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号迦陵，加拿大籍华裔汉学家，中国古典诗词专家，诗人。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1954年起任教台湾大学，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66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1969年移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开始回国讲学，三十多年来，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讲学，足迹踏遍大江南北。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培养出一批古典文学专业硕士、博士；1999年以其退休金，以恩师顾随名号设立“驼庵奖学金”。著有大量诗词作品及中英文学术论文，出版有《迦陵文集》十卷。

张候萍， 1954年生于天津。1979年至1983年就读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现已退休。在南开就读期间，有幸聆听叶嘉莹先生授课。1999年末在南开园与先生重逢，再次跟随先生学习。2001年始随访先生，积十载，成《红蕖留梦》。

封面题签：集录顾随先生书法

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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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ISBN 978-7-108-04130-2

Ⅰ．①红…　Ⅱ．①叶…②张…　Ⅲ．①叶嘉莹－传记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 第123755号

责任编辑　詹那达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　　数　362千字　图76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48.00元

《红蕖留梦》解题

《红蕖留梦》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校友张候萍女士为我写的一册访谈记录。此书由动议至成书先后已历时有十年之久，此盖由于在开始时，我对此事并不热心。固正如候萍在《后记》中所言，当她于2000年首次提出要为我写一册《口述自传》时，曾被我断然拒绝。我拒绝的原因有三：我自觉个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热爱古典诗词的教研工作者，一生无可称述，此其不适于做访谈对象的原因之一；再则我讲起古人的诗词来虽然兴致颇高，但我自己则其实天性羞怯并不习惯于把自己展露出来做毫无假借的陈述，此其不适于做访谈对象的原因之二；三则我对于现实中一切外表之事物都并不萦心，时移事往就只剩下影像如烟，并不能如我所爱赏的一些其他作家们那样可以把往事记述得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此其不适于做访谈对象的原因之三。不过虽有此种种不适合之原因，而最终却仍留下了这一册访谈记录，这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性的人际因缘。原来就在我拒绝了候萍为我写《口述自传》的第二年，有一位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给南开大学才成立不久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赠了一笔巨款作为推广古典诗词教学之用。当时大家都以为要想重新振起古典诗词的传承，首先应注重师资的培养，于是遂于2001年暑期由南开大学主办了一个培训诗词教师的暑期讲习班。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们的反应都极为热烈，也就是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候萍遂邀了另一位于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就在我班上听讲而当时在天津电视大学任教的友人徐晓莉女士一同来找我谈话，提出了种种理由，劝我接受访问。在当时讲习班的热烈气氛中，我深感众情难却，所以就答应了候萍的请求。候萍那时家在天津，平日常到南开大学来旁听我的课，偶于晚间饭后，就来找我谈话。我那时一个人住在专家楼，晚间无事也乐于有个人来聊天。不过当时我却实在未抱有要把这些闲谈整理成书的预期。其后候萍因她的爱人林雄的工作调动举家迁往北京，我与候萍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2006年春天，候萍给我发来了最初的草稿，后来的这几年她仍然有时来天津继续找我访谈和收集资料，几次补充修订。由于我这几年越来越忙，除了每周三次给学生上课，还常常应邀出去演讲，而学生的报告、论文，各种文稿也常常堆满我的书桌；也因为我对自己传记的出版并不热心，所以一直没有过问候萍的写作进度。直到去年暑假，当我返回加拿大以后，候萍经由电邮给我传来了一系列八章长达三十余万字的书稿。她不仅把我的谈话做了有系统的整理，而且在她爱人林雄的协助下，还把我们叙述的当年事迹做了不少考证和补充。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历史系毕业的，候萍的执著认真、锲而不舍的精神既使我非常感动，而且她的写作态度之历史的、求实的精神也使我极为欣赏。不过，我却仍坚持不肯用《口述自传》的题目，其原因固已如前所言。我既不惯于做自我的展露，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红蕖留梦》的标题，这四个字原出于我写的一首小词《浣溪沙》，其中有一句词“红蕖留梦月中寻”。这是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名为荷，而荷一名芙蕖，所以“红蕖”可以自喻。至于“留梦”，则自然指的是我对往事如梦的追忆。不过这个标题虽然达到了我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做直接展露的目的，却又嫌过于晦涩了。而且候萍告诉我说，出版者希望能把我的名字放在书的题名中。于是就在《红蕖留梦》之后又加了一个副标题，那就是“叶嘉莹谈诗忆往”。这是一个十分写实的说明，此亦正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对外表事物既然并不萦心，而且年龄又已老迈，许多往事多已不能详记。不过幸而我有一个写诗的习惯，我与候萍的谈话，往往都是借着一些诗词旧作而追忆起来的，故副题曰：“谈诗忆往”。这就是本书之题名与副标题的来历，谨作说明如上。

