面曾说过，袁绍在与公孙瓒休兵期间，曾大力清剿冀州一带的农民军势力，黑山军遭到重创，但并没有被荡清。联合黑山军，已经成为公孙瓒的唯一选择。

公孙瓒毕竟身经百战，值此危急关头，他想了一个计划：自己率精锐骑兵杀出城去，到西山与黑山军会师，易守为攻，攻入袁绍的冀州，切断袁绍兵团的退路。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类似于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但长史关靖劝阻道：“如今将士们已经全无斗志，之所以还坚守城池，只是因为全家老少都还在城中，城内还有将军您主持大局。若是能坚守城池，只要时间一长，袁绍可能就会自行退兵；将军若出了城，没有人坐镇指挥，易城怕是很快就要陷落。”

公孙瓒与曹操不同，曹操部下能人云集，就算曹操不在，其他人也有能力独当一面。比如说兖州事变，整个兖州只剩三城，凭着荀彧、程昱等人，竟得以坚守。而公孙瓒麾下将领没有一个能服众的。所以关靖才说公孙瓒一走，易县必失。

其实公孙瓒的计策是很高明的，这是化被动为主动，化防御为进攻的手段，值得一试。就算易县失守，等袁绍退兵后也能再收复回来。

在关靖的劝说下，公孙瓒没了主见，只能抱着赌一把的侥幸心理，赌袁绍退兵。如此一来，战争胜负的主动权，便操之于袁绍之手，而不是公孙瓒。

公孙瓒赌输了。袁绍并没有退兵的迹象，反倒进攻得更加凶猛，公孙瓒的处境越发不妙。由于久攻不下，袁绍想出一个新战术：地道战。他命令军队开挖地道，地道一直挖入城内，并架起木头支撑，以防塌陷。对于袁绍这一秘密动作，公孙瓒一直未能察觉。

建安四年，随着春天脚步的到来，公孙瓒终于看到了希望。

黑山军被袁术击败后，其统帅张燕纠集残部，没几年的时间又发展到了十万人。说实话，张燕与公孙瓒并没什么交情，但是有利益交集，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袁绍，只有联合作战，才可能遏制袁绍的势力。

公孙瓒闻讯大喜，他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公孙续，嘱咐他带着五千骑兵到北面低洼地，点火为信，到时里应外合，必定可大破袁绍。

眼看战局就要出现转机，意外却又发生了。

公孙瓒派人秘密潜出城外，想把亲笔信交给公孙续，但信使半途却被袁军巡逻部队拦截。公孙瓒的秘密计划完全泄露。袁绍将计就计，派出精锐部队埋伏在北面低洼地，点燃火把，引诱公孙瓒出战。

看到北面火光闪起，公孙瓒大喜，以为儿子领着黑山骑兵到了，当即点兵出城。岂料到了约定的地点，不仅没看到儿子，反倒陷入袁军的埋伏圈。公孙瓒拼死杀出重围，逃回城中，只是精锐部众损失殆尽了。

对双方来说，都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倘若袁绍不能在黑山军发动进攻前解决公孙瓒，可能就前功尽弃。这时，他事先挖掘的地道对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挖地道，并不是要通过地道把士兵送入城内，而是觑准公孙瓒的弱点。公孙瓒不是堆了一个十几丈高的土丘并在上面建城堡吗？倘若掏空地基，城堡必定塌陷。

袁绍估摸着地道已挖掘到中央堡垒，遂下令放火把地道的支撑木架烧掉。这些支撑架一烧，薄薄的地表层如何受重？公孙瓒高耸的城堡霎时间轰然塌陷，城墙也塌了一角。袁军趁机杀入城内。公孙瓒绝望了，为了不让家人落入袁绍之手，他把妻儿、姐妹都绞死，然后放火自焚。

袁绍远远看到公孙瓒点火，催促士兵冲上台，一刀把他的人头砍了下来。

这时有个人后悔了，他就是长史关靖。他叹了一口气说：“要不是我阻止将军出城攻打冀州，也不至如此。现在将军死了，我也不能独自偷生。”于是他策马冲入袁绍军中，力战而死。

黑山军一见公孙瓒覆灭了，当然卷铺盖走人。公孙瓒的儿子公孙续流落他方，死于匈奴人之手。曾经盛极一时的公孙瓒集团，就此灰飞烟灭。

曹操灭了吕布，袁绍灭了公孙瓒。

两大枭雄各胜一场，但一山怎么容二虎呢？袁绍与曹操矛盾的爆发，终将到来。

在对手面前死要面子，就只能活受罪

曾经，袁绍还把曹操当作小老弟。

可没想到，这小老弟爬得够快的。

曹操政治生涯的转折，在于迎献帝于许都，一举把持中央政权。对此，袁绍实在怪不得别人，沮授早就告诉他要及时迎奉天子，他偏不听，以致失了先手。可是袁绍不认错，他仍然摆出老大的架势，曹操不能不给他面子，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他。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大佬，袁绍给曹操写信时，总是言辞傲慢，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曹操几乎要沉不住气了，他恨恨地对荀彧、郭嘉说：“我想打袁绍，可是我现在实力又不如他，怎么办？”

荀彧与郭嘉两人用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故事，向曹操说明一个道理：项羽虽然强大，刘邦终究凭借谋略战胜了他。如今尽管袁绍实力强大，下场也只能跟项羽一样，必然失败。

两人还罗列了袁绍必败的十个因素与曹操必胜的十大因素，对比如下：

其一，袁绍讲究排场，繁文缛节；曹操自然得体，毫不做作。

其二，袁绍无视朝廷，逆天行事；曹操尊奉天子，顺天承命。

其三，袁绍政令松弛，难制其众；曹操令行禁止，言出必行。

其四，袁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曹操用人不疑，唯才是举。

其五，袁绍多谋少断，错失良机；曹操谋定后动，游刃有余。

其六，袁绍高谈阔论，沽名钓誉；曹操待人真诚，推心置腹。

其七，袁绍小恩小惠，目光短浅；曹操恩披四海，所虑周全。

其八，袁绍臣下争利，谗言祸乱；曹操御人有方，罕有谗诬。

其九，袁绍是非不分，善恶不清；曹操是非分明，奖罚有度。

其十，袁绍虚张声势，不知兵要；曹操以少胜多，用兵如神。

听了两人如此肉麻的吹捧，曹操不禁笑道：“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把袁绍贬得一无是处，把曹操捧得犹如神明，荀彧与郭嘉两人的拍马术也堪称高明。说曹操的本领比袁绍大，不假。无论是治政、用人、用兵、谋略等方面，他都胜过袁绍一大截。但我们必须说，袁绍也不是一无是处，虽然他的确是有许多小毛病，但若没两把刷子，何以能从区区一个渤海太守，一跃而成为当时最强的军阀呢？他控制四州之地，相当于控制全国三分之一的地盘，这岂是吹牛能吹出来的呢？

当时曹操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袁绍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说得详细点，就是攻略关中，西面联合羌、胡，南面联合蜀汉，倘若如此，袁绍将一举控制大半个中国，同时对曹操的势力形成一个弧形大包围圈。

对此，荀彧提出一个计谋，他说：“关中将帅林立，大大小小军阀不下十几个，各自为政。其中最强大的莫过于马腾与韩遂。我们应该派人与之联合，暂且把他们稳住，等到山东平定后，再对付他们不迟。”

派谁去呢？荀彧认为侍中兼尚书仆射钟繇是个极有智谋的人，派他负责关西之事，必可高枕无忧。

曹操从谏如流，委任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并且给他便宜行事的特权。钟繇果然不负所望，他到了长安，马上写信给马腾、韩遂，分析利害，劝他们归顺朝廷。马腾、韩遂都表示愿服从朝廷，分别遣子入质。我们不管袁绍有没有经略关中的野心，但无疑曹操已经抢先一步了。

尽管袁绍心里仍然瞧不起曹操，但他已感觉到自己在政治上十分被动。因为曹操冷不防就以朝廷的名义给他下达诏书，居高临下地批评其所作所为，显然不怀好意。袁绍明知是曹操在搞鬼，可这是天子诏书，他又不能明着抗旨，故而内心极为窝火。

怎么办呢？

袁绍心里琢磨，只要天子离我近，我就能对朝廷施加影响。他便派人去游说曹操，说许都低湿，不适合皇帝居住，洛阳又残破不堪，不如迁都到鄄城。

鄄城地处兖州，是曹操控制的地盘，为什么袁绍要提出这个迁都方案呢？显然，袁绍有自己的小算盘。鄄城虽是曹操的地盘，但离冀州近，袁绍大军可朝发夕至，到时就可凭恃武力增加在朝廷的话语权了。

袁绍的伎俩自然未能瞒过曹操。你袁绍想染指朝廷，门都没有！这个迁都方案，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袁绍手下还是有很多能人的，田丰就是其中之一。田丰力劝道：“迁都的计划行不通，那就应该及早进攻许都，以武力手段奉迎天子。只有这样，才能利用皇帝的诏书，号令海内，这是上策。否则的话，迟早要败亡的，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田丰说的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袁绍又拒绝了。

他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想，可能还是因为袁绍死要面子。当初沮授建议他奉迎天子，他就拒绝了，那时要接回天子是轻而易举之事。如今想迎回天子，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容易时不去做的事，反而在困难时去做，这不是要告诉天下人，自己当初是多么蠢吗？倘若袁绍能放下面子，就会发现知错而改，真的不算蠢，一错再错，才是真正的蠢。

田丰提出攻许都的建议时，曹操正在讨伐张绣，如果袁绍发动突袭，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又失掉了。后来曹操大举进攻吕布，袁绍也没去袭击许都，而是北上进攻公孙瓒。说起来他真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一方面他对曹操利用皇帝诏令来打压自己深感愤怒；另一方面，他却没想去抢回皇帝，夺得政治话语权。

与此同时，曹操把持朝廷的政治优势不断显现。

公孙瓒败亡后，鲜于辅终于为主公刘虞报仇雪耻了，有个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是归附袁绍呢，还是归附朝廷？部将田豫说：“曹氏奉天子以令天下，迟早天下是要统一的，应该早日归顺朝廷。”鲜于辅同意其建议，遂向朝廷上表请求归顺。朝廷下旨，擢升鲜于辅为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在此之前，朝廷曾授袁绍都督四州军事，现在把幽州的一半交给鲜于辅，此举无疑削弱了袁绍的实力。袁绍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袁绍与曹操的决裂已成定局，点燃战争导火索的人，却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袁术属于那种“过把瘾就死”的人，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心中自是得意。只是仲家帝国凋零之迅速，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先是孙策如断线的风筝离他远去，自立门户了；后来吕布策反杨奉、韩暹，把他的精锐全打垮了；紧接着曹操又大加挞伐，杀了大将桥蕤。

本来袁术还是有机会的，倘若他抛弃前嫌，全力救援吕布，力拒曹操，尚可维持三方均势之局面。只是性格决定命运，他从来都没有曹操那么广阔的胸襟，想到吕布对他干过的勾当，他选择袖手旁观。可是他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吕布一死，他更加孤立无援。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不可扭转，他开始抛开家国大事，沉溺于酒色之中，天天山珍海味，饮酒作乐，后宫妻妾数百，个个绫罗绸缎。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将士们挨饿受冻、府库日渐空虚、百姓怨声载道，这些袁术全不在乎，他依然今朝有酒今朝醉。

很快，首都寿春的储备耗尽了，袁术混不下去了。要去哪呢？他想来想去，索性前去投靠部将陈简、雷薄。可是仲家皇帝早已众叛亲离，陈简、雷薄竟然将他拒之门外。不仅如此，连身边的官员、卫兵，也走的走，逃的逃，袁术差不多成孤家寡人了。这时的袁术忽然怀念起吕布，这个家伙虽然反反复复，好歹是个可以利用的人，可是连这样的人都死了，还有谁会对他伸出援手呢？

突然间，他脑海中闪过一人：袁绍！

在走投无路之时，袁术终于念起亲情，虽然他与袁绍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毕竟还有同一个爸。天地之大，除了哥哥袁绍之外，谁还会接纳他呢？

兄弟俩斗了这么多年，袁绍会念这份亲情吗？亲情不一定会念，但皇冠总会让他心动吧。袁术派人到冀州见袁绍，转告道：“汉室气数已尽，袁氏当受命为天子，这在符瑞中显示得明明白白。如今您据有四州之地，人口有一百万户，天命所归，您应该接受天命并发扬光大。”为了与袁绍和解，袁术不惜放弃皇帝尊号，把皇冠献给哥哥。

此时的袁绍正对曹操玩弄权术削其权柄而耿耿于怀，听袁术这么一说，免不得怦然心动，便令儿子袁谭率军前去接应袁术。袁谭领命，率一支军队前往下邳迎接袁术。风闻消息的曹操派刘备、朱灵等人前往截击，袁术手下已经没几个兵了，哪里顶得住，无奈之下，只得又退了回去。

想投奔部将也不成，想投奔袁绍也不成，袁术又灰溜溜地返回寿春。行到江亭时，眼看身边的随从越来越少，没钱没粮，他坐在连床草席都没有的木板床上发呆，心里空荡荡的。想当年他袁家声势何等显赫，坐上皇位时何等威风，自己不是真龙天子吗？怎么沦落到这么落魄的地步呢？连一张舒服的床也没有，连做美梦都成为一种奢望。他越想越气馁，又羞又愤，心力交瘁，竟然一病不起。

袁术死了，不是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不是死在帐暖销魂的龙床，而是死在一张硬邦邦的破床上。

袁术就这样死了，只比吕布、公孙瓒多活了几个月。但这对他来说实属幸运了，他若不病死，下场定然更加凄惨。袁术死后，传国玉玺几经辗转，终于又回到汉朝皇帝手中。只是玉玺回来了，权力并没有一同回来。

在曹操的干涉之下，袁绍没能接回袁术，这件事再一次使两人的裂痕扩大了。为了向曹操示威，袁绍也摆起架子，基本上不向朝廷进贡了。在他看来，向朝廷进贡等同于向曹操进贡，这个面子他拉不下来。直到这个时候，袁绍仍然认为这年头比拼的是拳头，特别是自从袁术劝他称帝，他就惦记上了：只要我称帝，曹操操纵的狗屁朝廷对我就一点作用也没有了。

有人看出袁绍心念动了。

揣测主公的内心是一些人混饭吃的手段。袁绍手下的主簿耿包觑准上司的意图，便秘密进言，劝袁绍顺天应人，即位称帝。

袁绍听了十分欢喜。可是要如何称帝呢，手下一帮文臣武将会认同吗？袁绍在士人中有很高的名望，早年与清流党来往密切，自己也沽名钓誉。这就冒出一个问题，你当年当上盟主，口口声声要勤王，现在董卓死了，皇帝回来了，你却自己要当皇帝，岂非是自扇耳光吗？

袁绍不敢像袁术那样公然说自己想当皇帝，想来想去，他决定把耿包推到前台，试探一下部下的反应。于是袁绍召集部将们前来，说：“耿包说我应该顺应天命，即位称帝，大家怎么看？”此话一出，部将们都愤怒了，纷纷说耿包实为大逆不道，应该要斩首以断此妖妄之言。看来汉室统治四百年，忠于皇室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观念，难度还是很大的。袁绍骑虎难下，一方面他想步袁术后尘登基称帝，以此来挣脱曹操对自己的压制；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诸将面前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的企图，为此，他不惜把进劝者耿包斩首示众。可怜耿包还自以为能揣测主公内心，结果一不小心断送了自己的小命。

既然称帝的企图破灭，袁绍只能用一个办法扭转政治上被动的局面，就是以武力解决曹操。消灭公孙瓒之后，袁绍的军力臻于鼎盛，不仅吞并公孙瓒的旧部，也得到乌桓人的支持。当时，乌桓王蹋顿、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部落酋长纷纷接受袁绍的节制。

从兵力上看，袁绍比曹操要多，实际控制的地盘也更大。袁绍的地盘包括冀州、幽州、青州、并州，其中冀州与幽州都属于大州；曹操实际控制的是兖州、豫州以及打败吕布后得到的徐州，只有三个州，且属于中小州。

看上去袁绍有优势，然而曹操的扩张速度要比袁绍快。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发动讨伐眭固之战。

眭固本是黑山军将领，曹操初据东郡之时，就曾打败过眭固的黑山军。后来眭固投奔河内太守张杨，在曹操讨伐吕布时，张杨起兵助吕布，为部将杨丑所杀。杨丑率张杨余部归附曹操，不料眭固倒戈一击，杀死杨丑，转而投靠袁绍，军队驻扎于射犬，成为曹操的眼中钉、肉中刺。

吕布败亡后，曹操转而进攻眭固，他挥师进抵黄河，派大将史涣与堂弟曹仁渡河进攻眭固。眭固自知不是对手，便率一支军队北上，打算前去向袁绍求援。刚行至半途，眭固便遭史涣、曹仁截击，毙命沙场，全军覆没。曹操趁机渡河进攻射犬，射犬守军已是群龙无首，如何应敌？很快便缴械投降。

这次战役规模不算很大，却是曹、袁两大军事集团走向战争的开始。

在袁绍看来，曹操简直欺人太甚。眭固已经归附冀州，曹操还敢太岁头上动刀，这是不给袁绍面子。在此之前，袁绍与曹操虽明争暗斗，大体上是和平相处。曹操把持朝政，仍然忌惮袁绍，把大将军头衔让给他。如今曹操消灭眭固，矛头直接对准袁绍，军事冲突已是不可避免了。

袁绍很快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十万步兵与一万骑兵，秣马厉兵，摆出与曹操决战的架势。

一场大战已是迫在眉睫。

贾诩为什么劝张绣投靠仇家？

尽管袁绍兵力雄厚，但他出兵的时机并不太好。

在此之前，曹操接连发动对张绣、袁术、吕布的战争，倘若袁绍乘虚而入，曹操势必狼狈不堪。可惜的是，袁绍的眼光只盯住北方的公孙瓒，多次错失机会。其实消灭公孙瓒远非急务，因为公孙瓒已经毫无雄心，龟缩一隅，只图自保，可以说毫无威胁。

在袁绍一方，深谋远虑的沮授反对与曹操开战，他认为：“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与公孙瓒几年战争下来，老百姓的日子苦得不得了，况且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不宜开战。

如果不开战，如何争取主动权呢？沮授认为要做两手准备：其一，抓紧农业生产，同时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其二，通过政治手段与曹操斗争，派遣使者向皇帝献捷。依照春秋时代的“尊王”传统，诸侯向天子献捷，天子总要给予馈赠。当初公孙瓒擅杀刘虞，刘虞非但是朝廷大司马兼幽州牧，也是汉室宗亲，如今袁绍消灭公孙瓒，为朝廷立下的功勋，要远远超过曹操消灭吕布。只要派使者向朝廷献捷，朝廷能不给点好处吗？这就叫以合法手段获取利益。而倘若曹操有意阻挠，就可以上表弹劾他，赢得政治主动权，然后派出精兵驻屯于黎阳，逐渐向河南发展，并广造战船，修缮兵器。以骑兵不停骚扰曹军地盘，令他们不得安宁，我方以逸待劳，坐而可取天下。

沮授刚说完，郭图、审配两人便跳出来反对说：“以主公之英明神勇，率河朔精锐之师讨伐曹操，可以说易如反掌，何必这么麻烦呢？”

兵者，国之大事也，岂可以麻烦二字敷衍？沮授反驳道：“救乱诛暴，才能称为义兵；恃众凭强，只能称为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如今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们却大举兴兵南下征伐，从道义上说，这是与朝廷作对。况且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于军队的强弱。曹操令行禁止，士卒精锐，并不像公孙瓒那样只是坐以待毙。若是抛弃万全之策，而又师出无名，我很为主公担心。”

与曹操的战争还未开打，袁绍内部的口水战先打起来。郭图、审配继续与沮授唱对台戏：“周武王讨伐商纣，以臣子身份讨伐国王尚且是正义的，何况我们只是讨伐曹操，这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如今主公兵强马壮，将士们都急着要立功于疆场，倘若错失良机，就是所谓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郭、审两人还以春秋吴、越故事为例，说吴国本来稳操胜券，吴王夫差偏要放勾践一马，以致后来勾践反败为胜，吴国反而被灭亡。一句话，该出手就出手，如今优势在我，不必畏首畏尾，不然就像夫差那样，原本稳操胜券最后却阴沟翻船。

郭图、审配两人油嘴滑舌，动辄吹捧袁绍如何英明神武，袁绍听了十分舒服，不消说也倾向于两人的意见，认为沮授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

当时在袁绍军中，沮授的地位相当高，挂奋武将军头衔，职权是“监护诸将”。郭图、审配两人趁机落井下石，在袁绍面前说沮授的坏话，说他总管三军，权力太大，势必难以控制，既领兵作战，又主持内政，权力直逼主公。当领导的人，最怕被部下夺权，郭图与审配的一番话点中袁绍的死穴。于是沮授被削权了，原本总管三军，现在只领一军，其余两军分别由郭图、淳于琼统领。

袁绍秣马厉兵的消息传出后，许都大骇。尽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兵力尚不及袁绍，若袁绍以十万大军进攻许都，曹操能顶得住吗？

所有将领面面相觑，心里发毛。曹操仍镇定自若，笑着对诸将说：“我了解袁绍这个人，他志大才疏，色厉胆薄，猜忌刻薄又没有威信，兵马虽多却指挥无方，将帅骄矜而政令不行。就算他土地再广，粮草再多，也不过是留给我们用的罢了。”统帅的从容不迫，给诸将吃了一粒定心丸。

孔融见识过袁绍的厉害，当初他就是被袁绍之子袁谭打得落荒而逃，故而对战局相当悲观。他私底下对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手下有田丰、许攸一帮谋士，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有颜良、文丑这样的勇将。我看很难打败他们啊。”

从这番话可见，论及军政，孔融确实不是内行。荀彧分析道：“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但没有纪律；田丰性格刚强，容易触犯上级；许攸虽有智谋，但为人贪婪；审配专权却没有谋略；逢纪果断但刚愎自用。这几个人，势同水火，互不相容，以后一定会生乱子的。至于颜良、文丑之流，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可一战而擒获。”

与袁绍相比，曹操的行动迅捷果断。

袁绍大军尚未出动，曹操已经开始全面布局防御，他亲率大军进抵黎阳，派大将于禁驻扎黄河边上，又派臧霸统领一支精锐部队入青州。

臧霸本是泰山郡一股变民武装的头目，后来投靠吕布。吕布败亡，臧霸侥幸逃跑，东躲西藏。曹操悬赏捉拿，不久臧霸落入法网。曹操并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招抚同样归附吕布的变民武装头目吴敦、尹礼、孙观三人。在臧霸的劝降下，吴敦等人均归降曹操，曹操把这几人全部封为郡太守，驻守徐州北部琅琊等几个郡。鉴于与袁绍的战争日益临近，徐州很可能遭到袁谭青州军队的进攻，曹操未雨绸缪，索性派臧霸先行进入青州，以主动防御代替消极防御。

袁绍为什么迟迟未动呢？

他想拉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绣。

倘若能与张绣联手，东西夹击曹操，则胜券在握矣。袁绍派人前往招抚张绣，他知道张绣对贾诩言听计从，便写了一封信给贾诩，表示希望与他结交。张绣自从杀了曹昂、典韦后，遭到曹操两度报复，狼狈不堪，如今袁绍伸出友情之手，他岂有拒绝之理呢？

张绣刚想应允，还未开口，就听到贾诩对来使说：“请您回去谢谢袁本初的好意，只是他连自家的兄弟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天下的英雄豪杰吗？”

这话大大出乎张绣的意料，他张大嘴巴，一脸惊愕地望着贾诩，讶异而不解地呼道：“你怎么这样说话！”

但是张绣转念一想，贾诩实有鬼才，料事如神，从来没有一件事说错的，他这样说，势必有自己的道理。于是张绣私下里问贾诩：“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要投靠谁好呢？”

贾诩回答说：“应该投靠曹公。”

投靠曹操？张绣怀疑如果不是自己听错了，就是贾诩脑子进水了。他不高兴地说道：“且不说如今形势是袁绍强曹操弱，单说我们与曹操结下的梁子就够深了，怎么能归附他呢？”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归附他。”

这话简直是个悖论。

让我们看看贾诩如何解释这种悖论，他分析了三条理由：“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可谓是名正言顺，此其一；袁强曹弱，我们这么点兵力，若投靠袁绍，他也不会重视，若是投靠曹操就不一样了，他定然大喜过望，此其二；曹操向来有霸王之志向，有雄心壮志的人，定会抛弃个人的恩怨以彰显自己的德行，赢得四方之心，此其三。因此，将军不必有所顾虑。”

张绣本来就没什么大志向，当初曹操一来他就投降了。若不是曹操好色霸占了自己的婶娘，他也不至于叛变。如今虽然投靠刘表，但刘表明显不是定乱之人，能争雄天下者，非曹操即袁绍，自己还是要及早选择东家。正如贾诩所说，现在投诚曹操，对兵力处于劣势的曹操是雪中送炭，以前的恩怨也可以一笔勾销，何乐不为呢？

张绣依贾诩之言，率部向曹操投降。

我想，对于一个杀死自己儿子的人，曹操不可能不怨恨。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考虑的是权衡利弊。连杀子仇人都可以接纳，还有什么人他不能接纳呢？这种气量若千顷之波，怎么能不把天下英雄招揽过来呢？但是，仔细对比曹操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两人的胸襟，可以发现曹操还是略逊一筹。刘秀的气量来自他的宽仁之心，而曹操的气量来自权谋之术，并没有真正做到不计前嫌。也许正是这一差别，刘秀能一统中国，而曹操只能统一半个中国。

当然，曹操的表演还是不错的。他大摆酒席欢迎，紧紧握住张绣的手，拉着他一起入座。不久后，张绣被授予“扬武将军”，与曹操结为亲家，张绣的女儿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均。曹操这样做，显然是要让张绣安心，以免日后疑心重重而突然倒戈。张绣归降的主谋贾诩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被授予执金吾，加封都乡侯。

张绣投降，让袁绍先失一局，曹操则先得一分。

袁绍与曹操还在打太极。

在袁绍看来，张绣只是个小角色，就算投降曹操也无损大局。与张绣相比，荆州牧刘表才是大角色。袁绍与刘表关系一直不错，早几年两人便组成同盟，共同对付“袁术—公孙瓒”联盟。如今袁术与公孙瓒都死了，袁绍与刘表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大战在即，袁绍遣使到襄阳见刘表，希望得到荆州的相助。刘表与袁绍毕竟结盟多年，碍于面子，勉强答应出兵相助。可是说归说，他并不想卷入袁、曹之间的争斗，袁术是盟友，曹操代表朝廷，两方他都不愿得罪。因此，刘表只是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出兵威胁曹操的后方。

刘表的不作为引起了部将的不满。

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等人进言说：“如今曹操、袁绍两雄对峙，天下重心便在将军您身上了。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在曹、袁斗得两败俱伤时乘虚而入；如若不然，就要选择一方归附。切不可拥有十万甲兵，却坐山观虎斗，对求援的一方不理会，对贤明的一方不理睬，到时两头都要把怨气发泄到您身上，想要中立恐怕也难了。”

话虽这么说，刘表仍不为所动，他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荆州王”，保住自家一亩三分地也就知足了。

袁绍想拉刘表入伙，只得到一张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成效。

在袁绍活动于荆州时，不甘示弱的曹操也频频在关中活动。

对于袁、曹之争，关中诸将持中立态度，既不倒向袁绍，也不倒向曹操。在两雄决出胜负之前，过早的表态容易引火上身。凉州牧韦端觉得有必要派个人前往关东考察，评估时局。从事杨阜接受任务，前往许都打探虚实。杨阜回到凉州后，关中诸将迫不及待地问道：“袁绍与曹操相斗，谁会是胜者呢？”

杨阜回答道：“袁绍宽厚却不果断，好谋略却迟疑不决。不果断就没有威信，迟疑不决就会错失良机。表面上看，他兵力强大，但是难成大事。曹操则有雄才伟略，行事果断，毫不迟疑，法纪严明，军队精锐，用人不拘一格，部下能各尽其力，定能成就大业。”

当时关中军阀，除了韩遂、马腾之外，其他实力都不强，原先把持长安的李傕、郭汜等纷纷败亡。曹操虽然尚不能完全控制关中，却也能以朝廷的名义不断把势力渗透到这里。他派治书侍御史卫觊宣抚关中，卫觊抵达后，发现这里完全是无政府状态。他向朝廷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恢复盐专卖制度，以增加政府收入；其二，把司隶校尉留在关中，以削关中诸将之权。

曹操听从卫觊的意见，派谒者仆射主管盐政专卖，把司隶校尉的官署设在弘农郡，以加强管理关中事务。在曹操的一系列努力下，朝廷对关中的控制力大大增强，这样就降低了曹、袁开战后，关中军阀被袁绍收买的可能性。

后院起火：捅向曹操后背的一刀

正当曹操与袁绍在外交战场上纵横捭阖之时，一起宫廷政变正悄悄酝酿。

政变的策划者是车骑将军董承。

董承是护送汉献帝东归的大功臣，被朝廷授车骑将军，位比“三公”，算是地位极高，他为什么要政变呢？在东归将领中，董承算得上对皇帝最为忠心，但是皇帝的处境并不比在长安时好多少，仍然是木偶一个，受到曹操的摆布利用。这究竟是谁的朝廷？是皇帝的汉室江山呢，还是曹操的天下呢？在董承眼中，曹操是不折不扣的大奸臣，玩弄权术，胁迫皇帝，与李傕、郭汜之流无异。

更让董承心慌的是，当初的护驾功臣，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全部死于非命。很显然，总有一天曹操也会对他下手。与其如此，不如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铲除曹操。然而曹操在朝廷中的势力稳固如山，要如何铲除呢？他想到一个人：豫州刺史刘备。

为什么会是刘备呢？

首先，刘备有兵权。要发动政变，光杀死曹操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朝廷，倘若没有一支军队的支持，政变只是空谈。其次，刘备与皇室沾亲带故。虽说他与皇帝的亲戚关系远得不能再远，但好歹也是刘邦后代，在维护刘氏政权上，理应比其他人更加可靠。其三，曹操并不信任刘备。当初刘备被吕布逼得走投无路时投奔曹操，就有人说刘备这个人不能留，须斩草除根，不过曹操考虑到要收买人心，没有对刘备下手。

为了说服刘备，董承自称有汉献帝的“衣带诏”，敕令他诛杀曹操。究竟是否真的有“衣带诏”呢？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董承自己炮制出来的。刘备本来就无意长久待在曹操的屋檐之下，便积极与董承合谋，策划政变。

曹操可能察觉到刘备的反常之举，便请刘备喝酒以试探底细。几杯酒下肚，曹操忽地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这一句话，似乎是有意无意之间说出，其实曹操就是要看看刘备究竟会做何反应。

刘备正吃着东西，听到曹操之语，内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莫非政变的事已被曹操察知？这一惊之下，他手指发抖，筷子掉到地上，与此同时，一声惊雷响彻天际。

刘备毕竟是当过黑老大的人，脑袋反应速度之快非常人能及。他立刻想到，若是曹操真的得知政变之事，就不可能在这里请自己吃饭了，而一旦自己反应过度，表现出心虚，就会立刻被曹操看出破绽。电光火石间，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啊。”

“迅雷风烈必变”出自《论语》，说的是孔子遇到风雷时必动容变色，就是说对上天有一种敬畏。刘备毕竟跟名儒卢植学过几天儒家学问的，脑袋里及时跳出这么一句话，算没白交学费。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其一，把自己惊慌失措的失常表现归结于“迅雷风烈”，连圣人孔子都不免变色，何况是我区区刘备呢？其二，暗示曹操说出的话如“迅雷风烈”，令人不能不惧。

刘备差点自乱阵脚，幸好关键时刻还是表现出镇定与机智的一面，总算把曹操给糊弄过去了。曹操虽对刘备起了疑心，但刘备应答得体，没有露出破绽。

不过，自从煮酒论英雄后，刘备更加惶恐不安。许都是曹操的地盘，爪牙遍布，留在这里迟早要出事，还是得想办法离开才行。正好袁术欲北上投奔袁绍，曹操派遣刘备与将军朱灵前往截击。对刘备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他马上带着自己的部众出了许都，一路狂奔到下邳。

郭嘉、程昱、董昭等人听说刘备跑了，大吃一惊，赶紧对曹操说：“绝对不可以放走刘备！”这时曹操幡然省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刘备的低姿态骗了，赶忙派快马前去召回刘备。

对曹操的命令，刘备一笑置之：老子好不容易才逃出来，还能回去吗？当初投靠曹操，是因为被吕布暗算，丢了徐州。如今吕布已死，我刘备又要杀回来啦。

刘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破下邳，斩杀朝廷委任的徐州刺史车胄，此举宣布了与曹操的决裂。刘备留下猛将关羽镇守下邳，自己占据小沛，二人互为掎角之势。徐州百姓对当年曹操搞的大屠杀仍心有余悸，风闻刘备杀回来，许多郡县发起兵变，把朝廷派来的官员赶跑，归附刘备。东海郡变民武装头目昌豨率部来降，刘备趁机招兵买马，把兵力扩充到数万人。

对刘备的背叛，曹操又气又悔，派司马长史刘岱、中郎将王忠率师讨伐问罪。刘备深知实力与曹操相差甚远，他一面抵御刘岱、王忠的进攻，一面派人前往冀州，与袁绍结盟。

刘岱与王忠并非一流战将，既无法攻克小沛，也无法攻克下邳，师久无功。刘备故意放出话说：“像你们这种水平，再来一百个也奈何不了我——就算曹操亲自前来，也不见得能打败我。”这句话虽然有吹牛的成分，但也看得出刘备确实是个英雄人物。在他眼里，只有曹操才有资格成为对手。

曹操之所以没有派精兵猛将全力镇压刘备，是因为他还要分兵防备袁绍。他亲率大军进屯官渡，积极备战。

可是曹操万万没想到，一起针对他的刺杀行动正悄然展开。

刺杀行动背后的主谋，正是策划政变阴谋的董承。董承与刘备秘密结盟后，又拉拢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人，制订了一个刺杀曹操的计划。他们收买曹操的侍卫徐他，徐他接近曹操的机会多，刺杀行动的保险系数高。此时刘备已扯起反曹的旗帜，重据下邳、小沛，拥兵数万。这对董承十分有利，只要曹贼一死，董承与刘备里应外合，必能控制住大局。

但是要刺杀曹操并非易事，在许都断难下手。机会终于出现了，曹操前往官渡布置防御，兵营不同许都，没有深宫大院，统帅也住在帐篷里，容易下手。徐他作为侍卫，可以在主帐附近走动，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闯入帐中，一刀结果曹操的性命。

某个晚上，徐他找借口把帐外侍卫支走，眼睛往左右一扫，发现别无他人，便一闪身，闯入曹操帐中。他已经多次在脑海中排练这样的场景：曹操若不是坐着披览文书，便是躺在卧榻上睡觉，没有任何戒备，他只要拔刀一劈，定可一击致命。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徐他闯进营帐时，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除曹操外，校尉许褚竟然也在帐内。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徐他在愕然之下，竟然不敢拔刀。

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许褚，是勇士中的勇士。

许褚原本是沛国人，东汉末年，民变纷起，沛国成为起义军鲸吞蚕食的目标。危难当头，许褚挺身而出，率自己族人以及乡中少年，组建了一支民兵，坚壁清野，顽强抗击外来武装的入侵。他很快就在淮水、汝水、陈、梁之间声名鹊起，众人无不敬畏。后来许褚率部归附曹操，曹操见到他时赞道：“你便是我的樊哙。”遂将其提拔为都尉，充当侍卫队长。

刺客徐他意外发现许褚竟然在帐内，焉能不惊？许褚见徐他神色惊慌，马上警惕起来，拔出腰中宝剑护住曹操。徐他这时才反应过来，一咬牙拔刀在手，扑了上去，只是他哪里是许褚的对手，只几个回合，便被许褚击毙。

要不是有许褚在场，被击毙的恐怕就是曹操了。从鬼门关逃过一劫的曹操开始疯狂复仇，经过一番缜密调查，以董承为首的阴谋集团浮出水面，参与政变的董承、种辑、王服等人全遭逮捕处死，并被夷灭三族。

刘备也参与了反曹集团的政变阴谋，只是他警觉性高，早早逃出许都，才避免遭遇董承等人的下场。不杀刘备，曹操岂肯甘心？他决定亲自出马，讨伐刘备。曹军将领们纷纷反对，如今与袁绍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怎么能分兵呢？大家进谏道：“如今与主公争夺天下的人是袁绍，袁绍已大兵压境，您却要伐刘备，若袁绍趁机进攻，如何是好？”

曹操恨恨地道：“刘备乃是人杰，今天若不打垮他，以后必是大患。”

只有郭嘉支持曹操的主张，他说：“袁绍迟钝且多疑，一定不会那么快发动进攻；而刘备刚刚叛变，人心尚未归附，应该赶快出击，必定能打败他。”

有郭嘉的支持，曹操更加坚定了东征的决心。

刘备吹过的牛立马如泡沫般破裂，他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别看刘备号称有数万人，可这数万人，多数不过是乌合之众，哪有什么战斗力。曹操不愧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风卷残云的攻势把刘备打残了。首战小沛，刘备弃城而逃；二战下邳，“武圣”关羽沦为阶下之囚；三战击破昌豨，断刘备之羽翼。

此番东征，曹操三战三胜，刘备毫无还手之力。

曹操攻略沛、邳之际，袁绍麾下重要谋士田丰提议出兵，他说：“曹操与刘备打得不可开交，倘若出兵抄截曹军后路，定可一战而胜。”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袁绍手下并非没有谋臣勇将，可是袁绍最大的弱点就是决断力不够，遇事迟疑。他居然找了一个弱智的借口拒绝田丰的建议，说自己的小儿子生病，不能出兵。这可把田丰气得七窍生烟，他持着手杖狠狠地往地上砸几下，痛心疾首道：“唉，这么好的机会，居然因为小儿子生病就放弃，太可惜了！”

刘备三战三败后，在徐州混不下去了，只得逃到青州，打算投奔袁绍。青州刺史袁谭不敢怠慢，当即护送刘备前往邺城。袁绍闻讯大喜，亲自出邺城二百里，为刘备接风洗尘。在此之前，袁绍想联合张绣，不料张绣却投降曹操；想联合刘表，刘表却按兵不动。这两件事，让袁绍大丢面子，如今刘备来降，袁绍终于脸上有光了。

挣了一个面子，却错失进攻的最佳时机。

袁绍终究不是平定天下的英雄人物。

刘备有英雄之志，奈何命途多舛，只能又一次寄人篱下，每思及此不免长吁短叹。唯一让他高兴的是，离别七年之久的赵云又回来了。这七年时间赵云都干了些什么，史载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他仍留心时局，观察政治动向。赵云以“忠义”闻名，对曹操架空皇帝、独揽大权当然极其不满，视其为国贼。而刘备与董承合谋铲除曹操，事虽不成，忠心可鉴。在赵云看来，刘备乃是朝廷忠臣，故而在刘备最落魄、最困难之时，毅然回归其麾下。刘备也很会做人，对朋友没得说，没有一点架子，甚至与赵云同睡一张床。他心里明白，袁绍也是靠不住的，便未雨绸缪，吩咐赵云暗中招募数百士兵，假称是被打散的余部，悄悄拓展自己的力量。

东征刘备，对曹操来说是一大赌局，不过他赌赢了。

曹操回到官渡，这时袁绍才摆开进攻的架势。

难道袁绍是在效仿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吗？非得对手排好兵、布好阵才开战。文明固然是文明，只是“兵者，诡道也”，你要按牌理出牌，就失去先发制人的优势了。

田丰又一次进言：“曹操已击破刘备，及时回防，许都不再空虚。况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穷，军队数量虽然不多，却不可轻视。于今之计，上策是与他打持久战，将军据有山河之险，拥有四州之众，外与英雄豪杰结盟，内则修农备战，然后挑选精锐之卒，组成奇兵，不停地出击其薄弱之处，骚扰河南。敌人救援左边就攻其右边，敌人救援右边就攻其左边，让他们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不必劳师远征就足以拖垮敌人，用不了三年时间，可不战而胜。”

这一番话是针对袁绍的弱点而提出的合理战略。田丰知道袁绍有许多缺点，若一味与曹操决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不如扬长避短，打一场持久战，以疲敌战术而取胜。春秋后期伍子胥、孙武等人，正是以这种战术拖垮楚国，最后取得伟大胜利的。

然而田丰的努力只是白搭，因为袁绍本就是刚愎自用之人，自以为老子智慧天下第一，有谋臣却不能用。有一句话说得好：“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袁绍不懂得善待别人，因此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只是这一回，田丰豁出去了。他拼命劝谏，袁绍听得耳朵生茧，着实不耐烦，索性以扰乱军心之罪，把田丰逮捕，带上刑具关入监狱。如此一来，其他人都不敢吭声了。还有一个人对袁绍的一意孤行也大失所望，这个人就是沮授。

大军出征前，沮授把宗族亲戚召集过来，将自己所有家产都分给他们，然后以一种凄悲的语气叹道：“有权势的时候威风凛凛，没权势的时候自身难保，真是可悲啊。”

他的弟弟沮宗十分纳闷地说：“曹操的兵马远不如我们，您为什么害怕呢？”

沮授答道：“曹操英明睿智，又挟天子以为资本；我们虽然打败公孙瓒，然而士卒已是疲惫不堪，加上主公骄矜，将领傲慢，此役我军必败无疑。”说完，沮授眼中流露出怅惘。以他的智慧，早就洞悉棋局，可他为什么不飘然离去呢？或许，这就是一种责任感吧。

中原大决战拉开序幕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的檄文，告示诸州郡，历数曹操的滔天罪行，大兵压境，驻屯黎阳。

在战略上，袁绍属于进攻一方，拥有十万精兵，而曹操则是防御一方。与袁绍相比，曹操的军队并不多，只有数万人。

曹操发展多年，军队数量却不多，这与他的精兵策略有关。

在那个战乱时代，要拼凑一支军队并非难事，如荆州刘表便拥兵十万，刘备逃出许都后，很快也扩充到数万人。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如同黄巾军一样，动辄数十万，却没有什么战斗力。曹操宁可把人力用于农业生产，也不愿拼凑乌合之众，因为军队人数越多，吃粮饷的人也就越多。

这种精兵策略有优点，也有风险。一旦与强敌开战，便面临兵力不足的风险。譬如曹操以前的老巢鄄城，守军只有七百人。曹操忧心忡忡，打算加派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入防。守卫鄄城的程昱拒绝了，他向曹操上言道：“袁绍拥兵十万，自以为所向无前，他若见我的兵力稀少，就会忽视我的存在，不会前来攻打。倘若派兵增援，袁绍必定要来进攻，到时城池必被攻陷。因此，增兵一点好处也没有，希望主公别担心。”

程昱能做出这样的分析，是因为他看清了袁绍的战略企图。袁绍与曹操并不是要争地盘，而是要争夺朝廷的控制权。鄄城地处兖州，并非袁绍的战略重点，属于可攻可不攻的城池。若鄄城兵少，根本不能威胁袁绍，反倒是安全的，倘若增兵了，袁绍就非得拔除这个潜在的威胁。如果袁绍真的率十万大军前来，两千人与七百人的守军是一样的，都不可能抵挡得住。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为程昱的胆略所折服。分析判断是一回事，风险总是巨大的，一旦误判，程昱的脑袋立马要搬家。因此，程昱的主张不仅需要智谋，也需要超凡的勇气。后来袁绍打探到鄄城守备空虚，果然置之不理，鄄城因弱而得以保全。曹操曾在贾诩面前称赞道：“程昱的勇敢，要超过孟贲、夏育（古代著名的勇士）。”

白马之战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袁绍进攻的首个目标是东郡，他派大将颜良率兵进抵白马，与东郡太守刘延对峙。在沮授看来，颜良有勇无谋，不适合打头阵，他劝阻袁绍说：“颜良心胸狭隘，虽然骁勇，却不能独当一面。”袁绍不理会沮授，依然我行我素。

曹操欲救援刘延，荀攸献策道：“敌众我寡，难以克敌制胜，必须要分散敌人的兵力才行。主公可率军先行抵达延津渡口，做出要渡河攻击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必定分兵西进。我们便可趁此机会掩袭白马，攻其不备，颜良可手到擒来。”与袁绍相反，曹操从谏如流，依荀攸之计而行。

袁绍侦察到曹军正在延津渡河，果然分兵前往阻击。成功调动敌人后，曹操虚晃一枪，以轻兵疾进，直插白马。在距离白马十余里时，颜良得悉曹操主力前来，大惊失色，赶忙列阵迎敌。曹操派出两员猛将出击，这两人一个是张辽，一个是关羽。

张辽原是吕布手下悍将，吕布死后遂投降曹操；关羽是在下邳之战中被俘的，曹操惜其勇武，不忍心诛杀，希望收为己用。关羽因此得以不死，暂且寄其篱下。曹操颇有笼络人的手段，为了显示自己用人不疑，他大胆使用张辽、关羽为先锋。应该说，曹操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如今刘备是袁绍的座上客，让关羽领兵去打袁绍，万一他临阵倒戈怎么办？曹操敢这样做，在于他了解关羽，关羽最重信义，信义高于生命。曹操对关羽有不杀之恩，有知遇之恩，关羽怎么会临阵倒戈、恩将仇报呢？

果不其然，关羽非没有临阵倒戈，反倒以漂亮一击报答曹操的不杀之恩。白马战场，关羽勇冠三军，如战神降临。当时他横刀立马，远远望见敌方阵营中旌旗飘飘，中央有华丽的战车，车上还撑着伞盖，料知是主将颜良，便策马前奔，冲杀过去。就凭他一个人敢独闯敌阵，这种勇气，实不输给任何一位春秋战国时的武士。只见他手持长刀，策马直踏敌阵，左劈右砍，如入无人之境，挡之者死，袁军大骇。转眼之间，他竟一鼓作气冲到颜良跟前，颜良哪里是武圣的对手，关公大刀砍下，颜良的脑袋就如同皮球一样，在地上乱滚了。

我们常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军首级”来褒奖一个人的勇气，而对武圣关公来说，他真真实实是在千军万马之中，把敌方主将给砍了。

主将一死，袁军大乱，纷纷鼠窜而逃。关羽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就解了白马之围，让袁绍损兵折将，遭到重创——无怪乎后人会对关羽的神勇大为拜服，对其加以各种神化。

此役之后，曹操考虑到袁绍很快又会卷土重来，便下令让这一带的民众统统沿着黄河向西迁移。

心高气傲的袁绍遭到当头一棒，恼羞成怒，马上下令大军出发，渡过黄河，欲与曹操一决死战。

沮授又一次劝阻道：“胜负变化之局势，不可不详加考察。依我之见，应该驻兵于延津渡口，并分派一部分兵力进攻官渡。倘若攻克官渡，大军再渡河南下也为时不晚。若是早早南下，假使战败，就没有退路了。”

袁绍打心眼里不喜欢沮授，因为他的预言每每会成现实，岂非反衬自己的无能吗？袁绍不信这个邪，自从被董卓逼出洛阳，他白手起家，如今据有四州之境，雄视天下，业绩都摆在那里，足以证明自己乃是英明领袖。沮授的话，袁绍一句也听不进去，他要让沮授瞧瞧他的本领，于是下令全军南渡黄河。

沮授站在黄河岸边，望河兴叹道：“上面的人骄傲，下面的人贪功，唉，悠悠的黄河水啊，我还有机会北返吗？”他越想越悲哀，萌发去意，以生病为由，向袁绍递交辞呈。袁绍不用沮授之谋，也不批准他离去，而是把他的军队统统划拨给郭图指挥。沮授被剥夺兵权，成为光杆司令，却又不得不继续追随袁绍南渡。袁绍留着沮授，就是要让这小子看看自己是如何打败曹操的，让他知道自己才是最有智谋的人。

袁军渡过黄河，推进到延津以南。

曹操驻军于南阪下，派侦察兵登高远眺，观察敌人动静。袁绍的军队出现在水平线上，侦察兵来报：“可以看到五六百名骑兵了。”过了不久，又报道：“骑兵数量更多了，步兵则数不胜数。”

曹操稳坐不动道：“知道了，不必再报了。”

袁军骑兵多达五六千人，而曹军骑兵只有六百人，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自战国后，骑兵逐渐成为野战中最重要的兵种，战斗力要远强过步兵。敌强我弱，曹军将领多数主张应避敌锋芒，先退回营地再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

这时，远处又出现一支车队，原来是曹军从白马撤下来的辎重车队。前面说过，白马之战后，曹操把当地居民统统西迁，这支辎重车队所运载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见此情景，谋士荀攸眼中一亮，进言道：“正好可以以此作为诱饵让敌人上钩，怎么能撤退呢？”这个主意与曹操不谋而合，以辎重车队为诱饵，吸引袁军前往截击，只要敌人一分兵，曹军就可以全力反击，一鼓作气击败之。

果不其然，袁军大将文丑听说曹操的辎重车队将近，大喜过望，马上派出精锐骑兵前往抄截。文丑想当然地认为，曹操为了保护辎重，必定会派兵增援，到时可一战歼灭之。然而，文丑做梦都不会想到，车队运载的根本不是军资粮食，而只是普通生活用品罢了。

文丑把精锐骑兵派去抢夺辎重，正中了曹操之计，曹操当即下令出击。于是曹军倾巢而出，置辎重车队于不顾，猛扑向文丑。是役袁军大败，大将文丑被杀。文丑与颜良号称骁将，岂料战争刚开打，两人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实是不堪一击。看到骁勇战将都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斩杀，士兵们无不胆寒，原本来势汹汹的袁军，一下子便如泄气的皮球一样蔫了。

在击破文丑之役中，关羽仍表现神勇，再立殊功。不过，对关羽来说，这场战争令他内心矛盾，老大刘备就在对面的袁军阵营。是要选择旧主刘备呢，还是追随新主曹操呢？对关羽来说，他永远只有一个老大，便是刘备。

曹操知道关羽十分讲义气，正是这点让他很欣赏。为了挽留关羽的人，更为了挽留关羽的心，曹操曾派张辽去做关羽的思想工作，因为这两人有相似的经历。当时关羽毫不含糊地对张辽说：“我知道曹公待我十分优厚，然而刘备对我恩重如山，我发过誓要与他同生共死，不可违背自己的诺言。我不会长久留在这里，但在离开前，我会先在战场立功以报答曹公。”

果不其然，关羽先是在白马之役中斩杀颜良，后又大破文丑。敌方两员大将均已毙命，关羽也算对得起曹操了。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现在该去投奔大哥刘备了。关羽把曹操所赏赐的金银财宝全部封起来，没带走一金一银，留下一封书信后，不辞而别，骑上马向刘备阵营飞奔而去。曹军将领闻讯，想要去追，曹操叹了一声道：“算了，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了。”

其实曹操早看出关羽去意已决，不会久留于自己麾下。若是换作别人，部将心有异志，不能留之，势必要除之，岂可为自己多一劲敌呢？然而，曹操却舍不得杀关羽，一方面是惜才，一方面确为关羽的忠义精神所折服。

在曹操、袁绍大打出手时，其他大大小小军阀们也要见风使舵，选择立场。

对袁绍来说，坏消息传来：幽州两位重要军政人物倒向曹操。这两人，一个是乌桓司马阎柔，他在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中有极高的威望；另一个是被朝廷委以“都督幽州六郡”的鲜于辅。鲜于辅、阎柔起兵讨伐公孙瓒，曾得到袁绍的大力支持，按理说应该倒向袁绍才对。但是别忘了，曹操乃是代表朝廷，投靠朝廷，在道义上总是说得过去的。曹操不失时宜地对两人加官进爵，阎柔被提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为右度辽将军。在汉代军制中，镇守边疆有四大巨头，分别称为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乌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将。阎柔与鲜于辅一跃成为边疆最重要的军政人物，倘若没有挟天子的资本，曹操哪里去弄这么多的官衔呢？

对于曹、袁两人的战争，除了极少数远见卓识的人看好曹操外，绝大多数人还是看好袁绍。毕竟兵力就摆在那里，袁绍占有绝对的优势。

曹操控制下的郡县出现恐慌与骚动。首先是汝南郡的黄巾军头目刘辟归附袁绍，袁绍大喜，派刘备前往支援。刘备所到之处，各郡县纷纷改旗易帜，宣布效忠袁绍。一时间，袁绍势力大为扩张。

曹操控制下的郡县纷纷背叛，实有深层原因。

挟天子固然在政治上占据制高点，但也有负面影响。首先是吃闲饭的人多，宫廷开支巨大，地方诸侯顶多象征性地进贡，其他衣食住行都要靠曹操；其次要笼络诸方，除了加官进爵之外，不免要附带点薄礼，也是一笔费用；其三，以天子名义讨伐不臣，战事不断，开支自然不少。

尽管曹操大力发展经济，仍不免捉襟见肘，只得增加赋税。史书上是这样说的：“时操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而调绵绢方急。”各种苛捐杂税，令老百姓大为不满。这也是袁绍一起兵，诸州郡就纷纷叛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片背叛朝廷的浪潮中，阳安郡却岿然不动。阳安都尉李通并没有随大流，仍然高举朝廷之旗帜。袁绍派人前往劝降，欲收买并委任他为征南将军；非但是袁绍，荆州牧刘表也想蹚这浑水，同样派人游说李通，想与之结盟。对此，李通统统拒绝了。有人劝李通说，如今袁绍强大，应该归附他。李通大怒，按剑斥道：“曹公英明盖世，必定能一统天下，袁绍虽强，也只是当俘虏的命。我宁死也不会背叛的。”

尽管李通对朝廷忠心耿耿，拒绝叛变，可是苛捐杂税着实令民众心生怨气。李通手下的朗陵县令赵俨写了一封信给尚书令荀彧，强烈要求朝廷减轻赋税。荀彧把此意见转达给曹操，曹操为了稳住阳安郡，下令把征收的绵绢归还百姓，是以百姓心安。这一政策十分重要，李通陆续打败地方反叛武装，平定淮、汝之地，对稳定曹操大后方起到重要作用。

仍有一个人令曹操十分不安，此人便是刘备。

刘备率一支军队支援叛军，在汝、颖之间纵横出没，许都以南的郡守寝食不安。袁绍的主力部队施压于前，刘备的游击队袭击于后，确实令曹操头疼。

要不要分兵出击刘备呢？有些将领认为兵力本就不如袁绍，若分兵攻打刘备，不能速战速决，则形势将十分不妙。曹仁却说：“刘备指挥的是袁绍的军队，还未能磨合，现在攻打他，可一举击破。”曹操觉得有理，便把精锐骑兵部队交给曹仁，曹仁果然马到成功，一举击破刘备，收复叛乱诸县。

刘备是有大志向的人，夹在曹、袁之间小打小闹，未免屈才。败回袁军大本营后，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袁绍非真英雄，刘备岂能看不出来？投靠他只是形势所迫，要是这样缠斗下去，自己非拼光血本不可。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袁绍，另谋出路。于是刘备找了个理由，游说袁绍，表示自己愿意前往荆州，说服刘表共同讨伐曹操。袁绍深以为然，便把刘备的旧部交还他指挥，让他再次南下。刘备又一次挺进汝南，与一支由龚都领导的变民武装会合，人数也只有几千人。曹操得悉刘备再略汝南，派部将蔡阳截击，然而蔡阳一战便被斩杀。

这边刘备脚底抹油溜了，那边袁绍集团内部还在为战略选择而争议不休。

咄咄逼人的袁绍挺进到阳武，被解除兵权的沮授又一次进言：“我军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及曹军。然而曹军粮食少，且军资储备不及我军，他们利于速战速决，而我则利于持久作战。应该要采取持久战原则，假以时日，曹军必被拖垮。”

尽管曹操推行屯田政策，取得巨大成效，然而一方面所辖郡县纷纷叛变，另一方面为了安抚民心，不得不减轻赋税，这便使得曹军的粮食问题日益突出。

对于沮授的提议，袁绍一如既往地嗤之以鼻，不接受。他不仅想赢得战争，而且想赢得酣畅淋漓。

袁军继续向前推进到官渡，以沙丘为依托，连营数十里。针对袁军的军事部署，曹操同样把军队一字排开，防御线向两侧拓展，与袁军对峙。

曹军率先出击，进攻袁军营地，无功而返。于是曹操下令坚壁清野，不再主动出击，以保全实力。

袁绍则使用塔楼战术。他下令士兵堆起土山，修筑塔楼，居高临下以密集箭雨攻击曹营。曹军大吃苦头，连在营内行走都得用大盾牌掩护。但是这种塔楼箭攻的战术很快就失效了，曹操火速派工匠大造霹雳车。所谓的霹雳车就是投石车，投出的巨石把袁绍搭起的塔楼一一摧毁。

一计不成，袁绍再施一计，改用地道战术。地道战乃是袁军所擅长的，当初袁绍击破公孙瓒之役，便是采用地道战术，这种战术隐蔽性强，往往有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曹操乃是一代名将，岂能让袁绍钻空子呢？作为反制手段，他命人在兵营内挖掘既宽且深的长沟，袁军只要挖到这里就暴露了，即使从地洞中爬出来，也难爬上沟堑，只能成为曹军的射杀目标。

几度交锋下来，袁绍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然而对曹操来说，比袁军进攻更糟糕的问题是粮食开始紧张了。一方面袁军攻势如潮，一方面粮食不足，曹操深以为患，他写信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商讨撤军回许都的计划。曹操的想法是，以撤军手段调动敌人，诱敌深入，再寻机歼敌。

很快，荀彧回信，明确反对退兵，他写道：“袁绍重兵都集结于官渡，摆开架势欲一决胜负。您以弱当强，如果不能取胜，势必会被敌人所制，现在可以说是决定天下归属的关键时刻。袁绍这个人，能招罗人才却不能用，而主公英明神武，辅佐天子，名正言顺，谁人可以抵挡呢？”荀彧又举了秦末战争的例子，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相持于荥阳、成皋一线，双方粮食都极度紧缺，但谁也不肯撤兵，因为一旦撤军，形势就失控了。接着他说：“您的兵力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却能坚守半年之久，令袁绍无法深入。现在已经到了转折点，只要坚持，战局一定会有变化的，这是出奇制胜的良机，不可放弃。”

与袁绍的刚愎自用不同，曹操总能从谏如流，看了荀彧的信后，他决定坚守，等待战机出现。

袁绍的溃败：能完美避开所有正确选项，也是一种天赋

战争进入沉闷的相持阶段。

对双方来说，谁的粮食有保障，就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曹操抓紧时间从各地运粮以支援前线。他知道征集运输殊为不易，当押送部队终于把粮食送来时，他安慰道：“再过十五天，必定击破袁绍，以后就用不着再劳累你们了。”

凭什么能打败袁绍呢？

关键还是在粮食战。

取胜之道，在于破袭敌人的辎重。袁绍军队既多，所需要的粮食也更多。当曹操侦察到袁绍有一支数千辆车的运粮队正赶往官渡时，荀攸献策道：“袁绍的运粮车就要到了，押运的将领韩猛是个勇敢却轻率的家伙，可一举击破。”

曹操点点头，问道：“要派谁去好呢？”

荀攸推荐了徐晃。

曹操便派徐晃与史涣率部邀击韩猛的辎重车队，韩猛落荒而逃，数千辆辎重车以及车上的粮食，被一把火烧个精光。

这次偷袭，令袁军粮草损失惨重。袁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后又收罗了一批粮食，装上车送往前线，他特地派大将淳于琼率一万人马押送。这次运粮辎重车足足有一万辆之多，为了决战，袁绍把老本都押上了。车子一多，行进速度就会缓慢，行至距袁绍大本营四十里处，已是人疲马困。淳于琼下令安营扎寨，打算休息一天，第二天再运抵前线。

可是谁能料到，就只差这四十里的距离，就只差这一天，袁绍的命运却发生了转折。

沮授深知曹操用兵有方，他对粮食安全忧心忡忡，便提议道：“应该派蒋奇率兵前去接应运粮车队，在淳于琼周围巡逻警戒，以防曹操偷袭。”可是袁绍又不听。对袁绍来说，这并非难事，四十里距离并不远，派支军队去接应，很快就能赶到。他为什么要拒绝呢？还是那个原因，你沮授说的，我就是不听。

更糟糕的是，值此关键时刻，袁绍麾下重要谋士许攸竟然叛变，投奔曹操。

许攸叛变，缘于两件事：其一，他向袁绍献策，袁绍不采纳。许攸指出，曹操兵力少，几乎把所有兵力都押在前线，许都空虚，若能派出一支轻装部队，奔袭许都，必可一鼓而下。只要许都攻下，以天子的名义讨伐曹操，曹操在劫难逃。让人揪心的是，袁绍同样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这样答道：“我一定要先抓住曹操。”许攸与沮授、田丰不同，不是逆来顺受的人，袁绍居然无视他的良策，令他十分不满。其二，就在许攸满腹牢骚时，传来其家属被逮捕的消息。史书上说“攸家犯法”，究竟犯什么法，没有明说，我估计与贪污有关。审配把许攸家属抓起来，投入监狱。许攸勃然大怒，遂偷偷逃了出去，前往投奔曹操。

当时曹操正坐在大帐内，忽闻许攸来降，他大喜过望，没来得及穿鞋子，就赤着脚出来迎接，并拊掌笑道：“您远道而来，我就知道大事可成了。”遂引为上宾，置酒款待。许攸入座后，便问了一句：“袁军兵盛，不知您怎么对付他？现在还有多少粮草呢？”

曹操答道：“粮草尚可支持一年。”

许攸白了曹操一眼，道：“胡说八道，再说一次。”

曹操干笑两声，又道：“其实只能支撑半年。”

许攸怫然道：“足下难道不想击破袁氏吗？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曹操有点尴尬，勉强自我解嘲说：“我只是跟您开玩笑的。实话告诉你吧，其实只能支撑一个月，不知该如何是好？”

许攸拱手道：“明公孤军作战，外无援兵，内无粮谷，已是危险到极点。袁绍有辎重车一万余辆，现在正停于故市、乌巢之间，守卫的军队戒备不严。倘若派出轻装部队出其不意偷袭，焚毁辎重，不用三天的时间，袁绍不战自败。”

这个情报对曹操太重要了，他听罢大喜。鉴于此役的重要性，曹操决定亲自出马，他留下曹洪、荀攸守卫大本营，自己连夜带上精锐步骑兵五千人，挂起袁军的旗帜，走小路直奔乌巢。

为了达到偷袭的目的，曹操下令所有马匹的嘴里都衔着木枝，用绳子系住，以免发出长嘶声。每个士兵都要携带一束柴薪，用于焚烧敌粮。不过这里是袁绍的控制区，设有一些关卡，当遇到盘问时，曹操便吩咐人这样说：“袁公唯恐曹操抄掠后军，故而派兵前往增援。”理由十分正当。说来这些袁军士兵也不够尽责，他们也不想想，若是前去增援，带这么多木柴干什么？他们稀里糊涂就把曹军给放过去了。

蒙混过关后，曹操马不停蹄地直奔乌巢。值此深夜，袁军虽有一万多人，多数已入了梦乡，值勤的士兵也昏昏欲睡。这时忽然来了一队兵马，待到了眼前，借着火光看到悬挂着的袁氏旗号，袁军还以为是援兵到来。岂料曹军突然向两翼展开，包围敌营，四处放火，袁营大乱。

袁军押粮总司令淳于琼不晓得来了多少敌人，只得固守不出，一直挨到天明。日出东方，已经可以探清敌人底细了。淳于琼一看，敌方人数不多，只有几千人，而自己有一万人，敌寡我众，何惧之有？他率军出辕门，列阵与曹操决战。曹操不等他排好阵形，就挥师一拥而上，淳于琼首战败绩，逃回营内固守。然而曹操得势不饶人，猛攻敌营，此役他只能胜不能败，必须速战速决，不能拖泥带水。

乌巢距袁军大本营只不过四十里，袁绍很快就获知曹操偷袭的消息。然而，他却错误地把此判断为一个好消息，他面露喜色，对儿子袁谭说：“就算曹操打败淳于琼，只要我攻破其兵营，他就没有退路了。”

其实袁绍的智慧并不高，却总认为自己神机妙算，人有时很难认清自己，总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洞悉全局。在袁绍看来，淳于琼有一万人马，相比曹操还占有优势，此时正好借曹操不在兵营之机，直捣其穴，这才是高明之举。他马上令部将高览、张郃率部进攻曹操大营。

张郃接到命令，惊愕得张大了嘴。十万大军，粮食就是命根子，如今曹操调动精锐部队，亲自出马，足以见其志在必夺的决心。袁绍非但不出动大军驰援淳于琼，反而要把兵力用于攻打曹营，岂非南辕北辙吗？他赶紧对袁绍说：“曹操自率精兵前往，志在攻破淳于琼，若淳于琼败亡，大事去矣，请主公先救淳于琼。”

这时郭图站出来，驳斥张郃，力主全力进攻曹操大营。张郃声泪俱下道：“曹操大营固若金汤，肯定攻不下来。倘若淳于琼被擒，我们就要全部成为曹操的俘虏了。”

在张郃的强谏下，袁绍对计划稍做改动，派一支小部队前去救援淳于琼，而以主力部队猛攻曹营。

果然不出张郃所料。曹操与袁绍对峙既久，在防御上无懈可击，有深沟宽堑以阻敌，有霹雳车为远程武器。留守大本营的荀攸谋略过人，曹仁英勇善战，袁军根本没能占便宜，虽发动一波接一波的进攻，曹营仍坚不可摧。

与此同时，袁绍派出的一支轻装骑兵驰援乌巢。

乌巢之战，乃是曹袁战争的关键之役。曹操看清了这点，而袁绍却没看到。尽管袁绍派出骑兵相助，但人数太少了，无法取得扭转战局的作用。

援兵抵达乌巢时，曹操正对淳于琼大营发动猛攻，淳于琼眼看就要招架不住，突然看到援兵到来，心中一喜。这时曹操部将远远望见袁绍骑兵出现，便说：“敌人的援兵近了，请分出一部分兵力阻击。”曹操置之不理，答道：“等敌人到了身后再说。”曹军上下都明白，此役若不胜，势必面临覆没的危险，故而均殊死搏战。

袁绍援兵兵力不够，无法分担淳于琼的压力。曹军终于攻破敌营，淳于琼战死，一万车粮食被放火烧光，还有千余人被俘虏。曹操并不是人道主义者，他把俘虏的鼻子割下来，把俘获的牛马唇舌割下来，然后放了回去。袁军看到后，无不胆裂心惊。

两次偷袭粮食得手，袁绍完蛋了。

试想，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若没有粮食吃，谈什么打仗呢？

更要命的是，袁绍内部再起内讧。

偷袭曹营失手后，力主进攻的郭图不免十分尴尬，可是他不是自我检讨，而是把失利的原因归于张郃、高览两位前线将领。郭图在袁绍面前进谗道：“张郃听说失败的消息，面有喜色。”张郃本来对袁绍、郭图未能听自己的劝谏就十分不满，如今得悉郭图陷害自己，更加愤怒。他与高览商量，袁绍就是个庸俗之辈罢了，索性反了，投靠曹操去。两人把攻城器械全烧掉，率部到曹军营前请求归降。此时曹操尚未返回，曹仁担心这是敌人诈降的伎俩，不敢开门受降。荀攸说：“袁绍不听张郃的计谋，他一怒之下才前来投降，你还怀疑什么呢？”于是曹仁打开辕门纳降。

许攸投降，淳于琼败亡，一万车粮食物资被焚，张郃、高览倒戈——这一系列事件，令袁军上下无不震恐。谁都明白，这场战争，他们已经失败了。再撑下去，只有一个宿命：死亡。此时不逃，更待何时？霎时间，袁绍军营乱成一片，士兵们竞相奔走逃命。

前一天，袁绍还气定神闲。

转眼间，他已经无法控制士卒的溃败了。

眼看数万大军土崩瓦解，除了逃命，他还能怎么样呢？

善于把握战机的曹操大举出击，袁绍带着儿子袁谭及八百骑兵，没命地向北鼠窜，渡过黄河，逃之夭夭。曹操一直追到黄河岸边，已是追不上了。

想当初袁绍渡河南征时，十万精兵，旌旗猎猎，何其壮哉。沮授曾劝袁绍勿全军渡河深入，否则一旦不利，将没有退路。不幸一语成谶，十万之众灰飞烟灭，只在荒野中多了几万具尸骨。

袁绍逃跑后，其麾下部队共有七万余人投降或被俘，这些人全部被曹操坑杀，这也是曹操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

他为什么要坑杀这些降卒呢？

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没有足够的粮食。曹军的粮食本来就不足，而袁绍的两批共计一万多车的粮食也焚毁殆尽，这七万名俘虏要吃什么？第二，倘若七万俘虏没有饭吃，势必会造反，曹操自己的部队数量比俘虏还要少，留着这些人，必是后患。第三，这些俘虏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若放他们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

权衡利害之下，“宁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想法自然出现在曹操脑海中，坑杀是一了百了、最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对精于心理战的曹操来说，坑杀还能起到震慑敌方的作用，袁绍从此要心胆俱寒，而他的士兵，焉能有顽抗的意志呢？

再来说说沮授的结局。

沮授是袁绍麾下最有才华的谋士之一，可惜他的奇谋妙策，袁绍一条都听不进去。袁绍在逃跑时，显然把这个讨厌的人忽略了。沮授没能逃脱被俘的下场，当他被抓获时，他强调道：“我沮授不是投降，而是被俘虏的。”

失败，也得留下尊严。

曹操对沮授不陌生，两人有过交往，算是老相识。擅长演戏的曹操又要演戏了，他亲自出门迎接老朋友，笑眯眯地说：“我们天各一方，以致不能相见，不曾想今日你被我活捉了。”这句话，不免有一种自得神情。他想看到对手臣服在其脚下，摇尾乞怜，说些“英明神武”之类的恭维话。

沮授淡淡地说：“袁绍失策，自取败亡。我的才智无用武之地，被你活捉，也是情理之中。”语气平静、从容，只是眼睛里流露出些许伤感。他能不忧伤感怀吗？打从南征始，他便对这场战争不抱有太高的期望，袁绍的战略根本是错的，战术更是一塌糊涂。如此打仗，岂有不败之理？

这种忧伤被曹操看在眼中。对于普通降卒，曹操是刽子手，是杀人机器，但有一类人曹操不轻易杀，这便是谋士。谋士是一群智慧高超的人，英明的领袖未必就是智商最高的人，但他能把智商最高的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用他们的智慧武装自己。汉高祖刘邦是这样的领袖，曹操同样是这样的领袖。他对沮授敞开大门欢迎：“既然袁绍都不用你的谋略，不如跟我联手，以你我之力，必能平定四方之乱。”

不错，曹操是个好领导，但不是所有的智者都愿意跟随他。陈宫不愿意，沮授也不愿意。沮授的答复是：“叔父、母弟的性命，操在袁绍手中，您还是早点杀了我，让我解脱吧。”曹操杀了七万人，却不杀沮授，非但不杀，还赦免了他，推为贵宾。如此看来，沮授该知足了吧？可是他偏偏要往火坑里跳，不好好当嘉宾，整天想着逃跑，最后曹操发现他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没有价值的人，还留着做什么呢？就这样，沮授最后还是被曹操所杀。

以我的看法，沮授是故意寻死的。凭他的聪明才智，难道看不出来袁绍已经大势去矣？他之所以还想方设法地要逃回去，是因为怕危及自己的家族——袁绍若知他投降，必定要灭其族。在沮授出征前，他把家产分给了族人，可见他的家族观念很强，若是他一死，就一了百了。我想，他的逃跑只是在逼曹操杀他，他死了，家族保全了。这是一个超级谋士最后的一次深谋远虑。

官渡之战让袁绍元气大伤。

这场战争从建安五年二月至十月，共历时九个月。袁绍投入的兵力是十万人，曹操投入的兵力大约是两万人，最后强大的袁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是被坑杀者便超过七万人。这种结局，可谓意料之外，却又属情理之中。

说意料之外，是因为袁军的战斗力不至于如此不济。袁绍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反董战争，后来与公孙瓒交锋多年，终于打垮强敌，同时还扫灭多支农民军武装，可谓是身经百战之雄狮。以这样的精锐部队，在兵力上又有数倍的优势，只要不犯重大错误，不太可能被一举歼灭。可是袁绍偏偏犯下重大错误，把谋臣们的建议完全当作耳边风，而这又是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因此失败也属情理之中。

袁绍性格上的弱点，在此役中充分暴露。他能招揽人才，但只是作为摆设，表面上尊敬有加，实际上则是博取“爱贤”之美名。几乎所有能明察秋毫的人都能观察出袁绍谋略平平，智慧一般，只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袁绍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只是低能儿。人都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天性，拒绝承认某些致命的弱点，甚至会把弱点当作优点来看待。这些在袁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我有一种怀疑，他拒绝别人建议，与其说是对计谋的不满，不如说是潜意识中对这些谋士的轻视，只要是他们提出的，他势必要唱反调，却不理会反调到底有没有理。

无论是曹操还是袁绍，都是带着一副面具生活。曹操极力要表现出自己的慷慨与大度，但是他的性格本身并非如此慷慨，他只是能理智地意识到必须慷慨大度，善于克制自己。同样，袁绍在世人面前也装出礼贤下士的低姿态，但是他并不能像曹操那样克制自己的好恶之心，最终在智力角逐的舞台上败下阵来，实在怪不得别人。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袁绍的小肚鸡肠。

当他败回冀州后，大家都想起当初拼命反对开战而被投入监狱的谋士田丰。据说曹操得知田丰没有跟随袁绍出征，便大喜说道：“袁绍这回肯定要失败。”官渡一战，袁绍大败后，曹操又这样说：“倘若袁绍一开始便用田丰之谋，胜负之局难料。”显然，曹操对胜利还是深感侥幸。

在一些投机分子看来，这下袁绍一定会重用田丰，何不借此时机去巴结一下呢？于是他们纷纷跑到狱中看望田丰，祝贺道：“这次您一定会高升的。”

田丰却苦笑道：“袁绍表面上宽厚，实则猜忌心极重。他不能体谅我的一片忠心，反而认为我屡屡冒犯他。倘若他得胜而归，心情舒畅，或许还会放我一条生路。如今战败回来，满心恚愤，猜忌心更强，我恐怕是活不成了。”

果然不出田丰所料。袁绍回到冀州后，很快传来七万名将士被集体坑杀的消息，幸存的士卒们都捶胸顿足，泪眼汪汪地说：“若是田丰在军中，我们肯定不会输得这么惨。”这些话传到袁绍耳中，他觉得相当刺耳。

袁绍对逢纪说：“冀州百姓听说我军打了败仗，都同情我。只有别驾田丰与众人不同，他曾劝谏、阻止我攻打曹操，想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

袁绍感到惭愧了。

按理说，既然惭愧，就应该认错吧。正所谓“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认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而能彰显人的胸襟。然而袁绍虽然惭愧，却不认错；非但不认错，他甚至杀了田丰——逢纪故意在袁绍面前说田丰的坏话：“田丰听说将军败北的消息，拍手大笑，自以为有先见之明。”袁绍咬牙切齿道：“我不听田丰的话，现在他果然嘲笑我了。”于是他派人前往狱中，把田丰处死。

田丰之死，完全暴露出袁绍的心胸狭窄、妒贤嫉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曹操能聚集许多谋士，由弱而强，而袁绍最终却自毁长城，由盛而衰。沮授与田丰是袁绍麾下最有才华的谋臣，论其本领，原不在荀攸、郭嘉、贾诩之下，可惜跟错人了，都落得个凄凉的下场，徒令人扼腕而叹。

为了怕听到田丰的一声冷笑，袁绍不惜杀人灭口。

田丰不笑，难道冀州百姓就不会嘲笑吗？

冀州百姓不嘲笑，青州、幽州、并州百姓就不嘲笑吗？

纵然辖下四州百姓不敢笑，袁绍能禁止天下人嘲笑吗？

以十万之众击不足两万之众，以众击寡，以强凌弱，去的时候趾高气扬，回来的时候失魂落魄。更令袁绍难堪、大失颜面的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英明睿智，他的智力非但没有天下第一，反倒平庸至极。他的智慧不仅远远不及曹操，也不及属下的沮授、田丰等人，他只配与郭图这些毫无深谋远虑者为伍而已。

他愚蠢地拒绝了谋士们所提出的每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建议：

在皇帝东归时，沮授建议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置之不理。

在曹操讨伐张绣时，田丰建议他出兵许都，控制天子，他置之不理。

在曹操讨伐刘备时，田丰建议他与刘备联手，断曹军后路，他置之不理。

在曹操收降张绣、打败刘备后，田丰建议他以持久战拖垮对手，他置之不理。

大举南征后，沮授建议他先攻克官渡再全师渡河，他置之不理。

在官渡之战时，沮授建议他派一支军队加强辎重车戒备，他置之不理。

双方陷于相持战后，许攸建议他派一支奇兵偷袭许都，他置之不理。

乌巢被袭后，张郃建议他派重兵驰援，他置之不理。

以上所罗列的种种，只要袁绍能善择其一，纵然不胜，亦不至于如此溃败。

官渡之战的惨淡结局，让一向在意自己声名的袁绍大受打击，他总觉得别人的目光中有一种轻蔑的冷笑，就像田丰的嘴角边浮出的冷笑，笑他鼠目寸光，笑他只是跳梁小丑。这些嘲笑声总在耳边，如何驱赶都没用。

愤恨与羞愧如影随形，袁绍开始目光呆滞，举止迟缓，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与风姿。真正自信的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赞美他人的优点，因为这些无损于自己的优点。而那些看起来过于自信的人，往往内心深埋着自卑，他们会极力掩饰自己的弱点，压制他人的优点，生怕暴露自己的不足。当弱点曝光于天下后，他便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不可自拔。

袁绍最终病倒了。

在患得患失的内心煎熬中，他生命的烛火已是随风摇曳，很快就要熄灭了。

就在曹操与袁绍纵横于北方之时，另一位英雄正在南方开疆拓土。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三国史. 2／醉罢君山著．—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21.2

ISBN 978—7—5484—5677—3

I . ①有… II . ①醉…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0828号

书 名：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三国史. 2

YOUQU DE RANG REN SHUIBUZHAO DE SAN GUO SHI. 2

作 者： 醉罢君山 著

责任编辑： 尉晓敏 尹 君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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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61 字数：1054千字

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5677—3

定 价： 200.00元（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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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孙策雄踞东南

真实的鲁肃：憨直老实还是侠士风流？

自东征以来，孙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奋勇开拓，成为不可忽视的地方割据势力。袁术称帝前，孙策与他划清界限，彻底脱离袁氏集团。当时曹操已经把持朝廷大权，为了拉拢孙策，便以朝廷的名义封他为骑都尉，同时让他继承其父“乌程侯”的爵位，正式授会稽太守。

曹操的目的，是要借孙策之力打击袁术势力。朝廷派使臣王（bū）抵达会稽，宣读诏令。岂料小霸王孙策并不满意，因为“骑都尉”这个军衔太低了——怎么也得给个“将军”头衔吧？王急中生智，以皇帝全权代表的身份，给孙策加了个“明汉将军”的名号。

在孙策攻略会稽之际，陈瑀自立为吴郡太守。

陈瑀原本是袁术的部将，曾被袁术任命为扬州刺史。袁术从南阳落难到扬州时，陈瑀闭门不纳，袁术恼羞成怒，发兵攻打，陈瑀逃到下邳。孙策平定吴郡后，挥师南下攻略会稽，陈瑀趁机而起，与豪强祖郎、严白虎等人联合，自立为太守。曹操同样采用拉拢手段，封陈瑀为“安东将军”，并以朝廷的名义令陈瑀与孙策出兵讨伐袁术。

孙策打着讨伐袁术的旗帜挥师北上，表面上是响应朝廷号召，其实是要抢回吴郡之地。陈瑀心知肚明，分头通知变民武装头目祖郎与严白虎，欲联合起来消灭孙策。

论及行军作战，陈瑀岂是孙策的对手？行至钱塘（今杭州）时，孙策派部将吕范、徐逸率军奔袭陈瑀的大本营海西，此时祖郎、严文虎的军队还没赶到，陈瑀被杀得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赔光老本的陈瑀单枪匹马杀出重围，勉强保住一条小命，但他已经没法在南方混了，只得直奔北方，投靠袁绍去了。

赶走陈瑀之后，孙策派正议校尉张纮前往许都，向朝廷进贡土特产，并把战争责任统统推到陈瑀身上。

这时曹操对袁术顾虑颇多，孙策与袁术的渊源又颇深，“拉孙以反袁”势必成为曹操的战略。在官职的赐予上，曹操向来慷慨大方，于是他授孙策为“讨逆将军”，并封其为吴侯。除此之外，他还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孙匡，让自己的儿子曹彰迎娶孙策的侄女。

对于孙策与曹操两人来说，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曹操志在中原，而孙策志在江南，战略重心不同，矛盾冲突自然不明显，两人有共同的敌人，便是称帝自立的袁术。

袁术称帝只不过是一出闹剧，非但没能号令天下，反倒众叛亲离。在叛离他的人中，最重要的两人，一个是周瑜，一个是鲁肃。

周瑜曾随同孙策东征，参与指挥攻打横江、当利，破笮融、薛礼，进军曲阿，立了不少功劳。正当周瑜秣马厉兵，准备在吴郡、会稽大干一场时，孙策却没让这个兄弟去，他告诉周瑜：“我现在有好几万人马，取吴会之地已绰绰有余，你还是先回去镇守丹阳吧。”

兄弟两人对视一眼，不必说破，都心领神会。孙策乃是一头猛虎，袁术不小心把他给放出来，还让他带走了一群小老虎。老虎出了樊笼，就回不去了。孙策让周瑜回丹阳，意图明显，只要他夺取会稽、吴郡，割据江东，便可与袁术分庭抗礼。而丹阳太守周尚是周瑜的伯父，到时稍加笼络，此郡唾手可得。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袁术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犯的错，孙策的精明强干远远出乎他的意料，袁绍原以为小霸王凭那么一点人马东征，只能落得个铩羽而归的下场，岂料孙策居然如鱼得水、翻江倒海，倘若让周尚、周瑜与孙策明目张胆地“狼狈为奸”，势必动摇自己的势力。袁术果断地免去周尚丹阳太守之职，勒令他与周瑜两人返回寿春，并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时袁术派自己的堂弟袁胤接任丹阳太守——这年头，还是自家兄弟靠得住。

周氏乃名门望族，袁术想在淮、扬一带站稳脚跟，不能不对这些土豪们示好。他装出十分慷慨的样子，欲提拔周瑜为将军，以此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可周瑜偏偏不吃这一套，他早就洞穿了袁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色，他看出袁术绝无领袖的才能与胸襟，为袁术拼杀疆场，不过只是充当炮灰角色罢了。

周瑜推掉将军头衔，仅仅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出任居巢县令。此举令许多人大惑不解，如今天下汹汹，武人自雄，何以他却舍弃军职而甘心当一名小官吏呢？周瑜自然有其用意，在他看来，真正的英雄好汉是孙策而非袁术，现在当一名不起眼的县令，以后要脱离袁术就容易得多。袁术本就不信任周瑜，也乐得顺水推舟，于是周瑜到了居巢，当上小小的地方父母官。

担任居巢县令期间，周瑜结识了一位豪杰，此人便是鲁肃。

鲁肃年长周瑜三岁，也是“高富帅”。他是临淮东城人氏，生于公元172年。出生后不久，老爹就死了，鲁肃由祖母抚养长大。虽有幼年丧父之痛，鲁家仍富甲地方，史书称“家富于财”。长大成人后，鲁肃一表人才，“体貌魁奇”，他深受时代精神影响，“有壮节”“好为奇计”。时值天下动荡，乱世将至，鲁肃知道在乱世一定要有生存的本领，他苦练击剑、骑射，结交江湖豪杰义士，讲兵习武，散尽家财以赈济贫民士人，名声日隆，远近闻名，附近豪杰多来归附。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多对鲁肃有种刻板印象，觉得此人憨直纯朴，脑袋有点不灵活，属于容易吃亏的大好人。历史上真实的鲁肃并非如此，他不仅不呆头呆脑，反倒有侠士风流，甚至是个很疯狂、很“摇滚”的人。他家几代积累下来的财产，被他大肆挥霍，他豢养一班少年侠客，终日射猎南山。家族中的父老之辈都摇头道：“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儿！”

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有一回，周瑜带着几百人外出公干，途经东城，所带的粮食吃光了。他早已风闻鲁肃济贫好义的美名，便思忖着前往借点粮食。

到了鲁家后，周瑜拜会鲁肃，两人年龄相差不多，又都有远大志向，故而十分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鲁肃听说周瑜没粮食，二话没说，领他到后院，后院有两处粮仓，每仓估摸有粮食三千斛左右。他指着粮仓对周瑜说：“您就随便挑一仓粮食带走吧。”

尽管周瑜自己也是富有且大方之人，他仍被鲁肃的慷慨吓了一跳：自己与他不过才第一次见面，实属素昧平生，鲁肃居然倾囊相助，出手如此阔绰，岂非奇人异士、旷世豪杰？

钱财本是身外物，但对钱财的态度，隐约可见一个人的志向与抱负。

周瑜知道鲁肃绝非常人，遂倾心相交，引为密友与知己。

黄袍加身的袁术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提拔了一批有名望的人以为新帝国之爪牙。有钱财有声望的鲁肃被擢升为东城县令，这原本是他跻身政坛的良机，但他冷眼看世界，心知若把自己的前途与袁术相挂钩，便是死路一条。原因很简单，袁术本来就不是拥有雄才伟略之人，又猴急称帝，成为天下人同击共讨的对象，这种人怎能混得久？

对一个真正的豪杰而言，小小的县令官印，岂能把他捆死缚牢呢？鲁肃索性官也不当了，把平日豢养的一百多侠士少年召集来，对他们说：“如今朝廷已失去对大局的控制力，盗贼横行天下，淮水、泗水一带不是安居乐业之地。我听说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前去躲避祸乱。不知你们肯不肯与我随行，静观时变，以谋大业？”这些少年平素都白吃白喝，听鲁老大这么一说，大家纷纷叫好——只要跟着老大混，便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何乐而不为？

鲁肃知道周瑜与孙策乃是刎颈之交，便弃了官印，领着家属及侠客少年百余人，前往居巢投奔周瑜。这时周瑜获悉孙策已夺取吴郡，并被朝廷封吴侯兼讨逆将军，他知道，孙策已经同袁术划清界限，分道扬镳，这二人的战争很快便会爆发。周瑜思忖着自己得及早脱身才行，恰好此时鲁肃前来，两人一商量，都认为事不宜迟，应尽早脱离袁术，渡江东去。

大丈夫立身处世，当断则断，绝不拖泥带水。

周瑜果断把官印一扔，带着家眷随从，会同鲁肃等共三百余人，弃城而去，直奔江东。很快，他们逃亡的消息便为扬州官府察觉，州政府派骑兵追来。鲁肃让老弱妇女先撤，自己率侠客少年殿后，这些少年长年追随鲁肃习武狩猎，都精于骑射，有一身好本领。眼看追兵将至，鲁肃命手下一百多名武士一字排开，拉弓上箭，摆开一决雌雄的架势，然后冲着追兵喊道：“你们都是男子汉大丈夫，当知晓当今天下形势。如今正值兵荒马乱，有功也得不到奖赏，不追也不会受到惩罚，何必对我们苦苦相逼呢？”

这是先讲道理：追杀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不如得饶人处且饶人。接着，鲁肃又让人拿了一面盾牌插在地上，自己搭弓便射，只听“嗖”的一声，利箭疾驰而出，竟然一箭洞穿盾牌。通常大家都以为鲁肃只是个文臣，而非武将，实际上鲁肃的剑术、箭法都出神入化。连盾牌都能射穿，鲁肃的膂力之强着实惊人。鲁肃露了这么一手功夫，前来追捕的人个个瞠目结舌：自己的血肉之躯，比起这盾牌来如何？这些骑兵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想，反正周瑜与鲁肃都只是小角色，逮住算不得大功，就算跑了也没有人当回事。看看鲁肃这伙人的骁勇劲儿，不死上数百人恐怕也逮不住他们。于是大家索性听了鲁肃的话，只当作没追上，掉转马头慢吞吞地回去了。

说实话，袁术也没有在乎过这两个小人物，他肉眼凡胎，岂能识得真正的英雄人物？周瑜与鲁肃绝非可有可无的无名之辈，他们是蛰伏于山林的猛虎、潜居深潭的蛟龙，有宰辅之才，有纵横天下之志。这两位后来成就东吴霸业的传奇人物，在袁术手下只当了区区县令，可见这位仲家皇帝着实没有慧眼。

小霸王孙策听得好友周瑜归来，大喜过望，当即亲自前往迎接，设宴款待，赏赐之厚，没有人可与之相比。这么做，当然引起一些老部下的不满，孙策解释说：“周公瑾英俊异才，是我儿时好友，情同骨肉。先前在丹阳，他出兵出粮，助我完成大事，论德酬功，我都无以为报。”众人闻此，自然没话可说。孙策提拔周瑜为建威中郎将，拨给他两千精兵兼五十匹战马。这一年周瑜才二十四岁，已成为孙策军中的重要将领，他足智多谋、风流倜傥，“周郎”之美名于是传遍吴中之地。

与周瑜一同前来的鲁肃也受到孙策的礼遇，史书说孙策“雅奇之”。不久后，鲁肃得悉祖母去世的消息，心中大为悲恸。他年少失父，由祖母一手养大，感情深厚，由于祖母年事已高，不能与之东渡，仍留于东城。鲁肃为尽孝道，毅然冒着被袁术逮捕的风险，回到东城安葬祖母。所幸的是，鲁肃在东城本是名人，再加上花钱上下打点，官府倒没找他麻烦。直到孙策去世后，鲁肃才又投奔东吴，这是后话，暂表不提。

太史慈与孙策：相逢一笑泯恩仇

自从孙策据江东，各路豪杰志士纷纷前来投奔，以曹操为首的朝廷又对他大加拉拢，这一切令袁术坐卧不安。

既然孙策与曹操结盟，那么袁术也必须寻找自己的盟友。谁是孙策的死对头呢？袁术想到了一个人——祖郎。

祖郎是盘踞丹阳的一名大山贼，孙策初出茅庐时的第一仗就是讨伐祖郎。只是当时孙策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被祖郎打得落花流水，差点就丢了小命。精于权谋的袁术不失时宜地拉拢祖郎以牵制孙策，他派使者秘密南下，以仲家皇帝的身份授予祖郎官印，并怂恿他煽动山越人联合起来对付孙策。

山越人本是南方土著，但他们的首领却是一个外族人，此人便是胆识俱优的太史慈。

太史慈怎么成了山越人的领袖呢？

却说当年太史慈协助扬州刺史刘繇对抗孙策，只是刘繇并不重用他，以致被孙策打得大败而逃。太史慈逃到芜湖，亡命山林之中，他收罗了一些残兵败将，当起山大王，自称“丹阳太守”，过了几年逍遥自在的生活。太史慈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且重信守诺，有古君子之风范，得到土著山越人的拥戴。

此时孙策已完全占据吴郡、会稽，打着讨伐袁术的旗号全力西向，进攻丹阳郡，连战连捷，夺取宣城以东诸县，只有泾县以西的六个县尚未被征服。

太史慈接受祖郎的邀请，屯兵于泾县，祖郎则据守泾县以南的陵阳，摆开与孙策决战的架势。

螳臂当车！

太史慈与祖郎宛如好斗的螳螂，挥舞着利爪，可惜的是，他们与对手相比，根本不是同一重量级。在孙策隆隆战车巨大车轮的碾轧之下，自以为强壮的螳螂必定遭到惨败的命运。

纵观孙策的一生，他在战场上的失利屈指可数。祖郎有资本向天下吹牛，他就是打败孙策的人，但是我们要在“打败”前面加上两个字——曾经。孙策已不是绵羊，他已摇身一变，成为一头猛虎。

猛虎出山，剽掠如风。

陵阳一战，手握数万大军的孙策一鼓而下，把祖郎打趴在地。祖郎全军覆没，他连逃跑的机会也没有，被五花大绑押至孙策跟前。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祖郎披头散发，一脸颓丧，当他发现孙策的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射来时，只能闭上眼睛，仰天而叹。他可以想到孙策杀他的一百个理由，却找不到一个不杀他的理由。

但是孙策的刀始终未出鞘。

因为孙策有一个不杀他的理由：要争夺天下，不是靠杀人，而是获得人心。

这就是孙策与祖郎的不同，境界不同，气度也不同。

杀一人以泄私仇，固然快意，却不一定明智。

这就是王者的境界与气度。

孙策以王者的慷慨说道：“以前你曾袭击我，一刀砍中我的马鞍，就差一点点，我就命丧黄泉了。但是，今天我不杀你。我兴义师是为了干一番大事业，以前的恩恩怨怨，我不放在心上，只要是可用之人，我一概录用。我不只对你如此，对天下人皆是如此，我说到做到，你不必恐惧担忧。”

这种磊落的胸襟，曹操有，刘备有，孙策有，因而天下最终会成为鼎立之势。

祖郎很意外。项上人头居然没有落地，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当沉重的枷锁被卸去后，他呆呆地望着动弹自如的手脚，终于确信奇迹的降临，不由得感激涕零，伏首谢罪。祖郎非但性命得以保全，还挂了一个“门下贼曹”的职衔，从山贼摇身一变成为抓贼的官差。

人都是会记仇的。

不记仇的人只有两种：一是道德家，一是深谋远虑的人。

孙策属于后者。

祖郎曾一刀劈了他的马鞍，倘若不是稍偏几寸，孙策就被一劈为二了。祖郎被生擒，既没被活剜解恨，也没被枭首示众，甚至毫发无损。连祖郎都可以不死，何况其他人呢？打败敌人不一定采用杀人这种恐怖手段，留人性命有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山越人着实没有与孙策血战到底的理由，被山越人推为首领的太史慈又如何能血战到底呢？太史慈与孙策既无旧怨，也无新仇，他还紧握刀柄的唯一理由，就是内心深处义重于生的武士精神。太史慈的义，虽春秋战国时代之士不能过之，他单骑救北海孔融之事迹，足以彰显其世间罕见的智勇忠义。

可是，若论义，孙策不让太史慈。

兴师而能秋毫无犯于百姓，这是义；书斥袁术称帝之野心，这是义；不杀败军之将王朗，这是义；甚至不杀仇家祖郎，以德报怨，这更是义。孙策之义，孔融、刘繇之辈望尘而莫及，太史慈能效力于孔、刘二人，何以却要排斥孙策呢？或许在太史慈看来，作为武士，不战而降，非爱惜名节之道！况且当年太史慈力搏孙策，平分秋色，未落下风，今天岂有望风而逃的道理？

不论胜与败，生与死，太史慈势必要与孙策一战。

但是战争不是两个人拳打脚踢的舞台，而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斗殴。孙策一方人多势众，太史慈一方在人数上本就居劣势，山越人武器窳劣，作战没有章法，强弱立判。山越人参战，本无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自保。只是孙策义释祖郎，早给山越人吃了一粒定心丸，孙策连仇人都可以放过，何况他人呢？

战未开打，山越人已没了死战的决心。

只有太史慈不惜一战——只为荣誉而战。

太史慈仍是骁勇善战的硬汉，不过鸡蛋碰石头的尝试绝对产生不了奇迹。他的下场与祖郎如出一辙，他被众多兵士掀倒在地，五花大绑地带到孙策面前。

太史慈对孙策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搏斗。那次搏斗，孙策本可以以多打少，把单挑变成群殴，但他却冒着巨大的风险接受了太史慈单枪匹马的挑战——从这点来说，太史慈打心眼里对孙策有一种敬重，他觉得对方是真正的英雄，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同样，在孙策看来，太史慈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当初两人狭路相逢，太史慈身边只有一个小喽啰，孙策身边有十三名骑将。稍有头脑的人早就见势不妙而逃之夭夭了，但太史慈却策马杀向孙策，这种藐视一切敌人的勇气，试问天下几人能有？那次邂逅之后，孙策曾几度慨叹，太史慈这样无畏的勇士，本应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可他却去追随平庸的刘繇，真是明珠暗投。

孙策连祖郎都不杀，当然不会杀太史慈。

太史慈是英雄，是国士。

英雄与凡夫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有金刚不坏之身，而在于他们有凛然不可犯的尊严，在于他们视名誉高于生命的品质。孙策降伏祖郎，可以居高临下地施舍他的仁慈。但是，若要降伏英雄，他必须收敛其王者的霸气，以谦恭之姿去赢得对方的心。

和祖郎相比，太史慈受到的待遇要优厚许多。当他被押至帐中时，孙策一个箭步走上前，亲自给英雄松绑，接着，他又拉起太史慈的手，亲切地说：“还记得你我在神亭遭遇时的情景吗？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我一直在想，若是当时你生擒了我，会怎样对我呢？”

这一问实在高明。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你太史慈今天成为阶下之囚，非战之罪，只是运气欠佳罢了。当年神亭相斗，没有分出高下，战成平手，孙策却故意说太史慈有机会生擒自己，这是给他保住武士的面子与尊严。

倘若情形倒转，换作太史慈生擒孙策，他会怎么做呢？这不是好回答的问题，但太史慈的回答也十分巧妙：“这个可不好说。”若说自己会杀孙策，未免显得气量狭小；若说自己不会杀孙策，在此情形下，未免有作秀之嫌。

孙策听罢哈哈大笑，笑得爽朗、开怀。这是在朋友面前才会表现出来的善意的笑。在他心里，太史慈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一位可以痛饮、可以畅笑的朋友。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一笑，把旧日的恩怨抹平了。

孙策仍拉着太史慈的手未放，诚恳地说：“你我二人携手，天下还有什么事做不成的呢？我早知你忠义无双，可谓是天下智士，只是可惜呀，你跟错了人，终究不能得志。我是你的知己，在我这里你必定可以一展宏图。”

“知己”二字令太史慈怦然心动。

归顺孙策，会不会违背太史慈的忠义之道呢？不会！太史慈并非刘繇的真正部下，他是以朋友的身份去帮助刘繇，可刘繇并没有重用他——从这点看，刘繇实在算不上太史慈的知己，甚至有些不够朋友。孙策勇武的个性与海纳百川的胸襟，早令太史慈有佩服之心，如今孙策又对他推心置腹，以知己相称，此等情义，天地可鉴。

“士为知己者死”乃是武士历来恪守的古道，太史慈是“士”，孙策是“知己者”。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朋友，但知己者只能是二三人。太史慈与孙策从一开始就是针锋相对的敌人，甚至真刀真枪地拼杀过一回，但敌人可能比朋友更“知己”。不论是孔融或刘繇，都不是太史慈的“知己”，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武士，不是武士，又如何能真正理解一名武士的抱负与理想呢？

从这一天起，太史慈归顺孙策，不是因为孙策的不杀之恩——不杀的确是一种恩，但这种恩不足以让真正的武士心悦诚服。太史慈报的恩是知遇之恩。孙策是天下最理解他的人，理解他的忠节义气，理解他的人生信念与价值观。太史慈遇明主，孙策收国士，这是人生的喜剧，也是历史的喜剧。

孙策西进，如风卷残云。

龟缩在豫章郡的扬州牧刘繇日暮途穷，忧惧交加，终于一病不起。他是汉末名士，可惜生不逢时，坐以论道是其长，舞刀弄枪是其短，他先是受制于袁术，后又蒙羞于孙策。这个州牧当得太窝囊，终究要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出局。

刘繇死了。

他留下一个烂摊子，一万多人马要何去何从呢？

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豫章太守华歆身上。

华歆也是名士，声望之隆不在刘繇、王朗之下。与刘繇、王朗一样，学问家华歆也不是带兵打仗的料。但他是个好官，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大局，接管刘繇留下的一万人马。

华歆拒绝了。在他看来，此时接管这支武装，不免被人认为是落井下石、趁机夺权的野心家。他是道德家，不是野心家，宁可守住清名，也不愿遭人误会。

偏偏刘繇的部将们非要拥立华歆为新的首领。倘若听听几个同时代人对华歆的评价，我们便不难理解将士们的执着。陈登称华歆“渊清玉洁，有礼有法”；曹植称他“清素寡欲，聪敏特达”；《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判他“清纯德素”。乱世之中，他仍是清官，一个难得的清官，投奔清官总是没错的。

这年头，有兵就是草头王。华歆不想当草头王，他坚持拒绝当一万将士的首领。只是他不想要，自然有人想要。一万多人的武装不是小数目，无论哪个军阀都想吞为己用，孙策也不例外。

要招抚收编刘繇旧部，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这个人就是太史慈。

太史慈与刘繇是同乡，又是朋友，为人重义轻利，声名在外，自然是前去招抚其部的最佳人选。只是刘繇刚死，就让太史慈去收编其部，是否有落井下石之嫌呢？

孙策请太史慈喝酒，喝酒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解释他与刘繇交恶的原因。他说：“当初我与刘州牧交恶，是因为我为袁术效力。我父亲去世后，留下数千精兵，由袁术托管。我发誓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了索回父亲旧部，不得不向袁术屈意低头。后来袁术不守臣节，妄自称帝，我多次上书劝谏，未被采纳。大丈夫立身处世，道义为先，因此最后我与袁术分道扬镳。这就是我投奔袁术以及与其绝交的全过程，可惜刘州牧现在过世了，我无法给他解释。”

孙策说这些，是要告诉太史慈，刘繇不是自己的敌人。当年与刘繇的战争，自己是作为袁术部下参战，并非与刘繇有什么恩怨。刘繇是太史慈的朋友，也是他敬重的名士，孙策要太史慈前去收编刘繇的旧部，就必须打消他内心的顾虑。

孙策又说：“如今，刘州牧的儿子还在豫章，你去走一趟，看望他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其部众：他们若愿意，就跟你一起回来；若不愿意，加以安抚，遣散回家。另外，你也顺便观察一下华歆这个人治理政务的能力怎么样。需要带多少兵马前去，你可以自做决定。”

作为上司，孙策原本只需下达命令即可，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是把太史慈当作下属，而是当作知己、朋友。

一向重情重义的太史慈不能不感动，他动容道：“我曾多次冒犯将军，犯下不赦之罪。将军气量宽广，有齐桓公、晋文公的胸怀，我当尽死以报将军恩德。如今双方没有交战，不宜带太多的人去，只要数十人就够了。”

齐桓公、晋文公一直是明主的典范。管仲曾一箭射中齐桓公，后来被任命为齐相；勃鞮（dī）曾几度追杀晋文公，后来也被赦免。孙策之气量，比起齐桓公、晋文公着实毫无逊色，遇到此等英明领袖，太史慈岂能不尽死效忠呢？

太史慈打点行装去了。

问题是，让一个刚刚归降的人去招降，他要跑了怎么办？

趁太史慈不在，孙策的那帮部将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让太史慈去招抚，保不准他一路向北，不回来了。”

“不会的，”孙策斩钉截铁地答道，“他要是跑了，能投奔谁去？”

孙策太了解太史慈了。太史慈说尽死以报恩，就一定会做到，他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绝不会出尔反尔。因为他是一位士，士的承诺比黄金还要贵重，比生命还要重。

孙策送太史慈出城，临别时依依不舍，握紧他的手问道：“几时能回来？”

“不超过六十天。”太史慈的回答很简短。

几十匹骏马呼啸而去。望着太史慈远去的背影，众将议论纷纷，说的不外乎就是派此人去绝对是失策之举。这些话不是对孙策说的，却故意让他听见。

“各位莫再议论了，”孙策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这件事，我考虑得很仔细了。太史慈勇猛过人，胆识非凡，他以道义为先，一诺千金，一旦将人视为知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太史慈绝非反复之人，你们不必担忧。”

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孙策能如此深刻地了解太史慈，无愧为他的知己。

事实将打消众人的疑团。

不到六十天的工夫，太史慈就回来了。

他去时只带了数十骑，回来时却带来了整整一支军队！

这就是信任的回报，这就是慷慨施恩的回报。

这也证明了孙策能崛起为江东之王，绝不是仅凭父亲遗留下的那点资本。他多谋善断，慷慨大度，用人不疑，乃是一位真正具备王者气质的英雄人物。

太史慈不但带回一支军队，也带回一份珍贵的军情谍报，这份谍报便是对华歆的全面评断：“华歆品德高尚，但胸无韬略，只能勉强自保罢了。丹阳人僮芝割据庐陵，鄱阳被豪强势力占据，他们都拒绝接受华歆的命令，华歆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干瞪眼。”

听到这里，孙策不由得拊掌大笑：看来华歆的豫章郡，迟早也要成为自己的盘中餐。

江南最大的实力派军阀是怎样炼成的？

形势对孙策越发有利。

刘繇死后不久，自称皇帝的袁术也在落魄中死去。曹操与袁绍在北方兵戈相向，大战一触即发。荆州牧刘表虽未直接参战，却也紧盯着中原的棋盘。一时间，扬州被忽视了。袁术死后，堂弟袁胤拉着部众前往皖城，投奔庐江太守刘勋。原本默默无闻的刘勋，收编袁术旧部后，居然崛起为东南一大势力。

不过，人多有人多的麻烦。

人都是要吃饭的。袁术从来没有认真对待经济问题，这是他走向灭亡的一大因素。曹操的兵会屯田，袁术的兵却不事农业生产，只顾吃饭。刘勋收了人，却供应不上饭。没有粮食，只能四处征收。

刘勋把征粮的任务交给堂弟刘偕。上缭是相对富庶之地，自然成了刘偕的首要目标。然而上缭人却不愿把白花花的大米拱手让出，他们组织起来，抵制刘偕的征粮。眼看完成不了任务，刘偕气急败坏，写了一封急信送到刘勋手中，请求出兵袭击上缭，以武力弹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孙策就是那只冷眼旁观、伺机偷袭的小黄雀。刘勋接管袁术旧部，兵力猛增，已隐然成为一大威胁。若是坐等刘勋有了足够的粮食，刘勋就会成为难啃的硬骨头。事不宜迟，须得及早动手，以免后患。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孙策不是莽汉子，为了迷惑对手，他先送上了一顶大高帽。自仲家皇帝袁术、扬州牧刘繇死后，袁氏余部归刘勋，刘氏余部归孙策，两人都占尽便宜，但谁才是扬州的最强者呢？孙策放低身价，表示愿意顺服，并送上大量珍宝给刘勋。看到孙策的“服软”，刘勋不禁飘飘然，觉得自己已稳坐扬州地界的第一把金交椅了。

表面上谦卑恭顺，暗地里磨刀霍霍，我们不能怪孙策阴险狡诈，“兵圣”孙子早就说过：“兵者，诡道也。”刘勋没意识到这点，只能怪自己读书不精了。若要硬打硬拼，孙策固然也有胜算，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算高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才是兵学的真谛。

刘勋打算出兵教训拒绝交粮的上缭，这让孙策有了出兵的借口。他写了一封信给刘勋，先是以谦恭的语气大拍马屁，最后写道：“上缭人多次侵犯我的地盘，我早就想教训他们了，只是路远不便。上缭是富实之地，您进兵讨伐，我愿意出兵相助。”

这封信令刘勋十分得意。他把书信递给众人传阅，众人皆不失时宜地吹捧他英明神武，连名震江东的小霸王孙策都乖乖顺服。

在一片肉麻的吹捧声中，刘勋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这件事不值得祝贺，反倒值得担忧。”

谁这么大胆？

刘勋愤怒的眼光投向声音发出的方向，当他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庞时，绷紧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因为说话的人，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说话的人是刘晔。他有两个身份，一是皇族，二是当世名流。与孔融等文化名流有所不同，刘晔博学多才，却不是书呆子，他才思敏捷，还有文人不多见的决断力。正因为刘晔不一般，刘勋不能不给他面子，便收起怒气，虚心请教。

刘晔摊开地图，手指上缭城道：“上缭虽小，城池却坚固，易守难攻，想要在十天之内攻克，恐怕十分困难。我军在前方疲以作战，后方空虚，倘若孙策乘虚而入，势必无法坚守。到时将军进不得，退也不得，恐怕就大祸临头了。”

看来孙策骗得过刘勋，却骗不过刘晔。然而对于刘晔的警告，刘勋只是一笑置之。很多人都容易高估自己，刘勋亦然。他想：袁术的旧部都归顺于我了，孙策前来归顺，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很快，刘勋就将刘晔的那些话抛诸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

孙策继续施放烟幕弹，他挥师进攻黄祖去了。

黄祖是孙策的杀父仇人，孙策此举可谓师出有名。这下子刘勋更加放心，全力讨伐上缭。刘勋一路进军，敌人望风而逃。

正当刘勋得意扬扬之时，忽然从后方传来一个天大的噩耗：老巢皖城被孙策端了！

正所谓上兵伐谋，孙策西击黄祖，不过是虚晃一枪，目的是给刘勋制造自己无意染指庐江郡的假象。刘勋前脚离开皖城，孙策后脚就到了。显然，孙策是有备而来，为了夺取皖城，他与亲密战友周瑜率领两万精兵，昼夜疾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到城下。

表面上看，皖城的守备不弱，城内还有三万守军。人数是不少，可是有两大问题：其一，守军长期缺粮，士卒有一顿没一顿，饥肠辘辘，没气力如何舞刀弄枪？其二，袁术余部刚刚前来，与刘勋部队还不能磨合，主将又出征去了，群龙无首，形同散沙。

一群饥肠辘辘、形同散沙的士兵，如何与孙策的虎狼之师较量？皖城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便沦陷了。三万士兵放下武器当了俘虏，刘勋的家眷们也悉数成为阶下之囚。一支庞大的武装就这样灰飞烟灭。孙策把三万俘虏迁往江东，留下部将李术统领三千人马镇守皖城，堂兄孙贲、孙辅二人率八千兵马驻扎彭泽，截杀刘勋。

老巢被端，自己的妻子儿女统统被俘，刘勋气急败坏，急忙回师，欲夺回皖城。行至彭泽时，孙贲、孙辅的伏兵突然杀出，刘勋大败。

原本刘勋握有数万人马，算得上是实力派军阀，如今耗光了家底，几乎成了一名光杆司令。他既悔且恨，咬牙切齿，可是他还有实力挑战孙策吗？

刘勋左思右想，想到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会帮他。这个人就是孙策的杀父仇人、荆州牧刘表麾下大将黄祖。

刘勋派人快马加鞭去找黄祖求援。

黄祖不得不出手。

孙策的崛起令黄祖深忧，甚至恐惧。孙策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但有一大仇他不能不记；他不是一个嗜杀的人，但有一个人不能不杀。这个不能忘的仇，是杀父之仇；这个不能赦的人，是杀父仇人黄祖。因此对黄祖来说，与其坐等仇家前来讨命，不如联合刘勋，共同对抗孙策。

来自荆州的五千兵马沿水路东进，救援刘勋，主将是黄祖的儿子黄射。仇人也来蹚这浑水，孙策杀机毕露，整军再战。江东男儿奋勇作战，大破刘勋、黄射联军，刘勋麾下两千多人投降。此时刘勋心灰意冷，向北逃窜，投奔曹操去了。黄射损兵折将，见势不妙，亦不敢恋战，撤回荆州。

孙策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挟胜利之威，干掉杀父仇人。他集结数万精兵以及一千艘战船，从水路进军，直扑黄祖老巢。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八日，孙策的江东兵团进抵沙羡（今湖北武昌），摆开与黄祖决战的架势。黄祖是荆州牧刘表最为倚重的大将，刘表深恐有失，急遣侄子刘虎、大将韩晞率五千精锐长矛兵火速增援。

三天后，即十二月十一日，双方的会战开始了。

当初正是黄祖一箭射死孙坚（公元191年），才彻底扭转荆州的战局。正因为孙坚之死，袁术在荆州混不下去，不得不辗转到了扬州。不过刘表万万没想到，八年后，孙坚的儿子又杀回来了，而且兵力更加强大。

孙策是出色的兵法家，或者说，他是军事天才。曹操也是天才，但常吃败仗，孙策却总是无往不利。沙羡之战是孙策出道以来最大的一场决战，他将再一次令敌人蒙羞，令世人震惊。

前来增援的五千名精锐长矛兵未能顶住江东兵团狂风暴雨般的进攻，阵前指挥韩晞被孙军击毙。韩晞一死，荆州兵为之丧胆，纷纷夺路而逃。黄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兵败如山倒，他逃得太匆忙，甚至没来得及给家人安排一条退路，其妻儿糊里糊涂地沦为战俘。刘表引以为傲的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死于战场及溺水而亡的荆州士兵多达数万，六千艘战船落入孙策之手！孙策仅凭一千艘船，缴获敌船六千艘，战果惊人。

孙策很想长驱直入，擒杀黄祖以报父仇。可他是个头脑冷静之人，刘表虽遭此重创，但荆州兵力、财力都颇为雄厚，这块硬骨头一时间是啃不动的，不如见好就收。自己还年轻，要报仇时间还多的是。

比复仇更重要的事，是夺取豫章。

打从听了太史慈对豫章郡守华歆的评价，孙策便有了窥视豫章之志。华歆虽说品德无缺，但值此乱世，光靠品德的力量显然不够。说到底，华歆毕竟是知识分子，土匪割据他都没办法，如何能抵挡孙策大军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策不想大打出手。对于华歆这样品格高尚的人，他不忍心动粗，能和平接收城池是最理想的结果。不是所有的战争都要流血，战争还有另一种不流血的形式叫作外交，一张嘴的作用，有时胜过千军万马。

他派了一名特使前往求见华歆，此人是前会稽郡守王朗的下属虞翻。当时华歆与王朗齐名，都是名重一时的名士，孙策夺取会稽，非但没有杀王朗，还将其引为上宾。如今孙策派虞翻去做说客，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要向华歆传递一个信息：只要华歆献城投降，势必能像王朗那样受到厚待。

虞翻入豫章郡拜见太守华歆，先吹捧了他一番：“您与我的老上司王朗都盛名远扬，受到海内人士的一致尊崇。我虽偏居东南，对您却仰慕许久了。”

华歆谦逊地说：“说到品德声望，我还是不如王朗。”

虞翻又道：“不知豫章郡的粮草储备、武器装备以及士民的果敢勇猛精神，比起会稽郡如何？”

华歆答道：“远远比不上。”

虞翻笑着说：“您说品德声望比不上王朗，只是谦逊之言，但是兵力不及会稽郡，却是事实。讨逆将军（孙策）智略超群，用兵如神，以扬州刺史刘繇的实力，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是您亲眼看到的；会稽郡兵精马壮，也被轻而易举扫平，这您也是知道的。如今您要固守孤城，别的不说，光粮食物资就不够，如何抵挡？若不早做打算，恐怕就要追悔莫及了。孙将军已率大军到了椒丘，我也要回去交差了。倘若明日中午前，您还没有作出迎接孙将军的决定，那么我与您怕是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这是给华歆下的一道最后通牒，期限是次日中午。

华歆沉默片刻后，叹道：“我在江南待的日子很久了，十分想念北方老家（华歆系平原高唐人）。你放心，孙将军一到，我就会离去的。”

虞翻走了。这天晚上，华歆没有睡觉，他连夜写了一纸公告，宣布献城投降。

次日，晨光初现，一夜没合眼的华歆派人把投降书交到孙策营中。孙策大喜，当即驱车前往，直抵城下。这时华歆已带着城内百官，立于城门下迎接，他头裹葛巾，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孙策远远望见华歆，当即停马下车，上前行礼道：“先生德高望重，远近所归。孙策乃是晚辈，宜用弟子礼拜见先生。”他没有显出征服者的傲慢，而是以后辈自居，推华歆为上宾与师长。虽然不免有作秀之嫌，但也可衬出其非凡的胸襟。

至此，孙策已崛起为江南最大的实力派军阀。

令人惊叹的是，此时的孙策只有二十五岁。

他还是那么年轻、俊逸，充满朝气与生命力，他有曹操的远大志向，有刘备的坚忍意志，有父亲孙坚的剽悍性格。他独具人格魅力，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海纳百川，胸襟之宽广有王者风范。他高举仁义旗帜，对待曾经的对手及敌人，充满人性的温情。王朗、华歆被他引为上宾师长，曾与他拼死相杀的祖郎、太史慈都化敌为友；他对百姓秋毫不犯，对俘虏亦以人道主义待之。

即便是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孙策的仁慈与高尚。

孙策攻陷皖城后，对袁术的妻子儿女善待有加；攻入豫章后，妥善安置刘繇的家眷，还派人运送刘繇灵柩北返。袁术与刘繇是孙策最大的两个敌人，他们死后，孙策不念旧仇，抚孤恤寡，可谓有情有义矣。比起曹操在徐州大开杀戒及官渡之战后屠杀战俘的恶行，孙策的所作所为更显其仁义之美名。

当然，孙策也是人，握有生杀大权的人。

权力不受约束的人都是危险而可怕的。

有一个人得罪了孙策，他就是会稽郡功曹魏腾。那一天，孙策失控了，他在盛怒之下下令处死魏腾。打从经营江东以来，孙策还未曾擅杀一个臣属，对此，所有人都不由得心中大震，但谁也无法阻止他的一意孤行。大家一商量，觉得只有孙策的母亲吴夫人才能阻止这件事。

吴夫人急急赶来，她没到厅堂，而是站在一口深井边，倚着护栏，瞅着儿子说：“如今江南方定，百事待兴，正是礼贤下士、舍过录功的时候。魏功曹虽曾冒犯你，可是在公事上一向尽职尽责。今天你杀了他，明天大家都要背叛你。我不忍心看到你大祸临头，我还是先投井自尽吧。”

为了保护一个本不该杀的人，孙母以死相逼。孙策大惊失色，马上下令释放魏腾。权力之刀锋，在即将砍向头颅的那刻，又被硬生生地收回去了。

魏腾事件总算没有酿成一次冤杀，仁义的传统依然得到延续，这将成为江东集团争雄天下的核心竞争力。

可惜的是，命运又跟孙氏开了个大玩笑。

就在孙策初定江南，事业有了大发展之际，厄运再一次不期而至。

悲剧重演：小霸王遇刺

吴郡是孙策的家乡，但这里暗流涌动。

公元195年时，孙策率军进攻吴郡，吴郡太守许贡兵败，投奔大山贼严白虎。孙策出于战略考虑，决定暂时不进攻严白虎，而是南下攻略会稽。曾为袁术部将的陈瑀趁机联合严白虎，自立为吴郡太守。陈瑀在太守宝座上还未坐稳，孙策又杀了回来，他只得弃官北逃。

陈瑀逃走了，吴郡仍然军阀林立。各地变民武装集团不计其数。仅吴郡残留的大股武装势力便有数支，严白虎、邹佗、钱铜、王晟等人都拥有数千乃至上万的兵力，割据一方。孙策连续发动清剿，消灭邹佗、钱铜、王晟等势力，严白虎也遭到重创，逃到余杭投奔许昭。许昭曾是吴郡的一名将领，为人慷慨有义气，孙策对他十分欣赏，遂放了严白虎一条生路，并没有赶尽杀绝。

许贡一直跟着严白虎混，孙策同样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只是许贡好歹当过吴郡太守，自家地盘被抢走，他心有不甘，便偷偷给朝廷上了一道密奏，称：“孙策乃是一代枭雄，就像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朝廷应该采取恩宠手段拉拢，召他回京师。孙策如果接到朝廷诏令，就不得不考虑入京；倘若任由他坐大，势必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这折密奏写得十分不聪明。许贡目光短浅，才会写这么一份报告，试想，曹操岂能不知孙策心有异志呢？只是曹操正在与强大的袁绍对峙，哪有工夫来解决东南的孙策？许贡想借朝廷之力，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地盘，可惜到头来不但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枉送了自己的性命。

密奏不密，既没有交到曹操手中，也没交到皇帝手中，而是被孙策截获。孙策虽不嗜杀，仍被许贡的阴谋激怒，召他前来对质。许贡还想狡辩，孙策拿出密奏，许贡无言以对，知道自己已然走向黄泉路。

许贡死了，被孙策下令绞死。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许贡生前豢养了许多门客与死士，他死后，这些门客流落各地，处心积虑地要为主子报仇。

机会终于来了。

就在孙策西进荆州，把黄祖打得落花流水之际，被曹操任命为广陵太守的陈登在后方大搞破坏。陈登曾在曹操击灭吕布之役中起到关键作用，他足智多谋，能独当一面。他趁孙策西进，收罗严白虎的余党，企图在后方起事，以牵制孙策。孙策岂是泛泛之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黄祖后，挥师进攻陈登驻守的广陵郡。

然而，孙策大军进抵丹徒时，粮食耗尽，不得不就地休整，等待粮草到位。精力充沛的孙策哪是个闲得下来的人——既然军队不能开拔，索性到野外打打猎，活动活动筋骨。

狩猎是一种高风险的运动，难保不遭遇野兽出其不意的袭击。不过，与野兽相比，人才是更危险的动物。

在中国历史上，狩猎时常伴随着阴谋。历朝历代都有君王被刺杀于狩猎场的故事。为什么会选择狩猎场为“屠龙场”呢？因为狩猎时往往是君王防备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在狩猎时发生的刺杀事件：

夏代，一代雄君后羿在狩猎时为大臣寒浞所杀；

寒浞的儿子寒浇有万夫不当之勇，在狩猎时被少康派出的女间谍女艾刺杀；

春秋时代齐国君主齐襄公在狩猎时被大臣所杀；

匈奴王头曼在狩猎时被自己的儿子冒顿所杀；

……

孙策与往常一样，跨上骏马，带上数十名骑兵，纵马驰骋。“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他很快就忘乎所以地投入到猎杀的乐趣中，只见他左右开弓，马蹄如飞，扬起浓浓的风尘。他过于专注，以致没有意识到随从骑兵已远远地落在自己身后。

这时，在一处树丛中，几双充满仇恨的眼睛正盯着他。

树丛里有三个人，他们也在狩猎，但不是瞄准四处乱窜的动物，而是瞄准马背上的人——名震天下的小霸王孙策！

这些人是许贡的门客、死士，他们专程等候在这里，就是要为死去的主公许贡报仇。他们并不站在政治的高度判断是非，而是效法先秦的武士，以“士为知己者死“的训条为信念，为了复仇不惜舍弃生命。

按理说孙策不该中箭，他武功很高，当今之世没几个人能杀得了他。从十七岁始，他征战沙场，所向无敌，祖郎曾砍了他的马鞍，他仍活着；太史慈曾扯下他的头盔，他仍毫发未伤。枪林箭雨，他从来也不放在眼里。

但这一次没有枪林箭雨，只有三个人的三支箭。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支利箭疾飞过来，不偏不倚，正中孙策的脸颊。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叫，孙策已翻身落马，脸上血流如注。三名刺客手持利刃冲了出来，此时孙策的随行骑兵已策马赶到，一阵乱箭，把三人射成刺猬一般，三人立刻倒毙于地。众人见主帅伤势很重，不敢怠慢，赶忙把孙策扶上马背，送回大营。

孙策的伤很重，但并非无药可救。大夫小心翼翼地拔出箭镞，为孙策清洗伤口。他嘱咐说，只需好好调养，不要生气发怒，静卧三四个月，便可痊愈。

换作别人，定有康复的机会，可孙策却没能活下来。

孙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没错，他各方面都十分完美。他才二十多岁，却已成就了别人无法企及的伟大事业，他略定江南，大有与中原曹操分庭抗礼之势，以这种年龄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在历史上恐怕也只有霍去病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天生的王者，有非凡的统御力，胆力绝伦，慷慨大度，连敌人也不能不称赞其胸襟。不仅如此，他还娶了天下最美的女人。一切都那么完美，似乎上苍对他眷顾有加。然而，完美主义者往往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人生注定是不完美的。

病榻上的孙策用颤抖的手拿起一面铜镜，铜镜里出现了一张狰狞可怖的脸。他大叫一声，把铜镜扔在地上，众人皆惊。

孙策喃喃自语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怎么建功立业？”

他曾是人们心目中风流倜傥、潇洒俊朗的孙郎，可是人生的许多事是不可逆的，俊美的脸庞毁了，就永远变得丑陋无比。在孙策看来，如果他一辈子都要以这副丑陋的面孔来见世人，就算征服了天下，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不由得怒火攻心，坐起身来，把桌子掀翻，把东西砸碎，狂呼乱吼，无法控制自己。

这一怒让他伤势复发，这下神仙也难救了。

孙策的时间不多了，谁能继承他的事业呢？他有好几个兄弟，年龄都比较小，最年长的弟弟孙权也只有十九岁。从性格上说，三弟孙翊与他最像，《三国志》中称孙翊“骁悍果烈，有兄策风”，但是孙策还是把权力交给了孙权，一是遵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二是因为孙权也不是一个平庸之辈。

弥留之际，孙策唤来弟弟孙权，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若论统率江东兵马，与敌人决战沙场，争雄天下，你不如我；若论举贤任能，让他们尽忠职守，保卫江东，则我不如你。”自从父亲孙坚死后，孙策以长兄的身份肩负起半个父亲的责任，对各个弟弟的优劣了解得一清二楚。孙权的魄力略显不足，非创业奠基型人才。但是，创业固然艰难，守成也非易事，值此乱世，英雄争霸，若能守住江东，也算不辜负自己的一片苦心了。

孙策知道弟弟尚年幼，政治经验不足，离不开老臣们的支持。他唤来长史张昭等人，吃力地说：“如今中原正乱，以吴越的兵力，据守三江险要，可以坐观成败。希望诸公能好好辅佐我的弟弟。”

这天夜里，孙策溘然长逝。

命运真是神秘莫测，既制造出英雄，又毁灭英雄。孙策的结局竟然与他的父亲如此相似，两人都在事业的巅峰时中箭而亡。

倘若孙策不死，他将是曹操最头疼的敌人。

宋代著名兵法家何去非曾这样评论：“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馀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何去非认为孙策比刘备更厉害，若不是死于非命，“当为魏之大患”。这个说法是十分中肯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设。

孙策死了，重担全压在十九岁的孙权身上。

这担子太沉了，孙权或许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仍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张昭见状，厉声喝道：“现在是哭的时候吗？”

这一当头棒喝，把孙权给喊醒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安抚军队，凝聚士气，让所有人看到希望。孙权振作精神，脱下孝服，换上军装，上马巡视诸军。军队的不安情绪这才稍稍缓和。

在此政权更迭之际，张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上表朝廷，通告孙权继承江东的军政大权，一方面向各城池发布通告，命令各地将校官吏严守岗位，不得松懈。

这里我们必须提一个人，他就是孙策的铁杆哥们周瑜。为什么孙策在临死前没有把孙权托付给周瑜，而是张昭呢？因为周瑜当时并不在孙策身边，而是在外带兵打仗。得悉孙策去世的噩耗，周瑜马不停蹄，率军队回吴郡为孙策奔丧。奔丧还带着大军前来，显然周瑜是担心有人在这个时候造反。

周瑜的到来终于让孙权吃了一粒定心丸，他被提拔为中护军，与张昭共同主持军政。

此时的江东集团虽然据有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江、庐陵诸郡，但只是控制了主要城镇，势力尚未深入乡村，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仍未归顺。除此之外，一些为躲避战乱而流亡到江南的士人大夫，仍把中原政权视为唯一合法政权，对孙氏集团并不诚心拥护。江东集团内部有这么多不稳定的因素，缺乏军政经验的孙权能否守住父兄开创的基业呢？对此，许多人都持怀疑态度。

这个时候，周瑜与张昭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两人一致认为，虽然孙权很年轻，但孙策“干革命”时不也才十七岁吗？更何况，孙权聪明睿智，知人善任，是一个可以成就伟业的人。正因为看到孙权的潜质，周瑜与张昭甘愿将自己的命运与孙权捆绑在一起，共同进退，把孙策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

对新崛起的江东集团来说，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与朝廷的关系。

表面上看，孙氏集团归顺朝廷，曹操还封孙策为“讨逆将军”。但双方都心知肚明，这不过只是权宜之计。曹操要争中原，孙策要争江南，一时间尚未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只是孙策略定江南后，矛盾就出来了。

原扬州刺史刘繇去世后，朝廷又派严象出任扬州刺史。孙策早把扬州视为自家地盘，哪容别人染指？于是指使庐江太守李术发兵攻打严象，严象名为刺史，既无地盘，又无兵力，如何是对手呢？一战下来，严象就身首异处。

这下曹操明白了，孙策不是个吃素的人，他对朝廷是阳奉阴违。

只是曹操还在官渡与袁绍纠缠，实在腾不出手来对付孙策，只能先派个精明强干的人去维持局面。刘馥临危受命，挑起扬州刺史的重担。

刘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原本是沛国人，早年因天下动荡，南下避居扬州。后来袁术占据淮南，拥兵自重，刘馥出于对朝廷的忠心，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袁术部将戚寄、秦翊率部投奔曹操，大大削弱了袁术的实力，他也因此得到曹操的赏识。也算他运气不错，走马上任时正好遇到孙策遇刺身亡，孙权刚上台，江东军民对这个年仅十九岁的新首领心里没底，人心惶惶。刘馥有胆有谋，单枪匹马赴合肥，仅靠一颗朝廷官印，开府立治。

要在扬州站稳脚跟，首先必须要有一支军队，否则一切免谈。可军队在哪呢？刘馥没有被难倒。当时江淮一带有许多独立的武装，其中实力较强的两股势力，首领是梅乾、雷绪，拥众数万人。刘馥采取招抚手段，恩威并施，把这两支乌合之众收为己用。他在治理上颇有一套本领，他推广曹操的屯田政策，兴修水利，建学校、修城墙、筑堡垒，收集滚木、大石，加强城防。在刘馥的努力下，合肥在短时间内，从一座守备空虚的城池，变成窥视江东的桥头堡。

孙权上台后不久，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破袁绍，扭转了中原战局，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江东集团了，曹操秣马厉兵，欲南下征服孙权。

侍御史张纮站出来谏道：“不伐有丧之师，这是传统。现在乘人之危，算不得有道义。倘若打不赢，徒令仇怨加深。依我之见，不如罢兵修好。”

张纮本是孙策集团的重要人物，怎么跑到朝廷当官了呢？原来两年前曹操为了对付袁术，拉拢孙策，非但授他“讨逆将军”的头衔，还把侄女嫁给孙策的弟弟孙匡。张纮作为孙策的代表，前往朝廷，曹操把他留下来，并授予侍御史之职。

听了张纮的一番话，曹操冷静了下来。他想了想，觉得孙权还有利用价值，可以用来牵制荆州刘表的势力。况且此时官渡大战刚刚尘埃落定，曹操虽然赢得了胜利，但胜得十分艰难，若大举南征，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念及此，曹操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以朝廷的名义授予孙权“讨虏将军”之衔，正式拜其为“会稽太守”。

为了争取孙权归顺朝廷，曹操慷慨地把张纮放了回去，还授予张纮“吴郡东部都尉”的头衔。张纮本是江东集团元老级的人物，返回后自然受到重用。当年孙策起兵时，把母亲与弟弟们都托付给张纮照顾，故而孙母吴夫人对他十分信任，让他与张昭共同主持政事，辅佐孙权。

很多人心有疑虑：张纮回来的目的何在？他在朝廷待了那么久，究竟有没有变心，有没有被收买呢？大家纷纷劝说孙权不要重用张纮。孙权不为所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张纮的人品毫不怀疑——孙策说孙权能任贤用能，果然不假。

一向精明过人的曹操为何放张纮回去呢？他可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他向孙权要了一个人：原豫章刺史华歆。也可以说，这是一次交换，曹操要用张纮换华歆。华歆德高望重，曹操征他入朝，担任议郎，参司空军事，正好可以装点朝廷的门面。

张纮归来后，又有一个重要人物投奔江东集团，这个人便是鲁肃。前面说过，鲁肃曾与周瑜一起离开袁术，投奔孙策，把家眷迁往曲阿。但是鲁肃的祖母年纪老迈，仍留在老家，不久后因病逝世。鲁肃是祖母一手带大的，和祖母感情深厚，他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安葬祖母，以尽孝道。就在鲁肃守丧期间，孙策死了。

“人在政举，人亡政息”，没有孙策的江东集团，是否会走向没落呢？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正巧此时，鲁肃收到好友刘子扬写来的一封信。

刘子扬已经投奔到盘踞巢湖的军阀郑宝麾下。郑宝拥众万余人，算是地方实力派。鲁肃打算应好友之邀，前往郑宝处瞧个究竟，只是他的家眷尚在曲阿，临行前，鲁肃先去曲阿接老母妻儿。

不想鲁肃到了曲阿，发现老母亲居然不在。去哪了呢？原来是被周瑜接到吴郡了。周瑜早知鲁肃不是一般人，生怕他投奔别处，早就预留了一手。鲁肃匆匆赶往吴郡，见到中护军周瑜。两人是知己，鲁肃并不隐瞒，把刘子扬的信取出来，让周瑜过目。

周瑜览信后说：“以前马援曾对光武帝说，当今之世，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要选择君主。如今主上（孙权）敬重士人，任人唯贤，只要是有本事的人，就会被录用。我听闻先哲有过神秘的预言，说取代刘氏皇族者，必是起于东南。观当今时局形势，推演历数，东南势必会建立帝王之基业，这与预言所说是相符的。可以这样说，现在正是有志之士建功立业的时代，我留在这里，也是这个原因，你不必把刘子扬的话放在心上。”

这里周瑜明确指出，孙吴集团绝不仅仅只是小打小闹，而是志在建立帝国，取代汉室。其实在孙吴集团内部，恐怕没几个人预见到建立帝业的一天，周瑜的魄力即在于此，没有这种理想与雄心，哪来的奋斗精神呢？

这些话，大大打动了鲁肃。要干事业，就干大事业！郑宝就是个土军阀，能成什么事呢？

如若不是周瑜巧妙地挽留鲁肃，东吴就要少一位旷世名臣了。

次日一大早，周瑜去见孙权，开门见山道：“鲁肃有辅佐之才，应当委以重任，同时，还应该多多招揽像他这样的人才，才可成就大业。”

孙权并不了解鲁肃，不过他相信周瑜的眼光与判断力。孙权召见鲁肃，问道：“如今汉室倾危，我想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伟业，您有何见教呢？”

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便有齐桓、晋文的追求，果然是英雄人物，鲁肃亦不禁暗暗叹服，便答道：“当初汉高帝刘邦想尊奉义帝，义帝却被项羽杀害。如今曹操的所作所为，与当年项羽毫无二致，国家操纵在这种人手中，将军又怎么能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尊王事业呢？以我的看法，汉室已经不可复兴，而曹操实力强大，一时也无法铲除。最好的办法便是坐守江东，以待天下局势的变化。如今北方战乱未定，应趁此时机剿灭黄祖，进而讨伐刘表，控制长江水域，这乃是帝王的事业。”

鲁肃与周瑜一样，是冲着帝王事业来的。

别看孙权是个小毛孩，跟着哥哥孙策混了几年，还是有城府的。鲁肃的话固然令人欣喜，可称王这件事，却一点也急不得。袁术不是迫不及待地称帝了吗？结果如何呢？天下人共击之，袁术一下子就垮了。如今自己凭借哥哥打下的基础，占据东南一隅，实力还不够强大，怕是还没有资格谈帝王事业。

想到这里，孙权对鲁肃说：“现在我只想尽心尽力经营江东，至于您所说的帝王之业，我还没想呢。”

鲁肃年轻气盛，孙权比他更年轻，却更沉稳谨慎。

孙权的谨慎是对的。自孙策经营江东，士人归附，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深持传统观念，只认定一个朝廷。曹操把朝廷捏在手心，以他的雄才，尚且不敢取代汉室，何况是孙权呢？

果不其然，鲁肃的言论传到张昭耳中，这位江东集团的大佬十分不满。张昭与周瑜共掌军政，难免磕磕碰碰，如今周瑜推荐鲁肃，孙权对鲁肃又如此厚待，令张昭心中不爽。张昭便出言攻击鲁肃年少轻狂，同时也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周瑜。不过他没想到，鲁肃的话实际上大合孙权的胃口，孙权不仅未疏远鲁肃，反倒对他更加器重，不时赏赐给他各种财物。

孙权的最大劣势，是没有哥哥孙策的赫赫武功。这年头，没有卓越的军事天赋，能当领袖吗？于是以前追随孙策的一帮将领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

首先是庐陵太守孙辅。他是孙权的堂兄，孙贲的弟弟。孙权上台后，孙辅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本事，不足以担当重任，肯定会被曹操消灭。因此，孙辅决定给自己找条退路。他暗地里写信给曹操，打算投诚。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封信并没有被交到曹操手中，而是落到孙权手里。

孙权看到信后没有吭声。过了几天，他召见孙辅，孙辅尚不知事情已泄露，气定神闲地前往。孙权沉下脸道：“你我二人是兄弟，有什么事不能商量，为什么偏要把外人扯进来？”

这一句话，如同一把飞刀刺进了孙辅的心窝，他强作镇定道：“哪有这回事？”孙权掏出一封信递给张昭，张昭交到孙辅手中。孙辅用颤抖的手打开——这不正是自己的亲笔信吗？他一时间大汗淋漓，无言以对。

孙辅大大低估了孙权的能力，他哪里知道这个年轻人也有霹雳手段。很快，孙辅的亲信们全部被逮捕处死，其部众被分散到各处，一场阴谋就此泡汤。至于孙辅，毕竟是自己的堂兄，孙权不忍杀害，将他流放到东部，软禁起来。

除了孙辅之外，庐江太守李术也很不安分，他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大量收留江东集团的叛徒。

威不立则令不行。孙权决定亲征，他要杀鸡吓猴。出兵前，孙权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既然是讨伐李术，写信给曹操干吗呢？原来，孙权判断，一旦开战，李术必定会向曹操求救，甚至可能投降。他要抢先一步，防止曹操救援李术。

有理由吗？有，而且理由充分。在此之前，李术曾袭杀曹操派来的扬州刺史严象，这就是最好的理由。孙权在信中写道：“您以前任用的扬州刺史严象，被李术杀了。李术肆无忌惮地杀害朝廷命官，罪该万死。我打算出兵讨伐李术，到时他定会花言巧语求您出兵相救。您身为朝廷宰辅，为海内推重，希望您通知各地官员，不要听信李术的鬼话。”

信发出去后，孙权亲征李术所盘踞的皖城。在孙权的猛攻下，李术支撑不住，果然向曹操求援。曹操已收到孙权的信，对李术的求援置之不理。没有外援，李术难逃一死。皖城终于沦陷，李术落得个枭首示众的下场，他麾下的两万名将士，也被孙权迁往别处。

此役足见孙权的果断与深谋远虑，在他的铁腕下，叛乱很快被平定，江东集团得以度过危机。

一批旧将官被清洗出局的同时，一批新将官得到提拔重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人便是吕蒙。

吕蒙是汝南郡人，年少时由于中原战乱，随家人南渡，投奔姐夫邓当。邓当是孙策麾下的一员将领，曾领兵参加征讨山越的战争。当时吕蒙只有十五六岁，家里穷得叮当响，便萌生出上战场杀敌立功的念头。他多次请求姐夫邓当带他上前线，邓当认为他年龄太小，不肯答应。吕蒙索性自己偷偷混入兵营，随大军一同出征。上了战场后，邓当才发现吕蒙混在行伍中，心里大惊，大骂他一通，要他赶紧离开。吕蒙辛辛苦苦才混进来，怎么能当逃兵呢？他意志坚定，不听劝阻，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

战后，邓当把这件事告诉吕蒙的母亲。吕蒙不辞而别，私自跑去当兵，吕蒙的母亲自然大为生气，打算把这个不听话的儿子痛打一顿。吕蒙望着母亲含泪的双眼，恳切地说：“这种贫贱的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呢？若能侥幸立功，便可富贵。古人不是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

母亲听吕蒙这么一说，内心更加悲伤，想想自己家贫如洗，无法给儿子带来富足的生活，如今儿子也大了，既然有志向，只能随他去了。就这样，吕蒙正式参军，在姐夫手下当了一名小兵。

吕蒙正幻想着过上好日子，不料却闯下了大祸。

原来邓当有一个部下，见吕蒙年少，便轻蔑地说：“你小子能干什么呀？你去打仗，不就是送肉给大老虎吃吗？”刚开始吕蒙不跟他计较，岂料这个家伙得寸进尺，时常拿他当嘲笑对象。吕蒙家贫，自尊心特别强，最恨别人瞧不起他。三番五次受辱后，他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操起一把刀，把这个讨厌的家伙结果了。

一时冲动闹出人命，吕蒙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敢找姐夫，于是逃到一个同乡家中躲了起来。几天后，他冷静了下来，心想：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能这样当缩头乌龟，干脆自首得了。当时军队中有一名校尉，名为袁雄，颇为赏识吕蒙，吕蒙便通过他自首。

也算吕蒙运气不错，袁雄不仅为他四处奔走，还亲自向孙策求情。孙策听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对吕蒙的所作所为暗暗称奇，他觉得这个有血性、有勇气、有担当的年轻人，与自己的性格十分相似，因此，孙策不仅赦免其过，还把他留在身边做事。

这就叫因祸得福。

吕蒙作战勇猛，富有谋略，不仅得到孙策的欣赏，连张昭也对他另眼相看。几年后，邓当病逝于军中，张昭推荐吕蒙接替其姐夫的职位，出任别部司马。

孙权上台后，开始清洗孙辅、李术等心怀二志的将领，对江东集团内部的各武装力量合并重组，精兵简政。吕蒙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别部司马”的职位不一定能保得住，如果不能表现得更出色，恐怕会被合并到其他部队，到时要出人头地就十分困难了。

怎么办呢？

他想到一个大胆的办法。

吕蒙找人借了不少钱，购置军装绑腿，抓紧训练士兵。不久后，孙权检阅各军，吕蒙的部队衣着光鲜整齐，士兵操练严谨，动作到位，令人印象深刻。孙权认为吕蒙治军有方，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不仅没有裁撤他的部队，反倒给他增加了兵员名额与武器装备。

若干年后，吕蒙成为东吴最出色的一员战将，为帝国立下伟大的勋业。

十
袁氏集团覆灭，曹操统一北方

袁绍之死：没有如果，只有因果

刀，一把刀。

曹操拎着一把锋利的刀，举目四望，这一刀要劈向何方呢？

官渡之战改写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曹操一跃成为天下至强。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绍虽遭大挫，依然据有四州之地，实力不可小觑；孙权继承哥哥孙策之资本，割据江东，实为后起之秀；刘表雄踞荆州，凭借其名望招揽天下士人英雄，对曹操来说不失为一个劲敌。这三人都是曹操一统天下的绊脚石。

在这三块绊脚石中，孙权的江东集团发展最为迅猛，对曹操的威胁却最小。孙策与孙权只是埋头经营江南之地，与埋头经营中原的曹操尚无明显冲突。袁绍与刘表则不同，他们已经与曹操几度交锋，势同水火，更重要的是，这二人是战略上的盟友——尽管这种同盟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曹操暂时与孙权和解，甚至在李术求援时对其置之不理，算是送给孙权的大礼包。

那么，曹操的刀是要砍向袁绍，还是砍向刘表？

与袁绍的消沉落魄不同，近来刘表越发嚣张。最让曹操不可忍受的是，刘表接连攻破长沙、零陵、桂阳的亲曹势力，明显是向曹操示威。

自曹操控制朝廷以来，不少地方武装纷纷归附中央。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刘表的部下、长沙郡守张羡，联合零陵、桂阳两郡，宣布脱离刘表，归顺朝廷。刘表闻讯大怒，当即出动大军，进剿张羡。

刘表与张羡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决战官渡，无力顾及长沙，加上张羡积劳成疾去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全部沦陷。刘表以铁腕手段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荆州的霸主——这是我的地盘，谁也别想染指。

以前刘表还象征性地向朝廷进贡，如今皇帝被曹操捏在手中，还进贡个屁！在他看来，关起门来，当个土皇帝，岂不更加快活！刘表苦心经营荆州多年，有绵延数千里之地，拥十万甲士，是响当当的地方诸侯。他甚至想过过皇帝瘾，在郊外祭天祀地，所用服饰与祭礼标准都等同于皇帝。

刘表的行径如此嚣张，可见其眼中早已没有朝廷了。

曹操整饬兵马，打算大举征伐荆州。荀彧急忙跑来劝说道：“袁绍刚刚被我们打败，军心涣散，我们现在应该一鼓作气消灭他们，而主公却在考虑远征江汉。倘若给袁绍喘息之机，等他收罗残部、恢复实力后，必定会借机直捣我们空虚的后方，到时就大事去矣。”

从情感上说，曹操恨不得马上铲除嚣张的刘表，但他从来都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的人。荀彧的一番话合情合理，他不由得勒住缰绳，掉转马头，又杀向袁绍，在仓亭与袁军对峙。

袁绍没能力挽狂澜，又一次战败了。

对于一个好面子的人来说，接二连三的蒙羞简直比死还难受。

曾经睥睨天下的袁绍，如今成了一条落水狗。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变得萎靡不振。他开始沉湎于回忆过去，他想起年轻时自己豪迈倜傥，挥斥方遒，与清流党为友，与宦官暗斗，何其慷慨；他想起自己攻皇宫、屠阉党，手刃大太监赵忠，何其畅快；他想起那段最为浮沉的岁月，自己兴义师，讨董卓，领袖群雄，实现人生大转折，何其豪横；他想起崛起于河北的往事，那时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坐拥四州之地，雄视天下，何其鼎盛。可是，他脑海里忽而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这个人曾是他的朋友，曾是他的下属，最后成了他的敌人；这个人粉碎了他的梦想，砸烂了他的自信，断送了他的前途。这个人就是曹操。霎时间，一切美好的往事变得模糊，一阵迷惘如云如雾笼罩在他的心房。他羞愤难当，竟然咯出几口殷红的鲜血。

其实他本来应该想得更多。

他本该想到，没有如果，只有因果。

战争虽有侥幸、运气的成分，但偶然背后隐藏着必然。曾子说“日三省吾身”，就是要告诫世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要正视错误。袁绍的对手曹操犯的错比谁都多，但曹操从不怕认错，所以不断进步，而袁绍刻意地维系自己“伟光正”与“高大上”的形象，容不得他人的指摘。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官渡的惨败把他的缺陷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他本应该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谋求东山再起，然而他却惶恐于世人鄙夷的眼光，终于陷入不可自拔的颓废之中。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就是官渡之战一年半之后，袁绍在病榻之上吐血而亡。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这样评价他：“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又说：“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范晔把袁绍最终出局的原因归于性格上的短板：矜愎自高，短于从善。

性格决定命运，果不其然。

袁绍死后，袁氏帝国摇摇欲坠。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选择可靠的接班人都是关系到未来命运的大事。偏偏在这件事上，袁绍又犯大错。

为了规避兄弟间的权力之争，在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上，自古以来的传统都是立长不立幼——除非长子是白痴或有残疾。袁绍有三个儿子（一说四个），分别是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与三子袁尚。按理说，袁谭理所当然是合法继承人，他不仅是长子，也是袁氏集团的重要将领，有丰富的行政、作战经验。然而，袁绍后妻刘氏偏爱袁尚，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刘氏枕边风的吹拂下，袁绍败下阵来，决意废长立幼。

不过，袁绍迟迟不敢宣布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理由不充分，不足以服人。袁绍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办法：把长子袁谭过继给死去的哥哥，以继承其香火。按照传统制度，过继给别人，就相当于是别人家的孩子。袁绍之所以想出这个点子，是因为当年他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过继给伯父，以致他与袁术的关系从亲兄弟变成堂兄弟。

如此一来，无疑剥夺了袁谭的长子继承权。不仅如此，袁绍还把袁谭调出冀州，让他出任青州刺史。明眼人都看得出，袁谭已经失宠。当时沮授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他对袁绍说：“袁谭是长子，理应是接班人，您却把他调到外地，这样做必有后患。”

袁绍狡辩道：“我只是想让儿子们各据一个州，便于考察他们的军政才能。”

紧接着，次子袁熙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幼子袁尚留在冀州。把其他儿子调离中枢，只留下袁尚一人，袁绍的用意也够明显了。

袁绍在立接班人一事上的优柔寡断使集团内部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派以辛评、郭图为首，力主立长子袁谭；另一派以逢纪、审配为首，力主立幼子袁尚。

袁绍死后，两派的权力斗争白热化了。

其实，袁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幼子袁尚为继承人，但大臣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因此，逢纪、审配先发制人，在袁绍后妻刘氏的支持下，捣鼓出一份所谓的遗命，立袁尚为新主。表面上看，袁尚一党在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其实不然，一场兄弟内斗的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作为老大的袁谭不得不屈居于弟弟袁尚之下，他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袁谭索性自称车骑将军，拥兵自重，屯于黎阳。他以进攻曹操为借口，要求袁尚调拨给他更多的军队。刚刚上台的袁尚既不想与老哥撕破脸皮，又不想让老哥的势力坐大，只得敷衍一下，象征性地拨给他一支小部队。同时，袁尚又派逢纪前往袁谭兵营，监视老哥的一举一动。

袁谭一看，才拨给这么点兵力，顶个屁用，便继续上书要求增兵。审配故意找种种借口，拒绝袁谭的要求。袁谭怒从心生：你不给我增兵，还派逢纪来监视我，当老子是吃素的吗？过了几天，袁谭也找个借口，把逢纪抓起来杀了。

袁绍尸骨未寒，儿子们就斗了起来。

远方，有一双眼睛盯着冀州政局的变化。

袁谭、袁尚这俩兄弟，本事不及其爹，还争权夺利。曹操看在眼里，乐在心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曹操要坐收渔翁之利。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九月，即袁绍去世四个月后，曹操大军突然北渡黄河，进攻袁谭。袁谭有意保存自己的实力，便派人向袁尚求援。袁尚既然当了首领，派兵救援前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袁尚也想有所表现，以向世人证明他是有本事的。他把邺城交给审配，自己亲率大军驰援袁谭。哥俩联手对付曹操，还是落入下风，只得婴城固守。

为了击退曹操的入侵，袁尚打算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个战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颇为高明：袁尚一方面派大将郭援、并州刺史高干及匈奴南单于，联手进攻曹操控制下的河东郡；另一方面派人前往关中，秘密联络马腾等将领，共同起兵反对曹操。

应该说，袁尚在战略上还是比较主动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们来看袁尚的第一步棋。

郭援率兵攻入河东郡，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一直攻到绛县。绛县守将贾逵坚守城池，无奈寡不敌众，城池沦陷只是迟早的事。城里一帮乡绅父老联名与郭援谈判，表示愿意投降，但有一个条件：不能杀贾逵。郭援答应了，于是绛县开城投降。不过，贾逵是条汉子，他拒绝投降。战败被俘与主动投降，性质完全不同，打不赢可以当俘虏，让他投降？没门！郭援进城后，见贾逵不降，勃然大怒，令左右按住脑袋，要他磕头。

贾逵大喝道：“我乃堂堂朝廷命官，怎么能给你这种小贼磕头。”

嘿嘿，败军之将还逞英雄，难不成我不敢杀你吗？

郭援才不管自己作出的保证，喝令将贾逵推出斩首。贾逵的部属们见状，纷纷伏在他身上，以免他受到伤害。绛县百姓们听到消息后，一起登上城墙，嚷嚷道：“你怎么可以食言呢？若要杀害我们的好长官，我等就一起死。”郭援一看民怨沸腾，到底没敢公开处决贾逵，只是把他囚禁在地窖里，将洞口封死，让他自生自灭。不过贾逵命大，深更半夜时，有人想方设法打开洞口，把他救出去了。由此可见，当一名受百姓拥护的好官，还是有好报的。

袁尚开辟第二战场，确实让曹操有些手忙脚乱。他不得不暂停对袁谭的进攻，派司隶校尉钟繇率军在河东郡发动反攻。

钟繇认真分析了敌情，他看出袁军的三路人马中，郭援、高干实力较强，南匈奴军实力较弱。审时度势后，钟繇决定先打弱敌，于是挥师进攻南匈奴军。匈奴南单于龟缩在平阳城内，紧急向郭援求救。郭援不能坐视不管，便统率大军向平阳进发。

战争总是无情的。曹军统帅钟繇与袁军统帅郭援乃是亲戚，钟繇是舅舅，郭援是外甥。若是和平年代，舅甥两人相逢，想必会一起喝酒，谈人生聊理想。然而，战争让亲人成了仇人，如今他们各为其主，兵戎相见。

对钟繇来说，除了要应对自己的外甥，还要应对另一个危险。

袁尚下的第二步棋是策反西北军阀马腾。

马腾是造反专业户，要是他倒向袁尚，出兵袭击钟繇侧背，那钟繇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挽回败局。曹军上下人心浮动，诸将纷纷表态，建议放弃进攻平阳，先撤兵以观察时局发展。

钟繇摇摇头道：“袁氏的实力仍然强大，郭援进攻河东郡，暗中与关中势力勾结。关中军阀之所以还首鼠两端，尚未叛变，只是忌惮我的威名。倘若撤兵，是示弱于敌，是未战而先败，到时局势便无法掌控了。”

对钟繇来说，于今之计，首先是要稳住西北的马腾，防止他与郭援联手。

钟繇在关中享有威名，曹操掌控朝廷后，派他持节关中，安抚诸将。当时马腾、韩遂都表示愿归顺中央，并遣子入质。如今马腾在袁尚的唆使下，心生异志，打算坐山观虎斗，一旦曹军失利，他就出兵在背后插上一刀。

马腾还在打着小算盘，钟繇已派出使者张既抵达关中。张既会晤马腾，详细分析天下大势：以袁绍之强，尚且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击败，如今曹操强大，袁尚弱小，这时倒向袁尚，岂非不明智吗？

这时马腾的部将傅干站了出来，说道：“俗话说得好：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如今曹操尊奉天子，讨伐四方，法政严明，上下用命，可以说是顺德者。袁尚与朝廷作对，勾结匈奴入侵中原，可以说是逆德者。将军您曾表示归顺朝廷，却又首鼠两端，脚踏两条船。我担心朝廷一旦打败袁尚，势必要兴师问罪，到时将军恐怕要人头落地了。”

这一番话，把马腾听得心惊肉跳。

傅干继续分析：“不过，现在还有补救的办法，可以让事情转危为安，转祸为福。曹操与袁尚相持不下，郭援、高干以优势兵力进攻河东郡，河东岌岌可危。将军若能出兵相救，内外夹击，必可大破郭援。这一步棋，既斩断袁尚的左膀右臂，又解了曹操的危局，曹操必定心怀感激，重用将军，到时您名利双收，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见风使舵向来是军阀们生存的法则，马腾也不例外。

尽管袁尚上台后，积极发动军事与外交双重攻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论政治影响力，他远远比不上曹操，因此终究没能成功策反马腾。

马腾听从傅干的建议，非但没有出兵攻打曹操，反倒派儿子马超、大将庞德率一万精兵，赶往平阳前线，协助钟繇。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马超乃是三国时代最勇猛的战将之一，关中军队又以剽悍善战而闻名。他的到来，令钟繇如虎添翼。

此时郭援的大军正星夜急驰，欲解平阳之围。舅甥两人之间的战争已是无法避免。钟繇对外甥的性格十分了解，他判断说：“郭援的性格刚愎好强，又刚取得一系列胜利，一定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定会强渡汾水，我们且等他半渡时发动突袭，必可大胜。”

果不其然，郭援大军抵达汾水时，见对岸空无一人，自忖曹军必然已是远遁，遂下令渡河。岂料刚渡过一半，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曹军突然杀出。郭援虽然人多势众，奈何一半军队还未渡河，渡河的士兵也没来得及排好阵形，被曹军一阵冲杀，溃不成军。有马超这支生力军相助，钟繇指挥的曹军越战越勇，把袁军压迫在汾水河畔狭小地带，袁军尸横遍野，不是被杀，就是被赶下河里淹死。

这一战，袁军大败。

战斗结束了，清理战场时，却没有发现敌军统帅郭援的尸体。将士们纷纷说，明明看到郭援在战场上被砍死了，不知为什么找不到尸首。郭援的尸首哪去了呢？原来他是被马超的部将庞德砍死的，庞德把脑袋砍下来，用袋子装起来，打算向马腾邀功。当庞德得悉郭援是钟繇的外甥时，他赶紧将人头交出来，惴惴不安地道歉。

钟繇看到外甥的头颅，禁不住失声痛哭。哭完后，他拭了拭眼角的泪滴，转头对庞德说：“郭援虽是我外甥，也是朝廷的逆贼，你用不着道歉。”

郭援败亡，被困在平阳城内的匈奴南单于绝望了，遂献城投降。

钟繇出马，一举解决河东郡的危机，为朝廷立下赫赫之功。

刚刚上台的袁尚兵行险着，原本想露一手给哥哥袁谭瞧瞧，岂料偷鸡不成蚀把米：军事上先胜后败，郭援死了，匈奴人投降了，血本无归；外交上非但未能打开局面，还被马腾倒打一耙，朋友没交成，多了个敌人。

曹操向来是吃不得亏的人，袁尚的反击，只会激起他更猛烈的报复。

同室操戈：越亲近的人，越难化解仇恨

与外敌压迫相比，袁氏集团内部的危机更大。袁尚以三路大军进击河东郡，惨败而还，袁谭却在暗地里冷笑：就凭你小子那点能耐，首领这个位置还能坐多久？

袁氏集团的内讧给了曹操更多的机会。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春，曹操再攻黎阳——自东汉光武帝开国始，黎阳便是北方的一座重要兵营。

袁谭与袁尚在城下与曹军决战，抵挡不住，败下阵来，他们放弃黎阳，退守大本营邺城。曹操乘胜追击，直追到邺城郊外，把刚刚成熟的麦子全部割走。

曹军的绝大多数将领都认为应一鼓作气，攻下邺城。一向特立独行的郭嘉则另有想法，他分析说：“袁绍生前没有立继承人，袁尚虽然接班，但袁谭心有不服，两人势力相当，各有一批党羽。倘若我们攻得太急，兄弟二人就会联合起来；若给他们有喘息之机，二人就会争权夺利。依我看，不如先南下进攻荆州，等到他们兄弟相残时，我们再出兵，定可一举平定。”

郭嘉眼光独到，一眼就能洞穿人性的弱点。曹操十分欣赏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深谙此道，在他看来，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同时隐藏自己的弱点，才是制胜之道。

曹操依郭嘉之计，留下部将贾信驻守黎阳大营，自己率大部队返回许都。

郭嘉的判断堪称精准。曹军前脚刚刚离开，袁氏内部就内讧了。

袁谭丢失黎阳后，认为战败的原因在于自己部队的武器不够精良。言下之意，是责备袁尚有意压制他。袁谭见曹操大军撤退，感到此时正是收复黎阳的大好时机，便对袁尚说：“曹军作战既久，人心思归，趁他们还没全部渡过黄河，赶紧出兵掩袭，定能将其击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当信任不再时，所有的话在袁尚听来都是别有企图：你袁谭的目的，无非想借机得到更多的军队与武器罢了，我偏偏不上当，不给。

兄弟俩的裂痕急剧扩大。此时投靠袁谭的郭图、辛评出来煽风点火：“您之所以失去继承权，是因为先公（指袁绍）把您过继给了哥哥，而这就是审配那小子出的主意。”郭图与辛评两人向来与审配不合，正好落井下石，唆使袁谭进攻袁尚、审配。

袁谭正在气头上，听郭、辛两人这么一说，更是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身为长子，失去继承权，不得不屈居弟弟之下，已是奇耻大辱，现在袁尚、审配还处处提防他、算计他，是可忍，孰不可忍！

权力超越亲情。兄弟两人终于拔刀相向。袁谭大举发兵，进攻袁尚。袁尚不甘示弱，奋起还击，双方在邺城城门外大战一场。邺城是袁尚的大本营，袁尚占有天时地利，而袁谭刚在黎阳吃了败仗，士气凋零，一战下来，伤亡惨重，只得放弃攻城，退守南皮。

战争一起，和解的机会就永远失去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感慨历史的吊诡。假若当年袁绍与袁术兄弟和睦，曹操绝无一手遮天的机会；假若袁谭与袁尚能齐心协力，三国演义或许会变成四国演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写下这句名诗之前，类似的故事已发生得太多太多了。

袁谭虽然战败，但他仍有翻盘的机会。

他经营青州多年，有雄厚的政治资本。青州别驾王修率领一支军队赶来救驾。得到这支生力军后，袁谭又得意忘形了，扬言一定要把袁尚这毛头小子打趴下。

王修愁容满面：都什么时候了，还热衷于内斗，难道敌人还不够强吗？他耐心地劝说道：“曹操是您的敌人，兄弟是您的臂膀。假若您要跟敌人决斗，却先砍断自己臂膀，却嚷嚷说我一定会赢，这可能吗？再说了，若是连亲兄弟也不信任，天下还有谁可以信任？有一些小人，为了捞取私利，离间你们兄弟关系，您可千万别听别信。最好杀掉离间进谗的小人，与兄弟和睦相处，这样才能号令四方，横行天下。”

这里说的小人，就是指郭图、辛评等人，他们并非真心为袁氏集团利益着想，只是打着自家小算盘，盘计着挤掉审配，捞取更大的权势。

人很奇怪，越亲近的人，一旦反目成仇，往往仇恨更深、更难化解。

袁谭一意孤行，把王修的话当耳边风。

然而，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了。

毕竟袁尚是袁氏集团唯一的首领，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是袁谭所不具备的。袁尚以大首领的名义，通告四州（冀州、青州、并州、幽州）：袁谭以下犯上，实为大逆，号召其部将反正。袁谭部将刘询率先起兵，宣布效忠袁尚。紧接着，青州各城纷纷响应，脱离袁谭。

一时间，袁谭在政治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局面。他不由得仰天叹道：“整个青州都背叛我了，难道我真的刻薄寡恩吗？”

据史书载，袁谭“长而惠”“能接待宾客，慕名敬士”，颇有乃父之风。但他起兵内讧，同室操戈，严重损害袁氏集团的利益，诸部反叛，实在情理之中。

在这场兄弟战争中，袁尚逐渐占据上风。他得理不饶人，进击袁谭，两人再度决战，袁谭大败，被迫逃往平原郡，婴城固守。袁尚尾随而至，包围平原，昼夜急攻。

平原郡已危在旦夕。

狗急跳墙。为了逆转败局，袁谭居然地想了一个主意：向曹操求援！

有没搞错？！要知道曹操可是袁氏的第一号敌人啊。可是，除了曹操，袁谭实在想不到还有谁能帮自己解平原之围。他力排众议，派辛评的弟弟辛毗前去向曹操求援。

这时曹操在做什么呢？

他正集结大军，准备大举入侵荆州，进攻刘表。

我们看《三国演义》会有一个印象，觉得刘表似乎是个才能平平之人。其实不然，他实为三国时代一大枭雄。刘表经营荆州已有十三年之久，他刚刚赴任时，单枪匹马，什么也没有，却能剿灭群盗，杀孙坚，逐袁术，一统荆州。在当时的中国，荆州是比较安定的一个州，这得力于刘表非凡的政治才能。在军事上，他积极招降纳叛，原关中军阀杨定、张绣都曾投靠他。现在，刘表又迎来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刘备。

刘备运途多舛。说实话，能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破落子弟混成今天的样子，刘备也不容易了。在所有军阀中，他资本最少。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忍耐和坚持，才在江湖上有了一席之地。刘备曾寄居公孙瓒之下，寄居陶谦之下，好不容易混了个徐州牧，又让吕布给抢了；投奔曹操，半途又跑去投靠袁绍，几乎跟所有大军阀都打过交道。他趁袁绍与曹操争雄时，跑到汝南，割据一方。不料曹操亲征汝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逃呗。

这一逃，逃到刘表的荆州。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刘表得知刘备前来投奔，心中大喜，亲自跑到郊外迎接这支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部队。刘备是“落水狗”，但刘表没把他当“落水狗”，而是当作抵抗曹操的英雄。刘表能雄霸一方，自然有些本事。他礼待刘备，将其推为上宾，还拨给刘备一部分兵力作为见面礼。

跑路英雄刘备总算又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可是，一个英雄，难道仅仅追求遮风避雨吗？不可能！有一回，刘备去拜见刘表，两人一起喝酒畅谈，酒喝多了，刘备起身如厕，回来后竟然满面泪痕。

刘表愣住了：怎么一个大男人没事突然流泪呢？他忙问刘备怎么回事。刘备拭拭泪水，叹道：“我平素身不离鞍，腿上不长肉。现在没怎么骑马，腿上的肉都长出来了。岁月如流水，眼看自己一天天老了，却没建立什么功业，岂能不悲？”

刘备果然有英雄之志！刘表不由得感慨万分，自己偌大的荆州，拥兵十万，将校如云，可是说到志向，无一人比得上刘备。这个貌很惊人（手长过膝，长着一对大招风耳）的刘备，注定是一代英雄。

乱世出英雄，刘备便是为乱世而生。

机会来了。

曹操与袁氏集团战火重燃，刘表想浑水摸鱼，便派刘备挥师北上，一路挺进，杀到叶县。

想当初，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曾说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在曹操眼中，像刘备这样一个屡仆屡起、屡败屡战的人，一定有别人不具备的坚忍与毅力。因此，曹操不敢轻敌，派大将夏侯惇、于禁前去御敌。这两人追随曹操的时间很长，在兖州之乱中，夏侯惇厥功至伟；在征张绣之战中，于禁治军有方，声名鹊起。

曹军刚刚抵达前线，刘备就不战而逃。不仅逃，他还把军营给烧了。

总司令夏侯惇不禁冷笑：什么天下英雄，我看就是狗熊罢了。于是下令全军急追，务必生擒刘备。

裨将军李典提醒说：“刘备还没打败仗，就莫名其妙地撤退，还烧了大营，我怀疑定有埋伏。前边道路狭窄，草木深密，不可贸然追击。”

夏侯惇不理他，因为李典位卑——裨将军地位尚在偏将军之下，级别不高。他想，什么埋伏，无非你李典自己怕死罢了。也罢，你怕死，就把你留在后方。于是夏侯惇让李典留守大本营，亲自率主力追击刘备。

不出李典所料，夏侯惇愣头愣脑地闯入刘备的埋伏圈，差点被包了饺子，大败而逃。刘备乘胜追击，眼看夏侯惇在劫难逃，留守后方的李典率援军赶到，总算救了夏侯惇一命。此役，刘备斩获颇丰，心满意足，遂引兵而去。

刘备果然是个强劲的对手，他与刘表联手，对曹操来说，更是心腹之患。

曹操从邺城撤军后，积极备战，打算讨伐荆州。此时却收到袁谭派辛毗送来的求援信，他陷入深思：究竟要继续征伐荆州，还是救援袁谭呢？

大部分将领都认为应该先讨伐荆州刘表。原因很简单：袁谭、袁尚兄弟内斗，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岂不更好？

关键时候，曹操的谋士们总能表现出高超的分析判断力。荀攸分析道：“天下群雄争霸之际，刘表只知坐守江、汉之地，可见他根本没有经略四方的志向。袁氏则不同，袁氏据有四州之地，带甲之兵数十万。袁绍一向宽厚，甚得民心，他的两个儿子若能精诚团结，割据一方不成问题。如今兄弟两人交恶，势不两立。倘若袁尚吞并袁谭的部众，结束分裂，实力将大大增强，到时要打败他就难了。应该趁他们内乱时，一鼓作气夺取冀州，消灭袁氏，天下方可平定。这个机会不可错失。”

曹操对谋士们的意见向来重视，荀攸目光如炬，见解精辟，曹操大为折服。只是大军已然出征，箭在弦上却不发，曹操心有不甘。

几天过去了，曹操并没有改变行动计划。他一边同意荀攸的意见，一边仍准备讨伐荆州。曹操的如意算盘是：先讨伐刘表，平定荆州，等到袁氏兄弟两败俱伤，再出手解决掉冀州集团。

辛毗望眼欲穿，发现曹操根本不想出兵解救袁谭。怎么办呢？必须当面说服曹操。他通过郭嘉穿针引线，终于得以见到曹操。

曹操对救援袁谭一事毫无热情，他慢条斯理地说：“如今有两个问题。其一，袁谭这个人可信吗？会不会有诈呢？其二，我出兵相救，是不是有必胜的把握呢？”言下之意，要是没有好处，我出兵干什么呢？

辛毗当然晓得曹操的真实意图，便答道：“您不应该问是否有诈，而应该看局势是否有利。袁谭会向您求救，那真是走投无路了；袁谭陷入困境，袁尚却不能速战速决，说明他也是强弩之末。袁氏内忧外患，对外战争频频失利，内部政治混乱，谋臣被杀，兄弟相斗，连年战争不断，加上旱灾、蝗灾，饥荒四起。所有人都知道袁氏帝国土崩瓦解，大概老天爷要让袁尚灭亡吧。您若出兵，直攻邺城，袁尚若不回师救援，邺城就守不住；他若回师救援邺城，袁谭就尾随其后，与您前后夹击，扫灭袁尚就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老天爷要把消灭袁尚的机会给您，您却不要，非要去讨伐荆州。荆州丰足安定，又没内乱，无机可乘。纵观天下，你的敌人中，没有比河北袁氏更强大的，只要河北平定，您的军威足以震动天下。”

“说得好！”曹操发出一声赞叹，这是真心赞叹。

于是曹操拔营北上，向邺城挺进。

三国时代的战争是全方位的战争，决战不仅在战场，各路军阀都在外交上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曹操拔营北上的同时，荆州牧刘表的特使也抵达河北。

刘表与河北袁氏集团一直保持盟友的关系，河北内讧，对刘表来说显然不是好事。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袁谭，一封写给袁尚。