叶嘉莹

2010年11月3日

和一首诗相遇——《红蕖留梦》代序

沈秉和

1970年代某日午后，我，一个家住澳门的诗词自学者，走进一间书店，在一本香港学术刊物《抖擞》上看到了叶嘉莹先生的论文《〈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我站定读了一个多小时。不是“打书钉”，而是放不下两个新鲜字：“感发”。我把那段论述玩索多遍之后，乃恍惚间见到了一条通向诗心的幽径。

2000年，国际词学研讨会在澳门大学举行，我是赞助者之一，经主人施议对教授之介，认识了叶先生。商人和诗词大家，举杯互祝之后，能有多少话呢？于今十年点检，不期鸿雁成桥，若串合其走过的路程，可以往返月亮几遭了。叶先生又时有诗词创作寄示。诗者，透明无渣滓，人心恣去来；其意或在看诗词如何能在一个俗子心中呈现吧。

迦陵说诗，以诗心之体验为本，蔚成一家；迦陵其人，外柔内方，自成一派。周济评稼轩：“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我以为，“情至”亦迦陵先生的气质结穴处，更自有其境。

先生荷月出生而小字曰荷，彼得之于荷者是十六岁时的《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她还之于荷者是六十四岁时写下的“犹存翠盖”（《瑶华》），是八旬之后的“莲实有心应不死”（《浣溪沙》）。借用缪钺先生“层层脱换”之评，彼由花而叶而果，情往思返，蜂绝蝶来，耐人寻味。细按迦陵之情至，似分两个层面。情，多得之于天，乃如其所自言：“只有有情之人才有敏锐的心灵和感受，才有觉悟的灵性”；至，多由自身而来，是总不为自身的磨难或普世的精神沉沦而降低标准，始终对心中服膺的某种崇高理念持守追寻是也。

以此自有肝肠的眼目说诗，每能于常人漠视的地方发现美。

小词，在一些人眼中早已成为“退化的大脑残迹”，但叶先生以理解的同情、精细的语言研究把词区别于诗的审美特质剔出：那些“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的句子脱却了锦袍，竟自有忧时伤国、拍遍栏干之志意可味。值得玩索的是，在反复考研之后，近年叶先生进一步在小词特质的成因处升华出“弱德之美”这一概念。叶先生发现，不仅是唐五代小词，豪放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涵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涵的沉郁悲凉之概，究其实，也同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由此俯瞰，小词乃跃出原有的语境，有效地同化、结合到更大的文化活流之中——现代人久已被不断向外界索取、征服以满足各种欲望的观念所浸渍，“强就是美”；且不论其中道理何在，词中呈现的“弱德之美”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又传统又能应对时代挑战的美学景观——人能超越动物性只因为人究竟活在真实的感情和感情的真实中；人要远望天空，也要足踏地上；一座朽弱的老木头房子的温煦，足可卸却许多钢筋水泥的空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领悟当下的和艺术中的真情，把握内心的持守与精进仍然是自由可为之事。“小窗横幅有余春”，小词因叶迦陵之手眼而从被认定的某种公式中逾越与脱离出来，释放出新的、既感性又有哲学意味的愉悦能量，成功了一种“越界”的奇观。诗可以令人心不死，任何时代皆有的弱势群体或可由此而亲炙得另一种在苦难中生存的美学。叶先生的崭新词论所掀动的是一场词体重生的变革。作为一种文本，小词确是早已写出，但它尚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说者不断“完成”；因为只有被呈现出来的艺术才能感动人，才会被承认。“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两句杜诗其实传达出一个信息：“谁解释得清楚，谁就是经典。”叶先生的“弱德之美”新说，为小词在现代所能有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卓越的诠释，词不可说乃颠覆为词必经说，衍之则为旧词经叶说而成为有时代气息的新词。可以说，小词因叶迦陵“弱德之美”之说而凌波信步，踏上了多姿多彩的第二旅程。