这是两封劝架书。

在致袁谭的信件中，刘表写道：“正人君子即便有难，也绝不会逃往敌国，就算绝交，也不会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忘了先人之仇，抛弃兄弟之情呢？您做出这种万世都要引以为戒的事情，让我这个盟友也要感到羞耻。即便袁尚不尊重兄长，过于傲慢自负，您也应当委曲求全，以大局为重。等到风平浪静时，再让天下人来评论谁是谁非，这样做不也是高风亮节吗？”

在致袁尚的信件中，刘表写道：“金木水火这四种物质，须以刚柔相互配合，才能为人所使用。袁谭性格急躁，不能明辨是非，您心胸宽广，包容他绰绰有余。您应当以大局为重，先除掉曹操，为先父雪耻，事成之后再来评论谁是谁非不好吗？如果您执迷不悟，就算蛮夷也要嘲笑您，何况我们这些盟友呢？谁还会为您尽力作战呢？”

两封信，各打五十大板。

最不想看到袁氏内讧的人，莫过于刘表。袁氏内部稳定，曹操难有大作为。曹操势力夹在袁氏与刘表之间，若是袁、刘齐心合力，曹操两线作战，处境会十分困难。因此河北安定，荆州也会安定；河北若失，荆州永无宁日。

但刘表的劝解信没起到任何作用，袁谭、袁尚谁也不肯让步。

妥协有时是高明的策略，都不妥协，双方都得完蛋。

李孚闯营：戏精的诞生

袁谭终于引狼入室。

当袁尚得知曹操大军已渡过黄河时，他大惊失色，匆匆从平原撤围，返回邺城固守。但他麾下的将领吕旷、高翔因对其攻略河东未果，又与哥哥大打出手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索性趁机向曹操投降。

平原之围已解，袁谭转危为安。不过他请曹操出兵相救，只是无奈下的权宜之计，并非真心想归附曹操。袁谭得知吕旷、高翔两人投降曹操，便私下刻了两枚将军的印章，派人偷偷塞给他俩，希望他们能转而投奔自己。曹操不是傻子，当然明白袁谭诡计多端，不可不防。不过，要消灭袁尚，袁谭还有利用价值。为了向袁谭示好，曹操不惜与他缔结姻亲，提出让袁谭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曹整。袁谭满口答应，他以为有了这门婚事，袁尚忌惮曹操，必不敢轻举妄动。

曹操并没有继续向邺城挺进，他可不想当冤大头，冲在前面与袁尚拼死拼活，让袁谭躲在后面占尽好处。他更希望袁尚与袁谭兄弟俩继续耗下去，两败俱伤。

眼看曹操大军撤走，袁尚舒了一口气。

这个愣小子非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对袁谭的怨恨更深，恨不得马上踏平平原郡。兄弟一旦成仇，就会越陷越深，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事例，像春秋时代的公子小白（齐桓公）与公子纠，重耳（晋文公）与夷吾（晋惠公），乃至后来的李世民与李建成等，都是兄弟相残的例子。

为了一举荡清袁谭的残余力量，袁尚又一次大举出兵，再度包围平原郡。当然，袁尚也预料到曹操一定会再次袭击邺城，他早已加固邺城的城防，并委派审配、苏由两人镇守，他自认为以邺城之固，曹操纵然有盖世本领，也难以攻陷。

果不其然。袁尚兵围平原后，曹操毫不犹豫地出兵进攻邺城。只是袁尚虽布置缜密，邺城还是险些不攻自破。问题出在守将苏由身上，他暗地里派人与曹操联系，只要曹操杀到城下，他便打开城门，献城投降。

然而，苏由的阴谋被审配察觉，审配当机立断，派出人马捉拿苏由。苏由的逃跑功夫一流，抓捕的人还没到，他就出了城，一路狂奔，投降曹操去了。这一变故，让曹操失去了奇袭的机会。不过曹操并不是容易放弃的人，他相信，就算没有内应，凭着自己的铁军，攻下邺城也没问题。

邺城城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在袁尚看来，这几乎是一座不可攻破的堡垒。然而，天底下从来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曹操观察战场地形，制订了双管齐下的攻城战术。双管齐下，一是筑土山，把土丘垒得与城墙一样高，不断逼近城墙；二是挖地道——三国时代的地道战术十分成熟，当年袁绍攻公孙瓒，就是以地道战取得全胜。

这两种战术固然好，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是筑土山还是挖地道，都是体力活，也比较耗时。时间一旦拖得太久，对曹军就会十分不利，粮食会供应不上，袁尚随时可能回救邺城。

怎么办呢？

曹操又想起惯用的伎俩：攻敌粮道。

袁尚当然晓得粮食运输通道的重要性，他早派尹楷驻兵于毛城，保护粮道安全。曹操根本不把尹楷放在眼里，他留下曹洪继续围攻邺城，自己率精兵奔袭毛城，大破尹楷。紧接着，曹操马不停蹄，再袭邯郸，邯郸沦陷。毛城与邯郸先后失守，邺城通往并州、幽州的路被阻截，只剩下通往青州的这条路了。

对审配来说，坏消息不断传来。

易阳县令韩范、涉县县令梁岐突然易帜投降，宣布归附中央政府。曹操不失时宜地把两人封为关内侯，以诱使其他人前来归附。这一策略果然有效，在前来归附的人中，最重要的便是黑山军首领张燕。张燕的黑山军是东汉末期著名的农民军，与黄巾军、白波军并称为三大农民军。张燕的黑山军曾盛极一时，后来在袁绍、吕布的打击下遭重创，被迫撤到太行山区，张燕当起了山大王。如今黄巾军、白波军已荡然无存，黑山军屡屡被袁军围剿，日子也不好过，不如归附朝廷。黑山军有十万之众，张燕又是骁勇善战之人，此时前来归附，曹操更是如虎添翼，岂能不喜，马上慷慨地送出一顶“平北将军”的帽子。

尽管邺城运粮主通道被截断，仍有一些粮食不断从各地运进城。邺城是一座大城，以曹操的兵力，想把它像铁桶那样包围起来，滴水不漏，那是不可能的。要彻底孤立邺城，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不等于没办法。

曹操从来都是个有办法的人。

他把筑起的土山毁了，把挖好的地道毁了。

审配笑了。

曹操命人挖掘了一条长长的壕沟，围城一圈，长四十里。

审配又笑了。

因为这条壕沟又窄又浅，可一跃而过。

审配本不应该笑的，因为曹操不是可笑的人。他本应该杀出城去，干扰曹军的挖沟行动。可是他袖手旁观，还发出几声冷笑：这么浅的壕沟，能封锁住偌大的一座城吗？等到明天，敌人挖得精疲力竭时，再杀他个片甲不留。

一夜的时间，并不算漫长，却可以做很多事。仅一个晚上，小壕沟奇迹般地变成了一条宽两丈、深两丈的大壕沟。没有现代大型挖掘机，全凭手工，四十里长，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三国时代的一里，约是现在的415米至450米，四十里约是现在的16至18公里。古代一丈大约是现在的2.3米，以此计算，总计需要挖土方为34万立方米至38万立方米。假设曹操动用2万人挖，平均每人挖17至19立方米。

天亮了。

审配睡眼惺忪地登上城楼，傻眼了。巨大的壕沟如同一条巨绳把整座城绑了起来，漳河之水被灌入沟里，犹如波光闪闪的银链。他张大嘴巴，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这条人工运河成为一道封锁线。就算城外有辎重车企图入城，也被运河隔断了。两丈的距离，人固然可一游而过，可是粮食怎么过去？搭个桥吧？桥还没搭好，就被闻讯前来的曹军消灭得一干二净了。

一条人工的河，把邺城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离了。

很快，饥饿如瘟疫般在邺城蔓延，死神也如期光顾。

两个月后，邺城百姓死了一半——全是饿死的。

邺城已危，袁尚又在哪呢？

他还在日夜急攻平原郡。兄弟优先，他要先灭了哥哥袁谭，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两线作战对于任何一位将领，都不是好事，何况对手是谋略过人的曹操。

袁尚想心无旁骛攻打袁谭，试问在邺城摇摇欲坠时，他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邺城的消息中断了——审配根本无法把城内的情况送出去。袁尚心中隐隐浮起一丝不祥之感。他权衡轻重，认为邺城的得失更重要。于是在攻打平原五个月后，袁尚终于回师救援邺城了。

想解邺城之围，显然不容易。袁尚得先派一个人入城，与审配联系，告知大军来援的消息。只是曹军防守严密，偷偷溜进城也不容易，该怎么办呢？

被派去执行这一命令的人是主簿李孚，他在邺城下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李孚只带了三个人前往，他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大胆得令人吃惊。他搞了一套曹军的军装，砍了一根树木当作“问事杖”，系在马旁。问事杖就是军官斥责士兵时手中拿的棍棒，用来打人的。就这样，他与三名侍卫骑着高头大马，大摇大摆地进了曹营。当时正是黄昏，天色渐暗，他把问事杖操在手中，自称是前来巡视营防的“都督”。曹营士兵也不认得他，瞧他这派头，威风凛凛，竟然无人起疑心。李孚不愧是影帝，若无其事地在曹营中穿行，不断地呵斥那些偷懒的士兵，有时还下马，操起问事杖对那些士兵一阵猛揍。曹军士兵都不知这位是何方大神，哪敢得罪呢？

李孚自信从容，演技神乎其神，骗过了所有人。他从城北入营，居然一路“巡视”到城南，溜达了半个曹操军营，甚至还在曹操大帐前“一溜而过”，一路行至邺城章门外的营寨。营寨有栅栏围着，营门紧闭，几个士兵守着大门。李孚就是来找碴儿的，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把看门的士兵唤过来，厉声斥责，不时用棍子揍几下，最后吩咐三名随从，把这几个士兵绑了。可怜这几个兵士，挨骂挨揍挨绑，还不知怎么回事呢。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是，这位巡视的“都督”居然打开大门，跨马急驰而去，直奔邺城城门——这“都督”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李孚狂奔到城下，向城头高声喊道：“我乃主簿李孚，快放我进城！”

守城的士兵一听，便往下瞧，可此时黑灯瞎火的，他们看不清人，不敢开门，于是从城墙上扔下几个大竹筐，把李孚等人吊上城去。此时曹营内的士兵还没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个个满脸疑惑，面面相觑。

人才，真正的人才。

在敌营里逛了半天，脸不改色心不跳，演技超凡，内大强大，临危不惧，足智多谋。这就是冀州主簿李孚。

冀州还是有人才的，只可惜领导不行。

这时邺城饿死者过半，审配已是心力交瘁，忽闻李孚进城，他悲喜交加，竟然泪如雨下。当听到主公援军不日便可抵达的消息时，审配心中的愁云一扫而空，他兴奋地召集军队，传达了这个好消息，将士们无不精神一振，敲锣打鼓，高呼“万岁”。

城内的噪音也传到城外，曹操正在纳闷，有兵士慌慌张张来报：适才有人假冒军官巡营，把看门士兵绑了后，逃到城里去了，此人自称是主簿李孚。

所有人都以为曹操会怒发冲冠——兵营守备疏忽到这种程度，若来者是刺客怎么办？可是曹操没生气，他居然笑了。

在曹操看来，闯营之事在战争史上很常见，但李孚的这种方式闯营，却是从未有过。可见这个李孚真是奇人异士！曹操不由得笑着对左右说：“这个人不但进得了城，也有办法再出城的，你们且等着瞧。”

能神出鬼没地进城就罢了，李孚还能神出鬼没地出城？大家都不信。

但曹操说中了，李孚真的成功地出了城。

会晤审配后，李孚还得把城内的消息带回给袁尚。可如何出城呢？再次假冒敌方军官，大摇大摆出城吗？这种机会可一不可再，肯定不行。您还别说，李孚这人真是有计谋，他建议审配把城内老弱统统放出城去，既可节省粮食，又可为他出城当掩护。审配便把老弱数千人放出城，手举白旗，从三个城门同时出城。饥饿的百姓逃难，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曹操军队也不能阻拦吧，只得任其出城。在出城的难民中，便有李孚与他的三个随行，他们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地混在人群中，终于没被识破，顺利逃出去了。

回到兵营后，李孚把邺城的情况汇报给袁尚，袁尚当即下令大军拔营，向邺城进军。

袁尚回师救邺，战还是不战呢？

曹操手下的大将们都认为不可战。《孙子兵法》言：“归师勿遏。”因为归师的士兵们会惦记着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作战会非常拼命。曹操沉吟片刻，说道：“若袁尚走大路前来，我们便避而不战；若他是沿着西山来，我们就可一举将其击破。”

对《孙子兵法》，曹操再熟悉不过了，他不仅是孙子的粉丝，也是其军事理论的积极践行者。然而，兵法必须活学活用，不能生搬硬套。“归师勿遏”的前提，是对方的将士有死战之心。袁尚有没有死战之心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行军路线进行分析。如果袁尚走大路，大路是无险可守的，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这就有死战之心了；若袁尚依山而进，打不赢还可据险对峙，就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会留退路的人，一定没有死战之心。

我们不得不说，曹操乃是心理大师。

袁尚没有走大路，而是沿山路绕行，挺进到距离邺城十七里处的阳平亭。他没有一鼓作气发起进攻，而是在滏水畔安营扎寨。依山傍水，从军事行军原则来看，这种部署没错。可是曹操目光如炬，窥破袁尚的弱点：没有决一死战的勇气，仍然稳字当头，缺乏冒险精神。他自信满满，调兵遣将，欲一战定冀州。

这天夜晚，黑暗苍穹如巨盖笼罩大地。突然，滏水畔燃起一堆火，在黑暗中十分醒目；不一会儿，邺城城头也燃起一堆火，遥遥相应。这是袁尚与审配约定好的信号。审配早已备齐兵马，打开北城门，全力冲击曹军包围圈，而袁尚的部队也向邺城方向发起冲击。他们想靠着里应外合，击溃曹军。

想法很好，成功似乎近在咫尺。

咫尺很近，有时又很远。

早有防备的曹操兵分两路，他亲自指挥一路人马阻击审配，另一路人马严防袁尚突入。在曹军钢铁般的防守下，审配回天乏力，被迫退回城内。

审配失利后，曹操投入精兵与袁尚大战，袁尚招架不住，退到漳河畔，在那里安营扎寨。曹操早就看出这个公子哥没有死斗之心，当然不会让他有喘息之机，于是大举发兵，合围袁尚。此时袁尚魂飞魄散，他的勇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竟然狗急跳墙，派人向曹操请降。

你小子快完蛋了，我为什么要接受你投降？曹操冷笑一声，拒绝受降。

这能怪谁呢？邺城被包围了五个月，袁尚才姗姗来迟，也太不把曹操放眼里吧，也太高估自己了吧？事到如今，袁尚已无心恋战，摆在他面前的只有逃跑这一条路。天还未亮，此时不逃，更待何时？他突围而去，曹操紧咬不放，一路追击。袁尚的部将一看大事不妙，好几个人索性举旗投降。袁尚逃到中山时，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邺城城头上的火苗熄灭了，希望也随之而灭。

袁尚逃得太匆忙，象征权力的符节、斧钺都没来得及带走，其中包括他老子袁绍当年从曹操那儿争得的“大将军”印。曹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头盔近两万个，弓矢盾戟更是不计其数。曹操把这些战利品堆在城下，城上官兵无不胆寒，内无粮食，外无援兵，这城还怎么守呢？只有审配还斗志昂扬，他激励将士：“一定要坚守死战！曹操的部队已疲惫到极点，幽州援兵马上就到了，大家不必担心。”这句话虽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却也体现出一位将领的沉着与无畏。

审配把希望寄托在袁氏兄弟中排行老二的幽州刺史袁熙身上。只是除了审配外，几乎没有人认为邺城守得住。曹操稳操胜券，有些得意忘形，他肆无忌惮地出营巡视部队，不料审配在城头埋伏了几只强弩，远远望见曹操，即以强弩狙击。箭矢呼啸而来，几乎是擦着曹操的身体飞过，把这位乱世枭雄惊出一身冷汗。

倘若这次偷袭得手，审配或许就成为逆转时局的英雄。只是差之毫厘，他终究无法改写历史。内忧外患之下，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了。令审配始料不及的是，变节分子竟是自己的侄儿审荣，他是东门校尉，负责邺城东门的守备。

审荣打开城门，曹军一拥而入，审配在巷战中力战被俘。

在邺城沦陷前，审配没有忘掉自己的政敌辛评。辛评远在平原，辛家老老少少都在邺城，被审配投入监狱。曹军杀入城后，审配下令将辛家满门处死。随同曹操出征的辛毗（辛评的弟弟）赶到监狱时，只看见遍地尸首，场面惨不忍睹。辛毗悲痛欲绝，当他看到被五花大绑的审配时，不禁怒火中烧，拎起一条马鞭，往审配脑门上猛抽，打得审配皮开肉绽。辛毗还不解恨，又骂道：“你这狗奴才，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倔强的审配丝毫没有感到内疚，他“呸”了一声，也骂道：“狗东西，正是你们这些人，才令冀州残破，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再说了，我是生是死，是你能做主的吗？”言下之意，我审配就是死，也不是死在你手里，因为你不配杀我。

当然，能杀审配的，只有曹操。

但曹操眼中并没有杀意，他问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那天我巡视部队时，你怎么放了那么多箭？”

审配没好气地说：“我只恨放得太少。”

曹操又说：“你效忠于袁氏，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句话简直是为审配脱罪。明眼人都看得出，曹操并不想杀审配，而是希望审配能投降。在他看来，审配能坚守邺城达半年之久，竭忠尽力，实属忠臣，杀之可惜。

然而，审配并不屈服，他虽是战俘，被绑得紧紧的，却有铮铮傲骨。这时，站在一边的辛毗也看出了曹操想放审配一条活路。如今辛家遭屠，此仇不共戴天，若是仇人不死，他辛毗岂有脸面活下去。他站出来力陈审配的罪行，说到动情处，涕泪满襟。他为曹操鞍前马后，击破袁尚、攻陷邺城都有他的功劳，如今他只有一个要求：杀审配以报灭门之仇。

辛毗的要求合情合理，曹操不杀审配，说不过去。此时的曹操，虽然仍求贤若渴，但已不如先前急迫。最强大的敌人已经溃败，放眼天下，还有什么对手吗？无论是荆州的刘表或江东的孙权，曹操全不放在眼里，在这位枭雄的眼里，天下大局已定矣。既然如此，多一个谋士，少一个谋士，无损大局。

审配被押出斩首。

到了刑场，审配看到一个熟人，此人名叫张子谦。以前两人有矛盾，审配大权独揽，张子谦没好日子过，就投奔曹操去了。如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子谦讥笑道：“以前你很尊贵，今天比我如何？”

审配冷笑道：“你就是个叛徒，我乃是忠臣，死便死，岂会羡慕你苟且偷生！”说完后，他便对行刑者说：“我主公在北方，我要面北而死。”于是从容引颈就戮。

比起其他冀州将领，审配算是有骨气的人。不过，我们必须说，袁氏集团衰败，审配也是有责任的。他的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以时人的评价看，他的优点是“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缺点是“专而无谋”“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他心胸比较狭隘，常常排挤他人，结怨甚多，甚至屠杀辛氏全家。不过，他毕竟能践行自己忠义的信念，也算是个硬汉子了，从这点看，还是有可敬之处。

曹操的气量与统御艺术

曹操会演戏、会作秀、会收买人心。

自从袁绍领冀州牧（公元191年），至今（公元204年）已过去十三年，这个军阀政权总体上比较宽厚，有一定的民众支持度。曹操知道人心的重要性，攻下邺城后，他装模作样地祭奠袁绍，在其坟前还挤出几滴眼泪；对袁绍的妻子善待有加，非但把金银珠宝归还，还额外送上丝绸布帛，拨给他们生活费用。

对待死人何必太苛刻呢？只要做做样子，把死去的袁绍捧一捧，那帮投降过来的旧臣不就心悦诚服、死心塌地效忠新的主子吗？有些人一心记着仇恨，对死人也不放过，比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攻破楚国后，杀父仇人楚平王已经死了，他还不解气，非要把楚平王挖出来鞭尸。鞭尸固然快意恩仇，但在政治上却大为不妥，只会激起敌方军民的不满与反抗。倘若曹操抓了袁绍，估计不会留活口，因为袁绍不是甘心当臣属的人。既然人早死了，就没必要计较那么多了，这也是曹操的明智之处。

在曹操的一生中，袁氏集团是他最强大的敌人，经过多年交锋，他终于攻下冀州。尽管袁氏集团尚未土崩瓦解，但已经不是和他同重量级的对手了。

回顾数年来的征战，这场战争赢得着实不易。

突然间，曹操脑海里想起一件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袁绍统领关东盟军讨伐董卓，曾问曹操说：“要是不成功，要退到哪里才好？”

曹操没有回答，反问道：“你想退到哪呢？”

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据燕代，兼并戎狄部落，向南发展，争夺天下，这样大概可以吧？”

曹操却这样答：“我宁可任用天下智士，以道义统御，不管在哪儿都能成功。”

后来袁绍果然据有河北之地，而曹操也真的领导了一批谋士，最后曹操赢了。人才，比地盘更重要，这是曹操的心得。

攻下冀州后，曹操以司空领冀州牧，正式宣布吞并冀州。

袁谭真的想把冀州拱手让出吗？

当然不！

他在危急关头向曹操求援，又与之结为亲家，目的无非是想整垮袁尚。对袁谭来说，如今袁尚已经在邺城一战中赔光老本，该是趁机扩张自己实力的时候了。他才不管曹操自领冀州牧，连连攻略冀州辖下诸郡县，连下甘陵、安平、渤海、河间等地，兵锋直指袁尚龟缩的中山。此时的袁尚已成为过街老鼠，怎么抵挡得住，只得退到幽州，投奔二哥袁熙去了。

袁谭在冀州地界大肆用兵，叛反之心昭然若揭。曹操知道他终究不可能归附，决定先礼后兵。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袁谭，斥责他违背诺言，背叛朝廷，并宣布中止与他的姻亲。曹操还是做得比较体面的，他先把袁谭的女儿遣送回去，而后才大举出兵。

就在这个时候，并州刺史高干突然宣布归降朝廷，这无疑给了袁谭当头一棒。高干是袁谭的堂兄弟，与袁谭、袁尚、袁熙并称为袁氏集团四大巨头，四人各领一州之地。当初袁尚兵败邺城，有人劝高干迎接袁尚入并州，合力抵抗曹操。高干心想，袁尚与袁谭是亲兄弟，尚且斗得你死我活，我这个堂兄弟算什么，迎他来并州，岂非引狼入室吗？当即拒绝此提议。说到底，高干也是个投机分子，什么对自己有利，他就做什么。

高干投降，不但打击了袁谭的军心士气，还令曹操没了西顾之忧，可以更放心大胆地进攻。袁谭志大才疏，他的军队根本不是曹军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回原形，刚刚得到的土地又纷纷丢失。曹操进军神速，一直打到袁谭的大本营平原郡。

袁谭撤出平原，退守南皮。

时间已到了建安十年的正月，此时正是万物孕育生机之时，可是袁谭却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正所谓困兽犹斗，袁谭严防死守，曹军的进攻屡屡受挫。考虑到伤亡太大，曹操打起退堂鼓，打算稍稍后撤，待士们休整后再发动新一轮的攻势。议郎曹纯赶紧站出来说：“如今我们孤军深入，难以持久作战；倘若进攻不能获利，后撤势必会军心大乱。”

有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就在于双方谁能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曹操又一次虚心听取了别人的意见，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压阵，擂响进攻的战鼓。

主帅都出马了，将士们岂能不拼死搏杀呢？

坚忍者成为赢家，袁谭没能顶住曹军最后一波疯狂的进攻，南皮被攻陷，他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曹军追上，被斩于马下。

说实话，袁谭之死，一点也不冤。是他挑起兄弟间的内战，是他引狼入室，是他败光了袁绍留下的政治资产。他成为袁氏集团四大巨头中的第一个出局者，可谓咎由自取。

攻下南皮后，曹操发现这座城几乎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兵痞盗匪横行，几乎无法治理。

这时有个人来见曹操，自称是冀州主簿李孚。

曹操笑了，因为他对这个人一点也不陌生。

还记得当初袁尚回师邺城，先派李孚入城，李孚打扮成曹军都督，在敌营内逛了一大圈，然后才冷不防冲出营寨，进入邺城。后来他又施诡计，混在一群饥饿的流民中，以难民身份脱身。此人的大智大勇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孚又来了。这次不是来演戏，而是来归附。

前来投降的人，一般都面带惭色，毕竟投降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可是李孚仍然很自信，很从容。与其说他是来投降的，不如说他是来毛遂自荐的。

见了曹操，李孚张口便说：“南皮城内很乱，不管强者还是弱者，都打来打去，人心纷乱。要解决城内治安，得派一名合适的人去，这个人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冀州的旧官吏，城内百姓都认识他，能信任他；其二，虽是冀州旧吏，但现在已经归顺朝廷。”

李孚说的这个人，不就是他自己吗？

曹操的脸上还是挂着笑容，聪明人与聪明人交往的好处，就是不必说太多废话——你李孚说行就行，你都敢假冒军官，在我兵营里闹一通事后跑了，没有什么能难得倒你。

就这样，李孚走马上任，凭借他的威信与能力，很快就把南皮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同样是袁氏政权的旧臣，李孚算是走运的，郭图则倒了大霉。

袁氏集团的内斗，既是袁尚、袁谭的窝里斗，也是审配与郭图的窝里斗。这几个人，没一个好下场。审配死了，郭图更惨。曹操不仅把他杀了，还把他的妻子儿女满门抄斩。郭图虽名为谋士，实际上除了内斗在行之外，在战略上似乎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这也是曹操不想留他性命的原因。

在郭图被杀之前，还有一个袁氏旧臣被杀，他就是在官渡之战中叛逃的许攸。

当年官渡之战的转折点是乌巢之战，曹操火烧袁绍粮草，最后反败为胜。攻取乌巢的计谋，正是许攸向曹操提出来的。后来许攸一直恃功自傲，不把曹操麾下谋臣放在眼里，甚至在曹操面前也十分无礼。他无礼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曹操小名，说：“阿瞒，要不是我，你夺不了冀州的。”

曹操心里十分窝火，但他忍气吞声，赔笑道：“那是当然了。”

其实，在曹操眼里，许攸的价值在于他能提供袁氏集团的内部情报，而非他智谋过人。只要他还有些许价值，曹操就不会杀他。然而，随着袁氏的衰败，许攸的价值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是许攸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仍醉心于自己的功劳。攻取邺城后，他驾车路过东城门，忍不住对左右吹牛说：“要不是我，曹氏进不了这个门。”

嚣张，实在太嚣张了。

曹操虽有气量，却不能忍受这种无限制的飞扬跋扈。作为谋士，许攸的水平并不比荀彧、荀攸、郭嘉、贾诩高明，况且，既然他能背叛袁绍，或许哪天也会背叛曹操。

这种人，留之何用！

这次曹操不陪他玩了，不再堆起假笑和他虚与委蛇，而是砍下了他的脑袋。

平心而论，许攸罪不至死。但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太多同情。曹操麾下的谋士及部将，有很多都是来自敌方阵营，曹操都能不计前嫌，一视同仁。不过许攸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别人投降或归附，并不出卖自己的老上司，许攸作为袁绍麾下的重要谋士，不仅背叛，还出卖自己的主人，导致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惨败。在时人看来，许攸不忠不义，人品不行。故而许攸之死，曹军内部没人同情，冀州百姓也没人同情。

东汉最重气节。有气节的人，即便死也得到尊重；没气节的人，苟活也只能被人轻视。

与许攸相比，王脩（xiū）的人品显然要高出一截。

王脩是袁谭的部下，负责粮草转运。当时他出外筹集军粮，听说袁谭在南皮被曹操包围，立即率一支人马前往救援。不过他还没到南皮，就听到了袁谭的死讯，他心中大为悲恸，痛哭道：“主公已死，天地虽大，我能去哪呢？”

他念及袁谭死后，无人收尸，便径直奔向南皮，面见曹操，请求收敛袁谭的尸体。王脩的忠义令曹操大为感动，遂同意其请求，同时留用他为运粮官。就这样，在袁谭死后，王脩成了曹操的部下。

当时袁谭旧部纷纷投降，只有乐安太守管统仍负隅顽抗。曹操把攻取乐安的任务交给王脩，同时下了一个命令：要管统的脑袋。

这是曹操在考验王脩对新政权的忠诚。

乐安只是座在风雨中飘摇的孤城，根本没什么防御能力。王脩攻破乐安城，俘虏管统，但没杀他——大家都投降，只有管统不投降，可见此人乃是忠臣，忠臣怎么能杀呢？王脩亲自给管统松绑，带他一起去见曹操，在曹操面前力保他的性命。曹操对管统又没什么深仇大恨，能有机会向天下人彰显自己的慷慨与仁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管统被赦免，正直的王脩则被提拔为司空掾。

袁尚败走、袁谭被杀，袁氏集团大势已去。不过，土地容易占领，人心却不容易收揽。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坑杀了七万名袁军士兵，这些士兵可都是有家人的啊，谋士郭嘉献策说：现在应该大量聘请冀、青、并、幽四州的名士担任要职，以安定民心。也就是说，由河北人氏来治理河北，百姓比较安心。

对于郭嘉的建议，曹操向来是言听计从。于是乎一帮曾效力袁氏集团的名士，纷纷转投曹操帐下，其中便有一个大笔杆子，此人姓陈名琳。

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写起文章气势如排山倒海，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战斗檄文，又称为《为袁绍檄豫州文》。这篇檄文把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狗血喷头，言辞尖锐而刻薄，洋洋洒洒，堪为千古骂人文章之代表作。

我们且来欣赏其中片段：“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协，好乱乐祸。”

陈琳骂了曹操不够，还骂他老爹曹嵩，又骂其养祖父曹腾。这些非常难听的话，就是再有涵养的人，听了也要跳起来杀人。曹操读后暴跳如雷，岂料这篇战斗檄文，竟把他的病给治好了。当时曹操患头风症，卧病在床，看了陈琳的文章，他气得七窍生烟。这一气，居然把体内淤积之气给化解了，头风病竟好了。

这篇檄文虽治好了曹操的病，但也如匕首那样扎进他的心窝。是人都不会忍受这种言语上的侮辱，若有机会，谁都要报复的。

机会终于来了。

袁尚、袁谭相继失败，陈琳与其他人一样，只能归顺中央政府。说实话，陈琳虽不算心黑，皮倒是厚的，他厚着脸皮来见曹操。或许陈琳摸准了曹操的性格——只要看看曹操杀的都是什么人，就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曹操曾杀过边让、许攸，还借刘表之手杀了祢衡，因为这些人都太傲慢，不给他面子；曹操也杀过陈宫、审配，这两个人给他造成的麻烦，要远大于陈琳，即便如此，他仍有网开一面的念头，只是两人都是硬骨头，不肯屈服，这才不得不杀。可以说，对于谋士、名士，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诚心拜倒在他的权威之下，他都可以既往不咎。杀人并不是胜利，真正的胜利，是让对手放下颜面，俯首称臣，这就是征服的快感。

见到陈琳后，曹操劈头斥道：“你替袁绍写檄文，骂我就算了，为何还要骂我的祖先？”

陈琳一脸羞愧，诚惶诚恐地跪下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言下之意是，咱是吃人这口饭的，人家叫咱做啥，咱还不得做吗？

曹操听罢大笑，而陈琳也在这一声大笑中，保住了小命。

不得不说，曹操的气量着实令人佩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高兴、生气、发怒皆是人常有的情绪，有些人一生都被情绪所左右，而曹操独能以非凡的意志克制情绪，升华自己的境界，实属旷世之雄。曹操被陈琳骂得体无完肤，能一笑释仇；袁绍怕被嘲笑，索性处死田丰，因为死人是不会嘲笑人的。两人的思想境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故知胜负不在战场，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

“病猫”变“雄狮”，以隐忍应万变

袁谭死了，还有个袁熙。

袁熙还没来得及扑腾几下，就垮了。

本来他还有几万人马，不算多，也绝不算少。只是他发现自己虽名为幽州刺史，实际上早已大权旁落了。先是涿郡（刘备老家）被渔阳人王松占了，王松改旗易帜，投降了曹操。紧接着袁熙手下两员大将——焦触与张南，竟然起兵叛变。如今袁氏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焦触自领幽州刺史，传令诸郡县，一起反了，投降曹操去了。他以威胁的语气说：“若有违抗者，杀无赦。”一下子几万人马全都叛变了，转眼间袁熙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焦触、张南率叛军围攻袁熙，袁熙哪抵挡得住，只得落荒而逃。跟着袁熙一起逃的，还有前来避难的袁尚。兄弟俩狂奔到辽西，投奔乌桓王蹋顿。

不过，袁氏统治幽州时日既久，效忠者仍大有人在。赵犊与霍奴振臂一呼，拉起一支军队，连破叛军，居然奇迹般地扫荡幽州，杀死自命为幽州刺史的焦触与涿郡叛乱者王松。与此同时，乌桓部落也起兵相助，进攻效忠于朝廷的右度辽将军鲜于辅。

乌桓为什么会蹚此浑水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幽州牧刘虞坐镇幽州，力主与乌桓和解，而公孙瓒则力主剿灭。对乌桓人来说，公孙瓒是可怕的敌人。后来刘虞为公孙瓒所杀，乌桓当然没有好日子过。所幸袁绍拯救了乌桓。在袁绍与公孙瓒的战争中，乌桓部落旗帜鲜明地站在袁绍一方，为袁绍提供军事支援，其中表现最卖力的就是蹋顿。

蹋顿本是乌桓王丘力居的侄儿，他勇武善战，深得部众的爱戴。丘力居死后，蹋顿成为乌桓的首领，统领三郡的乌桓部落，这三郡部落酋长分别是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与右北平大人乌延。由于袁氏有恩于乌桓，乌桓知恩图报，在袁绍死后，仍效忠于他的儿子们。如今袁尚、袁熙亡命前来，乌桓王蹋顿义不容辞地出手相救。

赵犊、霍奴的逆袭以及乌桓的出兵，令幽州风云突变。

投降曹操的焦触、王松先后败亡，鲜于辅被乌桓围攻，曹操不能有半点迟疑，必须马上出手，在袁尚势力转强之前将其摧毁。

曹军很快杀入幽州，击破赵犊，赵犊战死。曹操随即扩大战果，再战乌桓骑兵。乌桓人不是曹军的对手，遂放弃攻打鲜于辅，退到塞外。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并州刺史高干是袁谭、袁尚的堂兄弟，他表面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只是在静观时局变化。当他得悉曹军精锐悉数进入幽州后，马上率部叛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上党，俘其太守，屯兵于壶关口，与曹操分庭抗礼。

并州紧挨着关中，自从献帝东迁后，原董卓一系的将领差不多都死光了，这里秩序混乱，割据势力云集。听到高干起兵的消息，关中诸将更是蠢蠢欲动。先是张晟纠集一万多部众，抄掠崤山、渑池一带；紧接着张琰在弘农郡起兵，与张晟遥相呼应。

叛乱扩大到曹操控制下的河东郡。当时朝廷征召河东太守王邑入京师，河东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以挽留王邑为名，拥兵自重，暗地里与高干往来，密谋叛乱。

在关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司隶校尉钟繇判断卫固必定会谋反，便秘密地给曹操去了信，请求朝廷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出任河东太守，以遏制卫固的野心。

远在幽州的曹操对西线变局忧心忡忡，他一面派部将乐进、李典进击高干，一面与智囊荀彧商讨平乱的计策。

曹操对荀彧说：“关西诸将表面上顺从朝廷，实际上心怀二志。张晟袭扰崤、渑，与荆州刘表联合；卫固等蠢蠢欲动，后患无穷。河东郡地处天下要冲，你推荐一个有能力的人去镇守河东吧。”

荀彧想了想，答道：“西平太守杜畿可以担此重任。他智勇双全，足以应付变化莫测的局势。”

就这样，杜畿在荀彧的推荐下，赴任河东太守。

卫固得知朝廷任命了新太守，他便设置种种障碍，阻止陆畿前来。他派出几千名精兵封锁陕津渡口，扬言只要老太守，不欢迎新太守。杜畿行至黄河，没法过河，只得逗留于南岸，这一逗留便是几个月。

曹操有点沉不住气了。几个月过去了，杜畿却毫无进展，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他立即下令，由夏侯惇率一支军队西行，讨伐卫固。

河东之战一触即发。

杜畿听到消息后，赶紧派人快马加鞭送信给曹操，提出自己的看法：“卫固虽有反叛之心，但没有公开叛变，只是以挽留老太守为借口，发兵阻断交通。河东共有三万户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叛反，若是我们贸然用兵，他们势必会因恐慌而听命于卫固。倘若卫固大权独揽，我们出兵却没打赢，河东之祸无止境；若是我们打赢了，河东百姓势必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做是残害全郡人民。倘若我单枪匹马前往，卫固一定会十分意外，他为人诡计多端却没有决断力，肯定不会杀我，而是会假装接纳我。只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定会想出办法稳住他。”

新太守上任，当然会带着一帮亲信随从，人一多行动就暴露了，因而他们才迟迟过不了河。现在形势吃紧，杜畿打算冒险单身前往。一个人走，风险当然很大，卫固本就不怀好意，若查知其行踪，只消派几个杀手就搞定了。但是，一个人走，如果乔装打扮一下，却也不容易被认出。

杜畿走小道，找了一处偏僻的渡口过了河，一个人到了郡城。入了城后，杜畿才亮出太守印信。卫固等人一瞧都懵了，他们没想到杜畿居然孤身赴任。卫固虽然与高干通谋，实则是想坐山观虎斗，所以没有急着扯起叛乱的旗帜。现在新太守杜畿来了，怎么办？是杀了新太守，公然与曹操决裂，还是先虚与委蛇呢？

中郎将范先力主杀掉杜畿，反了。卫固却迟疑不决，他与范先商量后，决定先采取一些手段，让杜畿知难而退，灰头土脸地自行离去。他们把郡主簿以下三十多人抓起来，扣上罪行，在郡府门前斩首示众。这明摆着是给杜畿一个下马威：识相的还是快滚蛋吧。不料杜畿竟然神情自若，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怎么办？卫固对范先说：“杀了杜畿对咱们没好处，只会让人抓住把柄，招来骂名。现在他被控制在咱们手心里，谅他也不能做什么。”

看上去杜畿真的一点威胁也没有。

卫固等人既不杀杜畿，就摆摆样子，把他尊为泥菩萨。杜畿以讨好的语气说：“卫氏与范氏都是河东名门望族，我当太守，还得仰仗你们才行。以后有什么大事，还得请你们一起商议。”按理说，太守是一郡最大的官，杜畿却一脸谦恭，卫固、范先当然十分得意。不仅如此，杜畿又委任卫固为都督，总揽全郡军事，同时代理郡丞一职，军政一手抓；至于城内将校官兵三千多人，全部由范先指挥。

不就是个软脚虾嘛！卫固、范先两人偷着笑，谁也不把杜畿放在眼里。

杜畿有自己的打算，先当好人，先服软，卫固、范先多少要卖他点面子。

这不，卫固打算在全郡范围内实施强制征兵，杜畿劝道：“这是扰民啊，还是得慢慢来，我看还是用募兵制好。”卫固一听，好像有道理，便改为募兵，结果应募者寥寥。杜畿是揣着精明装糊涂，过了不久，他又装作体恤民情的样子，对卫固说：“念家是人之常情，可以让诸将校、官吏轮流休息，有需要的时候，再把他们召集过来。”此言一出，诸将吏当然纷纷举双手赞成，卫固若是反对，恐怕会惹来众怒，只得勉强同意。

不得不说，杜畿着实高明，经他一番忽悠后，卫固的部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杜畿的算盘还不止于此，他暗中考察诸将，对正直的人加以笼络，把他们调出郡城，作为一支预备队；对投机倒把的人则想方设法解除军职，遣散回家。

没过多久，杜畿就在卫固的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势力，有几座县城已成为他的秘密基地。

尽管看上去河东郡还很平静，但谁都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

并州刺史高干的军队已逼近河东，进屯濩泽（今山西阳城西）。杜畿心里明白，过不了多久，卫固一定会联合高干，起兵叛乱。他趁卫固不备，悄悄地溜出河东郡城，前往一座效忠朝廷的县城，据城固守。由于杜畿是朝廷委派的太守，他振臂一呼，许多县城都响应，短短几十天，他就集结了一支四千多人的武装。

这下子卫固傻眼了，他一直以为杜畿是只病猫，岂知竟是一头雄狮。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再等了，便正式起兵叛乱，与并州刺史高干、游寇头目张晟结为同盟。只是太迟了。在杜畿周旋于河东的这段时间里，曹操已密令议郎张既游说关中诸将，马腾等人权衡利弊后，选择站在曹操一边。

马腾等关中军与杜畿联手，大破卫固、张晟联军。卫固机关算尽，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杜畿没有赶尽杀绝，他赦免其党羽，将他们遣送回家。

河东叛乱，对曹操的许都政权是一次巨大的威胁。若不是杜畿机智过人，一旦卫固先发制人，与高干、张晟联手，曹操与关中的联系便会被截断。河东若失，关中诸将恐怕将不再听命于许都，那么曹操一统北方的事业，将遭到重大挫折。

这里附带说一下，杜畿在三国史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但他的孙子杜预却是一代名将，为西晋一统中国、结束三国纷争立下卓越的战功。

此时此刻最郁闷的人当属高干。

他本想与卫固、张晟联合，构筑起一个反曹三角同盟，哪知卫固如此不争气，一战便败亡。得知河东危局已解，曹操悬到嗓子眼的心才算落下。现在是清算高干的时候了。

曹操亲自点兵，西征并州。

在此之前，高干便遭到乐进、李典的频频打击，有点吃不消了。曹操亲率生力军投入战场，包围并州军事重镇壶关。经过两个月的包围战，壶关守军投降。在曹操的穷追猛打下，高干走投无路，只得向南匈奴求援。

不过，这次南匈奴并没有施予援手。两个原因：其一，南匈奴被曹操打怕了。上次南单于伙同郭援、高干入侵河东郡，结果郭援被击毙，南匈奴军被包围于平阳，被迫向曹军投降。其二，袁氏已垮台，南匈奴不再效忠袁氏。在袁绍时代，南匈奴归附冀州，多次充当马前卒与打手。如今袁氏集团垮了，匈奴人才不愿为了高干去得罪曹操。

高干盼不来援军，只得向南逃窜，打算去投靠荆州牧刘表。这时高干精锐尽失，只剩下数名贴身骑兵，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他的运气着实太差，才逃到上洛，被当地都尉王琰捕获，当即被枭首示众。

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看不清自己。像卫固、高干等人，实力并不强大，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走上一条不归路呢？其中的原因，总在于自视过高。世上往往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妄自菲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另一种人是过于自负，认为自己比谁都强。

有一个人早就预见到高干的失败。

这个人名叫仲长统。

仲长统是个有智慧且博学的人，他游学天下，来到并州。高干听得此人肚子有墨水，对他十分尊敬，推为上宾，不时向他请教，询问天下局势变化。过了些时日，仲长统发现高干有很大的缺点，他直言不讳道：“您有雄心却无雄才，好士却不能择人，应该要深以为戒。”

高干向来自以为是争雄天下的英雄人物，岂料仲长统说他没本领，心里就来气了。其实仲长统这样说，无非是看到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劝他要找准定位，别冒冒失失地做傻事。高干显然不领情：我敬重你，你居然瞧不起我，这是哪门子道理。于是乎开始冷落仲长统，仲长统知他必败，便离开并州，远走他乡去了。

高干死后，袁氏的四州之地，即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全部被曹操吞并，曹操统一北方之势已定。只是袁尚、袁熙两兄弟亡命乌桓，这两人不除，曹操不放心。

北伐乌桓，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成功的代价：一代谋臣郭嘉病逝

乌桓是东汉帝国东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时叛时降，与帝国的关系非常复杂。袁绍打败公孙瓒后，占据幽州，极力笼络乌桓，封蹋顿为乌桓王，其余几位酋长为单于。袁尚、袁熙丢了自家地盘后，走投无路，只得前去乌桓避难。乌桓王蹋顿拍着胸脯保证，要以武力帮袁尚、袁熙夺回被占的地盘。此后，乌桓骑兵频频入侵，边疆没有安宁的时候。

不打垮乌桓，北方永无太平。

曹操开始为北征乌桓做准备，他派人挖了几条人工运河，作为运输粮食的通道。

并非所有将领都支持北伐乌桓的计划，反对者纷纷上言：“袁尚就是个流亡者罢了。蛮夷部落向来贪财，没什么情义可言，怎么可能被袁尚利用呢？倘若我们发动远征，刘备势必会说服刘表，趁机袭取许都。万一许都被端掉，皇帝落入刘表、刘备之手，到时追悔莫及。”

诸将的看法固然有道理，不过曹操更想听听郭嘉的意见，因为他总是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

郭嘉坚定地支持北伐乌桓，他分析说：“明公虽威震天下，但乌桓自恃偏远，必定不加防患。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可一战而破之。再说了，袁绍对百姓与蛮夷都有恩德，他的儿子袁尚、袁熙还活着，冀、青、幽、并四州虽然臣服，百姓只是慑于我们的武力，并非真心归附。若我们放弃北伐，转而南征荆州，袁尚就会以乌桓人为后盾，招罗死忠之臣，到时乌桓大军出动，四州之民众就会纷纷响应，青州、冀州恐怕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那么刘表会被刘备怂恿，趁曹操北伐时偷袭许都吗？

郭嘉指出：“刘表只是坐以论道之人，心里明白自己没有领导刘备的本事。想委以重任，担心制不住他；不委以重任，又怕刘备不肯为自己所用。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就算把全部兵力投入北征，刘表也不会轻举妄动。”

三国的这些谋士，个个都是一流的心理专家，对人心的拿捏真是恰到好处，只可惜他们没有传下心理学的著作。

这是一个赌局，把朝廷命运押在刘表的性格上，说实话，很玄，很不靠谱。

别人可能会对郭嘉的分析嗤之以鼻，但曹操不会。因为郭嘉每次出谋划策，都被证明是深谋远虑。不信郭嘉，曹操还能信谁呢？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乌桓之役打响。

曹军渡过易水，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曹军沿着海滨推进，路上泥泞难行。乌桓王蹋顿侦知曹军远道而来，急调军队据守险关要隘，想要奇袭，难度很大。怎么办呢？曹操焦急地踱来踱去，突然间想起一个人。

此人名叫田畴。

田畴本是幽州牧刘虞的部下。刘虞被公孙瓒害死后，田畴立誓为主公报仇，他率领宗族以及追随者数百人，隐居于无终（今天津蓟县），发誓道：“主公的仇不报，我没有颜面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带领这些人在徐无山一带开荒种田，很多人前来投奔，短短几年时间，有五千户人家在这里扎根。田畴颇有政治才干，这里成了一块政治实验田，他制定了十几条法律，又兴学办校，搞得风风火火。

袁绍灭了公孙瓒后，多次派人前往无终，请田畴出山，还颁给他将军印信，田畴一概拒绝。又过了几年，袁氏集团垮台，田畴要何去何从呢？这时朋友邢颙对他说：“自黄巾民变以来，国家乱了二十多年，对战争早已厌倦了。曹操法令森严，国家的混乱局面有望结束，不如我先去探探风声吧。”

邢颙到邺城拜见曹操，曹操有意招揽田畴，便委任邢颙为冀州从事，同时征召田畴前往冀州。以前袁绍多次征召田畴都未成功，这次曹操一开口，田畴便带着自己的人马前往了。这里有一个原因。自从袁尚、袁熙逃亡乌桓后，乌桓骑兵频频南下，田畴的老家右北平屡遭蹂躏，令他非常愤慨。田畴一心想报仇，只是自己的实力着实不是乌桓的对手，心有余力不足。能消灭乌桓的，只有曹操，只有投靠曹操，他才能为父老乡亲报仇。

机会终于来了。曹操北征，对幽州地形了如指掌的田畴随军出发。

曹操正在为道路难行而犯难时，猛然想到田畴，这次他找对人了。

田畴对曹操说：“这里有一条古道，是从卢龙通往柳城（乌桓大本营），自从光武帝年间就毁坏严重，道路断绝，至今两百年了。荒废时间虽久，道路仍然隐约可辨，可以穿行。现在乌桓人认为我军势必要从无终穿行，已占据险关要隘。我们不如假装撤军，绕道从卢龙越过白檀，袭击他们守备薄弱的后方。这条路虽然较险，却比较近，击其无备，蹋顿可一战而擒。”

曹操听罢，脸上愁云顿去。

为了迷惑乌桓人，曹操大张旗鼓地撤军，并在路边大树上挂了个公告牌，上面写道：“如今正是盛夏，道路不通，且等到秋冬时再进军。”乌桓侦察兵尾随而来，见敌人已是人去营空，便回报蹋顿：“曹军已悉数撤退了。”

蹋顿哪里想得到，曹军在田畴的带路下，入了徐无山，凿山开道，填平谷地。郭嘉再次提议：“兵贵神速。现在千里奔袭，辎重太多，难以达到奇袭效果，若是被乌桓察知，定会做好战斗准备。不如留下辎重，轻兵行进，杀他个措手不及。”

曹操听从其计，轻装上阵，急速推进，在荒废的古道上穿行数百里，直奔乌桓老巢柳城。

乌桓王蹋顿发现曹军行踪时，曹军距离他只有两百里的距离。两百里虽然不算很近，可是这一带没有重兵把守，曹操可以长驱直入。蹋顿慌了手脚，赶紧把主力从南部调回。只是一着错，先机尽失，未能及时占据险要地形以抵御曹军。

曹操率先头部队进抵白狼山，与乌桓大军相遇。乌桓骑兵有数万兵力，首领蹋顿带着袁尚、袁熙以及辽西单于、右北平单于等人抵达战场。这时曹操的后续部队还没到达，兵力上不如乌桓，战还是不战呢？曹军上下看到乌桓人多势众，心里有几分畏惧。但曹操毕竟是曹操，见过的世面多了，临危不乱。他登高而望，看到乌桓人数虽众，却来得匆忙，人疲马困，混乱不堪。

此时不击，更待何时！

一位伟大的将领，必须具备审时度势的本领、当机立断的决心。

张辽本是吕布手下的悍将，曹操正需要借他的勇悍来鼓舞士气。张辽身先士卒，纵马出击，以寡击众，冲入队形不整的敌阵，左劈右砍。主将如此，士兵们个个也鼓足勇气，以一当十。在曹军的疯狂猛扑下，战斗成一边倒的格局，兵力更多的乌桓军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更糟糕的是，乌桓首领蹋顿在战斗中被击毙。头头都死了，这仗还怎么打呢？乌桓兵败如山倒，一路溃退。

曹操得势不饶人，奋起直追，又击毙多名乌桓酋长。辽东单于苏仆延见势不妙，与袁尚、袁熙带着数千骑兵逃往辽东，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乌桓全线崩溃，其控制下的胡人、汉人二十余万向曹军投降。

一战破乌桓，曹操威名震动北疆。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发生动荡、内战，北方的游牧民族势必兴起，成为中原之心腹大患。譬如秦末逐鹿中原，匈奴兴起，冒顿单于横扫北方，以汉高祖刘邦之雄才，还被他困了七天七夜；譬如两汉之交，匈奴再度崛起，以光武帝之伟略，也只得采取守势。后世的例子就更多了：西晋内乱，五胡乱华；隋末内战，突厥兴起；及至唐末五代宋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更强大，元清两代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当国家陷入四分五裂之时，游牧民族之外患仍未足惧者，只有两个时代，其一是春秋战国，其二是三国。笔者认为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人才最鼎盛的时代。因此我们在回味王夫之说的“汉独以强亡”时，他所说的“强”，并不是皇室中央强大，而是国家的武力十分强大，外夷不足以撼动。曹操征乌桓，一战定之，足见此时的中国虽分裂，在武力上仍然是天下无敌的。

乌桓之战，赢得漂亮，但袁尚、袁熙两人还是跑了，逃到辽东。

要不要一鼓作气进军辽东呢？

曹操笑道：“用不着，我就等着公孙康把袁尚、袁熙的人头送来。”

辽东是中国一个偏远的郡，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公孙康虽说只是太守，实际上就是辽东的土皇帝，割据一方的军阀。在当时边疆割据势力中，辽东是比较强大的，这得益于公孙康之父公孙度的苦心经营。

公孙度是东汉末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本是小公务员，凭着自己的才干步步高升。公元189年，董卓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给了他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到了辽东后，公孙度以铁腕治理，威名渐立。当时中原诸侯大打出手，谁也没有理会边远地区的辽东，公孙度趁机扩张势力，出兵征讨高句丽、乌桓，夫馀国与濊（huì）貊（mò）部落皆前来归附，威震海外，俨然成为东北一霸。对公孙度来说，太守一职显然太小了，他索性自封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度去世后，其子公孙康继承其业。

曹操不仅没有进攻辽东，反而下令班师回朝。大军都撤走了，公孙康还会杀掉袁氏兄弟吗？诸位将领都不信。曹操对众人说：“公孙康向来忌惮袁氏的力量，若是我们发动进攻，他为了自保，定会与袁尚、袁熙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撤兵，他们就会相互猜忌，自相残杀。你们等着瞧吧。”

果然不出曹操所料。袁尚、袁熙以及乌桓单于苏仆延逃亡到辽东后，公孙康表面上接纳他们，实则别有企图。如今袁氏大势已去，曹操势力独大，只要不是傻瓜，就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了。于是他假意盛情邀请袁尚、袁熙赴宴，暗地里在马厩埋伏刀斧手。袁尚、袁熙不知是计，还没入座，刀斧手便一拥而上，把两人放倒，砍了脑袋，送到曹操那领赏去了。

至此，东汉末年曾雄踞四州之地，曾实力最强、呼风唤雨的袁氏集团被彻底消灭了。想当年，袁绍凭借四世三公显赫的家族背景、曾经担任司隶校尉的政坛影响力，振臂一呼，天下英雄追随，起兵讨董，割据一方，何其壮也。袁绍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性格上的弱点，刚愎自用，不能任人唯贤，有沮授、田丰这样的谋士却不能善用。袁绍死后，诸子争权，袁谭引狼入室，自取灭亡；邺城被围时，袁尚仍热衷内斗，最后身首异处，理固宜然。

北伐乌桓一役，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军事大冒险，他侥幸成功了。

成功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是谋士郭嘉之死。

郭嘉是在回师途中病死的。北征军返回时，已是天寒地冻的时节，雨季过去，旱季来临。两百里内寻找不到水源，粮食也开始匮乏。这对曹操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倘若不能战胜天灾与饥饿，军队就有崩溃的危险。他下令杀战马以充饥，数千匹马被宰了当粮食，总算有得吃。那么水源呢？只能挖地下水。一直挖到三十丈深的地方，方才看到汩汩而出的泉水。

尽管粮食与水源得到解决，但许多将士还是病倒了，其中包括一代谋臣郭嘉。他这一病，便起不来了，最终英年早逝，年三十八岁。

曹操非常伤心，他对荀攸等人说：“你们几个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只有奉孝（郭嘉的字）最年轻。如今天下大局已定，我正想把后面的事托付给他，谁想到竟中年夭折。唉，这难道是命吗？”

后来曹操上表朝廷，以表彰郭嘉的功绩，在表文中写道：“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

回到邺城后，曹操搞了一次突击调查，调查当初哪些人反对远征乌桓。难道曹操要秋后算账吗？曾反对北征乌桓的人都惴惴不安。谁知等待他们并不是惩罚，而是重赏！

曹操解释说：“这次征伐乌桓，危险重重，虽然取得胜利，实是运气，全蒙上天保佑。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规的作战。各位的反对并非没有道理，所以我要奖赏你们，以后不要害怕提出反对意见。”

这就是曹操能成就伟大事业的原因。兼听则明，偏听则失，曹操的言下之意是：我并不是万能的，此番出征，实有失败的风险，你们应坚持己见，有什么想法都得说出来。

作为一名统帅，最要命的就是刚愎自用，袁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别人的智慧都不如我。而曹操则明智得多，因为他会反思。即便是北征胜利了，他还会反思，这次远征是不是万无一失呢？显然不是。

曹操说征乌桓的胜利实是侥幸，并非虚言。

游牧民族英勇善战，若不是出其不意，击其无备，不可能打得如此顺手。但是这次奇袭战，与原先制订的计划完全不同。由于天降大雨，迟滞了军队的行进，乌桓人已是布下重兵防备，若仍依原计划行事，势必变成艰难的持久战。说侥幸，是因为田畴指明了一条荒废的古道，这才有奇袭的机会。可是我们要想想，并不是每一战，都有这种运气出现。

如果没有一战而定乌桓，结局将是可怕的。一旦乌桓将战争拖到冬季，谁能料想到这个冬季居然会是大旱呢？无粮食无淡水的曹军，是否会像拿破仑、希特勒那样，在横扫天下之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发生命运的转折？

战争，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曹操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仍保持冷静与清醒，真是难能可贵。

在曹操看来，击破袁氏集团后，天下无忧矣。正如他在郭嘉死时所说的：“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已固，剩下来的事，就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不臣服者一个个扫地出门。

这种思路，似乎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中国的重心在于中原，中原拥有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密集的人口、先进的科技。从秦朝以来，得中原者，征服四境之地，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譬如说，秦国以数百年时间才得以征服中原，而平定广袤的南方则易如反掌；汉武帝时平定南越、西南夷，亦是不费吹灰之力。

在曹操看来，关西军阀虽多，但他们四分五裂，没啥实力；辽东公孙康，把袁尚、袁熙脑袋都送来了，不足为虑；西南刘璋、张鲁，不过是阿猫阿狗之辈罢了。唯一要动点气力的，也只有荆州刘表与江南的孙权。只是荆州与江南的战士，岂比得上身经百战的中原雄狮呢？

曹操很乐观，觉得天下指日可定。

可是他却料不到，真正的三国时代才刚刚到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且来看看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旷世豪杰，是如何实现天下鼎立的。

十一
三国三大战役：赤壁之战

隆中对：诸葛亮的战略构想

曹操意气风发，刘备却十分失落。

当曹操大举北征乌桓时，刘备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劝刘表抓住这个袭取许都的良机——而这正是曹军将领所担忧的。不过，刘表的反应也早在郭嘉的预料之中。首先，刘表本来就只想当个草头王，胸无大志，保住自家一亩三分地就是他的全部理想；其次，倘若派刘备攻取许都，万一刘备一走就不回头了怎么办；其三，荆州不断地遭到孙权的打击，这一年（公元207年），孙权大举进攻黄祖所在的江夏郡，俘获甚众。

等到曹操平定乌桓后，刘表才略感后悔，对刘备致歉道：“我没听您的，错失大好机会。”

刘备苦笑道：“如今天下四分五裂，每天都有战事，机会还会有的，又不止这一次。若能抓住下一次机会，这次失误也是可以弥补的。”

话虽如此，刘备还是很惋惜。虽说还有机会，可这么好的机会，恐怕没有了。

这些年，刘备四处寄人篱下。

自从丢了徐州，他先后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没有自家的地盘。他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却缺少像郭嘉、荀彧、荀攸、沮授、田丰这样的谋士。孙子不是说过“上兵伐谋”吗？没有谋士群，光靠“大胳膊”怎么打得赢呢？不行，一定要找到优秀的谋士。

到了荆州后，刘备开始察访奇人异士。当时他听说襄阳人司马徽很有学问且交游甚广，便前往请教，希望他推荐几个深谋远虑的人才。

史书上说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他对刘备说：“一般的儒生俗士，哪里知晓时务呢？能识时务的人，一定是豪杰才俊。在襄阳这个地方，就有两个奇人，一个人称伏龙，一个人称凤雏。”

刘备听了大喜，赶紧问道：“此二人是谁呢？”

司马徽道：“乃是诸葛亮与庞统两位先生。”

司马徽有个好友名叫庞德公，在当地也很有名望。当时诸葛亮常去庞德公家拜访，故而司马徽对诸葛亮十分了解。庞统则是庞德公的侄儿，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所以大家不知他胸有韬略。庞德公颇有识人之才，他曾把诸葛亮称为“卧龙”，把庞统称为“凤雏”，把司马徽称为“水镜”。

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与庞统，刘备把两人的名字记在心里。回到新野后，恰好有一人来访，此人名为徐庶，乃是颍川人士。刘备本是黑社会大哥，对人颇为义气，甚是器重徐庶。两人谈话间，刘备向他问起诸葛亮与庞统。

没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凑巧，徐庶非但认识诸葛亮，还是他的朋友。徐庶说：“诸葛孔明乃是卧龙，您想见他吗？”

司马徽称他伏龙，徐庶称他卧龙，这个诸葛亮有这么神奇吗？刘备大感兴趣，便说：“当然想见啊。就请您陪他一起来吧。“徐庶呵呵一笑，道：“这个人，您可以上门拜访他，不可以委屈他前来。我看将军还是亲自跑一趟吧。”

接下来便是非常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这一段写得十分精彩，不过那是小说家的笔法，多是出于想象。那么历史上刘备是否真的三顾茅庐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三顾茅庐的过程，史料写得很简略：“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去了三回，才见到诸葛亮。至于前两次诸葛亮是故意躲着不见呢，还是外出呢，就不得而知了。

诸葛亮，字孔明，当时寓居于襄阳隆中。他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因为他总自比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管仲、乐毅。后来他在《出师表》中曾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写得自己像个逍遥自在的人。其实既然他自比管仲、乐毅，说明他是有政治抱负的，只是未逢明主，暂且隐居罢了。

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贤臣，他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乐毅则是战国时代的燕国名将，在他的努力下，默默无闻的燕国一举打败东方霸主齐国，跻身强国之列。管仲与乐毅都有不世之才，都遇到了明主——齐桓公与燕昭王都是一代明君。由此我们便可猜想，诸葛亮并非真的“不求闻达于诸侯”，而是在耐心地等待明主的出现。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亮不过是个会吹牛的家伙罢了，住在草庐里，还侈谈什么当管仲、乐毅一类的人物，简直是神经病。

不过，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除了司马徽与庞德公外，还有两个人十分欣赏诸葛亮。一个是徐庶，另一个是崔州平。崔州平是崔烈的儿子，崔烈是前司徒，他的故事前面有讲过，当初崔烈为了当“三公”，找到汉灵帝的奶娘说情，以五百万钱的价格弄到了司徒的官帽，后来汉灵帝还直呼这个官卖得太便宜了。

特立独行是有好处的，就算被称为神经病，起码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人，不然刘备上哪找他呢？

刘备上门找了三回，终于见到了诸葛孔明先生。这时的刘备不再是当年的小混混，而是大人物了，当过徐州刺史、豫州刺史，虽说老寄人篱下，但到哪里，谁都得敬重他。与刘备相比，诸葛亮只是个小人物，大人物能锲而不舍地登门拜访，这份诚意，是诸葛亮最看重的。后来诸葛亮回顾往事时，这样说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不错，三顾茅庐，可以看出刘备求贤若渴。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与他一拍即合呢？很显然，孔明先生对刘备早有考察了。

不要以为诸葛亮是个书呆子，他对天下局势了如指掌。当时没有电视、报纸、手机、互联网，诸葛亮怎么会了解政治局势呢？

诸葛亮自称“布衣”，又说“躬耕于南阳”，给人感觉他出身卑微，只是个农夫罢了。其实不然，诸葛亮是大有来头的。他的父亲诸葛珪曾担任泰山郡丞，不过在诸葛亮八岁那年就死了，他便由叔叔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官至豫章太守，后来投靠刘表，诸葛亮跟着叔父到了荆州。由此可见，诸葛亮绝非农民，而是官二代。

我们继续整理诸葛亮的人脉图。诸葛亮有个哥哥，名唤诸葛瑾，也是三国史上重要人物，他留在江东，后来成为孙权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官拜大将军。除了哥哥，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襄阳望族蒯祺，蒯祺官至房陵太守；二姐嫁给庞德公之子庞山民。

从以上人脉关系图不难看出，诸葛亮是有很大的一张关系网，他的叔父、哥哥及姐夫都是在政坛有影响力的人，这就使得诸葛亮有了解政治时局的途径。如果没有这些关系，诸葛亮光是躲在家里读书，很难获取第一手信息，也就谈不上有对政治人物的了解及对时局的精辟见解。

因此，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已经深知他的为人。那诸葛亮为什么会选择刘备呢？刘备这个人虽说没多少文化（尽管曾拜卢植为师），但在军阀中，他最为特别：其一，刘备古道热肠。当年孔融被黄巾军围困，刘备率兵解围；陶谦为曹操所攻，刘备又前往营救。其二，刘备人品好。他对治下的百姓好，其军队纪律也不错。反观曹操，虽然有雄才大略，但为人过于残暴，在征徐州时曾屠戮百姓，在官渡之战中又杀俘七万，这样的人，诸葛亮是不会去投靠的。其三，刘备有雄心。诸葛亮的志向，是当管仲、乐毅那样的一代名臣，名臣就必须要择明主。其实很早就有人发现刘备与众不同，曹操就说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能被曹操视为英雄的人，诸葛亮难道会忽略吗？

真正让诸葛亮感动的，是刘备三顾茅庐。

一个地位尊贵的人，却屈尊多次登门拜访地位低得多的人，自古以来，恐怕也只有信陵君做得到。今日刘备仿若信陵君复生，这种人，好几百年才会出一个，就连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不曾这样礼贤下士。刘备能像刘秀那样中兴汉室吗？诸葛亮显然认为他有这样的潜质。

刘备终于见到卧龙诸葛亮了。

他不是来泡茶的，而是来请教的。

此时的刘备太迷惘了，他不知何去何从，不知自己的雄心会不会付诸流水。他对诸葛亮说：“汉室完蛋了，奸臣用命，我自不量力，想伸张正义于天下，只是智谋浅短，直至今日仍屡遭挫折。可是我的志向还在，先生有什么计谋吗？”

诸葛亮回答道：“如今曹操已拥有百万雄兵，挟天子而令诸侯，实在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从孙坚、孙策算起，已有三代，有长江之险，民众归附，且能招揽贤才，可与之结盟而不可图谋其地。荆州处要冲之地，北据汉水、沔（miǎn）水，南抵南海郡，东连吴、会之地，西通巴、蜀，正是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而荆州牧刘表却不能善加利用，这大概是老天爷要送给将军您吧。西南的益州，四周地形险峻，其中沃野千里，乃是天府之国。据守益州的刘璋是个昏弱之人，虽然民殷国富，刘璋却不懂得珍惜，加上北方又有张鲁威胁，大家都盼望能有一位明君到来。将军您是帝室后裔，信义著称于海内，若能据有荆州、益州，控险扼要，抚定戎人、越人，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这段话足见诸葛亮的战略远见。

他告诉刘备，曹操是只大老虎，暂时还摸不得；孙权实力虽逊于曹操，也十分雄厚，得罪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占据荆州、益州，以其为根据地，徐图发展。这个战略，实已显出未来三国鼎立的格局。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简简单单的一段话，见解却极其精辟而独到，刘备仿若拨云见日，欣喜至极，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此后，刘备更加敬重诸葛亮，两人的关系愈加亲密。看着大哥结识新朋友，还打得火热，关羽与张飞这两个小老弟心里不舒服：我等与大哥是出生入死，你诸葛亮突然跑来，不是要破坏我们与大哥的关系吗？他们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两人常常在刘备那儿说诸葛亮的坏话。刘备十分不高兴，斥道：“我得到诸葛先生，如鱼得水，你们两人莫说闲话了。”

关羽与张飞虽然不服，但都是直肠子，既然大哥这样说了，咱就听吧，以后两人都闭口不说了。

刘备心中燃起希望之火，可是荆州的局势却不那么乐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荆州将领甘宁叛变，投降孙权。

甘宁本是益州牧刘璋手下的将领，后来率八百人投奔荆州。到了荆州后，他没能受到刘表的重用，长期郁郁不得志。刘表虽然割据荆州，但胸无大志，也没什么识人之明，在他治下就有许多杰出人才，他却视而不见。像诸葛亮、庞统这样的谋士，像甘宁这样的武将，都被埋没了。甘宁料知刘表干不成大事，遂产生前去投奔孙策的念头。

他打点行李，动身出发，行至江夏郡时遇到戒严，无法继续前行。江夏太守黄祖是孙策、孙权的杀父仇人，孙策平定江南后，报仇之心更甚，发兵进击江夏。甘宁一看，既然走不了，不如先投奔黄祖。黄祖当年因射杀孙坚而名震天下，其实不过是侥幸得手，并非有万夫不当之勇。黄祖收留了甘宁，却仍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让他当了个小头目。

甘宁年轻时就因“有气力、好游侠”而闻名，他决心在战场上好好表现，以自己的实力获得升迁。

机会终于来了。

孙策死后，孙权继承其业，大举进攻江夏。黄祖根本不是对手，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孙权手下一名校尉唤作凌操，紧追着黄祖不放。眼看黄祖就要被擒，此时甘宁突然杀出，一箭射死凌操，救了黄祖一命。若是换作曹操，势必要马上提拔重用甘宁，可是黄祖就是一庸将，对甘宁的救命之恩视而不见，非但没有加以提拔，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倒是都督苏飞对甘宁的勇敢十分欣赏，多次推荐给黄祖，黄祖理都不理。甘宁彻底失望了：看来待在这里是一点前途也没有，不如想办法脱身，前去投奔孙权。

当时江夏与孙吴集团处于战争状态，要脱身当然没那么容易。甘宁得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赏识他的都督苏飞。苏飞知道甘宁是个人才，便有意放甘宁一马。一天，苏飞请甘宁喝酒，几杯下肚后，便说道：“岁月流逝，人生几何？你也别待在这里了，不如早做打算，去投奔个能赏识你的人吧。”

甘宁沉默良久后说：“我虽有这个打算，却不知如何离开。”

苏飞说道：“我打算举荐你为邾县县长，到时你就可以自己决定去向了。”

甘宁十分感动，遇到苏飞，实是他人生的幸运。在苏飞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江夏，逃到江东。

甘宁在荆州待了十四年，刘表、黄祖等人根本没去注意过他。可是当他到了江东，立刻就被当作闪闪发亮的金子。

谁的目光如此敏锐呢？正是周瑜与吕蒙。

我们不得不说，英雄才会惺惺相惜，刘表与黄祖都不是英雄，当然发现不了英雄身上的优秀品质。

周瑜与吕蒙联名向孙权推荐了甘宁。

孙权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有一个人跳出来极力反对。谁呢？凌操之子凌统。凌操是被甘宁一箭射死的，父仇不共戴天，凌统焉能咽下这口气！

考验孙权的时候到了。周瑜与吕蒙都认可的人，必定是人才，得到甘宁，他不仅得到一员勇将，更是得到一把打开江夏的钥匙。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袖，要有主见，不能因为部下的反对而退缩。他一面给凌统作思想工作，一面厚遇甘宁，把他当作旧臣看待。这就是一个领袖的胸襟与气度。

为什么最后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而不是其他人呢？因为他们在挖掘人才上不遗余力，三国史就是一部人才竞争史，得人才者胜，失人才者亡。袁绍、袁术、刘表都曾权重一时，最后全失败了，只要看看他们的用人之术，就可知他们失败的原因了。

甘宁的到来，对孙权来说意义非凡，而且很快，孙权就获得了超值的回报。

一个弱女子，完成了三国时代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次复仇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年孙权都做了什么。

孙权上台后，江东政局动荡，堂兄孙辅阴谋叛反，庐江太守李术作乱，这些都使东吴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北面的曹操虎视眈眈。由于孙权年龄还不到二十岁，曹操打算采取吓唬加威胁的手段逼其就范。公元202年，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发了一道命令，要孙权派弟弟或儿子到京城做官——实际上就是当人质。怎么办呢？孙权召集群臣商量。

负责内政的张昭犹豫不决：送人质去吧，恐有不测；不送吧，要是曹操大举南征，以东吴的实力，肯定顶不住。孙权一想，张昭就是个文人，这事还得听周瑜的意见。另外，若是要送自己的弟弟去当人质，也得母亲吴夫人同意才行。于是他召周瑜前来，二人一同去拜见吴夫人。

周瑜的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人质不能送，他说：“以前楚国刚刚立国，土地不到百里，但继承者明君辈出，他们开疆拓土，据有现今荆州、扬州之地，传国九百年之久。如今将军（孙权）继承父兄事业，拥有六郡之地，兵精粮多，将士效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心不乱，有什么理由送上人质呢？一旦送上人质，就不得不被曹操牵着鼻子走，他一征召，就不能不去。这样的话，是受制于人。就算曹操大发慈悲，最多也不过是给封个侯，有仆人十几名，马车数辆，马数匹，这种待遇，与南面称王岂可同日而语？！不要送上人质，我们静观其变。要是曹操果真是想匡正朝廷，以后再归顺他也不迟；若他图谋不轨，只会自取灭亡，自顾不暇，哪能害人！”

听到这里，吴夫人以欣赏的眼光望着周瑜，点点头道：“周瑜说得好啊。”接着她又转头对孙权说：“周瑜与你哥哥同年出生，只是小一个月，我把他看作自己的亲儿子，你也应该把他当作兄长对待。”

当年周瑜把孙策一家接到自己的家乡，还腾出豪宅让吴夫人住，与孙策一家非常熟，如同亲人。吴夫人也不把周瑜当外人，而是当自家人看。

孙权自然谨听母亲教诲，拒绝遣送人质前往许都。

曹操收到孙权的回复后，十分不高兴，不过他的战略是先北后南，先征服袁氏集团，再讨伐孙权，故而也只能干瞪眼，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曹操终于发动对袁尚的战争，东吴也暂保无虞。

孙权获得喘息之机，开始筹划讨伐黄祖。公元203年，东吴军队大举西征，在水战中大破黄祖舟师。不过孙权还是略显急躁，因为此时江东诸郡仍不安定，山贼众多，风闻大军西征，又跑出来打家劫舍。攘外必先安内，山贼不扫平，孙权无法集中精力消灭黄祖。

很快，孙权发动规模空前的讨伐山贼之战。征虏中郎将吕范征讨鄱阳、会稽山贼；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伐乐安；太史慈清剿海昏；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将领讨伐山越。这一系列战斗，全都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建安、汉兴、南平诸地也发生民众起义，各有万余人，被南部都尉贺齐逐一击破。

经此扫荡，东吴混乱的局面总算得以稳定。

然而不久后，一个悲剧发生了：孙权的弟弟孙翊被部将妫览、戴员刺杀身亡。

妫览和戴员是前吴郡太守盛宪的部下，盛宪颇负盛名，与孔融是好朋友。孙策平定吴郡后，盛宪不愿意效忠，孙策虽没杀他，但心里对他颇为忌惮。孙权上台后，孔融建议曹操征召盛宪入京。曹操于是以朝廷的名义发了诏书，拜盛宪为骑都尉。孙权得知后，不等诏书到达，就处死了盛宪。

盛宪一死，妫览、戴员二人担心受牵连，便逃入山中。孙翊任丹阳太守后，广招贤才，非但没治妫览、戴员的罪，还邀请两人出山，授予要职，以妫览为丹阳大都督，戴员为郡丞。谁知孙翊好心没好报，妫览、戴员一心想为主公报复，竟然痛下杀手，刺死孙翊。

政变发生后，将军孙河第一时间赶赴宛陵（丹阳郡政府所在地），被妫览、戴员派兵截杀。这样，丹阳郡完全控制在叛军手中。

妫览、戴员心里明白，杀了孙翊，孙权绝不会善罢甘休。两人早已想好出路，火速派人联络扬州刺史刘馥，请求他出兵历阳，到时宛陵将举城投降。

政变很成功，计划很缜密，几乎滴水不漏。

但也仅仅是几乎，因为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毁了他们的计划。

这个女人是孙翊的妻子徐氏。

孙翊是孙权的弟弟，东吴第二号人物，他的妻子自然漂亮。漂亮的女人总让男人动心，妫览是男人，他也动了心。他突发奇想，要娶这个漂亮的女人。

死了丈夫的女人，是柔弱的女人。柔弱的女人面对这个色眯眯却强势的男人，如同一根在风中飘荡的芦苇，没有力量。女人无法抗拒，只得假意答应，但她提了一个要求，须等到她把丈夫的后事办了。

这个要求很合理，妫览没理由拒绝。徐氏以办后事为借口，暗中联络了丈夫的旧将孙高、傅婴，密谋复仇之计。孙高与傅婴本不是英雄，主公被弑，他们没敢复仇，因为人都怕死。徐氏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女人都可以豁出去，拿命一赌，男人怎么好意思退缩？傅婴、孙高被徐氏坚定的决心打动，就算死，那就死吧，至少要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日子到了，妫览准备迎娶漂亮的女人。女人沐浴更衣，换上新娘的盛装，笑靥如花。所有人都惊呆了，尊贵的孙翊夫人在丈夫被杀不久后，就要嫁给仇人？有些人悲伤，有些人叹气。

妫览是老江湖，自然小心谨慎，他先派人前往察看，徐氏神色自若，毫无悲戚。女人果然是水性杨花，妫览放心了。

迎亲的轿子到了，新郎官妫览满面春风，哼着小曲进了徐氏的房间。花枝招展的徐氏比任何时候都漂亮，她见妫览进屋，便假意上前迎拜。朝思暮想的女人就在眼前，妫览心花怒放，可没想到，女人忽然开口了，她用冷冰冰的语气说道：“二位将军，可以动手了。”话音刚落，埋伏在一旁的孙高、傅婴拎着刀猛蹿出来，不容分说朝妫览脑袋上劈去，妫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一命呜呼了。

妫览死了，戴员还在门外，这时二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壮士从两旁杀出，很快戴员就与妫览相会于九泉之下。这二十几个壮士，正是孙高、傅婴的手下健儿。

这是三国时代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次复仇。美丽的女人绝不可以轻视，因为她们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徐氏脱下新娘服，再次换成丧服，以妫览、戴员二人的脑袋祭奠丈夫。

一个弱女子，凭自己的本领，把丹阳郡从叛军手中夺回来了。

当孙权急匆匆地率军赶到丹阳时，惊奇地发现叛军首领已被诛杀。他没有放过妫览、戴员的爪牙，将他们统统处死，而功劳卓著的孙高、傅婴则升迁为牙门将。

经历剿山匪、平内乱后，东吴政局总算风平浪静。

西征江夏、消灭黄祖又被摆上议事日程。

公元207年，孙权再度大举用兵江夏。这次出击差一点就逮到了黄祖，岂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甘宁一箭射死凌操，救了黄祖一命。这时孙权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不得不撤兵而去。孙母吴夫人是个出色的女人，丈夫孙坚南征北战时，抚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她身上，她教子有方，儿子们个个出类拔萃。不仅如此，吴夫人还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女政治家，在孙策死后，孙权遇到大事时，总要向母亲请教。吴夫人临死时，孙权不在身边，周瑜也没在身旁，她召来张昭，嘱咐后事，希望他能尽心辅佐孙权。

东吴两次征讨黄祖，都半途而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从江夏前来投奔东吴的甘宁。

甘宁在荆州待了十来年，又在黄祖手下当差三年，对江夏的情形了如指掌。他向孙权提出一个战略主张：

“如今汉室衰微，曹操必定会篡位夺权。荆州地形险要，实可作为西面的屏障；依我观察，刘表这个人没什么深谋远虑，儿子们个个不成器，不能继承家业，主公应该及早图谋，不能落在曹操后面。要图谋荆州，必先消灭黄祖。黄祖老了，他手下那帮人又很贪婪，吏民士人都心有怨言。江夏郡缺粮缺钱，不仅农业荒废了，战船武器也都陈旧不堪，军队更是毫无纪律。主公若大举发兵，黄祖必败无疑。只要击破黄祖，一路西进，占据楚关，扩张势力，便可进一步窥视巴、蜀之地了。”

甘宁的战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诸葛亮的意图是占据荆、蜀，以求三分天下，而甘宁的意图则是吞并荆、蜀以实现南北对峙。

孙权听完后拍手叫好，坐在一旁的张昭却泼冷水说：“现在东吴民心尚未稳定，倘若大举西征，恐怕后方要出乱子。”

自孙权上台以后，东吴发生数起叛乱、兵变，连孙权的弟弟孙翊都死于非命，还有数不清的山贼刚刚被镇压下去，若是攻荆州继而取巴蜀，后方岂不又要生变？

听了张昭的话，甘宁挖苦道：“主公把您当萧何对待，您留守后方，却担心发生叛乱，怎么能效法古代名臣呢？”这话说得够尖锐刻薄。当年楚汉争雄时，刘邦征战于外，萧何留守后方，萧何不仅把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兵力支援前线，是刘邦最终打垮项羽的大功臣。

张昭闻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孙权倒了一杯酒，递给甘宁，说道：“今年定会出兵讨伐，就像我给你这杯酒一样，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只管努力拟定作战方案，能灭掉黄祖，就是你的功劳，何必太在意张长史的几句话呢？”

其实孙权心里也明白，张昭搞内政可以，若论军事，自己还是得倚重周瑜、吕蒙、甘宁这些人。甘宁在刘表、黄祖手下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孙权却把他当作大人物，让他当参谋长，制定战略总计划。从这点看，孙权比起刘表、黄祖，不知要高明多少。

黄祖老了。

射杀孙坚，成就了他的威名，也令他背负了一生的债。

冤有头，债有主。该来的，终究会来。

孙权第三次出兵江夏，这一次他志在必得。

东吴的水师在战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屡屡击破江夏水师。黄祖带兵多年，也不是吃素的，吃过几次亏后，他研究出一种新战法。这种战法，就是在江面上建起两座浮动堡垒，阻止东吴水师西进。

黄祖在沔口（今湖北武汉）建了一道水上防线，他派人用坚韧的绳索绑住巨石，抛入江底作为碇（锚），两艘艨艟巨舰被固定在江面上，成为浮动碉堡，每艘巨舰上有一千名士兵，以密集箭雨阻击东吴舰队。孙权的军队被挡住了，无法前进。

要打败黄祖，就得摧毁这两座江上堡垒。浮动堡垒虽然坚固，却有一大弱点：它们全靠巨石与大绳索固定，如果绳索断了，就只能随波逐流。

有两个人自告奋勇，请缨出战，一个是偏将军董袭，一个是别部司马凌统。两人各带一支一百人的敢死队，乘大船逼近艨艟巨舰。敌人火力太猛，箭如雨下，敢死队员不得不身着两副铠甲，以增强防护力。两艘船疯狂地冲上去，董袭拔出佩刀，奋力砍向固定艨艟舰的两条大绳索。绳索原本是以棕毛所制，极为坚韧，不想董袭神力过人，几刀下去就砍断了。艨艟巨舰一下子失去牵引力，再也无法固定在江面，随着江水漂走了。孙权趁机命水师逆流而上，突破敌方封锁，向上游挺进。

黄祖大惊，急派都督陈就率江夏水师迎战。甘宁早说过，江夏水师的战船大多年久失修，就是些破烂货，如何是东吴水师的对手？在接舷战中，平北都尉吕蒙勇冠三军，冲锋在前，手刃敌方主将陈就。江夏水师群龙无首，顿时崩溃。

东吴将士水陆并进，趁势席卷，直抵黄祖老巢。在与东吴的多次战争中，江夏的精锐部队早就损失殆尽，很快老巢便被攻陷。对孙权来说，黄祖是杀父仇人，怨恨太深，以致他不仅将怒火发泄在一人身上，也迁怒于江夏郡军民。东吴军队入城后，大肆屠杀，一时间尸横遍野。

在大屠杀发生时，黄祖逃出城了。可是他老了，行动比较迟缓，没跑多远，便被东吴士兵追上。当年他拿着孙坚的人头向刘表邀功，如今别人也要借他的人头向孙权领赏。一道寒光闪过，伴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黄祖的脑袋飞了出去。

从春秋战国时代始，南方吴越之地便有复仇的传统。伍子胥为父报仇，鞭尸三百；越王勾践复仇，卧薪尝胆。到了三国时代同样如此，许贡门人为许贡复仇而射杀孙策，妫览为盛宪复仇而刺死孙翊，孙翊夫人为夫复仇而巧施美人计，如今孙权也终于完成为父复仇的心愿。

孙权带来两个木匣子，这是为两颗脑袋准备的。一颗是黄祖的脑袋，已经装进匣子里了；另一颗是苏飞的脑袋，还没装进去，但也快了。苏飞是江夏都督、司令长官，多次阻击东吴入侵，孙权也给他准备了一个木匣子，只等庆功宴后，就请他的脑袋入匣。

庆功宴上，大家喜气洋洋，觥筹交错。作为策划作战方案的甘宁却眉头紧锁，他有心事，苏飞是他的恩人，他怎能坐视恩人被杀呢？但苏飞又是“反动派头头”，能为他说情吗？

义之所在，不能不说。

大家都喝得醉醺醺时，甘宁走下座位，走到孙权跟前，拼命磕头，磕到脑门都出血了。这一异常举动把大家吓呆了：甘宁是不是喝高了？脑袋不清醒了？不，甘宁很清醒，他涕泪四溅，说道：“我甘宁若不是遇到苏飞，今天早就暴尸在沟壑之中，岂能效命于您的麾下？苏飞有罪，本应处死，希望将军能饶他一命。”

孙权看着满脑门都是血的甘宁，内心不禁大为感动，这种乱世，过河拆桥的人多了去了，甘宁却这样重情重义，实在是性情男儿。孙权沉吟片刻道：“我可以不杀苏飞，不过他若逃跑怎么办？”

甘宁一听苏飞可以不死，赶紧又磕了几记响头，答道：“苏飞能免于杀身之祸，受您再生之恩，就算要赶他走，他也不一定走，更何况是逃跑呢？如果他真的逃了，就把我甘宁的脑袋装入那个匣子里吧。”

好一个甘宁！为报知遇之恩，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这便是三国时代的忠义之气。中国历史上乱世很多，比如后来的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为什么大家更津津乐道于三国呢？或许正是因为，三国时代的那种凛然之气，是后世所缺少的。

因为甘宁的缘故，苏飞保住了一条性命。当初他因惜才放走甘宁，如今甘宁给了他百倍的回报，更确切地说，这种回报是无法用数量来估算的，因为一颗脑袋，无论多少钱，也没有人想卖的。甘宁不仅救了苏飞，还以自己的脑袋替他担保，为朋友两肋插刀，实是仁至义尽。这种担保是有风险的，若苏飞真的逃跑了，就算孙权不杀他，也有一个人要杀他，这个人就是凌统。

孙权报了杀父之仇，凌统却报不了仇。因为他的杀父仇人甘宁摇身一变，从东吴的敌人变成东吴的功臣，又有孙权罩着，凌统只能吹胡子瞪眼睛。一心想报仇的凌统揣了一把刀，想找机会干掉甘宁。孙权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一面严厉警告凌统不得轻举妄动，一面把甘宁调到他处，远离凌统。

谁说当领导容易呢？当领导真的不容易。

此时的荆州如同火药桶，孙权已攻入江夏郡，刘备在诸葛亮的怂恿下密谋荆州，而北方的曹操更是虎视眈眈。

天下人的目光，都凝聚在荆州。

膨胀的权力：曹操杀孔融

在曹操眼中，天下已经没有对手，取代汉室已是指日可待。

谋权篡位者大抵都有一个模式，就是先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尊号，等到水到渠成之时，就是改朝换代之日。

袁绍在世时，曹操尚有所收敛，自命为“司空”。司空是“三公”之一，“三公”的另两个位置——太尉与司徒却长期空缺。虽说曹操的权势已无人能及，但司空的名头对他来说还是小了些。现在袁绍死了，他的继承者们也死了，曹操是时候提高尊号了。于是朝廷废除了“三公”，恢复丞相旧制，曹操理所当然成为丞相的不二人选。

权力使人陶醉。

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对敢于挑战权力者的容忍度就越低。

有一个人不识好歹，这个人就是孔融。

对曹操来说，孔融就是个没有实干能力的清谈家，可有可无。他之所以表面上装作尊敬的样子，是因为孔融的名气很大，在知识分子中有影响力。但孔融是个“老愤青”，对曹操总是冷嘲热讽。特别是曹操借刘表之手除掉他的好友祢衡后，孔融的怨气更大了，时不时发表一些侮辱曹操的言论。曹操心里讨厌他，但为了保持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曹操一再忍气吞声。可是，当他发现孔融得寸进尺后，他忍无可忍了。

孔融竟然染指政事！

孔融给傀儡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写道：“应遵照古代的王畿制度，京师周围千里之内，不可以封建诸侯。”

古代的王畿制度，出自《禹贡》。这里所讲的千里之内，并不是从首都向四面延伸一千里，而是延伸五百里，即以首都为中心，东西各五百里，南北各五百里，这块区域是天子的领地，称为甸服；甸服再往四周延伸五百里，称为侯服，这才是诸侯的领地。

这道奏折，让曹操气歪了鼻子。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被封为武平侯，食邑四万户。武平距许都并不远，属于古代王畿制度中的甸服，即天子领地。按孔融的说法，曹操你违背古制，你得把封地交出来才行。这不明摆着是在挑战曹操的权势吗？

老子的权力，是你一个书呆子能动摇的吗？

曹操火了，目露杀机。

有一个人看到了曹操眼中的杀机。这个家伙名叫郗虑，他与孔融是死对头。除掉死对头的机会来了，不可错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郗虑开始处心积虑收罗孔融的罪证，总计三条：

第一，孔融担任北海相时，看到皇室动荡不安，就招罗党徒，图谋不轨。

第二，接见孙权使者时，讥讽诽谤朝廷。

第三，以前与草民祢衡交往时，言行浪荡不检点，二人相互吹捧。祢衡吹捧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吹捧祢衡是“颜回再生”。

郗虑的结论是：孔融大逆不道，应处以重刑。

以上三个所谓的罪证，简直可笑之至。皇室动荡时，孔融也起兵加入关东义军，虽说没真正出什么力，比起绝大多数地方军阀，表现还是略好的；至于后面两条罪证，无非就是发发牢骚罢了，算什么罪大恶极呢？

杀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理由。

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曹操已经容不下孔融了。

孔融的下场十分悲惨，不仅被斩首示众，连他的妻子儿女也未能幸免，一同被处决。曹操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十分明白人的心理，要统治群伦，就必须让人敬畏。光赢得尊敬是没有用的，还得让人畏惧，这样才能时时刻刻提醒众人，我曹操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

杀鸡是为了吓猴。

孔融不仅是个名人，还是朝廷重臣，在政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却像一只蚂蚁一样被轻易地踩死了。权力愈大，曹操杀戮愈多。数年前，他想杀祢衡，尚且要借他人之手，而祢衡不过是个草民；现在，他杀孔融却干净利落、斩草除根。前文我们说过，曹操的气量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权谋之术，当他以为天下大局已定时，便不需要伪善了，不需要装腔作势以彰显自己的慷慨与仁慈了。

只要再夺取荆州这块战略要冲之地，便可风卷残云，扫平东南与西南。曹操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志在必得的笑容。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大举南征荆州。

屋漏偏逢连夜雨。

黄祖被杀，曹操南侵，刘表本就焦头烂额，不料这时内部权力斗争又起。一时间，荆州风雨飘摇。

刘表老矣。

老了，就要面临接班人的问题。接班人本不成问题，只要遵循传统，以长子为接班人，一切都平安无事。可是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原因，总在老婆身上。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均是原配夫人陈氏所生。陈氏死后，刘表娶蔡氏为妻。蔡氏的侄女嫁给了刘琮，因为这层关系，蔡氏自然想让刘琮继承家业。于是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一幕又开演了。蔡氏拉拢弟弟蔡瑁与刘表的外甥张允，天天讲刘琦的坏话，时间一久，谎言也成真了。

刘琦本能地察觉到威胁，年迈的父亲对他越发疏远，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该如何是好？

他突然想起，刘备最近招揽了新人，听说那个诸葛亮有些能耐，不如去请教一番。他便前去拜访诸葛亮，请他帮着出谋划策。

诸葛亮却一言不发。

为什么他不吭声？我想诸葛亮既然想帮刘备夺荆州，自然巴不得刘氏兄弟窝里斗呢。

刘琦很失望，但没放弃。过了几天，他请诸葛亮到高楼上喝酒。诸葛亮上了楼，刘琦让人把梯子撤掉。现在只剩下他二人，再无他人，刘琦叩头道：“今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从你口中出，从我耳中入，您可以说了吧？”

诸葛亮没法再沉默，只得说：“你还记得春秋时晋国的故事吗？晋国太子申生留在国内，最后被害；公子重耳逃到国外，才得以保住性命。”

诸葛亮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你压根儿就不是蔡氏一伙人的对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刘琦一听，觉得没错，还是先保住小命要紧。要去哪呢？恰好此时孙权击杀黄祖，刘琦便向父亲提出，希望可以前去接任江夏太守。刘表一听，正合心意，便派刘琦去了。不料刘琦刚走不远，就听说父亲病危，他赶紧返回襄阳。

此时襄阳早已被蔡瑁、张允一班人把持，岂肯让刘琦探视父亲呢？万一刘表临死前，要让刘琦当接班人怎么办？两人把刘琦挡在门外，不让他进去，还斥道：“主公让你镇守江夏，任务相当艰巨，你这样随随便便跑回来，会引发众怒的。你父亲要是看到你这样做，一定会生气，病情就会加重，这可不是为孝之道。”

刘琦没有办法，只得含泪离去。

不久后，刘表去世。他死的时候，曹操正大举发兵，荆州危如累卵，在这个时候死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避免吕布、袁术那样的下场。他自从担任荆州牧以来，也算恪尽职守，安定一方，成为中国重要的地方军阀，只是他胸无大志，终究干不成大事。

刘表临死前，托孤给刘备，希望他辅佐自己的儿子。其实刘表心里很清楚，就他儿子那点本领，怎么抵抗得了曹操的入侵呢？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但愿刘备能有办法阻止曹军蹂躏荆州。

荆州牧刘表刚死，蔡瑁、张允便匆匆立刘琮为接班人，作为长子的刘琦仅仅被授予一枚侯印。兄弟争权，荆州的故事，犹如冀州故事的翻版。刘琦闻讯大怒，狠狠地将大印扔在地上，打算以奔丧的名义，起兵讨伐刘琮。

兄弟间的战争还没开打，曹操大军已突入荆州，荆州的局势更加复杂了。

面对虎狼曹操的步步紧逼，刘琮的荆州政权是战是降呢？

章陵太守蒯越等人认为应当投降，理由很简单：以弱敌强，自找死路。

刘琮迟疑了，因为父亲临终前有遗言：有事找刘备。

蒯越说：“刘备铁定不是曹操的对手，况且将军想想，您比起刘备如何？若是刘备抵挡不住曹操，您也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生存；若是刘备挡得住曹操，那么他岂甘心屈居将军之下？”

除了投降，刘琮没有选择。

曹操大军一路挺进到新野，刘琮献上符节投降。

赢得如此轻松，难免让人心里不踏实，曹军诸将满腹狐疑，生怕其中有诈。只有娄圭说：“天下纷争不断，各路军阀都想以王命的名义拥兵自重，如今刘琮把象征王命的符节献出，必定是真心投降。”

刘琮不战而降，荆州门户洞开，刘备完全被蒙在鼓里。不过，刘备的嗅觉还是灵敏的，自曹操进军荆州以来，怎么前线都没传来战报呢？这显然不对劲。他派人去询问刘琮，刘琮不得已之下，派特使宋忠去见刘备，实言相告。

这时探子来报，曹军的前锋已到新野，近在咫尺！刘备听罢如五雷轰顶，指着宋忠的鼻子骂道：“你们怎么能这样，不早告诉我实情，现在大祸临头了才说，太过分了！”他越说越生气，竟然拔出腰中的佩刀，对准宋忠。宋忠早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刘备见状叹了一口气，道：“今天就算砍了你的脑袋，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况且男子汉大丈夫，我也不屑于杀你这种人。”

刘备毕竟是英雄，是大丈夫。

曹军已经逼近，如何是好？刘备紧急召集诸将商量，诸将一听，都大骂刘琮不讲信用，建议刘备出兵进攻襄阳，推翻刘琮，自领荆州牧。

刘备摇摇头说：“州牧刘表临死前托孤给我，背信弃义的事，我是不能做的，否则就算死，九泉之下也没有脸面见他。”

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重义气的一个人，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是在江湖上混出来的，靠的就是信义二字。你看他对朋友，像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人，都像是自家的亲人。这种江湖义气，在孙策身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但刘备身上更多，更典型。

在诸葛亮的“隆中对”计划中，实现三分天下的第一步，就是占据荆州。樊城紧挨着襄阳，若突然出兵，闪击刘琮，要取得胜利并不难。刘备不想突袭襄阳，除了讲义气之外，也有现实因素。曹操大军就在眼前，刘琮所部已投降，就凭自己那点兵力，占领襄阳也守不住。既然守不住，不如不占领。

不能战，不能守，只能撤。

撤，还能保全实力。

要撤到哪呢？荆州南部的江陵城有充足的粮食武器储备，刘备决定先撤到那里，看看时局变化再做下一步打算。当军队行经襄阳城时，刘备在城下喊话，要与刘琮出来相见。刘琮心里有愧，伤不起面子，索性拒见。

荆州百姓知道刘琮投降的消息后，纷纷追随刘备南撤。行至当阳，追随者已达十几万人，运载辎重的车辆有几千辆。这些人多数是老百姓，其中不乏老幼妇孺，走起来拖拖拉拉的，队伍越走越慢，最后一天只能行进十几里路。

尽管当阳离江陵不是很远，但依这种速度行进，迟早要被曹军追上的。有人便提议说：“应该加速行军，保住江陵，我们队伍人数虽多，战士却很少，若曹操追上来，如何挡得住？”

刘备答道：“做大事业要以人为本，这些人前来投奔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呢？”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若把百姓抛弃了，怎么得人心呢？

话是这么说，可军情紧急，不想个办法是不行的。

刘备决定分兵，先派小老弟关羽率数百艘船先行，控制住江陵，等会师后，再从长计议。

自刘琮宣布投降后，曹军长驱直入，进抵新野，距樊城、襄阳很近。由于投降的具体细节还要商谈，故而曹军原地休整几天，这就给了刘备有比较充裕的逃跑时间。不过，曹操很快就得知刘备逃走的消息。别人逃跑就没关系，刘备可不行，这可是潜在的对手，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在追击刘备前，曹操必须先拿下襄阳，确保刘琮是真投降。于是他亲率一支轻骑兵，赶往襄阳。

不是所有的荆州将领都愿意投降，王威就是其中之一。王威得知曹操只带着轻骑兵前来，便向刘琮进言道：“请让我带上几千名精兵，埋伏在险要之处，突袭曹操，定可将他活捉。只要抓住曹操，不仅仅能保住荆州，还可以威震四海。”

若是刘琮听从王威的建议，历史或许能就此改写。只是一向懦弱的他，怎么可能因为几句话而变得坚强？

曹操亲自前来，刘琮就举白旗投降了。占领襄阳后，曹操火速派五千名骑兵南下，昼夜兼行，以一天三百里的速度急行军。刘备的队伍一天走十几里，曹操的骑兵一天走三百里。仅仅一天的工夫，曹军就追上了刘备。

事到如今，刘备只能硬着头皮作战。他的部队本来就不多，又被关羽带走一部分，哪里能抵挡得住曹军五千骑兵潮水般的进攻呢？本想当人民的救星，最终只能当逃兵。双方在当阳长坂展开决战，刘备大败。不仅部队被冲散了，刘备的妻子儿女也下落不明，他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带着几十名骑兵左冲右突，杀出重围。十余万百姓以及几千辆辎重车，悉数落入曹军之手。

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惨败。

不仅如此，与刘备一起突出重围的谋士徐庶，也投奔曹操去了。徐庶投降，并非对刘备失去信心，而是因为他是孝子。他的母亲被曹军俘虏，如果不回去，谁来照顾年迈的母亲呢？他思索良久，终于下决心离去。

徐庶向刘备辞行，他指着自己的心窝，以沉痛的语气说：“我本想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靠的就是这颗心；现在老母亲被抓，心已乱了，留下来也帮不上忙，只好就此与将军道别了。”

谁没有母亲？刘备想起当年母亲含辛茹苦，编织草鞋，劳苦终日以抚养自己，不禁为徐庶的孝心所打动。虽说此时此际，他十分希望徐庶能留下来，与自己共渡难关，但是他不能勉强，他是有江湖义气的人，也正是这种江湖义气，才让很多人愿意追随他。

徐庶走了，刘备继续逃命，狼狈不堪。

一行人逃到河边，河面上有一座木桥，大家过了桥，张飞自告奋勇断后。他带着二十名骑兵，把木桥给拆了，据守在河岸。此时曹操的追兵已到，张飞横矛马上，双目怒睁，冲着对岸喊道：“我乃张翼德是也，有种的过来决一死战。”

张飞有一身蛮力，武艺高强，与关羽可谓是当时的两个绝顶高手。

我们可以看看三国时代的人物对关、张两人的评价。曹操手下第一谋士、已经过世的郭嘉说：“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曹军大将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东吴名将周瑜说：“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可见，张飞、关羽的勇武绝伦，在当时已是闻名天下。

曹军骑兵们一听说对岸这个黑脸大汉就是“万人敌”的张飞，谁想抢着渡河送死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愿意过河去，双方就在河的两岸对峙。张飞以区区二十名骑兵，竟然震慑住人数要多得多的曹军士兵，其威猛可见一斑。

相持一段时间后，眼看曹军人数越来越多，张飞估摸着刘备已经走远了，这才撤退离去。

逃了一段路后，刘备停下来清点人数，发现赵云不见了。这时有人说：“赵云已向北逃走，估计投降曹操去了。”刘备一听，勃然大怒，操起一把手戟，往那人的方向扔过去，大声斥道：“胡说八道！赵云绝不会弃我而去的。”对赵云的人品，刘备再清楚不过，他能在刘备最困难的时候前往冀州投奔，就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贪生怕死逃跑。这就叫信任。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曹操与刘备。

曹操素来有招贤纳士的美名，对待愿意归降的人才，他几乎来者不拒，有胸襟有气度。然而，在他内心深处，恐怕没有真正信任过谁。如果说曾经有的话，也只有张邈一人，只是张邈最后竟然叛变了，差点让曹操阴沟里翻船。刘备则不同，他出身寒微，从最底层奋斗起，以一介草民崛起为一方军阀，靠的就是一帮朋友与死士，没有义气二字，他绝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他把部下当作朋友，当作兄弟，甚至比兄弟更亲，因为兄弟也会互相仇视，但刘备与他的铁哥们却绝不会，他们只会生死与共。这就是刘备身上吸引英雄豪杰的魅力所在。

那么赵云跑哪去了呢？

他本是与刘备一起逃出来的，杀出重围后，却发现刘备之子刘禅不知去向。赵云推测刘备已脱离险境，便自己返回战场，寻找刘禅。他运气不错，还真找到了，他便带着小阿斗上马，一路过关斩将，终于与刘备会合。后来刘备说：“子龙一身皆是胆也。”这种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刘备一生遭遇挫折无数，换作别人，早就灰心丧气了。他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这种不屈的精神，实在令人称道。

幸好他还有一支生力军，就是关羽的水师。

关羽在江陵城补充好粮食、武器、兵员后，与刘备的残兵败将会合。刘备总算能喘口大气，但江陵迟早也是守不住的，要往何处去呢？此时襄阳的刘琮虽已投降，据守江夏的刘琦却没投降，为今之计，便是投奔刘琦，联手对付曹操。

刘备渡过沔水，向东而去。这时刘琦亲率一万多人前来接应，两军会师后，撤退到夏口，做好与曹军决战的准备。

可是，就凭这支弱小的部队，能顶得住曹操的虎狼之师吗？

话术大师诸葛亮

荆州牵动着天下人的心。

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孙权也不能。

战火还没有烧到东吴，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今天荆州完蛋了，明天就轮到东吴。摆在孙权面前的问题是：对于这场战事，要不要作壁上观呢？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曹操南征，刘表去世，刘琦、刘琮兄弟失和……

鲁肃冷静地观察着时局，一个大战略在他脑海里形成了。

他谒见孙权，说道：“荆州与东吴接壤，江山险固、沃野千里，百姓富实，如果能占为己有，可成就帝王伟业。现在刘表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争权夺利，军中诸将也分裂为两个阵营。刘备乃是天下枭雄，他跟曹操有矛盾，只能寄人篱下，刘表嫉妒他的才能，不重用他。如果刘备能辅佐刘表的儿子，齐心协力，上下同心，那么我们就与之和平相处，结为同盟；如果他们相互猜忌，我们就可以浑水摸鱼。现在形势还不明朗，不如先让我以吊丧的名义，前去荆州刺探。我打算劝说刘备安抚刘表的部众，同心一意，对付曹操，刘备一定乐于接受。要是顺利的话，天下的格局就确定了。这件事得赶快做，不能让曹操占了先手。”

鲁肃的战略眼光，实不在诸葛亮之下。

纵观天下割据势力，曹操鹤立鸡群，最为强大，荆州刘氏与东吴孙权属于第二梯队。荆州与东吴，唇亡则齿寒，任何一方与曹操单打独斗，肯定打不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鲁肃提出此建议时，刘琮尚未投降，不过他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刘琮身上，而是寄托在刘备身上。因为能对抗英雄者，必定是英雄。曹操是天下英雄，刘备也是天下英雄，只有刘备，才能担负起重担。

孙权对鲁肃的分析非常赞赏，派他即刻出发，以吊唁的名义前往荆州。

计划赶不上变化。

鲁肃到夏口时，获悉曹操大军正向襄阳推进，刘备已从樊城南撤。荆州局势迅速恶化，他必须赶紧找到刘备。于是鲁肃马不停蹄，赶到南郡。在这里，他听到刘琮献襄阳城投降的消息，若是不能与刘备接上头，恐怕联合一事就要泡汤了。

万幸的是，鲁肃终于见到了刘备。

鲁肃问道：“将军打算去哪里？”

刘备无奈地说：“我与苍梧太守吴巨有些交情，打算去投奔他。”

鲁肃摇摇头，道：“吴巨只不过是凡夫俗子，苍梧又是偏远之郡，早晚要被曹操吞并，怎么可以去投靠？”

刘备问：“先生的意见如何呢？”

鲁肃答道：“最好的办法，是派人前去江东，与讨虏将军孙权结盟。孙将军聪明仁惠，礼贤下士，江东豪杰无不归附，如今已据有六郡之地，兵精粮多，足以成就一番事业。”

其实刘备未必不知，与孙权联合是最佳选择。只是他与孙权素无往来，且荆州与东吴结怨颇深，孙权是否能尽弃前嫌，尚未可知。听鲁肃这么一说，刘备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鲁肃知道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有意与他拉近关系。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正是孙权麾下长史，与鲁肃关系不错。鲁肃对诸葛亮说：“我与诸葛瑾是好朋友。”兄弟的朋友，当然也是自己的朋友。有了这层关系，诸葛亮与鲁肃的友谊很快建立起来。

为了与孙权联合，刘备移师樊口。然而，由于刘琮不战而降，荆州大部分土地轻而易举地落入曹操之手。曹军占领南郡，刘备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危急，请派我向孙权求救吧。”

向孙权求援，这可能吗？

虽然孙权派鲁肃前来商议结盟的事宜，但结盟是有条件的。根据鲁肃当初的设想，结盟的前提是刘备与荆州刘氏政权上下同心，合力抵抗曹操。如今刘琮不战而降，十万军队改旗易帜，吞并荆州后的曹操更加强大，而刘备与刘琦的部队已不足两万，可谓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再者，孙权的算盘，是让刘备与曹操血战，他顶多提供些后备支援，这样既可抵抗曹操，又可削弱刘备。

显然，在结盟一事上，刘备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诸葛亮能说服孙权出兵吗？任务非常艰巨，但刘备也想不出其他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就让诸葛亮去碰碰运气吧。

诸葛亮与鲁肃抵达东吴，见到孙权。

虽说诸葛亮有“卧龙”之美誉，却还没有多少实战经验，这次外交活动，是对他才能的考验。怎么才能说服孙权呢？诸葛亮知道孙权有雄心壮志，对付这种人，须用激将法。于是他说道：

“如今海内大乱，将军您起兵于江东，刘豫州（刘备当过豫州刺史）则在汉水以南收罗部众，与曹操争雄天下。现在曹操已经消灭北方的敌人，又击破荆州，威震天下。在曹操的威力下，英雄已无用武之地，因此刘豫州逃遁至此，希望将军能尽力收容。倘若将军能以吴越之兵，与中原雄兵抗衡，那就应该早日断绝与曹操的联系；如果自忖没这个实力，还不如早早投降算了。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的中央政府，心里却犹豫不决，局势已如此紧迫，还迟迟不决断，恐怕要大难临头。”

这话里有含蓄的讽刺。

确实，孙权虽是独立的割据政权，表面上仍是臣服于曹操的，当时曹操还勒令他送上人质，以作为控制的筹码。诸葛亮便拿这事做文章——你要有种，就应该与曹操彻底决裂，要是没种，就早早投降吧。

孙权一听，心里很不舒服，也嘲讽道：“先生都说了英雄无用武之地，那么刘豫州怎么不投降？”

诸葛亮以慷慨激昂的语气答道：“当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位壮士，宁可自杀也不愿投降，何况是皇家后裔刘豫州呢？刘豫州英才盖世，士人仰慕，纷纷前往投奔，如百川归海。就算大事不成，那也是天意，岂可投降曹操呢？”

这又是在激孙权。诸葛亮的意思是，刘备虽然很落魄，却宁死不降，立场分明，乃是光明磊落的英雄豪杰，不像你孙权，只会首鼠两端，见风使舵。

孙权勃然大怒，而这愤怒正是诸葛亮所期待的。

孙权道：“刘备不投降，难道我会投降？我岂会把东吴之地、十万精兵拱手让出，甘愿受制于人？我决心已下，你不必怀疑。纵观天下，能抵抗曹操的人，只有刘豫州。只是，刘豫州刚刚吃了败仗，还有能力与曹操抗衡吗？”

诸葛亮答道：“刘豫州虽兵败于长坂，现在还有关羽的精锐水师一万多人，刘琦的江夏兵团也有一万多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早已疲惫不堪，追击刘豫州时，一昼夜行军三百里，已是强弩之末，这是犯下了兵家大忌。曹军来自北方，向来不熟悉水战，荆州虽落入曹操之手，军民并非真心臣服，只是迫于形势罢了。只要将军能派出猛将，统率数万精兵，与刘豫州齐心协力，必可大破曹操。曹军一败，曹操势必灰溜溜地滚回北方，到时荆州、东吴就能与中原呈三足鼎立之势。成败与否，就在今天。”

说实话，孙权并不想三足鼎立，他想独占荆州。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挫败曹操，一旦荆州完全陷落，东吴就是曹操下一个鲸吞的目标。这一点，孙权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现在靠刘备单打独斗，肯定不行，东吴必须出兵相助！

孙权召集诸将商量出兵救援刘备之事。

正巧这个时候，曹操的信使到了，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最近我奉天子之命，伐罪荆州，所向无敌，刘琮束手而降。我亲率水师八十万人，打算与将军狩猎于东吴。”

这封信写得虽然含蓄，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威胁的语气。水师八十万人，这个数字不把人吓坏才怪，这八十万人杀气腾腾而来，大有要踏平东吴的气势。

孙权把信给臣下们传阅，大家看完后无不失色，满脸畏惧。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目光聚焦在张昭身上。在东吴诸臣中，张昭与周瑜权势最重，周瑜带兵在外，此时张昭不开口，谁敢先说呢？

张昭干咳了两声，吞吞吐吐道：“曹操，乃是虎豹豺狼，挟天子而征伐四方，动辄以朝廷的名义作为幌子。我们要是公然与他对抗，就等于不服从朝廷，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将军想抗拒曹操，唯一凭恃就是长江。只是曹操已得荆州之地，以前刘表建立的水师以及数千艘艨艟战舰，都被曹操接管了。曹操只要沿着长江，水陆并进，长江天险就失去一半作用了，我们的兵力又居劣势，这仗还怎么打呢？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迎接曹操。”

说白了，张昭就是想投降。

技不如人，没有胜算，投降得了。

其他人一听，张昭把他们心里话都说出来了，纷纷表示赞同。

只有鲁肃一言不发。

孙权知道鲁肃的立场，见他不吭声，明白有些话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聪明人之间往往心灵相通，自有默契。孙权站起身，往茅厕去了。鲁肃也站起来，走出议事厅，追到走廊上。

孙权停下脚步，转过身，拉住鲁肃的手，说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鲁肃笑了，因为孙权比他想象的还要聪明，他说：“刚才我仔细地听了他们的言论，那都是些误人误国的谬论，这些人，实在不足以与之共谋大事。若是我鲁肃投降曹操，那是可以的；若是将军则万万不可。为什么呢？我鲁肃投降，曹操好歹把我送回老家，给我一个官职，起码也能当个低级的下曹从事之类的官，有牛车可坐，有吏卒随从，可以同士人交游，慢慢往上爬，说不定还能当个州牧、太守。将军若是投降，能往何处安身呢？还是要早做打算，千万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瞧见没，这才叫忠心。

孙权叹息道：“众人所说的，大失我望，只有你的看法与我相同。”

在鲁肃看来，张昭就是个混饭吃的，不足以谋大事。要干大事，还得周瑜才行。鲁肃与周瑜相交多年，对周瑜知根知底，只是周瑜驻兵于鄱阳，他便建议孙权马上召回周瑜，共商大计。

自从孙策死后，周瑜的地位愈加重要。他东征西讨，为孙吴政权的巩固立下了卓越战功。公元206年，他率兵镇压麻、保二屯的变民武装集团，俘虏一万余人，毙其首领；次年，黄祖派部将邓龙率数千人入侵，被周瑜打得大败，邓龙成为阶下之囚。在公元208年的消灭黄祖之战中，周瑜是东吴前部大都督，统领前军击破江夏水师。此时的周瑜已俨然是东吴军队胜利的旗帜。

周瑜快马加鞭赶回来了。

他对张昭等人的歪论嗤之以鼻，见到孙权后，他马上说：“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其实就是国贼。将军您英明神武，仗着父兄打下的基业，割据江东，拥地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豪杰乐于为您效命，正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扫除凶虐。更何况，曹操这次前来，只是送死罢了，还谈什么欢迎？请让我为您分析分析：现在北方并未完全平定，马超、韩遂仍割据关西，是曹操的心腹之患，这是其一；北方军队以骑兵见长，曹操却舍弃鞍马，想以水师为主力与吴越抗衡，舍长取短，这是其二；即便北方骑兵骁勇，今年天气特寒，马匹没有草可吃，骑兵的威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是其三；曹操带着中原军队远涉江湖，水土不服，一定有大批人病倒，这是其四。这几点，都是用兵之大忌，曹操如此贸然行事，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生擒曹操，就在今日。请拨数万精兵给我，待我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击破曹贼。”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周瑜不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慌乱、畏惧，反而意气风发，充满自信。扫灭群雄的曹操，在周瑜眼中不过是只纸老虎罢了。这是何等的风采，这是何等的英姿，无怪乎数百年后，一代文豪苏轼写下“遥想公瑾当年”的词句。光是遥想，就让人神往，更何况那些亲眼见到的人，能不为之倾倒吗？

周公瑾，伟哉！

在周瑜到来之前，孙权已下定不投降、不妥协的决心，但对于如何抵御曹操，他心里却没底。听了周瑜的一番分析，孙权犹如吃下了定心丸。因为周瑜确确实实窥视到曹操的弱点所在，他目光如炬，见识高明，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

“说得好！”孙权霍地站起，对周瑜说，“老贼想废掉汉室、自立为帝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罢了；现在其他几个都被灭了，只剩下我一人。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张迎击敌人，正合我意，你就是上天派到我身旁的人。”

说完，他目光如电，扫视众人，众人面有惭色，不敢正眼相视。孙权拔出佩刀，呼的一刀削去案几的一角，沉声道：“谁要是敢再说投降曹老贼，就跟这案几一样，先挨我一刀。”

一声老贼，一道刀光，生子当如孙仲谋！

有英雄，才有好戏。

敢只手擎天者，才是英雄豪杰。

周瑜是个实干家，他的自信来自对局势的深刻见解，来自对军事情报的准确判断。这天夜晚，周瑜再度晋见孙权。

他接到可靠的谍报，一个计划已成竹在胸。他对孙权说：“众人仅仅看了曹操的信，就被他所说的八十万军队吓倒，不察其虚实，便妄开议论，实在毫无意义。如今我已得到情报，曹操所率的中原部队，不过只有十五六万人，且劳师远征，早已疲惫不堪。他所招降的刘表旧部，最多只有七八万人，这些人并非真心臣服。疲惫之师加上首鼠两端的降部，人数虽多，不足畏惧。我只要统领五万精兵，就足以击破敌人，将军不必担心。”

幸好有个周瑜，否则孙权如何维系父兄的事业？孙权感动地说：“公瑾，你这样说，甚合我心。张昭等人只想着妻子儿女，打着自家的小算盘，实在让我失望。只有你与鲁肃站在我这边，你们二人真是上天赐给我的。五万精兵一时间难以凑齐，我已经精选三万人，战船、粮食、武器都备齐了。你与鲁肃、程普先行出发，我继续召集军队，多准备粮食物资，保证你的后援。你若有把握打败曹军，就当机立断；倘若不能如你预期，就退回来与我会合，我当与曹操一决生死。”

孙权果然是英明之君，虽然这是关系到东吴生存的关键一战，但他没有给周瑜太大的压力——你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回来，还有我这个坚强的后盾在。

决心既下，生死就置之度外了。

若是东吴输掉战争，其他人都可以不死，孙权却不得不死。只要看看吕布、袁氏兄弟的下场就知道。曹操可以留下其他人的性命，却绝不可能让孙权活着。孙权豁出去了，周瑜是抗曹的第一道战线，自己就是第二道战线。是成就千古不朽的事业，抑或悲壮而死，全在此一战！

这既是保卫东吴的一战，也是救援刘备的一战。

诸葛亮不辱使命，东吴军队终于出发了，在黑暗中挣扎的刘备看到了一线曙光。

火烧赤壁的真正策划者

这支三万人的东吴援军，由周瑜、程普担任左右都督（司令），鲁肃为赞军校尉（参谋长）。周瑜与鲁肃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出任左都督与赞军校尉是合适的，那么担任右都督的程普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程普是东吴军队的元老级人物。

东吴将领大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早年追随孙坚南征北战的老将，包括程普、黄盖、韩当等人；一是孙策、孙权时代崛起的后起之秀，周瑜、甘宁、吕蒙等属于这类。

周瑜是“少壮派”，而程普则是“老人帮”。“老人帮”总会瞧不起“少壮派”，总会说些“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之类的话，谁也不能否认老人阅历多、经验丰富，因而老人有时难免会倚老卖老。在东吴老将中，程普年龄最长、资历最深，被人尊称为“程公”。他追随孙坚打天下时，周瑜还是小屁孩一个。可是周瑜却后来居上，成为军界一哥，这无疑让程普十分没面子。

程普经常找碴儿，一有机会就要羞辱周瑜一番，两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周瑜知道程普能打仗，人品也不差，不愿跟他计较——挨骂就挨骂吧，毕竟有些事，你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只能用实际行动证明。

孙权把周瑜、程普这两个冤家凑在一起，确实也有苦衷。他既要倚重周瑜这样的“少壮派”，又得对以程普为首的元老们表示尊重，否则老将们岂不都心凉了。从职位上看，周瑜与程普分别为左、右都督，属于平级，实际大权则是掌握在周瑜手中。

盼星星，盼月亮，刘备盼来了东吴援军。

当周瑜的座船出现在樊口江面时，早有人跑去向刘备禀报。刘备大喜，当下派人送去酒肉以慰问，并请周瑜登岸，打算搞个欢迎仪式。

周瑜对来人说：“我有军务在身，不可以擅离职守。若是刘将军能屈尊前来，我盼之不得。”

刘备既是有求于人，当然得放下架子，便搭一条小船上了周瑜的座船。

见到周瑜后，刘备拱手道：“今日能联手对付曹操，这个决定非常明智。不知您带了多少兵力来呢？”

周瑜微微一笑，答道：“三万人。”

刘备一听，不由得露出失望的神情：“唉，太少了。”

曹操有二十几万人，周瑜才带三万人前来，只是对方的一个零头，就算加上刘备与刘琦的部队，也不过五万人。五万人要对付二十几万人，这怎么够呢？

然而周瑜十分自信：“够用了。您且看我如何大破曹军。”

说实话，刘备心里没底。周瑜对他不够友好，既不肯下船相见，又说大话，明显不把他放在眼里。当然，周瑜前来的目的，并不是拯救刘备，他没这义务，他的任务是阻击曹操，确保东吴安全。联合只是权宜之计，打败曹操后，刘备就是东吴强劲的对手，所以周瑜并不把刘备当朋友，也没必要对他客气。

此时的刘备可以说相当尴尬，他虽然长期寄人篱下，但无论是公孙瓒还是曹操，无论是袁绍还是刘表，对他都客客气气，没让他难堪。唯独周瑜着实不给他面子，两人聊了几句就聊不下去了。这时刘备便提议说：“不如请鲁肃过来一起聊吧。”鲁肃性格比较温和，有他当中间人，不至于把天给聊死。

不料周瑜还是不给面子，只是说道：“军令在身，他也不能擅离职守。如果您想见鲁肃，可以到他的船上去。”

刘备听后，又愧又喜。愧是羞愧，刘备虽以脸皮厚而著称，被周瑜轻视未免羞愧；愧之外，也有几分喜，喜的是周瑜带兵有方，军令如山，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唯军令是从，这让刘备对胜利燃起希望。

此时曹操已控制荆州大部，集结了大约二十三万人的军队，从江陵出发，沿长江水陆并进，过洞庭湖，向刘琦驻守的夏口挺进。周瑜与刘备会师后，从樊口溯长江西上，在夏口与刘琦大军会合后，继续向西进发。

两支舰队，在一条长江上，一支向东，一支向西，最终必然要相遇。

一场大战已是在所难免。

分析两支舰队的实力之前，有必要说说中国的水战史。自春秋时代始，水面战斗多发生在南方而非北方。原因是北方河流比南方少，且流量小，大大限制了水师的发展。有趣的是，在春秋末期，水师最发达的两个诸侯国，便是吴国与楚国，如今东吴的地盘，约略是古代的吴国，荆州的地盘，是古代的楚地。吴楚之地的水师，到三国时代仍是中国水师中的精锐。

荆州军队原本有十余万人，被曹操收降的有七八万人，包括水面部队。曹操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荆州的水上力量，一举荡平刘备与孙权，平定江南。不过他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荆州水师远不及东吴水师精锐。孙权几度讨伐江夏郡，都是以水师进攻，每战必胜，可见东吴水师的素质要远高于荆州。第二，荆州刚刚投降，这些士兵肯定不肯卖力作战，故而曹操作战的主力，仍然要以中原部队为主，而中原部队又拙于水战。

反观东吴水师，有像周瑜这样卓越的统帅，鲁肃这样聪明的谋士，军纪严明，水战经验丰富，战船性能优越。不仅如此，还有刘备与刘琦的部队助阵：刘备剩下唯一建制完整的部队，就是关羽指挥的水军；刘琦继任江夏太守，江夏地处要冲之地，其水师向来也是荆州部队中的精锐。

从双方兵力来说，曹操居于绝对优势；但从水上力量来说，周瑜并不十分吃亏。

两支舰队在赤壁相遇。

赤壁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之所以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里爆发了一场改写历史的战争。

罗贯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赤壁之战大加渲染，固然是因为这场战役太重要了，同时也是为了突显主角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与非凡才华。罗贯中的立场是倾向刘备的，因而态度并不十分公正。赤壁之战的核心人物，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

周瑜是东吴军队的灵魂人物。他长年在外带兵，打造出一支东吴劲旅。

周瑜打仗一不靠吹牛，二不靠侥幸，靠的是实力。周瑜对情报的分析与判断十分精准，如他所料，曹操军队开始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传染病蔓延，大批士兵病倒。

不过，曹操并不在意。当年自己兵力居于劣势，仍大破袁绍，打下了堪称战争史上经典一役的胜仗。一个以少胜多的统帅，在以多打少时，还会被打败吗？

在曹操的眼中，刘备不是对手，周瑜不是对手，整个天下没有一人可以称得上是对手。与周瑜一样，曹操是自信的。但自信往往也容易沦为自大。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却必须重视敌人。曹操是战术天才，但仅仅只是在陆战上，在水战这方面，他是个门外汉——他显然忘了这点。

两支舰队在赤壁附近水域相遇，曹操要给周瑜一个下马威，立即挥舞大旗，迎上前去。可是他着实没弄明白水战究竟要如何打，光凭那支懒洋洋、无心恋战的荆州水师，如何与东吴水师交锋呢？至于剽悍善战的北方战士，上了船就晕船，上吐下泻，两眼抹黑。第一战的结果，人多势众的曹操竟然落入下风，被打得有点难看，赶紧鸣金收队。

曹操水师撤往北岸乌林，周瑜抛锚于南岸赤壁，两军隔江对峙。

惯于骑马的中原战士，在颠簸的船上有力也使不出，晃几下就会晕船，人都站不稳，这仗还怎么打？看来得先解决晕船这个大问题。曹操智慧过人，这点小问题自然难他不倒。他命人把战船首尾相接，连在一起，这个办法十分有用，当战船相互连接后，战士们如履平地，个个精神抖擞。

方法好是好，却有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被周瑜的部将黄盖觑见了。

黄盖对周瑜说：“敌众我寡，难以持久作战。我观察到曹操一方的战舰相连，首尾相接，这正犯了兵家之忌，可采用火攻战术，一把火把敌船烧光。”

火是光明的象征，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他成为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中国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他成为古代的圣人。火给人类带来便利，同时也是战争的利器。对曹操来说，火攻是他的拿手好戏。官渡之战，他能大胜袁绍，很大程度也得益于他多次火烧敌方的粮食辎重。

我们且来了解一下黄盖这个人。

黄盖与程普一样，是东吴集团的元老级人物。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备尝人世艰辛，但他没有被生活的困难击倒，反而坚定信念，志存高远。尽管日子很苦，黄盖仍然争分夺秒地读书学习，钻研兵法。凭着这股韧劲，他先是在零陵郡当了一名小吏，后因举孝廉而得到提拔任用。孙坚担任长沙太守时，零陵爆发大规模民变，孙坚越境作战，消灭作乱者。黄盖对孙坚十分仰慕，故而在孙坚兴义兵讨伐董卓时，他毅然投其麾下，因战功升为别部司马。

在东吴将领中，黄盖以作战勇猛而著称，史书上称他“擐甲周旋，蹈刃屠城”。同时他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为人刚强坚毅，特别长于带兵。他手下的兵士们都乐于为其效命，每有征伐，大家都争先恐后。

火攻战术确定下来了，具体要怎么做呢？

要焚烧曹操的战船，用火箭是没有用的，火太小，一下子就会被扑灭。最好的方法是使用火船，然而火船守备很弱，要靠近敌方舰队，显然不容易。想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就必须有新思路，于是周瑜与黄盖策划了一个诈降计划。

黄盖炮制出一份诈降书，派人交到对岸曹操手中。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黄盖蒙孙氏的厚恩，被擢升为将帅，所受的待遇不薄。然而放眼天下，大势已定。以区区江东六郡之地，抵抗中原百万雄兵，众寡悬殊，天下人都看得出来。江东的将领官吏们，不管是蠢材还是聪明人，都知道不能这样做，只有周瑜、鲁肃这两个家伙，浅薄又鲁莽，一根死脑筋，以卵击石。我想来想去，最实在的办法，还是尽早归降。至于周瑜的部队，很容易搞定，等到交战的那天，我会被派为前锋，到时我随机应变，改旗易帜，为您效命。”

曹操看了信后，心中有所怀疑。仅凭一封信，很难确定黄盖是真降还是假降，他决定从信使身上下手。他命人把黄盖派的信使唤来，旁敲侧击，详加查问。信使一一作答，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判断黄盖是否真心投降，要看他的理由是否充足。从这点看，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他说的是实情。东吴内部，抵抗派绝对只是少数，多数人是倾向投降的。多年的政治经验让曹操明白一件事，人是善变的，特别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总是趋利避害。因此黄盖的说法完全站得住脚。

曹操对信使说：“我只是怕你们使诈罢了。黄盖说的倘若是真的，我将给他加官进爵，封赏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承诺不是随便给的。有时候敌方阵营的一个叛变者，将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官渡之战，许攸投降直接导致袁绍战败；河北战争，袁谭投降直接导致袁尚战败。若是黄盖投降，周瑜必败；周瑜一败，刘备、孙权都要完蛋。这一战是决定天下命运的一战，黄盖临阵倒戈，理应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奖赏。

信使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唯唯而去。

此时黄盖正在对岸做火攻的准备，他把艨艟战船改造为火船。一来艨艟战船比火船大，烧起来更猛；二来要作出投降的样子，当然不可能搭乘火船。经过改造的艨艟战船有数十艘，船内堆满木柴、干草，灌进膏油，外面用帷幕遮住。为了迷惑曹操，船上还升起牙旗，看上去像是一艘真正的战船（其实是经过巧妙伪装的大火船）。每艘大船后面还拖着几艘小船，以作逃生之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三国演义》中，有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这些毕竟是小说，不能当历史来看。

周瑜确实在等待东风的出现。所谓东风，实际上是东南风。赤壁战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一般是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时值农历十月，已是初冬，风向以偏北风为主，而不是偏南风。也就是说，风向对周瑜是非常不利的，倘若在偏北风下发动火攻，那么火势将向南蔓延，不仅不能重创曹操船队，甚至还可能毁了东吴水师。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季节，东南风持续的时间一定不会很久。因此，一旦风向转为东南风，必须果断、快速地投入战斗，否则谁也不知道风向什么时候会逆转。

起风了，东南风。

必须马上行动！

黄盖把数十艘改装为火船的艨艟战舰集合起来，挂上自己的旗号，向江心奔去。到了江中，黄盖下令把风帆升起，此时风力正劲，扬帆的艨艟战舰行进速度更快。黄盖让战船上的众兵士冲着对岸大喊：“我们是来投降的！”一时间喊声震天。曹军将士听说东吴人来投降，谁也没做战斗准备，纷纷探头观望，指指点点，谈笑风生——谁也没怀疑这将是一场轻松的战争，这不，敌人不战而降了。

艨艟战船离曹操舰队越来越近，此时黄盖亲率十艘大船行驶在最前面，后面还跟着一二十艘。大约距曹营两里时，黄盖手持火把，把上了膏油的木柴干草点燃，迅速撤向小船。很快，数十艘船变成数十座移动的火堆。东吴士兵们弃了大船，大船在风力和惯性的作用下仍继续前行，直冲向停泊在北岸的曹操舰队。

看热闹的曹营士兵一下子傻眼了，谁也没想到他们迎来的不是投降的东吴士兵，而是一艘艘烈焰冲天的火船。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火船撞上来，却无法闪躲，因为他们的船左右相贯，首尾相连，根本不可能拔碇而走。

曹操不禁大叫道：“不好，中计了！”

可是已经迟了，悲剧不可避免。

所有的战船都是木制的，被熊熊烈火一烧便着，在东南风的助力下，一艘接一艘地烧了起来。许多士兵被活活烧死，还有许多人跳入冰冷的江中，不是被淹死就是被冻死。不仅如此，火势还蔓延到江岸，把曹军设在江边的大营也烧个精光。大家都知道，在火灾中，很多人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烟熏死的，所以跑得慢的人，即便没有引火上身，也可能毙命。

周瑜可不会仅仅满足于一把火。

他早有安排。火烧曹营的同时，他已经集结了一支精锐部队。曹操的军队是从西向东进军，逃跑时定会向西逃窜。此时曹操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了。周瑜立即出动水师，向西挺进，截击曹军。

老将黄盖宝刀不老，不愿错过杀敌的机会，也乘着小舟跟着冲锋。小舟没有什么防护能力，曹军在岸上放箭，有一支箭飞来，射中黄盖，黄盖一个踉跄，掉入江中。东吴的搜救船把他从水里捞上来。由于黄盖成了落汤鸡，又受了伤，浑身哆嗦，说不出话，士兵们没认出他来，只是把他当作普通老兵，带上岸后随便安置在厕所旁的一个坐床上。您想想，黄盖年龄本来就大，又受了箭伤，还掉进冰冷的水中，若不及时救护，恐怕要一命呜呼。恰好大将韩当来上厕所，黄盖使出全身力气，猛地吼了一声：“韩当——”韩当也是吴军老将，正在为黄盖下落不明而焦急，忽听得有人叫唤，一眼望去，就看到了浑身湿漉漉、半死不活的黄盖。他一时激动，眼泪哗地掉下来，赶紧上前给黄盖换了一套干衣服，又找来医生，总算保住了英雄的性命。

此时，周瑜正急速追击，扩大战果。

周瑜以轻型战船从水路追击，刘备也把关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原本已经混乱不堪的曹操大军，完全失去战斗力，一路弃尸累累。这时曹操的舰队基本覆没，他无法沿长江北岸撤退，因为那样只有被周瑜追着打的份儿。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一条狭窄难行之路以摆脱追兵。

这条路就是华容道。

当然，历史上的华容道不曾发生过“关羽义释曹操”的故事。

但华容道还是成为曹操的心头之痛。

华容道不仅狭窄，还有大片沼泽地，泥泞难行。十余万大军进入后，几乎无法通行。更糟的是，天公不作美，竟然狂风大作。莫非一代枭雄就要被困死在这荒郊野岭？曹操自然不肯束手待毙，无论代价多大，都要想法子突围才行。他下了一道狠命令，以老弱残兵开路，让这些人背着薪草填平沼泽，为后续部队铺路。这些人本来就体力不支，不小心就陷在沼泽中，死者不计其数。

不仅如此，周瑜与刘备的追兵还在不停地骚扰、追杀。曹操且战且退，终于逃了出来，一路狂奔，撤退到南郡，依城固守，总算惊魂稍定。

曹操仰天长叹，知道攻略江南的机会已经丧失，他垂头丧气地返回许都，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留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镇守襄阳。

在赤壁之战的整个过程中，曹操军队被烧死、淹死、杀死、饿死、病死以及被踩踏而死者，超过总人数的一半。曹操自称有八十万人马，以周瑜的估计是二十三四万。保守算来，曹操军队的死亡人数超过十二万人。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这是从未有过的大败战。

赤壁之战终于以孙、刘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会战，也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所以经典，在于对手是伟大的曹操。有伟大的对手，才有伟大的传奇。在数年前，曹操指挥的官渡之战，同样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那一次战役，同样入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例。只是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曹操倒霉了，他遭遇了生平最大的耻辱。

同样，这一战也成就了周瑜一代名将的美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的睿智、胆略、从容，无不令人钦佩。

赤壁之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

此役打破了曹操一统天下的美梦，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在此之前，曹操横行北方，摧强折锐，所向无敌。他挟中原雄兵猛将、驱荆州降兵，以雷霆之势，直取江夏、进窥东吴，却遭当头一棒，扩张势头也戛然而止。

凭借水师的优势，东吴挫败曹操的南侵，孙权得以保住自家地盘；刘备因祸得福，由于刘琮的投降，他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取荆州之地，将其据为己有。赤壁之战后，由于强敌尚在，孙、刘两大势力仍然保持联盟态势，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

十二
三雄并立的时代（上）

狮子大开口，刘备讨荆州

周瑜的进攻还在继续。

曹军撤向江陵后，周瑜、程普的水师尾随而至。江陵位于长江北岸，是荆州重镇，由曹仁、徐晃两名大将镇守。周瑜的舰队停泊在南岸，与曹仁隔江对峙。

尽管曹军在赤壁之战中遭重创，但毕竟实力不俗，曹仁凭借高大城墙固守，采取守而不攻的策略，让士兵们有充分休整的时间。吴军要攻克江陵，显然并非易事。

东吴大将甘宁向周瑜提出一个建议：先攻略江陵以西一百公里处的夷陵。夷陵邻近益州，曹操亲征荆州时，势如破竹，益州牧刘璋大为惶恐，曾派人前去向曹操祝贺。甘宁本是益州将领，后叛逃到荆州，对益、荆两州的情况十分了解。倘若刘璋顶不住曹操的压力，归顺朝廷，很可能兵出夷陵，解江陵之围。当务之急，是切断江陵与益州的联系。

周瑜同意了这个作战计划，甘宁遂带着一队人马，突袭夷陵并占据该城。

占领夷陵有个意外收获，那就是益州将领袭肃率部来降。如何处置降众呢？周瑜上书孙权，建议把袭肃的降众合并到吕蒙的部队。吕蒙有大局观，他认为袭肃有胆有识，又主动归降，不宜剥夺他的兵权，应该保留独立建制。孙权批复，同意吕蒙的看法。袭肃来降，令周瑜得到一支生力军，如虎添翼。

甘宁攻取夷陵，仿佛在曹仁背后插了一把刀，曹仁坐卧不安了。很快，一支精锐曹军从江陵开赴夷陵，包围甘宁。甘宁部众原本人数不多，在曹军的猛攻下，渐渐不支，只得向周瑜求援。

是救援甘宁，还是放弃夷陵？各位将领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东吴兵力不足，难以派出大军救援。周瑜的部队总兵力不过三万人，与敌军相比毫无优势，若分兵救援，曹仁要是渡江进攻怎么办呢？

横野中郎将吕蒙挺身而出，对周瑜、程普两位主帅说：“依我之见，可以让凌统守卫大本营，我与你们一同去救援夷陵，不会耗时太长。我敢保证，凌统定能坚守十天以上。”吕蒙认为，甘宁必须要救，而且还要动用大部队，这样才能速战速决。留下凌统守卫大本营，人数是少了点，但曹军在赤壁大败后，已经不敢在江面上与东吴军争雄。

果然不出吕蒙所料，吴军主力西上，曹仁也未敢跨江进攻凌统。周瑜、程普和吕蒙的主力部队在夷陵城下与曹军大战，甘宁趁机杀出，里外夹攻，曹军大败，灰溜溜地逃回江陵去了。

周瑜班师后，开始策划对江陵的围攻。他凭借水师的绝对优势，掌控制江权，把堡垒建到长江北岸，战船游弋于江面，往来巡回。曹仁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与此同时，孙权也在东线对曹操展开攻势。

从实力上说，孙权远比不上曹操，主动进攻是否合适呢？

应该说，孙权不得不进攻。

东吴六个郡，分布在长江两侧。长江以南诸郡，有大河为天然屏障，自然比较安全；然而长江以北诸郡，如庐江郡，却无险可守。对孙权来说，最好的战略，便是把边界线北推到淮河一线，以淮河作为防线，进可攻，退可守，方可确保无虞。

基于这个战略考虑，孙权先下手为强，亲自率兵包围合肥，同时派张昭分兵攻略淮河沿岸重镇当涂。

说到打仗，东吴名将悉数集中于西线，孙权与张昭搞内政还行，行军作战确非所长。张昭进攻当涂，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很快败下阵来。孙权只得集中力量围攻合肥，却迟迟未能有进展。

东吴地处江南，蛮族众多，这些蛮族时不时就会闹闹事，折腾折腾。东吴精锐悉数在外作战，又有人蠢蠢欲动。丹阳郡再起暴动，陈仆、祖山等集结两万人，占山为王，在林历山一带打游击。孙权只好调威武中郎将贺齐进剿。

林历山地势险峻陡峭，贺齐围山一个多月，也找不到突破口。最后，他想了一个主意，他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在夜晚时发动突袭。这些勇士们用手上的铁戈插入岩石间的缝隙，攀缘而上，爬上山顶后，再放下绳索，把崖下的战士拉上去。上山后，他们分散到各个山头，敲起鼓，吹起号角。叛军大惊失色，以为老巢被攻陷，纷纷放弃扼守要隘，赶回大本营。贺齐果断发动进攻，突破敌人防线，顺利入山，平定了这次暴动。

有赖于贺齐的出色表现，东吴后方总算没闹出大乱子。只是这次镇压暴动，分散了孙权的兵力，减轻了合肥守军的正面压力。曹操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大举南下增援合肥。

建安十四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次年）三月，已休整数月的曹操率师南下，进抵谯县。

孙权有点着急了，打算亲自率轻骑兵突破合肥守军的防线。长史张纮赶紧劝阻道：“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现在您凭着一股锐气，无视强大且残暴的敌人，全军上下，无不为您担心。斩将搴旗，威震敌场，这是偏将的责任，而不是主帅的。您不该像孟贲、夏育那样一味逞勇，而应多想想霸王的谋略。”

尽管东吴尚未立国，孙权尚未称帝，但他实际上已是一个政权的最高领袖，不该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应站在战略高度把握全局。

听了张纮的劝谏，孙权这才放弃冲锋陷阵的念头。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孙权着实也是一个勇士——勇气是君主不可或缺的品质。

合肥被围数月之久，扬州刺史刘馥忧心忡忡，如果援兵不能及时赶到，情况就会持续恶化。此时曹操已派将军张喜增援合肥，张喜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抵达。扬州别驾蒋济对刘馥说：“我们可以假称张喜的四万步骑兵已经抵达雩娄，并派人假装前去接应。”刘馥一听，此计大妙，便派三名信使带着密函前往合肥。其中两名信使被吴军俘获，所谓的“密函”自然也落入孙权手中。一向聪明的孙权竟然也中计，以为张喜统领的四万援兵已经到来，心中大惊，不敢恋战，撤围而去。

这次进攻合肥之役，无功而返。

其实就算孙权不中计，他也很难攻下合肥。即便攻下合肥，也很难坚守。因为不久后，曹操便亲率主力入驻合肥。

在长江与淮河一带，孙权难以抵挡曹操的中原骑兵，故而他把防御线退缩到长江一线，凭借长江之险，与曹操抗衡。

孙权发动的东线攻势受挫，但周瑜在西线取得了重大胜利。

江陵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刘表坐镇荆州时，就把江陵建为一个后方补给基地，贮备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城防十分坚固，故而曹仁虽被长久包围，却能勉强坚守。

江陵久攻不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吴军队的两大巨头不和睦。

周瑜与程普分任左、右都督，两人关系不好。虽说周瑜有实际权力，但程普自恃为元老，不愿意受周瑜节制，常常自作主张。究竟要听谁的命令呢？军队的将领们也没了主意。参加过江陵之战的吕蒙后来回忆说：“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惧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

为了攻克江陵，周瑜把勇猛善战的甘宁调到北岸，不时发动进攻。有一回，周瑜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冷不防一支箭飞射而来，正中他的右胁。这一箭伤得不轻，众人赶紧将他抬回兵营里。在之后的几天里，周瑜卧床不起，情况不妙。

曹仁得悉周瑜受伤的消息，大喜过望，集结一支军队，出城列阵，打算趁机反攻。周瑜乃是东吴军队的灵魂人物，他生死未卜，兵营内人心惶惶。为了稳定军心，周瑜不顾伤口复发的危险，裹创而起，巡视兵营、激励将士。众人见大都督没事，大家都放心了，个个摩拳擦掌，要为周瑜报一箭之仇。

曹仁远远望见周瑜的身影，心里不由得慌了，不敢与之交锋，他改变主意，把排好战斗阵形的部队又拉进城里。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刘备来了。

刘备之前去哪了呢？

在赤壁之战后，周瑜的军队主攻江北，刘备的部队则扫荡荆州南部诸郡。说实话，刘备是占便宜的。因为周瑜对付的是精锐的曹师，而刘备对付的是战斗力低下的荆州地方部队。这些地方武装怎么是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对手呢？很快便纷纷投降。武陵、零陵、长沙、桂阳四郡全落入刘备之手。

现在，刘备打算助周瑜一臂之力，攻取江陵。他对周瑜说：“曹仁据守江陵城，城中粮食很多，这对我们很不利。我打算派张飞带一千人助您，请您再拨出两千人给我，我们一起抄截曹仁的后路，曹仁必定要弃城而走。”刘备的兵力不多，他要兵分两路抄截曹仁后路，人数不够用，所以向周瑜借点兵。

曹仁侦察到刘备与张飞袭其后路，大惊失色。光是周瑜就很难对付，现在刘备又插上一脚，看来江陵是守不住了。曹仁领着残兵败将，放弃江陵，向北撤退。

江陵之战持续了一年多，最终以周瑜的胜利而告终。

这也是曹操继赤壁之战后的又一次大失利。

战后，周瑜被任命为南郡太守，坐镇江陵。

自赤壁一役后，曹操对周瑜刮目相看，有心招降，便派蒋干为密使，前去游说。

在《三国演义》中，蒋干被描写为一个自以为聪明、实则愚蠢的人，历史上真实的蒋干并非如此。他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史书上称他“以才辨独步于江、淮之间”。蒋干是九江郡人，与周瑜有些交情，便以朋友的身份，身穿粗布衣，前去拜访。

周瑜听说老朋友前来，亲自在兵营门口迎接，一开口便以调侃的语气道：“老朋友辛苦了，远涉江湖而来，莫非是当曹操的说客吗？”一句话，把蒋干说得脸上一阵白一阵青，当然不好意思说劝降的话了。周瑜带着蒋干参观兵营，并摆酒设宴，喝酒时，他又说：“大丈夫立身处世，若是遇到能引以为知己的主公，实是幸事。主公对我言听计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表面看是君臣，内里却亲似骨肉；就算苏秦、张仪复生，能说得动我改变立场吗？”

其实周瑜对蒋干的来意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顾念朋友情谊，不等蒋干发问，便自表心声。蒋干知道无法说动周瑜，所以从头至尾，一句劝降的话也没说，只是微笑地听着。回去后，蒋干对曹操说：“周瑜有气量，有高远的理想，不是用言辞就能挑拨离间的。”

前文说过，由于敌人太强大，孙权、刘备仍然维持联盟状态，共同对敌。

为了强化盟友关系，孙权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这是一桩政治婚姻，这时刘备已经快五十岁了，而孙权不到三十岁，他的妹妹年龄就更小了。民间把孙权的妹妹叫作孙尚香，史籍未载其名。孙小妹虽是女流之辈，却与哥哥们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才思敏捷，性情刚猛，不爱红装爱武装，从小喜欢打拳弄棍，堪称女中豪杰。这种女子，固然令人钦佩，可是娶来当老婆，却也令人头疼。孙小妹嫁给刘备，带来侍婢一百余人，这些女子居然个个利刃在手。饶刘备乃天下枭雄，每当去见孙小妹时，也不禁心惊肉跳。

孙权当然晓得，对刘备来说，比女人更重要的是地盘。

此时恰逢刘琦去世，两人便相互表荐。刘备表荐孙权为车骑将军兼徐州牧，孙权表荐刘备为荆州牧。荆州地盘也被进行了分割，长江以南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为刘备地盘，长江以北的南郡（治地为江陵）、江夏（治地为沙羡）则归孙权。

以刘备的雄心，当然不可能满足于四郡地盘。随着刘琮投降曹操、刘琦去世，原荆州将领纷纷投奔到刘备麾下。接纳的部众一多，土地更吃紧了。刘备心想，正好可以此为由，向孙权多要些地盘。

黑老大出身的刘备，显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与孙权只是盟友，不是朋友。盟友是因为有共同利益，临时凑合在一起的。你多要一块地，孙权就得多损失一块地。天真的刘备动身准备出发，诸葛亮赶紧劝道：这怎么行呢，就算孙权肯把地给你，他手下那帮虎狼之臣又岂肯答应呢？

刘备不听。

他本来应该听的。只是他一直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觉得去试试又何妨呢？

刘备跑到京口见孙权，狮子大开口，要求得到整个荆州。在刘备看来，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因为刘琦死后，作为刘表麾下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理应继承这笔政治遗产。

这个要求太大了，孙权还真没办法答应。

不过，再怎么说，刘备是妹夫，孙权还是客客气气的，但周瑜就一点也不客气了。

周瑜对敌人一向不客气。刘备是盟友，不是敌人。不过在周瑜看来，刘备仅仅暂时不是敌人。在赤壁之战时，周瑜就不给刘备面子，几度让他难堪。周瑜比任何人都知道，刘备绝非善辈，而是东吴潜在的心腹大患。

一封信从江陵飞往京口，在这封寄给孙权的密信中，周瑜写道：“刘备乃是一代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些熊虎之将为羽翼，肯定不会长久地屈居他人之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刘备扣留在东吴，让他住宫室，多安排些美女服侍他，使他沉湎于声色犬马。接着，再把关、张二人分开，这样就可以胁迫他们为我效力，如此一来，天下可定矣。若是轻易地把土地割给他们，又让他们三人聚在一起，恐怕他们就会如蛟龙得云雨，终究不是池中之物了。”

在周瑜看来，刘备这个人一定得防。因为他不是小角色，而是蛟龙，只是现在尚是“潜龙”，若机会一到，这只蛟龙就会张牙舞爪，飞上云端。

除了周瑜之外，吕范也密禀孙权，他的见解与周瑜如出一辙，认为应当扣押刘备。

孙权毕竟是领袖，考虑问题的角度与大将们有所不同。他没有扣押刘备，因为在他看来，现在刘备还有很大的价值：一方面，曹操实力强大，在北面虎视眈眈，刘备的部队是支劲旅，可以作为联合抗曹的利器；另一方面，广揽人才是孙权与曹操抗衡的重要战略，要是容不下刘备，恐怕天下英雄也不会来了。

刘备没能讨到地盘，悻悻离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晓得周瑜、吕范等人的谋划，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嗫嚅道：“周瑜与吕范的阴谋，孔明都想到了，看来智者所见略同。当初孔明劝我莫要前去，我因为心急，还是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危险了，差点被周瑜暗算了。”

对刘备来说，周瑜是最可怕的敌人，甚至比曹操还可怕。曹操远在千里之外，周瑜却近在咫尺。特别在得知周瑜暗算自己的阴谋后，刘备更是惴惴不安。

不过，这一次命运之神似乎站在了刘备这一边——不久后，周瑜竟意外病死了。

一句“既生瑜，何生亮”，让他被误解千年

“既生瑜，何生亮？”

由于《三国演义》影响力太大，这句话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站在蜀汉的立场，故而不惜拔高蜀汉人才，而刻意压制魏、吴的英雄人物。其实，周瑜根本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周瑜在世之时，诸葛亮的名声并不十分响亮，也还没有做出伟大的事业。此时的周瑜，地位比诸葛亮高，名头比诸葛亮响，还接二连三地建立卓越的功勋，连曹操都对他另眼相看，企图拉拢招降。

周瑜与孙权一家关系不一般，孙权将他视为兄长，周瑜也极尽效忠之本分。东吴政权要何去何从？如何缩小与曹操的差距？这些都是周瑜日思夜想之事。渐渐地，一个计划在他脑海里明晰起来。

他从江陵奔赴京师，谒见孙权，详细阐述自己的战略。他对孙权说：“曹操刚遭败绩，内部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因而未能继续大举用兵。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扩张势力。请派我与奋威将军孙瑜一起西进，攻取巴蜀之地，吞并汉中的张鲁势力，留下奋威将军固守，与关中马超结为盟友。我则回来与您一道攻取襄阳，进逼曹操，争夺北方。”

周瑜的雄心绝不止在于固守南方一隅之地，他勉励孙权进取中原，一统中国。要进取中原，光靠江东是不够的，要把江东、荆州、川蜀连为一片，因此攻取巴蜀成了周瑜战略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一点，诸葛亮也看到了，原本不被人关注的巴蜀之地，很快就要成为诸势力争夺的焦点。

孙权批准了周瑜的计划，周瑜便返回江陵着手准备工作。可惜的是，天妒英才，行至半途时，他竟然染上疾病。自从去年攻打江陵时挨了一箭，周瑜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这一病，居然让他再也起不来了。他自知大限将近，在病榻上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寿命的长短乃是命中注定的事，我死不足惜，只恨尚未大展宏图，不能再为您效命了。如今曹操在北方，局势仍动荡不安；刘备寄居篱下，如养虎遗患。天下之事，不知最后如何收场。这正是臣属将士奋发之日，也是您慎思明断之时。鲁肃为人忠勇刚烈，临危不乱，我死之后，他可以代替我的位置。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若我所说的，您能采纳的话，我周瑜死而不朽。”

这封信发出去后，周瑜便溘然长逝。

他死得真不是时候——正当东吴欲大展拳脚之际，作为灵魂人物的周瑜却死了。他的死，对东吴绝对是无可估量的损失。周瑜的战略眼光长远，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赤壁一战，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周瑜由是奠定了一代名将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周瑜是曹操一生中遇到的最强对手。如果周瑜不死，巴蜀很可能不会是刘备的地盘，三分天下的格局或许就不存在了。

周瑜的军事才能无可代替，不仅如此，他在孙权心目中的分量，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刘备与曹操都把周瑜当作可怕的对手，两人都曾经制造种种流言，诽谤、诬陷、贬低周瑜。刘备去京口拜见孙权，曾偷偷打小报告说：“周瑜文韬武略，实是万里挑一的英雄人物，我看他器量宽广，恐怕不会长久居于人臣的位置。”这是捧杀，暗示周瑜乃帝王之材，岂肯甘心当孙权的部下。曹操则大肆散布贬低周瑜的言论，他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战时，我正好有病，就主动烧掉船只撤退，不想却被周瑜捞到虚名。”这是在暗示周瑜不但浪得虚名，而且用所谓的战功欺骗孙权。

尽管曹操与刘备的说辞不同，却同样都是诛心之论，用意歹毒。这种流言蜚语是有很大杀伤力的，历史上有很多名将，没死在战场，而是死于流言蜚语，死于帝王的怀疑。

但刘备与曹操的阴谋都破产了，孙权对周瑜的信任是坚定不移的，他把周瑜当作东吴的英雄与拯救者。当时孙权虽是东吴割据政权的领袖，但并不是帝王，只是挂了“讨虏将军”的头衔，其属下只是对他行将军礼。只有周瑜恭恭敬敬，行臣子礼，实际上已经把孙权当作君王对待。两人关系原本如同兄弟，周瑜又自觉维护孙权的高大上形象，做事相当有分寸，在关键时候能勇挑重担，为人所不敢为，拯救东吴于危难之中。这样的人，孙权怎么会怀疑他？

可惜的是，刘备与曹操的阴谋未能得逞，老天却帮了他们大忙。周瑜染病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

孙权接到周瑜的遗书后，心中大恸，他沉痛地说：“周瑜有辅佐帝王的才能，竟然这样短命，他突然去世，以后我还能依靠谁呢？”想到这儿，孙权不由得泪如雨下。他亲自西行，在芜湖迎回周瑜的灵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周瑜富有人格魅力，深谋远虑，顾全大局。他少年得志，属于东吴阵营中的“少壮派”领袖，地位凌驾于众多老将之上，这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老将程普就经常跟他抬杠，动辄挑衅。周瑜却能忍气吞声，不计较个人得失，埋头苦干，用一系列伟大胜利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最终，程普也不得不服气，并且深深地为周瑜的高风亮节所感动。这位老将军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颇像战国时代的名将廉颇，他主动与周瑜交好。后来，程普遇人时总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意思就是说，跟周瑜这个小老弟交往，就像喝醇香美酒，不知不觉便醉了。

周瑜是带着三大遗憾而死的：其一，未能挺进益州，把巴蜀、汉中之地收入囊中；其二，未能剪除刘备这个心腹之患；其三，未能在有生之年与曹操逐鹿中原。

历史似乎总跟东吴开玩笑。孙坚、孙策父子都是英年早逝；孙策的三弟孙翊有乃兄之风，竟也死于叛将之手，如今周瑜又撒手人寰。他们还那么年轻，就都死了，这确是东吴的不幸。

由于周瑜突然病故，西征巴蜀一事便搁置了。孙权依其遗愿，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管周瑜的部队，驻扎江陵。

鲁肃与周瑜一样，也是主战派人士，但两人的战略有所不同。鲁肃是孙刘联盟的促成者，大力鼓吹联合对抗曹操；周瑜则把刘备当作心腹之患，主张分化瓦解其力量。在这两种战略之间，孙权倾向于鲁肃。他亲征合肥，以失败告终，甚至放弃了长江北岸的庐江郡，因此孙权自认为在陆地上，难以同曹操争锋。

但如果继续与刘备合作，孙权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刘备盘踞荆州南部四个郡，而东吴则占据长江以北诸郡。一旦曹操大军南下，东吴军队首当其冲，而刘备反倒躲在后方。这样的联盟还有什么意义？鲁肃便向孙权提出一个建议：把荆州北部诸郡，借给刘备。

在战争史上，有借粮的，有借兵的，借地则很少听到。

当时荆州情况是这样的：南部四郡控制在刘备手中，长江沿线诸郡在东吴手中，而北面的襄阳城则还在曹操手中。鲁肃所说的“借荆州”，并不是指荆州全部，而是夏口以西至夷陵的这一段地盘。荆州东部的几个重要据点，是进出东吴的通道，则没有借出。

孙权同意鲁肃的建议，把土地借给刘备。

朋友间借钱有时都有借无还，何况是借土地呢？

与周瑜相比，鲁肃与孙权的目光都不够长远，他们希望培植刘备势力以对抗曹操的中央政权，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前提错了。刘备乃是狞猛枭鸷之英雄，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这些人都控制不住他，孙权凭什么能控制他呢？如果控制不了，刘备就是潜在的敌人、对手，这一点周瑜看得十分透彻，但鲁肃却过于信任盟友了。

比借地更严重的是，东吴把荆州长江沿线地带拱手让出后，便失去了西击益州的机会。通往益州的水陆通路都在刘备的控制下，东吴军队如何远征？事实上，周瑜去世后，孙权曾打算西征益州，被刘备所阻，未能成功。最后，刘备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西进益州，夺取巴蜀之地，成就帝王伟业。

“借荆州”是鲁肃的败笔，但也是刘备的幸运。关于借荆州引发的故事，后面再说，这里先略过不谈。

荆州诸郡借给刘备后，东吴军队陆续东撤。

鲁肃带着周瑜旧部四千多人马，从江陵撤到陆口，孙权任命他为汉昌太守。中途，鲁肃经过寻阳，这里正是吕蒙的驻地。吕蒙是东吴军界的后起之秀，在征黄祖之战、赤壁之战、江陵之战以及夷陵之战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周瑜死后，吕蒙的重要性更加突显。但是鲁肃却看不起吕蒙，因为吕蒙年少从军，没读过什么书，在鲁肃看来，吕蒙不过就是匹夫一个罢了。

这时鲁肃手下有一人说：“如今吕蒙将军功名日盛，不可以故意怠慢他，您还是前去拜访一下吧。”鲁肃虽然不太情愿，还是放下架子，前往吕蒙营中。

吕蒙得知鲁肃前来，当即摆酒席相迎，两人喝了几杯酒后，开始谈论天下事。令鲁肃吃惊的是，以前的“土包子”吕蒙，居然变得儒雅与博学，时不时引经据典，议论纵横。一向以口才及学识著称的鲁肃居然丝毫不占上风，他张大嘴巴，惊愕地说：“以前我以为老弟你只有武略罢了，今天才知道你学识如此渊博，不复是吴下阿蒙了。”

吕蒙微微一笑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兄您也发现得太晚了吧？”

“吴下阿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语，阿蒙是对吕蒙的昵称。当年半文盲的吴下阿蒙，何以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儒将呢？

这还得从孙权的激励说起。

东汉是儒学极发达的时代，学者极受尊敬，即便到了三国时代，谋士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这倒是符合“上兵伐谋”的传统。孙权麾下猛将如云，但不少将领文化水平低，比如吕蒙、蒋钦，都是这种人。有一回，孙权对吕蒙、蒋钦说：“你们现在都手握兵权，应该多读书，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

吕蒙辩解道：“军务繁忙，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啊。”

孙权不以为然地说：“我又不是要你们研究经典，去当什么五经博士，只是作为一名大将，应该要涉猎历史，对古代事件有个了解。你们说军务繁忙，谁能比我更忙呢？我年轻时就学习《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经典，只有《周易》没读。自从掌管政事以来，又读了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以及各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裨益。你们二人悟性很高，若多读些书，一定收获很多。当务之急，是先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以及三史。孔夫子曾说：‘整天不吃不睡思考问题，没什么益处，不如读书学习。’想当年光武皇帝，戎马倥偬仍手不释卷。远的不说，就说曹操吧，他还自称‘老而好学’呢，你们怎么能不自勉？”

这一番话，对吕蒙刺激太大了。

作为一名武将，他没有读书的兴趣，总以军务繁忙为借口。孙权、曹操以及光武皇帝，不仅要管军务，还要管内政、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却仍争分夺秒地读书。人家都有时间，自己怎么没时间呢？说到底，还是惰性在作怪。从此之后，吕蒙发愤读书，无论军务多忙，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书籍，随时翻阅，笃志不倦。他没什么学问底子，但以勤补拙，不到几年时间，所读之书，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儒生了。

随着学问的长进，视野的开阔，吕蒙对军事的理解也达到新的高度，战略目光更加宏远。知识就是力量，拥有知识的吕蒙实现了人生的转折，实现了由一名赳赳武夫向一代名将的转变。

鲁肃与吕蒙交往不多，在他的印象中，吕蒙仍然是那个“吴下阿蒙”。这次邂逅让他对吕蒙有了全新的了解。

吕蒙不仅变得博学，而且军事上的见解已在鲁肃之上了。

由于孙权把荆州江北之地借给刘备，刘备派虎将关羽镇守，鲁肃调任汉昌太守，防区与关羽相邻。对此，吕蒙略有不安地问道：“您身为汉昌太守，身肩重任，与关羽为邻。不知您有什么计策防备关羽呢？”

这一问，把鲁肃问住了，鲁肃十分窘迫地说：“到时随机应变吧。”

吕蒙说：“现在虽说孙刘结盟，东西一家，但关羽乃是虎狼之将，不可不防。关羽这个人，身材魁梧，好读《左传》，为人刚正磊落有雄气。不过他有个缺点，就是过于自负，盛气凌人。现在您与他为邻，须得计划好几套方案，以备不测。”

说完，吕蒙向鲁肃提供了五套方案，详细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对策。鲁肃听后大为叹服，这一天实在带给他太多惊喜了，他拍着吕蒙的背说：“子明（吕蒙的字），我不知道你的才识谋略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几个时辰之前，心高气傲的鲁肃还打心眼底看不起吕蒙；几个时辰的交流后，他对吕蒙的印象完全改变，佩服得五体投地。

酒宴之后，鲁肃前往拜见吕蒙的母亲。在三国时代，这叫“登堂拜母”，是有特殊含义的，表示对朋友的极度尊重，所以对其母亲要采用跪拜礼，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一般。当年周瑜这样拜过孙策、孙权的母亲，因而孙母视他如同自己的儿子。

就这样，鲁肃与吕蒙成了好朋友。

在《三国志》一书中，把周瑜、鲁肃、吕蒙三人合为一传，这三位伟人都是东吴的栋梁，是国士级的人物。鲁肃力主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在群臣皆主投降时，他独标抗战之义；周瑜才气过人，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千百年来，其音容笑貌，犹似在眼前；吕蒙勤勉好学，敢于挑战自我，有深谋远虑，最终复夺荆州，巩固东吴之本。此三人者，不独东吴之英雄，亦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之英雄也。

在“借荆州”一事上，孙权有失有得。

失的是益州被刘备捷足先登，得的是岭南之地——正因为西部有刘备抵抗曹操，孙权才能腾出手来，经营岭南。

在两汉时，岭南还是化外之地，虽幅员广阔，却十分落后，南方蛮夷又时常叛乱，故而动荡不安。东汉末年，朝廷委派的交州刺史朱符被叛乱的蛮夷杀害，导致州郡大乱。当时中原正陷入军阀混战中，谁也懒得去理会偏远的岭南。

时任交趾太守的士燮（xiè）是个颇有才干的官吏，他果断让三个弟弟代理合浦郡守、九真郡守、南海郡守之职，弭平动乱，恢复秩序。士燮为人宽厚，礼贤下士，虽处偏远之地，仍然声名远扬，许多士人为躲避战乱，南下投奔他。

后来，朝廷派来一位新的刺史大人，此人名叫张津。张津没别的本事，就是特迷信，整天搞旁门左道，幻想着成仙。不久后，他就“成仙”了，部将区景看他不顺眼，索性一刀把他给砍了，送他上了天。

荆州牧刘表没有雄心向中原发展，却有意染指交州事务，他派一个名为赖恭的人出任交州刺史，后来又派吴巨出任苍梧太守。只是刘表所用非人，赖恭与吴巨两人互不服气，大打出手，吴巨出兵攻打赖恭，赖恭落荒而逃，逃回荆州去了。

由于地缘因素，荆州牧刘表在岭南的话语权是比较重的，但朝廷显然不愿失去对南方的控制。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交趾太守士燮为绥南中郎将，都督交趾、九真、合浦、南海等七郡军事。不过曹操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与岭南相去遥远，控制力度终究十分有限。

在赤壁之战前，东吴尚没有能力经营南方广大地区，孙权的战略重点是消灭黄祖以及平定内部动乱。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的转折，也是东吴走向扩张的起点。孙权与刘备联合，共抗曹操，曹操一时之间没有能力跨越长江发动新的进攻。这种三方短暂的和平局面，给孙权解决岭南问题带来良机。

孙权以鄱阳太守步骘（zhì）为交州刺史兼立武中郎将，带领一千多人马南行，正式染指岭南。

步骘是何许人呢？

他本是淮阴人氏，因天下大乱而避难江东，种瓜谋生，生活极为落魄。他白天耕作，晚上读书，史书称他“博研道艺，靡不贯览”，且“宽雅沉深”。人的前途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步骘性格坚忍，贫困交加时仍不坠其志，逐渐有了声名，被称为“当时英俊”。孙权一直欣赏这种有志气、有学问的人，步骘由是踏入政坛，从书记官一直升迁到鄱阳太守。

岭南一直是个难以治理之地，诸方势力盘根错节，只要看看前几个刺史的下场就可知。朝廷派来的刺史朱符被杀，刘表派来的刺史赖恭落荒而逃，岭南交州之地，仍是群龙无首。吴巨割据自雄，而士燮兄弟也独霸一方。此时东吴挫败曹操于赤壁，势力席卷长江中下游，声势大振，吴巨不敢正面与东吴交锋，假装归附步骘，实际上仍是拥兵自重，当土皇帝。

步骘知道，不解决掉吴巨，岭南之事难平。吴巨会装，他就不会装吗？他假意对吴巨客客气气，邀其前来相见。吴巨不知是计，刚到步骘营中，便被缴了械。步骘历数其罪，当场将他斩首正法。这一举动震动了岭南诸郡。统领七郡之地的士燮兄弟也大为震动，主动归附。孙权给士燮加了一个“左将军”的虚衔，士燮则把儿子送到东吴作为人质。

吴巨被杀，士燮归附，岭南这两个最大的军阀解决了，其他小军阀无不见风使舵，归附东吴。至此，孙权控制广阔的岭南，一个大帝国已呼之欲出了。

“国贼”的内心独白

赤壁之战，曹操元气大伤，损兵折将超过十万人。更要命的是，他在朝廷中的威信降到最低点。孙权与刘备开始展开政治攻势，骂曹操是国贼，是企图篡位夺权的乱臣贼子。在此之前，孔融就曾想过尊皇室而抑曹操，但被曹操杀了，还被株连全家。曹操大开杀戒的原因，乃是相信袁氏集团覆灭后，自己统一中国指日可待。不料马失前蹄，他在最风光之时，从云端重重跌了下来。

什么汉家天子，天下人都知道，汉献帝不过就是一尊泥菩萨。曹操的野心，路人皆知，只是不敢说罢了。现在孙权、刘备拿“乱臣贼子”攻击曹操，其威力堪比十万大军，曹操的处境非常被动。但是阿瞒毕竟是阿瞒，不可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他得奋起反击。

武器，不一定非得是刀枪剑戟，也可以是笔。

曹操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写给天下人看的。你们说我坏话，说我是国贼，我要为自己辩解。我们来看看曹操是如何自我辩解的，为便于阅读，大意略述于下：

起初，我被举为孝廉时，就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的名士，怕被别人当作是凡夫俗子，想在政治上大展拳脚以博取名誉，故而当任济南相时，革除弊害，清扫污秽，公正地选拔人才。也正因为如此，遭到许多豪强的怨恨，我担心祸及家人，便称病返回故里。当时我还年轻，就在谯县以东五十里处修筑精舍，打算夏秋读书，冬春射猎，本想待上二十年，等天下政治清明了，再出来做官。然而我未能如愿。

后来我被朝廷征为典军校尉，便改了想法，想为国家讨伐贼寇，建立功勋，希望死的时候，墓碑上能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几个字，这就是我的理想。董卓之变后，我便兴义兵讨伐，后来我成了兖州刺史，破降黄巾军三十余万人，又讨伐袁术，令他穷途末路而死。紧接着，我又摧破袁绍，杀了他两个儿子，继而击破刘表，天下这才大体平定了。

身为帝国宰相，我已是位极人臣，这已远远超过我当年的理想。假若没有我，不知有几个人会称帝，几个人会称王。或许有人看到我势力强盛，又不信天命，便妄自猜测，说我有篡权的野心。每念及此，我总是耿耿于怀，故而对各位说的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不过，若要我因此便放弃兵权，把部众交给有关部门，回到封国武平，那却是万万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一旦没了兵权，就会被人所害。我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为国家考虑，因为我若失败，国家必定岌岌可危。所以我不能为了博得好名声而让自己陷于灾祸之中。

我的封邑有四县，食户三万，我哪来的德行，能拥有这么多呢？天下尚不平静，我不可让位；至于封邑，我可以退还。现在我归还阳夏、柘、苦三座县城共计二万食户，只留下武平县的一万食户。这样做，大概可以减少对我的诽谤，减轻对我的责骂吧。

这篇内心独白写得十分有趣。

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曹操的压力是何等巨大，以致他要把众人的指责，拿到台面上来说。所有的指责都归结到一点：你曹操想篡位。倘若曹操已经扫灭群雄，成为一个独裁者了，他完全可以像对付孔融那样对付任何一个胆敢挑战其权威的人。可惜的是，他还不是真正的独裁者，还有孙权、刘备这些人在。曹操若大开杀戒，只会驱使士人逃到孙权、刘备那儿，那么他就是自找死路了。

曹操的自我辩解，就是要洗脱篡位夺权的嫌疑。

我们要注意，曹操的自辩方式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你攻击我什么，我就回应什么。他的反击不是温柔妥协的，而是充满霸气的。

首先，他吹嘘自己的功绩，破黄巾、伐董卓、讨袁术、败袁绍、征刘表，并自吹“遂平天下”。他的这个“天下”，成色不足，把荆州、东吴、川蜀、岭南等地都给遗漏了。但是没关系，曹操无非是要得出一个结论：你们说我要篡位，错了，我是那些想篡位夺权的野心家的克星。不是我曹操在，天下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了，我是国家的柱石。

其次，既然说自己不迷恋权力，那么为什么不功成身退、交出兵权呢？曹操说，我不交，是因为交了不但身家性命难保，还会危及国家社稷。这里曹操说了大实话，中国古代的政治文章总写得冠冕堂皇，就是不肯说实话。曹操不怕，俺就是这样，换作你们，你们会交出权力吗？这就叫将心比心——我就算不是善茬儿，你们也未必是好鸟，谁比谁伪善呢？这就是他的真性情，不粉饰，有啥说啥。

当然，他还是做了些让步，退了自己的部分封邑。毕竟不做出点样子，显不出诚意。

这篇自白书是古代文学的精品之作，足见曹操过人的文采，特别是字里行间那虎虎之气，不是一般文人能写得出来的。至于文章有没有起到很大作用，我看并没有。请注意看，曹操一方面辩解自己并无篡位野心，另一方面，整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提到皇帝，根本没把皇帝放在眼里，语气霸道，唯我独尊，明眼人一看就知，他已是“太上皇”了，还篡什么权？

帝国不知皇帝矣，只知丞相。

丞相距离皇帝，也就只差那么一点点。

阻力来自外部，中原已肃清，但西方与南方的军阀尚未消灭。孙权与刘备联手，曹操尚没有力量征服，他把目光对准了实力平平的张鲁。

张鲁这个人大有来头。

据说他是汉初名臣张良的后代，祖父是道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张陵。张陵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以“张天师”之名闻名天下。张陵在川蜀鹄鸣山学习道术，据说他写了一本《老子想尔注》，收受门徒时，门徒要敬献五斗米，故而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非天文学家张衡）成为第二代天师，后来张鲁继承其业，成为第三代天师。

张鲁不仅是个宗教领袖，也是重要的军阀头目。在刘焉主政益州时，张鲁受其重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后来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一起发兵夺取汉中。张鲁颇有野心，袭杀张脩，夺其部众，盘踞汉中，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刘焉死后，刘璋继任益州牧，由于张鲁不愿归顺，刘璋大开杀戒，把张鲁娘家亲戚都杀掉了。

与中国各地其他政权不同，张鲁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不置长吏，各部首领都是宗教大头目，称为“治头大祭酒”。初学者叫“鬼卒”，而信教已久者则称为“祭酒”。这种特殊的政权模式，在中国独树一帜。

张鲁是个独立的军阀，与其他军阀往来不多，势力相对也较弱，自然成为曹操的下一个目标。

曹操把征服张鲁的任务交给司隶校尉钟繇，同时派征西护军夏侯渊率部从河东出发，与钟繇会师。在曹操看来，征服张鲁，北可威慑关中的韩遂、马超，南可进窥巴蜀。不过他的部下高柔可不这样认为，高柔进谏道：“大军西征，韩遂、马超等人定会怀疑我们别有用心，认为我们表面上征讨张鲁，实则要夺取关中，到时必会叛乱。我认为不如先取关中，只要关中平定，一纸文书下达，张鲁就会乖乖投降了。”

这话要是出自郭嘉之口，曹操怕是会听的，但高柔说话分量毕竟太轻，曹操不当一回事。

然而，高柔所料不差。

得悉曹军欲征汉中，关中诸将大骇，韩遂、马超立即与各地诸帅碰头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曹操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攻张鲁只是他的借口，其真正的目的是夺取关中。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关中的一些情形。

韩遂与马腾是西北的老牌军阀，原先地盘是在凉州。在经历了董卓迁都，吕布刺董，李傕、郭汜把权及至献帝东迁后，原先董卓旧部的那些巨头们都死得差不多了，韩遂与马腾便成为关中势力最强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韩遂、马腾等人迫于压力，被迫遣子入质，屈服于朝廷，但他们仍是强大的地方势力。

韩遂与马腾这两大巨头原本关系不错，后来因种种原因失和，反目成仇，韩遂甚至杀掉马腾的妻子，以致两人兵戎相见。在曹操遭遇河东之变时，马腾派儿子马超出兵相助，大破袁氏集团将领郭援，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之后朝廷拜马腾为征南将军，韩遂为征西将军。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中诸将，曹操征马腾入朝为官，马腾虽一度犹豫，但迫于压力，只得前往曹操所在的邺城，其部属交由儿子马超统领。

这一次，曹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明明是想出兵汉中，怎奈关中群雄并不买账。马超与韩遂，以及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余位将帅，举旗叛变，纠集了一支十万人的部队，开赴潼关，阻止曹军西进。

曹操勃然大怒。这一事件足见朝廷对关中已失去控制力，若不迅速镇压，必定夜长梦多。他马上派安西将军曹仁赶往前线，节制诸将，遏制关中联军，并下令只守不攻，等待援军到来。曹操安排好后方各项事宜后，便亲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前线。

到了前线，曹仁报告说，关中叛军十余支军队都抵达潼关，这仗不好打啊。曹操听完后却面露喜色，大家十分不解，忙问他为何反倒高兴了。曹操说：“关中土地辽阔，若敌人各自分兵把守要塞，想一一剿灭他们，非得用一两年的时间不可。现在他们都凑到一块了，虽然人多势众，却谁也不服谁，群龙无首，正好可以一举歼灭，这比逐一击破要容易得多，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又有人说：“关西兵卒习惯使用长矛，倘若我们不派出精锐前锋部队，恐怕打不赢。”

曹操笑道：“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手中，而不是在敌人手中。虽然敌贼惯用长矛，但我会让他们的长矛没有用武之地。请诸君在一旁观战吧。”

由于长期与游牧部落作战，关西骑兵所用的矛比一般的矛要长，这样骑在马背上拼杀时，长矛的冲刺威力会非常惊人。曹操居然夸下海口，说要让身经百战的关西骑兵无法发挥长矛的威力，在座的将领无不面面相觑，将信将疑。

关中之战，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八月打响。

曹操率主力部队进抵潼关，与马超等人对峙。

潼关位于险要之地，渭水在此与黄河合流。当时关中联军主力集结于渭水，渭水北岸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而要进入渭北，只能从河东郡西渡黄河。有人便提议，应大举渡过黄河，直插敌守卫薄弱之处。曹操没有这样做，他把主力悉数开赴潼关，摆开硬碰硬的架势。这种战法，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军事原则难道不应该是避实击虚吗？

避实击虚是对的，但要注意的一点是，战场的形势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曹操解释道：“若我军大举由河东郡向黄河西岸移动，势必引起敌人的警觉，到时他们定然会沿着黄河布防，想渡过黄河就难了。”

曹操的谋略，当真是神鬼莫测，他于潼关外集结重兵，关中联军自然放松了对黄河沿线的守备。这时曹操暗中派徐晃、朱灵率步骑兵四千人沿黄河北上，在蒲阪渡口渡过黄河。当然，关中联军在这里守备虽弱，并也不是毫无戒备。徐晃渡河后，还没来得及安营扎寨，就被敌人发现了。关中将领梁兴连夜率五千人攻击徐晃，徐晃奋起反击。这一战非常关键，倘若徐晃战败，曹操的计划就泡汤了。所幸徐晃大发神威，大破梁兴，关中军狼狈而逃。徐晃在黄河西岸修营筑垒，确保了黄河渡口的安全。

蒲阪渡口已控制在曹军手中，曹操大喜，遂令大军从潼关北撤军，先北渡黄河，再沿河北上。曹军前锋渡过黄河后，马超已发现曹操的动静，急点步骑兵一万，发动进攻。曹操不愧久经沙场，临危而不乱，他让众将士抢渡黄河，自己则与虎贲之士一百余人留在南岸断后。这种沉勇与镇定，着实非常人所能及。

当时马超的部队节节逼近，箭矢如雨。曹操气定神闲地坐在胡床上，岿然不动，箭矢纷纷落在他周围。统帅的这种表现无疑给全军上下一种极大的鼓舞，人家帝国丞相都不慌乱，我等小兵乱什么呢？整个撤退井然有序。

作为卫队司令的许褚却不免着急，担心乱箭不长眼，射中曹操，便扶着他上船。曹操刚上船，一支箭就射中了船上的一名船工，船工应声而倒，死了。许褚一手操起一副马鞍，遮在曹操跟前，挡住飞来的箭，另一只手撑住竹竿，把船向江心摇去。

曹操还留了一手棋。眼看敌军快接近河岸，校尉丁斐依计把大量的牛马放了出去，这些牛马没命地向前冲。马超手下那些士兵虽然骁勇，却都有点贪财，很多人不去追曹操了，而是四散抢夺牛马。在马超部队陷于混乱之时，曹操的船已渐行渐远，最后一批士兵也摆渡过河。

当时已渡过河的曹军将领见对岸一片混乱，非常担心曹操的安全，个个神色慌张。直到看到曹操安全渡河后，大家才转悲为喜，有些人不禁涕泪直流。曹操呢？他只是大笑道：“今天差点被几个小贼困住。”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曹操不但全无惧色，还对适才的种种危险轻描淡写，其内心之强大，实属罕见。

渡过黄河后，曹军沿黄河北上，一直到了蒲阪渡口。蒲阪渡口已被先锋徐晃、朱灵牢牢控制在手里，故而数万大军再次渡河，进入关中联军防备空虚的渭北地区。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倘若他一开始便摆开进攻渭北的架势，马超等人一定会严加防备。他故意以重兵佯攻潼关，吸引敌人主力，再迅速撤离潼关，北上渡河，实现了进军渭北的计划。

曹操的中原兵团在陆战上几乎无敌于天下，除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之外，还在于其军事工程技术十分厉害。渡过黄河后，曹操并没有急着推进，而是沿着黄河向南修筑了一条甬道。甬道就是两边有墙或屏障的驰道，类似现代封闭式的高速公路，因为道路两侧是封闭的，马车可在驰道上飞奔，不必担心撞上什么东西。同时，道路两侧修筑的墙体也可以保障军队的安全。

此时，马超已经发现曹军并没有滚回家去，而是绕行到了渭河北岸区域。那么曹操下一步的意图是什么呢？马超派斥候前往侦察。曹操心思缜密，岂会轻易暴露企图呢？他派出几支神出鬼没的部队作为疑兵。马超得到的情报，一会儿说曹军在这里，一会儿说曹军在那里，搞得他莫辨真假，判断不准曹操的出击方向。

在战略方向上，关中集团诸帅是有分歧的。马超力主渡渭水，他说：“我们应当在渭水北岸与曹操对峙，这样不用二十天的时间，曹操定然粮食匮乏，到时必将退兵。”

韩遂却不同意，因为渭水南岸有潼关，而北岸没有大的城堡可守，他反驳道：“尽管让曹军渡河，把他们困在河中，岂不快哉！”

在韩遂看来，南岸有渭水作为防线，曹操若渡河前来，正好可半渡而击之，毫不吃亏。其他将帅都不肯过河，马超自然毫无办法。后来曹操听到了马超的计谋后，心有余悸地说：“马儿不死，我死无葬身之地。”

关中联军待在潼关，以静制动。

兵者，诡道也。曹操显然对《孙子兵法》有深刻的理解。他一面设疑兵迷惑对手，一面暗遣一支工兵由黄河南下，到了黄河与渭水交汇处，逆流入渭水，连夜搭起一座浮桥。曹操率大军在黑夜的掩护下，迅速通过浮桥，在渭水南岸安营扎寨。

这一军事行动大大出乎韩遂等人的意料。韩遂本想在曹操渡河时，半渡而击，把曹军打回去。岂料曹操根本不是用渡船，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搭起一座浮桥。

潼关本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古诗有云：“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若是从正面突破，可谓难上加难。曹操却巧施一系列战术欺骗手段，迂回作战，避开敌人防守最强且最有地利的正面防线，突进到敌人的软肋之处，堪称精彩绝伦。

曹操兵行诡道，马超闻讯大骇，率关中联军前往挑战。曹操紧闭营门，只守不攻，防备严密，无懈可击。马超等人见潼关天险已失，无心恋战，诸将纷纷提出割地求和的主张。

要不要接受割地求和呢？

曹操并不想与关中联军谈和，十大军阀齐聚潼关，正好可以将他们一举击破，倘若同意割地求和，固然可以捞到实利，却会错失平定关中的良机。这时，谋士贾诩却说：“我们可以假装答应他们的请和。”

贾诩以智谋见长，曹操对他的话很重视，便问道：“那么下一步怎么做？”

贾诩言简意赅地答道：“离间。”

曹操会意，掀须一笑。

关中将帅，以韩遂、马超二人势力最强，要离间关中将帅，首先必须离间韩遂与马超的关系。曹操假意要与关中联军谈判，韩遂作为谈判代表，带着一支军队抵达曹营外。曹操也率一队人马出营，他骑一匹马，策马向前，韩遂见状也驱马前行，两人在两军中央谈判。

说是谈判，曹操却闭口不谈军事，只是东拉西扯。原来他与韩遂有些交情，那是数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凉州尚未叛乱。曹操扯起陈年旧事，讲到兴奋处，就鼓掌而笑，让士兵们莫名其妙：这两人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怎么这么亲密呢？曹操当然注意到韩遂一方士兵脸上惊愕的神情，他索性冲着他们喊道：“你们都想看曹操是什么模样吧？我跟你们一样，也不过是个人，并没有长着四只眼睛、两张嘴巴，只是多了一点智谋罢了。”听到这里，韩遂的士兵们也不禁笑了。

聊了半天，曹操拍拍马屁股，回营去了。马超赶忙问韩遂：“你跟曹操都谈了些什么？”韩遂答道：“没有谈什么，只是闲聊。”马超一听，不由得起了疑心，你明明与曹操谈笑风生，还谈那么久，不会只是为了闲聊吧。只是鉴于韩遂在关中联军的地位与威望，马超也不便多问，但疑心既起，就派人密切监视韩遂的一举一动。

马超已入彀中，曹操开始实施连环计的第二步。

几天后，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潼关。韩遂展信一看，同样是写些无关痛痒的事，只是信件中多有涂改之处，他也没放在心上。由于是谈判期间，往来书信当然都不是私信，要公开的。马超阅信后，看信件多有涂改，心里更是疑窦丛生。曹操的手法十分巧妙，让这些涂改处看起来似乎是韩遂涂改的。满腹狐疑的马超断定韩遂与曹操之间，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曹操与关中联军谈判，原本就是在设离间之局罢了。他料定此时马超已经对韩遂生疑，于是便不再谈议和之事，而是向联军将帅下战书，约日期一决死战。

韩遂、马超接受了曹操的战书。虽说曹操的军队横扫中原无敌手，但韩、马两人也不是吃素的。韩遂在西北已纵横二十七年之久，当初东汉朝廷轮番围剿，都无法消灭他。马超勇武绝伦，宛如吕布再生，其麾下部众也都是枭鸷狞猛之徒。倘若韩遂、马超二人精诚团结，曹操想打败他们并不容易，只是隔阂与猜忌的加深，注定了关中联军内部缺乏凝聚力，而这就是致命的弱点所在。

在战法上，曹操可谓出神入化。他先派出轻骑兵与敌周旋，把重装骑兵当作预备队。关中军各自为战，形成不了梯形防御，一下子把部队全压上去。曹操镇定自若，他静观战局的变化，尽量拖住敌军主力，等到双方都体力有所不支时，果断地把重装骑兵投入战斗。这支重装骑兵又被称为“虎骑”，在春秋时代，战马时常被裹上虎皮，以增加威慑力，这支虎骑估计也是如此。虎骑从两翼包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敌军阵形，关中联军大败。在此役中，关中联军头目成宜、李堪被击毙，其余诸将帅落荒而逃。韩遂、马超逃回凉州，另一名将领杨秋逃回安定。

后来曹操在论及这次战斗时说：“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关中联军精锐尽丧，曹操几乎兵不血刃便占领长安。他马不停蹄，从长安发兵，北征杨秋，包围安定。杨秋如何抵挡？只得举旗投降。

关中一战，震动西南。

关中已成为曹操囊中之物，张鲁的汉中岌岌可危，若汉中落入曹操之手，川蜀就会门户洞开。怎么办，怎么办？——益州牧刘璋心急如焚，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有一个人向刘璋建议：迎刘备入蜀！

说这话的人，名唤张松。

张松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建议迎刘备入蜀呢？

刘备入蜀：“冤大头”刘璋引狼入室

张松是益州别驾，人长得短小精悍，智慧过人，对时局有独到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是益州牧刘璋信任的人。

刘璋并没有什么本事，他完全是仰仗父亲、前益州牧刘焉留下的政治资本。公元208年，曹操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对荆州的进攻，刘琮投降。刘璋大恐，便派张松前去向曹操道贺，其实也是探探风声。若放在以前，曹操对谋士是极为尊重的，不过当时他自以为天下大局已定，甚为心高气傲，不把张松放在眼里。

张松遭到白眼后，对曹操印象非常不好，回到益州后，他便大说曹操的坏话，并建议刘璋应该与曹操断交，转而与刘备结好。刘璋本来就没什么主见——既然如此，你说咋办就咋办吧。不久后，刘备与周瑜联手，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刘璋一看，哇，张松的眼光果然独到，看似强大的曹操竟被打败了。此后，刘璋越发器重张松。

受到领导的重视当然好，但张松却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只可惜明珠暗投，偏偏主上刘璋是个不求进取的平庸之辈，跟着这样的主上混，怎么可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张松内心挣扎着，时常长吁短叹。

自负的人，一般朋友很少。张松朋友不多，却有一个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怀才而不遇。这个朋友名叫法正，法正担任军议校尉，并不受刘璋重用。两人时常喝酒解闷，喝来喝去，就聊到未来。靠刘璋这棵破树，没有未来，那么要靠谁呢？两人说来说去，说到了一个人：刘备。

刘备向孙权借了荆州后，已经成为曹操、孙权之外的第三股大势力。不过张松与法正都不认识刘备，如何与刘备联系呢？张松想了个办法。

这时曹操夺取关中，大败韩遂、马超，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汉中、川蜀了。刘璋心中惶恐，张松便建议说：“应该派人与刘备联络。”

刘璋点点头道：“那要派谁去呢？”

张松说：“法正可以。”

刘璋便点名法正，让他去与刘备联络。法正却推辞了。明明想去，为什么却要推辞呢？因为他与张松有阴谋，有阴谋所以要装作没阴谋的样子，表现得太急切，反倒会令刘璋生疑心。刘璋不高兴地说：“派你去你就去，不要推脱。”法正才装得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动身出发了。

当时刘备的大本营设在公安（今湖北公安），法正见了刘备后，与他坐谈良久，观其言行，得到一个结论：刘备有雄才大略。回到益州后，法正便与张松密谋：迎刘备取代刘璋，把刘备推上益州牧的宝座。

密谋既定，张松就开始行动了。

他对刘璋说：“曹操的军队无敌于天下，倘若夺取张鲁的地盘，进而窥视川蜀，谁能抵挡得住？刘备与您是同宗，也是曹操的仇敌，且善于用兵，要是让他讨伐张鲁，张鲁必败无疑。只要张鲁被消灭了，益州就变得更强大，到时曹操杀过来，也不用怕了。益州不仅有曹操这样的外敌，还有庞羲、李异等心怀叵测的将领，这些人恃功骄傲，吃里爬外。若不能得到刘备，到时候外有强敌，内有叛变，咱们肯定要败亡的。”

刘璋这个人没什么统御力，在益州集团内部，庞羲、李异等人都权势很大，心怀异志。若是迎刘备前来压阵，倒是一个不错选择。因此，刘璋同意了张松的提议，派法正率四千人前往迎刘备入蜀。

此议一出，主簿黄权大惊失色：迎刘备入蜀，不就等于迎来一头大老虎吗？他赶紧对刘璋说：“刘备素有骁名，现在把他迎入益州，要是以部下待之，他肯定心怀不满；要是奉他为上宾，则一国不容二君，到时一定危如累卵。我们不如紧闭边境，等待天下大局明朗，再做定夺。”

所谓忠言逆耳，刘璋非但不听，还觉得这家伙絮絮叨叨，甚是讨厌，索性把他外调到广汉当太守。

还有一个名为王累的从事，也坚决反对迎刘备入蜀，他的劝谏方式颇有新意，他把自己倒悬在成都城门，阻碍交通。不过这一招也没有用，刘璋仍然一意孤行。

却说法正到了荆州，拜见刘备，密陈道：“以将军英雄盖世之才华，正好可利用刘璋懦弱的弱点，加上张松作为内应，夺取益州之地可谓易如反掌。”

要是刘璋听到法正这种胳膊肘外拐的话，不知要作何感想了。

可刘备却迟疑未决。

为什么呢？他向来以光明磊落著称，不愿干落井下石之事，以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夺权，未免有违英雄本色。

这时，绰号“凤雏”的庞统进言道：“荆州经历大乱后，荒芜残破，人才凋零，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有大作为。益州有户口百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此作为资本，则大业可成。”

刘备摇摇头说：“如今与我势不两立的人，只有曹操。曹操严苛，我则宽厚；曹操残暴，我则仁慈；曹操诡诈，我则忠义；只有反其道而行，才能做成大事。现在要我以诡诈的手段夺取益州，虽得到小利，却失信义于天下，这怎么行？”

在刘备看来，曹操那么强大，为什么还会有人来投奔自己呢？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做法与曹操不同吗？要是我也沦为曹操那样的人，天下人何必来投奔我呢？

庞统给了刘备一个理由，他说：“天下大乱之时，不是以单一的办法就能成功的。兼并弱者，攻打愚者，以非法手段夺取，再以合法手段治理，这是古人所推崇的。只要事成之后，给刘璋一块大的封地，那又岂能算不讲信义呢？今天机会来了，如果弃而不取，最终只能落到别人手中。”

这是一个能打动刘备的理由。做一件事是否对，要综合看目的、手段与结果。在这件事中，目的是夺取益州，是为了与国贼曹操对抗，拯救大汉帝国，目的是善的；手段是欺骗，是勾结益州内部密谋反叛者，暗箱操作，极尽诡诈，手段是恶的；结果是夺取益州后，一反原来暗弱的政治，推行仁政，造福一方，同时妥善安置刘彰，结果是善的。在庞统看来，手段虽辣，目的与结果却都是好的，这就说得过去了，对得起天地良心。

果然，刘备听后内心为之一动。心念一动，就化为行动。

刘备把荆州的守备交给诸葛亮、关羽、赵云等人，自己率数万步兵，随法正入蜀。

孙权很快便知晓了刘备的西行计划。

这不奇怪，因为孙权把自己的小妹安插在刘备身边，自然对一切了如指掌。孙小妹与其说是嫁给刘备，不如说是东吴的高级卧底。

毫无疑问，刘备此去，必夺益州，而只要刘备夺取益州，就不会甘心屈居人之下，这点孙权岂有不知之理？孙权紧张了，这时他有点懊悔当初没有听周瑜之计，让刘备有了坐大的机会。想要控制刘备，孙权只剩下一个筹码：挟持刘备的儿子刘禅为人质。他派出一支舰队，以迎回孙小妹为借口，抵达荆州，暗中指示孙小妹把刘禅带回东吴。孙权的计划差一点得逞，孙小妹把刘禅骗上船，东吴舰队顺江而下，直奔东吴去了。只是张飞、赵云及时发现刘禅被挟持，两人紧急动员水师，封锁长江江面，愣是把阿斗给抢回来了。

与此同时，刘璋喜气洋洋。他自以为刘备入益州，定能助他一臂之力，消灭张鲁，弭定内乱，自己这个益州牧就可以坐得稳如泰山。为了表示对刘备的敬重，刘璋吩咐，沿途各郡县要提供足够的物资，让刘备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不是所有人都像刘璋这样乐观，巴郡太守严颜就是其中之一。当刘备行经巴郡时，严颜捶着心窝说：“这就是所谓的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自己待在深山老林里，还想让老虎来保护自己，这岂不是送给老虎一顿饱餐吗？

刘备继续前行，抵达涪县。刘璋自投罗网，亲率三万人马，前来迎接刘备。他哪里料想得到，自己最信任的张松正打算把他干掉呢。张松秘密指示法正，让他通知刘备，刘璋到达后，马上发动兵变，将其生擒。

俗话说：“师出有名。”刘璋好意请刘备入蜀，又亲自前来迎接，待遇够隆重，现在要兵变把主人生擒，这岂不是恩将仇报吗？这种事，崇尚江湖义气的刘备做不出来。他只是淡淡地说：“这件事不能这么仓促。”言下之意，须等到刘璋有什么恶行，才好理直气壮地夺权。

庞统赶紧说：“机不可失啊。趁刘璋前来会面时，把他给绑了，这样将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搞定整个益州。”

刘备摇摇头说：“刚到别人的地盘上，还没示恩信于民，不可以贸然行事。”

与张松、庞统相比，刘备考虑的事情更多、更远。此时固然是夺权的良机，只是背上忘恩负义之名，怎么能让益州百姓心服口服，怎么能让天下英雄归心呢？民心不附，士人离心，他拿什么与曹操、孙权抗衡呢？

这件事，是急不得的。

所有这些密谋，刘璋全然不知。他把刘备当作救命的稻草，不曾想他找来的只是一个“掘墓人”，自己差一点在见面时就被埋入坟坑了。刘璋推刘备为大司马兼司隶校尉，刘备推刘璋为镇西大将军兼益州牧。这年头，当什么官，只是军阀自己说了算，至于有没有朝廷印绶，没有人理会。

刘璋仿佛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张鲁的势力被自己吞并——躲在西南当个土皇帝，不也是快乐的事吗？接待刘备的规格是空前的，双方士兵欢聚一百天，天天有酒有肉，不亦乐乎。刘璋还觉得不够，为了彰显诚意，他还调拨一部分兵力给刘备，并提供大量的车马、盔甲、器械及其他物资。

只要刘备能干掉张鲁，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刘备的兵力有三万多人，吃喝三个多月，个个生龙活虎，斗志高昂。他开始做出进攻张鲁的样子，把军队开赴葭萌，不过并不进攻，只是虚张声势。对刘备来说，最重要的事，并不是消灭张鲁，而是如何找到理由推翻刘璋，取而代之。

虽然装备精良的北征兵团止步不前，但刘备并不是无所作为，他拿着刘璋赏赐给他的巨亿财物，对百姓广布恩德，收买民心。刘璋出钱，名声都落到刘备头上了。显然，刘璋不晓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宁可把大量的钱财送给大军阀刘备，也不愿花在老百姓身上。好的名声，就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在这一点上，刘备比刘璋聪明多了。

很快，刘璋发觉有点不对头。自己钱也花了，兵也给了，粮草也提供了，可是刘备却慢条斯理，不急着攻打张鲁，这算怎么一回事？

庞统也急了。你刘备既不攻打张鲁，又不干掉刘璋夺权，这么拖下去，总会拖出问题的。他决心再次进言，便跑去对刘备说：“将军既不击张鲁，又不击刘璋，犹豫不决，将陷入困境，不是办法。我有上、中、下三策，供将军参考。”

刘备说：“你且说说上策。”

庞统道：“秘密派出一支精锐部队，昼夜兼行，突袭成都。刘璋本来就不懂军事，又毫无防备，只要大军突然杀到，便可一举夺取成都。这是上策。”

刘备问：“中策呢？”

庞统答道：“杨怀与高沛是刘璋麾下的名将，他们据守关头，手头上都有重兵。听说他们多次写信给刘璋，请求把将军您遣回荆州。您可以派人通知他们，说荆州有紧急情况，必须要回师救援，再假装收拾行装，做出要回师的样子。这两人听说你要走，心里肯定偷着乐，到时定会假惺惺地前来送别，正好趁此机会将他们生擒，吞并他们的部队，杀向成都。这是中策。”

刘备再问：“那么下策呢？”

庞统说：“下策就是我们主动撤退到白帝城，与荆州相连，再慢慢想进取益州的办法。”

刘备沉吟片刻，脑袋里高速运转着。下策肯定不行，不夺益州，自己始终只能是孙权的小老弟，没有出头之日。上策呢？上策固然是快刀斩乱麻，但出兵偷袭成都，仍然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在道义上站不住脚。想来想去，只有使用中策，假装返回荆州，再伺机行动，虽然麻烦些，但好找借口。

借口很快就有了。

公元212年末，曹操发动对孙权的战争，孙权急忙写信给刘备，要求他回师共同抵抗敌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刘备便给刘璋写了一封信：

“孙权与我本是唇齿相依，如今曹操大举发兵南下，镇守荆州的关羽兵力薄弱，倘若我不前去救援，荆州定然失守。曹操攻取荆州后，便会转而入侵益州。因此，曹操的威胁要比张鲁大得多，张鲁只是一个小贼，不必担心。”

刘璋花了血本请刘备前来剿灭张鲁，岂料费了许多钱财，一枪未放，刘备就要打道回荆州去了，这是哪门子事啊？不仅如此，刘备还狮子大开口：我回荆州打曹操，就是帮你守住益州大门，所以要拨给我一万人马以及相应的粮食物资。刘璋傻了眼，他那心情，就跟今天借钱给人的债主们一样，本以为自己是老大，最后发现是孙子。你不追加投资，以前的投资全泡了汤，你要追加投资，又怕被套住。所以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放债的成了孙子，借债的反成了大爷。

拨一万人马，刘璋的老本岂不都送给刘备了？他勉强同意拨四千人，至于粮食物资，减少一半。

说实话，刘璋仁至义尽了。

但刘备分明是找碴儿的。他怒气冲冲地对手下的将士们说：“我为益州讨伐强敌，各位殷勤劳苦，可是刘璋只知收敛钱财，如此吝啬，凭什么让人为他卖命？”

这通话讲得很不厚道。但是没关系，只要能忽悠人就行。

刘备另一个不厚道的地方，是没把计划通知给张松。或许，刘备认为张松知道得越少越好，连张松都可瞒过，自然可瞒过刘璋。确实，张松以为刘备真的要返回荆州，他大惑不解，便写了一封信给刘备与法正，信中说：“大事马上就要成功，怎么在这个时候要离开呢？”言下之意，是催促刘备赶紧出兵成都，他做内应，定能马到成功。

每当历史到了紧要关头时，也是考验人的信念、勇气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临阵变卦，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便是这样的人。他害怕弟弟的阴谋泄露，自己全家要跟着倒霉，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后，求生的本能战胜了兄弟的情分，他向刘璋告密：张松要勾结刘备造反！

刘璋听完后，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斥巨资、诚心诚意请来刘备，居然只是引狼入室；更没想到，最信任的张松已经背叛自己，倒向了刘备。他怒由心生，当即下令逮捕张松，斩首示众，并快马通告益州各地守将，不得与刘备相互联络。

可是刘璋还是迟了一步。

刘备得悉张松的死讯后，当即召杨怀、高沛前来，随便扣了个“无礼”的罪名，将两人斩首，吞并其部，进而占据涪城。

益州之战已不可避免。

就在刘备、刘璋剑拔弩张之际，关中的局势再度发生动荡。

马超的惨败：小人物也能掀起大风浪

潼关一战，关中联军大败，韩遂、马超两大巨头远遁凉州。

曹操一路向西横扫，连下长安、安定等地，下一步就是攻入凉州，彻底消灭韩遂与马超。

然而，就在这时，后院起火了。

河间国发生暴乱，田银、苏伯聚众起兵。一时间幽州、冀州为之震动。由于幽州、冀州以前是袁氏的地盘，有不少人并非真心归附曹操，倘若不及时镇压，态势说不定会恶化。曹操不敢怠慢，赶紧收兵东返。

部将杨阜（fù）劝道：“马超兼有韩信、吕布之勇，在羌胡部落中甚得人心，很有影响力。倘若大军东返，马超必定卷土重来，到时陇上诸郡，就不是朝廷所有了。”

不过对于曹操来说，幽州、冀州之地，显然比凉州更为重要。而且他手中还握有一张牌：马超的父亲马腾。

马腾本是与韩遂齐名的关西军阀，只是一念之差，被忽悠到朝廷当官，其家族成员多数随之迁徙。说好听点，叫作当官，说不好听点，就是曹操捏在手心的人质。曹操本以为只要把马腾一家人控制在手中，马超必然乖乖听话。岂料马超非但与中央对抗，还在潼关之战中屡屡充当急先锋。

曹操大军东返后，田银、苏伯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了。性格桀骜不驯的马超依然我行我素，他收罗残兵，据守蓝田，坚持与曹操对抗到底。

马超拒不投降，断送了老爹马腾的性命。

曹操不是善类，他心狠手辣。既然马超要反，那我就不客气了。他当即下令把马腾一家人全部抓起来，绑赴刑场，集体处决，屠戮三族。这次大屠杀，注定马超与曹操之间的仇恨永远无法化解了，马超唯有拼死一战，才能雪家族被屠之深仇大恨。从这点看，马超与明末的郑成功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在父亲被扣为人质的情况下，仍然顽抗到底，不妥协，不屈服，不投降；两人父亲的遭遇也很类似，都是自投罗网，最后被敌人处死。

刚刚吃了大败仗的马超，终究难以同强大的曹军争锋。曹操派征西护军夏侯渊进剿，马超再尝败绩。看来要与曹操对抗，还得回到凉州，招募英勇善战的羌胡骑兵。想到这里，马超又一次回到凉州，组建了一支新的精锐骑兵。

与此同时，另一名关中军阀梁兴，在潼关之役中大败后，躲进深山老林，他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伺机而起。梁兴趁夏侯渊进击蓝田时，在冯翊郡大肆劫掠，郡下各县惶恐不安，许多县令索性弃城而逃，以避敌锋芒。很多人便向冯翊太守郑浑提议，应该占据险要地形，以阻止梁兴向郡政府发动进攻。

郑浑不以为然，他分析道：“梁兴在潼关已遭重创，鼠窜到山谷之中，虽然还有些兵众追随，大多只不过是被他胁迫罢了。现在应该大开招降之门，宣谕朝廷的威信。倘若只是据险而守，反倒示弱于敌。”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梁兴集团很快土崩瓦解，其麾下士兵不断投降。梁兴一瞧，照这样下去，迟早要跑光光，他索性把剩下的部队聚集在鄜城，这样一来，谁也甭想跑。

此时夏侯渊已平定蓝田，曹操命令他配合郑浑，发动对梁兴的最后一战。梁兴的兵力本来就不多，又跑了很多人，士气凋零，如何能抵挡？这一战，梁兴集团全军覆没，除战死者外，其余人都投降了，梁兴也在战斗中被杀。

曹操没有马上发动对凉州的新一轮攻势，因为他太忙了。

平定田银、苏伯叛乱后，他把打击的目标对准东南的孙权集团，而这正好给了马超喘息、休整、卷土重来的机会。

马超的勇武善战，在三国是出了名的。后来诸葛亮还将他与秦末时的著名猛将英布、彭越相提并论，评价他“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

汉代有一句话叫“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可见关西一直有尚武之传统。东汉名将出自关西者极多，仅以东汉后期论，像皇甫规、张奂、段颎（以上三人为桓帝时代三大名将）、皇甫嵩、董卓等都是关西将领。马腾、马超两代人在凉州经营时间超过二十年，在羌胡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羌胡人尚勇，有“畏壮侮老”之风气，马超正当壮年，又勇武绝伦，他振臂一呼，羌胡自然无不响应。

很快，马超便恢复元气，他率羌胡人横扫陇西诸郡，所过之处，无不望风而降，只剩下冀城还在顽强抵抗。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马超包围冀城，开始了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围城战。马超收降陇西诸县后，实力大增，汉中教主张鲁也派大将杨昂率一万多人前来助战，加强了马超在兵力上的优势。由于曹操东征孙权，迟迟未能对冀城实施救援，城中粮食越来越少，兵力损员严重，已是岌岌可危。

朝廷委任的凉州刺史韦康眼看冀城不支，派别驾阎温紧急向驻扎在长安的征西护军夏侯渊求救。但是想突破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谈何容易！阎温在夜色的掩护下出城，游过护城河，企图突围而出。不料第二天清晨，马超的巡逻兵发现有人涉水的足迹，四处搜捕，阎温未能逃脱，被抓了起来。

为了让冀城守军死心，马超把阎温带到城下，让他冲着城内喊：“东方的救兵不会来了。”谁知阎温竟喊道：“大军最多三天就到了，各位要努力守城！”城内的士兵信以为真，以为有救了，感动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马超听后大怒，只是念及阎温还有利用价值，想逼迫他回心转意，帮自己劝降守军。阎温从容答道：“我对朝廷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宁可一死。你难道想让我这个老头子说出不忠不义的话吗？”

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马超估计阎温死也不肯投降，便把他杀了。

冀城守军远眺远方，满怀希望地等了三天，一个鬼影都没出现。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仍不见救兵的踪影。大家知道这次没戏了，冀城铁定守不住。凉州刺史韦康也绝望了，其他郡县都投降了，不如也跟着投降吧。

身为凉州军事参谋的杨阜哭谏道：“我杨阜带着父兄子弟一帮人，为使君（指韦康）您守卫此城，以忠义相勉，哪怕是战死，也绝不敢有二心。可是今天您为什么要在这成败的关头，放弃建功的机会，而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之中呢？”

杨阜痛哭流涕，只是，现实不相信眼泪，命都保不住了，谈什么狗屁仁义呢？韦康等人不听，执意开门献城投降。

然而韦康却万万没想到，马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些变节分子。进了城后，马超没有杀死抵抗分子杨阜，反倒把韦康等人杀了。可见投降并不一定能保住小命，不投降也未必人头落地。

此时的马超尽有陇西之地，春风得意，自称征西将军，自封为凉州牧，总督凉州军事。

曹操终于派出援兵，他命征西护军夏侯渊驰援冀城。只是这个命令下得太迟了，还没等夏侯渊抵达，消息便传来：冀城沦陷。

马超不客气了。

你夏侯渊既然来了，我便杀你个片甲不留。他率兵出冀城，向东行进二百里，与夏侯渊的大军相遇。除了曹操，其他人恐怕马超都不会放在眼里，他纵马杀入敌阵，所向披靡，夏侯渊不敌，首战败北。

夏侯渊正想勒兵再战时，一个坏消息突然传来：氐（dī）王千万叛反了。

氐是古代一个少数民族，汉代时常把氐与羌合称为“氐羌”，这个叛反的氐部落首领有个奇怪的名字，叫作“千万”，我们知道股市里有个名人唤作“杨百万”，不知这个氐王是否身家财产上千万呢？

氐王突然起兵，响应马超。夏侯渊大惊失色，不敢恋战，连夜逃回长安。

此时的马超已俨然成为西北王，势力甚至超过经营凉州三十年之久的韩遂。除非曹操亲自前来，否则谁可与之争锋呢？

谁知让马超阴沟里翻船的人并不是曹操，而是谁也没瞧上眼的杨阜。

马超杀了主降的凉州刺史韦康，却放过了主战的参凉州军事杨阜——或许对于杨阜这种无足轻重的官员，马超都懒得杀。

只是杨阜的能量，远远超乎马超的想象。

杨阜要想整垮马超，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要忘了，他还是半囚徒的身份。他有一颗坚强的心，却没有一兵一卒，啥也做不成。

怎么才能弄到一支军队呢？

这个时候，他得到消息：自己的妻子死了。这是离开冀城的最好理由。杨阜便向马超提出申请：由于妻子去世，他得回去为她安葬。马超同意了，批准杨阜离开冀城。

然而杨阜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历城，找到表哥姜叙。姜叙不是一般人，他是陇西的一位军阀，归附马超后，挂了“抚夷将军”的头衔。

见到姜叙及其母亲后，杨阜潸然泪下道：“我守城却没能守住，使君（韦康）被杀，我却没有死，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呢？马超违背父命，叛离朝廷，虐杀凉州将领，不仅我一人义愤填膺，整个凉州的士大夫都要蒙羞。您手握重兵，却没有讨伐逆贼的决心，这是助纣为虐。马超虽然很强大，但毫无道义可言，必然众叛亲离，容易摆平的。”

姜叙听完后，半晌不吭声。倒是一旁的老母亲开口了：“唉！叙儿啊，韦使君遇害，你也有责任的。人谁能不死呢？死于忠义，是死得其所。你还是赶快行动吧，不必顾虑我了。我自有打算，不会连累你的。”

知子莫若母，姜母知道儿子的为人，他迟迟不行动，只是担忧会连累母亲。

母亲的一番话，让姜叙下定决心。他秘密与赵昂、尹奉、李俊等几位将领合谋，商量起兵讨伐马超的事宜，又派人潜入冀城，联系城中梁宽、赵衢（qú）等人作为内应。

作为姜叙秘密联络的几个人之一，赵昂心里十分纠结，因为他的儿子赵月被马超扣为人质。赵昂面有忧色，对妻子说：“我们都密谋好了，万事俱备，只是我担心儿子赵月的安危啊。”

妻子也是个烈女子，她厉声答道：“夫君矢志要一雪刺史大人被杀的耻辱，就算自己的脑袋被砍了都不在意，何况一个儿子呢？”

在政治旋涡中提着脑袋拼命的人，实在顾不上那么多。

姜叙的母亲和赵昂的妻子，都可以称得上是奇女子。一个安慰儿子不必顾虑母亲的安危，一个为夫君的事业不惜牺牲儿子的性命。三国重义轻生的时代精神，不仅影响了男人，也影响了女人。

马超放走杨阜，实是放虎归山。

杨阜与姜叙打出讨伐马超的旗帜，占据卤城。与此同时，赵昂、尹奉占据祁山。两支武装遥相呼应，一时间声势颇大。

这几个小子活腻了！消息传到冀城后，马超气疯了。

赵衢、梁宽早已同杨阜、姜叙串通一气，马超却还蒙在鼓里。赵衢假惺惺地提议说：“只要将军亲自出城迎击，叛军必定完蛋。”

马超想想也对，就领着大军出城了。没想到他前脚刚离开，赵衢与梁宽马上发动兵变，关闭城门，把马超的妻儿们全都杀了。先是父亲兄弟被杀，再是妻子儿女被杀，这种痛，岂是人世所堪？

马超的心如刀割，这一刻，他只想做一件事：复仇，血债血偿。

此时的马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前进与杨阜、姜叙决战吧，后方基地都被端了，没补给打什么仗？后退吧，冀城已被占领，哪有退路？不过马超毕竟不是一般人，尽管他怒气冲天，思维还是冷静的。既然姜叙离开历城，进驻卤城，那么历城守备必定空虚，若突袭取之如探囊取物。想到这里，他避实击虚，迅速攻占历城。

姜叙的老母亲成了俘虏，被绑到马超跟前。姜母自知难逃一死，怒骂道：“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使君的恶贼，天地岂能容你？你不早点死，还有脸见人吗？”

单单说马超是逆子，我们必须说，这种指责是有问题的。倘若说马超不服从朝廷，是违背父亲的意愿，那么曹操为何要杀马腾呢？不仅杀马腾，还夷灭三族，这又是哪门子道理呢？可见姜母的看法，实是受了曹操宣传的影响。

但是，在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为什么别的英雄、军阀并没受到太多指责，而马超偏偏被指责不义呢？

这是有原因的。

马超继承的是马腾的政治资本，而马腾与韩遂在黄巾起义之前就与朝廷对抗了，在三十年前就被套上“匪贼”的帽子。这顶帽子戴上去，就摘不下来了。自从曹操控制朝廷以来，反朝廷的人多了去了，只要宣称曹操是国贼，就足以用“清君侧”的旗帜反对曹操。但是别人可用的伎俩，马超、韩遂等人却用不了，因为他们早被视为帝国的叛逆者。

在冀州被夺、妻儿被杀后，马超的心情已够坏了，听姜母这么一说，更是火上浇油、气急败坏，下令把姜老夫人推出去砍了。这样还不解气，他忽然想起，赵昂的儿子赵月不是在自己手上吗？曹操可以杀人质，我为何不可，遂下令将赵月处决。

杀人固然可逞一时之快，却只会让敌人更加拼命。

姜叙豁出去了，赵昂豁出去了，杨阜也豁出去了。决战的时刻到来了，杨阜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与马超血战。在战斗中，杨阜受伤五处。从功夫来说，马超是占上风的；但是战争不是靠个人单挑，姜叙、赵昂人多势众，马超最终吃不消了。他败走汉中，投靠张鲁去了。

杨阜的冒险计划最终大功告成。当时马超雄视陇西，没有人想得到他竟然败得如此之惨，以致在凉州都没有立足之地。曹操对此自然是喜出望外，他一口气封了十一位侯——在奖赏功臣上，他从来是不吝啬的。

马超是当今猛将，张鲁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只要马超能为自己效力，汉中可保无虞矣。张鲁拨动如意算盘，让马超担任都讲祭酒。前面说过，张鲁的汉中政权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没有官职，只有类似于大祭司的“大祭酒”。马超为都讲祭酒，想必是位高权重。

张鲁意犹未尽，还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马超，亲上加亲。

有人对张鲁说：“马超这个人啊，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还能爱别人吗？”张鲁一想，也是，马超这个人，谁跟他亲近谁倒霉——整个家族都死光了，就他没死，想通过嫁女，让马超感激自己，恐怕不大可能。

马超一心想杀回凉州，一雪耻辱。很快，他便带着一支军队杀奔祁山。姜叙知道马超厉害，紧急向征西护军夏侯渊求援。

夏侯渊的部将们都觉得，这件事还得请示丞相才行。夏侯渊不以为然地说：“丞相在邺城，一来一回就四千里路，等丞相批准，姜叙早就败北了，还救什么救！”作为西部军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就得审时度势，独当一面。夏侯渊派张郃率五千人马驰援姜叙，马超手下的那些汉中兵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很快便败走，杀回凉州也就成为泡影。

回到汉中后，马超左思右想，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待了。

张鲁当宗教家还行，作为军阀，既没有很强的实力，也没有雄心壮志。马超的勇武堪比当年的吕布，他来到汉中以后，固然受到张鲁的礼遇，但也让汉中将领们羡慕嫉妒恨。特别是张鲁手下大将杨昂，更是把马超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的马超大有“蛟龙困小池”之慨叹，天地之大，何处才是他的栖身之地呢？

一个不速之客忽然来访，此人乃是刘备派来的说客李恢。李恢前来，是为了说服马超入蜀投奔刘备，马超听完后不由得怦然心动。不久后，他从武都悄悄逃往氐中，写了一封信给刘备，请求归降。

刘备收到信后大喜，因为这个时候，他与刘璋的战争正进行到关键阶段，马超的归降，必然令他如虎添翼。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刘备与刘璋的益州争夺战。

刘备夺取益州：这只是个开始

益州牧刘璋如同一个冤大头，好心请刘备入蜀，岂料请来的却是个瘟神。

刘璋杀了与刘备勾结的张松，而刘备也杀了刘璋的大将杨怀、高沛，并挥师向成都进军。

益州由是战火迭起。

面对虎狼刘备，刘璋如何应战呢？

益州从事郑度献策道：“刘备孤军深入，远道来袭，据我所知，他的兵力不到一万人，而且有些士兵未必真心归附他。他的弱点在于缺乏军队辎重补给，只有收罗沿途田野里的庄稼为粮食。最好的办法，是把巴西（郡名）、梓潼等地的老百姓尽数迁往内水、涪水以西，把粮仓及田野里的粮食焚烧一空，我们则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等敌人前来挑战时，我们坚守不出，只要拖上一段时间，他们的粮食就会耗尽，用不了一百天的时间，必定要撤退。等他们撤退时，我们再发动掩袭，定可把刘备手到擒来。”

行军打仗，没有粮食可不行，郑度这一着，着实点中刘备的死穴。

刘备在成都安插有耳目，听到郑度的建议后，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不由得暗暗叫苦，便唤来法正，商讨对策。

法正对刘璋相当了解，他拍拍胸脯说：“放心，刘璋一定不会采纳郑度的策略。”

果不其然，刘璋不以为然地说：“我只听说过要抵抗敌人以保护百姓，没听过把百姓远远迁走以躲避敌人。”

刘璋这个人才能平平，没有雄心壮志，统御力不强，但他不是昏君、暴君。后世史学家对他也颇有同情之心，譬如晋代史学家张璠（fán）说：“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宋代叶适也说：“刘璋虽暗懦，然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

不采纳郑度的计策，只能硬拼了。

可刘璋确实不是打仗的料，他派部将冷苞、张任、邓贤等人出战，结果都被刘备打得落荒而逃，只得退守绵竹。他不甘心失败，又派李严、费观督绵竹守军出战，岂料李严、费观早看出刘璋不是刘备的对手，索性举旗投降了。

收罗众降兵后，刘备更加强大，分兵略取绵竹附近诸郡县。

张任收拢残兵败将，退到雒（luò）城。刘备尾随而至，张任摆开决战的架势，双方在雁桥展开大战。此役益州兵团大败，张任战死。刘备兵围雒城，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

雒城包围战持续了一年之久。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终于攻破雒城。在这场艰难的战事中，刘备麾下重要谋臣，外号“凤雏”的庞统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而死，时年三十六岁。

能否夺取益州，关系到刘备集团的生死存亡，刘备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加强攻势，刘备把一支战略预备队投入战斗，这支预备队就是留守荆州的部队。

诸葛亮亲率张飞、赵云等人，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益州；荆州的防卫则交给猛将关羽。这支精锐的荆州部队势如破竹，先是攻陷巴东郡，紧接着又袭取江州，俘获巴郡太守严颜。

严颜被带到张飞面前，张飞颇为傲慢地说：“我大军兵临城下，你为什么不投降，还负隅顽抗？”

“呸——”严颜虽被五花大绑，仍然倔强不屈，“明明是你们无缘无故进犯，侵占我们的土地。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

张飞一听，不由得大怒，命人把严颜推出去砍了。严颜神色自若，还是那么从容不迫，只是淡淡地说：“砍头便砍头，你有什么好发火的呢？”

正所谓英雄惺惺相惜，张飞这个人，向来是服硬不服软，严颜死到临头，却仍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这种人，张飞太欣赏了。欣赏了，就下不了手了。张飞收起脸上的怒气，笑呵呵地走到严颜跟前，亲自给他松绑。你不投降，那当上宾总可以吧，于是严颜便成了张飞的座上宾。

在《三国演义》“张翼德义释严颜”这一回中，严颜知恩图报而归降，后来成为刘备麾下的一员大将。真实的史书里，只写张飞推严颜为上宾，并没有写严颜归降。倘若严颜投降了，那么那句“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的慷慨激越，也要大打折扣。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在著名的《正气歌》中有一句“为严将军头”，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若是严颜喊完口号就投降，文天祥怕是不会如此歌颂他的。

攻克江州后，诸葛亮兵分两路，一路由赵云指挥，平定江阳、犍为；另一路由张飞指挥，略定巴西、德阳。

雒城失守、诸葛亮入蜀，益州牧刘璋大势去矣。

可他还在顽抗。

法正写了一封信给刘璋，分析益州强弱形势，劝他放弃抵抗，并说：“左将军刘备起兵以来，仍然很怀念旧情，实在没有藐视您的意思。在下以为您应该改变立场，这样仍可保住荣华富贵。”

放屁！刘璋一肚子火，把法正的信撕个粉碎。

劝降不成，只有诉诸武力了。

刘备由雒城向成都挺进，与此同时，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也陆续抵达成都外围。不过，想攻克成都，显然不是易事。作为益州首府，成都有坚固的城防，城内有三万名精兵，粮食足够支撑一两年。更重要的是，成都军民的抵抗意志很强，在他们看来，刘备就是个忘恩负义之辈。大家摩拳擦掌，要与刘备一决死战。

说实话，刘备并不想大开杀戒，他更希望能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刘璋下台，他就是益州的统治者、成都人民的父母官。倘若强攻，势必死伤无数，到时成都百姓，谁肯服他呢？于是刘备只围不攻。

虽然不攻，但心理战术还是要实施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出场了。

他就是马超。

马超投奔张鲁后，郁郁不得志，刘备趁机派人游说。马超写信给刘备，请求归降。这时刘备正兵围成都，闻讯大喜，秘密地拨了一支军队给马超，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成都北郊。

城北突然之间冒出一支军队，成都守军傻眼了，再细细看时，那支军队竟然打着马超的旗号。大家心里不由得寒意袭来——马超居然投降刘备了，还带来了剽悍的凉州骑兵！

这消息一传开，顿时流言满天飞，城内百姓惶惶不安。凉州骑兵简直就是恐怖的代名词，当年董卓手下的那些凉州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令人记忆深刻。

马超确实是投降了，那支军队却不是凉州骑兵，而是刘备的部队。这就是刘备的攻心战术，我不攻城，但吓吓你总是可以的。在攻心战的同时，刘备又派人进城劝降刘璋。

益州牧刘璋真的被吓住了。

刘璋算是三国时代的一个悲情人物，他与刘备之间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刘璋就是善良的农夫，刘备便是那忘恩负义的蛇。尽管刘璋内心怨气难消，但性格决定命运，他本就是个性格懦弱之人，在压力面前，最终还是要服软的。

刘璋对众人说：“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对百姓没有恩德。如今益州战乱三年，百姓暴尸荒野，全是因为我一人的缘故，我怎么能安心？”

刘备杀杨怀、高沛是在公元212年，这也是益州之战的起点，到包围成都时，已是公元214年，前后三年时间。刘璋本质上不是个太坏的人，虽没雄才，也基本算是称职。他所说的，虽有几分官样文章的口吻，但能把老百姓当回事，也算是不错的官了。

成都挂起白旗，城门打开了。

神情忧伤的刘璋出城投降，他的部属、沿途的百姓无不失声而哭，可见他还是得到不少士民的拥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这样评价他：“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范晔把刘璋说成是“羊质虎皮”，意思是刘璋想借刘备来完成大业，可他自己终究只是一只羊罢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干脆说：“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弱肉强食，对刘璋来说，败给刘备也不算不幸，倘若换作别人，恐怕刘璋已经死无葬身之地。

刘璋被刘备安置到荆州公安，仍保持朝廷授予的“振威将军”头衔，他的财产也陆续送往公安。说白了，刘璋是被软禁了。

在奋斗数十年后，刘备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

刘备这几十年的历程着实令人感慨嘘唏，他从北流落到南，从东流落到西，寄人篱下，壮志难酬。虽说在夺取益州之前，他已有了荆州之地，但荆州之地大部分是借来的。所谓借，就是有使用权，却没所有权。

如今得到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不仅有使用权，还有所有权，刘备再也不用四处流浪了。他要以益州为基地，与曹操分庭抗礼，争夺中原。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在益州站稳脚跟，赢得士民之心，消除忘恩负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刘备首先提拔了一批正直的官员。董和本是益州太守，为人公正廉明，不管在汉人还是在蛮夷中都有极高的威望，刘备将他升迁为掌军中郎将兼署左将军府事。左将军府实际上是益州最高权力机构，为什么叫“左将军府”呢？在刘备投靠曹操时，曹操以朝廷的名义，授刘备为“左将军”，这个头衔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后来刘备自己弄了许多头衔，包括什么大司马、司隶校尉之类的，都是有名无实，没有人承认的。只有这个左将军是名副其实，因此刘备开府便称为“左将军府”，董和成为左将军府的主管，权力很大。

为了收买人心，刘备还重用了一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刘巴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本是荆州人氏，曹操夺取荆州后，他便投降曹操，后来又投靠刘璋。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刘巴跳出来反对说：“刘备乃是枭雄，他一来必定要害人。”刘备入蜀后，刘璋派他讨伐张鲁，刘巴又跳出来反对说：“让刘备去讨伐张鲁，这是放虎归山。”对这个人，刘备深恶痛绝。但宰相肚里能撑船，何况刘备有帝王的胸怀，在包围成都后，他特地下了一道命令：“进城后谁若敢伤害刘巴，诛其三族。”这道命令给成都的士人吃了一粒定心丸——连刘巴这样跟刘备作对的人都没事，其他人更不必害怕了。除了刘巴之外，对于益州地方官员中抵抗最久、投降最晚的黄权，刘备也毫不吝惜地将其提拔为偏将军。

当然，对平定益州的有功之人，刘备也是大加封赏，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益州太守，马超为平西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黄忠为讨虏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

不过，刘备很快就发现，建立一个政权的难度，并不亚于行军作战。

他遇到第一个尴尬问题便是：没钱。

巴蜀本是天府之国，刘焉父子经营数十年，怎么会没钱呢？原来刘备围攻成都时，为了鼓舞士气，曾许诺将士：“倘若攻破成都，府库里的所有财物，你们可以随意拿，我绝不干涉。”黑老大出身的刘备深谙“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此约定一出，将士们果然士气高昂。夺取成都后，刘备信守承诺，将士们入了城，撒腿便冲向官府仓库，为了跑在前头，什么干戈甲衣统统扔掉了，很快各仓库都被一抢而空。

现在麻烦事来了。府库空虚，新政权如何运作？官员不要薪水吗？军队不用花钱吗？各官署不要办公费用吗？百废待兴，要花的钱太多了。当然，新政府有税收来源，只是救不了急。

关键时候，一个人给刘备指点迷津。这个人就是曾与刘备作对、却被重用的刘巴。刘巴的妙策是铸新币。新币的币值高，值百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行大面值的货币。这是一个临时经济政策，目的是让政府渡过难关。增发货币是有风险的，可能会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为了应对风险，刘巴又提出一个建议：置办官市，以平抑物价。

这个政策对稳定刘备的蜀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几个月后，政府收支逐渐平衡，而且开始有了盈余，空荡荡的府库慢慢充实起来。

这时又有人提出来，应该给诸位有功将领分田分地。封了那么多官，有名无实，得给点实惠才行。刘备手下有不少将士跟着他四处流浪，如今好不容易有个栖身之地，大家巴不得能过上富裕日子。

这个提议遭到赵云的迎头痛击。赵云是义薄云天的英雄人物，他跟着刘备出生入死，不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他进言道：“霍去病曾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如今曹操窃国，其危害远非当年的匈奴可比，国贼未除，我们切不可贪图安乐。等天下平定了，让将士们回到家乡，有自己的田地耕作，这是可以的。如今益州人民刚刚遭受兵灾战祸，怎么可以夺了他们的田宅来奖励给自己宠爱的将领呢？应该把所有侵占的田宅归还给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获得他们的好感，以后才能顺利地征发兵役、收取租税。”

这一番话让胸怀大志的刘备大为赞叹。伟大的人物不应当满足于小小的成就，创业艰难，这只是开端，而非结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于是刘备拒绝了封地赏宅的建议。

一个新政权要有新政权的气象。前文说过，刘璋其实不是一个很坏的统治者，他只是“暗弱”，统御无方。在这种乱世里，不进取就意味着要被消灭。刘备把治理蜀地的重任交给卧龙诸葛亮，大家印象中的诸葛亮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其实真实的诸葛亮是很有霹雳手段的。他一反刘璋宽松的做法，推行严刑峻法，许多蜀民不习惯受法网约束，报怨颇多。

法正对诸葛亮说：“以前汉高祖入关中，只是简单地‘约法三章’，秦地百姓无不感恩戴德。现在您借助武力手段，据一州之地，初有国家规模，还未对百姓施以恩惠安抚。对于蜀人来说，您是外来的客，应该放低姿态，放宽刑律法禁，这样才能符合当地人的意愿。”

法正的这些话，是在倾吐他对新政策的不满。

法正属于法律观念淡薄的人。他是性情中人，别人对他有恩，他一定会报恩；别人跟他有仇，他也一定会报仇。法正帮助刘备出谋划策夺取益州后，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大权在握的他立刻对仇敌展开打击报复，擅自杀死了一些曾经与他结仇的人。有人便跑去对诸葛亮说：“法正肆意妄为，您应该向主公禀告，抑制他作威作福。”但诸葛亮并没有告到刘备那里去，他认为没有法正，刘备就不可能夺取益州之地。这个功劳是其他人比不了的，若是马上处置法正，不免会让别人认为刘备刻薄寡恩。

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不仅是要约束百姓，也是要让法正这些有功之臣慢慢接受法制观念。针对法正的发难，他回答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暴虐无道，政苛民怨，只要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天下立刻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汉高祖采用宽大的政策就可以了。现在则不同，刘焉父子一味以恩宠笼络臣下，导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令过于宽松，就会有野心家专权，君臣之道于是被破坏殆尽。只用官位、恩惠迎合臣下，一旦主上施不了恩，谁还看得起主上呢？蜀地的混乱，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于今之计，首先要树立法律权威，一切按法律办事，臣民才会知道政府的恩德；限制爵位的数量，加爵时才会感到光荣。治国之精要，正在于此。”

听到这里，法正也无言以对。

西蜀政权有了雏形，不过，能不能站得住脚还是个问题。

曹操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他加强了对关西、汉中的打击，窥视益州。

十三
三雄并立的时代（下）

曹操累了

唇亡则齿寒。

韩遂与马腾纵横凉州数十年，堪称一时豪杰。如今马腾被诛，马超败走凉州，韩遂已是独木难支了。

潼关兵败后，韩遂逃到显亲（今甘肃秦安县西北）。这一带是氐、羌人的重要聚居区，在汉史中，常有“氐羌”的称呼，有人认为氐是羌人中的一支，也有人认为氐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民族。韩遂据有凉州多年，与氐、羌的关系很好，其军队有许多氐人、羌人。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征西护军夏侯渊击破马超后，兵锋直指韩遂。韩遂自知不是夏侯渊的对手，主动从显亲撤退到略阳，婴城固守。略阳与兴国互为掎角之势，兴国是氐王的地盘，他是韩遂重要的战略盟友。

夏侯渊率军尾随而至。究竟是先攻略阳，还是先攻兴国呢？部将们意见不统一。夏侯渊作为独当一面的统帅，战略眼光比他人还是要高些，毕竟他跟着曹操混了这么多年，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见识自然也有长进。他细细分析后认为，略阳城内的韩遂军队是精锐之师，氐王据守的兴国则城池坚固，无论攻打哪个城，都不容易攻下，况且两城遥相策应，可互为支援，进攻难度更大。两城都不易攻，那么要进攻哪呢？夏侯渊选择进攻韩遂的盟友——长离川的羌人部落。他说：“韩遂军中有许多羌人，一旦得悉长离川被攻，定会急着返回。倘若韩遂准许羌人返回，其力量就会被削弱；倘若韩遂亲自率部救援长离川，咱们正好可与之野战，必能一战擒之。”此计一出，众将皆服。这就叫“攻敌所必救”，攻敌于野，总比攻敌于坚城之下要容易。

夏侯渊留下辎重车队，轻兵北上，直抵长离川，对盘踞于此的羌人部落发动猛攻。韩遂不能不救援，他纵横凉州数十年，靠的就是手下一帮骁勇善战的羌兵。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族，在东汉两百年历史里，羌乱不断，此起彼伏，以东汉之强大，都难以用武力摧毁之。韩遂崛起，靠的是羌胡骑兵；董卓兴起，靠的也是羌胡骑兵。

以羌胡骑兵为先锋的韩遂兵团兵进长离川，曹军将领不敢轻视，打算挖沟筑垒，以防敌人偷袭。夏侯渊不以为然，对诸将说：“我等千里转战，便是为了消灭敌人。挖沟筑垒，这是消极应战，士气一旦涣散，就没法坚持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敌军人数虽众，但也不难对付。”

羌胡骑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强，不过战争从来不是个人赛，而是团体赛。作为一支军队，纪律严明与操练有素才是制胜的法宝。以整体战力来说，曹军要远远强过韩军，况且还挟潼关会战与力挫马超之余威，在心理上占有绝对优势。

夏侯渊的判断是对的，曹军擂鼓而进，于郊野迎战韩遂，大破敌军。韩遂落荒而逃，夏侯渊趁势回师，包围兴国，氐王见势不妙，拔腿便跑，投奔马超去了。曹军再接再厉，转战高平，击破归附韩遂的匈奴部落，大胜而还。

经此一役，西北地区反朝廷武装只剩下盘踞枹罕（今甘肃临夏）的宋建以及小湟中（今湟水谷地）的诸羌部落。

宋建是凉州的一名小军阀。当初韩遂、马腾大闹凉州时，宋建趁机起事，独霸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河首就是黄河的上游，“平汉王”这一称呼不免有些狂妄，他哪有平汉的实力呢？只是图个天高皇帝远，当个割据一方的土霸王罢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独立王国有年号，有文武百官，逍遥了三十年之久。

如今韩遂、马超在凉州都混不下去，宋建的好日子自然也到头了。夏侯渊占领兴国后，曹操发来指示：讨伐宋建。休整了数月之后，夏侯渊继续扫荡凉州，兵围枹罕，攻城一月。宋建这个草头王连同他的那些文官武将，基本上都被杀了，枹罕沦陷。与此同时，夏侯渊派部将张郃扫荡小湟中，大破诸羌。

关西之战基本结束，反政府武装被消灭殆尽。我们还是要交代一下韩遂的下场。在夏侯渊平定枹罕后，麹演、蒋石这两个小军阀自知无力与朝廷抗衡，于是杀了韩遂，向曹操投降。

凉州已定，曹操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盘踞于汉中的张鲁。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汉中之战打响。

鉴于此次战争的重要性，曹操决定亲征。

要攻取汉中，必须先经过氐人区。曹军进入武都郡，武都是汉与氐羌的杂居区，自东汉以来，多次爆发氐羌叛乱。氐人闻讯大恐，试图阻断道路交通，以迟滞曹军深入。不过，这只是螳臂当车，在张郃、朱灵等人的猛攻下，氐人落荒而逃。曹军遂从陈仓出大散关，进抵河池。

盘踞于此的氐族部落酋长窦茂有部众一万余人，他还抱有幻想，企图据险固守。然而，他面临的对手是智慧超绝的曹操，哪有侥幸可言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曹军便攻破河池。为了杀鸡吓猴，曹操血腥屠城。

当曹军抵达阳平关（今陕西勉县）时，汉中宗教领袖张鲁惶恐不安，打算举旗投降。张鲁的弟弟张卫却认为，阳平关依山傍水，山势陡峻，万夫莫敌，岂能轻易拱手让出呢？他拒不投降，沿着山岭修筑堡垒，绵延十余里，气势颇雄。

起初曹操听信武都降兵的话，以为阳平关可轻而易举地拿下，岂料到关口亲自侦察后，他才懊恼地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可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呢？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山地战不同于平原战，高山峡谷是天然的防御工事。张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营垒布置得无懈可击。曹军仰攻，山势太陡难以攀爬，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张卫居高临下，箭矢如雨，礌木巨石从山顶砸下，曹军伤亡惨重。一代兵神曹操望山兴叹，曹军前进不得，后勤运输也跟不上，眼看军中粮食一天天少了，如此缠斗下去不是办法。

曹操自我解嘲说：“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在诸割据政权中，只有汉中是以宗教立国，故而曹操称之为“妖妄之国”。曹操打起退堂鼓，令夏侯惇、许褚等将领召回山上的部队，打算开溜。

然而，战争的魅力就在于有无限的可能性，一个偶然事件，居然令曹操反败为胜。

这个事情说起来十分蹊跷，山顶的曹军部队奉命撤退，岂料山路曲折，居然迷了路。这支部队就在山里头转悠，竟然歪打正着，闯入张卫的一个营垒。这个营垒估计比较隐蔽，守兵没料到大半夜的曹军会杀到这里，根本没有任何防备，在曹军的突袭下，竟然溃不成军，就这样丢失了阵地。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曹军的强攻毫无进展，伤亡惨重，却在误打误撞之下撕破了敌人坚不可摧的防线。幸运之神对曹操可算是眷顾有加！

随军同行的侍中辛毗、主簿刘晔非常兴奋，马上差人火速通知夏侯惇和许褚：“我军已占领贼人重要据点，贼兵已经溃逃。”夏侯惇、许褚闻讯，都不相信，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该不会是端掉敌人的一个小据点，误以为是要塞吧？为了一探究竟，夏侯惇马上出发，结果令他大为惊喜。

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曹操自然不撤退了，他果断地从这个突破口发动反攻。失去天险的张卫抵挡不住，防线全线动摇，兵败如山倒，他自己也匆匆逃走。

天险阳平关失守，张鲁泄气了，他又一次想投降。

部下阎圃对张鲁说：“现在投降时机不好，为什么呢？刚吃了败仗便投降，没有谈判筹码；不如先与杜濩、朴胡联合，与曹操对峙一段时间，到时再投降，谈判筹码便多了。”不要小看投降，投降也是一门艺术。得让敌人知道你是个重量级人物，投降才会受优待，否则还不跟囚徒一样吗？

阎圃所说的杜濩、朴胡都是蛮族部落首领，张鲁听从其言，便放弃汉中，退往巴中。军情紧急，府库里的大量宝贝没法带走，有人便说，不如放把火烧掉，不能让它们落入曹操手中。张鲁是个聪明人，自己早晚要投降曹操，把宝物烧掉，以后如何交代呢？他把府库封了，自己带着军队走了。

曹操入南郑（汉中治地）后，见府库中的财物完好无损，罗列整齐，就明白张鲁并没有顽抗到底的决心。既然如此，也就不急着追穷寇了，曹操甚至还派人前去慰问张鲁，感谢他为国家保存了许多物资。

曹操吞并汉中的消息传出，蜀地为之震动。

此时刘备刚刚占据蜀地，统治基础还很薄弱，这个政权能存活多久，大家心里都没数。张鲁兵败汉中后，蜀地风传曹操大军即将南下，这些传言诱发了各地兵变，还有不少暴民趁火打劫，一天之内，暴乱竟有数十起之多。驻守各地的将领们以武力弹压，血腥镇压暴动者，仍未能平息动荡。

时任丞相主簿的司马懿趁机向曹操建议，应利用蜀人尚未完全归附刘备之时机，全力征伐，必定可以一战瓦解刘备的力量。主簿刘晔也说：“刘备乃是人中之杰，有谋略，但是反应稍慢了些，他刚刚得到蜀地，蜀人尚未归心。如今我们击破汉中，蜀人震恐，趁势攻之，正好可以摧枯拉朽。以主公之英明神武，大兵压境，必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倘若迟疑，刘备以善于治国的诸葛亮为相，以勇冠三军的关羽、张飞为将，安定蜀民，据险控要，我们就难有胜算了。现在若不攻取，必有后患。”

不过，曹操并不打算即刻南征，他仰望天空，吐出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这句话，本是出自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原文是：“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鬓为白。”经历那么多战争，曹操与刘秀有同样的感觉：累了。

几天后，曹操的想法动摇了，刘备终究是心腹之患，此时不打，以后也还是要打的。他便问刘晔：“现在还可伐蜀吗？”刘晔答道：“机会已经错失了，蜀乱已初步平定，不可再攻。”看来诸葛亮的严刑峻法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天时间，各地哗变便基本被镇压。

蜀地已有准备，刘备部众之精锐，也远非张鲁所能相比，曹操只得放弃攻蜀的打算，班师回朝。他留下夏侯渊镇守汉中郡，张郃、徐晃两员大将为其副手，继续对张鲁施压。

在曹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与张鲁结盟的蛮族首领朴胡、杜濩、任约等先后归顺中央。巴郡被分割为巴东、巴西、巴三郡，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

自古以来就有“巴蜀”的叫法，巴与蜀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曹操控制了三巴，蜀地的安全就成大问题了。黄权对刘备说：“失去汉中郡，三巴（巴郡、巴东、巴西）难以挽回，这等于是斩断了蜀的手脚。”他建议刘备迎接张鲁，夺回汉中。刘备深以为然，便任命黄权为护军，率领诸将接应张鲁。

不料此时，张鲁顶不住了，向曹操投降。

盟友归顺中央后，张鲁已成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他权衡利弊，决定放下武器，向朝廷投降。因为张鲁撤退时把府库财宝完好无损地留给曹军，曹操对他有好感，遂授予他镇南将军之衔，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部下阎圃也被封为列侯，算是风风光光了。以前投奔张鲁的关中将领程银、侯选以及马超旧将庞德也一同投降，曹操同样优待有加。

黄权来迟了一步。既然张鲁已降，不如趁机攻略巴郡。朴胡、杜濩、任约这三名新上任的太守屁股还没坐热，便被黄权一脚踢走。

看来刘备果然是个劲敌。曹操不敢小视，下了道命令，由张郃统领大军夺回三巴，并把三巴百姓迁往汉中。

刘备当然不甘示弱，他遣自家兄弟张飞为巴西太守，与张郃在宕渠一带对峙。双方相持了五十多天，粗中有细的张飞觑准张郃的破绽，发起猛攻，大破曹军。张郃败走，逃回汉中。

就这样，刘备雄踞巴蜀，虎视汉中。

赵子龙一身是胆，逆转败局

曹操未能在夺取汉中后进击西蜀，着实犯了严重错误，因为刘备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有韧性的对手。他把守备汉中的重任交给了自己信任的大将夏侯渊，这位名将在平定凉州之役中有精彩的表现，这次他能再立奇勋吗？

刘备要拓展生存空间，夺取汉中是不二选择。

法正献策道：“夏侯渊与张郃的才能，比不上我方将领，发兵攻打，定能夺取汉中。拿下汉中后，发展农业，囤积谷物，坐等时局变化。如此一来，进可消灭曹操，再造汉室；退可蚕食雍州、凉州之地，开疆拓土；最起码也可以恃险而守，长久抵抗。这是天赐良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这一番话，正中刘备下怀。

很快，刘备亲自统领大军出发，以张飞、马超、吴兰等将领为先锋，挺进汉中。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曹操的堂弟曹洪率一支军队，阻击西蜀兵团。当时吴兰屯兵于下辨，张飞、马超屯兵于固山，互为掎角之势，遥相呼应。

张飞、马超都是狠角色，相比之下，吴兰要弱得多。曹洪决定先攻吴兰，于是挥师进击下辨。张飞得悉消息后，放出风声，扬言曹洪若攻吴兰，他将袭其后路，断其归途。张飞的大名谁人不晓，他与关羽以“万人敌”之绰号名扬天下，令人闻风胆寒。

骑都尉曹休冷笑道：“张飞若想断我方后路，早就悄悄派兵出发了，现在他虚张声势，可见根本没这个能力。应该趁他军队尚未集结完毕之时，速速攻打吴兰，只要击破吴兰，张飞可不战而退。”

事实也是如此。

猛张飞心有余而力不足，光打雷不下雨。曹洪击破下辨，阵斩吴兰，张飞、马超独木难支，只得悻悻而撤。

尽管出师不利，但刘备夺取汉中的意志并未动摇。

此时刘备已抵达阳平关，与夏侯渊正面对峙。

刘备的进攻也很不顺利，他派部将陈式袭击马鸣阁道，被徐晃击破；他亲自率军攻打广石，又为张郃所阻，无法得胜。看来要夺取汉中并非易事，刘备需要更多的兵力，他紧急派人返回成都，要求留守的诸葛亮调拨更多兵力到前线。

诸葛亮询问从事杨洪的意见，杨洪说：“汉中乃是益州的门户，是咽喉之地，关系到蜀地的生死存亡。没有汉中，蜀地不能独存，家门口的祸害必须清除，发兵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诸葛亮遂举荐杨洪为蜀郡太守，负责征兵工作，以支援前线。

曹操知道刘备乃是劲敌，担心夏侯渊吃亏。

尽管夏侯渊在平凉州之战中有卓越表现，不过，在曹操看来，他虽然骁勇，却容易轻敌。曹操曾多次告诫夏侯渊，他说：“作为一名将领，不能仅仅凭恃勇气，也要有恐惧戒慎之心。勇气是根本，但行军作战时还得依赖智谋；只知任勇逞强，不过是一武夫罢了。”

他决意亲征刘备，于是带着大部队西进，岂料刚到长安，便听到了夏侯渊的死讯。

夏侯渊与刘备在阳平关一带对峙半年之久，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在这段时间里，诸葛亮不断增兵前线，刘备在兵力上已经占有明显优势，是时候发动一轮新的进攻了。

由于正面攻打阳平关受阻，刘备便渡过沔水，沿着山路行进，抵达定军山。夏侯渊闻讯，亲率兵马出击，企图一战便把刘备赶回老巢。

夏侯渊是一名优秀的将领，只是刘备并非韩遂之流，这回夏侯渊倒了大霉了。入夜时分，刘备突然大举进攻曹营，四处放火焚烧敌营栅栏。夏侯渊令张郃守住东面，自己则防御南面。此时刘备猛攻张郃，张郃抵挡不住，夏侯渊急忙把自己的部队分出一半以救援张郃。他没想得到，这正中了刘备的诡计。

刘备早预留了一支奇兵，由讨虏将军黄忠统领，驻扎于定军山上。法正见夏侯渊中计，便喊道：“可击矣！”黄忠擂起战鼓，居高临下发起冲锋。兵力薄弱的夏侯渊被杀得大败，他自己也脑袋搬家，死了；同时被杀的曹军高级官员还有遥领益州刺史的赵颙。夏侯渊被杀，曹军上下心胆俱裂，张郃不敢恋战，带着残兵败将退回阳平关。

这是曹军继赤壁之战、江陵之战后的又一次大失败。

元帅夏侯渊死了，阳平关一片混乱，曹军士气低落，人心浮动。当务之急是安抚人心，推选新的统帅。督军杜袭与司马郭淮整饬军队，推举张郃为临时统帅，他们二人说：“张郃将军乃是帝国名将，刘备也惧他三分，如今事情紧急，非他出来主持局面不可。”

这不是中央任命，纯属民意选举。张郃临危受命，挑起重担，巡视诸军，安排守备，巩固阵地，严阵以待。

溃败后的曹军稍稍心安，只是危局未解，刘备随时会渡过汉水发动进攻。曹军将领们都认为刘备人多势众，不可与之争锋，必须在汉水沿岸建立坚固的防御阵地，方能勉强抵挡。司马郭淮不以为然，他力排众议，对张郃说：“单纯防御只会暴露我们的弱点，令敌人无所顾忌。不如稍稍后撤，诱使刘备渡河，等他半渡时出击，必可大破敌军。”半渡而击，已经被无数次的战争实践证明了是非常有效的战术。倘若把兵力部署在河的沿线，一旦某点被突破，防线将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把防线后撤，与河岸保持一定距离，则有较强的机动性，判断清楚敌人主攻方向后再出击，胜算更大。

郭淮的主张得到张郃的支持，这一战术果然令刘备大伤脑筋。刘备身经百战，深知贸然渡河出击风险极大，他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就这样，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曹操正马不停蹄地从长安驰援汉中。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年煮酒论英雄，曹操的这一番话深深印刻在刘备脑海中。自群雄逐鹿中原以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草头王被曹操削平，当其盛时，一怒而天下战栗。但刘备偏不信邪，唯有打败曹操，他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英雄。他风闻曹操已穿过斜谷直达汉中，不禁冷笑道：“即便曹操亲征，也无力挽回劣势了，我定要夺取汉中。”

英雄的志向，原本是动摇不得的。

曹操乃是一代名将，要打败他并不容易，与其取巧，不如守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于是刘备据险扼要，只守不攻，坐等时机出现。

有一天，侦察兵发现，一支曹军运粮部队正在把一车车的粮食送到北山之下，刘备当即令黄忠率部出击。黄忠领命而去，这一去，去了好久，赵云深恐老将军有所闪失，便亲自带着数十名骑兵出营察看。岂料离开营地后，赵云竟然遭遇曹操的大部队，这次遭遇双方都不曾料到。赵云只有区区几十人，情形十分危险，若是换作其他人，恐怕早就魂飞魄散，乱了阵脚。但赵云的头脑却异常冷静：既然曹操部队尚未察觉虚实，何不先下手，杀他个措手不及呢？

果不其然，曹军遭到突袭，被打懵了，一时也不知敌方有多少人，有些士兵吓得拔脚就跑。不过混战一阵后，曹军看清了，所谓的敌人尚不足百人，何惧之有，于是开始反扑。赵云且战且退，曹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营垒之前。营中士兵见将军被追杀，赶忙擂响战鼓助威，并打开大门，赵云等人疾驰而入。

按理说，赵云死里逃生，进了兵营后，肯定得关闭营门。不过，赵云却剑走偏锋，他偏偏不关营门，还下令停止击鼓，拔去营中令旗，整个大营敞开着，没有一丝声响，如死一般的沉寂。

曹操用兵尚诈，见赵云兵营不设防，不由满腹狐疑，暗忖赵云必是故意诱他前来，营内定有埋伏。曹操不敢贸然出击，没有必胜把握，不如撤退。其实赵云哪里有时间去设伏，只不过他知道曹操向来谨慎小心，索性洞开营门，赌上一把。曹操果然中计，非但没敢往里冲，还引兵退去。

曹军一退，赵云抓住机会，率全体将士一拥而上，攻击曹操的殿后部队。一时间，原本悄然无声的兵营鼓声大作，地动山摇，赵云的部下们持强弓劲弩，箭如雨下，曹军士兵纷纷倒地。

其实，曹军身经百战，撤退时也有相应的秩序章法，原本不该损失太重，可大家都没料到刚逃生生天的赵云竟然会发起反扑，一时间手足无措，导致阵形大乱。在一片惊慌中，连曹操都无法制止混乱的蔓延，曹军出现严重的踩踏事件，很多士兵被人马踩踏而死，还有些人被挤落到汉水中淹死了。

这次遭遇战，曹操本是优势在手，最后竟被赵云反败为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第二天，得知喜讯的刘备赶到赵云营内，远远望见战场上曹军的累累尸骨，不禁喝彩道：“子龙一身都是胆！”

从此之后，赵云勇猛善战之名传扬天下。

曹操是个极为自信的人，原本他以为亲自出马，必定可以摆平刘备。谁承想，刘备还没出马，一个赵云就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当初曹操说天下英雄，除了自己外，就只有刘备。其实当时的曹操，不见得真的把刘备放在眼里，更多的只是一种试探罢了。到了这个时候，刘备才真正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天下人都畏惧曹操，他却敢虎口拔牙，挑战这位神一般的人物。

一向多谋善断的曹操竟然对咄咄逼人的刘备毫无办法。自夏侯渊战死后，曹军的士气一直低落不振，连亲征的曹操都吃了赵云的亏，所有人脸上都阴云密布。

看来汉中是守不住了。

相持一个月后，曹操放弃了。他下令汉中守军全部撤走，把这块战略要地拱手让给刘备。

这不像曹操的风格，他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

但人总是会变的，因为人会老，岁月会侵蚀人的雄心。

十个月后，曹操病逝，我们可以猜想，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削平群雄，一统北方，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然而一个人的事业再伟大，他也只是凡人，绝不是神。当死神的影子已隐约可见时，一个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刘备不再是寄人篱下的落水狗，他成了过江猛龙，夺取益州后再下汉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下一步必定是窥视关中。当然，刘备虽然雄心勃勃，力量还是不够的。但是，倘若他与骁勇的氐人联合，后果便不堪设想了。武都是氐人聚居区，有五万帐落，已经投降刘备的马超同氐人的关系很密切。若是刘备直取武都，策反氐人部落，便有足够的兵力进取关中了。为此曹操颇为忧虑，他唤来雍州刺史张既，询问其意见。

张既想了想，提出一个建议：以封官进赏为饵，诱劝武都氐人尽数迁徙到扶风、天水一带，不能让他们有机会与刘备联合。

曹操听罢大为赞赏，于是采纳张既的建议，尽迁氐人。

汉中一役，刘备大获全胜。

这是刘备入蜀后的重要一役。它解除了曹操进攻蜀地的风险，也让刘备拥有了进取关中的跳板，在战略上进可攻、退可守，蜀政权的安全得到极大的保障。这场战役足见刘备的韧性与斗志，反倒曹操给人一种江河日下的感觉，既没有显示出过人的智慧，也没有了以往的从容与自信。

曹操老矣，尚能饭否？天下江山，到底归于谁，犹未可知。倒了半辈子霉运的刘备有一种时来运转的感觉，自己不必再寄人篱下了，我的事情我可以做主了。

战场如牌局，手风顺的时候，怎么打怎么赢，借着这股运势，刘备趁机扩大战果。

很快，他指示宜都太守孟达攻打房陵（今湖北房县）。孟达本是刘璋部将，与法正是好朋友，两人归附刘备都比较早，故而颇受重用。孟达降了刘备后，一直渴望能建立功业，现在机会来了，他火速进兵，一鼓作气攻下房陵，杀死太守蒯祺。

孟达首战告捷，觉得自己手风不错，不如继续进兵上庸，再下一城。他给刘备上了一道书，请求攻打上庸。刘备对孟达的能力没底，毕竟这人是投降过来的，行军打仗的水平到底如何，还真不晓得，得派个精明强干的人去领导他才行。派谁去呢？刘备想到自己的养子刘封。

刘封是刘备在荆州时收养的义子，以勇猛著称。在益州之战中，刘封随同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西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被刘备授予副军中郎将一职。刘封接到命令后，即从汉中启程，顺沔水而下，接管孟达的部队。刘封、孟达的军队直逼上庸，上庸太守申耽没信心了。自汉中战争爆发以来，曹军屡遭重创，征西名将夏侯渊授首，曹操亲征失利，紧接着房陵失守，眼看上庸就要遭殃，申耽不得不在战与降之间作出抉择。在一番内心交战后，申耽最终决定举城投降，毕竟保命要紧。宽宏大量的刘备保留了申耽的上庸太守之职，并授予他征北将军的头衔，其弟申仪也被授建信将军、西城太守。

房陵、上庸两战尽管算不上大战役，却也巩固了汉中根据地。在刘备的战略构想中，夺取汉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进取中原的基础。当年汉高祖刘邦便是从经营汉中开始，最后席卷天下，开国称帝。先祖的辉煌，能否在自己身上重演呢？刘备踌躇满志，他要与先祖一样，以汉中为基地，夺取中原，再造汉室。

于是乎他自封为“汉中王”，煞有其事地写了一章奏折，等于是向遥远的汉献帝报告此事。为了体现出称王的严肃性，他在沔阳筑起一座高台，台下是排列整齐的部队，台上有众文武官员陪同，庄重肃穆。刘备高声宣读奏折，也不必等到皇帝的批准，就把王冠戴在头上了。这算哪门子程序呢？乱世就是这样，摆摆形式，走过场罢了。

称王仪式结束后，刘备派人把奏章送往长安，交给皇帝当备忘录，同时还把当年曹操授予他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等印信全部送还，以示同曹贼一刀两断。

刘备在川蜀、汉中站稳脚跟，成为曹操、孙权之外的另一股强大的独立势力。在刘备开拓西南的同时，盘踞江东的孙权在干什么呢？我们把刘备的故事暂且搁置，来看看东吴都发生了哪些事。

“生子当如孙仲谋！”

周瑜死后，孙权做了三件大事：其一，把荆州江北之地借给刘备；其二，平定岭南；其三，把首府迁到建业。东吴的战略，仍是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操。

曹操在潼关之战中大败关中联军后，兵锋东指，打算扫平东吴。战争阴云密布，孙权不敢有丝毫懈怠，整军备战。与曹军相比，东吴水师更强大，这在赤壁之战中已得到证明，故而孙权把江、湖作为天然屏障，派水师控制重要水道。

此时的吕蒙已经从一介武夫转变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认为光凭借水师防御，未免过于单薄，遂建议孙权在濡须口两岸修筑营寨。诸将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有强大的水师，上岸可攻击敌人，离岸便上了船，要修筑营寨干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吕蒙分析说：“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有输有赢，哪能百战百胜呢？如果碰上遭遇战，敌人以步骑兵压迫，我方都来不及赶到水岸，更谈何入船呢？”

“先为不可胜”乃是用兵之道，孙权赞了一声：“说得好。”于是依吕蒙建议，修筑两岸营垒。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率领着号称有四十万人的大军东征。岂料这个时候，曹操军的智囊荀彧竟服毒自杀身亡。

这是怎么回事呢？

荀彧是曹操最早的谋士之一，功劳卓著。当年张邈勾结吕布作乱兖州，若非荀彧沉勇，曹操恐怕早就阴沟里翻船了。曹操事业的转折点在于奉天子以令诸侯，占据政治制高点，才得以超越诸雄，而力劝他迎天子的人，便是荀彧。荀彧希望曹操能辅佐皇帝，重振汉室雄风。然而，曹操的野心已无限制地放大，他只是把汉献帝作为手中的泥偶，任意揉捏，从来没想过归政于皇帝。

更有甚者，种种迹象表明曹操已有篡位之心。尚书董昭拍马屁说，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哪个臣子对国家的贡献超过曹操，他提议朝廷应该晋升曹操为国公，加九锡，以表彰其伟大勋绩。九锡就是九赐，皇帝授予功臣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等。九锡与一般的赏赐是不同的，这是天子赐予大臣的最高规格的赏赐。不过，从王莽开始，加九锡的含义就变味了，它成为篡位夺权的前奏曲。

董昭的建议一出，马屁精们纷纷举双手赞成。荀彧不适时宜地反对道：“曹公举义兵本为匡扶朝廷、安定国家，应该怀有忠贞之心，守住谦让的美德，不应当这么做。”曹操听罢，满肚子不高兴。

曹操带兵东征孙权，荀彧作为尚书令，留在朝廷主持政事。生性多疑的曹操担心荀彧背地里搞阴谋，遂一纸令下，要他离开京城到前线犒军。接到命令后，荀彧便动身前往。曹操找了个借口让他留在军中，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义参丞相军事，其实就是不放他返回朝廷，以便监视。

荀彧心里明白，曹操对自己已经不再信任了。他愿意追随曹操这么多年，是因为知道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然而，以匡扶朝廷为己任的荀彧又不能坐视东汉朝廷被曹氏取代，他陷入矛盾，无法自拔。去了董卓、来了曹操，大汉帝国气数尽矣。这种情况，荀彧无法改变，但他可以选择。

他选择了死，在大汉帝国仍存在时，作为汉家臣子死去。他吞下毒药，带着几缕愁绪、几分悲凉，离开了人世。

坚守大义之人，在乱世之中毕竟难以立身，解脱未必不是好事。荀彧聪慧绝伦，知人善任，品行端正，他的死讯传出，时人皆为之惋惜。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春，曹操大军抵达濡须。孙权在濡须口东岸、西岸均屯兵抵御，与来自中原的曹军相比，东吴军队缺马匹、少骑兵，故而陆战是其短板。曹操兵团很快击破西岸吴军，俘吴将公孙阳。孙权只得以长江为险，固守江东大营。

与曹操相比，孙权只能算是后生晚辈。曹操一生破敌无数，无论是实力强大的袁绍，还是勇冠天下的吕布，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不料眼前这位后生居然让他束手无策。孙权的看家法宝便是强大的水师，东吴水师游弋于江面，严阵以待。自赤壁之战后，曹操对水战着实缺少信心，不敢贸然发起进攻。孙权同样小心谨慎，只守不攻，双方就这样相持了一个月。

此时孙权已集结七万部队，战船星罗棋布，兵垒严整，无懈可击。曹操望着江东兵营，不禁慨叹一声：“生子当如孙仲谋，至于刘表的儿子，不过猪狗罢了。”孙坚与刘表都是东汉末期叱咤风云的枭雄，孙坚是龙生龙，虎生虎，儿子个个有出息，而刘表的儿子们则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孙权继承父兄之事业，与曹操划江而治，实在是后生可畏，连见惯世面的曹操都不由得为之喝彩。

后生有后生的气势。孙权写了封信给曹操，说道：“春水要上涨了，你还是速速离去吧。”同时又附带一张小纸条，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阅信后淡淡地说道：“孙权不欺孤。”两张字条，说的都是大实话。雨季到来，对曹军将十分不利，而孙权也巴不得曹操赶紧走。

曹操走了。不过，他还惦记着一件事，自己一走，孙权又会越江蚕食江西之地，这如何是好？他便想了一个主意，打算把长江以北的居民迁移到淮河以北，以免孙权一来，这些百姓又为东吴效力。这个主意遭到扬州别驾蒋济的反对，他说：“自击破袁绍以来，明公威震天下，民无二心，百姓对故土都有眷恋之心，实是不想迁移，您这命令定会引起恐慌。”曹操不听，一意孤行。

果不出蒋济所料，迁移令引发了大恐慌，对百姓来说，与其去淮河以北，不如迁往江东。于是乎庐江、九江、蕲春、广陵一带的十余万居民东渡投奔江东去了。经此一折腾，江西几乎人室一空，除了扬州治地合肥之外，只有皖城还有若干不肯走的居民。

这回曹操可懊恼了，他对蒋济说：“我原本是想让百姓避开孙权，不料反倒把他们都赶到孙权那儿去了。”

皖城与合肥成为曹操威慑江东的两个据点。镇守皖城的庐江太守朱光鼓励留守百姓开田种稻，丰衣足食。

吕蒙对朱光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大感忧虑，等到来年农业大丰收，势必将有许多民众涌向皖城，到时这座城池无疑要成为东吴的隐患。他向孙权提议，必须拔除皖城。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时值夏季，长江正值丰水期，有利于东吴水师作战，孙权遂率部渡长江而攻皖城。到了皖城城下，诸将依照惯例，打算筑土山，添制攻城器械。吕蒙反对道：“筑土山修攻城之具，得耗费不少时日，到时敌人的城防也巩固了，外援也到了，皖城就难攻下了。”不仅如此，他还分析说：“过些日子，长江水位就会下降。一旦皖城没能攻下，船队又无法顺利返航，我军便会陷入危险之中。”

那怎么办呢？

吕蒙亲自侦察敌情，发现皖城并非坚不可摧，在防御上弱点颇多，便建议道：“皖城并非十分坚固，凭我三军之锐气，四面围攻，不多时便可拔之，可在水位下降前返航水师，这才是全胜之道。”

孙权依吕蒙建议，全力攻城。吕蒙非但智谋过人，也有识人之才，他举荐甘宁为城督，即攻城前敌总司令。甘宁胆气过人，亲自带领众人登城。吕蒙率精锐部队作为后援，紧随其后，并亲自擂鼓，士兵们无不奋厉。进攻在拂晓时打响，仅仅几个小时，吴军便攻入城内，庐江太守朱光被俘。

此时曹军援师在张辽的率领下正急速驰援皖城，不料到了半途，便风闻皖城失守的消息。张辽只得放弃救援，引军北还。

夺回皖城，拔掉曹操布下的一根钉子，对东吴的安全有莫大的意义。此役吕蒙功劳最著，孙权任命他为庐江太守，镇守江北。

只要再攻下合肥，就可把曹操的势力逐出淮河以南了。

在此之前，孙权曾在建安十四年发动了第一次合肥之战，但无功而返。作为军事重镇，合肥的防御力量要远远强过皖城，只要东吴发起进攻，曹操便会在第一时间救援，因而孙权小心翼翼，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机会来了。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大举西征张鲁。中央军都被调往汉中，东部守备力量自然不足。孙权觑准机会，以十万之众，气势汹汹地直奔合肥城下。此时合肥守军仅有七千人，不到吴军的十分之一，合肥能守得住吗？

曹操早就预料到孙权会借此时机攻取合肥，故而留了一封信给合肥护军薛悌，信封上写了几个字：“贼至乃发。”就是说，等敌人到了再拆开来看。现在吴军杀至城下，薛悌赶紧拆信，只见上面写道：“倘若孙权前来，由张辽、李典领兵出战，乐进守城，护军不要出战。”想必护军薛悌只是长于行政，攻城野战非其所长，故而曹操留下嘱咐，把作战任务交给久经沙场的张辽、李典、乐进等将领。

这就是曹操的识人、用人之道。没有战事时，管理合肥军政，薛悌是好手，倘若临阵杀敌，非得张辽、李典、乐进这些沙场悍将不可。

这封信很快被交给诸将领过目，不过大家仍心有疑虑。曹公虽有锦囊妙策，只是孙权带了这么多军队前来，这恐怕是曹公没料到的。怎么办？是遵从曹操的指示，由张辽、李典出战，还是另做打算？诸将大多认为己方寡不敌众，以区区七千人，难以对抗十万大军。

张辽慨然道：“曹公远征张鲁，若我们坐等援兵，恐怕援兵未至，已被敌人击破了。曹公的指示是让我们在敌人立足未稳之际主动出击，挫敌锋锐，以固人心，如此才能坚守城池。”张辽本是吕布部将，吕布死后曹操非但没杀他，反而对他颇为器重，因此他心怀感激，有效死之心。

他说完后，扫视诸位将领，只见乐进等人一声不吭，不由大怒道：“成败在此一战，各位倘若心有疑虑，我张辽自个儿出战，与敌人一决胜负！”

这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李典。此前李典没吭声，不是怕死，而是与张辽有矛盾，关系不好，不想附和张辽。现在他内心有些惭愧，张辽把生死置之度外，自己却小肚鸡肠，未免有失英雄磊落胸怀。想到此，李典站出来力挺张辽：“此乃国家大事，我岂可因私人恩怨而置大义于不顾呢？请让我随您出战。”

张辽连夜招募了一支敢死队，共计八百人。第二天一大早，合肥城门打开，一支骑兵如同黑色闪电，直冲向东吴兵营。孙权固然是一代明主，不过他的才能在于治理，而不在于行军作战，这点其兄孙策早就看出来的。面对张辽突如其来的进攻，孙权竟有点手足无措。

只见张辽亲自披甲上阵，手持长戟，勇踏敌营，长戟左右翻飞，鲜血四溅，他一口气杀了数十人，其中包括两名东吴将领。张辽一面冲杀，一面大喝：“我乃张辽，谁敢来受死？”闻者莫不胆寒。张辽一鼓作气，竟然杀到孙权的营帐，孙权大惊失色，一时间竟慌了手脚，只得匆匆向一座高丘逃去，手里也拎着一把长戟当自卫武器。

看到孙权那窘相，张辽大喝道：“孙权，下来与我交手！”

孙权吓得一动都不敢动。幸得东吴人多势众，很快左右便赶来相救。孙权见张辽只有几百人马，稍稍心安，命令手下将其团团围困。张辽果然骁勇，他左冲右突，杀开一条血路，闯出重围。不过他回头一看，才发现只有数十骑兵突出包围圈，其余数百人还没脱离危险，被包围的兵士们大呼道：“将军要抛弃我们吗？”听到这里，张辽二话没说，掉转马头，再次杀入重围。东吴将士几曾见过如此剽悍之战将，不由得看呆了，没有人敢拦张辽，纷纷后撤。张辽勇冠三军，救出余众，撤回城去了。

这一战，从早晨战到中午，直把城头上观战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无不对张辽心服口服。人多势众的东吴军被张辽此番出击杀得自信全无，士气凋零，而曹军则精神抖擞，士气倍增。返回城池后，张辽关闭城门，加强戒备，巩固城防，合肥惊慌的氛围才得以缓和下来。

孙权一方毕竟优势在手，很快便投入反攻。攻城十余日，没能取得进展，孙权有些心灰意冷，便撤军而还。当吴军撤到逍遥津北岸，正渡河时，张辽率步骑兵尾随而至，发起猛攻。当时吴军大部队已过了河，孙权亲自断后，被张辽打了个措手不及。幸亏吕蒙与甘宁奋力抵挡，且战且退，凌统带领亲兵护送孙权突围，而后又回来与张辽死战。凌统手下的亲兵全部战死，他自己也多处受伤，估摸着孙权已经过了河，才主动撤离战场。

不料孙权过河时却发生了意外。

原来吴军在逍遥津搭设有浮桥，但此时浮桥的桥板已被撤去一部分。为什么统帅还没过河，东吴士兵会撤掉桥板呢？依我的看法，吴军过河时，一部分是以船运，一部分走浮桥。估计孙权原本是要渡船过河的，只是被张辽杀得措手不及，只得临时改走浮桥。他骑着一匹马到了桥中央，不禁傻了眼，前方竟然有一丈多宽的路没有桥板。侍卫官谷利急中生智，要孙权抓紧马鞍，放松缰绳，他用鞭子一抽马屁股，马一声嘶叫，拔腿向前奔去，借着狂奔的惯性，跃起一丈多，稳稳落在对面的桥板上。这一幕，非但孙权吓坏了，南岸的将士们也看得冷汗直流。所幸孙权的骑术不错，总算有惊无险。

平东校尉贺齐赶紧带着三千人前来迎接，给孙权压惊。孙权在船上摆设酒宴，贺齐流着泪说：“主公至尊之躯，应该小心持重，今天发生的事，差点酿成大祸。我等担惊受怕，仿佛天塌地陷。希望主公以此为终身之戒。”

这回孙权总算明白了，自己与哥哥孙策是有差距的，他内心颇为羞愧，安慰贺齐说：“唉，真是惭愧啊，我会将此教训铭记于心中。”

第二次合肥之役又以失败而告终，孙权险遭不测，证明东吴在陆上的实力，远不能与曹军相比。

曹操平定张鲁后，又一次把矛头对准孙权。

建安二十年春，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进抵居巢。孙权驻守濡须，与曹操对峙。这场战争雷声大而雨点小，究其原因，是曹操与孙权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此时曹操控制北方，奋斗了一辈子，已占据中国一半以上的地盘。除了孙权与刘备，各路军阀纷纷被消灭了。当初曹操迎挟天子以令诸侯，夺得政治制高点，号令诸方。如今敌人消灭得差不多了，天子这张王牌早已失去价值。大家只知有丞相，还有谁记得有个傀儡一样的皇帝呢？曹操的野心在膨胀，东汉谢幕的时间已一步步临近了。曹操大举南征，目的只是为了威慑孙权，以免他时不时骚扰北方。

对于孙权来说，当初他与刘备联合共抗曹操，保住江南之地，只是刘备绝非善辈，两人不可能成为长期的朋友。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荆州问题已经成为蜀、吴矛盾的焦点。只是孙权面临曹操巨大的压力，不可能开辟荆州战场与刘备开战，否则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

怎么办？

孙权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曹操请降。

请降当然不是放下武器投降，而是表面上的归顺，或者不如说是罢战休兵。名义上归附中央政权，实质上孙权仍然当他的江东王，不受朝廷任何制约。他派都尉徐详前往谒见曹操，提出请降的要求。曹操的心思在朝廷，当然乐得同意，便派使者与孙权修好，并表示重新缔结姻亲。

为什么说是重新缔结姻亲呢？当初孙策兴起时，曾与曹操有过联合，曹操把侄女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孙匡，让儿子曹彰迎娶孙策的侄女。这些都是政治婚姻，只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约束力。孙权不也把妹妹许配给刘备吗？同样没能绑住刘备。

谁都知道，这种和平只是暂时的。孙权要腾出手解决荆州问题，曹操也乐得坐山观虎斗，让孙、刘两人斗得两败俱伤，自己可独享渔翁之利。

荆州，很快将成为刘备手中烫手的山芋。

借荆州的后遗症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与“老奸巨猾”的刘备相比，孙权还是嫩了点。

赤壁之战后，周瑜力主挥师西进，夺取巴蜀之地。可惜的是，周瑜英年早逝，终究未能完成心愿。当时北方中原地区已悉数落入曹操之手，孙权欲扩张地盘，只能西进巴蜀。这时，刘备跳出来反对，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与刘璋乃是同一阵线，怎么能内斗起来，让曹操坐收渔翁之利呢？况且我与刘璋是同族，共同辅佐东汉朝廷，恕我不能从命。”

影帝刘备的表现令人鼓掌。

孙权不理他，派奋威将军孙瑜率领水师西进，欲直捣益州。这时孙权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傻事，把荆州借给刘备后，刘备居然翻脸不认人，不肯让东吴水师通行。为了阻止孙瑜水师西进，刘备派船队封锁夏口江面，以武力对峙。他还义正词严地说：“若非要夺取蜀地，我宁可披头散发逃到山林之中，也不能失信于天下。”俨然是正义的化身。

当时关羽驻军于江陵，张飞驻军于秭归，诸葛亮驻军于南郡，刘备则据守孱陵，东吴水师想穿越长江水道，非得与刘备拼命不可。孙权傻了眼，他娘的，这荆州之地明明是俺借给你的，俺是房东，你就是个租户，没给你收租，你倒嘚瑟了。

不错，刘备真的嘚瑟了。他没有“借”的概念，借的一方是老爷，出借的一方是孙子，自古皆然。

孙权吹胡子瞪眼，暴跳如雷，可是除了承认自己当初太天真，他还能做什么呢？无奈之下，西取川蜀的计划算是泡汤了。

倘若刘备真的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充满正义，孙权也就忍忍气、吞吞声得了，只是刘备偏偏干了不公道的事，他把刘璋拉下马，把川蜀收入囊中。这岂非给孙权扇了一记大耳光吗？眼冒金星的孙权勃然大怒，嘶声吼道：“你这个老滑头，竟敢对老子耍阴谋诡计！”（猾虏，乃敢挟诈如此！）

孙权的暴怒，只能换来刘备不怀好意的冷笑。老子雄踞川蜀，怕你个鸟！

大哥如此，小弟的气焰自然嚣张。关羽的地盘紧挨着鲁肃的，活着的武圣并不像死后的武圣那样在道义上毫无亏欠，要知道，江陵之地原本是周瑜的地盘，他非但没有丝毫感恩之心，反倒不时找借口挑衅鲁肃，企图挑起战争。

鲁肃夹起尾巴，赔着笑脸，对关羽还是那么友善。有什么办法呢？出借荆州是他的主意，现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是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

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有借就得有还，孙权决定讨回荆州。他派诸葛瑾入蜀——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老哥，哥俩各效其主。

刘备耍赖了，他找了个理由：“我要进攻凉州，等攻下凉州，一定交还荆州。”

“呸！”孙权压根就不信：等你坐大了，还还个屁！

他恨恨地说：“不想还就说不想还，空口说什么白话，不过就是想拖延时日罢了。”

本来就是孤的地盘，我要拿回来还用得着你同意吗？孙权找了三个人，分别挂长沙太守、零陵太守、桂阳太守的大印，走马上任。东吴任命的三位太守还没走到目的地，便被关羽派人一阵痛扁，鼻青脸肿地逃了回去。

有个问题，史料语焉不详。

荆州的归属权究竟是谁的呢？为什么孙权要接管南荆州之地，而非北荆州之地呢？

赤壁之战后，孙、刘联手夺取荆州六郡之地。孙权夺得北荆州，包括南郡与江夏郡；刘备夺得南荆州，包括零陵、长沙、桂阳、武陵四个郡。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当时刘备的力量是很弱的，仰赖于东吴而生存，实际上只是东吴的藩属。在孙权看来，荆州之地应该属于自己，而非刘备。

现在刘备既已有了益州之地，理所当然应归还荆州。岂料东吴派去的几个太守，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回来了。

孙权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吕蒙带着两万人的东吴兵团杀入荆州，直扑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这一击，着实令关老爷狼狈不堪。打从刘备去了西蜀，关羽便是荆州地界的土霸王，嚣张是嚣张，就是兵力有限。长沙、桂阳两郡远远望见吕蒙的旗号，一箭不放，投降了。只有零陵没投降，太守郝普乃沽名钓誉之徒，自认为老子乃忠义之士，岂可背主投降呢？

远在益州的刘备急急奔回荆州公安，跟拜把子兄弟关羽会合。武圣何许人也？他拍拍胸脯对大哥说，放心，包在俺身上，就凭这把青龙偃月刀，还夺不回三郡吗？

孙权也没闲着，亲自跑到陆口（鲁肃防区），派鲁肃带着一万人马赶到益阳，阻击关羽的南下兵团。不过，关羽是个狠角色，鲁肃未必挡得住。能挡住关羽的人，只有吕蒙。一纸手令从陆口翻山越岭送到零陵城下，统帅的指示是：放弃攻城，北援鲁肃。

吕蒙把孙权的手令揣入怀中，置之不理，若无其事。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零陵已是到手的肥肉，不吃白不吃。那孙权的指示怎么办呢？鲁肃虽有压力，与关羽对峙几天没有问题，而吕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天能攻下零陵？这种想法未免太荒诞了吧。卓越人物与凡夫俗子的区别，就在于能看穿现实隐含的荒诞。零陵守备的弱点并不在于城墙不够高不够厚，而在于太守郝普。郝普本质上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只要撕破他的心理防线，就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不是一场刀光剑影的战斗，而是一场心理较量。吕蒙双管齐下，第一管是重兵包围零陵，营造攻城的假象；第二管是派说客入城，游说郝普。

说客邓玄之是郝普的老友，他为郝普带去吕蒙的话。吕蒙先给郝普脸上贴金，称赞他的忠义精神，继而指出他的抵抗毫无意义。刘备远在汉中，关羽远在江陵，零陵已是孤城，不可能有援军到来，沦陷只是迟早之事。若负隅顽抗，枉送性命，有何裨益？

这是大谎言。

吕蒙明明已知晓刘备到了公安，关羽正急速南下，偏欺郝普蒙在鼓里。天真的郝普听信了老朋友的游说，没有援兵，他真的能做到取义成仁吗？想当仁人义士那么容易吗？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真正不怕死的人是少数，其中不包括郝普。郝普放弃抵抗，献城投降。吕蒙不放一枪一箭，仅以区区几句话，就夺取了零陵。这就是智慧。当然，后来郝普得悉关羽大举南下的消息，捶胸顿足，追悔不及。

夺下零陵后，吕蒙留兵驻守，自己挥师北进，与鲁肃会合。

面对杀气腾腾的关羽，鲁肃是迎战呢，还是谈和？

鲁肃联刘抗曹的战略思想一直未变，他不想与关羽兵戎相见，伤了和气，因此力主谈和。问题是，关羽恃其武力，凶神恶煞，能与之谈判吗？其他将领纷纷摇头，力劝鲁肃不可贸然前往。鲁肃说：“事到如今，还是得开诚布公。刘备固然忘恩负义，不过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关羽又怎么敢谋害我的性命呢？”

一封邀请书送到关羽手中，鲁肃邀请关羽会晤，关羽同意了。这次会晤气氛还是紧张的，双方人马都驻扎在百步之外，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局。关羽与鲁肃各带几名将领，单刀赴会。会议一开始，鲁肃率先开火，指责关羽拒绝归还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实是背信弃义。

大家都知道，关羽这个人比较好面子，以忠义自诩，他对鲁肃的指责不以为然，反驳道：“乌林之战（即赤壁之战），左将军刘备身在战场，勠力破敌，难不成就没有一点功劳吗？连一块地也分不到吗？足下竟然带着人马前来抢地盘，也太不公道了吧。”

鲁肃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当初我在长坂见到刘豫州时，刘豫州只有那么一丁点部队，连个校尉都抵挡不住，可谓穷途末路，士气衰弱到极点，还打算远逃到苍梧，那时哪能想到有今天！我主公怜悯刘豫州无立锥之地，不吝惜自己的土地与民力，让你们有个庇身之所。岂料刘豫州自私自利，虚情假意，有负恩德。如今既已得西蜀之地，又企图吞并荆州。这种事即便是普通人也做不出来，何况是一位领袖人物呢？”

这些都是大实话，没有孙权及时出手相救，刘备与他的兄弟们都不知死哪去了。

听到这话，关羽自知理亏，哑口无言。

正好这个时候，曹操大举讨伐汉中张鲁的消息传来。刘备若一意孤行，与孙权开战，恐怕会死得很难看。双方谈判后达成协定，把荆州一分为二，以湘水为界，以东归孙权，包括长沙、江夏、桂阳三郡；以西归刘备，包括南郡、零陵、武陵。

这个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荆州土地争端。刘备要防备曹操进攻西蜀，孙权则想趁曹操西征时北上攻取合肥，两人有自己的算盘，只能把荆州问题暂且搁置。

然而，荆州问题始终是悬在孙权与刘备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总有一天双方会大打出手。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局势出现微妙的变化。

这一年，孙权与曹操达成暂时和解，东吴在名义上屈从于中央政府，不过仍保留自己的独立性。这标志着孙、刘共同抵抗曹操的统一阵线瓦解，在孙权看来，刘备的威胁甚至要比曹操还大，因为在荆州地盘上，双方势力交错，擦枪走火不可避免。

同样在该年，联刘抗曹的核心人物鲁肃去世。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从这点看，刘备是厚黑的，孙权的不满也在于此。尽管荆州问题曾引发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最后仍以和解告终，未酿成大规模的战争，这全赖鲁肃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正是因为荆州未酿成战乱，孙权与刘备才能频频集中力量击退曹操的进犯，最终实现天下三分的版图。

不过，有所得亦有所失。

鲁肃对刘备势力的扩张持纵容态度，无疑是养虎为患。镇守荆州的关羽飞扬跋扈，已然成为孙权的心腹之患，倘若还睁一眼闭一眼任其捣乱，东吴也没有太平的日子。有一个人对关羽的威胁有深刻的认识，此人便是吕蒙。在孙、刘还处于蜜月期时，吕蒙便提醒过鲁肃，要担心关羽的挑衅，他还赠予鲁肃若干锦囊妙计以备不时之需。

鲁肃的去世，让孙、刘之间的摩擦失去了润滑剂。时任东吴左护军兼虎威将军的鹰派人物吕蒙接替鲁肃之位，任汉昌太守，直接负责对关羽的监视。

荆州表面上仍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坐镇公安的关羽不是一个闲得住的人，他利用荆州无战事的良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势力越发强大。随着孙权、刘备与曹操分庭抗礼局面的出现，中原一些对曹操心怀不满的人也加快反叛的脚步。

一起政变正悄然酝酿。

政变的策划者金祎（yī）伙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以及吉本的儿子吉邈、弟弟吉穆等人，密谋在许都起事。许都虽在名义上是帝国之都，曹操却不在这里办公，而是躲在老巢邺城，遥控中央。当时曹操派亲信丞相长史王必到许都总管政务，金祎等人计划发动兵变，杀死王必，控制中央，而后进攻曹操所在的邺城。

就凭这几个人，妄想与曹操对抗，这可能吗？

金祎等人认为，只要政变成功，与荆州的关羽联合，有关羽作后盾，就算打不赢曹操，至少也有个退路吧。

不过，计划虽好，实现起来难度太大。政变者只拼凑出一千多人的部队，以此乌合之众要攻陷京师，实属不可能的任务。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正月，新年的喜庆之气还没过，叛军突然发难，夜袭丞相长史王必。王必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搞懵了，在战斗中肩膀挨了一箭，险些小命不保。他仓皇而逃，逃到许都南城，惊魂稍定，召集禁卫军发动反攻。叛军一千多人的乌合之众焉是正规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剿灭，参与叛反的主谋遭到残酷镇压，全部被斩首示众。

许都政变后不久，宛城又爆发了一起兵变。

宛城是南阳治地，前文说过，南阳是光武帝刘秀的故乡，也是荆州最大的一个郡。荆州本是刘表的地盘，赤壁之战后，曹操、孙权、刘备各占荆州一块地盘，荆州也成为三方势力角逐的重点。三方都派出得力干将镇守各自地盘，其中曹操派征南将军曹仁驻军于樊城；刘备派自己的小老弟关羽坐镇公安；孙权则把智慧超群的吕蒙派去监视关羽。

随着关羽势力日盛，曹仁压力山大，不时向州内各郡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及差役，作为大郡的南阳更是倒了霉，百姓苦不堪言。宛城守将侯音趁机起事，试图南联关羽，割地自雄。宛城兵变后，南阳太守东里衮落荒而逃，被侯音派出的骑兵追上，成为阶下之囚。

不过，侯音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最后让他葬送了性命。

时任南阳功曹的宗子卿忽悠他说：“足下顺应民心而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归附，只是您抓了太守东里衮，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何不干脆放了他呢？我与足下同心勠力守城，等曹操派兵前来镇压，关羽的援兵就会到。”

侯音毕竟是个武夫，耳根子软，听了宗子卿的忽悠后，便同意释放南阳太守东里衮。岂料当天晚上，宗子卿便与东里衮一起逃走了，还纠集了一支残余部队，反攻侯音。正好在这个时候，征南将军曹仁也亲自带着人马从樊城杀到宛城，与宗子卿会和后，势力更强了。

曹仁来得好快，这大大出乎侯音的意料。

在此之前，侯音已经写了封信给驻扎在公安的关羽，将其结为外援，以为上了保险，遂十分安心。哪知曹仁进军神速，而宗子卿又突然叛反，侯音优势尽失。曹仁是曹操的堂弟，长年跟着曹操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侯音据宛城而反，就是挑战曹家的权势，曹仁眼中焉能容下这粒沙子。所以他马不停蹄，一鼓作气杀到宛城。

在曹仁与宗子卿的反扑下，侯音连一个月都没撑住，宛城被攻破，自己也送了脑袋。为了杀鸡吓猴，曹仁竟然下达屠城令，这座繁华的历史名城成为人间地狱，大街小巷堆满男女老少的尸体。当年东汉王朝发迹之圣地，如今成了一座大坟墓。

北方曹操统治的地盘里，谋反、叛乱接二连三。无论是发生在许都的政变，还是宛城的兵变，叛乱者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举动：南联关羽。尽管两地的起事都迅速败亡，但关羽看出来了，曹操横扫天下的鼎盛时代过去了，一场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关羽当然不肯白白浪费这样的机会，只要自己主动出击，攻城略地，势必还会有更多的曹军将领倒戈。

时不我待，北伐势在必行！

蜀国水师的力量：关羽水淹樊城

中国五千年历史，能被尊为“圣”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关公关老爷算其中一人，他是“武圣”，与“文圣”孔子并驾齐驱。既然称“武圣”，定有过人的武艺，史书说他是“万人敌”，可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确实是艺高人胆大。不过，关公的武艺是不是古今一人呢？这个就未必了。武艺是实用技击术，不像文艺能通过书籍文字流传，不同时代的人，武艺高下就没法比了。就好比说“关公战秦琼”，是关公厉害还是秦琼厉害呢？这就只有瞎猜的份儿了。

即便在三国时代，关公的功夫可能也算不上天下第一。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三英战吕布的段子，吕布一个人敌关公、张飞、刘备，武艺当然在关公之上。当然，小说有戏说的成分，不足为信。但是不要忘了，关公“武圣”的得来，并不是基于他的真实历史形象，而是基于民间传说的艺术形象。既然在民间小说中，关公的功夫不敌吕布，为什么吕布没当上“武圣”，反倒是关公呢？这说明超凡入圣，光有盖世功夫是不够的，还得拼人品。吕布人品不行，卖主求荣，忘恩负义，这与古代道德伦理传统格格不入。与吕布正好相反，关公以忠义闻名天下。

权倾天下的曹操欲重用他，他不干，宁可跟随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大哥刘备。关公是这样说的：“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将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大家看看，这思想境界，与吕布相比，一个天，一个地。感恩、报恩，这就是关公的人品。忠义无双加上勇武绝伦，这就是关公得以成圣的关键。

当然，在民间传说中，关公的形象一步步被美化。其中，真实的关公，还是有许多毛病的，其中有些毛病是致命的。史书说他“刚而自矜”“性颇自负，好凌人”“交待无礼”“好勇而无谋，恃气而骄功”等，总而言之，就是为人自负，心胸狭窄，盛气凌人，骄傲自满。

举个例子。

刘备夺取汉中后，自封为“汉中王”，少不了对手下将士加官进爵，一口气封了四大将军：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由于关羽远在荆州，刘备便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把“前将军”的印信送过去。汉代武官制度中，级别最高的是大将军，其次是车骑将军，往下就是前将军、右将军，左将军、后将军等，均属于级别非常高的头衔，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级上将。就拿刘备来说吧，在自立为王前，他的身份就是“左将军”。由于刘备还没称帝，所以没设大将军、车骑将军，关羽实际上就成为排名第一的武将。

关羽见到前将军的印信时，心里很高兴，便问费诗其他几个将军都是谁。费诗告诉他，右将军是张飞，左将军是马超，后将军是黄忠。没想到关羽听到黄忠的名字后，“噌”地一下跳了起来，勃然变色，怒吼道：“呸！黄忠是什么货色，大丈夫岂可与老兵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说罢，拒不接受前将军的印信。

为什么关羽如此愤怒呢？

受封的四名一级上将中，关羽、张飞、马超三人都是名震诸侯的勇将，成名早，战功也大，名声在外，可是黄忠呢？通过《三国演义》一书，老将黄忠为人所熟知，不过历史上的黄忠，名气确实一般，正史《三国志》也仅有一小段文字为其立传。黄忠本是刘表的手下，默默无闻。他之所以能得到刘备的器重，主要是在益州之战中有出色表现，在与刘璋的战争中，他“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尤其是在汉中定军山一役中，黄忠一战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首功。正因为如此，刘备把他提拔为后将军，与关羽、张飞、马超并列。

当时诸葛亮便有所担忧，他对刘备说：“黄忠的名望，远远不及关羽、马超等人，如今主公把他们并列，张飞、马超两人是亲眼看到黄忠的功劳的，想必也不致太反对，只是关羽在外，对黄忠必不心服，肯定会心怀不满。”话虽这么说，刘备毕竟有帝王之才，提拔奖励怎么可以用名望来当标准呢？正因为黄忠名望不高，仍被授予高官，这才能激励将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一向自视甚高的关羽听说黄忠居然也晋升一级上将，破口便骂他是“老兵”，由此也可以看出关羽这个人心胸是比较狭窄的。

关羽的反应，本就在刘备的预料之中，他派费诗前来，就是因为费诗口才好，有办法说服关羽。费诗不慌不忙地说：“欲成就帝王霸业的人，不可能只用一种人。就好比说汉高祖吧，萧何、曹参都是他的老朋友，陈平、韩信都是后面才来的亡命之徒。可是论功行赏时，韩信排在第一，萧何、曹参也没有什么怨言。黄忠一战斩夏侯渊，主公对他另眼相待。不过若论关系之亲疏，黄忠怎么能跟您相比呢？主公与您就如同一个人，休戚与共，祸福同之。我认为您不应当计较官爵的大小、俸禄的多少。我只是一名使节，倘若您不肯拜受印信，我就回去复命了。只是您若做出这样的举动，恐怕会后悔的。”

费诗的话果然起了作用。你关羽再瞧不起黄忠，人家可是杀了夏侯渊，夏侯渊是什么人，曹操麾下的名将、征西英雄啊！这是刘备与曹操开战以来，击毙的敌军级别最高的将领，关羽纵然一世勇将，有此等战功吗？从这点看，关羽即使心有不服，却无话可说。更何况，若是如此任性，恐怕大哥那儿也无法交代。就这样，关羽接受了前将军印信，心不甘情不愿地与黄忠这个“老兵”为伍了。

打从这时候起，关羽便暗自较上劲了，定要劈死几个曹军高级将领，让黄忠这个老头子瞧瞧，谁才真正有资格当上一级上将。

曹军阵营内部叛乱迭出，先是许都政变，而后又是宛城兵变，两起叛乱的主谋都与关羽接上头，希望得到这位悍将的支持。只是叛乱起得快，灭得也快，还没等关羽出兵相助就夭折了。不过，这也让关羽意识到，曹军并非想象中的强大，自己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大举出兵，进攻曹仁据守的樊城。

荆州大战拉开序幕。

曹仁是朝廷任命的征南将军，在诸多边将中，他的处境最为不妙。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三大势力都汇集于荆州，荆州的北部在曹操的控制下，南部六郡分属刘备与孙权（各三郡），这决定了荆州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与孙、刘的对抗中，曹仁是吃过大亏的。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镇守江陵（南郡治地），结果在周瑜的围攻下，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同时，由于北部荆州归顺朝廷晚，曹操的统治基础并不牢靠，这才有了宛城的兵变。

可以说，樊城是曹军守备上的一个软肋。颇有远见的扬州刺史温恢曾不无忧虑地说：“曹仁孤师悬于外，没有长远的战略准备，关羽骁勇狡猾，我担心他会遇到麻烦。”果不其然，关羽利用荆州北部动荡不安之机，果断发动攻势。

消息传到曹操耳中，曹操知道关羽厉害，光凭曹仁恐怕不是其对手。夏侯渊已经被杀了，要是曹仁也被杀，曹操的老脸往哪搁呢？他赶紧派两员大将前往增援，一个是左将军于禁，一个是立义将军庞德。

于禁是曹操麾下名将，他治军严谨，大公无私，故而深得曹操信任，被拜为左将军，也是属于一级上将。庞德则是关西名将，曾是马腾、马超的部下，以骁勇善战而闻名，马超败后，他投降了曹操。这两名大将的到来，令曹仁信心大增，他命两人率领各自兵马，屯驻于樊城之北。

此时已是八月，时值秋中，暴雨连绵，给于禁、庞德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汉水水位暴涨，脆弱的河堤多处决口，洪水汹涌澎湃，淹没了樊城四周的平地，有的地方水深达数丈。于禁与庞德的援兵都没法驻扎在平地，只得率众将士迁往高地以躲避洪水。有人会说，既然洪水滔天，作为进攻一方的关羽，也好不到哪去吧？

其实不然。

我们都看惯了关羽横刀立马的英雄形象，其实关老爷非但能骑马驰骋于疆场，也善于水战。早在曹操进攻荆州时，刘备落荒而逃的途中，关羽便领着一支水师攻略江陵。赤壁之战证明了曹军在水面作战上存在短板，关羽更是大力发展水师，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次北略樊城，关羽是率着一支强大的水师溯汉江而上的。如今樊城四面已成汪洋大海，这给了关羽水师用武之地。

在暴雨与洪水中，水师占尽优势。于禁与庞德都是步骑兵，躲在高岗之上，想冲杀连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处处高岗被关羽水师分割包围，一口一口地吃掉。于禁、庞德麾下有七个军，在关羽凶悍的进攻下，全军覆没。于禁走投无路，这位曾经跟着曹操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名将，最后一刻晚节不保，在绝望之中向关羽举旗投降。

于禁投降了，庞德仍在苦战。

前文我们说过，汉代有这么一句话：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关西与羌胡为邻，民风勇悍，向来是出名将的地方。西汉的李广，东汉的段颎，汉末的皇甫嵩、董卓、马超等，皆出自关西。在危难时刻，庞德也表现出关西人那种韧劲与狠劲，面对关羽部队潮水般的进攻，他拼死力战。只见他身着铠甲，手挽强弓，箭无虚发，从早晨战到中午，全无惧色。箭矢用尽了，庞德拔出佩刀，与关羽的士兵肉搏，又砍倒不少人。此时水位仍在上涨，庞德的部下眼看大势已去，纷纷投降。庞德抢了一条小船，打算杀出血路，逃回樊城。不料船太小，一个巨浪打来，小船翻了，其他人都淹死了，只有庞德抱着船板漂浮着，很快被赶上来的关羽水师生擒。

庞德被押到关羽跟前，见到关羽时，他挺直腰板，不肯下跪。

比起左将军于禁，庞德显然更有骨气。

英雄惜英雄。关羽打心底里佩服庞德，舍不得杀他，而且若能将其招降，则如虎添翼。庞德有个堂哥，名唤庞柔，效力于刘备，关羽便说道：“庞德，你老哥现在汉中，若你肯投降，我就拜你为将军，你看如何？”

庞德“呸——”了一声，大骂道：“竖子！什么叫投降！曹公拥有甲兵百万，威震天下。你们刘备不过是庸才罢了，岂是曹公的对手！我宁可死为国家鬼，也不会生作贼人将。”竖子是古代骂人的话，意思就是“你小子”。庞德不仅骂关羽为竖子，还讽刺刘备庸才，把蜀汉称为贼，一向要面子的关羽听罢勃然大怒，当即喝令左右，将庞德推出斩首。

其实庞德本是凉州将领，他曾投降曹操，为何却不肯投降关羽呢？原来，曹操对他有知遇之恩，没有因为他是降将而区别对待，反而敬重有加，用人不疑。关羽虽有意招降庞德，言语之中不免还是带着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庞德本就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当然宁死不从了。庞德的死讯传到曹操耳中，曹操叹道：“于禁跟了我三十年，没想到在危难面前，还不如投降过来的庞德啊。”他当即把庞德的两个儿子封官进爵以作为补偿，以示朝廷不忘其功。

擒于禁，杀庞德，关羽果然是虎狼之将。他以一系列辉煌胜利，表明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蔑视黄忠。那个老家伙杀掉夏侯渊，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哪里算得上真本事。

曹操派出的援兵全军覆没，征南将军曹仁傻了眼，樊城已无援兵，孤城一座，能守得住吗？

此时樊城的形势不容乐观。由于关羽引水灌城，樊城像一块大馒头似的泡在水中，泡得久了，原本坚固的城墙变得松软，有些地方甚至崩塌。从曹仁到守城士兵，人人心惊胆战，担心有一天早晨醒来时，整片城墙都不见了。怎么办呢？有人便对曹仁说：“太危险了，我看是支撑不下去了，趁关羽还没合围，将军赶紧搭一艘小船，天黑后逃走吧。”

身为守城大将、征南将军，这样逃跑合适吗？

曹仁看了看身旁的汝南太守满宠，示意他发表看法。满宠旗帜鲜明地反对逃跑主义，他说：“首先，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也许过不了多久，水就会退去了；其次，关羽挟胜利之威，派遣别将进逼到郏县，许都以南的地区人心惶惶。关羽之所以不敢继续挺进许都，只是担心我们会攻其后路。现在将军若是跑了，黄河以南的区域，恐怕不再是我们的地盘。依我之见，将军应坚守此城。”

满宠有大局观，樊城的得失，非但关系到荆州战局的成败，也关系到许都的安危。曹仁听罢醍醐灌顶，放弃了逃跑的念头，留守樊城。要守住樊城，就得振作士气，为此曹仁动了点脑筋，他把将士们集合起来，沉白马作誓，誓死守卫城池。也不知怎的，古人总是把白马与盟誓联系在一起，以前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曾与诸臣刑白马盟誓，宰了白马，歃血为盟。今天，曹仁也用同样的方式与诸将士誓死守城，您还别说，主帅这么一表态，士气还真就上来了。

当时曹仁只剩下几千人的部队，与关羽数万精兵相比，劣势明显。更要命的是，洪水非但没有退去，反倒涨个不停，眼看就要涨上城头了。说实话，关羽还真没把曹仁放在眼中，他已派部将向许都方向挺进，但是樊城攻不下，终究有后顾之忧。关老爷决定以精锐水师围城，拔除这颗钉子。

此时朝廷控制下的荆州地域，差不多都落入关羽手中。关羽部将吕常挥师进逼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举旗投降。一时间，关羽威震天下，无人可敌。

自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平中原，征西北，无不凯旋。尽管曹操也曾在赤壁之战吃了大亏，那也是进攻的失利，可如今却成了防御的一方。崛起的刘备，果然是曹操最大的劲敌。

事实证明中原政权并非想象中的固若金汤，诸雄征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冒险家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在关羽蹂躏襄阳、樊城之际，又有一个冒险家在曹操老巢邺城铤而走险，发动政变。

这个冒险家名叫魏讽。

在三国史上，魏讽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不过此人着实有些本领，他属于那种天生的宣传家与鼓动家，在邺城一带有许多追随者，甚至连曹操麾下不少官员都与他交往甚密。魏讽有政治野心，他判断时局，认为孙权、刘备与曹操分庭抗礼后，曹操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各地政变、兵变不断，中原危机四伏。魏讽自视甚高，认定倘若自己在曹操的老巢发难，到时振臂一呼，凭借他蛊惑人心的才能，必可取而代之。

魏讽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除了拥有一帮党徒之外，还有内应，长乐卫尉陈祎也参与其事。两人商议在邺城发难，魏讽起事，陈祎在宫内接应，定可大功告成。倘若这个阴谋得以实施，成败还真不好说。只是陈祎不是个硬汉子，事到临头，想到这是要掉脑袋的事，搞不好要被灭门。他思来想去，最后跑到曹府告发魏讽的阴谋。

当时曹操不在邺城，其子曹丕当机立断，马上派出人马抓捕魏讽。魏讽交友不慎，大事还没干成就掉了脑袋，被当场格杀。一时间，邺城血雨腥风，魏讽的党徒纷纷落网，几千颗人头落地。与魏讽交情不错的魏相国钟繇虽然没有参与其事，也遭牵连，相国之位不保，被就地免职。

魏讽之乱虽然被镇压，却也看得出曹操的统治出了问题。

曹操内部的一场危机化解了，但前线的形势不容乐观。

关羽水淹樊城，擒于禁，杀庞德，华夏为之震动。当时在陆浑县有一股农民起义军，首领名为孙狼，他趁势起兵，袭杀县主簿，拎着人头前来拜见关羽。关羽大喜，便给孙狼颁发一枚大印，还拨出一部分兵力，让他在曹操的地盘上抄掠游击。孙狼带着这些人马，纵横于许都以南诸县，一时间声势浩大，不少人纷纷响应。

此时许都已是人心竦动，大家都认为过不了多久，关羽一定会杀到此处。一向从容镇定的曹操失去往日的自信，还真担心关羽会把皇帝给劫走。说实话，曹操并不关心汉献帝的死活，但皇帝不能死，因为他是一块金字招牌，没有了皇帝，曹操如何借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呢？刘备要是抢走了汉献帝，就占据了政治制高点，这不是曹操想见到的结果。

干脆把皇帝迁出许都得了。只要皇帝不被掳走，就算关羽占领了许都也没意义。

曹操会这样想，证明他确实老了，以往的那种锋芒不再。

老一辈已老去，新生代正在崛起。

司马懿就是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他不同意曹操的观点，进言道：“于禁、庞德在战场上失利，乃是因为洪水的因素，并非敌不过关羽，从大局来看，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根本。刘备与孙权表面上联合，实则互相不信任，互相防备。如今关羽取得如此大的战绩，这绝非孙权愿意看到的。”

曹操听了直点头，又问：“那应该怎么办？”

司马懿胸有成竹地答道：“最好的办法，便是差人前往东吴，劝说孙权抄截关羽的后路，并许诺事成之后，把江南之地封给他。如此一来，樊城之围可解。”

曹操听罢大喜，遂遣人前往东吴游说孙权。

那么东吴的态度如何呢？

武圣之死背后的深层原因

鲁肃死后，孙权与刘备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

联刘抗曹的主张是鲁肃最先提出来的，事实证明此战略确实是高瞻远瞩，正是孙、刘联手，才有了赤壁之战的伟大胜利，才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不过，胸怀大志的刘备岂肯甘心成为孙权的小喽啰，他先借了荆州，而后又夺取益州、汉中，自立门户。孙、刘的关系越发恶化，倘若不是鲁肃从中斡旋，双方早就兵戎相见了。

孙、刘交恶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便是关羽的嚣张跋扈。鲁肃考虑到曹操雄踞北方，势力强大，他以大局为重，对关羽采取容忍的态度，抗曹统一战线得以勉强维持。鲁肃去世后，吕蒙接替其职，驻兵于陆口，监视关羽。与鲁肃温和派的立场不同，吕蒙属于军队中的鹰派人物。鲁肃是政治家，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方略；吕蒙则是军事家，更多考虑的是军事战略。

自从刘备借荆州后，吕蒙便视狞猛枭鸷的关羽为心腹大患。在他看来，关羽绝不可能老老实实待在荆州，一有机会一定会向外扩张；更令人担心的是，关羽驻兵于长江上游，倘若发兵攻吴，则可顺江而下，占尽地利。因而此人不可不除。

除掉关羽，就意味着与刘备彻底决裂，那么凭东吴的力量，能否独自抵抗曹操呢？吕蒙有自己的分析，他晋见孙权，秘密进言道：“若我们全面夺取荆州之地，可派遣征虏将军孙皎守备南郡，潘璋驻扎于白帝城，蒋钦率一万人马作为机动力量，游弋于长江一线，我亲自屯兵襄阳。如此一来，曹操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何必非得倚靠关羽呢？”

说实在的，孙权对刘备的背信弃义早就一肚子牢骚，无处发泄，听吕蒙这么一说，眼睛为之一亮。

吕蒙继续说道：“刘备、关羽君臣一伙，诡计多端，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着实不可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如今关羽之所以迟迟没有对东吴用兵，只因为主上圣明，还有我吕蒙等人在，他不敢轻举妄动。倘若不在我们强大时摧毁其力量，一旦我等去世，想要跟他们较量，还有可能吗？”

这些话可说到孙权的痛处了。在他看来，当年要不是他出手相助，刘备、关羽早不知死到哪去了，他们非但没有报恩之心，巧取豪夺益州后，还赖在荆州。每想到此，孙权心里都很窝火。还有一件事，孙权也一直耿耿于怀。当初孙、刘结盟，孙权为了拉近关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后来又打算与关羽结为儿女亲家。孙权派使者前去提亲，不料关羽破口大骂并把使者赶了回去。这件事，着实让孙权很没面子，要知道他的地位可是比关羽要高的，以高就低已经是很看得起关羽，没想到自取其辱。

想到这些，他更加坚定信念，全力支持吕蒙的计划。

其实关羽对吕蒙也有很强的防备心，他北攻樊城时，考虑到吕蒙有可能乘虚而入，故而在后方留下许多兵力，提高警惕。兵者，诡道也，为了迷惑关羽，吕蒙放出一系列烟幕弹。首先，他对外宣称自己病重——由于长年带兵打仗，吕蒙身体状态确实不好，比较虚弱，时常生病，不过这次所谓的“病重”只是挂出来的幌子；紧接着，孙权也登台演戏，发布公开命令，召吕蒙返回建业治病，同时还调回一部分驻军。

在东吴的将领里，关羽比较忌惮的便是吕蒙。在几年前的荆州军事冲突中，吕蒙连下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其军事才华不能不令关羽刮目相看。很快，关羽就打探到消息：吕蒙病重，离开陆口返回建业，连军队也撤走一部分。关羽不禁窃喜，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东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动进攻。

吕蒙的伎俩不仅把关羽蒙在鼓里，就连东吴其他将领也一无所知。

在吕蒙返回建业途中，经过芜湖时，时任定威校尉的陆逊前来求见。

陆逊是东吴将领中的后起之秀，他出身江东大族，二十一岁入孙权幕府，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兼县长。他年纪轻轻便在军政上崭露头角。当时海昌连年闹旱灾，百姓民不聊生，陆逊开仓赈贫，劝督农桑，积极发展生产以自救，得到百姓的感激与爱戴。当时在会稽山有一伙以潘临为首的强人，东吴多次进剿都没能打垮。陆逊招兵买马，深入险境，剿灭潘临，自己的队伍也扩大到两千多人。后来在剿灭鄱阳盗贼尤突的战争中，陆逊再建奇功，被提拔为定威校尉。

孙权对陆逊的才华非常欣赏，便把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他，还不时前去拜访，和他商议国家大事。针对东吴境内山寇众多的情况，陆逊指出“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建议孙权把治理重心放在清剿境内盗寇上。孙权言听计从，任命陆逊为帐下右都督，负责清剿山寇。盘踞于丹阳的山寇费栈接受了曹操颁给的印信，鼓动山越人造反。陆逊巧施疑兵之计，正面佯攻，暗地里遣主力夜出山谷，大破贼兵，体现出高超的用兵之道。

吕蒙以病重为由，从陆口返回建业，陆逊大惑不解，遂前往相见。

一见吕蒙，陆逊便问：“您的防区与关羽相邻，怎么竟在这个时候离开，难道不为此担忧吗？”此时关羽威震华夏，势力臻于鼎盛，吕蒙竟然置防区于不顾，这着实令陆逊无法理解。

望着陆逊忧虑的神情，吕蒙打心底佩服他的责任心与忧患意识——东吴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不过，吕蒙迷惑关羽的计划属于绝密，即便对陆逊也不能泄露，故而他淡淡地说：“确实如您所说，只是我实在病得很重。”

陆逊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提议说：“关羽向来自负骁勇，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如今在战场上又立下赫赫战功，居功自傲。他一心北伐，不把我们当回事。倘若他听说将军病重，定然放松戒备，我们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可一战将其擒获。足下见到主上后，应该好好筹划一下这件事。”

听到这里，吕蒙更是暗暗称奇，陆逊的计划与自己的竟然不谋而合，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欣悦。自周瑜死后，吕蒙成为东吴军事的顶梁柱，但他疾病缠身，恐怕时日无多了。若是自己死了，谁能接此重任呢？今天吕蒙发现陆逊有高远的战略见解，有缜密的思维，确是难得的帅才，这令他看到东吴的希望。不过，吕蒙仍然不肯吐露真言，只是说道：“关羽勇猛过人，我们很难打得赢，况且他已占据荆州，对百姓施恩德、讲信义，再加上最近取得一系列胜利，势力如日中天，不容易对付呢。”

这番话令陆逊深感失望，他暗暗叹息吕蒙老矣，已失去往日的进取精神了。其实陆逊万万没想到，这次会面竟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返回建业后，吕蒙前往谒见孙权。孙权问他：“您离开陆口后，有谁可代替您前往呢？”吕蒙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一个人：陆逊。他对孙权说：“陆逊深谋远虑，才堪负重。我细细观察过，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在诸将领中，陆逊名气并不大，关羽对他一点也不顾忌，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倘若主上能任用他，要提醒他对外韬光养晦，审时度势，把握机会，必可一战而克。”

对陆逊的才华，孙权是心里有数的，否则也不会把侄女嫁给他。陆逊所立战功，主要在于清剿山贼，故而东吴之外知晓其大名的人并不多。如今连吕蒙都对陆逊赞不绝口，证明孙权的眼力不错，孙权便提拔陆逊为右都督，接替吕蒙的职位。

陆逊走马上任后，才知晓吕蒙的计划与自己的如出一辙，心里也佩服吕蒙的智慧。这场戏，吕蒙开了头，陆逊就要接着唱下去。他抵达陆口后，就给关羽写了一封拍马屁的信，极力吹嘘关老爷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表示自己的崇拜景仰之心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关羽本来就是个自视甚高的人，陆逊这么一吹，他更加飘飘然了。在他看来，陆逊就是个无名小辈罢了，虽然心底瞧不起，但觉得这家伙还算识时务，知晓老子的厉害。以关羽的性格，光夺取襄阳显然还填不饱其胃口。荆州三分，曹、刘、孙三家各占一块地盘，如今曹军溃败，以关羽的本意，吞掉樊城后，还要回头收拾孙权所占的荆州地盘。不过陆逊的这封拍马屁信让关羽挺高兴，觉得这小子比吕蒙识相，可以暂时放他一马。于是关羽放松戒备，从大本营中又抽调精兵前往樊城，他要一鼓作气攻下敌垒，生擒曹仁。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关羽想着猎杀曹仁，陆逊却瞅准机会，打算掷出一记致命的飞刀。

冷面杀手陆逊把关羽主力北调的消息汇报给孙权，并附带呈上一份擒获关羽的作战计划。可是，孙权却有一个忧虑。俗话说，师出有名。发动战争，总得找点借口，找点理由吧？孙权与刘备尽管矛盾重重，表面上还是同盟关系，自己突然倒戈一击，偷袭关羽，岂非说不过去？

就在这时，突然从边关传来急报：湘关的粮食被关羽给抢了！孙权的脸上顿时浮现出笑容。有没有搞错，粮食被抢了还这么开心吗？是的。既然关羽抢粮在先，我就有攻击的理由了。

之所以要抢孙权的粮食，是因为自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后，关羽陆续收降曹军数万人，在兵力膨胀的同时，一个大问题也来了：没那么多粮食啊。没有粮食，这些降兵就打不了仗，甚至可能哗变。关羽不是一个识大体的人，既然没饭吃就抢呗，抢不到曹操的粮，就抢孙权的粮。这么一来，正好让孙权找到了出兵的理由。

军队早就集结好了，谁来担任统帅呢？

孙权以征虏将军孙皎为左部大督，吕蒙为右部大督。问题是，左部大督与右部大督地位相同，到了战场上，到底要听谁的命令呢？吕蒙便说道：“主公倘若认为征虏将军孙皎行，就让他担任主帅；如果认为我吕蒙行，就让我担任主帅。主公难道忘了吗？当年周瑜、程普分别担任左、右部督，进攻江陵，虽然最终拍板由周瑜决定，可程普自恃为老将，同样也是统帅，与周瑜不和，差点坏了大事。不能再犯这个错误了。”

军队只能有一个头，不能有两个头。孙皎是孙权的堂弟，也是一员猛将，不过若论战略战术还是不如吕蒙，孙权便拍板道：“你来当大都督，孙皎作为后援。”

东吴的利剑已出鞘，关羽却还完全蒙在鼓里。

在吕蒙秣马厉兵的同时，曹操的多路兵马驰援樊城。

曹操亲自统率大军从洛阳出发，南下救援樊城，同时命令驻守宛城的平寇将军徐晃驰援前线。这时距关羽水淹七军已过去两个多月，暴雨已停了，但樊城仍被洪水浸泡。徐晃马不停蹄，率步骑兵抵达前线。

关羽看不起徐晃，懒得自己动手，只是派部将率一支军队驻扎在樊城以北的偃城，阻击曹师。徐晃并不急着攻击偃城，安营扎寨后，他派工兵部队走小道，绕到偃城之南，挖掘壕沟。偃城守军大惊，担心壕沟挖成后，退路将被截断，于是仗也不打，烧了自己的营寨后撤走了。

不战而下郾城，曹军士气高昂，部将纷纷慷慨陈词，要求立即杀奔樊城，解救曹仁。军事参谋赵俨认为不能冒险，因为其他路援军都还没抵达呢，孤军深入没有胜算，他便对诸将领说：“现在关羽把樊城团团围困，水势仍很大，我军兵力少，与曹仁又联系不上，不能协同作战，倘若冒险前往，不仅我们没胜算，还会拖累城内守军。依我之见，现在首先要跟曹仁接头，让城内守军知晓援兵已至，激励其士气。我估摸着主力援军在十日内可赶到，十天之内，樊城还是守得住的，到时里应外合，定可大破敌军。如果朝廷追究迟缓救援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绝不连累诸位。”

大家一听，好吧，要出什么意外，反正有赵俨顶罪，便异口同声地同意了。

徐晃徐徐进逼，迫近到距离关羽包围圈仅三丈远的地方，安营扎寨。这个距离之内，双方的军队都可以互射箭矢了。曹仁在城头上看到援军到来，心头略安，只是来了多少人，城外是什么情况，他并不清楚。徐晃想出两种办法与曹仁通消息：第一种办法是挖地道，从城外挖到城内；第二种办法是把信捆在箭矢上，用强弩射入城内。这样一来，城内与城外的曹军便能遥相策应。

就在这个时候，东吴大军出动了。

孙权志在消灭关羽，不过有个前提，他必须与曹操保持必要的默契。

几年前，孙权联合刘备，挫败曹操的南征；几年后，他却要与曹操合作，消灭关羽。可见政治上本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此之前，曹操便听了司马懿的计谋，派使者南下，唆使孙权出兵消灭关羽。这与吕蒙的计划不谋而合，孙权理所当然同意了。他先是写了一封信，交到曹操手中，直言讨伐关羽之策。为了攻敌无备，他特地交代曹操，切莫泄露此机密，以免关羽提早做好准备。

看到这封信后，曹操的臣僚们无不欢欣鼓舞，倘若孙权出其不意地出兵，关羽必定前进不行，后退不成，只能成为东吴的俘虏。

不过，谋臣董昭却有个算盘，认为应该把孙权的进攻计划通知曹仁，同时泄露给关羽。为什么呢？因为曹仁的樊城危在旦夕，倘若守城将士得知孙权即将攻打关羽，就意味着好日子近了，必能鼓舞士气。有这样的好处，又何必替孙权保守机密呢？关羽获悉孙权的计划后，无非有两种做法：第一，放弃围攻樊城，撤回公安、江陵，巩固老巢——只要撤军，樊城就获救了；其二，不撤师，仍围攻樊城，那么孙权攻其后方，断其退路，关羽就会完蛋。

董昭这么一说，曹操不禁大喜道：“说得太好了。”

曹操与孙权有共同的敌人，因为敌人的缘故，他们暂时合作，但绝不是朋友。孙权希望保密，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这样胜算更大；曹操则有自己的小算盘，把消息泄露给关羽，看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孙权的来信被誊抄成两份，快马送到徐晃兵营。徐晃依曹操之计，用强弩将一封信射入樊城，另一封信则射入关羽兵营。樊城已被洪水泡了两三个月，又与关羽苦斗，士卒们都快顶不住了，得知孙权卷入战争的消息，大家欣喜若狂，士气高涨。关羽也看到了信，对于这封信的真假，他将信将疑，他知道曹操向来狡诈，这会不会是敌人放的迷雾弹呢，会不会是假情报呢？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樊城攻坚战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曹操定是狗急跳墙，耍了这么个花招，否则的话，何以曹操知晓此事，而自己的情报人员却一无所知呢？

对，绝不能因为这么一纸书信就把眼看快到手的果实给扔了。

关羽拒绝退兵，他要一鼓作气攻下樊城，再造不世之功业。

不过，就在这生死关头，曹操的主力援军抵达了。曹操派遣殷署、朱盖等将领率十二营部队与徐晃会师，徐晃果断把生力军投入战斗。

由于水淹樊城日久，关羽的围城部队都驻屯在比较高的土丘上，共有五处屯营。徐晃佯攻关羽兵营，实际上却调主力部队猛攻其他四处屯营。这时曹军上下知道孙权很快会在关羽的大后方发动进攻，对打败关羽信心百倍，个个如猛虎下山，勇不可当。四处兵营很快就被曹军各个击破，关羽见势不好，亲自点了五千名步骑兵出营迎战徐晃。徐晃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围攻关羽。这位被后世尊为武圣的战神毕竟不是真的神，终于败下阵来，逃回兵营。徐晃乘胜追击，大败关羽。

到这个时候，关羽明白樊城是攻不下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纠集残兵败将，从樊城撤围而去。按理说，樊城打不下来，关羽理应打道回府，但他并没有。尽管在陆地上吃了败仗，他仍自恃有一支精锐水师，在江面上横冲直撞，只要敌人稍稍松懈，他就会反扑上来。

说穿了，关羽拉不下面子。

大家想想，张飞、赵云，包括关羽看不上眼的黄忠，在川蜀汉中开疆拓地，他关羽如果灰溜溜地回去，岂不是让人耻笑吗？岂不是让老家伙黄忠看笑话吗？这个脸，还真丢不起。从这点看，关羽远不及大哥刘备。刘备能屈能伸，能忍辱负重，不像关羽脸皮薄，打不赢就走，这不丢人，只要英雄之心不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关羽不相信曹军飞箭射来的孙权书信。在他看来，倘若孙权真的想背后插上一刀，曹操怎么可能把这种绝密情报送递给他呢？这证明他只是一介武夫，不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兵家之道，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变幻，如水流无常，并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则。

然而，自以为聪明的关羽仍棋差一着。就在他乘战船游弋于汉水之际，吕蒙已向他的老巢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

与关羽不同，吕蒙行军作战，不以蛮力取胜，而是以智谋取胜。关羽率精兵北伐，老巢空虚，这是袭取的最佳机会。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吕蒙把兵船伪装成商船，溯江西进，精锐部队都埋伏在船舱之中，摇橹划桨的水手都是平民百姓，另外派几个官兵伪装成商人模样。

由于刘备与孙权仍维持盟友的关系，双方商业互通往来，商船进进出出是很正常的事。关羽在长江沿线设了不少观察哨与岗亭，既盘查商船，也负责侦察敌情。吕蒙每到一处岗哨时，先让伪装成商人的官兵与哨兵交涉，趁其不备时，一拥而上，全部拿下，一条漏网之鱼也没有。古代通讯设施落后，倘若是今天，哨兵只需拨个电话，发个微信就可以通知关羽了，但当时不行。吕蒙一路西进，关羽却如同一个又瞎又聋的人，毫无察觉。

关羽最重要的据点有两个，一个是公安，一个是江陵。公安守将是傅士仁；江陵是南郡治地，守将是南郡太守糜芳。精于收集情报的吕蒙早就打探到一个重要情报：傅士仁与糜芳两人对关羽都心怀不满。

傅士仁与糜芳对关羽的不满由来已久，原因很简单，关羽一向盛气凌人，狂妄傲慢，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当然也很难赢得别人的尊重。傅士仁的生平，史书没有详述，我们不得而知；可是糜芳却不是普通人，他是糜竺的弟弟，兄弟俩可以说是刘备的恩人。刘备发迹是从接替陶谦为徐州牧（刺史）开始的，当时前往迎接并极力劝说刘备者，正是糜芳的哥哥糜竺。后来刘备被吕布打得满世界跑时，又是糜氏兄弟散尽家财支持，才得以渡过危局。糜芳本来家财万贯，都贡献给了刘备，这恩也够大了。岂料关羽非但没有尊重他，反倒不时流露出轻蔑冷视之神情。

北伐樊城后，傅士仁与糜芳分别留守公安与江陵，除了防备东吴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关羽的前线部队提供后勤军需补给。两人尽心尽力，不过物质给养仍然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提供，关羽雷霆震怒，大发脾气，还派人前来威胁道：“等我回来后，要惩办你们二人。”傅士仁与糜芳两人惶惶不可终日。关羽内部的这些矛盾，早就为吕蒙所侦知，攻心为上，吕蒙决定采取劝降手段，不战而下公安、江陵。

吕蒙写了一封信给傅士仁，在信中责备关羽的飞扬跋扈，分析成败利害。傅士仁对关羽又怕又恨，又想到他曾放话说要秋后算账，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决定献城投降。这样，吕蒙一枪不发，就得到重镇公安。紧接着，吕蒙的水师继续向江陵挺进，到了江陵城下，让降将傅士仁劝降糜芳。傅士仁历数关羽的种种“恶行”，糜芳想到自己散尽家财跟随刘备，却被关羽当下人喝来斥去，真是有一种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慨叹。如今吕蒙兵临城下，城内守备空虚，抵抗也是徒然，为关羽这种人而死值得吗？唉，不是我不仁义，着实是没有死战的理由啊。想到这里，糜芳步傅士仁后尘，举旗投降吕蒙。

与关羽相比，吕蒙不仅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也更有政治智慧。他进入江陵后，做了几件事：其一，释放被关羽俘虏的曹军大将于禁；其二，把关羽及其部将的家属接来，加以抚慰，严禁其他人伤害他们；其三，传令各军，不得骚扰百姓，不得豪取强夺；其四，抚恤孤寡老人，为生活有困难的人提供粮食衣物，给生病的人提供医疗救治；其五，对江陵城内府库所藏的珍宝、财物加以封存，分文不取，留待孙权处置。

当时吕蒙有一名亲兵，是其同乡，他私下在百姓家里拿了一个斗笠，盖在铠甲上。这件事给吕蒙知道了，他立即把这名亲兵抓起来，以违反军令罪判处死刑。其实一个斗笠不值什么钱，何况亲兵拿走斗笠是为了爱护铠甲，不算谋私，犯得着杀头吗？说真的，吕蒙是有人情味的人，他内心深处并不想杀，但他必须杀，不杀则无法得人心。

这些年来，江陵百姓可谓苦矣。江陵本是刘表地盘，刘表死后，这里便成为诸多势力争夺的重点。江陵先是落入曹操之手，赤壁之战后，周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曹军手中夺取该城。周瑜去世后，东吴把江陵借给刘备，这里又换了新主人。可以说，江陵百姓面对一茬又一茬的统治者，也不知道究竟要效忠谁，时间长了，自然对任何势力都持冷漠态度。吕蒙深知要得到民心不容易，任何细微的错误，都可能失去民众的支持，因此他必须立信，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只有这样，江陵百姓才能真正有归属感与安全感。

老巢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端了，关羽面如土色，呆若木鸡，急匆匆回师南下。

倘若这时曹仁、徐晃赶上来踢他一脚，关羽定得跌倒在地。不过曹操有自己的算盘，与其自己收拾关羽，还不如让孙权去收拾。只要孙权杀了关羽，他与刘备的联盟就彻底完了，而且永远成为敌人。既然如此，自己何不搬个小凳子，坐山观虎斗呢？

关羽一路南下，内心焦躁不安，公安、江陵两座重镇都丢失了，自己能上哪去呢？这个时候，他才想起应该派使者与吕蒙交涉，指责东吴背地里搞阴谋诡计。说实话，关羽的底气是不足的。首先，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既然你不还，我强行抢回来，有何不可？其次，关羽目中无人，粮食不够就公然掠夺东吴，你能抢我的，我不能抢你的吗？荆州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也爆发过军事冲突，东吴出兵，虽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吕蒙工于心计，既然关羽的使者前来，正好可加以利用。他派人带着使者周游江陵城，让他看望将士的家属。使者一瞧，这些家属都活得好好的，既没有受虐待，也没有饿肚子。有些家属写了书信，请求使者带回军中，交给自己的亲人。逛了一圈后，使者返回关羽营地，不少将士便前来打探，得知家属都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这些将士中，多数人对关羽只是阳奉阴违，现在看到吕蒙不仅关心部将，连敌人的家眷都善待有加，谁还愿意与吕蒙为敌呢？关羽营内士气涣散，大家都无心恋战。

智取江陵后，孙权马上赶往这座战略重镇，主持大局。

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关羽的统治不得人心：关羽控制下的荆州三郡之地，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都不战而降了。只有武陵部从事樊伷还算有点骨气，他鼓动少数民族起来造反，欲保住武陵郡。只是樊伷才能平平，孙权派出五千人马，轻而易举地把他摆平了。

这次袭取荆州之战，可谓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论功行赏，吕蒙当然位列第一功，孙权毫不吝啬，赏赐一亿钱，黄金五百斤，并封其为孱陵侯。同时，东吴另一位重要将领陆逊巧施迷魂计蒙骗关羽，功不可没，除原官职保留外，兼领宜都太守。

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见机不妙，落荒而逃，长官都逃了，剩下的官吏伙同蛮夷诸部酋长，全都投降陆逊了。陆逊趁热打铁，把一大堆金印、银印、铜印分赏给归降的各级官员将领。这些降将感恩戴德，自告奋勇充当陆逊的马前卒。陆逊先是击破刘备麾下将领詹晏，后又大破秭归地方部队，斩俘及招降数万人。

陆逊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声名与荣誉，孙权提拔他为右护军、镇西将军，封为娄侯，地位几乎与吕蒙平起平坐，成为东吴军界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屯兵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守卫长江峡谷，防备刘备的反扑。

关羽傻了眼，老巢被端了，长江航线也被东吴控制，想杀出一条血路回益州也难上加难。他一路向西，手下人马越来越少，大家都知道大势已去，逃的逃，跑的跑。等到关羽行抵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此时荆州几乎全部落入东吴之手，关羽一支孤军怎么可能杀出重围呢？孙权派人前来劝降，关羽心知已陷入天罗地网之中，不如假装同意，等孙权疏忽时杀出重围，便可逃往益州。主意已定，他便将计就计，谎称欲投降，暗地里扎了许多稻草人，树于城头，城楼上还挂满旌旗，伪装成主力部队尚在城内的假象，实际上却偷偷打开城门，溜了出去。

千古以来，关羽最被称道的是“忠义”，在效忠刘备这个立场上，他是毫不含糊的。这个忠义精神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我们必须看到，关羽忠义的概念是很狭隘的，也就是江湖帮派中的那种对大哥的义气，对手下的小弟，他都谈不上义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形象，与民间武圣的形象有很大不同。纵观吕蒙取荆州之役，没有几个人愿意为关羽拼命效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不得人心。

如果关羽得人心，或许他还能绝处逢生。他施展金蝉脱壳之计，设法从麦城逃跑，这本来算得上是妙计。可是出了城后，士兵们都不愿跟着他混了，一哄而散，最后留在关羽身边的只有区区十余人。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关羽此时的处境：众叛亲离！

逃兵一多，关羽的踪迹很快暴露了。

孙权派大将朱然、潘璋截断关羽的退路，这位武圣就算有三头六臂，凭着手中一把青龙偃月刀，又怎么能跟一支军队较量呢？向来盛气凌人的关老爷要抱憾终生了，他连黄忠都瞧不起，可到头来竟然落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之手，此人名为马忠，乃是潘璋麾下司马。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角色，把大名鼎鼎的关羽生擒了。关羽虽败，骨气还是有的，从这点看比于禁要强，他拒绝投降，最后与儿子关平一同遇难。

关羽死后，孙权将其首级用匣子装好，快马送给曹操。曹操见到关羽首级，有几分唏嘘，往事不禁浮上心头，想起当年自己如何爱惜关羽之才，打心眼里钦佩他的重情重义。英雄对英雄总是惺惺相惜，英雄从来不会被庸俗之辈了解，故而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无法察觉的孤独。曹操也曾有过重情重义的时候，他与张邈曾是刎颈之交，不料却被暗算了。从那以后，曹操不再相信情义，而只在乎利益，他几乎拥有天下，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他羡慕的事，那就是刘备拥有关羽这样忠肝义胆、至死不渝的兄弟。凝视着关羽的首级，曹操有些动容，他掉了几滴眼泪，以诸侯之礼将其厚葬于洛阳。

同时，孙权把关羽的无头尸体葬于当阳，也算是对这位一代猛将的尊敬。

关羽之死震动蜀汉，刘备悲恸欲绝，取关羽之旧衣冠葬于成都以为纪念。

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对“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个故事都不陌生。但我们不能不说，把“失荆州”说成是“大意”的结果，并不十分准确，“失荆州”的背后，暴露出关羽性格的弱点以及战略上的短视。可以说，孙、刘由联合走向决裂，固然是有利益冲突存在，关羽屡屡破坏联盟关系，也是一大原因。

王夫之曾这样评论说：“羽守江陵，数与鲁肃生疑贰，于是而诸葛之计不宣，而肃亦苦矣。肃以欢好抚羽，岂私羽而畏昭烈乎？其欲并力以抗操，匪舌是出，而羽不谅，故以知肃心之独苦也。”毛主席也说过：“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正是他这种不合作的立场，令孙权不能不视之为心腹大患，特别是在他北攻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之际，孙权更不能坐视其势力的扩张。尽管关羽春风得意，却未能发现天下政治形势已悄然变化，刘、孙联合抗曹，已经演变为孙、曹联手制刘。其实曹操与孙权也并非铁板一块，曹操事先故意把孙权突袭的消息告知关羽，关羽却一味逞强，错失回师的良机。故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关羽的论断是“好勇而无谋，恃气而骄功”，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在关羽失荆州之前，三大势力中刘备是稍弱的，但扩张的势头却是最猛的。自刘备夺取益州后，虎口拔牙，从曹操手中愣是抢下汉中，关羽发动的北伐之战又令曹军损兵折将。可以说，这是刘备起事以来的黄金时代，事业蒸蒸日上，势力如日中天。不过，关羽之死令刘备的扩张戛然而止，荆州将领非死即降，精兵瓦解，战略要地丧失，损失惨重。曹操与孙权则都有所收获，曹操解樊城之围，收复失地，化解危局；孙权吞并蜀汉据有的荆州之地，解除心腹之患，势力直抵益州边境，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不过，天下事总难尽善尽美。

正当孙权为吞并荆州而踌躇满志时，吕蒙却去世了。在荆州之战前，吕蒙一直身体欠佳，多年来总是疾病缠身。为了夺取荆州，吕蒙殚精竭虑，先是设计迷惑关羽，而后又勇挑重任，担任吴军总司令，作战胜利后，又耗费大量精力在施仁政、取信民众之上。繁重的军政事务完全透支了其原本羸弱的身体，终于一病不起。孙权派最好的大夫给吕蒙治病，提供最好的医疗环境。他恨不得天天守在吕蒙身边，又怕影响其休息，只好想了个办法，在墙上挖个洞观察。看到吕蒙病情缓和，孙权便神清气爽，心情愉快；看到吕蒙病情恶化，他又眉头紧锁，长吁短叹。只是吕蒙最终没能逃过死神的召唤，去世时年仅四十二岁。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争频繁，名将辈出。不过，在三国战将中，真正能算军事家者，也不过凤毛麟角。东吴在三国中实力并非最强，但出的军事家恐怕最多，孙策、周瑜、吕蒙都是出色的军事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短命。吕蒙还算好，活了四十二岁，孙策、周瑜更短命。在东吴历史上，仿佛冥冥之中有种宿命，每当这些伟人的事业有大转机时，死神总是不期而至。孙策统一江东，正要做一番更伟大的事业时，遭刺杀死了；周瑜取得赤壁、江陵之战的伟大胜利后，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如今吕蒙克复荆州，还来不及谋划下一步方略，便溘然长逝。

吕蒙从普通一兵成长为杰出的统帅，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他出身贫寒，少年时没读过多少书，只是凭着勇敢无畏与胆识过人，在人才济济的东吴站稳脚跟。在他年轻时，包括孙权、鲁肃等人都不看好他，认为他没读书，仅有匹夫之勇罢了。但吕蒙不认命，在孙权的劝导下，努力读书，使得自己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将领，成为励志的榜样。

消灭关羽后，孙权已掌握战略的主动权，他双管齐下，不仅以武力威慑刘备，还打出一张政治牌：扶立刘璋为益州牧。刘备夺取益州后，把刘璋安置在公安，其实就是软禁起来。孙权夺取荆州，把这尊泥菩萨又抬了出来。刘璋及其父亲统治益州数十年，虽然暗弱，却不是暴君，故而仍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加之刘备巧取豪夺益州实为忘恩负义之举，倘若刘璋振臂一呼，恐怕益州仍会动荡。可惜的是，孙权的运气总是不佳。与吕蒙几乎同时，刘璋也病死了，这张政治大牌还未打出就失去作用。

既与刘备翻了脸，孙权在政治上就得向曹操倾斜，以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同时封为南昌侯。孙权派人入朝谢恩，还给曹操上了一道书，说曹操有天命，应该当皇帝。孙权这么好心吗？呸！别人不知，曹操焉有不知之理。他把孙权的信拿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

自从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敌人们纷纷攻击他居心叵测，表面上尊奉天子，实则想篡位夺权。为此，曹操还特地作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表明自己的心迹，以消众人之疑虑。如今孙权却故意以天命为由，劝他当皇帝，这可不是为了溜须拍马，而是想把曹操架到火炉上，让人看看他是如何口是心非，失信于天下。

那么曹操究竟有没有想当皇帝呢？

当然有，否则他那么卖命干什么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曹操与皇帝的差别，可能就只差一个名号与一顶皇冠罢了。

表面上看，国号还是大汉，谁都知道，东汉朝廷谢幕的时间已经不远，曹氏帝国已是呼之欲出了。

十四
改朝换代，曹丕君临天下

一桩十三年前的阴谋，断送了一位皇后的性命

倘若不是赤壁之战惨败，曹操恐怕早就黄袍加身了。他本想一鼓作气，消灭刘备，荡平孙权，平定天下，建立秦始皇、汉高祖及光武帝那样的不朽勋业。只是事与愿违，他以强击弱，以众击寡，却遭遇生平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次失败让他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刘备与孙权斥他有篡夺汉室之野心，骂他是国贼。

曹操的敌人不仅在外部，朝廷之内也不乏反对者。孔融以古代王畿制度抨击曹操在封地上有违古制，只是他一介文人，如何与曹操抗争，最终落得个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孔融之死并不能平息士人们的议论，曹操不得不亲自撰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否认自己有篡位之野心，同时归还三县封地以明心迹。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获得一项特权：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这是权臣的特权，也是篡权的第一步。在东汉历史上，有两个大权臣曾获得这样的特权，一个是梁冀，一个是董卓。梁冀曾毒死汉质帝，董卓曾废掉皇帝刘辩并迫其自杀。表面上看，这项特权是皇帝赐予的，其实皇帝是被逼无奈，这时的汉献帝早已是傀儡一个。

大家不要以为改朝换代很容易，即便皇帝是可以操纵的傀儡，也不意味着权臣可以马上夺走他头上亮晶晶的皇冠。梁冀与董卓都曾一手遮天，最终还不是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聪明的曹操才不会为了急着黄袍加身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要先挖出朝廷内外潜在的敌人，一一消灭。权力这种东西，有时看似威力无穷，有时却又显得脆弱不堪，只消一次小小的政变，就足以阴沟里翻船——这样的故事，在东汉两百年历史中，不知反复上演了多少次。小心是必要的，否则只能像可笑的袁术那样，过把皇帝瘾就死。

熟悉历史掌故的官员们都料想得到，篡权的第二步就是“加九锡”。这是重要的一步，当初王莽篡汉时也是如此。九锡就是九赐，赐给九样东西。擅于拍马的官员们一致提议，为表彰曹操对朝廷所作的伟大贡献，应该“加九锡”。不过，此举遭到一些正直人士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被曹操视为左膀右臂的尚书令荀彧。荀彧是曹操谋士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反对令曹操大为不悦。作为一个志在辅佐朝廷的人，荀彧情知东汉朝廷气数已尽，在心灰意冷之下，他服毒身亡。

荀彧之死没能阻止“加九锡”决议的通过。

建安十八年，朝廷封丞相曹操为魏公，以冀州十郡作为封地，称为“魏国”，并加九锡。虽然魏还只是一个封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个魏国迟早要取代汉室。这证明几年前曹操归还三县、表白心迹的宣言不过是一纸谎言，如今他的封地已经扩展到十个郡，郡可比县要大得多呢。

当然，曹操还是要演演戏的，他把自己的三个女儿献给汉献帝，她们被封为贵人。明知汉献帝就是个木偶，曹操还不惜赔上三个女儿去侍奉他，这不是作秀给天下人看吗？可怜这三个女儿，活脱脱成为父亲手中的政治工具，在入皇宫的那一刻，她们的幸福也算葬送了。

从此，东汉有两个并立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许都的中央朝廷，另一个是邺城的魏国朝廷。说并立，那是给皇帝面子，实际上政令都出自邺城曹操之手，而不是许都。魏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官职制度，从尚书到侍中到六卿，应有俱有。