细观叶先生这个发现之旅，她似乎是走了一个圆弧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已经被不一样眼光观照的原点。在多年学术生涯中，叶先生既紧紧拥抱着传统，强调诗心体验为本；另一方面，又由叶观脉，挑选了“双性人格”、“符示理论”等等西方文论工具作逻辑思辨的分析，得出许多至今为学界所称道的创获。词，由叶嘉莹之眼目而盛妆重返，真个是“曲比珠明字字圆”。我曾不恰当地比喻这个过程为令人惊艳的一次“说出”。但是，当大家都以为美尽于斯的时候，叶先生又漂亮地做了一个转身，持犀探海，孑然独往，提出了词的本体是“弱德之美”这一崭新之说——我想，那已经不是“说出”，而是“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在内的消融。它回归到中国古典的以简驭繁的美学，回归到最古典地道的传统诗教。这个绝美的圆场是叶嘉莹先生对小词不离不弃的必然归结。老抱住一个东西才能有新的体会。昆曲大家俞振飞在八十四岁那年唱完《惊梦》，在卸装时对弟子岳美缇说：“我唱戏唱到今天，越来越觉得‘圆’的重要。”月落人归，歌场散罢，但票友们未尽呢喃，台上一方水袖仍在飞舞，满台气动的“圆”劲是能把人一直扶托到梦有之乡的。

这种圆融之悟不仅体现在叶先生的说，也体现在她自己作的诗。迦陵词屡言“伶伦吹竹自成痴”、“皎洁煎熬枉自痴”、“梧桐已分经霜死”，但恰恰在种种苦和乐、寂寞和自得的极端交集之时，绝美翩然而返：“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即是也。诗人不争于现世之一时，而委心结晶于超绝时空的创新意象——蓝鲸独语——“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这才是逍遥的壮丽与永恒之游。你不是给了我料峭春寒吗，但我翦雪成诗，还你一个第二自然，现实世界因此而得到了另一种活灵活现的艺术价值转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兴来如答，于是明白她恒常所谓“遗憾还诸天地”之说不是空寂，而是用诗消融了遗憾，用揉春为酒这个方式安顿了自己、完成了自己，走了一个由“能感之”到“能写之”的绝美“圆场”，成功地作了一场“弱德之美”的演出。

归根结底，我以为“弱德之美”这一新说道出了诗与人的深层互动。在诗艺，那是由唐宋而上溯汉魏、由诗而哲的归结；在思想，那是叶嘉莹人生舞台的归结。绿满珠圆，在中国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满”，一种完整而自然的人诗俱老的丰盈。

我曾面询迦陵先生有无信仰，答曰：“有，常感到自己能和某种宇宙神秘的意境相通，却并不属于世间的任何一种宗教。”“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我猜大抵便同是这种由超越、净化而移向时空跨越的神圣的瞬间，亦是由美的观照升华上去的艺术精神的神圣瞬间。常人烟波三宿之后，一回首，了沧桑，知东篱之悠闲可亲，与菊花之坚贞共秀，已经是不低的持守。但是，叶先生更独出阳关，走到无拘限的至境“悠然见南山”。她形容那是一种“忽然之间就跳出去了”的超越，她找到了一种从容自得、不受限制的精神归宿。以叶先生自己的体悟说，这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叶先生说，这虽然是庄子的话，但孟子、孔子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那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诗意地说，这就是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另一维度的人间世。杨振宁先生也曾受询有无宗教信仰，答以当一个科学家发现宇宙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的结构时，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那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是很接近的。叶先生之悟与此殊途同归。我由此相信，科学和艺术的极致都能达到与造物者游，“觉得满饰星辰的无穷，是属于我的东西”。