命途多舛的汉献帝是个可怜的人儿，他一生都被军阀绑架，名为皇帝，实则连常人不如。倘若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至少还能呼吸自由的空气，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大玩笑，他被架到皇帝的宝座，却没有任何权力，如同祭坛上的羔羊。皇帝身边的一帮侍从、武士，都是曹操派来的，献帝几乎连一个亲信也没有。

不过，还是有人同情皇帝的。议郎赵彦尽忠职守，时不时向皇帝进言，讨论天下大事，商谈对策。赵彦这些所作所为，早被暗探报到曹操那里，曹操听罢大怒，你赵某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难不成是想干预政事吗？曹操的血是冷的，他毫不留情，把赵彦逮捕后砍头了。

赵彦就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而掉了脑袋，皇帝吓得魂飞魄散。当曹操迈进皇宫大殿时，汉献帝如同无助的羔羊面对一头猛虎，以颤抖的声音说：“您要是想辅佐我，就求求您宽厚点；不然的话，您就开开恩，放我一条生路吧。”那语气，近乎哀求了。

听到这里，曹操脸色大变。他看得出来，皇帝被逼急了。狗急都会跳墙，皇帝急了，保不准会干出什么事情。虽说周围的武士都是曹操的人，但很难保证其中没有投靠皇帝的人，赵彦不就心向皇帝吗？这时曹操突然有一种警觉：这个愣头愣脑的皇帝难不成要跟我拼命吗？

别看曹操骄横跋扈，他对汉朝历史掌故知道得一清二楚。东汉有很多皇帝刚上台时就大权旁落，仅仅依靠几个宦官，就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臣打趴下了。这个木偶皇帝不会暗地里收买了几个武士要杀我吧？曹操心里还真有几分慌乱。其实他过于神经质了，汉献帝太平庸，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冒这个险。曹操二话没说，赶紧转身逃出宫殿，居然吓出一身冷汗。低声下气的皇帝看着曹操莫名其妙地逃走，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从此之后，曹操索性再也不上殿了。

这就叫做贼心虚。

晚年的曹操疑神疑鬼，老担心有人想谋反，想杀他。皇宫他是不进去了，以免遭遇不测。同时，他还派暗探侦察皇宫每个人的底细，连祖宗三代也要查。这一查，还真给他查出一条线索。

这其实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当年车骑将军董承与刘备密谋刺杀曹操，董承派了一名刺客潜入曹操大营，倘若不是许褚在场，刺杀计划几乎成功。政变失败后，董承被杀，并被夷灭三族。在处决名单中，包括董承的女儿——嫁给皇帝的董贵人。当时董贵人已经有了身孕，怀了龙种，杀了她不等于把皇帝尚未出生的孩子也杀了吗？汉献帝向曹操苦苦哀求，希望能饶恕董贵人，曹操根本不予理睬，可怜的董贵人最终命丧黄泉。

这些事，曹操还记忆犹新。

当他彻查十三年前的这起案件时，意外发现，伏皇后也卷入到政变的阴谋中。原来董贵人被杀后，伏皇后惶恐不安，皇帝的妃子都可以被随意处死，还有谁是安全的呢？伏皇后悄悄给父亲伏完写了一封信，在信里痛骂曹操的暴行，希望父亲能有所行动，挺身而出反对曹操。

伏完时任屯骑校尉，虽说有一点兵权，但他是文人出身，让他发动军事政变，他哪行呢？伏完看到这封信后吓坏了，这简直是让他拿全家人的性命做赌注。他和曹操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曹操要踩死他，如同踩死蚂蚁一样容易，借他十个胆他都不敢与曹操较量。因此，伏皇后的信是送出去了，但石沉大海，伏完根本不敢采取任何行动。

按理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三年，早已被淡忘了。岂料曹操的爪牙们居然翻箱倒柜把这个尘封已久的事给揭开了。尽管伏皇后的阴谋没有付诸实践，老爹伏完也已去世多年，但阴谋就是阴谋，在曹操看来，皇宫里还隐藏着这样一个敌人，就是心腹之患。皇帝都没有权力，更何况是皇后，即便伏皇后有心杀国贼，也没那个能耐。不过，只有一种人是没有威胁的，那就是死人。

很快，反攻倒算开始了。

曹操先是派御史大夫郗虑持皇帝的符节，把皇后的印信给收缴了。在中国古代，对印信是很重视的，它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证明，收了印信，意味着伏皇后尊贵的地位被剥夺了。尚书令华歆带着一队人马闯入皇宫，捉拿伏皇后。可怜汉献帝作为一个皇帝，连自己的女人也保不住，先是董贵人被杀，现在又轮到皇后遭殃。

这些年来，天下汹汹，外面兵荒马乱，好歹后宫算是宁静的。不过谁都明白，宁静只是表面现象，曹操绝不可能乖乖交出权力，总有一天他会露出狰狞的面目。这一天还是来了，一队武士踹开宫门，伏皇后花容失色，脸色惨白，瞳孔放大，露出恐惧的神情。她的本能反应便是躲起来，这是求生的意志，尽管明知只是拖延死亡的到来。她无处可去，只得藏在夹墙之内，一个狭小的密室之中。

前来抓捕皇后的华歆找不着人，索性把皇后的寝宫给拆了。屋子都拆了，皇后还怎么躲呢？随着一堵墙的倒塌，阳光射入黑暗的密室，照在皇后苍白的脸庞上。华歆命人把瘫倒在地的皇后拽出来，此时的伏皇后披头散发，赤着双足，谁能想到尊贵的皇后此刻竟如此卑微呢？

皇帝在哪呢？

此时的汉献帝就在寝宫之外，他低声下气地请郗虑上座，似乎郗虑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而他只不过是端茶倒水的侍者。愁容满面的皇帝内心无数次地祈祷，希望皇后能逃过一劫，他内心交织着自卑与无奈：我还是皇帝吗，竟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就在此时，他听到一声惨叫声，伏皇后被一群剽悍的武士拖出来，他的心如同被锋利的刀割开，破碎了。

晶莹的泪珠从皇后脸上滑落，当看见皇帝那张熟悉的面孔时，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号：“皇上，救我一命！”

这一声哀号，如从天空劈下的惊雷，击中皇帝的心脏。他失魂落魄，望着无助的皇后，语气悲戚而绝望，像是对皇后说，又像是喃喃自语：“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怎么救你啊！”（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说罢，他流下眼泪，回头看着御史大夫郗虑，悲愤地说：“郗公，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事！”他真想大吼一声“我是皇帝”！可是，自有皇帝以来，有这样窝囊到极点的皇帝吗？这时的他，觉得董卓、李傕与曹操相比，还真是仁慈呢。郗虑面有惭色，低下头，不敢直视皇帝的眼睛。

可怜的皇帝只能流着泪目送皇后被拖走，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到世道之艰难。皇后被关入宫廷监狱，幽禁而死，可能是被毒死的，因为她的两个皇子都被鸩杀。皇帝救不了自己的女人，同样救不了自己的儿子。至于伏皇后的兄弟亲戚，更是遭到满门抄斩的下场，被屠杀了一百多人。倘若不是曹操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汉献帝恐怕也要死无葬身之地。

曹操不是对皇帝宝座没兴趣，只是刘备与孙权未灭，就算当皇帝，也不能号令天下。不过，他显然还不满意“魏公”的尊号，必须再提升一级。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魏公”改称为“魏王”。不久后，汉献帝下诏，魏王曹操可以使用天子旌旗，出入时实行戒严与清道，一如皇帝标准。

篡位夺权的野心如此明显，难道就没有人挺身而出反对吗？

当然有了。

一起政变阴谋正悄然策划中。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以金祎、耿纪、韦晃、吉本、吉邈、吉穆等人为核心的反曹集团秘密成立，他们计划发动政变，杀死曹操派往许都的丞相长史王必。一旦政变成功，他们将联合南方的关羽，对曹操发动战争，消灭国贼。不过，这次政变未能成功，反曹集团首领被消灭殆尽。

这起未遂的政变给了曹操一个警告，他的统治基础远没有想象中的坚实。

很快，多地爆发兵变和叛乱。

首先是代郡、上谷一带的乌桓部落三名单于叛变，曹操派自己的儿子曹彰前往镇压。曹彰是曹操儿子中最勇猛的一个，他精于骑射，膂力过人。他在讨伐乌桓之战中有卓越表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战斗中还挨了几箭。他的勇猛精神鼓舞了全军的斗志，曹军一路穷追猛打，在桑干河北之战中，大破乌桓叛军，斩俘数千人。此役不仅平定乌桓的叛乱，还迫使鲜卑酋长率数万骑兵归降。

乌桓叛乱刚刚平定，又发生了南阳宛城守将侯音的兵变，为曹仁所平定；不久后，曹操老巢邺城爆发魏讽的叛乱，为太子曹丕所平定。上述两次叛乱，上章已有叙述，此处从略。

从公元217年到219年三年间，曹操统治的中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政变、兵变、叛乱共有四起，这里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便是曹操篡权的野心已是天下皆知，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外部原因是曹操的对外战争遭遇挫折，既被刘备夺走了汉中，又被关羽打得落花流水。

正是有刘备这个强韧对手的存在，曹操始终不敢把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

曹操的立嗣难题

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曾立下遗嘱，非刘氏不可封王。汉代的政治制度是混杂周代的诸侯制与秦的郡县制，汉初有异姓诸侯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后来都被刘邦一一铲除。吕后当权时又封了几位吕氏诸侯王，后也被消灭。一直以来，诸侯王只能由刘氏家族担任，这成为汉代政治的一个定例。如今曹操公然称“魏王”，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了。

既然成了诸侯王，立太子便成为首要任务。

曹操的原配夫人是丁氏，她没有生儿子，侧室刘氏则生了曹昂。在古代，正娶夫人的儿子才能算嫡子，妾的儿子只是庶子，地位是不同的。曹操便把曹昂交给夫人丁氏抚养，实际上便是以曹昂为嫡子。后来曹操征张绣，干了一件荒唐事，把张绣的婶娘霸占了。已经归降的张绣勃然大怒，起兵反叛，在这次叛乱中，曹昂丢了性命。丁夫人把曹昂视如己出，悲恸欲绝，心里甚恨曹操。曹操一怒之下，把她给休了，赶出家门。

丁夫人被踹走后，另一名姬妾卞氏上位，成了夫人。卞夫人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曹丕、曹植、曹彰、曹熊。以古代长子继承的传统，曹丕理所当然应成为法定继承人，不过，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政坛一向波谲云诡，立储一事牵扯到诸多势力，在魏国高层，有一股势力企图扶植曹植为太子，取代曹丕。

这股势力的核心人物是丁仪。

丁仪这个人在政治、军事上都没什么建树，何以能干涉立储之事呢？原来丁仪的老爹丁冲与曹操有交情，曹操对丁冲很信任，甚至经常跟他同乘一辆马车。丁冲死后，曹操挺痛心的，听说其子丁仪颇有文采，肚子里有点墨水，便打算把最心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此议遭到曹丕的反对，因为丁仪长得不怎么样，有一只眼睛瞎掉了。曹操一听，出于爱女的心理，便取消了这桩婚事，只授予丁仪丞相西曹椽的官职。丁仪没能攀龙附凤，心里对曹丕恨之入骨。

曹操手下的能人很多，丁仪没什么资历，野心却不小。他既然怨恨曹丕，自然不肯巴结他，而是拼命讨好曹植。曹植能诗善赋，是曹操诸子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丁仪别的本事没有，写诗作赋还是有两下子的，与曹植可谓是情趣相投，自然成了好朋友。

如今曹操当上魏王，年龄也大了，立太子刻不容缓。丁仪便动了念头，何不趁机劝曹操立曹植为太子呢？

说实话，曹操非常喜欢曹植。别看曹操常年征战沙场，横戈马上，他也是个非常有成就的诗人，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优美的诗句。曹丕、曹植与父亲一样喜爱文学，不过曹植更加多才多艺，学识丰富，才思敏捷，故而曹操更偏爱曹植。

人主有喜爱之心，丁仪便看到了机会。

当然，立储君这样的大事，光靠丁仪一个人是无法左右曹操的意志的。他拉了一帮人，其中包括自己的弟弟、黄门侍郎丁廙（yì）以及丞相主簿杨修。杨修出身于名门望族，其家族“四世太尉”，就是连续四代都出过太尉，与袁绍家族“四世三公”相比毫不逊色，他的老爹杨彪曾护驾汉献帝东返，立了不少功。杨修经纶满腹，在当时文人中相当有名，曹操也十分器重他。

丁仪、杨修一伙人经常在曹操面前大赞曹植的人品、学问和才干，怂恿他立曹植为太子。丁仪等人说的并非假话，曹植不是庸才，况且曹操向来喜爱这个儿子，不由得怦然心动。不过曹操心里明白，从长幼次序来说，曹植不够资格，要立他为太子，恐怕难以服众，得先试探一下众臣僚的反应。他便以密信的方式私下询问诸臣的意见，很快便收到答复。

尚书崔琰不仅明确表示反对，而且是以公开信的方式表明立场，他说：“春秋大义，立长不立幼，况且曹丕仁孝聪明，应该继承大统，我崔琰将誓死坚持。”尚书仆射毛玠同样持反对意见，他说：“当年袁绍就是因为不遵守传统，嫡庶不分，最终导致家破国亡。废立太子乃是国家大事，不能不慎重。”东曹掾邢颙上书答复：“立幼不立长，乃是历代之大忌，愿殿下深察之。”

丁仪、杨修等想立曹植，崔琰、毛玠等想立曹丕，一向明断的曹操也失去了主见，犹豫不决。在残酷的权力之争面前，亲情只能靠边站。此时最为惊慌失措的人，莫过于曹丕，眼看快到手的太子之位就要失掉，他岂能不心急如焚呢？

怎么办？怎么办？

曹丕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时的他多想能得到高人的指点啊，可惜荀彧、郭嘉都死了，能找谁呢？突然他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个人：贾诩。虽然贾诩对曹魏的贡献不如荀彧、郭嘉，但他的智慧绝不在两人之下。对，就找他！

曹丕找到时任太中大夫的贾诩，求他指点迷津。此时贾诩虽已上了年纪，深谋远虑仍不减当年，他对曹丕说：“只要您能有广阔的胸襟与崇高的德行，放下架子，亲自去做寒微士人所做的事，早晚孜孜不倦，不违子道，这样就行了。”

在贾诩看来，曹丕是长子，依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这就是他最大的资本。在此权力斗争之际，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不要让丁仪等人抓住任何把柄。曹丕不违孝道，曹操就很难有充足的理由废其继承权。这一番点拨令曹丕茅塞顿开。他依贾诩之计，一方面在官僚士人中树立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做事更加谨小慎微，以防丁仪、杨修等人陷害。

贾诩的提醒非常及时，因为丁仪与杨修正千方百计地要逮他的小尾巴呢。丁仪、杨修广布眼线，只待曹丕稍有疏忽，就将其打翻在地。曹丕百密一疏，差点阴沟里翻船。

原来曹丕有个好朋友名唤吴质，当时担任朝歌地方长官。由于丁仪、杨修等人密谋立曹植，曹丕密召吴质前来商议对策。曹丕时任五官中郎将，负责宫廷禁卫，这种职位，十分忌讳与外地官员私下联络，若被发现，往往可以扣上一个阴谋政变的罪名。曹丕不敢明目张胆，而是把吴质藏在大竹筐里，用马车秘密送到家中。事情做得够隐蔽的，然而，曹丕还是低估了敌人的能力，这件事居然被杨修发现了。看来曹丕身边就有丁仪、杨修派去的卧底。

杨修逮住曹丕的小辫子，大喜过望，马上告到曹操那儿去，说曹丕暗中勾结外地官员，图谋不轨。曹操听后，心里没当一回事，毕竟对自己儿子比较信任，也没急着派人去查。杨修有眼线，曹丕也有情报来源，很快他便知晓告密之事，心里大恐，慌慌张张地说给吴质听。吴质听罢沉吟片刻，道：“这件事不要紧，只需如此如此办便可。”当下密授一计，曹丕听了大喜。

第二天，又有一辆马车停在曹丕府门口，仆从们扛下一只大竹筐，送入府内。杨修以为曹丕还蒙在鼓里，不由心里窃喜，心想：这下你小子要倒霉了。他又飞快地禀报给了曹操，曹操一听，觉得事情有点严重了，便派人前去搜查。令杨修没想到的是，曹丕早料到他有此一举，今天的竹筐里装的是绢布，根本没有人！杨修偷鸡不成蚀把米，曹操大怒，怀疑杨修故意诬告自己的儿子，挑拨是非。从此，曹操再也不信任杨修，这也为后来曹操杀死杨修埋下了伏笔。

曹丕之所以能击败曹植，保住太子位，得益于两个人相助，一个是贾诩，一个是吴质。

贾诩的聪明才智是曹操不能忽视的。一天，曹操召众臣开会，会后把众人屏退，只留下贾诩，询问立曹植为太子的事宜。与其他人一张口便或支持或反对不同，贾诩来了个一声不吭。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明确表态是有政治风险的，万一站错队，可能脑袋都保不住。

曹操颇不爽快地说：“我问你话，你不答，却是为何？”

贾诩仿佛刚回过神来似的，答道：“刚才我在想事情，所以没有马上回答。”

曹操追问：“你在想什么事？”

贾诩道：“在想袁绍父子与刘表父子的事。”

果然是个狡猾之徒！曹丕曾向贾诩请教自保之事，贾诩既然点拨了他，应该说是支持曹丕的，但是他并不公开发表意见，没表现出拳拳忠心的模样。他知道，倘若他明确表态了，要是曹植当了太子，自己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他拐弯抹角，只是说自己在想袁绍与刘表的往事，十分含蓄地回答曹操的问题。袁绍死后，幼子继承，结果兄弟相残，袁氏家族完蛋了；刘表死后，次子继承，同样发生内斗，最后荆州不保。

听了贾诩的回答，曹操大笑，却笑得有几分尴尬，从此，立曹植的想法便弱了一分。

当此权力斗争正酣之际，曹丕与曹植都不遗余力地讨好老爹。

有一回，曹操要带兵出征，兄弟俩都前去送行。曹植是有备而来，早就作了一篇华丽的文章，极力称颂老爹的功德。众人听后，都投以赞赏的目光，文章辞藻优美，富有感染力，曹操听了也十分开心。这下子风头都被曹植抢走了，曹丕虽然文学才华也不错，但与曹植相比还是略逊一筹，怎么办呢？他的好友吴质给他出了个主意：“你等魏王将即上路时，痛哭流涕就可以了。”既然文学比不过，就得出奇制胜，你可以用真情打动老爹。

这一招果然大奏其效。曹丕不用写诗作赋，不用卖弄文字，他只是跪着哭，哭得伤心欲绝，泪流成河。说实话，这也太做作了，一个大男人，因为老爹外出就哭成这样，实在不成体统。不过古代人不这样看，“以孝治天下”是文化传统，哭证明你重亲情，是个孝子，老爹去打仗，担心父亲的安危。应该说，曹丕很会演戏，演得十分逼真，演得自己都被感动了。曹操与左右之人无不被他的诚心与真情打动，都唏嘘不已。大家私下议论说，曹植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对老爹的感情远不及曹丕。

这一局，曹丕在吴质的指点下，再得一分。

平心而论，曹植才是个真性情的人，因为他不会装。我们不能不说，对唯美的追求是他的一个缺点。何以追求唯美竟是个缺点呢？因为过于唯美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后世的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都是这类人，他们过于注意审美艺术情趣，则显得轻浮、不够厚重。这里说的轻浮并不是说他们浪荡，而是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曹操与曹丕、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但风格有所不同。曹操的诗文大气慷慨，显衬其英雄本色；曹丕风格则较为朴实，诗品家钟嵘说他“率皆鄙直如偶语”，就是说如同平常对话一样，没有文采；曹植则“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就是文采华丽优美。风格体现性格，曹植是性情中人，做事任性，好恶分明，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内心。与曹植相反，曹丕则善于伪装，能巧妙地掩盖弱点，博取众人的好感。

在这场太子权力斗争中，曹植唯一的优势就是父亲曹操对他的偏爱，除此之外，只有丁仪、杨修等几个不入流的人支持他。曹丕得到广泛的支持是意料中的事，曹昂死后，他便成了长子，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他有朝中老臣们的鼎力支持，再加上自己搞阴谋诡计也有一套本领，优势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在东汉末期长子继承制的传统被破坏了呢？因为这是乱世，原有的那一套秩序失效了。秩序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避免出乱子，长子继承制不一定合理，岁数大不见得就更有智慧，但至少秩序可以避免纷争。贾诩等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幼子继承引发的动荡要比长子继承来得多。曹操又不是糊涂蛋，他听得进别人的话，对此只有默认了。

经过一番较量，丁仪、杨修的阴谋未能得逞，曹植最终与太子之位擦肩而过，曹丕则如愿以偿地成为魏的法定继承人。

不过，故事尚未结束。

在政治上，亲情是很奢侈的东西，非但兄弟之情靠不住，父子之情也未必可靠。

曹植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力。性格决定命运，他不像哥哥那样会逢场作戏，不懂得韬光养晦，不懂得收敛自己身上的狂傲之气。争夺太子之位失利，实际上已意味着失宠，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竟然置法度于不顾，私自打开宫城的司马门，驾着自己的马车飞奔在驰道上。根据礼制，司马门与驰道是曹操专用的，其他人严禁私自出入。如果是放在今天，恐怕没人把这当回事儿——儿子借老爹的路用一用，有何不可呢？可是王侯之家与普通百姓是不同的，这种僭越是不可容忍的。

勃然大怒的曹操下令处死负责看管司马门及驰道的公车令，向诸侯重申禁令。尽管曹植没有受到惩罚，但他在父亲心里的地位已是一落千丈。曹操很容易把曹植的越轨举动理解为对没有争得太子位的不满，再联想到杨修三番五次打曹丕的小报告，他越发觉得曹植背地里搞了不少阴谋。

最能证明曹植失势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妻子被曹操赐死。当时曹操发布了一条厉行节约的制命，富有审美情趣的曹植仍然没当一回事，他的妻子还身穿华丽的绸缎衣服。有一天，曹操登上高台，远远望见有个人穿得花枝招展，定睛一看，却是儿媳妇——曹植的妻子。曹操又一次发怒，曹植这小子带头违反我的命令，不教训一下是不行了。曹操绝非善辈，手握生杀大权的他眼中再次露出杀机。这个可怜的女人被勒令遣返回娘家，曹操还不解气，又下了一道命令赐其自尽。

仅仅因为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就被杀，这也太没道理了。与其说曹操是因为衣裳华丽而杀人，不如说他是杀鸡吓猴，是杀给曹植看的。老子还没死呢，你小子就胆敢违命，不教训教训，怎么能学得乖呢？

尽管如此，应该说，曹操对曹植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的，只是这个希望很快也破灭了。

经过这两次打击，曹植心灰意冷，沉溺于酒色之中。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大举进击樊城，曹仁成为瓮中之鳖，中原为之震动。为解樊城之围，曹操打算让曹植亲自领兵前往，在实战中锻炼他的指挥水平。岂料曹操派人前往曹植府中时，曹植正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曹操不禁大骂曹植不争气，从此之后，他对这个儿子越发疏远。

曹植恃才傲物，性格清高，他看得上眼的人，只有杨修。

杨修博学多才，很有些小聪明。担任丞相府主簿时，他操持内外事务，令曹操十分满意。杨修的聪明才智，可以从几个小事情看得出来。

譬如他任主簿时，相国府正好在修缮大门，曹操前来视察，看完后一言不发，只令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转身离去了。其他人都不晓得这是何义，杨修一看，“门”内写个“活”字，便是“阔”，曹操正厉行节约，肯定是觉得这个大门修得太大、太阔气了。后来杨修把门改小了，果然称了曹操的意。

又有一回，有人给曹操献上一杯可口的奶酪，曹操吃了一点，在杯盖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看。大家轮番传看，不知曹操在搞什么鬼。传到杨修手中，杨修把杯盖打开，舀了一小口吃。众人不由得大惊，丞相的东西你也敢吃？杨修微微笑道：“合字，就是一人一口，曹公让我们品尝，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杨修随军而行。当时曹操面临两难选择，进攻嘛，打不赢刘备，防守嘛，太被动了。手下的将领不知所措，便前来询问，曹操含糊地答了两个字：“鸡肋。”大家听了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这时杨修笑道：“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看来曹公是要打道回府了。”果不其然，不久后，曹操便撤兵走人了。

可以说，杨修聪明过人。不过，他最终也毁于自己的小聪明。在立太子一事上，他与丁仪站在一边，支持立曹植为太子。为此他还多方打探曹丕的消息，不料阴沟里翻船，被曹丕将计就计，倒打一耙，从此曹操对他有了戒备心。

太子争位战最终以曹丕的胜利而告终，杨修知道自己的处境相当糟糕，有意与曹植保持距离。只是杨修不主动找曹植，偏偏曹植主动找上门，找他喝酒，谈诗论文。再怎么说曹植也是个公子，杨修不能也不敢拒绝，这层关系让他最终送了小命。

当时曹操对曹植颇为失望，有时便发道手令训训儿子，依照惯例，曹植得写一封答复信。杨修这个人太聪明了，颇能揣测曹操的想法，从其语言中揣测意图，事先草拟了十几条答词，交给曹植。曹操的训令刚到，曹植便从杨修的答题库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很快便把写就的答复信交到父亲大人手中。曹操觉得很奇怪，怎么每次曹植都答得这么快，仿佛事先早有准备似的。他便悄悄地调查，最后真相大白：正是杨修泄露了他的意图。

这下子曹操火了。

君主最忌讳的事情，便是身边的人不可靠。以前秦始皇曾因为说过的话被泄露出去，就把身边的臣仆全部诛杀。泄露人君的秘密，乃是不忠的表现，既然不忠，留之何用！曹操杀意顿起。当然，曹操之所以必杀杨修，还有其他原因。一个原因，前面说过，杨修介入曹植与曹丕的太子争位战中，多次打小报告，令曹操生厌；另一个原因，杨修是袁术的外甥。在此之前，曹操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不计较杨修的出身。然而一旦他认定杨修不忠，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这个特殊的身份，毕竟是袁氏家族的人，其心必异啊。

聪明与智慧有时是不同的，杨修有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最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扫出局。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泄漏人主之机密。

杨修是曹植一党的核心人物，他的死预示着曹植再无翻盘的机会。有人悲，也有人喜，曹丕的权势更加稳固了，他已隐隐望见君临天下的那一天。

为何称帝的是曹丕而不是曹操？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后来曹操被追谥为“魏武帝”，实际上是承认其开国皇帝的身份。不过，曹操直到死，也没有把“皇冠”戴在头上。皇帝说到底只是个名号，你得拥有“实”，“名”才有用，否则的话，像汉献帝这样的傀儡，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的人，难道算真正的皇帝吗？乱世中常会冒出许多草头皇帝，比如两汉之交，打出皇帝旗号的不下数十人，最终笑到最后的，只有光武帝刘秀，其他人充其量就是过把瘾。

曹操一生戎马，打败无数对手。但是直到他平定中原后，真正的对手才冒出来，那便是雄踞西南的刘备与坐断东南的孙权。赤壁之战是曹操军事生涯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在此之后，却处处不顺手。先是荆州大部被周瑜给抢了，后来汉中之战又输给刘备，关羽对樊城的猛烈一击虽未致命，却也令整个中原为之震动。

他最终没能完成扫平群雄的伟业，可以说，他是带着些许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不过，曹操仍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与光武帝刘秀一样，能文能武，既长于兵略，也长于政治，无论是战争还是治国，他都有一套本领。起兵讨伐董卓时，曹操在各路诸侯中的力量并非最强大，甚至没有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他因势利导，重用贤才，抓住机会，尤其在战略上高人一筹——“挟天子以令诸侯”，占领政治制高点，把皇帝捏在手心，赢得了主动权。如果不是赤壁之战意外失手，曹操很可能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只是他的对手孙权、刘备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以绝地一击营造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看着孙权与刘备一步步坐大，晚年的曹操有一种力不从心的失落。

曹操并非不想戴上皇冠，只是皇帝的尊号，乃是王中之王，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共主，他既然不能平定天下，即便称帝，也是有名而无实。从这点看，他是胸怀大志的。在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大抵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扫平天下后才称皇帝，比如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称帝乃是实至名归；另一种是草头皇帝太多了，若不及早称帝，在政治上会陷于被动，比如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他们称帝时，都只有小小的一块地盘，并非天下至尊，直到多年后才完成一统的大业。曹操的时代，除了袁术短暂称帝外，董卓、袁绍、刘备、孙权等都没称帝，这与刘秀、李渊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有雄才伟略的人物，曹操不想当半截皇帝，哪怕皇帝宝座已是触手可及，他仍然克制住了这种欲望与冲动。

在群雄并起的汉末，曹操能脱颖而出，与他知人善任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于曹操的用人之术。他对人性的优点与弱点有着异乎寻常的认识，有一眼看穿他人内心的本领；能够恩威并施，让人既佩服他，又畏惧他。曹操本人智慧超群，但他最大的智慧是集他人之智慧为我所用，他的手下谋士如云，这些谋士为他击败形形色色的敌人立下赫赫之功。

曹操是在远征关羽返回时死于洛阳的，由于事发突然，继承者曹丕远在邺城，权力交接会不会一帆风顺呢？要知道即便是在北方，曹魏的统治也不是十分稳固。当时许多人建议说，应该秘不发丧，火速撤师回邺城后，再向天下公开曹操的死讯。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若是意外死于都城之外，臣属们经常采用秘不发丧的手段，先隐瞒真相，等回到都城后再公开。比如秦始皇在巡视途中去世，李斯、赵高等人便秘不发丧。只是曹操去世这件事，军队上下都知道了，时任谏议大夫的贾逵认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封锁住秘密，秘不发丧反而会搞得人心惶惶，于是便正式宣布魏王死讯。

曹操之死，首先引发了军队的骚动。

在曹操麾下，有一支精锐之师，便是当年他收降青州黄巾军后组建的“青州兵”。青州兵只效力于曹操一人，如今主公死了，他们的使命也结束了。在为曹操效力二十八年后，青州兵全体将士只想做一件事：解甲归田。他们出身农民，以前是为生活所迫才揭竿而起，曹操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为此他们报答了他二十八年，现在是回归故乡的时候了。青州兵集体哗变，离开洛阳，奔回青州老家。

军队哗变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要是叛变，甚至杀向邺城，后果不堪设想。曹军将帅们都认为，一定要不惜代价阻止青州兵，若青州兵抗命不从，则以武力镇压。老成持重的贾逵又一次力排众议，他深知青州兵只是思念故土，厌倦了战争，倘若以武力镇压，将会逼他们造反。他不仅没下令讨伐，反倒发布一道命令，凡青州兵所过之地，当地官府应提供给他们必要的粮秣。青州兵的习性，没得吃就四处抢掠，这可不行，得让他们有吃有穿。这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青州兵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消失了。史书没有记述他们离开洛阳后的故事，这支来自农民的武装，又悄无声息地回归农民的本分了。

得知父亲的死讯后，鄢陵侯曹彰马不停蹄地从长安赶往洛阳奔丧。在曹操诸子中，曹彰是最为骁勇的一人，他见到贾逵后，张口便问：“父王的印玺在哪里呢？”

看来，想争夺王位的人，不只是曹丕与曹植。

据《三国志》所述，曹彰“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勇敢固然可嘉，不过曹操并不看重匹夫之勇，就连吕布、关羽这样天下无敌的勇士，最终也成了失败者。曹操曾教训曹彰说：“你不好好读书，只喜欢骑马击剑，这只是一人之勇，何足贵也。”曹彰不以为然地说：“大丈夫当成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英雄，率领十万大军骑驰沙漠，驱扫戎狄，建功立业，岂能当个博士。”后来曹彰率军平定匈奴人之乱，也算是实践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很显然，曹彰对曹丕、曹植两兄弟的文人气质颇为不屑，他当着贾逵的面问父亲曹操的印玺在哪儿，大有觊觎神器之意。不料贾逵当面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国家已有储君，先王的印玺，不是你所能问的。”遭贾逵当头一棒，曹彰这才悻悻而退。

此时的邺城（魏国都城）也人心惶惶。

曹操突然去世，令曹丕与邺城留守官员不知所措。在太子曹丕手下当差的中庶子司马孚（司马懿的弟弟）果断地以办理丧事为名，动用禁卫军以维持邺城秩序。此时的魏国名义上是诸侯国，按照规矩，必须等皇帝（汉献帝）下达诏书后，才能正式即位。尚书陈矫力主曹丕马上即位，他对众臣僚说：“如今大王的爱子曹彰正守在灵柩之侧，万一有变，国家社稷危矣。”

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权力交接之际，总有刀光之灾。为了权力，兄弟相残的事情还少吗？亲兄弟是靠不住的，要是曹彰炮制出一个什么曹操遗言之类的东西，或者有类似赵高这类的阴谋家从中挑拨，那么魏国可能陷入内战而致万劫不复。

陈矫一番话，令曹丕毛骨悚然，赶紧宣布准备即位大典。第二天，曹丕正式继承王位，以杜绝其他兄弟夺权的企图。有名无实的汉献帝也下达一份所谓的“诏书”，授丞相印以及魏王的印玺，同时保留冀州牧的头衔。这样，曹丕全盘接收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成为魏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不过，权力场上的血雨腥风并未结束。

曹植集团首当其冲地遭到清算。

这种事本无须曹丕亲自动手，早有跳梁小丑认清时局，大力讨好新王。临淄一个名为灌均的官员，上书控告曹植：“临淄侯曹植酗酒闹事，言行狂悖傲慢，还威胁魏王派来的使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为曹丕最大的政治对手，曹植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他被贬为“安乡侯”，其党羽丁仪、丁廙两人遭到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

在曹丕看来，曹植毕竟是文人，手握兵权的曹彰或许更危险。曹彰不仅骁勇善战，还曾流露出窥视王印的野心，这叫曹丕如何放心得下？曹丕即位后，立即把曹彰打发回封国。三年后，曹彰前往洛阳朝见已当上皇帝的曹丕，却意外暴死，令人生疑。据《三国志》所记，曹彰是病死，然而其他野史却有不同说法。《世说新语》记，曹丕十分忌讳曹彰的勇武，便想了一计除掉他。他约自己的弟弟到母亲卞太后阁中下棋，在枣里放毒，曹彰不知是计，吃进毒枣。母亲卞太后发现曹彰中毒，赶紧差人去提水，多喝点水或许能缓解毒发，曹丕早派人把取水的瓶瓶罐罐打碎，不久后，曹彰便毒发身亡。这则记录是否属实，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既有此传闻，想必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曹彰死后，曹丕还打算害死曹植，母亲卞太后悲恸地说：“你已经杀了我的彰儿，不能再杀我的植儿了。”

同样在《世说新语》中，还有曹丕想杀曹植的记载，这便是著名的“七步诗”的来源。据说曹丕命令曹植在七步之内写一首诗，写不出就把他处死。要换了别人，七步之内写一首诗，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曹植果然才华过人，他还没走七步，便吟出一首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是七步诗的原型，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六句诗被缩短为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权力超越亲情的残酷现实，在封建王室，兄弟相残的故事没完没了地上演，在曹植之前及之后，还有无数的悲剧在重复着。曹植七步成诗，救了自己的性命。在政治斗争中他是失败者，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在另一个领域却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那个时代最富创造力、最优秀的诗人与文学家。

总的来说，魏政权交接还算顺利，冀州袁氏兄弟、荆州刘氏兄弟内讧的局面并没有在魏曹政权重演，这得益于曹操一帮旧臣对曹丕的鼎力支持。不过，地方诸侯显然意识到叛乱机会的到来，特别是曹魏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河西，各路诸侯已是蠢蠢欲动。

为了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魏王曹丕把安定太守邹岐提拔为凉州刺史。实力派地方军阀、西平太守麹演趁机起兵，武力抗拒邹岐入凉州。

麹演曾是韩遂的部下，五年前（公元220年），他杀死韩遂，将其首级献给曹操。这种卖主求荣的小人原本就是靠不住的，既对韩遂不忠，又怎么会忠于曹魏呢？麹演害怕的人只有曹操，如今曹操既死，正是自己东山再起、称霸凉州的大好时机，岂能容曹丕染指呢？

河西向来是动荡之地，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跟风。麹演拉起反叛的大旗，其他郡县纷纷响应。豪强张进自立为张掖太守，把原太守杜通给抓了起来；黄华自立为酒泉太守，把原太守辛机给赶走了；武威郡的胡人也趁势起兵，武威太守毌丘兴慌慌张张地向金城太守兼护羌校尉苏则求援。

此时河西已乱成一锅粥，军阀们纷纷自立，只有金城郡还控制在曹魏政府手中。金城郡之所以没有被叛军占领，是因为这里驻扎有一支精锐的武装部队，由将军郝昭统领。此时武威郡十万火急的求援书被交到金城太守苏则手中，要不要救援呢？部下们纷纷表示：叛军四起，人数太多，光靠金城郡的武装远远不够，必须坐等朝廷出动大军。

这是考验领导者勇气与决心的时候。

金城太守苏则与将军郝昭商量，认为叛军虽然声势浩大，数个郡都宣布独立，但这些军队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而且各郡之间不协调，各自为战，倘若及时出兵平乱，定可将其击破。若是等待朝廷救援，错失良机，到时叛军达成统一阵线，河西势必不保。

决心既下，苏则与郝昭集结精锐部队，救援武威郡。攻打武威的胡人部落本就形同一盘散沙，他们只是趁火打劫罢了，一见曹军杀来，便望风而降。

武威解围后，苏则、郝昭与毌丘兴合兵，进剿盘踞在张掖郡的张进。一向在政治上投机倒把的麹演突然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宣称要助苏则一臂之力，剿灭张进。其实麹演只是迷惑苏则，想找机会临阵反戈一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然而麹演自以为聪明，苏则表面上答应他，实则布下天罗地网。麹演率三千人马前来会师，刚进苏则大营便被缴了械，苏则一声令下，麹演的脑袋搬了家。

偷鸡不成，血本无归。麹演一死，其党羽一哄而散，这支河西最强的叛军，竟在一夕之间灰飞烟灭。曹军声势大振，苏则收麹演之残兵，力量更强，围攻张掖，破城后斩杀张进。此时硕果仅存的叛军头目黄华情知大势已去，只得献酒泉郡投降。

有赖苏则的机智与果敢，河西四郡的叛乱很快被平定，这也是他献给新即位的曹丕最厚的一份礼物。

俗话说，一朝君主一朝臣。换了个君主，自然有人要抢着立功。像苏则这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是比较辛苦的事，有没有捷径可走呢？当然有了——劝魏王曹丕称帝！这只是耍嘴皮子的活儿，简单无风险。

有两个人冒泡了。

一个是左中郎将李伏，他上书称魏应取代汉室，理由何在呢？在于神秘的预言书，他从一本名为《孔子玉板》的书里找到预言，这是一本谶纬之书。所谓“谶纬”，就是谶书（又称图谶）与纬书。我们知道儒家经典称为“经”，在汉代时兴起一种与传统不同、以迷信附会儒学的学说，称为“纬”，其著作称为“纬书”。谶书则是预言书，秦汉时代有许多著名的预言，包括预言秦始皇之死、刘秀称帝等。谶纬之学在东汉大行其道，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开国皇帝刘秀对谶纬深信不疑，他还是平民百姓时，民间就流行“刘秀将称帝”的预言。刘秀的迷信令谶纬之学风靡天下，各种神秘预言书的问世也就不奇怪了。

与太史丞许芝相比，李伏对谶纬的研究只能算小儿科。许芝一鼓作气引用了五本以上的预言书，包括《春秋汉含孳》《玉板谶》《春秋佐助期》《孝经中黄谶》《易运期谶》，从中寻找出魏代汉的预言，果真是博学之士。他与李伏共同上书称：“魏以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

李伏、许芝两人上表劝进，其他臣子焉肯落后，纷纷上书，个个慷慨激昂地要求曹丕称帝。

对此，曹丕一概拒绝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除了儒学外，便是道家学说。有人说，老子的学问其实是权谋之学，这样说虽有点武断，却也不无道理。这种权谋就是以退为进，因此推来推去便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谋略。有些人呆呆地以为，既然你都拒绝了，那我也只好作罢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拒绝，乃是表示谦逊，表示我不贪恋权力，是作秀用的，给别人看的。当然，搞政治的都是聪明人，你越是拒绝，我越是要劝进。

汉献帝也是个明白人，既然曹丕称帝呼声这么高，自己不表态就太不识时务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只能由一个人当。说实话，汉献帝可能是最不想当皇帝的人了。皇帝是天之骄子，人上之人，但他这个皇帝说穿了只是木偶。先是董卓把权，然后是李傕，然后是曹操，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他甚至保全不了妻妾的性命。这样的皇帝不如不当，当个平民百姓倒省去种种忧愁与恐惧。

中国古代有“禅让”的制度，以前尧把天子宝座让给舜，舜又让给了禹，后人都歌颂尧、舜的美德。当然，尧、舜、禹的故事太过于久远，又缺乏史料，其中的内幕未必为后人所了解。后世阴谋家常利用“禅让”制度为幌子，逼迫君主退位以实现篡权的野心。大汉王朝的戏已经唱完了，到了落幕的时刻。汉献帝心里有几分悲凉，伟大的帝国竟然在自己手中以窝窝囊囊的方式终结，怎能不令人长叹息呢？

叹息归叹息，辉煌只属于过去，可以追忆，却无法重现。很快，一辆马车从许都驶向邺城，车上载着皇帝的御玺与诏书，诏书的内容就是当今皇帝要把帝位禅让给魏王曹丕。望着象征无上权力的御玺，曹丕满心激动，不过他还要象征性地表示谦逊，于是连上三道奏章推辞。汉献帝坚持己见，曹丕最后“无奈”地接受帝位。

十月二十九日，曹丕正式接受皇帝之玺绶，登基称帝，史称魏文帝。

这一年是公元220年，存在时间长达四百年的大汉王朝谢幕，魏王朝登场亮相。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曹丕并不是个货真价实的皇帝，他的统治范围只限于北方，刘备割据蜀汉、孙权割据江南，天下三分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曹丕称帝，令刘备怒发冲冠。

刘备向来以刘氏宗族子弟自居，他可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如今祖先建立的帝国被曹丕所篡夺，被魏国给取代了，这是奇耻大辱。

你小子可以称帝，我就不能称帝吗？

很快，第二个政权诞生了，这便是蜀汉政权。

十五
三国三大战役：夷陵之战

戏言成真：落魄小子实现皇帝梦

在很多年以前，刘备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望着家门口那棵树冠如车盖的树，口中冒出一句话：“我日后必当会乘坐羽葆盖车。”前文说过，羽葆盖车就是天子之车，这句话体现出刘备人穷志不短。小孩子说的可能只是戏言，可谁料想得到，很多年以后，这个梦想竟然也成真了。

在曹丕称帝前后，刘备非常郁闷。

首先是他的左膀右臂、亲如兄弟的关羽被擒杀，战略要地荆州也丢了。这对他不啻为当头一棒。他刚在西南站稳脚跟，却遭此挫折，怎能不郁闷呢？

其次，养子刘封刚愎自用，被他忍痛赐死。

刘备大半辈子都在四处奔波，投靠刘表时已经四十岁，膝下尚无子女。当时他考虑收个养子，好让自己有个继承人。正好长沙有个刘氏人家，其外甥性格刚猛、气力过人，刘备十分喜欢，便将其收为养子，改名为刘封。

刘封逐渐成长为刘备麾下的重要将领，在益州之战中颇有战功，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后来他与孟达联手攻取上庸，迁副军将军。

不过，养子毕竟是养子，与亲生子还是两码事。四十六岁时，刘备的第一个儿子刘禅出世了。之后几年，次子刘永、三子刘理先后出世。有了三个亲生儿，养子刘封自然就没那么吃香了。在恩宠渐消之时，刘封犯了一个错，一个刘备难以原谅的错。

公元219年，关羽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北伐之战，擒于禁、杀庞德、围樊城，震动中原。表面上看，蜀军风光无限，只有关羽心里明白，自己兵力不足，必须要投入更多的部队。他举目四望，距自己最近的便是刘封与孟达的上庸兵团。当关羽的求援信翻山越岭交到刘封手中时，他只是懒洋洋地瞥了一眼，就一口回绝了：“上庸城刚刚占领，我不能离开，否则会有骚乱。”

傲慢的关羽被傲慢的刘封拒绝了。

孤立无援的关羽最终败走麦城，丢了性命。自始至终，刘封一兵未发，沉默地看着关羽走向无底深渊。那一刻，刘备对养子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爱到恨，距离并不遥远。

刘封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他的傲慢骄奢终于酿成大祸。

孟达是刘封的部将，也是蜀汉一员优秀战将，只是没有后台，刘封不把他放在眼里，肆意凌辱。孟达是个儒将，喜欢音乐，当年也没有CD、MP3这些玩意儿，要听音乐得现场演奏。他物色了几个乐师，拼凑了一支鼓吹乐队，没事时就听他们吹拉弹唱，不亦乐乎。刘封知道后来气了，我怎么说也是领导，部下有的，领导居然没有，这是哪门子道理呢？不行，得把这乐队夺过来。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刘封蛮横到什么地步，巧取豪夺对他来讲如同家常便饭。大家对他敢怒不敢言，因为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地位比较特别，谁也不敢得罪。孟达吃了哑巴亏，乐队被抢了，自己有冤没地儿诉，心里越想越恼火，最后把心一横，把牙一咬，挤出几个字：“老子反了！”他留下一封信给刘备，把刘封大骂一通，自己带着部众四千多人及其家属，投降曹丕去了。

曹丕刚刚上台，孟达就前来归降，曹丕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这说明我德被天下，恩泽万民啊，他非常开心，把孟达封为“建武将军”。孟达既然投降，也得表现一下自己的诚意，给曹丕送一份厚礼，便自告奋勇表示，自己愿意领兵，攻取上庸城。

“好。”曹丕一拍案，命孟达随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出征，直取上庸。上庸本是孟达老巢，他再熟悉不过了，可以智取，不必强攻。上庸太守申耽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孟达杀到后，只动了动嘴皮子，不费一刀一枪，便劝降申耽。申耽一降，刘封势单力孤，眼看大事不妙，他撒腿便跑，逃回成都去了。

拒援关羽、逼反孟达、丢失上庸，这三条罪加起来，足够判死刑了。

刘备迟疑了。

毕竟父子一场，虽非亲生，父子之情还是有的，刘备不忍痛下杀手。

这时诸葛亮站出来，力主杀刘封。自入蜀以来，刘备就把内政治理交给诸葛亮，诸葛亮主张“乱世用重典”，刘封罪行这么重，不杀怎么行呢？

诸葛亮亲自找刘备说：“刘封刚愎自用，性格悍猛，除了主公您之外，没有人能够约束他。若是主公有什么不测，刘封将成为大患，不如及早铲除。”

这是给刘备提个醒。关羽为什么会死，因为刘封不去救。连关羽他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别人呢？诸葛亮话中有话，暗指刘封不死，迟早会危及刘禅的继承权。刘备听到这里，内心不禁一惊。养子再亲，也亲不过自己的亲生骨肉。要是自己动了恻隐之心，恐怕是埋下无穷的祸患。想到这里，刘备终于黯然神伤地吐出一字：“杀！”

说实话，刘封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他没有被公开处决，刘备给他一个体面的死亡方式——自杀，这也是对他最后的优待。

不久后，从北方传来消息：曹丕已经称帝，魏帝国取代了汉帝国。更有流言说汉献帝刘协已经遇害，其实这只是造谣，汉献帝退位后，被封为山阳公，过上了平静的、与世无争的日子。

不过，刘备对谣言深信不疑。

他披麻戴孝，为汉献帝举办丧礼，追谥其为“孝愍皇帝”。给一个活人举办丧礼，这也着实闹了笑话。

其实刘备未必对汉献帝忠心耿耿，更谈不上感恩戴德。他偶尔对皇帝表示忠心，主要是用于攻击篡权的曹操，并不意味他有誓死保卫皇帝的决心。他的雄心是自己当皇帝，而不是保护皇帝，他为汉献帝搞所谓的“丧礼”，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大汉政权的合法继承者，因为他有皇族血统，虽然这个“皇族”身份也很值得怀疑。

溜须拍马的人到处都有，刘备的一帮手下同样能揣测君意，纷纷上表劝进，请求他登基当皇帝，再造汉室。当然，他们也列举出许多祥瑞之兆，并不时引用深奥的预言书，以证明称帝是合乎天意的。

有一个人不识时务，此人是前部司马费诗，他反对刘备称帝。理由呢？费诗说：“您当初离开许都，不就是因为曹操父子篡权吗？现在敌人还没消灭就要称帝，这会让人怀疑您当初讨伐国贼的用意。当年汉高祖刘邦击破秦国，攻克咸阳都还没称王，您还没迈出大门就自立为帝，这样不好。”

刘备一听勃然大怒，一脚把费诗踢到千里之外的永昌。

费诗被贬，再没人敢反对了。刘备于是登基称帝，国号仍为“汉”，为了与西汉、东汉区别，史称“蜀汉”。与两汉不同，蜀汉未能拥有天下，只局限于西南一隅。曹丕、刘备先后称帝，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刚刚开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孙权尚未称帝，他直到公元229年才正式称帝，比曹丕晚了九年，比刘备晚了八年。

当年的落魄小子，通过自己不懈的奋斗，终于实现了皇帝梦。不过，对刘备来说，这只是新的起点罢了。

刘备日思夜想的，便是为老弟关羽报仇，重新夺回荆州。这个战略遭到文武大臣的一致反对，赵云力谏道：“国之奸贼乃曹操而不是孙权，若先把魏国给灭了，孙权不战自降。现在曹操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篡夺皇位，我们当抓住机会，顺应民心，发兵夺取关中，占据黄河、渭河上流，讨伐凶逆，关东义师必然要纷纷响应，迎接我们这支正义之师。如今陛下置曹魏于不顾，先与孙权开战，战争一起，短时间内是不能结束的，这不是上策。”

既然刘备继承汉室大统，理应以消灭篡位夺权的曹魏为首要任务，岂能因一己之私坏了大事呢？

这些话，刘备根本听不进去。虽然当了皇帝，他身上还残留着当年的江湖义气，结义弟兄关羽的大仇不报，自己怎么当人家老大呢？

不仅官员们反对北伐，连平民百姓也反对。当时有个名叫秦宓的平民上书皇帝刘备称：“天时不利，东征肯定无功。”刘备大怒，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后来气稍微消了点才将其释放。

不料大军尚未出征，关羽之仇尚未报，刘备另一个弟兄张飞竟意外被刺身亡。

张飞之死，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关羽与张飞是刘备的好兄弟，几十年交情之深厚非他人所能及。非但如此，两人更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以骁勇善战驰名诸侯，有“万人敌”之美誉。当年在荆州长坂，张飞以区区二十骑抗拒曹军，曹军慑其勇武，竟不敢渡河，可见其剽悍。这位千军万马都奈何不了的勇将，怎么会被刺杀呢？谁有这样的胆量呢？

从青年时代始，张飞与关羽就充当刘备的打手，从乡里打斗一直到逐鹿天下。这两人的死，都跟他们性格上的缺点有直接关系。关羽善待士卒，对士大夫、官员却相当傲慢，北伐襄樊时，后方将领叛变，刘封、孟达拒绝支援，可见他的人缘多差，得罪了多少人。张飞与关羽不同，他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对待士大夫并不傲慢——在我们的印象里张飞是个大老粗，其实不然，他也有儒雅的一面，据说他是个不错的书法家。不过，张飞对待士兵却相当苛刻暴虐，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鞭打，士兵们对他无不怨恨。

刘备曾多次警告他说：“你的刑罚手段过于严厉，杀的人太多了，又把那些受过鞭刑的人安排在自己左右，这会招来灾祸的。”张飞不以为然，老子打就打了，杀就杀了，哪个小子敢吭声呢？他照样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悔改。

不听大哥言，吃亏在眼前。刘备登基后，打算为关羽报仇雪恨，便一纸诏书，命令驻守阆中的张飞率领一万人马前往江州会合。大约因为关羽被杀的缘故，张飞心情很不好，老是把恶劣的情绪发泄到士兵身上，比以前更加残暴无度。大家心想，此番出征，就算不死在吴军刀下，恐怕也要死在张飞的鞭下。

张飞有两个部将，一个唤作张达，一个唤作范强，这两人对张飞早就恨之入骨，便一起商量说：与其受这家伙欺负，何不干脆杀了他，逃往东吴，也好向孙权邀功请赏呢！两人一拍即合，便策划阴谋，趁张飞喝醉酒没有防备之时，将其刺死，砍下首级连夜逃跑，顺长江而下，投奔孙权去了。

性格决定命运，张飞对待士卒刻薄寡恩，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张飞一死，全军上下都吓呆了，营都督不敢怠慢，忙派人送上一份奏表，十万火急交到刘备手中。刘备一听说奏表是营都督送来的，他当场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啊，张飞死了！”（噫！飞死矣。）

担忧终成现实，他一再告诫张飞要小心谨慎，仍无法避免灾祸的发生。自己最亲密的两位战友——关羽与张飞先后死于非命，刘备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他更加坚定决心，出兵讨伐孙权，为死去的俩兄弟报仇。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即刘备称帝三个月后，他亲自挥师东进，攻击目标直指东吴。

孙权并不想与刘备开战。在鼎立的三股势力中，孙权最为低调，曹丕、刘备都称帝了，他并没有迅速跟进。三方势力中以曹魏势力最强，倘若蜀、吴交战，只会削弱各自的力量，最终得益的只有曹魏。当然，孙权知道自己杀了关羽，又收容杀害张飞的凶手，刘备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派诸葛瑾与蜀汉交涉。

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兄弟俩分属不同的阵营。他给刘备写了一封信：“陛下与关羽的感情，比之陛下与先帝（汉献帝）的感情如何？荆州的大小，比之海内如何？若要复仇，应该先找谁呢？想明白了这些事，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没错，孙权是杀了关羽，但与曹丕颠覆汉室相比不值一提；孙权是夺了荆州，但与曹丕窃取天下相比也只能算小菜一碟。谁是刘备的头号敌人？当然是曹丕了，你不打曹魏，却攻我东吴，这是找错对象了。

这话说得没错。倘若刘备是个成熟的政治家，确实应该先对付曹魏，诸葛瑾说的与赵云的劝谏无异。不过刘备虽然当了皇帝，江湖习性却未改，太重兄弟情谊，故而情感战胜理智，这也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伏笔。

诸葛瑾的议和遭到刘备的拒绝，在东吴内部，便有人站出来造谣，说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心怀异志，表面上与刘备议和，暗地里却打算投降刘备。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孙权置之不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与诸葛瑾有生死誓盟，他不会负我的，就如同我不会负他一样。”

原来孙权与诸葛瑾相识多年，交往甚密，对他的为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诸葛瑾为人正直，不合道义的事他不干，不合仁义的话他不说。以前诸葛亮代表刘备出使东吴时，孙权曾对诸葛瑾说：“你跟诸葛亮是同胞兄弟，按理说，弟弟应该听哥哥的，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呢？如果诸葛亮愿意留下来跟你，我就写封信给刘备，谅他也不能强人所难。”诸葛瑾答道：“我弟弟已经投奔刘备，就有了君臣的名分，从道义上说不能再有二心。弟弟不留下来，跟我不会投奔刘备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诸葛家的家风，为人臣者止于忠，兄弟两人效忠于不同的君主，都应该尽职尽责，尽到自己的本分。听到这回答后，孙权更加敬重诸葛瑾的为人，对他高尚的品质从不怀疑。

就在这时，时任镇西将军的陆逊也听到别人的闲言碎语，便上书孙权，一方面表明自己绝不相信诸葛瑾会投降；另一方面也劝孙权及时安慰诸葛瑾，以免他心生不快。

看到陆逊的上书，孙权心里很高兴。自从吕蒙死后，陆逊便成为东吴军界的希望，这封信表明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同于俗人的俗见。

其实陆逊有所不知，孙权接到弹劾报告后，马上就转交给了诸葛瑾，并写了封亲笔信安慰他。孙权告诉陆逊：“我与诸葛瑾可以说是神交，不是外面的流言所能离间的。”他还把陆逊的上书转交给诸葛瑾，增进诸葛瑾与陆逊的个人感情。

东吴一直人才济济，但这些英才往往英年早逝，像孙策、周瑜、鲁肃、吕蒙等，寿命都不长。这些英才是东吴的中流砥柱，在鲁肃、吕蒙之后，还有诸葛瑾、陆逊这样正直的文臣武将，刘备想窥视东吴，还是不容易的。

此时刘备的进攻已经展开。这位蜀汉皇帝派吴班、冯习两名将军率领四万人马进攻巫县。东吴将领李异、刘阿不是蜀军的对手，很快溃败，蜀军进逼秭归。由于刘备刚丢失荆州不久，在荆州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武陵诸蛮夷部落风闻消息后，纷纷前来归降，蜀军声势大振。

为了抗击刘备，孙权把镇西将军陆逊提拔为大都督，总揽前敌事务，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等诸将共计五万余人，做好迎敌的准备。

孙权所担心的，不只是刘备。一旦蜀、吴交战，如果魏国趁机大举南下，他就面临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无论是蜀汉还是曹魏，都不是省油的灯，两线作战，孙权吃不消。大丈夫能屈能伸，刘备已是铁了心要报仇，和解是不可能了，那么孙权必须倒向曹丕，这是唯一的选择。

很快，孙权的使者抵达洛阳，正式向曹丕称臣。

曹丕当然眉开眼笑，不战而屈人之兵，岂非善之善者？诸大臣也纷纷上表庆贺，仿佛一统中国的日子已不远。

不过，有一个人显然并不那么乐观，此人便是刘晔。

刘晔是魏国著名谋士，当年汉中之战，他曾力劝曹操一鼓作气进攻川蜀，端掉刘备。只是曹操未能采纳其意见，最终让刘备坐大。如今孙权前来献上降书，群臣称贺，刘晔却不以为然，他对魏文帝曹丕说：“孙权无缘无故前来归降，必是内部出了紧急之事。以前孙权袭杀关羽，刘备定会兴师讨伐。外有强敌，众心不安，又担心我们突然发动进攻，孙权这才前来求降。一来可防止我们出兵，二来可借助于我们的力量，虚张声势，吓唬敌人。如今天下三分，我们已经据有十分之八，吴、蜀仅不过拥有一州之地罢了。如果他们依托山河，凭险恃要，有危难时互相救援，倒不失为保全之策。如今两国却反目为敌，互相攻伐，真是天助我也，我们应该大举出兵，渡江奔袭孙权。这么一来，蜀、魏两路夹击，吴国不出十天便会灭亡，吴国灭亡了，蜀国也就孤立了，难以长久生存。”

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刘晔说魏国据有中国十分之八，指的并不是土地面积，而是州一级的行政区。汉末全国有十三个州，蜀占据益州，吴占据扬州以及一部分荆州之地，所以刘晔说蜀、吴只各有一州之地。不过，比起北方诸州，扬州、益州的地盘是很大的，若从土地面积上看，曹魏帝国只占了一半左右。

曹丕不以为然地说：“人家大老远跑来归降称臣，我们却出兵讨伐，这不是令天下想归降的人怀疑我们的诚意吗？不如接受东吴投降，出兵征讨蜀国。”

刘晔答道：“吴国近而蜀国远，要是蜀国得知我们要进剿，势必会回师与我们决战，到时战争就没完没了。如今刘备一怒之下兴兵攻吴，若听说我们也进攻东吴，就知道东吴必亡。他一定乐意与我们共同瓜分，绝不会改变主意去拯救东吴。”

言下之意，攻蜀是没有胜算的，当年以曹操之智慧，尚且丢了汉中，何况他人呢？相反，攻吴则吴国必灭，到时天下只剩下魏、蜀两强，魏强蜀弱，魏优势明显。

曹丕不听，接受了孙权的请降。

对孙权来说，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若不是死得早，曹操一定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鼓作气先灭了东吴。曹丕毕竟不是英雄，否则三国的历史将就此结束。看来幸运女神还是垂青了孙权，当然，这个运气也是他主动争取来的。为了表示诚意，孙权把先前被关羽俘虏的于禁送还给魏国。曹丕故意让人画了“关羽战克”“庞德愤怒”“于禁降伏”等像，羞辱于禁。于禁见状不禁大为羞惭，不久后竟一命呜呼。

看来曹丕的气量，与父亲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除了遣回于禁之外，孙权还送回两名于禁的部将，一个是护军浩周，另一个是军司马东里衮，想让这两人在魏帝曹丕面前美言几句。

曹丕接见浩周与东里衮，问道：“依你们之见，孙权臣服这个事是不是可信呢？”

东里衮认为孙权归附只是权宜之计，他肯定不是真心实意地臣服的。浩周则拍着胸脯，信心满满地说：“孙权定会臣服。”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孙权言辞极为谦卑恭敬，态度非常诚恳，其归降之心，就像嗷嗷待哺的小孩翘首以盼父母一般。浩周甚至用全家人的性命为孙权打包票，认为他一定会真心归降。

浩周这么一说，曹丕听了很开心。自己现在乃是皇帝，理应“恩泽天下”，为了显示自己怀柔天下的宽广胸襟，他加封孙权为“吴王”，并加“九锡”。从曹丕羞辱于禁一事，可见他不过是气量狭小之辈，可他却偏偏要装出豁达大度的模样。

刘晔对曹丕的做法实在无法理解，没出兵灭了孙权就是大错了，有必要这样拉拢他吗？刘晔不客气地指出：“孙权虽有雄才大略，也不过是前汉的骠骑将军、南昌侯罢了，官轻势卑。陛下如果实在不得已接受他的投降，也只可擢升将军名号，封其为十万户侯，怎么能一下子就封王呢？”

皇帝有皇帝的思维方式。在曹丕看来，孙权是可以争取的。在此之前，孙权与曹操便有过一次默契，双方合谋除掉了关羽。相比之下，刘备是不可能投降的，对曹魏威胁也更大。曹丕的用意是以孙权牵制刘备，等到两方杀得筋疲力尽时，自己就可以从容地出来收拾残局了。

政治，就是博弈，是赌局。

不管怎么说，孙权赢得了喘息之机，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刘备的入侵了。

“年轻的无名小辈战胜了年老的庞然大物”

复仇的念头已经占据刘备的整个脑子。当他如愿以偿登上皇帝宝座后，一种孤独感随之而来。虽说麾下有一帮武将文臣，但若论及感情，没有人比得上关羽与张飞。回想起艰辛奋斗的几十年，不论时局如何凶险，关羽与张飞这两位难兄难弟总是相伴左右，让他在无比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泯灭希望。

不为兄弟复仇，自己枉作一辈子的大哥！

这时的刘备已是皇帝身份，按理说不必亲自上战场，只要在后方运筹帷幄就行了。只是他报仇心切，非要亲自操刀上阵不可。

此时蜀军前锋已占据秭归，刘备亲自抵达前线，打算率军沿长江东下，进攻东吴控制的江陵。皇帝冲锋在前，万一有闪失怎么办？治中从事黄权劝谏说：“吴人悍勇善战，我们的军队顺流而下，前进容易，后撤困难。微臣愿意担任先锋，与敌人决一死战，陛下应该坐镇后方。”

我要为兄弟报仇，却躲得远远的，这像话吗？刘备不假思索，一口回绝黄权的建议。他把军队分为江南、江北两部，自己亲率江南诸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向东挺进；同时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负责指挥江北诸军，协同作战。

两路人马齐头并进。

刘备率领的南路兵团进抵夷道县的猇亭，在此安营扎寨；黄权率领的北路兵团前锋也进抵夷陵附近。

夷陵成为蜀、吴两国的必争之地。

我们且来说说夷陵的战略地位，夷陵即现在宜昌东，其西面便是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长江三峡包括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这一段区域长江水流湍急，多险滩，两岸地形险峻，高山对峙，峭壁林立。过了夷陵往东，地形逐渐开阔平坦。

陆逊是这样说的：“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意思是说，夷陵乃是军事要冲之地，是国家门户，这个战略要地是不容易守住的，一旦丢失，损失的不只是一个郡的地盘，整个荆州都可能完蛋。

刘备要东征，一定要拔掉夷陵这颗钉子，这样既可保证长江航道的安全，同时优势步兵进入地形平坦区后才能便于展开。

陆逊麾下有五万人马，他一面调兵遣将，严防死守，拉开架势与蜀军对峙，一面不断派斥候打探军情，侦察蜀军的部署。

很快，侦察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刘备把军队分布于长江南、北两岸，沿着山岭安营扎寨，兵营有数十个，绵延八十里，营与营相连，远远望去，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如长龙卧岭。刘备这架势够大的，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气势。

不过，东吴人可不是吃素的。

面对刘备的挑衅，吴军上下士气如虹，将领们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为什么呢？因为东吴将领打心眼里瞧不起刘备，他们认为，当年若不是孙权及时出手，刘备早不知死哪去了。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刘备忘恩负义，借了荆州，有借无还。不过，不还又如何？吴人略施小计，关羽授首，荆州不就又回来了吗？

自从孙策奠基江东以来，吴军战斗力之强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赤壁一役，令不可一世的曹操蒙羞。这是吴军战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以曹操之强，吴人尚且能挫败之，何况是刘备呢？诸将纷纷请战，自告奋勇充当先锋，要与刘备一决死战。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都督陆逊拒绝出战，他对诸将说：“刘备倾巢而出，举兵东下，锐气正盛，占据高山险要地形，难以进攻。贸然出击，即便侥幸得手，也不能完全歼灭敌军；倘若进攻不利，就会元气大伤，这可不是小失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激励士气，制订战略计划，等待时机成熟。如果这里是平原地带，我们尚有被攻击的担忧；但刘备把部队沿着山岭布置，兵力无法展开，反倒把自己困在树木、乱石之中，我们且耐心等待他们暴露出破绽。”

此言一出，诸将大为不快，都认为陆逊不过是胆小之辈，这种人也配当统帅，真是耻辱。

陆逊担任吴军大都督，很多人是不服的。

在被吕蒙举荐之前，陆逊在东吴军界的名气并不响亮，尽管他曾讨伐山贼盗匪，但那只是次要战场。如果不是吕蒙慧眼识英雄，陆逊的军事天才很可能被埋没。在擒杀关羽的荆州之战中，陆逊着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先是以低声下气的语气写信迷惑关羽，造成畏敌的假象，关羽中计，悉数调兵北上，以致后方空虚，为吕蒙的奇袭提供了良机。

在收复荆州之战中，陆逊的表现光彩夺目。他先是与吕蒙联手，一举拿下重镇公安、南郡，后来独立领一军，一路向西，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陆逊先攻宜都，蜀将樊友弃城而逃；紧接着，他派李异、谢旌率一支三千人的部队，水陆并进，大破蜀将詹晏、陈凤；又分兵攻蜀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吴军一路杀到秭归，招降当地酋豪文布。西征之役，拓地数百里，俘获蜀军数万人，可谓战功赫赫。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将领认为陆逊的成绩实有运气的成分，他在西征途中并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那些手下败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名将。这不，刘备亲自出马，陆逊就成了缩头乌龟，只会找借口避战。

面对诸将的质疑，陆逊坚持己见。

吕蒙曾这样评价陆逊：“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吕蒙欣赏的正是他的深谋远虑。战争是一门艺术，并不是单纯靠勇气就能得胜，更重要的是智谋。战争有一定的原则，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法，战场形势千变万化，高明的统帅能站在制高点上，因势利导，选择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做出最有利的反击。

从蜀、吴两国对阵形势分析，蜀国皇帝亲征，打着复仇的旗号，士气如虹，兼倾国之兵，在实力上占有优势。陆逊只有五万兵力，不仅要对付精锐的蜀军，还得对付归附刘备的蛮族部落，劣势明显。不仅如此，刘备占尽地利，军队驻扎在险要之山地，进可攻，退可守，兼据长江上游，若以水师攻击，也是有优势的。

不过，刘备并没有充分利用地形上的优势。

首先，他把胜利寄托在陆战上，根本没考虑把水师投入战斗。水上战斗与陆上战斗有很大不同，内河作战，顺流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中国古代内河战争史上，顺流一方赢得胜利的概率，要远远高过逆流的一方。若以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陆逊将被迫在陆地与河流同时迎战，非常不利。那么刘备为何弃水师不用呢？

我想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蜀军的水师力量比吴军弱。刘备早年在北方战场驰骋，都是陆战，罕有水战。后来他投奔荆州刘表，在曹操大举南下时，才拼凑起一支水师，由关羽指挥。关羽是蜀军中最优秀的水军将领，正因为如此，才有水淹七军的经典之战。关羽死后，蜀军中没有出色的水军将领，这是刘备弃水师不用的原因之一。

第二，黄权曾警告刘备，水师顺流而下，进攻当然有利，但是风险不小，万一进攻不利，逆流撤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东吴水师很厉害，刘备对水战心里没底，担心吃了败仗后无法全身而退，故而更倾向于陆上争锋。

后来陆逊在写给孙权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我本担心刘备会水陆并进，现在他却舍弃水路不走，只走陆路。”由此可见刘备着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过于小心谨慎，而战争，有时候不冒风险是不行的。

再来说说刘备犯的第二个错误。

蜀军在军事部署上有很大问题。刘备把军队分割为江北、江南两部分，沿着长江两岸的山岭安营扎寨，兵营数十座，绵延八十余里。这个架势看起来颇吓人，可细细分析，就发现其中问题很大。两部军队被长江隔开，一旦出现情况，难以互相支援；兵营沿着山岭地带分布八十余里，道路不好走，军队失去机动性，难以大规模展开。后来陆逊评论刘备的部署说：“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也就是说，这个阵营拖得太长了，而且集中在狭长山岭地带，根本不可能出奇制胜。

刘备这个阵势，不像是进攻，更像是用于防守。

倘若吴军发动进攻，蜀军占据险要地形，自然有优势。作为一名沙场宿将，刘备为什么采取这么一种防御型的阵势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想诱使吴军主动进攻，在防御中消耗吴军的力量。毕竟蜀国一方是入侵者，已占据长江三峡数百里之地，陆逊能无动于衷吗？

说实话，刘备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东吴军队在夷陵、猇亭一线与蜀军对峙达半年之久，陆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东吴将领们为了收复失地，多次请求陆逊出兵，陆逊坚决拒绝。在诸将眼中，陆逊早已是胆小怯懦的代名词，大家打心眼里鄙视他。

反对陆逊的将领中，有些是当年与孙策打天下的老将，有些是孙氏家族的亲戚，论资历、论权势都不可小觑。他们或仗着军功，或仗着后台，与大都督唱对台戏，对陆逊的命令置之不理。总司令是那么好当的吗？倘若陆逊意志薄弱，恐怕要被众人的意见所绑架。

但是，在军心离乱的关键时刻，陆逊表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沉着与坚定，他手按剑柄，以严厉的语气呵斥诸将：“刘备乃是天下闻名的英雄，连曹操都忌惮他三分，如今他已率领大军入我边境，这乃是强劲的对手。诸位深受国恩，理当和睦共处，齐心协力消灭敌人以报效国家。然而，你们却公然违抗命令，这是为什么？我虽是一介书生，受命于主上，主上之所以委屈各位受我的节制，乃是认为我还有些许可称道的地方，可以忍辱负重。各位都有各自的职责，岂容推辞；军有军法，不可违犯！”

与其他赳赳武将不同，陆逊是书生出身，是儒将，然而此时他刚毅的眼神中充满不可侵犯的威严，手握的宝剑微微出鞘，杀意袭来，令人不寒而栗。所有人心头一颤，看不起陆逊是一回事，违抗总司令的命令是另一回事，抗命不从是要掉脑袋的。

在陆逊的铁腕下，这些桀骜不驯的将领们夹起尾巴，没敢贸然出击。

陆逊只守不攻，刘备反倒被动了。

为了诱使陆逊来攻，刘备打算抛出诱饵。蜀军大都督冯习、前部督张南策划一个方案，由将军吴班率数千人马出山地，在平地筑营。平地筑营，无险可守，东吴将领们又纷纷说，机不可失，应当马上出击，消灭这支蜀军。

数千名蜀军莫名其妙地跑到平地筑营，弃山林之险，这不合常理。陆逊判断说：“这其中必定有诈，我们暂且观察，不宜轻举妄动。”大家没办法，心里又嘲笑总司令真太胆小怕事了。

果然不出陆逊所料，过了几天，刘备见敌人不上钩，按捺不住了，只得悻悻退兵。此时吴军侦察兵清楚地发现，在山谷中还埋伏有一支八千人的蜀军。陆逊对众人说：“我之所以没有听各位的建议进攻吴班，正是猜测刘备必定有诡计。”在事实面前，吴军将领们对陆逊的态度有了变化，看来总司令的坚持是对的，否则冒冒失失出击，偷鸡不成还要蚀把米呢。

经过半年对峙，陆逊已经把刘备的老底摸清楚了，这位蜀汉皇帝已是黔驴技穷。刘备没敢动用水师，陆军又受山岭地形限制，被迫分布在绵延数十公里的阵线，无法形成铁拳出击，对吴军威胁不大。于是陆逊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分析战场形势，指出刘备的弱点所在，并说：“臣虽不才，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无可忧者……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也就是说，陆逊已经酝酿好反击的计划，成竹在胸矣。

转眼已到闰六月，陆逊准备反击了。

此时有一批将领跳出来说：“发动反击应该在刘备立足未稳之际，此时蜀军已深入五六百里，与我们对峙七八个月，各险要之处都加强防守，现在出击为时已晚，肯定捞不到便宜。”他们心里还在犯嘀咕，半年前我等要求反击，总司令不肯，如今敌人的营寨早就如同铜墙铁壁，去了岂不是碰壁吗？

陆逊解释说：“刘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作战经验丰富，蜀军开始集结时，他考虑得十分周到，没有什么破绽。如今蜀军驻扎时间已久，却找不到我军的漏洞，士兵们久固山林，疲惫不堪，心情沮丧，士气低落，已是无计可施。消灭敌人，就在今天。”

为了一窥蜀军虚实，陆逊先发动了一次攻坚战。他派兵攻打蜀军一处军营，经过半年的经营，营垒果然固若金汤，又依险而守，难以强攻。吴军这次出击不利，很快败下阵来。不怀好意的将领们冷笑道：“这个大帅只会吹牛，不过是白白牺牲士兵的性命罢了。”其实陆逊发动这次试探性的进攻，只是为了近距离观察蜀军营垒的弱点，他心里早已有了破敌之计。

蜀军营垒相连，绵延百里，地形狭窄，又依山伴林，倘若用火攻，蜀军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俗话说，水火无情。直到今天，水灾与火灾仍是人类面临最严重的灾害，在战争中，能善用水、火两种利器，其威力可能超过十万之师。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正是采用火攻战术，大破曹操水师；在樊城之战中，关羽则利用水攻战术，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如今陆逊又想到了火攻战术，正是因为他发现了蜀军的致命弱点。

我们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刘备屯兵于长江两岸，已有半年之久，为什么陆逊迟迟没有采取火攻战术呢？

这是有原因的。

前期刘备来势汹汹，东吴已丢失数百里之地，战略重心在于防御而非进攻。正如陆逊所言，刘备是一代枭雄，没摸清其底细之前，绝不可以冒冒失失决战。经过数月的观察，陆逊发现了蜀军的弱点，却恰好碰上雨季，显然不是火攻的良机。直到闰六月，正是夏秋之交，雨季结束了，这才可以把火攻付诸战场。

东吴士兵每人随身携带一束茅草，逼近蜀军营垒，开始纵火。此时夷陵一带主要风向仍是东南风，风是往西吹的，火势扑向蜀军营垒。营垒的木栅、帐篷都是易燃之物，加之草木繁茂，这火一烧还了得，火势很快蔓延开来，一座座营垒都烧起来了。

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尽管刘备是沙场宿将，终究百密一疏，仅此一疏，他就要输个精光了。蜀军总司令（大都督）冯习、前锋总指挥（前部督）张南赶紧组织人力灭火，火还没扑灭，吴军如排山倒海般冲了上来。此时的蜀军早就乱了阵脚，哪里顾得上抵抗呢？在一阵混战中，冯习、张南都被吴军所杀，前来助阵的胡人部落酋长沙摩柯也死于非命。将军杜路、刘宁等身陷重围，只得缴械投降。

吴军的攻势在江北、江南同时展开，负责南线作战的吴军将领是安东中郎将孙桓。

孙桓是孙氏宗室中的佼佼者，史书称他“器怀聪朗，博学强记”，有“宗室颜渊”之誉，被人比作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可见此人道德修养是很高的。孙桓曾在讨伐关羽之战中，降敌五千，一战成名。陆逊下达总攻令后，孙桓率部进攻夷道猇亭，这里的蜀军是刘备的精锐之师，吴军初战不利，反而被蜀军包围。

情形不妙！孙桓紧急向陆逊求援。

此时江北战场正进入关键时刻，能否全歼敌人，在此一举。对孙桓的求援信，陆逊只是瞥了一眼，说：“现在不可以。”诸将劝说道：“孙桓乃是主公的族侄，现在被包围了，形势危急，怎能不救？”陆逊答道：“孙桓深得军心，虽被包围，城池坚固，粮食充足，不必担心。等到我大功告成，用不着救援，孙桓之围自然就解了。”说完，陆逊披甲上阵，指挥大军乘胜追击。

为了抵挡吴军凶猛的攻势，刘备亲自坐镇马鞍山，收拢残兵败将，沿着山岭构建了一道环形防御线，企图力挽狂澜。

然而，吴军已然是杀红眼了。

陆逊严令各军从四面八方进攻，此时蜀军人心涣散，刘备亲自压阵也于事无补。在一片喊杀声中，蜀军的防线完全崩溃。负责殿后的傅肜拼死抵抗，杀到最后，所有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一人。陆逊派人劝他投降，傅肜破口大骂道：“吴狗，岂有投降的大汉将军呢？”说罢冲入敌营，力战而死。这里我们说个题外话，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崇尚气节的朝代，其战争史上很少出现投降敌人的将领，蜀以继承大汉自居，大汉将军可以战死，不可以投降，这就是气节。

蜀军兵败如山倒，开始夺路而逃，同时从水路撤退。在这场战争中，刘备的水师只承担运输的作用，并没有当作一支突击力量。由于山岭地形限制，那么多人的大部队要从陆地撤退是不容易的，因此有一部分随水师撤退。然而，舰队西行便是水流湍急的三峡，逆水行舟，谈何容易！东吴舰队紧咬不放，眼看蜀舰队就要被追上了。当时指挥蜀舰队的将领是程畿，其部下纷纷劝道：“追兵快到了，应该解下小船撤退。”小船比大船跑得快，这话的意思就是让主将快逃。程畿断然拒绝道：“我从军以来，就没学过如何逃跑。”他决心与舰队共存亡。蜀舰队焉是经验老到的吴舰队的对手，程畿战死，舰船或沉或降，全军覆没。

马鞍山决战，刘备输光老本。他仰天长叹，在暗夜的掩护下无奈西逃。

再来看看江南的战事。

吴安东中郎将孙桓出师不利，被蜀军围困于夷道，向陆逊求援，陆逊置之不理。孙桓非常不高兴，满腹牢骚：没见过这样的统帅，部将有难却顾若罔闻，这可是事关生死的事呢。没办法，他只好据城固守。没过多久，刘备战败的消息传来，蜀军不敢恋战，慌慌张张撤围而去。

当时世人把孙桓比作颜回，可见他道德修养颇高，并不是一个记恨的人。倘若遇到一个小肚鸡肠之辈，陆逊恐怕也要倒霉。就好比西汉名将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出于全盘战略考虑，没有出兵援救梁王刘武，后来便遭到刘武的报复。陆逊的运气比周亚夫要好，孙桓解围后，渡江与陆逊会师，他对总司令说：“起初我确实埋怨过您不肯相助，到现在才知道将军调度有方。”

孙桓首战不利，急着要立功，便自告奋勇，追击刘备。此时的刘备已然如惊弓之鸟，他的部队损失已达数万人之多。为了阻止吴军追击，他下令把铠甲等物资堆在隘口，放一把火把它们烧了。陆逊用火攻，刘备用火阻敌，火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不过，这也只能暂时迟滞吴军，孙桓抄小路截击，刘备差点完蛋。这位蜀汉皇帝狼狈到了极点，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逃出孙桓的魔爪。他恨恨地说：“以前我在京城见过孙桓，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没想到今天被他坑得这么惨！”

夷陵一战，是刘备生平最后一战，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战。战死沙场的将士有数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大都督、前部督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所有的战船、武器、粮食物资都落入吴军之手，蜀军士兵的尸体浮满长江的江面，随着无情的江水漂到下游，真算是死无葬身之地。

蜀汉残留的一支军队在镇北将军黄权的率领下向北逃窜，无法返回，无奈之下，黄权只得率部向魏国皇帝曹丕投降。

与刘备的黯然失色相比，陆逊则光芒四射。

在此之前，陆逊的能力屡遭诸将怀疑，认为他不过是靠着关系才当上总司令。他的妻子是孙策的女儿、孙权的侄女，与公室也算沾亲带故；同时，他又为前任总司令吕蒙所力荐，这些都是他飞黄腾达的一些外在因素。不过，这些因素是次要的，他卓越的军事能力才是孙权、吕蒙所看重的。

东吴的地盘，是古代吴、越、楚之地，蛮夷甚多，民风强悍，整体文化水平不如中原。与哥哥孙策相比，孙权的行军作战水平是不行的，但他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有识人之才与高超的统治能力。他的才能与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故而十分器重有学识有修养的人。以前吕蒙只会舞枪弄棒，孙权认为这不过只是匹夫之勇，要成为统帅，还得多读书。在孙权的鼓励下，吕蒙发愤求学，手不释卷，令鲁肃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东吴历任总司令，包括周瑜、吕蒙、陆逊，都在战场上立下不世之功勋，他们的共同点是智慧超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班超曾经说过：“明者睹未萌。”英国铁血首相丘吉尔有更为贴切的议论：“他具备那种最深入、最本质的灵感，可以刺穿话语和事物的表面——就像可以隐约但有把握地看到砖墙的另一面，或是能够提前嗅出猎物。与这种素质相比，专业知识、学问、口才、社会影响、财富、名声、逻辑、勇气这一类优点都一文不值。”

在别人都没有看到陆逊的潜力时，孙权、吕蒙都看到了，这就是“明者睹未萌”；在其他将领都看不到胜利的机会时，陆逊看到了，这也是“明者睹未萌”。

在夷陵之战的过程中，陆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刘备在战场上的施压，另一方面是部将们在心理上的抵制。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是一种担当，非意志坚忍不拔者不能为之，一旦你失败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人生就此毁灭。陆逊的坚持来自自信，自信来自卓越的判断力，判断力来自他的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这不是光靠聪明才智就能做到的，有些人有聪明才智，但只能当谋士，出出谋、划划策，他们不用承担后果；能深谋远虑，又敢下决心，敢承担责任，这才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为什么伟大的人物总是寥若晨星？原因正在于此。

这一战赢得太漂亮了，之前对陆逊的军事才能深表怀疑的将军们都哑口无言，因为几乎所有的奇谋妙策，都是出于陆逊之手。陆逊如同一位高明的棋手，冷静从容，每步棋都意味深远，最后抓住敌人的弱点，一击致命。大家不服也得服，口不服心也得服。

在整场战事中，陆逊从来没有借助孙权的权威来压服部将，直到战争结束后，孙权才得悉他被众人反对之事。真傻，何必自己顶着呢？你忘了背后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吗？孙权对陆逊说：“你怎么不向我举报那些不听话的家伙呢？”

陆逊答道：“我深受王恩，这些将领不是主上的心腹便是功臣，都是主上所应当依赖、共谋大事之人。我一直仰慕蔺相如、寇恂这样的名臣，他们都能委曲求全，以国事为重。”蔺相如是战国时代赵之名臣，寇恂是东汉名臣，他们都是知晓大节之人——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回答，足见陆逊的高风亮节。

孙权听后打心底里更加敬重陆逊，加封他为辅国将军，兼任荆州牧。

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一样，在三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官渡之战确立了曹操在北方的霸权；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夷陵之战则基本确定了三国的版图。这三场经典战争也确立了曹操、周瑜、陆逊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这三位英雄级的人物都是在劣势中以智取胜，赢得漂亮的胜利的。可以说，此三役都是生死决战。官渡之战及赤壁之战前文已说，此处不赘言，单说夷陵之战的意义。

夷陵之战前，魏、蜀、吴三国各有各的优势与劣势。

魏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加上曹操数十年之经营，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均有先发之优势；其劣势是曹操已经去世，曹丕的才能与其父相去甚远，智慧不及孙权，雄才不及刘备。

蜀国虽崛起最晚，发展势头却最猛，刘备扛起“汉”家大旗，在政治上还是有相当的号召力的，毕竟大汉存在四百年之久，人心思汉；其劣势是刚刚丢失战略要地荆州，两员大将关羽与张飞都死于非命，军事力量已大打折扣。

吴国则相反，夺取荆州后如虎添翼，政权稳定，内部团结，这是其优势；与曹丕、刘备相比，孙权没有称帝，政治影响力不及魏、蜀。曹氏称帝，乃是水到渠成；刘氏称帝，乃是凭借皇室后裔的名头；孙权称帝时间要比曹、刘晚很多年，主要是没政治资本，在军事上又面临蜀、魏的两线进攻，这是其劣势。

夷陵之战的直接原因，是刘备为关羽复仇。不过，若是深究，我们会发现战争的导火索早在赤壁之战时便埋下了。

赤壁之战中，刘备与孙权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联手对付曹操，因为事出紧急，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荆州一直是吴、蜀的分歧所在，最终只能诉诸武力，吴人杀死关羽、夺取荆州，却埋下新一轮战争的种子。

应该说，刘备攻吴是一个十分不明智的选择。他刚扯起“汉”的旗帜，应集中力量对付曹魏，趁其关中叛乱迭起之际，夺取关中之地，收罗关中诸将帅，进而窥视中原，这才是当年汉高祖刘邦之事业。他却意气用事，挥师东向，孙权为了自保，假意投诚曹魏，蜀汉便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

这时的吴国可谓危机空前。刘备东征的威胁是巨大的，如果曹丕大举南征，两线作战的吴国必定土崩瓦解。退一步说，即便曹魏不进攻，只要吴国陷入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也只能完全投靠曹魏，其独立性也将荡然无存，将沦为魏国的附庸。所幸的是，曹丕低估了孙权的雄心，非但接受其投降，还加封其为“吴王”，解除了吴国的北面威胁，令孙权可以从容地集中力量对付刘备。

夷陵之战，东吴取得彻底的胜利，几乎摧毁了蜀军主力，保障了东吴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独立性，避免沦为魏国的附庸。蜀国元气大伤，只是其国家地形险恶难攻，暂时免于外患，但扩张已是戛然而止。魏国坐山观虎斗，本想收渔翁之利，最后错失良机，落得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从此，三国进入长期相持的局面。

刘备的一生，靠的不仅仅是运气

夷陵兵败后，刘备只身逃到白帝城，陆陆续续收拢了一些残兵败将。他一生遭遇挫折无数，总是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最后奇迹般地改写了人生命运。眼看时来运转，打下一块根据地，开国称帝，也算是风光无限。不意命运无常，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耻辱，仿佛从高高的云端狠狠地摔落在地上。

他没有回成都，而是滞留在白帝城。都说刘备脸皮厚，其实再厚也有限度，他无颜见成都的父老乡亲，他把人家的子弟送到战场，这些人多数都没能活着回来，他无法直面千万双饱含怨恨的目光。他病倒了，一方面是惊惶逃亡后的心力交瘁，另一方面是报仇无门的苦闷与丧师的耻辱，双重打击压垮了这位铁一般的汉子。

刘备的病越来越重，原本体格健壮的他日渐消瘦，吃药也不见起色。大家都预感到大事不妙，在这种情况下，留守成都的新帝国丞相诸葛亮来到白帝城，以备不测。

对于一个新政权，军事上的失利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危险的便是内部的叛乱。就在诸葛亮前往白帝城时，一场叛乱爆发了。

叛乱发生在汉嘉（今四川雅安）。时任汉嘉太守的黄元与诸葛亮向来不睦，据史书载，黄元为人“凶暴”，素无恩信。诸葛亮以霹雳手段治蜀，用法比较严峻，想必黄元早就上了他的黑名单。诸葛亮迟迟没有动黄元，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刘备当年夺取蜀地并不十分光明正大，为了维系统治，不得不平衡各方力量，留用不少旧官员。黄元仗着有刘备撑腰，不把诸葛亮放在眼里。

现在刘备病重，黄元心里犯嘀咕：若是刘备死了，想必诸葛亮就会掌权，这对自己十分不利。他转念一想：这年头靠枪杆子说话，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发言权。刘备都成光杆司令了，我怕什么呢？老子也有兵，就不会占山为王，割地自雄吗？区区一个诸葛亮，我怕他个鸟！

于是黄元据汉嘉郡起兵作乱，叛军火烧临邛城，成都为之震动。

这时诸葛亮已离开成都，成都守备空虚，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倘若叛军攻城，成都守得住吗？留守太子阿斗（刘禅）才十六岁，面对叛军突然发难，他手足无措。幸好治中从事杨洪沉着冷静，马上召集陈曶、郑绰等将军开会，商讨平乱事宜。

在军事会议上，诸将分析叛军的战略企图，认为黄元的叛军很可能有两个选择：其一，进攻成都，因为成都是蜀国首都，守备又较薄弱；其二，叛军可能经越巂南下，占领南中之地。

杨洪冷笑道：“黄元为人残暴，毫无恩信可言，依我之见，他没有能力进攻成都或南下南中。他最可能的一条路，便是沿着青衣江顺流而下，若是打探到主上的病好了，就负荆请罪；若是发现情况有变，就逃往吴国求个活路。”

杨洪认为黄元没什么本事，人品又差，干不了什么大事，不必担心。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蜀政府军人数虽然不算多，对付黄元却绰绰有余。黄元的部下没几个愿意为他卖命，一战即溃。黄元落荒而逃，正如杨洪所说的那样，他没有逃往南方，而是乘船沿青衣江东下。早埋伏在南安峡口的陈曶、郑绰两将突然率舟师杀出，把黄元逮个正着，就地正法，斩首示众。

这场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了，没有危及蜀国的根本。

反思东征，刘备颇有悔意。

现在他是皇帝，皇帝应该有皇帝的胸襟，而不是意气用事。他的志向是重振汉室，而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私人恩怨。与孙权相比，北方的曹丕才是最大的敌人，中原才是他的梦想。他不由得想起先祖刘邦，刘邦被封为汉王时，只有汉中之地，比自己的地盘还要小，小又如何，不还是笑到最后吗？不也成为最终的胜者吗？当年的项羽，比现在的曹丕更加强大，刘邦为什么能克敌制胜呢？在于他有胸襟，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谋大敌。如今放眼天下，能够联合的力量只有孙权，可是自己非但没有采取统战政策，反而以武力挞伐，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岂非是自己鼠目寸光吗？

一步棋走错了，足以成为千古之恨，刘备光复中原的梦想注定无法实现，老天爷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诸葛亮的到来，令刘备有几分宽慰。

自“三顾茅庐”以来，诸葛亮对刘备集团的崛起做出巨大的贡献。“隆中对”是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方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战略计划。在刘备寄人篱下、毫无头绪之时，诸葛亮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没有诸葛亮的战略主张，刘备恐怕还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没有根据地的流寇。

诸葛亮不仅是第一流的战略专家，也是第一流的政治家。这一点在三国时就已得到公认，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魏国著名谋士贾诩说“诸葛亮善治国”，刘晔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刘备入主益州后，便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每当刘备领兵出征时，诸葛亮就坐镇成都，负责后方事务以及前线补给。这时他充当的角色，十分类似西汉初的萧何。刘备称帝后，诸葛亮成为新帝国的丞相，录尚书事，总揽政事。

在我们的印象里，诸葛亮是个温文尔雅之人，其实他是有霹雳手段的。他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一方面是因为蜀地在刘璋统治时法网宽松，政府没有威信；另一方面是因为刘备手下的将领们个个飞扬跋扈，毫无军纪观念，流寇思想严重，难以约束。这种情况给蜀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比如说关羽与张飞，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但一个藐视同僚，一个苛待士兵，最后都死于非命。再比如说刘封，自恃为刘备养子，拒援关羽，逼反孟达，也是目无军纪的典型。我们必须看到，诸葛亮虽有心整饬法令纪律，权力却比较有限。不要说关羽、张飞这些人他碰不得，就是黄元这样的地方大员他也碰不得。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去冒犯刘备。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并没有阻止刘备东征。

诸葛亮是反对东征的，但他并没有劝阻，这是为什么呢？在劝阻东征的人中，说话最有分量的是赵云，他在蜀汉军队中的地位与关羽、张飞相当，他反对的结果是被刘备弃而不用，在夷陵之战中，我们没看到赵云的影子。另一个极力反对东征的秦宓更倒霉，被逮捕下狱。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有自己的顾虑：自己的老哥诸葛瑾是东吴重臣，若是劝刘备不要攻吴，不免会被人怀疑别有用心；况且这个时候刘备被复仇的念头冲昏了头脑，没有理智可言，就算劝也是白劝。

在诸葛亮看来，能够劝阻刘备的只有一个人，只是此人已经死了。这个人就是法正。刘备能夺得益州，法正是第一功臣，可惜他在刘备称帝前一年去世了。法正性情耿直，好恶分明，有智慧，有谋略，后来诸葛亮不无惋惜地说：“如果法正还活着，一定会阻止主上东征；即便东征，也不会败得这么惨。”

法正死了，关羽、张飞也死了，晚年的刘备有一种凄凉感，所幸的是诸葛亮还在。此时的刘备卧病不起，身体每况愈下，他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是时候交代后事了。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三月，病危的刘备唤来诸葛亮，握着他的手说：“先生的才华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可以辅佐，先生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材，先生可取而代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说刘备的话里不无作秀的成分，却也是他的心里话。刘备是比较看重江湖义气的，即便当了皇帝也没改变。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刘禅只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不知军旅之艰辛，不知创业之艰难，更没经历过大风大浪，资质平常，难堪大任。诸葛亮是治世之能臣，他来统治国家更合适。

诸葛亮感动得流下两行眼泪，他动容地说：“臣愿竭肱股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就叫士为知己者死。想当年自己只是一文不名的书生，刘备三顾茅庐，礼贤下士，他的才华才有用武之地。他只有竭忠尽智，辅佐刘禅，才对得起刘备的知遇之恩。

这也是肺腑之言。

刘备很欣慰，他写了封信给太子刘禅，说道：“人要是活过五十岁，就不能叫早夭了，我今年已经六十多了，没有什么遗憾，所牵挂的只是你们兄弟三人（刘禅、刘永、刘理），你们要努力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贤德才可服人。老爹我德行浅薄，不值得你们效仿。你要与丞相共同治国，把他当作父亲对待。”

他指定丞相诸葛亮为辅命大臣，尚书令李严为副臣，共同辅佐刘禅。

安排完后事，刘备生命之烛已燃到尽头了。

该年四月，一代枭雄刘备撒手人寰。

刘备没能完成一统天下的心愿，但他绝不是个失败者。与曹操、孙坚父子相比，他的奋斗更加艰辛。他没有官宦背景，没有家族势力可以倚仗，白手起家，从最底层干起，靠着自己的奋斗，最终成就一代伟业。他屡仆屡起，屡败屡战，百折不挠。他多次寄人篱下，多次亡命天涯，九死一生。

他投靠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当时中国大地上的重要军阀，他几乎全投靠过。他二十七岁开始军旅生涯，初征张纯便险些丢了性命，躺在草丛中装死躲过一劫；他曾被吕布、袁术打得满世界乱跑，差点被赶入大海里喂鱼；在小沛，他被袁术大将纪灵重兵围困，若非吕布辕门射戟解围，他死无葬身之地；在许都，他参与反对曹操的政变，因逃得快免遭毒手，其他参与政变者皆遭灭顶之灾；在荆州之战中，他一路亡命，好几次差点就被曹军逮住；及至到了生平最后一役夷陵之战，他全军覆没，被东吴小将孙桓断了退路，差点阴沟里翻船。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刘备一生艰难创业的几个小片段。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曹操在煮酒论英雄时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魏之谋臣贾诩、郭嘉都说刘备乃是“雄才”，东吴之周瑜称他为“枭雄”。英雄也好，枭雄也罢，都证明他是人中之杰。

在军阀林立的汉末，何以刘备最后能成为三国鼎立的主角呢？那些曾比他更强更盛的军阀们一个个倒下时，他为什么能屹立不倒呢？他身上有什么别人所没有的闪光点呢？

首先，刘备比较宽厚仁慈。

与曹操相比，刘备很少擅杀臣僚，这点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颇为相似。在军阀并起的汉末，刘备的名声是比较好的，好名声就是他的政治资本。陶谦让徐州是刘备人生的转折点，陶谦看重的便是刘备的品格。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刘备的宽厚：夷陵兵败后，蜀将黄权投降曹魏政府，当时许多人非常生气，主张逮捕黄权家人，刘备说：“是我负黄权，不是黄权负我。”非但没有将黄权的家人治罪，反而对他们优待有加。当时有传言称黄权家人被害，消息传到魏国，黄权说：“这是谣言，不确切。”后来果然如黄权所料。刘备对待部属宽厚，对待百姓则很仁慈。譬如曹操攻荆州时，十几万百姓跟随刘备撤退，严重拖延军队行进，刘备仍不忍抛弃百姓，以致差点全军覆没。后来他能成就帝业，不能不说与得民心有关。

其次，刘备有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这是一种气场，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便是在刘备极度落魄、寄人篱下、还没做出伟大事业之时，他就被人称为“雄才”“人杰”“英雄”，这着实很难令人理解，可见他是那种一举手、一投足都散发着英雄气质的人物，让人相信他绝不是一般的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把这种人格魅力称为“英雄之器”，也正是这种人格魅力，把许多优秀人才吸引到他身边，为他打拼出一片天地。

其三，刘备有识人用人之才。

三国历史之所以和其他乱世比起来更为精彩，正在于角逐之三方都非平庸之辈，曹、刘、孙都是百年不遇的帝王之才，他们的臣僚中不乏千古名臣。这不仅是一个强者竞争的时代，也是智者竞争的时代。从人才的数量来说，蜀汉不及魏、吴，但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曹操有先发之优势，孙权有三代之经营，刘备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三顾茅庐乃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没有刘备的求贤若渴，就没有诸葛亮的到来。诸葛亮对蜀国所起的巨大作用，是魏、吴两国任何一个臣僚都不能比的，他不仅为刘备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在刘备死后，更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柱。

其四，刘备有坚忍不拔、百折无回的品质。这一点前面所述已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刘备也有不足之处。

陈寿评论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与曹操相比，刘备的智慧权谋稍显不足。首先是军事才能不足，“屡败屡战”固然是个性顽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刘备行军作战并不高明。魏臣赵戬说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这个评价虽然刻薄，也反映出时人对他军事能力的质疑。其次，他的统御力不如曹操，他以个人魅力及宽厚本性吸引了不少人才前来投奔，然而宽厚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产生很坏的结果。譬如他对关羽、张飞过于纵容，关羽傲慢凌人，张飞虐待士卒，刘备不能制止，以致最后两人都死于非命。故而诸葛亮治蜀以严，正是为了补救刘备“宽”之偏。

作为帝王，与曹操、孙权相比，刘备江湖习性较强，这既让他重江湖义气，特别是兄弟义气，同时也让他易于感情用事。东征吴国是刘备一生最大的败笔，他没有正确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还葬送了最精锐的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葬送了蜀国的未来。

在弥留之际，刘备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断：以诸葛亮为顾命大臣辅佐刘禅，实际上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这既是信任他的能力，也是信任他的人品。

诸葛亮有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名篇《出师表》里，他曾这样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从隐士到丞相，这个人生跨跃实在太大，可以说诸葛亮是个幸运的人。诸葛亮出山时，天下群雄争霸已经数十年了，以他的才华，不论投靠谁都能混得不错，但他宁愿隐居，这就是他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他的等待是一种远见，他在等待明君的出现。他自比于管仲、乐毅，这两位贤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明君。管仲遇到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乐毅遇到战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燕昭王，两位明君都无限信任两位贤臣，堪称君臣关系之典范。刘备有齐桓公、燕昭王之胸襟气度，反过来又令诸葛亮尽心竭力，“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肩负起重振蜀国、带领蜀国走出困境的重任。这担子太重、太沉。在鼎立的三国中，蜀国原本面积最小、资源最少、经济最落后、人口最少，如今精锐尽失，士气凋零，人心涣散。倘若魏国在这个时刻发动袭击，蜀国能否顶住实在是个大问题。幸运的是，魏文帝曹丕并没有把利刀砍向蜀国，而是砍向了东吴，这是怎么回事呢？

十六
一错再错，曹魏三征东吴

忽悠战术失效，东吴正式与魏撕破脸

夷陵之战前夕，一份情报翻山越岭，交到千里之外的魏国皇帝曹丕手中。

这是魏国情报人员收集到的蜀军营垒布阵图。

曹丕一眼看去，蜀军营垒相连，绵延七百里，他不禁笑了。所谓的七百里连营，并不是说直线距离七百里，而是随着地势如长龙蜿蜒曲折七百里。曹丕不屑地说：“刘备不懂得兵法，哪有连营七百里与敌人对峙的呢？筑营于树林、原野、湿地、险地，一定会吃大亏的，此乃兵家之忌。不消几日，孙权的报捷书就会到了。”

跟着父亲曹操混了这么多年，曹丕对行军打仗还是懂一点的。他的判断一点也没错，七天后，孙权的使者果然抵达，献上报捷书。

在曹丕看来，蜀国元气大伤，吴国投诚，平定天下指日可待。既是投诚，吴国得拿出点诚意吧。曹丕派浩周出使吴国，要求孙权遣子入侍。遣子入侍是好听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孙权把儿子当作人质扣押在魏国，以表示对朝廷的忠心。

孙权当然没那么笨，要是把人质送上，就完全受制于人。他使了一个“拖”字诀，用各种借口忽悠魏国特使浩周，拖延时日。浩周有点急了，对孙权说：“我可是用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在陛下面前为您打包票的。”孙权装出十分感动的模样，泪眼汪汪，泪水打湿了衣襟，并指着天发誓。

可是，直到浩周返回魏国，孙权也没有遣子入质。

这下子曹丕不高兴了，他又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两人出使吴国，催促孙权赶紧送儿子赴魏。由于夷陵之战的全胜，来自蜀汉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孙权的腰杆也硬起来了。这次他撕破脸皮，拒绝交出人质。

此时曹丕才意识到被狡猾的孙权给耍了，不禁龙颜大怒。为了让孙权诚心归降，曹丕开出的价码是高得不能再高了，又是封吴王，又是“加九锡”，地位仅次于皇帝，除了孙权，没有其他人能享此殊荣。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孙权遣子入侍，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岂料孙权一拖再拖，最后干脆一口回绝。

事实很明显，孙权根本就不是真心臣服。

皇帝很生气。

皇帝生气的后果，当然比小老百姓生气要严重得多。天子一跺脚，天下都要震动的。曹丕当即下令，组建南征军，讨伐吴国。

不在刘备进攻时南征，偏偏选择在吴国转危为安之后，战机已然尽失了。刘晔一肚子不高兴，要是皇帝早听我的话，吴国早就从地图上抹去了，何至于受辱呢？不高兴归不高兴，在皇帝面前是发作不得的，他只得耐心地劝说：“吴国刚刚在战场上得胜，上下齐心协力，又有江湖为天险，短时间内是无法征服的。”曹丕还是听不进去。

很快，魏国南征兵团组建完毕，兵分三路南下：第一路由征东大将军曹休为统帅，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为副将，兵出洞口（今安徽历阳）；第二路由大将军曹仁为统帅，兵出濡须（今安徽含山）；第三路由上军大将军曹真为统帅，下辖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诸部，进攻南郡（今湖北江陵）。

这是曹丕称帝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出兵，气势汹汹，大有踏平东吴之势。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对魏军的三路进攻，孙权也兵分三路，重点防御：第一路由建威将军吕范率领五个军的兵力，水面舰队游弋于长江，抗拒曹休兵团；第二路由裨将军朱桓坐镇濡须，严防曹仁兵团；第三路人马由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指挥，驰援南郡。

积极做好战争防御的同时，孙权仍极力避免魏、吴开战。

吴国占据古时吴、楚、越之地，这里蛮夷甚多，以前把南方少数民族称为南蛮，把东方少数民族称为东夷，后来笼统地称之为“百越”。自孙策奠基江东以来，吴国不断地与百越蛮夷开战，征服蛮族部落无数。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越人依山林之险顽抗，只要东吴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便会杀出来搞破坏，是孙权的心头之患。

孙权乃老奸巨猾之辈，他又一次祭出“拖”字诀，写了一封言辞谦卑的信去糊弄曹丕，声称要改过自新，并说：“如果陛下不能赦免我的罪行，不能容我，那我将把土地人民奉还朝廷，我自己寄居到偏远的交州，了却残生。”

写完给曹丕的信后，孙权又给浩周写了一封信。

浩周就是那个向曹丕打包票说孙权一定会归降并遣子入质的人，只是他被孙权一再忽悠，搞得颜面全无。正当心里郁闷时，孙权的信到了。在信里，孙权又是一番忽悠，信誓旦旦地保证，将为儿子孙登向皇家宗室求婚，过段时间就送他入京城。吃一堑长一智，浩周这次学乖了，再也不敢为孙权说话。

曹丕看了孙权的信后不禁冷笑几声，拿起笔“唰唰唰”写了几行字回复：“如果孙登早上到我这里，晚上我便撤军。”

孙权当然不会交出儿子，忽悠曹丕的计划就破产了。

既然如此，老子就跟朝廷一刀两断！

孙权扯起自家的年号，称为“黄武”，这一年（公元222年）也就是东吴黄武元年。大家别小看这个年号，你奉谁的年号，就表示你的政治立场，古代叫“奉正朔”。就好比南明的历史，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皇帝死后，割据台湾的郑氏政权仍然奉永历的年号，就表明自己仍然是效忠于南明，即便朝廷都不存在了。孙权建年号，就是告诉曹丕，你小子别嘚瑟，老子不听命于你了。

曹丕气得火冒三丈，下旨御驾亲征。他从许昌出发，抵达宛城。

征东大将军曹休派人给曹丕送去一封信，信中，他故作豪迈状写道：“臣愿率领精锐士卒席卷江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定能马到成功。倘若不幸战死，陛下不必挂念。”端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魏文帝曹丕阅信后不免感动，一想到曹休“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担心他立功心切，冒险渡江深入，特地派使臣快马加鞭送达指示，要曹休别着急，慢慢来。

站在皇帝身边的侍中董昭嘴边却浮现出一丝嘲笑，被皇帝看在眼中。

“你笑什么？”皇帝问。

“陛下莫非担心曹休会冒险渡江？”董昭反问。

“不错。”皇帝答道。

“嘿嘿，现在渡江，困难重重，就算曹休想这么干，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得有部将的支持。”董昭话锋一转，“依我看，臧霸等将领富贵已久，没有太高的理想与奢望，只不过想终其天年、保住地位财产罢了，如何肯冒死相斗、置之死地而后生呢？要是臧霸等人逗留不前，曹休也会心灰意冷。就算陛下下达渡江令，他们也会拖拖拉拉，未必认真执行呢。”

这些武将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一辈子，好不容易富贵荣华都有了，谁会卖命呢？此一时彼一时，再勇猛的将领，当他的心思不在打仗上，也会变得怯懦了。

董昭委婉地批评魏文帝曹丕用人不当，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将，已经没有昔日的锋芒了。

不出董昭所料，魏军行军作战并不积极卖力。只是曹休运气不错，吴国人自己送上门了。原来吕范的水师遭遇暴风，很多船的缆绳被强风刮断，船只失控，漂到曹休的营垒处。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大肥肉，曹休趁势出击，斩杀吴军官兵数千人，大获全胜。

这次突发事件给曹休制造了渡江的良机，倘若他趁吴军兵败之际，果断以舟师南下，吴国人的损失当不止此。可惜魏国将领作战消极，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魏文帝曹丕得悉消息后，只得遥控指挥，命令大军迅速渡江，扩大战役成果。然而战机转瞬即逝，吕范亡羊补牢，出动船只救援，把溃散的余部转移到长江南岸。魏军将领臧霸行军不果断，被吴军反咬一口，部将尹卢战死，只得悻悻而退。

魏文帝曹丕大举南征，天下震动。在如狼似虎的强敌面前，蜀、吴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孙权有大政治家的风范，他主动派太中大夫郑泉访问蜀汉，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刘备也意识到吴国抗击魏国入侵对蜀汉安全的重要性，倘若吴国灭亡，蜀汉绝对不是魏国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蜀国也派太中大夫宗玮前往吴国。

当然，刘备与孙权是不可能化敌为友的。

关羽被杀加上夷陵之败，可谓是旧仇添新恨，仇恨如此之深，如何能化解？夷陵之败是刘备一生之耻，他曾恨恨地说：“我被陆逊折辱，岂非天意乎？”现在陆逊防御的荆州是魏军的主攻目标，刘备故意写信向陆逊施压：“魏军已经抵达长江、汉水一线，我如果再次发兵东下，将军认为后果如何？”

陆逊以强硬的语气答复说：“贵军刚吃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正因为如此，才与我国互派使者往来。当务之急应该休养生息，哪还能穷兵黩武呢？倘若不加考虑，幻想以残兵败将远征，势必无处逃命了。”

刘备本想吓唬陆逊，结果却自讨没趣。他身为一代枭雄，在战场上输给了陆逊，在口水战上也没占到便宜，可谓羞上加羞。

再来看看另两路魏军的情况。

先说曹仁这一路。

曹仁是魏军名将，长年奋斗在第一线，有功劳，有苦劳，如今的他已是曹魏帝国的大将军，没有哪个将领能与他比肩。曹仁确实有点本事，他主攻的方向是濡须，为了迷惑吴军，他释放烟幕弹，放出消息称将进攻濡须以东十五公里处的羡溪，军队实施佯动，向东挺进。

濡须的吴军守将朱桓果然上当，他急忙抽调一部分精兵前往羡溪以加强守备。在达到调动敌军的目的后，曹仁突然掉转马头，率领主力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濡须。朱桓如梦初醒，但已经来不及调回派出的部队。此时他麾下只有五千人，而曹仁的兵力有数万人之多。一时间，吴军上下人心惶惶。

朱桓的军事生涯与陆逊颇为相近，也是从剿寇起家，他曾平定东吴境内丹阳、鄱阳的山贼，因战功突出，被提拔为裨将军。我们讲过，孙权非常善于用人，在敌人大兵压境时，他果断任命朱桓为濡须军政长官，便是看中他的军事才华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敌强我弱，军心动摇，朱桓如何力挽狂澜呢？

他召集部将开会，分析说：“两军对阵，胜败的关键在于将领的能力，而非士兵的多寡。各位认为曹仁行军作战的本领，能比得过我朱桓吗？兵法上说，防御的一方只要一半的兵力就可以抵挡比自己多一倍的敌人。这指的是平原作战，且没有堡垒防御，双方战斗力势均力敌。曹仁智勇不足，手下的士兵贪生怕死，加之千里跋涉，人疲马困。我与诸位据守高地坚城，南临长江，北靠山陵，以逸待劳，有主场作战的优势，可以说是百战百胜的局势。就算曹丕亲自来，我也不放在眼中，何况是曹仁？”

其实曹仁并非土包子，朱桓故意贬低他，只是为鼓舞士气，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已。

为了迎战人多势众的敌人，朱桓做了两件事：第一，把随军家属撤向下游的一个江心岛；第二，把旌旗从濡须城头撤下，偃旗息鼓，制造吴军撤走的假象，诱敌深入。

由于濡须一部分守军已调往羡溪，曹仁判断敌人大势已去，遂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江心岛，只要俘获吴军将士的家属，敌人势必瓦解；一路则由自己的儿子曹泰统率，挥师进攻濡须。

曹仁麾下散骑常侍蒋济提醒说：“敌人位于西部上游，舟师可顺流而下，我们若冒失进攻江心岛，无异于进了地狱，自取灭亡。”要知道舟师一直是魏军的弱项，魏军登陆江心岛，岂非羊入虎口吗？但这时的曹仁信心满满，没把蒋济的话当回事。

魏军将领常雕、王双驾着战船袭击江心岛，朱桓早有防备，出动水师截杀。来自中原的旱鸭子们在水里哪里他们的是对手，被杀得狼狈鼠窜，登陆的部队更是片甲不留。主将常雕在战斗中被吴军所杀，另一名将军王双被生擒，光在水里淹死的士兵就超过一千人。

与此同时，曹泰正向濡须挺进。他原本以为濡须空虚，可一鼓而下，不想朱桓非但没逃跑，还正严阵以待呢。濡须城依山傍水，地势险峻，易守而难攻。曹泰安营扎寨，轮番进攻，濡须城仍岿然不动。当常雕被杀、王双被擒的消息传来时，曹泰方寸大乱，情知无法攻克，遂烧了营垒，撤军而去。

赖朱桓的大智大勇，濡须城有惊无险，令曹仁无法越雷池一步。

再来看看江陵之战。

江陵是荆州的一座军事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夺取江陵，魏国就有望夺取整个荆州，故而此路魏军的阵容十分强大，包括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这些均为军界重量级人物。同样，吴国方面也派出强大的兵力增援江陵，由孙权的亲信诸葛瑾担任援军主帅。

此时坐镇江陵的吴军主将是朱然，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朱然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在收复荆州之战中立过颇多战功，深受吕蒙赏识。吕蒙去世前，孙权向他讨教谁可镇守江陵，吕蒙答道：“朱然有胆有谋，他可以胜任。”

现在考验朱然的时刻到了。

江陵的部署情况是这样的：朱然坐镇江陵城；江陵城靠着长江，江心有个岛唤作中洲，由建武将军孙盛率一万人驻守，与朱然互为掎角之势。与此同时，诸葛瑾的援兵正向西开进。

我们说过，魏军三路进攻，以这一路兵力最强。为了攻下江陵城，曹真把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堆土山，凿地道，立楼橹，居高临下地向城里射箭。要知道攻城可是魏军的强项，中原战争多为城池争夺战，各种攻城战术已被魏军运用得滚瓜烂熟了。

在朱然的领导下，江陵守军顽强抵抗，曹真久攻不下。孙盛盘踞在中洲，时不时派出军队袭扰魏军侧翼，减轻江陵城的军事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曹真决意先拔除中洲这枚钉子。

公元223年（魏黄初四年，吴黄武二年）正月，此时长江汛期还没到，正值水浅季节。曹真利用此机会，把进攻中洲的任务交给沙场宿将张郃。长江水少制约了吴国水师的行动，张郃发动登陆战，率军突入江心小岛，吴军守将孙盛不敌，只得放弃，中洲遂落入魏军之手。

中洲沦陷的同时，由诸葛瑾率领的援军进展也十分不顺，遭到魏国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的阻击，未能突进到江陵城内，救援行动失败。

外围据点丢失、援兵不至，江陵城与外界交通断绝，已是一座孤城，战场形势十分不利。特别是中洲失守后，长江的运输线被魏军截断，江陵随时都有断粮的风险，一旦粮食耗尽，将不攻自破。

守城官兵垂头丧气，信心几乎崩溃。由于粮食紧缺，许多人营养不良，患上浮肿，能够作战的士兵只剩下五千人。值此紧要关头，朱然的镇定自若给所有人服下一粒定心丸。他没有丝毫惧色，依然谈笑风生。看到主帅如此从容，笼罩在将士们心头的阴影也逐渐散去，他们相信，这位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领导一定能带着他们走出困境。

不过，仍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想着投降。

时任江陵县令的姚泰是北门指挥官，经过数月战斗，手下士卒伤亡很大，而城外黑压压一片都是敌人的营垒，他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对守住城池毫无信心。他秘密派亲信潜入魏营，请求投降，答应作为魏军的内应，届时打开北门，迎曹真入城。倘若姚泰的计划成功，江陵必定沦陷。只是朱然警觉性很高，及时发现了姚泰的阴谋，果断将他拿下，就地正法，避免了一场灾难。

为了打破魏军的封锁，朱然以积极防御代替消极守城，只要有机会便率部反击。这种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吴军连续攻破魏军的两处营垒，稳定了战局。

此时围城已六个月，吴国方面并没有放弃对江陵城的救援行动，孙权打算派遣舰队，夺回中洲岛，以打破魏军的封锁。

考虑到中洲岛的重要性，魏国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决定把大批军队调往岛上驻守。但是江心岛与陆地联系不便，怎么办呢？夏侯尚想出一个办法：建一座浮桥，直达北岸。只要有浮桥，魏军出入江心岛不就如履平地了吗？

夏侯尚很是得意，自以为高明，其他将领也都认为，这么一来，江陵守军肯定顶不住，城池指日可下。

很快，大量步骑兵被调到中洲岛，浮桥建好了，岛与岸相连了。夏侯尚把此项军事决策上报给皇帝曹丕，曹丕下发给大臣们讨论。

侍中董昭见到夏侯尚的军事部署后，大吃一惊，连夜写了一道奏书，上呈皇帝：

“先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十分谨慎，从来不敢这样轻视敌人。行军作战，前进容易，后撤困难，这是兵法的常理。即便在没有险阻的平地作战，撤兵也不容易，倘若要深入，一定要先考虑后路，因为战场上并不能事事如意。如今夏侯尚屯兵于小岛，深入敌境，用浮桥渡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只有一条路可通行，还非常狭窄。我们正在做的事，乃是兵家之忌。敌人若集中力量攻桥，我军稍有失误，岛上的精锐部队将完全被分割包围，到时恐怕都要变成吴国的俘虏了。如今汛期将至，一旦水位暴涨，我们如何防御？如果不能击破敌人，至少要保全自己，为何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却还沾沾自喜，一点恐惧之心也没有呢？陛下要三思啊。”

夏侯尚之所以想出以浮桥连接岛岸，是考虑到魏军不善水战，这想法就如同当年曹操在赤壁之战把所有船只锁在一起一样。便利固然是便利，可倘若吴国水师毁掉浮桥，封锁江面，岛上的魏军士兵岂不是如同瓮中之鳖吗？

魏文帝看了董昭的上书，吓出一身冷汗，赶忙下了一道旨令，命令夏侯尚立即从岛上撤军。

不出董昭所料，吴国方面得悉魏军调大量军队入中洲并架设浮桥后，便在上游与下游各集结一支水师，打算东西夹击，摧毁浮桥。总算魏文帝的诏令下达得及时，夏侯尚接到诏令后，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危险之地，匆匆忙忙下达撤退令。

此时东吴的舰队已经逼近，魏军夺路而逃，整座浮桥挤满了人，一片混乱。争分夺秒的撤退总算有惊无险，夏侯尚的军队狼狈地撤回北岸。这个时候，吴国平北将军潘璋已经准备好大量的舟筏，满载芦苇，打算焚毁浮桥，只是迟了一步，魏军已是人去岛空了。

不久后，随着天气转暖，传染病进入高发期，魏军中的非战斗减员开始增长，将士们更加消极怠战。三路出击，竟然没有一路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魏文帝曹丕情知军事行动已彻底失败，只得鸣金收兵，下诏班师北还。

先是被孙权忽悠，后又南征无功，曹丕可谓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吴先是在夷陵之战大败刘备的蜀军，紧接着又以长江天险为依托，顶住魏军三路进攻，显示出自己足以与魏、蜀鼎立的实力。这两场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三方割据的局面，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哪一方都无法把对手打趴下。

曹丕的性格缺陷

皇帝是九五之尊，面子大得很哩。魏文帝曹丕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因屡遭孙权戏弄，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被打得“三级残废”的蜀国，而是直指吴国。岂料第一次大举用兵，三路南略，竟没有一路打赢。

不久后，吴国正式宣布彻底与魏国决裂，并与蜀国恢复外交。曹丕心里更是窝火，打算教训一下孙权，下令全军总动员，做好第二次南征准备。

有人反对这种军事冒险主义。

侍中辛毗对皇帝说：“天下初步安定，地广而人稀，在这时动用民力，我看没什么好处。先帝（曹操）多次兴师南征，到了长江就退兵了。我们的军队并不比以前多，再次出击也没那么容易得胜。依臣之见，最好的办法是休生养民，实施屯田政策，经营十年再出兵，便可一战而定了。”

十年？在曹丕看来，十年时间太久了，自己恐怕都活不到十年呢。他不悦地说：“以卿之见，我是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吗？”

辛毗答说：“以前周文王也是把商纣留给儿子周武王去解决，因为他知道时机还未成熟。”

曹丕不以为然。当年周文王没能灭商，是实力不如纣王，只能留给儿子去解决。现在魏国实力比吴、蜀任何一方都强大，当然要先下手为强，早早斩草除根。他不听辛毗的建议，下令大造舟师，以期与吴国水师决战于长江。

为了鼓舞士气，曹丕御驾亲征。他登上龙舟，沿着蔡河、颍水进入淮河，先到寿春，最后进抵广陵。

南方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面对魏国咄咄逼人的气焰，吴国要如何抵挡呢？

吴国所凭恃的，乃是长江天险与精锐的水师。不过，吴军的优势正在丧失。一方面是魏国水师的力量比以前大大加强；另一方面，长江那么宽阔，不可能处处防守，要阻止魏军突破难度很大。

安东将军徐盛建议广布疑兵，迷惑敌人，在石头城到江乘的数百里江岸上大建假城堡与城楼，具体做法是以木头搭起支架，外面裹上苇草，远远看上去像城墙一般。这项伪装工程相对简单，加上吴军的高效率，只用一天时间就在长江南岸建起一道长达数百里的“城墙”。这个伎俩是用来吓唬魏军的，同时让他们不知从何处下手。为防备魏军横渡长江，吴国舟师严阵以待，在江面往来巡航。

此时长江处于丰水期，水位上涨，魏文帝曹丕的龙舟已经抵靠长江北岸。他一眼望去，波涛汹涌，对面岸边，巍然挺立的城墙延伸向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河中央有数十艘敌舟游弋，扯着风帆，乘风破浪。那一瞬间，他的自信心动摇了。以老爹的睿智神武，都兵败赤壁，被阻于大河，自己能行吗？他不由得叹道：“魏国虽有武骑千群，却毫无用武之地，看来是不能图谋吴国了。”

后来明代诗人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中，有一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说的正是曹丕望江兴叹的典故。

都说江上风波无常，曹丕叹息声刚落，忽而暴风骤起，巨浪袭来，龙舟上下颠簸，摇摇晃晃，船差点翻没。这下子曹丕领略到风波之险，吓出一身冷汗。惊魂稍定后，他问属下：“孙权会亲自前来吗？”这句话问得莫名其妙，或许他以万乘之君亲征，若东吴只是派出普通将领迎战，未免会令他内心不平衡。说不好听点，若是东吴大将打败了魏国皇帝，他可丢不起这个脸。

等待数日后，曹丕打探到确切的消息：孙权并没有亲自前来迎战，他顿时感到索然无味。加上风涛不止，也不是开战的良机，何况吴师早在对岸构建数百里长的防御工事，即便突破东吴水师在长江的拦截，也难以在南岸立足。想到这里，曹丕有些气馁，索性仗也不打了，班师回朝。其实他哪里想得到，所谓的河岸防御工事，不过是一堆木头与茅草拼凑起来的摆设品罢了，跟纸糊的墙没有区别。

东吴的迷惑战术果然起到作用，把曹丕给忽悠过去了。魏国军队仿佛进行了一次“长江十日游”，刀也没钝、箭也没少地回来了。这次远征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对东吴的威胁还不如第一次南征。

中国历史上有句著名的话：“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孙权在长江南打鼾，长江北的魏文帝曹丕能睡得着吗？

不灭了孙权，曹丕睡不着。

很快，第三次南征又被摆上议事日程。

公元225年，曹丕召集众臣，讨论南征事宜。建国一久，很多人对打仗没有了热情，也不相信能一战消灭东吴，都消极对待。宫正鲍勋更是一马当先地反对，他进言道：“王师屡屡出征却一无所获，原因是吴蜀联合，唇齿相依，凭借山河之险，难以拔取。去年陛下亲自乘龙舟亲征，身陷危境，大臣们都吓坏了，宗庙差点就毁于一旦，这应该作为一次教训。现在又要劳师远征，日费千金，国家的钱财都消耗殆尽，狡猾的敌人却在耀武扬威，臣以为万不可出兵。”

曹丕一听勃然大怒，朕是请你来商量作战计划的，不是听你放屁的，你倒训起皇帝了。皇帝生气，后果可想而知，鲍勋被贬了官，其他人也不敢提反对意见。没人反对，第三次南征就这样确定了。

魏军还没出动，先传来一个坏消息：利成郡发生一起兵变，士兵们起来造反，杀死郡守徐质，推唐咨为首领。曹丕闻讯后，马上调屯骑校尉任福出兵平叛，唐咨等人走海路南下，投降吴国去了。

真是旧恨加新仇，曹丕加快了南征的筹备。

该年八月，曹军水师开始南下，十月抵达广陵。

这次南征曹丕花了血本，军队总计十几万人，旌旗飘扬，一眼望去都看不到尽头。曹丕亲自在江畔阅兵，这支威武雄壮的军队，摆开横渡长江的架势。

架子是拉开了，不过只是摆摆样子。曹丕不是个高明的统帅，在发动战争的时间点上总是犯错。魏军最大的敌人不是吴国水师，而是天气与水文。前两次南征，正是天气与水文帮了吴国人的大忙。第一次南征，由于长江进入汛期，魏军无法在小岛上立足；第二次南征，遇到风暴，曹丕的座船差点翻了。这次呢，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农历十月已是冬季，长江部分水域开始出现结冰现象，船只难以航行，这个现象也说明三国时期的气候较今天要更寒冷。

望着仍旧波涛汹涌的江面，曹丕又打起退堂鼓，他发出哀叹：“嗟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我们不能不说，与父亲相比，曹丕更为优柔寡断。出征时趾高气扬，临战时畏首畏尾，志大而才疏。南征又一次变成十万人的旅游，千里辗转，很快又打道回府了。

就在曹丕下达撤退令后，一支东吴敢死队悄悄尾随而来。

吴国大将孙韶派出一支五百人的奇兵，由高寿指挥，悄悄渡过长江。夜深人静时，这支敢死队突然向曹丕御营发起进攻，曹丕哪料想得到天降神兵，一时被打懵了，吓得魂不附体。皇帝用的副车、羽盖都被高寿夺走。皇帝出行要讲排场，除了正式御车外，还有副车。当年张良在博浪沙用大铁椎行刺秦始皇时，就是误击副车，没能刺杀成功，所以副车对皇帝也是很重要的。羽盖是皇帝御车的装饰物，别人不能用的，皇家专用。

高寿夺了副车、羽盖后，逃之夭夭。这次偷袭对曹丕打击太大了，上次在龙舟遇险，还仅仅是天气原因，这次敌人杀到眼皮子底下，区区几百人就把皇家车辆抢走了，叫他这个皇帝颜面何存呢？

与陆路撤退相比，水路撤退问题更麻烦。此时长江江面已开始结冰，愈往北撤，天气愈寒冷，舟师愈受困于河冰。这时有人提出来，索性把这些水师官兵留下，在这个区域屯田，开荒种地。

曹丕一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正打算下诏，尚书蒋济慌忙制止道：“不行。这里东临高邮湖，北临淮河，只要水位一上涨，吴国人就会趁机杀来，不能在这里屯田。”没办法，曹丕只得下令向精湖撤退。走着走着，河流越来越窄，水位越来越浅，最山穷水尽，庞大的舰队搁浅了。

没想到撤退之路如此艰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曹丕心情沮丧，水路不通，战船岂不成了一堆废物吗？怎么处理呢？这些战船可不能落入吴国人手中，想到这里，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如先把一半战船烧了，另一半慢慢想办法。

关键时候，还是尚书蒋济挺身而出说：“陛下先走吧，这些战船我来解决。”魏文帝曹丕也没更好的主意，遂把舟师留给蒋济，自己从陆路先行返回了。

数千艘船只，排起来长度有数百里，在狭窄的水域，调度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要把战船从长江水系转移到淮河水系，两大水系并不沟通，必须挖掘人工运河。蒋济当机立断，组织人力同时挖掘四五条运河，把船拖入运河里。中国在秦汉时代，水利技术就已经独步天下了，并产生了如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等一系列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在跨水域作战中，挖掘运河以沟通不同的水域，这是常有的事。

蒋济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这几条匆匆开凿的运河，只是临时性的，不可能像都江堰、灵渠等有匠心独具的设计，如果先通了水，等水面平缓后再通行，那不一定通得过。要顺利把船队开到淮河，必须借助水灌入运河时的冲力。因此，蒋济事先建了一道土坝，截断湖水。等运河开通，船只被拉入河后，才掘开大坝，让湖水涌入，奔腾而下的水流强有力地把船只冲入淮河。这支庞大的舰队总算绝处逢生，避免了覆没的命运，不能不说是奇迹。

魏文帝曹丕对这个奇迹大感意外，他对蒋济大加称赞道：“我原本打算把一半船只烧毁，多亏您设法解救了。您每次提的建议，都合我的心意。从今往后的征伐计划，都要请您出谋划策。”

三次南征吴国，三次都无功而返，而且一次比一次狼狈。除了第一次南征时双方在三个战场同时血战外，其余两次南征，都只打雷不下雨，纯粹是劳民伤财。

早在出征之前，鲍勋就劝谏曹丕不要劳师远征，曹丕非但不听，反倒把他贬官。如今皇帝果然无功而返，等待鲍勋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鲍勋的父亲鲍信是曹操崛起的重要功臣，后来死于黄巾战乱，曹操找不到他的尸体，便刻了一个鲍信的木偶安葬。鲍勋是烈士之后，为人忠正耿直，不畏强权。其实早在南征吴国之前，曹丕与鲍勋的矛盾就很深了。

这个事情还要从曹丕当太子时说起。有一回，曹丕夫人郭氏的弟弟犯了法，被时任魏郡西部都尉的鲍勋给逮住治了罪。曹丕亲自出面说情，哪知鲍勋一点面子也不给，一口回绝了。前面讲过，曹丕的心胸是比较狭窄的，他容不下亲兄弟曹植，羞辱当过俘虏的于禁，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其气量小。从此，曹丕与鲍勋就结下仇了。

曹丕登基后，当了皇帝，便开始给鲍勋小鞋穿。鲍勋着实不太知趣，还一个劲儿地直言相劝，常把曹丕惹得勃然大怒，最后被贬官了。但事情还没结束。第三次南征，鲍勋随军出征，回师途中，曹丕每每见他，总觉得他的脸上写满“讥讽”二字，更是怒火中烧，是鲍勋戳破了他英明、正确、伟大的领袖形象，想到这里，曹丕不禁杀心顿起。

机会还真来了。

军队退至陈留郡时，陈留太守孙邕前来晋见皇帝。孙邕与鲍勋交情不错，拜见皇帝后，他便顺便前去拜访鲍勋。这本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岂料却给鲍勋带来杀身之祸。这时鲍勋的职务是治书执法，就是检举揭发违法乱纪之事。孙邕去见鲍勋时，没走大路，而是走的小路，这在当时是犯禁了。

读者们可能会奇怪，怎么走小路就犯禁呢？原来，军营不是一般的地方，何况是皇帝所在的军营，故而不能乱走，得走大路。那孙邕为什么没走大路而走小路呢？原因很简单，军营还没有建好。但是，营垒虽未建好，路标却已经标好了，你得从哪条路走，已是标定在那里了。孙邕就是图个方便，没有按指定的路行走，结果被巡营的军营令刘曜逮个正着。胡乱在营内行走，这是要治罪的，鲍勋认为营地尚未修建好，孙邕不算犯法，把事情压下来，没有举报。

这件事给皇帝曹丕知道了。曹丕这下子抓到鲍勋的小辫子，好啊，你鲍勋身为治书执法，知法犯法，他马上指示：“马上逮捕鲍勋，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名叫高柔，这个官职相当于司法部部长，掌管天下刑狱，他知道皇帝对鲍勋有偏见，为了投皇帝所好，判处鲍勋五年有期徒刑。大家想想，就那点小事，判五年有期徒刑，这个量刑也太重了。参加会审的三名属官反对说：“依照律法，只应该罚金两斤。”

谁也不会想到，曹丕听到判决意见时，竟然龙颜大怒：“鲍勋应该判处死刑，你们竟然想为他开脱。把三名属官拿下交给有关部门问罪，我要把你们这群老鼠一同埋到坑里。”

什么律法，朕即律法。

此言一出，众皆骇然。就因为鲍勋没有举报孙邕走小路，这么屁大的事，竟要砍头。这是哪门子的法律？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文武百官上前纷纷劝谏，没人敢说皇帝践踏法律尊严，只希望皇帝看在鲍勋的老爹鲍信的面子上，将其从轻发落。包括钟繇、华歆等朝廷重臣都来了，为鲍勋求情。曹丕杀心已定，坚持处死鲍勋。廷尉高柔原本判鲍勋五年徒刑，就遭到属下官员的强烈反对，认为量刑过重，谁料皇帝竟然判为死刑。说实话，高柔还是有点良心的，身为刑狱大臣，怎么可以这样草菅人命呢？对于皇帝的最高指示，他坚决不从。没你高柔，寡人还不能杀人不成？曹丕把高柔软禁起来，派人到监狱中处死鲍勋。

鲍勋之死，彻底暴露了曹丕心胸狭隘的一面。

杀鲍勋并不是一个特例，开国大将曹洪也差点成为曹丕的刀下之鬼。

曹洪是曹操的从弟，曹丕的从叔，他不仅是曹氏集团重要的一员大将，在与董卓的战争中，还救过曹操的性命。作为曹丕的长辈及魏国功臣，曹洪怎么也差点人头落地呢？原来曹丕当太子时，手中不宽裕，打算向曹洪借一百匹绢。曹洪是骠骑将军兼都阳侯，此人善于敛财，是个守财奴，吝啬得很，不肯借给太子。曹丕是个相当记仇的人，自己是国家的储君，未来的君主，在他看来，曹洪与鲍勋一样，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笔账得记着，以后老子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自曹操去世后，曹丕终结汉朝，把皇冠戴在头上。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连续发动三次南征，讨伐东吴，但都宣告失败。这三次失败对曹丕打击很大，他总是疑神疑鬼，怀疑鲍勋、曹洪等人会因自己的失利而幸灾乐祸。在第三次南征后，曹丕的神经质已到了极点，几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先是以微不足道的罪名处死鲍勋，而后又将屠刀挥向曹洪。

曹洪犯什么法了呢？

没有。这又是一件离奇的案子。犯法的人不是曹洪，而是曹洪的门客。门客犯法，曹洪就算有过失，也不足以致死。偏偏曹丕杀人杀得起劲，他心里老惦记着当年曹洪不借绢给自己，今天就要让你瞧瞧，谁才是真正的主子。他再次作出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逮捕曹洪，判处死刑。

朝臣大骇，纷纷出手相救，然而曹丕根本不为所动。如果说鲍勋只是个小人物，曹洪可是个大人物啊，哪能说杀就杀。今天能杀曹洪，明天还有谁杀不得呢？怎么办？大家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曹洪，便是曹丕的母亲卞太后。

卞太后一听，气得差点吐血，她气冲冲地教训曹丕：“当年要是没有曹洪相救，我们哪会有今天！”老母出手了，曹丕会听吗？还真不一定。大家想想，曹丕与亲兄弟同室操戈，母亲眼看儿子们内斗也毫无办法，可见她讲话分量还是不够的，不一定能起到关键作用。卞太后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转而威胁皇后郭氏道：“曹洪要是死了，明天我便让皇帝废了你这个皇后。”以恐吓手段把郭皇后拉下水。

人总有弱点的，曹丕就是不听老母亲的话，也不能不听心爱女人的话。郭皇后担心卞太后真的会报复，在曹丕面前极力为曹洪求情，甚至痛哭流涕，眼泪如珠儿串串落下。在两个女人轮番的泪水攻势下，曹丕终于败下阵来，撤回处死曹洪的决定。不过，曹洪虽保住小命，官职、爵位、封地被统统削去，再也牛不起来了。

这一年，曹丕四十岁，正当壮年。

从鲍勋、曹洪两个事件可以看出，曹丕杀人已经不需要理由，而是随心所欲，他扭曲的灵魂随着权力无限制扩大而越发变态。

曹丕气量狭窄，睚眦必报，鲍勋顶撞过他几次就落得尸首异处的下场，曹洪不借他东西险些人头搬家。他的报复心那么强，实属罕见，这是因为他太要面子，自尊心太强。自尊心太强的人，往往内心深处充满自卑。

笔者尝试做个分析：曹丕虽然当了皇帝，实际上他一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父亲高大形象的阴影之下。谁都心知肚明，曹魏帝国是曹操一手打造出来的，曹丕只不过是摘了成熟的果子罢了。论治国，论智谋，论行军作战，曹丕哪一样比得上父亲呢？且不说跟父亲相比，论文学，论风度，他比不上曹植；论武功，论勇敢，他比不上曹彰。

应该说，曹丕内心是比较自卑的。自卑的人往往比别人表现得更自尊，更要面子，同时也更为敏感，会放大别人的敌意，同时也不惜以强硬手段捍卫、维持自己的尊严。这些心理不仅表现在对鲍勋、曹洪的打击报复上，也表现在对孙权的打击报复上。在外交战场上，孙权纵横捭阖，极尽诡诈之能事，令曹丕大丢面子。为了报复孙权，曹丕三次南征，只是孙权不是鲍勋、曹洪，想捏死他可不是容易的事。

前文讲过，任城王曹彰的暴死是个谜。以正史的记载，曹彰是病死；然而据野史的说法，曹彰是被曹丕毒死的。野史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鲍勋、曹洪顶多就是让曹丕丢了面子，而曹彰却是有觊觎国家神器的野心，起码是一度动过这种念头。以曹丕的狭隘心理，毒死曹彰也算不得意外。

正当曹丕铆足劲向暴君之路急驰而去时，善良的命运女神挽救了他，让他的声誉不至于继续下坠——曹丕死了，一个人死了，就没法作恶了。

我想，曹丕之死，与他心理狂乱有关系。

曹丕之死，距鲍勋、曹洪事件不过几个月，他的狂乱已经表现出来了。导致心理狂乱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南征的失利。南征暴露出曹丕性格上的许多弱点，他好高骛远，刚愎自用，既渴望建立不朽之功业，又没有实际才能，理想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特别是在后两次南征时，先是受惊于风涛，后又魂飞魄散于敌人的偷袭，这两次他都险些丢了性命，更让他内心充满不自信。我猜他的英年早逝与这两次遇险受惊吓也有关系。舟师北撤途中受困，他竟然想放火烧了战船，显然自信心已全然崩溃。为了掩饰内心深处的脆弱，他只好用快意杀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可以说，此时的他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

与父亲曹操、弟弟曹植一样，曹丕的文学修养很高，他流传下来的诗作有四十多篇，其中以《燕歌行》最为有名，乃是古代最早的七言诗。另外，他还有一篇《典论·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帝王，他算不上优秀，如果不是死得早，恐怕暴虐程度不亚于南北朝时的那些变态君王。

他窃取汉室，把皇冠戴在头上，不过这个帝王有点水分，只统治了中国的北方而非全部，在位时间也仅仅只有六年。

曹丕之死，对于蜗居西南的蜀汉政权与盘踞江南的东吴政权来说，是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诸葛亮与孙权能否抓住机会，给予曹魏政权致命一击呢？

甄氏惨死与曹叡复仇

无论是孙权还是诸葛亮，都希望曹丕之死能引起魏国政坛的动荡与混乱。

不过，这个幻想破灭了。

魏国政权能平稳过渡，与曹丕未雨绸缪有关系。曹植彻底失势，曹彰暴死，曹丕及时清除了帝国可能的隐患，为权力父死子承奠定了基础。

在立太子一事上，曹丕左右为难。为什么呢？依照传统，嫡长子有继承权，但皇后郭氏没有儿子，这不要紧，因为曹丕把儿子曹叡过继给了郭皇后，曹叡实际上就成为嫡子。既然如此，曹丕还在担心什么呢？

这还得从曹叡的生母甄氏说起。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乱世，无论男人与女人，他们的命运都随时局而浮沉。嫁给曹丕之前，甄氏已经嫁过一次了，她的前夫不是别人，正是袁绍的儿子袁熙。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破袁氏，攻取邺城，袁府家眷忐忑不安。当时刚刚十八岁的曹丕以征服者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进了袁府，甄氏十分害怕，不敢抬头，把头伏在袁绍夫人刘氏膝上。曹丕叫她抬起头，甄氏只得红着脸转过身，与曹丕两眼相对，这一瞥，顿时让曹家公子魂不守舍。只见甄氏天生丽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血气方刚的曹丕不由得春心萌动。漂亮的女人总是权力追逐的对象，从此甄氏成了曹丕的女人。

刚开始时，曹丕对甄夫人极为宠爱，甄氏生了一男一女，儿子便是曹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色衰则爱弛（甄氏比曹丕大五岁），这是后宫女人无法摆脱的命运。当然，曹丕冷落她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她是再嫁，起初爱情热烈时不会在意，但时间长了，热情之火冷却后，未免心里有疙瘩。特别到了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当了皇帝，对这个曾是袁熙女人的甄氏更是冷落。

甄氏的地位已经被另一个女人取代，此人便是贵嫔郭女王。魏取代汉室后，迁都洛阳，甄氏未能同行，被留在邺城。作为一个后宫女人，连自己的丈夫都见不着，这心里的怨恨得有多深呀。她还写了一首诗，名为《塘上行》，诗里写道：“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诗里出现最多的三个字是“悲”“苦”“愁”，苦大愁深。

倘若只是普通百姓家，发发牢骚也不会惹出杀身之祸，可甄氏偏偏是在帝王之家。前文分析过，曹丕这个人是很看重面子的，甚至心理有些变态。甄氏的牢骚话传到曹丕耳中，他勃然大怒，杀心顿起。可怜的甄氏没有迎来丈夫的回心转意，等待她的竟然是一杯毒酒，她充满怨恨地一饮而尽，香消玉殒。

这里附带说一下。曹植曾写有一篇有名的《洛神赋》，也叫《感甄赋》，有人认为曹植笔下的洛神，原型便是甄氏，也就是说，曹植暗恋着甄氏。现代人喜欢八卦，古人也喜欢八卦，后人杜撰曹植与甄氏的爱情故事，越说越逼真。爱情故事肯定是虚构的，甄氏嫁给曹丕时，曹植才十三岁，古代女子不像今天这么自由，哪能有机会与曹植谈恋爱呢？不过，既然曹丕第一眼就被甄氏迷倒，曹植被她的美貌迷倒是有可能的，暗恋也是有可能的。纯粹的精神恋爱，往往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加上甄氏惨死，曹植为她写这么篇文章，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或许正是他第一次见到甄氏时留下的终生印象。

甄氏死后，郭贵嫔被立为皇后，因没能生儿子，曹丕便把甄氏所生的曹叡过继给她抚养。在后宫争风吃醋的斗争中，郭皇后与甄夫人是敌人，不过，她却十分喜爱曹叡，将其视如己出。曹叡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生母的死是他一生的痛，另一方面他对继母郭皇后也极尽孝道，凡事谨慎小心，这也是一种保全之术。

要不要立曹叡为太子，曹丕犹豫不决。曹叡年龄虽小，却因诸多变故而早熟，母亲之死让他懂得了宫廷之凶险，故而甚少表现出对生母的思念。甄氏死时，曹叡已到了懂事的年龄，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杀害母亲的人竟是自己的父亲，他不敢也不能有怨言，否则他的小命也未必能保得住。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曹叡有情，曹丕也不是完全无情。

有一回，曹丕与曹叡一同打猎，遇到一只母鹿与一只小鹿。曹丕拉弓射箭，射杀母鹿，并让曹叡射杀小鹿。这时曹叡竟然动了恻隐之心，看到失去母亲的小鹿，想起自己遭遇，不禁生出怜悯之心，眼泪掉了下来，对父亲说：“陛下已杀了母鹿，我不忍心再杀小鹿了。”听到这里，曹丕亦不禁动容，知道曹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说实话，当初曹丕一怒之下逼甄氏自杀，然而他与甄氏毕竟有过如胶似漆的岁月，往事并不如烟，有时总会不经意地想到第一次见到甄氏的情形，还有那一段甜蜜的往事。听曹叡一说，他放下弓箭，叹了一声，心里泛出一丝忧伤。

直到去世前一刻，曹丕才下诏书，立曹叡为太子，并指定三人为顾命大臣。这三人分别是：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

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曹叡正式登基，史称魏明帝。

由于曹丕迟迟未立太子，加上曹叡因母亲被赐死的缘故，出于明哲保身，从不过问政治，不与文武大臣往来，只是专心读书，因此朝中很多大臣不认得他。新皇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谁心里也没有底。

曹叡登基后，首先召见的大臣是侍中刘晔。刘晔是曹丕时代最重要的谋臣，当初他极力主张趁刘备东征时，出兵灭掉东吴，可惜曹丕对此建议置若罔闻。为什么曹叡首先见的人是刘晔而不是三位辅政大臣呢？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曹叡心里很明白，自己在朝中没有亲信，三位辅政大臣都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他需要了解他们的底细。与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人不同，刘晔是文臣，也是两朝重臣，对曹氏忠心耿耿，可以信得过。

刘晔入宫后，与新皇帝谈了整整一天。此时文武百官都急着想了解新皇帝，大家紧张地等着刘晔出来。刘晔终于从皇宫里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纷纷询问道：“怎么样？”刘晔意味深长地说：“是秦皇、汉武之类的人物，只是才华稍稍不及。”

这个评价可谓是相当准确，足见刘晔识人之本领。在魏国历代皇帝中，曹叡是最出色的一位，他与秦皇、汉武确实有相似之处，为人果敢坚强，有非凡的判断力与决断力，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有高人一等的见解。作为在王宫深院中长大的人，他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严于自律，深沉寡言，这些性格与他并不幸福的成长过程密切相关。他的地位随着母亲的宠衰而浮沉，他很早就洞悉高墙大院里充满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母亲之死让他比任何一个同龄人都早熟。他有超强的自制力，这种自制力的表现是隐藏起对生母的任何情感，这不仅关系到他能否成为帝国继承人，还关系到他的小命。他给自己滚烫的心裹上冷漠的外衣，坚强的种子却在内心深处滋长。

在曹叡戴上皇冠前，没有人见识过他的本领。刘晔说的不是客套话，曹叡是秦皇、汉武之类的人物，属于强有力的皇帝。那么他哪个方面不及秦皇、汉武呢？刘晔没有直接说，我想，大概是曹叡少了点吞吐天地、包纳古今、横扫一切的雄心壮志。

登上帝位后，曹叡不必像以前那样把真实的感情掩埋起来了，他要昭雪母亲的冤情。他迫不及待地尊母亲甄氏为文昭皇后，这个举动，肯定令继母、现今的皇太后郭氏有一种深深的不安。

母亲被逼自杀时，曹叡都十七岁了，他怎么能忘掉那悲惨的一幕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想孝敬娘亲，让娘亲享受天伦之乐，只是娘与自己阴阳两隔，每思及此，岂不心恸。曹叡能做的，只能是为母亲修一座华丽的陵园，以寄哀思。

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文昭皇后甄氏的陵园在邺城开建。新皇帝上台伊始，便大动土木，劳民伤财，司徒王朗曾前往巡视工程建设进展，见到百姓辛劳，于心不忍，上书劝谏曹叡，不过曹叡不为所动。曹叡并不长寿，只活了三十几岁，但兴建的宫殿却不少，这也是他最为后人所诟病的地方。

曹叡一直在调查母亲冤死的真相。罪魁祸首当然是自己的父亲曹丕，但曹丕既是父亲又是皇帝，这双重身份注定了曹叡无法报复，不要说鞭尸解恨，就连发布正式文书谴责也不行。惩治不了罪魁祸首，只能惩罚帮凶了。

谁与甄氏之死有关联呢？

一个女人浮出水面，她便是昔日的郭贵嫔、郭皇后，现今的郭太后，也是曹叡的继母。

郭太后名叫郭女王，名字很霸气。听这名字很容易误认为她出身于王室，其实不然，她的父亲郭永只当过南郡太守。她从小聪颖过人，言谈举止有女王范，父亲甚是惊异，名之为“女王”，意为女人中之王者。谁能想到，后来她真的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

然而，女王之路十分坎坷。汉末天下大乱，郭女王的父母兄弟先后死于战乱，她曾一度沦为大户人家的婢女。在她被当作礼物送给曹丕当小妾时，已经年近三十岁，这在当时可谓是超大龄的剩女，她比曹丕还大了三岁。曹家公子姬妾成群，郭女王年龄又大地位又低，看上去不太可能脱颖而出。可历史往往有变不可能为现实的魔力，曹丕似乎有恋姐情结，或者需要女性的关怀，他偏偏就喜欢上了郭女王。

成熟是一种挡不住的魅力。郭女王的优势不在年龄，而在才智上。《三国志》记：“后（郭皇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她成了曹丕的贤内助，时时出谋划策，曹丕能被立为太子，有她一份功劳。郭女王从小妾的身份，一跃成为夫人，与甄氏平起平坐。曹丕称帝后，立郭女王为贵嫔，成为众妃嫔中最贵者。

郭贵嫔越得宠，甄夫人越失宠。曹丕迁都洛阳后，带来郭贵嫔，把甄夫人留在邺城，甄氏彻底被冷落。那么，甄氏之死，与郭贵嫔有关系吗？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甄夫人留邺不得见，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这里把甄夫人之死与郭贵嫔的陷害联系到一起。从史料记录来看，对郭女王的评价是不错的，她应该不是有意致甄夫人于死地，但不可能没在曹丕面前抱怨过那个近乎神经质的女人，这也是曹丕痛下杀手的一个诱因吧。

既然曹叡无法罚治罪魁祸首为母亲雪冤，只能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帮凶”郭女王。

我们不要忘了郭女王的身份，她不仅是太后，也是曹叡的继母。郭女王抚养曹叡这几年，视如己出，非常疼爱他。曹叡对继母所尽之孝道，究竟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权术呢？我估计只是后者。如今曹叡已是一国之君，又是秦皇、汉武之类的强权人物，郭女王的命运，已是隐约可见。

关于郭太后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忧惧而死，一说是被曹叡逼死。

曹叡登基后，开始秋后算账，不过郭女王身份很特殊，他没办法通过司法程序治其罪。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据《汉晋春秋》所记，曹叡“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他锁定郭太后帮凶的身份，采取质问威逼的手段。郭太后激愤地说：“这是先帝干的事，你怎么问到我这儿。你作为人子，难道还要仇恨自己的父亲，为了生母而冤杀后母吗？”曹叡大怒，遂赐毒酒一杯，逼死郭太后。

不过，《魏略》的说法有所不同，称郭太后乃是“以忧暴崩”。陈寿的《三国志》并没有写郭太后是如何死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折中《汉晋春秋》与《魏略》的说法，称“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据说当年甄夫人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死状极为可怜。郭太后死后，曹叡仍不解恨，下葬时也折腾她一番，用头发盖住脸，用糠塞进口里，与当年甄夫人一样。

郭太后之死，已经是曹叡当皇帝九年后（公元235年）的事。我们还是先回到公元226年，看看曹叡刚登基时吴国所发动的进攻。

吴王孙权得知曹丕去世的消息后，马上出兵伐魏，向魏国新皇帝示威。

这明显是一次报复战。

曹丕在位时，连续对吴国发动三次进攻，孙权可不是好惹的。你能来打老子，老子也可以反咬一口。他御驾亲征，兵锋直指魏国江夏郡。江夏郡属于荆州地界，荆州一部分控制在吴国手中，一部分控制在魏国手中。攻打江夏，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魏国江夏太守文聘早有准备，严阵以待。

消息传到洛阳，大臣们纷纷请求出兵救援江夏。

这是魏明帝曹叡第一次作重大决策，但他一点都不像个新手，他敏锐的洞察力与超强的自信力，给臣僚留下深刻的印象。皇帝判断说：“孙权的部队熟悉水战，现在却弃船从陆地发动进攻，只是想趁我们不备罢了。现在文聘已经据城坚守，与吴军相持。兵法说，进攻一方的兵力至少要是防守一方的两倍，我看孙权终究不敢在江夏久留的。”

曹叡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孙权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却不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他曾多次亲征，不过很少打胜仗。

当时朝廷派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关战士，听说孙权发兵攻打，他便调动所巡视的诸县之兵，以及自己的随从，拼凑起一支千余人的部队，支援江夏。进了江夏后，荀禹广布疑兵，在晚上登上山陵，举着火把，敲锣打鼓。孙权以为魏国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不敢恋战，遂引兵而去。

与此同时，吴国左将军诸葛瑾率部进攻襄阳，他另遣部将出击寻阳。事实证明，吴军在陆地上根本不是魏军的对手。司马懿在襄阳挫败诸葛瑾的进攻，斩杀吴将张霸；曹真则在寻阳击破来犯之敌。就这样，吴国对江夏、襄阳、寻阳三地的出击全部无功而返。

孙权的第一炮没有打响。

春秋以来不伐有丧之国的传统完全被颠覆，如今是有丧必伐。孙权的骚扰不过是小打小闹，对魏国威胁不大。

东方战事刚刚平息，西线舞台就要开幕。

几年前的夷陵之战令蜀国元气大伤，刘备遗恨而死，诸葛亮如何在艰难形势下带领蜀国走出困境，重振雄风呢？

十七
诸葛亮的南征北伐

不辱使命的邓芝

刘备死后，十七岁的刘禅登基称帝，他是蜀汉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刘禅没有父亲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也看不出聪明过人的样子，他虽是皇帝，但蜀国之政事，无论巨细，都由诸葛亮决断。因此，这一时期我们或可称之为“诸葛亮时代”。这时的诸葛亮身兼丞相与益州牧，被封为武乡侯，权倾蜀国。

位高权重，意味着责任也重。蜀汉政权的根基，较之魏、吴原本就显得脆弱，加上夷陵之败、刘备之死等一系列事件，政权更是摇摇欲坠，后来诸葛亮回顾时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继汉嘉郡黄元叛乱后，南方大规模叛乱接踵而至。

南方叛乱的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部分土地。首先是益州郡酋豪雍闿（kǎi）起兵，他杀死蜀汉任命的太守正昂，投降吴国交趾太守士燮。士燮原是岭南的土霸主，拥有七郡之地，曾被曹操封为“绥南中郎将”，后归附孙权，被授“左将军”之衔。蜀汉政府又任命张裔为新的益州郡太守，张裔刚刚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成为阶下之囚，被雍闿捆绑着送往吴都。孙权十分开心，遂以雍闿为永昌太守，让他率部夺取永昌郡。

面对叛军的嚣张气焰，蜀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反击之力。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等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封锁边界，婴城固守。雍闿虽挂了个永昌太守的职，但未能攻下永昌，不过此人能量不小，他指使同乡孟获煽动各地蛮夷造反。大家知道，滇、黔一带自古以来少数民族众多，汉代时称之为西南夷。从两汉历史来看，西南夷对汉政权时而归附，时而背叛，反复无常。特别在汉帝国动荡之时，西南夷总是闻风而动，成为一大隐患。刘备死后，西南夷更加轻视蜀汉政权，在孟获的鼓动下，纷纷扯起叛乱的旗帜。

除此之外，牂（zāng）牁郡太守朱褒、越巂郡夷王高定等人也见风使舵，起兵响应雍闿。

新兴的蜀政权风雨飘摇，对诸葛亮来说，这是考验他治国能力的时刻。

是出兵平乱还是休养生息？

诸葛亮审时度势，确立了休养生息的战略。在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才能往往左右国家的兴衰，刘备去世之所以引发大规模叛变，正是因为大家怀疑继任者的能力。蜀汉帝国要恢复元气、治疗战争创伤，这些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比较安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诸葛亮深知，在此危急时刻，切不可轻启战端，否则稍有不慎，将危及国之根本。

蜀国的军事力量在夷陵之役遭到重创，武力的恢复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一个国家的军事与国力是分不开的，治军的前提是治国。要收拾这么个烂摊子确实不容易，外有魏、吴两大强敌窥视，内有南方叛乱的蔓延，诸葛亮要从哪里下手呢？

诸葛亮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针，这三管分别是政治、经济、外交。

政治就是内政治理。

在刘备生前，诸葛亮行事比较小心谨慎，尽管他从严治政，但对于骄横跋扈的将领以及地方豪强还是有所顾忌的。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大权在握，可以雷厉风行地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对此，陈寿有过一段评论：“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治政的一些特点。他极力纠正刘备时代政事宽疏之弊，实施赏罚分明的政策，有犯法者“虽亲必罚”，是比较严厉的。但陈寿也指出，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为什么没有人抱怨呢？第一，他虽重视法制，却和商鞅不是一路，商鞅只求效用，不讲道德，而诸葛亮本质上奉行的仍是儒家思想；第二，他用法虽严，却能体现公平的原则，无论亲疏一视同仁；第三，他一心为公，没有私心。所以百姓们对他既畏且爱。陈寿把诸葛亮比作管仲、萧何之类的人物，依我之见，比作管仲是对的，比作萧何则勉强些。萧何虽是西汉开国名臣，但他的权力从来没有管仲、诸葛亮那么大，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推行自己的主张。

诸葛亮在军事上采取保守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蜀国的核心地带是四川盆地，天府之国，在农业上很有潜力。南方叛乱后，诸葛亮封锁各关隘，避免叛军突入，保护农耕区的生产安全，大力发展农业。经过几年的努力，百姓生活安定了，粮食储备也日渐充足，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为军事力量的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外交政策上，更可以看出诸葛亮大政治家的风采。

魏、蜀、吴三国的关系非常微妙，魏与蜀之间基本上是敌人，两国外交没有回旋的余地，吴国则不断地摇摆于魏、蜀之间。曹操南征荆州，大有一战统一中国之势，孙权不得不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保住了东南半壁，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然而，孙权与刘备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二人很快就因为荆州的归属反目成仇。孙权趁关羽北伐之机，与曹操勾结，擒杀关羽，夺回荆州，彻底和刘备决裂。当刘备全力东征时，孙权进一步倒向魏国，上表称臣，以防两面受敌。不过，孙权称臣于魏只是权宜之计，击破刘备的入侵后，他便原形毕露，这惹怒了曹丕，魏国兵分三路进击吴国。迫于战争的压力，孙权积极调整与蜀国的外交策略，派使者向刘备示好，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蜀国与吴国互通使臣，关系稍为和缓。

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诸葛亮在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即蜀与魏的矛盾，至于蜀与吴、蜀政府与南方叛乱集团的矛盾均属于次要矛盾，这是诸葛亮比刘备高明的地方。与吴国实现外交正常化，建立统一阵线，共同抗击曹魏，这对蜀国是最有利的。

不过，要与吴国建立正常邦交，诸葛亮面临的困难很多。

首先，这与先帝刘备的战略方针相违，刘备生前与吴国互通使臣，乃是因为魏军大举南下威胁到蜀之安全，并非真心实意与吴国媾和，最明显的例子是互通使臣后，刘备还写信威胁陆逊；其次，蜀军在夷陵之战中死者甚众，这些战死沙场的将士背后对应的是无数的家庭，他们必不肯答应与吴结盟。因此，与吴国结盟，是一个既需要智慧又需要勇气的想法。

诸葛亮有智慧，也有勇气，但要实现这个想法，他还需要一个智勇双全的使节。

很快，一个合适的外交人选出现了。

此人名唤邓芝。他是东汉开国名将邓禹的后代，早年入蜀，迟迟未得重用，到刘备入主益州时，他也仅仅只是郫城一个小官。有一回刘备过郫城，与邓芝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改变邓芝的一生。刘备认为他是个人才，先是提拔他为郫城县令，后迁为广汉太守。邓芝为人清廉，政绩颇著，后调入朝廷为尚书。

对蜀国安全深感忧虑的邓芝进言道：“如今主上幼弱，又刚刚即位，应该派遣使臣与吴国重新建立友好外交。”没有深谋远虑的人，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的。邓芝的话令诸葛亮眼前一亮，他回答道：“我对这件事考虑很久了，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今天总算找到了。”

邓芝一头雾水地问道：“这人是谁呢？”

诸葛亮哈哈大笑，指着邓芝说：“就是你呀。”

就这样，邓芝被委以重任，挂了个“中郎将”的头衔，出使吴国。

邓芝此行，责任重大。

吴国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孙权本人并未称帝，主要是考虑到魏强吴弱，一旦称帝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尽管挫败了曹丕发动的三路进攻，孙权并没有打算与魏国彻底决裂，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接受魏国的册封，又不受其制约，保持独立性。有人会问，这可能吗？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汉代就有先例。西汉时赵佗建立的南越王国便是一例，南越拥有南方广袤的土地，赵佗接受汉政府的册封，南越成为藩国，但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南越王国存在了近百年，到汉武帝时才被武力征服，并入汉帝国，接受汉帝国的直接管辖。

孙权的理想，便是像赵佗那样，在南方有实际的统治权，同时又不与中央政府（魏）对抗。故而击破魏军三路进攻后，他又幻想与魏国交好。正当此刻，邓芝来到了东吴，这让孙权犯了难：究竟要不要接见邓芝呢？

邓芝明白，倘若孙权又一次倒向魏国，蜀国将彻底被孤立。试想，若魏、吴联手，魏攻蜀之北，吴攻蜀之东，吴国扶植的南方叛乱集团攻蜀之南，蜀国能不被消灭吗？入吴多日，始终没得到孙权的接见，邓芝心里焦急万分，他决定主动出击，便上书孙权说：“臣今日前来，不单单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

这是战国时代纵横家惯用的一种伎俩，搞外交，一定要先说为别人带来什么利益。孙权阅罢，决定接见邓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愿意与蜀国交好，只是蜀国君主幼弱，国土狭小，势力不强，倘若魏国趁机进攻，恐怕无法自保。”

这话很不给邓芝面子，言外之意是，你蜀国太弱小了，自保都成问题，能给吴国什么好处呢？

诸葛亮没看错人，邓芝没被唬住，从容答道：“吴、蜀两国据有四州之地（吴有扬州、荆州、交州，蜀有益州），大王乃是当世之英雄，诸葛亮也算得上是一时之英杰。蜀国地势险要，吴国有三江为屏障，两国的优势叠加在一起，唇齿相依，进可兼并天下，退可三足鼎立。大王倘若屈服于魏国，魏国就算不令大王入朝，至少也要求太子入侍。倘若大王不从命，魏国便有了发兵讨伐的借口，蜀国若趁机顺流而下，江南之地恐非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后默然良久。

我们必须分析一个问题，即，魏国是否能像西汉初期那样，允许一个像南越那样的独立政权存在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时代不同了。在西汉初期，南越所在的岭南一带还是蛮荒之地，为中原教化所未达。经过汉朝数百年的经营，吴国所处的江南地区已较为富庶，又是中央政权长期管辖的地盘，此时任何一个中央政权都不可能同意有这么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在。要想割据，只能凭恃武力，不可能既要臣服又要保持独立，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

除了与蜀国结盟外，吴国还有更好的出路吗？孙权思考良久，终于抬起头对邓芝说：“你说得对。”于是彻底与魏国绝交，与蜀汉建立正常外交，共同抗敌。

邓芝不辱使命，顺利完成诸葛亮交给他的任务。

不久后，孙权派辅义中郎将张温出使蜀国。从此以后，蜀、吴两国的使节、信件往来不绝。蜀、吴两国都心知肚明，这种友好外交是有条件的，前提是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后来，邓芝又出使吴国，孙权心血来潮，对他说：“倘若天下太平，两国君主分而治之，不亦乐乎？”

邓芝正色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倘若魏国灭亡了，那吴、蜀两国之间的争战也要开始了。”

孙权听罢，大笑道：“先生说话也太实诚了。”

自秦一统天下后，大一统的观念便深入人心，势必要杀到只剩一个皇帝，战争才能宣告结束，这也是为后世历史所证明的。

诸葛亮与孙权能选择暂时的联合，足见两人都是大政治家，有远见卓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里我们把吴国的事情放在一旁，先来说说蜀汉的情况。与吴国结盟，对蜀国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来自东部的军事威胁解除；其次，吴国放弃支持以雍闿为首的蜀国南方叛乱集团，这么一来，诸葛亮便可以腾出手，解决南方叛变。

公元225年，经过两年多的卧薪尝胆，诸葛亮的利刃出鞘了。

心理战：武力为辅，攻心为上

诸葛亮南征的目的，是平定以雍闿为首的武装叛乱集团，恢复蜀国对南方的统治，解除后患之忧，以便集中力量北伐曹魏。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思惟北征，宜先入南。”这是攘外先安内的策略。在此之前，诸葛亮就南征计划与参军马谡进行过多次磋商，反复研究具体战略战术。

马谡本是荆州襄阳宜城人，后随刘备入蜀，曾担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巂太守等，史书称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十分器重他。不过，刘备并不看好马谡，他临死前曾警告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警告放在心上，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对能说善辩的马谡有种好感。

“大意失街亭”“挥泪斩马谡”都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故事，马谡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负面的。不过，马谡并非一无是处，他能得到诸葛亮的器重，绝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必须肯定，马谡在战略上是有一定眼光的，否则诸葛亮怎么会与他反复研究南征计划呢？

鉴于南征的重要性，诸葛亮决定亲自率兵南下。临行前，马谡前来相送，诸葛亮说：“虽然我们一起谋划此事已有多年，今天我还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新见解。”

马谡答道：“南中地形险峻，并且十分偏远，抗命不服的时间已久，即便今天击破他们，明天他们还是会反叛。您的志向是以倾国之兵北伐，挑战强大的敌人，南蛮若知道国内空虚，很快又会叛乱。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蛮人全部杀光，以除后患，只是这样做非仁义之道，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做成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能让蛮人真心归服，这才是最好的策略。”

应该说，马谡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独到的。在汉代历史上，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非常复杂，特别是西部的羌族，北部的匈奴、乌桓、鲜卑，西南部的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时而归附，时而反叛。汉朝瓦解后，魏、吴、蜀三国也都面临蛮族的问题。魏国有鲜卑入寇的问题，吴国有与山越人之间无休止的战争，蜀国则有西南夷的叛乱。马谡抓住“攻心为上”这个核心，是非常高明的。攻心为上，并不是说不使用武力，而是以武力为辅，以心理战为主。

诸葛亮对马谡的主张非常赞赏，这才有了后来的“七擒孟获”。

西南夷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直到今天，西南仍是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地形复杂，有横断山脉及云贵高原，交通不便。与西羌、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相比，西南夷各民族部落相对小，社会结构简单，武装力量也不强大。面对装备精良的蜀军，劣势尽显。

诸葛亮兵分三路，分进合击。第一路由他亲自率主力从越巂郡出击，正面攻击叛军首领雍闿；第二路由李恢从益州郡出击；第三路由马忠从牂牁郡南下。这次进攻蓄谋已久，目标明确，战前工作做得很到位，故而进展十分顺利。

由于吴、蜀建交，孙权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给雍闿任何帮助了。别看雍闿当年气焰嚣张，那只是因为他没有真正遇到蜀军精锐。这次他才明白什么叫以卵击石，不过等他明白时，他的脑袋也搬家了。在蜀军凌厉的进攻下，叛军大败，雍闿与另一名叛军首领高定战死，其他人一哄而散。

三路蜀军连战连捷，击破各县叛军，成功实现会师。

雍闿死后，其部将孟获收拢残兵败将，负隅顽抗。孟获这个家伙有点本事，当年就是他煽动各地起来造反的，他在南中地区威信挺高，蛮人及汉人都服他。雍闿死后，孟获理所当然成为新的首领。

鉴于孟获在当地蛮族中有巨大的势力与影响力，诸葛亮决定采用马谡说的“攻心为上”策略，只要让孟获口服心服地归顺，其他蛮夷都会跟着归顺的。问题是孟获是个顽固的反动派，怎么劝他投降呢？诸葛亮下了一条命令：在战斗中不能杀死孟获，只能生擒。

孟获打仗的水平，比雍闿强不了多少，与蜀军一交锋，立马被缴械了。士卒们记得丞相的交代，留着活口，押往中军大帐之中。诸葛亮摇着扇子对孟获说：“你现在成为阶下之囚了，服不服呢？”孟获两眼一斜，粗声粗气地喊道：“不服！”

诸葛亮微微一笑，带着他逛了一圈兵营，问：“你看我方军队如何？”孟获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说：“以前我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吃了大亏。现在有劳您允许我参观兵营，就你们这样的军队，下次我定能轻而易举地取胜。”

孟获这么说纯粹就是嘴硬充好汉，不想诸葛亮却笑了——那好，你不服，放你回去再战。孟获瞪大眼睛，掏了掏耳朵，自己没听错吧，把敌人俘获了还放回去再战，自古以来没听过这种事，诸葛亮是唱哪门子的戏呢？

孟获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被释放了，自由了。他回去重新纠集部队，再次与蜀军一决高低，很快，他又败北了，再度沦为阶下之囚。擒了放，放了擒，诸葛亮玩起猫耍老鼠的游戏。七擒七纵，孟获玩不动了。事实摆在那里，自己与蜀军玩，玩一百次也要输一百次。每一次，诸葛亮都可以杀了孟获了事，孟获七次从鬼门关回来，他再顽固，也不能不佩服诸葛亮的耐心与宽容。最后一次获释，孟获不走了，跪在诸葛亮面前叩首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也。”

这是南征中非常重要的一战。诸葛亮谨记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不用高压手段，而是以德服人，感化敌人，这是有长远打算的。因为高压手段固然有一时之效用，但也会令矛盾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矛盾就会如火山爆发，变得不可收拾。

七擒孟获，看上去胜利来得十分容易。不过我们知道，战争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困难是存在的。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南征是很辛苦的事，在广阔的蛮荒之地，粮食补给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对蜀军十分不利。七次交锋后，孟获终于被打动，真心归顺并发誓永不叛反。由于孟获是叛军中最有影响力的首领，他的反正对蜀国彻底解决南中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孟获武装集团投诚后，诸葛亮迅速挺进到滇池一线，兵锋所至，叛军无不望风而降。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的叛乱，至此全部平定。

武力平乱只是第一步，如何管理这些以蛮人为主的郡县呢？

按照以往的经验，地方军政长官一般由朝廷委派官员担任，实际上是监督、统治蛮人，以防叛乱。诸葛亮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十分大胆的做法：仍由蛮人首领担任四郡政府官员，蛮人治蛮，让他们保有高度自治权。

浴血南征，最终南方四郡还是由蛮人自行统治，那岂不是白白辛苦一趟吗？很多人对诸葛亮的政策很不理解，纷纷提出异议。

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诸葛亮花大力气南征，目的是北伐，只有南部安定了，他才能集中蜀国的全部力量对付魏国。而他之所以认为应该由蛮人首领担任四郡政府官员，理由有三：

其一，倘若朝廷直接管理四郡，不仅要委派官吏，还必须保留一支军队驻扎，这支军队的粮秣给养会是一个大难题。

其二，如果只委派官吏，不驻扎军队，蛮人可能会起而报复。在南征过程中，蛮人死于战争者甚众，死者家属的怨恨一时间是没法消除的，朝廷只派官员前往，岂不是把羊投入虎口吗？

其三，汉人担心蛮人报复，同样，蛮人这些年来杀死的汉官吏不在少数，也担心被报复。若是派汉人去统治南方蛮夷区，可能无助于两方和解，反而会加深隔阂。

面对诸人的疑虑，诸葛亮将这些道理一一摆出，最后，他总结说：“我不派外地官员、不留军队，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令夷人与汉人能和平相处。”

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这项方针政策确定了下来，当地蛮族有名望的人被请出来当官，管理南方四郡，其中孟获是最有权势的人。孟获倒是个爽快人，言出必行，既已诚心归顺，就不再反叛了。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南方四郡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动荡，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深谋远虑。

那么这次南征军事行动，蜀国收获什么了呢？除了平息战乱之外，蜀国还得到了南夷区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品，这些对于蜀国恢复经济以及补充北伐所需的军备有重要意义。

南征结束后，诸葛亮全身心投入北伐的准备中。与此同时，魏文帝曹丕的去世，也给了蜀国可乘之机。

与魏国相比，蜀国综合国力要弱许多。弱国欲挑战强国，就要抓住有利的战机。在诸葛亮看来，曹丕之死，意味着北伐的时机到了。此时诸葛亮已经平定南方叛乱，经过几年的休整与治理，蜀国从夷陵之战的失败阴影中走出，国家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军事实力进一步壮大。

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以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守大本营，自己亲率大军北驻汉中，为伐魏做最后的准备。临行前，他给蜀汉皇帝刘禅写了一封信，说明出兵的缘由，这便是著名的《出师表》（或称《前出师表》），录全文于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历来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佳作。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其文学价值，而是透过它来看看诸葛亮的内心世界。

以时局论，魏强蜀弱很明显，作为弱的一方，为什么要去攻打强的一方呢？且不说攻魏，在刘备势力最强时，蜀国连吴国都没打得过，那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全军覆没，诸葛亮用这支新组建的军队，就有把握打败魏国吗？

我想，诸葛亮未必有这种把握，他的内心一定很纠结，那么，他为什么执意要攻魏呢？

首先，这是出于报恩的心理。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多次流露对先帝刘备的感激之情，比如“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盖追先帝之殊遇”。不过，即便是报恩，也有多种方法，他为何选择北伐这一条路呢？我想，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刘禅确非雄才伟略的君主。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多次对刘禅进言，谆谆教导，这些教导的背后，可以看出刘禅的不足。如“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他很耐心地教导刘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刘禅是个没有主见、没有决断力的皇帝。要是诸葛亮不在了，刘禅能领导蜀国军队光复中原吗？

既然刘禅不可能实现伟大的事业，诸葛亮只好替他包办。在诸葛亮看来，北定中原，光复汉室，把四百年的汉帝国完整交到刘禅手中，这才是对先帝刘备知遇之恩的最大回报。这时的诸葛亮四十六岁，当年跟随刘备打天下的将领们死的死，老的老，青黄不接，他再不去做这件事，可能就要没时间了。可以说，诸葛亮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在进行旷世豪赌。

诸葛亮为什么敢赌呢？

应该说，蜀国在地形上是有一些优势的。“蜀道难，难以上青天”，蜀国位于四川盆地，中间是肥沃的成都平原，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四周则高山环绕，“黄鹤之飞尚不得过”，这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在东汉初期刘秀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盘踞在蜀地的公孙述就是凭恃此险要地利，成为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军阀。诸葛亮的想法是，即便北伐不能成功，守住蜀国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北伐最糟糕的结果，就是退回蜀地固守，这与不进取没多大差别。倘若幸运的话，能够略定中原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即便不能，占据关中，从而据有从潼关到河西走廊的大片土地，也足以同魏国分庭抗礼。

尽管后来诸葛亮发动的几次北伐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他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大方向应该说没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就退回来，你也拿我没办法。

他的军事计划，很可能受到四百年前汉高祖刘邦的启示。当年刘邦同样是从汉中夺取关中，以弱敌强，最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诸葛亮所处的三国时代，与刘邦、项羽的楚汉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当年项羽虽然强大，却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整个中国有十八个诸侯王，项羽只是诸侯王中的最强者。曹魏帝国则不同，它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刘邦攻略关中，是消灭其他诸侯王，并不与项羽直接为敌，诸葛亮则不同，同样攻略关中，他是与整个曹魏帝国对抗。同样的战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难易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司马懿与诸葛亮的交锋

诸葛亮屯兵于汉中，摆开进攻魏国的架势。远在洛阳的魏明帝曹叡很快就得到前方传来的情报，面对蜀汉即将发动的进攻，魏国将如何应对呢？

曹叡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先下手为强。你蜀军还没打过来，我先打过去，把战火烧到蜀国。

出于一贯谨慎的作风，曹叡先询问了散骑常侍孙资的意见。

孙资明确反对主动进攻汉中，理由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汉中地形凶险。孙资举了曹操的战例，当年曹操征讨张鲁，攻到阳平山时，发现那里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曹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伤亡惨重。曹操攻破阳平山，完全出于侥幸，只是麾下军队误打误撞，竟然无意中闯入敌营，这才有了转折。后来曹操这样说：“汉中简直就是天狱，中间的斜谷道就是五百里的石穴。”不是地狱，而是天狱，因为由下往上攻，看到的不是地，而是天。

第二，知难而退也是一种战略。孙资分析说，以曹操的英明神武，却能容忍敌人的存在，为什么呢？蜀汉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吴有江河湖海为天堑，都不是轻易能攻克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蜀、吴内政都没有出现重大失误，君臣还是比较团结的。因此，魏国的战略应立足于长期相持，有机会打赢就打，不然宁可知难而退。

第三，讨伐蜀国将引起国家动荡。如果要发动对汉中的进攻，必须把镇守南方四州（荆州、徐州、扬州、豫州）的十几万精锐部队西调。这样还不够，还得动用其他部队，如此一来，不仅会引起国家动荡，军费开支也是无底洞。孙资还指出，由于蜀军占据险关要隘，如果要进攻，军队至少需要蜀军人数的三倍。

综合以上三点，孙资的结论是：以守代攻。只使用现有的部队，把守重要战略据点，凭险而守，虽不足以反击，但防御是绰绰有余。以不变应万变，把蜀、吴军队拖垮，魏国就能日益强盛，形成绝对的优势。

应该说，孙资的分析是有深谋远虑的。诸葛亮北伐，是一次消耗战，军队要穿越难行的蜀道，粮秣要千里转输，这些都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只要在边境线上与蜀军磨上几年，蜀国就要被拖垮。魏明帝对孙资的建议大为赞赏，遂采纳其议，确定了只守不攻的战略原则。

不过，要对付诸葛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战争并不只是在战场上舞枪弄棒，更在于智慧上的角逐。

在发动北伐之前，诸葛亮打算先策反一个人。

谁呢？

当年被刘封逼反的孟达。

我们说过，孟达本是蜀将，受刘备养子刘封节制。由于刘封跋扈嚣张，把孟达的私人乐队占为己有，孟达一怒之下，给刘备留了一封信后，便向曹丕投降了。孟达降魏后，深受魏文帝曹丕的赏识与宠幸，与尚书令桓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交情不错，这些年也混得有模有样，坐镇魏蜀吴三国边界附近的新城，监视蜀国与吴国的一举一动。

然而世事难料。几年后，曹丕驾崩了，桓阶、夏侯尚等人也相继过世，孟达风光的日子一去不返。他开始受到新权贵的排挤，内心郁郁寡欢。孟达是个有心机的人，他隐隐感到曹魏帝国已经容不下自己了，不如早做打算，便暗地里与蜀、吴两国保持联络，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能得到蜀、吴两国的帮助。

说实话，诸葛亮不喜欢孟达这样的人，反反复复，唯利是图，一点君子风范都没有。但讨厌归讨厌，值此特殊时期，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吧。于是他写了一封密信给孟达，劝他归降。孟达不由得心里一动，他对诸葛亮有好感，因为当年凌辱他的刘封，就是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被赐死的。

双方互通书信，来回几次后，孟达暗中答应诸葛亮：时机一成熟，自己便起兵响应。然而，诸葛亮却看透了孟达，他知道孟达只是在盘算着如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投靠蜀国，还是投靠吴国，或者自己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呢？

为了逼迫孟达趁早起兵，诸葛亮耍了一个诡计：他故意把孟达要起事的消息泄露给魏兴太守申仪。

申仪是什么人呢？他是孟达的死对头。

申仪与孟达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初孟达是蜀国大将，申仪是魏国官员，申仪的哥哥申耽是魏国上庸太守，孟达率兵攻打上庸，申仪与他的哥哥放下武器，向蜀国投诚，后被封为西城太守。后来孟达投降魏国，反过来攻打蜀国，这时身为蜀国官员的申耽、申仪哥俩只好又投降了魏国。申仪两次被孟达攻打，两次投降，颜面全失，要不是他投降得快，说不定都成为孟达的刀下之鬼了。

政治斗争是尔虞我诈的，各方都有自己的盘算。见孟达迟迟不起兵，诸葛亮派了一个名为郭模的部下，假装向申仪投降，和盘托出孟达的阴谋。诸葛亮的用意很明显的：逼孟达速速起兵，宣布脱离魏政权。

与孟达势同水火的申仪获悉孟达图谋不轨的消息，心中大喜——报复的机会来了，他立刻向朝廷检举揭发，同时将此事告知驻扎在宛城的司马懿。

司马懿闻讯，倒吸一口凉气。

要是孟达叛反，魏国就麻烦了。孟达驻守的新城郡毗邻蜀、吴两国，有武当山作为屏障，本就地形险峻，要是得到蜀、吴的军事援助，就更不容易攻克。怎么办呢？军事决战，谋高者胜。镇压孟达，必须快、准、狠，在他下定决心起兵之前彻底将他解决。现在孟达阴谋败露，随时可能起兵，必须先设法把他稳住。

如何稳住孟达？

司马懿先是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绝对不相信孟达会造反，那都是蜀国人的反间计罢了。在信中，司马懿写道：“以前将军弃暗投明，脱离刘备，效力朝廷。朝廷把疆场重任委托给将军，任凭将军规划攻略蜀国的计策，真可算是推心置腹了。蜀国上下，无不对将军咬牙切齿，诸葛亮早就想消灭您，只是苦于没有办法。如今申仪不过是听了郭模的一面之词，这种大事，诸葛亮怎么可能轻易泄露，郭模哪能那么容易得知内情呢？”

正当孟达焦头烂额，想要仓促起兵之际，司马懿的信不期而至。孟达阅信后不禁松了一口气，从司马懿的语气中可看出他对申仪的检举不以为然，这就意味司马懿的部队不会很快兵临城下。

现在孟达放心了，又打起了太极，似乎为自己能在诸多势力之间游走而沾沾自喜。他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说：“司马懿在宛城，距离洛阳八百里，距离我这儿一千两百里。他听说申仪告发我要起事，定会先上奏朝廷。从宛城与洛阳一来一回，起码得拖上一个月。到时我的城池已经防守坚固，各军也做好准备。我这儿地形险峻，司马懿肯定不会亲自前来，要是派别的将领来，我根本就不担心。”

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孟达是比较忌惮司马懿的，明白此人老奸巨猾，足智多谋。但他还是过于乐观了，他对形势做出了两个致命的误判：其一，他相信司马懿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发动进攻；其二，他认为司马懿不会亲自前来。

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孟达为自己的判断自鸣得意时，司马懿的精锐部队正昼夜潜行，直向新城杀奔而来。司马懿果然手段老到，他做了两手准备：在写信稳住孟达的同时，当机立断出动大军，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有些将领提醒司马懿说，孟达与蜀国、吴国都有往来，应该先侦察其动向，再考虑动用武力。司马懿斩钉截铁地说：“孟达是个没有信义的人，现在正是他迟疑不决的时候，我们应该趁他还没下决心，先下手为强，迅速解决他。”

司马懿对人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知道，像孟达这种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谈不上对谁忠诚。

司马懿进军之神速，远远超乎孟达的想象。

八天。

仅仅八天的时间，司马懿就兵临城下了。

孟达乱了阵脚，他赶紧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信中写道：“我起事才八天，司马懿就兵临城下，怎么如此神速啊！”言下之意，希望蜀国方面能给予必要的援助。然而，司马懿的快刀名不虚传，他没有拖拖拉拉，而是马上组织大军攻城。

当时孟达的城池三面临水，他还在城外修有木栅防御工事。不过，看似险要的地形根本没法阻挡司马懿的进攻。司马懿先声夺人，渡水后迅速攻破木栅，直捣城下。他知道必须速战速决，否则若蜀、吴派出援兵前来，势必陷入持久战。在他的严令之下，魏军分为八路，昼夜进攻。

面对魏军的猛攻，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人为了自保，打开城门向魏军投降。司马懿的部队冲入城内，擒杀孟达，把他的脑袋砍下送往京师。孟达麾下一万多名官兵被俘，全部被押往宛城。

孟达自诩坚不可摧的城池，只坚持了区区十六天就陷落了。他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落得一场空。

孟达兵败被杀，对诸葛亮来说可谓是当头一击，诸葛亮失去了一支可以倚借的力量。在此役中，司马懿充分展现了自己过人的智谋与决断力，用兵虚虚实实，神秘莫测。此时的司马懿不仅是曹丕指定的三名辅政大臣之一，还是魏国握有实权的骠骑大将军。此公究竟有什么来头，他是如何在人才济济的魏国脱颖而出，又如何崛起为军政巨头的呢？

司马懿出生于公元179年，其家族在河内郡颇有名望，连续几代当过太守以上的官职，其父司马防曾担任京兆尹。司马懿出生五年后，震动天下的黄巾起义爆发，从此社会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成长起来的。司马懿从小便表现出超凡的智慧，据史书载：“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他深受当时儒家名节思潮的影响，“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

因为名节观念，长大后的司马懿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颇为不满。公元201年，年轻的司马懿已有了些名望，曹操打算召他入司空府任职。岂料司马懿竟然不愿意去，还想了办法拒绝：他谎称自己得了风痹症，就是中风了，起不来了。才二十岁出头就中风，曹操哪里肯信，派人半夜时悄悄前去刺探。司马懿似乎早就料到曹操会来这么一手，他躺着一动不动，真像中风的样子。

从一开始便跟曹操斗智谋，司马懿的胆子也忒大了吧。时间长了，曹操当然晓得司马懿使诈，偏偏他是个爱才如命之人，你不来，我偏偏要请你来。公元208年，曹操已经当了帝国丞相，又一次召司马懿。他对派去的使者说：“司马懿要是再耍花招，就把他给抓了。”这下司马懿没办法了，只得出来帮曹操做事。

作为一个“愤青”，司马懿为何能得到曹操、曹丕父子俩的器重，一步步登上高位呢？

首先，司马懿智慧超群，每每有奇谋妙策。

公元215年，曹操征讨张鲁，夺取汉中，司马懿审时度势，认为刘备刚刚以狡诈手段夺取益州，百姓尚未亲附，这是消灭刘备的大好时机。他劝曹操急速南下，称如此必可一举摧毁敌人，但曹操竟没有听，错失了平定蜀地的良机。后来司马懿追随曹操征讨孙权，多有良策，深得赏识。司马懿非但军事在行，也很有政治眼光，他曾经告诫曹操粮食的重要性，提出“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曹操采纳其议，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当时南方的关羽对曹魏乃是一大威胁，可是曹操派去担任荆州刺史的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是粗暴骄奢之徒，司马懿提醒说，这两个人不适合守卫边疆，曹操对这个建议未加理会。后来关羽发动北伐，大破于禁七军，胡修、傅方两人举旗投降。关羽的辉煌战绩令曹操大为担忧，甚至想把东汉首都由许昌迁往河北。这时，司马懿再献奇策，他目光如炬，看穿了刘备、关羽与孙权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大胆地做出联合孙权，说服孙权出兵直捣关羽老巢、断其归路的作战计划。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司马懿所料想的那样，不可一世的名将关羽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而被围困的樊城也不战而解。至此，司马懿“知兵”的美名便无人不知了。

其次，司马懿与曹丕的关系非同一般。

自从司马懿入曹操幕府，曹操就交给他一个任务：与曹丕相往来。曹家有重视文化的传统，司马懿博览群书，曹操有意让他与儿子多交往，这对后来司马懿的崛起是很重要的。曹丕能够击败曹植成为魏国太子，想必司马懿鞍前马后出力甚多，史书说：“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他与陈群、吴质、朱铄并称“四友”，其实就是太子党的四大金刚。

曹丕登基后，司马懿便时来运转了。

魏黄初元年，司马懿被任命为尚书，封安国乡侯；二年，升迁为侍中、尚书右仆射；三年，封为向乡侯；六年，任抚军大将军，假节，录尚书事，进入权力核心层。头衔太多，司马懿也觉得不好意思，便上书辞谢。皇帝批示说：这不是要给你荣耀，而是让你替我分忧。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曹丕对司马懿的信任。曹丕亲率大军南征吴国时，司马懿留守大后方，“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我们且来看看曹丕的一份诏书：“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从这份诏书中，我们读到一些信息：按理说，应该是将军出征，皇帝留守才对；怎么变成皇帝出征，将军留守呢？司马懿肯定是向皇帝提出过要到前线去，所以皇帝才会说“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就是说，攻城野战固然也是立功，但像萧何那样坐镇后方，保证后勤补给不中断，功劳更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更倚重司马懿的政治才能，而不是军事才能。

在另一份诏书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懿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东事。”就是说，曹丕若东征，西边的事就交由司马懿负责；若西征，东边的事还是交给司马懿负责。我在东你就在西，我在西你就在东，咱俩轮着管事，分工合作。

有了这层亲密关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曹丕去世前，会把司马懿指定为辅政大臣之一了。在三名辅政大臣中，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与镇军大将军陈群都是原“太子党”四大金刚，这股势力的崛起，将深远地改变曹魏帝国的权力格局。

在曹操时代，司马懿不过是个谋士；在曹丕时代，他已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到了曹叡时代，司马懿成了手握兵权、独当一面的辅政大臣。

孙权想趁机袭击魏国，不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东吴左将军诸葛瑾的进攻在襄阳被司马懿遏制了，吴将张霸被斩杀。这是司马懿辅政以来的第一场战事，他旗开得胜，在战后改任骠骑大将军。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消息传来，明帝曹叡任命司马懿都督荆豫州诸军事，驻扎在宛城，监视吴、蜀两国的新动向。

这一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司马懿四十八岁，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他已是越来越成熟，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敢。在行军作战上，他奉行《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的原则，不按常理出牌，神鬼莫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杀孟达，为魏帝国消除了一大隐患，堪称其军事生涯上的代表作。在日后的战争中，他将成为蜀军北定中原的拦路虎，同时也成为诸葛亮的头号对手。

一代名臣的弱点

《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说法，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其实他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确切地说，“六出祁山”指的是诸葛亮生前与魏国的六次战争，其中包括五次北伐以及一次防御。在诸葛亮人生的最后几年，北伐是其事业的重心，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但是几乎每次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对魏国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反而令自己陷入连年苦战的尴尬之中。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

我们且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说起。

孟达突然败亡，令蜀国的北伐失去一支策应力量，不过，诸葛亮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曾有一道对联这样写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谨慎确实是诸葛亮立身处世的一大原则，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在政治上实施谨慎的原则，有助于避免失误；而在军事上过于谨慎，却不一定是好事。

关于北伐要从哪里下手，蜀国当时主要考虑了三个方向：

第一，穿过斜谷道，进攻郿县。斜谷道又称为褒斜道，这里有两条河流，一条叫褒水，一条叫斜水。褒水向南流，斜水向北流，利用这两条河流的谷地开通出的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便是斜谷道。这是汉中通往关中的重要通道，也是敌人防守的重点地区。但这条路须穿越秦岭，不太好走，正所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巍巍秦岭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保护着关中。

第二，西出祁山，进攻陇右。所谓“六出祁山”，指的就是这一条路。这条路比斜谷道好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得陇望蜀”的说法，从陇右进入川蜀，阻碍是比较小的，同样，从川蜀进入陇右，风险也是最小的。不过，祁山路线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直接进攻魏国的心脏地带，只攻其偏远的陇右地区，隔靴搔痒，点不到敌人的死穴。

第三条路，走子午谷进攻长安。子午谷是关中通往汉中的一条路，全长六百六十里，沿途山高谷深，最是难行。这条通道距离长安最近，只需要十天便可兵临城下。长安曾是西汉首都，东汉末年董卓又挟制献帝迁都于此，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攻下长安，便可控制关中，同时切断洛阳与陇西的联系。从战略角度考虑，走子午谷攻取长安，对曹魏帝国的打击是最大的。

在北伐之前的军事会议上，丞相司马魏延首先提出由子午谷直插长安的作战计划。既然子午谷凶险难行，魏延为什么会提这么一个冒险的军事计划呢？

行军作战，除了要考虑地形、补给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十分重要：敌人将领的素质。镇守长安的魏军统帅是谁呢？他是原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楙（mào）。

比起父亲，夏侯楙就是个花花太岁，根本不懂得什么兵法。这么个平庸的人居然挂了一个“安西将军”的头衔，都督关中军事，坐镇长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夏侯楙靠的是裙带关系，他娶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曹丕从小就跟他玩得很好。曹丕登基后，没忘掉老朋友，让他到关中当土霸王。

魏延提出的作战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向诸葛亮建议说：“夏侯楙是魏国皇帝的女婿，这个人既没有胆略，也没有智谋。请拨给我精兵五千，携带相应的口粮，我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向东挺进，抵达子午谷后折向北方，不用十天的工夫，便可抵达长安城。夏侯楙听闻我师杀到，肯定吓得落荒而逃。到时长安城内只剩下督军御史与京兆太守，不足为虑。至于军粮问题，一部分可取自敌人的粮仓，一部分取自百姓逃离后剩下的余粮，这些应该足够补给。魏国要集结一支军队救援关中，至少要二十几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丞相亲自率兵出斜谷道接应，如此一来，咸阳以西可一举平定。”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略构想。

魏延把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子午谷难以通行，部队数量肯定不能多带，魏延提出带五千人，这个人数是不多的。五千人能顺利穿越子午谷吗？敌人会事先埋下伏兵吗？这就得分析敌方将领。夏侯楙无勇无谋，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他绝不会有任何防备的。至于最重要的补给问题，魏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完全可以就地解决。

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魏延是个怎样的人。

作为蜀军中的一名重要将领，魏延在益州之战中崭露头角，得到刘备的青睐与重用。刘备夺取汉中后，自立为汉中王，那么，谁来镇守汉中呢？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么重要的职位，非张飞莫属。关羽在荆州，张飞在汉中，这就是刘备的一双翅膀啊。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备没有用张飞，而是让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封他为镇远将军。这个决定，令全军上下为之震惊，魏延的地位竟然直逼关羽、张飞，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刘备当着群臣的面问魏延：“今天委予你重任，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魏延掷地有声地答道：“如果曹操举天下之兵前来，我为大王拒之；如果曹操派偏将率十万之师前来，我为大王吞之。”如果曹操亲自前来，我能顶住他；如果是偏将来，我就灭了他——这句豪言壮语一出，所有人都暗暗佩服其勇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魏延这个人是有本事的，他的才干是得到刘备认可的。

然而，这么一个出色的军事计划，却被诸葛亮轻易地否决了。

诸葛亮否决的理由只有区区几个字：过于冒险。

在此之前，诸葛亮已制定出自己的战略计划：在斜谷道发动佯攻，吸引敌人主力，我师主力则绕道祁山，出其不意地偷袭陇右。他对这个计划很是自得，因为出祁山的道路最为通畅，进可攻，退可守，补给也相对容易，所冒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这就是诸葛亮的谨慎原则。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这个计划并不高明，因为它没打在敌方的要害上。

当时的天下格局相当清晰，魏强而蜀弱，蜀国以弱击强，对自身的损耗本来就特别大，要打就得打闪击战，绝对不能打持久战。一战置敌于死地，这才是弱者该做的。就好像人与大毒蛇搏杀，你的锄头得打在它的七寸之上，才能打得死；如果一心想打蛇尾，就算打中了，蛇一转过来，血盆大口一张，你准被吃掉。诸葛亮没把锄头砸向蛇头，而是砸向蛇尾，这是没多大用的。

关中与陇西合称关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看，关陇的重心在关中，而不在陇西。为什么呢？因为打掉关中，陇西就成了孤立之地，与魏中央失去联系，不战而自溃。关中是战国时代秦国的老巢，有崤山、函谷关为屏障，秦国崛起后，东方诸侯几次联合伐秦，始终未能突破崤、函防线。只要夺取关中，诸葛亮就有雄厚的资本与曹魏帝国叫板了，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诸葛亮为什么要否决魏延的计划呢？

我们可以算算兵出子午谷的风险有多大：就算魏延的计划全部泡汤，全军覆没，诸葛亮的全部损失，也只是五千人与一名大将，这是最坏的结果。即便如此，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甚至可以说不会伤及蜀军主力。衡量可能的收获与可能的损失，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值得尝试的冒险。诸葛亮为什么不试试呢？

诸葛亮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三国演义》更是把他吹捧得上天入地，推到神的地位——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神机妙算。但罗贯中却不能解释一个事实：为什么诸葛亮一次次的北伐都劳师无功呢？

在我看来，诸葛亮不是神人，他也有缺点，这个缺点就是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自负，毁掉了蜀国的北伐。

我们知道，诸葛亮年轻时就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乐毅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文比管仲，武比乐毅，可见他是很自负的。到了后来，诸葛亮成为蜀国丞相，是蜀国的实际统治者，权力之大几乎可与君主相媲美，就跟曹操一个样。无论是魏国的司马懿还是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实际权力都不如诸葛亮。诸葛亮可以调动国家所有的物力、人力与军事力量，更握有生杀之大权。

三国时代是一个谋臣兴起的时代，曹操、曹丕父子，孙策、孙权兄弟都有许多谋臣，每当有战事时，总能看到谋臣献计献策的身影。但是，在诸葛亮北伐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在史书上，找不到几个曾出谋划策的人。按理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蜀人，对蜀国的记录会更详细才对，但他没记下这些事，不是忽视了，而是诸葛亮既不重用谋臣，也很少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

也因为此，诸葛亮对魏延的建议不予理睬。据史书所载，在诸葛亮发动的六次北伐过程中，魏延几乎每次都提议派出奇兵奔袭长安或潼关，每次都被诸葛亮拒绝。在北伐屡屡受挫之时，他却一次也不肯听魏延的，这里涉及的可不只是战略问题那么简单了。在诸葛亮看来，魏延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诸葛亮的形象一直是“伟光正”的，但是我们读史时，对“伟光正”的十全人物要特别小心，因为没有谁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正所谓人无完人，承认一个人的不完美，并不等于否定他的才干与功绩，而一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他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那么灾难可能就要降临。

进攻仍依照诸葛亮设计的方案进行。

担负佯攻任务的是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原先蜀国五虎上将中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已不在人世，赵云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也正是因为年迈的原因，诸葛亮把他安排在次要战场，实施佯攻任务。赵云、邓芝进驻距褒城县北约八里的箕谷，放出风声，扬言要穿过斜谷道攻取郿县。

魏明帝曹叡得到消息后，派中军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火速驰援郿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魏国的指挥系统也是混乱的。曹真都督关右军事，夏侯楙都督关中军事，那么魏国援兵进到关中，是要听曹真的呢，还是听夏侯楙的呢？

我们再来说说蜀军的行动。赵云、邓芝在箕谷摆下迷魂阵后，诸葛亮亲率主力部队悄悄绕道西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祁山。这一着确实出奇制胜，大出魏人意料。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仅从战术角度看，诸葛亮无疑是胜利的。这支军队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自从刘备去世后，蜀国埋首苦练内功，没跟魏国打仗。这几年来，魏国人都不知晓蜀军有怎么样的精神面貌，直到他们从天而降，占领祁山。这支军队军阵整齐、号令严明，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

曹魏帝国在关西的统治基础并不太牢靠。远的不说，就说曹操死后，这里就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兵变：公元220年，麹演、张进、黄华等在西平、张掖、武威等郡起事；公元221年，卢水胡人叛反，河西走廊大乱；同年，麹光在西平起事。尽管这些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却也证明关西诸势力在不断地为摆脱曹魏帝国的统治而斗争。

蜀军到来的消息，马上令关西反抗势力死灰复燃。一时间，天水、南安、安定诸郡纷纷宣告脱离曹魏朝廷，转而归附蜀汉。

诸葛亮兵出祁山，确实出乎曹真、夏侯楙的意料，三郡随之叛乱，更令关中震动。倘若朝廷不积极应对，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郡县投降蜀国，到时就如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了。关键时刻，曹叡表现出一位皇帝应有的从容与镇定，他信心满满地说：“诸葛亮本来有险峻山地为依托，现在却自投罗网，犯了兵家之忌，这次我们定能将其击破。”

魏明帝曹叡先派出五万步骑兵，由右将军张郃率领，驰援陇右。这样还不够，为了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他决定御驾亲征，亲自抵达长安，以示必胜之决心。

诸葛亮越过祁山后，一方面招降纳叛，一方面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他在街亭一带布置了一道防线，以防备魏军的反扑。驻守街亭的将领，正是诸葛亮最为器重的马谡。

关于马谡这个人，许多人认为他没本事，这个看法值得商榷。诸葛亮认为马谡是奇才，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南征之役中，马谡出谋划策，提出攻心为上，得到诸葛亮的欣赏并加以运用。马谡有什么非凡之处呢？据史书所载，可归为两点：其一，他至少能够纸上谈兵，对兵法他是熟悉的；其二，他口才好。

阅人无数的刘备生前警告过诸葛亮，马谡只会夸夸其谈，不能大用，让他做参谋工作是可以的，要他独立指挥作战是不行的。这里我们就必须讲到，何以诸葛亮是名臣而不是名君，他在识人、用人上是远不及刘备的。事实上，刘备生前也没有让诸葛亮独立指挥作战过。有些人只是适合当谋士、军师，而不适合当将军。用人的最高境界，是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职位与才能相互匹配。譬如说曹操的谋士郭嘉，他有极高明的谋略，你非要让他当将军，他可能就只是个蹩脚的将军。

谋士与将军的不同之处，在于谋士只点明方法而不做具体的执行工作。会思考的人，不一定会办事。用马谡去守街亭，是诸葛亮的错，而不是马谡的错。诸葛亮有更好的选择，比如魏延、吴懿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但他却让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去指挥。

马谡的对手，是曹魏帝国名将张郃。

双方战于街亭。

史书把马谡犯的错误归为四项：其一，违亮节度，就是不听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其二，举措烦扰，就是行动混乱无章；其三，舍水上山，就是没有守住水源，把队伍拉到山上；其四，下不据城，就是没有在山下守住城池。

在此期间，裨将王平多次对马谡的部署提出质疑与批评，但马谡不听。应该说，马谡这些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失败，弃城不守，舍水上山，这些行为不晓得是合乎哪条兵法。富有作战经验的张郃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他切断水源，蜀军马上陷入困境。在蜀军士兵渴得毫无战斗力时，张郃全力出击，蜀军立马崩溃。

其实在街亭一战中，蜀军在人数上是占优的，这种惨败的结局，是诸葛亮做梦都不会想到的。这次大败，用诸葛亮的话说，是“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就是说，整个队伍都乱了套了，将领与士兵各逃各的路，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指挥系统。要知道训练有素的军队，就算打了败仗，撤退时也是有条不紊，不会给敌人予可乘之机。

在蜀军陷入混乱时，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裨将军王平。王平麾下有一千名士兵，在其他营的士兵抱头鼠窜时，他没有慌乱，而是擂响军鼓，集合部队，固守营寨。张郃见他的营寨军容齐整，担心有埋伏，没敢急攻。王平遂带着部队有序撤退，沿途还收罗了许多散兵游勇。

魏军在西线大获全胜后，在东线也转入反攻，进攻屯兵于箕谷的赵云、邓芝部。此时蜀军已得悉街亭惨败的消息，全军上下毫无斗志，被魏军打得节节败退。不过，赵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没有像马谡那么慌张，而是且战且退，部队建制基本完好，没有遭遇重大损失。

后来诸葛亮在总结两次作战经验时，曾询问邓芝：“箕谷失利，部队撤退时，军队编制仍相当完好，没有出现街亭将不顾兵、兵不顾将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邓芝把功劳全归于赵云，他说：“赵云亲自断后，各种军需物资都没有损失，士兵与将校犯不着慌乱。”按理说，诸葛亮这几年大力练兵，军队纪律不至于差到撤退时溃不成军。问题出在哪呢？街亭之战，军心之所以崩溃，在于将士们绝水多日，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活命要紧，纪律顾不上了。赵云的经验就比较老到，粮食物资首先不能有闪失，否则军心一旦动摇，将满盘皆输。

无论是主攻方向还是佯攻方向，都失败了。

这一战完全打乱了诸葛亮的计划。前进已是不可能，在魏军凌厉的攻势下，想守也守不住。诸葛亮只得完全放弃，匆匆撤回汉中。

轰轰烈烈的北伐，虎头蛇尾，草草而终。

诸葛亮“明攻斜谷，暗出祁山”的计划，与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采用迷惑手段拖住敌人主力，出其不意击其软肋。应该说，这个计划是有效果的，在街亭之战中，蜀军是以众击寡，以逸待劳。本来稳操胜券之局，怎么竟演变为一场大溃败呢？

这里我们要看看诸葛亮自己是如何分析的，战后他这样说过：“我们在祁山、箕谷的兵力都比敌人多，然而非但没有击破敌人，反而被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

以多打少还打不赢，肯定是指挥出了问题。

诸葛亮要用铁腕手段严厉治军。

打了这么一场丢脸的败仗，当然得有人负责，这个人非马谡莫属。

马谡指挥的失误，直接导致街亭之战的失利，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的指挥下，蜀军不仅管理混乱，还放弃重要水源，这些都是失利的原因。战后，诸葛亮把马谡逮捕下狱，判处死刑，斩首示众。杀了马谡后，诸葛亮亲自吊丧，为之痛哭，并抚养其遗孤。这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问题是，马谡该不该死呢？

蒋琬是不赞成杀的，他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诸葛亮回答说：“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因为用法严明；晋悼公的弟弟杨干犯法，魏绛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四海分裂，交战刚刚开始，要是废弃了军法，凭什么来战胜敌人呢？”

我们来分析下诸葛亮讲的有没有道理。诸葛亮举了两位名将的例子，说明执法的重要性。一个是孙武，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的作者。据史载，孙武曾训练吴王阖闾的宫女，这些宫女嘻嘻哈哈，不成体统，孙武在三令五申后，军令不得实行，遂斩其队长，也就是吴王的爱妾；第二个是春秋时代的晋国名将魏绛，晋悼公的弟弟驾着马车在军营内乱闯，他把马车扣下，杀其仆从。

诸葛亮用这两个人的例子来阐明杀马谡的必要性，可是我们翻遍历史，也找不到孙武、魏绛曾经擅杀大将的事，他们杀的是国王的宠妾以及国王弟弟的仆人，这跟杀马谡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再者，诸葛亮严明军法是对的，但马谡犯了什么法呢？我们说，马谡犯了四个错误，其中队伍混乱、丢弃城堡、忽视水源，这三条都不叫违法。唯一与违法有关的，是他没听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即便是这一条，能否判死刑，仍然成问题。既然诸葛亮坐镇后方，前方将领当然有权根据战场的情况作出独立的判断，故而向来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说法。我们只能说，马谡对战局的判断有致命的错误，而不能说他是违反军令。

作为前敌总指挥，马谡对街亭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是诸葛亮要负的责任更大。为什么呢？《三国志》中有一段话：“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任命马谡为先锋指挥官，这就是诸葛亮的重大失误，而且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只有诸葛亮把马谡当作宝，其他人都认为应该以魏延、吴懿等有经验的将领为先锋将。诸葛亮不听，一意孤行，把没有多少实际指挥经验的马谡抬出来跟张郃交战，这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大家都有一种印象，诸葛亮是非常高明的军事家。不过，依据史实来看，诸葛亮并不是个好的统帅。诸葛亮北伐相较于曹丕的南征，并不高明多少，甚至更差。为什么这样说呢？曹丕南征，受阻于长江，有一次起了风暴，有一次河流结冰，多多少少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军队要远远多于敌人，无论是在主攻方向还是在佯攻方向，人数上都占优势，然而却一战即溃。这样的失败，着实无法向君主、向国人交代，只能找个替罪羊。

马谡，就成了这只替罪羊。

除了马谡之外，将军李盛也被杀，另一名将军黄袭被免职，连部队损失不大、亲自断后的老将军赵云都被贬了一级。

当然，诸葛亮也装模作样，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代行丞相之职。虽然是自贬三级，但他仍旧是蜀国最大的官，权力一点也没被削弱。

第一次北伐，是一次非常糟糕的军事行动。

首先，策反孟达失败了。策反失败与诸葛亮也有关系，如果不是他给申仪通风报信，司马懿是不会来得那么快的。

其次，在战略方向上，选择了偏远的祁山，虽然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无奈距离敌人心脏遥远，魏国有足够的时间派出援兵，令突袭战失去意义。

再次，用错了大将。马谡应该留在大本营当参谋，而不是当先锋大将。魏延最有资格当前敌总指挥，但由于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不为诸葛亮所重用。

最后，处罚太重。蜀国本就缺乏人才，只因为一次败仗，就杀了谋士，自毁长城。

这一次北伐行动出了这么多差错，至少诸葛亮要负很大责任。诸葛亮本人对此番失利也相当羞愧，在出其不意与人数占优的双重优势下，竟然被打得大败，着实颜面扫地。后来他总结说：“现在应当减少兵员与将校，该惩罚的惩罚，该反省的反省，以后要采取更多变通的办法。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兵力再多也没用。从今往后，忠正之士应该勤于指出我的缺点，大家一起努力，则大事可成，国贼可灭，大功指日可待。”

随着诸葛亮退出祁山，安定、天水，南安三郡的叛乱很快被关右都督曹真镇压下去。至此，诸葛亮的北伐颗粒无收。唯一所得，是天水参军姜维前来归降，他有胆有识，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成为蜀军的重要将领。

再度北伐：不扩张，就会灭亡

诸葛亮在西北吃了一个大败仗，与此同时，孙权却在东南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大破曹休十万魏军，斩俘万余人，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役的详细情况，留在下章叙述。孙权的胜利令诸葛亮既羡慕又激动，此时关中魏军被大批抽调到江淮一线，兵力空虚，是不是可以乘虚而进呢？

这时距离街亭之战不过十个月，要知道发动一场长途远征需要动用很多人力物力，何况蜀军还没有从街亭之战的阴影中走出，信心尚未恢复。当诸葛亮提出二次北伐的计划时，所有人无不感到惊愕。第一次北伐所暴露出的巨大问题都解决了吗？既然诸葛亮认为主要问题是将领的问题，在短短十个月时间里，物色到更佳的将领了吗？还是将军们的指挥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呢？显然都没有。退一步说，一年之内，发动两次战争，考虑到川蜀转输物资的艰难，百姓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

然而，诸葛亮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理由。他把这些理由写在一封著名的书信上，这便是《后出师表》——“后”字是为了与“前出师表”相区分。这也是诸葛亮的代表作之一，全文如下：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诸葛亮首先解释，为什么自己要以弱敌强。因为“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以川蜀如此闭塞之地，无论人口、资源都远不及魏国，若不能主动出击，扩张势力，那么就只能坐以待毙了。这种观点，可在东汉初期刘秀与公孙述的战争中得到印证。当初公孙述崛起于川蜀并开国称帝，力量比刘秀还强大。只是他不求进取，只想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等到刘秀吞并天下后，他就只是瓮中之鳖了。不扩张，肯定要灭亡，这个结论，应该是有道理的。

在很多人看来，魏国没打上门就要暗自庆幸了，干吗没事惹怒这头大老虎呢？这个想法，应该说皇帝刘禅也是有的。反对北伐者不在少数，诸葛亮可以力排众议，但他必须要给出解释。这封上书，与其说是写给皇帝看的，不如说是写给全军将士看的。他举了四个例子，作了两点说明，力陈主动出击的必要性。

第一，以汉高帝刘邦为例。刘邦天纵神武，还有张良、陈平等一大帮谋士，他是提着脑袋，拼了命才打下天下的。现在的蜀汉，皇帝不如刘邦，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幻想用长期相持的办法赢得胜利，这是不可能的，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主动出击。

第二，以汉末刘繇、王朗为例。刘繇曾担任扬州刺史，王朗则是会稽太守。他们都是文人，行动力不强，坐以论道，动不动就引用圣贤的名言。然而，面对孙策的崛起，两人都消积不作为，最后让孙策吞并了江东。

第三，以曹操为例。曹操是蜀的大敌，诸葛亮没有贬低他，而是称赞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曹操能略定北方，那容易吗？他遭遇了多少败战，经历了多少险情，才有了后来的成就。敌人如此坚忍，我们却要“以不危而定之”，想成就大事却不肯冒险而进，那能成吗？

第四，还是以曹操为例。以曹操之明智，还曾经五攻昌霸不下，四攻巢湖不成，在用人上也频频出现失误。诸葛亮说：“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必能胜？”这说明三国时代，即便是敌人，该尊敬的还是要尊敬。这里诸葛亮也是变相地为第一次北伐的失误辩解——以曹操之雄才，失败也是家常便饭，我们也不要太当一回事。

以上这四个例子，都说明成功是奋斗出来的，是主动求来的，进取有代价、有失败是必然的，不进取只能灭亡。

为什么要及早发动北伐呢？诸葛亮作了两点说明：

其一，自北伐以来，仅仅一年时间，将官死了七十多人，包括老将赵云也病故；几支王牌军减员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刘备几十年来从全国各地召来的精英，这些人才不是益州一个郡所能提供的。如果不抓紧北伐，再过几年，能征善战的老部队就要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到时拿什么去跟敌人较量呢？

其二，魏、蜀战争是不可能停止的，不去进攻敌人，也要驻扎军队在边境，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并不会减少。既然如此，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进攻。

在这篇《后出师表》中，诸葛亮把自己的想法都亮出来了。我们不能不感奋于他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北伐的决定，在蜀国上下是不受欢迎的，国家建立后，人心思定。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文武百官贪图安逸的思想就会滋长，战斗意志大大削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要灭亡。

至于北伐有没有把握，胜利的机会有多大呢？说实话，诸葛亮也没底。他在文中最末写道：“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从这些含糊的用语中，我们依稀可见诸葛亮的信心并不充足。他所能做的，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我不禁想起陈独秀写过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男儿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人生有时不能过分看重成败，成固然好，败也要败得无愧于心，不问会不会赢，只问有没有尽力去赢。这就是行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尽力了仍不能做好，也无须悔恨了。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感动了很多后人，他公忠体国的忠臣形象跃然纸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树起完美人格的精神标杆。

不过，我还要重申一点，诸葛亮不是完人。

他不是一个好的统帅。在大的方面，他的视野是很清晰的，比如“隆中对”时提出三分天下的主张，其战略眼光确非常人所有。但指挥作战是另一回事，他只指挥过南征之战，对付的不过是乌合之众。要对付作战经验丰富的魏国将士，非他能力所能及。

如果说第一次北伐的失利，他把罪责归之于马谡及其他前线将领，那么第二次北伐的失利，他就没法指责别人了。

这次北伐，比第一次北伐还丢人。

我们来看这次北伐的主攻方向。第一次北伐，无论是出祁山的主攻，还是在斜谷道的佯攻，均遭失利。那么这次要从哪条路线出击呢？魏延当然又抛出走子午道的主张，诸葛亮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这位蜀国丞相把目光对准一个地方：陈仓。

大家都知道，楚汉战争时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当年韩信就是以这里为突破口，进军关中。陈仓道是关中通往汉中的一条古道，陈仓在斜谷道（褒斜道）北口郿县以西，是一处军事要塞。

然而，对于诸葛亮的进攻，魏国方面是有所准备的。早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结束后，都督关右的曹真就作出判断：诸葛亮一定会吸取祁山失利的经验教训，再度出兵肯定不会迂回到祁山。那么，蜀军的主攻方向会是哪呢？曹真认为，最可能的方向是从陈仓突破。基于这个判断，他派将军郝昭率领一千多人驻扎在陈仓，大力修缮城池。果然不出曹真所料。仅仅十个月后，即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公元228年，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亲率北伐军数万人，杀到陈仓城下。

陈仓一直是个战略要地，其城池向来以坚固著称，这点诸葛亮也是知道的。然而，当诸葛亮到了陈仓时，他却两眼发愣，陈仓的城防几乎全部重新加固、扩建，较之从前，更是固若金汤。诸葛亮忙派人打听镇守陈仓的大将是何许人，当他得知是郝昭时，不由愕然，继而露出担忧的神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郝昭在关西素有威名，有郝昭坐镇陈仓，陈仓不容易得手！

郝昭是魏国镇守西陲的一员将军，曾多年驻扎金城，那里是汉人与羌人、胡人混居的地方，非常难管理。公元220年，曹操病逝，关西大乱，麹演等人相继造反，胡人也闻风而动。值此特殊时刻，郝昭与护羌校尉苏则当机立断，在没有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果断出兵，迅速平定四郡叛乱。此役令他威名远扬，他驻守河西前后十几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族，都十分敬畏他。

不过，此时蜀军上下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攻破陈仓只是昼夜之事。因为攻守双方的兵力实在悬殊，蜀军有好几万人，而魏守军只有一千多人，蜀兵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可以把陈仓淹没吧。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担忧是对的。第一次攻城，蜀军就发现这枚钉子真难拔。郝昭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给远道而来的蜀军当头一棒。

强攻不成，诸葛亮迅速调整策略，打算游说郝昭，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派靳详前去劝降。靳详是郝昭的同乡，两人是老相识，他到了城门之下，便叫喊着让郝昭投降。郝昭一听，匆匆跑上城楼，冲着靳详喊道：“魏国的法律，你是熟悉的；我郝昭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深受国恩，又是名门望族，怎么会投降呢？你不必多言，大不了就是一死。你回去跟诸葛亮说，要打就来打吧。”

靳详没办法，只得回去，把郝昭的话原原本本告诉诸葛亮。诸葛亮不肯罢休，令靳详再次前往劝降。郝昭不客气地说：“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我认识你，可我的箭不认识你。”靳详大为狼狈，只得悻悻而去。诸葛亮知道，郝昭是不会投降了，怎么办呢？诸葛亮对郝昭这个人是了解的，知道他是个人才，出于惜才的心理，本想采用劝降的手段收为己用，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好吧，你郝昭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城池再坚固，仅凭一千人能挡住我数万雄狮吗？

对陈仓的猛攻开始了。

诸葛亮祭出大型攻城器械，先是用云梯攻城。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电影里看到古代战争场景，士兵攻城时拿长长的梯子往城墙上一架，再顺着梯子爬上去。这种梯子其实不是云梯，毫无防御力可言，简直是拿士兵的命开玩笑。云梯实际上是一种大型攻城武器，汉代《淮南子》一书说：“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因为高耸入云，故称云梯，人可以爬上去侦察敌城动向。云梯下面有车轮，可以推着走，有掩体保护士兵安全，接近城墙后，把梯子架在墙上，梯顶端有钩子，可以钩住城堞。然而，这些云梯尚未靠近城墙，便被摧毁了。郝昭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火箭！当然，这不是现在的火箭，也不是宋代的火箭，而是着了火的箭。这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事，在《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以前我读小说时，便想到一个问题，要是曹军射来的是火箭，那么孔明的妙计岂不是泡汤了吗？这次，郝昭真的用带火的箭对付诸葛亮的云梯，把云梯全部烧毁，还烧死不少蜀兵。

登城战不行，诸葛亮又用上冲车，从地面攻城。冲车上有根撞木，撞木前端裹着铁皮，用来冲撞城门。郝昭把城内的大石磨搬来，用粗绳索拴上，等到撞车到了城门口时，便放下石磨，砸烂撞车。

云梯与冲车战术都失灵了。诸葛亮勃然大怒，他心想，我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架梯子登城，看你如何抵挡。郝昭只有一千人，蜀军若四面攻城，陈仓确实很难保得住。不过，诸葛亮得先解决一个问题，陈仓外围有一圈护城河，要全面围攻，必须把这圈护城河都填平。蜀兵要填河，城上的魏军当然会放箭干扰。于是诸葛亮先行打造了一个百尺高的高架，居高临下地向城内射箭，压制其火力。

好不容易护城河被填平了，蜀兵刚想攻城，却发现郝昭在城内又筑起一道城墙。就算攻下外城墙，郝昭仍可以躲入内城墙继续顽抗，而且内城的防御线大大收缩，士兵的守备密度加大了，抵抗力将更强。

考虑到夺取外墙意义不大，诸葛亮又想出一计：地道战术。挖掘地道可以直通内城，还可以破坏防御工事。地道战术在袁绍攻破公孙瓒一役中，得到充分的使用。当时公孙瓒垒了个大土丘，上面建城堡，袁绍挖掘地道后，用火将支撑地道的木头烧掉，由于地基无法承重，城堡轰然倒塌。现在，诸葛亮也想使用同样的方法，毁掉郝昭新筑的城墙，或者直接杀入城。岂料郝昭也非等闲之辈，他料到诸葛亮会采用地道战术，于是在城内挖掘壕沟，拦截蜀军的地道。蜀军的地道一挖到壕沟处，就被发现了，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地道里的蜀军，并毁掉地道。

在这场战斗中，诸葛亮几乎使尽一切攻城手段：云梯、冲车、地道，从上、中、下三路猛攻，全部被郝昭阻挡住了。

此役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守城战之一，成就了郝昭一代名将之美誉。当然，诸葛亮不得不再度蒙羞。

陈仓攻防战持续了二十多天，郝昭的出色表现为曹魏帝国争取到反扑的时间。曹真派遣将军费耀前往增援，由于魏军主力被调往东南对付孙权的进攻，这支援军实力并不雄厚。曹叡再度派遣右将军张郃挥师入关中，临行前，皇帝问道：“将军抵达时，陈仓会不会失守呢？”张郃心里盘计，蜀军数万人马，倘若在陈仓遇阻二十几天，势必陷入缺粮的境地，他胸有成竹地答说：“等我到的时候，诸葛亮已经撤兵了。”

果然不出张郃所料，诸葛亮得悉魏国援军昼夜驰援，而自己的军粮快吃光了，只能选择退兵。第二次北伐就这样草草而终，比第一次还要狼狈，诸葛亮亲自指挥大军，兵力是敌人的数十倍，却连弹丸之地都攻不下。我们在佩服诸葛亮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时，也不禁要产生一个疑问：他的军队真的能消灭曹魏帝国吗？

在蜀军撤退途中，魏军将领王双尾随而至，遭到反戈一击，兵败身死，这场小小的胜利，算是挽回诸葛亮的一点面子吧。

陈仓之战的失利，对诸葛亮打击很大。

北伐对他来说，几乎是寸步难进。两次战争，蜀军在斜谷道、陈仓道、祁山道三个方向全部失败。这让诸葛亮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摇摆不定，究竟是要翻越秦岭呢，还是翻越祁山呢？翻越秦岭（斜谷道、陈仓道），可以直接打关中，问题是敌人守住险关要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打不过去；出祁山，风险小，但只是攻打敌人的偏远地带，不足以撼动其根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内心的纠结。

不喜欢冒险的诸葛亮又一次把目光盯在祁山。祁山附近有两个郡被魏国控制在手中，一个是武都郡，一个是阴平郡。诸葛亮决定先拔取这两颗钉子，为以后出兵祁山打下基础，同时也鼓舞一下士气。

在陈仓之战几个月后，时间已是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部将陈戒率部进攻武都、阴平。时任雍州刺史的郭淮亲自带着人马前来援救两城，诸葛亮担心陈戒有所闪失，便挺进到离两城不远的建威。郭淮见诸葛亮主力部队前来，不敢恋战，灰溜溜地逃走了。没有援军，武都、阴平两城被分割包围，最终只有陷落的命运。

这次规模不大的战争，也被认为是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其实称之为西征更合适。

前面我们说过，第一次北伐后，诸葛亮自贬三级，以“右将军”代行丞相职。第二次北伐徒劳无功，就没恢复丞相之职。直到攻克武都、阴平后，总算捞回点面子，皇帝刘禅就顺水推舟，恢复了诸葛亮丞相之职。

就在诸葛亮官复原职之时，一个大消息从江南传来：孙权正式称帝了。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三国史. 3／醉罢君山著．—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21.2

ISBN 978—7—5484—5677—3

I . ①有… II . ①醉…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0827号

书 名：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三国史. 3

YOUQU DE RANG REN SHUIBUZHAO DE SAN GUO SHI. 3

作 者： 醉罢君山 著

责任编辑： 尉晓敏 尹 君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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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5677—3

定 价： 200.00元（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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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东吴大帝的霸业

称帝前的试探

在曹丕生前，魏频频对东吴用兵，因此孙权的战略是全线防御，特别是守住长江防线。公元226年，曹丕去世，曹叡继位。孙权不把小儿辈放在眼里，开始积极调整战略，由守转攻。吴国兵分两路，一路攻襄阳，一路攻寻阳。这是一场试探性的出击，结果证明，在陆地上，吴军不是魏军的对手，吴军的两路进击分别被司马懿、曹真击破。

北面受挫，南面又出现变局。

这一年，东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南方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士燮名义上是交趾太守，实际上他掌握的不是一个郡，而是交州七个郡。这七个郡，分别是交趾、九真、日南、苍梧、南海、郁林、合浦，大致是现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带。关于士燮，前文提到过这个人，他是汉末至三国时期南方的重要人物之一。汉末天下大乱，朝廷派遣的交州刺史频频被杀，交州七郡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央政府，士燮趁机崛起，成为交州最有权力的人物。后来士燮归附孙权，孙权授他“左将军”，仍领交趾太守。

士燮在交州七郡中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是交州的实际领袖，而朝廷派去的交州刺史倒形同摆设，这时的交州名义上归附于东吴，其实独立色彩颇浓。现在士燮去世了，必须及时削弱士燮一族的影响力，把交州七郡纳入东吴政权的管辖范围。为此，交州刺史吕岱精心设计了一个计划。

首先，吕岱觉得交州地盘太大，整个岭南都是，东西纵横万里，不好管理，于是决定将其一分为二。他上书孙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把交趾、九真、日南三个郡单独划为一州，仍然称为“交州”，由将军戴良出任交州刺史；把苍梧、南海、郁林、合浦四个郡划为一州，称为“广州”，由吕岱出任广州刺史。

其次，吕岱将士燮的儿子士徽调任九真太守，并加封其为安远将军；由校尉陈时出任交趾太守。

孙权批准了吕岱的计划，然而，士徽却暴跳如雷。

士徽反应激烈是理所当然的。士燮经营交趾数十年，这里就是士家的老巢，老爹去世了，儿子接着经营，不是天经地义吗？可是吕岱却偏偏要把士徽从交趾调走，去当什么九真太守，不是要让猛虎脱于山，让蛟龙脱于水吗？这不明摆着是要削弱士家的力量吗？

士徽是绝不会把交趾拱手让出的，他未经吴王的任命，就自封为“交趾太守”，拉起武装队伍，拒绝“交州刺史”戴良入境。这么做，无异于宣布与东吴一刀两断。

与纷纷扰扰的北方相比，交州可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片乐土。老百姓安居乐业，已经很多年没有刀光剑影了。士徽突然间要点燃反叛之火，有些人显然不愿意。柏邻是士燮的故吏，他苦苦劝说士徽，不要与东吴政府对抗。士徽勃然大怒，下令把柏邻鞭笞至死。柏邻一死，他的哥哥柏治大为悲痛，率自己的族人进攻士徽，无奈势单力孤，没能打赢。

吕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上书吴王孙权，请求讨伐士徽。他亲率三千名战士，扬帆启程，乘着舰船，走海路直扑交趾。交趾在今天的越南北部，东汉初名将马援曾经南征交趾，标铜柱于此。有人对吕岱说，士家经营交趾很长时间，在当地威望很高，不能掉以轻心。吕岱回答说：“士徽虽图谋不轨，却不曾料到我来得这么快。我轻装疾进，攻其无备，定能大破之。如果我行动迟缓，他一定会有所警觉，婴城固守，七个郡上百个蛮族部落必起而响应，到时就是智谋超群的人也无能为力了。”

吕岱所料不差，士徽若是有他父亲那样的本事，占据交趾，振臂一呼，交州七郡将不再是吴国的土地。然而吕岱突然杀到，令士徽心中大恐，不知所措。此时，吕岱又派士燮的侄子士辅前往劝降，士徽毕竟没什么政治头脑，带着兄弟六人出来投降，哪知吕岱一心想邀功请赏，不顾及承诺，把士徽等人全部斩首。

吕岱的所作所为大大激怒了交趾人，士徽的大将甘醴与曾经反抗士徽的柏治，二人同仇敌忾，联合起来进攻吕岱。吕岱还真有些本事，他顽强地顶住了进攻，率自己的三千战士大破甘醴、柏治的军队。

考虑到交趾爆发叛乱，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东吴政府撤除了“广州”，恢复了原来的交州。也就是说，交州七郡全在吕岱的统辖之下。交趾叛乱平定后，吕岱转而进攻叛军的另一大本营九真，经过一系列战斗，斩俘数万人，取得赫赫战果。

吕岱还不满足于现在的胜利，他派手下官员南下，向中南半岛南部各国宣扬东吴的国力，扶南、林邑、堂明等国家纷纷向吴王进贡。此时孙权虽然还不是皇帝，却已然像皇帝那样接受各国使节的朝见，可谓是风光无限。

吕岱用铁腕手段清除了士燮家族在交州七郡的势力，令东吴对南方的统治力大大增强，同时，东吴也更能集中力量于北方，对付强大的曹魏帝国。

公元228年，东吴的盟友蜀汉发动大规模的北伐之战，诸葛亮兵出祁山，魏国皇帝曹叡急调张郃率五万人马入关中，魏帝自己也亲抵长安。

孙权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

此时东吴正面的敌人是扬州牧曹休，其麾下有十余万精锐部队。在陆地战场上比拼，吴军毫无优势可言。怎么办呢？孙权想到了一个妙计：诱敌深入，围而歼之。

问题是如何诱敌深入。

孙权的想法是鼓动几个山越人的领袖去游说曹休，引诱他带兵前来。山越人是南方蛮族的统称，又称百越，跟吴国政府关系很复杂，多次起兵反抗，又多次被镇压。正因为如此，孙权希望曹休会上当。他把这件事的具体工作交给鄱阳太守周鲂去做。

周鲂没有请山越人帮忙，他对孙权说：“山越首领不过是跳梁小丑，不能太信任他们，否则一旦消息泄露，曹休就不会上钩了。”

孙权问道：“不派山越首领去，那派谁去呢？”

周鲂答说：“我派亲信带上一封书信去引曹休上钩，就说我遭到吴王的斥责，担心被处死，打算献出鄱阳郡投降魏国，请求曹休出兵接应。”

此计大妙！为了假戏真做，孙权装模作样地派人前往鄱阳调查周鲂，周鲂也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甚至把头发都剃光了。两汉以来，儒学大行其道，儒家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不能轻易剃掉的，周鲂剃了个光头，不是装酷，而是表示请罪，请求宽恕。这一切，很快便通过间谍的报告，为曹休所知晓。

不久，周鲂派亲信秘密送了一封投降书给曹休，表示愿意献鄱阳城归顺魏国。曹休大喜，他一点儿都没有怀疑，爽快地答应出兵接应。

魏国皇帝曹叡对这个情报很重视，因为鄱阳郡在长江南岸，倘若周鲂投降，意味着魏国的势力将跨过长江。如果曹休得到鄱阳，便获得了一块军事基地，打击东吴就易如反掌了。

为了令整个策反计划无懈可击，曹叡同意曹休率领步兵骑兵共十万人，南下皖城接应周鲂，一旦事成可迅速插向长江南岸。同时，司马懿在西线发动对江陵的进攻，贾逵在东线发动对东关的进攻，目的是在两翼牵制吴军，以免关键时候周鲂起事失败。

可以说，魏国的计划堪称完美。只是，曹叡没想到，周鲂投降不过只是一个诱饵罢了。一张巨大的网已经张开，就等着曹休送上门来。

曹休要南下接应周鲂，皖城是必经之地。皖城是东吴长江北岸重要的城池之一，为了诱击曹休，吴国已经在此做了精心的准备。

孙权亲抵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全权指挥作战。还记得夷陵之战吧，当初陆逊当总司令，许多人不服，不听从他的命令。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孙权授陆逊一把黄钺。黄钺就是大铜斧，这把大斧头并不是用来砍人的，而是君主权力的象征，有点类似后来说的“尚方宝剑”，表示有诛杀之大权。孙权还按照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仪，手执马鞭接见陆逊，意思是说，我甘愿为您驾车。这种礼仪还有另一个形式，就是君主亲自给将领推车，以表达一种无以复加的尊重。只是春秋战国之后，这种传统几乎绝迹了，现在孙权将其复现，可见他对陆逊是何等的尊崇。孙权不长于兵略，但没关系，只要他能拥有陆逊这样的名将就够了。

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两人分任左督、右督。朱桓与全琮皆为一时之名将，在曹丕第一次南征时，朱桓以五千人之弱势兵力，顶住曹仁数万大军的围攻，一战成名。全琮是在战斗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他参加过平山越之战、伐关羽之战，在曹丕第一次南征时，他作战勇猛，战后被提拔为绥南将军。

三大巨头各自领兵三万，分头部署，由陆逊统一指挥，全军总计九万人，与曹休的十万人马相比，并不占有优势。

却说曹休一路南下，发现情况不太对头。吴军似乎知道他要前来，早有防备。曹休瞅瞅身后十万雄兵，心想：就凭这十万大军，吴人就算搞什么花招，老子也不怕。想到这里，他毅然下令，继续向前推进。

在东吴将领中，朱桓是比较特别的一人，他胆子特别大，当年以寡敌强，毫不畏惧，故而一向对敌人十分轻视，尤其蔑视曹姓将领。他对孙权说：“曹休是因为皇亲国戚的关系才当上大将，并非智勇双全的统帅。我们若与他交战，他必定一战即败，一败就逃，逃跑时定会经过夹石、挂车两道。这两条通道十分凶险，如果派一万名战士断其退路，必可把他们悉数俘获，然后生擒曹休。”

计划这么美好，朱桓当然不想把功劳让给别人，他又说：“请派我的部队去断敌退路，如果运气好的话，曹休必定在劫难逃。到时我们便可乘胜长驱直入，进取寿春，割据淮南，进而窥视许昌、洛阳。这可是万世不遇的良机啊。”

仗还没开打，朱桓就唾沫横飞，描绘出一幅动人的蓝图，把所有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孙权回过头询问陆逊的意见，陆逊没有同意——他当然知道朱桓勇气过人，也很有谋略，但这个计划不确定因素太多。比如说，吴军在兵力上本来就居于劣势，要是先调一万人去埋伏，剩下的兵力能否打败曹休呢？要是没打败他，断其退路就成了一句空话。作为统帅，陆逊要全方位思考，不能把军事计划建立在幻想之上。

对于曹休这次深入吴国境内接应周鲂的行动，魏国内部也有人深表忧虑。前将军满宠上书皇帝说：“曹休虽然明智果断，但是他亲自指挥作战的次数不多，这次行军，背靠湖泊，面对长江，进军容易，撤退困难，在这种地形下作战是容易受阻的。”

满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曹休果然遇到大麻烦了。

曹休的大军挺进到皖城东北的石亭，临近吴军阵地，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曹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先将部队埋伏在两侧，以防吴军突袭。如果只是对付一路来犯之敌，这样的防御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曹休还是低估了陆逊。陆逊不是一路出击，而是三路同时进击。他自己率中央军为主力，朱桓和全琮掩护左、右两翼。你想想，三路同时进击，曹休的伏兵能起作用吗？很快，原先隐蔽着的魏国伏兵就纷纷被吴国左、右两翼兵团清扫出来，陆逊从中央发动强攻，魏师大败。

这场战役，双方兵力相差不多，魏师有十万人，吴师有九万人，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吴国是主场作战，对地形更了解，抗击入侵更是士气昂扬，加之以逸待劳，捞得不少便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吴国统帅陆逊的水平要比魏国统帅曹休高明许多。这不是一场意外的战争，而是吴国方面精心设计的诱击战，魏国军队的任何动向，都在陆逊的掌握之中。

此役魏军死亡与被俘的人数超过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运输粮食的牛马骡车损失了一万辆，物资辎重几乎丧失殆尽。

没有粮食，曹休剩下来的八九万人马，很快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陆逊派出一支军队切断魏军后撤的夹石道，一旦合围完成，曹休的数万大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生死决战，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

就在曹休几乎绝望之时，一支魏国军队奇迹般地出现在夹石。

莫非魏明帝曹叡还派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吗？

并非如此。前面我们提到，魏军是三路南下的，除了中路的曹休兵团外，还有西路的司马懿兵团与东路的贾逵兵团。这支从天而降的部队，正是贾逵兵团。贾逵的任务是出击东关（即战略要地濡须口），离曹休有数百里之遥，他怎么来了呢？

原来，贾逵进抵东关时，发现这里的吴军人数并不多，且没有备战。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居然疏于防备，这事十分蹊跷。贾逵判断，吴军主力一定都集中到了皖城，目的就是要围歼曹休兵团。他当机立断，马上命令全军放弃攻打东关，沿水陆西进，向曹休兵团靠拢。

先来说说贾逵这个人。

前文曾讲过贾逵的一个故事。那是在公元202年，袁尚派郭援攻略河东，贾逵坚守绛县，无奈寡不敌众，眼看沦陷在即，绛县的乡绅父老决定向郭援投降，但有一个条件：不许杀害贾逵。郭援入城后，要贾逵磕头，岂料这家伙硬骨头，宁死不肯。郭援大怒，差点儿将他处死。后来贾逵被囚，得到义士相助，才摆脱魔爪。

在曹操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魏国政权能得以顺利交接，贾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做了三件重要的事：其一，拒绝秘不发丧，公开发布曹操的死讯；其二，对青州军的突然离去，没有采取武力镇压，而代之以安抚手段，化解了一个潜在的危机；其三，对曹彰询问印玺、窥视神器之举，他立场坚定地给予批评警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逵是很正直、很有原则的人。不过，他与曹休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在政坛上，两人可谓是冤家一对。魏文帝曹丕曾经打算授予贾逵符节，都督一方军事。曹休仗着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跳出来大加阻挠，说贾逵脾气不好，看不起其他将领等。由于曹休的横加干涉，曹丕最后没办法，只得取消这个任命。

贾逵很分得清私事与公事，与曹休的矛盾，那是私事，如今曹休兵团身陷危险，这是公事。他急行军二百余里，抓到一些东吴百姓，细细盘问后，得知曹休已经被击败，东吴正派军队抄截夹石道。贾逵的判断得到证实，东吴果然集中精锐部队对付曹休，战局之险恶更是远远超过他的预料。

救，还是不救。

贾逵的部将们面面相觑，要知道曹休兵团乃是主攻兵团，若是给消灭了，他们这支弱小得多的兵团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大家提议说：不如观望，等待后续部队。

后续部队？曹休已经连一天都撑不下去了。贾逵力排众议，说道：“曹休已兵败，退路面临被截断的危险，进不能战，退不能还，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恐怕支持不到天黑。敌人认为曹休已经没有后援部队了，故而大胆追击至此。我们若轻兵疾进，出其不意，敌人必定受到惊吓而退走。要是在这里坐等后续部队，敌人就将彻底切断险要通道，到时我们兵力再多也无能为力了。”

这就是一位统帅应有的判断力与决断力。

贾逵加速行军，沿途留下小股部队，使其举旗擂鼓以作为疑兵，干扰吴人的判断，主力则杀向夹石。吴国人哪会想到魏国天降神兵，一下子被打懵了，慌忙撤走。贾逵的冒险计划大获成功，他一边据守夹石，一边给曹休部队提供给养，曹休这才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按理说，曹休应该尽弃前嫌，感谢贾逵的救命之恩。不过，这个贵族公子哥骄横惯了，非但没有感恩之心，还埋怨贾逵救援得太迟。更过分的是，他居然摆起架子，要贾逵给他找回丢失的手杖。从官职上说，曹休是大司马，相当于全国武装总司令，而贾逵只是豫州刺史，差得远了。贾逵听了非常愤怒，他压住内心的怒火，淡淡地说：“我乃是豫州刺史，不是来找丢失的手杖的。”说完后引军而去。

虽说曹休侥幸捡回一条命，可毕竟被吴国人打得大败，损失了一万兵力以及无数的物资，堪称奇耻大辱。只过了一个月，他便郁郁而终。

这是东吴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战，也是孙权称帝前的试探性作战——在称帝前，吴国有必要向魏国秀秀肌肉，展示一下自己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是称帝最强有力的保障。

可是孙权没有急着称帝，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而是顾虑比较多。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乱世，草头皇帝多如牛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旋生旋灭，屁股还没坐暖，就跟着皇帝宝座直接下黄泉去了，这样有什么用呢？所以在这点上，孙权是比较谨慎的。他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魏、蜀两国同时进攻，若魏国从北往南攻，蜀国由西向东攻，吴国必然灭亡。

他把称帝时间选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无疑是相当明智的。魏蜀一旦开战，战争将看不到尽头，这对吴国来说是最有利的。

对比诸葛亮的北伐，我们不能不说，吴国的军事思想更发达，军事人才更多，战役指挥更出色。蜀军的战法，给人感觉平淡乏味，很呆板，用古代军事术语说，就是偏“正”，少了“奇”，不出奇，怎么制胜？相较之下，吴魏之战看点更多。首先是诱敌深入的战略制订得非常出色，完全蒙蔽了敌人，使得吴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其次，吴军在人数略少的情况下，差一点儿就打出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在战术运用上可圈可点。

此役证明吴国不仅在水师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在陆战上也毫不含糊。有这么一支卓越的武装力量，孙权可以放心地把皇冠戴在头顶上了。

尊号也有讲究：为何孙权没有追封孙策为帝？

公元229年农历四月，孙权正式登基称帝，改年号为黄龙，是年为东吴黄龙元年。孙权称帝，比曹丕晚了九年，比刘备晚了八年。

东吴帝国的创建来之不易。

没有孙氏家族的人才辈出，就没有东吴帝国。孙坚从来没想过称王称帝，他一心想着打倒董卓，光复汉室，他生前并没有在江东占据一块地盘。不过，若没有孙坚留下的一支军队，就没有孙策的崛起。孙策兴起过程中，父亲的旧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依靠这支基本武装起家，最终横扫江东。孙策在领导力、军事才能、政治才能、个人魅力等方面，比起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群雄争霸的年代，他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孙权的军事才干不及哥哥，霸气不够，不过他知人善任，这点弥补了其他不足。正因为孙权有自知之明，他才能大胆地把军事重任交给有能力、有魄力的将军，将军们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有一个能淋漓尽致展示军事才能的舞台，故而三国史上，东吴的帅才最多，将帅们的成就也最高。周瑜、吕蒙、陆逊这三人，非但是三国的名将，也是中国史上不能忽视的军事家。三国时代所谓的名将，有时指的不过是勇将罢了，像关羽、张飞这种能砍能杀，气力型的，并非能掌握全局、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统帅。孙权自己行军作战比较蹩脚，然而能让周瑜、吕蒙、陆逊等奇才为其肱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三国史或者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里，东吴相比魏、蜀来说是被忽视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古代讲一个“统”字，人讲血统，国讲正统。传统的史学家，都是以中原政权为正统，因为中原代表中国的文化核心区域，经济最发达，城市最多，人口最多。从这个角度看，魏国是正统。但是，魏国是从汉室窃取的政权，刘备有汉室皇家血统，打的是光复汉室的旗帜，因此心向蜀汉的也大有人在。《三国演义》代表民间多数人的观点，对蜀汉政权抱着深切的同情，并尊其为正统。与魏、蜀相比，孙权凭什么称帝呢？论地盘，东吴不在天下中心；论血统，他没有皇姓，祖上什么也不是，不会有哪个皇帝把大权禅让给他。

正因为被忽视，东吴的史事并不为人所熟知。

说起三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小说作者写得绘声绘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把诸葛亮神化了。不过，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并没有那么神，蜀国发动对魏国的北伐，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相比蜀国，东吴与魏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也更加精彩。

我们站在不偏颇的立场，对魏、吴、蜀三国一视同仁，不视哪个政权为正统，尽量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孙权称帝后，东吴王国升级为帝国，大臣们的官秩等级自然水涨船高。

不仅如此，死去的人也要改尊号。孙权把老爹孙坚追谥为“武烈皇帝”，把哥哥孙策追谥为“长沙桓王”。其实吴国的江山，是孙策打下来的，跟孙坚关系不大，为什么孙坚得到帝号，而孙策只是王号呢？这是有原因的。要是把孙策也追认为皇帝，那么就有一个十分麻烦的事：孙策的儿子岂不是也有了皇位继承权吗？所以孙策只得到一个王号。

在登基大典上，孙权没忘记表彰一个人的功劳，此人便是已经过世的周瑜。没有周瑜，就没有东吴帝国；没有周瑜，就没有今天的孙权。这时，张昭举着手中的笏板，打算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一番。大家看古代大臣上朝时，手里常拿着一块板，这就是笏板。这个板相当于是笔记本、备忘录，要向皇帝说什么话，有什么精彩的词儿，就写在笏板上，以防讲一半忘了内容。张昭想必已经写了一篇拍马文在笏板上，他站出来，正要吹嘘皇帝的英明神武，不料，孙权却没让他开口。

这时的孙权还在缅怀先驱周瑜的丰功伟绩，想起当年公瑾的风采，想起当年挥刀斫案誓与曹贼血战到底的往事，虽过去了许久，仍不由得心潮澎湃，壮志凌云。这时他见到张昭站出来要讲话，心里不由一痛：怎么周瑜年纪轻轻便死了，这个老家伙还不死呢，老天不公哪！他望着张昭，忽然冷笑道：“当初我要是听了张公的话，今天就只是个要饭的罢了。”言辞中充满讥讽与轻蔑。

在登基大典上提这件事，孙权是一点儿面子也不给张昭啊。

张昭在东吴政坛上是元老级的人物，孙策死后，孙权能够顺利领导江东，与张昭、周瑜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与周瑜的意气风发相比，张昭显得老成持重，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只求保住一亩三分地，对扩张缺乏激情。

说实话，孙权不喜欢张昭，有几个原因：其一，张昭比较懦弱，曹操一来，他就主张投降，这点孙权可是记了一辈子，到了登基时还不忘挖苦一下。在孙权看来，张昭没有投降敌人，是因为东吴在战场上顶住敌人的压力，否则，这家伙能效忠到底吗？其二，张昭与军方重要人物的关系不太好，最明显的例子，他对鲁肃、甘宁等人都很不友好，甚至形同水火。其三，张昭经常直言不讳，冒犯孙权。应该说，这点是值得称赞的，但是难免让孙权十分不爽。现在孙权已是皇帝，不想再听张昭唠叨了，于是狠狠地报复了他一下。

张昭总算是识相的，他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孙权刚当皇帝，总得体现自己的肚量才行，不宜过分得罪老臣，便任命张昭为辅国将军，地位次于“三公”，封娄侯，食邑万户。说白了，这就是个闲差，也不用去上朝。

既然登基称帝了，就得通告盟友蜀国一下。

孙权派使者向蜀汉帝国通报自己已称帝，从今往后，吴、蜀都是帝国，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蜀国人不高兴了，一些大臣喊着要与吴国绝交。为什么呢？因为蜀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我们的国号叫“汉”，看到没有，这叫根正苗红。你孙权称帝了，跟曹贼有何分别？这些人纷纷表示，应该与吴国绝交，以伸张正义。

诸葛亮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光搞意识形态不考虑现实怎么行呢？他一针见血指出：“孙权僭位篡权的野心早就有了，我们之所以不追究，是因为需要与吴国相互援助，互为掎角之势。若现在与吴国绝交，两国仇恨加深，我们就要派出大量军队戍守东线与之对抗，势必得先解决东吴才能进取中原。吴国人才济济，将相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扫平的。双方陈兵相向，只会让曹贼得益，这不是上策。”

智士与凡夫的区别，在于眼光之短长。智者能审时度势，豁达通变，而凡夫只能跟着感觉走，被愤怒所引导。诸葛亮作为高明的政治家，看得比别人要远，联合吴国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有些人怀疑孙权称帝后会志骄意满，不图进取中原。对此，诸葛亮明确指出：“推此，皆似是而非也。”就是说，这样推断是不对的。

他进一步说明：“孙权之所以隔江自保，并不是没有进取精神，而是智谋与实力不够。只要我们出动大军全力讨伐魏国，孙权绝不会端坐不动的。他有两个选择：其一，与我们合力，瓜分魏国土地，这是上策；其二，出兵扰掠魏国，掳其民众，开疆拓土，显示武力，这是下策。退一步说，就算孙权什么也不做，只要他与我们和睦相处，使我们北伐没有东顾之忧，同时也牵制一部分魏国兵力，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好处了。所以，对孙权的僭逆之罪，我们不宜公开声讨。”

诸葛亮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点，诸葛亮明白，孙权也明白。两个国家能结为盟友，是因为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魏国。为了巩固两国友谊，诸葛亮还得派人前去庆贺孙权登基。

蜀国派出的使者是卫尉陈震，他有两个任务：其一，是给孙权道喜；其二，与孙权就未来消灭魏国后两国版图的划分作一个规划。这次会晤，有点儿类似二战时的雅尔塔会议，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对战后政治格局，要有一个预先规划。双方订立和约，消灭魏国后，豫、青、徐、幽四州归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汉；还有一个司隶区（首都直辖区），以函谷关为界，东归吴国，西归蜀国。

这是一个大体上的方案，没有制定得很详细。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有些州的地盘是有所变化的，还有一些新分离出来的州，这些变化怎么处理，没有详细说，现在谈这个，为时尚早。

蜀使的到访令孙权既欣喜，又略感难堪。喜的是他的皇帝尊号得到蜀国的认同，难堪的是蜀国使者在口水战中太厉害了，令吴国人招架不住。吴国虽然人才济济，但若说起外交人才，显然不如蜀国。蜀国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与诸多势力打交道，对外交人才特别重视。陈震入吴后，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面上承认孙权的帝号，却不时地大肆吹嘘蜀国之德行，一副藐视吴国的态度。吴国的臣僚们在陈震面前个个像口吃似的，结结巴巴，无以应对。

孙权这下怀念起张昭来了，他感叹道：“要是张先生在此，使者恐怕连话也说不出，还能吹个屁！”（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

为什么孙权会这样说呢？这其中有个故事。

当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派使者邢贞前往吴国赐封王号。邢贞自恃为上国使节，到了宫门时也不下车，马车直闯进去。张昭大怒，喝道：“礼无不敬，法无不肃，君竟敢妄自尊大，难道是以为江南没有方寸之刃吗？”方寸之刃就是小刀、匕首。古代也把心称为方寸，张昭一语双关，意思是说，你小子这么乱来，一把匕首就能要你小命。这一喝，顿时把邢贞的两腿给吓软了，后来他对左右说：“看这情形，孙权是不可能久居人下的。”

所以别看张昭是个文人，关键时刻他能给孙权挣面子。在赤壁之战前，张昭是主张投降的，他不属于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但对于一个朝廷，他这种人也是不可少的。能够折冲樽俎，能够犯颜直谏，这是他的长处——犯颜直谏也是要有勇气的，虽然比打仗风险要小。

蜀使大放厥词，孙权脸上无光，自然想起曾让魏使胆寒的张昭。第二天，孙权亲自前去拜见张昭，没让他出迎，直接进了门。张昭大感意外，赶忙要避席谢罪，他还没起身，孙权赶紧制止，并跪坐下来。

说实话，张昭真被感动了，皇帝竟然跑来向他道歉，不过，他仍保持自己人臣的尊严。他对孙权说：“以前太后、先王不是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竭心尽力以报厚恩，只是我见识浅，考虑问题不周，难免违逆圣意。然而，我一片愚心，志在为国忠心效命。倘若要我为了荣华富贵而违心，我做不到。”

为什么三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三国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分量很重，这是有原因的。从孙权、张昭这对君臣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代相对和谐的君臣关系。臣子不是奴才，而是有独立人格的。东汉名将马援曾说，不独是君择臣，也是臣择君。三国时代的博弈之所以那么精彩，你打不垮我，我打不垮你，也正是因为各国人才势均力敌，棋逢对手难以取胜。从这点看，乱世也有乱世的好处，在大一统的专制时代，只能君择臣，而臣别无选择。

称帝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中国，皇帝意味着独尊。依古代人的观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只要有两个或更多的皇帝，一定要杀到只剩一个。孙权没称帝之前，无论对魏国来说，还是对蜀国来说，他都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如今这三个皇帝，一定要不断地缠斗下去，看谁笑到最后。当然，打架也要讲计谋的，魏国胳膊最粗，论单打独斗，蜀、吴都不是对手，故而聪明的蜀国与吴国便暂时联合，两个打一个，先把魏国打趴了，咱俩继续打。这是一个策略。

对孙权来说，他没有退路了。吴国实力虽比蜀国略强，在地形上却十分不利，蜀国有崇山峻岭为屏障，易守难攻；而吴国只有长江天险可以依靠，一旦长江被突破就没戏了。所以我们看历史时会发现，每当朝代更替之时，南方政权只要长江失守，指定没戏——别看长江以南还有大片区域，那是形同虚设，因此中原才是重心，其他地方哪怕面积再大，军事价值也未必很大。

吴国抵挡魏国，靠的是长江天险以及精锐的水师。那么，除了守卫长江之外，水师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这支精锐的水师，为什么不向海外扩张呢？一个念头在孙权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一个计划也正在悄然酝酿中。

第一位有海上霸权思想的皇帝

公元230年（吴黄龙二年），新年伊始，一支庞大的海上舰队启程了，舰上载了一万名士兵，舰队的指挥官是将军卫温与诸葛直。这支舰队，正是被东吴皇帝孙权派遣去茫茫大海寻找夷洲与亶洲，并把吴国的势力向外渗透的。

孙权并不是第一个派人出海的皇帝，在此之前，秦始皇与汉武帝都曾派不少方士出过海。不过，秦皇汉武的目的，是要寻求长生不老药，孙权则不然。吴国舰队出海，是肩负军事任务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孙权大约是第一个有海上霸权思想的皇帝，他出海的目的，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欲俘其民以益众”，即希望获得兵源与劳动力。当时吴国人口较少，能提供的兵力也有限。在诱击曹休一役中，吴国最终没能打出一场歼灭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兵力不足，不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除了抓壮丁之外，孙权就没有别的想法吗？

我看未必。

据史料所载，孙权对海外一直是比较关注的。譬如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当时孙权尚未称帝，有大秦（罗马帝国）商人从海上经交趾到了吴国，孙权召见他并详细地询问了当地的风俗民情。显然，孙权对这个遥远且强大的国家颇有兴趣。除此之外，吴国还有两个留下姓名与著作的外交家，一个叫康泰，一个叫朱应，他们受交州刺史吕岱的委派，出使南海诸国，也就是今天东南亚、南亚一带的国家。朱应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康泰写了《吴时外国传》一书，这两部书现在都遗失了，只留下一些片段。鉴于孙权对海外的兴趣，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两本书可能是特地写给孙权看的。

因此，古代的史学家认为孙权出海的目的只是为了抓壮丁，我想这真的把孙权看得太低了。依我之见，孙权乃是海上扩张的第一人，他的目的，是希望像汉武帝发现西域那样，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吴国舰队的目的地有两个，一个是夷洲，一个是亶洲。

首先说说夷洲。

夷洲，顾名思义，就是夷人所居之岛。在三国时，有一本书名叫《临海水土志》，作者是曾担任吴国丹阳太守的沈莹，这本书现在已经丢失，但有部分记载是保存下来的。他笔下的夷洲，在临海郡东南两千里，那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明显是热带、亚热带气候。从这个位置与气候来看，只有三种可能性：台湾岛、澎湖列岛、琉球群岛。

《临海水土志》记有夷洲的风俗民情，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台湾岛的风俗民情。不过，夷洲应该是一个很笼统的叫法，“夷人之岛”不一定是一个岛，更可能是泛指一个区域。因此，三国时所说的夷洲，或许包括台湾、琉球、澎湖诸岛。

其次是亶洲。

关于亶洲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认为是日本，有的认为是菲律宾，有的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等等。其中日本一说流传较广，原因与徐福的记载有关。据说秦始皇时，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求仙山与长生不老药，到了亶洲后就不回了。我们知道，传说中徐福最终是到了日本，因而亶洲很可能就是日本。

关于亶洲的争议，至今未休。不管怎么说，当时孙权是派遣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的。一万人绝对不是小数字。当初赤壁之战时，孙权拨给周瑜的部队也只不过三万人罢了；吕岱平交趾之乱，也只有三千人的部队。由此可见，孙权对于经略海洋霸权，是抱有很大寄望的。

孙权的远征计划遭到上大将军陆逊、卫将军全琮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无助于吴国的事业，吴国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图谋大事，不需要远涉重洋，深入不毛之地，发动万里之外的攻击。海上风波难测，加上水土不服，必使疫疠流行，到时候会得不偿失。从军事角度来说，陆逊与全琮是对的，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孙权新思维的革命性意义。

吴国无论在人口、国力上都不如魏国，之所以能长期与之抗衡，靠的是长江天险。但长江仅仅是一条河流罢了，河流能有多宽呢，稍有不慎，就有被突破的危险。与长江相比，无边的大海才是真正的天险。倘若据有海外基地，则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我以为，孙权的海洋观念是受到罗马商人的影响，因为罗马帝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是可以改变国家面貌的力量，在海上军事与贸易的双重作用下，弱国可变强国，贫国可变富国。也许正是在这种诱惑之下，孙权大胆地推出了海上冒险计划。

可惜的是，这一计划并没有成功。

指挥舰队东征的吴国将领是卫温与诸葛直，他们率一万人军队，乘着船向东而去。这支舰队并没有到达亶洲，只抵达夷洲。有人认为《临海水土志》的作者沈莹就是远征军的一名成员，因而才留下关于夷洲的第一手资料。

当卫温、诸葛直这支舰队到了夷洲时，他们看到的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这里“无霜雪，草木不死”，没有寒冬，植被常绿。“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有很多山，山间有溪水，很多夷人住在这里。这些夷人是有部落的，他们“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这里土地肥沃，既能种植粮食，也多鱼肉，矿产有铜、铁等。

岛上居民的风俗，男人削发，穿耳洞，女人不穿耳洞。这里没有“别男女”的文化传统，一个大家庭里面，睡的是大通铺，左邻右舍也没有围墙，以荆棘作为藩篱隔开。

这些夷人比较好战，部落之间常有冲突。男人们热衷于把敌人的脑袋当作战利品，他们“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置骨”，做成人头骷髅，再“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把狗毛染色后，当作骷髅的眉发。今天我们觉得这可真够残忍的，在当时大家却视之为珍贵的战利品。他们还会把这些人头高高挂起来，一挂就是好几年，人头越多，表示自己越勇猛。

直到明、清之时，台湾生番之风俗仍旧如此。我们可借《海上事略》一书所记以为对比：“其俗尚杀人以为武勇，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其脂膏，涂以金色，藏诸高阁，以多较胜，称为豪侠。”

由于当地社会文明的演进极其缓慢，没有大的外力驱使其产生变化，故而从三国到明清，历时一千五百多年，风俗仍旧没多大改变。

卫温、诸葛直这支一万人的武装，开始了征服夷洲之战。然而，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灵活善战的土著，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当时的夷洲基本上是原始丛林，来自大陆的战士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快，瘟疫流行，士兵们接连病倒，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一年的时间里，人数由最初的一万人锐减到一千多人，卫温、诸葛直情知要是继续待下去，恐怕没人能幸存，便把掳获的几千夷人抓上船，返回吴国。

孙权原本指望卫温、诸葛直能做出一番伟大事业，就像张骞、班超在西域的伟大事业那样，岂料最后两人灰头土脸、几乎全军覆没地回来了。孙权大怒，将卫温、诸葛直逮捕下狱，以劳师无功为名，判处死刑。

应该说，孙权严重低估了开拓海上霸权的困难。陆逊与全琮早就指出，军队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水土不服，果然不幸被他们言中。除了水土不服之外，征服夷洲的困难还有以下几点：

其一，粮食不够。我们不知道卫温带了多少粮食，但肯定难以支撑一年之久，他要设法弄到粮食，就必须向岛内挺进，为此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其二，岛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征服一个有政府的地方，比征服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要容易。只要控制了政府，就可获得必要的补给，可以划定利益。卫温面对的是一群各自为战的部落，杜甫说的“擒贼先擒王”在这里行不通，这里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只能各个击破。

其三，这里太原始，道路不通，卫温的部队，每往纵深挺进一步，就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威胁，这注定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长期领先的，然而历届政府对海权的重视程度都不够，孙权算是一个例外，这也彰显出他卓越的见识与雄心。远征夷洲的失利，并没有让孙权放弃海洋，他把目光盯准了北方沿海的一个割据政权：辽东。

辽东名义上归属魏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从汉末公孙度到公孙康，再到公孙渊，公孙氏已是三代经营辽东。随着三分天下格局的形成，公孙渊蠢蠢欲动，要把天下三分改变为天下四分，他也要加入这场争霸天下的游戏。

公孙渊阴谋独立，但是辽东在地理位置上是比较不利的，不像蜀、吴相连，可以相互策应。能够给予公孙渊帮助的，只有孙权，开通一条由辽东通往江东的海上航线，就可以绕开魏国的封锁。孙权积极联络公孙渊，除了希望他能在北方牵制魏国军队外，还有另一个打算：从辽东购买大批马匹，以弥补吴国战马的不足。

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孙权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北上辽东，洽谈购马事宜。尽管公孙渊没有明目张胆地宣布脱离魏国，但他竟然跟吴国人做生意，要知道当时买卖马匹，就相当于今天买卖军火，这无疑有逆反之心。魏帝曹叡认为不可纵容公孙渊，必须派军队前往弹压。他下令汝南太守田豫统率青州各路人马走海路奔袭辽东，同时，令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兴师讨伐。

至此，魏与辽东关系破裂，战争爆发。

公孙氏统治辽东那么久，根基很深，哪是那么容易摧毁的。田豫、王雄两路人马很快就碰了钉子，出师无功。皇帝曹叡只能干瞪眼，灰头土脸地下令撤军。不过，田豫还是有收获的：他判断吴国使者周贺等人回国途中会沿海岸线航行，东部海岸线因水浅无法靠岸，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停泊，便是成山。成山海岸线平直，一旦有船停泊就会被发现，故而田豫派人埋伏在此。不出其所料，周贺等人的船只果然停靠在成山，魏军一拥而上，把吴国使臣们杀死，将船只、马匹都抢走了。

魏国政府出兵辽东，公孙渊必须作出一个决断。

公元233年（吴嘉禾二年，魏太和七年），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前往吴国，奉表称臣。他不当魏国的藩臣了，改投孙权门下。

你想，孙权才当了几年皇帝，公孙渊不远万里前来投诚，他能不开心吗？孙权龙颜大悦，当即册封公孙渊为“燕王”。这样还不够，他还要重赏公孙渊，礼品包括各种金银财宝，还有皇帝对臣子的最高赏赐——加九锡。为了送上这份厚礼，孙权派出一支一万人的舰队，由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亲自护送，开赴辽东。

当年魏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如今吴帝孙权要封公孙渊为“燕王”。问题是，孙权对曹丕是阳奉阴违，公孙渊对孙权就会是死心塌地吗？吴国大臣们纷纷表示说：“公孙渊不可轻信，不能过分恩宠，在礼节上只要派些士兵护送宿舒、孙综两位使者回去就行了。”只是臣子哪里知道皇帝那种自我表现的心理呢，孙权就是要耍耍皇帝的威风呀。

老臣张昭向来敢顶撞孙权，他站出来说：“公孙渊背叛魏国，担心遭到报复，这才跑来求援，并非一心想归顺。要是他改变主意，我们派出去的人就回不来了，到时岂不令天下人笑话。”

孙权听不进去，张昭十分固执，坚持己见，孙权终于不耐烦了，手按剑柄怒喝道：“吴国士人入宫则参拜我，出宫则参拜你，我对你的敬重已经无以复加了。你却屡屡当着众人的面顶撞我，我真担心自己一怒之下会做出不想做的事情。”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寡人杀人的心都有了，你别逼我，逼我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张昭诚恳地望着孙权，说：“我知道陛下不会听我的，但我每次都竭忠尽力，是因为太后临终前，把老臣召到床前，她老人家留下遗诏，要我辅佐陛下，这些话仍在我耳边回荡。”说完后，他老泪纵横。

这张悲情牌一打出，孙权没辙了，把刀扔在地上，与张昭两人对泣起来。

颇为感人的一幕，只是双方都在演戏。戏演完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孙权没有改变主意，皇帝的决定哪是可以随意改的呢？

不过，这次精明的孙权失算了，到头来还是蒙羞了。

辽东是魏、蜀、吴之外的第四股力量，公孙渊是个投机倒把之人，派出使节向吴国称臣后，他前思后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辽东与东吴相距那么远，在陆上隔了一个魏国，只能通过海上联络。哪天魏国来犯，吴国就是想支援，也鞭长莫及吧。

就在他越想越慌张之时，吴国使臣张弥、许晏率一万人马抵达了，还带来了许多赠品。公孙渊心念一动，自己为何不拿东吴使臣的人头当作筹码，向魏国讨价还价呢？当初孙权欺骗了曹丕，今天终于得了报应，他也被公孙渊当猴耍了。张弥、许晏两人的脑袋被砍了下来，送往洛阳，公孙渊借两个吴国特使的人头向曹叡证明了自己的忠心不二。而孙权派出的一万名士兵以及无数的金银财宝，都成了公孙渊的囊中之物。

公孙渊的表现令魏国皇帝十分满意。曹叡并非不知道公孙渊就是个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可是如今魏国面临蜀、吴的轮番进攻，稳住公孙渊还是有必要的。很快，公孙渊被授魏国大司马之衔，加封乐浪公。

自孙权接手江东集团以来，数十年没有遇到过如此重大的挫折。哪怕是卫温东征，死了八成的士兵，至少还有一部分回来了。这次他是肉包子打狗，肉馅被吃掉，包子皮也没剩下来。孙权好歹是吴国皇帝，丢脸丢得太大了，他几近癫狂地怒吼道：“老子今年六十岁了，人世间的艰辛哪一件没尝过？不料到头来却被鼠辈戏弄，令人气涌如山。我若不亲手宰了这鼠辈，把他的脑袋扔到大海里喂鱼，我就没有颜面君临天下了，即便为此颠沛流离，我也没有怨言。”

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杀死公孙渊，报仇雪恨。问题是辽东那么远，怎么报仇？出动舰队从海上发动进攻吗？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是倘若大举出兵伐辽东，首都的防卫怎么办呢？

陆逊急忙上了一道奏书，他先吹嘘孙权的神武盖世：“陛下破曹操于乌林，败刘备于西陵，擒关羽于荆州。这三个敌人都是当世之枭雄，陛下却摧折其锋芒。”接着，他又劝孙权不要因为小忿而发雷霆之怒：“强大的敌人就在边境线上，荒远之地尚未臣服，陛下乘船远征，必然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若是等敌人杀进来，就后悔莫及了。”

尚书仆射薛综、选曹尚书陆瑁等人也接二连三地上书，孙权毕竟是个有理智的人，远征辽东，谈何容易！吴国水师虽然强大，但之前将近一万人命丧夷洲，这次又把一万人白送给了辽东，他还能拿出多少兵力发动辽东之战呢？

唉，这事能怪谁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这时的孙权又想起张昭，愧疚之意油然而生。为什么愧疚呢？原来，他与张昭大吵一通后，张昭祭出法宝，扛出老夫人的招牌，孙权一时傻了眼，只得假装感动，两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孙权是一肚子怒火，便干了一件下三烂的事：让人把张昭家的大门用土塞了起来。张昭大怒，索性砌墙把这个大门给封死了——老子不走大门了，开个小门就好。

如今派去辽东的人全军覆没，孙权自知理亏，派人去慰问张昭，给张昭赔礼道歉。张昭一腔怒火，不给皇帝面子，以重病卧床为由，拒不出见皇帝使者，孙权也没有办法。有一次，孙权出宫，恰好路过张昭家，便亲自上门拜访，在门口喊张昭的名字。张昭还是不见，说自己已经病得快死了。孙权一看，有没搞错，我可是皇帝哪。你不出来，我就放火烧门！门烧着了，张昭还是不出来！得，这下孙权没脾气了，总不能把张昭烧死吧，只得又下令灭火。火也灭了，张昭还不出来。孙权气得踱来踱去，好，你不出来，寡人也不走，我就在这门外待着，跟你耗着。

最后，张昭在几个儿子的搀扶下出来了。孙权知道张昭装病，怕他使诈，索性把他拉上马车，带回皇宫。到了皇宫，孙权恳切地做了自我批评，君臣之间的冷战才算告一段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孙权跟他哥哥孙策一样，都有率真、可爱的一面。皇帝的虚荣心是非常强的，当皇帝越久，越习惯听大家溜须拍马，久而久之，就会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听不得劝谏。吴国既需要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样的豪杰，也需要像张昭这样敢于犯颜直谏的文臣。孙权与其他皇帝一样，不爱听逆耳之言，但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就在于他不怕承认错误，这点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远征夷洲、拉拢辽东均以失败告终，这对孙权来说是莫大的打击。他原本希望凭借海上力量，扩展吴国的势力，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且受伤不轻。我们无须怀疑他的雄心壮志，只能说他的眼光太超前了，大航海的时代还未真正到来。

艺高人胆大：陆逊“以进为退”

东吴兴起以来，一直面临一个巨大的困扰，那便是此起彼伏的蛮夷叛乱。从最初据有江东六郡到现在拥有整个江南、岭南，吴国的地盘大大扩张了，但江南、岭南一直以来都是百越之地，很难统治。孙权称帝后的第二年（吴黄龙二年），武陵郡五溪蛮夷叛乱，吴国为之震动。

所谓五溪蛮，又称武陵蛮，主要分布于湘西与黔东。五溪是指武陵境内的五条溪，分别是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这个地方经常发生叛乱，与它的地形复杂有关。东汉初，武陵蛮叛乱，光武帝刘秀派了一支万余人的部队进剿。在统一中国之战中，东汉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然而在武陵，这支一万人的部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刘秀又换了几位将领进军讨伐五溪蛮，最后是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人马平定了叛乱，然而此役之艰辛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汉军伤亡过半，马援病逝前线，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才艰难地平息了动乱。在整个东汉时期，武陵蛮时常起事，堪称一个火药桶。

当五溪蛮叛乱的消息传来时，孙权意识到，这不是一支小部队能平定的。他紧急召回经验丰富的交州刺史吕岱，由他挂帅，与太常潘濬共同率兵五万，进剿五溪蛮。这次战争，史书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只知道吕岱、潘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斩俘数万人，最终平定了五溪蛮的叛乱。

五万人马在武陵作战三年多，这严重影响到孙权在北方的用兵。

对孙权来说，进攻曹魏帝国的第一站就是合肥。

在此之前，孙权曾多次进攻合肥，但都无功而返。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年底，孙权放出风声，称将出兵攻打合肥。此时曹休已经去世，魏明帝曹叡派满宠接管曹休的军队，坐镇扬州。

满宠风闻消息后，不敢怠慢，急调兖州、豫州诸军入援合肥。哪知援兵刚到，孙权的吴军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消失了，这批援军怎么办呢？魏帝曹叡打算下诏撤回援兵，满宠分析认为：“敌人大举出兵却不战而回，这没有道理。他们必定是假装撤退，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调回援兵，这样就可以趁我们不备时，重新杀回来。”他把自己的建议上报给朝廷，皇帝批准暂缓撤回援兵。

果不其然，过了十来天，吴军果然杀了个回马枪。只是孙权判断错了，魏国援兵并没有撤走，合肥固若金汤，吴军攻城受挫，只得悻悻而退。

一计不成，孙权再施一计，还是老套路：诈降以诱敌深入。

这次扮演诈降角色的是中郎将孙布，他写信给魏国扬州刺史王凌，表示愿意归顺洛阳朝廷，并称：“道路太远，难以独自逃脱，请出兵予以接应。”王凌急于立功，便把孙布的投降书上达朝廷，请求批准派出军队策应。

这个时候，孙权正在阜陵设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王凌上钩呢。

要是这个伎俩一而再、再而三地得逞，魏国军界的面子不得丢光了吗？王凌虽是扬州刺史，但扬州的军事权却掌握在征东将军满宠手中。因为有前车之鉴，满宠对孙布的投降格外慎重，他认为这恐怕又是吴国人的阴谋，故而不肯调拨军队给王凌。不仅如此，满宠还写了封信给孙布，先是表扬他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然后委婉地说：“本想派兵迎接，只是考虑到如果派的兵力少，就无法保护你方军队；派的兵力多，势必会走漏风声。”最后，他建议孙布先保守秘密，等日后时机成熟再归顺。

王凌勃然大怒。要知道孙布是向王凌投降，这件事如果成了，王凌可是大功一件，你满宠这是在跟我唱对台戏，不让我有立功的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王凌索性上书弹劾满宠，指责他年纪老迈，还昏庸酗酒，不可都督一方军事。在汉魏，刺史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地方官员，所以皇帝曹叡对王凌的指控书相当重视，便下旨召满宠入京，当面质询。

临行前，满宠没忘记交代长史：“倘若王凌要前往接应孙布，不可拨军队给他。”满宠走后，王凌便前来索要军队，长史依长官吩咐，坚决不肯给一兵一卒。这下可把王凌给气坏了，作为刺史，他也有军队，但是人数不多，他东拼西凑了七百人，由一名督将率领，前去与孙布接头。这一去的结局大家势必都能想到，孙布早就磨刀霍霍地等在那里了，魏国七百人的小分队，被打得死伤过半，狼狈而逃。

这时满宠回到洛阳，皇帝曹叡召见他后，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老态龙钟的模样，反而十分健壮，气色很好。这时又传来王凌上当受骗的消息，曹叡知道满宠的意见是正确的，遂继续让他都督扬州，镇守淮南。

由于合肥不易攻破，吴国决定改变战略，打算先攻取庐江。

公元232年，吴国上大将军陆逊率军北进。以前有“上将军”“大将军”，很少有人被称为“上大将军”，孙权弄了这么个名号给陆逊，正是要显示陆逊的与众不同。一时间，庐江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进满宠的营帐。多数将领都认为，必须速速救援庐江城。

满宠是魏国十分出色的将领，他审时度势，分析说：“庐江虽然小，却有精兵良将，可以守上一段时间。敌人舍船登陆，行军两百里，后无援兵。就算他们不来，我还打算诱使他们前来呢，尽管让他们进攻吧，我只担心他们逃跑时，我们追不上。”

陆逊的本意是通过进攻庐江，调动敌人主力来援，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歼灭魏师。他很聪明，只是对手也不笨，满宠偏偏不救援庐江，而是挥师直捣吴军后路。陆逊不敢恋战，只得匆匆撤走。

三国有个有趣的现象：魏国实力最强，却总是防御的一方；蜀、吴实力较弱，却总是进攻的一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合常理的现象呢？因为在先攻蜀还是先攻吴的问题上魏国很头疼，欲攻蜀国，必先取汉中，欲攻吴国，必先取长江，都是难啃的骨头啊。

由于吴师频频出击，魏国在淮南的大本营合肥处境比较不妙。合肥南面是巢湖、长江，很容易遭到吴师的围攻。一旦合肥告急，魏国必须从北面的寿春出兵救援，两城相距较远，救援十分不方便。作为魏国在淮河南岸的重要军事支撑点，合肥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确保合肥的安全，便成为满宠的考虑重点。

经过再三斟酌，满宠向朝廷抛出一个方案：把合肥的守军撤到城西三十里处，寻找一处地形险要的地方，另筑一座城堡。这样做，相当于放弃防守原先的城池，这是为什么呢？满宠解释说：这样是为了让吴师舍船登岸，诱使他们在平地作战，以便截其退路，一举歼之。

这个作战计划上报后，遭到护军将军蒋济的反对。他认为，敌人还没来，我们倒先把军队调出合肥城，这是示弱于敌，不战而先败。曹叡也觉得有点儿丢面子，便下诏否决了满宠的计划。

满宠很有韧性，他坚持己见，再次上书朝廷。他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指出示弱于敌，正是为了引诱敌人上钩，让吴国人放弃舟船之优势，在平地战中将其击败。

战争的艺术，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敌人。在这一点上，吴国人有过几次诱敌深入的战例，而魏国的军事思想相对僵化，他们自恃强大，战术不够灵活机动。满宠的计划，弥补了魏军的短板。这次，魏帝曹叡批准了满宠的筑城方案。

合肥新城开始动工兴筑，孙权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是个机会，打算趁新城还没建成，就将其捣毁。

公元233年（吴嘉禾二年），孙权集结了一支舟师，浩浩荡荡地杀奔过去。不过，新城距离水岸挺远的，又修筑在险要地形上，如果舍船上岸，对方是骑兵，己方是步兵，明显会吃亏，舰队停泊了二十几天，孙权终究还是小心谨慎，没敢长驱直入。

孙权不来，这可怎么办？满宠对部将们说：“孙权得知我们迁城，肯定在部下面前夸下了海口，如今大举前来，就是想有所表现。他还算识相，不敢攻城，不过他肯定会登岸炫耀武力，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满宠算是摸准了孙权的心思——想进攻怕有所闪失，想撤退又脸上无光，最好的办法就是搞搞花拳绣腿，秀秀肌肉。算到这一步，满宠事先在肥水附近埋伏了六千人，只等吴军上岸。

果然，孙权命令战士们登陆，走走队列，喊喊口号，出出操，舞枪弄棒了一通。看上去是挺热闹的，哪知六千名伏兵突然杀出，吴军大惊，慌乱而逃，被魏军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几百人，有一些吴军士兵跳进水里，就再也没有浮起来了。

孙权心里很窝火，非得报复一下不可，遂令卫将军全琮攻打六安。不过，这次战斗也没成功，吴军未能攻克六安。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时间已到了公元234年。

蜀国丞相诸葛亮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北伐，打算出动十万人马进攻魏国。鉴于以往单打独斗的效果不明显，诸葛亮决定约请吴国出兵，在东、西两线同时对魏国发动猛攻，以二打一，胜算自然高。孙权正因去年的失利而郁闷，对诸葛亮的建议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五月，孙权兵分三路，大举出击。他亲率主力舰队进入巢湖湖口，兵锋直指合肥新城。他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其实这是吓唬敌人的，实际人数应该不足一半，也就是四五万。另两路人马分别是：上大将军陆逊、左都护诸葛瑾率一万余人入江夏，目标直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河，窥视广陵、淮阴。

这次孙权投入如此多的兵力，显然是希望与魏军打一场大决战。与吴军相比，魏军显得十分尴尬，这时正值东方部队的轮休期，很多将士还没有归队。满宠紧急抽调各地的部队，下令轮休部队停止休息，立即返回，同时向朝廷请求支援。

这时魏国朝廷刚刚调拨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开赴西线，应对诸葛亮的攻势，哪里能给满宠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援呢？皇帝曹叡愁眉苦脸，这时散骑常侍刘劭建议说：“可以先派出三千骑兵、五千步兵作为先锋出发，放出风声，假称魏师数路并进，以威慑敌人。骑兵到了合肥后，先分散开来，广布旌旗，四处擂鼓，迷惑敌人，然后悄悄绕道敌后，断其归路。敌人风闻我军大举入援，后路又被我们的骑兵抄截，定会不战而自退。”

话是这么说，但作为东部军区最高司令长官的满宠仍忧心忡忡，他建议放弃合肥新城，把军队撤到北边的寿春。皇帝曹叡不同意，他指出：“东线的合肥、南线的襄阳、西线的祁山，这是先帝所置的三处战略要地，是兵家必争之地。孙权攻打新城，肯定没法攻下。各位将领须坚守城池，朕将亲自前往讨伐孙权。等到了那时，恐怕孙权已经逃跑了。”

从曹叡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他这个皇帝很不简单。曹叡颇有雄才，在国家重大军政问题上有主见，有眼光，多识善断，实有明君风范，怪不得刘晔称赞他是秦皇、汉武之类的人物——在三国时代，各国不是有明君，就是有名臣、名将，怪不得三方能角逐这么久，把历史演绎得如此精彩。

曹叡明确指出不能放弃合肥新城，同时表明自己将亲征。这无疑给了前线将士莫大的鼓舞。在皇帝亲征的激励下，合肥守军士气旺盛，众志成城。满宠招募敢死队出击，成功逆袭，一举把吴军的攻城器械给焚毁了，并在战斗中射杀了孙权的侄子孙泰。

对孙权来说，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部队中的传染病开始蔓延，非战斗性减员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他获悉两个情报：第一，魏国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包括三千名骑兵与五千名步兵；第二，魏国皇帝曹叡已从洛阳出发，乘坐龙舟，亲自东征。这大大出乎了孙权的意料，皇帝亲征带来的不仅是旺盛的士气，还有能征善战的生力军。两个皇帝要是能面对面地干上一仗，这倒是一大看点，不过孙权底气不足，他是经常亲征，但却战绩不佳。

出于谨慎，孙权撤围而去。与此同时，进击淮河的孙韶也率部回朝。

可是，进攻襄阳的陆逊、诸葛瑾兵团在撤退过程中却遇到了问题。

问题出在一封信上面。

这是陆逊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汇报了军队的情况。不料，这封信没能送到孙权手中，而是被魏国的巡逻队截获了。

诸葛瑾闻讯后大恐，他赶紧写信通知陆逊，说：“圣驾已回，敌人截获了书信，完全知道了我们的虚实，况且河流水位在下降，应当赶紧撤军！”信送到了，陆逊看完后没有反应。他还像往常那样，催促士兵们种菜、种豆，自己与部将下下棋，玩玩射箭的游戏，完全不慌乱。

送信的人回来把这些告诉诸葛瑾，诸葛瑾对陆逊很了解，他说：“陆逊足智多谋，他这样做一定有原因的。”于是他亲自前往陆逊兵营，与之共商大计。陆逊说：“敌人知道主上班师回国，没有什么担忧的，定会全力对付我们。他们已经封锁险关要隘，我军将士开始意志动摇，必须镇定才能安抚军心，接着实施各种欺骗手段，方可顺利撤军。若是马上表现出想逃跑的样子，敌人便会认定我们胆怯了，到时步步施压，我们非败不可。”

当时陆逊、诸葛瑾的部众只有一万人，满宠在合肥转危为安后，可以调动数倍的兵力前来围剿，因此形势十分危急。陆逊不愧是一代名将，艺高人胆大，他没有乱了阵脚，而是制定一个大胆的方案：以进为退。他非但没有撤退，反而继续向襄阳城推进。陆逊指挥军队舍船登岸后，摆出进攻的架势。魏军知道陆逊富于谋略，搞不清他的真实意图，担心落入他的圈套，便纷纷躲进城内。这么一来，却正中了陆逊的计，他虚晃一枪，撤向事先预定的会合点，诸葛瑾的战船正在这里等着呢。众人迅速登船后，从容退去。

从这里也可看出陆逊用兵之谨慎与多谋。不过，就这样空手而回，陆逊未免心有不甘。当舰队行到白围时，他故意停船上岸打猎。魏国人一直盯着陆逊这支舰队的动向，既然侦知是打猎，也没放在心上。岂知陆逊醉翁之意不在酒，魏国人又一次上当了。陆逊暗地里命令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等地，斩获千余人，算是给这次北伐争回点儿面子。

这是孙权称帝后，与蜀国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在稍占优势的情形下，并没有取得大的战果。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孙权仍严重倚赖舟师的力量，不敢远离江湖作战；其二，东吴有数万精锐部队被调去讨伐武陵五溪蛮，北伐力量不足。

东线孙权的北伐已宣告失败，西线诸葛亮的北伐又如何呢？西线的情况更糟——北伐的灵魂人物、蜀国握有实权的人物，丞相诸葛亮，在北伐途中病逝，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说诸葛亮北伐的故事。

十九
星陨中天：诸葛亮魂断五丈原

司马懿的乌龟战术：小不忍则乱大谋

公元229年，诸葛亮在西线攻陷武都、阴平二郡，蜀帝刘禅顺水推舟，恢复了他帝国丞相之职。这一年，孙权自立为帝，诸葛亮从大局出发，仍然维持着与吴国的友好同盟关系，两国就日后如何瓜分魏国达成初步共识。

这时诸葛亮心无旁骛，全力为北伐做准备。他先是把丞相府、兵营都搬到靠近前线的南山下，筑起两座城，一座为汉城，一座为乐城。瞧这架势，是誓死要与魏国血战到底。

是被动挨打，还是主动出击？魏国大司马曹真力主主动出击。堂堂大魏帝国处处被动，简直是奇耻大辱，惹天下英雄嘲笑。他给皇帝上书，请求反击蜀国，他自己率部从斜谷道进军，其他将领从另几路同时进击，必可大破蜀军。

在此之前，魏帝曹叡没打算主动进攻，主要是汉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反击很难取得实质性胜利。然而被动防守未免过于示弱于敌，在政治上会产生不良后果。如今孙权已公然称帝，倘若魏国朝廷继续示弱，凉州之羌胡、北方之鲜卑、辽东之公孙氏，恐怕都会见机起事。

曹叡批准了曹真的计划，作出如下安排：司马懿逆汉水而上，由西城（陕西安康）进击；曹真由斜谷道进军，与司马懿会师于汉中；其他将领分别从子午谷、武威方向出击。

这个方案遭到司空陈群的反对。陈群再次引用曹操征张鲁的例子，指出进攻汉中的困难，特别是粮草无以为继，他还说：“如今无法就地取粮，加之斜谷地势险阻，无论进退都十分困难。转运粮食一定会遭到敌人的抄截，如果多留士兵守住要隘，又会影响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这些都不能不详加考虑。”

皇帝曹叡认为陈群所言有理，曹真担心进攻的计划泡汤，心里着急，便又上书，提出改走子午道。不想陈群又一次反对，罗列了不宜从子午道进军的几个理由，还谈到军费预算的问题。这时曹叡也有点儿犯难，斜谷道也走不得，子午道也走不得，那反击就不了了之吗？他下诏，把陈群的意见交给曹真参考，并没有勉强曹真一定要同意。曹真才懒得理会陈群的意见，反正皇帝没有明确反对，他便自作主张，从子午道进军，奔袭蜀国。

从曹真的部署来看，他比诸葛亮有冒险精神。

同样一条子午道，对蜀、魏双方的意义是不同的。蜀国若从子午道进攻，可以直捣关中心脏，占据战略主动权；而魏国从子午道进攻，并不能击中蜀国的要害。按道理说，蜀国尝试走子午道，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可实际上，穿越子午道的军队竟是魏军而非蜀军，这或许也反映了两国在军事思想上的差距。

然而，曹真也不过是徒劳无功。

他的运气很不好，军队刚刚出发，便遭遇大雨。这雨不是下几天，而是连续下了三十多天。子午道非常难走，这条通道有许多地方就是悬崖峭壁，只能修栈道。栈道又称阁道，也叫复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道路。据史料记载，栈道是这样修建的：“遇大石塞路，则以锤碎而通之；遇峭壁悬崖，则在崖壁之上凿孔，架横木，上覆木板，钳钉以通之；遇深沟险涧，则架长柃，覆厚板以通之。”用木材、木板、铁钉所架起的路，一经风吹日晒，很容易受损。有的钉子松了，有的木板掉了，有的横木腐烂了……魏军一边行进，一边修路，曹真考虑了各种因素，却没考虑到大雨下了三十几天，栈道多次被毁，整条子午道，实际上已经断绝不通了。

此时魏军面临三大难题：其一，要冒雨开辟山路，就算天气晴朗，要在悬崖上作业也是危险重重，更何况现在又潮又湿，工程难度较平常增加百倍；其二，山路崎岖，既陡且滑，行进非常困难，不小心掉下悬崖就尸骨无存；其三，粮食补给供应不上，栈道跟平地不一样，运输很困难。最后这个问题是致命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后勤要是跟不上，这仗也不用打了。

曹真的部队行进速度有多慢呢？我们来分析一组数据：子午谷全长约三百公里，曹真的部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前进不到五公里。这个速度，恐怕真的比乌龟爬得还慢了。帝国最高层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是继续前进，还是后撤？

太尉华歆从来不是积极的主战派，他强调国家应先专注于文治，而不是征伐。他认为，只要“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上之心”，先为不可胜，以待吴、蜀两国矛盾的爆发，这才是上策。

以汉代官制，太尉是“三公”之一，主管军事，相当于国防部长。但是到了魏国，太尉其实只是地位的象征，没有多少实权。此时军权主要掌握在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以及征东将军满宠之手，华歆虽贵为太尉，其实只是摆设。

少府杨阜也上书皇帝，他是个颇为迷信的人，认为灾异乃是上天的启示，必须要认真对待。诸军才进兵，就出现雨灾，这是个坏兆头；加上转运困难，军事开支巨大，他建议撤师。与杨阜看法类似的还有散骑常侍王肃，他认为“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

对于这些，皇帝曹叡的回答是：“敌人凭恃山川之险，两位先祖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未能平定。我怎么敢自己吹嘘说一定会胜呢？只是诸位将领以为不主动进取，敌人不会自行灭亡，所以出兵以观察敌人的破绽。如果时机不到，即使是英明睿智的周武王，也要中途退兵，这是前车之鉴，我又岂敢忘了历史的教训呢？”这里说的周武王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周之交时，周武王从毕邑发兵，军事演习到孟津，当时前来观摩的诸侯国多达八百个，诸侯们都认为应该继续挺进，周武王却觉得征商的时机尚未成熟，遂停止进军。

不仅大雨迟滞了曹真的行进，突击的机会看上去也愈发渺茫。诸葛亮已经在城固、赤坂严阵以待，而这里是曹真、司马懿会师的必经之地。同时，江州都督李严率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进驻汉中，作为战略预备队。

在几路魏军中，司马懿部有所斩获。他水陆并进，攻克新丰县，驻军于丹口。不过，他也遭遇了大雨，虽然不至于像曹真那么狼狈，却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魏帝曹叡终于下诏，要求曹真、司马懿等班师返还。这次突击战以半途而废告终。

根据《三国志》中与魏延、吴懿相关的记载，这一年蜀国曾发动过一次进攻羌中的战争。这次战争究竟是在曹真南征之前还是之后，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防守反击，即在抗击曹真、司马懿入侵的同时，诸葛亮派出一支偏师攻略羌中。

进攻羌中的总指挥是魏延，参与的将领有吴懿。魏延与魏国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大战于阳溪，蜀师大胜。这次胜利后，魏延被提拔为前军师兼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吴懿也迁升左将军，进封高阳乡侯。

从两位将军的加官进爵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胜利，然而史料上却轻描淡写，毫无细节。考虑到后来魏延遭到族诛的下场，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因为这个大功劳极有可能被人有意抹除。到陈寿写《三国志》时，已经无法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魏国反扑受挫，给了诸葛亮更大的信心。

伟大的人物总会把一些自然现象理解为上天的启示，既然老天爷不帮魏国的忙，证明天意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诸葛亮加快了北伐的筹备工作。对蜀军来说，解决粮食千里转输乃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为此，诸葛亮精心研制出新型运输工具：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陈寿在《三国志》中明确记录，木牛流马是诸葛亮设计的，而且是用于运输。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的北伐，以木牛运；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的北伐，以流马运。依此推断，流马应该是木牛的改进型。木牛流马只见于书籍记录，没有留下实物，也没有任何图。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内设机关的运输工具，像现在小孩子玩的玩具，上了发条后能自个儿行走起来；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独轮车，这种说法着实令人扫兴；还有人认为它是四轮小车……总之，说法五花八门。

除了木牛流马之外，诸葛亮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兵器史上著名的“连弩”，又称“诸葛弩”。弩是古代重要的远程武器，其原理与枪支有点类似，只是没有使用火药。这种武器一直是华夏族的利器，在与外族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葛亮在前代弩机的基础上，研制出连弩，即可以连发的弩机，原理与现代步机枪里的子弹夹类似，装有一个矢匣，一支箭射出后，矢匣里的箭矢能自动填充，节省时间。应该说，这是蜀军的秘密武器，也是蜀军的看家法宝，在北伐战争中有优异的表现。

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兵出祁山。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魏国大司马曹真病逝。曹休、曹真等人先后病逝，对魏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同时还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军事大权进一步控制在司马懿手中。

自魏明帝曹叡登基以来，司马懿屡建奇功，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水平，其才能也得到皇帝的赏识。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灭孟达的反叛，这是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一个代表作。战后，他又收降蜀国将领姚静、郑他及其部属七千余人。司马懿都督荆、豫两州军事，因为这两州东邻吴国，西邻蜀国，所以他曾向皇帝献上伐吴之策，只可惜曹休被孙权诱击，兵败石亭，伐吴之策未能施行。公元230年，司马懿升任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曹真去世后，皇帝曹叡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抵挡诸葛亮入侵的重任，便落在司马懿身上。

司马懿临危受命，从宛城西赴长安，全权负责西部战事。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人，均受司马懿节制。

诸葛亮又一次把北伐的方向指向祁山。在之前的三次伐魏行动中，第一次是越过祁山，第二次走陈仓道，第三次攻武都，实际上是扫清通向祁山的障碍。由此可见，兵出祁山一直是诸葛亮的第一选择。

祁山距离长安很遥远，这也决定诸葛亮的进攻难以达到奇袭及速战速决的效果。司马懿有充足的时间备战，他命费曜、戴陵先率领四千精兵，屯驻上邽（guī），其余部队全部前去增援祁山前线。当时张郃提出应该拨出一部分兵力驻守雍县及郿县——这两座城是长安的门户。司马懿反对道：“倘若前方部队能够单独抵挡敌人，是可以留守一部分兵力的；倘若前方部队没有这样的实力，就不能分散兵力。”

魏国虽然比蜀、吴强大，然而必须同时分兵防御，这大大限制了前方部队的实力。司马懿的军事原则是集中兵力，他以一个历史战例阐述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在楚汉战争中，英布倒向刘邦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点。当时西楚没能集中力量剿灭英布，而是把兵力一分为三，一军出击，两军策应，未能形成强大的打击力，终遭失败。由此可见，司马懿用兵相当老成持重，不打无把握之战。

祁山是魏国防御的三大重点之一，其余两处是南线的襄阳与东线的合肥。这时祁山的守军还没被消灭，司马懿的援军也尚未赶到。诸葛亮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祁山的据点，自己率主力奔袭上邽，希望拦截司马懿并与之一决雌雄。驻守上邽的费曜、戴陵前来迎战，他们只有四千人，终究不是蜀军的对手，很快被杀败。此时正好是农作物成熟的时节，诸葛亮顺手牵羊，把上邽的粮食全都割走了。

司马懿的大部队抵达上邽以东，与诸葛亮相对峙。蜀军刚刚取得一场胜利，士气正旺，诚不可与之争锋。司马懿采取乌龟战术，只守不攻，牢牢控制险要关口。这种战术，看似笨拙，实则有大智慧。你想想，诸葛亮千里奔袭，越深入魏国，补给线就拉得越长，每拖上一天，全军就得消耗掉大量的粮食。

这是两个智者的交锋，是高水平的对决。

诸葛亮的长处在于天才的组织能力，一个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对强国的进攻，这是很少见的，况且要翻越崇山峻岭，后勤转输困难重重，他能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实有过人之处。或许是诸葛亮正气比较多，用兵也偏正，所以鲜少出奇制胜。蜀军在攻坚战方面乏善可陈，只要敌人一收缩，就会束手无策。

在司马懿的保守战法下，诸葛亮找不到突破口，只得撤兵。司马懿采取“敌退我进”之战术，尾随诸葛亮，保持距离，并不攻击，这样一路追至卤城。

司马懿的作风引起了魏国将领们的不快，无论是朝廷派来的将领还是关中的将领，显然都对这位新的统帅有一种不信任感。

车骑将军张郃也有所不满，他比较含蓄地建议：“我们可以派出一支奇兵，抄截诸葛亮的后路，不应当只尾随而不敢进攻，这样只会令人失望。诸葛亮孤军深入，粮食又少，眼看就要逃掉了。”

在张郃看来，战机已经出现，再不打，敌人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然而司马懿拒绝了张郃的建议，因为他十分了解诸葛亮。诸葛亮非常谨慎，做什么事都会留有余地，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无懈可击。司马懿下令只尾随，不出击，紧咬不放，是在等待机会。他就像一匹狼，追踪猎物时有着无比的耐心，只有在一击致命的机会出现时，才会果断出手。

魏军又一次咬住蜀军，两支部队的距离总是很近。司马懿下令上山扎营，并不与诸葛亮接触。这下子可惹火了一批将官，贾栩、魏平等人忍无可忍，不断地要求率部出击，他们还以讥讽的语气对新司令官说：“您畏蜀如虎，怎能不令天下人笑话？”司马懿听了无言以对。在诸将的舆论绑架下，再不出兵，这位新任总司令恐怕要滚蛋了。

无奈之下，司马懿只得作出让步，派张郃率一支奇兵进攻祁山之南的无当军团。无当军团是蜀军中的精锐部队，又称为飞军或无当飞军。这是诸葛亮南征后组建的一支精锐兵团，史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青羌是羌人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西南，前文说过，羌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汉末盛极一时的董卓兵团和韩遂、马腾兵团中，都有大量的羌人骑兵。“无当”名称的由来，就是“所当无前”，也就是无敌的意思。

无当军的司令是王平，他是个大老粗，据说认得的字不超过十个，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官印上的几个字外，其他字他恐怕都不认得。文人出身的诸葛亮怎么会把最精锐的无当军交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呢？这与王平在第一次北伐中的出色表现有关。马谡失街亭后，蜀军兵败如山倒，只有裨将军王平没有慌乱，且战且退，井然有序。这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诸葛亮便提拔他当无当军团的司令。

其实在第一次北伐时，张郃与王平就有过一次交锋。那时张郃是魏军的前线总指挥，而王平不过是统兵一千人的裨将军罢了，王平的沉着表现令张郃大感意外，怀疑他设有疑兵，没敢进逼。这次两人又一次在战场相遇，此时祁山守军仍在蜀国的包围之中，王平的无当军团从南面进攻祁山，而张郃的目的是击退王平，解祁山之围。论地位，王平已是蜀国无当军团的司令，而张郃则是魏国的车骑将军，地位仍远在王平之上，不过这回张郃仍然没能讨到便宜。

别看王平不认得字，他对打仗是很在行的——当初在街亭时，他就批评过主帅马谡在兵力部署上的种种错误，后来马谡也因为这些错误而败亡。王平没有轻举妄动，只采取坚守不动的策略，他知道张郃乃是资深名将，不可小视，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这一招果然不错，张郃虽求战心切，无奈王平不理不睬，双方相持，无法决出胜负。

战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张郃部队既动，司马懿也不能置身事外，他只得放弃尾随策略，转而与诸葛亮正面对峙。如此一来，正中诸葛亮的下怀。要知道大巧若拙，其实诸葛亮最担心的，正是司马懿看似蠢笨的战术。蜀军远道而来，利速战而不利持久战，倘若司马懿始终不出兵，诸葛亮很难有机会取胜。现在司马懿在诸将的压力下，被迫改变战术，以攻代守，诸葛亮大喜，派魏延、高翔、吴班等将领出战。

蜀军将士千里出关，还没痛痛快快地干上一仗，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反观魏军，将领们上下不合，矛盾重重，严重影响士气。这一仗，魏军大败，死亡三千多人。司马懿见势不妙，赶紧鸣金收兵，再次祭出乌龟战术。

两军相持了近一个月，诸葛亮找不到机会重创魏军，而粮草也差不多吃完了。没有粮草，军队就无法战斗，无奈之下，诸葛亮只好宣布撤军。

要知道，军队撤退时很容易出现疏忽，在司马懿看来，这是击破蜀军的最佳时机，他命令张郃率部追击。不过，要比谨慎，诸葛亮一点不在司马懿之下，怎么可能在撤退时露出破绽呢？如果你觉得有破绽，不要得意，那是故意露给你看的。这次，张郃要倒霉了。

当张郃追击到木门时，两边忽然冒出许多伏兵，箭矢齐发。原来，木门的地形适合打伏击，蜀军兵团早就在高处隐蔽起来，只等张郃上钩呢。蜀国的弓弩名扬天下，连弩更是强大、高效，代表着当时远程武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几阵箭雨过后，魏军死伤无数，张郃也未能幸免，他右膝中箭，这处箭伤竟成了致命伤。张郃是老将了，他征战沙场数十载，早年还参加过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少年时挨上几箭没事，如今右膝上中了一箭就不行了。他也成为诸葛亮在北伐中击毙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据陈寿《三国志》所记：“郃识变量，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在魏国将领中，张郃是诸葛亮最忌惮的人之一。第一次北伐，击破街亭便是张郃的杰作；即便是蜀军中最精锐的无当军团，遇到张郃也不敢硬碰硬，这些都证明他确是蜀军的克星。不过，张郃这位名将的生命，最终凋零在木门。

对诸葛亮来说，击毙张郃确实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然而，就第四次北伐而言，他又一次失败了。

每一次北伐的失败，都意味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意味着蜀国向贫困的深渊又滑落了一步。战争花销巨大，却远远望不到尽头。诸葛亮痛定思痛，一个想法也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要打败魏国，光靠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一定要联合吴国共同起兵，在东、西两条战线上齐头并进。

梦想，似乎并非遥不可及。

古代名臣那么多，诸葛亮为什么与众不同？

诸葛亮在蜀国的地位，如同曹操在东汉的地位。蜀国皇帝刘禅几乎成了空架子，帝国事务无论巨细，都是诸葛亮说了算。然而，诸葛亮毕竟是臣而不是君，是臣，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同僚的挑战。

挑战诸葛亮者，正是刘备指定的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

李严原是荆州南阳人，曾在刘表手下任职，官至秭归县令。刘表去世后，曹操南征，李严入蜀投奔刘璋。公元213年，他向刘备投诚，后来被任命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公元218年，盗贼马秦、高胜起兵，聚众数万人，李严以手中仅有的五千人马，大破贼人，杀死马秦、高胜，平定事变。他在此役中展现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令刘备刮目相看，加封其为辅汉将军。公元222年，刘备在夷陵惨败后，提拔李严为尚书令，李严进入权力中枢；次年，刘备去世前，李严与诸葛亮一起被指定为托孤大臣，其中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刘备的安排与当年孙策的安排异曲同工。孙策以周瑜、张昭为辅佐大臣，周瑜掌兵权，张昭掌内政，周瑜在外，张昭在内。可是蜀国后来的情形，与吴国完全不同。李严基本上有名无实，不仅内政，连国家军事大权也掌握在诸葛亮手中。无论是南征还是北伐，都是诸葛亮说了算，“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却成为旁观者。

诸葛亮是怎么架空李严的呢？

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他自领“益州牧”。蜀国的地盘，也就是一个益州，益州牧就是益州最高军政长官，也就等于蜀国最高军政长官。从国家角度说，李严是中都护，掌全国兵权，而诸葛亮是益州牧，掌益州兵权。益州兵权就等同于全国兵权，这么一来，李严被完全架空。

李严当然不干了。你我都是先帝指定的辅佐大臣，权力本应平分秋色，现在你要一手抓，这怎么行！李严一肚子无奈，但他斗不过诸葛亮。这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李严对军队的掌控力不行，名为中都护，实际上在军界的威信不是很高；其二，李严在朝廷里没势力，他是在刘备临死前才进入权力中枢的，而且还不是待在首都，是驻扎在永安，没什么影响力；其三，他的声望与诸葛亮没得比。

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李严居然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为“李平”，这的确令人相当不解。一般人改名，是在默默无闻之时，很少有人在身居显位时改名字，大名都为天下人所知了，还改什么名呢？所以我想，他改名的背后，一定是在表达某种不满。李平的“平”字，或许是表达要与诸葛亮平起平坐之意吧。

怎么夺权？

李严想了一个办法，他要求划出五个郡，成立一个巴州行政区，由他出任巴州刺史。这样子等于把蜀国分割成两个州：益州与巴州。诸葛亮当益州牧，李严当巴州刺史，一人坐镇一州。这一建议遭到诸葛亮的断然拒绝。为什么诸葛亮一心要架空李严呢？我们不好揣度历史人物的内心，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断：诸葛亮要推行北伐计划，就必须要有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不能让任何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

不过，李严毕竟是先帝托孤之臣，作为中都护，其辖下军队也有数万人，不可小觑。诸葛亮一直想把李严及其部队调到汉中，可是李严不干，想方设法推脱不去。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国发动反击，兵分数路攻蜀。这给了诸葛亮绝佳的借口，他要求李严率两万人从江州前往汉中驻防。诸葛亮颇有心计，他知道李严一定会找借口搪塞，便下了一步棋：奏请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这下李严无话可说了，只得率部前往汉中。调离李严是诸葛亮的第一个步骤，出了江州，李严的命运就不是他自己所能掌握了。

关于李严下台，史书上含糊其词。

据说是这样的：诸葛亮出祁山，李严负责粮草督运。由于遇上阴雨连绵，粮草供应不上，他便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传话给诸葛亮，称得到皇帝的指示，命令诸葛亮班师回国。诸葛亮从祁山撤军后，李严又装模作样地说：“粮草如此充实，为什么要撤军呢？”还打算杀掉粮草督运官岑述，把他当作替罪羊。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他又是另一说法，称撤军是为了诱敌深入。后来，诸葛亮把李严前后所写的信件与奏章都拿出来，面对如此铁证，李严无话可说，只得认罪。诸葛亮便上书皇帝刘禅，历数李严之罪，罢其官，夺其爵位，将其流放梓潼郡。

依以上的说法，若说李严想陷害诸葛亮，实在是拙劣之极，那种计策，简直连市井之徒都不如。你都有白纸黑字落在人家手里，还能信口雌黄？还有，拿什么皇帝的指示压诸葛亮，皇帝什么时候有过指示？皇帝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所以，诸葛亮只是找个借口把李严轰下台。

李严下台了，他儿子李丰还在当江州都督，很快，诸葛亮一纸调令，把李丰调入京师担任中郎将、参军事，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实权。诸葛亮还写了一封信给李丰，其中有一句“否可复通，逝可复还”，就是暗示他，你要是表现好，你老爹还是有重新起用的机会。

诸葛亮清洗李严父子，动机何在，我们后人不好多加揣测，但这次清洗，的确令诸葛亮的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鼎盛，他的北伐计划将得到更强有力的执行。

几次北伐，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且徒劳无功，战争的巨大消耗成为蜀国难以承受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诸葛亮不得不推迟再度北伐的时间，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训练军队，同时用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把粮食运抵并贮存于斜谷道口，在那里大建仓库。经过三年的休整，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是时候再搞一次北伐了。

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春，一支十万人的大军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蛇行，他们正在穿越斜谷道北上。在此之前，诸葛亮已经重修了斜谷道的栈道，粮草也备足了。这是蜀国发动的第五次北伐，也是诸葛亮最有信心的一次北伐。这次战争准备充分，还拉了一个盟友助阵——孙权将在东线同时发动进攻。东西夹击，势必能摧枯拉朽。

由于做了精心准备，北伐军的进展相当顺利，穿过斜谷道后，直奔郿县，在渭水以南安营扎寨。与此同时，司马懿也挥师渡过渭水，背靠渭水安营扎寨。这两位对手又要斗智斗勇了。司马懿分析道：“诸葛亮如果攻击武功，然后依山向东挺进，就麻烦了。如果他向西挺进五丈原，就用不着担心了。”

向东进攻，目标就是长安，长安一旦沦陷，对魏国将是沉重的打击。司马懿对诸葛亮有着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诸葛亮很可能不会进攻长安，而是会向西进攻。前四次北伐，除了一次进攻陈仓外，蜀军主攻方向都是西部祁山一带。诸葛亮热衷于进攻西部，乃是因为这里是羌胡聚居区，魏国在这里的统治基础薄弱。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应该说是比较得人心的，他希望能策动天水、安定等郡脱离魏国，把那里变为进攻中原的桥头堡。诸葛亮过于小心谨慎，宁愿稳扎稳打，也不愿冒险，这使得他的作战风格缺乏激情与创造力。果然，诸葛亮没有挺进武功，而是西行至五丈原，这让司马懿松了一口气。

五丈原地处郿县与岐山县的交界处，有一部分土地在渭水以北，称为北原。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诸葛亮定会争夺北原，我们应该先派兵据守。”其他人对这一判断不以为然——既然诸葛亮的打击重点是西部，何必费功夫渡过黄河进入北原呢？

郭淮的战略眼光显然较诸人要深远，他指出：“倘若诸葛亮渡过渭水，抢先占领北原，而后进击北山（汧山），就可以切断长安通往陇西的通道，到时变民与羌胡必定趁机起事，对国家相当不利。”

司马懿对郭淮的建议非常欣赏，派他火速领兵进驻北原。诸葛亮牌还没打出去，就被看穿了，处境变得很被动。当蜀军渡过渭水涌入北原时，郭淮的部队已经在那儿搭建营寨了。双方展开大战，蜀军的攻势被遏制，没能占到便宜。

如此一来，郭淮确保了长安到陇西交通线的安全，这对整个战局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陇西羌胡人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不敢轻举妄动。

诸葛亮进攻北原未能得手，而司马懿统领的大军已迫近五丈原，双方又形成对峙之势。从历次战争表现看，蜀军善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特别长于防守反击，但攻坚战绝对是其短板。

诸葛亮又跟前几次北伐一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相持的局面对司马懿是有利的，魏军是内线作战，补给方便；蜀军补给线拖得很长，难以长期坚持。困扰诸葛亮的头等难题便是粮草，不过这次他是铁了心不撤退——或许他已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这次错过了，恐怕就没有下次了。

可粮草问题如何解决？

屯田！只要粮食能自给自足，军队就能长期坚持。

诸葛亮很重视蜀军的形象，毕竟自称正牌王师，烧杀抢掠是绝对不行的，百姓的田地也不能随便夺取。因此，渭水河岸便出现士兵与百姓同时垦种的现象，这里的老百姓也不管皇帝姓“曹”还是姓“刘”，懒得理会国号是“魏”还是“汉”，只要自家一亩三分地不被侵夺就够了。

诸葛亮摆出持久作战的架势，司马懿也打起太极。两国几年战争下来，司马懿早就发现，对付诸葛亮的最佳办法就是不动——我不出手，只要紧紧咬住你，把你拖个一年半载，你就输定了。这个办法既可以避免损失，又可取得最后的胜利，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任凭蜀军将士如何叫阵，司马懿都装聋作哑，一概忽略。

转眼间，两支大军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形势对诸葛亮越来越不利。

首先，魏军的兵力不断增强。为了打败诸葛亮，皇帝曹叡拨出一支两万人的步骑兵，由征蜀护军秦朗指挥，增援前线。曹叡还下发一道诏书给司马懿，指示说：“一定要坚壁清野，采取守势以挫敌锋芒。敌人进攻不能得逞，撤退也捕捉不到战机，时间长了粮食就会耗尽，他们又无法抢掠到物资，势必要退走。等他们撤走时，再去追击，这乃是全胜之道。”曹叡确实是一个军事奇才，他的观点与司马懿也是不谋而合，无怪乎司马懿能得到特别的器重。

其次，东线吴军全线撤退，魏国压力骤减。东线战场只打了不到两个月，随着魏明帝曹叡亲征，孙权不敢恋战，匆匆撤走。进攻襄阳的陆逊孤掌难鸣，也只能鸣金收兵。这样，魏国从两线作战中解放出来，可以全力对付诸葛亮。魏帝曹叡胸有成竹地说：“孙权已败走，诸葛亮必定吓破胆，司马懿的军队足以战胜，我不必担忧了。”

曹叡深信，只要司马懿贯彻执行坚壁清野的策略，打败诸葛亮就没有悬念。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更加迫切地想诱使司马懿开战，他派人终日叫骂，试图激怒司马懿。岂料这位魏国统帅忍耐功夫十分了得，你骂我乌龟我也不出来。尽管笔者十分佩服司马懿的深厚涵养，不过他的火候还没有达到无我的最高境界。有一次，他差一点就上了诸葛亮的当。

为了引蛇出洞，诸葛亮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的头巾、首饰、衣服，嘲笑他的表现就像个娘们。这回司马懿面子上挂不住了，恨不得出马与诸葛亮一决雌雄。要知道魏军中有不少人对他的乌龟战术相当不满，诸葛亮的嘲讽仿佛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这些人多少有点幸灾乐祸。

是战还是不战？若是继续置之不理，难免被讥笑；若是选择出战，则会落入诸葛亮的陷阱——蜀军巴不得求战以打破沉闷局面。关键时候，司马懿还是以无比坚忍的毅力抑制住了冲动，他选择了一个聪明的做法：上书皇帝，请求出击。

在此之前，皇帝曹叡就有不得出战的诏令，这个诏令固然有约束力，但不至于捆绑住司马懿的手脚。司马懿请战，无非是做做样子，让部下们看看，他也是个热血男儿。他心里明白，反正请战的要求，皇帝是不会批准的。果然，皇帝不仅没同意，还派卫尉辛毗持节前往司马懿的兵营担任军师，制止出兵。诸葛亮用尽机谋，还是未能诱敌出战。

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前来，看来敌人不会迎战了。”

诸葛亮对司马懿十分了解，他叹道：“司马懿本来就不想出兵，他装模作样地上书请战，不过是向部众表示自己不畏战罢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要是他有把握打败我们，还犯得着千里请战吗？”

对蜀军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粮草不足或魏军避战，而是统帅诸葛亮的健康。

这些年来，诸葛亮呕心沥血，忘我工作，身体健康大受影响。这次出征，又跋山涉水，风吹日晒，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他预感到生命的烛火将要燃尽，希望在死之前，能够大破司马懿，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他派使者前去羞辱司马懿，企图将其激怒，但没成功。倒是司马懿抓住这个机会，从使者那里，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

司马懿对使者闭口不谈军情，只旁敲侧击诸葛亮的病情。他问诸葛亮每天吃多少饭，睡多少觉，办多少事。使者说，诸葛亮吃的就只有区区几升；晚睡早起，睡眠时间很少；军中责罚二十杖以上的事，都得他亲自处理。使者走后，司马懿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吃得少做得多，他还能活多久哪？”

诸葛亮是十分勤政的丞相，凡事必躬亲。你可以说这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人不是机器，又没有三头六臂，怎么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做呢？特别是坐到丞相这一级别的位置，更要学会抓大放小。

诸葛亮自掌权开始，就一直改不掉这个毛病。比如说日常工作，他不仅要亲自批阅大量的公文，甚至还亲自检查账目，每天挥汗如雨。政府部门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要事事躬亲呢？只能说诸葛亮不信任别人，觉得别人可能做不好，或者会刻意隐瞒。时任主簿的杨颙曾警告他，做事一定要有所分工，所有的事都一个人做，结果就会什么事也做不好。“三公”的责任是思考国家大事，具体执行应由下一级去做。两汉名臣丙吉、陈平都是抓大放小，对于具体细节，他们会说“自有人负责”。他劝诸葛亮不要亲自去做核算账目这些小事，不然就会累趴下。当时诸葛亮对杨颙所言甚为欣赏，只是性格如此，想改也难。

这时，诸葛亮病情的恶化已经不是秘密了。

诸葛亮是蜀国柱石，要是他倒下了，朝廷怎么办？皇帝刘禅向来是个没主见的人，他开始不知所措了，便派尚书仆射李福前来探望丞相，并且询问国家的大政方针。诸葛亮虽卧病在床，仍是知无不言，李福牢记在心，回去向皇帝复命了。不料李福刚回几天，就又风尘仆仆地来了。

还没等李福开口，诸葛亮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回来，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未决定。你是想问谁适合接替我的位置吧，蒋琬可以。”

李福听罢大为叹服，说道：“确实，我回来的原因就是这个。请您再说说，蒋琬之后，还有谁可担起此任呢？”

诸葛亮答道：“费祎可以。”

李福又问：“费祎之后呢？”

诸葛亮望着窗外遥远的天边，感觉天地之间，人多渺小啊，再明智的人，又能看得到多远呢？想到这里，他默然无语。

其实李福问的，就是皇帝想知道的。诸葛亮重病缠身，不一定过得了鬼门关，皇帝习惯了享乐，治理国家他可不会，最好能有个靠得住的人——不，最好有两个，三个，留着备用。诸葛亮推荐的接班人，一个是蒋琬，一个是费祎。当时费祎是侍中，蒋琬是参军，都是诸葛亮说的“贞良死节之臣”。

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称得上是名臣的典范。古代的名臣很多，诸葛亮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第一，诸葛亮寄托了天下读书人的一个梦。

“三顾茅庐”是一个梦，诸葛亮是被“请”出山的，不是请一次，而是请三次。三顾茅庐的是谁呢？是未来的皇帝。细数历史上的名臣，有几个人的发迹是从被“请”出山开始的？而且诸葛亮在出山前还没干过什么大事。就冲着这一点，他就足以令后世文人羡慕忌妒恨了。读书人的理想，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怎么治国？要怎么平天下？只有一个途径：货与帝王家。你得把才能卖给帝王家才行。可是读书人总是有爱面子的，我去求帝王与帝王来求我，那是完全不同的——帝王来求我，是多么神气的事呀。因此，“三顾茅庐”的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文人通过历史、小说、戏曲、诗歌等载体，把诸葛亮塑造成神一般的人物，背后是有一句写给皇帝看的潜台词的：你们得像刘备那样，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有付出才能收获不世之人才。

第二，诸葛亮拥有令人眼红的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是封建王朝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君主要统治国家，不可能单干，君主离不开臣子，却又得防着臣子。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名臣，与君主的关系都令人向往，比如前面提过的管仲与齐桓公，乐毅与燕昭王。说实话，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在历代君臣中是最受人羡慕的。管仲还曾经射了齐桓公一箭，这叫善终不善始；乐毅在燕昭王去世后就不受重用，这叫善始不善终。至于唐之魏征，唐太宗火起来还要砍他脑袋；明之张居正，死了就遭到了清算。而那些功高震主被屠戮的功臣，更是数不胜数了。

看起来诸葛亮实在是太幸运了，从一开始，刘备对他的信任就是无条件的，至少从史料来看，两人没有过大的矛盾。白帝城托孤，更是君臣相互信任之写照，从此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刘备之恩德。这种君臣关系，在古代听上去像是神话，怎不令后世读书人感动得落泪呢？其实，能形成这样的君臣关系，固然有刘备对诸葛亮无比信任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尚未统一。譬如刘邦、朱元璋等人，还没得到天下前，也是求才若渴；得了天下，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刘备死得早，才确保了和谐的君臣关系善始善终，若他再多活几年，天晓得会怎么样。

第三，诸葛亮堪称全方位的典范。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很多，不过，兼备以下三条的就少而又少了：其一，有仁人君子之心；其二，有英雄豪杰之才；其三，有忠臣义士之节。宋人戴少望认为，只有诸葛亮一人身兼以上三条。因为仁厚，百姓爱戴他；因为忠义，历代统治者也标榜他为人臣的榜样。久而久之，诸葛亮的形象便越来越高大，最后几乎变成无所不能的神。什么“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传说，把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说得玄乎其玄的，使他几乎成为智慧的代言人。

第四，诸葛亮的文章与格言助推了他的名望。

只要翻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诸葛亮的《出师表》都是不可或缺的名篇。前后两篇《出师表》，写得并不华丽，真正打动人的是一个政治家的忠诚，特别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句，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言。他的另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同样广为流传。这两句名言，也是诸葛亮人格的写照。纵观历代政治家，几乎没人能写出堪与诸葛亮相媲美的格言，难怪乎“诸葛大名垂宇宙”了。

在治国上，诸葛亮很有一套。他把法家的严厉与儒家的仁厚结合在一起，对此，陈寿有着最贴切的评价：“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在三国之前，重刑法者给人的印象都不好，比如商鞅、李斯，因为他们只在乎效果，而完全弃道德于不顾。诸葛亮执行军法是比较严厉的，比如斩马谡，这虽有可争议之处，但也不能认为是冤杀。而在政治斗争中，他手段又是温和的，比如处置李严时，并没有采取杀人灭口的手段。

在大战略方面，诸葛亮有着长远的目光。初出茅庐的“隆中对”，向落魄中的刘备指明了进军川蜀的战略大方向，这是让刘备否极泰来的关键性策略，难怪乎刘备对他无条件地信任。联吴抗魏是他的第二个大战略，在荆州丢失、关羽身死、刘备夷陵大败的背景下，他能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联吴抗魏的方针，殊为不易。怀柔蛮夷是他的第三个大战略，他攻心为上，对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归服，不仅为蜀国赢得了内部的稳定，还吸纳了大量蛮夷武装力量。

不过，诸葛亮的弱点也是明显的。

首先，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强。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三国演义》，小说把诸葛亮塑造成为一个军事奇才，这是不符合历史的。陈寿评价他：“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的评价可能更有代表性：“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这个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诸葛亮的机谋权变水平是不够的。五次北伐兴师动众，却每每光打雷，不下雨，稍稍遇挫，便束手无策，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

其次，诸葛亮用人的本领不高明。诸葛亮将权力都操之在己，凡事亲力亲为，唯恐哪里出差错，对别人的能力不是太放心。他好不容易看上的马谡，本是谋略家，却偏偏被他派去前线指挥作战，出了事后又一杀了之，自毁长城，这是用人不察的证据之一。对于大将魏延多次提出的取道子午谷攻长安的计划，诸葛亮一概否决，在自己屡屡受挫之时，也不愿意尝试，弃良将于不用。宋代著名军事理论家何去非曾评价诸葛亮：“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如何用好手下这帮人，这种领导的艺术，诸葛亮还是略有欠缺。

蜀国内耗：愈演愈烈的权力争夺

诸葛亮死后，这支十万人的大军该何去何从呢？

一向以小心谨慎著称的诸葛亮自然不会忘了安排后事。在弥留之际，他密召长史杨仪与司马费祎，嘱咐身后事宜：一旦自己去世，大军应当退回蜀国，保全实力，由魏延负责断后，姜维负责第二道防线。

问题是，魏延会服从命令吗？

此时魏延在军队中的职位是前军师，也是皇帝封的征西大将军，实为蜀军将领中的第一号人物。在北伐战争中，魏延与诸葛亮的矛盾不断加深。第一次北伐，众人都认为应该派魏延为前线总指挥，诸葛亮偏偏派马谡，最后导致全线战败。这只是诸葛亮与魏延矛盾的开始。在历次北伐的过程中，魏延每每抛出“兵出子午谷”的军事主张，无一例外遭到诸葛亮的否决。魏延内心十分不满，认为诸葛亮不过是个胆小懦弱之徒，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苍凉感。史书上说魏延性格“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能节制他的唯有诸葛亮一人。诸葛亮若死了，他会服从撤兵的命令吗？

诸葛亮秘密指示：就算魏延所部不服从，其他部队也要按照计划撤军。

这也是诸葛亮的遗嘱。

然而，这件诸葛亮生前的最后一件事，做得并不漂亮。后来发生的种种变故，都是因为诸葛亮筹划不周引起的——诸葛亮与杨仪、费祎做出这样的秘密决定，却瞒着魏延，这是引发内乱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诸葛亮的内心深处，恐怕对武将有些轻视，也可能是他认为武将难以节制，文官比较听话。前面讲过，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把丞相府都搬到前线去了，这把事情给弄复杂了。诸葛亮在的时候，他既是丞相府的一把手，也是军队的一把手。要是他死了呢？这支军队是要听命于丞相府呢，还是听命于军队的将领呢？杨仪是丞相府的代表，魏延是军方的代表，谁来统领军队？

在军事指挥权的归属问题上，在撤军事宜上，诸葛亮居然把军方一哥魏延抛在一旁。一支军队，两套领导班子，终究要惹出大乱的。就算诸葛亮要把军队的指挥权牢牢控制在丞相府手上，也理应把魏延等军方代表一起召来开会，再宣布自己的决定。

一向明智的诸葛亮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这件事的背后，牵扯到丞相府与军方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杨仪与魏延的斗争。

杨仪的行政能力比较强，他干练机敏，能够总揽全局，办事高效且井井有条，诸葛亮十分欣赏这一点，故而让杨仪负责军事调度。然而，以魏延那种心高气傲的性格，哪里能忍受得了这么个文官来掌军队的大权呢？他与杨仪的矛盾迅速激化。别人都怕魏延三分，独独杨仪看不起他；魏延对杨仪更是心怀不满，恨不得将他宰了。两人名为同僚，实为仇敌，水火不容。

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诸葛亮要负很大责任。在第四次北伐后，诸葛亮曾上一道“废李严表”，当时他为了证明李严罪不可赦，联合了一批军队高级将领上书。从这道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将领在军队的排行情况：排第一位的是中军师车骑将军刘琰，排第二位的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其下还有前将军袁孙、左将军吴懿、右将军高翔、后将军吴班，长史杨仪的排名仅第七位，费祎排第十位。后来刘琰怀疑自己老婆与皇帝刘禅私通，将其痛打一番赶出家门，这起家暴事件竟让他上了断头台。刘琰死后，魏延在军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已是排名第一，而杨仪仍然是长史，只能排在第五、第六的位置。但是杨仪作为丞相府的长史，有点类似大管家，他的实际权力反而比魏延要大，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却得到了诸葛亮的认可。显然，诸葛亮是要把军权牢牢控制在幕府的铁腕之下。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魏延、杨仪交恶。

杨仪与魏延两人关系如此糟糕，肯定不能把他们放在一块儿共事，不然准会出事。诸葛亮处理这种事的水平比孙权差了很多，孙权麾下大将甘宁、凌统是死对头，他就把两人分开，让他们彼此离得远远的。

那么，既然诸葛亮重用杨仪，为什么又留着魏延呢？这就是他的矛盾之处，他想让文人掌兵权，但也晓得杨仪搞搞军事内务可以，却不擅长打仗。偏偏军队的主要任务是要打仗，所以魏延也得留下。这等于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炸弹的爆炸点，就是诸葛亮死的时刻。

其实早有人发出过警告。此人正是东吴皇帝孙权。有一次，费祎出使吴国，孙权摆了宴席，席间他喝得有点多，就对费祎说：“杨仪与魏延都是心胸狭小之人，虽然有些鸡鸣狗盗的本领，对时局有点用处，但是既然任用他们，就不能不考虑极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有一天诸葛亮不在了，必定要爆发祸乱，你们这些糊涂蛋，不知道防患于未然，还谈什么为后世子孙谋利呢？”

蜀国两个将领之间的矛盾都传到了孙权的耳中，可见这早已不是秘密了。面对孙权的酒后真言，费祎十分尴尬地答说：“杨仪与魏延不合，只是私怨罢了，不是英布、韩信这类谋反的性质。如今正是扫除强贼、一统华夏之际，要建立功业得依靠有才之人，倘若仅仅为了防患于未然，就把他们晾在一旁，这不是好办法。”

费祎所说的正是诸葛亮所想的，他既想通过杨仪实现丞相幕府对军队的控制，又想借魏延之才立北伐之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在千里之外的孙权一眼就看出，这种想求全的做法，最终只能惹祸。

诸葛亮临死前，只与杨仪、费祎两人密议。这两人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属于军方系统，而是属于幕府系统。在“废李严表”中，杨仪排名第七，费祎排名第十，然而在诸葛亮心目中，他们的地位比那群舞刀弄枪的武将们高多了——诸葛亮不仅没有召魏延前来商议后事，其他几位将军也没有。

现在，诸葛亮死了，定时炸弹就要爆炸了！

由于两军对阵，倘若宣布诸葛亮的死讯，必定会全军动摇，因此杨仪采取了明智的做法：秘不发丧。除了有限的几位高级将领及丞相府的人知道外，广大官兵并不知晓。而诸葛亮撤退的遗嘱，只有杨仪与费祎两人知道，军中一哥魏延听到这道遗嘱后会有什么反应呢？杨仪心里没底，便决定先派费祎去探探口风。

费祎见到魏延后，传达了丞相遗嘱：由杨仪率军撤退，魏延负责断后。魏延听到这里，脸色一变，怒气冲冲地说：“丞相虽然去世了，但还有我在。丞相遗体可由丞相府的亲信官属送回安葬，我当亲自统率诸军痛击敌人，岂可因为一人之死而废弃天下大事呢？再说了，我魏延是何许人也，岂能够被杨仪约束，当他的断后将军？”

魏延对丞相府的那些文官插手军队事务早就心怀不满，诸葛亮死了，你们这些人快滚蛋，负责运送遗体归葬就是了，别再捣乱了。他对诸葛亮之死，既不悲伤，也不惋惜，只是认为自己时来运转，再也没有谁能压制自己了。魏延或许算不上一个品格很高的人，但他有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前他曾在刘备面前说过豪言壮语：“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他有雄心壮志，却每每壮志难酬。现在诸葛亮一死，自己不就成了军中一把手了吗，还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吗？

说实话，蜀军将领之中，也只有魏延能算名将。历时七年的五次北伐战争，蜀军表现并不出彩，但魏延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征西大将军”的头衔也是他在胜利中赢得的。特别是他的“兵出子午谷”战略，是有真知灼见的。由于后世普遍推崇诸葛亮，皆说魏延的战略实为不切实际的空想，然而在世界军事史上，有太多伟大的战役，事前都被认为是万万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就比如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罗马，谁能有如此惊世骇俗之想象呢？

魏延感觉到生命的春天正在来临，他要横刀立马，大干一场。至于杨仪，魏延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费祎本是来探听口风的，魏延却想当然地认为他与自己是一路人，拉住费祎不放，与他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诸葛亮的后事。魏延还拟出一个草案，要和费祎共同签名，而后昭示全军将士。

费祎是诸葛亮的亲信，怎么可能与魏延坐在一条船上呢？面对魏延的要求，费祎心生一计，他拍拍胸脯说：“我回去跟杨长史解释，他是文官，对军事一窍不通，想必不会违抗您的命令的。”

在政治斗争这方面，魏延太没经验，居然被费祎给忽悠过去了，任凭费祎出了兵营，扬长而去。过了段时间，魏延心里越想越不对劲，心生悔意，怎么这么轻易把费祎给放跑了？但为时已晚，想追也追不上了。

费祎跑回去后，跟杨仪一说，两人认为事不宜迟，应该马上执行诸葛亮的遗命，于是通知各营，向褒斜谷撤退。

各兵营都通知了，就是没有通知魏延。当然，魏延也没闲着，他早已派人去各营侦察动向，发现部队都要撤了。他心里的怒火腾地燃烧起来：要溜也不告知老子，这不是让老子当炮灰吗？好，尔等无情，休怪我不义。

想到这里，魏延也拔营就走。魏延能带兵，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命令一下，立刻就行动起来了。这支本来被诸葛亮安排断后的部队，居然最先开溜。不仅如此，一肚子牢骚的魏延做得有点绝，部队退入褒斜谷后，他索性烧毁了一段栈道。这件事干得太荒唐了，大部队还没过去，他就把栈道给烧了，岂非绝了大部队的退路？杨仪的部队搞不好就会全军覆没，被彻底消灭在褒斜谷以北。

这时蜀军的处境真是凶险万分。

杨仪统领的主力部队刚刚开拔，就有当地村民跑去向司马懿报告。司马懿并不知道诸葛亮已经死了，他仍然采取一如既往的尾随战术，追上蜀军，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是此时蜀军出现骚乱，司马懿必能猜到实情，到时全力追击，蜀军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关键时刻，姜维挺身而出。

他对杨仪说，必须停止退却，掉转马头，擂响战鼓，作出向司马懿进攻的姿态。此举果然大出司马懿的意料，他知道诸葛亮在防守反击上是很厉害的。以往几次战争中，魏军往往在追击途中伤亡惨重，包括名将张郃也是在追击时遇伏而被击毙的。司马懿赶紧收兵后退，不敢追击。杨仪虚晃一枪，逼退司马懿后，进入褒斜谷内。褒斜谷两岸都是高山，容易设伏，司马懿没敢追上来。司马懿不知道的是，褒斜谷里的一段栈道已经被魏延给烧毁了，要是魏军穷追猛打，蜀军怕是在劫难逃。

杨仪退入褒斜谷后，正式向全军宣布了丞相诸葛亮的死讯。当时魏延虽放火烧了栈道，一来烧得不彻底，并没有全部破坏；二来悬崖上凿的孔洞还是在的，重新架设木材较方便。蜀军边修路边撤退，倒也没遇到多大麻烦。

事后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已死的消息，不禁苦笑道：“我能预料诸葛亮活着时会做的事，却不能预料他死后能做的事。”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地人编了句谚语叫“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仲达就是司马懿的字。后来，司马懿还视察了蜀军营垒，部队虽然撤走了，但从整个营垒的遗址仍可看出军队的训练有素，他不禁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啊。”

孙权把魏延、杨仪两人都称为“小人”，可谓目光如炬。魏延固然是蜀国最有才气的将领，却没有以大局为重，自己拉部队撤了不要紧，还把栈道给烧了，差点儿断送许多人的命，这就显得心胸十分狭隘。

魏、杨二人的斗争迅速升级。两人几乎同时向朝廷上书，指责对方的“叛逆”行为。皇帝刘禅看到魏延与杨仪各执一词，看得两眼昏花，没有主意，只好找来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询问看法。董允、蒋琬都属文官系统，自然偏向杨仪，怀疑魏延有“反骨”，有谋逆之行为。皇帝刘禅马上派蒋琬率领宿卫诸营迅速北上汉中，平息这场祸乱。

此时魏延已出了褒斜谷，占据南谷口，打算在这里给杨仪迎头痛击。这一幼稚的举动，彻底葬送了他的前途。你想，魏延先是断了杨仪后撤的路，又要邀击其部，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干掉杨仪，自己就可能接替诸葛亮成为蜀国的辅政大臣。只是他没想到，他的做法已经形同谋反了。

杨仪费了好大劲，总算走出褒斜谷，不想魏延已亮出刀锋，看来这场较量，非得有一个倒下不可，否则没完没了。论打仗，杨仪不是魏延的对手，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只是将领的个人素质。魏延的意气用事，导致部下离心，没有人想打内战，向来善待士卒的魏延丝毫没有察觉部众的心态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两支军队陈兵于南谷口，杨仪派出蜀军中战斗力最剽悍的无当军团，由王平（改名何平）指挥。王平不认得几个大字，大道理他讲不来，但做人基本的道理他是知道的。他冲着南谷口的守军喊话道：“诸葛公刚死，尸骨未寒，你们怎么敢这样做？！”

魏延的部众面面相觑，说实话，他们对主帅的做法也是莫名其妙。自己撤了军，把友军的退路给烧了，这是什么道理？如今友军好不容易撤回来了，又要兵戈相向，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千里迢迢而来，是为了打曹贼的，不是打兄弟的。想到这里，谁也不想为魏延卖命了。有人把武器一扔，跑了；其他人一瞧，得，要跑一起跑吧，宁当逃兵，不打内战。就这样，大家都跑光了，转眼间，魏延成了光杆司令。

这个结果，魏延始料不及。他的嚣张气焰被恐慌所代替，带着几个儿子，跨上马，直奔汉中。魏延经营汉中十余年，按说也有些人脉资源，只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他已成了孤家寡人，犹如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杨仪冷笑：就凭你一介武夫，还敢跟老子玩，老子玩死你。他派马岱率一队骑兵追上魏延，可怜魏延父子几人，哪里敌得过一队骑兵，马岱手起刀落，魏延硕大的头颅便从脖颈上掉了下来。

魏延已死，这桩事变本可告一段落。但杨仪果然如孙权所说，是小人一个，他竟然疯狂报复，夷灭魏延三族，真是杀红了眼。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明白，魏延绝不至于谋反叛变，要叛变在五丈原就投降司马懿了，何必大费周章呢？这完全是魏延与杨仪两人内斗的结果，孙权的预言不幸成真。

魏延之死，并不是蜀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束。另一场权力斗争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主角是杨仪与蒋琬。

研读三国史，我们会发现诸葛亮对身后事的安排确有纰漏之处。如果诸葛亮开诚布公，把政府最高负责人选及军队最高负责人选当众公布，凭着他的威望，别人不服也得服。然而，诸葛亮却都采取“暗箱操作”的方法，只把最高机密告诉少数几个人，这才导致后来的争权夺利越演越烈。

诸葛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杨仪，没有通告魏延等高级将领，直接导致魏延拒绝服从命令；他内定蒋琬为接班人，同样没有正式公布，与蒋琬同为丞相长史的杨仪被蒙在鼓里，这直接导致了杨仪对蒋琬的不满。

在杨仪看来，自己是诸葛亮接班人的不二人选，对此他深信不疑。

为什么呢？

与蒋琬相比，杨仪资历更深，功劳更大，能力更强。他们两人的官职都是丞相长史，蒋琬留在首都，又称为留府长史，杨仪随军出行，又称为随军长史。杨仪比蒋琬资格老，在刘备称帝时，他就是尚书，而蒋琬只是尚书郎，相当于助理的角色。不过蒋琬爬得快，没几年就与杨仪平起平坐了。杨仪常年追随诸葛亮左右，除了打仗之外，军队的其他事情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劳苦功高，他的才能也得到了诸葛亮的赞赏。

那么诸葛亮为何以蒋琬为接班人，而不是杨仪呢？因为杨仪虽然有能力，品格却有问题，他为人心胸狭窄，没有大局观，与魏延斗得没完没了。相比之下，蒋琬人品是比较好的，属于诸葛亮说的“忠正之士”，政府首脑绝对不能由品行有亏缺的人来担任，这是诸葛亮放弃杨仪的原因。

诸葛亮去世后，蜀国没有再设丞相。依诸葛亮的遗命，皇帝刘禅提拔蒋琬为尚书令，负责管理全国政事。当时诸葛亮突然去世，整个国家失去轴心骨，又发生了魏延事件，朝廷内外都忧心忡忡，不知帝国将何去何从。这时蒋琬临危受命，他稳重而自信，体现出老成持重的风格，自上而下的恐慌情绪才慢慢散去。

蒋琬上台后，对杨仪的飞扬跋扈十分警惕，他担心自己控制不了杨仪，因此想出一个办法：明升暗降，削其兵权。朝廷擢升杨仪为中军师，这是军队中的最高官职。蜀国军制与众不同，设有军师一职，分为中军师、前军师、后军师等，其中以中军师地位最崇。前一任中军师刘琰死后，中军师暂时空缺，这次由杨仪补上，名义上是军队的总司令。然而，杨仪这个“中军师”有名无实，皇帝刘禅另升迁吴懿为车骑将军，驻屯汉中，吴懿成为军队实际上的领袖，杨仪只有空架子，没有实权。

杨仪不仅没当上尚书令，连军权都旁落，心高气傲的他岂能咽得下这口气。他开始发神经，整天倾吐内心的不满，愤怒二十四小时写在脸上，除了抱怨，就是唉声叹气，充满负能量。他总是处于这种状态，谁敢跟他来往呢？很快，蜀国官员们都躲着他，如避瘟神。杨仪连吐槽的机会都没有了，压抑在心里的负面情绪凝成炽热的熔浆，随时都可能喷发。

他只剩下一个朋友：后军师费祎。

费祎还跟往常一样，时不时地来看望他。

不要以为费祎善良，重友谊，他假装关心杨仪，其实是暗藏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杨仪的废话牢骚那么多，言多必失，费祎不动声色地充当情感垃圾筒，然后从这些垃圾中寻找罪不容赦的证据。渐渐地，杨仪的牢骚开始超越底线了，他恨恨地说：“当初丞相刚死的时候，我若举部投降魏国，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追悔莫及。”

他后悔当初没投降魏国。

即便是心里话，他也不该说出来；即便说出来，也不该对费祎说。费祎是后军师，杨仪是中军师，杨仪一倒，费祎岂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很快，这句大逆不道的话传到皇帝刘禅的耳中，传话的人当然就是费祎。皇帝龙颜大怒，褫夺了杨仪所有的官爵，将其贬为平民，流放汉嘉郡。杨仪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哪里懂得忍耐，他迫不及待地上书申辩，字里行间的怨气更重，史书上形容为“辞指激切”，估计是打击一大片。这下子皇帝更生气了，下令把杨仪逮捕入狱，杨仪已从权力顶层坠落成布衣，现在布衣都做不成，要当囚犯，他怎么忍受得了，遂自杀身亡。