迦陵先生毕生所致力的，是重寻一种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呈现的情境，亦是以重建一种最高的人格为标的之美的历程。方今中国经济重建已见规模，但文化重建似仍是漫漫长路。陶渊明怀抱空负但播种了“志意”，迦陵先生步武前修，回大陆三十年的工作就是以生命激发生命，为新一代人的顺利演化而不断释放、播下种种文化的“暗物质”。借用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叶先生一生都在桃花源之旁守候、渡引问津者。她的志愿是“觉有情”，让有情有敏锐心灵的人再进一阶，得到觉悟。与物为春的结果是真正的融入自然，达入天籁。这种无声而独特的美和志意相胶合的绚丽生成历程必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闪灿的一章。

人的一生，是演化的一生。演化的情形虽然不能完全观察，但仍然能个体主义地逻辑再建。叶先生这首“诗”，是从个体的某种特性或倾向出发，诉诸个体的某种自发的努力或活动而展开某种演化过程的。顾随先生当日之寄语“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除取径于蟹形文字外，无他途”等等，令人惊叹真若符契之为今日立。叶先生由去国而返国，清心如昨，但其学果真别有开发，有质的反差在；正是这种反差表明了演化的作用。人的思考能力不只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先天禀赋，而且是一项文化遗产，是一种复杂的因果结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本书即是诗外之物。今日叶嘉莹这首“诗”之被观照，乃可让人深入这复杂的因果结构，会心者或可收获得另一种原作者未必有、历史地看则不可无的消息，例如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文化如何变化和如何修正的记录，其影响力也许并不下于一部经典吧。

今日我那为人而活的人生已经差不多抵垒了，第二人生、艺术人生、为自己的人生刚拉开序幕。前程何在？不付文字，也可以有诗吗？人间的波涛随时能淹没人生长河中回忆的岛屿，但叶嘉莹先生的工作则如同一枚窄窄的凿子，帮助人们理性地深深地凿开那通向各个不同岛屿的心灵之路，最终让沉没在记忆深渊中的小岛浮现，我甚至已经听到它们快速上升的声音……“最初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小岛，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几块零星的岩石。接着，又有新的岛屿开始在阳光下闪耀”，这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图画！我忽然想起，1960年代，我还是澳门一个快将毕业的中学生，在一个太阳由午后一直照射到天黑的西向房子上课。某日早上，班主任——一个双目炯炯、精瘦如铁的潮州汉子吆喝一声：“大个子们随我来！”刨地、种树，不消一个上午，几棵顶着西向阳光的夹竹桃树苗种下了。该不是为我们而种的吧。我今日省悟，这也是一首诗。蝶欤庄欤、永恒或是幻觉都不再重要，认得那个镜中人原来果曾有过某真实的一刻便是。平凡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其中永恒的深沉的激动和广阔的宁静。陶渊明诗：“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目光不能穿透交感变化而有味的世界，唯有“感”这个活水可以润泽、澄清、穿透万物，引领我们由表而里，在平凡之处发现新的意涵，同时也就发现新的自己。世间原珍藏着一种因“没有”而来的喜悦，也珍藏着一种不以实有获得为目的的幸福。绘事后素。游心于淡，与物为春，心境清平了，由自己去发掘、品味原就藏于生活中的愉悦是惬意不过的事，诗，也就可以由此而起了吧。