此时距魏延之死还不到半年时间。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诸葛亮死了，魏延死了，杨仪死了。这三个人，是蜀国军队的三根支柱，蜀国的军事力量从此由盛转衰，直至灭亡。

廿
曹魏帝国的转折

鲜卑由兴而衰的历程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蜀国遭遇诸葛亮病故、魏延被屠、杨仪自杀等一系列事件，可谓是祸不单行。

反观魏国，则是双喜临门。在东、西线挫败吴、蜀的进攻，紧接着，北方又传来一个好消息：雄霸北方十数年之久、频频对魏国北疆构成重大威胁的鲜卑首领轲比能遇刺身亡。

没错，魏国除了要抵挡吴、蜀的进攻外，还得防备北方的游牧民族。

在漫长的时间里，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汉人政权的劲敌。大一统的朝代中，有两个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其余如汉、唐、宋、明等朝代，北患都很严重。至于分裂时期的南北朝、五代十国，游牧民族之势力频频进出中原，战乱频繁。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乱世——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中原的夷患是最少的，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不同于南北朝、五代十国。后两个时代属于无节操时代，传统的礼义文明被扔进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野蛮与暴力。而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表面上是乱，但并非混沌无序，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可谓是乱中有序。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分裂为几个国家，但每个国家都人才辈出，并且都有超强的实力。这两个时代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尚武的年代。有些人误以为连年战乱就叫尚武，其实不是的，就好比清末到民国，战乱够频繁吧？可是我们却被叫作“东亚病夫”。

一般说来，只要中原陷入混乱，北方游牧民族就会趁机而起。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乌桓（后又称乌丸）、鲜卑得以崛起。乌桓蹋顿单于曾盛极一时，被比作匈奴历史上伟大的冒顿单于，大有据北方与中原抗衡之势。后曹操亲征乌桓，一战扫灭之，前文已有详述，此处略过不谈。

这里单说鲜卑的情况。

鲜卑与乌桓、匈奴并列为北方三大蛮族，在东汉末期，鲜卑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在著名酋豪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迅速崛起，频频南下攻略汉疆，在公元177年左右，兵力已达十万以上。为了消灭檀石槐，东汉帝国发动北伐之战，岂料遭到惨败，三万名远征军死亡两万人以上。如果不是檀石槐死得早（死时四十五岁），鲜卑还将给东汉帝国带来更大的麻烦。

檀石槐死后，鲜卑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儿子和连被推为鲜卑首领，和连的能力远不及他的父亲，而且和连为人贪淫，处事也不公正，部众对他深感失望，有一半以上的人离他而去。在一次攻略汉疆的战争中，和连中箭身亡。和连的儿子骞曼年龄尚小，其堂兄魁头趁机独揽大权。骞曼长大成人后，心怀怨恨，与魁头大打出手。兄弟为权力相斗不休，导致鲜卑许多部落纷纷离去，曾经一统的鲜卑又形同一盘散沙。魁头死后，他的弟弟步度根继承其位，不过，这时在鲜卑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新冒出来的轲比能。

轲比能属于小种鲜卑，也就是鲜卑里的小部落。一个小部落的首领，竟然能令大部落听命于他，必有不可小觑的本领。轲比能有三大优点：第一，他很勇敢，打仗时身先士卒；第二，他执法公平，不会有意偏袒；第三，他不贪财，有领袖风范。正因为如此，其他部落也推他为首领，在鲜卑称为“大人”。

当时群雄割据，轲比能的部落临近边塞，许多汉人因战争逃亡到鲜卑，投靠轲比能，大大增加了轲比能的影响力。这些汉人当中还有不少能工巧匠，教会鲜卑人如何制作武器、铠甲、盾牌等。轲比能还学会了中国文字，他也有意模仿中国，建旌立麾，以击鼓为进退信号。曹操扫平河北后，轲比能不仅向朝廷进贡，还曾经率领三千骑兵帮助曹操平定河间叛乱。

不过，轲比能胸怀大志，不会久居人下。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代郡乌桓部落首领能臣氐背叛朝廷。起初他想投靠鲜卑大人扶罗韩。扶罗韩是步度根的哥哥，当时拥有部众数万人，是鲜卑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扶罗韩听说能臣氐率部来降，心里很高兴，亲自带着一万多人马前去迎接。哪知能臣氐突然半途变卦，他认为扶罗韩的部众纪律不严明，恐怕干不了大事，便改变主意，决定投靠强有力的人物轲比能。轲比能一听，也急忙率一万骑兵前来，与能臣氐立下盟誓。

如此横刀夺爱，扶罗韩岂能忍气吞声？轲比能也知道扶罗韩绝不会善罢甘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假装大摆酒宴，邀请扶罗韩。扶罗韩不知是计，前来赴宴，岂料一脚踏入鬼门关。轲比能在宴会上杀死扶罗韩，吞并其部众，还抓了他的儿子泄归泥。这样一来，轲比能与鲜卑另一位首领步度根关系彻底恶化。

轲比能本想借助乌桓扩张自己的力量，但他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因为他低估了曹操平叛的决心。曹操派自己的儿子曹彰发动对乌桓的北征，曹彰勇冠三军，大破乌桓、鲜卑联军，轲比能落荒而逃，逃到塞外。

曹操去世后，轲比能趁机向曹丕献上良马，希望得到新魏王的谅解。曹丕当时意在南方，不想在北方树敌，便封轲比能为附义王。

此时鲜卑部落间的战争越演越烈，轲比能与步度根连年苦战，渐渐占据上风。步度根兵力只剩下一万多人，被迫退至太原、雁门一带。不过，步度根还有一张反击的王牌：自己的侄子泄归泥。

原来哥哥扶罗韩被诱杀后，其子泄归泥转而归顺轲比能。倘若以中国传统，斩草得除根，杀了人家的老爹，势必也要把儿子除掉以绝后患。不过蛮夷有蛮夷的风俗，轲比能非但没有杀泄归泥，反倒对他特别友好。

步度根派人带话给泄归泥：“你老爹被轲比能杀了，你非但不报仇，还投靠仇家。别看他今天对你不错，你迟早要被他杀掉的。不如回到我这里，我跟你是至亲骨肉，难道还不如仇人？”这一番话，说动了泄归泥，他带着自己的部众逃走，投奔叔父步度根。轲比能发现后，急急追赶，但为时已晚。

叔侄俩的部众合在一起约三万多人，他们向雁门太守牵招请求内附。牵招除了是边关太守外，还有另一个头衔：护鲜卑校尉。

在汉魏时代，为了管理边夷事务，朝廷设立有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这是边疆四大将校。起初鲜卑事务也归护乌桓校尉管辖，因为鲜卑与乌桓是同源，都是从东胡分裂来的。到了魏文帝时，鲜卑的势力早就超过乌桓，不过护乌桓校尉这个名称仍然沿用，由田豫出任，简称“乌桓校尉”，另外设两名护鲜卑校尉，分别是牵招与解俊。

步度根走投无路，前来归附，牵招没有拒绝的道理。他打开城门，接纳了步度根，并发兵攻打轲比能，击毙其弟弟苴罗侯。随着轲比能势力的坐大，魏帝国把他列入危险人物的名单之中。

步度根在内战中的失败，令轲比能的势力急剧膨胀。不过，他的势力还不能与当年的檀石槐相比，因为还有三个鲜卑大人割地自雄，拥兵自重。这三个鲜卑大人分别是素利、弥加、厥机，他们的地盘与魏国的辽西、右北平、渔阳三郡相接壤。这三个郡是魏帝国较偏远的郡，故而威胁不大。三位鲜卑大人同样对帝国遣使进贡，他们及其继承者被立为亲汉王或归义王。

轲比能与这几位鲜卑大人达成协定，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同时还约定了重要的一点：不能把马匹卖给中国。

三国是一个权谋纵横的时代，上兵伐谋的思想得到贯彻。轲比能、素利、弥加等鲜卑大人握手言和，这对魏国可不是好事。鲜卑强大了，必然成为边疆之祸患，要对付鲜卑最好是让他们陷入无休止的内斗，耗光力量，这样魏国就可以从容地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护乌桓校尉田豫大搞反间计，在鲜卑各部落之间挑拨离间，专拉仇恨，让他们相互攻伐残杀。

田豫唆使鲜卑东部大人素利卖一千匹马给中国，素利见钱眼开，把部落间的协定抛到九霄云外。素利违反盟誓的行为令轲比能大怒，遂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发兵攻打素利。无奈之下，素利只得向乌桓校尉田豫求援。田豫当然不会坐视轲比能一股独大，果断出兵，深入塞外，寻歼轲比能部。

轲比能仗着人多势众，不断派部队抄略，企图断了魏军的后路。田豫连连使出欺骗战术，让鲜卑人如坠云雾之中，搞不清魏军的底细。他先是摆下空营计，搞来一大堆干燥的牛粪马粪，放火焚烧。干粪烧起来烟是很大的，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鲜卑人还以为魏军正在兵营中烧饭呢，不敢轻举妄动，哪知田豫早带着部队从别的路跑了。

鲜卑人发现中计后，策马直追，在马城将田豫所部重重包围。眼看田豫就要被包饺子了，不过这位乌桓校尉着实艺高人胆大，他先是命令士卒严防死守，然后摆出决战的架势，在兵营南门挂起旌旗、奏起军鼓，吹起军乐，一队步骑兵一字排开。鲜卑是个很崇尚武力的民族，一看到要打仗了，大家都齐聚南门，谁也不想错过立功的机会。然而，兵者，诡道也。田豫不过是声东击西，他亲率精锐，从北门出动，突袭敌军，鲜卑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多人弃了弓马便逃，整个阵形全乱了。田豫两路夹击，大破鲜卑，追击二十余里，敌人尸横遍野。田豫一战成名，威震沙漠，令胡人胆寒。

田豫的目的十分明确，扶植步度根、素利等人，遏制轲比能的扩张。这一方面是因为轲比能的势力越来越大，打破了几个鲜卑大人并立的局面，大有一统北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因为轲比能个人的能力比其他人都高，他天生是个领袖人物，没有私心，能够公正地统领部众。尽管田豫耗尽心思地搞权谋，也阻止不了轲比能一天天地强大起来。这位鲜卑领袖已经握有十余万控弦之士，成为北方之王。

轲比能感受到了田豫的敌意，受其攻击后，他开始采取报复手段，抄略魏帝国边疆，并向魏当局控告护乌桓校尉田豫。他给辅国将军鲜于辅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夷狄不认得文字，前任护乌桓校尉阎柔向天子保举我。我与素利有仇，出兵攻打他，岂料现任护乌桓校尉田豫竟然出兵助他。还有，步度根频频抢掠，又杀了我弟弟，反倒恶人先告状，污蔑我们抢掠他们。我夷狄虽不懂得礼义，但兄弟子孙都得到天子所赐的印绶，就算是牛马这些牲畜也知道感恩，何况是我们人呢！请将军一定代我向天子讲明情况。”

这是一封控告信，控告田豫不公正。轲比能与步度根、素利的矛盾，本是鲜卑内部矛盾，但田豫的手伸得太长了，先是接纳步度根，让他免受轲比能的打击；紧接着又公然支持素利，插手鲜卑内部事务。

为什么把信写给鲜于辅呢？

从汉末到魏初，管理边疆的将领里，鲜于辅与阎柔是最重要的两个，在乌桓、鲜卑人中威望极高。鲜于辅本是刘虞的部下，刘虞被公孙瓒杀害后，他矢志为主公复仇，关于他的故事，前文有述，这里不再重复。鲜于辅曾担任度辽将军，阎柔担任过乌桓司马、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等职，两人都名重边疆。因此，轲比能把田豫告到鲜于辅这儿，并在信中提到阎柔的保举之恩，这是在打同情牌。

说实话，田豫的做法没有道义可言，他只在乎国家利益——分化瓦解敌人，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鲜于辅把轲比能的信转交给朝廷，魏文帝指示田豫采取怀柔政策，安抚鲜卑。田豫的紧箍咒一松，轲比能更加大胆地放手扩张势力，他对外炫耀武力，对内公平无私，鲜卑诸部落都对他十分敬畏。不过，他的势力仍然比不上当年的檀石槐，并没有实现鲜卑的基本统一。

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令田豫与轲比能的矛盾再度激化。

这一年，田豫派翻译官夏舍前往鲜卑郁筑鞬部。郁筑鞬是轲比能的女婿，在鲜卑诸落部中地位很高。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郁筑鞬竟然杀死了翻译官夏舍。此举大大激怒了乌桓校尉田豫。

杀人就得付出代价！

不过，这一年魏国战事频繁。先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拉开北伐序幕；紧接着，孙权诱击曹休，斩俘上万。魏帝国的武装力量都用于西线、南线，哪里还有足够多的兵力来对付鲜卑呢？这难不倒田豫。自西汉以来，中国摸索出一套“以夷制夷”的办法。当初班超只带了三十六位勇士，几乎单枪匹马奋斗于西域，最终能完成降伏西域五十国的伟业，靠的就是这个办法。

田豫自己没多少兵力，他借助了两个鲜卑部落的力量，其一为西部鲜卑酋豪蒲头，其二为泄归泥。这次进攻势如破竹，郁筑鞬被打得大败。田豫总算出了一口恶气，然而在回师途中，闻讯赶来的轲比能率领三万骑兵，把田豫包围于马城。这下田豫成了瓮中之鳖，被围困达七天七夜，饥寒交迫，无法突出重围。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时任上谷太守的阎志亲自前往轲比能军营中说情，请求轲比能放田豫一条生路。阎志是何许人呢？他就是前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阎柔的弟弟。阎柔在边疆的威望只有鲜于辅能与之媲美，无论是乌桓人还是鲜卑人都十分敬重他。阎志亲自出马，轲比能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不给他几分面子，最终撤围而去。

田豫担任护乌桓校尉达九年之久，史书称：“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离强。”他的原则就是离间鲜卑各部，挑起事端。这种做法当然不怎么光明正大，时任幽州刺史的王雄一直觊觎护乌桓校尉之职，他趁机弹劾田豫扰乱边疆，给国家生事端。皇帝曹叡也担心田豫惹出乱子，于是调他担任汝南太守，同时让王雄兼任护乌桓校尉。

王雄采取了与田豫完全不同的做法，对轲比能等鲜卑部落抚以恩信。轲比能也多次入塞，带着钱财到幽州进贡。

不过，轲比能与魏国相安无事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

由于轲比能雄冠塞北，拥兵十余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心想平定中原的诸葛亮秘密派人潜入鲜卑，与轲比能商谈联合事宜。应该说，诸葛亮在联合统一战线上是很积极的，只要是魏国潜在的敌人，他必定会拉拢、策反。

与魏国相比，蜀国的政策搞得更好。诸葛亮治理川蜀，这里蛮夷众多，他一方面以武力进剿，一方面攻心为上，恩威并施。在西南夷以及羌人区，诸葛亮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第一次出祁山，几个羌人区闻风而动。护鲜卑校尉牵招曾警告朝廷，应该提防轲比能与诸葛亮联合。当时朝中诸卿都认为鲜卑与蜀相距甚远，不必担忧。

然而，牵招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公元231年，诸葛亮二出祁山，发动了第四次北伐，轲比能勒兵观望，只要诸葛亮进展顺利，他将起兵响应。这时魏国皇帝曹叡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急令牵招密切监视，必要时就出兵讨伐。不过，诸葛亮在祁山未能站稳脚跟，轲比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退回了漠南。

轲比能对魏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暧昧，他不敢明目张胆地与魏国为敌，一方面因为魏国军事力量强大，另一方面他未能一统鲜卑，他的鲜卑敌人仍有不俗的实力。在他的敌人里，步度根与泄归泥叔侄俩有魏帝国的支持，最难消灭。轲比能知道光靠武力是不行的，得动点脑筋，寻找突破口。

自从步度根内附中国，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时间一长，他不免思念家乡。落叶归根的观念，不仅汉人有，鲜卑人同样有。轲比能曾诱杀步度根的哥哥，即泄归泥的父亲，这个仇恨，在岁月的冲蚀下也渐渐淡了。厮杀了半辈子，难道还要杀下去吗？轲比能向步度根抛出橄榄枝，表示愿意与之和亲，尽弃旧怨，两家人结为亲家。为了表示诚意，轲比能还亲率一万人前往陉北，迎接步度根所部的人马辎重。

并州刺史毕轨感觉事态严重，立即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由于事出紧急，毕轨没等诏书下达，就自个儿领兵追了过去。前文说过，魏国继承汉制，守卫边疆主要靠“以夷制夷”，魏国虽军事力量强大，但兵力主要集中于关西、襄樊、江淮三个方向，北疆的兵力仅是象征性的。明帝曹叡收到毕轨的报告后，马上批示：“步度根已经被轲比能所诱惑，对我们疑心重重，毕轨出兵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越过句注山。”

曹叡很清楚，并州边疆部队如果冒冒失失深入塞北，一定会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残。不过，他的诏书送抵并州时，毕轨的追兵早已越过句注山，挺进到了阴馆。

毕轨还是来晚了一步。轲比能已经派了自己的儿子率一千人马接应步度根。毕轨急派苏尚、董弼两位将军前往阻击。双方战于楼烦，魏军寡不敌众，苏尚、董弼均战死沙场。步度根与泄归泥的部众全都叛逃塞外，与轲比能汇合，成为魏国北疆之大患。

号称“小秦皇”“小汉武”的曹叡当然不能吃哑巴亏，轲比能气焰太嚣张了，先是与诸葛亮秘密串通，接着又策反步度根，简直不把魏帝国放在眼里，不教训一下怎么行呢？

很快，一支强大的北征军组建起来，由骁骑将军秦朗指挥，扫荡漠南。蒙古大漠把辽阔的北域分为漠北与漠南两部分，也有史书把“漠”字写成“幕”，故也称幕北、幕南。这一片荒漠之地，无声地叙说着游牧民族的兴衰。在两汉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大漠南北都是匈奴人的地盘，在大汉帝国的频频打击下，匈奴要么内附中国，要么远走中亚，大漠南北逐渐被鲜卑人据有。由于漠北乃荒寒之地，不宜居住，漠南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国时代名将很多，秦朗几乎算不上名将，然而已经足以把鲜卑打趴下。轲比能纵有十万骑兵，也没能挽回败局，一下子被驱赶出漠南，逃往荒寒的漠北。不得不说，鲜卑军的战斗力与魏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泄归泥见势不妙，又向魏国投诚，再度率部归降。与泄归泥相比，步度根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龙不可脱渊，虎不可脱山，这个道理步度根没弄明白。他迫不及待地离开雁门，脱离魏帝国的保护，却忘了自己是轲比能多年来不共戴天的敌人。

泄归泥降魏后，步度根失去了左膀右臂，势单力孤，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羊入虎口，命运就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了，步度根一失足成千古恨，完全成为轲比能手上的傀儡。最后，轲比能索性将步度根处死，把这个敌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可以说，在这件事上，轲比能做得不够磊落。当初他利诱步度根脱离魏政府，而步度根之所以会相信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轲比能名声不错，在鲜卑诸部落中以公正持平著称。不过，人并不是一辈子只守一条原则的，轲比能过去能诱杀步度根的哥哥，现在又何必守一条破规矩呢？

表面上看，轲比能在与步度根交锋十余年后，终于干掉步度根，笑到了最后。不过，这也是他走向覆灭的开始。

他犯下了两大错误：其一，惹怒了魏国，魏国牛刀小试，他就得狼狈鼠窜到漠北；其二，出尔反尔，杀死步度根，毁了多年来积累的清誉。

轲比能可以砍别人的脑袋，别人就不能砍他的脑袋吗？

幽州刺史王雄策划了一次绝密行动：刺杀轲比能。游牧民族部落的强盛与否，与部落首领的才能密不可分，一个首领意外身亡，可能会导致全面崩盘。东汉帝国很擅长策划暗杀行动，比如在公元107年至118年的汉羌战争中，刺杀敌方将领就成为东汉军队制胜的法宝。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汉军将领任尚先是派出五名刺客刺死羌军总司令杜季贡，而后再派杀手潜入敌营刺死羌天子零昌；另一位将领邓遵派杀手刺死羌人最后一位首领狼莫，结束了这场历时十二年之久的战争。

刺杀是一种准军事手段，用今天的话说，叫“斩首行动”，在敌方阵营开始出现分裂、混乱之时刺杀其首领，效果更显著。

轲比能在战场遭受重创，失去了漠南肥沃之地，遁迹漠北，又妄杀步度根，声望已直线下降。王雄派出的刺客，名唤韩龙，乃是一名武林高手。韩龙是如何刺杀轲比能的，史书没有记录。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涌现出许多刺客，司马迁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刺客列传》；后世的刺客就没那么幸运了，史家似乎不把他们当回事，因为他们只是小人物。司马迁之所以较其他史学家更伟大，正在于他对个体的关怀，他不仅记录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会记录个性鲜明、义薄云天的小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显然没有司马迁的视野与胸怀，不过他仍记下了刺客的姓名——在后世的史书中，多数刺客连姓名也找不到。

此次刺杀行动没有细节，只有结果。

结果是一代枭雄轲比能死了，死于剑客韩龙之手。

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注意。轲比能之死，竟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一个曾经纵横草原十数年、手握十余万控弦之士、受人敬畏的鲜卑首领，被一剑刺死后，部下竟然麻木待之。不错，鲜卑的民族心理与匈奴、羌等类似，用四个字表达，叫“侮老畏壮”，他们崇尚强权与力量，再伟大的领袖，一旦壮岁不再，大家就会失去对其的尊敬。轲比能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在他遇刺身亡后，他的弟弟成为新的首领，由于才能不及乃兄，鲜卑的分裂进一步加剧。

此后，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司马懿平辽东：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意志力

除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外，当时的中国还有一股势力，即盘踞辽东的公孙渊。前面讲过，公孙渊一直想独立，想把三国棋盘变成四国棋盘。为了脱离魏帝国，他不惜向孙权低头，刚当上东吴皇帝的孙权毫不吝啬地封公孙渊为“燕王”。岂料公孙渊根本不是英雄之辈，他出尔反尔，杀死了吴国派来的特使，以此向魏明帝邀功。

公孙渊的政治立场就是没有立场，他之所以反复无常，究其原因，在于他看到了三国纷争的空子。魏国面临蜀、吴的两面进攻，诸葛亮不厌其烦地发动北伐，孙权也时不时踹上几脚，魏国哪有空闲来管辽东的事呢？至于吴国，公孙渊更不放在心上，相隔那么远，孙权想报复，也鞭长莫及。

魏明帝曹叡当然知道公孙渊就是个投机分子，是阴险狡诈的小人，不过收拾他的时机还未成熟，不如先用高官显爵稳住他。朝廷给公孙渊挂了个“大司马”头衔，封他为乐浪公——除了“王”之外，“公”是最高的爵位，连司马懿也只是“侯”。

诸葛亮去世后，蜀国连年的北伐中止了。几乎与此同时，一直被朝廷视为北疆大患的鲜卑首领轲比能被刺身亡。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安宁与平静，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一整年竟然不闻兵戈之声，史书上没留下哪怕一场小战斗的记录。

乱世的和平仅是一现的昙花，一场新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曹叡是个务实的皇帝，他不像诸葛亮那样迫不及待地要一统天下，而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解决鲜卑后，他把目光锁定在辽东。公孙渊虽名义上归顺洛阳，实则自以为坐拥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甚至在言谈之中不时地讥讽皇帝。大家心里都明白，辽东与魏之间的矛盾，终究需要战争来解决。

公孙渊有什么资本跟魏国对抗呢？

他有三大资本：其一，公孙氏统治辽东，已历三代。从公元189年公孙度任辽东太守始，经公孙康到公孙渊，公孙氏经营辽东达半个世纪之久，统治可谓根深蒂固。其二，辽东地处蛮荒，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偏远的一个郡，远征很困难。其三，辽东拥有颇为强大的武装力量，“控弦十万”“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这是公孙渊妄自尊大的最大本钱。

为了平定辽东，魏明帝曹叡调荆州刺史毌丘俭任幽州刺史。毌丘俭到任后，领会圣意，便上书说：“陛下登基以来，尚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凭恃地形之险，短期内难以削平，不如先平定辽东。”

在当时魏国朝臣的眼里，辽东只是边隅之地，吴、蜀两国面积那么辽阔都还没平定，去解决这种小地方，真是主次不分。光禄大夫卫臻强烈反对，认为辽东早为战争做好了准备，毌丘俭孤军深入，难以取胜。曹叡不听，下诏命令毌丘俭率幽州兵团以及鲜卑、乌桓骑兵，进军辽东。

魏军杀到眼皮底下，原本就阳奉阴违的公孙渊毫不示弱，派军队在辽隧（今辽宁海城西）阻击毌丘俭。时值初秋，中国气候属于季风性气候，雨带正好北进到幽、辽一线，连续十余日的倾盆大雨导致辽河水位猛涨，给魏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眼看进攻受挫，大雨又令运输线中断，毌丘俭只得撤至右北平休整。

开弓没有回头箭。公孙渊与魏国一刀两断，他自立为燕王，年号绍汉，表明自己乃是大汉帝国之忠臣。他还接纳豪杰，拉拢了一批鲜卑部落酋豪，侵扰魏国北疆。

曹叡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远征辽东的困难，这件事，还得请司马懿出马才行。由于蜀军北伐偃旗息鼓，司马懿坐镇长安无所事事，正好一纸诏令把他召回洛阳，皇帝交给他四万人马，让他讨伐自称燕王的公孙渊。

当时有官员认为，四万人马太多，军费难以支撑。有些看官可能会很奇怪，在历次战争中，魏军兵力超过四万并不少见，为什么偏偏这次军费紧张？原因是从洛阳到辽东行军路程超过四千里，耗时漫长，物资需求量大，相应地，军饷开支也大大增加。对此，皇帝指示说：“四千里外征伐，虽说要出奇制胜，也得靠实力，不应当斤斤计较军费开支。”

临行前，曹叡召大将军司马懿问话。

皇帝问：“公孙渊会采取什么方法应对进攻？”

司马懿答道：“公孙渊若是放弃老巢襄平（辽宁辽阳），这是上策；在辽东组织兵力抵御，是中策；若是坐守老巢，必定为我所生擒。”在司马懿看来，公孙渊就是跳梁小丑罢了，哪能当对手，逃跑算他识相，抗拒只有毁灭。

皇帝再问：“这三策里，他会选择哪一策？”

司马懿答道：“只有明智的人，才会审慎考察双方力量，作出必要的放弃。不过，公孙渊没有这种智慧，他认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作战，定会先在辽水一线抵抗，然后退守襄平。”别看司马懿一直待在南线与西线，对北面的敌人公孙渊，他也是了如指掌。司马懿是心理战大师，他善于分析对手的心理，抓住其弱点，一击致命。譬如对付诸葛亮，他抓住诸葛亮因补给困难而急于速战的心理，坚壁清野，死活不战，把对方拖垮。

皇帝又问：“往返需要多久呢？”

司马懿估摸了一下，说：“进军一百天，进攻一百天，返回一百天，中间休息六十天，如此算来，一年就够了。”

当公孙渊听说司马懿领兵来伐，心里不由得慌了。以诸葛亮盖世无双的才华，举全蜀汉之精兵锐卒，都没法战胜司马懿。公孙渊比起诸葛亮来如何？辽东之土地、人口、资源与蜀国相比如何？辽东军队之素质、战斗力、战斗经验比起蜀军来如何？统统没得比！就单说武器这一项，蜀国有连弩，辽东有什么呢？

怎么办？找蜀汉帮忙？不可能，隔太远了，就算蜀汉想帮，也帮不上。唯一能帮忙的只有东吴。只是——公孙渊有点后悔了，后悔自己当初杀了孙权的使者，并砍下使者的脑袋送到洛阳，还把东吴的一万名海军战士全部扣留在辽东。现在情形危急，孙权能帮忙吗？

“呸——”孙权看到公孙渊派来的使臣，不由得怒从心起，命士兵将辽东使臣拖出大殿砍了。眼看使臣的人头就要落地，只听得堂下有人喊了一声：“不可！”

孙权定睛一看，喊话的人名唤羊道，便问：“为何不可？”

羊道回答说：“陛下杀了使臣，不过是为了发泄怒气罢了，却会丢掉称霸的机会。依微臣之见，不如对他客气些，派军队前往辽东，伺机而动。要是魏国出兵没打赢，公孙渊就得感谢我们不远千里前往增援，到时万里之外的蛮夷，都会知晓我东吴的信义；要是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我们就趁机扫荡边陲郡县，抢掠财富与百姓，用船满载而归。这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我们也可以一雪往日之耻辱。”

厚黑，真够厚黑。

公孙渊不是来求援兵吗？那咱们就去，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摇旗呐喊，壮壮声势。打得赢，我们有救援之功；打不赢，我正好背后插刀，劫掠一空后扬帆而去，不亦快哉！听羊道这么一说，孙权眉开眼笑，连声说：“好极了！”

辽东使臣捡回了一条命，孙权安慰他说：“你先回去，跟燕王说，老哥我定会与他休戚与共。”使臣临行前，孙权又交代了一句：“司马懿很厉害，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担心。”使臣见孙权老哥长、老弟短的称呼，感动得不得了，自以为不辱使命，遂谢恩而去。

魏国情报机构侦察到东吴有异动，汇报给了朝廷。魏明帝曹叡问护军将军蒋济：“孙权会不会援助辽东？”

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有备而来，难以从中渔利。如果想深入作战，则力所不能及；倘若只是小打小闹，只会徒劳无功。依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是孙权的儿子、兄弟，他也未必会援救，更何况是曾羞辱过他的人。有传言说东吴要出兵救辽东，这只是骗骗使节，迷惑吓唬我们的。他的目的不是救辽东，而是心怀侥幸，一旦我们无法攻克辽东，公孙渊就得臣服于他。辽东的港口沓渚离公孙渊的老巢襄平有一定距离，若我们进攻受阻，不能速战速决，孙权或许会见机行事，轻兵突袭，这是很难说的。”

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孙权派水师到辽东，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绝不是助人为乐。事实上，东吴海军直到公孙渊败亡后，才姗姗来迟地出现在辽东，这一点后文再细说。

转眼已是农历六月（公元238年），经过数月行军，司马懿的远征军已进抵辽东。

面对汹汹来犯之敌，公孙渊果然采用硬拼的办法，派大将军卑衍、杨祚率步骑兵数万人在辽隧阻击司马懿。卑衍心知司马懿厉害，不敢小觑，广筑墙、深挖沟，构建了一条长达二十多里的防御工事。

战争经验老到的魏国将军们对辽东兵抱有轻视之心，大家纷纷请战。司马懿没有批准，他分析说：“敌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打算拖垮我军，倘若进攻，正中他们下怀。敌人的主力部队差不多都在这儿，老巢必然空虚，我们兵锋直指襄平，定可大破之。”

硬碰硬有什么意思呢？避实击虚才是高明的谋略。

襄平城在北面，司马懿故意分出一部分兵力，佯装成主力南下，旌旗猎猎，鼓声隆隆。在战场上，高明的将领经常以欺骗的手段调动敌人。与司马懿相比，卑衍弱爆了，他一见魏军南下，赶忙发兵阻截。岂料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马懿的精锐主力悄悄渡过辽河，向北推进，直逼襄平。

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懿高超的谋略，公孙渊的计划是以辽隧为防线，坚决阻止魏军深入，然而，司马懿略施小计，就轻而易举地将坚固的辽隧工事抛在身后。卑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心中大骇，情知襄平危险，赶忙撤兵，奔回都城。这时司马懿已率军进抵襄平西南的首山，公孙渊心慌了，把希望寄托在卑衍身上。卑衍有数万人马，从兵力上说，不比司马懿少，只是战斗力着实无法恭维。司马懿先声夺人，进击卑衍，大破辽东兵团，兵临燕都襄平城下。

司马懿曾对明帝曹叡说，公孙渊最好的计策就是放弃襄平。公孙氏三世经营辽东，根基颇深，倘若化整为零，依靠辽东人民，跟司马懿打游击，长期抗战，司马懿将很难扫灭辽东。只是一个幻想称王称霸的人，怎么舍得放弃王宫奢华的生活呢？公孙渊抱着侥幸的心理，死守襄平，还时不时向远处眺望，看看孙权的援军会不会从天而降。

又是七月，又是初秋，又是雨季。

司马懿遇到了与毌丘俭同样的难题，甚至更难。这年的雨季比往年更长，一下便是一个月，辽河水位暴涨。

雨季刚到来时，魏军上下还很高兴，因为河流水位上升，令运输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地把粮食物资运抵襄平城下，省去了陆上转输的麻烦。然而，随着暴雨的持续，急躁的情绪开始在部队中蔓延。魏国兵营都泡在水里，水深达数尺，帐篷都浸在水中，睡觉都困难，病倒的人不在少数。将士们忍无可忍，纷纷提议把营垒转移到高地。

司马懿的答复是：“有敢说移营者斩！”

都督令史张静自个儿把帐篷搭到较为干燥的高地，司马懿毫不客气，抓起来就斩首。血淋淋的人头一挂起来，谁也不敢再吭声了。

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意志力，谁能坚持，谁获胜的机会就更大。司马懿巧施妙计，才能如此迅速地兵临城下，若因兵营泡水就移师高地，等于放弃了之前的成果。敌人可能会抓住机会，趁魏军移营时反击；也可能利用这一时机，在城外构筑防御工事。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再苦再累，也得坚持到底。

由于从城门到魏军兵营之间积水很深，魏国士兵难以过去，故而襄平城里的百姓照常出城打柴放牧。魏国将军们一瞧，嘿，你们还这么有闲情，便向主帅司马懿请缨，要蹚水把这些牧民樵夫生擒过来。不过，这个请求没能得到司马懿的同意。

魏军将士都想及早发动进攻，抓些樵夫牧民，总比天天泡在水里好吧。军司马陈珪委婉地问司马懿：“以前攻打上庸，我军兵分八路，昼夜前行，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拔取坚固城堡，斩杀孟达。这次我们远道而来，跋山涉水，按理说应该速战速决，为何却行动迟缓，我着实想不通。”

司马懿解释说：“当时孟达的军队少，粮食却可支撑一年，我军兵力是孟达的四倍，粮食不能支撑一个月，怎能不速战速决呢？以四打一，就算取胜要损失一半兵力，也必须打，这是因为粮食少，不得不如此。如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上雨水这么大，军队施展不开来，就算想速战速决，也没办法。自出兵以来，我只担心敌人逃跑，不担心他们进攻。现在敌人的粮食快耗光了，我们还没能完成合围，要是出兵掠夺他们的牛马，俘获樵夫牧民，只会逼他们逃跑。兵者，诡道也，要善于随机应变。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又有大雨迟滞我们的行动，故而虽饥饿窘迫，还在负隅顽抗。我们就应该装出很无能的样子，让他们放松警惕，若只贪图些小利，把他们吓跑，这不是良策。”

幽州刺史毌丘俭第一次讨伐辽东时，就是遇大雨而不得不退兵。公孙渊再次把希望寄托在“神雨”上，就像后来日本人靠着“神风”阻挡住元军的进攻。

从兵力上说，公孙渊比司马懿要多。司马懿从洛阳带来四万人，加上幽州刺史毌丘俭所部兵马，大约有五万人。而辽东有兵力十万，绝大多数用于守卫首都，加上城里的百姓，襄平城的人口可不少。在三国时，辽东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农业生产水平远不及中原，因此首都储备的粮食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不适于坚守城池，长期抗战。司马懿不准出兵抓牧民樵夫，就是营造魏军萎靡不振、无心恋战的假象。这么一来，公孙渊越发相信魏国的第二次北伐将与上次一样，无功而返。

能而示之不能，司马懿这只狡猾的老狐狸，深得《孙子兵法》之精髓，用兵虚虚实实，云遮雾罩。以诸葛亮之小心谨慎，都不能不防着司马懿，至于公孙渊这种智力平平的人，一旦失去警戒心，只能沦为掉进陷阱里的猎物。

不仅公孙渊认为司马懿会因天气原因而撤兵，在洛阳，朝臣们也纷纷上书皇帝，认为进攻受阻，不如退兵。曹叡是个意志坚定的皇帝，他毫不含糊地说：“司马懿临危制变，擒住公孙渊指日可待。”从把握战局的能力看，曹叡比孙权要强。

经过一个月漫长的等待，司马懿终于迎来雨霁日出的时候。

魏军很快实现了对襄平城的合围，接下来便是轮番猛攻。司马懿的攻城战术，与诸葛亮攻陈仓颇为类似，采取上、中、下三路进攻。下路就是挖地道，从城外挖到城内；中路就是采用冲车，撞击城墙；上路就是堆土丘、架云梯，梯子一端的钩子钩住城堞，士兵攀登而上，同时箭矢、石块齐发以为掩护。

公孙渊兵力虽多，却没有像郝昭这样的防御战大师。更要命的是，城池被围后，襄平城的粮食供应不上，大批百姓饿死，为了生存，不少人开始吃人肉，城内白骨相望，实为人间地狱。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饥饿蔓延到军队，士兵开始哗变，将军杨祚打开城门，向司马懿请降。

公孙渊知道守不住了，想投降，又想顾全面子，便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出城见司马懿。王建、柳甫说：“只要贵军解围退兵，我君臣定当五花大绑前来投降。”司马懿冷笑，尔等已是瓮中之鳖、案上鱼肉，还侈谈什么条件，不容分说，当即下令将两人押出帐外，砍掉脑袋。

杀了两名大臣后，司马懿给公孙渊下了最后通牒：“我乃是天子任命的上公，王建等人居然要求老夫解围退避三舍，懂不懂礼法？这两个老家伙传达的话不靠谱，已经被我砍了。你若还要投降，派个年轻点的、脑袋瓜清楚点的人来。”

两颗脑袋与一封信同时送到公孙渊手中，公孙渊胆战心惊，手都发抖了。没办法，他只得再派侍中卫演前去魏营，告诉司马懿：“我们愿意送上人质，您定个日期。”司马懿又是一阵冷笑，以征服者的傲慢对卫演说：“军事要点有五个：第一，能战则战；第二，不能战则守；第三，不能守则走；第四，不能走则降；第五，不能降则死。你主子不肯自绑出降，就是决心一死，既然如此，不必送人质了。”

要投降又想保住面子，司马懿看不起这种人。要降就降，别婆婆妈妈的。

公孙渊是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好不好呢？我们必须说，这也是一种自尊。我当过燕王，我要保持王者的尊严。你不让我体面地投降，我宁可选择死。从这点看，公孙渊还算有点骨气，他选择顽抗到底。

城池终于陷落，公孙渊带着他的儿子公孙脩以及数百名骑兵，从东南方向突围而出。司马懿马上派大军紧紧追赶公孙渊，终于在梁水河畔追上，斩杀公孙渊父子。在公孙氏统治辽东半个世纪后，这个独立王国终于寿终正寝，未能上演一出“四国军棋”的好戏。

襄平城破后，司马懿大开杀戒，屠戮了七千多人，其中既有伪燕国官员、士兵，也包括一些老百姓。伪燕国所据有的四郡之地（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全部平定，成为曹魏帝国朝廷直接管辖的郡。

这里我们似乎遗漏了一件事：孙权不是要派兵去辽东吗？人呢？

公孙渊是公元238年农历八月败亡的，孙权的东吴海军出现在辽东海岸时，已是次年的四月，距公孙渊之死已过了八个月。东吴海军的指挥官，就是当初向孙权献妙计的羊道，他被任命为督军使者。这次袭击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谁能想到千里之外的吴军会突然杀到？辽东魏国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仓皇而逃。羊道不是说过吗，这次来是要报复的，他大肆洗掠沿海郡县，搜刮了许多财物，俘虏了许多百姓，满载而归。

东吴海军是什么时候出发北上的呢？史书没有详细写，一般认为是辽东战争结束后才出发的。不过，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

要知道孙权出兵辽东是有两个目的：其一，假如魏军失败，就趁机逼公孙渊臣服，把吴国势力扩张到辽东，这样可以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对魏国的战争；其二，假如公孙渊失败，就洗劫一番，以报使者被杀、士兵被羁之仇。

应该说，前一个目的关系到国家的战略，是比较重要的，后一个目的只是顺手牵羊。倘若吴国水师不远千里出征就是为了抢东西，那完全是得不偿失。远征要耗费多少军费，在海上会损失多少船只，况且辽东荒远，根本不是富有之乡。

还有一个证据，指挥远征的羊道挂职是“督军使者”，从“使者”二字，可以看出他是带有外交使命的。要是舰队出发时，公孙渊已经挂了，燕国灭亡了，使者还有什么用呢？

要是我的推论成立，孙权派出这支舰队的时间，是在司马懿攻伐辽东期间。舰队在海上至少航行了八个月才抵达辽东。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从东吴到辽东，需要航行那么久吗？我想是可能的。从中国海战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出，海上进军比陆上要复杂许多，到了明朝晚期，海上行军花费数月仍是常见的，何况是早上一千多年的三国时代。

孙权最终未能实现吞并辽东的梦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曹叡抢先一步，彻底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自从曹叡继位以来，魏国在南线、西线战争中采取守势，击退诸葛亮、孙权的多次进攻；在北线遏制鲜卑并除掉轲比能；最大的胜利则来自东线，魏国击破公孙渊，终结了公孙氏割据辽东五十年的历史。

然而，就在公孙渊败亡后不久，年仅三十六岁的魏明帝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给魏国的前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有秦皇汉武之风的曹叡，一念之差埋下曹氏覆灭的祸根

魏明帝曹叡在位时间共计十三年，他登基时二十三岁（公元226年），死时三十六岁（公元239年）。

自登基以来，曹叡的表现非同凡响。特别在军事谋略上，堪称天才，即便是像诸葛亮、孙权这样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领袖人物，也未必能胜过他。刘晔把他比作秦皇、汉武，实非过誉之辞。《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不论是司马懿、曹休、曹真、满宠等久经沙场的将领，还是刘晔、蒋济这样的谋臣，都从心底佩服曹叡的英明。

曹丕去世前，担心曹叡没有政治经验，便指定司马懿、曹真、陈群几人为辅政大臣，协助他治理国家。没想到曹叡上台后，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教导他。父皇留下的重臣，几乎都被他派去担任军区司令员：曹真坐镇关中，司马懿坐镇荆豫，曹休坐镇淮南。只有陈群留在中央，不过对皇帝没有什么影响力，“辅政”成为一句空话。

他打心眼里不相信任何人，这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谁可相信？父亲是杀害母亲的元凶，继母是杀害母亲的帮凶。一个人若是连父母都不相信，还会去相信自己见都不曾见过的人吗？登基伊始，他就下定决心，把权力牢牢握在手心，其他人只能是工具，绝不能凌驾于他之上。

他的政治才能来源于亲身经历人世沉浮后的顿悟。曹叡出身帝王之家，在他人看来贵不可言，是羡慕嫉妒恨的对象。然而其中的辛酸苦辣，外人又岂能知。母亲甄氏失去恩宠，乃至被逼身死，曹叡从齐公被贬为平原侯，已跌落至失势的边缘，他不得不从残酷的人生中学会生存之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坚忍不拔之品质，差不多就培养于这一时期。沉潜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他博学多识，他行事谨慎，从不结交任何官员，只埋头读书，同时学会冷静地观察他人，他几乎记得住每个接触过的人的姓名、官职、性格、经历乃至父母兄弟等。史书上是这样写的：“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对他随心所欲地统御群臣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长期沉默寡言，曹叡说起话来有些口吃的毛病，当了皇帝后，他的话也不多。他看上去有些柔弱，相貌得到母亲的些许遗传，长得十分俊美，特别是一头长发直垂到地面，颇引人注目。不过，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刚毅的心，结结巴巴的话语背后是一言九鼎。他的智慧得到祖父的隔代遗传，具备了领袖最重要的能力：从纷繁芜杂的表象中抓住本质问题的能力；化复杂为简单的能力；在事件刚刚萌发时就看清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

在治理国家上，他抓住三个根本问题：其一，巩固权力在于驾驭群臣；其二，安定国家在于挫败吴、蜀的进犯；其三，安抚民众在于法制治国。

曹叡虽被比于秦皇、汉武，实无秦皇汉武的武功，问题不在于他缺乏武略，而在于他英年早逝。倘若多活几年，其武功想必大有可观。其实把眼光放长远点看，他的胜利意义重大。他耗尽了蜀国的民力财力，断了东吴的扩张之路，瓦解了鲜卑的崛起。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对法律制度及诉讼事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说一句话：“狱者，天下之情命也。”就是说，刑狱之事，关乎天下人的性命。当时在首都洛阳城北有个“平望观”，曹叡将其改名为“听讼观”，后来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这里审理，曹叡经常前往旁观判案过程。

在法律上，曹叡是专家。史书中这样说：“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魏国延续了汉代的律法，汉代的律法是在秦法的基础上扩充的，而秦法的源头则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从战国到三国，数百年时间，法律条文变得冗杂庞大。最初李悝的《法经》只有六篇，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随着社会发展，法网愈加严密，法律条文愈加烦琐，《汉律》从九篇增加到六十篇，后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多卷。简要地说，律就是国家基本法律；令是皇帝的诏令；比是判例。除此之外，还有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包括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的注释。到了魏明帝曹叡时，这些法律条文总计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字数达到惊人的七百七十三万字。如此庞大的法典，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在当代也是大部头——这些典籍估计要盖一座大楼才能放满。

重新整理法律，精减条文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曹叡诏令陈群、刘邵等人修改法律，制定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尽管比萧何的法律要多得多，但比起之前的七百多万言，已是大大瘦身了。在解释法律条文上，只采用郑玄一人的解释，有效遏制了法令的碎片化倾向，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以说，这是曹叡主持的一项伟大工程，也体现出他对法律的重视。

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但自汉代以来往往受到轻视，学习商鞅、韩非子的刑名之学，那是被瞧不起、被排斥的。同样，狱吏直接掌握老百姓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职位，往往是由不入流的人担任，你看过哪个正人君子、读书人去当狱吏呢？

尚书卫觊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国家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素质不高的原因在于大家觉得这个职位名声很烂，好人都不想去，去的都是坏人。为了改变社会偏见，卫觊建议，设置法律博士。汉代时设立的五经博士地位很高，卫觊提出设法律博士，是把刑名法学提高到与儒家五经并列的地位，这的确是高瞻远瞩。这个提议得到曹叡的认同并付诸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法家的恶名总算得到了清洗。

与秦皇、汉武相类似的是，曹叡在个人生活上穷奢极欲，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

上台伊始，曹叡便开始大造宫殿以及母亲甄氏的陵园，司徒王朗见百姓劳苦，上书劝谏，以古代明君大禹、越王勾践、汉文帝、汉景帝等为例，劝说曹叡节省民力财力。不过，曹叡非但没听，还在洛阳兴建皇室祭庙，这座祭庙花了三年多时间才修好，供奉曹腾、曹嵩、曹操、曹丕四位先祖的神位——有趣的是，魏国尊曹腾为高帝，这个大太监恐怕做梦都想不到，隔了几代后，自己居然成了魏国朝廷追认的皇帝，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

公元232年（魏太和六年），曹叡最疼爱的女儿曹淑夭亡。他贵为皇帝，少年时丧母，成年后丧女，悲恸欲绝，不顾朝臣们的反对，亲自送女儿的灵柩下葬。这段时间曹叡心情低落，遂从洛阳移驾许昌，重修许昌皇宫（当年汉献帝的皇宫），建景福殿、承光殿。

皇帝一旦欣赏起宫殿艺术，对百姓来说绝不是福音。在许昌宫之后，曹叡又兴修规模更大的洛阳宫，这座宫殿的主体是昭阳殿、太极殿，并筑一座高达十余丈的总章观。为了这个庞大的建筑，四周民夫都被征调，导致农田抛荒，无人耕种。

对此，司空陈群上书进谏，指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将令吴、蜀两国有机可乘，会动摇国家根本。曹叡不以为然地答道：“帝王之业与帝王宫殿是并行不悖的，等到把敌人消灭之后，就不会大兴土木了。”接着他又盯着陈群说：“造宫殿应该是你的职责啊，当年萧何不是主持兴建了未央宫吗？”

言下之意，你陈群不仅不能责备我，而且不积极修宫殿还是你的失职。

陈群一听，这哪跟哪呀，这不是强词夺理吗？他耐心地规劝道：“现在跟从前的情况不一样。当时，汉高祖已经将与其争天下的项羽消灭，加上秦国的宫殿已被烧光，萧何才修建了一些必要的设施，可如今吴、蜀两国都还未平定，怎么能跟古代一样呢？人为了满足私欲，借口多的是，何况帝王是没有人敢违抗的。如果陛下一定要兴建，臣下说再多也没用。以前汉明帝要修建德阳殿，钟离意劝阻，明帝便停止修殿。作为帝王，岂会害怕一个臣子，只是为天下百姓考虑罢了。如今我无法使陛下回心转意，比起钟离意来真是自愧不如。”

曹叡毕竟是聪明人，道理他能不晓得吗？只是欲望战胜了理智，他无法克制。陈群是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之一，说话的分量比他人要重，曹叡虽不能全盘接受，也不得不给他点面子，稍稍压缩了建筑的规模。

不过，对于建宫殿，曹叡确实像着魔一般，过了段时间，他又突发奇想，打算把北芒山的山顶铲平，在上面建造台观，这样可以坐在台上遥望远处的孟津。卫尉辛毗告诫说，削平高山，既违背天理，又损耗人力，民不堪役。曹叡这才作罢，不过，这只是皇帝的一丁点让步而已。

宫殿建筑始终是曹叡与臣僚之间最大的问题。

在所有大臣中，反对最力者当属少府杨阜。最初杨阜的批评比较温和，只是委婉地说吴、蜀未灭，应该减少建筑工程，厉行节约。曹叡倒是挺客气的，下诏对杨阜的建议表示赞许。然而，说归说，做归做，修宫殿根本停不下来。

杨阜豁出去了，写了一道言辞激烈的奏折，大意是说：以前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这些明君，所居的宫殿都很简单。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这些暴君大造宫台，结果国家很快就完蛋了。陛下只关心自己的宫殿台阁，势必会颠覆社稷、祸害国家。最后，杨阜说，倘若我的死能补救万分之一的过失，也算死而不朽了，我已经准备好棺木，沐浴更衣，随时等待陛下的诛杀了。

这叫死谏，豁出命去了。

不过，曹叡没杀他，反而被他感动了，亲手写了诏书安慰他。

批评大造宫殿后，杨阜又批评后宫女人太多。曹叡与其他皇帝一样好色，后宫女人，包括妃嫔与宫女，有好几千人。杨阜上书皇帝，请求把没被皇帝宠幸过的女人遣散出宫。他召来御府官吏，询问皇帝后宫有多少女人。官吏回答说：“这乃是宫中秘密，不能泄露。”这倒不是御府官吏摆架子，宫中还真有这条规定。杨阜闻言大怒，骂道：“老子是九卿，国家对我没秘密，对你这种小吏倒有秘密。”不容分说，将御府官吏责打了一百棍。曹叡知道杨阜这个人厉害，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

有像杨阜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做榜样，其他大臣也纷纷进谏，包括散骑常侍蒋济、中书侍郎王基、尚书孙礼、太史令高堂隆等，主要都是针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问题。这些进谏作用都不大，曹叡对建筑的热情已是走火入魔，对品质更是精益求精。在一片反对声中，他又开工兴建九龙殿。

关于九龙殿，史书有这么一段记录：“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开一条渠把水引到九龙殿前，以玉石砌成井，以彩缎装饰栏杆，水从玉蟾蜍口中流入，从神龙口中吐出。不仅如此，他还命博士马钧设计了一辆司南车，还有一种百戏车，百戏车以流水为动力，水一流，车子就会转起来，车上的各种木人、木禽、木兽便都动了起来。现在看这个当然觉得小儿科，但一千八百年前，绝对是高科技产品。

玩艺术本身不是缺点，但耗费国家民力财力让皇帝一人玩艺术，这就很糟了。

抛开这点来看，曹叡治政总体上还行。陆逊曾这样评价他：“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很多大臣犯颜直谏，甚至言辞激烈，曹叡虽然不一定改正错误，但不会恼羞成怒杀害忠良。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要知道能纳谏的皇帝真的非常少，连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有时都恨不得宰了魏征。

真正让社稷动摇的，是曹叡对帝国未来的安排。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八日，正是寒冬季节极寒的一天，这天曹叡感到身体不舒服，或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他病倒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病不起。更糟糕的是，帝国竟然没有继承者。

曹叡曾有过三个儿子，但全部早夭，不得已之下，他收了两个养子，分别是曹芳与曹询，其中曹芳被封为齐王，曹询被封为秦王。尽管此时曹叡只有三十六岁，但他生命的烛火已烧到了尽头。在床榻上，他为身后事忧心忡忡。曹芳和曹询年龄都很小，无论是谁继位，都必须要有辅政大臣。太子还没立，辅政大臣的名单先确定了下来。名单上共有五个人，分别是：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

其中燕王曹宇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叡的叔叔，曹叡小的时候便跟这个叔叔十分要好。曹叡称帝后，把曹宇封为燕王，两人关系仍很融洽。如今曹叡病重，在思考国家大事可以托付给谁时，他的脑海里一下子就出现了曹宇的影子。

辅政大臣名单上有三人是曹氏家族成员，一人是夏侯氏家族成员，夏侯氏与曹氏向来关系非常紧密。这份名单，至少可以保证曹氏的江山不至于落入外姓之手。然而，几天后，情况却急转直下。

事情要从曹叡身边的两个宠臣说起。

这两人，一人名唤刘放，一人名唤孙资，官职均为侍中、光禄大夫。他们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史书这样写道：“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曹叡虽是一代明君，但一个人要管国家那么多事，肯定是管不过来的，何况他还要花很多时间在建筑艺术上。那些帮皇帝处理政事的人，无形之中就成为人人畏惧的权臣。

刘放、孙资两人凭借他们特殊的地位，长期把持中枢权力，呼风唤雨。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服，特别是曹氏、夏侯氏这样的望族。辅政大臣名单敲定后，曹肇、夏侯献均入选，他们十分看不起刘放、孙资。有一天，曹肇、夏侯献两人看到皇宫里有棵树成了鸡窝，鸡老是跳到树上栖息，便笑道：“这公鸡在树上也够久了，看还能活几天。”

隔墙有耳。曹肇、夏侯献的话很快传到了刘放、孙资耳中，他们吓了一大跳：这不是明摆着只要曹肇、夏侯献当权就会要我等的小命吗？刘放与孙资这些年在官场上驰骋纵横，没点本事能行吗？两人当下计议，想方设法让皇帝更改辅政大臣的名单，削去曹氏权力。那么，还有谁能辅政呢？放眼望去，只有一个人最合适——司马懿。

不过，这件事真不好办。曹叡是个英明的皇帝，意志不为他人左右，要如何说服他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当魏明帝曹叡提拔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并让他担任首席辅政大臣时，曹宇却推辞了。这种推让其实只是一种作秀，向天下人表明我并不贪恋权力，就好比汉献帝要把帝位禅让给曹丕，曹丕非得推让几次不可。可是曹宇的失误在于曹叡已经病得很重了，让一个重病病人去揣测你的内心，他可没这个耐心。这是临危受命的时候，是表达责任感、担当力的时候，不是推来推去的时候。皇帝此时把大权交给你，是信任你，你要对这种信任表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而不是假意推辞。你看孙策托孤给张昭，刘备托孤给诸葛亮，要是张昭、诸葛亮说不干，那不是要把两位主公气吐血吗？

没错，曹叡被曹宇气吐血了——你什么意思，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你，你不接受，这算怎么回事？曹叡问刘放、孙资：“燕王什么意思？”

对刘放、孙资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扳倒那几个曹氏辅政大臣的机会不就在眼前吗？两人答道：“燕王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担此重任。”

“谁有能力呢？”曹叡问。

刘放、孙资本来只想推荐司马懿一人，但此时曹爽正好在皇帝身边。曹爽也在辅政大臣的名单上，总不能当着他的面说他没能力吧。两人略微迟疑一下，指着曹爽说：“武卫将军（指曹爽）就有这个能力。”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司马懿，应该把他召回来参与此事。”

说到司马懿，曹叡毫不怀疑他的能力。不过，司马懿出征辽东，至今未归，如果不指定大将军人选，自己一死，国家必定会乱掉。眼前只有曹爽，他有这能力吗？曹叡沉思良久，忽然挤出一句话：“曹爽能堪大任吗？”曹爽一听，大汗淋漓，竟不知怎么答话——他能入选那份名单，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非凡的才干，而是因为他是曹真的儿子。

这时刘放暗地里踢了曹爽一脚，附耳对他说：“赶紧回答‘臣以死奉社稷’。”曹爽这才从迷糊状态清醒过来，扯着嗓门说：“臣以死奉社稷！”这个回答虽然内容空洞，听起来却义薄云天，让重病缠身的皇帝感动了一把。曹叡决定修改辅政大臣名单，由曹爽、司马懿两人辅佐下一任皇帝。

按理说，曹叡是个很有主见的皇帝，只是此时，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智力与判断力。刘放担心皇帝会改主意，便说道：“陛下最好亲自写下诏书。”曹叡欠起身，手足无力，说道：“我浑身无力，写不了字。”刘放干脆爬上龙床，握着皇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写完后，皇帝已累得不行，躺着休息了。

刘放满心欣喜地把诏书攥在手中，大步流星地走出宫殿，大声宣布：“皇帝有诏，燕王曹宇免去官职，不得在宫中逗留。”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四人都出乎意料地被除名了，他们面面相觑，一脸惊愕，只是诏令已下，无可挽回，只得洒泪而去。

很快，曹爽被提拔为大将军。

然而，明帝曹叡毕竟没有糊涂，他很快就发现，曹爽的才能根本不行，很是懊悔。但是皇帝诏书一言九鼎，总不能老出尔反尔吧，曹叡想了个办法补救，他把尚书孙礼提拔为大将军长史，协助曹爽。

曹叡的病越来越重，他急切地盼着司马懿赶紧回来。他左看右看，只有司马懿最有能力，不把后事托付给他，还能托付给谁呢？司马懿在曹操在位时出道，在曹丕继任时飞黄腾达，在曹叡执政时独当一面，成为国家柱石。司马懿的成就，就是曹叡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曹叡是最了解司马懿才华的人。

在曹叡登基前，司马懿虽曾参与军事，出谋划策，但其实并没有独立指挥作战的经验。曹叡让他统领一个战区，主要是怕他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干预政治。司马懿没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却在军事上如鱼得水，很快崛起为魏国最出色的统帅。他奔袭孟达，一战成名；而后两却诸葛亮，威震关中；接着东征公孙渊，一举平定辽东。特别是在曹真、曹休等人死后，司马懿更是一枝独秀，先后出任大将军、太尉，国家之兵权尽操之于手。

当司马懿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时，洛阳城内一片愁云惨雾。奄奄一息的曹叡看到司马懿苍老的身影，眼中不禁闪出光芒，他握着司马懿的手，用尽全身之力艰难地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你与曹爽共同辅佐少子。死，是可以忍的，我忍住不死就是为了等你。现在看到你了，我死而无恨了。”

这时他还未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司马懿不在，别人镇不住大局，万一提前宣布，恐怕会惹来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新旧权力交接之际，总是最容易动荡之时，别人都不行，只有司马懿能控制住局面。在十几年前，司马懿就是先帝曹丕指定的辅政大臣，这些年来又为国家南征北战，功劳无人可及，只有他能让魏国政权平稳交接。

当着司马懿的面，曹叡把养子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到床边。他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你看仔细了，不要弄错了。”接着，他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看着皇帝将死，想想他对自己的无限信任，司马懿既悲戚又感动，眼泪不禁哗哗直流。

曹叡心愿了结，当天便去世了。

只是曹叡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曹氏皇族覆灭的开始。

影帝司马懿的蛰伏：怜悯敌人，就是伤害自己

曹魏虽然取代汉室，然而东汉皇宫内神秘的魔咒似乎未被驱散。皇帝仍旧短命，曹丕只活了四十岁，曹叡死时只有三十六岁。

小儿皇帝又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扮演起傀儡的角色。这一年曹芳八岁。与东汉的许多小儿皇帝一样，这个新的傀儡并非皇帝的嫡子。他是曹叡的养子，但他的来历却是一个谜。史书里只是含糊不清地说他可能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一个皇帝，居然没人追究其来历，可见这个小皇帝没有被当回事。魏明帝曹叡聪明一世，在接班人这件事上铸成大错，曹芳不仅年龄小，身份都不明，谁会誓死效忠这个皇帝呢？倘若为帝国千秋万代考虑，他应该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养子。

曹魏帝国何去何从，全在曹爽与司马懿两人身上。从地位上看，曹爽是大将军，司马懿是太尉，以汉魏传统看，大将军权力要比太尉大。不过，司马懿德高望重，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朝，是元老级的人物，从辈分上看与曹真同辈，比曹爽要高一辈。正因为如此，曹爽不敢独断专行，有事都得跟司马懿商量。

辅政伊始，两人相处还不错。两人都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也就是军事政治一把抓。曹叡死后，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也停了下来，百姓算是喘了一口气。看上去一切都风平浪静，然而这只是假象，一场新的权力较量正悄悄开始。

坏事的人是曹爽的一群狐朋狗友，其中有毕轨、邓飏、李胜、何晏、丁谧等。曹爽当上大将军后，没有忘掉这些朋友，把他们都提拔录用，作为自己的心腹。这些朋友不断向他吹风：您是大将军，干吗要和别人分享权力呢？虽说都是辅政大臣，但曹爽排第一，司马懿排第二，主次是有差别的。君不见蜀国的辅政大臣，世人只知有诸葛亮，谁还记得有个李严呢？他们一致认为，曹爽应当把大权夺过来。

怎么夺权？

这群吃饱了撑着的公子哥们开始设计夺权，丁谧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让皇帝提拔司马懿为太傅，剥夺他太尉之职。

中国历朝的官职是很复杂的。比如汉代，按理来说，“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之中权力最大的一般是太尉，有时是司徒——比如王允就是司徒，有时又是司空——像曹操就自任司空。但是皇帝总是突破常规，加设与“三公”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员，比如位比“三公”的车骑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的大将军、大司马，这些都是有实权的。而太傅属于荣誉称号，虽然级别在“三公”之上，却没有实权。

在丁谧等人的鼓动下，曹爽的野心急剧膨胀，便依计奏请皇帝曹芳，擢升司马懿为太傅。曹芳就是个傀儡，大将军说啥就是啥，当即批准。司马懿由太尉升任太傅，明升暗降，权力大大削弱。此后，凡是尚书上达的奏章，先交由曹爽过目，帝国轻重缓急之事，曹爽先于司马懿获悉，并拥有决策权。尽管曹爽在司马懿面前仍客客气气，但凡事都自作主张，不再与司马懿商议。

难道曹爽不知道司马懿有过人的才华吗？他认为自己比司马懿聪明吗？当然不是。曹爽的底气来自他的智囊团，正是这些所谓的“智囊”轻而易举把司马懿的权力削弱了。有智囊团弥补自己的智力短板，曹爽还怕什么呢？很快，他的心腹们都被安排到要害部门：何晏为吏部尚书，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不仅如此，曹爽还把自己的弟弟们安插到军队之中：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等等。

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军队，曹爽很快就培植了一批效忠于自己的力量，他踌躇满志，沾沾自喜——几个月之前，他还没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天才。

问题是，他无法消除司马懿在军队中巨大的影响力。司马懿历任大将军、太尉，又常年带兵打仗，可谓众望所归。为了削弱其影响力，曹爽煞费苦心，提拔战功卓著的扬州军区司令员（都督扬州军事）、征东大将军满宠出任太尉。在魏国诸将中，除了司马懿之外，满宠战功最多，由他出任国防部长，倒是合适。三年后，满宠病逝，曹爽又以蒋济为太尉，蒋济是魏文帝的重要谋士，与司马懿一样是元老级人物，由他出任太尉，也说得过去。

魏明帝曹叡去世不到两个月，辅政大臣司马懿就被架空了。

这年司马懿六十岁，是否因为老了，失去了战斗精神呢？当然不是。司马懿的性格，从战争风格可窥一斑，利于战则动如脱兔，不利于战则静若乌龟。行军作战如此，政治斗争亦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政坛就是战场，这里同样是施展谋略的舞台。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进攻，司马懿全面防御，夹起尾巴做人。原因很简单，现在帝国还是姓曹的，这些年司马懿在外带兵打仗，在朝廷羽翼不丰，如何与曹爽抗衡？

眼下能做的事，就是等。

这一等，就是十年之久，他从六十岁等到七十岁。

时间是一面照妖镜，可以照出一个人是天才还是庸才。既然曹爽要唱独角戏，司马懿乐得躲在幕后欣赏，等你把戏唱砸了，我再从容地出来收拾残局。曹爽的戏会不会唱砸呢？肯定会的，因为他没有领袖之才，却要领导整个国家，这样不出乱子才怪。司马懿耐心地等着曹爽犯错，当过失累积到一定程度，等待曹爽的只有众叛亲离。

曹爽身为大将军，军事却是他的弱项。

以李胜、邓飏为首的一批马屁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他们鼓动征西将军夏侯玄上书，发动伐蜀之战，给大将军曹爽脸上贴金。夏侯玄是曹爽的表弟，都督雍、凉诸军事，也就是关中军区的司令员。

此时是公元244年，曹爽当大将军的第五个年头，在军事上毫无建树，令他闷闷不乐。夏侯玄的上书如同及时雨，诸葛亮都死好几年了，蜀国不敢北犯，汉中兵力只有三万人，此时全力南下，必可夺取汉中，甚至还能一鼓作气消灭蜀国。

司马懿反对这场军事冒险，汉中地形险恶，对进攻一方十分不利。况且，诸葛亮虽死，蜀国政局并没有动荡，虽然继任者能力略差，仍然没有出现重大失误，现在不是伐蜀的有利时机。曹爽立功心切，哪里听得进去。他兴冲冲地赶往长安，集结了十万精兵，由夏侯玄追随出征，大举南下，直扑汉中。

汉中太守王平临危不乱，他派兵据守地形极险要的兴势，为了迷惑敌人，把旗帜插得满山遍野，足足有一百里长。与此同时，大将军费祎率军救援汉中。当曹爽推进到兴势一线时，发现蜀军早已据险而守，魏军无法前进，只能望山兴叹。魏国的后勤补给依赖关中及氐、羌部落提供，由于路途遥远加上道路艰险难行，沿途运输的牛马大量死亡，粮食供应不上。

此时费祎所率援兵已抵前线，参军杨伟向曹爽分析当前形势，认为魏军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将面临失败的危险。邓飏、李胜两个马屁精哪里肯依，在曹爽面前跟杨伟争吵起来。杨伟怒道：“你们两人坏了国家大事，应当斩首！”曹爽听了很不高兴，不再理睬杨伟。

远在洛阳的司马懿没有闲着，他写了一封信，不是写给曹爽，而是写给夏侯玄。在信里，司马懿说：“武帝曹操第二次入汉中，差一点吃了大败仗，这您是知道的。兴势地形极其险峻，蜀军已经抢先一步占领。倘若进攻，敌人不应战，倘若后撤，很容易遭到阻截，到时必然要全军覆没，将军您负得起责任吗？”

夏侯玄知道司马懿料兵如神，心里大惊，忙跑去跟曹爽说。曹爽对军事本就是外行，夏侯玄是前敌总指挥，总指挥说不能打了，他还能说什么呢？

罢罢罢，看来是没戏了。曹爽下令，全线撤退。

不过已经太迟了。费祎已占据三座山岭，抄截魏军退路。曹爽大骇，下达死命令一定要夺下险关，否则大家都得完蛋。经过一番苦战，曹爽侥幸突破蜀兵的阻截，只是魏军死伤惨重，尸骨累累。这一战，非但没取得任何战果，反而耗费了关中的民力财力，实在是得不偿失。

大将军曹爽本想立不世之功，谁知却丢盔弃甲，狼狈而回。朝臣们嘴上不说，心里有数：曹爽果然不靠谱，还是司马懿行。

人贵有自知之明。

有些人没法看清自己，把运气看作能力，把侥幸当作必然。曹爽能当上大将军，不是因为能力超群，而是因为成了朝中两派人争权夺利时获利的渔翁。他本该低调行事，然而他却凭着先帝遗诏，凭着几个跳梁小丑的支持，自以为掌握全局、稳操胜券，最终一败涂地。

他的“智囊团”狐假虎威，操纵朝廷，广结党羽，独断专行，甚至屡屡变更国家法令制度。太尉蒋济虽位列“三公”，实际上也只是一尊被供奉着的泥菩萨，实权还不及何晏、邓飏、丁谧这些曹爽集团骨干。他对这几个人的做法相当不满，上书皇帝道：“只有伟大人物才能为国家建立法令制度，以流传后世，这些法度岂是中下等官吏能随便改变的呢？频频更改法制，不仅无助于治理，反而会伤害人民。应该让朝中文武百官，各自恪守其职责，清廉公正，那么社会就和谐了。”

这道奏折是写给皇帝曹芳的。不过，谁都知道，曹芳根本就是个傀儡，所以实际上，奏折是写给曹爽看的。在奏折中，蒋济提到要“各守其职”，这是向曹爽表示内心的不满。那帮“马屁党”官职不高，却拥有实际权力，而像蒋济这样的“三公”，徒有虚名，只能发发牢骚罢了。

忠言逆耳，曹爽哪里听得进去。

这些年，曹爽活得实在“爽”：原来权力可以带来如此多的享受，难怪大家为了权力不惜头断血流。其实所谓享受，也就是那几样：玩的是美女，住的是宫殿，行的是香车宝马，穿的是华丽衣裳。拥有一定的权力，就可以实现这些梦想，作为大将军的曹爽，当然要比别人更爽才行。他的饮食、衣服、车马，都跟皇帝同一标准，他甚至染指先帝曹叡宫中的才人宫女！此外，他还建了一座大型地下宫殿，经常跟何晏等人在这里纵情喝酒。至于为什么要建地宫，大概是怕遭遇不测，担心别人暗杀他吧。

曹爽的弟弟曹羲头脑相当清醒，他看到哥哥这样胡来，深感这是灭门的先兆。他多次劝说曹爽，说到动情处，涕泪长流。曹爽嫌他婆婆妈妈的，懒得理睬。

最初魏明帝曹叡诏令曹爽为大将军后，发现他能力不行，颇有悔意，为了弥补，特地派孙礼为大将军长史，辅佐曹爽。孙礼是比较有才的，而且为人刚正耿直，曹爽不太喜欢他。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与曹爽分道扬镳。

这是一起封国边界纠纷案。

涉案的两个封国，一个是清河国，另一个是平原国，为了各自的地盘吵了八年。已经出任冀州刺史的孙礼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魏明帝曹叡登上皇位前曾经担任过平原王，当时留有一幅地图，标明了平原国地界，只要对照这张地图，就可以解决纠纷。曹爽偏偏袒护清河国，不采纳孙礼的建议。看到曹爽如此治国，孙礼十分不满，写了一折奏章，坚持己见，语气强硬，毫不退让。

曹爽当政这么久，没见到有人敢这样顶撞自己，孙礼是吃了豹子胆！他大发雷霆，弹劾孙礼对朝廷心怀怨恨，将其抓捕入狱，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不过，过了些时日，曹爽自知理亏，撤销了对孙礼的处罚，让他改任并州刺史。孙礼上任前，去拜访太傅司马懿。见到司马懿后，他满脸怒气，却不知从何说起。司马懿问他：“你是觉得并州太小，还是对大将军处理事情的方式有所不满呢？”

孙礼怫然道：“明公怎么说这样的话呢？我孙礼虽然不德，还不至于把官职大小及过去的事看得那么重。我的意思是，明公应该像伊尹、吕尚那样，匡辅魏室，上则报答明帝的嘱托，下则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如今社稷危矣，天下汹汹，这是我不开心的原因。”

这段话已经不是暗示，而是赤裸裸地表达想法：曹爽那家伙治国无术，你司马懿受先帝之托，应该挺身而出，把不称职的曹爽拉下马。孙礼说完这些话，居然失声痛哭，涕泪横流。

司马懿吓了一跳，他环顾四周一下，拉着孙礼说；“别这样，要忍人之所不能忍。”

忍人之所不能忍。

忍到何时？忍到机会到来。

独断专行的曹爽众叛亲离：朝臣们对他爪牙的倒行逆施十分反感；兄弟为他的奢侈荒淫而不安；将士们因他指挥作战的无能而愤怒。

然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却出人意料地从政坛上隐退了，他以身体有病为由，不再打理任何政务。司马懿的这一举动虽说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司马懿已经快七十岁，不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能活到七十岁，就算有福之人了。到了这个年龄，疾病缠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曹爽心中不禁一喜，放眼朝廷内外，只有司马懿令他有几分畏惧，其余的人，即便是蒋济、孙礼这些人，他也不当回事。

司马懿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呢？曹爽心里没底，便派了个亲信去打探。李胜是曹爽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他由河南尹调任荆州刺史，曹爽特地叫他前去司马府，向太傅司马懿辞行，目的是近距离观察司马懿的病情。

李胜进了府，先在客厅等着。过了好一阵子，司马懿才由两个丫头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出来，他老态龙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神韵。看上去司马懿怕风怕凉，丫头递上一件外衣，司马懿用颤抖的手去接，没接住，衣服掉在了地上。好不容易坐下来，他又用手指指着嘴巴，说了一个字：“渴。”侍女赶紧端来一碗粥，司马懿拿不动碗，侍女便端着让他喝，才喝几口，溢出的粥都流到司马懿胸口了。

看到这种情景，李胜十分同情地说：“唉，听大家说明公旧病复发，没想到竟然糟到了这个地步。”

司马懿费力地喘了几口气，说道：“我年老了，卧病不起，听说你当了并州刺史，并州这个地方，离胡人近，你得小心点哪。以后恐怕见不到你了，我把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托付给你照顾吧。”

李胜一听，司马懿老糊涂了吧，我当的是荆州刺史，并州刺史是孙礼好不好，于是说道：“我是去荆州，不是去并州。”

司马懿侧着耳朵听，却还是听不真切的样子：“啊？哦，你刚去并州啊！”

“是去荆州。”李胜耐着性子重复道。

“哦，好好好……我老糊涂了，没听明白您的话。回荆州好啊，正好可以轰轰烈烈大展雄途啊。”

唉，都这般糊涂了，看来没必要多说什么了。李胜念及此，便告辞离去。

看着李胜远去的背影，司马懿那槁木般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李胜快马赶去见曹爽，禀告说：“司马懿已是行尸走肉，不过是在等死罢了，不足为患。”看来司马懿这个老家伙已经是没用的人了，曹爽掀须大喜。

打从李胜见了司马懿，竟然起了同情之心——人往往对将死的人有所同情，也属正常。有一次，他竟然在曹爽面前哭了，说：“太傅的病再也好不了，真令人太悲伤了。”

不过，这种同情心并没有给他带来回报，后来司马懿发动政变，李胜全家遭到诛三族的命运，这才真的令人悲伤。

眼见不一定为实。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略施小计，瞒天过海，令李胜中计，曹爽上当——曹爽等人已经把司马懿剔除出了潜在威胁者的名单。然而，司马懿正在黑暗深处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罗网，一旦收网，他的猎物们将被一网打尽。

权力场是个旋涡：既然来了，就没那么容易脱身

司马懿病得奄奄一息，快要死了——洛阳的王公贵族都风闻了这则消息。有人欢喜，有人悲伤，有人叹息……

对于曹爽集团，这是天大的喜讯，意味着权力场上已经没有可匹敌的对手。“马屁党”中的两大干将，何晏与邓飏，更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个何晏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有名的人物，他是魏晋清谈的代表人物。清谈这一风气，始于东汉末期，是一种社会时尚。汉代兴起所谓“名士”文化，真名士自风流，名士得表现得风流倜傥、超凡脱俗。名士不以事功为标准，而以境界为标准。怎么样才算有境界呢？思想不要停留在现实层面——现世是乱世，乱世出了很多谋士，这些谋士都很现实，像荀彧、郭嘉、诸葛亮等，这些够不上名士标准，不超脱，太俗了；思想要在九霄云外，出入有无之间，思考宇宙本质，这才能算名士。

何晏的出身大有来头，他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老爹死得早，一代好色男曹操乘虚而入，娶了其母尹氏，这样，何晏成了曹操的继子。曹操挺喜欢何晏的聪明伶俐，把他当亲儿子看，又把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他，既当继父又当岳父。不过，曹丕很讨厌何晏，直呼他为“假子”，提醒他不过是个冒牌公子。何晏跟邓飏、李胜、丁谧等人，都以文才负名于世，只是没什么真本领，魏明帝曹叡在位时，对这些名士弃而不用。别看何晏开口老庄，闭口玄学，实则内心深处追逐名利，故而投靠曹爽，投机政治。

从政之后，何晏一方面热衷于权力，一方面又装作清高脱俗的样子。从心理学角度说，何晏是个极度自恋的人，他粉白不离手，随时随地都要把自己涂得白白嫩嫩的，走路时老看自己的影子，干吗呢？顾影自怜啊。何晏自认是天下无双的俊才、盖世之豪杰。他学着许劭的模样，点评天下名士。他对夏侯玄的评价是“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意思是夏侯玄有深度；对司马懿之子司马师的评价是“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物”，意思是司马师注重细微之处，有洞察力。不过，夏侯玄、司马师都不算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唯宰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就是道家所谓“真人”“神人”的境界。谁有这个境界呢？除了他何晏之外，还能有谁！

那个时代人才很多，何晏听说哪里有名士，必定要请来畅谈一番。当时有一位精通《易经》占卜之术的人，名为管辂，何晏托人把他请到府上。两人谈了一通，坐在一旁的邓飏插话了，他对管辂说：“听说先生精通《易经》，可是听您的谈话，没有涉及《易》之精义。”

管辂道：“真正懂《易经》的人，是不说《易经》的。”

何晏含笑点头，称赞道：“先生真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他对管辂暗暗佩服，便问道：“你帮我算一卦，看看我能否当上三公。还有，我最近做了个梦，梦到有几十只青蝇落在鼻子上，怎么也赶不走，这有什么含义吗？”

管辂答道：“这不是卜卦所能决定的。你的地位尊贵，权势很大，然而没有人感念您的恩德，只是畏惧您的权威，这不是小心求福之道。至于您的那个梦，鼻子被称为天中之山，苍蝇这种脏恶的东西落在上面，说明位高者有颠覆的危险，不可不小心慎重。”

邓飏听了很不舒服，这家伙号称通《易经》，会占卜，真让他卜卦，他却说卜卦没用，只说些危言耸听的话，不过是个江湖术士，靠一张利嘴骗吃骗喝罢了，哪有真才实学。想到这里，他冷冷地说：“你说的，不过老生常谈罢了。”

管辂也冷冷地答道：“老生可看到不可生之人，常谈到不可谈之人。”言下之意，暗示何晏快完蛋了，已是将死之人。

就在曹爽、何晏等人认为高枕无忧之际，司马懿已经悄然展开行动。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这世界上，最可靠的人，莫过于自己的儿子。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都是出色的人物，司马师担任中护军，司马昭担任散骑常侍。中护军与中领军共典禁卫之事，是禁卫军的两大头领，曹爽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在军队重要的位置上，司马系与曹系各占一席，平分秋色。

装病的司马懿趁敌人放松警惕，密召司马师、司马昭前来，共商政变大计。

公元249年（魏正始十年），正月初六，皇家有一场盛大的祭典。这一天，皇帝曹芳前往洛阳城南四十五公里处的高平陵，祭奠魏明帝曹叡。皇帝出行，大将军曹爽下足了功夫，他不仅亲自带队前往，还把安插在军队高层的兄弟们都派上了场，包括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等——既是曹家的祭典，曹氏将领理应去风光风光。只是谁也不会想到，这条通往高平陵的路，实是通往死亡之路。

洛阳城仍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商旅行人络绎不绝。突然间，一队队手持戈戟的士兵出现在街头，他们大踏步跑到各个城门口，为首的口头传达了太后懿旨：立刻关闭城门，全城戒严！

皇帝及其卫队前脚刚出城，洛阳城就戒严，再蠢的人也意识到：出大事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皇宫大院，传说中病恹恹的司马懿骑着高头大马，出人意料地在众人面前现身，他脸色红润，银须飘飘，目光如箭一般锐利，神情严肃而刚毅。皇帝不在，这谁都知道，司马懿直接谒见皇太后，直陈曹爽的种种罪行，太后一脸茫然，又困惑又惊恐。这时司马师、司马昭带着自己的部队，占领了武器库，并派兵出城屯守洛水浮桥，以防曹爽大军杀回来。

这场政变绝非司马懿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策划周全、滴水不漏的。很快，司马懿宣布剥夺曹爽的大将军衔及曹羲的中领军衔，由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事，由太仆王观代行中领军事。至此，司马懿已控制住了京城，并把太后这张王牌握在了手中——依汉朝旧制，太后有废除皇帝的权力，握有这张王牌，就足以控制朝廷。

要么隐忍，要么一击致命，司马懿在战场上如此，在政治斗争中亦是如此。

胜券在握的司马懿上书皇帝，历数曹爽的罪恶：“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易以私人，根据盘互，纵恣日甚。”这是指责曹爽擅权专制、任人唯亲、广布党羽、胡作非为。司马懿还指出：“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这是说皇帝也不过是曹爽的傀儡罢了。最后，司马懿提出处置意见：“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即罢免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兵权，以侯爵身份返回封邑，不得逗留。

这折上书，说是写给皇帝看的，实际上是给曹爽看的。司马懿知道，奏章会先交到曹爽手中，曹爽绝不敢呈给皇帝。曹爽看完后，大汗淋漓，不知所措。权力是个什么玩意儿？着实讲不清道不明，拥有权力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天神，失去权力的时候恍如是一场梦。明明自己把权柄握得这么紧，如何一夜之间，权力竟如同凭空消失一般呢？当然，曹爽还有一点权力，他还有兄弟们指挥的几千人的卫队。

曹爽最担心的就是司马懿的部队会突然杀来。他在伊水构筑一个防御工事，还调了几千名屯田部队前来护卫。

眼看一场内战已迫在眉睫。

就在司马懿自认为稳操胜券时，一个人的出走，差点令他的计划泡汤。

这个人是大司农桓范。

大司农相当于农业部长，位列九卿。一般我们很少把军事谋略家与农业部长相联系，然而，桓范是个例外。他在魏明帝曹叡时就是镇守一方的大将，曾任征虏将军、东中郎将，都督青、徐诸军事，即青州、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曹爽对桓范不错，但不是因为他有才干，而是因为他是同乡，有意拉拢。不过，桓范也算不上曹爽的亲信，虽当上了农业部长，但自己满腹军事才华没啥用武之地。

司马懿久在军中，知道桓范有本事，能带兵打仗，有谋略，故而政变伊始，就打算重用他，任命他为中领军。桓范与曹爽交情又不深，准备接受司马懿的任命，岂料桓范儿子跳出来说：“皇帝车驾在外，不如出城。”桓范一想，司马懿搞政变，这是以下犯上，再说了，皇帝还在曹爽手中，曹爽有皇帝这张牌，在政治上是有主动权的。想到这里，桓范听了儿子的劝告，逃出城去，一路南奔至皇帝行营。

司马懿听到桓范逃走的消息后，如五雷轰顶，捶胸顿足道：“完了完了，智囊去了。”跟司马懿一起密谋起事的太尉蒋济沉吟半晌说：“这倒不一定。桓范固然智谋超群，然而曹爽不过是驽马，没有长远目光，他不会听桓范的。”

桓范逃到曹爽兵营，一看这位大将军原地挖壕沟，完全是被动挨打的布局，不禁皱起眉头。他马上给曹爽兄弟开了个方子：护送天子前往许昌，许昌是旧都，帝国政治中心之一，站稳脚跟后，诏令四方军队勤王，消灭以司马懿为首的洛阳叛乱集团。这才是积极进取的方法，怎么能坐以待毙呢？

然而，曹爽没吭声。一个人的才能，在危急时刻才能真正表现出来，曹爽本来就是没什么主意的公子哥，值此生死之际，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尽现无遗。固然，曹爽是贪恋权力的，但是在权力与性命之间，他更想保住性命，因此对桓范的建议迟疑不决。

司马懿早看穿了曹爽纸老虎的本质，所谓“围师必阙”，得给曹爽留个退路，他才不至于铤而走险。在桓范出逃的同时，司马懿派来的两个说客也抵达曹爽兵营。这两个说客，一个是侍中许允，一个是尚书陈泰，都是朝廷命官。司马懿的意思很明白：曹爽罪行深重，必须免掉他的官，但可保全其性命与爵位。为了让曹爽放心，司马懿又派殿中校尉尹大目前往，尹大目是曹爽最信任的人，他以洛水之神起誓，曹爽的身家性命一定不会受到侵犯。

曹爽心乱了。

跟司马懿决一死战吗？他掂量了一下，自己那三脚猫的功夫，怎么与久经沙场的常胜将军对抗呢？搞不好就要掉脑袋。倘若认罪呢？权力固然没有了，爵位还在，还可以花天酒地不是？他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豪杰，本质上只是贪生怕死的人。其实只要脑筋略为开窍的人，就会选择桓范的计谋，有皇帝这张王牌，司马懿就是乱臣贼子，以全国之军事力量围剿洛阳，司马懿纵有三头六臂，恐怕也难逃失败的下场。

然而，政治较量，最终只是意志的较量。在司马懿钢铁般的意志面前，曹爽一下子就暴露出软弱的本质，他打算接受司马懿的条件，以保住性命。

智囊桓范气得差点吐血，曹爽不听他的，他只能寄希望于曹羲。他对曹羲说：“这件事已经这么明显了，真搞不懂你读书干什么用的！像你们这样门第高贵的人想当平民百姓，有可能吗？普通人就算沦为人质，还不放弃抗争以谋生路，何况你们兄弟与皇帝在一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呢？”

这一番话并没有打动曹羲，因为曹羲也是个平庸之徒。

看到曹羲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桓范急了，又献计道：“您麾下有一支军队就驻扎在城南，洛阳典农校尉也在城外，可以随时调遣。现在前往许昌，只要两天，许昌的武器库足以武装一支军队。唯一可担心的只是粮食问题，不过我把大司农的印章带在身上了，有这个印章，征调粮食也不成问题。”桓范的意思很明白：从政治上说，我们代表朝廷，司马懿代表乱臣；从军事上说，我们有两支可调遣的军队，还能组建新兵，号召全国兵马勤王；至于粮食问题，我有大司农印，全国粮食尽在掌握。您说，这仗能不能打？桓范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曹羲仍旧不表态。

这天晚上，曹爽与兄弟们一夜无眠。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渐亮，新的一天就要到来，曹家兄弟还没拿定主意。伟大人物的特点是有决断力，快速下定决心不一定成功，但迟疑注定要失败。最后一刻，曹爽把腰间别着的刀拔出，扔在地上，一跺脚道：“我至少还能当个富家翁。”他终究不敢用性命去搏权力，没权力，至少还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吧。

桓范听闻此言，大骂道：“曹真也算是个人才，却生下你们这对兄弟，猪狗罢了。唉，今天我要受你们株连而灭族了。”政治斗争虽无刀光剑影，实比战争更残酷无情。司马懿这等厚黑之人能信得过吗？说不杀你，那只是诈你，你居然信以为真，真是猪脑袋。

当了十年大将军，曹爽还是太幼稚。

历史告诉我们，在权力最顶层者，并非个个都是成熟的聪明人。还没在战场上见个输赢，曹爽就先缴械投降了，他把司马懿的奏章呈给皇帝曹芳，主动要求皇帝下诏免去自己所有官职。曹芳这个傀儡皇帝好不容易有一个展示权力的机会，乐得顺水推舟，当即批准，把曹氏兄弟的官职都撤了。

司马懿的政变，居然如此轻松，动动嘴皮子便扳倒了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曹爽，这简直是奇迹。皇家车队返回洛阳，曹爽天真地认为，自己放弃了权力，对司马懿毫无威胁，可以从政治旋涡中脱身了，只要有醇酒女人，他曹爽照样过神仙般的生活。

可是，曹爽错了。一条狗都可能咬人，何况一个曾当过大将军、掌握无数人脉的大活人呢？只有把人从肉体上消灭，他才是毫无威胁的。曹爽兄弟回到自己家中，他们很快发现，这不是家，这是监狱！司马懿早派人包围了曹府，在府院的四角建起高楼，有人日夜值班，监视曹府一切动静。起初曹爽还不当回事，闲得慌时，拿了把弹弓想到花园里打鸟，不料岗哨大喝道：“前大将军往东南方向去了。”这时曹爽总算明白，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人身自由了。

曹爽结交了那么多文人，没事坐而论道，清谈玄学，可偏偏没有谈历史。有一句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杀人的理由，实在简单得不得了。在古代，要杀一个人，只需要一个理由，两个字：谋反！

请注意，司马懿那道弹劾曹爽的奏章，说的无非是他擅权、结党营私，这些罪名都不致死。正是不致死，曹爽才会选择放弃权力以保全性命。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

要说一个人谋反，很容易，只要有人出来指控就行。有人指控就可以顺藤摸瓜，一抓一大片，这个办法几千年下来屡试不爽。司马懿搞起这套得心应手，他先找了个无关痛痒的人——黄门侍郎张当，控告张当私自把宫中的才人送给曹爽，称这件事背后可能涉及阴谋。

这就是贼喊捉贼。明明是司马懿搞阴谋，却恶人先告状，说曹爽搞阴谋。

在各种威胁与酷刑之下，张当都认了，你让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叛乱集团”浮出水面，这个集团除曹爽外，还有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全部是曹爽集团的骨干成员。他们的罪行是：阴谋在三月中旬发动叛乱。

被指控的要犯全部被逮捕，除以上这些人外，还有曹羲、曹训、桓范等重要人物。这一天是正月初十，距司马懿发动政变仅仅过去四天，这位厚黑老人要快刀斩乱麻，为此，他根本不在乎道义良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对曹爽等人的指控，简直是历史上最可笑的指控。

曹爽集团掌权十年，皇帝形同虚设，他造什么反？难不成造自己的反吗？这个理由着实可笑之至。不过，凡事皆有因。曹爽的覆灭，说到底是自己惹来的祸，他资质平平，却仗着皇帝亲戚与顾命大臣的双重特殊身份，排挤司马懿，一帮爪牙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大失人心。特别是司马懿起事后，曹爽优柔寡断，对桓范的建议置之不理，足可见曹爽非智勇之材，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焉能不败亡？

仅仅四天的时间，司马懿便出尔反尔。当初不少人响应他的“倒曹计划”，前提是保全曹爽性命。然而司马懿却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令他的盟友大感意外。比如太尉蒋济就对司马懿背信弃义的做法相当愤怒，然而生米煮成了熟饭，司马懿已经彻底掌握权力，谁敢反对呢？

曹氏集团的干将，包括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以及桓范、张当，都遭到血腥屠杀，被夷戮三族，下场殊为可怜。在这些人里，死得最冤的是桓范，他并非曹爽的心腹，只是关键时刻站错立场，也落得满门抄斩的命运。曹爽不是好老板，桓范效忠错对象了。

曹爽被砍头的那一刻，想必只有无尽的悔恨。从翻云覆雨的大将军，到以叛臣贼子的身份脑袋搬家，只过了短短几天。权力究竟是什么？起初从天而降，最后凭空消失，人还是这些人，国还是这个国。权力是怎么回事，曹爽到死也没弄明白。

这是一次血腥的杀戮，与之相比，蜀国的魏延之死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自从魏、蜀、吴鼎立以来，三个国家政治都比较清明，杀戮大臣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可以说，司马懿杀曹爽，开启了三国后半段的杀戮时代，政治斗争较前半段更为残酷血腥。

曹爽集团败亡后，司马氏集团成为朝廷绝对的主宰。当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岂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到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前后正好三十年，历史来了个轮回。这一次曹氏风光不再，曹芳落得个当年汉献帝的下场，曹操若地下有知，不知是何感想。

魏国内乱，令龟缩在西南一隅的蜀国看到一丝希望，已经搁置许久的北伐计划，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没有诸葛亮的蜀国，能否再次成为魏国的心腹之患呢？

与曹氏最亲密的夏侯氏后人为何投靠蜀国？

诸葛亮死后，蜀国大将魏延与杨仪交恶，两人最后都死于非命，经此一乱，蜀国元气大伤，北伐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倘若魏明帝曹叡能充分利用蜀国的内部矛盾，果断发动南征，蜀国能否抵挡得住大成问题。当时吴国皇帝孙权干脆在吴、蜀边界陈兵一万，只等蜀国崩溃时便能迅速抢占地盘。只是这时的曹叡热衷于搞建筑，没心思南征，这才让蜀国有了喘息之机。

蒋琬与费祎是诸葛亮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公元235年，蒋琬出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出任尚书令，两人共同执掌权柄。魏明帝曹叡死后，新上台的曹芳乃是傀儡皇帝，国家实权落到曹爽手中。蒋琬觉得伐魏的机会来了。考虑到之前数次北伐失利，蒋琬认为诸葛亮的路线选得不好，道路艰险难行，运输跟不上。那么要从哪下手呢？他认为应该走水路，顺汉水、勉水东下，攻取魏兴、上庸。

这一战略遭到蜀国高级将领的一致反对。从战略角度看，魏兴、上庸两城的重要性完全不能与凉州、关中相提并论，况且顺流而下虽有利于进攻，但一旦受阻，不方便撤退。这一战略方向，完全是徒劳无益。尚书令费祎特地拜访蒋琬，强调凉州对蜀国的重要性，凉州羌胡人聚居，多心向蜀汉，若能占据，进可攻，退可守。蒋琬同意费祎的分析，并以姜维为凉州刺史。

此时蒋琬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得病，虚弱的身体也影响到他的战略决策。在诸葛亮时代，蜀军重兵集结于汉中，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部署。蒋琬做了重大改变，把兵力重点集结在距离成都较近的涪县，整个汉中的兵力仅剩下三万。汉中不仅是蜀军进攻的桥头堡，也是天然的防御屏障，绝对不能丢失。蒋琬的这一调整，几乎坏了大事。

公元244年，曹爽、夏侯玄以十万之众大举入侵汉中。汉中太守王平兼任前监军、镇北大将军，是汉中最高军政长官，他手上只有三万部队，如何应战呢？自诸葛亮殒命五丈原，蜀国几乎十年没打过大仗，将士们无不惊恐，大有末日来临之恐慌，纷纷认为应坚守城池，等待援兵。

王平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蜀国大将中，他的战功仅次于魏延，曾是骁勇善战的“无当军”的统领。面对敌军的嚣张气焰，他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冷静地判断说：“汉中距涪县将近一千里，魏军若抢先一步攻下关城，便可长驱直入，到时灾难就没法控制了。”他果断派护军刘敏进屯兴势，阻止魏师，自己则充当后卫，率一千人作为机动部队。王平的主动出击为援军到来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被任命为大将军的费祎（蒋琬改大司马）马不停蹄地向汉中挺进。

这里有个小插曲。

费祎出发前，光禄大夫来敏前来相送。这时蜀军已经整装待发，前方军情十分吃紧，来敏却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要与费祎下一盘棋。同样奇怪的是，费祎居然为了他奇怪的要求，置军队于不顾，安然坐而弈棋。看到费祎从容不迫的表情，来敏佩服地说：“我是故意试试您的，您果然不同凡响，定可破敌。”

三国时代清谈思潮盛行，所谓的名士，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风度，不能慌乱，越是危急越要超脱，要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这种风气不但魏国盛行，吴、蜀亦不例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孔融，当年他据守北海，袁谭率部猛攻时，他仍风度翩翩，对箭雨视若无物，从容坐在案几前读书，谈笑自若。演是演得不错，只可惜演砸了，他的从容不迫没能退兵，甚至连妻子儿女都被俘虏了。来敏这种试探方式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把费祎换作孔融，能否建功立业，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由于王平的出色表现，魏军在兴势一线的攻势遇阻，加上粮草供应不上、费祎率蜀军主力来援等因素的影响，曹爽被迫撤退。在撤退途中，魏军遭到费祎的截击，伤亡惨重。这次伐蜀之战，魏国最终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此时蒋琬已是重病缠身，无法主持政局，他依诸葛亮遗命，把大权交给费祎。费祎身兼大将军、益州刺史二职，成为蜀国政坛的一号人物。

在诸葛亮生前，费祎的地位并非特别高，何以能被指定为第二代接班人呢？这主要是由于费祎有过人的才华，这些才华甚至连诸葛亮都自愧弗如。他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本领：其一，悟性过人。在审阅公文时，他只要扫视一眼，就可抓住中心思想，理解速度比平常人要快上几倍，而且过目不忘。其二，工作效率惊人。他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边办公，边接待宾客，边吃饭喝酒，边下棋，好像很忙，却井井有条，丝毫不乱，公事一点也没耽搁。费祎升任大将军后，尚书令一职由董允接替。董允想学他的办事风格，不料才十来天，没批完的公文积了一堆，他不由得感慨自己的能力远不及费祎。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诸葛亮已死，蜀国的政治传统并没有太多变化，实际权力掌握在权臣之手。诸葛亮、蒋琬、费祎三任政府首脑都时常驻军于外，朝廷的重要决定，比如赏赐、惩罚、诛杀、庆典等大事，都要先向他们请示。故而蜀国皇帝刘禅之权力，着实有限。然而蜀国并没有出现魏国司马氏一家独大的情况，这与这几位执政大臣的品格有直接关系。

除了费祎之外，姜维也日益成为蜀国军政巨头之一。蜀国只有一个益州，费祎兼任益州刺史，姜维的头衔是凉州刺史，这不是实职，而是遥领。也就是说，以后若攻克凉州，姜维就是正式的凉州刺史。公元246年，姜维被任命为卫将军，与费祎共同“录尚书事”，成为帝国的权力顶层人物之一。

在诸葛亮去世后的十几年里，蜀国表现平平。内政还算稳定，北伐基本停止，蜀国尽管在汉中之役击败了魏国的入侵，但也实属侥幸。依此情形看，蜀国能自保就不错了，要想打败魏国、北定中原，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

然而，世事难料。

公元249年，魏国司马懿发动政变，血洗曹爽集团，震动天下。

这一变故，令魏国内部人心惶惶，特别是与曹爽亲近的人，谁也不知司马懿的屠刀何时会落下。在经历了内心的痛苦挣扎后，魏国大将夏侯霸决定扯起叛旗，投降蜀汉帝国。

夏侯霸投降蜀汉，令所有人意外。大家都认为，谁都可能降蜀，夏侯霸不可能降蜀。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爹夏侯渊便是死于蜀军之手，他与蜀汉实有血海深仇。打从父亲死后，夏侯霸便发誓为父报仇，每次提到蜀汉帝国，都咬牙切齿。夏侯霸曾担任魏国右将军，为了替父报仇，他自告奋勇驻扎前线，屯兵于陇西，在征西将军夏侯玄麾下任讨蜀护军。你说像夏侯霸这样的人会投降蜀国，谁信呢？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波谲云诡。

夏侯家与曹家关系亲密，夏侯霸本人与曹爽的交情也不错。如今曹爽被诛，株连甚广，连征西将军夏侯玄也被召回洛阳，生死未卜。夏侯玄的位置被雍州刺史郭淮接替，不巧的是，夏侯霸与郭淮的关系很差。夏侯霸心里盘计，郭淮一来，自己肯定没有好日子过，搞不好要断送性命。

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他总以为蜀汉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杀父之仇是过去时，而司马懿放出的暗箭却是现在进行时。陇西与蜀汉近在咫尺，要逃离司马懿的魔掌，夏侯霸没得选择，只有一条路：降蜀！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夏侯霸竟然扯着叛旗，投降蜀国去了。这对蜀国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喜讯。皇帝刘禅亲自接见夏侯霸，并向他解释说：“你的父亲是在两军交战时阵亡的，并非我父亲刘备亲手所杀。”意思是说，夏侯渊乃是军人，军人死于战斗，这无关个人恩怨。如今夏侯霸只图保住性命，哪里还顾得上报父仇哟。

得到夏侯霸，等于得到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

卫将军姜维询问说：“司马懿已经大权在握，他会不会发动征伐呢？”

夏侯霸答道：“他正忙着自立门户，还顾不上对外征伐。不过有一个人你们得担心，他名唤钟会，虽然年纪尚轻，倘若能得到重用，将会是吴、蜀两国的心腹之患。”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夏侯霸的远见，只是此刻姜维关心的是能否趁魏国内乱谋取关西。

既然司马懿忙着清理门户，此刻不出兵，更待何时？

姜维亲自率军出征，进攻魏国雍州，在麹山筑了两座城堡，称为麹城，由句安、李歆两人驻守。雍州是从凉州分割出来的一个州，羌人、胡人比较多，且都骁勇善战，一直是蜀、魏积极争取的对象。姜维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措施简单粗暴，他的办法是掳掠羌、胡的妇女儿童为人质，逼迫男人充当马前卒，袭扰附近郡县。这种政策短时间内有一定效果，长期来看，徒令羌、胡人怀恨在心，着实得不偿失。

魏国方面，夏侯玄已被解职，由郭淮出任征西将军，陈泰为雍州刺史。姜维大举入侵雍州，郭淮与陈泰面临巨大压力。如何应敌？陈泰提出一个方案：攻打麹城。麹城距离蜀地遥远，粮食必须远距离运输，而羌胡人害怕被姜维奴役，未必肯俯首听命。他对郭淮说：“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

郭淮大喜，遂依其策，令陈泰率领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等进逼麹城，先断其粮道，又切断城外水源。麹城守将句安大惊失色，一座城，若是没吃的没喝的，不用战就崩溃了。他亲自领兵出城，欲与魏师决一雌雄。然而陈泰挂出免战牌，只守不攻。句安没有办法，只得回到城里，收集雪水，把粮食配给降到最低量，以便持久固守，等待姜维的救援。

姜维接到求援信后，不敢怠慢，急忙率部翻越牛头山，直奔麹城。眼看姜维的部队临近，陈泰毫不慌乱，他笑着对部下说：“兵法最推崇的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只要抄截牛头山，断了姜维的退路，他必定要被我生擒。”于是下令各营垒坚守勿战，同时派快马飞报征西将军郭淮，请他出兵夺取牛头山，截断姜维退路。

郭淮行动迅速，渡过洮水，直插牛头山。若是后路被抄截，姜维将陷入敌人前后夹击的危险之中，他不敢恋战，急忙后撤。至于句安与麹城全体官兵，姜维只能远望而叹气了。麹城孤立无援，句安被抛弃了，他心灰意冷，选择向郭淮投降。

兵不血刃夺取麹城后，郭淮四面出击，扫荡叛乱的羌胡。南安太守邓艾心思缜密，认为姜维有可能卷土重来，必须分兵以备不测。陈泰认同邓艾的看法，留下一部分兵力交给邓艾，驻营于白水北岸。

果然不出邓艾所料，三天后，姜维派部将廖化在白水南岸集结。邓艾非常心细，他想，自己兵力单薄，姜维既然卷土重来，理应渡河来战，为何只是安营扎寨呢？他判断，白水南岸的蜀军并非负责主攻，那么姜维用意何在呢？邓艾摊开地图研究，目光落在洮城上。对，姜维的真实意图，定是攻取洮城，以报丢失麹城之耻。

洮城距离邓艾驻地约六十里，邓艾即刻启程，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地抵达洮城。第二天，姜维大军果然兵临城下。然而，洮城早有防备，蜀军发动几次进攻，未能攻下，只得悻悻而去。

这是诸葛亮去世后，蜀国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北伐。姜维未能打破僵局，北伐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司马懿来说，他并不把蜀国的威胁当回事，他的敌人不在千里之外，而在身边。

淮南第一次兵变：忽悠专家司马懿的话，谁信谁倒霉

司马懿政变能取得成功，与一帮朝臣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看不惯曹爽及其爪牙的倒行逆施，相比之下，司马懿给人的印象是沉稳、低调，加上他多年南征北战的赫赫战功，着实可说是众望所归。然而，大家只想把曹爽一帮人拉下马，无意斩尽杀绝，却不想司马懿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加凶残暴虐。政变成功后，他马上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曹爽及其亲信一网打尽，诛尽三族。

太尉蒋济被司马懿的凶残惊呆了，他年事已高，回天无力，良心备受谴责，竟至一命呜呼。

并非所有人都愿听命于司马懿，司空王凌就是其中之一。

王凌历任兖州刺史、青州刺史、扬州刺史、豫州刺史，是一个政绩卓著的地方大吏。曹爽上台后，为笼络地方势力，任命他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他成为魏国最有实权的军区司令员之一。公元241年，王凌迁升车骑将军；公元248年，升为司空，位列“三公”。

从上面这份简历我们可以看出，王凌是个实力派人物，是魏国军政巨头之一。对司马懿的所作所为，他相当不满。首先，他颇为自诩，不甘心屈居司马懿之下；其次，他与曹爽关系比较密切，难保司马懿不会秋后算账。

尽管朝廷已控制在司马懿手中，但王凌不是一个能被轻易摆布的人，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在他脑海里成形：另立皇帝，再造朝廷！

在王凌看来，皇帝曹芳太弱了，说白了就是个任人玩弄的木偶，受制于权臣，实不堪当一国之君。曹芳不行，谁行呢？王凌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人：曹操的儿子曹彪。据王凌的说法，曹彪智勇双全，怎么智勇双全，史书也没写，反正他是这么认为的。这一年，曹彪五十五岁，从年龄来看，倒是合适。

另立皇帝可不是件小事，光靠王凌一人不行。其实，王凌早有准备，他有一个铁杆盟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外甥令狐愚。令狐愚官拜兖州刺史，驻军于平阿，舅甥两人控制扬州、兖州，就算事情没搞成，足以自立，把三国演义变成四国演义。王凌的计划，是迎立曹彪于许昌，宣布洛阳政权为非法政权。

这个计划看上去有几分把握。

王凌与令狐愚分头行动。令狐愚派人把消息通知给曹彪，让他做好心理准备；王凌则派人回洛阳，通知自己的儿子王广。然而，出乎王凌意料的是，儿子并不认同另立朝廷的计划。王广认为，曹爽、何晏等人不得人心，被杀之后没有人为他们悲哀。司马懿究竟想干什么，现在看不出来，至少还没有叛逆的迹象，他选贤用能，遵循先朝法令制度，符合天下人的愿望，早晚勤勉不懈，以安抚百姓为先务，所作所为还是得人心的。再说了，司马氏父子兄弟都握有兵权，想要推翻他们谈何容易。

听到儿子的回复，王凌勃然大怒，大骂逆子。不过，他仍然坚持己见，一意孤行。

然而，一个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

打倒司马懿的行动尚未开始，外甥令狐愚竟意外病死，这无异于砍掉王凌的一条臂膀。还有更严重的事。令狐愚有一个亲信，名叫杨康，他对政变的阴谋与计划是知情的。令狐愚死后，杨康失去依靠，正好司徒府在招募人手，他便前往洛阳应聘。杨康是个大嘴巴，守不住秘密，时不时泄露令狐愚的一些机密计划。后来王凌起事失败，很大一个原因便在杨康身上。

司马懿并没有意识到王凌的阴谋，由于太尉蒋济去世，位置空缺，他便以皇帝的名义迁王凌为太尉，即国防部长。不过，王凌并没有到首都洛阳任职，而是待在扬州治地寿春，以防备东吴军队的入侵。

令狐愚意外死亡，使王凌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时间已是公元251年。要如何起兵才能瞒过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呢？王凌认为，一定要有合理的借口。对吴国开战就是最好的借口，王凌是太尉，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他上书皇帝，请求出兵讨伐吴国。只要朝廷同意，他便可以大张旗鼓地发兵，以伐吴为幌子，利用这个机会，迎立楚王曹彪，在许昌另立朝廷，同曹芳、司马懿分庭抗礼。

算盘打得不错，然而，皇帝下达诏书没有批准他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否决王凌计划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司马懿。司马懿怀疑上王凌，正是杨康捅了娄子。作为令狐愚的亲信，杨康对另立朝廷的计划知道颇多，这家伙口风不紧，到洛阳司徒府任职后，说话大意，常常泄密。司马懿早把他当作重点监控对象，从他的口风中判断出王凌心怀叵测。当王凌提出讨伐吴国计划后，司马懿疑心更重，遂以皇帝的名义，否决了该计划。

王凌也隐隐察觉到司马懿对自己提防心很重，倘若不及早行动，恐怕司马懿要先下手为强了。不过，光靠扬州的部队，还不足以同朝廷对抗，必须把兖州拉下马。问题是，令狐愚死了，兖州还会卷进来吗？王凌决定赌一把。他派自己的亲信杨弘前往会晤兖州新刺史黄华，把起事计划全盘托出。他的想法是，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拥他为皇帝，振臂一呼，谁能不起而响应呢？

不过，王凌也不想想，连儿子都不支持自己，何况一个外人？兖州刺史黄华非但没有响应，反而一纸文书送到朝廷，揭露了王凌谋反的事实。

年过古稀的司马懿虽然两鬓霜白，头脑仍旧无比清晰。对付叛乱，他经验丰富，此次平定王凌谋反正如当年平叛孟达之乱的翻版，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首先，他不顾年迈力衰，亲点大军，乘舰船大举南下；其次，他以皇帝名义，下诏免除王凌的罪行，同时写了一封私人书信给王凌，以老朋友诚恳的语气加以安慰。

只有像孟达、曹爽这样死掉的人才能明白，宁可相信太阳从西边升起，也不能相信司马懿的诚恳。孟达之变，司马懿同样写过诚恳的信，瞒天过海，目的就是让对手放松警惕；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懿同样诚恳地表示，只要曹爽放弃权力，就可以继续过他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位老谋深算的政客知道，困兽犹斗，何况是人，你要让他们乖乖地俯首就擒，就得给他们希望。

对王凌来说，最好的出路，是学夏侯霸，投奔魏国的敌人。他本该向南逃窜，渡过长江直奔东吴，可是他被所谓的“皇帝诏书”骗了，被司马懿充满人情味的来信骗了。司马懿大军正呼啸而来，王凌大为恐慌，失去抵抗的勇气，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投降。他派亲信王彧带着自己的印信符节，到司马懿那儿请罪。为表示谢罪，他把自己绑了，等待司马懿的处置。

一枪不放就这样缴械投降，早知如此，何必耍什么阴谋诡计呢？非得看到棺材才掉泪吗？当太尉他不满足，如今仅仅为了保全性命就自缚乞怜，人心哪，真是神秘难测。司马懿先派一名主簿前来，宣读皇帝的赦免诏书，并给王凌松绑。王凌喘了一口大气，看来司马懿还是重朋友交情的，这条小命估计是保住了。自以为绝处逢生的王凌与主簿乘着小船直奔司马懿的座船，当看到淮河之上军舰环列时，他发现不对头，只得远远地向司马懿喊话：“您就算写封信叫我过来，我也不敢不来，何必带这么多人呢？”

司马懿坐在船头上，冷冷地说：“阁下不是用一封信能召得来的。”

听到这里，王凌头皮发麻，他意识到自己过于轻信司马懿的诚恳，恨恨地说：“你欺骗我。”

司马懿怒喝道：“我宁可欺骗你，也不能对不住国家。”（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这句话着实掷地有声。

能怪谁呢？司马懿就是忽悠专家，翻脸不认人。当他派人去给王凌松绑时，王凌还以为躲过一劫，不料这只是猫捉老鼠的游戏——逗你玩呢。孟达只不过想投降蜀国，曹爽只不过是擅权，而王凌却是谋反，要另立皇帝，另立朝廷！这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之罪。王凌也太天真了，这种罪行能轻易被免掉吗？

一声令下，王凌被押上囚车，由一支六百人的部队负责押往京师洛阳。等待他的命运会是什么呢？直到现在，王凌心里尚有一丝侥幸想法，他向司马懿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请求发给自己棺材用的钉子。这是试探司马懿的底线，若是司马懿无意杀戮，肯定不会给他棺材钉子。但是，钉子送来了。很明显，司马懿杀意已决。

王凌绝望了。当被押至项县时，他掏出密藏在身上的毒药吞下，毒发身亡。

事实证明了王凌的天真。他的死远远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司马懿显然对未能在法场公开处决王凌大为不满，便将其尸体上的衣服剥光，裸暴三天。一同被暴尸的还有已经病故的前兖州刺史令狐愚，他的坟墓被挖开，棺材被劈开，与王凌的尸体一同示众。两人的家族都遭灭顶之灾，被夷灭三族。

至于参与其事的王凌、令狐愚旧部，一旦牵连，全部夷灭三族。令狐愚的亲信杨康是密谋的主要泄密者，王凌事败后，他指证别的参与者，试图脱罪。只是司马懿没那种耐心，把他一并绑赴刑场砍了。楚王曹彪好歹是曹操儿子，没被公开处决，被朝廷勒令自杀。其他曹氏亲王公侯，一律迁往邺城，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

这是曹爽事件后，魏国地又一起大案，被夷灭三族者甚众，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洛阳。

才短短几十年，曹氏皇族的下场已经与东汉刘氏皇族如出一辙，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何时帝国将改旗易帜呢？

只是司马懿等不到那一天了。

王凌死后四个月，即公元251年农历八月，魏帝国太傅司马懿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司马懿是三国时代中后期的风云人物，他经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既是曹氏帝国的掘墓者，又是司马帝国的实际创造者。当然，没有迹象表明司马懿有篡位夺权的打算，在发动政变推翻曹爽时，他已经七十岁，很难想象这种年龄他还有当皇帝的雄心壮志。他或许只是给自己的儿子开路，或许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曹魏皇帝保驾护航。

司马懿是三国时代的著名统帅，若论起军事成就与军事能力，他在诸葛亮之上。与诸葛亮用兵偏正不同，司马懿充分展现了其诡异难测的一面。他的军事指挥风格与政治风格如出一辙，先以种种方法迷惑敌人，而后施予致命一击。司马懿有三大武功：其一，平定孟达之乱；其二，挫败诸葛亮的北伐；其三，平定辽东。晚年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及平定王凌之乱，尽管没有大规模交战，仍可看到他高超的军事才能。

他的才能得到同时代人的一致推崇，曹植这样评价：“魁杰雄特，秉心平直。威严允惮，风行草靡。在朝则匡赞时俗，百僚仪一；临事则戎昭果毅，折冲厌难者，司马骠骑也。”魏明帝曹叡对他的信任几乎是无条件的，不仅在军事上从不掣肘，还在病危之际以国事相托，可谓皇恩浩荡。甚至连他的敌人孙权也不得不承认：“司马懿善用兵，所向无前。”

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深入人心，刘备、诸葛亮被视为正面人物，曹操、司马懿自然成为反面人物。实际上，这把历史人物简单化了，刘备若活得久，未必不是暴君；司马懿若少活几年，忠臣形象岂不跃然纸上？

以评点《三国演义》闻名的毛宗岗虽抱着“尊刘黜曹”的主旨不放，对司马懿却有较为公允的说法：“今人将曹操、司马懿并称。及观司马懿临终之语，而懿之与操则有别矣。操之事，皆懿之子为之，而懿则终其身未敢为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贤者；懿之谋曹爽，是特杀宗室之不贤者。至于弑主后，害皇嗣，僭皇号，受九锡，但见之于操，而未见之于懿。故君子于懿有恕辞焉。”

尽管曹氏最终被司马氏所取代，但这似乎并非司马懿的本意。不过，不可否认，司马懿对曹爽集团斩草除根、逼死曹彪、软禁曹氏亲王贵族……这一系列打击，已掏空了曹魏帝国大厦的根基，帝国轰然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廿一
孙权的最后十五年

恐怖政治：兴风作浪的酷吏吕壹

“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当年曹操对孙权的评价。

孙权是英雄，是三国时代明君之一。然而，英雄未必一生都是英雄，明君善始未必能善终。当一个人握有无限的权力，久而久之，会滑下腐败、堕落的深渊。因为人不是机器，而是情绪的动物，曾经英明的领袖，也可能变成嗜血狂魔，比如明代的朱元璋。人的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有些专制者越到老年，性格越发残忍，其中原因，大概是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导致自己漠视别人的死亡。当发现权力、富贵以及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在死亡到来时变得一文不值时，他更会嚣张地、肆无忌惮地在活着时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当一个人渐渐苍老时，壮年时的自信亦随之消磨，身体的羸弱导致自己容易怀疑别人图谋不轨，随之而来的是疑神疑鬼。即便是英明一世的汉武帝，晚年时也草木皆兵，屡兴大狱，处死自己的妻子儿女毫不手软，俨然已是人间魔王。

公元238年，即司马懿东征公孙渊的那年，孙权五十六岁，虽说不上老，却已经掌权达三十八年之久。或许是公孙渊的下场让他触目心惊——别看公孙渊坐在台上风风光光，一旦风光不再，下场比谁都凄凉，由此孙权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相信权力，而不相信别人。独裁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经常不约而同地做出同一选择：加强特务机构，任用酷吏以威慑群臣。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原本不起眼的人物突然火速蹿起，成为东吴帝国人人畏惧的大神。此人名叫吕壹，官职是中书郎，这本不是级别特别高的官，但孙权交给他一个新差事，叫“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各级官府、州郡有监督权。这官权力有多大，光看名称是看不出来的。起初吕壹还比较老实，不敢太过分，后来他发现，这个机构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皇帝通过它刺探、掌握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这个机构有点类似明代锦衣卫、民国的军统，论级别不一定很高，论实际权力则大得惊人。

很快，吕壹就尝到了甜头。什么叫权力，能操纵别人的生死就叫权力。吕壹精通法典，凡看不顺眼的人，他只要略施小计，引用法律条文发动巧妙的攻击，就可以把无辜的说成有罪的，把活的说成死的。几次打击报复后，吕壹更加胆大妄为，自以为是皇帝的猎犬，自然有咬人的权力。于是乎，大臣们最细小的过失，也会经他的口添油加醋地传到孙权耳中。

朝廷逐渐被恐怖的氛围所笼罩。其实，孙权时代的特务机构与明代的锦衣卫、东厂是不能比的，只是东吴政治清明了四十多年，忽然急转直下，没人能够适应。只有太子孙登还敢进言几句，可是他哪里晓得父皇的内心世界，孙权一句也听不进去。连太子的话都没用，其他人只好闭紧嘴巴，不发表意见，远远望见吕壹，都不敢正面而视。

吕壹更加胆大妄为了。

江夏太守刁嘉与吕壹有隙，吕壹诬告刁嘉“谤讪国政”，就是诽谤、嘲讽国家政策。孙权怒了，刁嘉果然“刁”，拿下，入狱严审！这一审不要紧，吕壹趁机扩大打击面，被株连者甚众。

连坐之人都害怕吕壹，稍一用刑，大家为求自保，纷纷指证刁嘉确实有诽谤朝廷之罪。只有侍中是仪一人声称没听过，吕壹大怒，日夜穷追猛打，逼是仪招供。与此同时，关注此案进展的孙权也连下诏书，语气极为严厉。朝中大臣都为是仪捏一把冷汗，一面佩服他是条汉子，一面又畏惧吕壹，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

是仪果然是铮铮汉子，他上书皇帝说：“如今刀锯已架在微臣颈上，臣哪里还敢为刁嘉隐瞒呢？臣岂不知这样做会遭灭门之灾，我只是将知道的原原本本说出来罢了。”应该说，孙权虽滑向昏庸，还不至于丧失所有的判断力。鉴于是仪的坚持，最后皇帝不追究了，刁嘉也因此保住小命。

这桩冤案尽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看出东吴政治气氛之恐怖。江夏太守是地方大吏，侍中是朝中重臣，国家要臣都轻而易举被吕壹构陷，还有谁能逃过其魔爪呢？很快，吕壹的目标就直指丞相顾雍。他暗地里收罗了顾雍的一些过失，秘密向孙权检举揭发。晚年的孙权对臣属防患心很强，大为震怒，把顾雍唤来斥责一番。

只要吕壹再使把劲儿，就可以把顾雍拉下马。所幸，一个人巧妙地拯救了丞相。此人是黄门侍郎谢宏，某天他与吕壹闲聊，故意不经意地问：“顾公情况怎么样？”吕壹不怀好意地说：“不容乐观。”

谢宏又问说：“顾公要是倒台了，谁能当丞相？”

吕壹没吭声，仿佛在思考。

“太常潘濬大概有机会吧。”谢宏说。

“你说得差不多。”以吕壹对孙权的了解，潘濬出任丞相的机会很大。

“听说潘太常对阁下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没机会说罢了。若是他代替顾公，恐怕明天就要打击您了。”

吕壹听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想想也甚是有理。正因为有谢宏这一番话，顾雍案草草了结，吕壹终究没敢对丞相下手。

为什么吕壹会害怕潘濬呢？

潘濬是东吴帝国重臣，与上大将军陆逊堪称是吴国的两大支柱。前文说过，潘濬在公元231年临危受命，率五万人马讨伐叛乱的武陵五溪蛮，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至公元234年基本平定蛮乱，杀俘数万人，武陵蛮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作为东吴名将，潘濬为人耿直，绝不逆来顺受。他与陆逊都没在首都建业，而是驻军于武昌，两人每每谈及吕壹乱政，无不痛心疾首，说到动情处往往泪流满面。

吕壹不死，东吴必乱。

一个计划在潘濬脑海里形成：进京面圣，扳倒吕壹。他上书请求入朝，目的是要当着孙权的面揭发吕壹的罪恶。经孙权同意，潘濬回到首都建业，然而，令他备感失望的是，连太子孙登的进言孙权都置之不理，儿子的话都听不进去，孙权还会听他一个大臣的话吗？

既然扯嘴皮子没用，那就真刀真枪地干吧！

潘濬决定刺杀吕壹！

他摆下酒宴，大宴宾客，朝中文武大臣皆在邀请之列。以潘濬战争英雄、候补丞相的身份，谁敢不来！他的计划，是在酒宴过程中，亲自刺杀吕壹，结果这个大特务的狗命。吕壹现在是孙权身边的大红人，刺杀他的后果可想而知。然而，为了国家的未来，潘濬已经没时间去理会后果，哪怕赔上身家性命，他也要为国除贼，为民除害。

决心如此大，刺杀成功没有呢？

没有。

因为吕壹根本没去参加宴会。潘濬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满朝的人都知道他对吕壹恨之入骨，吕壹眼线那么多，怎会不知？别看吕壹狐假虎威，其实很怕死，若一脚踏进潘濬家，恐怕是直着进去，横着出来。

吕壹也不是等闲之辈，不要忘了他是干什么的：监督全国官员。不仅是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也在他的监视之中。这三人乃是东吴地位、名望最高的人，尚且难以提防吕壹的暗箭，何况他人？各种小报告不断传到孙权那里，原本亲密的君臣关系已被怀疑与不信任所取代。

对吕壹的倒行逆施最为抵制的是军方。眼看顾雍、陆逊、潘濬三人处境日益恶化，西陵督步骘（zhì）上书皇帝孙权，认为三位大臣“志在竭诚，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他进一步指出，不应该由其他官员监视、考核他们，试想，能力低的人如何考核能力高的，品格低的人如何评判品格高的？

孙权仍没有理会步骘，这种态度助长了吕壹的嚣张气焰。作为一个政坛上的后起之秀，吕壹没有为国家建立过什么功勋，唯有依靠网罗罪状、屡兴大狱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左将军朱据不幸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朱据案十分可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吕壹这名酷吏罗织罪状的手段。事情是由一笔钱款引发的：朱据的部曲有一笔三万钱的中央财政拨款，但是这笔款突然不翼而飞。吕壹怀疑朱据私吞这笔公款，但怀疑归怀疑，他没有确切证据，不好直接找朱据对质，便逮捕其手下的财务主管，严刑逼供。严刑的结果，没有逼出口供，倒把人给拷打致死。死几个人算什么，冷血动物吕壹没放在心上，把死者尸体扔出监狱。

与吕壹相比，朱据比较有人情味，看到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冤死，心里十分难过，便买了棺材，为他入殓下葬。没想到这竟然成为朱据的罪证，吕壹当即奏报皇帝孙权：朱据为主管厚葬，肯定是因为主管为他隐瞒了贪污三万钱的事实。没有好处，你能做这好事吗？这套说辞就像当下“扶老人”被反诬时，讹人的一方总说：“你要没撞，会这么好心去扶吗？”这种逻辑看上去很可笑，可悲哀的是它有一定的市场。至少孙权看了后是认同的：对呀，你朱据厚葬嫌疑犯，莫非你才是背后主犯？查，给我狠狠地查！左将军朱据现在才明白，自己能统率千军万马，可是一个小人就可以把自己打翻在地。怎么办？他百口莫辩，那三万钱怎么不翼而飞，他的确不知情，没找到那笔款，就没法洗去嫌疑。唉，他长叹一声，看来是免不了坐牢了。他索性搬出家门，铺了个草堆，画地为牢，听候定罪。

也算朱据运气不错，正当吕壹打算穷追猛打时，公款失踪案有了重大线索。典军吏刘助指证，这笔三万钱的公款乃是被工匠王遂以诈骗手段冒领，与朱据及左右亲信毫无关系。刘助的证据来得太及时了，不仅救了朱据一命，还揭露吕壹滥用刑法、草菅人命、构陷大臣的违法犯罪行为。

吕壹得罪的人太多了，一时间，朝臣们群情激昂，纷纷弹劾这个大特务。孙权重用吕壹，是想通过特务机构达到控制群臣的目的，说白了，吕壹就是条走狗罢了。在中国历史上，酷吏的下场一般都不好，得势时呼风唤雨，失势时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皇帝先放出走狗咬咬人，让人畏惧，然后又宰几条狗以彰显恩德，这就叫恩威并施。

按理说，朱据这个案件所涉及的款项数额并不大，无须如此兴师动众。吕壹之所以想整垮朱据，不仅因为他是左将军，更在于他另一个身份：孙权的女婿。要是孙权女婿都成为自己的囚徒，谁还敢与自己作对呢？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吕壹的好运走到尽头了。

当孙权得知所谓“朱据贪污案”是吕壹一手炮制的冤案，他真的来气了：“连朱据都被冤枉，何况其他官吏与百姓？”驸马你都敢诬陷，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孙权当即下令，逮捕吕壹，严查其罪行。

吕壹案的主审人，正是曾被他陷害过的丞相顾雍。一个人得意的时候，千万别忘形。曾经吕壹权倾东吴，顾雍差点被他掀翻在地。彼一时，此一时，如今的吕壹被扯去官袍，成了阶下之囚。不过，顾雍还是有修养的，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始终和颜悦色。共同审理案件的尚书郎怀叙可没那么好脾气，当面辱骂，把吕壹骂了个狗血喷头。顾雍责备怀叙说：“国有国法，你又何必如此呢？”审案完毕后，他向吕壹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吕壹自知得罪的人太多，大家都恨不得剥他的皮，食他的肉，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等待吕壹的，只有死刑。怎么个死法，还是引发了争议。砍头未免太便宜他了，得让他受点苦才能解众人心头之恨。于是有些人提出焚如之刑，有些人则提出车裂之刑。焚如之刑就是火刑，慢慢烧，烧上几个时辰，让受刑者死得痛苦点；车裂之刑就是五马分尸，其实五马分的是大活人而不是尸体，有时也使用牛，把人的四肢与脑袋用绳索绑上套在马车或牛车上，从五个方向撕扯，将人活活撕裂为六大块，这是古代最为残忍的一种酷刑。因为太残忍，故而使用得很少，只针对罪大恶极之人，特别是弑君者。

孙权询问中书令阚（kàn）泽的意见，阚泽说了一句话：“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中国有一句话叫“乱世用重典”，如今孙权统御江东已近四十年，东南纷乱局面早已不在，不宜采用酷刑，这也延续了自孙策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大特务吕壹如一阵风，旋起旋灭，所有人都拍手称快。

站在后世的角度回顾吕壹擅权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吴国的历史已然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孙权已经从一代明君滑向暴虐的深渊，清明的政治已笼罩恐怖的阴影。这正是帝王权力无限制膨胀的结果，“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孙权之贤，也不能幸免。

敢于触犯孙权的人，只有老家伙张昭。张昭病逝于公元236年，仅仅两年后，便出现吕壹乱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昭对于东吴帝国的政治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孙权并不喜欢张昭，但母亲临终前留有遗言让张昭全力辅佐，有老太太这张保护符，张昭便有了叫板孙权的底气。有张昭在，孙权总有所顾忌，不得为所欲为，这一点点限制是弥足珍贵的。连这点限制也没有，一代大帝孙权离暴君的日子也不远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复杂善变的，人的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在巨大权力面前仍保有一颗仁爱之心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且其中有些人只是因为死得早而已。“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倘若王莽死得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楷模。历史就是这么会开玩笑，从道德楷模到骗子，从民族英雄到民族罪人，其中的鸿沟并不如想象中巨大。后世同情刘备与诸葛亮，因为他们有仁爱之心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徒使英雄泪沾襟耳。然而，若使两人可以得志，刘备可以不屠戮功臣吗？诸葛亮可以避免成为曹操那样的篡权者吗？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因果。

军界新星诸葛恪崛起

吴国已经渐渐失去往日“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气势。

遥想当年，孙策、孙权、周瑜、鲁肃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渴望与追求，并把他们的理想注入新兴国家的理念之中。如今，这些人都已不在人世，张昭也已经去世，孙权、陆逊、潘濬、吕岱等人也都老了。

帝国的进取精神正被一种保守主义取代，已经没有人再谈论一统中国的豪言壮语，甚至对恐怖政治的出现也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只有陆逊、潘濬还能尽自己的能力挽救时局，至于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军界巨头，多数对政治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

吕壹伏诛后，孙权略有省悟，他下诏书给诸将军，表明自己与众人“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名义上是君臣关系，实际上亲如骨肉，有福同享，有难同担。他承认自己犯了过错，并说：“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我不是圣贤，做错事难免，贵在知错能改。

这道诏书，对诸将来说就像是安慰剂，大家的怖惧心态渐渐缓解。应该说，孙权是有自知之明的，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他信得过这些几十年来忠心耿耿辅佐自己的将军；然而，当一个人走火入魔时，理性的作用要大打折扣——若干年后，孙权的暴虐将再度爆发，不可控制。

国家的由盛而衰不是一步到位的，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廖式的叛乱就是一个例子。

公元239年，即吕壹被处决的次年，吴国爆发廖式之乱。

廖式是吴国将军蒋秘帐下的一名都督，他叛乱的原因，史书没有详述。三国时代，将领发动兵变，一般都会选择投降敌国，这是最安全的方法。不过，廖式起兵袭杀临贺太守严纲后，却选择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与弟弟廖潜联手，攻掠零陵、桂阳，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势力波及交州的苍梧、郁林诸郡，一时间，南方为之震动。

这就是顾雍所说的“盛世”吗？若说是盛世，那也可称为盛世危机。廖式在吴军中地位一般，只能算一名中级军官，却能在短短时间内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对抗朝廷，足以说明推行恐怖政治之后的吴国朝廷，已经不再为人民所拥戴了。

叛乱爆发于荆州地界，陆逊、潘濬在这里驻守多年。不巧的是，叛乱爆发前两个月，潘濬去世，孙权遂任命八十岁的吕岱接替他的位置。吕岱在前文中有过介绍，他曾担任交州刺史，扑灭了交州的叛乱，为东吴立下卓著功勋。如今战乱又起，他八十岁的身子骨，能经得起战争的折腾吗？

吕岱老当益壮，有着宁移白首之心。吕岱八十高龄，居然主动请缨讨伐叛军。由于军情紧急，他也不等皇帝批准，奏章发出后便即刻上路。孙权同意了，拜吕岱为交州牧，并派遣将军唐咨协助破敌。这么老还亲自带兵打仗，这在历史上真是不多见，吕岱对付叛军经验丰富，经过一年多的争夺，廖式山穷水尽，最终在战斗中被击杀，叛乱悉平。

廖式叛乱的同年，魏明帝曹叡去世，新皇帝曹芳不过是一个傀儡，大权落到曹爽手中。对孙权来说，这是一个打击魏国的大好时机。

公元241年，东吴北伐准备完毕。孙权在兵略上水平是比较差的，因此也比较慎战，不愿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与诸葛亮北伐相比，东吴的几次北伐规模都不大，不敢全力以赴。这是比较保守的战略，先保全自己，有机会就打一下。

有人对孙权的这种战略不满意，零陵太守殷札上书说：“如今上天要抛弃曹氏了，丧事不断，值此龙争虎斗之际，上台的却是一个小孩子。”这些年，魏国皇帝曹叡和大将曹真、曹休都死了，曹芳与曹爽着实不足挂齿，这是北伐魏国的最好机会。殷札提议，由皇帝孙权亲征，动员全国兵力，兵分三路出击：第一路由诸葛瑾、朱然指挥，直取襄阳；第二路由陆逊、朱桓指挥，北征寿春；第三路由皇帝亲自出马，入淮阳，扫荡青州、徐州。除此之外，照会盟友蜀国兵出陇右，威胁长安。殷札对自己的战略沾沾自喜，自认为必可“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在他看来，这是北定中原的最后一战。他还警告孙权，不能犯以前的错误，如果不倾巢而出，小打小闹不足以干大事，反而会劳民伤财，不是上等谋略。

与孙策、曹操、刘备不同，孙权的战略思想“稳”字当头，缺乏进取精神，守住长江防线是底线，至于向北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看运气吧。

这是一次有限的进攻。

吴军兵分四路：卫将军全琮进攻淮南；威北将军诸葛恪进攻六安；征北将军朱然进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进攻柤中。

这四路进攻，以全琮攻淮南、朱然攻樊城最有威胁。

全琮采取水攻战术，在芍陂决堤放水，魏国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出兵相救，截击吴师，全琮不敌，只得后撤。

樊城是魏国荆州地界的战略要地，当年关羽北伐，樊城就是主战场。朱然是吴军中的悍将，当年曹丕大举征吴，以优势兵力包围江陵，朱然临危不惧，力挫敌师。魏荆州刺史胡质知道朱然厉害，马上派出轻装部队火速救援。有人说：“敌人来势汹汹，不可操之过急。”胡质答道：“樊城城墙低矮，兵力不足，必须马上救援，否则就危险了。”作为军事重镇，樊城守备如此脆弱，可见曹爽上台后荒于兵事。

胡质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救援及时，樊城暂保无虞。不过，危险并没过去。围城一个月后，形势愈发严峻。太傅司马懿决定亲自出马，以解樊城之围。他率领精锐部队南下，急驰前线。司马懿不仅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还带来一支生力军。朱然得知消息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连夜下达撤退令。不过，朱然还是稍迟一步，司马懿大举追击，一直追到三洲口，朱然被迫丢弃大批辎重，一部分跑得慢的士兵沦为司马懿的俘虏。

另外两路进攻，因大将军诸葛瑾的突然去世而中止。

其实，吴师远征徒劳无功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们可以把孙权的战略称为“劫掠式的进攻”，抢一把、破坏一下了事，并没打算开疆略地。吴国投入战斗的兵力本就有限，还兵分四路，兵力一分散，哪里有多强的力量呢？因此，只要魏国朝廷出兵，吴师必定要溃败。

这样的结局，有一人是不服气的。

他就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

我们必须说，诸葛一家确实很有本事。诸葛亮在蜀汉当丞相，诸葛瑾在东吴也位极人臣，当到大将军。伐魏一役，诸葛瑾与诸葛恪各领一军，分别进攻柤中与六安，父子两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将领，这确实很少见。只是天有不测风云，诸葛瑾竟与弟弟诸葛亮一样，病殁军中，诸葛恪也只得退师，为父奔丧。

在东吴诸名将渐渐老去时，诸葛恪无疑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继承诸葛家优良的基因，才略勇气不亚于父亲与叔父，时人赞他“英才卓越，超逾伦匹”，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少有才名，辩论应机，时人莫以为对。

早在七年前（公元234年），时任左辅都尉的诸葛恪上书孙权，请求批准他招抚丹阳郡山区拒绝服从政府的越人。自东吴立国，与山越的战争频繁，经过几十年扫荡，平原地区的山越人基本被征服，剩下的山越人躲进崇山峻岭之中，其中丹阳一带特别多。丹阳多山，地形险峻，交通四通八达，山区多铜铁矿，越人自制武器，民风强悍，习性蛮勇。他们时不时出山打劫，遇到朝廷出兵进剿，又躲进山里，恃险而守，政府军根本没办法。自从汉代以来，几百年的时间，政府都无法制服潜伏山林之中的山越人。

诸葛恪不信邪，他强调，只要给他三年时间，定可肃清山越人，使他们接受朝廷统治，并且可以从中招募一支四万人的武装。此言一出，大家不禁笑了：几百年都搞不定的事，凭什么你诸葛恪搞得定？甚至连他的父亲诸葛瑾都直摇头。

不过，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华与责任心，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丹阳太守。从“抚越将军”这个头衔可以看出，“抚”是主要手段，问题是要怎么抚呢？这需要三管齐下：军事封锁、经济封锁、政治宣传。

第一步，为了防止丹阳山越人流窜到邻边郡县，诸葛恪照会相邻四郡在边界严加警戒，把已归顺的山越人集中起来，统一安排居住点，以免混淆；第二步，派遣军队守住险关要隘，修防御工事，严令不得出战，实施军事封锁；第三步，粮食成熟时，士兵及时收割，不留给山越人抢掠的机会。

以往山越人生存靠的是抢，他们自己不种植粮食，没粮时出山打劫一番。在诸葛恪的封锁下，这些不归顺的越人很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旧粮食吃光了，新粮食抢不到，饥荒很快蔓延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任你如何骁勇凶悍，几天不吃饭也成病夫一枚。迫于无奈，有些山越人走出大山，向诸葛恪投降。

诸葛恪与叔父诸葛亮一样，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他展开政治宣传，发布命令：只要山越人诚心归顺，应该善加抚慰，不可胡乱拘押逮捕。当然，对于这个政策，有不少官员当作官样文章对待，没有很好地领会理解。譬如，臼阳县令胡伉在招抚山越人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叫周遗的人，此人在官府的“恶人榜”名单上，胡伉认为他是迫于饥饿才投降的，便下令将其逮捕，送到诸葛恪处邀功请赏。不料诸葛恪大怒，胡伉的所作所为，等于公然违抗“不得嫌疑、有所拘执”的命令，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令郡政府失信于越人。他下令释放周遗，并将胡伉斩首示众。

胡伉的脑袋令山越人确信了诸葛恪的诚意，当时山越人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诸葛恪封锁山区乃是要搞大屠杀，如今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深山老林，接受东吴政权的统治。

到了公元237年，丹阳地界的山越人基本被降伏，其中可用于战斗的人数约四万人，与诸葛恪的预测一致。诸葛恪精挑一万人作为自己的部队，其余人分给了其他将领。这支以山越人为基础组建的部队，成为精锐之师，在后来诸葛恪南征北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诸葛恪在抚平丹阳山越人上的卓越贡献，孙权授他为“威北将军”，同时进封都乡侯。在陆逊、潘濬、吕岱、诸葛瑾等人老去时，诸葛恪作为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崛起于吴国军界。

由于父亲诸葛瑾突然去世，诸葛恪出击六安的计划被迫取消。他渴望在战场上与魏师一决雌雄，但希望落空了。

两年后，即公元243年，诸葛恪拔剑出鞘，发兵偷袭六安，抓了不少壮丁回来。他还派出大量间谍入魏国国境，收集军事情报，摸清山川道路交通形势，为攻打寿春做准备。魏国政府察觉南线战争阴云密布，太傅司马懿亲自抵达舒县，打算先下手为强，解决诸葛恪。孙权得悉司马懿南下的消息，知道此人厉害，担心诸葛恪经验不足，中了老贼的奸计，遂下诏命令诸葛恪后撤，退守柴桑。司马懿求战不得，十天后引兵而去。

就在司马懿率兵南下时，蜀国大司马蒋琬却做出一个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举动：他把驻屯汉中的部队大举调回成都附近。这明显释放出一个信号，蜀汉已经放弃诸葛亮制定的北伐方针。吴国潜伏在蜀汉的谍报人员发回消息，判断蜀国将与吴国断绝外交，转而交好魏国。还有一则情报似乎也支持了这个判断：蜀国正在大力制造战舰，足以对下游的吴国构成实质威胁。

镇守西线的西陵督步骘、车骑将军朱然对蜀国军事部署的调整忧心忡忡，联名上书孙权，认为蜀国背盟的可能性很大，必须高度戒备，以防不测。

吴国得到的情报准不准确呢？

十分准确。

不过，根据这些情报得出的判断是错的。

蒋琬检讨诸葛亮历次北伐的经验教训，认为经汉中攻魏，物资转运困难，难以持久作战，故而将大军收缩至成都附近，以节约军费开支。至于制造战舰，不是为了攻吴国，而是想经汉水东下，袭取魏之上庸。凑巧的是，蜀军的军事调动与司马懿南下的时间点相吻合，以致令人怀疑蜀、魏之间有勾结。

在对大局的判断上，孙权显然比手下大将更有见识。三国之所以成鼎立之势，一个基本前提是吴、蜀结盟，共同对付魏国。战国时代的经验证明，弱弱联合以抵抗强国才有生存的机会；倘若弱国被强国拉拢攻打另一个弱国，最终只能让强国吞并。蜀、吴两国唇齿相依，以蒋琬、费祎之智慧，绝不可能破坏蜀吴盟友关系。

孙权对诸将说：“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他用身家性命来担保蜀国绝不可能与魏国有所谓的阴谋。从这一点看，孙权确实有远见卓识。

果不其然，不久后，魏国利用蜀军南撤的机会，发兵十万攻打汉中，蜀魏勾结以谋吴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夺嫡大戏：主角并非皇子，而是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公元241年（吴赤乌四年），东吴太子孙登病死。这不仅是孙权的不幸，也是东吴的不幸。孙登以贤能著称，《三国志》称他“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宋代学者叶适评价他“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他若不死，很可能成为一代明君。在吕壹横行霸道之时，别人都不敢吭声，只有他冒着失宠的风险，多次进谏。孙登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临终前他给父亲写了一道奏章，举荐贤才，希望孙权能给予重用。据说孙权读此奏章，内心更加悲伤，不禁老泪纵横。

次年，孙权立孙和为太子，孙霸为鲁王。孙和与孙霸均是王夫人所生，两人是亲兄弟。按理说，太子的地位比鲁王要高，不过由于孙权十分喜欢孙霸，所以孙霸与哥哥享受相同的待遇，地位不相上下。这种情况引起了鲁王老师是仪的注意，自古以来，兄弟间为权力反目成仇的例子太多了，远的不说，近的就有袁谭与袁熙、刘琦与刘琮、曹丕与曹植等，怎能不警惕呢？他上书孙权，请求把鲁王孙霸调离京师，镇守边疆，并强调太子与亲王之间应有等级差别，不能乱了秩序。

历史经验之所以经常不起作用，是因为人们总顽固地认为自己的情况不同，当父亲的谁会相信儿子们会为权力而自相残杀呢？对是仪的建议，孙权置之不理。

亲兄弟之所以会成仇人，是因为他们的背后牵扯到许多人的利益。每一个皇子的身后，都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群体，也可以说是一群赌徒，赌什么呢？赌皇位！支持的皇子要是当上皇帝，自己便时来运转，鸡犬升天。

孙权的暧昧态度表明了一件事：日后皇帝宝座归谁，尚未有定论。愿意把赌注押在鲁王孙霸身上的大有人在，卫将军全琮就是其中之一。全琮认为，虽然孙和被册立为太子，但孙权却更喜欢孙霸，只要纠集一批大臣向皇帝吹嘘孙霸的美德，定可挤掉孙和。于是他让儿子全寄全力辅佐孙霸，同时写信给远在武昌的陆逊，希望他能支持孙霸夺嫡。

全琮与陆逊都是东吴手握兵权的将领，顾雍死后，陆逊身兼丞相一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倘若有陆逊的支持，孙霸取代孙和的可能性无疑会大大增加。然而，一向谨慎小心的陆逊怎么可能卷入夺嫡的阴谋呢？他写信给全琮，指出：“两位殿下势均力敌，必定要分出个高低胜负，自古以来，最忌讳在这个时候卷进去。”

然而，全琮、全寄父子已然跳入这场权力的旋涡之中。孙霸与哥哥孙和反目成仇，很大程度上是被手下的人挑拨起来的，全寄更是卖力地、无所不用其极地中伤、诬蔑太子。在这种强大负能量场的作用下，孙霸戾气四溢——被宠坏的人身上总有不可一世的傲慢，当他视亲哥哥为仇敌时，仇恨便再无化解的余地。

这把火一旦燃起，会烧死多少人哟！在战争中充满远见的陆逊在政治上也是洞若观火，他再度写信给全琮，警告说：你再这样包庇自己的儿子，会带来灭门之灾。陆逊的一片苦心，全琮全然不解，甚至对他指手画脚深感不快。

权力是魔鬼，足以唤起人内心中的魔性。

太子与鲁王只是两张在桌面上博弈的牌，打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黑压压的一群人。有些人主动投入，豪赌天下，奋不顾身；有些人被动参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朝廷到地方，太子党与鲁王党两派势同水火，在各自的战线上争战不休。孙和有太子这块金字招牌，看上去似乎握有先手，然而细细观察，孙霸仿佛后来居上，更有潜力。

孙权意识到帝国正陷入一场混乱之中，他赶紧收紧权力，剥夺了太子与鲁王的卫队，以专心学习为由，禁止二人与宾客往来。表面上看，孙权对两个皇子各打五十大板，然而，受伤更重的其实是太子，因为太子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特权，完全降至亲王的级别。

鲁王党显然看到了机会。

有意思的是，名字或多或少体现人的某些性格。太子孙和性情是比较温和，而鲁王孙霸则霸气凌人。尽管两人被禁止与外界往来，孙霸的支持者们仍然在幕后频频活动，以期挤垮太子。鲁王党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杨竺、全寄、吴安、孙奇，其中全寄是卫将军全琮之子，吴安是孙权舅舅吴景的孙子。这四人不断地造谣生事，诬蔑太子。言语是有力量的，久而久之，孙权对太子孙和越发冷淡。

忧国忧民的陆逊连续上了三四道奏章，力劝孙权说：“太子是正统，应当有稳如磐石的地位；鲁王是藩臣，在恩宠上理应有所差别。尊卑有别，上下才能平安。”然而，这些上书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这么多年来，陆逊一直带兵在外，尽管兼任丞相，实则只是挂名而已，并没有主持政府日常工作。以前孙权对陆逊极为信任，然而人一旦离得远，感情自然生疏，他甚至默许吕壹调查陆逊，可见孙权对上大将军已有很强的戒心。

上书不成，陆逊没有放弃，打算亲自进京面圣，对孙权晓以利害。在安排继承人这件事上，孙权不如曹操。孙和、孙霸之争，仿佛是曹丕、曹植之争的翻版，当贾诩等人向曹操点明袁绍、刘表儿子们争斗的故事后，曹操幡然省悟，选择立长不立幼，终令政权平稳过渡。然而，孙权的气量却比不上曹操，他非但拒绝陆逊的建议，甚至认为他手伸得太长，干涉宫中之事。

孙权的态度，无疑令鲁王党大为振奋，他们加快了对太子党人的迫害。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诬陷支持太子的顾谭、顾承、张休等人，孙权不分是非黑白，把三人流放交州。顾谭、顾承两人是陆逊的外甥，其中顾谭官居太常，他曾上书孙权，提出“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此书令孙霸怀恨在心，报复也如期而至。而张休是张昭的儿子，他的侄女是太子张和的夫人。有一回，孙权生病，命令太子去孙策庙祈祷，太子孙和顺路去拜访了住在附近的张休，遭到举报。孙权怀疑孙和与张休背地里有阴谋，勃然大怒。张休遭流放后，孙权还不肯放过，又追加诏令，逼迫张休自杀。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夺嫡之战中，太子孙和已落入下风。

太子党决意反击。

太子太傅吾粲亲自出马，他三番五次向皇帝提出请求，把鲁王孙霸调离京师，出镇夏口。为了寻求支持，吾粲又多次派人与陆逊联络，希望凭借陆逊巨大的威望，力挽狂澜。可是吾粲哪里知道，此时的陆逊早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晚年的孙权猜疑心比较重，帝王的思维方式与臣僚们有很大不同，皇帝从来不喜欢底下哪一方势力过重，太子党的策略显然过于笨拙。其实陆逊不能算是太子党，他只是公忠体国，从维护帝国稳定的角度出发，按传统办事，明确太子作为储君的地位。陆逊、顾谭、吾粲等人都力主把鲁王调离京城，这岂不令孙权更加狐疑？要知道陆逊长期在外，手握兵权，倘若与朝臣们里应外合，以拥立太子为名，发动政变，那么他孙权的一世英名不就毁于一旦吗？

陆逊考虑的是国家。

孙权考虑的是权力。

吾粲与陆逊频频接触，更是犯下大忌，太子太傅与坐镇一方的上大将军关系如此紧密，不是想谋反又会是什么呢？对于陆逊，孙权不敢直接拿下，狗急都会跳墙，不能把他逼到死角。不过，只要干掉吾粲，陆逊就算想谋反，也失去内应了。此时孙霸跳出来控告吾粲图谋不轨，孙权重拳出击，下诏捉拿吾粲，下狱处决。

吾粲一死，陆逊的处境更加不妙。

这位吴国最伟大的将军，完败刘备的英雄人物，在政治的战场上却一败涂地。吾粲遭到清算后，下一个倒霉的便是陆逊。孙霸的跟屁虫杨竺罗列了陆逊的二十条罪状，上呈孙权。孙权连续派出几批中使，前往责问陆逊。中使就是宫中派出的使者，多为宦官，宦官是皇帝的奴才，身份低贱，而陆逊身为堂堂的帝国英雄，被一群宦官昼夜不停地质询、审问，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面对莫须有的指责，面对皇帝的不信任，面对宦官的趾高气扬，陆逊愤恚难当，竟一病而死。

帝国英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令人唏嘘！

陆逊死了，事还没完。他的儿子陆抗把父亲遗体送回吴郡安葬，孙权召他入京，又以杨竺罗列的二十条罪状质问。陆抗逐条辩驳，力证父亲的清白，孙权听后，怒气稍减。想当年夷陵之战，孙权提拔陆逊为大都督，委以重任，推心置腹。但彼一时，此一时，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没有坐过皇帝宝座的人，是无法体会到无限权力使人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的。

顾谭流放，张休自杀、吾粲获诛、陆逊忧死。太子孙和势力一落千丈，没有人怀疑太子被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鲁王机关算尽，还是棋差一着。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谁也没想到，最后成为东吴帝国接班人的，不是孙和，不是孙霸，而是默默无闻的孙亮。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孙权对太子与鲁王之间的斗争终于感到厌倦。支持太子的一方，一心想把孙霸赶出京城；而鲁王孙霸则结党营私，屡屡陷害哥哥。对于这些，孙权是有所察觉的。老子还没死，你们就斗个没完没了，眼中还有没有君，有没有父？

有一回，孙权对侍中孙峻亮了底牌：“唉，子弟不和睦，臣下就会分党分派，当年袁氏兄弟就因此败亡，为天下人所笑话。若是立他们中的一个，国家岂不乱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他已有了废掉太子孙和之意。不过，再怎么说也是自己儿子，他心里十分纠结，几年下来，也未能拿定主意。

这时，一个人对孙权下定最后的决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人正是他的女儿鲁班公主。

鲁班公主的另一个身份是卫将军全琮的夫人。在夺嫡之争中，全琮与儿子全寄都把赌注押在鲁王孙霸身上。然而，鲁班公主对孙和、孙霸两人都没有好感，原因很简单，他们二人的母亲王夫人是鲁班公主的眼中钉、肉中刺。

鲁班公主的生母是步夫人，深得孙权宠爱。但步夫人去世得早，于是王夫人成了孙权的新欢，鲁班公主对王夫人横竖看不顺眼，两人关系非常差。鲁班公主一直想找机会整整王夫人，便在她身边安插了许多眼线。有一回，孙权生病，那天王夫人不知有什么喜事，非但没有悲恸的样子，反倒有喜色。这下可被鲁班公主抓住把柄了，她马上汇报给老爹：“王夫人看到父皇卧床，满脸欢喜。”请大家注意，王夫人面有喜色这是事实，鲁班公主的阴险在于把面有喜色与皇帝生病联系在一起，这不是说王夫人诅咒皇帝早死吗？

孙权听罢大发雷霆，王夫人吓得面如土色，这一吓，居然给吓死了。王夫人之死，对孙和、孙霸都不是好消息，皇子那么多，他们凭什么地位比别人高呢，凭的就是母亲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母亲都被吓死了，两个皇子的地位当然也打折了。

从血缘上说，鲁班公主是孙和、孙霸同父异母的姐姐，但她把人家的老妈给整死了，难保两个弟弟以后不会报复。只有一个办法：阻止孙和、孙霸成为接班人。那么，要找谁来当太子呢？很简单，只要看孙权最宠幸哪个女人就行。

此时孙权已经六十多岁了，男人再老，也喜欢年轻貌美的女人。什么步夫人、王夫人，都是过眼云烟了，如今他的最爱是潘夫人。潘夫人生了孙亮，老年人多半疼爱幼子，孙权也不例外。据史载，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早夭；三子孙和、四子孙霸正为权力斗个不停；五子孙奋、六子孙休生母出身差，属于被忽视的皇子；幼子孙亮最受老年孙权的疼爱。

公元250年（吴赤乌十三年），这一年孙权六十八岁，孙亮七岁。六十八岁已接近古稀之年，在历代皇帝中，孙权算长寿了，要知道东汉两百年间绝大多数皇帝活不到四十岁。对鲁班公主来说，时间已不多了，万一哪天父亲突然驾崩，王夫人的儿子，无论是孙和还是孙霸，势必会成为新的皇帝。孙鲁班凭着自己公主的特殊身份，频频在父亲面前大赞孙亮聪明伶俐，实是未来的明君。她甚至把全琮侄子全尚的女儿嫁给孙亮，大家想想，才六七岁的小孩，谈婚论嫁岂非太早吗？这么做除了表示看好孙亮外，也是未雨绸缪，与未来皇帝拉近关系。

在女儿的游说下，孙权终于下定决心，改立孙亮为太子。

这年秋天，一道诏令震动朝野。太子孙和被废，并遭幽禁。

在封建时代，太子作为储君，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安危，岂能随便废立呢？平心而论，在夺嫡之争中，太子孙和似乎并没有像弟弟孙霸那样极尽阴险之能事。支持太子的一方，比如陆逊，也只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而非站在党争的立场。就太子本人来说，史书并没有记录他有什么恶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他“有好善之姿，规自砥砺”，前任太子孙登评价这个弟弟“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在充满阴谋的政治斗争中，孙和先是被弟弟孙霸及其党羽轮番攻击，后又被姐姐鲁班公主陷害。人言可畏，何况是来自自己兄弟姐妹的诋毁，杀伤力更大。

骠骑将军、孙权女婿朱据上书为孙和辩护：“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孙权想废掉孙和的想法由来已久，决心既下，十匹马也拉不回来，他对朱据的劝谏无动于衷。

除了朱据之外，尚书仆射屈晃、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等人纷纷上书，为太子申冤。

孙权统治江东已超过半个世纪，应该说，他并非残暴的君主，尽管曾任用吕壹推行恐怖特务政治，但还没到滥杀无辜的地步。然而，晚年朝堂的夺嫡之争，令这位独裁者大开杀戒，由明主沦为杀人魔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在挑战帝王的权威，是逼宫，是造反！

陈正、陈象两人遭到族诛的悲惨下场，不光自己赔上性命，全家人都陪着死。屈晃、朱据被五花大绑，像狗一样被牵上大殿，两人仍一身傲骨，嘴里唠叨不停。孙权大怒，各杖一百，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屈晃被罢官，朱据贬为新都郡丞。不过，朱据仍未能幸免于难，孙权觉得他是危险人物，派中书令孙弘持诏书追上，勒令其自杀。除此之外，由于进谏而被流放或被杀的官员还有十几人。

历史再次见证了权力是如何超越亲情的。太子孙和被贬为平民；鲁王孙霸被赐死。孙权何以对自己的儿子下手如此重呢？显然，不把孙霸赐死，万一这个坏小子对孙亮下毒手怎么办？至于孙霸的四大金刚——杨竺、全寄、吴安、孙奇——被一网打尽，全部诛杀。

有人会问，全寄不是全琮的儿子吗，鲁班公主就不顾及他的性命吗？全寄并非鲁班公主所生，她也懒得理会其死活。至于全琮，几年前就死了，没被追究。

原太子孙和、鲁王孙霸的势力被清除殆尽，孙亮被立为太子。孙权挥舞屠刀，为小儿子杀出一条通往皇帝之路。

不是所有皇后都能成为吕雉

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表面上看，吴国的权力斗争已告一段落。

然而，情况显然并不那么乐观。

仅仅过了一年（公元251年），废太子孙和似乎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年，孙权不时地想起陆逊。即便是皇帝，也是越老越孤独，老年人常思既往，特别是想念生命中重要的人。孙权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稳住江山五十年，靠的是三个人：周瑜、吕蒙、陆逊。他对周瑜、吕蒙都善始善终，独对陆逊善始不善终。究竟是陆逊辜负了自己，还是自己辜负了陆逊？他曾一度怀疑陆逊勾结太子，要夺他的江山，然而随着鲁王集团的覆没，真相水落石出，陆逊拳拳爱国之心，忠贞可鉴。

正好陆逊的儿子陆抗到京师养病，病愈将返时，孙权召他前来，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道：“之前我误听谗言，对你父亲的情义未能始终如一，真是对不住你。我责问你父亲的那些诏书，你把它们统统烧掉吧，不要让人看到了。”皇帝能这样真诚认错，也算难能可贵。孙权在人生前五十五年，堪称一代明主之典范；在最后十五年，暴露出老迈昏庸的缺点——我们常说“老迈昏庸”或“老糊涂”，为什么老迈会与昏庸、糊涂相联系呢？一方面身体差了，智力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死亡临近，人的许多观念会发生变化。孙权已从明君滑向暴君，只是施暴后还略有悔意，这点稍稍令人欣慰。

既然陆逊恢复了名誉，那废太子孙和呢？

这时孙和被贬为平民，放逐到故鄣，孙权盘计把他召回京师。若是孙和回来，原先太子的拥护者岂非要卷土重来？鲁班公主坚决不答应孙和归来，她联合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极力阻挠。正好这时孙权突然中风，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只得作罢。

眼看病情一天天恶化，孙权内心焦急。继承人孙亮只是个小孩子，如何领导这么大的国家？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托孤大臣，就像当年的周瑜、张昭一样。陆逊、潘濬、全琮、朱然等人都已去世，吕岱垂垂老矣，还有谁可堪大任呢？

侍中孙峻推荐了一个人：诸葛恪。

诸葛恪是吴国军队中的后起之秀，既出身名门望族，又有抚平丹阳山越的赫赫之功，实属佼佼者。陆逊去世后，他被提拔为大将军，接替陆逊负责荆州军政。孙峻对诸葛恪的评价是：“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意思是没有人的才华比得上诸葛恪。

但孙权对诸葛恪有一点不满：过于自负，刚愎自用。他感觉诸葛恪不太踏实，但是想反对也找不到理由，当年诸葛恪夸下海口要抚平山越，没人看好，他最后竟然做到了。可是，他能一直有那么好的运气吗？孙权无暇思考这个问题，托孤之事，已是迫在眉睫。

诸葛恪奉诏从武昌回到建业，临行前，年过八旬的元老、上大将军吕岱告诫说：“世方多难，你每做一件事，要先十思。”古人不是说“三思而后行”吗？吕岱说，三思不够，要十思才行。“三思而后行”这个典故出自《论语》，说的是鲁国政治家季文子，但孔子知道后不以为然，评论说：“再思可矣。”孔子之所以讲“再思可矣”，估计是结合季文子的性格来说的。史料记，季文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既然他是谨小慎微的人，一件事想上两遍，大体上不会犯错。这是我的理解，但诸葛恪不这么理解。他听了吕岱的话，一脸不屑，带着挖苦的语气说：“孔子说‘再思可矣’，现在您让我十思，这说明你认为我诸葛恪是个笨蛋。”

吕岱一听，张大嘴巴，无言可对。这件事，后来成为笑柄，大家都认为吕岱老糊涂讲错了话。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圣人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吕岱能这样告诫，显然是与孙权的看法一样，认为诸葛恪太骄傲，太自负，由着性子做事，以后必定要倒霉。

诸葛恪进京后，在病榻前拜见孙权，接受诏书，以大将军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各级政府机关事务一律听命于他，只有生杀大事必须事先报告皇帝。同时，孙权任命孙弘为太子少傅、女婿滕胤为太常。

中风的孙权生命力颇为顽强，他挣扎着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春天又来了，此时已是公元252年，屈指算来，孙权活过七十岁了，比起绝大多数皇帝，上天待他不薄。

皇帝还没驾崩，权力场已经开始躁动。

在这场权力大战中，一向置身旋涡之外的诸葛恪成了最大赢家，这也意味着即将登基的小皇帝有可能成为傀儡，就像魏国的曹芳那样受到摆布。小皇帝的母亲潘皇后决心插手政治，绝不能让自己的儿子被架空。孙权称帝几十年，宠幸过的女人不少，但除了潘皇后之外，其余女人只得到“夫人”的头衔，由此可见潘皇后绝非普通之人。

据史书载，潘皇后“性刚戾”，有刚强的一面，也有暴戾的一面。她日夜思索：怎么做才能确保权力不失？自己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管理国家呢？儿子不能处理政事，难道自己也不行吗？西汉的铁娘子吕后，不也是女人治国吗？不过，吕后是从乱世中活过来的女人，潘皇后是后宫温室里长大的花朵，能力还真不能相提并论。好在潘皇后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懂可以学嘛，她向中书令孙弘询问西汉吕后临朝称制的故事。

显然，潘皇后不愿当政治旁观者，她要成为无冕女皇。

不过，政治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

宫廷之中水很深，一个浪打过来，足以把你淹死，可惜潘皇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后正在梦乡做着女皇梦，忽然她感到脖子上传来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一条绳子勒住了她的粉项，她的双手本能地抓住绳子，企图向外扯开，只是纤纤玉手毫无气力。随着呼吸越来越困难，潘皇后美丽的脸庞变得狰狞可怖，她如狼群中的羔羊一样孤单无助，最终香消玉殒。

究竟谁杀了皇后？

史书含糊地说，因为皇后脾气不好，左右之人不堪忍受，将其勒死。这是最无聊的说法。无聊解释的背后，是不可言说的秘密。这个秘密，当时没有人去揭发，两千年后的我们更无法还原。然而，要证明皇后乃是死于政治谋杀并非难事，至少有以下几个证据：

其一，皇后被杀后，死因曾被隐瞒。勒死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可令人奇怪的是，皇后的死因起初竟被说成是“暴病而死”。皇后之死绝对不是小事，难道朝廷就不曾派个验尸官查明死因吗？

其二，史书记：“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有人刻意要隐瞒死因，但后来“事泄”，没瞒过去，因为这事被处死的人总共六七个。不管是六个还是七个，因皇后被杀而被处死的人并不多。杀皇后可是灭门之罪，杀死皇后的是宫里人，不管是太监还是宫女，他们都是有父母兄弟的。这么大的案件，在古代杀五六十人已经算少了，这次却只处死了区区几个人。可见有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让事件扩大化。

其三，从皇后被杀的时间点看，这件事绝不可能是意外。她刚冒出临朝称制的念头，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没有政治阴谋才怪。

谁会是背后的元凶？我们只能推测。皇后被刺，最大的受益者有两个人：大将军兼太子太傅诸葛恪，侍中孙峻。诸葛恪是顾命大臣，皇后掌权就意味着他的权力被架空。那么孙峻呢？孙峻是推荐诸葛恪上位的人，诸葛恪没权力，他就捞不到好处。不过，诸葛恪长期带兵在外，刚刚回到京城，根基未深，不太可能在宫中搞刺杀。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孙峻，在后面我们还将更深入地了解此人搞阴谋的手段。

孙权又挨过一个春天，夏天到来时，他被死神带走了。

在群雄纷起的三国时代，他能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也算是一代传奇人物。“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后世常把孙权与曹操、刘备相提并论，不过，与曹、刘相比，孙权在狞猛枭鸷上稍有不及。他的长处在于明断与用人，武略较差，不及其兄孙策——倘若孙策没有早逝，吴国的成就或许不止于此。

宋代军事理论家何去非有这样一段话：“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东吴两次最伟大的胜利，即周瑜指挥的赤壁之战与陆逊指挥的夷陵之战，都是防御战。至于进攻作战，孙权相当保守，他从来没有采用军事集中原则，形成局部战争的绝对优势，而是热衷于小打小闹，因而成效甚微，对魏国不构成大的威胁。

史学家陈寿对孙权的评价恰如其分：“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同时他也如实指出孙权的缺点：“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早期有张昭在，孙权不敢太放肆，及张昭去世，他为所欲为，大臣获诛乃至灭族者甚众。

与魏明帝曹叡一样，孙权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选错接班人，废长立幼，埋下大患。宫廷内的战争，在孙权未死时就展开了，皇后被暗杀就是征兆。

孙权一死，权力斗争马上白热化。

能与诸葛恪争权的人，只有孙弘。诸葛恪是大将军兼太子太傅，孙弘是中书令兼太子少傅，他们是东吴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敌。潘皇后曾向孙弘询问吕后之事，可以猜测孙弘与潘皇后是一党，他们都要遏制诸葛恪坐大。只是如今皇后已死，孙弘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要杀诸葛恪，必须快、准、狠。孙弘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决定秘不发丧，矫诏诛杀诸葛恪。宫墙之内没有任何事可以做到密不透风，侍中孙峻早把赌注押在诸葛恪身上，他打听到阴谋后，立即通知诸葛恪。诸葛恪不动声色，邀请孙弘前来商议大事，孙弘不知是计，刚刚入座，一旁的刀斧手就将其拿下，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诸葛恪快刀斩乱麻，用孙弘的人头消弭了一场宫廷灾难。九岁的孙亮正式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建兴。

既然太子已登基，诸葛恪“太子太傅”的前两个字失去了意义，“太子太傅”改为“太傅”。我们说过，汉代官制中，“太傅”是个规格很高的荣誉头衔，司马懿也是太傅，但这个头衔没多大实权。不过，诸葛恪还有另一个身份“大将军”，这才是最有分量的。

经过孙权最后十几年的统治，吴国的政治是比较混乱的，最重要的就是特务政治严重。尽管吕壹被处死后，特务的气焰没那么嚣张了，但仍然令人深恶痛绝。诸葛恪主政后，所做的改革可以归结为十五个字：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在政治上罢黜充当朝廷耳目的校官特务，在经济上免除百姓拖欠的债务、关税，彰显朝廷的恩泽。这几条措施，令百姓欢欣鼓舞，百姓无不真诚地拥戴诸葛恪。每当诸葛恪出入，百姓都挤在道路两旁，争先一睹其风采神韵。

以往魏国每有国丧，吴国总乘虚而入，骚扰一番。如今轮到吴主丧亡，魏国自然不肯错失良机。

该年年底，魏国大举用兵，分三路入侵吴国：征南大将军王昶攻南郡（西路）；镇南将军毌丘俭攻武昌（中路）；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攻东兴（东路）。

这三路人马，威胁最大的是东路军。东路军拥有七万人马，攻下东兴便可长驱直入进攻吴国都城建业。有意思的是，蜀有诸葛亮，吴有诸葛瑾、诸葛恪，魏国也冒出一个诸葛诞。那么，诸葛诞与诸葛亮、诸葛瑾有什么关系吗？您还别说，真有关系，他们都是亲戚，属同一家族。三国时代，诸葛家族确实大放光芒，人才济济。

面对汹汹来犯之敌，吴国太傅、大将军诸葛恪亲自率领四万精兵增援东兴。东兴是一处战略要地，早在公元230年，孙权在此修筑大堤，以蓄巢湖之水。孙权去世后，诸葛恪重修堤坝，并在东、西两侧筑两座城堡，分别称为东城与西城，各有一千人驻守。

诸葛恪援军尚未抵达，魏军已经搭架浮桥，拥向大堤，并分兵攻打东、西两城。两座新建的城堡十分坚固，又建在高峻险要之处，尽管只有两千名守军，一时间也不容易攻克。

前线吃紧！诸葛恪决定派丁奉、吕据、留赞、唐咨几位将领率前锋部队先行出发。丁奉说：“人多行军速度就慢，若敌人抢占有利地形，就不好办了，请让我先火速前往。”这就叫敢当重任。诸葛恪便下令诸军让道，让丁奉率领麾下三千人先走。丁奉走水路，也算运气不错，碰到顺风，只用了两天时间便抵达东兴附近的徐塘。

这时是农历十二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天寒地冻，大雪纷纷，胡遵、诸葛诞正在大营里设宴喝酒呢。丁奉没有蛮干，他细细侦察敌人营垒情况，发现了一处破绽：由于天太冷，堤坝上的魏军前锋部队人数不多。丁奉回头对诸将士说：“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大家听了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问题是，怎么爬上大堤呢？拎着长矛不方便，穿着铠甲太笨重。丁奉说，把铠甲脱了，把长矛扔了，戴着头盔，手持大刀盾牌，冲上去。有不少士兵没穿里衣，铠甲一脱，打赤膊上阵。堤坝上的魏军远远望见这些大冷天赤身露体的人，都感到太可笑了。大家光顾着笑，没有人当回事——这群吴军没铠甲没长兵器，不是来送死吗？