读叶嘉莹先生《谈诗忆往》有感而作绝句三章

陈洪

夜半，掩卷《谈诗忆往》，久久不能释然，有作。

才命相妨今信然，心惊历历复斑斑。易安绝唱南迁后，菡萏凉生秋水寒。

读《谈诗忆往》重有感二首。

北斗京华望欲穿，诗心史笔两相兼。七篇同谷初歌罢，万籁无声夜欲阑。

锦瑟朦胧款款弹，天花乱坠寸心间。月明日暖庄生意，逝水滔滔许共看。

附：叶嘉莹答谢陈洪先生绝句二章

陈洪先生近日惠赠绝句三章及荷花摄影三幅，高情雅谊，心感无已，因赋二绝为谢。

津沽 ⁽¹⁾ 大赋仰佳篇，论史说禅喜结缘 ⁽²⁾ 。曾为行人理行李 ⁽³⁾ ，高情长忆卅年前。

谈诗忆往记前尘，留梦红蕖写未真。摄取马蹄湖上影，荷花生日喜同辰 ⁽⁴⁾ 。

(1) 《津沽》为陈洪先生所作的一篇赋。

(2) 《结缘》为陈洪先生的一部著作。

(3) 1979年我来南开讲学，临行，陈洪先生曾亲自为我收拾行李。

(4) 我护照上之出生月日与陈洪先生身份证上之出生月日全同，我的是阴历，家人以为此日为荷花生日。

心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

席慕蓉

2009年2月21日晚间，叶嘉莹先生应洪建全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在台北的敏隆讲堂演讲，讲题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从七点整准时开始到九点过后还欲罢不能，那天晚上，叶老师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以《人间词话》为主轴，谈词的由来、特质、境界，以及雅郑之间的微妙差异等等；上下纵横，中西并用，再加上兴会淋漓之处叶老师不时地让思路跑一下野马，把我们带到一片陌生旷野，那种辽阔无边，那种全然不受约束的自由，好像极为混沌无端难以言说，却在同时又井然有序地一一心领神会……

何以致此？何能致此？

当时的我，只觉得叶老师在台上像个发光体，她所散发的美感，令我如醉如痴，在无限欣喜的同时还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怅惘，一直到演讲结束，离开了会场、离开了叶老师之后，却还离不开这整整两个多钟头的演讲所给我的氛围和影响。

之后的几天，我不断回想，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

对叶老师的爱慕是当然的，对叶老师的敬佩也是当然的，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必须去寻找去捕捉才有可能得到解答。

那天晚上，叶老师在对我们讲解关于词的审美层次之时，她用了《九歌》里的“要眇宜修”这四个字。

她说：“要眇”二字，是在呈现一种深隐而又精微的美，而这种深微，又必须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才可能成其为美。

至于“宜修”则是指装饰的必要。但是，叶老师说：这种装饰并非只是表面的修饰，却也是深含于心的一种精微与美好的讲究。一如《离骚》中所言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雧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是所谓的一种品格上的“高洁好修”。

那天晚上的叶老师，身着一袭灰蓝色的连身长衣裙，裙边微微散开。肩上披着薄而长的丝巾，半透明的丝巾上还暗嵌着一些浅蓝和浅灰色的隐约光影，和她略显灰白但依然茂密的短发在灯光下互相辉映。

当时的我，只觉得台上的叶老师是一个发光体，好像她的人和她的话语都已经合而为一。不过，我也知道，叶老师在台上的光辉，并不是讲堂里的灯光可以营造出来的，而是她顾盼之间那种自在与从容，仿佛整个生命都在诗词之中涵泳。

之后，在不断的回想中，我忽然开始明白了。

原来，叶老师当晚在讲坛上的“人和话语合而为一”，其实是因为，她就是她正在讲解中的那个“美”的本身。

叶老师在讲坛上逐字讲解中的“要眇宜修”，就是她本身的气质才情所自然展现的那深隐而又精微、高洁而又高贵的绝美。

是的，她就是“美要眇兮宜修”的那位湘水上的女神。

然而，或是因为“世溷浊而不分兮”，或是因为一种必然的孤独，使得所有这世间的绝美，在欣然呈现的同时，却又都不得不带着一些莫名的怅惘甚至忧伤……

那晚之后，我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触动，我何其有幸，参与了一次极为丰足的心灵飨宴。