然而，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些吴国士兵冷得打哆嗦，他们必须狠劈猛砍，不然身体都要冻僵，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堪与野人相比。一战下来，魏兵被杀得大败。就在此时，诸葛恪率领的人马陆续赶到，投入战斗。胡遵、诸葛诞被打懵了：这怎么回事，敌人漫山遍野，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魏营一下子乱了。

行军打仗，最怕乱，一乱就没章法，没纪律。胡遵、诸葛诞没法控制局面，军队已经被打散了，所有人疯狂拥向浮桥，在浮桥上挤成一团，人马相踩，死伤无数。终于，浮桥承受不了太大的重量，轰然而断，大批士兵掉入冰冷的水中。不要说普通士兵，就连职位颇高的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也掉到水里淹死了。

这一战，魏军惨败，死亡数万人之多。

韩综是吴国叛将，他的脑袋被诸葛恪砍下，送往京师。吴军所缴获的车马数以千计，物资堆积如山。这也是继夷陵之战后，吴军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东路军惨败的消息传到西线、中线，王昶、毌丘俭不敢恋战，引兵而去。魏国发动的这次规模庞大的南征，损兵折将，颗粒无收。

偶像的黄昏：从英雄到公敌

诸葛恪主政还不满一年，就获得朝野的一致称赞，他几乎成了完美英雄的化身。曾经暮气沉沉的吴国，似乎又容光焕发，军事上的伟大胜利，让人回到“气吞万里如虎”的岁月。为表彰诸葛恪的伟大功绩，小皇帝封他为“阳都侯”，兼任荆州牧、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

这一切来得太容易，诸葛恪意犹未尽。人家都说曹魏帝国厉害，这是瞎扯，不过是纸老虎罢了，何足惧哉？自己四万人对敌七万人，杀敌数万，可见敌人实在不堪一击。于是他宣布：再度出兵北伐。

此议一出，把朝臣们都吓坏了。

为此，诸葛恪写了一篇论文，阐明讨伐曹魏的必要性。

首先，他指出两国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拖延不解决，“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他对比战国时代，认为魏国比当年秦国土地更辽阔，而吴、蜀加起来不及六国土地的一半，劣势非常明显。

那么，魏国有没有软肋呢？有的。在诸葛恪看来，魏国有两大问题：其一，当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的沙场宿将基本去世，新一代将领尚未成长起来；其二，司马懿已死，其子司马师声望不及其父却独揽大权，政权不够巩固。如今出兵讨伐，正是顺应时势，必可马到成功。

诸葛恪还批评那些“怀偷安之计”、认为凭借长江之险可以世世代代平安的人；还有一些人认为百姓穷苦，应该休养生息，不能轻启兵端，对此，诸葛恪批评为“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

最后，他写道：“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

这封写给诸大臣的公开信，很有诸葛家的风采，甚至与诸葛亮的《出师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出师表》名垂千古，诸葛恪这篇文章却默默无闻，这是为何？其实诸葛恪北伐与诸葛亮北伐本质上并无不同，两人的进取精神颇为类似，北伐的逻辑也基本一致。只是诸葛恪北伐失利导致自己赔上性命，命都赔上了，谁还会颂扬他写过的文章呢？

前文说过，处于劣势的吴蜀两国战略上更为主动进取，屡屡发动以弱击强的战争，大胳膊的魏国反倒显得被动，老是挨打。

我们来分析一下诸葛恪的见解存在什么问题。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诸葛恪的问题，在于知彼而不知己。他所指出的魏国的两大软肋，固然有道理，然而他却没发现，这也是吴国的两大软肋。魏国曹操时代的名将固然凋零，吴国孙权时代的名将何尝不是如此？特别在最近几年，陆逊、全琮、朱然等先后离世。魏国君主幼弱，司马师当权根基不深，吴国何尝不是如此？吴国皇帝只有十岁，诸葛恪自己当权不满一年，他凭什么认为司马师不行，而自己一定行呢？

说到底，诸葛恪过于自负了。

自负是致命的。

诸葛恪的好朋友聂友劝他“宜自按兵养锐，观衅而动”，他不以为然，回答说：“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读懂我的文章，你就开悟了。太常滕胤也劝他“不如按甲息兵，观隙而动”，他答复说：“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自信心之强，溢之言表。

很快，诸葛恪在各州郡征集二十万人马，大举进犯魏国。

此时距离他执掌大权尚不足一年。

看上去诸葛恪运气不错。吴国的盟友蜀国在费祎去世后，对魏的政策更为激进，只要蜀国同时出兵，魏国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费祎乃是遇刺身亡，他的死十分出人意料。

刺杀费祎的人是一名魏国战俘，名唤郭循。郭循本是魏国的一名中郎将，在一次战斗中被姜维俘虏。由于蜀国军事人才奇缺，政府为笼络郭循，不仅没处死他，反而把他提拔为左将军。费祎自以为对郭循的处置十分宽大，郭循必定感恩戴德，故而对他毫不设防。岂料在公元253年正月初一这天的春节团拜宴会上，郭循趁费祎喝得大醉时，刺死了这位蜀汉大将军。

费祎之死，让卫将军姜维提前成为蜀国军政的一号人物。

在费祎当权的这几年，姜维过得不太舒心。在战略问题上，他与费祎有很大的分歧。姜维本是天水人，熟悉陇西一带的风俗民情，当年诸葛亮对他十分器重，看重的便是他的才干与武略。姜维认为，自己可以诱降羌胡，引为羽翼，如此一来，可一鼓作气夺取陇西之地。这可是当年诸葛亮想干却没干成的大事业。

不过，这一战略被费祎泼了冷水。

费祎的观点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我们才能不及诸葛亮，诸葛亮北伐都无功，何况我们呢？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因此，姜维屡屡要求出击陇西，但费祎拨给他的兵力从未超过一万人。

现在好了，姜维跃升为一号人物，不必再受人约束。正好盟国东吴有志北伐，吴国从东线发动进攻，蜀国在西线配合，真乃天赐良机。姜维立即动员数万人马，出击魏国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

与此同时，吴国二十万大军全线出击，重点进攻魏国合肥新城。

孙权当权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投入过二十万军队，诸葛恪掌权不到一年，就把举国之兵都押上，可谓旷世豪赌。诸葛恪的意图是围城打援，通过攻打合肥新城，吸引魏军主力来援，在野战中一举歼灭敌人。

不过，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诸葛恪最大的一个误判，是认定司马师不具备父亲司马懿的能力。司马懿死后，司马师跃升为魏国大将军。恰逢孙权去世，司马师迫不及待地发动南征，兵分三路大举伐吴，岂料担任主攻的东路军遭到诸葛恪的沉重打击，损失数万人马，诚为魏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军事失利。正因为如此，诸葛恪对司马师持有轻视之心。

司马师真是庸才吗？

并非如此。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魏国南征失败后，各路将领纷纷被弹劾，司马师却把所有罪责归之于己，他说：“我当初不听诸葛诞的意见，以至于此，都是我的过失，将领们何罪之有？”唯一受到处罚的人是司马师的弟弟、监军司马昭，他被剥夺侯爵爵位。对此，东晋史学家习凿齿高度评价道：“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作为国家实际的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是最宝贵的品质。有此心灵法宝，不可能一直是失败者。

吴、蜀同时大举出兵，司马师紧急与谋士虞松商议对策。虞松建议在东线采取守势，拖垮吴军主力后再实施反击，这是采取西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战略战术；在西线则采取攻势，主动出击抵御实力较弱的蜀师。

司马师采纳其策，下令镇东将军毌丘俭按兵自守，不得轻举妄动，任由吴军围攻合肥新城，同时由太尉司马孚率领二十万大军赶赴前线，待敌人筋疲力尽时给予致命一击。在西线战场，则派征西将军郭淮、雍州刺史陈泰尽发关中之兵，全力解狄道之围。

同样对付敌人围城，为何魏国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法呢？这就是兵法的玄妙之处，要因时、因地、因敌之不同而变化。吴国挟东兴大捷之余威，举倾国之力攻合肥新城，难以争锋，必须先消磨其锐气再战；蜀国北伐，向来雷声大雨点小，姜维大举出兵，无非以为魏国精锐部队悉数调到东线，西线定然空虚。然而，战况大大出乎姜维预料，魏军竟然全线还击，蜀军占不到任何便宜，粮草又将耗尽，只得灰头土脸地撤退。

姜维退出战斗，魏国西线无忧矣，司马师可以完全腾出手来解决东线战事。

在西汉“七国之乱”中，叛乱的吴楚联军大举进攻大梁城，周亚夫拒不救援，等到吴楚联军疲态已露之时，才果断用兵，一战而平之。此役成就了周亚夫一代名将之美誉，也是汉代著名的一场军事大决战。如今，司马师把周亚夫用以对付叛军的战略战术拿来对付诸葛恪。

战役成败与否，关键看合肥新城能否顶得住吴师进攻。

前面说过，合肥新城是满宠提议修筑的，建于旧城城西三十里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座堡垒并不大，守军约有四千人，与吴师二十万人相比，真是少得可怜。然而，吴国人虽多，想攻下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却也不容易。正是看到这点，司马师才敢拿合肥新城作为筹码，只要把吴师拖垮在城下，就能为魏国的反击争取到胜利的机会。

在诸葛恪看来，以二十万之众攻只有区区四千人的新城，岂非手到擒来之事？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新城守军在牙门将张特的指挥下，负隅顽抗，死死挡住吴军潮水般的进攻。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新城是魏国放出的一块鱼饵，本就是要被牺牲掉的，能坚守一个月恐怕都是奇迹，张特竟然守了三个月。

诸葛恪简直快疯了，种种攻城器械都用上了，还是没法破城。他索性在城外堆起大土丘，居高临下日夜猛攻。新城已是城垣残破，眼看无力阻止吴军攻入城内，张特举起白旗，对吴军喊话道：“我已是无心恋战。不过，根据魏国法律，被围攻超过一百天而援军不至，投降后家人可免于连坐。自攻城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城内四千人死了一半多。剩下的士兵，还有一半不愿投降，我得回去劝劝他们，明天早上把名单送过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把大印从城头上扔下来。吴国人信以为真，也没收走他的大印——既然对方想投降，等一天也无妨。

这天晚上，吴军官兵放心睡大觉，想到明天张特便会开门投降，所有人无不感到一阵轻松。他们哪知道，此时城内的守军已连夜把许多房屋拆了，扛着梁柱、木板，紧急抢修城墙残破处，把缺口填上。一个晚上的工夫，新城加了两重防护。

天亮了，一缕阳光照射在城头，吴军没有看到城门洞开，而是惊愕地发现残破的城墙竟然被补上了。张特持刀站在城楼上，冲着城下喊道：“我但有斗死耳。”吴国人恼羞成怒，继续攻城。本想着可“不战而下城”，现在还得重新进攻，还得重新捣毁防御工事，大家的气泄了一半，都有些无精打采，这种状态自然难以破城。

合肥新城之战，注定成为诸葛恪的滑铁卢之战。

与魏军相比，吴军伤亡惨重。除了战死沙场外，非战斗性减员更加严重。时值酷暑，疫疠流行，水里病菌丛生，士兵中腹泻者无数。久攻新城不下，诸葛恪觉得很没面子，把怒火发泄到部将身上。他对前来报告伤病情况的营官大发雷霆，认为他们谎报军情，甚至动了杀机。将军朱异在军事见解上有不同意见，被诸葛恪夺去兵权，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献策未受采纳，索性投奔魏国。

事态已经很明显，吴军内部人心涣散，士气一落千丈。

司马师在耐心等待三个月后，终于等到出击的机会。他命令司马孚、毌丘俭率二十万人马出击。一方精神抖擞，一方消沉萎靡，还没拔刀相向，胜负已判矣。

诸葛恪心知北伐失败，只得解围而去，撤回国内。吴军中伤病员太多，加上魏军尾随而至，这次撤军几乎成了一次死亡行军，士兵们有的死于途中，有的被俘虏，一路上哀声连绵不绝。《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

吴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兵，竟然以悲惨的结局收场，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诸葛恪的声望很快从顶点直坠而下，全国上下对他无不怨恨。

时任魏国汝南太守的邓艾敏锐地预感到诸葛恪要大祸临头了，他对司马师说：“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虚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

预言不幸成真。

几个月后，一场政变从天而降。

诸葛恪之死：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身边的人

回到首都建业后，诸葛恪意识到政坛上暗流涌动，一股反对他的力量正在形成。要知道孙权在世时，诸葛恪一直领兵在外，在朝廷根基并不深厚，靠的只是父亲诸葛瑾的关系网。他掌权后，一举推翻孙权五十年来对外谨慎用兵的政策，一意孤行，遭到惨败。他的地位是靠声望维系的，声望没了，谁还听他的呢？然而，诸葛恪自负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他非但不像司马师那样总揽责任，虚心认错，反而企图以铁腕手段压制群臣。

回到朝廷后，他干了三件事：第一，他带兵出征这几个月，选曹（选拔官员的机构）向皇帝推荐的官员，一律罢用，重新选拔；第二，宫廷禁卫军将领，一律由自己的亲信出任；第三，进行战争动员，打算再次发动对魏国的战争，攻略青州、徐州。

在诸葛恪看来，三管齐下，把官员任免权、宫廷宿卫权、兵权全都牢牢抓在手上，就算别人心有怨言，老子也不怕。

诸葛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却低估了潜在的危险。

危险总是来自身边貌似亲密的人。

此人便是孙峻。

当初诸葛恪能成为顾命大臣，与孙峻的推荐是分不开的，他在孙权面前力陈诸葛恪之才无人可及。孙权去世后，孙弘打算发动政变，矫诏诛杀诸葛恪，又是孙峻及时通知，与诸葛恪合谋处死孙弘，化解了一场危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孙峻鞍前马后，就没有诸葛恪的权倾朝野。

在政治上是讲究回报的，但诸葛恪似乎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只知不断安插亲信到朝廷、军队，却忘了报答孙峻的举荐、救命之恩。

说实话，诸葛恪太小看孙峻了。一个能把他推到权力高位的人，没点本事怎么可能？孙峻的本事，在于心思缜密，会搞阴谋手段。这种人，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对手。

孙峻看清了一个事实：靠诸葛恪发达，那是不可能了，这小子就知道自恋罢了。

他不由得冷笑：老子能把你扶上去，也能把你踢下来。

有一种人是天生的冒险家、阴谋家，孙峻就是这种人。此时诸葛恪已是大失人心，犯了众怒，只是大家敢怒不敢言，他若干掉诸葛恪，振臂一呼，势必能得到众多支持者。一个计划在他脑海里形成，他先密禀小皇帝，故意危言耸听，诬告诸葛恪将发动政变。小皇帝虽小，保命还是知晓的，孙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十月的某天，孙峻以小皇帝的名义，在宫中置酒宴请诸葛恪、滕胤等重臣。

赴宴前一夜，诸葛恪心神不宁，躁动不安，整个晚上都睡不着。第二天起床后洗漱，闻到水是腥臭味的，侍者取来衣服，衣服也有臭味。诸葛恪大感奇怪，换了水跟衣服，还是一样有味道。他欲出家门时，爱犬死死咬住他的衣服，他备感疑惑。

反正这一天，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

马车行至宫门外停下，诸葛恪看着高耸的宫墙，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不由得停下脚步。正在此时，孙峻从宫门处走出来，看到诸葛恪迟疑的神情，他堆起笑容说：“使君看上去身体欠安啊，不如这样吧，宴会就往后推，我自当向皇上禀报。”孙峻果然老奸巨猾，他这么一说，诸葛恪的警戒心消除了一大半。

“不必改期了，我还撑得住。”诸葛恪虽有不祥预感，但自己堂堂大将军，怎么可以露怯呢？一天里发生了太多怪事，诸葛恪确实怀疑宴会上有阴谋。不过，怀疑归怀疑，毕竟没证据，何况宫廷禁卫军的头目，都是自己安排的，孙峻敢轻举妄动吗？于是他大步踏入宫门。

只是诸葛恪没想到，他再也没机会活着走出去了。

进宫后，果然有两人匆匆赶来，向诸葛恪递上一纸密函。这两人是散骑常侍张约、朱恩，是诸葛恪安插在宫中的亲信。密函中写了一句话：“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异常。诸葛恪看了密函后，疑心更重，他转过身，正准备打道回府，却迎面碰上了太常滕胤。

滕胤与诸葛恪是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滕胤正要赶去赴宴，见诸葛恪往回走，十分奇怪。诸葛恪便说：“我突然肚子疼。”滕胤哪里晓得这里面有阴谋，他对诸葛恪说：“今天皇上请喝酒，您都走到门口了，还是应该勉强坚持下。”

被滕胤这么一说，诸葛恪不禁觉得是不是自己过于疑神疑鬼了。小皇帝就十来岁，难道还敢要他的命不成？再说了，诸葛恪有“剑履上殿”的特权，可以佩着剑，就算有“项庄舞剑”，亦足以自卫。当然，酒里可能有毒，不喝就是了。

想到这里，他便与滕胤一同进殿。别人都得脱鞋摘剑，他不用，大摇大摆上殿，参见皇帝后入席。桌子上的酒杯，诸葛恪碰都未碰，担心中毒。孙峻看在眼里，笑着说：“使君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如果您带有药酒，不妨自个儿取出来饮。”你想，大家都喝酒，就大将军一人不喝，不是怪怪的吗？孙峻出来打圆场，诸葛恪听后，稍稍心安。

酒宴过半，小皇帝不胜酒力，先行回寝宫去了。孙峻也起身上厕所，在厕所里，他脱下长袍，换上短装，腰间别着宝刀。

为了杀诸葛恪，孙峻绞尽脑汁。宿卫宫廷的禁军头目是诸葛恪安排的人，肯定不能使用禁军，只能安排自己的人手。孙峻是武卫将军，有嫡系部队，他已经精选壮士埋伏在两旁。但这次诛杀只限于诸葛恪一人，倘若伏兵一拥而上，混乱之下，恐怕许多人要横尸大殿。因此，孙峻决定由自己亲自动手，刺杀诸葛恪。

孙峻之所以敢一个人行刺，因为他是个“武林高手”，史书上说他“少便弓马，精果胆决”，意思是从小就精于骑射，胆力绝伦。孙峻换上便于战斗的短装，带上早就藏在厕所里的武器，回到大殿，径直走到诸葛恪案前。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他猛地喝道：“有诏收诸葛恪！”话音未落，他手中的宝刀就已出鞘，寒光四射。

诸葛恪大惊，本能地从座上跃起。他正要抽出腰间长剑，不料对方身手更快，诸葛恪的剑尚未拔出，孙峻的刀已到眼前。史书载：“峻刀交下。”交下就是齐下——我估计孙峻练的是双刀术，左右手都持刀。诸葛恪武将出身，反应比他人敏捷，然而孙峻的出击快如闪电，刀锋划过，血花四溅，诸葛恪立毙刀下。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当大家目瞪口呆，脑袋一片混乱时，又是一道寒光闪过，孙峻的左臂衣服被划破。出手的人是诸葛恪的亲信、坐在他身旁的散骑常侍张约。张约手上的剑从何而来，史书没写，或许就是诸葛恪拔了一半的长剑。孙峻被砍中左手，但他还有另一只手，他抡起右手的刀，一招“力劈华山”呼啸而下，张约的右臂被齐齐砍断。

大殿上的空气仿佛凝滞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这时一阵齐刷刷的脚步声响起，埋伏在外的武士井然有序地闯进大殿。孙峻高声宣布：“今天要杀的只有诸葛恪，他已经死了。”他随即命令卫兵们把武器收起来，把诸葛恪的尸体拖出去，经过一番打扫，酒宴继续进行。只是这时的美酒佳肴，吃起来尽是令人作呕的腥味！

诸葛恪被杀，是吴国新一轮血腥政治斗争的开始。

从他上台到死于非命，总计只有一年零五个月。

一年多以前，他还被认为是东吴最有才气的人，如今却成了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这难道只是因为一场战争失败引发的吗？显然，答案并非那么简单。

诸葛恪很大程度败在性格上。

作为大将军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是典型的富二代公子哥。这样的出身有利有弊，从好的方面说，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眼界宽，有人脉；从不好的方面说，他养尊处优，盛气凌人，桀骜不驯。诸葛恪最大的问题，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根本瞧不起任何人，在他眼中，除了自己，别人都是庸才。从这点看，他甚至比何晏更自恋，更自以为是。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再高明的将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三国时代军事人才层出不穷，论能力曹操当数第一，他一生的败战不计其数，好几次还差点丢了小命。刘备屡战屡败，也不妨碍他成就一代帝业。诸葛恪虽有新城之败，也有东兴之捷，两相抵消，功过相当，何至于一败连身家性命都赔上了呢？我们且来看看他对军事失利的态度。

以二十万之众，攻打区区四千人的新城，历时三月，死亡上万，这份成绩单完全可以打零分。问题是，诸葛恪检讨了吗？悔过了吗？没有！他既无歉意，也无愧疚。他回到朝中第一件事，是斥责中书令孙嘿在他离开京师后为皇帝写了好几道诏书，他只在乎权力有没有旁落，而忘了权力意味着责任，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只想掌权，却不想担负任何责任，天下有此等好事吗？

诸葛恪在吴国的地位，等同于诸葛亮在蜀国、司马师在魏国的地位。我们来看看同样对待战争失利，诸葛亮与司马师是如何承担战争责任。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便大败而回，他自贬三级，从丞相贬到左将军；司马师发动对吴国之战，被诸葛恪击破，死数万人，他不追究前线将领之责任，完全归罪于自己。诸葛恪居然对惨败没有一丝一毫的表示，反而忙着在宫廷、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不仅没有检讨战争失败原因，甚至还要发动新一轮伐魏之战。与诸葛亮、司马师的担当相比，诸葛恪眼里只有自己，装不下别人。

你抛弃天下人，天下人就抛弃你。

陆逊曾经对诸葛恪讲过一通话：“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是讲做人的道理。陆逊说，地位在我之上的人，我尊奉他；地位在我之下的人，我扶持接引他。而诸葛恪呢？对上级盛气凌人，对下级轻蔑傲慢，还有没有点情怀呢？

陈寿这样评价诸葛恪：“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矜己陵人，能无败乎！”孙峻等人把诸葛恪推上前台，是希望他能做点事，分点好处给别人，不是让他陶醉在自恋之中的。他沉醉不醒，最终只能落得被干掉的下场。

既然有了血痕，就不免要扩大。

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诸葛建见势不妙，撒腿便逃。蜀与吴是盟国，不保险，只能逃往魏国。只是他们运气欠佳，半路被孙峻派来的人追上，身首异处。诸葛恪父子三人的头颅被高高悬挂起来示众，观者数万，众口一词地咒骂他们。死后还得被骂，诸葛恪做人做到这份儿上，也算太差了。

驻守公安的奋威将军诸葛融是诸葛恪的弟弟，他与三个儿子同时被逮捕处决。诸葛恪的外甥张震、亲信散骑常侍朱恩都遭到灭三族的下场。

别人的鲜血，铺就孙峻通往权力巅峰的路。

在一帮喽啰的叫嚣下，孙峻身兼丞相与大将军之职，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在东吴历史上，周瑜、张昭、吕蒙、陆逊等，包括诸葛恪都不曾有这样的权力。丞相与大将军中的任何一个头衔，都足以位极人臣，譬如蜀国诸葛亮称丞相就不称大将军，蒋琬称大将军就不称丞相，孙峻何德何能，敢两顶帽子一起戴？

孙峻独裁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古代为抑制权臣独裁，也有三权分立。三权指的是行政权、兵权、监督权，这也是“三公”制度的由来。西汉初期，“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后来演变成太尉、司徒、司空，到三国时代，又恢复丞相制。不过，孙峻自任丞相、大将军，把行政权、兵权握在手中，却偏偏“忘”了设置御史大夫（主监督弹劾百官），监督权缺失了，意味着无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

很快，独裁者暴戾的本性尽现无遗。

孙峻的铁拳砸向前太子孙和。

公元250年太子孙和被罢黜，贬为平民。孙权临死前，痛悔自己对待孙和不公正，只是已经立孙亮为太子，无法更改，遂封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以为补偿。孙和注定是个悲剧人物，当太子被陷害，当亲王也躲不开政治风浪。

诸葛恪事件牵连甚广，远在长沙的孙和竟未能幸免。

说来好笑，孙和与诸葛恪的关系，不过是娶了他的外甥女张氏。这本是极平常的事，孙和是皇子，诸葛氏是东吴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门当户对。不过，诸葛恪出事后，谣言四起，说诸葛恪别有企图，想拥立孙和为皇帝。不论传言是真是假，诸葛恪死了，事情也该平息了。然而，精于权谋的孙峻却利用这个机会，借口孙和与诸葛恪勾结，褫夺了他的“南阳王”爵位，流放新都。

从太子到平民，从平民到南阳王，从南阳王又回归平民。孙和的人生沉浮已多，孙峻却意犹未尽，仍要穷追猛打，置前太子于死地。这是因为当年孙和无罪被废，朝野同情他的人很多。孙峻除了会搞阴谋诡计之外，哪有什么治国本领，瓦釜雷鸣，不服的大有人在，万一政敌们打着前太子的旗帜拥立孙和怎么办？如今孙和已是草民一个，不如趁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于是孙峻派使者前往新都，逼孙和自杀——识相的自己死，可以保全全家性命，若不识相，那就全家死光光。孙和含泪望着自己的四个儿子与姬妾，他还能有选择吗？罢罢罢，这一生投错了胎，怎会生于帝王家，外人羡慕忌妒恨，谁又晓得皇门深似海呢？为保住家人，他只能选择自尽。他的王妃、诸葛恪的外甥女张氏平静地说：“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随后也自杀身死，与夫同赴黄泉。

在孙和被逼死的同时，另一位皇子齐王孙奋被贬为平民。

孙权有七个儿子，死了四个：长子孙登、次子孙虑早夭；三子孙和被孙峻逼死；四子孙霸被孙权赐死。除了幼子小皇帝孙亮外，还有五子齐王孙奋与六子琅琊王孙休。这两个王，便成为孙峻的重点监控对象。不想一向鲁莽的孙奋竟自己撞到枪口上，孙峻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收拾了。

孙奋这个人，属于坏小子、捣蛋鬼，有钱任性的那种人。公元252年，他被封为齐王，居武昌。武昌是个军事重镇，陆逊长期驻守于此，后来诸葛恪接替驻防。孙奋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经常搞违法乱纪的事，不把当地军政官员放在眼里。诸葛恪掌权后，立即对孙奋开刀，历数其罪，逼迫他迁到豫章。这个坏小子虽然一肚子不满，但慑于诸葛恪之威，不敢不从命。然而一年多后，风云突变，诸葛恪死于政变，孙奋得知消息后，以为自己时来运转，可以离开豫章了。他私自跑到芜湖，打算回首都打探消息。手下一帮大臣想拦住他，孙奋大怒，把包括封国宰相在内的多名官员斩杀。这下子可惹了大祸，孙峻抓住这个把柄，以朝廷的名义下旨，将孙奋贬为平民，流放章安。

不过，孙峻并没有致孙奋于死地，因为孙奋口碑太差，没有人会拥立他为皇帝。

有人会问，孙峻是不是太神经过敏了呢？

绝对不是。

很快，一起政变证明了他的小心谨慎是对的。

发动政变的人是司马桓虑，他见孙峻骄矜淫暴，怒从心生，决意诛杀孙峻，为国除害。桓虑的计划是，先杀掉孙峻，而后拥立前太子孙登的儿子孙英为皇帝。只是论搞阴谋诡计，孙峻最在行，只有他暗算人，哪轮到别人暗算他。桓虑阴谋泄露，被孙峻捕杀，参与其事的人也被斩尽杀绝。

弥漫东吴宫廷的血雨腥风刚刚告一段落，北方中原新一轮的屠杀就拉开了序幕。

廿二
血色时代

傀儡的心声：我只想当一个货真价实的皇帝

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二月。

中书令李丰与往常一样入宫谒见皇帝曹芳，君臣两人关起大门窃窃私语，所说的话，出乎你口，入乎我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无别人知晓。都说天子无私事，何必讲个话如此鬼鬼祟祟呢？显然，他们不愿、也不能让这些话传到大将军司马师的耳朵里。

都说皇帝是一国之君，其实只要了解历史，扯掉皇帝身上神化的光环，便可发现一言九鼎的皇帝如同大熊猫一般珍稀。别的朝代就不说了，单说这部三国史，汉献帝是被五花大绑的傀儡，蜀汉皇帝刘禅只是一尊泥菩萨，东吴皇帝孙亮是小木偶，至于魏国皇帝曹芳，只不过是皇宫的摆设品罢了。

从曹爽到司马懿，再到司马师，权臣换了几拨人，曹芳从来都只是陪衬。虽然他已经当了十五年的皇帝，但他才不过二十二岁，正是充满理想、充满渴望的年龄，他已受够了这无形的樊笼，不愿再受人羁绊，于是萌生了打破枷锁的念头。

大将军司马师向来有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察觉到了异样。这段时间，皇帝总不时地召见中书令李丰，更可怕的是，两人谈了什么话，居然一句也没泄露出宫门。自己在皇帝身边安插了那么多眼线，竟一无所获，司马师不由得寒意袭来。有且只有一种可能性：皇帝与中书令在策划一起针对自己的阴谋！

为什么会是李丰？

司马师赶紧梳理出一张李丰的人脉图，这张人脉图可以勾勒他与皇帝及曹爽集团的亲密关系。李丰的儿子李韬，娶了曹芳的姐姐齐长公主为妻；与李丰往来最密切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帝的岳父张缉，一个是与曹爽集团颇有瓜葛的夏侯玄。看到这张人脉图，再联想到皇帝与李丰之间神秘的会见，司马师知道自己必须先发制人。

李丰如平常那样神色凝重地走出宫门，几个人上前拦住他，请他前往大将军府议事。这绝对没好事，但他不能不去。进了大将军府，司马师当面问他：你跟皇上都说了些什么？李丰不理睬他，自己好歹是中书令，又不是囚犯，凭什么你问我要答。他不正面回答，漫无边际地闲扯。司马师被激怒了，一时间失去理智，拔出刀用刀柄猛砸向李丰。暴怒之下的这一砸，用力忒狠，竟把李丰当场砸死了。

其实司马师没想杀李丰，真想杀人，不必自己动手。就算自己动手，也绝不会用刀柄杀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更痛快淋漓。只是他不曾料到李丰如此不堪一击，竟一击毙命。

这下麻烦了。

李丰不是一般的人，他年轻时就名重一时，是社会推重的名流，如今又是当朝中书令，你司马师无缘无故把人请到府上，用刀柄砸死，这要怎么收场？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说李丰谋反。

李丰的尸体被送到廷尉，扣上“谋反”罪名。廷尉一看懵了，谋反？跟谁谋反？司马师当然有名单，他把李丰的人脉关系图一抖，按图抓人。很快，李丰儿子李韬，好友夏侯玄、张缉统统被捕。皇室在宫中的亲信，包括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也一概下狱审问。为什么要抓这些人呢？李丰不是常进宫跟皇帝密谈吗？这几个人是皇帝与李丰之间的纽带，要论“谋反”罪，得从他们身上下手。

很快，苏铄等人在监狱被拷掠得死去活来，只得屈打成招，供称李丰打算挟持皇帝，发动政变，杀死大将军司马师，并以夏侯玄为大将军，以张缉为车骑将军。

这份口供有多少真实性，谁也不知道。因为李丰与皇帝究竟密谈什么，根本没人知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司马师指使官员炮制出这么一份口供，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开杀戒了。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全部遭到屠灭三族的下场。

被杀的这些人里，夏侯玄是个著名人物。

夏侯玄是曹爽的表弟，曾担任征西将军坐镇关西。曹爽被杀后，夏侯玄被解除兵权。他的堂叔夏侯霸不肯坐以待毙，逃往蜀国，临行前约夏侯玄同行，夏侯玄不肯。当时司马懿考虑到夏侯玄毕竟不是曹爽集团的核心成员，老爹夏侯尚又曾是魏国征南大将军，便手下留情，没有杀夏侯玄。不久后，司马懿病逝，夏侯玄的好友许允兴冲冲地跑来说：“现在您不必再担心了。”岂料夏侯玄双眉紧锁叹道：“你也太不明事理了。司马懿尚能看老朋友的情面上对待我这个晚辈，司马师与司马昭必不会容我。”

果不其然，夏侯玄终于为司马师所杀。他是魏晋清谈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生死面前，也表现得从容洒脱。直到被绑赴刑场处决，夏侯玄仍面不改色，神情自若，视死如归。

所谓的“谋逆集团”被一网打尽后，司马师迫害的范围仍在扩大。

李丰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被逮捕处死；张缉的女儿、皇后张氏被废黜。当年曹操杀伏皇后时，可曾想到会有一天，曹氏皇帝会与当年的汉献帝一样，面对心爱女人被迫害而束手无策，只能以泪洗面。与夏侯玄关系密切的中领军许允同样未能幸免，他被捕入狱，贬往乐浪郡，中途暴卒。

司马师的暴行激起很多人的不满，陇西狄道长官李简决心投降蜀汉，他给蜀国卫将军姜维写了一封密信，请求归降。姜维早有进取陇西之志，得信大喜，挥师入陇。

要派谁去对付姜维呢？司马师想到自己的弟弟司马昭，当时司马昭任征东将军，驻守许昌。接到朝廷诏令后，司马昭率领军队从许昌开赴京师洛阳。

按照规矩，大将西征，皇帝要亲自前来检阅部队。自中书令李丰被杀、岳父张缉惨死、皇后被废等一连串事件后，皇帝曹芳对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恨之入骨。左右心腹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献策说：“不如趁司马昭入见时把他杀了，收罗其部众，攻打大将军司马师。”有人甚至把诏书拟好，只要杀了司马昭，就以皇帝名义发布除奸诏书。

这个计划靠不靠谱呢？

应该说是靠谱的。

东汉历史上有过几次傀儡皇帝的绝地反击，譬如汉和帝对窦氏外戚集团的反击，汉桓帝对梁冀外戚集团的反击等，都是在几乎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一举逆转政局。司马氏飞扬跋扈的程度，未必强过窦宪、梁冀，倘若曹芳孤注一掷，说不定就改变历史了。

不过，在这关键时刻，曹芳犹豫了。搞政变可不是儿戏，万一输了怎么办？一想到李丰等人的下场，曹芳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他终究没能释放勇气，而是选择了放弃。

机会只有一次。皇帝的阴谋败露了，杀司马昭、攻司马师的计划泄露，司马昭大骇，摸摸自己脖子，还好，项上人头还在。他本来要西行进攻姜维，现在情况变化了，他立刻掉转马头，返回洛阳，迅速控制首都。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次，皇帝曹芳全盘皆输。

你曹芳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司马师一阵冷笑，老子今天让你瞧瞧，谁当皇帝，老子说了算。他以太后的名义召集群臣会议，指责曹芳“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这种理由着实勉强，不过没关系，反正大臣们谁也不敢吭声。最后公卿一致表决：废掉皇帝曹芳，贬为齐王，立曹操的儿子、彭城王曹据为皇帝。

问题是，司马师以太后的名义开公卿会议，而太后郭氏完全不知情，她正在后宫与皇帝曹芳聊天呢。

司马师派郭太后的叔叔郭芝前去把废立之事通报后宫。曹芳对这种结果是有心理准备的，他面如土色，黯然退下。郭太后却勃然大怒，指责司马师欺人太甚！郭芝好言相劝道：“大将军主意已定，外面都是他的军队，只能顺着他的意，还能怎么办？”郭太后气呼呼地说：“我要见大将军，有话要说。”郭芝叹口气说：“有什么可见的，快把御玺交出来吧。”

人家把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讲理还有用吗？郭太后长叹一声，令人取来御玺，放在一旁。不过，要交出御玺，有个条件：不立曹据，改立曹髦为皇帝。

郭太后有自己的打算。

曹据是曹操二十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被封为彭城王，他不太为人所知，但他的亲哥哥中国人多半都知道，就是“曹冲称象”里的小神童曹冲。郭太后之所以不愿意立曹据，是因为她是曹叡的皇后，而曹据是曹叡的叔叔。我们一提到太后，第一印象就是太后的辈分比皇帝要大，若是曹据当皇帝，太后反倒辈分小，这十分难堪。因此，郭太后提出来，由曹叡的侄子曹髦当皇帝。

前面讲过，明帝曹叡没有儿子，曹芳是他的养子，曹髦是他的侄子。按照古代宗法制度，曹叡是“大宗”，就是曹丕的嫡长子；曹叡的弟弟是“小宗”。大宗若是没有后代，没有接班人，可以从小宗后代挑合适人选继承大宗。所以郭太后提出来，要立曹髦为皇帝。

说实话，郭太后此议一出，司马师要偷着乐了。他求之不得哩。原本司马师提议立曹据为皇帝，也是怕天下人不服，把曹操亲儿子抬出来，人家也没话可说。现在好了，郭太后提出立曹髦为皇帝，曹髦这一年才十四岁，小皇帝岂不是更好控制吗？

司马师象征性地召开了第二次公卿会议，审议郭太后提出的人选。大家都麻木了，司马师说谁就是谁，他们连屁都不敢放的。于是大家纷纷举手，同意迎立曹髦为天子。

该年（公元254年）十月，曹髦正式登基称帝。

不过，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曹髦不过是台前的演员，至于戏怎么演，得听幕后大导演司马师的。

从司马懿发动政变推翻曹爽，到司马师废立皇帝，只过了短短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发动了三次血腥屠戮。第一次是公元249年，曹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人被杀，夷三族；第二次是公元251年，王凌、令狐愚被夷三族，杨康、单固等被杀，楚王曹彪自杀；第三次就是李丰、夏侯玄等人被杀，皇帝被废。

经过这三次血腥屠杀，朝中大臣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了。然而，司马师执政才三年，名望又不及其父司马懿，想要所有人俯首听命，哪能那么容易？

司马师的杀戮令一个人坐卧不安。

此人正是都督扬州军事的镇东将军毌丘俭。

原来毌丘俭与李丰、夏侯玄是铁哥们，关系非常亲密。当听到李丰、夏侯玄被夷灭三族的消息时，他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很快就会席卷而来。这时又传来皇帝曹芳被废的消息，连皇帝都能废，司马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毌丘俭的儿子毌丘甸是治书侍御史，他对老爹说：“父亲大人身居要职，肩负镇守一方的重任，眼看国家就要倾覆了，还能安心自守吗？这样将会受到天下人的责骂。”儿子血气方刚，要为国为君而奋战。毌丘俭没这么高的爱国情操，他只担心遭到司马师的暗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作为沙场宿将，毌丘俭心里明白，要对抗朝廷绝非易事，必须寻找自己的盟友。扬州刺史文钦就是一个合适的盟友。

文钦出身将门之家，父亲是曹操部将文稷，他从小喜欢舞刀弄枪，勇气过人。他与曹爽同为谯郡人，曹爽很有家乡观念，执政期间对文钦多有提拔。文钦也仗着有曹爽为靠山，不把同僚放在眼里，盛气凌人。曹爽被司马懿诛杀后，文钦对司马氏便颇有微词。再加上他打仗时喜欢虚报战功，多次被朝廷斥责，因此对司马氏更加不满。

作为镇东将军，毌丘俭的权力比文钦要大，他有意拉拢文钦，不时送点礼物。既已决心破釜沉舟反抗司马师，就必须拉文钦下水。文钦一介武夫，本就对司马氏心怀怨恨，一听说要起事，他一拍大腿——老子等这一天也等得够久了！

这将是一场决定魏国命运的内战。

淮南第二次兵变：少年神将文鸯登场

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注定是动荡的一年。

新春伊始，毌丘俭、文钦打出清君侧的口号，矛头直指司马师。他们假称得到郭太后的密诏，在寿春起兵，发檄文到各州郡，讨伐司马师。同时，毌丘俭又写了一道奏折上报皇帝，称：“前相国司马懿忠正良直，有大功于社稷，应该宽恕其后人，请废掉司马师之职，让弟弟司马昭取代他。太尉司马孚忠孝谨慎，护军司马望公忠体国，他们都应该得到恩宠，授予要职。”

这折奏书，足可看出毌丘俭底气不足。他把攻击矛头只对准司马师，至于司马家的司马昭、司马孚（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望（司马孚的儿子）三人，他不仅没攻击，还认为应该给予重用。你都已经起兵了，还如此美化敌方人物，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而且，他并没有抓住司马师擅自废立皇帝这件事来大做文章，以争取各方势力的支持，这无疑十分短视。

毌丘俭希望得到镇南将军诸葛诞的支持，他派人前往游说，岂料诸葛诞脸色一沉，喝令左右将来使推出斩首，断然拒绝了毌丘俭的请求。没有把诸葛诞拉下水，毌丘俭有点失望，不过他仍有信心。他与文钦合兵后共有六七万人马，足以杀到洛阳城下。很快，叛军渡过淮河，向西挺进，抵达项县。

这是魏国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战。叛军如猛虎下山，呼啸而来，司马师急召河南尹王肃商议对策，王肃指出叛军的软肋：叛军们的父母妻子多在内地州郡，只要控制住他们的家属，阻挡住叛军攻势，敌人必定土崩瓦解。

王肃还建议，大将军司马师应当亲自出征。司马师面有难色，并非他胆怯畏惧，而是当时他眼部长了一个瘤，刚动了手术割掉，创口很大，理应休息静养。多数人认为不宜亲征，派太尉司马孚前往就行了。除王肃外，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等人都力主司马师亲征。淮、扬兵团是魏国最精锐的部队，长期与东吴对峙，特别在新城一战中，力挫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进攻，骁勇可见。万一不能顶住毌丘俭的进攻，叛军很可能长驱直入，直捣洛阳。

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容司马师有丝毫迟疑。既然想当人上人，就要先吃苦中苦，司马师也顾不上手术后的疼痛，抱病亲征，以大将军的名义传令诸军区派遣精锐部队，会师于陈县、许昌一带。

面对叛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政府军要如何应对呢？光禄勋郑袤认为：“敌人没料到我们行动如此迅速，江淮叛军虽然精锐，却难以持久作战，应该采取挖深沟、筑高垒的办法，挫其锐气。这是当年周亚夫用过的妙计。”

毌丘俭犯了个大错，他一心想着挺进洛阳，却忘了背后还有一个敌人：东吴。

淮南向来是东吴出击的重点，毌丘俭、文钦把主力部队悉数调去西征，扬州治地寿春便露出大大的空当。东吴丞相孙峻抓住机会，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北上，出其不意地进攻寿春。这一出击，大大牵制了毌丘俭的西进，毕竟，总不能让人把自己的老巢端掉吧？

与此同时，魏国各路兵马已经陆续汇集到指定地点，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向司马师请战。司马师采用王肃、郑袤之计，不与叛军正面交锋，他说：“淮南将士本无反志，只是被毌丘俭、文钦诱骗利用罢了。倘若逼得太紧，困兽犹斗，就算打赢了，伤亡也会很惨重。我们只要与之相持，毌丘俭的谎言就会败露，这才是不战而胜的方法。”

确实，哪个士兵会在意皇帝的废立？自从曹芳上台以来，皇帝早就成了摆设，谁上台跟我们有啥关系？普通将士对司马师并没有什么仇恨，相反还有些好感。南征失利，司马师总揽责任；诸葛恪以二十万众北伐，司马师运筹帷幄，不仅大破强敌，东吴内部还因此爆发政变。作为魏国大将军、军事统帅，司马师还是得到了士兵们的拥护。淮南叛军有几个想造反，他们就算不顾及自己，也要顾及亲人。司马师正是看到这点，只要与毌丘俭相持，不用多久，叛军就会土崩瓦解。

这不是说政府军完全被动防御，司马师进屯汝阳与叛军对峙，同时派镇南将军诸葛诞率领豫州兵团从安风出发，进攻叛军老巢寿春；派征东将军胡遵率青、徐兵团从谯郡、睢阳出发，抄截叛军退路。

很快，毌丘俭发现大事不妙了。他想速战速决，怎奈司马师挂出免战牌，不管你如何叫嚣，他始终不出战。前进不得，后撤呢？诸葛诞、胡遵两路兵团已经插向后方，后退之路也被堵死。毌丘俭、文钦开始慌了，他们手下的士兵则不断逃跑，向政府军投降。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紧要关头，兖州刺史邓艾又率领一万多人马南下乐嘉城，毌丘俭顿感压力巨大。其实，叛乱开始时，毌丘俭就派人前去游说邓艾共同起事，不料邓艾翻脸不认人，把来使斩杀，火速南下。到了乐嘉城后，邓艾在江面搭设浮桥，等候司马师大军渡河。

毌丘俭派文钦迎击邓艾，刚一交手，他便大吃一惊，原来司马师统率的朝廷大军主力已经渡过浮桥，与邓艾所部会师，在兵力上远远强过叛军。

文钦一下子被打懵了，没缓过神来，居然两眼发愣，不知所措。倒是他的儿子文鸯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地对老爹说：“趁他们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必可大破敌军。”文鸯此时年方十八，胆力绝众，颇有几分当年霍去病的风采。

文钦经儿子一点拨，连连点头，把部队分为两支，到了月黑风高时，悄悄逼近司马师大营，前后夹击。勇少年文鸯亲自率一支敢死队冲入敌营，杀声震天，可把司马师吓坏了。他眼部刚动了手术，伤口尚未愈合，如今一紧张慌乱，创口破裂，眼珠子都快从眼眶中迸出来了，疼痛难忍。不过，他总算是一条汉子，作为全军统帅，眼睛可以不要，尊严不能丢，再痛也要忍。他抓起被子死死咬住，把被子都咬破了。

说实话，司马师算幸运的了。文鸯率敢死队踏营，左冲右突，杀敌无数，所向披靡，形势一片大好。按照原先的约定，文鸯得手后，老爹文钦的部队应该及时前来会合，只是文钦行动迟缓，错失接应机会。眼看天色已亮，兵营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司马师人多势众，文鸯不敢恋战，只得引兵而去。

司马师赶紧下令追击。

魏军将领们惊魂未定，忽见文鸯撤走，都感到不解：“文钦父子骁勇善战，还没挨打怎么就跑了？”

司马师冷笑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文鸯得不到接应，岂有不逃之理！”

文鸯撤了下来，与父亲会合。文钦料无胜算，打算退兵。文鸯观察战场形势，见朝廷的军队已经重整队形展开反扑，便劝阻说：“若不先挫挫他们的锐气，怕是跑不掉的。”于是带着十几个最骁勇的骑兵，猛扑敌军，摧锋陷阵，所向无前，杀了一阵后才引兵而回。

这下，司马师脸上挂不住了，令左长史司马班以八千骑兵追击。不想文鸯又杀了回来，这次他单枪匹马，冲入八千骑兵中，挥舞兵器，以一己之力杀伤百余骑兵。已经力战一夜的文鸯竟然连续七八次勇闯敌阵，斩将搴旗，如入无人之境，宛如项羽转世，霸王重生。此等武艺，似乎关羽、吕布也不一定强得过他。

千军万马居然奈何不了文鸯一人，这时有一个人自告奋勇，请求前往劝降文钦。此人名叫尹大目，他本是曹爽最信任的一名军官，后来被司马懿忽悠，被派去说服曹爽认罪。当时司马懿信誓旦旦地宣称会保证曹爽的生命安全，不料最后出尔反尔，以谋反罪诛杀曹爽。曹爽之死，令尹大目内心悔恨相交。

尹大目十分痛恨司马氏，对毌丘俭、文钦的起兵抱着同情的态度。那么他为何自告奋勇去游说文钦呢？原来他见到司马师眼伤发作，伤势颇重，料想司马师活不了多久了，想把情况通告给文钦。他骑着马去追文钦，远远地喊道：“您干吗不多忍几天？”这句话说得着实有点莫名其妙，文钦听得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战场之上，尹大目不能讲得太直白，只希望文钦能听出弦外之音，偏偏文钦就是个大老粗，说得那么含蓄哪里听得明白？

文钦厉声大骂道：“你是曹家养大的，非但不念旧恩，反倒与司马师一同作逆，老天爷不会保佑你的。”说罢拉开弓就要射。尹大目不由得流下泪，叹道：“世事败矣，你好自为之吧。”

当文钦回到项县，惊愕地发现毌丘俭已经逃得无影无踪。说来毌丘俭真算不上英雄豪杰，当他听到文钦撤军的消息，吓得魂不守舍，自个儿向东逃窜。主帅一逃，部下一哄而散，项县已是空城一座。文钦没有办法，只得撤向老巢寿春，岂料这时消息传来，镇南将军诸葛诞已经攻破寿春。不得已之下，文钦只得往南逃，向东吴丞相孙峻投降。孙峻授予他镇北大将军兼幽州牧的头衔，不过幽州离东吴那么远，一看就知道是个虚职。

再说毌丘俭，他六神无主，竟然向北逃，逃到了慎县。这着实让人看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说实话，他自己都不知在做什么，只能跟着感觉走。很快，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躲避于沼泽水草之中。司马师悬赏捉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安风津的百姓发现了毌丘俭，一刀结果其性命并砍下首级，前去京师领赏。毌丘俭从起兵到败亡，前后不过两个月。

大清洗随之而来，毌丘俭被夷灭三族，同党七百余人被捕入狱，十余人被诛杀。当时寿春城内有十余万人口，大家担心被株连，大量逃亡，有的逃到东吴，有的逃到深山老林。朝廷改派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叛军灰飞烟灭，可帝国大将军司马师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眼伤本就严重，又被文鸯夜袭所惊吓，创口迸裂，终成致命伤。在毌丘俭败亡仅七天后，司马师病死于许昌。倘若当时文钦能明白尹大目的暗示，多坚持几天，战争态势或许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只是历史的残酷就在于没有如果，一步错就满盘皆输。

司马师暴死，魏国政权还能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吗？

司马师在弥留之际，知道自己过不了鬼门关，急召弟弟卫将军司马昭从洛阳赶赴许昌，把统领全国兵马的大权交给他。司马师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能继承其权力者，只有弟弟司马昭。

这时，皇帝曹髦突然下达一份诏书，要求司马昭留守许昌，以防止叛军势力死灰复燃，同时由尚书傅嘏率诸军返回京师。皇帝的这份诏令，显然是得到了高人的指点。把军队调回京师，却把司马昭留在许昌，试想，没有军队的司马昭还能掀得起风浪吗？倘若司马昭中计，司马氏的势力或许就会被架空。

司马师麾下以谋略见长的钟会看出了皇帝的算盘，他提醒司马昭与傅嘏，必须马上率部队返回京师。这个行动至关重要，司马昭没有理会皇帝诏令，返回京城，接任帝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皇帝曹髦企图架空司马昭的计划破产，从此，魏国进入司马昭时代。

淮南第三次兵变：最不可能谋反的人也反了

三国时代，有一个家族赫赫有名，在魏、蜀、吴三国都冒出顶尖的人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个家族便是诸葛家族，蜀国有伟大的政治家诸葛亮，吴国的诸葛瑾、诸葛恪父子都当到大将军，魏国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诸葛诞。诸葛瑾与诸葛亮是亲兄弟，诸葛诞则是他们的堂弟，他们虽说是兄弟，却分属三个不同阵营，都如鱼得水，成了军政巨头。

一个家族在一个国家兴起是常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并不奇怪。然而，诸葛家族在三个不同的国家都脱颖而出，或许只能称为极特殊的巧合吧。

我们且来说说诸葛诞。

诸葛诞虽说是诸葛亮的堂弟，年龄恐怕要小十几二十岁。在诸葛亮担任蜀国丞相并三番五次北伐时，诸葛诞还只是魏国政坛的小角色。他曾担任过尚书郎、荥阳令，后升任御史中丞、尚书。在其官场生涯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夏侯玄，另一个是曹爽。诸葛诞与夏侯玄是好朋友，偏偏魏明帝曹叡对清谈玄学十分反感，把夏侯玄、诸葛诞等人都免官了。直到曹爽当权，诸葛诞才被重新起用，官至扬州刺史。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屠杀曹爽及其爪牙邓飏、何晏等，软禁夏侯玄。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是好朋友，与曹爽也走得比较近，按理说就算不被清洗，至少也该贬官或流放吧。但实际上他一点事也没有，仍旧当扬州刺史。他能置身事外，是因为他还有另一层关系——他与司马懿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子司马伷（zhòu）。正因为如此，司马懿把他看作自己人，儿女亲家总比朋友的关系更密切吧。

我们必须说，诸葛诞的人脉是比较广的。诸葛诞有三大人脉关系：其一，与曹爽集团关系密切，与夏侯玄是铁哥们；其二，与司马懿是儿女亲家；其三，他跟征东将军王凌也是儿女亲家，他的二女儿嫁给了王凌的儿子王广。现在我们总讲人脉，似乎人脉越广在社会上越吃得开，其实不完全如此。人脉太复杂，有时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反而会惹祸上身。

麻烦事来了。

公元251年，王凌企图发动政变，拥曹彪为皇帝，另立朝廷。诸葛诞必须在两个亲家之间作一个选择，要么站在王凌一边，要么站在司马懿一边。他坚定站在司马懿一边，结果王凌很快败亡，被夷灭三族，其中包括他的儿媳、诸葛诞的次女。诸葛诞站对了立场，代价是一个女儿被杀，回报是他很快被提拔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也就是扬州军区最高军事长官。

一年后，魏国趁孙权去世之机，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吴国，其中诸葛诞、胡遵统领七万人马猛攻东兴，遭到诸葛恪的迎头痛击，死亡数万人。司马师上台不久，为笼络人心，没有降罪于前线将领，只是把诸葛诞调任镇南将军，以毌丘俭为镇东将军。

不料淮南已成火药桶，没几年又爆发了毌丘俭与文钦的兵变。毌丘俭与诸葛诞一样，都是夏侯玄的好友，显然他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诸葛诞加入这场反对司马氏的战争。出乎毌丘俭意料的是，诸葛诞不仅不起兵响应，反而将来使斩首示众，以向司马氏表明心迹。由于诸葛诞对淮南了如指掌，司马师命他率领豫州兵团直扑寿春（淮南郡治地）。诸葛诞一马当先，袭取寿春，断了毌丘俭的归路并致其覆灭。战后，朝廷授予诸葛诞“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淮南两次兵变，诸葛诞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朝廷的立场，坚定不移。很难想象，诸葛诞最后竟然会步王凌、毌丘俭的后尘，起兵对抗司马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内心又起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诸葛诞内心深处，一直害怕司马氏秋后算账。在王凌之变、毌丘俭之变中，诸葛诞与叛乱者划清界限，甚至赔进去一个女儿的性命，就是为了向司马懿父子表示忠心。然而，他是有历史问题的，他与夏侯玄、邓飏这些曹爽集团骨干走得太近，个人档案上早被盖上“曹党嫌疑”的印戳。这个印戳是你怎么努力也涂抹不掉的。要知道司马氏正是通过屠戮曹爽集团才上台，只要有“曹党嫌疑”，司马氏的戒心就不会消除的。

其次，司马昭上台，加剧了诸葛诞的恐慌。可以说，在之前，诸葛诞一直没想过叛乱。他虽然有历史问题，但他宁可夹起尾巴也不叛变，是因为他对司马懿、司马师是信得过的。司马懿是他的儿女亲家，司马师在他惨败于东兴时独揽责任，胸襟比较宽广。只是短短几年时间，司马懿死了，司马师死了，轮到司马昭上台。司马昭能够像他的父兄一样对待诸葛诞吗？

事实证明诸葛诞的怀疑、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司马昭出任大将军后，就派心腹前去慰劳四大战区的司令。四大战区分别是防御鲜卑的北部战区、防御蜀国的西部战区、防御吴国的南部战区与东部战区。其中西部、南部、东部三个方向最为重要，这三个战区的司令员分别是征西大将军司马望、镇南大将军王基、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名为慰劳，实则是打探这几位手握重兵的将领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效忠状况。以史书的说法，叫“且观其志”，就是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异志。

在四大战区的司令员中，司马昭最不放心的人就是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此，他派长史贾充前往淮南打探虚实。贾充是大将军长史，在将军幕府中地位最高，他亲自出马，可见司马昭对诸葛诞的重视程度。

到了淮南后，贾充故意试探说：“洛阳城中诸位贤人，都希望皇帝禅让，您认为如何？”这句话只讲了一半，皇帝禅让，禅让给谁呢？贾充没有说。当然，这原本也不必说，因为只有一个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司马昭。既然大家心知肚明，何必非要点破说出呢？这是贾充聪明的地方。

这个试探很厉害，是在逼着诸葛诞表态。后来我们有个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心是什么心，当然是篡位夺权之心。贾充大言不惭地讲出来，是要诸葛诞表明立场——是不是会支持司马昭当皇帝。

诸葛诞勃然大怒。他为什么要大怒呢？因为司马昭能当上大将军，靠的是司马懿、司马师留下的资本，算什么本事！权臣世袭这件事已经让他很不快了，别人不说，单说自己的堂哥诸葛亮，不也是蜀国政坛一把手吗？他死后有把丞相之职交给自己的儿子吗？司马昭不仅世袭大将军，竟然还妄想当皇帝！

诸葛诞厉声斥骂贾充：“你是贾逵的儿子，世代蒙受曹魏之恩，却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话。倘若洛阳有难，我情愿为国家而死。”这一番话，大义凛然，把贾充斥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帝国的功臣，当年曹操去世时，正是他力挽危局，曹丕才得以顺利继位。老子是魏国的开国功勋，儿子却要颠覆魏国政权，诸葛诞的话，如投抢、如匕首，贾充只得落荒而逃。

当然，诸葛诞心里明白，怒斥贾充固然快意，后果可想而知，不能不防患于未然。欲自固则必须得到百姓的支持，为了得民心，他大行仁政，赈济施舍，宽赦有罪，蓄养死士数千人。不仅如此，他还以防御吴国入侵为借口，向朝廷狮子大开口，要求增派十万部队守卫寿春。

贾充回洛阳后，少不了在司马昭面前说诸葛诞的坏话，认为他心有异志。这时诸葛诞上书要求增派十万部众，更令司马昭惶恐不安。贾充献上一计：提拔诸葛诞为司空，召回朝廷，表面升官，实则夺其兵权。没有兵权，他怎么造反？

这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着，不过诸葛诞岂会心甘情愿交出兵权？双方都知晓对方的底牌，诸葛诞绝对不会上当，逼得紧了，只会把他逼反。对此，司马昭是担心的。贾充的看法是，诸葛诞迟早要叛变，与其让他势力坐大后叛变，不如现在就逼反他，这样可以把祸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贾充被诸葛诞痛斥一番后，两人已是势不两立。

很快，一纸诏令从朝廷飞往淮南，皇帝降旨擢升诸葛诞为司空，即日赴京任职。诸葛诞沉吟良久，他深知，虎不可脱山，龙不可脱水，将军不可卸去兵权。这是靠拳头说话的时代，失了兵权，命运由人不由我！是甘心当一只随时被踩死的小蚂蚁，还是奋起武士之心，亮剑反击呢？

宁可玉石俱焚，不可令光荣的家族蒙羞！

事到如今，不能不反了。

诸葛诞对起兵早有谋划，故而事到临头，他应对从容，毫不慌乱。他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杀掉效忠朝廷的扬州刺史乐琳。诸葛诞身为镇东大将军，是淮扬军政第一号人物，扬州刺史是第二号人物，要起事必先杀刺史。第二，迅速集结淮河两岸屯田部队十余万人，以及扬州新招募的士兵四五万人，共计约十五万人，据守大本营寿春。第三，从各地征粮，囤积足够吃一年的粮食。第四，派长史吴纲与儿子诸葛靓入吴，向吴国称臣并求援。

我们对比一下诸葛诞与毌丘俭，同样是叛变，两人做法是不同的。毌丘俭一起兵就迅速向洛阳进军，先下手为强；诸葛诞兵力比毌丘俭多出一倍，却采取非常保守的策略。这是吸取了毌丘俭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初毌丘俭只知往前冲，老巢被端了，退路被抄截，最后死得很难看。诸葛诞以十几万兵力固守老巢，同时向吴国求援，这样至少能与司马昭打个平手吧。

诸葛诞的投诚令东吴政府大喜过望，吴国皇帝孙亮立即给他加封了一大堆头衔：左都护、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等。同时，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将军率领三万人马，会同早先投降东吴的文钦，北上救援诸葛诞；另外，镇南将军朱异统率三万人马，开赴安丰，声援寿春。

对吴国来说，这是挑战魏国霸权的绝佳机会。可惜的是，这时的吴国着实没有英雄豪杰。诸葛诞起事的部队多达十五万人，可想而知司马昭肯定要动员举国之兵迎战。这是一场关系到魏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吴国并没有以举国之力投入决战，而只是出动六万人，兵力只有诸葛诞的五分之二。倘若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这场战争决定了三国未来的历史，也是司马氏一统天下的预演。曾经，东吴的天空将星闪烁，周瑜、吕蒙、陆逊等伟大名字与日月同辉，只是在几轮大清洗后，东吴已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了。

司马昭心里明白，这是大赌局，必须把所有筹码都押上。他集结了二十六万人的军队，在兵力上保持绝对的优势。诸葛诞与东吴援军加起来约二十一万人，与魏政府军相差五万，看上去差距不大。然而，诸葛诞军队中有五万左右是新招募的士兵，根本没有作战经验。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战斗情况。

公元257年六月底，魏国政府军前锋部队已经进抵寿春。司马昭任命镇南将军王基兼任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基在剿平毌丘俭之乱中有卓越表现，深得司马昭赏识，故而被委以重任。与此同时，全怿、文钦统领的三万援兵也抵达寿春，入城协防。

魏军仗着人多势众，把寿春城团团围住。

诸葛诞的战术过于保守，他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他幻想凭借坚固的城池、足够的粮食储备、十万精兵以及吴国的救援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被动挨打是战争之大忌。

东吴的另一支援军在镇南将军朱异的指挥下，挺进到安丰，目的是打破魏军对寿春的包围。司马昭急令王基率军队进据北山，以防吴师突进。王基收到命令，深思熟虑后对部将们说：“现在已完成对寿春的包围，应该加强战备以防敌人突围而逃，倘若贸然转移兵力，分兵把守险要地形，这不是聪明之举。”于是他上书司马昭说：“如今与贼兵对阵，应当不动如山，转移兵力只会令人心动摇，对形势十分不利。诸军已挖深沟、筑高垒，人心稳定，不可轻举妄动，这乃是统兵作战的要领。”

与吴、蜀相比，魏国军事人才辈出，后明帝时代涌现出郭淮、陈泰、王基、邓艾等将领，均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王基的建议得到司马昭的重视，他进一步加强对寿春的包围，沟堑与堡垒纵横，里三层外三层。城内的文钦自恃骁勇，屡屡亲自带兵突围，每次都遭王基迎头痛击，只得龟缩在城内。

为了对付东吴朱异兵团，司马昭把预备队都用上了。奋武将军石苞率领青州兵团，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各自率领本州军团，这三支军队作为机动部队，负责打援。朱异兵团挺进到距离寿春几十公里处的阳渊，终于未能再进一步，被州泰的兖州兵团击败，被迫撤退。

战争形势对诸葛诞及东吴越发不利。十几万军队被围困在寿春城，倘若不能及时突围，时间长了情况会更糟。东吴大将军孙决定亲自出马，他统领大军进抵巢湖东部的镬里，派朱异、丁泰、黎斐等将领为前锋，再解寿春之围。

为了将功赎罪，朱异率一支轻装部队疾进，不料被魏国石苞、州泰击败，置于后方的粮食辎重也被魏军将领胡烈偷袭焚毁。粮食都没有了，还能打仗吗？朱异狼狈不堪，带着残兵败将，以葛叶充饥，有一顿没一顿，好不容易逃回孙的大本营。

孙一看大怒，你朱异好歹是镇南将军，一败再败，连粮食都被烧了，真是大饭桶！他气坏了，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勒令朱异立即率部返回战场，与魏军再决死战。大家想想，这支靠吃树叶勉强维持生命的部队，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进攻吗？孙的命令完全不合情理。朱异坚决不从命，士兵们必须休整，补充物资。孙火了，把朱异逮捕，判处死刑。

打仗总有输赢，倘若不是犯下严重的错误，将领一般罪不至死，否则一打败仗就砍头，这谁受得了。孙这个人能当上吴国大将军，其实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才华，而是靠堂兄孙峻的提拔。大将军亲自出马，解救寿春的军事行动仍然失败，必须要有个替罪羊，朱异很不幸地成为这只替罪羊。对此，司马昭倒是看得很明白，他说：“朱异不能解寿春之围，并非他的过错，孙把他杀了，只是为了安抚寿春的将士，坚定诸葛诞守城的决心。”

不过，朱异身为吴国镇南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员，就这样被糊里糊涂杀掉，吴国将士岂不更对朝廷失去信心吗？此举着实得不偿失。杀了朱异也无法扭转战局，孙没有再战的勇气，带着残兵败将退回首都建业。

寿春已是孤城，能坚持多久呢？

孙败退后，司马昭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家伙绝非英雄之辈，他是打算放弃寿春了。寿春守军倘若陷入绝境，势必会狗急跳墙，拼了老命也要打开一个缺口，杀出重围。司马昭兵力虽多，诸葛诞若把十几万人集中在一个方向，也能形成局部优势，杀出一条血路。

为了让诸葛诞断绝突围之心，司马昭大肆造谣，谣言主要有三条：第一，吴国的救兵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第二，魏政府军的粮食已经不足；第三，魏政府军打算分兵到淮北取粮。这都是迷惑诸葛诞的伎俩，诸葛诞却信以为真，以为寿春之围不久可解，因此很放心地大吃存粮。前面说过，寿春的粮食可供守军一年之用。然而，这只是从最节约的角度来估算。战事一起，人的体能消耗巨大，需要的食物量原本就更大，况且一部分粮食也会毁于战火，加上吴国来了三万人，又多了三万张嘴。

诸葛诞的误判很致命，他没有精打细算，没过多久就发现粮食告急，而援兵连个鬼影也没见到。心腹蒋班、焦彝劝道：“朱异没能解围，反被孙所杀，吴师已退回江东，看来救援没戏了。如今应该集中力量，全力攻其一面，就算不能全胜，也可以杀出重围、保全实力，空坐在这里死守，是没有出路的。”

对放弃寿春的主张，文钦坚决反对。

以骁勇著称的文钦上次跟着毌丘俭造反不成，被迫南逃吴国，心中自然不服，一心想同司马氏再决死战。他驳斥说：“我文钦与全端带着数万人跟你们一起身居死地，将士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东。就算孙不想救寿春，皇帝能听他的吗？江东父老乡亲能同意吗？魏国政局动荡不安，军民俱疲，只要我们能坚守一年，他们内部必定会变化。”

应该说，文钦关于魏国的分析是对的，魏国内部的确危机重重，这些年叛变迭起就是证明。然而，文钦知彼而不知己，对己方的分析，他有两点是错的：其一，吴国皇帝与魏国皇帝一样，没有权力，孙不想救寿春，皇帝也没办法；其二，寿春守军根本无法守住一年。

蒋班、焦彝据理力争，诸葛诞大怒，认为两人故意扰乱军心，打算把他们抓起来砍了。两人得到消息后，索性翻墙出城，投降魏军了。

不久后，东吴又发生了一起叛逃案，并因此引发出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也成为寿春沦陷的导火索。

这起叛逃案的主角是全辉与全仪。

全氏家族是东吴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孙权统治后期吴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全琮。全氏家族的兴起，与全琮夫人孙鲁班有很大关系，她是孙权的爱女，又工于权谋，是相当厉害的角色。被派往救援寿春的全怿，便是全琮与孙鲁班的儿子。

正当全怿与诸葛诞、文钦联手与魏军血战之时，他的侄儿全辉、全仪却叛逃到了魏国。智慧超群的钟会向司马昭献上一计：伪造一封全辉、全仪的书信，派人送进寿春城，交给全怿。这封信大意是说：朝廷怪罪全怿不能解寿春之围，打算杀光其全家，故而他们叛逃到魏国。

全怿大惊失色。当时协防寿春的吴军将领中，全氏家族有五人：全怿、全端、全靖、全翩、全缉。想到朱异救援不力被孙诛杀的事，全怿不寒而栗，难道这个混账大将军真的要屠尽全氏家族吗？想到这里，全怿不禁仰天而叹。为了自保，全怿率部众数千人出城向魏国投降。

钟会的这个计谋着实厉害，一纸书信，不仅令全怿来降，更重要的是，寿春城的士气与人心遭受重大挫伤。大家感到被东吴政府抛弃了，望眼欲穿的救援恐怕是遥遥无期。

转眼已是公元258年的正月。

寿春已经被围困达半年之久，展望新的一年，诸葛诞的眼中流露出迷惘。文钦仍然保持着乐观精神，他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叛逃，全怿、全端投降，司马昭肯定认为我们已不堪一击，不如趁敌无备，杀他个措手不及。”诸葛诞想想也没别的办法，便准备好攻垒武器，集中力量进攻南面之敌，试图打开缺口，突围而出。

然而，城外沟垒纵横，哪能那么容易突围。诸葛诞刚把大型攻垒器械搬出城，便遭到魏军的迎头痛击。魏军从高处利用炮车与火箭，把攻垒器械摧毁了，矢石如雨而下，敌人死伤无数，鲜血都快流满沟渠，真是惨不忍睹。事到如今，诸葛诞只能拼了，他不计伤亡，疯狂进攻，日夜轮番作战，苦战了五六天，依然毫无进展，只得垂头丧气撤回寿春城。

更严重的问题是城内的粮食越来越少，已经有数万人出城向魏军投降。文钦提出一个办法：解散淮南部队，让他们各自出城逃亡，只留下东吴士兵守城池。

文钦之所以提这么个办法，是因为他也是魏国叛将，又当过扬州刺史，他很清楚，这些淮南部队本来就是魏国人，只是跟着主将起事罢了，如今战事不利，他们都无心恋战，不如将他们放出城去，人少了还能缓解粮食之急。谁能抗战到底呢？当然是文钦从吴国带来的军队。起初共有三万吴军入寿春，后来全怿叛变拉走了几千人，战斗中又有伤亡，剩下来的应该还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足够一边守城，一边等吴国救援了。

文钦提的建议，不能说没道理。但在诸葛诞看来，他是别有用心。说起来诸葛诞与文钦还是老相识，而且诸葛诞一直是文钦的顶头上司。当年诸葛诞当扬州刺史时，文钦是庐江太守；后来诸葛诞成了镇东将军，文钦则是扬州刺史。不过，别以为两人交情深厚，其实他们互不相容。文钦自视甚高，喜欢吹牛，打仗又老谎报军功，诸葛诞当然看不上眼。只是现在大敌当前，两人共守寿春，合作得不错，诸葛诞差点要忘掉旧日的恩怨了。

如今文钦的一番说辞，令诸葛诞大为不快，他认为这家伙不安好心，想架空自己，让自己变成光杆司令。疑神疑鬼的诸葛诞认定文钦有夺权的野心，遂痛下杀手，竟趁文钦不备，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一剑，也让诸葛诞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文钦的儿子文鸯是三国时代最骁勇的战将之一。三年前，年仅十八岁的文鸯夜袭司马师，勇闯敌营，威震天下。正是在这次偷袭中，司马师因受惊而眼伤复发，最终不治身亡。三年过去了，文鸯二十一岁，他与弟弟文虎追随老爹前来守卫寿春。不想爹爹没死在司马昭手上，反倒死在诸葛诞剑下。文鸯悲愤交加——我老爹来援救你，你居然杀了我爹！天理何在？

一怒拔剑乃是英雄本色，文鸯拔出剑，要带着老爹的部属前去向诸葛诞复仇。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老爹旧部竟然不愿听命于他！这说明部属们对文钦之死颇为冷漠，甚至无动于衷。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翻翻史料，看看时人对文钦的印象——“刚暴无礼”“骁果粗猛”“好自矜伐”等，大略可以勾勒出一介武夫的轮廓，这种人很难令部下效死。

没人愿意跟着文鸯干，任凭他再骁勇，也不可能单枪匹马报仇雪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投降魏军，借司马昭之手复仇。问题是，司马昭能接受他投降吗？文鸯没想那么多，待在城内为诸葛诞效力是办不到的，不投奔魏营他能去哪？他与弟弟文虎两人骑着马出城去了，守卫城门的官兵知道这两兄弟是高手，哪里敢拦，由他们去了。

如何处置文鸯、文虎兄弟呢？

在文鸯之前，投降魏军的人有不少，包括诸葛诞的部将蒋班、焦彝，吴国将领全怿、全端等。不过，他们的情况与文鸯兄弟是不同的：第一，蒋班、全怿等人投降时，战争还处于胜负难料的胶着状态；文鸯兄弟投降时，寿春城已是穷途末路，要守没粮，要走没路，沦陷指日可待。守不住了才要来投降，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二，文鸯的父亲文钦是叛逆主谋，不仅谋反，还叛国，一而再地与魏朝廷对抗，实属罪不容赦之人。按照律法，不仅文钦罪该万死，同时还要灭三族，儿子文鸯、文虎自然都在诛杀之列。第三，司马师虽非文鸯所杀，但若非文鸯劫营，也不至于旧伤复发而丧命。

正因为以上三点原因，魏军多数将领主张杀掉文鸯兄弟。司马昭力排众议，说道：“寿春城还未破，要是杀了他们两人，只会让城内守军不敢投降，坚定守城的决心。”于是他赦免文鸯、文虎两兄弟，任用两人为将军并封关内侯。

司马昭的权力虽袭承自父兄，其实他也有过人的本事。能成为一代豪杰的人，首先得有胸襟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寿春之战，是魏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两方参战部队都超过二十万，从兵力上看，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然而，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魏国，这与司马昭积极招降纳叛的策略有直接关系。他对前来投降归顺者慷慨大方，除文鸯兄弟外，东吴降将全怿也被任命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在司马昭攻心战术之下，寿春守军更是毫无斗志。连文鸯兄弟都可以不受惩罚，何况他人？寿春的那些将士原本就没几个想造反的，不过是诸葛诞要反，他们不反就得掉脑袋，只得随波逐流而已。

此时不发动总攻，更待何时！

魏军如潮水一般，从四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在一片喧嚣震天的鼓声中，一个个云梯架起，士兵们持刀持盾，奋勇登城。

二月二十日，寿春城终于被攻破。诸葛诞骑着一匹马，带着一队卫士突围。其实突围是徒然的，兵力最盛时尚且没法突围，何况现在只剩下残兵败将。魏军司马胡奋率部阻击，在战斗中一刀把诸葛诞砍死。

诸葛诞麾下壮士数百人被俘，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砍头。魏兵每杀一人，就问下一个投不投降，投降放一条生路，不投降就杀头。从第一个杀到最后一个，竟然没有一个投降！一名将领在死后，还能让自己的部众从容赴死，说明他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比起文钦死后没有人愿意为他报仇，诸葛诞却有数百人情愿追随他死，这着实令人震撼。汉初有田横五百壮士，其悲壮程度与诸葛诞数百死士相比，亦有所不逮。

不过，总的来说，司马昭并没有大肆杀戮。淮南是魏国三度兵变的策源地，多数士兵叛反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罢了，故而司马昭把这些人都赦免了。诸葛诞家族当然不在赦免之列，被诛灭三族。古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一人失势，鸡犬遭殃。株连三族甚至九族的野蛮屠杀，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至于被俘的吴国士兵，总计有一万多人。当时有人认为，吴军士兵家属都在江南，肯定不能诚心投降，有机会就会逃回国，应该全部杀掉。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代用兵，讲求‘全国为上’，只要诛杀首恶元凶就够了，吴军俘虏就算逃回国，也可以显示我国的大度。”最后，这批俘虏一个也没被杀害，被分置到河南、河东、河内三郡。不仅如此，吴国将领唐咨本是魏国叛将，他不仅未被处死，还被授予安远将军，其他将领也有相应官职。如此慷慨对待战俘，确是少见。

我们可以说，司马昭是个了不起的领袖。宽恕敌人一方面彰显了自己超强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仁义恩信的形象。司马氏之所以最终能取代曹氏，并非出于偶然，实是几代人奋斗的必然结果。

诸葛诞之变是魏国内部最后一次大规模兵变，此后司马昭便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再没有强有力的挑战者。除了以武力弹压对手之外，司马昭在笼络人心上也有一套本事。他知人善任，不吝于赞美部下。譬如寿春之战的前敌总司令王基，曾力排众议，反对分兵，司马昭后来对他大加赞赏，甚至把他拔高到与古代名将平起并坐的地步，说：“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寿春之战，是三国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之一，对接下来的历史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场战争不仅是魏国内战，也是魏与吴的战争，同时，蜀国也卷了进来。在寿春之战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蜀将姜维以数万人之众攻略秦川。魏国关西部队大部分被抽调到寿春前线，根本没有充足兵力对抗姜维。赖征西将军司马望、安西将军邓艾之力，坚壁清野，勉强阻止姜维深入，为寿春之战大获全胜赢得宝贵的时间。

这场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是空前的。魏国军队有二十六万，淮南叛军约十五万。东吴最初派出的六万援军，包括文钦、全怿的三万人及朱异的三万人，后来大将军孙亲自率部增援，估算起来前后出动援军约十万人。我们细审三国史，一场战事投入十万人以上的并不多见，这与三国时代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有很大关系。三国时代的人口数量是一个谜，据史书所载的数据，中国人口锐减到一千万人以下，其中蜀国约一百万，吴国两百多万，魏国四百多万。当然这个数据是偏少的，不太准确。不过，经历数十年战乱，人口锐减是肯定的。寿春之战，参战人数之多，远超官渡、赤壁、夷陵这三场大战，从战役规模来看，可在三国史上排名第一。这场战争奠定了司马氏在魏国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晋室代魏乃至统一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司马氏的夺权之路，始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然而，以淮南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司马氏的权力。先有王凌之乱，次有毌丘俭之乱，最后是诸葛诞之乱，这三次淮南兵变分别被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平定。经过三次交锋，与曹氏集团关系密切的淮南军阀被完全打倒，势力被连根拔起。

有人认为这三场战争是保卫曹氏政权的勤王之战，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三次叛乱，无疑矛头都是对准司马氏的专权，这是事实。然而，叛乱的动机却十分复杂，并非单纯勤王。第一次叛乱，王凌想拥立曹彪为皇帝，与司马懿控制的朝廷相抗衡，这明显不是勤王的行动，而是分裂的行动。第二次叛乱，毌丘俭与文钦假称有太后密诏，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应该说勤王意图比较明显。不过，毌丘俭主要是害怕遭到清洗，动机并不纯粹。第三次叛乱，诸葛诞的勤王意图比毌丘俭还弱，他要真的有心勤王，就不可能在毌丘俭起兵时充当打手、急先锋。他与毌丘俭一样，主要出于自保。兵变伊始，诸葛诞就迫不及待向吴国请降，明显跟勤王不沾边。

不管怎么说，司马氏三次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威胁一次比一次大。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都以枭雄之姿铁腕扫平反对者，实际上也把曹魏政权逼入了绝境。

飞蛾扑火：皇帝的自杀式政变

自从被扶上皇帝宝座那刻始，曹髦就知道，高墙大院之内看似宁静，实则杀机四伏。皇帝看似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有无上的权力，有成群的美女，然而，细数中国皇帝史，悲惨的皇帝不在少数。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来描述曹髦登基时的心情也许是合适的，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前任皇帝曹芳被无情地赶下宝座、扫地出门。曹芳被黜，是因为他脑海中有政变的念头，只是有贼心没贼胆，事没成反而失业，被司马师给开除了。

如果能立一个木偶为皇帝，司马师会毫不犹豫扛一尊木偶置于大殿之上，他着实讨厌会说话的木偶，因为会说话，意味着有思想。而人有思想，就有威胁，皇帝有思想，就有危险。司马师希望曹髦是一尊没有思想的木偶。

然而他错了。

曹髦上台后，毌丘俭、文钦的叛乱迅速爆发。尽管司马师只用了几个月便把叛乱镇压下去，但战争刚刚结束，他也因为眼伤复发而死，权力的大棒从司马师手中传到司马昭手中。这时皇帝曹髦突然下了一道诏令，以东南叛乱刚刚平定为由，令司马昭留镇许昌监督四方，大军则返回京师洛阳。起初司马昭并没有发现这道诏书背后的良苦用心，智囊钟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子乃是要架空司马昭，削其兵权。司马昭如梦初醒，吓出一身冷汗，于是置诏令于不顾，亲率大军回朝，完全把朝廷控制在手中。

这件事后，司马昭不能不对曹髦严加监控。

爪牙们不断地把侦察到的消息报告给司马昭，司马昭听了这些汇报，愈发感到问题棘手。因为这位皇帝实在不愿意当木偶，而且他的智力水平要远远高于同龄人。比如说，他到太学去与一帮老学究谈论《易》《书》《礼》等儒学经典。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老学究相当于教授专家，皇帝跑去跟他们探讨学问，至少说明他勤学上进，不是贪玩之辈。更严重的是，皇帝隐隐流露出收回权力的决心。有一回，皇帝在太极殿开宴会，宴请群臣，出席的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儒士。在宴席上，皇帝与儒生们对一个问题展开辩论：究竟是少康伟大，还是刘邦伟大？少康是夏王朝的一位著名帝王，在夏王室被篡位夺权后，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完成了中兴夏室的伟大使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少康中兴”。至于刘邦，大家都很熟悉，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很多人都认为刘邦更伟大，因为刘邦出身平民，没有任何背景，出来干革命时都年近半百了，推翻的又是令中原胆战心惊一百年、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大秦帝国。只有曹髦认为少康更伟大。这个见解不由得让人察觉到有弦外之音，莫非皇帝想效法“少康中兴”，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

皇帝夺回权力，实是天经地义之事。

不过，不是每一个失去权力的皇帝都有勇气破釜沉舟，比如前任曹芳就不具备此勇气。曹髦在朝廷之上孤立无援，纵有勇气，也不可能力挽狂澜。司马昭加紧逼宫的步伐。逼宫是一门艺术，讲求慢慢来，如文火炖肉，不可操之过急，有一套前人总结出来的流程：先是获取各种超越常规的特权，然后加九锡、封王等，最后一步是接受禅让，登基称帝。

我们来看看司马昭得到了什么赏赐与特权。首先是赐衮冕之服，就是皇帝才能穿的服饰。其次是“奏事不名”与“假黄钺”两项特权。别的臣子向皇帝奏事时，要自称“臣张三”“臣李四”，司马昭用不着。黄钺就是铜斧，钺在古代象征天子权力，假黄钺，就是天子把象征生杀大权的黄钺借给你用。

司马昭弄这些东西，主要是观察大家的反应。以前王莽就精于此道，他不断地触碰底线，看看有没有敌人。有，消灭之；没有，继续挑战下一条底线。等到最后水到渠成时，敌人差不多就消灭光了。

很快，司马昭就逼出一条大老虎，镇南大将军诸葛诞反了，拥众十五万，据寿春、结东吴。司马昭亲率大军前往弹压，他怕小皇帝在背后搞阴谋，索性把皇帝、太后都带到前线，严密监控。直到一年后攻克寿春，皇帝才得以返回京师。

诸葛诞的败亡，意味着皇帝永远失去了外援。皇帝最无奈的事情是，明明知道司马昭是乱臣贼子，还不得不表彰他镇压诸葛诞的功劳。这不是小功劳，而是齐天之“功”。寿春之战规模之大，敌人之多，自魏开国以来，无有先例，司马昭戡平叛乱，这功要怎么赏？

司马昭获得了三大赏赐：第一，升迁为相国，司马昭本就位极人臣，这个虚衔虽没实际用途，却是一个信号，告诉天下人，我不是一般的臣子，算是半个皇帝了。第二，封晋公，食邑八郡，分别是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河东、平阳。第三，加九锡，这是篡位夺权必经的一步，前面我们解释过加九锡的内涵，这一步离篡位已很近了。当然，这里还差一步，就是封晋王，不过也不会远了。

熟悉经史的皇帝曹髦，岂能不知自己只是赤身露体坐在皇帝宝座上被围观的小丑罢了。他是个有学识的人，颇有才华，能写诗能画画，但是他对现实有着深深的无奈感，能做的只有发发牢骚而已。

有一回，一则怪诞的事传到京师，据说某地一个水井里，发现两条黄龙。古代龙是天子的象征，于是群臣纷纷向皇帝祝贺此吉兆。皇帝却不无悲伤地说：“龙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居于井，是幽困之兆也。”这不是吉兆，龙被困在井里，不正象征皇帝被困在宫墙之内吗？

皇帝甚至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潜龙诗》，我们来欣赏一下：

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在这首诗里，他几乎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易》中有这样的说法：“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在田也好，在天也好，天地广阔，任我逍遥。然而井中之龙呢？“不能越深渊”，只能“藏牙伏爪甲”。这首诗最要命的是最后一句“嗟我亦同然”，曹髦说，我就跟井里的龙一样，只能把利牙锐爪藏起来。司马昭看到这句时，心里大不痛快：原来你这小皇帝还有牙有爪，你还想着张牙舞爪呢。

没错，曹髦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当了几年窝囊皇帝，曹髦内心越发愤恨，他已二十岁，不仅没权力，连自由都没有。曾祖父是武功盖世的曹操，爷爷是开国皇帝曹丕，短短几十年，天地就变了颜色，试问今日城中，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曹髦要反扑，哪怕像飞蛾扑火一样，葬身于火海亦在所不惜。

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七日，曹髦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个人，曹髦觉得比较可靠，他们至少对皇帝是同情的。三人见皇帝神色异常，已隐隐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果然，皇帝支开左右，开门见山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我不能坐着等他废黜，这种羞辱我无法忍受，今天，我就要亲自跟诸位爱卿前去讨伐他。”

三人一听，心脏差点从胸腔跳出来，吓得面如土色。皇帝此举真是如同儿戏，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人在“策划”政变阴谋，或许连“策划”都谈不上，更像是酒后的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这么说吧，自有文字记录历史以来，可曾有过如此幼稚的政变？还真没有。

我们知道，东汉皇帝搞政变的是不少，但最起码要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要有绝对可靠的亲信。汉和帝、汉桓帝搞政变，靠的都是宦官，皇帝不能随便乱跑，搞政变要联系各方，肯定要有人为他跑腿，核心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其二，要有缜密的计划。当年汉和帝为了打倒窦宪，偷偷摸摸让人从宫外搞到一本《外戚传》，研究历史经验，为制订政变计划打下基础。一旦政变，要如何控制军队，如何把权臣党羽一网打尽，这些都需要事先安排。

曹髦的举动很天真，只是率性而为。问题是，他根本都不知道谁是可靠的，谁会陪着皇帝任性呢？他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只有一腔热血。这年头，最不欠缺的就是热血，乱世流淌的热血足以染红脚下每一寸土地了。

三位大臣的惊愕很好理解——只因为对无助的皇帝投以同情的眼光，他们就得陪着去死吗？难道同情也是一种罪吗？

尚书王经缓过神后，劝阻说：“当年鲁昭公因为不堪忍受季氏专权，愤而反击，结果被打败了，流亡到国外，为天下所笑。如今权力落入司马氏之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朝廷到四方都为其效死，根本没人理会什么君臣大义的道理。宫中禁卫部队缺员，兵力弱小，陛下凭什么反击呢？一旦这样做，祸患不可测，应该重新考虑。”

皇帝愤愤地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诏书，扔到地上：“我心意已定，就算是死，又有什么可怕，何况还不一定死。”说完后，他大袖一拂，竟然不管三人奉不奉诏，就扬长而去。我们只能说皇帝是在使性子，纯粹冲动，就算你真的要政变，好不容易找到三个人，好歹商量一下要怎么做。扔了诏书后就跑，这是哪门子道理呢？你的诏书那么管用吗？现在皇帝是有求于自己的臣子，却还摆出这样的态度，谁会为他效死呢？

王沈、王业两人面面相觑，一看皇帝跑了，悄悄商量：不行，这事非得向大将军司马昭报告不可。他们二人觉得自己好可怜，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同情心惹来这么大的麻烦，逼着他们在皇帝与司马昭之间做选择。皇帝搞政变的成功率几乎就是零，因为这不是政变，只能叫自杀。皇帝活得不耐烦，难道臣子要跟着死吗？从君臣大义来说，似乎应该这样做。可是——天下事就怕说一个“可是”——当初你们曹家不也是这样对待汉家皇帝吗？你们可以取代别人，别人为何不能取代你呢？

于是乎，一切心安理得了。

皇帝，莫怪我们，这只是报应。要怪，怪你的祖宗曹操、曹丕吧。

两人急急出了皇宫，直奔大将军府去了，走时还要拉王经一同上路。然而，王经没走。不是他看不明白局势，而是告密这种事，着实不是君子所为，特别是出卖天子，不是一个有道义的人做得出来的。

有些人适合当艺术家，但不适合当皇帝。

天才也怕入错行，比如南唐之李煜，比如北宋之宋徽宗，他们是诗坛巨子、画界大师，却是蹩脚的皇帝。曹髦也是。曹髦不仅能写诗，绘画也颇值一提，他的画作《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等，被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列为中品。从艺术成就来看，他比李煜、宋徽宗逊色，但不要忘了，他只活了二十岁。二十岁之前，就可以达到中品的水准，显然已经是少年天才级的人物。

然而，论玩政治，曹髦的智商只有九岁的水平。东汉有个汉质帝，跟曹髦一样是个傀儡皇帝，当时他九岁，不满大将军梁冀专权，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不久后就被毒死了。弱者要反击，一定要示弱于敌，让对手麻痹大意后，方能出奇制胜。曹髦已经二十岁，可惜艺术家的气质令他不能抱朴守拙，喜怒形于色，实在不能成大事。

话说曹髦掏出诏书扔在地上后，就跑去见郭太后，跟她说，我受不了了，今天不是司马昭死，就是我死。汇报完后，皇帝曹髦开始了他闹剧般的政变。

曹髦唯一的优势，就是皇帝的名头。虽说是傀儡皇帝，出了朝廷没人听他的，但在深宫大院之内，他还是主子。皇宫里有什么人？首先有禁卫军，前面王经讲过，禁卫军人数不多，武器也不多，只是防贼防盗用的，相当于一群保安而已。还有谁呢？太监、仆役、打杂的，这些人当然还是得听命于皇帝。于是曹髦把这些乌合之众拼凑起来，自己充当总司令，拔出佩剑，登上皇家马车，杀出宫去。

行至东止车门，皇帝曹髦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司马伷当时担任屯骑校尉，是北军五校之一，麾下有精锐骑兵。皇帝的左右侍从呵斥道：校尉怎敢挡皇帝的驾呢？司马伷一时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若论实力，皇帝那些乌合之众如何能与屯骑兵团相比，但与皇帝动手，会不会惹祸上身呢？

司马伷犹豫了。

他有理由犹豫，因为他知道政治的凶险。司马伷是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诸葛诞的女婿，他的妻子就是诸葛诞的女儿。后来诸葛诞起兵叛乱，司马伷当然也受到影响。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历史，感觉司马伷既然是司马氏家族的成员，就算杀了皇帝，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然，弑君之罪，是所有罪中最重的罪。曹操以前多牛，他也没敢弑君，因为一旦弑君，就会被政治对手抓住口实攻击。当初项羽自恃骁勇，杀了楚怀王（义帝），结果被刘邦大肆炒作，完全输掉人心，最后兵败身亡。

既然皇帝杀不得，我就躲得远远的。按史书的说法，司马伷被皇帝左右一呵斥，就吓得屁滚尿流，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是故意逃走的，后面我们将看到他的逃跑是多么明智。

皇帝很开心，遇到第一个对手，自己只动动嘴皮子便大获全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护军贾充带着军队从外面杀进来。前面不是说了，王沈、王业两人偷偷溜去向司马昭告密，司马昭闻讯大吃一惊，他倒不是怕皇帝政变成功，而是怕事情闹大了。最好把皇帝拦截在皇宫之内，事关重大，得派自己最信任的贾充去做。

贾充赶到皇宫，正好皇帝带领乌合之众杀出来，他赶紧下令部队迎击，必须截住皇帝。然而，皇帝曹髦却跟疯子似的，拔出宝剑，亲自冲杀在前。当天子当到这份上，也够难为他了。贾充的士兵们见天子杀来，谁也不敢出手，万一不小心把皇帝扎死，这是灭门之罪。天子一冲上来，大家纷纷往后跑。

有个笨蛋出现了。这个笨蛋名叫成济，他是太子舍人，哥哥也在军中，是一名骑兵指挥官。成济见大家都躲着皇帝，就问贾充说：“事情紧急，我们该怎么办？”

贾充这个人向来阴险，当初设计逼诸葛诞造反的人正是此公。他眼珠子一转，想到一条恶计，便对成济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没什么可问的。”这句话的意思十分含糊。成济问他要怎么办，贾充说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我们是成济，我们很可能会理解为：这还用得着问吗？皇帝政变，就干掉他呗。其实贾充的高明、阴险就在这里，他没明说要干掉皇帝啊。

成济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自以为得到了贾充的允许，他挥动长戈，向曹髦刺去。这时曹髦站在车上，手持一柄宝剑，剑是短兵器，戈是长兵器，皇帝砍不到成济，成济却可以轻松刺中皇帝。就这么一下，皇帝被扎死了。这个皇帝会写诗作画，武艺却平庸得很，别说几个回合，只一下他就完蛋了。

皇帝一死，所有人都吓呆了，谁也不敢动，都把目光投向成济。成济兴奋地看着皇帝从车上掉下来，一头栽倒在地，鲜血汩汩流出。不是每个人都有屠龙的勇气，这时应该有掌声。但是很可惜，掌声没响起，世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仿佛连一根针掉下也可清晰听到。那一刻，成济突然感到寒意袭来，如同置身于冰窖之中。

更让成济不寒而栗的是司马昭与司马孚的表演。

司马昭赶到政变现场，见到皇帝的尸体，“大惊，自投于地”。“自投于地”，可以理解为跪倒在地或瘫倒在地，因为在他的设计里，并没有皇帝被杀这一幕。何必杀皇帝呢？曹氏取代汉室，也留着汉献帝的小命，他司马昭不会如此气量狭小。当然，司马昭自投于地，只是表演给世人看的，表明自己绝无弑君的意图。

太傅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他听闻皇帝死讯，匆匆赶来，冲上去抱起曹髦尸体，枕在自己腿上，号啕大哭，边哭边自言自语：“陛下被杀，都是微臣的罪过！”尽管司马孚也有演戏之嫌，但多少有点真情流露，据史书所载，在司马家族中，他是比较同情皇帝的。

自以为建立大功的成济很快就明白，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

皇帝公然被杀，这是汉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东汉确实发生过毒杀皇帝的事情，不过那是偷偷摸摸干的，谁也不敢公开操一把戈把皇帝给捅死。对司马昭来说，这件事十分难办，必定要找个借口，同时也要有人背这口大黑锅。

事情难，难在如何对天下人交代。皇帝本是至尊无上的君王，怎么被逼到起来造反的地步呢？要减轻司马昭的罪责，只有一个办法：宣布曹髦不是合格的皇帝。谁来宣布呢？只能是郭太后。很快，郭太后发布懿旨，罗列了曹髦的几条罪状，虽然人已经死了，还得夺去皇帝尊号，贬为平民。不肯跑去告密的王经，被扣上几个罪名，拉到刑场上砍了；相反，告密的王沈则被封为安平侯。

不过，弑君毕竟是大事，没有人擦屁股怎么行呢？

司马昭十分纠结，让谁当替罪羊呢？曹髦是成济捅死的，成济理所当然是凶手。但成济是替谁卖命的？就是替你司马昭！杀了成济，不怕手下人胆寒吗？如果不杀成济，只能杀贾充，对司马昭来说，贾充更不能杀，他是自己的心腹与智囊。想来想去，只能对不起成济了。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时任尚书左仆射的陈泰拒绝参加朝廷公卿会议，他坚持认为：“只有诛杀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想了良久后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很显然，他不愿也不会杀死贾充，自断左膀右臂的事，他才不会干。陈泰愤怒地说：“我只能说这些，不知道其他了。”

最后，成济全族被屠戮，这就是捅死皇帝的代价。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士，最终只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谁来继承皇位呢？

司马昭选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璜，立为天子，改名曹奂，史称魏元帝。为了表示对曹髦之死的悔意，他推掉了相国、晋公、九锡，向天下人表明：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并不栈恋权力。当然，也没有人会信他的。

不管怎么说，曹髦之死，对司马昭是个好事，至少他用不着时刻警惕皇帝的反扑。如此一来，他也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吴、蜀这两个外患。

仅仅三年后，即公元263年，盘踞西南四十余年的蜀汉政权，在魏军凌厉的攻势下，竟然一战而亡。蜀国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呢？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廿三
灭蜀：三国鼎立格局破裂

坚定的主战派：继承诸葛亮遗志的姜维

蜀国的政治模式与魏、吴两国都不同，刘备死后，蜀国实际上就是虚君政治，皇帝刘禅对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诸葛亮去世后，蜀国不设丞相，以大将军为实际领袖。魏、吴两国也都出现过君主权力被架空的事实，与蜀国有所差异。魏、吴两国都有跋扈嚣张的权臣，甚至行废立皇帝之事，而蜀国历任大将军都比较公忠体国，没有出现严重的内部斗争，因而也没有血腥的杀戮。

在魏、吴两国内乱频频之际，蜀国能独善其身，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诸葛亮的高瞻远瞩。这位权倾帝国的丞相指定了下两任接班人：蒋琬与费祎。此二人虽非雄才大略之辈，然而品行正直，他们谨小慎微的政策虽毫无扩张性可言，但保住自家一亩三分地还是可以的。

公元247年（蜀汉延熙十年），姜维升迁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执掌中枢大权，在实际上确认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与魏、吴两国权臣搞世袭制不同，蜀国推行的是任人唯贤的制度。诸葛亮没有把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同样，蒋琬、费祎也没有。

姜维能在蜀国军界、政坛崛起，多多少少沾了诸葛亮的光。

诸葛亮初伐魏国，时任天水参军的姜维前来投诚，深受其器重。诸葛亮称他为“凉州上士”，认为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诸葛亮并不喜欢只知打打杀杀的武将，一名优秀的军官，比砍杀更重要的是要有知识、有信义、有谋略。简单地说，诸葛亮心中完美将领的形象就是儒将，像乐毅那样将军，仁、义、礼、智、信一样不缺。

能达到诸葛亮标准的，或许只有姜维一人。杨仪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但心胸狭隘；魏延极具军事天才，却没有大局观，为报私仇差点令蜀军陷入灭顶之灾。这两个人，在人品上都有欠缺。另一名重要将领、无当军首领王平有勇有谋，也有责任心，但文化水平太低，认得的字不超过十个，没办法成为一把手。

我们来看看时人对姜维的评价。郤正曾在蜀国为官，对姜维是比较了解的，他这样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伯约是姜维的字，郤正说姜维位居上将军，地位比群臣要高，但是从不敛财，既不贪财，也不好色，着实非常难得。郤正还说：“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姜维好学不倦，生活上又很简朴，所以他的口碑是相当好的，你想在品行上找他的缺点，不容易找到。

诸葛亮十分器重姜维，正是因为他文武双全兼品行端正，在蜀军将领中，没有一个人像姜维那样在各方面都无懈可击。诸葛亮去世后，蜀军两大将领杨仪与魏延内讧最终都死于非命，姜维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后来掌权奠定基础。

蒋琬、费祎当权时期，蜀国一改诸葛亮积极进取的政策，趋于保守。姜维是少数坚定主战的将领，主张以武力夺取陇西。蒋琬、费祎毕竟是文人出身，做事小心谨慎，三思而行；姜维则是武人，大刀阔斧，壮志凌云。费祎不认同姜维穷兵黩武的军事冒险计划，有心压制，每次姜维请战，他拨给的士卒不超过一万人。一万人能干什么，不过是小打小闹，隔靴搔痒罢了。

公元253年，费祎被刺身亡。姜维以“卫将军”的身份成为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都督内外军事。蒋琬、费祎那一套乌龟战法很快被丢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姜维对魏国发动一波又一波疾风骤雨般的进攻，原本相对宁静的蜀魏边境再次烽火迭起、战鼓声隆。

蜀国对外战略趋于激进，除了有姜维性格烙印之外，还与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司马氏发动政变控制魏国大权后，魏国国内形势趋于动荡，内乱频发。对蜀国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必须赌上一把。

从姜维上台这一年开始，蜀国几乎年年用兵。对姜维来说，这是责任心的体现，是继承丞相诸葛亮收复中原的遗志。尽管姜维的勇气与决心值得赞扬，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倘若我们对这些战争进行复盘，会发现它们对敌人的打击甚微，对自己的损害甚大。为什么会这样，后面分析，这里先看看历年北伐的情况。

姜维总揽军政的这年（公元253年），东吴大将军诸葛恪纠集二十万大军，发动伐魏之战。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盟友，蜀国都得卷入战争。有二十万吴军把魏军主力牵制在东线战场，姜维在西线的胜算就大大增加。由于费祎已去世，姜维投入战争的兵力终于突破一万人，他征用了数万军士。数万是几万，史书上没写。蜀国军队总数大约是十万人，取其一半就是五万。姜维趁魏国西线空虚时进攻狄道，然而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备战不足，粮食出现短缺，只能无功而返。

一年后（公元254年），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狄道县令李简由于不满司马氏专权，秘密写信给姜维，请求归降蜀汉。姜维大喜，再次出兵陇西。占领狄道后，姜维挺进并包围襄武城，击破并斩杀敌将徐质，魏军仓皇败退。蜀军趁机连下河间、临洮等地，掠其民而归。不过，史料还有另一种说法，说魏军挫败了姜维的进攻，魏将徐质斩杀蜀将荡寇将军张嶷，蜀军败走。

不管怎么说，姜维已经抛弃了蒋琬、费祎的保守战法，全力出击。机会似乎从天而降，公元255年，魏国爆发内战，毌丘俭、文钦起兵叛乱，紧接着司马师去世，其弟司马昭忙于巩固权力。此时不伐魏，更待何时？姜维的伐魏主张遭到征西大将军张翼的极力反对，张翼在朝廷上与姜维展开舌战，他说：“国小民劳，不宜黩武。”

不过，拍板权终究在姜维手中，他不听张翼意见，坚持出击。

姜维领着数万兵马，抵达桴罕，兵锋再指狄道。

魏国征西将军陈泰是沙场宿将，他急令雍州刺史王经先率军驻屯狄道。陈泰知道姜维有两下子，且蜀军训练有素，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来自蛮族，凶悍善战，便告诫王经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与姜维开战，坚守狄道城，等待自己率主力部队赶到，再从东西两路夹击蜀军。

王经唯唯而去，不料到了狄道后，很快把陈泰的嘱咐抛到九霄云外。当时他辖下的部队与蜀汉军队发生一些零星的战斗，首战不利，损失了一些人马。王经火气上来了：看老子如何教训尔等。他纵兵西渡洮水，直扑姜维主力兵团。

这一冒失的举动，彻底打乱了陈泰的战前部署。陈泰意识到，王经要倒大霉了。姜维远道而来，利于速战，不利于持久战，巴不得一战定胜负呢。这位征西将军立即派出军队前往接应王经，此时一场大血战正在洮河西岸打响，史称“洮西之战”。

雍州刺史王经一向不把蜀军放在眼里，认为蜀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王经的自负，并非没有理由，他麾下的关西兵团一直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以勇悍而闻名天下。不过，王经忽略了一件事，由于魏国爆发内战，关西兵团中的大量人马被抽调去镇压叛乱，现在这支部队有很多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

王经很快就要为自负付出惨重的代价。姜维兵团在洮水西岸排好兵、布好阵，等着敌人前来送死。无论是军事能力还是经验，王经都远不及姜维。姜维久经沙场，王经岂是对手？战一开打，王经就被姜维打得溃不成军，急忙向狄道城逃窜。魏兵一看主将跑了，哪还有斗志可言，个个撒腿便跑，被蜀军砍杀一万多人。

这是蜀国北伐以来难得一见的大胜仗。

姜维踌躇满志，打算一鼓作气攻下狄道。征西大将军张翼比较小心谨慎，劝阻说：“不要再前进了，否则会反胜为败，画蛇添足。”姜维听了勃然大怒，当初我说要北伐，你张翼要干涉；如今我旗开得胜，你又泼冷水，居心何在！他不听张翼的话，向前挺进，包围狄道。

洮西兵败的消息传到洛阳，新任大将军司马昭大吃一惊，以长水校尉邓艾为安西将军，协助陈泰抵御姜维，并派太尉司马孚率兵西进，作为后续兵团。

征西将军陈泰没有坐等援军到来，他马不停蹄，进军至陇西，摆开与姜维决战的架势。陈泰手下的这支部队只是杂牌军，战斗力并非一流，其部将劝说：“王经刚刚吃了败仗，敌人士气正盛，凭我们怎么打得赢他们？不如先据险而守，等待有机可乘时再进攻，这才是万全之策。”

陈泰不同意，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姜维远道而来，轻兵深入，利于速战速决。王经本该采取高壁深垒固守战术，挫其锐气，但是他竟冒冒失失与敌交锋，中了敌人的诡计。姜维击破王经后，如果挟胜利之威，向东攻取栎阳，夺取粮仓，然后招降纳叛，把羌胡骑兵收为己用，与我争夺关、陇之地，传檄四郡（陇西、南安、天水、广魏四郡），那么我们就倒霉了。”

幸运的是，姜维与王经一样犯了大错，他没有乘胜扩大战果，反而围攻狄道。狄道曾多次遭到蜀军攻击，城堡愈修愈坚固，姜维攻城受挫，错失良机，蜀军士气也因此受影响。由于姜维的军队属于轻兵，缺少重型武器，攻城所需要的大盾牌、冲车、云梯等，得三个月才能完工，堆土丘攻城最少也得三个月。

基于以上几点，陈泰判断：“姜维孤军深入，远离本土作战，粮食供应不上，正是我军迅速前进击破敌人的良机，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有坚城，后有洮水，姜维被夹在其中，进退两难。我们只要占据高山险要地形，扼其咽喉，敌人必不战而逃。”

陈泰对战局洞若观火，胸有成竹。虽说自己的部队只是杂牌军，只要能占据有利地形，控险扼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杂牌军亦可有卓越的表现。

事实证明了陈泰谋略的高明，魏国援兵一路西进，在夜色的掩护下，攀上狄道东南处的高山，夺取制高点，兵力部署到位后，燃起烽火，擂响战鼓。

陈泰来得太及时了。这时狄道城已经被围一个多月，不仅伤亡很大，城内也只剩下十天的粮食。王经已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听得东南鼓声四起，望见烽火连天，知道援兵已到，顿时一扫颓废，整军再战。

相反，姜维却相当懊恼。

他不听张翼规劝，一意孤行攻打狄道城，以致先手尽失。没想到魏国援兵来得这么快，按姜维的盘计，魏国在关陇一带的主力部队已在洮西之战中被他打残了，陈泰的杂牌军不足为患，魏国朝廷要从别的战区抽调精锐部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令姜维想不到的是，陈泰凭这支杂牌军就敢前来叫板。

姜维马上命令大军进攻陈泰，怎奈陈泰的部队居高临下，恃险而守，蜀军竟捞不到任何便宜。反击不成，姜维不得不考虑现实处境：蜀军一面是洮水，一面是坚固的城堡，一面是占据制高点的敌军，这样的战斗位置非常不利。陈泰故意放出风声，假装要抄截蜀军后路。姜维大恐，要是后路被抄，就成瓮中之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姜维拔营而走，狄道转危为安。

见到陈泰，王经既惭且愧，感激涕零地说道：“城内粮食已支持不了十天，要是您来得晚些，全城要遭灭顶之灾，一州之地也要沦陷了。”

自诸葛亮北伐以来，蜀国屡屡对关西用兵，所得甚微，影响战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魏国西部统帅表现不俗，前有司马懿，后有郭淮、陈泰等，皆为一时之良将。姜维几度伐魏，均被郭淮、陈泰击退，不能得志于北方。陈泰为人沉勇有大略，做事踏踏实实，绝少虚张声势，是稳定魏国边疆的一员大将。

姜维不听征西大将军张翼的意见，在洮西大捷后没能见好就收，终于导致狄道之役无功而返。不过，洮西一战毙敌一万多人，是蜀国北伐史上的空前胜利，一战歼灭如此多敌军，即便诸葛亮也没做到。凭借这一卓著功勋，姜维由卫将军晋升为大将军。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姜维先后成为政坛一哥，但三人风格有所不同。蒋琬、费祎自知国小民贫，故而比较保守，把精力花在内政治理上，对外采取守势。姜维则不同，他奉行诸葛亮北伐策略，频频用兵，然而仍然未能打破僵局。

晋升大将军后，姜维屯兵于钟提，开始策划新的伐魏战争。

由于洮西大败，王经被撤职，其部众交由安西将军邓艾接管。当时魏国高层对关西的形势比较乐观，认为姜维屡战屡败，无力发动新一轮进攻。倘若以蜀国之国情考虑，发动一次战争消耗的人力物力巨大，姜维已经连续三年（公元253年至公元255年）发动三次进攻，难道还能在第四年再度出兵吗？他难道比诸葛亮还疯狂吗？

邓艾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姜维一定会卷土再来。他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姜维必攻的五个原因：其一，去年魏军在洮西之战中伤亡惨重，军队遭遇重创，粮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蜀军完全有可能乘虚而入；其二，蜀军上下相互了解，武器锋利，而魏军主将与士兵是新来的，武器也还没全部到位；其三，蜀军用船运输，魏军全靠步行，劳逸不同；其四，魏军必须分兵把守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兵力分散，蜀军则可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形成局部战场的绝对优势；其五，从粮食补给看，时值六月，粮食成熟，蜀军走南安、陇西可以控制羌人的粮食，走祁山则有千顷麦田，补给不成问题。

最后，邓艾得出结论：姜维有小聪明，有诡计，他一定会发动进攻。

邓艾的判断是对的，该年（公元256年）七月，姜维兵出祁山，他以为魏国势必掉以轻心，可出其不意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不料邓艾早已严阵以待，无懈可击。姜维找不到机会，他没有轻举妄动，悄然放弃祁山，转攻南安郡。

前面分析过，魏国在西线有四大防御区，分别是祁山、南安、狄道、陇西，兵力相对分散。这种情况对防御一方是不利的，因为四个方向都得防，而蜀兵可以集中于一处，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

姜维的谋略固然高明，但他遇到邓艾，算是遇到克星了。邓艾早就算计到对手有这么一着，于是抢先一步占据武城山，阻击蜀兵。姜维迟了一步，只得被迫发动强攻，邓艾凭借有利地形反击，蜀军无法取胜。姜维被迫改变作战计划，于当天夜晚渡过渭水，向东奔袭上邽。同时，他派人通知镇西大将军胡济直趋上邽，两军会师后集中力量攻城。

不过，胡济的军队并没有如期抵达战场，姜维已成孤军深入之师。老谋深算的邓艾没有浪费机会，他步步尾随，终于在一处名为段谷的地方追上姜维，果断发起进攻。姜维的部队先是出祁山，后又绕回来出击南安，长途行军，已是师老兵疲，在邓艾的猛击下，只得夺路而逃。

这一战，蜀军伤亡惨重。《资治通鉴》记：“士卒星散，死者甚众。”不仅蜀军士气严重受挫，蜀国国内对姜维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蜀人由是怨维”。同样是北伐失利，以前诸葛亮五次北伐，久战无功，然而国内没什么怨言，为何姜维会背上骂名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形势不同。

诸葛亮时代，魏国朝廷新立，不少人视之为“伪政权”，认为曹丕篡夺汉室江山，实为汉贼。谁才是汉室衣钵传人呢？当然是盘踞在西南的蜀汉政权。诸葛亮打的招牌是光复汉室、还于旧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讨贼战争。到了姜维时代，时间过去二十多年，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国家的看法不同于父辈。统一的大汉王朝已是遥不可及的回忆，三国存在时间已久，谁也打不过谁，国家一分为三，大家也习惯了。新的一代人，不再追求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幸福，什么正统不正统，没有人爱理会。战争是花钱还要死人的事，军费最终都要扣在百姓头上，士兵多来自百姓之家，打了胜仗好歹能激发爱国情怀，要是败了，理所当然民怨沸腾。从公元253年到公元256年，姜维连续四年发动四次战争，不仅民间反对，朝廷、军队中反对的呼声也很高。

姜维不得不做出检讨，仿诸葛亮旧例，自贬为卫将军，行大将军之事。

一年后（公元257年），魏国再次动荡不安，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叛乱！自从司马氏夺权以来，魏国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叛乱接二连三，无有尽头。为了平定叛乱，司马昭从关中抽调大批军队前往淮南，对姜维来说，这又是一次天赐良机。

姜维又率领数万人马，奔袭秦川。此时陈泰已被调回朝廷，由司马望出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鉴于叛乱不断，司马氏不仅要掌控中央大权，同时也要把地方军队牢牢握在手中。司马望与安西将军邓艾掂量了一下，己方兵力不足，不能硬拼，便祭出乌龟战术，只守不攻。姜维进抵芒水（今陕西周至县）后，安营扎寨，天天叫阵，魏军置之不理，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蜀在三国中实力最弱，只是据有山川之险，才得以割据西南。以弱国频频出击强国，劳民伤财，实是得不偿失。从诸葛亮到姜维，蜀国对魏国发动的进攻已经不下十次，但战略意图十分不明确，没有一以贯之的长期计划。姜维与诸葛亮一样，一会儿攻击陇西，一会儿攻击关中，在战术上或有一二小胜利，在战略上着实乏善可陈。蜀军的战斗力不弱，但只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姜维，倘若遇到敌人坚守不出，几乎都会没辙，粮食一吃完，必定退兵。攻城战的短板问题不解决，北伐就毫无意义可言，敌人只要玩乌龟战术，你就寸步难行。

对姜维的穷兵黩武，很多人是不满的。

时任蜀国中散大夫的谯周写了一篇《仇国论》，分析弱国能战胜强国的原因与策略，实际上是批评姜维的军事冒险主义。在这篇论文中，谯周分析当时局势，说“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魏刚取缔汉室，大家骂曹氏为逆贼，几十年过去了，谁还记得大汉帝国，谁还记得汉献帝？诸葛亮“光复汉室”的口号，在姜维这个年代已经失去号召力了。

那么，作为弱国的蜀汉要如何对付强大得多的曹魏呢？谯周提出几个看法：其一，要有忧患意识。“有忧者常思善”“思善则生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其二，要注重百姓生计。“民之疲劳则骚乱之兆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征伐不休只会导致国家土崩瓦解。这是批评姜维频年用兵、劳民伤财。谯周以商汤、周武之故事，认为“智者不以小利移目”，应该“时可而后动”“不再战而克”，要么不打，一打就要制敌于死命，像姜维这样年年出兵，搞得全国军民都疲劳不堪，国家肯定撑不下去。

这些话对姜维没有任何作用。姜维与诸葛亮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国家本就弱小，不进则退，不积极进取只能走向覆没。然而，姜维与诸葛亮一样，用兵乏善可陈，不具备韩信那种诡计多端、变化莫测的风格。魏国的动荡给了姜维很多次机会，可惜他一次也未能把握住。

与司马望、邓艾相持几个月后，时间已到了公元258年的春天。魏国内战地硝烟散去，诸葛诞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关西，姜维情知机会已丧失，遂撤军而去，返回成都。这一次北伐，又是空手而归。

被佞臣耽误的蜀国朝政

从公元253年到公元258年，姜维上台六年，与魏国打了六年战争。一味指责姜维穷兵黩武有些片面，因为这六年里，魏国屡陷危机，给了蜀国太多机会，不打不行。试想，诸葛恪伐魏，蜀国能袖手旁观吗？毌丘俭、文钦叛乱、司马师暴死，蜀国能不利用此机会吗？诸葛诞之变，寿春之战吸引二十六万魏军，姜维能视而不见吗？

应该说，这些战争，多数是有充分理由的。问题是，机会那么好，蜀国却没能把握住。甚至在魏军主力完全投入寿春之战、关西空虚之时，姜维也无功而返。制约蜀军战斗力的因素很多，比如作战距离远，粮草运输困难，大型攻击武器不易运输，攻坚战能力低下等，同时魏国方面的郭淮、陈泰、邓艾等也都是良将，加之以逸击劳，姜维势必要吃亏。

由于长期征战在外，姜维名义上掌管蜀国军政大权，实际上精力主要放在军事上，对政务着实顾不过来。蜀国皇帝刘禅便以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为卫将军，共同负责内政。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是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皇帝，他特别宠幸宦官黄皓。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亲贤臣，远小人”，为什么皇帝喜欢亲小人呢？因为小人善于察言观色、讨好人主，从心理学上说，这种人自然容易得到信任。大凡宦官得势，多半满肚子坏点子，背靠皇帝这棵大树，狐假虎威。那些想混个一官半职的人，纷纷巴结黄皓，希望他在皇帝那儿美言几句。

董厥与诸葛瞻都知道黄皓是个佞臣，但两人都无法约束他，黄皓只怕一个人：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大将军姜维。

宦官乱政是东汉历史的一个教训，蜀国继承“汉”的旗帜，不幸把宦官乱政的传统一并继承了下来。在诸葛亮、蒋琬、费祎三人治政时期，对内政管理比较严格，宦官没有出头之日。由于姜维把精力放在伐魏上，宦官势力得以死灰复燃。

黄皓处心积虑想除掉姜维，他与右大将军阎宇关系很好，打算让阎宇取代姜维出任大将军。阎宇是在公元258年出任右大将军的，右大将军这个军衔是蜀国特有，设立这个军职的目的就是要削姜维的权。说实话，这些年来，姜维的压力太大了。他本是魏国降将，对蜀汉的许多人来说，这家伙是外省人，自然少了一份乡土之情。姜维多年来频频用兵，却没有开疆拓土之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劳民伤财。包括张翼、廖化等高级将领都反对他的军事冒险行动，更不用说一般的士兵与民众。

作为大将军，姜维当然有自己的眼线，他很快就知晓了黄皓的阴谋。他心里非常瞧不起宦官，黄皓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且成全你。很快，姜维入宫禀明皇帝刘禅：“黄皓乃是奸佞小人，专权妄为，将毁坏国家，请陛下下令诛杀。”

姜维虽是最有权势的大将军，但根据汉制，皇宫中的太监却不是他能管的。我们还记得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打算诛杀宦官，最终弄巧成拙，原因正是他无权直接大开杀戒，宫里的人，理应由皇帝或太后处置。皇帝刘禅却认为姜维小题大做：“黄皓不过是跑腿的小臣罢了，以前尚书令董允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我深感遗憾，将军你又何必在意呢？”

黄皓当小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董允担任尚书令时，就发现此人心术不正，又善于获取皇帝的欢心，故而对他极为讨厌。董允在世时，黄皓畏之如虎，不敢为非作歹，由于受到打压，也不过当了个黄门丞的小官。朝廷重臣如此讨厌他，皇帝为什么还要唱对台戏呢？显然，皇帝有自己的打算。打从登基那天始，刘禅就是个挂牌皇帝，虽然情况比曹芳、曹髦要好，但权力着实被限制了。诸葛亮在世时，蜀人只知有丞相，哪知有皇帝？诸葛亮去世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皇帝仍然没有很大的自主权。在朝臣们纷纷倒向大将军时，皇帝不依靠宦官还能依靠谁呢？宦官身份低贱，不依靠皇帝又能依靠谁呢？这就叫相依为命。刘禅看重的，就是黄皓有本事，能对大将军构成威胁，能维系一种权力场上的平衡。皇帝需要这种平衡，最好哪一方都不要打破。因此，他对姜维说：何必为难一个跑腿的宦官呢？

皇帝的表态大大出乎姜维的意料，他本以为杀死黄皓与踩死一只蚂蚁没有两样，可是他错了，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向黄皓的箭。此时姜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打垮黄皓了，黄皓的权势枝附叶连，上有天子保护，下有右大将军阎宇称兄道弟，还有一大帮所谓的士大夫巴结附和他。

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姜维得罪了小人，小人必定会反攻倒算。那一刻，一种恐惧感从姜维心底油然而生。表面平静的蜀国政坛，实则暗流涌动，表面风光的大将军，在狂风巨浪面前，也只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且看看曹爽是如何在一天内被干掉的，再看看诸葛恪又是如何被一刀砍死的。言多必失，姜维不敢多说什么，匆匆离开皇宫。

不过，皇帝只想维持一种平衡，他既不想姜维杀死黄皓，同样不想黄皓整垮姜维。没有姜维，谁能扛起国家这副重担呢？很快，他敕令黄皓前往大将军府，向姜维道歉、谢罪。姜维从黄皓阴险的脸上看到了敌意，他毛骨悚然，越发觉得京城危机四伏。

与其如此，倒不如在外带兵，只要手上有兵权，谁能奈我何呢？

姜维打定主意，向皇帝上表，要求再次发兵进攻魏国。

前文说过，从公元253到258年，蜀国连年发动对外战争，百姓苦不堪言。好不容易有了几年的休息时间，生活刚刚安定，战争动员的号角又吹响了。

时任右车骑将军的廖化私下里说：“穷兵黩武一定会把自己害死，这就是姜维的写照。智谋不如敌人，兵力也不如敌人，却没完没了地用兵，国家何以自存呢？”不过，抱怨归抱怨，命令还是得不折不扣地执行。

公元262年，姜维进攻洮阳（今甘肃临潭）。此时已升任魏国征西将军的邓艾率部反击，大破蜀军。姜维退守沓中，他不敢返回成都，担心被黄皓暗算。别看姜维名义上是大将军，蜀国最高军政长官，实则不得人心。除了黄皓一党，包括张冀、廖化、谯周以及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等，对姜维都是有所不满的。姜维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与其返回首都，不如待在沓中屯垦，开荒种地，等来年作物成熟，粮食充足了，姜维又可以发动新一轮的战争。

姜维多次发动北伐，虽然没有对魏国形成致命打击，但司马昭对姜维的流寇战术还是十分头疼。这时有个名叫路遗的勇士自告奋勇，情愿潜入沓中，伺机刺杀姜维。从事中郎荀勖反对说：“明公主宰天下命运，理应挥动正义的权杖讨伐不归顺者，何必采用刺杀这种下三烂手段呢？”

司马昭听罢直点头，魏国军事力量远远强于蜀国，却一直居于防御地位，真是倒悬之局，不行，一定要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讨伐蜀汉。

此意一出，朝臣们纷纷认为计划不可行，说辞还是老一套：蜀国拥有山川之险，以曹操之雄才，尚且在汉中吃了大亏，伐蜀实非上策。司马昭毕竟是领导，见识有不同凡响之处，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伐蜀为何势在必行：其一，魏国自平定诸葛诞叛乱，经过几年休整，元气已经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水平；其二，欲消灭东吴，势必要先消灭地处上游的蜀国，这样便可沿长江而下，水陆齐进，直捣吴都；其三，蜀国总兵力只有九万，驻守首都及其他军事基地的部队有四万人，能机动作战的人数只有五万人。这五万机动部队，主要由姜维统领，驻扎在沓中。只要把姜维的部队困在沓中，魏军主力部队从东部乘虚而入，直指骆谷，奔袭汉中。倘若汉中失守，暗弱的刘禅必定六神无主，百姓也将陷入恐慌之中，到时可一举灭掉蜀国。

当时魏国高层有雄心壮志的人不多，立国既久，就不想打仗了。多数人反对伐蜀计划，包括四大军区司令员之一的征西将军邓艾。邓艾的理由是蜀国内部比较安定，自杨仪、魏延之争后，没有过军事政变或叛乱，无机可乘，不应当大举用兵。他一再上书，坚持反对伐蜀。司马昭只得派主簿师纂去给邓艾做思想工作，邓艾最后没办法，勉强同意。

与邓艾相比，智囊钟会的态度相当明确，支持司马昭的伐蜀计划。钟会在政治上向来投机，别人都反对，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无疑获得了司马昭的好感。很快，钟会便被司马昭任命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军事。这么一来，实际上邓艾的权力就被削减了。以前整个西部战区都归邓艾负责，现在从中划出关中战区交给钟会。这为后来邓艾、钟会争功埋下了伏笔。

这么大的军事计划，不太可能做到密不透风。姜维很快就得到情报：钟会正在关中秣马厉兵，种种迹象表明他的目的是进取汉中。鉴于形势尚不明朗，有必要未雨绸缪，故而姜维上表皇帝：“应派遣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兵分别驻守阳安关口与阴平之桥，预防魏军发动突袭。”

然而，蜀国朝廷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皇帝刘禅在国家大事上向来没有主见，只得找黄皓商量。黄皓只是个宦官，懂个屁，他根本不相信姜维的判断，原因有二：第一，他满脑袋只有权力斗争，没有国家观念，姜维提出由张翼、廖化分兵驻守两个关口，在黄皓看来，只不过是把拱卫京师的部队调到外地的借口。姜维是主张杀掉黄皓的，如今把首都的部队调走，万一姜维杀回来找他算账怎么办？第二，黄皓很迷信鬼神巫术，他掐指一算，认为敌人不会自己找上门。

黄皓对皇帝说，魏国绝不会进攻蜀国，这件事不宜告知群臣，以免引起恐慌。

就这样，一件关系到蜀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就被一个奸佞小人给耽误了。

与此同时，曹魏帝国正紧锣密鼓地制定伐蜀战略。

不得不说，司马昭的确有雄图伟略。当时几乎没人认为可一战而平蜀国，要知道蜀汉立国已四十多年，根基厚实，加之拥有山川之险，易守难攻，蜀军人数虽然只有十万左右，亦是百战之师，实力不可小觑。就连与姜维对峙多年的名将邓艾都认为伐蜀无利可图，何况他人？然而，司马昭的意志坚不可摧，他对灭蜀充满信心。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蜀国，司马昭做了精心的战略部署：由征西将军邓艾率三万人马由狄道出击，攻甘松、沓中，牵制姜维主力兵团；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人马从祁山出击，攻武街桥头，截断姜维退路；伐蜀主力部队由钟会指挥，共计十余万人马，分别走斜谷、骆谷、子午谷，分进合击，目标直指汉中。为了协调各路大军，司马昭任命廷尉卫瓘持节为监军。

对钟会来说，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钟会足智多谋，叛逃到蜀国的夏侯霸曾经警告姜维，钟会倘若被重用，将成为吴、蜀两国之大患。在此之前，钟会曾屡出奇谋，为司马昭专权立下大功。司马师去世时，皇帝曹髦诏令司马昭镇守许昌，钟会窥破圣意，力劝司马昭迅速返回首都洛阳，从而避免大权旁落。在平定诸葛诞叛乱的战争中，钟会伪造全仪、全辉书信，大施反间计，策反东吴将领全怿等人。由于他智略过人，时人把他与大汉开国名臣张良相提并论。

在出征前，钟会前去拜访名士王戎。王戎是将门之后，他的爷爷便是当年派刺客刺杀鲜卑酋豪轲比能的幽州刺史王雄。不过，王戎之所以名重于当时，并不是因为他精通兵学，而是他继承了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清谈传统，有名士风范，他也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

以史书的说法，钟会拜访王戎，是向他讨教平蜀之策。其实这多半只是借口，此时的王戎还不到三十岁，比钟会小了九岁，虽说是将门之后，却并没有多少军事指挥经验。我想钟会去找王戎，主要是炫耀一下，他与王戎同样是名士，正所谓名士风流，下马可以清谈，上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如今他独当一面，成为十万大军的统帅，风光无限，不显摆一下不过瘾。

王戎看清钟会沽名钓誉的本性，便对他说：“道家有这么一句话，叫‘为而不恃’，成功并不难，保持它却很难。”

在《老子》一书中，“为而不恃”这个词多次出现，比如第二章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七十七章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两处意思差不多。可见王戎对钟会讲话是很含蓄的，只讲了前半句“为而不恃”，后半句没说。为什么不说，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没必要讲。王戎告诫钟会，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成功不难，但要做到“功成而不居”就很难。以钟会不知收敛的个性，和他对名望、声誉饥渴的追求，一旦完成灭蜀伟业，很有可能大祸临头。

为了一战灭掉蜀国，司马昭动用的兵力超过十六万，比蜀国所有兵力加起来还要多七万人。直到大军集结完毕，仍有一些将领反对伐蜀，将军邓敦力陈蜀国不可讨伐，司马昭火冒三丈，把他抓起来砍了。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景耀六年），秋八月，司马昭在洛阳召开誓师大会，主力军队浩浩荡荡开赴边关，灭蜀之战拉开大幕。

雷霆一击：邓艾奇袭蜀都

反应迟钝的蜀汉朝廷终于确信狼来了。

魏国首先对姜维所在的沓中发动进攻，指挥作战的征西将军邓艾，辖下共有三万人马。

皇帝刘禅慌了手脚，赶紧派右车骑将军廖化驰援沓中，同时令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率部进屯阳安关口，以防止魏军从东线进攻，其余部队集结于汉、乐两城。皇帝还下令各军不准主动出击，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等待敌人粮食耗尽便可不战而胜。

蜀国在防御上已经错失良机，只能仓促应战，更为严重的是，蜀国对魏国的进攻规模估计不足。邓艾在西线投入三万兵力，蜀国高层估计魏军在东线的兵力应该也只有三万左右。实际上魏国在东线投入的兵力超过十万人，就算张翼、董厥兵团及时赶到阳安关口，蜀军在人数上也大大吃了亏。然而，张翼、董厥兵团竟然没有如期抵达目的地，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张翼、董厥兵团行进到阴平时，打探到一个情报：魏国雍州刺史诸葛绪正率领三万人马，开进到建威。诸葛绪的作战任务，是截断姜维兵团的退路，张翼与董厥大吃一惊，遂逗留于阴平，以监视诸葛绪兵团的动向。

可张翼、董厥都未曾想到，无论是邓艾兵团还是诸葛绪兵团，都只是牵制性作战，真正的南征主力乃是镇西将军钟会指挥的十万大军。钟会兵分三路，直插汉中。蜀军在汉中的守备相当虚弱，只有汉城、乐城各五千名守军，还有守卫若干险关要隘的部队。汉、乐两城是诸葛亮在公元229年所筑，是蜀军前线的军事基地，与阳安关口一同构成防御魏国入侵的铁三角。

钟会派前将军李辅、护军荀恺各率一万人马分别包围汉、乐两城，自己亲率大军直扑阳安关口。阳安关口就是陕西勉县的阳平关，是兵家必争之地。曹操攻略汉中时，曾在阳平关受阻，他把这里称为“天狱”，其险要可想而知。后来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阳平关仍是主战场，不过刘备由南往北攻，阳平关南面不如北面险峻，故而讨了便宜。

守卫阳平关的蜀军将领是傅佥。按照朝廷的计划，张翼、董厥的援军应该赶赴阳平关，与傅佥全力捍卫此天险关口。然而，张翼、董厥对战局作出严重误判，以致援军逗留于阴平，并没有抵达阳平关。即便如此，钟会要攻克阳平关仍非易事。毛主席曾有过英明的论断：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试想，倘若人没有抵抗的勇气，就算山河之险、函崤之固，也不过形同虚设罢了。

偏偏蜀国一方就有一个投降分子。

此人名唤蒋斌。蒋斌曾担任武兴督，也就是地方军事长官，然而他才能平庸，在职期间毫无作为。朝廷罢免其职，派他去协助傅佥镇守天险阳平关。蒋斌一肚子怨气，正好魏军来攻，便打起投降的主意。不过，像蒋斌这种小人，坏心眼特多，光投降还不行，他琢磨着得给钟会献个见面礼以邀功。拿什么当见面礼呢？当然是天险阳平关！

于是蒋斌便想了一条计策，他告诉傅佥：“贼人已兵临城下，不主动出击而闭门自守，这不是好办法。”

傅佥不以为然，回答道：“我接到的命令是固守城关，只要能保全就是立功；若是违抗命令擅自出战，要是丧师辱国，就算战死也对国家没有益处。”

蒋斌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说：“好吧，您以保全城关为功劳，我以出战克敌制胜为功劳，大家各做各的吧。”于是他率部迎战魏军。说是迎战，其实是投降。刚与魏军接触，蒋斌就向魏军前线指挥官胡烈投降了。蒋斌果然是十足小人，一投降，他马上自告奋勇充当带路党，给魏国人当向导，杀回阳平关。

一向老成持重的傅佥做梦也没想到，蒋斌吹一通牛后，出了城就投降敌人，因此城内毫无戒备。在蒋斌的指引下，魏军乘虚而入，一举攻入阳平关。这个当年曾令曹操束手无策的险关要隘，就这样轻而易举沦陷，城防司令傅佥也力战而死。

阳平关沦陷，顿时令蜀国陷入危险之中。魏国之所以隐忍数十年，迟迟不愿发动对蜀的战争，正是考虑到蜀国地形太险峻、太难攻克。而所有的险关要隘，又以阳平关的战略价值最大。攻占阳平关后，钟会欣喜若狂，他已经隐约看到自己骑着高头大马踏破蜀都的雄姿了。

我们再来看看西线战场的进展。

姜维的处境也不好。魏征西将军邓艾是姜维的老对头，两人知根知底，邓艾兵分三路围攻姜维，分别由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金城太守杨欣指挥，同时魏军诸葛绪兵团已经插向姜维兵团的后方，一张大网已经拉开。

此时传来钟会大举进攻汉中的消息，兵力在十万人以上。姜维闻讯大惊，知道自己已经中计，邓艾兵团并非魏国南征部队的主力！他不由得头皮发麻，东线蜀军兵力不足两万，如何抵挡钟会的十万大军呢？不行，必须撤出战斗，迅速向东转移。

要全身而退，绝非易事。杨欣等魏军将领紧咬不舍，一直追到强川口，两军在此会战，姜维不敌，狼狈鼠窜。更糟糕的是，当姜维撤向桥头时，得悉诸葛绪已经抢先一步，占据蜀军撤退的必经之地。怎么办？姜维没有乱了阵脚，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策略，佯装袭击诸葛绪的侧背。诸葛绪大惊，不敢轻心，急令大军后撤。姜维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后，果断回师，从容通过桥头，退守阴平。

前文不是说过，张翼、董厥兵团为牵制诸葛绪兵团，逗留于阴平。现在姜维退守阴平，是不是与张、董兵团会师了呢？没有。由于钟会大举进犯汉中，张翼、董厥如梦初醒，赶紧向阳平关方向移动，希望能阻止魏军南下。姜维稍事休整后，也开赴阳平关，尚未抵达关口，就传来阳平关已经沦陷的消息。姜维大骇，退至白水，正好与廖化、张翼、董厥等军相遇，实力稍振。

既然阳平关已失，姜维只能寄希望于第二道防线：剑阁。

正当姜维在剑阁构筑新的防线时，蜀国朝廷派出使节，向东吴政府紧急求援。蜀、吴缔结同盟已超过三十年，联手抗击魏国是两国共同利益。如今蜀国危在旦夕，吴国绝不可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然而，要怎么救呢？派一支军队入蜀作战？这个难度很大。吴国主力部队都集中在东部，西面虽与蜀国相邻，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要把大批兵团送入蜀国境内，难度很大。因而吴国政府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吴帝孙休派丁奉率军进攻寿春，企图通过打击魏国本土，牵制魏军在蜀国的军事行动。另一支东吴军队在丁封、孙异的统率下，向沔中进发以救援蜀汉。

不过，这些举措并没能起到很大作用。吴国的进攻只不过隔靴搔痒，魏国不必撤回伐蜀大军，仍有足够兵力应对东吴的挑衅，因而救援效果并不明显。

我们再来看看蜀汉战场的形势。

姜维放弃阴平后，邓艾不费吹灰之力，唾手而得阴平。当初邓艾接到的任务，是牵制姜维兵团，以配合钟会在东线发动进攻。应该说，邓艾已经出色完成任务，接下来的战争，就是钟会的事了。然而，作为一名高级将领，明明看到灭蜀在即，岂能甘心把功劳白白让给别人呢？邓艾不干，他要继续向蜀国腹心挺进，直捣成都。

在阴平略做休整后，邓艾秣马厉兵，挑选精兵强将，要抢下平蜀头功。除了自己手中的三万人马外，邓艾同时节制雍州刺史诸葛绪的三万人马，合起来有六万人，兵力相当雄厚。邓艾的计划是翻越深山峡谷不毛之地，突击江油，此举若成功，可完全打乱蜀军的部署。

不料诸葛绪拒绝接受邓艾的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他接到的指令只是牵制阻击姜维，并非继续攻略蜀地。别人都想抢功，诸葛绪不想吗？当然不是。在他看来，邓艾就是个疯子，穿越七百里荒凉区，这种战略只有疯子才想得出来，还没打到江油，恐怕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诸葛绪拒绝接受邓艾指挥，向东挺进至白水关，与钟会会师。

说实话，司马昭在伐蜀将领的安排上实在糟糕，几个巨头各自盘计自己的利益，个个都要争功。倘若不是蜀国军事力量实在过于弱小，魏军此番南征必败无疑。钟会一见到诸葛绪前来，便打起小算盘：何不把这三万人马给吞并过来呢？多三万人，老子攻下蜀国就多一分胜算。

想到这里，钟会心生一计。他表面上对诸葛绪笑呵呵的，暗地里却向朝廷打小报告，指控诸葛绪畏敌不前。在汉魏时代，畏敌不前是很严重的罪行，基本上可以判死缓，也就是判处死刑，但允许交一笔罚金赎命。也算诸葛绪倒霉，他本是受邓艾节制，却跑到钟会那去，这下可解释不清了。于是朝廷一纸令下，诸葛绪被捕，用囚车送往京师，他的三万人马，顺理成章被钟会接管了。

钟会本是个高谈阔论的文人，说起打仗，比一般文人要强，但毕竟是半桶水。他手握十几万大军，猛攻剑阁。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书中这样写：“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斯可见剑阁之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姜维已经把重兵集结于此。剑阁之险果然名不虚传，钟会的进攻屡屡受挫。这位以潇洒自居的玄学家不由得打起退堂鼓。对钟会来说，更大的麻烦是粮食紧缺，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而且道路艰险难行，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钟会的狼狈相，邓艾不禁冷笑：一介书生还配指挥十几万大军？该由老子上场了。他上书朝廷，称：“贼人已经遭到重创，应该乘胜追击。倘若我们从阴平抄小路，经由德阳亭直插涪县，将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剑阁以西一百里处，距离成都也只有三百多里。这支奇袭部队神不知鬼不觉直插敌之心腹，剑阁守军势必要回防涪县，到时钟会的兵车可长驱直入；如果剑阁守军不肯撤退，能救援涪县的蜀军就寥寥无几了。”

什么叫名将，敢出奇制胜才叫名将。过于小心翼翼，打不出漂亮仗。邓艾的勇气实超越他人之上，眼光也较他人更远更敏锐，他一眼就洞察了蜀汉的软肋所在，敌人所凭恃的只不过是险峻之山岭，以为“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然而人类之所以伟大，在于动物过不去的地方，人类可以用意志征服之。

这是一次伟大的进军，这是一次超越人类极限的挑战。

邓艾的人马穿行于七百里无人区，没有人，自然就没有路，没有路的山怎么爬，没有桥的河如何渡？除了邓艾，没有人相信能成功。许多不怀好意的人跷起二郎腿等着看邓艾的笑话，甚至巴不得他全军覆没。崇山峻岭，急流险滩，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邓艾的人马凿山开路，遇水搭桥，当时没有挖掘机，没有装载机，也没有土方车，一切都依靠人力，工程进展缓慢。最严峻的问题是粮食缺乏，在这片茫茫荒地，补给极其困难，军中粮草不够，只能靠大自然供给了。

这次军事大冒险着实险象环生，史书是这样写的：“山谷高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这支英勇的军队没有崩溃的原因，全在于邓艾的信心与卓越的领导力。在最危险的一段绝崖，邓艾带头用毡毯裹身，滚下山去，简直是不要命。靠着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邓艾兵团奇迹般地穿越了七百里无人区，兵临江油城下。

江油守将马邈张大眼睁望着这支从天而降的神兵，眼中充满迷惘与困惑，连抵抗的勇气也丧失了，打开城门向邓艾投降。邓艾兵不血刃，夺下江油，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涪县。

江油失守，蜀都成都震动。

此时姜维大军远在剑阁，远水解不了近渴，蜀中无大将，谁能抵挡邓艾呢？六神无主的皇帝刘禅想到了一个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显然，皇帝把保卫成都的希望寄托在了诸葛家的优良基因上。

然而，刘禅自己都没从老爹刘备那儿获得优良基因，又怎么能保证诸葛瞻有呢？相貌、体质或许与遗传有关系，但品行、才能却无法遗传，这算是人类一个大大的遗憾。

诸葛瞻的军职是卫将军，但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他临危受命，拼凑出一支军队，开赴涪县。尚书郎黄崇指出：涪县位于平地，无险可守，不如继续向前挺进，占据险要地形，控制重要隘口，防止敌人挺进到平原。

黄崇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诸葛瞻并未采纳。在诸葛瞻看来，邓艾兵团刚刚穿越七百里无人区，已是强弩之末。蜀军中多蛮人、氐羌人，向来以战斗骁勇著称，野战能力很强。倘若以逸击劳，速战速决，有望一战歼灭来犯之敌。而若进据山岭，恃险而守，势必成为一场相持战，反倒夜长梦多。

不过，有一些因素是诸葛瞻没有考虑到的：其一，从将领的能力看，邓艾是久经沙场的宿将，多次挫败姜维的北伐，这种实战指挥能力，不是诸葛瞻从兵书上能学得到的；其二，魏军长途跋涉，兵疲马困，这是他们的弱点，但是魏军没有退路，不可能重返七百里无人区，退却意味着死，只有前进才有生机，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反而能迸发出平常所没有的力量。

诸葛瞻刚愎自用，黄崇几乎绝望，再三进谏，甚至声泪俱下。但诸葛瞻的性格与父亲诸葛亮有些相像，听不进别人的，你越说，我越不听。不同的是，诸葛亮用兵谨慎，就算打不赢，起码也不会输得太惨。相比之下，诸葛瞻几乎是在豪赌。

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是无算呢？行军作战的原则，“先为不可胜”，要先做到不被敌人击败，然后才考虑如何打败敌人。诸葛瞻兵力有多少呢？史书上没说。根据战前魏国的军事情报，蜀国全部兵力九万人，其中姜维麾下有五万人，首都及其他驻军约四万人。战争爆发后，刘禅派遣廖化、张翼、董厥增援前线，后方兵力更少了。我估计诸葛瞻的总兵力不会超过三万人，而且大部分是新招募的士兵。与之相比，邓艾的兵力是三万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很明显，诸葛瞻并没有优势。

可惜的是，诸葛瞻选择了最笨的一种战法：硬拼。

诸葛瞻既不据险扼要，也不守城，而是与邓艾在旷野上交战。这一战几乎没有悬念，蜀军大败，诸葛瞻只得放弃涪县，退守绵竹。

邓艾兵临绵竹，他采取双管齐下的原则，一面积极备战，一面试图劝降诸葛瞻，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写了一封信，差人送给诸葛瞻，承诺说：“你若投降，我必表荐你为琅琊王。”为什么是“琅琊王”呢？诸葛亮的老家原本在琅琊，后来因战乱才逃到荆州，最后跟着刘备入蜀。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强，所以邓艾用“琅琊王”的名号来诱惑诸葛瞻。

诸葛瞻虽没有老爹的本事，气节还是有的。他把信撕得粉碎，斩杀来使，以这种激烈手段回敬邓艾的劝降。邓艾勃然大怒，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于是下令攻打绵竹。邓艾的儿子邓忠攻东面，司马师纂攻西面。

绵竹是成都北面门户，一旦失守，成都就危险了。诸葛瞻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坚守阵地。魏军在东、西两翼发动的攻势都被遏制，蜀军抵抗之顽强，大大超乎邓艾的预料。邓忠与师纂都碰了个大钉子，两人不约而同从前线撤退下来。

邓艾大怒，质问两人。邓忠嗫嚅道：“贼未可击。”这话的意思是，敌人太顽强了，实在打不赢。邓艾火冒三丈，斥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什么叫贼未可击！”说罢又把邓忠、师纂两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警告他们戴罪立功，否则将人头搬家。

一位高明的统帅驾驭军队，一靠赏，一靠罚。重赏之下有勇夫，重罚之下，也能让怯懦的人迸发出勇气。邓忠、师纂只能硬着头皮上，再度对蜀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事实证明邓艾的判断是对的。魏军处境难，蜀军更难！尽管诸葛瞻拼了命抵挡住第一波进攻，却只是回光返照，军队的信心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防线一旦被突破，后果就是灾难性的。蜀军一哄而散，争相逃命，诸葛瞻无力回天。城在人在，城亡人亡，他所能做的，就是一死以报国恩。诸葛瞻与儿子诸葛尚都战死沙场，蜀国灭亡的钟声已敲响。

川蜀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正是凭恃此优势，诸葛亮与姜维在战略上都选择主动出击，把攻击关陇作为主要目标。打得赢最好，打不赢就恃险而守，敌人也无可奈何。的确，魏国进犯蜀国的次数，要远远少于蜀国进犯魏国。因此，蜀国上下对局势的判断都过于乐观，认为即便魏国大举攻蜀，蜀军防守仍绰绰有余。

这种想法固然不错，却低估了敌人的智慧。

大家都认为姜维可以在剑阁阻挡钟会大军，岂料邓艾另辟蹊径，下出一手妙棋。这是灭蜀之战中关键的一步棋。尽管两国重燃战火，但对于蜀国内地居民来说，战争是远得不能再远的事，大家都相信战火很难烧到后方，至少没那么快。岂料邓艾狂飙突进七百里，兵不血刃下江油，又在涪县、绵竹一役中歼灭诸葛瞻部，转眼间离成都仅咫尺之遥。蜀都顿时人心惶惶。

恐慌的气氛在蔓延，早已习惯和平的民众宁可逃难到深山老林或沼泽中，也不愿意待在城里等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逃出城去，而首都的防御急需人手，朝廷紧急下令制止百姓逃亡，但根本拦不住。

怎么办？

皇帝刘禅慌忙召开公卿会议。各位公卿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是讨论如何守城，而是讨论要逃到哪去。能去的地方并不多，大臣们主要有两种意见：其一，逃到友好邻邦吴国，寄人篱下，建立一个流亡政权；其二，迁都南中。南中有七个郡，分别是越巂郡、朱提郡、牂牁郡、云南郡、兴古郡、建宁郡、永昌郡。南中即今日之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山河相间，有险峻的横断山脉，可以作为抵抗魏师的屏障。

这时有人发出一声冷笑，大家一瞧，冷笑的乃是光禄大夫谯周。谯周对两套方案都嗤之以鼻，他挖苦道：“自古以来，没有谁寄人篱下还能当天子。去了吴国，只能臣服于吴国。大国吞并小国，这是自然之理，现今魏国可以吞并吴国，吴国却不能吞并魏国。倘若要称臣，还不如直接向大国称臣，否则等魏国吞并吴国，我们还要再受一次辱。”

逃吴国是自取其辱，那么逃往南中又如何呢？

谯周继续说：“若要逃往南中，就要提前做好准备。现在已是大敌当前，大祸将至，人心隔肚皮，小人心里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恐怕还没来得及走，就会发生不测之事，怎么到得了南中呢？”

大家听明白了，谯周就是个投降派。大家沉默片刻，有人怯生生问一句：“邓艾已近在咫尺，要是不肯接受投降，那怎么办？”

要是诸葛亮地下有知，看到朝廷这些大臣贪生怕死的投降嘴脸，怕是要从棺材里跳出来了。谯周对投降一事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魏国，从形势上说，邓艾不能不接受我们投降，而且还不能不以礼相待。倘若陛下投降魏国，魏国没有裂土分封陛下，臣愿亲自前往京师，用古代大义为陛下力争。”

一番投降的言论，在谯周说来倒成了慷慨之词。谯周这么一说，大家纷纷叫好，表示说得太妙了——史书上说“众人皆从周议”。可见蜀汉朝廷这些高官，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哪里有国家大义。

刘禅虽是个平庸的皇帝，但他的表现比那帮臣子要稍好一点。毕竟是当皇帝的人，面子有点拉不下来，他既不想逃到东吴，也不想投降魏国，最好先去南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吧。

投降派头头谯周又跳出来说：“南方乃是偏远的蛮夷之地，平常没上缴供奉租税，还时不时叛反，自丞相诸葛亮以武力威逼，才不得不屈从。若是迁都南中，朝廷的费用开销那么大，只能取自蛮夷部落，到时他们不反才怪呢。”

这一盆水，把刘禅的心给浇凉了。看着这帮臣子，这朝廷能撑得下去吗？罢罢罢，刘禅一咬牙，投降就投降吧！侍中张绍带着皇帝的御玺，前往邓艾营中请降。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投降。北地王刘谌是刘禅第五子，当他得知父皇要投降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地说：“倘若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一同为社稷而死，至少可以对得起先帝，怎么能投降呢？”刘禅不耐烦地把他轰了出去。刘谌带上全家老小去了昭烈庙（刘备的祭庙），他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掉，然后自杀，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为即将灭亡的蜀汉帝国殉葬。

话说蜀汉侍中张绍揣着皇帝御玺前来见邓艾，邓艾大喜过望。刘禅一投降，就意味着蜀汉灭亡，而他邓艾就是灭蜀的第一功臣，他的丰功伟绩以及传奇般的征服事业，将永垂史册，为人所传诵，他岂能不欣喜若狂呢？邓艾当即写了一封回信，对刘禅归降魏国表示接受。

蜀汉皇帝投降，代表着战争结束了。刘禅派太仆蒋显带着皇帝最后的敕令，命令大将军姜维放下武器，向魏军统帅钟会投降。同时，尚书郎李虎把蜀国户口档案送交邓艾，根据这份档案，蜀汉共有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其中甲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

有人会感到奇怪，蜀国人口也太少了吧，全国总计不到一百万。我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有几个原因：其一，西南多蛮夷，这些蛮夷可能没统计在内；其二，由于数十年战乱不断，许多人逃到深山老林，不在官府名册之内；其三，贵族、大户之家的奴仆、婢女等，不一定算在户籍上；其四，由于户口与租税挂钩，存在有少报、瞒报的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这里不一一罗列。

成都成了不设防的城市，邓艾大军开到城北，蜀汉皇帝刘禅亲自出城，带上太子、诸王以及大臣六十多人。为了表示臣服，君臣都自缚双手、左右扛着棺木来到魏军的辕门之前。这是古代传下来的投降仪式，一般敌方将领接受投降后，会把棺木烧掉，为投降者解绑，以表示宽恕仁慈。

果然，邓艾亲自为刘禅松绑，并烧了棺材。应该说，邓艾有古名将之风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征服者而趾高气扬，而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请蜀汉君臣入帐相见。同时，邓艾约束手下将士恪守军纪，禁止烧杀掳掠，妥善安抚百姓。魏军进成都后，城内秩序井然，这样的结局，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如何处置蜀汉皇帝刘禅呢？邓艾参考东汉的旧例，代表魏国皇帝拜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余官员也做了相应安排。至于奸臣黄皓，邓艾早就听闻此人奸险，将他逮捕入狱，准备处死。岂料黄皓着实有点本事，他能被刘禅宠幸这么久，自有高明之处，他花费巨资打点邓艾左右，最后竟然逃过一死。

再来说说姜维的情况。

早先姜维在剑阁抵御钟会入侵，凭险而守，魏军无法前进。然而，邓艾以奇兵突入腹心，令剑阁防线失去意义。当诸葛瞻战败、绵竹失陷的消息传来，姜维知道大势已去，便从剑阁撤向巴中，打算回援成都。

姜维放弃剑阁，钟会得以长驱直入，进抵涪县。此时姜维正打算把部队撤回成都，行至郪县，接到皇帝刘禅的诏令，指示他向钟会投降。事到如今，皇帝降了，政权垮了，姜维还能怎样呢？他不得不遵从王命，与廖化、张翼、董厥等将领向钟会投降。

比起蜀国君臣、将领，士兵们的爱国热情更高。大家听说皇帝、主帅都投降了，个个怒不可遏，为了发泄怨气，纷纷拔出刀，冲着石头一阵乱砍，甚至把刀刃都砍折了。不过士兵们的愤怒只是徒劳，改变不了蜀汉灭亡的现实。各郡县陆续改旗易帜，官吏、守军纷纷向钟会、邓艾投降。

至此，蜀地全部平定。

灭蜀之役，首功当推邓艾。没有他的奇袭，就没有如此圆满的结局。平蜀之后，邓艾被提拔为太尉，位列“三公”，增加采邑两万户；钟会的功劳虽不及邓艾，也算卖力，朝廷升迁他为司徒，增加采邑一万户。由于蜀地刚平，邓艾、钟会两人并没有返回京城任职，而是留在蜀境，战后重建事务繁多，一时离不开。

然而，命运无常，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这两位灭蜀功臣竟都死于非命。

灭蜀功臣的悲剧退场：从不可一世到死于非命

邓艾是三国晚期最出色的将领、灭蜀之役的头号功臣，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临近。“功高震主”者多半没有好下场——你有灭掉一个国家的能力，当权者不防你防谁呢？为大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战神白起最终被赐死，为大汉打下半壁江山的韩信难逃被诛的命运，这就是明证。当然，历史也有例外，东汉光武帝打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魔咒，生平未杀一功臣。不过，寄希望于遇到光武帝这样的明君，还不如急流勇退，求田问舍以求自保。

然而，邓艾并没有选择急流勇退。

这是人之常情。

在前蜀国这片土地上，他已然成为太上皇，呼风唤雨，春风得意。邓艾毫不掩饰自己的骄矜之气，在他看来，自己不但是蜀国的征服者，也是蜀人的救星。邓艾没有采取血腥屠戮的手段对付被征服区的人民，而东汉初期名将吴汉征服川蜀公孙述政权后，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与吴汉相比，邓艾无疑更具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不无骄傲地对蜀地士大夫们说：“诸位幸好遇到我邓艾，才能有今天，若是遇到吴汉之流的人，早已被消灭了。”

这是大实话，邓艾的宽厚仁慈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司马昭看来，邓艾却是个危险十足的人物。

别看司马昭堆起笑容授予邓艾最高级别的赏赐，又是提拔为太尉，又是增邑二万户，实际上，他对邓艾的独断专行十分不满。根据司马昭最初制定的战略计划，灭蜀之战的主力是钟会，而不是邓艾，邓艾的任务只是牵制姜维兵团。邓艾实施千里大跃进的冒险战术，并非出于朝廷的计划，而是自作主张。从春秋到东汉，军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因为前线敌情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不可能什么事都按计划来，必须见机行事，不能事事请示朝廷。然而，这是一个叛乱迭起的时代，三次淮南叛乱，叛乱者无一不是手握重兵的将领，谁将是下一个叛乱者，司马昭心里能有底吗？

不错，邓艾是灭蜀第一功臣，但谁能担保邓艾不会是另一个诸葛诞呢？邓艾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一名将领的权限范围。灭蜀后，邓艾自作主张，授蜀汉后主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余蜀汉官员都成了邓艾的部下。您瞧瞧，邓艾这架势，不是活脱脱的蜀汉太上皇吗？

邓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司马昭对他已经有了戒备之心，他意犹未尽，上了一道书，提出不战而屈东吴的战略主张。这道上书是这样写的：“兵法中有一计叫先声后实，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大举用兵。如今我们挟灭蜀之威进攻吴国，吴国势必举国震恐，这是一举消灭敌人的良机。”乍一看，邓艾是主张一鼓作气消灭东吴，不料他笔锋一转，继续写道：“不过，伐蜀之战后，将士已经疲惫不堪，不能马上用兵，应该暂且缓一缓。我建议留下两万名陇右士兵以及两万名蜀兵，煮盐炼铁，以备军事农事之用。同时大力制造舟船，为顺流而下攻取东吴做准备。”

我想司马昭读到这里一定会警惕，既然对东吴用兵应该缓缓，你邓艾留下四万人马要干什么呢？再往下看看邓艾写了什么：“接着，我们可以派遣使者出使吴国，晓以利害，想必吴国会归顺，这样就能不战而定江东。为了招吴帝孙休投降，应该厚待刘禅，把他封为扶风王，赐给财物并提供服侍左右之人。扶风郡的董卓坞可以当作刘禅的宫舍，封他的儿子们为公爵侯爵，把郡下诸县作为他们的食邑，以显示归顺所得到的荣宠。同时，开放广陵、城阳两城，以接待归顺的吴人，如此一来，吴人势必畏威怀德、望风而降。”

邓艾的主张，是恩威并施，一方面以武力为威慑手段，一方面以高官厚爵为招抚诱降手段。然而，邓艾却只字没有提到钟会，要知道钟会拥兵十万，要攻取吴国，难道把钟会撇在一旁吗？显然，邓艾希望朝廷召回钟会的十万大军，自己则留下来，继续经营川蜀。

这封信令司马昭大为不快。要如何处置刘禅，朝廷说了算，几时轮到邓艾指手画脚呢？邓艾不过是一员前线将领，有什么资格来封刘禅为扶风王呢？有什么资格封刘禅的儿子为公爵侯爵呢？有什么权力向东吴开放两座城池呢？莫非邓艾想割据滇蜀，与朝廷叫板吗？

很快，司马昭指示监军卫瓘警告邓艾：“有什么事应该及时上报，不宜马上施行。”很明显，司马昭对邓艾的先斩后奏已深感不满。

然而，邓艾显然缺乏政治敏感，他虽意识到司马昭的不满，仍执意为自己辩解说：“我秉承旨意授予他们官爵，安抚刚刚归附之人，这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坐等朝廷的命令，使者往来于路上，就得耗费许多时间。《春秋》说：‘大夫在外，倘若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独断专行也是可以的。’吴国尚未归降，势必会谋求与蜀国势力联合，所以我不能拘于常理，失去最好的时机。俗话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邓艾虽然没有古人的节义，却也不至于损害国家利益。”

邓艾不辩解还好，越辩越黑。我相信邓艾的做法是出于公忠体国，但司马昭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邓艾公然认为自己独断专行是对的，是想拥兵自重、要挟朝廷，有谋反之野心。

事实上，真正想谋反的人不是邓艾，而是钟会。

钟会为什么想谋反呢？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前蜀国大将军姜维。

蜀国灭亡后，姜维被迫向钟会投降。钟会虽是平蜀名将，本质上是文人与清谈家，虽掌兵十余万，兵营之内却没有人可以畅所欲言，直到姜维到来。姜维爱读书，文武双全，钟会总算遇到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志趣的人，故而对姜维另眼相待，二人没事就喝酒聊天，高谈阔论，甚是畅快。久而久之，钟会便把姜维视为知己，倚为腹心。

不过，姜维有自己的算盘。堂堂蜀国大将军，怎么会甘心充当小角色呢？他亲近钟会，无非逢场作戏，真实的目的是要利用钟会，实现复兴蜀汉的理想。

复国大业，从哪开始呢？

姜维的第一步计划，就是离间钟会与朝廷的关系。

某日，姜维趁左右无人时，悄悄对钟会说：“自从淮南兵变以来，我听说阁下出谋划策，绝无失误。晋公司马氏能够有今天的权势，全是您的功劳。如今您平定蜀国，声威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劳，主上则畏惧您的谋略，功高震主，您还认为可以平安返回吗？依我之见，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湖上，过上隐居生活，不出人头地，这样大概可以保全名声与性命吧。”

陶朱公就是范蠡，他本是越王勾践的谋臣。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反败为胜，灭了吴国，范蠡是有大功劳的。然而深谙人性的范蠡认为君主可共苦不可同甘，故而急流勇退，跑到太湖边隐居了。事实证明范蠡的选择是明智的，越国另一位功臣文种栈恋权位，最终被勾践杀了。

姜维说这些话，表面上是劝谏，实则是激将法。姜维对钟会太了解了，钟会自视甚高，自以为谋略无人可及，又有政治野心，充满对权力的渴望。这种人，你让他泛舟湖上，安心当隐士，怎么可能呢？

当姜维说到“功高震主”时，钟会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他的脸本来就白，现在血色全无，半晌后他才说：“您扯得太远了，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从现在的形势看，还不至于如此。”

钟会心里盘计，蜀国虽灭，吴国尚存，魏国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鸟未尽，兔未死，司马昭不至于在此时干出烹狗、藏弓的事吧。

姜维说道：“阁下智慧超群，其他的事也用不着我多说了。”这是给出一个暗示，不想急流勇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文种那样，被主上给杀了；要么像司马懿那样，把权力夺过来。

我们这些普通人读史，常常会困惑于一件事：身处权力顶端之人，活得那么滋润，何苦拿脑袋去赌虚无缥缈的权力呢？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人每往高处走一步，他的心就无法回到低处了。这就像一个人骑了摩托车就不愿骑自行车，开了汽车就不愿开摩托车，住了大房子就不愿住小房子，有了电梯就不愿爬楼梯。同理，一个陶醉于权力幻影的人，很难退回到无权无势的生活，能够像范蠡这样急流勇退的人，历史上实在太少了。权力场上时刻暗流涌动，一旦卷入旋涡之中，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姜维说的这些话，在钟会看来都是肺腑之言。从这以后，他更把姜维视为自己人，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亲密无间。

自诩聪明过人的钟会决心牢牢掌握自己命运：只要我有兵权，司马昭能奈我何？

不过，钟会若想据蜀谋反，就必须先铲除邓艾。

钟会与邓艾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伐蜀之战中，钟会是远征军总司令，麾下十几万大军；邓艾仅有三万人马，且是助攻的偏师，结果邓艾抢下灭蜀首功。战后邓艾迁为太尉，食邑两万户；钟会迁为司徒，食邑一万户，只有邓艾的一半。在邓艾耀眼的光芒下，钟会黯然失色。

如今钟会心怀异志，邓艾更成为他的眼中钉与绊脚石。尽管钟会自认为智谋天下无双，但论起带兵打仗，还是不及邓艾。单论军事能力，整个魏国恐怕也没有人超过邓艾。邓艾是继司马懿之后的又一名将，他多次挫败姜维的北伐，在灭蜀之战中出奇制胜，七百里奔袭创造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不仅如此，邓艾的地位也在钟会之上，他控制成都，独断专行，几乎成了川蜀的土皇帝。

要对抗朝廷，钟会首先得除掉邓艾。

机会很快来了。邓艾越权行事，自作主张给蜀国君臣封官进爵，这显然已经触碰到朝廷的底线。司马昭派卫瓘责备邓艾擅权，邓艾不知悔改，反而上书自辩，这确非明智之举。精于权谋的钟会抓住这个机会，果断出手。

很快，一封密信快马加鞭送到司马昭手中。

这是钟会与卫瓘联名密奏的信，指控邓艾心怀不轨，意图谋反。卫瓘是朝廷派去监督邓艾、钟会的监军，其实就是司马昭的眼线与心腹。司马昭本就防着邓艾，看到钟会、卫瓘的信，心中更是狐疑，然而，凭这个就认定邓艾有叛反的企图，未免证据不足。

为了彻底干掉邓艾，钟会想出一条妙计。钟会有一大绝活，他十分善于模仿他人的字迹。在淮南之变中，他就曾经模仿全辉、全仪的字迹，伪造书信劝降东吴将领全怿。这一次，他故技重施。当时邓艾与钟会分管蜀地，邓艾占据成都，钟会占据剑阁以东之地。邓艾写给朝廷的书信，必定要经过钟会的辖区，钟会便以检查为由，扣下书信。钟会模仿邓艾的字迹，重写了一份，把信的内容都改了，故意出言不逊，字里行间充满狂妄傲慢。这信送抵朝廷，司马昭眼里能不燃起愤怒的火焰吗？

胆大包天的钟会不仅改邓艾的信，司马昭的信他也敢改。邓艾与司马昭看到的信，都是钟会的信，钟会以这种方式不断挑拨两人的矛盾。应该说，钟会是个天才。他瞒天过海，竟然滴水不漏，神不知鬼不觉。书信往返于蜀与洛阳之间，秋去冬来，冬去春来，转眼已是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正月。

蜀地百姓迎来亡国后的第一个新春。然而，新年没有一点欢庆的气象，一辆空载的囚车驶入成都，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钟会的挑拨下，司马昭判断：邓艾已经失控，必须先下手为强，将他逮捕押往京师。

不过，光凭一纸诏书与一辆囚车，邓艾会乖乖束手就擒吗？邓艾手握重兵，万一举兵谋反怎么办？

为了防患于未然，司马昭上了三道保险：第一道保险，命令钟会即刻进军成都。邓艾手上大约有四万人马（两万陇右兵，两万蜀兵），钟会手上则有十余万军队，优势明显。第二道保险，命令贾充率军进入斜谷道，作为钟会的援兵。第三道保险，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移师长安，如有必要，可以迅速开赴蜀地作战。

这里有一个细节。司马昭备了一辆囚车，显然是要抓活的，并非要就地处决邓艾。这说明他对邓艾是否真要谋反，还是心存怀疑的。然而，钟会绝不能让邓艾活着离开蜀地，否则伪造书信的事就会被拆穿。他脑瓜一转，又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计谋。

钟会把抓逮邓艾的任务交给卫瓘。卫瓘是司马昭派来的监军，监军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密探，明显不讨人喜欢。钟会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邓艾一向讨厌卫瓘，若是一怒之下宰了他，自己就可兴兵诛杀邓艾。

卫瓘也不是傻子，你钟会是把我往虎口送啊！怎么办呢？卫瓘边走边想，到了夜晚抵达成都城外时，终于想了个办法。他派人给邓艾所有的部将都送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奉天子之诏，捉拿邓艾，其他人一概不追究。如果你们前来投诚，照例封爵进赏；若胆敢拒绝不出，株连三族。”

邓艾的部将们看到这信时，都很诧异，脑袋里一片混乱，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恐慌之下，他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保，人家有皇帝诏书，有什么可说的，出城投降就是了，咱又没犯啥事，怕个鸟。

随着几声鸡鸣，天开始亮起来。成都城外已是人潮涌动，诸将都出城向卫瓘“投诚”，只有一个人没有来，就是邓艾。邓艾知不知晓这个事呢？都闹得满城鸡犬不宁了，他岂会不知！但他并没有出来“投降”：老子本来就没造反，没跟朝廷对抗，何来投降呢？我心胸坦荡，心里没鬼，不怕鬼敲门。再说了，老子是当世“三公”，地位何等尊贵，又是平蜀第一功臣，你卫瓘什么货色，也有资格来拿我吗？

说实话，以邓艾的统御力，要阻止部将出城是完全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卫瓘。但他没这么做，因为他真的没有叛反的念头，他若杀了卫瓘，就真的坐实了谋反，到时百口莫辩。

卫瓘迫不及待地进城，直扑邓艾营帐。奇怪的是，邓艾居然在睡大觉。他并不是真的那么懒，而是在表示自己不抵抗。他很清楚自己被陷害了，被冤枉了，但他仍然相当骄傲与自信，到皇帝那儿，到司马昭那儿，他可以自证清白，还要查出是谁在陷害他。所以他完全不反抗，索性装作睡大觉。

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卫瓘轻而易举就把邓艾父子抓起来，这样的结果，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不过，当邓艾被押上囚车时，部将们开始群情激昂，谁也不信大帅会谋反。出于对大帅的爱戴，诸将联合起来到卫瓘营帐前示威，要求释放邓艾，甚至打算动用武力劫持。形势急转直下，卫瓘发现自己置身于火药桶之中，倘若有谁擦出一丝火花，火药桶就要爆炸。情急之中，这个狡诈的家伙计上心头。他不带贴身卫兵，独自一人跑出来与诸将谈判，他对大家说：我知道邓将军不会谋反的，我这就给朝廷写奏章。然后装模作样地拿出纸笔，唰唰唰就写起来。

这些将领与其说为了救邓艾，不如说为了不受良心的谴责。听了卫瓘的一番狡辩后，大家宁可信以为真，因为这样内心就可以安宁了，于是众人纷纷退去。

钟会原本希望邓艾杀了卫瓘，然而事与愿违，卫瓘不仅没死，还把邓艾逮捕了。既然如此，钟会开始实施第二套方案，他制订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以押解邓艾回京为借口，由姜维率领五万人为先锋，兵出斜谷；他亲自统率主力跟进，进取长安。

按照钟会的设想，大军挺进到长安后，便兵分两路，骑兵由陆路东进，步兵由水路顺流而下，直抵孟津。两路兵马分进合击，会师于洛阳，一举端掉司马氏，完成平定天下的英雄壮举。

显然，钟会认为司马昭只怀疑邓艾谋反，绝不会怀疑到自己头上。但他错了，他同样上了司马昭的黑名单！

这些年来，钟会一直为司马氏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在别人都认为伐蜀困难重重时，他不仅力排众议，还被司马昭任命为伐蜀远征军总司令，可谓是荣宠到极点。然而，有一个女人早就警告过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不可委以重任，得防着点。这个女人正是司马昭的老婆王元姬，她以女性的直觉洞察到钟会是靠不住的。一个喜欢搞阴谋诡计的人，如何让人放心呢？

不只是王元姬，西曹属邵悌也进谏司马昭说：“主公派钟会率十几万人征服蜀国，臣认为钟会是单身汉，没有家室，不如派别人去。”言下之意，钟会无家室之累，手握重兵，到时若想谋反，司马昭连个人质都没有。

对于邵悌的提醒，司马昭笑着说：“你说的我何尝不知呢？只是蜀国多次犯边，早已师老民疲，如今我全力征伐，取之易如反掌。众人都反对伐蜀，只有钟会意见与我一样。派他当远征军总司令，蜀国必定灭亡。灭掉蜀国后，即便如你想的那样，我还有办法解决他。为什么呢？蜀国灭亡，蜀民震恐，惊魂未定，怎么会跟着他起事？至于钟会麾下的中原将士，都想着早日回家，岂会跟着他一起造反？钟会倘若作乱，定会遭到灭族的下场。你不必担心此事——但要小心点，别让别人知道。”

钟会总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天下无双，如果他听到司马昭的这一席话，定会满头大汗。真正的智者向来隐藏自己的锋芒，从不轻易让人窥探出智慧的深浅。

司马昭不仅防着邓艾，同样防着钟会。邓艾独断专行，司马昭深感不安，断然下令将他逮捕入京。逮捕邓艾的同时，司马昭并没有忘掉钟会。钟会手握十余万大军，要是趁机拥兵自立怎么办？司马昭毕竟是老江湖，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心腹贾充火速率兵穿越斜谷挺进汉中，一面亲率大军西抵长安，以掌控全局。

邵悌问道：“主公要捉拿邓艾，钟会的兵力是邓艾的五六倍，自然手到擒来，何须自己动身呢？”

司马昭笑道：“你怎么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我怎么能不亲自前往呢？”你不是说过钟会有谋反的可能性吗？邓艾我要抓，钟会我也要防啊。他又交代说：“这件事，现在不要宣扬出去。我自当以信义待人，只是别人不当负我，不能让外人认为是我先起了疑心。等我到长安，自会了断此事。”

作为一个统治者，司马昭无时无刻不以怀疑的眼光打量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握有兵权的人，但他又得把这种怀疑心隐藏起来，不能让人发现，所以当领导也是挺辛苦的事。他派钟会捉拿邓艾，又遣贾充入汉中，明显是监视钟会，自己西进长安，则又是监视贾充。说白了，司马昭对谁也不放心。

贾充也不傻，他直截了当地问司马昭：“主公是不是怀疑钟会？”司马昭的回答水平非常高：“如今我派你前去，难道可以再怀疑你吗？”这个回答，足见司马昭深厚的统御功力。贾充问他是否怀疑钟会，并非关心钟会，而是关心自己：派去伐蜀的邓艾、钟会你都怀疑，今天我入川，我岂不是下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吗？

司马昭太聪明了，一眼就看穿贾充的真实意图，故而给他打了一针安定剂——放心吧，我怀疑的人不是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钟会得意扬扬地幻想出其不意占领长安、直捣洛阳、夺取天下的情景时，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令他的双手剧烈颤抖起来。

这是司马昭的亲笔信，信是这样写的：“我担心邓艾拒捕，现已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步骑兵一万人入斜谷道，驻扎乐城。我将亲率十万人马屯长安，近日即可与你相见。”

一见此信，钟会如五雷轰顶，他急忙唤来心腹亲信，说道：“若只是抓捕邓艾，相国知道我自个儿就能办到。如今却带来大军，必是怀疑我心有异志。我们应当速速起事，倘若成功，可得天下；倘若不成功，退保蜀汉，仍可效仿刘备割据一方。”

以钟会的聪明才智，显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但他是绝不可能像邓艾那样束手就擒的，他的想法是，蜀汉天险犹在，自己又有十余万大军，大不了就当刘备第二！

不过有个问题：钟会麾下十几万大军，都是来自魏国，他们愿意跟着他叛变吗？他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钟会把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及前蜀国官员都召集起来，在蜀皇宫内开会。在殿堂之上，钟会取出一份所谓的“太后遗诏”，这份遗诏密令他起兵废掉司马昭。

太后就是郭太后（魏明帝曹叡的皇后），刚刚去世不久，正好被钟会拿来当作宣传工具。钟会自称接到太后遗诏，他还从怀里把“遗诏”取出来交给众人过目。难道钟会真有这么一份遗诏吗？当然不是，他只是再施神功，模仿太后笔迹伪造了一份。我们必须说，这家伙真是有两下子，满堂文官武将谁也辨不出真假。不过，钟会也无须理会他们的态度，这些护军、郡守，有些是邓艾的人，有些是司马昭的人，他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同时，成都城内实行戒严，城门宫门都关闭，派重兵把守。

只是，狡猾的卫瓘却逃出了城。

卫瓘是司马昭派去监视钟会、邓艾的，按理说，钟会一心要叛变，定要先解决掉卫瓘。可是钟会过于大意，被卫瓘给骗了。卫瓘装作病恹恹的样子，似乎马上要去死神那儿报到，他提出到城外疗养，钟会竟没有识破诡计，批准他出城去了。

谋反已成事实。

钟会之所以走向叛乱之路，除了自己野心膨胀之外，还受到姜维的影响。他视姜维为心腹，可是他哪里晓得，姜维心里打的却是另一个算盘。

姜维的个人品行很端正，有“大义”的观念。所谓“大义”，即是效忠蜀汉朝廷。蜀国灭亡前，他多次为国出征，不辞辛苦，勇挑重担；蜀国灭亡后，是皇帝刘禅的一纸招降书，才让他放下武器，向钟会投降。不过，他投降魏国绝非真心实意，只是蛰伏，耐心地等待机会，相信终有一天能重振汉室江山。为此，他夹起尾巴做人，装作对钟会忠心耿耿的样子，暗中出谋划策，鼓动其叛变。

如今，钟会果然掉入陷阱，姜维离目标又近了一步。他开始策划第二个步骤：劝钟会杀魏军将领。这些将领多数已遭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但只要还活着，就是一大威胁。姜维的如意算盘是：等钟会杀光魏国将领后，自己便找机会刺死钟会，召集蜀军旧部，坑杀全部魏国士卒。

看来姜维不是人道主义者，倘若他的计谋得逞，蜀地又是一片尸山血海。从这点看，姜维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然不及邓艾，他只是个复国主义者，为了复国，不惜采取任何极端手段。姜维还写了一封密信给废帝刘禅，信是这么写的：“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站在蜀国的立场，姜维不愧是一代忠臣。

然而，姜维的计谋终于泡汤。

问题出在钟会身上。

我们读历史，要注意一些细节。姜维的节操是很好的，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惜坑杀十几万魏兵。钟会虽私欲无限，却不似姜维那样漠视他人的生命。当姜维劝他尽诛魏军将领时，钟会没有同意，于心不忍。

只是天下无不透风的墙，渐渐地，有人隐隐约约听到风声。

当时钟会手下有个帐下督，名唤丘建，本是护军胡烈的部下，此人八面玲珑，颇得钟会信任。钟会扛出郭太后“密诏”，以讨伐司马昭为由，割地自雄，对魏军高层进行大清洗，护军胡烈也被囚禁。丘建见老上司被囚，心有不忍，便向钟会提出一个请求：派一名亲兵给胡烈送饭。钟会同意了，只是他没想到，这个随口答应的决定，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自从被囚禁后，胡烈就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就是政治的牺牲品。钟会要叛乱，势必要清洗掉朝廷委派的官员。只是钟会百密一疏，他抓了胡烈，却漏掉胡烈的儿子胡渊。胡烈当然不甘心束手待毙，但自己身陷囹圄，有什么办法呢？正当这时，老部下丘建派来一名亲兵前来送饭，胡烈心中一喜，计上心头。

他在牢房里写了一封信，让亲兵带给自己的儿子胡渊，并对小兵说：“丘建把绝密消息通报给我，说钟会已经挖好大坑，准备了几千根大木棍，打算把外面的士卒唤进去，以授职为借口，依次击杀，埋入大坑中。”

胡烈的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姜维确实有屠杀计划。丘建在这个时候突然派亲兵给胡烈送饭，想必不仅仅是关心老上司的伙食，而是想传递大屠杀的传言。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句传言，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的防御。

很快，大屠杀的传言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所有将士都知道了：钟会要血洗兵营！所有人无不恐惧激愤。这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此人正是胡烈的儿子胡渊。他率先发动暴动，召集父亲旧部出营，擂响战鼓，向内城进发。其他士卒见到胡渊造反，也纷纷拿起武器，不约而同地跟着去了。暴动的规模迅速升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胡渊之外，其余各军的暴动都没有领导者与组织者，士兵们只是为了自保才不惜铤而走险。

此时钟会正在内城里给姜维的部众分发铠甲武器，这似乎应验了他要血洗兵营的传言。突然有人来报，说城外声音喧闹，吵吵嚷嚷的，仿佛是哪儿失火了。起初钟会不以为意，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说暴动的士兵正杀向内城。钟会不由得大吃一惊，意识到大事不妙，军队已经失控了！

他慌慌张张地问姜维：“士兵们好像作乱了，如何是好？”姜维并不紧张，从容答道：“怕什么，迎头痛击就是了。”同时他告诫钟会，要马上动手，把软禁的牙将、郡守等斩尽杀绝，没有指挥官，乱兵成不了大事。

事到如今，钟会只能狠下一条心了。他派一支小分队前往牢房处决被囚的军官，但是这件看似简单的任务，却没能完成。牢房里的军官们毕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团结起来，拿桌子木板顶住大门。奉命前来处决的士兵们拿刀猛砍，一时间却斫不开。

这群饭桶刽子手令钟会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倘若他们及时把军官们的脑袋拎回来，还能对攻城的叛军起到震慑作用。只是他们拖拖拉拉，无所作为。起初姜维还信心满满，但当他望见叛军如潮水一般拥来时，一颗心仿佛坠入冰窟。

此时城外的叛军架起云梯，攀爬而上。内城守兵见到这阵势，拔腿就逃，叛军蜂拥入城，四处放火烧屋，城内飞箭如雨。原本奉命处死牙将、郡守的士兵也都逃光了，诸牙将、郡守逃出牢房，与叛军会合。本是一盘散沙的叛军有了首领，进攻的目标更加明确——杀死钟会与姜维。

抵抗叛军的力量只剩下姜维的亲兵部队，其余的人不是投奔叛军，就是作鸟兽散。姜维带着钟会，且战且退，身边的亲兵越战人越少。姜维寡不敌众，终于身陷重围。这位前蜀国大将军早把生死置之脑后，他大吼一声，拔出宝剑冲向敌人，左劈右砍，砍倒五六人。就在这时，十几把兵戈剑戟刺向姜维，只见血花四溅，姜维晃了几晃，终于倒下了。

姜维死了，钟会已是孤家寡人。怎么处置这位总司令呢？这群士兵你瞧我，我瞧你，都到这个地步了，总司令不死，以后必是我等死，豁出去了！大家一拥而上，刀戈相交，钟会还没等到司马昭前来，就紧随姜维之后，命赴黄泉。叛军一不做二不休，大开杀戒，又杀掉前蜀太子刘璿、姜维的妻子儿女以及钟会的亲信，共计数百人。叛军在城内大肆烧杀抢掠，成都百姓在蜀国灭亡时未遭殃，反而在这次暴动中死伤无数。大屠杀后的成都城，满目疮痍，遍地狼藉。

钟会的谋反，就如同一出闹剧草草收场。那么，邓艾的命运又如何呢？

成都爆发大骚乱时，邓艾被关在囚车里，正在被押往京师的途中。当初钟会指控邓艾有谋反之心，如今真相水落石出，谋反的人不是邓艾，而是钟会。既然如此，邓艾的冤情可以洗清了吧。部将们赶紧快马加鞭去追赶囚车，打算迎回邓艾。

有一个人慌了，他就是监军卫瓘。

当初卫瓘与钟会联名写信给司马昭，指控邓艾谋反。不仅如此，卫瓘还亲自前往抓捕邓艾。要是邓艾无罪释放，官复太尉原职，试问卫瓘要如何面对？再说了，钟会谋反已经坐实，邓艾要是反咬一口，指控他是钟会的同党，他要如何辩白？总之，邓艾不死，卫瓘就算不被治罪，恐怕政治前途也到头了。

卫瓘决定干掉邓艾。不过，这件事他不能亲自出马，最好的办法是借刀杀人。卫瓘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一个人：护军田续。原因很简单，田续与邓艾有仇。

田续与邓艾的恩怨，得从伐蜀战争中的江油之役讲起。当时邓艾出奇兵攻江油，时任护军的田续畏缩不前，邓艾大怒，当场把他拿下，准备开刀问斩。后来江油城不战而降，邓艾的怒气消了一大半，便赦免田续的死罪。田续虽捡回一条命，却深深埋下仇恨的种子，一心想复仇却苦于没机会。如今机会来了。卫瓘找来田续，命令他追上邓艾的囚车，将其就地正法，并怂恿说：“您可以报江油受辱之仇了。”

打仗畏缩不前的田续在杀人上却一马当先，马不停蹄，一路狂奔，终于在绵竹以西追上邓艾。邓艾见到田续脸上的狞笑，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只得仰天长叹。果不其然，田续宣布完邓艾罪状，不容分说，将其父子两人拉下囚车。刀斧手朝着邓艾的脑袋“唰”的就是一刀，鲜血喷涌而出，一颗憔悴的人头滚落在地上。

一代名将邓艾就这样死于荒郊野岭，默无声息。

然而，悲剧还没完。

卫瓘杀了邓艾后，罗织了一套说辞，称蜀地动荡不安，担心半途生变，邓艾囚车难以到达京师，所以才杀了邓艾。说实话，司马昭对邓艾之死表现得很淡漠。邓艾活着，他反而担心，自己那么信任的钟会都会走上叛变之路，谁能保证邓艾的忠诚呢？既然杀了邓艾，他的儿子们就必须死，否则容易有后患。当时邓艾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洛阳，糊里糊涂被抓起来，一律问斩。可怜邓艾为魏国建立了丰功伟业，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如何不令读史者扼腕而长叹呢？

伐蜀之战结束一年后，两名主帅竟都死于非命，着实令人感到意外。钟会与邓艾之死，暴露出魏国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的矛盾。自从司马氏把持朝政，反司马氏的力量便此起彼伏、前仆后继，淮南三次兵变就是最好的例子。权力这种东西令人失心疯，你想要成为天下至尊，别人也想笑傲江湖，最后若不是分庭抗礼，就是一方被另一方消灭。

钟会本是司马昭的亲信，曾为司马氏立下汗马功劳。在第二次淮南之变后，魏帝诏令司马昭留守许昌，企图削其权力，正是在钟会的及时警告下，司马昭火速入京，掌控权力，避免了被架空的命运。在第三次淮南之变中，钟会再施妙计，逼降吴将全怿，此为战争胜负之一大关键。在伐蜀之役中，钟会攻克天险阳平关，迫使姜维主力回防，为邓艾千里奇袭制造机会，虽说功劳在邓艾之下，亦不乏可圈点之处。

作为一个为司马氏鞍前马后卖命的人，钟会最终竟成为司马氏的敌人，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权力场上人与人的关系微妙而善变，钟会的叛变，一方面出自野心，另一方面也是畏惧功高震主带来兔死狗烹的结局。钟会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司马昭对待邓艾的态度足以说明他的刻薄寡恩。然而，钟会毕竟只是个有小聪明的人，没有真正的大智慧，缺乏统御力。最终，他信任的姜维利用他，他的部下反对他，以致众叛亲离，悲剧收场。

与钟会相比，邓艾更值得怜悯。邓艾是三国后期最出色的将领之一，为稳定魏国西疆做出杰出贡献，令姜维多次北伐无功而返。在伐蜀之战中，他以弱小之偏师完成史无前例的伟业，可谓一代名将。邓艾品行高尚，以人道主义原则对待征服区的百姓，最大限度地制止战争对川蜀的破坏，可称为仁义之将。他的死，一方面是过于自信，沉醉于当川蜀太上皇，引起了朝廷的警觉；另一方面是钟会、卫瓘等人的陷害。不过，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仍然是功高震主。

蜀国灭亡，意味着三国鼎立的格局被改写。

吞并蜀国后，魏国控制长江上游，随时都可以顺流而下进击吴国，已然拥有了先手。人力、兵力、地盘都屈于下风的吴国，要如何抵御魏国呢？

廿四
风雨中的东吴

独裁时代：权臣的帝国

说起残酷的权力斗争，东吴政坛的血腥味一点也不亚于魏国。

公元253年，孙峻刺死大将军诸葛恪，展开血腥的屠杀，诸葛恪全家连同亲戚几乎被杀光，前太子孙和也遭株连，被迫自杀。孙峻集丞相、大将军于一身，成为吴国实际统治者，他在吴国的地位，犹如司马昭在魏国的地位。据《三国志》所记，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可以说，吴国之衰，始于孙峻。

有压迫就有反抗。司马桓虑密谋发动政变，推翻孙峻，不料事泄，参与政变者全部遭到屠杀。不久后，吴国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人结党试图铲除独裁者，这起密谋案同样被孙峻侦破，死者数十人，连孙权的女儿孙小虎也受牵连而死。反对孙峻的阴谋接连破产，独裁者更加骄横跋扈，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以供自己淫乐之用。

不过，公元256年秋，孙峻暴病而死，时年三十七岁，独揽大权也不过三年而已。据说孙峻之死与诸葛恪有关，他梦见诸葛恪拿着一把剑刺他，就如同当初自己拿着刀砍死诸葛恪一般，于是他因恐惧而一病不起，终于一命呜呼。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是真的，很可能是大家起初对诸葛恪不满，后来发现孙峻更糟，自然就为诸葛恪之死而鸣不平，故而编了这么个离奇的故事。把孙峻之死与诸葛恪索命联系起来，这似乎暗合民间因果报应的说法，大家也乐得接受。

临死前，孙峻把大权托付给堂弟孙。据史书所载，孙峻只有两个姐妹，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因而堂弟是最亲的人。孙以侍中兼武卫将军的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也就是掌管全国兵权，成为帝国新的掌舵者。

孙的上台惹火了一个人，此人是东吴骠骑将军吕据。

吕据是东吴开国元勋吕范的儿子。与许多东吴名将一样，他从剿匪起家，一步步成为吴国重要将领，升任骠骑将军。孙峻死时，吕据正率领部队北伐魏国，打算经淮河、泗水进攻青州、徐州地界。

北伐军尚未到达淮河，便传来孙峻的死讯。当得知孙峻指定孙为权力继承人后，吕据勃然大怒。这时孙只有二十六岁，仅是一名偏将军。一个军职不高的晚辈后生，何德何能蹿居到国家一把手的地位？这简直是对朝臣们、将军们的戏弄！

吕据怒火中烧，他马上召集诸将领，联名上书皇帝，反对孙执掌朝政，并推出丞相人选：滕胤。

当年孙权去世时，指定了五个顾命大臣，分别是诸葛恪、孙弘、孙峻、滕胤、吕据。这五个人，孙弘在密谋反对诸葛恪时被铲除，诸葛恪被孙峻刺死，孙峻暴病而亡，五大臣只剩下滕胤与吕据二人。可以说，此二公乃是东吴最重要的大臣。滕胤还有个特殊身份，他是诸葛恪的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诸葛恪的儿子。诸葛恪死后，孙峻为了笼络人心，仍然留用滕胤并把他封为高密侯。

在吕据看来，孙有什么资格执政？他强烈要求由滕胤出任丞相，执掌权柄。孙毕竟有点心虚，为了安抚吕据等将领，他把滕胤提拔为大司马，即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然而，吕据并不领情，他率领部队南返，并派人与滕胤取得联系，打算共同发难，废掉孙。

面对吕据咄咄逼人的气焰，孙不甘示弱。论名望论资历，他固然无法与吕据、滕胤相比，但他有两个优势：其一，他已经控制朝廷；其二，他乃是皇室宗亲。吕据胆敢以武力相逼，这是造反，必须以武力弹压。孙派孙宪引兵北上，屯师于江都，做好抵抗的准备。同时，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指示镇北大将军文钦、车骑将军刘纂、前将军唐咨出兵镇压吕据。

孙担心滕胤与吕据里应外合，便派侍中华融、中书丞丁晏催促他离开京城，前往武昌赴任。按照吴国的传统，军界一把手并不在京城任职，而是出镇武昌，前上大将军陆逊、前大司马吕岱均是如此。滕胤判断内战已是不可避免，自己与吕据是同一阵营，命运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索性豁出去了，当机立断，扣押华融、丁晏，吞并其部众。

滕胤以华融、丁晏为人质，召来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诉他们，孙要作乱。他的如意算盘，是把首都城内的禁军部队抓在手中，倒戈一击，推翻孙。要实现这个计划，人质华融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华融是侍中兼左将军，直接掌握首都的兵权。滕胤先是采用威胁逼迫的手段，迫使华融、丁晏等人写信给孙，要求孙放弃权位。

孙收到信后大怒，立即上书皇帝孙亮，称滕胤谋反。皇帝孙亮这时只有十四岁，自从他登基以来，大权落入权臣之手，先是诸葛恪，后是孙峻，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傀儡皇帝能做什么主，只能任由孙发号施令。孙派将军刘丞率领步骑兵攻打滕胤，当然他没忘许诺事成之后赐予高官厚爵。

此时滕胤正寻思如何掌握更多的兵力。京城乃是天子脚下，不同于别的地方，调动军队一定要有皇帝的诏令。华融是侍中，丁晏是中书丞，滕胤逼着他们假传圣旨以召集军队。假传圣旨是灭门之罪，不但自己要死，三族都得遭殃，华融、丁晏不干，滕胤大怒，将两人推出斩首。

没有一支军队，想在京城发动政变是不可能的，有人献策说：“不如抢先进攻皇宫，占据苍龙门，将士们见到是您亲自前来，肯定会跟从你。”作为五位顾命大臣之一，滕胤德高望重，又兼任大司马之职，亲自出马，皇宫禁兵确实有可能倒戈。不过，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滕胤不敢冒险，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吕据的部队上，倘若吕据能及时入京，定能一举推翻孙。

然而，吕据的兵马并没出现。这时刘丞带着一支军队，杀气腾腾直扑过来。尽管众寡悬殊，滕胤仍然表现出“士”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谈笑自若，视死如归。他的部众见到此种情景，无不感动，纷纷为其效死，无有降者。不过，胜负没有悬念，滕胤手下的士卒死亡殆尽，敌人却越来越多，一拥而上，十数把兵戈插入他的身体……

滕胤死了，吕据失去了内应。孙有皇帝在手，宣布吕据造反，动员数路大军围剿。吕据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有部下劝他投奔魏国。吕据傲然答道：“我耻为叛臣。”大丈夫可以轰轰烈烈地死，怎么能窝窝囊囊地生呢？吕据拔出佩剑，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至此，孙权生前指定的五名顾命大臣，除了孙峻病死外，其余四人全部死于非命。东吴历史进入孙独裁时代。

滕胤、吕据死后，孙无可争议地成为大将军，总揽军政大权。应该说，孙是有点本事的，否则孙峻也不会把大权交给他，他只有二十六岁，却一举捣碎吕据、滕胤两大巨头的政变，足见其高超的应变能力。平乱的胜利更令他沾沾自喜，以致目空一切，对人傲慢无礼。

有一个人对孙的傲慢愈来愈不满，此人是他的堂弟孙宪。孙宪曾经帮助孙峻筹划诛杀诸葛恪，故而深受孙峻的器重，官运亨通，当上右将军、无难督，是个实力派人物。然而孙上台后，对他越发冷淡，不把他放在眼里。孙宪大怒，伙同将军王惇搞密谋，企图刺杀孙。不料还未动手，事情便泄密，孙毫不客气地处死了王惇，并勒令孙宪自杀。

吴国政坛之混乱，比起魏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孙峻当权三年就遭到几次政变，孙刚上台便有吕据之乱与孙宪之乱，足见东吴政界的波谲云诡与动荡不安。

事情还没完。

吕据、滕胤败亡后，孙还不放心，要把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一网打尽。谁与吕据、滕胤的关系最亲密呢？夏口都督孙壹。吕据的妻子与滕胤的妻子，都是孙壹的妹妹。孙壹是孙坚弟弟孙静的孙子，虽然也与皇室沾亲带故，但相对而言是比较远的亲戚。三国时代叛逆罪要屠三族，因而孙壹的两个妹妹都遭到株连，他对孙的怨恨之心可想而知。

孙决心先下手为强，他派镇南将军朱异突袭夏口，孙壹被打得狼狈而逃。孙壹没有像吕据那样选择自杀，而是带着残兵败将投降魏国去了。司马昭闻讯大喜，当即以朝廷的名义授予孙壹车骑将军之衔，遥领交州牧，同时封吴侯，开府仪同三司。当然，司马昭以如此高的规格对待孙壹，是为了树立榜样，鼓励吴国高层投降，削弱敌国的战斗意志。

孙绝对算不上一个好的领袖。就在孙壹叛逃的同时，魏国爆发内战，诸葛诞据寿春对抗司马昭，同时向东吴称臣并求援。对吴国来说，这是削弱魏国的最好时机，然而在整个寿春之战中，孙表现拙劣，他亲自率军救援寿春，却被魏军挫败，为了推卸责任，竟然杀掉镇南将军朱异，致使吴人胆寒。孙未能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挫魏国，反而丧师辱国，最后不仅诸葛诞覆灭，与之并肩作战的三万名吴国官兵也有去无回。

吴国上下对孙的表现非常失望，大家都寄希望于皇帝孙亮亲政，给国家带来新的活力。

一代枭雄孙权一生犯下最大的错误，恐怕就是立幼子孙亮为接班人。孙亮登基时年龄尚不到十岁，如何统治国家？故而孙权一死，吴国立即陷入血腥的权力斗争，政变迭起，血流成河。

公元257年，皇帝孙亮十五岁，开始上朝亲政。皇帝亲政让孙非常不安，因为这个小皇帝比他想象的更聪明，也更难控制。以前皇帝只是个摆设，孙上个奏章说个事，那只是走走形式。不过，令孙恐慌的是，皇帝拒绝当没脑的傀儡，开始不断指出奏章的谬误之处，这让他的背上直冒冷汗。

随着年龄的增长，皇帝孙亮懂的事也渐渐多了，当然也从别人嘴里得知了父亲孙权治理国家的许多故事。他经常取来府库所藏的书册，详细阅读先帝的记录，还对左右侍臣说：“先帝经常亲自写诏书，如今大将军奏事，怎么只让我签字认可呢？”对孙独断专行的不满，溢于言表。

种种迹象都表明皇帝正努力摆脱权臣的约束，最明显的是，他居然组建了一支亲兵部队。这支亲兵部队有三千人，多数是军队士兵的子弟，年龄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领兵的军官则是将军们的子弟，年龄亦相仿。这支青年近卫军每天都在皇家花苑里训练，皇帝说：“我建立这支军队，是要跟他们一同成长。”看到没有，这些士兵年龄都与皇帝差不多，皇帝要把他们视为兄弟，建立一支忠心耿耿的近卫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小皇帝的抱负以及夺回权力的坚定决心。

吴帝孙亮与魏帝曹髦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小皇帝，都十分聪明，都想夺回自己的权力。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孙亮是何等明断。

有一回，皇帝让一个小太监去皇家仓库取一瓶蜜，小太监回来后把蜜交给皇帝，打开一看，里面却有老鼠屎。左右都说，仓库管理员也太不尽责了，居然让老鼠在蜜里拉屎，得追究失职责任。皇帝孙亮派人把仓库管理员叫来，管理员吓得两腿发软，拼命叩头，大家都认为这家伙准得倒霉。不料皇帝却问他：“你说实话，这个小太监是不是曾经向你勒索过东西？”仓库管理员答道：“以前确实勒索过，小人不敢给他。”站在一旁的小太监矢口否认。皇帝微微一笑，令人把老鼠屎捞起破开，大家十分不解，皇帝大笑道：“你们看，倘若老鼠屎浸在蜜中很久，一定里外都湿了。但是眼前这老鼠屎外湿而内干，可见是刚刚被放进去的。这若不是小太监干的，还会是谁呢？”听到这里，小太监吓得魂飞魄散，叩头认罪。左右侍者对皇帝的明断大为惊叹，这事很快也传到诸大臣耳中，有人为国有明主而庆幸，有人却因此而惊慌。

最惊慌的人，莫过于孙。眼看皇帝一天天长大，智慧过人，还不时流露出对大将军的不满，甚至建立起一支宫廷少年近卫军。这一切，都是对孙权势的挑战。

三国时代的政治与东汉很相似，皇帝与权臣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水火不容的，不是你死便是我死。东汉被皇帝干掉的大将军不在少数，被权臣干掉的皇帝也有，汉质帝被大将军梁冀毒死，刘辩当了几天皇帝就被董卓废掉，之后遇害。历史历历在目，吴帝孙亮与大将军孙都明白，决战的时刻已经到了。

深感恐惧的孙不敢待在京师，担心哪天皇帝冷不丁发动政变把他干掉。为保险起见，他决定前往镬里，这是东吴一个军事基地，他以抱病为由，拒绝上朝。不过，倘若认为孙认输了，那是大错特错。虽然离开京师，孙仍然通过其党羽遥控首都武装，他的弟弟威远将军孙据宿卫皇宫苍龙门，扼控要害；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孙闿等分屯诸兵营。

孙在京城中实力雄厚，但皇帝也有自己的势力。皇帝孙亮得到了两个人的支持，一个是他的姐姐孙鲁班，另一个是曾经镇压滕胤的将军刘丞。不过，要诛杀孙，只靠孙鲁班与刘丞是不够的，必须获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就需要拉上一个人：时任太常兼卫将军、中军都督的全尚。全尚手握兵权，更重要的是，他是皇帝孙亮的岳父、全皇后的老爹。

倘若有全尚相助，皇帝胜利在望。不过，这件事一定要隐秘，不能走漏风声，为此，皇帝孙亮把密令交给时任黄门侍郎的全纪，他是全尚的儿子，由他通知老爹最为合适。孙亮唤来全纪，先是历数孙的种种罪恶，然后对他说：“你老爹是中军都督，让他秘密集合人马，寡人当亲自出宫到朱雀桥上，率宿卫虎骑、左右无难军，包围桥南孙宅第，再下达诏令解散他所统领的军队，不得反抗。如果一切顺利，定能达到目的。你快去，但一定要秘密行事，只告诉你父亲，千万别跟你母亲讲。女人不懂国家大事，况且她是孙的堂姐，万一泄露出去，就会坏了大事。”

全纪诺诺而去，他牢记皇帝的话，回家后只把计划告诉给老爹，没让老妈知道。全尚既是皇帝的岳父，理所当然站在皇帝一边。然而，事情坏就坏在全尚身上，这位外戚脑瓜不好使，竟然把皇帝的计划讲给老婆听。女人是比较感性的，她可能不忍心看堂弟被杀，便偷偷派人通知孙。只是她不晓得，这么一说，葬送了许多人的性命，也葬送了东吴的未来。

孙得到消息后，吓出一身冷汗。惊魂甫定，他恶向胆边生：老子都避得远远的了，你皇帝还想干掉我！好，我倒看看到底谁先死。他迅速行动起来，召集自家兄弟与部属，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

这一年是东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

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夜晚，孙发动突袭，他的目标很明确，先拿下手握兵权的卫将军兼中军都督全尚。全尚真是个混饭吃的，稀里糊涂就成了阶下囚。控制首都武装后，孙派弟弟孙恩进攻皇宫。此时获悉孙政变的刘丞也正快马加鞭赶往皇宫救驾，刚到苍龙门，便与孙恩交上手，战斗中刘丞被斩于马下。这么一来，皇宫完全被叛军包围了。

皇帝孙亮密谋了那么久，计划得几乎滴水不漏，甚至连最小的细节也考虑到了——他一再警告全纪别让老妈知道，岂料还是坏了事。这是偶然，还是冥冥之中不可改变的天命呢？然而，就算是天命，他也要搏一把——毕竟，他可是天子！

愤怒的孙亮大吼一声，翻身上马，取来弓箭，打算亲自杀出去，嘴里喊道：“我是先帝的嫡子，在位已经五年了，谁敢不听我的？”（孤大皇帝之适子，在位已五年，谁敢不从者？）

他一夹马肚子，但马没能跑起来，因为左右侍臣包括乳母在内，一拥而上拉住马匹，把皇帝扯了下来。皇帝没办法，只得坐下来长吁短叹，还把全皇后臭骂了一顿：“你老爸昏聩无能，坏了我大事。”全皇后听罢，默然不作声。孙亮意犹未尽，又差人召全纪前来。全纪对来使叩头谢罪道：“我父亲奉诏却不能谨言慎行，有负皇上，臣没脸再见皇上了。”其实这事还真不能怪全纪，是他老爹泄的密，是他老妈告的密。他既不能怪父母，又害了皇帝，除了一死，还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去见皇帝，而是自杀了。

全纪的自杀无济于事，大将军孙已经控制住局势，他做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废黜孙亮，贬为会稽王。他宣布说：“少帝荒于政事，又多病错乱，不可以居大位，继承大统。我已经祭告先帝把他废黜。诸君若有不同意者，请提出异议。”说是让大家提意见，大将军的眼中却充满杀气，大臣们无不心胆俱裂，哪敢有什么异议，纷纷说：“唯大将军令。”

当年孙权宠爱幼子孙亮而立他为帝，这不是爱，而是害。孙亮在位仅仅五年便被权臣拉下马，年仅十六岁却如同经历了一番生死轮回，他的青春只能在不自由的禁锢中枯萎了。

至于对政变失败负全责的卫将军全尚，其下场可想而知。因为孙的胜利完全得益于堂妹全尚夫人的告密，他顾全堂妹的薄面，没有判处全尚死刑，而是流放零陵。不过，孙当然明白斩草得除根，他派人在流放路上刺死全尚。可怜全尚夫人救了堂哥，却死了老公与儿子，即便苟且偷生，恐怕一生都要在深深的内疚与悔恨中度过了。

低调皇帝的霹雳政变

大将军孙竟然一纸决议，就把皇帝给废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只有董卓干得出来。一般来说，就算要废黜皇帝，也得请皇太后出面下达懿旨才具有合法性，比如西汉霍光废掉皇帝刘贺、司马昭废掉皇帝曹芳，都搬出了太后这尊大神。吴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孙亮还未继位，他的母亲潘皇后就被刺杀，因此吴国没有太后。没有太后懿旨，孙仍然行废立之事，着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政坛上向来不乏投机主义者。有些人为了迎合孙，开始鼓动他自立为帝。皇帝姓孙，你不也姓孙么，不也可以当皇帝吗？孙确实有些心动，但他心里很明白，当皇帝哪是那么容易！虽说自己姓孙，也是皇亲国戚，然而只是远房亲戚。东吴帝国奠基于孙坚、孙策，成于孙权，孙既非孙权之后，也非孙坚、孙策之后，他的曾祖父是孙坚的弟弟，离皇室血统太远了。何况现在孙权还有儿子、孙子在世，皇帝宝座怎么也不可能落在孙身上。更重要的是，孙当权没几年，尽管在京城呼风唤雨，但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吏对他未必服从。倘若他一意孤行，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势必要惹恼地方实力派，到时想干掉他的人就多了去了。

最好的办法，是从孙权尚在人世的儿子中选择一个，立为皇帝。

其实可选择的余地不多。除孙亮外，孙权有六个儿子，死了四个，剩下五子孙奋与六子孙休。前文讲过，孙奋就是个坏小子，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因此孙休被推到前台就毫无悬念了。孙休虽是孙权之子，但其母地位较低，若非吴宫政变频频，他一辈子也休想当上皇帝，命运有时就是这样鬼使神差。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皇子一定是口含天宪，尊贵无比。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由于母亲出身低微，在诸皇子中，孙休是混得最差的。虽然被封为琅琊王，却老被地方官员欺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子既不受宠，也没有权力。孙休最初被封在虎林，后来迁到丹阳，在这里他住得很不开心。

时任丹阳太守的李衡打心眼里瞧不起孙休，多次冒犯他。李衡的老婆警告丈夫说，人家毕竟是皇子，你别欺人太甚了。李衡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想想也是，你看看孙权的那些儿子，前太子孙和、皇子孙霸都被迫自杀，孙奋被贬为平民，何况是地位更低一等的孙休呢？孙休被李衡欺负得在丹阳待不下去，上书朝廷请求迁往别处。当时还是皇帝的孙亮下了一道诏书，把他迁到会稽。

可是李衡万万没想到，孙休居然时来运转，皇冠从天而降。

大将军孙拍板决定，由孙休继承皇位，并派使者前往会稽迎接新皇帝（史称吴景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孙心里也是瞧不起这个新皇帝的。在新皇帝到来之前，皇宫尚没有主人，孙突然想过过皇帝瘾，打算搬到皇宫住。此议一出，众臣骇然，皇宫禁地，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住呢？不过，慑于孙的淫威，大家都没敢吭声，只有选曹郎虞汜斗胆说了几句：“您是伊尹、周公这样的人物，处将相的位置，行废立之大事，上安宗庙，下惠百姓，民众欢腾，以为伊尹、霍光重见于今日。可是如今皇帝还未迎来，您却想进皇宫居住，恐怕会人心动摇，大家会产生疑惑，这不是忠孝的做法。”

尽管是批评，却还是把孙吹嘘为当代伊尹、霍光，故而孙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杀掉虞汜，入皇宫居住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大家都明白，孙请孙休来只是为了作秀，而不是为了让他来统治自己。果不其然，孙休登基后，便下诏任命孙为丞相兼荆州牧，增加五个县作为封邑。同时，孙的弟弟孙恩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卫将军兼中军督，封县侯。除此之外，孙据、孙干、孙闿等人也都拜为将军并封侯。一眼望去，朝廷仍然是孙的朝廷，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

很显然，大家都把孙休看作一个过渡人物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新皇帝孙休比孙亮年龄要大，登基这年已是二十四岁。这些年来，各种权力斗争他看得太多了，在孙权诸子纷纷倒霉时，只有他平安无事，这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谨慎小心。丹阳太守李衡欺负他，他居然不吭声，惹不起你我可以躲啊，我搬家还不行吗？其实以他皇子的身份，并不一定真的害怕李衡，只是皇家风雨飘摇，连皇帝孙亮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时候，何必与地方官员结仇呢？

正是这种低调的态度，孙休才可能入主吴宫，因为孙认为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其实，孙休绝非平庸之辈。

当孙休继承大统的消息传到丹阳时，丹阳太守李衡吓得面无人色，他六神无主地跑去跟老婆说：“坏了坏了，我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皇上肯定不会放过我。我想来想去，只能投奔魏国去了，你意下如何？”

李衡的老婆聪明贤惠，她坚决反对，说道：“我看琅琊王（孙休）好善慕名，如今刚刚即位，定然会向天下人表明他的胸襟，不会因为个人私怨杀了你。这样吧，你前往监狱自首，写一份认错书，公开请求接受惩罚。这样一来，你不但能保住性命，说不定还能得到更优厚的待遇呢。”

这个女人对人性太了解了。皇帝有乐善之名，正急着要表现表现，这正是一个机会。李衡听了老婆的话，自首后写了一份认罪书，呈给皇帝。皇帝孙休看罢很高兴：这家伙识相，既然服软了，我就不必治他的罪了。于是他下达诏令：“丹阳太守李衡，因为犯过一些过错，到监狱自首。以前齐桓公曾被管仲射中带钩，晋文公曾被宦官砍断衣袖，两位君主都没有治他们的罪，因为君主有君主的做法。送李衡返回丹阳郡，叫他不必多疑。”李衡不但毫发未损，后来还被封为威远将军，可谓因祸得福。

皇帝孙休这样做，显然有自己的用意。

在皇宫深院长大的孙休，看过太多流血事件，对权力场上那种你死我亡的斗争太了解了。先是哥哥孙和、孙霸争太子位，最后两人都栽了跟头，死于非命；弟弟孙亮还没上台，母亲潘皇后就被干掉，接下去几年更是布满血雨腥风，权臣一个接一个地死了，皇帝也被拉下马。可以说，吴国百姓对这样的朝廷失望透了，对现任大将军孙失望透了，大家都寄希望于明君的出现。孙休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天下展示自己的王者气度与风范，赦了一个李衡，赢得了人心。私人恩怨与民心相比，自然是民心更重要。

孙休很明白，孙能立他，也能废了他，因此如坐针毡。当朝中文武百官奏请立皇后与太子时，孙休拒绝了，自己这个皇帝都只是人家操纵的木偶，那么早立皇后、太子有什么用呢？

无时无刻，孙休都小心谨慎，仿佛有一把悬着的刀随时会掉下来。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很快，他就意识到危险临近。

某天，丞相孙带着上等好酒与熟牛肉，打算送给皇帝，拉近关系。不料皇帝孙休没有接受赠品，原因史书上没说，也许他不爱吃牛肉，也许对孙这个人不爽，也许只是他不缺吃的，反正没收。孙心中生疑，你刚当上皇帝，老子送你东西你就敢拒收了？既然皇帝不要，孙想了想，便送到左将军张布家中。

张布见孙前来，不敢怠慢，设宴款待丞相。孙喝高了，酒劲上来，开始话多起来，他对张布说：“当初废掉少主时，很多人劝我自立为皇帝；我以为陛下圣明，便把他迎回来。没有我，他还当得了皇帝吗？今天我送礼给他，他竟然拒收，这是把我看作普通大臣。不行，我打算另立个皇帝。”

虽说是酒话，张布仍听得心惊肉跳。既然听了，就不能当没这回事，张布思来想去，皇帝毕竟是皇帝，自己要是知情不报，以后说不定要倒霉。想到这里，他匆匆入宫，把张的话密禀给皇帝。

皇帝孙休一听，着实一惊。孙什么事干不出来？如今自己羽翼未丰，难保他不发动政变。于今之计，只有先稳住孙，以免他狗急跳墙。于是孙休不断地赏赐孙，以博取他的好感。皇帝不但赏赐孙，还提拔他的弟弟孙恩兼任侍中，共同掌管朝中大事，如此一来，孙、孙恩兄弟愈发权倾朝野。

不仅如此，当时有人告孙心怀怨恨，图谋不轨，打算造反，皇帝把这人抓了起来，交给孙处死。其实孙休也很无奈，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忍不行啊。

孙虽然杀了告他的人，但他对皇帝的不满以及打算另立皇帝的想法，已经在朝廷及地方传开了。他变得坐卧不安，开始意识到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聚积。东吴自孙策、孙权开拓以来，相对安定，百姓感念其恩德，而孙倒行逆施，杀戮顾命大臣，甚至干出废黜皇帝的事，有识之士无不愤慨。今天有人不怕杀头告他意图谋反，明天就有更多的人投入反对他的洪流中。

表面平静的京城建业，实际上已经像是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孙很不安，便思忖着离开京师，前往武昌。他想，武昌是军事重镇，只要自己牢牢控制住兵权，谁能奈我何呢？于是他提出出镇武昌的请求，皇帝正巴不得他走，欣然同意。孙当然不可能空着手赴任，他把自己所统领的中军营精锐部队一万多人都带走，还取走武库里的大量武器。对此，皇帝孙休统统答应，不加阻挠，孙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出镇武昌，是孙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孙是靠着前任大将军孙峻的关系才得以掌握大权的，他之所以能挫败吕据、滕胤的反扑，能废掉皇帝孙亮，正是因为控制了中央大权，以朝廷的名义号令全国。倘若他离开京城，离开朝廷，就等于虎离开山，龙脱于渊，失去了最大的资本。孙以为只要掌握军队就可保无虞，实在是失算。当初吕据也有军队，却还是一战而亡，就是因为只有朝廷才能召集动员全国的军事力量。

其实孙的政治能力是不如孙峻的，他知道高处不胜寒，故而一意识到朝中有风吹草动，就想逃避到外。当初他曾离开京师出镇镬里，才让皇帝孙亮有了政变的机会，若不是堂姐全尚夫人的密告，早不知死哪去了。可是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再次离开京城，等于又给了皇帝一次反扑的机会。而这一次，他还能那么走运吗？

果不其然，孙前脚刚走，反对派很快便把炮口对准他。先是将军魏邈上密奏称：“孙据守外地，必定会叛变。”紧接着，武卫士施朔也密告说孙有谋反的企图。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根据呢？谁也不知道。不过，孙确实说过想废掉孙休、换个皇帝的话，如今他把京城卫队也带走了，完全有可能兵变。

皇帝孙休必须反击了，否则他可能重蹈孙亮的覆辙。

问题是，皇帝刚刚登基，没有自己的羽翼，如何扳倒孙？

孙休想来想去，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此人便是张布。张布本是左将军，如今是辅义将军。孙酒后失言，正是张布向皇帝告的密。皇帝召张布前来密商大事，张布推荐了一个人：“左将军丁奉虽然文化水平低，然而计谋智略过人，能干大事。”

丁奉这个人，前面有说过。孙权死后，诸葛恪当政，魏师七万人攻东兴，丁奉自告奋勇前往救援，为东兴之战歼灭数万魏军立下赫赫战功，其勇气与智谋也闻名天下。丁奉是武将出身，对孙这种人向来瞧不起。他受诏入宫后，对皇帝说：“孙的兄弟党羽很多，想要发动突袭搞垮他不容易，不如等到腊会时，以皇宫宿卫部队一举诛杀之。”

孙休采纳了丁奉的建议。倘若硬碰硬，就凭皇帝与张布、丁奉，是打不赢孙的，只有避实击虚，在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处下手，才能一击致命。腊会就是在腊八（农历腊月初八）时的祭会，政坛重要人物都要参加，也只有在祭会上，皇帝才有机会对孙动手。

尽管政变计划只有几个人知道，但是既然要在腊会上动手，免不了要事先布置，因此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是不可能的。有些细心的人揣测腊会时将有大事变，而这种流言很快传遍京师。

流言也传到了孙耳中，这时他已经从武昌返回建业，打算参加第二天举行的腊会。难道皇帝真的要动手吗？他不禁暗自惶恐起来。这天夜里，孙睡得很不好，恰好屋外狂风大作，屋子似乎在风中摇曳。孙更加不安，他想来想去，决定不去参加腊会，就躲在家里。

第二天一大早，孙就差人向皇帝请假，称身体不适，有病不能参加祭会。皇帝孙休一听，这怎么行，这出戏都敲锣打鼓了，主角不来，戏怎么唱下去。皇帝派人去说，腊会乃是国家重大活动，丞相怎么可以不参加呢？身体不适，至少来露个脸吧。为了把孙拉入坑里，皇帝一连派出十几名使臣去请他前来，说实话，孙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因为这确实是国家重要的祭典。

孙穿上朝服，打算进宫。不过他毕竟是只老狐狸，担心入宫有变，因此想了一个办法，他交代家臣说：“皇帝屡屡下令，我推辞不了。你们预先集结部队，在府内放一把火，有这个为借口，我就可以及早脱身。”孙的如意算盘是，先去露个脸，然后府上差个人去说起火了，就有理由离开了。

不过，孙很快会发现，他的那点小伎俩根本没用。

祭会开始没多久，便有人匆匆跑来报告，说丞相府中起火了。孙借机向皇帝请辞，要回家灭火。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只是淡淡地说：“外面的部队很多，可以派去灭火，这点事不必麻烦丞相。”

皇帝孙休这么一说，孙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好，再一想市坊间的流言，他也不顾皇帝批不批准，赶忙起身离席，就要往宫门方向去。此时辅义将军张布、左将军丁奉使了个眼色，两旁的武士突然上前，把孙给绑了起来。

孙毫无反抗之力，他挣扎着，望向皇帝，看到的只是皇帝那张冷漠的脸与充满杀气的眼睛。顿时，他什么都明白了。在皇宫之外，他爪牙遍布，可是宫墙之内，他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他赶紧向皇帝叩头哀求说：“我情愿被流放到交州。”

皇帝冷冷地问：“你为什么不把滕胤、吕据流放到交州？”

孙仿若掉入冰窟，结结巴巴地说：“不然让我当官奴也行。”

生死面前，才能明白什么名声、地位、权力不过是虚幻，前一秒他还是权倾朝野的权臣，后一秒他只是条落水狗，连人的尊严也没了。

皇帝依旧冷冰冰地问：“你为什么不让滕胤、吕据为官奴？”

从皇帝的回答里，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留下的顾命大臣滕胤、吕据是有好感的，对两人的下场是同情的。你孙作恶多端，今天就要跟你算总账！考虑到孙党羽众多，留着他必会生变，皇帝一声令下，刀斧手将孙押出，只听得一声惨叫，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皇宫大殿的台阶上。

此时孙的部下已经依照指令，在丞相府中放了把火，正集合了军队，等着孙

的下一步指示。但他们等来的却是皇帝的使者，只见使者往囊中一掏，掏出一颗脑袋，高高举起。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不是丞相的脑袋吗？使者大喝道：“孙谋反，已被诛杀，凡是他的同党，只要自首，一律赦免其罪。”

众人一听，丞相都死了，咱们犯不着陪死，于是纷纷扔了武器，五千多人都投降了。孙家族一日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被夷灭三族。把孙推到宝座的前大将军孙峻虽然死了，也遭到清算，坟墓被挖开，棺材被剖开，殉葬的官印被取出来没收，然后才被草草下葬。

孙休，这位不起眼的皇帝，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夺回了皇帝的权力。他与前朝汉和帝、汉桓帝一样，在权臣一手遮天时发动绝地反击，奇迹般地赢得胜利。倘若孙休没抓住这次机会，他的下场不会比上一个皇帝孙亮好。

政变的成功、独裁者孙的倒台，令吴人的士气为之一振。同时，孙休的一系列措施也为他赢得了人心。他先是为诸葛恪、滕胤、吕据等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其次，当年因诸葛恪案受牵连被流放之人，一律拨乱反正，无罪释放。

当时有人提议为前大将军诸葛恪立一座纪念碑，皇帝不同意，他下了一道诏书解释说：“诸葛恪对魏国发动夏季攻势，士卒伤亡无数，没有建尺寸之功，不能说有才能；身为托孤之臣，却死在竖子之手，不能说有智慧。”也就是说，孙休给诸葛恪平反，只是因为他死得冤。孙休是个很有独立见解的皇帝，他既清洗孙峻、孙

的势力，也不过分拔高诸葛恪对吴国的贡献，足见这位皇帝的英明睿智。吴国混乱的政局告一段落，新皇帝令所有臣民看到一丝希望之光。

同情心泛滥，往往带来祸患

杀了孙后，孙休在皇帝宝座上终于坐得安稳了。可是，有件事一直压在他心头：自己大义凛然杀掉孙，国人拍手称快，可自己正是孙一手扶立的。倘若说孙的所作所为乃是大逆不道，那么被废黜的皇帝孙亮就是冤枉的。如何对待被废的皇帝孙亮，是个大问题。

前文讲过，如果不是一个女人告密的话，孙亮早就拿下了孙，而不是被废为会稽王。孙亮的聪明才智不输孙休，只是运气欠佳，他当了好几年皇帝，年龄又不到二十岁，只要他还活着，就是皇帝宝座最有力的竞争者。利益面前没有手足之情，对熟悉历史掌故的人来说，孙亮的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必须死，因为只有死人才没有威胁。

果然，孙亮死了。

有人说他是自杀，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

其实不管怎么死的，厄运早已注定。新皇帝登基后一直惦记着这位弟弟的存在，当时会稽郡传出流言：孙亮将复辟，重登皇帝宝座。这流言哪来的，鬼才知道。不过，光凭流言，当然不能治孙亮的罪。于是乎，证据很快随之而来：会稽王宫的宫女检举揭发，说孙亮搞巫蛊，有“恶言”。有什么恶言呢？无非就是咒骂当今皇帝，搞旁门左道加害皇帝。

自汉代以来，巫蛊绝对是宫廷大忌，只要跟巫蛊沾边，必定要赔上身家性命。孙亮自己当过皇帝，当然知道巫蛊意味着什么，所以所谓的举报，极有可能是捏造事实、栽赃陷害。一道诏书下达，孙亮被贬为候官侯。候官就是福州，当时福建还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人烟稀少。不过，孙亮还没抵达候官，就离奇死亡了。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毒死，后人不好判断，但孙亮之死，终究与孙休有着直接的关系，就算不是被他派人杀害的，也是被他逼死的。

孙亮一死，孙休心里总算踏实了。

吴国混乱的政局得到改善。不过，去了旧的权臣，来了新的权臣。俗话说，一朝君主一朝臣，孙死后，朝廷高层大换血，其中两人权势最重，这两人，一个是张布，一个是濮阳兴。张布是孙亮发动政变的关键人物，他被提拔重用是意料中的事，早在孙休还是会稽王时，他就是其手下的督将。濮阳兴又是何方神圣呢？此人以前是会稽太守，孙休在丹阳被李衡欺负，混不下去，便迁到会稽，时任太守的濮阳兴非但没有欺压，反而在方方面面都照顾他。

欺负皇帝的李衡都平安无事，何况是有恩于皇帝的濮阳兴呢？孙倒台后，皇帝孙休便把濮阳兴召入京师，担任帝国丞相。这就是因果报应。看来李衡应该好好学学濮阳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不过，濮阳兴与张布这两个人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仗着皇帝的信任，狼狈为奸，结党营私。张布掌管皇宫事务及各官署，濮阳兴则掌管军国机要，一时间权倾朝野，无人可及。如此一来，难免士人离心，百姓失望。从这个角度看，孙休算不上英明的皇帝。

上梁不正下梁歪，朝廷上有歪风邪气，地方官员也趁机大捞一把。吴国的交趾郡偏处一方，山高皇帝远，太守孙谞以权谋私，专干贪赃枉法之事，他为人凶残暴虐，百姓不胜其苦。民众的怨言传到皇帝孙休耳中，他便派钦差大臣邓荀前往察查。孙谞担心丢了乌纱帽，一面贿赂邓荀，一面搞来三十只孔雀，打算送往京师，以博取皇帝开心。

民众原本盼着皇帝钦差能治孙谞的罪，岂料他们却沆瀣一气。这世道如此黑暗，光明何时才能到来？既然皇帝的钦差办不了孙谞，看来世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幸福的生活，只能靠自己了。公元263年，交趾郡吏吕兴等人发动起义，杀死孙谞与邓荀，同时向魏国求援，请求魏国政府派来新的太守与军队。交趾的暴动，得到临近九真郡、日南郡的积极响应，东吴政府对西南诸郡的统治显然已经动摇。

在交趾叛变的同时，一场改写历史的战争正悄然展开，这便是邓艾、钟会指挥的灭蜀之战。

吴国与蜀国是铁杆盟友，蜀国大难临头，吴国必须出兵相救，救蜀国等于救自己，这个觉悟，吴帝孙休还是有的。问题是如何解救？孙休想到“围魏救赵”的计策，派出两支军队，一支由大将军丁奉指挥，重点进攻魏国重镇寿春；另一支由将军丁封（丁奉之弟）、孙异指挥，进攻位于陕西南部、汉水上游的勉中。

然而，吴军的救援行动很不给力。没错，兵法上有“围魏救赵”的计策，核心是攻敌所必救，迫使敌人回师救援。但孙休的这两支部队能否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呢？根本不可能。首先，攻击的目标并不是魏国心脏，寿春虽是军事重镇，但远不及洛阳、长安等核心城市重要；其次，吴军的攻坚力量并不强大，以前多次进攻魏国都无功而返，魏军以逸击劳，根本无须征蜀部队回师。

东吴军队出师不到一个月，便传来蜀国灭亡的消息，孙休只得诏令丁奉等人班师回国。对吴国来说，这是件悲伤的事，所有人都明白，三国鼎立之局已经不复存在，魏国与吴国的总决战很快就会到来。

伐蜀之战的胜利，令魏国占据先手，在战略上形成北面、西面两向夹击吴国之势，特别是魏国控制了长江上游，隔绝南北的长江天险已失去大半作用。

孙休还算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意识到西部防线已是危险重重，尤其武陵郡的五溪蛮夷部落又蠢蠢欲动。为预防武陵蛮趁机起事，孙休未雨绸缪，派遣越骑校尉钟离牧出任武陵太守，以应对西部复杂的局面。

果不其然，魏国占领蜀国后，任命郭纯为武陵太守，抢先一步带着涪陵百姓进入武陵地界的迁陵，屯兵于赤沙，并派人联络五溪蛮进攻酉阳县。

钟离牧召来郡中官吏商议对策，他对大家说：“如今蜀国已经灭亡，我边境遭到入侵，要怎么办才好？”众人的意见是：“迁陵、赤沙这两个县地陵险峻，夷兵众多，还是不要出兵惊扰，以免诸夷联合起来。应该采取安抚的手段，先派人去慰劳他们。”

五溪蛮人是相当强悍的，大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想去得罪他们。钟离牧却持相反的态度，他说：“如今敌人从境外入侵，引诱蛮族背叛，应该趁他们根基未深之时扑灭其计划，这好比救火一定要快。”于是派出三千兵力，直扑向郭纯所占领的迁陵、赤沙。

部将抚夷将军高尚反对说：“当年太常潘濬动用五万兵力，方才讨平五溪夷的叛乱，那时还与蜀国结盟。如今已经没有外援，郭纯已经占据迁陵，而您却想以区区三千之众深入山林，我看很难取得胜利。”

高尚的意见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盟国已灭亡，大家都有点灰心丧气。钟离牧力排众议道：“今天之事乃是非常之事，岂可依循旧例？”他身先士卒，率三千部众沿着险山恶水行进，昼夜行军，穿行两千里。由于东吴军队来得太快了，那些五溪蛮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一击破，首领被杀一百余人，党羽被杀一千余人。钟离牧的出击可谓是疾如闪电，郭纯闻讯大惊，知道武陵不可图，遂引兵而去。

钟离牧的胜利对稳定东吴西疆有着重大意义。倘若他不能及时扑灭反叛，五溪蛮的势力死灰复燃，那么武陵将不再是东吴的领土。

西蜀覆灭后，蜀国许多缘边郡县处于混乱状态，旧朝廷没有了，新政权还没进入，大家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从。吴帝孙休想趁机浑水摸鱼，吞并蜀国东部沿江诸郡县，便以救援蜀国为名，发兵出击巴东，企图占领这个入蜀的关键城市。

巴东太守罗宪已经收到蜀帝刘禅的诏书，指示他向魏军投降。这时罗宪手中有两千人马，魏军还没来，吴军反倒来了。罗宪大怒道：“我朝已经倾覆，东吴与我唇齿相依，非但不同情我们的遭遇，反而趁火打劫，实是不仁不义。蜀汉已亡，难道东吴就能独存吗？我岂能当吴人的降将俘虏呢？”话说得冠冕堂皇，只是我们着实没发现投降曹魏与投降东吴有什么本质差别。

罗宪在巴东负隅顽抗，东吴军队进攻受阻。吴帝孙休大怒，命令抚军将军步协率兵增援，不夺巴东不肯罢休。在吴军强大的攻势面前，罗宪苦苦支撑，并紧急向魏国安东将军陈骞求援。罗宪也有些能耐，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他居然打败步协的援兵，巴东仍岿然不动。孙休都气疯了，巴东只有区区两千守兵，若是这都攻不下来，帝国脸面何存？他又派陆逊的儿子陆抗领兵三万，从西陵出兵直取巴东。

此时巴东已经被围数月，城市疫疠流行，病倒的人超过一半。眼看敌人兵力越来越多，巴东已是无力支撑下去，有人便劝罗宪弃城而逃——守城守到这分上，已经对得起天地良心了。罗宪慨然道：“我乃是一城之主，百姓就指望我了，有危险不能解除，情况紧急就弃城而逃，这不是君子所为，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魏国援兵迟迟不至，是因为安东将军陈骞不敢自作主张。这年头，还是小心谨慎好，邓艾不就是因为自作主张而丢了性命吗？陈骞写了报告，上达晋王司马昭，司马昭作出批示，指示荆州刺史胡烈率步骑兵两万人，袭击东吴军事重镇西陵，以缓解巴东的军事压力。

此时距离出兵巴东已有六月之久，东吴军队久战无功，疲惫不堪。由于胡烈摆开进攻西陵的架势，陆抗不得不把三万兵力调回，事实上吴军已是无力攻下巴东，最终吴帝孙休不得不下令撤围。巴东之战，吴师竟空手而还。

此役的失利对东吴无疑是一大打击。因为他们的对手并非强大的魏军，而是蜀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太守，在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颗粒无收，西进计划严重受挫。倘若东吴能攻下巴东，挺进川蜀，势必有许多郡县望风归降。只是这一宏大的计划最终破产，孙休也只能仰天长叹了。

吴国撤兵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帝孙休虽然刚刚三十而立，但他的身体却垮了。东汉帝王短命的传统似乎延续到三国时代，皇帝贵为九五至尊，实际上寿命往往不及常人。孙休一病不起，已经无法讲话了，只能用笔写字。弥留之际，最重要的事莫过于选定接班人，他召来丞相濮阳兴，抓住濮阳兴的手臂，并用手指指立在一旁的长子，虽然嘴巴发不出声，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殷盼。孙休生前最信任濮阳兴，相信他是可以托孤的，交代完后事，孙休溘然而逝。

孙休死时年仅三十岁，他的儿子们都还年幼，如何管理国家？此时盟友蜀国已经灭亡，吴国面临空前的危机，不但魏国入侵的威胁巨大，辖下的交州又爆发叛乱，朝廷可以说已经焦头烂额了。大臣们纷纷要求立一名年长且有才能的皇帝，这样才能帮助东吴帝国渡过难关，濮阳兴、张布两人心里犹豫不决。

这时，左典军万彧推荐了一个人选：乌程侯孙皓。孙皓是前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万彧的推荐信是这样写的：“孙皓的才识与明断能力，可以与孙策相媲美，同时他又十分好爱，奉公守法。”濮阳兴、张布不由得怦然心动。以前太子孙和无辜受害，后来甚至被逼自杀，吴国上下都十分同情，废太子不能复生，总得补偿一下他的儿子吧。所以，万彧提出选立孙皓为皇帝，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这件事，濮阳兴、张布等不敢擅自做主，便去征求太后的意见。太后答道：“我就是个寡妇，哪里懂得国家大事，只要无损于吴国，宗庙有个依赖，就可以了。”于是濮阳兴、张布拍板，迎立乌程侯孙皓。

然而，这绝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同情有时是美德，有时是一种罪。前太子孙和性情温和，命运悲惨，令人哀悯。大家很容易以这种怜悯之心对待孙和的儿子，但是人是独立的，父亲是怎样的人，绝不等同于儿子也是怎样的人。濮阳兴与张布冒冒失失的决定，不仅给自己挖了个墓坑，也给东吴帝国挖了个墓坑。因为孙皓乃是三国时代最残暴的君主，后来的南北朝有许多暴君，推其鼻祖，大约要推到孙皓，是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暴君模式。

暴君降临：三国时代最残暴的皇帝

皇冠从天而降，这着实大大出乎孙皓的意料。他的成长经历，颇类似于汉宣帝刘询。他们的父亲都是废太子，都无罪获诛；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都充满挫折与阴霾。尽管经历相似，两人的品行却相差万里，刘询成了汉代最伟大的皇帝之一，而孙皓则成了三国时代最暴虐的皇帝。

刚登基时，孙皓还比较谨慎，推行了不少体恤士民的措施，比如开仓赈贫，把宫女释放出皇宫，许配给光棍，把养在皇宫花园里的飞禽走兽统统放归山林。瞧这架势，这个新皇帝对声色犬马都不热衷，朝野上下赞不绝口，大家都以为遇到了圣明君主，都为国家感到庆幸。然而，这种印象只维持了短短几天，很快，大家就发现，孙皓不是圣君，而是恶魔。

孙皓这个人心理很不健康，甚至可以说有些变态，这得从他的童年经历去找原因。他出生于公元242年，父亲是太子孙和，母亲是何姬，他是庶长子。孙权对这个孙子颇为疼爱，曾给他起名叫“彭祖”，据说古代有个叫彭祖的活了八百岁，这名字大概也寄托了孙权对他的祝福吧。在八岁之前，孙皓是皇室的宠儿，娇生惯养，无忧无虑。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公元250年，太子孙和被废，孙皓的人生命运也急转直下。两年后，孙权临死前有所悔意，封孙和为南阳王，尽管不是太子，好歹是个王，孙皓总算过上几天好日子。谁知好日子竟是这么短，一年后，孙峻杀诸葛恪，孙和遭到牵连，被迫自杀。这一年孙皓十二岁，他的早年经历确实令人闻之唏嘘，不免要为其掬一把同情的泪。此后五年，他与三个异母弟弟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下长大，尝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直到十七岁那年，孙休即位，怜悯废太子的遭遇，封孙皓为乌程侯，他的日子才算安定下来。时任乌程令的万彧与他交情特别好，后来孙皓能当皇帝，万彧有推荐之功。

残暴的人之所以残暴，很多时候是源于自卑。自信的人往往豁达，自卑的人往往疑心重重且冷酷残暴。为什么自卑？因为孙皓有过一段抬不起头的日子，往事不堪回首，他所忌讳的东西就特别多，对人的提防心特别强。内心自卑的人，其外在表现又是特别敏感，一旦有了权势，就会傲慢粗鲁，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隐藏内心的脆弱。

很快，大家就发觉不对劲了。孙皓根本就不是想象中的明君，上台不到两个月，他暴虐的本性就开始显露。父亲原本就是太子，如今登上帝位，孙皓觉得理所当然，不必对谁感恩戴德。他从来不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若没有太后的认可，他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然而他登基没几天，就剥夺了她的“太后”尊号，只称“景皇后”（孙休死后谥为景帝），太后的头衔落在孙皓的生母何姬头上。

孙皓的独断专行实在出乎濮阳兴、张布的预料，他们原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新皇帝，哪知皇帝根本不吃这一套。两人后悔莫及，自然对皇帝有所微词，时不时会发发牢骚。打小在政治旋涡中长大的孙皓有敏锐的嗅觉，他立即先下手为强，在濮阳兴、张布上朝时，将两人逮捕下狱。此事毫无征兆，濮阳兴、张布束手就擒，很快被流放广州。不过，流放只是幌子，孙皓知道只有干掉这两人，他在皇帝宝座上才能坐得踏实。濮阳兴、张布被押解上路后，孙皓又下了一道诏书，将他们二人就地诛杀，同时夷灭三族。可想而知，两人对当初迎立孙皓，定是悔到极点。此时距孙皓上台还不到半年，这位恩将仇报的皇帝已经显示出暴君的本色。

与此同时，魏国的历史也接近尾声。司马氏取代曹氏已成定局，司马昭被封“晋王”，离称帝只剩最后一步。司马昭抓紧篡位的步伐，他并不急于对外用兵，而是对东吴新皇帝采取拉拢诱降的手段，把寿春之战中被俘的吴军将领徐绍、孙彧释放回国，以显示朝廷的宽广胸襟。同时，司马昭还写了一封信给孙皓，详细分析祸福利害，指出早日归降朝廷才是明智的选择。

孙皓刚刚当上皇帝，过了一把瘾，叫他不要当皇帝，那哪成呢？不过，既然魏国主动示好，自己也得表示表示。于是他便派了几个人，与刚刚回国的徐绍、孙彧一起访问魏国。使团出发了，刚刚走到濡须，有人悄悄向皇帝打小报告，说徐绍当了魏国的俘虏，又被释放回来，心怀感激，经常说魏国的好话。孙皓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将使团召回，下令把徐绍的脑袋砍了。

自从杀了濮阳兴、张布后，孙皓的权力无限制地扩大，已经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他滥用权力。不过，他还觉得有威胁存在，谁呢？前任皇帝孙休的皇后朱氏以及他的儿子们。孙休死后，朱皇后本来升格为朱太后，虽然这个尊号被孙皓剥夺了，但她仍然是唯一一个在名义上能废掉孙皓帝位的人。因此，朱皇后不死，孙皓就活得不舒心。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七月，孙皓痛下杀手，逼朱皇后自杀，然后把她与前帝孙休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赶出京师，放逐到吴郡。这样还不够，不久后他又下令杀掉了孙休四个儿子中的长子与次子。可怜孙休也算是一个有本事的皇帝，哪曾料到自己刚死，妻儿就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

我们有理由认为，孙皓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也不知是不是脸上有麻子，反正他有一个怪毛病，特别讨厌别人看他的脸。应该说，这是一种极端的自卑心在作祟。这种自卑心若在平民百姓身上，顶多就是一个疯子，可若与无上的权力结合，就催生出一个暴君。孙皓神经质到什么地步呢？文武百官上朝时，头都不能抬，皇帝长什么模样，他们还真印象不深！

陆逊的侄子陆凯上言道：“君臣没有互不相识的道理，假若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臣子连皇上尊颜都不晓得，哪知道要保护谁呢？”皇帝一想也对，于是特许陆凯可以抬头看他的脸，其余人一概不允许！陆凯是东吴后期军政重要人物，当过镇西大将军、左丞相。孙皓的思维也很奇葩：你陆凯是军政一把手，要有不测，你保护朕就可以。

当然，臣子不能看皇帝，皇帝是可以看臣子的。孙皓自己长得很猥琐，就特别讨厌与自己相反的、看上去伟光正的人。在朝廷上，还真有一个人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此人是散骑常侍王蕃。史书上说他“好治威仪”“体气高亮”，这是多好的一个形象啊。可是在奇葩皇帝看来，你这是跟我作对，形象那么好干什么，是要让我相形见绌吗？更糟的是，王蕃还很正直，不会拍皇帝马屁，所以孙皓对他一直看不上眼。

朝中见风使舵的人多了去了，同为散骑常侍的万彧和中书丞陈声揣测圣意，经常打小报告诬告王蕃。在一次皇帝举办的酒宴上，王蕃喝多了，趴在地上起不来。孙皓怀疑他假装喝醉，便使了个法子：先派人送走他，过一会又召他前来。王蕃回来时，人又清醒了，跟平常没两样。皇帝大怒，认为王蕃果然在酒宴上假装醉酒，犯下欺君之罪，便将他抓起来，砍了脑袋。不仅如此，孙皓还带着众臣到山上玩，给大家上演一出血淋淋的竞赛。王蕃的人头被当作皮球抛掷起来，皇帝左右侍从装扮成虎狼模样，争抢啃咬人头，不一会儿，王蕃的脑袋已是血肉模糊，颅骨几乎碎了。这一幕，令所有大臣看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

对一个暴君来说，无限的权力导致无限的暴虐。

在孙皓看来，不要说王蕃的人头，就是整个帝国也不过是他的玩具。当时有骗吃骗喝的术士忽悠说：“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当时吴国的首都建业在扬州，孙皓一听，这是说扬州会有危险，自己得坐镇荆州才行。于是东吴大举迁都，从扬州的建业城迁到荆州的武昌城。这么一来可苦了吴国百姓，皇帝在哪，供应就得到哪。吴国经济重心在东部，武昌在西部，水上运输得逆流而上，难度可想而知。偏偏孙皓奢侈无度，到处挥霍，全国的财力几乎被他耗光了。

被孙皓一折腾，东吴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起大规模的民变。民变首领施但是永安人氏，他聚集数千人，劫持了皇帝的庶弟、永安侯孙谦，举部起义。这时由于东吴首都西迁，东部兵力不足，施但振臂一呼，得到不少民众的响应，他一路向北，挺进到建业时，部众已经超过一万人。

当时建业的守将是丁固、诸葛靓，施但逼迫孙谦写了份招降书，送进城内。丁固、诸葛靓斩杀来使，发兵迎击施但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甚至连盔甲也没有，如何是正规军的对手？起义军一战即溃，施但狼狈而逃，孙谦没有跟着逃，而是等着政府军来救他。

获救的孙谦自以为安全了，可是他错了。当孙皓得知孙谦居然被贼人劫持利用时，勃然大怒，贼人一威胁你就屈从，这哪行？孙谦虽是孙皓的弟弟，却不是一个妈生的。孙皓一声令下，不仅孙谦被杀，连孙谦的母亲、弟弟，也都被杀了。

暴君想起高人的预言：“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这不是指自己指挥荆州兵击破扬州叛乱吗？于是，他派了几百人，装腔作势、敲锣打鼓地开进建业城，高喊道：“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他们搜出反贼头目施但的妻子儿女，一并砍了。

这时孙皓在武昌待腻了，想想预言已经应验，自己又可以回建业了。于是又一次迁都，从武昌迁回建业，所有人都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只有他一人乐在其中。

回到建业城后，孙皓很忙，忙着选美女。他派出许多宦官前往各州郡挑选美女，凡是职位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家中有女儿的必须每年申报名字年龄，记录在案。孙皓之所以要选二千石官员家的女儿，大概是因为，二千石的官不小，娶的老婆一般都比较貌美，女儿一般也会漂亮。这些官员的女儿到十五六岁时，就要接受海选，被淘汰的才可以嫁人，被选上则送入宫中。皇宫后院的年轻女子竟然多达一千多人，就算皇帝一天宠幸一人，也得三年才轮一次，只是孙皓色欲无限，选美事业仍然毫不停止。

后宫女人一多，皇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滕皇后是滕牧的女儿，虽然名义上是后宫的主人，其实她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一个明显的征兆便是，皇后的父亲滕牧遭到流放。孙皓还都建业后，把武昌交给岳父滕牧，提拔他为卫将军，录尚书事。大家都认为滕牧身份特殊，地位不同凡响，于是老推荐他向皇帝进言。老岳父还真热心肠，总时不时规劝小婿，只是这个小婿是能规劝得动的吗？皇帝一怒之下，把滕牧流放到苍梧，当时那儿就是穷乡僻壤，滕牧还没到流放地，便忧愤交加而死。

不仅如此，孙皓还不解恨，把怒气发泄到皇后身上，打算废掉滕皇后。不过，滕皇后总算运气不错，一来是有皇帝的生母何太后的保护，二来太史夜观天象，认为皇后不可更换。孙皓挺迷信的，对巫师术士以及会观天象的太史比较信任，既然太史说没这天象，那就算了。滕皇后虽然未被废黜，也只是有皇后之名而无其实，孙皓甚至不愿见她一面，因为后宫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除了玩女人外，大兴土木当然也少不了。孙皓修了一座昭明宫，为了这座宫殿，竟下令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亲自入山监督伐木。全国官员存在的理由只是为了填饱皇帝无穷的欲望，这国家都成什么样子了？对于兴修宫殿，史书是这样写的：“大开苑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累累的血泪啊。左丞相陆凯、中书丞华覈（hé）等人虽极力进谏，只是徒费口舌罢了。

就在东吴末代皇帝孙皓上台的第二年，曹魏帝国黯然谢幕，三国的历史走向了尾声。

廿五
伟大时代的终结

破茧而出的晋王朝

自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擒杀曹爽后，曹氏集团的势力一落千丈。魏国的皇帝已经无法摆脱傀儡的命运，几个皇帝都没好下场，曹芳被废，曹髦被杀，新上台的曹奂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曹氏皇族的命运，如同东汉刘氏皇族的翻版，繁华过后终是一地狼藉。

反观司马氏家族，则如日中天，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接连粉碎了国内敌人的反扑，淮南的三次兵变，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及至司马昭以钟会、邓艾之力征服蜀国，一个大帝国已是呼之欲出，而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自然不可能姓曹。

当然，要取代曹魏帝国，还是需要走一些表面程序的。公元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这个步骤和当年曹操被封为“魏王”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与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了。不久后，死去的司马懿被追封为“晋宣王”，司马师被追封为“晋景王”，司马家族正在为通往至高权力而大造声势。

只是司马昭的身体状况却不乐观，为防不测，他必须尽早选定接班人。司马昭的正娶夫人王元姬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司马炎，一个是司马攸。不过，由于哥哥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便把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按照惯例，作为嫡长子的司马炎理所当然是继承人，然而政治倘若那么简单，就不会有袁绍儿子们、曹操儿子们、刘表儿子们、孙权儿子们的窝里斗的故事。问题总出在老年人往往更喜欢小一些的儿子这一点上，司马昭也不例外，他更喜欢司马攸。史书上说司马攸“性孝友，多才艺，清和平允”，在士人中的名声超过司马炎。

司马昭常对周围的人说：“天下本是我哥哥司马师的，我只不过代理丞相之职罢了。待我百年之后，应该由司马攸来继承事业。”

不过，司马昭的想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进谏说：“废长立幼，这样做违背礼义，乃是不祥之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也说：“中抚军司马炎有君主之德行，不能随便换人。”与司马炎关系不错的何曾、裴秀等人也说：“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华，拥有很高的名望，天生一表人才，这本不是人臣的相貌。”

在汉魏时代，人很注重相貌，看相术也随之发达。司马炎长得很有特点：第一，头发特别长，站起身来，头发可以垂到地上，现在都说“待你长发及腰”，司马炎同志不是及腰，而是及地！第二，他双手很长，“手垂过膝”，以我们今天的审美眼光看，这副模样有点怪怪的，不过这在当时却是福相，刘备也是长成这个样子。

当然，平常司马炎并没有披头散发，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头发这么长；同样，魏晋时人们穿的衣服很宽大，手都裹在袖子里，别人也不知他的手到底多长。他听说裴秀会看相，便登门拜访，问道：“真的有看相这回事吗？”说完便解下头巾，一头秀发如瀑布般垂下，宛若神仙。裴秀看罢大惊，认为这是大富大贵的异相，从那以后，他就死心塌地跟着司马炎混。

由于裴秀等人的力挺，司马炎顺利成为司马昭的接班人，并被提拔为副相国，地位仅次于老爹，加“抚军大将军”衔。

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昭还是没能等到登基当皇帝的那一刻。公元265年，即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司马昭去世。

此时的魏国已经不再是曹氏的魏国，而是司马氏的魏国。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初曹氏把人家大汉帝国给端了，如今司马氏正干着当年曹操、曹丕干过的事，这一幕何其眼熟！老一辈辛苦栽种，新一辈伸手摘下胜利的果实。司马炎对皇冠的向往，比起曹丕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他是有“异相”的。老爹死后，司马炎继承“晋王”宝座，同时出任魏之相国。

司马炎显然并不满足于“晋王”的尊号，他迫不及待地要戴上皇冠。仅仅四个月后，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下了诏书，把皇帝宝座禅让给晋王司马炎。想当年魏武挥鞭，鞭挞半个中国，才建立起魏国的基业。魏取代汉是公元220年，谢幕时间则是公元265年，存在时间不过四十五年。与蜀汉的灭亡不同，曹魏的敌人来自内部而非外部，曾经盛极一时的曹、孙、刘三家，只剩下占据东吴的孙氏还苦苦支撑着。

曹奂黯然神伤地搬出皇宫，太傅司马孚（司马懿的弟弟）抓住末代皇帝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就算到死的那天，也是魏国忠纯不二的臣子。”这究竟是肺腑之言还是作秀之词，没人知道。曹奂下台后，司马炎正式登基称帝（史称晋武帝），改年号为泰始。晋朝的历史由此开始，不过，三国的故事还要接着讲完。

司马炎登基后，为了巩固权力、赢得民心，搞了几件事。

第一，以身作则，提倡以孝治天下。古代有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传统，不过，说归说，真正做到的人当然很少，特别是皇帝。皇帝要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能穿三年孝服办公吧。司马炎搞了变通，孝服没穿，孝帽继续戴，三年之内不吃鱼、不吃肉，只吃蔬菜。这种做法，当然赢得了士人之心。数百年后，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还高度赞扬司马炎是难得的贤君。司马炎十分重视孝道，西晋开国后担任太保的王祥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他“卧冰求鲤”的故事被写入《二十四孝》中，家喻户晓。据说王祥十分孝敬继母，有一回，继母想吃鲜鱼，当时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王祥便脱了衣服卧在冰面上，冰块融化然后蹦出两条鲤鱼，这正是孝感上天。这个故事，以科学的角度来说，可信度存疑，但大家愿意相信，相信世上有美好的事，总是好的。还有另一个孝子的故事则不容置疑，便是以《陈情表》闻名于世的李密。李密品德很高尚，司马炎于泰始三年征召他为太子洗马（官名），李密以祖母年老为由，呈递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陈情表》，坚决推掉官衔。

第二，善待前朝君主。晋国政权来自魏国，曹奂尽管沮丧，但是他要是知道以后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大多是什么下场，还应当感到幸运与幸福。他被封为陈留王，王宫在邺城，享受王的尊崇待遇，直到他五十八岁得以善终。从这点看，汉魏的文化还是比较开明与人道的。

第三，广封诸王以拱卫皇权。司马炎总结曹魏帝国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魏国皇帝之所以大权旁落，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皇族势力拱卫。魏国宗室有“禁锢令”，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法令。我们知道，魏国开国皇帝曹丕上台后，最防的人就是自己的兄弟，像曹植、曹彰等人，都被严格监视。禁锢令实际上就是限制宗室权力的法令，因而魏国皇帝出了问题时，没有自家兄弟可依靠。司马炎上台后，一口气封了十七个同姓诸侯王，不仅如此，各诸侯王可以自行任命封国内的各级官员。司马炎的这个决定，从短期来看，确实加强了皇族的力量，确保新兴王朝不被推翻。然而，其埋下的祸患之大，足以动摇国之根本。同姓诸侯又如何？历史早就证明，强大的诸侯王存在，势必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地雷，例如春秋战国的诸侯杀伐，以及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来改写晋国历史乃至改写中国历史的“八王之乱”，其祸乱根源可追溯至此。

除此之外，新王朝还制定了新的法律，如奖励农桑等。自曹操统一北方以来，中原的相对安定达半个世纪，加上司马炎在加强中央集权上的种种措施，晋国政权的基石应该说比较扎实。

晋取代魏，实际上给了吴国喘息的时机。新的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晋武帝司马炎不得不把重心放在新的国家、新的朝廷上，对东吴则采取拉拢诱降的策略，倘若能不战而屈东吴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对于新兴晋国抛来的和平橄榄枝，吴国新皇帝孙皓一开始并没有拒绝，他甚至派使臣张俨、丁忠前往晋国吊祭司马昭。当然，这也是顺便探探新朝的虚实。出使回国后，丁忠对孙皓说：“北方并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我们可突袭弋阳，一举取之。”孙皓有点心动，便询问诸大臣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进言道：“北方新近吞并巴蜀，派使者前来求和，并非有求于我，只是积累力量坐等时机。敌人的势力相当强大，我们想靠侥幸取胜，这是办不到的。”孙皓听从陆凯的意见，没有擅自发兵进攻，但与晋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公元268年（吴宝鼎三年，西晋泰始四年），北方爆发了一次大水灾，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四郡灾情严重。幸灾乐祸的孙皓把这次水灾当作天赐良机，派左大司马朱绩领兵攻江夏，右丞相万彧领兵攻襄阳，两国战火重燃。

不过，东吴在最强盛的孙权时代，对北方用兵都无功而返，何况是暴君时代呢？

对东吴的入侵，晋武帝给予了坚决反击，他命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骑兵两万人驻扎于龙陂，以支援江夏、襄阳。这次出兵都是多余的，不久后便传来消息，晋国荆州刺史胡烈率部反击，击破朱绩的进攻，解了荆州之围。

不过，孙皓不肯善罢甘休，他又指派右大司马丁奉、右将军诸葛靓攻合肥。丁奉虽然骁勇，却也没能占到便宜，被晋国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击败。

东吴军队在北线战场颗粒无收，于是把目光投向南方的交趾。

前面说过，公元263年，由于交趾太守孙谞残暴，吏民发动起义，杀死太守，并向北方的魏国求援。魏国对交趾的归降当然表示欢迎，不久后，魏政权被司马炎的晋政权取代，交趾转而效忠新朝廷。晋政府任命杨稷为交趾太守，此人足智多谋，才华过人。交趾的叛变对东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孙皓上台后，派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修则、将军顾容等领兵平叛，先后对交趾发动三次进攻，都无功而返。

不仅如此，南方的叛乱还在蔓延。与交趾相邻的郁林、九真两郡宣布脱离东吴统治，归附杨稷，如此一来，杨稷的实力更为强大，他派遣将军毛桂、董元率兵反攻，在合浦之战中大破东吴兵团，阵斩吴国交州刺史刘俊与大都督修则，取得空前的胜利。此役之后，杨稷表荐毛桂出任郁林太守，董元出任九真太守。

与吴国的主动进取相比，晋国显得十分被动。

晋武帝司马炎实有难言之隐。

首先是天灾频频，继公元268年的四州大水灾后，次年青州、兖州、徐州再度爆发大水灾，晋国各地粮食告急，甚至在非灾区的荆州，部队的军粮也只够维持三个月。没有粮食，如何发动进攻？

其次，北方的游牧民族开始强势崛起，成为中原政权的一大隐患。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两支，一是鲜卑，二是匈奴。自从魏明帝曹叡死后，司马氏夺权，帝国内耗相当严重，给了鲜卑、匈奴重整旗鼓的良机。

当时在西部雍州、凉州之间有数万鲜卑人，他们多是以前被邓艾招降的，邓艾死后，他们便成为独立势力，蠢蠢欲动。晋武帝司马炎意识到西部可能爆发叛乱，便从雍州、凉州分出一块地，成立秦州行政区，由胡烈出任秦州刺史。胡烈本是钟会部将，在平蜀之战有出色的表现，后来又是消灭钟会的功臣，司马炎希望凭借他的能力稳定西疆。

然而，西部局势恶化之快，出乎意料。公元270年，鲜卑酋豪秃发树机能率部叛乱。秦州刺史胡烈出兵进剿，不仅未能扑灭叛军，反而被鲜卑人所杀。胡烈一死，西部为之震动，都督雍凉州诸军事的扶风王司马亮救援不力，被皇帝免职。朝廷以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再次讨伐秃发树机能。

石鉴把进攻的任务交给新任秦州刺史杜预，不料杜预反对这种军事冒险计划。他向总司令指出，鲜卑初战大胜，杀了胡烈，士气旺盛，加之正是草盛马肥的季节（时为农历六月），优势很明显；相比之下，晋军刚刚经过远途跋涉，兵疲马困，实应休整，备齐粮秣，待到来年春天再进讨。石鉴一听大怒，故意找碴整杜预，给他扣了一个罪名，用囚车押往京师，听候处置。不过，事实证明杜预是有远见的，石鉴给杜预穿小鞋后，自己率部出击，攻打秃发树机能，却毫无建树。

鲜卑的叛乱推倒了第一张骨牌，很快，匈奴人跟着闹事了。东汉时期，匈奴裂变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北匈奴被打趴下，南匈奴则归顺汉朝。汉朝灭亡后，居住在并州的匈奴五部索性集体改姓为“刘”，以显示自己忠于汉室的信条。鲜卑起事后，匈奴右贤王刘猛在并州宣布脱离晋政权，并迅速出塞，割据自雄。

在鲜卑与匈奴的示范下，凉州胡人纷纷叛变。时任凉州刺史的牵弘率部讨伐叛众，诸部胡人与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联合，反而包围了牵弘的部队，晋军大败，牵弘死于非命。

晋军在西线的频频失败震动了朝廷，晋武帝决定派朝廷重臣贾充坐镇西疆，都督秦州、凉州诸军事。贾充乃是司马昭的心腹，当时担任侍中兼车骑将军，此人搞权谋可以，打仗就不是内行了。他接到任命后，竟然吓得面如土色，如赴鬼门关。后来还是他老婆灵机一动，走后门把女儿嫁给了太子，贾充才免于上战场。

鲜卑、匈奴以及其他胡人部落的叛变，对晋军南下伐吴形成极大的牵制。吴国利用这个时机，平定了南方三郡的叛乱。

公元269年，孙皓派出两支强大的武装，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击交趾。其中陆路由虞汜、薛珝、陶璜指挥，从荆州出兵；海路由李勖（xù）、徐存指挥，从建安出发。两军在合浦会师后，将直捣叛军老巢交趾。

不过，这次两路进击的计划最终未能完成。由于海路凶险难行，李勖、徐存被迫返航，两人后来均被凶残的孙皓处决。平定交趾的重任，就落在了陆师身上。

被提拔为交州刺史的陶璜率先进攻实力稍弱的九真郡，斩杀晋国任命的太守董元。杨稷任命部将王素代理九真太守，继续与吴师周旋。不过，由于交趾等三郡距离晋国太遥远，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援，在东吴大举用兵的压迫之下，已是岌岌可危。

公元271年，吴国大都督薛珝与陶璜合兵后，总兵力已经超过十万，他们日夜猛攻交趾。杨稷据城固守，最后矢尽粮绝，兵败被俘，沦为阶下囚。代理九真太守的王素见势不妙，欲逃往南中，半途被擒获。九真、日南等郡重回吴国版图。

吴国虽然平定了交趾之乱，却赢得并不轻松。交趾并不拥有强大的武力，却与东吴对峙多年，吴国最后还得动用十万大军才摆平，可见其军事力量已经远不如从前了。

表面上看，吴国扳回一局，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对晋国来说，丢失交趾并无多大损失，晋武帝司马炎要当名副其实的天子，必然要拔掉东吴这颗钉子。

风声鹤唳：一纸征召令引发的大反叛

是时候考虑灭吴大计了。

公元269年，晋武帝司马炎一口气任命了三名军区司令员，分别是：羊祜（hù）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守临淄；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在这三大军区司令员中，以羊祜成就最大。

羊祜出身名门望族，母亲是名儒、史学家蔡邕的女儿，姐姐嫁给了司马师，因此与司马氏也算沾亲带故。他所镇守的荆州军区曾是魏、蜀、吴三国争夺的一个焦点，百姓有时隶属这个政权，有时隶属另一个政权。羊祜到任后，采取了很开明的政策，凡是归降的吴人，想重新回到吴国的，一概听凭其离开。

由于东吴刚刚发兵攻打荆州，边界线上战事十分紧张，军队进入一级战备，日夜巡逻以防不测。羊祜判断东吴军队难有大作为，与其把士兵用于巡逻，不如裁减下来开荒种地。他敏锐地发现，晋军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兵力多寡，而是粮食不足。他刚到荆州时，军队的存粮十分紧张，只够吃三个月。后来他大力发展屯田政策，削减常备军，精兵简政，军粮储备越来越多，最后竟然可供部队吃上十年！

虽然身为军区司令，但羊祜从不穿铠甲，经常身着轻裘，侍卫也只有区区十几人。他总是以一种亲善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没有将军们惯有的粗鲁或杀气，因此在江汉一带深得人心。

皇帝司马炎对羊祜很是信任，多次跟他商议进攻东吴的计划。羊祜指出，进攻东吴必须充分利用长江上游的优势。以前曹操、曹丕南征，每每望长江而兴叹，北方骑兵虽骁勇，无奈有大江阻断南北。自从夺取巴蜀之地后，晋国便控制了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直捣吴国首都。不过，继承魏国军事遗产的晋王朝在水师上仍然不是东吴的对手，羊祜认为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长江水师，他向司马炎推荐一个人选：王濬。

王濬曾是羊祜麾下参军，颇富才华，志向远大，羊祜对他非常欣赏。不过王濬有一个毛病，就是生活过于奢侈无度。羊祜的侄儿羊暨认为不能让王濬有独当一面的权力，否则就难以约束了。羊祜说：“濬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他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王濬出任益州刺史，负责组建舰队。司马炎同意了，并加封王濬为“龙骧将军”，督建战船。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皇帝下诏解散屯田部队，用以造船。屯田部队只不过五六百人，用这点人造船，不知要造到猴年马月。别驾何攀便提了一个建议：“应该召集各郡士兵，凑到一万多人，这样大约一年时间就能完成任务。”王濬深以为然，打算向朝廷报告。何攀阻止道：“若是朝廷突然听说召集一万多人，肯定不会批准。不如先召集人再上报，到时就算朝廷不同意，我们已经开工，停也停不下来。”

自司马氏上台后，对兵权控制是非常严厉的，淮南三次兵变，实际上便是兵权之争。以邓艾、钟会这样的灭蜀英雄，牵扯到兵权时，司马氏也是宁可错杀，不留隐患。王濬若是平庸之辈，肯定宁愿用五百人慢慢造船，也不愿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不过，他渴望超越平庸，行事便得超越常规，他采纳了何攀的建议，开始广征诸郡之兵以大造舟船。

王濬的身份是益州刺史，刺史的权力比郡太守要大一点，故而他以州刺史的名义召集各郡军队，各郡多数响应。然而，广汉郡太守却把王濬派来征兵的从事逮捕下狱，奏报朝廷，弹劾王濬没有虎符，擅自调兵。广汉太守明显属于那种干不成事、却不会放过任何向朝廷表忠心的机会的人，表面上是国家忠臣，实际上屁事做不出。所幸的是，皇帝司马炎的胸襟较其父亲司马昭要宽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认同了王濬的做法。

为了取得水战的优势，王濬从一开始便矢志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舰队，他所造的战船，船长一百二十步，可以搭载两千名步兵。在当时，这种船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为了增加船自身的防御力，甲板上还用硬木建了堡楼，如同漂浮在水面上的移动堡垒。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式战船，又称为“楼船”，因为远远望去，那分明是一幢幢大楼。移动城堡四面都有门，外面的甲板上可以跑马匹。

晋国在蜀地大举造战舰，这属于军事绝密计划。然而，计划再绝密，也绝难做到滴水不漏。造船要使用大量木材，削下的木片往水里一扔，就会漂向下游。吴国建平（今湖北秭归）太守吾彦发现长江江面突然浮满木片，令人打捞些样本上来，细细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晋国正在上游地区建造舟师。晋国造舟师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沿江而下，进攻东吴。

吾彦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个重要情报上报给皇帝孙皓，并建议道：“晋国一定有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加建平的守备力量，守住要害之处。”孙皓正沉湎于酒色之中，哪有闲心管这事？吾彦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为了防止晋国水师发动突然袭击，他在长江上搭设大铁链，实施江面封锁。

有一个对国防毫不关心的君主，国家命运能好到哪去呢？

东吴帝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敌人还没杀到，国家内部已经悄然腐化瓦解了。

公元272年秋季的某天，一纸征召令把一位吴国封疆大吏给吓坏了。这位封疆大吏是担任西陵督的昭武将军步阐。西陵即现在的湖北宜昌，乃是一座军事重镇，步氏家族在此已经营数十年之久。早在孙权时代，步阐的父亲步骘便被任命为西陵督，成为吴国的一员重要将领。步骘去世后，其子步协接任总督一职，后来步阐又接替哥哥的职位。可以说，步氏家族几乎就是西陵的统治者。

自从孙皓上台后，吴国政治就进入恐怖时代，国家重臣被杀，常常不需要任何理由。连拥立皇帝的濮阳兴、张布都被轻易地杀死，还有谁认为自己的命很硬呢？暴君孙皓突然征召步阐入京，步阐不由得心惊肉跳：这位暴君在打什么主意呢？是不是谁在皇帝面前诬陷了自己呢？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心一横：罢了，我家族虽世受皇恩，但现在的皇帝就是个混蛋，不值得为他效命，反了！

步阐宣布西陵归顺晋政权，并派自己的侄儿步玑、步璿入质洛阳，以表心迹。晋武帝闻讯大喜，当即开出一大堆头衔给他：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交州牧、封宜都公。显然，晋国政府希望拿步阐当典范，吸引更多人前来投诚。

吴国镇军大将军陆抗听说步阐投降晋国，马上命令将军左奕、建平太守吾彦火速讨伐步阐。不过，陆抗反应虽然敏捷，晋国也不含糊。晋武帝司马炎指派荆州刺史杨肇即刻出兵前往西陵接应步阐，同时派遣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进击江陵，巴东监军徐胤率领水师攻击建平。

晋军三路出击，陆抗还有没有机会呢？

陆抗是陆逊的次子，陆逊去世时，他只有二十岁。年轻的陆抗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韧劲，他勇敢地在孙权面前为含冤而死的父亲辩护，令孙权幡然醒悟。出身将门之家的陆抗广涉兵略，成为东吴后期最重要的将领。孙权去世后，陆抗被提拔为奋威将军，后来陆续被拜为征军将军、镇军将军。孙皓继位后，加封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步阐叛变时，陆抗正是其顶头上司，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实际就是吴国西部军区总司令。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陆抗没有自乱阵脚。陆抗的兵力多分布在西陵附近，因而进军神速，包围西陵后，他下令在赤溪到故市之间筑起高峻的围墙，一来可以围困步阐，二来可以抵御晋军的进攻。这项军事工程十分庞大，陆抗严令限期完成，士兵们挥汗如土，日夜赶工，累得不成人样。

多数将领对陆抗此举大惑不解，纷纷进言说：“现在应该趁军队锐气尚在，火速发动对步阐的进攻，晋国救兵赶到时，我们早就攻下西陵，何必费那么大劲筑工事呢？士兵百姓都苦不堪言了。”

陆抗解释说：“西陵城地势险峻，城墙坚固，粮食充足，所有防御设施及武器配置，都是我以前规划的。现在反过来要攻打它，短时间内很难取胜。倘若晋国援兵赶到时，我们毫无防御工事，内外受敌，到时还打什么仗！”

西陵城的防御规划本就是陆抗针对善于攻坚战的晋军亲自设计的，他自然明白这座堡垒的防御是何等坚不可摧。不过，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诸将的认同，大家仍心怀不满，为了平息众议，陆抗只得同意前线将领发动进攻。这次进攻如陆抗所料，没有任何成果，大家这才明白陆抗的良苦用心，只得服从他的命令，专心构筑围困工事。

此时晋国车骑将军羊祜已经统领五万兵马进逼东吴长江沿岸重要据点江陵城。江陵是荆州战略要地，当年周瑜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才攻克它。很明显，晋国企图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江陵迫使吴军回师，减轻西陵城的军事压力。

是继续攻略西陵，还是回师救援江陵？

陆抗审时度势后，分析道：“江陵城十分坚固，兵员充足，没什么可担忧的。退一步说，就算敌人攻下江陵，孤师深入，也没办法长期固守，对我们造成的损害不大。但是，倘若晋国控制了西陵，南方的蛮夷部落都会叛变，后患无穷。”

话虽如此，但吴军主力都集中于西陵，江陵能守得住吗？

羊祜大军推进到江陵城北，被一片湖水阻住了。这是一个人工湖。由于江陵城北地势开阔，道路平坦，倘若战争爆发，敌人很容易长驱直入。陆抗主持西部战区的防务后，令江陵督张咸引水灌入这片平地，修筑大坝蓄成一个人工湖，一来遭遇入侵时可以迟滞敌军行进，二来可以防止有人叛逃到晋国。

不过，人工湖固然能迟滞敌人，同时也能给敌人带来某些便利，比如说便于用大船运输粮食。由于陆抗把主力部队悉数调到西陵，江陵守军只有守城的能力，绝无反击的能力。倘若吴军不能在人工湖上阻击入侵的晋军，那么人工湖的军事价值就大打折扣。晋军渡河不会遇到多少抵抗，又可以用船运粮食，这样反而对晋军十分有利。羊祜企图利用这点，他担心吴国人会破坏大坝，便“贼喊捉贼”，故意叫嚣要破坏大坝，甚至还派出一支工兵部队。

羊祜的伎俩没能瞒得过陆抗，反倒令他警觉，他发出一道指令给江陵督张咸，指示他立即毁掉大坝。众将大惊，当初辛辛苦苦造起的大坝，怎么说毁就要毁呢？还有，敌人不正想毁掉大坝吗？大家一起劝阻陆抗，陆抗不为所动，断然毁掉大坝。在这场智慧的角逐中，陆抗又胜出了。羊祜捶胸顿足，大坝一毁，余下一片沼泽地带，船也开不了，车也开不了，晋军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另两路晋师也陆续就位。晋荆州刺史杨肇的援师进抵西陵附近，巴东监军徐胤的水师逼近建平。

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陆抗不愧为名将，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他先派遣公安督孙遵在长江南岸预防羊祜大举深入，另遣水军督留虑溯江而上，抵御徐胤的水师，自己则以主力部队围城打援。

敌人大军压境，东吴军中一些将领开始动摇。将军朱乔手下有一名营都督，名唤俞赞，偷偷跑去投降杨肇，并把陆抗军中的底细全盘托出。对吴军来说，这实在是坏消息，一旦被敌人知道了弱点，自己就很被动了。

弱点在哪里呢？陆抗说：“俞赞是一名老军官，对我们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军中夷兵平常训练不刻苦，倘若敌人要进攻我们，一定会先攻击夷兵。”既然如此，陆抗干脆来了个将计就计，他连夜换防，以精锐部队接管夷兵防区。不出所料，第二天晋军果然前来偷袭，只是他们遇到的不是软柿子，而是硬钉子。这群偷袭者遭到痛击，伤亡惨重。

西陵城下，步阐远远望见来援的晋军，可是晋军司令员杨肇绞尽脑汁，也无法突破陆抗的防线。双方相持一个月，杨肇山穷水尽，不得不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退军。陆抗采取心理战术，故弄玄虚，摇旗擂鼓，杨肇麾下的士卒们大骇，只恨爹娘少生一条腿，为了逃得快，把铠甲武器也扔了。陆抗见状，以轻骑兵追击，晋兵大败，被杀者甚众。

杨肇败退后，羊祜、徐胤各军情知解救西陵无望，也只得引兵而去。西陵成了孤城一座，步阐已是瓮中之鳖，很快便被陆抗攻破。陆抗诛杀步阐以及主谋者数十人，对于跟随叛乱的数万名军吏，则上书皇帝，请求赦免其罪。

在蜀国灭亡后，吴国外有强敌，内有暴君，却还能撑上十几年，主要就是因为拥有像陆抗、吾彦这样优秀的将领。西陵叛乱，不是单纯的军事事件，它的背后折射出吴国政治上的腐败与残暴，仅仅是暴君一次不合常规的征召，就足以导致一场叛乱，可见暴政下的吴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陆氏家族成了吴国的中流砥柱，从陆逊到陆凯，再到陆抗，他们几乎撑起吴国的半边天。暴虐皇帝对陆氏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皇帝也要别人来保护他的神圣权力。不过，这种恩典并非自始至终都存在。在西陵叛乱发生的三年前（公元269年），左丞相陆凯病逝。他生前屡屡攻击孙皓的宠臣何定，在他死后，何定多次诬陷他，暴躁的皇帝一怒之下，把陆凯的妻儿流放到建安去了。

在中国历史上，父子皆为名将的情况并不多见，陆逊、陆抗便是其中之一。平叛西陵可以称得上是陆抗军事生涯的代表作，这场战役赢得很有水平。步阐在西陵根基很深，晋国又出动三路人马驰援，军事形势复杂而微妙。陆抗把握战争全局的能力与高超的分析判断力，实不在其父之下。可惜的是，他效命于一个不值得效命的皇帝，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即便他有不世之才华，也只能迟滞东吴的灭亡，而不能改写其命运。

战役结束后，陆抗返回驻地乐乡，他没像邓艾那样居功自傲，仍然一如平日，为人温和谦逊。他何尝不知皇帝孙皓是什么样的货色，可是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在艰难时局下，站出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临战时果断决然，居闲时小心谨慎，故而能化险为夷，保全自我。

西陵之战是继收复交趾后，东吴在军事上的又一次胜利。尽管陆抗赢得十分漂亮，但我们必须指出，这次会战的起因是东吴将领的叛变，因此，即便晋国出援不利，实际上也没有遭到重大损失。然而，皇帝孙皓却不这样认为，他是个相当迷信的人，自从意外登基以来，他自认为蒙上天眷顾，乃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既然上天站在自己这边，岂不说明自己的使命乃是征服全天下吗？

孙皓身边最不缺的就是马屁精与术士，当时有个术士名叫尚广，深得皇帝赏识。孙皓便让他算上一卦，看看自己能否得到天下。尚广装神弄鬼一番后，念念有词地说：“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庚子年是公元280年，距离当时还有八年。八年以后，孙皓倒是真的入了洛阳，不过不是去当天子，而是去当俘虏。

陆抗：东吴最后的长城

晋国派出三路大军救援西陵，最终还是被陆抗击退，主要将领都遭到处罚，其中车骑将军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杨肇丢了官，贬为平民。羊祜从江陵撤回襄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吴国最大的弱点在哪呢？在于君臣离心，民众对朝廷失去信任，这才有了交趾与西陵的叛乱。对付吴国，最厉害的战略，并不是一味进攻，而是攻心为上。你吴国朝廷不是不讲信用吗？我晋国就要表现得很讲信用。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羊祜要发动进攻时，会先通知吴军。

这根本违反了《孙子兵法》嘛，兵法不是说“兵者，诡道也”吗？当年宋襄公与楚军打仗，跟他们讲仁义道德，你没排好兵布好阵我不打你，最后被打得大败，成为千古笑柄。难道羊祜也要当这种笑柄吗？当然不是。兵法要活学活用，否则就是书呆子。将领的指挥能力，军队的训练水平固然重要，但民心背向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得民心者得天下，羊祜要在吴国百姓中树立这样的形象：晋军乃是正义之师。因此，要打仗时，羊祜先通知对方，约个日期，某月某日，咱们在哪里干上一架，不见不散。当然，羊祜的做法遭到许多将领的反对，所以每当要决策之前，羊祜先请大家喝酒，把他们统统灌醉，这样就没人反对了。

其次，施恩惠于吴国人。

每当晋军越境作战，粮食不够，把吴人的稻谷割走后，羊祜总是以时价计算总额，用相同价值的绢丝布匹偿还。此外，羊祜严禁越境狩猎，如果猎物先被吴国猎人射伤，一律送还。敌人如此有人情味，久而久之，吴国边境百姓对晋国军队印象颇好，对羊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是荆州地界，这一边是吴国，那一边是晋国，这一边住着陆抗，那一边住着羊祜。若不是这该死的战争，若不是各为其主，陆抗与羊祜估计会成为最铁的朋友，两人都富有才华，品格高尚，惺惺相惜。

战争本是残酷的，在这里却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羊祜与陆抗是战场上的敌人，却更像心灵神交的朋友，两人经常派使节往来。陆抗送好酒给羊祜，羊祜毫不怀疑，一饮而尽；陆抗病了，吴国没有药材，他向羊祜求助，羊祜送来上好的药材，很多人觉得敌人送来的药不靠谱，为防不测，还是别吃了，陆抗大笑道：“羊祜怎么会下毒呢？”

这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对手，知羊祜者，陆抗也；知陆抗者，羊祜也。作为出色的战略家，陆抗何尝不知吴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感慨地对部将说：“他们专门行善，我们专门作恶，不必交锋我们已然落入下风。哎，我只求能保住各自的疆界，不要想占什么便宜了。”

陆抗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他顶头还有一位暴君。暴君狂怒起来，是不讲道理的。不久后，皇帝孙皓听到风声，说陆抗与羊祜往来甚多，不由得起疑心，派人前去质问。陆抗回答说：“即便是一座城邑一处乡村，也不能没有信义，何况是一个大国。我如果不这么做，只会使羊祜形象更高大，美德更突出。”试想，你的对手慷慨仁慈，你却小肚鸡肠，岂非更衬托出对手的仁德吗？

孙皓虽然残暴，却不是傻大个，西陵之战已经证明了陆抗的忠诚可靠，何况皇帝要一统天下，也离不开陆抗。孙皓也就没有追究陆抗与羊祜交往的事，而是集中精力制订打击晋国的军事计划。

孙皓的计划是不断派出兵力骚扰晋国边境，这个计划令陆抗忧心忡忡，他写了一封信给皇帝，委婉地批评了这个计划，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陆抗分析说，晋国政治稳定，无机可乘，在这种情况下，“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也”。比战争更迫切的事情还很多，“今不务力农富国，审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赏，训诸司以德，抚百姓以仁，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发展农业，让百姓生活富裕起来；选贤用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奖罚制度，施仁政于民，这才是最重要的。冒冒失失地出击，既不能打击敌人，又劳民伤财，削弱自己的力量。

陆抗苦口婆心讲了一大通，怎奈孙皓自以为有上天庇佑，根本不理他。

令陆抗痛心的是，皇帝不仅不行仁政，其暴政愈发令人发指，朝廷命官，哪怕身份极尊贵者，得罪了皇帝也死得很难看。

前文说过，孙皓这个人是有些心理变态，他喜欢让左右侍从拿公卿大夫来开玩笑，嘲弄公卿大夫的隐私、短处，搞得大臣们个个自危，像被皇帝剥光衣服似的。这还算轻的，大臣们稍有闪失，就要被抓起来，甚至被杀头。

侍中韦昭算是比较正直的人，他多次向皇帝进谏，令皇帝十分恼怒。孙皓对韦昭的怨气由来已久，他刚登基时，韦昭是左国史，孙皓想为冤死的老爹写一篇“本纪”，韦昭认为孙皓的老爹、前太子孙和并没有当过皇帝，不能写“本纪”——自《史记》以来，只有皇帝才能写“本纪”，其他人叫“世家”或“列传”。孙皓是记仇的，从此对韦昭就没好感。后来，孙皓迷信方术谶纬，官员们为了拍马屁，纷纷编出一些所谓的“祥瑞”，比如某某地方出了个什么神奇的东西之类的，以古代的观念，天子圣明，祥瑞才会出现。孙皓向韦昭询问，韦昭嗤之以鼻道：“什么祥瑞，什么神奇的东西，不过是人家家里箩筐中的寻常东西罢了。”孙皓听了大怒，认为韦昭是暗地里讥讽自己。

韦昭被抓起来投入监狱后，在狱中上书恳请皇帝宽恕，并献上自己所写的书。他原先是个史官，知识渊博，《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他“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韦昭是《吴书》的主要作者之一，除此之外还写有《汉书音义》《国语注》《三吴郡国志》等。他跟蔡邕一样，想通过著作打动统治者，却不晓得对方最讨厌的就是像他们这样有独立精神的文人。

书稿呈献上去，皇帝翻都没翻，就雷霆震怒，吼道：“这些书又脏又破又旧，你韦昭是何居心！”于是下令处死韦昭，其家人流放零陵。

送本破旧珍藏本的书稿却送出人命，这也算是一件奇葩事了。

皇帝讨厌的人会死，皇帝宠幸的人也未必能善终。

孙皓有个宠臣名叫陈声，挂了一个司市中郎将头衔，负责首都商业市场治安。有一天，忽然来了一群人，到市场上公然抢夺老百姓的钱包，这事情就被告到陈声那里。陈声大怒，天子脚下居然还有这么一些违法犯纪的人，抓！于是把歹徒全部拿下。这些是什么人呢？居然是皇帝孙皓最宠爱的一位妃子的奴仆。陈声毫不客气，依法严惩，然而他却没想到，这下得罪妃子了。有奇葩的皇帝就有奇葩的妃子，这个爱妃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居然派人去路上抢人钱财，这究竟是什么变态心理，值得心理学家做一个案例研究。爱妃哭哭啼啼地告到皇帝那儿，皇帝大怒，老子对你陈声不错，你小子居然敢欺负老子的女人。

像孙皓这样的皇帝，没有道义、法律的观念，他就是道义，他就是法律。孙皓是个记仇的人，他不能用这件事惩罚陈声，但他可以随便给陈声安个罪名。很快，陈声就知道得罪小人的下场了。不错，皇帝曾宠幸他，但皇帝的恩宠是水中花，镜中月，虚无缥缈。恩宠变成一把烧红的铁锯，活生生地把陈声的脑袋锯了下来，可谓惨不忍睹。脑袋锯下后，孙皓还不解恨，把无头尸体扔到四望山下喂野狗去了。

亲信下场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与孙皓的残暴相比，夏桀、商纣、秦始皇这些前辈要甘拜下风了。

可以想象，吴国百姓对皇帝已然失望至极，于是乎便有种种流言。有一种流言说，其实坐在皇帝宝座的那个人不是孙皓，而是他已逝的表兄弟何都，因为何都长相与孙皓挺像的，这种流言是不是在咒皇帝早死呢？抑或是不忍心看到性情温和、命运多舛的前太子孙和居然生了这么个乌龟王八蛋？另一种流言说，孙奋将成为天子。孙奋是孙权的第五个儿子，其实这家伙也是混账王八蛋，可是老百姓还抱着一丝希望：也许他比孙皓略好一点吧。唉，可怜的百姓啊，这么点希望都只是奢望。

孙奋从辈分上说是孙皓的叔父，他曾被孙权封为齐王，居武昌，由于经常违法乱纪，后来被诸葛恪勒令迁到豫章。诸葛恪死后，孙奋私自离开豫章，并擅杀劝阻的大臣，因而被朝廷贬为平民，流放章安，但后来又被封章安侯。他是孙权七个儿子中仅存的一个，从血缘上说，他有继承帝位的资格，故而民间才有“孙奋为天子”的传言。

流言是真是假，对孙皓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他觉得有威胁，就一定要除掉。很快，章安侯孙奋及其五个儿子惨遭灭顶之灾，全部被处死。与孙奋有关的人也纷纷受到牵连：豫章太守张俊因为每年给孙奋的老妈扫墓，被夷灭三族；会稽太守郭诞因没有及时举报流言，险些被砍了脑袋，只是一名手下以自杀的方式顶罪，他才得以逃过一死，不过也被发配到船厂当苦役。

对皇帝孙皓的不满由百姓蔓延到官员，临海太守奚熙暗自在书信中大骂朝廷与皇帝，被检举揭发。皇帝派人前来抓捕，奚熙不肯束手就擒，他发动部队，固守城池以对抗皇帝使节。不过，胆小怕事的部将却把他给出卖了，趁其不备时，一刀结果其性命。奚熙死后，也被屠灭三族。

朝廷到了这等地步，国将不国矣。

更要命的是，东吴帝国的中流砥柱、大司马陆抗在忧劳之中病倒了。奄奄一息的他挣扎着坐起来，费劲地写下最后一道奏折，就国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奏折中，他强调了国家西部防御的重要性。由于吴国有长江作为屏障，长期以来，魏国多次南下，武骑千群只能望江兴叹。然而，自灭蜀国以后，新兴的晋政权已然取得控制长江上游的优势。以陆抗卓越的战略眼光，当然知道晋国下一步突破的重点，必是西线。在这折上疏中，他指出西陵、建平两地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两个地方一旦被敌人攻破，势必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其实，陆抗的父亲陆逊就曾说过：“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西陵一失，荆州不保，荆州一失，东吴危矣。故而西陵有变，势必要以倾国之力夺回。这也是为什么步阐叛变时，陆抗拼了老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回西陵的原因。

陆抗长期坐镇荆州，兵力只有几万人，可谓捉襟见肘，既要防备外部敌人从北面、西面入侵，也要防备内部各蛮族的叛乱。突如其来的步阐之乱，令西部军区的兵员损耗严重，陆抗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增派三万人马，加强西线守备，但是朝廷对此置若罔闻，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为此，陆逊在最后一道上书中沉痛地指出现状，军队已经“羸敝日久，难以待变”，假若西部又有突然事件，凭现在这点兵力是没法解决的。

为此，他还向皇帝提出几点建议。

其一，不要给各年幼的亲王配备兵马。孙皓总共封了十一个王，每个王大约有兵马三千，合起来便有三万多人。如今国家边疆兵员如此紧缺，却把三万多兵马闲置在亲王府，实在是浪费。

其二，禁止黄门宦官大规模招募办事人员。说是宦官招募，其实是为皇帝办事。皇帝欲望无度，光是一个选美，就得派出大量的人到全国各地去挑，因此宫中的人员完全不够用，得招募临时工。当时许多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前去应募。百姓都不服兵役，谁来保卫国家呢？

总之，西线的兵力绝对不可以少于八万，而且要投入所有精力用于防备强敌，“并力备御，庶几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陆抗的上书仅仅限于军事防御问题，对于其他政治问题他并没有提及。难道他不知道吴国最大的问题是皇帝的残暴与无道吗？他当然知道，但这岂是他所能改变的，他只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这便是他能对国家做的最大的贡献。如果他的抱怨再多一点，可能就会和韦昭一个下场。

不久后，陆抗便去世了。

陆抗可以说是东吴帝国最后的长城，他的死，意味着长城的崩塌，加速了东吴帝国覆灭的进程。不过，陆抗之死，对他本人来说或许并不是坏事。至少他不必亲眼看到吴国的灭亡，至少他是带着一丝希望死去，而非彻底绝望。陆抗虽才华出众，然而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无法阻止吴国的灭亡的。

陆抗死后，吴帝孙皓任命其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领父亲旧部，表面上是对陆家充分信任，实际上却是把军队一分为五，削弱各人的实际权力。在陆抗的五个儿子里，陆机、陆云最负名望，两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是当时名重天下的饱学之士，只是如今东吴帝国需要的不是吟诗作赋的文人，而是披坚执锐的将军。

没指挥过多少大战的羊祜，为何被称为名将？

暴君的变态行径越发令人发指。

这次受害者轮到东吴帝国中书令兼太子太傅贺卲。从官职上看，贺卲算得上是东吴数一数二的重要朝臣，但他的下场却连猪狗都不如，死得非常惨。吴天册元年（公元275年），贺卲突然中风瘫痪，不能说话，有好几个月都没上朝，在家养病。

孙皓一直比较讨厌贺卲，因为他时不时会上书进谏。孙皓怀疑贺卲是因为打心眼里瞧不起自己，所以故意装病不上朝——好，你装病不讲话，寡人就要让你开口。他竟然下令把贺邵关在酒窖里，用鞭子抽打，打了一千多鞭，体无完肤的贺卲还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暴君对自己英明的判断全然不怀疑，你小子还装，好，老子玩死你。孙皓发明了一种酷刑：锯头。以前陈声被他锯头了，现在轮到贺卲，锯子烧得通红通红的，滚烫的刀锯在皮肉上烧出“咝咝”的声音，贺邵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喉咙里发出极度惨烈的悲号。

堂堂中书令，没有任何罪状就被锯头了。整个吴国，从朝臣到百姓，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脑袋还能挂在脖子上多久。

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令人魂飞魄散。镇守京下的都督孙楷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原来在几年前，孙皓迁都武昌后，东部爆发了施但起义，起义很快被镇压，但有人告发京下督孙楷作战不力，首鼠两端。孙皓想起这件事，便下诏征孙楷赴京。孙楷想起贺卲那惨不忍睹的下场，哪里敢去？他索性带着妻子儿女投奔晋国去了。晋武帝司马炎马上任命孙楷为车骑将军，并封为丹阳侯。

在历史上，越是残暴时代，歌功颂德的马屁精就越多。比如说王莽时，大家把王莽吹捧上天，认为他的伟大功绩盖过伊尹、霍光；比如说魏忠贤时，魏忠贤都被吹捧为与孔子并列的圣贤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吹捧才有活路啊，吹捧是政治投机啊。因此，吴国各地纷纷出了祥瑞之兆，某某地方一个淤塞很久的湖突然开通了，某某地方出了什么石印预示天下即将太平，某某地方有个石头上刻了“皇帝”两个大字，等等。

迷信的孙皓毫不怀疑，自己很快将成为真正拥有天下的货真价实的皇帝。

与此同时，北面的晋帝国正紧锣密鼓地为征吴做最后的准备。

公元276年，羊祜被提拔为晋帝国征南大将军，他马上上书皇帝司马炎，提出征吴主张。

此时距蜀国灭亡已经过去十三年，晋国迟迟没有发动平吴之战，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晋取代魏，改朝换代，必须要有一个整合期；其二，西北鲜卑之乱，牵制帝国南下作战；其三，吴国据有江湖之险，晋国军队能否突破长江防线是一大考验。

羊祜认为，山河之险，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能发挥作用，倘若双方实力悬殊，就失去意义。他以伐蜀之战为例，蜀国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然而一战而亡，可见弱者光凭恃山河之险是不够的。他进一步指出，吴国的江淮之险不如蜀国的剑阁之险，孙皓的残暴远甚于刘禅，吴人之痛苦甚于蜀人。这三点决定了吴国的抵抗力绝不会比蜀国更强。

为此，羊祜还制订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是：梁州、益州兵团顺长江而下攻击；荆州兵团进攻江陵；豫州兵团进攻夏口；徐、扬、青、兖四州兵团南下直指吴都建业。在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吴国虽有长江之险，也不可能处处抵挡得住。加上孙皓残暴，君臣离心，将士又岂有死战之心呢？

奏疏上达朝廷后，皇帝司马炎阅罢十分赞同。不过，大多数官员认为扰乱秦州、凉州的鲜卑势力正盛，难以分兵征服吴国。羊祜再度上书道：“只要平定吴国，胡人自不成问题，应该尽早完成伟大的功业。”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几人支持外，其余朝臣均不赞成，其中又以太尉贾充、侍中荀勖、左卫将军冯

反对声最高。

一心要干出伟大事业以留名青史的羊祜不禁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扼腕叹息吗？”

其实，朝臣们的反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西北及北方的胡人叛乱确实非常严重。

公元270年，鲜卑酋豪秃发树机能率部叛乱，杀秦州刺史胡烈，紧接着又挫败安西将军石鉴的进攻，成为晋帝国的一大外患。鲜卑的叛乱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匈奴以及其他胡人部落也加入反叛之列。正因为如此，晋国政府高层多数官员倾向于先搞定北方，然后再腾出手解决吴国。

在羊祜上书后的第二年（公元277年），晋军终于在北方赢得伟大胜利。曾经追随父亲起兵反对司马氏的文鸯，成为晋帝国的平虏将军。他仍与年轻时一样骁勇善战，统领凉州、秦州、雍州诸兵，大破鲜卑酋豪秃发树机能，诸胡部落共有二十多万人投降。此役令河西的鲜卑势力大大受挫。

除了盘踞秦州、凉州的秃发树机能（河西鲜卑）之外，东方的鲜卑部落（河东鲜卑）也迅速强大，其中以索头部落最为强大，首领是拓跋力微。据说拓跋氏的祖先就是汉武帝时代战败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他们本来居住在漠北，与中国并不接壤，直到拓跋力微时迁居到乐盛县，部落逐渐壮大。公元261年，拓跋力微派儿子拓跋沙漠汗前往洛阳，向曹魏帝国进贡，魏国把沙漠汗留下当作人质。六年后，当沙漠汗返回索头部落时，魏政权已经被晋政权取代。

公元275年，沙漠汗又一次前往洛阳朝见晋武帝，返回途中，却被幽州刺史卫瓘以种种理由扣下。卫瓘曾经参加平蜀之战，此人老奸巨猾，连邓艾、钟会这样的名将都栽在他手里。卫瓘认为鲜卑的势力崛起得太快，倘若不铲除，拓跋力微将成为第二个秃发树机能，到时河西、河东的鲜卑部落联手，晋国边关将永无宁日。他决定搞反间计，让鲜卑人内部自相猜忌、残杀。他把拓跋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扣留后，用大量钱财贿赂其他鲜卑大人，挑拨他们与沙漠汗的关系。

两年后，卫瓘终于允许沙漠汗返回索头部落。沙漠汗满心欢喜，但他哪里想得到，部落重要人物都被卫瓘收买了。鲜卑贵族们联合起来，构陷沙漠汗，称他早已被敌人同化，如果他继承大统，将有害于部落。这时拓跋力微已是百岁老人，脑袋也不太清醒，对自己的儿子疑心顿起。贵族们趁机落井下石，矫命处死沙漠汗。

不过，拓跋力微很快就后悔了。他本就年迈，再加上内心沉痛，便一病不起。这时乌桓王库贤煽风点火，对各鲜卑大人说：“可汗（拓跋力微）恨你们谗杀太子，现在他也要杀掉你们的儿子们。”此言一出，诸大人吓得魂飞魄散。其实乌桓王库贤只是被卫瓘收买，故意放出风声，这些鲜卑贵族们果然中计，纷纷出逃。不久后，拓跋力微去世，他活了一百零四岁，可谓长寿矣。但是，索头部落经此一折腾，势力四分五裂，不复当年之盛。

卫瓘大搞反间计，竟然摆平了东部最强的鲜卑部落，皇帝司马炎不禁眉开眼笑，对他大加嘉奖。

北方局势大为改观，征南大将军羊祜一再强调，当务之急不是北方问题，而是要抓紧时间消灭吴国。此时他已是重病在身，为了说服晋武帝司马炎，他上书请求入京面圣，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到了京城后，司马炎特许他乘坐轿子上殿，不必行叩拜之礼，以表示对帝国名将特殊的尊重与恩宠。为什么羊祜会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呢？翻翻羊祜生平经历，其实他并没有指挥过多少大战，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流的军事家与战略专家。他坐镇荆州期间，对吴国边疆百姓广施恩信，这种攻心战法，胜过十万雄师的威力，故而连陆抗都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不过，羊祜赢得晋武帝的尊重，不全在军政才能，也因他人品极为高尚，从不结党营私，并且谦虚谨慎，不爱出风头。比如说，他推荐别人当官，从来不会宣扬，他认为这是为国家选人才，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登门拜谢。

谒见皇帝后，羊祜开始兜售他的征吴计划。他指出，吴帝孙皓暴虐到了极点，现在若果断发动南征，取东吴易如反掌。倘若孙皓突然死掉，东吴换一位明君，即便有百万雄师，也未必能跨越长江征服吴国，后患无穷。

对羊祜的分析，晋武帝司马炎是很认可的。只是，若发动伐吴战争，羊祜自然是总司令的最佳人选，但他现在重病缠身，怎么办呢？司马炎的想法是让羊祜抱病前往，躺在车上指挥节制诸将。羊祜答道：“攻取吴国，我不一定亲自去。我只希望平定吴国后，陛下谨慎挑选一个合适的人去镇抚东南。”

或许，羊祜之所以急着发动伐吴之战，目的并不仅仅是建立不朽之勋业，更重要的是同情吴国百姓，想早早将他们从孙皓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因此，他考虑更多的，是战后如何安抚吴国百姓，让他们能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不至于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一年羊祜五十八岁，他自知重病难愈，时日无多，不可能亲自指挥征吴之战，便向皇帝司马炎推荐杜预接替其职。不久后，羊祜去世，皇帝司马炎痛哭流涕。这是真哭，不是假哭，时值冬季，那日天特别寒冷，司马炎流下的眼泪，沾在须鬓之上，结成晶莹的冰珠。

羊祜去世的消息传到荆州，荆州百姓无不悲泣，大家自觉关闭店面，生意也不做了，用这种方式表达悲伤之情，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是一片啜泣声。不仅是晋国的民众，就连吴国守边的将士，听得敌方主帅去世，亦不觉为之流泪。应该说，羊祜是整个三国史上，最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名将之一，他赋予残酷的战争温情的色彩，给命运悲惨的人民带来和平的希望。后来，襄阳人在岘山上为羊祜立庙树碑，每年祭祀，香火不断，由于人们感念羊祜之功德，更怀念其人，望其碑而不禁堕泪，故而此碑又被称为“堕泪碑”。

后世对羊祜的评价相当高。唐代名相房玄龄评价说：“羊公起平吴之策，其见天地之心焉。”孟浩然诗云：“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有诗：“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公之仁泽深，风采独不昧。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陆游有诗：“叔子独千古，名与汉江流。”叔子就是羊祜的字。

羊祜虽死，他精心策划的伐吴战略，最终被晋武帝全盘接受并施行。日后在平吴战争中表现最卓越的两位将领，杜预与王濬，均是羊祜推荐。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吴之事业，羊祜实有不可磨灭之功。

临死前，羊祜向晋武帝推荐了杜预，那么，杜预到底有何不凡之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预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政治、经济、历史、天文、地理、历法、法律、数学等，他无所不通。时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唤作“武库”。武库不是说杜预武艺高强，实际上他不会武功，甚至骑马、射箭都不行。“武库”是说他脑袋像武库一样，各种思想武器都有，《晋书》的说法是“无所不有也”。他写了很多书，代表作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全书三十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左传》的注解书。

杜预曾经参加过伐蜀之战，官职是镇西长史，是钟会手下的长史。后来钟会叛反，对效忠朝廷的幕府参谋人员大加迫害，很多人因此丧命，杜预凭借自己的智慧侥幸躲过一劫。羊祜推荐杜预时，他正担任度支尚书，相当于国家财政部长。他担任尚书时间长达七年，其间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羊祜推荐杜预，除了看中他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杜预是朝廷中为数不多坚决支持南征吴国的官员。要是连这个抱负也没有，怎么能完成平吴的历史伟业呢？

公元278年年底，杜预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杜预一到荆州，便把吴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以前羊祜坐镇荆州时，要打仗就事先跟吴国人约架，几月几号，在哪里干上一场，说得明明白白。也许是吴国人已经熟悉这一套，习以为常了，哪知新上任的杜预却不按以往的规矩出牌。晋军突然发动对西陵的突袭战，东吴大将、西陵督张政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

其实，张政是比较有才干的将领，所以他才能接替陆抗坐镇西陵。此番西陵遭偷袭，令张政脸面无光，深感耻辱，便隐瞒损失，没有如实向朝廷上报。可是纸包不住火，而捅破这张纸的不是别人，正是号称“武库”的杜预。既然你向朝廷瞒报，我就揪住这条小辫子做文章，杜预故意大造声势，把战斗中缴获的武器交还给东吴政府，这下子张政的败绩被无情戳穿。暴君孙皓勃然大怒，把张政免职召回京师。

迷信的孙皓不知从哪来的自信，还做着北定中原的美梦，他不知道的是，东吴帝国的末日很快就要来临了。

末日临近：毁灭前的疯狂

吴帝孙皓的变态杀人游戏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他杀人如麻，不可胜举，这里只能列举几个典型例子，被杀者基本上都是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

在变态皇帝的统治下，百姓民不聊生，公元272年至公元274年，瘟疫流行，民众几乎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大力减免百姓的赋税，推行爱民措施。然而，在孙皓看来，这些官员都罪该万死。

湘东太守张咏拒绝向治下百姓征收算缗税，所谓算缗税，是一种针对商人所征收的财产税。孙皓大怒，派使节前往湘东，将张咏就地正法，砍下脑袋传阅诸郡。会稽郡大旱，会稽太守车浚上表请求赈济，皇帝认为他收买人心，派使者前往捉拿，枭首示众。尚书熊睦稍稍讲了几句劝谏的话，就被皇帝用刀柄上的铁环活活砸死，砸得体无完肤。

跟孙皓相比，以前的暴君简直都太仁慈了。他的心理极度扭曲，看到有谁能力比自己强，必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拔不快。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臣子如何与皇帝相处，如何见风使舵，这门学问韩非子曾研究过，但他还是未能保全自己性命。皇帝的好恶岂是那么有规律可循的，特别像孙皓这样变态的皇帝，你永远不知哪里得罪他。侍中兼中书令张尚是东吴开国功臣张的孙子，他口才很好，能言善辩，辩论起朝政来总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他却不晓得，他已经大大冒犯皇帝了。估计孙皓并不是个口齿伶俐的人，在他看来：朝廷成了你张尚的表演舞台，试问你把我这个皇帝搁在什么位置呢？

有一天，皇帝问张尚：“谁喝酒比得上我呢？”老子长得不帅，讲话不流利，喝酒总行吧。张尚能混到中书令，自然也会溜须拍马之术，便回答说：“陛下有百觚之酒量。”看上去这个回答四平八稳。但张尚哪里晓得，这么个答复，居然要了自己的命。

孙皓本就妒忌张尚的口才，一心想找碴整他，一听这话便怒道：“你这是把我比作孔子，孔子根本就不是帝王，你怎么敢拿我跟他比！”这是什么狗屁理论呢？原来，过去传说孔丘酒量很好，能饮百觚（觚是一种酒杯）。其实张尚压根儿就没提到孔子，然而皇帝的逻辑就是这样，你把我跟孔子比，这是蔑视我的皇冠，老子是君王，孔子只是臣子罢了。

莫名其妙之间，张尚就被扣上了“大不敬”之罪，被捕下狱。这个罪，可以判杀头。诸位看客，张尚只说一句，皇帝有喝百觚的酒量，这就是死罪，这种事情岂不是很荒唐吗？朝中文武百官一百多人，都跑皇帝那儿苦苦请求，放张尚一条活路。孙皓一见来哀求的人多，不敢当场处决张尚，只判了个死缓（减免死刑），把他发配到船厂服苦役。不过，皇帝就是想杀人，不杀不过瘾啊。不久后，皇帝的特使前往船厂，找了个借口把张尚处决了。

上帝欲使之毁灭，必先使之疯狂。

孙皓已经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又喜欢上另一个游戏：宴请群臣。皇帝请客吃饭不好吗？有酒喝有肉吃当然好，但是孙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杀人。每逢酒宴，皇帝必先把群臣灌醉。为什么呢？不都说酒后吐真言吗？他派了十个太监，专门看看这帮大臣喝了酒后，有什么激愤之言，有什么抵触情绪，一旦发现，严惩不贷。有些酒品差的，糊里糊涂咒了几句，酒醒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种种酷刑，有的被活生生地剥脸皮，有的被挖出眼珠子……

如此暴政，国家还能不乱吗？

叛乱的发生并不令人意外。山高皇帝远，离朝廷越远的偏远之地，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元279年，东吴皇帝孙皓派人前去广州调查户口，广州百姓人心动荡，不知这个暴君又要搞什么花样。广州便是现在广东省，本来隶属于交州，后来单独划出来成立一州，但与交州关系仍非常密切。

当时桂林太守脩允正好过世，部将郭马见广州百姓对朝廷深恶痛绝，便决然起兵，攻略广州，杀死广州督虞授，割据自雄，自任军政长官，都督交、广两州诸军事。同时，郭马派部将何典攻略苍梧，王族攻略始兴。叛军一发不可收拾，郭马连战连捷，杀南海太守刘略，驱逐广州刺史徐旗，一时间，南方震动。

皇帝孙皓气歪了鼻子：尔等小贼竟敢造反，非得把你们扒了皮碎尸万段不可。很快，皇帝任命执金吾滕修为广州牧，率领一万人马，从东路进军，进剿叛军；另外，徐陵督陶濬率领七千人马从西道进军，会同交州牧陶璜，夹击郭马。

东吴的内战，令晋国鹰派人物看到灭吴的机会。

时任益州刺史的王濬在七年前开始督造战船，七年过去了，晋国朝廷仍然没有征吴的打算。他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遂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孙皓荒淫暴虐，应当速速出兵征伐，倘若孙皓死了，吴国另立贤主，将成为我们的劲敌。臣督造战船已经七年，现在每天都有船因腐烂而毁坏，应赶紧投入使用；我已经七十岁了，所剩时日不多。以上三点，倘若有变，东吴就难征服了，诚愿陛下不要丧失良机。”

王濬认为征吴的三个条件是：其一，吴国还没另立明主；其二，他在蜀地所造的战船尚未腐坏；其三，自己还活着。注意第三点，王濬是多么自负，认为自己乃是伐吴的不二人选。王濬有两大特点，一是志向很大，二是人比较狂傲。许多人看他不顺眼，只是羊祜极为欣赏他，向晋武帝力荐，事实证明羊祜的眼光是不错的。王濬亲手打造一支庞大舰队，除了他，谁能指挥呢？所以他向皇帝强调，趁自己还没死赶紧伐吴。

看到王濬的奏折，司马炎为之一动。这几年，吴帝孙皓倒行逆施，对晋国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因此伐吴一事并没那么急迫，只是王濬所言甚是有理，若是东吴换个皇帝，司马炎的日子就不一定好过了。看来是得下定决心征服吴国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司马炎接到安东将军王浑发来的情报：孙皓正密谋北上进攻晋国，边界线上的吴军已经进入戒严备战状态。

这个情报令司马炎打起退堂鼓，打算推迟伐吴的时间。这时，王濬的部将参军何攀正好出差到洛阳，便上疏分析说：“孙皓只是作作秀罢了，他绝对不敢出兵。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在北面戒严的时机，从西面发动掩袭，如此一来，胜算更大。”

另一位主战派将领杜预也上表说：“东吴虽然下令戒严，然而并没有增兵的迹象。依照情形判断，敌人难有大作为，他们的兵力无法顾及东、西两条战线。他们必须确保夏口以东地区的安全，根本不可能分兵西进而令国都空虚。倘若陛下误听情报，放弃伐吴大计，贻无穷后患，那就太可惜了。若出兵有失败的风险，就应当慎重对待。如今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周密细致，倘若成功，便可一举开创万世太平之基业；倘若不成功，只不过多耗费些时日罢了，何妨一试呢？若一再拖延，各种条件发生变化，到时恐怕就很难了。今日的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绝无倾覆的风险，老臣已经下定决心，不敢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敷衍了事，请陛下明察。”

杜预早就看明白，东吴已是纸老虎，看起来还挺大只，但没有实力了。但是，你不趁它是纸老虎时消灭它，说不定哪天它就成真老虎了。

这份奏表上达皇帝后，如石沉大海。司马炎比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都要仁慈，但魄力不足。倘若不是前人打下的基业太坚实，他能不能完成一统中国的事业，着实令人怀疑。

等了一个月，杜预仍然未能等来皇帝的答复。他又提笔写了另一道奏折：“凡事应该权衡利害，伐吴之利十有八九，其害不过十之一二，最多只是劳师无功罢了。如今一些朝臣反对伐吴，只不过因为自己没有参与制订计划，没有功劳，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却还坚持己见，不过是想保住面子罢了。最近朝廷有一种风气，不管什么事，都会引起一窝蜂的反对，虽说各人观点不尽相同，但也是仗着皇上宽容因而不考虑说话的后果。入秋以来，前方将领已经积极备战，倘若现在中止伐吴计划，孙皓便有时间迁都武昌，加固江南诸城防御，坚壁清野，到时城不可攻，野无可掠。若我们把军事计划推迟到明年，恐怕就难有作为了。”

这折奏疏快马送入洛阳时，晋武帝司马炎正与中书令张华下棋，读罢杜预的奏疏，他沉吟不语。张华推枰拜道：“陛下圣明英武，国富兵强，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如今讨伐之，必可不劳而定天下，愿陛下不要再犹豫了。”明明握有巨大优势，仍畏首畏尾，可知司马炎并非雄君。不过，他还是被杜预、张华等人说动，终于下定决心，消灭东吴，一统天下。

不出杜预所料，一群跳梁小丑又出来捣乱。

太尉贾充、侍中荀勖、左卫将军冯等一直跟杜预、王濬唱反调，原因很简单，东吴若被灭掉，杜预、王濬的功劳就无人可及，到时贾充等人的地位就不一定保得住了。别看贾充官居太尉，掌握全国兵马，实际上没多少本领，能混到今天这地位，只因他是司马昭的心腹与忠实走狗。

贾充等人跳出来拼命反对，皇帝司马炎终于震怒了。司马炎与父亲司马昭不一样，他比较温和、宽容，与东吴皇帝孙皓相比，可算是好皇帝，但过于宽和也是个缺点，他对群臣的统御力相对较弱。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特别是皇帝生气时，臣子们就明白“天威难测”的含义了。贾充等人毕竟习惯于察言观色，一见皇帝动了真格，亦不敢抵触，只得脱冠谢罪。

搞笑的是，皇帝司马炎居然把反战人士贾充任命为大都督，持节假黄钺，即伐吴大军总司令兼钦差大臣。贾充最讨厌上战场，数年前西北鲜卑叛乱，晋武帝派他前去，都督秦、凉两州诸军事，他面如土色，心胆俱裂，只是后来动用关系，把女儿贾南风嫁给太子，才得以留在京师。如今皇帝又要派他到战场，贾充一副苦瓜脸，先是声称伐吴绝对无利可图，再者称自己年迈不堪重任。还没上战场，他就给自己留了退路：倘若吃了败仗，可不能怪我，我早说过会出师不利的。

司马炎大为不快，他下达诏令告谕贾充：“君若不得，吾便自出。”你要是不去，寡人亲自去。话都到这份上了，贾充还能说什么呢？没办法，只得硬着头前往。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司马炎在用人上确实很成问题。倘若不是吴国存在必亡的因素，换一个对手，完蛋的可能就是晋国了。

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规模空前的伐吴之战拉开序幕。晋国出动二十几万人马，兵分六路，东西并进，在数千里战线上对东吴发动猛烈攻击。

六路大军部署如下：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进攻涂中；安东将军王浑进攻江西；建威将军王戎进攻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进攻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进攻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从巴蜀顺流而下，直指丹阳、西陵。

南征兵团刚刚出发不久，从西北传来一个好消息：盘踞凉州作乱达十年之久的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兵败被杀，朝廷完全平定叛乱。

在此之前，晋朝廷之所以屡屡未能下定决心伐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秃发树机能为患西北，未能扫灭，始终是心腹之患。那么，这位纵横西北十年的鲜卑枭雄是如何覆灭的呢？

自从公元270年起兵，秃发树机能连续袭杀几名晋国边疆大吏，纵横于秦州、凉州，不可一世。公元277年，晋国平虏将军文鸯大破秃发树机能，降伏蛮夷二十余万人，此役成为西北战争的一大转折点。不过，晋武帝所用非人，凉州刺史杨欣治理手段比较僵硬，得不到西北羌胡人的支持，鲜卑的势力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时任司马督的马隆军事眼光卓越，他断定杨欣无法控制西北局势，必然会失败。

马隆的预言不幸成真。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鲜卑的势力还是不可小觑。公元278年（晋咸宁四年），鲜卑酋豪若罗拔能与凉州刺史杨欣大战于武威，是役杨欣大败，这位封疆大吏命丧黄泉。时任仆射的李憙向皇帝上表，请求派遣大军讨伐鲜卑叛军。晋武帝司马炎显然认为杨欣的失败仅仅只是意外，秃发树机能大势已去，犯不着担心。

然而，一年后，秃发树机能卷土重来，攻陷凉州，西北战局又恶化了。这下子司马炎肠子都悔青了，当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叛乱又死灰复燃。西北的这堆乱摊子，还要折腾到几时？他在上朝时，脸色沮丧地问说：“有谁能为我讨伐此逆贼？”

只听得堂下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若陛下能任用臣，臣能讨平之。”司马炎定睛一瞧，却是当初预言杨欣将失败的马隆，大喜道：“要是能讨平贼人，朕怎么会不任用呢？你且说说破贼之方略。”马隆回答道：“臣愿招募勇士三千，不管出身，率领他们西征，贼人不足虑也。”

马隆特别强调出身问题，是因为自魏晋以来，形成了一种讲究出身的“门阀”观念，无论是北方晋国还是南方吴国，都出现许多著名的家族，在政治上居于权力的顶层。门第观念无疑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平民百姓想要出人头地难于上青天，同时，也令国家埋没了许多有用人才。马隆希望像西汉名将李陵那样招募一支豪杰勇士组成的特别突击队，既然豪杰勇士多在底层阶级，自然不能受门第观念的约束。对于这么个简单的要求，皇帝司马炎自然应允。

以三千勇士便能消灭秃发树机能的鲜卑部落，马隆是不是太轻敌了呢？要知道当年李陵以江湖侠客组成一支特种部队远征匈奴却遭到覆没的下场，正是轻敌使然。不过，马隆胸有成竹，因为时势不同，当年李陵面对的是全盛时期的匈奴，而今天的秃发树机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当时马隆在军中地位并不算很高，朝中许多人看不起他，认为他不过是信口雌黄之辈，晋国兵力有几十万，还犯得着招兵买马吗？不过，皇帝司马炎有自己的看法，秃发树机能折腾了十年，朝廷耗费那么多人力财力都摆不平，让马隆去试试又何妨呢？于是任命马隆为讨虏将军兼武威太守。

马隆开始招募勇士，应募者至少要能拉一百二十斤的强弓以及相当于九石力的强弩。由于当时军人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朝廷很快便招到三千五百人。皇帝特批准马隆到军械库任意挑选兵器，同时拨给他三年的军需物资。准备完毕后，马隆便率领这支特种部队杀向凉州。

此时秃发树机能的鲜卑虽然已过全盛时期，仍拥有部众数万，盘踞凉州。马隆进入凉州后，音讯全无，朝廷根本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动向，甚至有人幸灾乐祸地认为他肯定已经被鲜卑人消灭了。

其实，马隆正率领这支勇敢的部队，上演着一出战争史上的奇迹。他一路向西挺进，渡过温水，进入鲜卑人控制的地盘。鲜卑人与马隆交锋几次后，发现这支军队战斗力实在惊人，首领秃发树机能便以数万人固守天险以阻止马隆前进。为了适应山地战斗，马隆早有准备，他特制了一种车辆，称为“扁箱车”，这种车箱体造得比较小，以适应狭隘的山路，车上面修有木屋，其实就是一座木制堡垒，说白点，就是古代的坦克，可攻可守。靠着这种秘密武器，马隆边战边行，挺进一千里。这支魔鬼兵团的士兵个个能以一当十，在战场上摧坚折锐，人数占优的鲜卑人竟然完全不敌，死伤累累。

朝廷终于收到马隆发回的捷报，司马炎大喜，拊掌而笑。他对诸大臣说：“要是我听了你们的话，凉州就丢失了。”那些曾反对任用马隆的朝臣面面相觑，冷汗涔涔。司马炎当即下诏，拜马隆为宣威将军，赐予他象征皇帝权力的符节。

此时马隆已经进抵武威，在晋军的频频打击下，鲜卑人士气瓦解，鲜卑大人猝跋韩和且万能（人名）率一万多帐落来降，秃发树机能众叛亲离，已处崩溃边缘。马隆乘胜而进，直捣秃发树机能老巢。这一战，勇士兵团再展雄风，一举消灭鲜卑叛军余部。秃发树机能在纵横凉州十年后，走向最后归宿，他在战斗中被杀死，砍下脑袋。至此，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凉州兵乱终于画上句号。

在伐吴战争即将全面展开之际，马隆在西北取得的伟大胜利，无疑令晋国上下大为振奋。秃发树机能的覆没，意味着晋国可以心无旁骛地发动伐吴之战，不必担心后院起火。

西北战事方定，东南烽火又要燃起了。

金陵王气黯然收：没落王朝的最后一点体面

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新年刚过，晋国六路大军均已抵达预定的战场。最先发起进攻的是镇南大将军杜预指挥的荆州兵团与安东将军王浑指挥的淮扬兵团。杜预对江陵发动猛攻，王浑则兵锋直指横江，两路大军所过之处，如秋风扫落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与此同时，王濬、唐彬指挥的川蜀水师顺长江而下，直取丹阳，吴师不敌，退保建平。在八年前，吴国建平太守吾彦便断定晋国可能从上游出动水师袭击，便在长江江面上架设铁索，截断江面交通。这样还不够，吴人又在长江水较浅之处，布下大铁椎，这些铁椎很大，有一丈多长，微微露出水面，仿若一个个礁石，倘若晋国战船撞上大铁椎，肯定要船毁人亡。

看来吴国是有准备的，但铁索与铁椎，能阻挡住王濬的舟师吗？

说实话，要突破吴人的封锁，确实非常困难。然而，正是因为困难，方能彰显王濬作为一代名将的智慧。

对晋国水师而言，江面上的铁索威胁还小一点，大铁椎才要命，如何清除障碍呢？王濬想出一个办法。他打造了几十个大木筏，长宽均有一百步，以这些木筏开路。木筏与船不同，船要是被铁椎扎个洞，非进水沉没不可，但木筏扎上铁椎还照样漂浮，不会沉掉。这些木筏向下游漂去，撞上铁椎，没沉，继续漂，这么一来，大铁椎反而附着在木筏上，顺流漂走了。吴人精心打造的铁椎阻敌法，竟如此轻而易举被王濬化解了。

如何对付铁索呢？铁索固定在岸上，不是木筏能卷走的。怎么办呢？烧！既然铁是高温炼出来的，也会在高温下熔化。为此，王濬研制出一种特别的船，在船上燃起一把大火炬。大家看过奥运会主会场上的巨型火炬一直熊熊燃烧，王濬造的火炬就有那么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大火炉。这个火炉有十来丈，内灌麻油，火势更旺。搭载有火炉的船是特种船只，王濬在川蜀造船七年，不仅造战船，也造了为战争准备的特种船。由于铁索横江已达七年之久，我想王濬之前肯定多次演练过破解之法，晋军打破铁索封锁十分顺利，可见练习十分到位。当火炉船行至铁索时，船上士兵将铁索捞起，置于火炉上熔烧，很快，铁索被烧得通红，最后用力一扯便断了。

东吴精心打造的铁索、铁椎封锁线，仅仅一天便被晋军全线突破。至此，通往军事重镇西陵的门户洞开，王濬可以长驱直入。陆抗生前曾指出，西陵乃是兵家要地，关系到吴国的生死存亡，他曾经多次要求朝廷增加西陵兵力，但是这一要求没能得到满足。王濬突破防线后，舰队直扑西陵，仅用一天的工夫，便攻克西陵，吴国守将留宪战死。很快，王濬楼船再下荆门、夷道，陆抗的儿子、夷道监陆晏为晋军所杀。

西陵陷落，意味着江陵岌岌可危。此时杜预兵团已经包围江陵，他没有直接攻城，而是派部将周旨率一支八百人的奇兵，在黑暗的掩护下偷偷渡过长江，出其不意地进攻长江南岸的乐乡。为了迷惑敌人，周旨故意沿途遍插军旗，又在附近的巴山纵火，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守备乐乡的东吴都督孙歆派兵出城迎击，被打得大败而回。周旨派一队人马伪装成吴军，混入城内，孙歆居然没发现。这支特种作战小分队采取黑虎掏心的战术，直捣孙歆指挥部，轻而易举把敌军总指挥生擒了。

再来说说王濬的水师。

水师一直是东吴的优势兵种，在陆景（陆抗另一个儿子）的指挥下，东吴水师正逆流而上，摆开与王濬水师一决死战的架势。从历史大数据分析来看，两国水上交锋，吴国水师有绝对领先的优势，显示出超强的水战能力。

但这次情况不同。以往魏国水兵，多是来自中原的旱鸭子，而王濬麾下的水师官兵则来自川蜀。王濬水师是在蜀汉水师的基础上发展来的，蜀汉水师并不弱，大名鼎鼎的关羽就是一员优秀的水军将领。王濬训练水师七八年，又大造先进战船，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此外，王濬水师顺长江而下，占尽地利，优势十分明显。

王濬与陆景大战于长江江面，吴国水师溃败，陆景战死。陆氏是东吴最著名的将门之家，从陆逊到陆抗，再到陆晏、陆景，连续三代为将，可惜到了第三代，未能再出现能力挽狂澜、独当一面的人才。

陆景的水师被视为东吴的看家法宝，却一战灰飞烟灭，吴军心胆俱裂，士气凋零。这时，杜预抓住机会，果断向江陵发起全面进攻，用了十天工夫，江陵城被攻破，江陵督伍延战死。

西陵、江陵陆续失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很快，自沅江、湘江以南到交州、广州边界处的郡县纷纷扯起白旗，向晋国投降，杜预持节代表皇帝对这些地区的民众进行安抚。

灭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晋军俘虏、斩杀的东吴高级将领（都督、监军）共计十四人，牙门、郡守共计一百二十多人，取得辉煌的胜利。

二月十八日，皇帝司马炎下达诏令，为第二阶段战事作了总体规划：王濬、唐彬的舟师继续东进，攻下巴丘，而后与胡奋、王戎两兵团夹击夏口、武昌，顺流而下，直取秣陵。杜预则向长江以南发展，镇抚零陵、桂阳、衡阳，荆州南境自可不战而得。同时，杜预等部分出一部分兵力，支援王濬、唐彬。太尉贾充移屯项县，总揽全局。

当王濬舟师进逼武昌时，王戎拨出一部分兵力前来增援，王濬如虎添翼，加强攻势。东吴武昌都督虞昞、江夏太守刘朗举旗投降。

这时天气已逐渐变暖，南方各条河流迎来丰水期，这对来自中原的杜预兵团可不是好消息。当时有将校提议说：“东吴立国已久，不是一下子可消灭的。如今已是春季，水势上涨，军队难以展开行动，不如等到来年冬天再大举用兵。”

杜预坚决反对，他分析说：“如今我军兵威方振，就像劈竹子一样，只要劈开几节，其余部分可迎刃而解，用不着再使什么劲儿。”（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

这就是成语“势如破竹”和“迎刃而解”的出处。

于是晋国荆州兵团向东挺进，目标直指吴都建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晋国伐吴的另一支主力，安东将军王浑指挥的淮扬兵团。

王浑的淮扬兵团距离东吴首都建业最近，此时正马不停蹄地南下。吴帝孙皓急忙派丞相张悌领兵三万乘船渡江，迎击王浑。当东吴舰队行至牛渚（采石矶）时，张悌麾下将领沈莹提出，吴师不应当渡江在陆地上与王浑作战，而应该在牛渚一线布防，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同王濬指挥的晋国舟师决一死战。他分析说：“倘若我们侥幸获胜，江北之敌没有舟师的援助，只能退去，东南半壁就保住了。若是渡江与晋军交锋，一旦败北，大事去矣。”

沈莹是什么人呢？前文在讲到孙权经略海外时，曾提过一本古文献《临海水土志》，正是这本书，我们才判断当时吴军所到之处就是现在的台湾岛。沈莹就是该书的作者，当时任丹阳太守。应该说，沈莹很有战略眼光。尽管晋军六路来攻，对吴国威胁最大的却是王濬的水师。若不能打败王濬，长江天险只是形同虚设。只要打垮晋国水师，东吴仍然可以恃险而守，至少不会马上被灭掉。

但这个建议并未得到张悌的采纳。

张悌对局势看得更深更透。他以一种淡淡的忧伤说：“东吴定会灭亡，这谁都看得出，灭亡的种子早就种下，不是今天才有的。我担心的是，王濬的舟师一旦到来，大家早就惊恐得一哄而散了，哪还能抵挡呢？现在渡江，尚可与敌人拼一拼。若是拼输了，就一同殉国，无所遗恨。若是赢了，我们乘胜进军，在半途迎击其舟师，到时士气大涨，不愁打不赢。要是依你的计谋，人都跑光了，敌人一来君臣全都投降，没有人为国家死难，这岂不是耻辱吗？”

从战术层面上说，沈莹的分析是对的，但是结合当时的士气人心，张悌的看法更实际。自西陵、江陵沦陷后，王濬的舟师横冲直撞，所经之处，根本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吴军便举旗投降。若真的等到王濬兵临建业城下，试问还有谁会拼死抵抗吗？

这支吴国最后的精锐部队渡过长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王浑兵团的先头部队，把城阳城尉张乔的七千人包围于杨荷。张乔寡不敌众，举起白旗投降。在伐吴战争中，基本上是吴军向晋军投降，晋强吴弱的形势如此明显，很显然张乔的投降并非真心归顺，只是迫不得已。因此，时任吴军副军师的诸葛靓力主杀光张乔七千人的部队，以绝后患。诸葛靓是淮南兵变发动者、镇南大将军诸葛诞的儿子，与晋司马政权实有血海深仇，故而意见较他人更为激进。

总司令张悌明知张乔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但他没有采纳诸葛靓的建议，一方面是为了向晋国人展现自己的仁慈，另一方面未尝不是考虑到屠杀可能引起的报复。

其实张悌心里很明白，这根本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被变态皇帝孙皓折腾这么久，吴国不亡那是没有天理。但是张悌希望以自己的勇气与牺牲精神，为这个没落王朝挣回一点面子，因为吴国曾经有伟大的历史，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即便灭亡，也要赢得对手的尊敬。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晋国将领周浚构筑坚固堡垒，与吴军对峙。吴将沈莹亲率五千精兵及刀斧手，猛攻敌营，连续三次冲击，晋军兵营岿然不动。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次冲击不成，沈莹在不得已之下撤退。晋国将军薛胜、蒋班趁机反击，吴师大败。

更要命的是，早先投降的张乔果然见机起事。若论道德水平，张乔真是个小人，与张悌根本没法比。在战场上投降敌人，是很掉面子的事，张乔为了挽回面子，竟趁张悌兵败之时，在吴师背后插了一刀。

东吴兵团被包围于版桥，除了诸葛靓率数百人杀出重围之外，其余人全部战死。诸葛靓欲保护总司令张悌突围，张悌拒绝了，他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以死殉国。我们不由得扼腕叹息，如此品行高洁之人，不幸生活在暴虐时代，只凭自己单拳只手，终究无力回天。或许有人认为他死得毫无价值，然而生命的价值，除了自己之外，又有谁能定义呢？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死而无憾，这就够了。

张悌兵团的覆灭，震动东吴朝野，众人心里清楚，吴都建业陷落只是早晚的事而已。

谁能完成攻取吴都的伟业呢？

有两个人最有希望成为帝国的英雄，一个是舰队司令官龙骧将军王濬，另一个是安东将军王浑。王浑全歼张悌的吴国兵团后，建业城已是近在咫尺；王濬舟师尽管距离较远，但顺流而下，进军神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晋国伐吴的六路兵团中，以杜预兵团、王浑兵团、王濬兵团最为重要。自晋（魏）、吴对峙以来，晋（魏）国划出两个战区以对抗吴国，分别是南部战区（以荆州为主）以及东部战区（以淮扬为主），两战区各设战区司令一名。杜预是南部战区总司令，称镇南将军，王浑是东部战区总司令，称安东将军。王濬挂了一个“龙骧将军”，实际上地位比杜预、王浑要低。

为了协调几个高级将领的关系，晋武帝司马炎曾作出指示：王濬由蜀入荆，受杜预节制；由荆州入建业，受王浑节制。

然而，杜预并没有节制王濬。王濬舰队作为伐吴的奇兵与主力，自巴蜀东下，突破吴军铁索封锁，连战连捷。杜预一向高风亮节，他认为王濬“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因此，王濬舰队一直保存独立性，不听命于谁。

杜预无意争功，但有人显然更看重功名。

扬州别驾何恽对自己的上级扬州刺史周浚说：“张悌统率最精锐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歼灭，吴国上下莫不震动。现在王濬已攻破武昌，乘胜东下，所向披靡，东吴已是土崩瓦解之势。我们不能待在江北，应该马上渡江，直取建业，必可不战而擒吴主！”

周浚听了不禁怦然心动，他在战场上歼灭三万吴师，固然战功赫赫，但与攻破吴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便对何恽说：“好，我速速向安东将军王浑请战。”

何恽赶忙说：“王浑缺乏权谋机变，为人小心谨慎，肯定不会同意的。”周浚受王浑节制，故而渡江这种大事，不敢擅自做主，但他坚持把渡江计划上交给总司令。

果然不出所料，安东将军王浑不以为然地说：“我接到的诏令，是屯兵于长江之北抗拒吴师，没有进军的指示。扬州刺史周浚虽然骁勇，又岂能凭一己之力平定江东呢？违抗诏令，能打赢固然好，要是输了，就要犯重罪。况且皇上已经下令，龙骧将军王濬受我节制，等他到达后，再一起渡江。”

前来请战的何恽说：“王濬万里征战，连克敌冦，功劳赫赫，怎会甘心受您节制？您身为上将军，只要有机会就可进军，哪能每件事都听朝廷的指令呢？如今渡江南下，必定稳操胜券，又何必心有疑虑而停滞不前呢？我扬州将士上下对此无不感到遗憾。”

王浑想的事，与何恽想的完全不同。何恽想的是抢在王濬之前攻占吴都，夺得灭吴首功；王浑考虑的是政治上的风险。在伐蜀之役中，邓艾不是抢了首功吗？那又如何，他不懂政治，结果丢了性命——所以啊，谨慎小心才是万全之计。

武昌的不战而降，意味着吴国西部门户洞开，王濬水师可顺江而下，直趋吴都建业。独夫民贼孙皓也预感到自己快完蛋了，他狗急跳墙，拼凑了一支一万人的水师，由游击将军张象指挥，拦截王濬舟师。岂料张象远远望见王濬的座船，还没开打，便举旗投降。吴国战船全部改旗易帜，挂起王濬的旗号。只见辽阔的江面上，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加上隆隆战鼓，早把建业城内的吴国百姓看得两股战战，惊恐万分。

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到来，令暴君孙皓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此人正是前往南方平定叛乱的徐陵督陶濬。

前面说过，吴国南方爆发兵变，郭马割地自雄，自称都督广、交两州诸军事。东吴朝廷派出两路大军围剿，其中一路便是徐陵督陶濬统领的七千人马。不过，陶濬还没抵达南方前线，就传来晋国大举出兵的消息，他赶紧回师，返回首都建业。

孙皓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见陶濬前来，不禁大喜，询问对策。陶濬拍拍胸脯说：“这事不必担心，川蜀的船只很小，只要拨给我两万人，我以大船迎战，自然可以击破敌人。”说川蜀的船只小，那是八年前的记忆，陶濬对晋国这些年来秘密营造大船居然一无所知，还大言不惭。孙皓把希望寄托在陶濬身上，把能征调的部队全部征集过来，拨给陶濬，还颁给他象征权力的符节、黄钺。

陶濬信心满满，打算第二天出击晋师。不料到天亮时，他睁开惺忪睡眼，吃惊地发现兵营几乎空了，两万人仿佛从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大家巴不得晋军早点打过来呢，谁还傻傻地想为残暴皇帝而战呢？一夜之间，陶濬成了光杆司令。

除了王濬、王浑之外，琅琊王司马伷也正马不停蹄向建业进逼。这局势倘若谁还看不明白，肯定是个瞎子。吴国一大批高层显然要开始叛逃，包括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等，都溜出城向王浑投降。皇帝身边的人一个个跑了，孙皓傻了眼，他真的成孤家寡人了！

除了投降，还有什么办法呢？

无奈之下，孙皓只得写了投降书，不是一份，而是三份。为什么要写三份呢？因为晋国有三路兵团正杀向建业，三路总司令都是大神，得罪不起，只投降这个，另外两个肯定不服，索性三纸请降书，分别递上。他还下了一道罪己诏，算是皇帝生涯的最后一道诏书吧。在罪己诏中，他批评检讨自己的罪恶，写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今大晋平治四海，是英俊展节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就是跟诸大臣说，如今大晋帝国平治四海，正是各位英雄才俊施展本领的时候，不要因为改朝换代，你们就丧失了志向。看起来好励志啊，只是回顾一下孙皓上台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我们不禁要问，你这么励志的话，为何不早讲呢？

投降书可以写三份，但皇帝的玺印却只有一个，不可能一剖为三。孙皓想来想去，琅琊王司马伷是皇亲国戚，大印交给他肯定没错。不过，享受受降荣耀的人并不是司马伷，而是不远万里从川蜀一路杀来的王濬。

话说王濬顺流而下，乘风破浪，一路东指，眼看就要到建业城了。这时，王浑写了封亲笔信，差人交给王濬，请他前来参加军事会议。当初皇帝司马炎有诏令，到了东部战区，王濬受王浑节制。但是，王濬是何许人也？从官职上看，王濬比王浑略低，他是益州刺史，与王浑的部属扬州刺史周浚属于同级别。然而益州并不在王濬的管辖范围，故而王濬根本就不理王浑。自从川蜀东下，王濬攻无不克，收降纳叛，兵力膨胀到八万人，约占到整个晋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他又岂肯居王浑之下呢？

王浑请他前去商议军事，王濬故意找借口推辞，说：“舰队顺风顺水，不便停下来。”他的舰队非但不停靠，反而铆足劲向前冲，舰队浩浩荡荡，首尾百里，挺进建业。吴都城门洞开，末代皇帝孙皓依古例，光着膀子，反绑双手，走到投降队伍前头，身后是一辆马车，车上装有一具棺材。这是春秋时代投降的标准仪式。王濬同样依古例，给孙皓松绑，烧了棺木，接受其投降。

就这样，东吴的历史终结了。吴国的四州版图（扬州、荆州、交州、广州）并入晋国，共计四十三个郡，有登记的户口五十二万三千户，士兵共计二十三万人。

历史翻过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曾经英雄辈出、豪杰纷起的三国时代被彻底终结。实际上，在此之前，三国之鼎早就残了。十七年前（公元263年），蜗居西南一隅的蜀国被魏国一口吞下，成为第一个出局者；十五年前（公元265年），实力最强的曹魏帝国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它不是毁于外敌之手，而是祸起萧墙，国家权力被内贼司马氏窃夺，最后改旗易帜，末代魏帝被迫把皇帝宝座禅让给司马炎，晋帝国破茧而出。如今，三国中残存的东吴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坚持十五年后，终于在“一片降幡”中灰飞烟灭。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是动荡的时代，也是生机勃勃的时代；这是苦难的时代，也是充满理想与情怀的时代。透过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披荆斩棘的奋斗精神与纵横捭阖的血脉精魂。

附录一：三国系图

附录二：汉末三国历史大事年表

184年 黄巾起义，东汉帝国进入大动荡时代。

189年 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立；袁绍诛宦官；董卓入洛，废少帝，立献帝刘协。

190年 关东兴义兵讨董卓，董卓迁都长安。

191年 孙坚破董军，入洛阳；袁绍自领冀州牧；公孙瓒攻袁绍。

192年 孙坚攻襄阳，战死；王允、吕布诛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陷长安，杀王允。曹操领兖州刺史。

193年 曹嵩被杀，曹操引兵击徐州牧陶谦。

194年 曹操再攻徐州，陈留太守张邈迎吕布，共拒曹操；陶谦死，让徐州予刘备。孙策据江东，自领会稽太守。

195年 曹操攻吕布，吕布出奔刘备；李傕、郭汜反目，汉献帝东归。

196年 袁术攻刘备，吕布乘机取徐州；献帝还洛阳，曹操迁帝于许都，挟天子而令诸侯。

197年 袁术称帝；袁绍为大将军，督冀、青、幽、并四州。曹操攻袁术，袁术走淮南。

198年 曹操攻吕布于下邳，吕布败亡。

199年 袁绍攻公孙瓒，公孙瓒败亡；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

200年 董承谋诛曹操，事泄被杀；曹操攻刘备，刘备奔袁绍；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代领其众；官渡之战，袁绍大败，是为三国时代关键性一役。

201年 曹操击刘备，刘备投奔荆州牧刘表。

202年 袁绍死，其子袁谭、袁尚争立；曹操击袁谭、袁尚。

203年 袁谭、袁尚兄弟内战，袁谭求援于曹操。

204年 曹操破邺城，袁尚败奔幽州。

205年 曹操破袁谭于青州，杀之；袁尚、袁熙出奔辽西乌桓。

206年 并州刺史高干反，曹操击破之，平并州。

207年 曹操征乌桓，杀乌桓王蹋顿；袁尚、袁熙奔辽东，为公孙康所杀；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

208年 孙权击江夏，杀黄祖；荆州牧刘表病逝，曹操大举南征荆州；刘备与孙权联手，周瑜大破曹军于赤壁，三足鼎立格局初现。

209年 周瑜攻克江陵。

210年 周瑜病逝；孙权依鲁肃建议，以荆州借刘备。

211年 潼关之战，曹操大破韩遂、马超；刘璋迎刘备入蜀。

212年 刘备杀刘璋部将，益州之战爆发。

213年 曹操攻孙权，相持于濡须口，无功而返；曹操封魏公，加九锡。

214年 刘备攻克成都，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治蜀；曹操遣夏侯渊平定陇右。

215年 曹操击汉中，张鲁投降；孙权围合肥十余日，为张辽所击破。

216年 曹操受封魏王，位在诸侯王之上。

217年 刘备进兵汉中。

218年 耿纪、韦晃起兵谋诛曹操，事败身死；曹彰破乌桓。

219年 刘备于定军山大破曹军，黄忠斩夏侯渊；曹操救援汉中，旋放弃，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关羽北伐，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孙权遣吕蒙袭取江陵，关羽败走麦城，被擒杀。

220年 曹操去世；曹丕篡汉称帝，是为魏文帝，东汉帝国谢幕。

221年 刘备称帝，蜀汉开国；刘备攻东吴，孙权遣使向魏称臣。

222年 夷陵之战，陆逊大破蜀军；曹丕以孙权诈降故，大举南征。

223年 曹丕第一次南征东吴失利；刘备病逝，刘禅继位，政事咸决于诸葛亮。

224年 曹丕第二次南征，无功而返。

225年 诸葛亮平定蜀国南部叛乱；曹丕第三次南征，无功而返。

226年 曹丕去世，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227年 诸葛亮作《出师表》，筹划北伐；孟达欲背魏归蜀，为司马懿所袭杀。

228年 诸葛亮北伐，与魏师战于街亭，蜀师败绩，斩马谡。诸葛亮攻陈仓，不克。

229年 孙权称帝，至是魏、蜀、吴三国皆称帝。

230年 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浮海求夷洲，抵达台湾；曹真伐蜀，会天大雨，无功。

231年 诸葛亮再出祁山北伐，粮尽退兵，魏将张郃追击中伏而死。

232年 辽东公孙渊阴怀二心，曹叡遣魏师伐之，无功。

233年 魏将秦朗伐鲜卑，轲比能败走漠北。

234年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拒之；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杨仪、魏延相争，魏延败亡；孙权分兵数路北伐魏国，曹叡亲征，旋吴师退。

235年 魏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暗杀鲜卑首领轲比能，自此鲜卑种落离散，边陲遂安。

238年 司马懿征辽东，斩公孙渊，辽东悉平。

239年 魏明帝曹叡去世，曹芳继位，以曹爽、司马懿为顾命大臣。

241年 吴国兵分四路伐魏，司马懿督诸军救援，旋吴师退。

244年 曹爽以十万之众攻汉中，蜀大将军费祎督诸军救援，魏师败退。

245年 吴鲁王孙霸欲夺太子位，屡构冤狱，陆逊遭牵连忧愤而死。

247年 魏太傅司马懿屡遭曹爽排挤，称疾不问政事。

248年 曹爽骄奢无度，滥用亲信，司马懿谋诛之。

249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曹爽及其党羽，自是司马氏控制魏之朝政。

250年 孙权废太子孙和，杀鲁王孙霸。

251年 魏王凌之乱，为司马懿所平，株连甚众。

252年 孙权去世，传位于孙亮；诸葛恪于东兴大败魏师。

253年 费祎遇刺身亡；诸葛恪攻新城大败，旋为孙峻所杀。

254年 司马师杀李丰、夏侯玄；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魏帝。

255年 毌丘俭、文钦起兵反司马师；姜维北伐，先胜而后败。

256年 姜维再出祁山北伐，为邓艾所败；孙杀吕据、滕胤，独揽吴之大权。

257年 诸葛诞据寿春反，南联吴国，寿春之战爆发。

258年 司马昭克寿春，诸葛诞败亡；孙废孙亮，立孙休为吴帝；孙休诛权臣孙。

260年 魏帝曹髦谋政变夺权，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

262年 司马昭以姜维屡屡犯边，谋大举伐蜀。

263年 钟会、邓艾伐蜀，蜀帝刘禅降，蜀国灭亡。

264年 成都之乱，钟会、姜维、邓艾等死；司马昭受封晋王；吴帝孙休死，孙皓继位。

265年 魏帝禅位于司马炎，魏国历史终结，西晋开始。

272年 东吴步阐据西陵叛乱，为陆抗所平定。

276年 羊祜以吴帝孙皓暴虐故，上书请伐吴。

279年 晋将马隆大破鲜卑，杀其首领树机能；晋以王濬、杜预等统兵二十万，大举伐吴。

280年 晋军水陆并进，王濬舟师抵建业，吴帝孙皓降，吴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