想不到，十个月之后，我又有幸参与了一次。

2009年12月17日上午，叶老师应余纪忠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在中坜的“中央大学”作了一场演讲，讲题是《百炼钢中绕指柔——辛弃疾词的欣赏》。

礼堂很大，听众很多，仪式很隆重。可惜的是，演讲的时间反而受了限制。叶老师这次只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她所准备的十首辛弃疾的词，也只能讲了两首而已。

这两首的词牌都是《水龙吟》，一首是《登建康赏心亭》，一首是《过南剑双溪楼》。叶老师说，辛弃疾一向是她所极为赏爱的一位词人。

他正是能以全部的心力来投注于自己的作品，更是能以全部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作品。他的生命与生活都以极为真诚而又深挚的态度进入文学创作。

因此，在讲解这两首《水龙吟》之时，叶老师就要我们特别注意创作时间的差异对作品的影响。她说，基本上，生命的本体（感情与志意）是不变的，可是，辛弃疾一生传世的词，内容与风格却是千变万化，并且数量也有六百多首。

她为我们选出的这第一首《水龙吟》，辛弃疾三十四岁，正在南京，在孝宗的朝廷。写《登建康赏心亭》的时候，离他当年率领义兵投奔南朝，那热血沸腾壮志昂扬的英雄时刻，已经过了十个年头了。

写后面的一首《过南剑双溪楼》，辛弃疾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而在这之前，被朝廷放废了十年之久。

辛弃疾的一生，六十八载岁月（1140—1207年），有四十多年羁留在南宋，中间又还有二十年的时光是一次次被放废在家中。

这样的蹉跎，置放于文学之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在台下静静地等待着叶老师的指引。

这天，站在讲台上，叶老师仍是一袭素净的衣裙，只在襟前别上了一朵胸花，是“中央大学”校方特别为贵宾准备的，深绿的叶片间缀着一小朵红紫色的蝴蝶兰。

她的衣着，她的笑容，她的声音，她的一切，本来都一如往常，是一种出尘的秀雅的女性之美。可是，非常奇特的，当她开始逐字逐句为我们讲解或吟诵这两首《水龙吟》之时，却是隐隐间风雷再起，那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就仿佛八百多年前的场景重现，是词人辛弃疾亲身来到我们眼前，亲口向我们一字一句诉说着他的孤危而又蹉跎的一生了。

在“楚天千里清秋”微微带着凉意的寂寞里，我们跟着辛弃疾去“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心里涌起了真正的同情。非常奇妙的转变，在我的少年时，那些曾经是国文课本里生涩而又苍白的典故，为什么如今却都化为真实而又贴近的热血人生？原来，辛弃疾亲身前来之时，他的恨，他的愧，他的英雄泪都是有凭有据，清晰无比的啊！

我们跟随着他掠过了二十年，来到南剑双溪的危楼之前，但觉“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到底要不要“燃犀下看”呢？那黑夜的肃杀与词人的忐忑，到此已是一幅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画面了。

等到“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这几句一出来，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几乎已经站在离辛弃疾很近很近的地方，近得好像可以听见他的心跳，感觉得到他的时不我予的悲伤。可是，一方面，我又好像只看见这十二个字所延伸出来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文学”吗？用十二个字把时空的深邃与浩瀚，把国族与个人的命运坎坷，把当下与无穷的对比和反复都总括于其中，这就是“文学”吗？

因此，当叶老师念到最后的“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的时候，在台下的我不得不轻声惊呼起来。

惊呼的原因之一是，这“系斜阳缆”更是厉害！仅仅四个字而已，却是多么温暖又多么悲凉的矛盾组合，然而又非如此不可以终篇，仅仅四个字，却是一个也不能更动的啊！

惊呼的另一个原因是，终篇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刚才，在叶老师的引导之下，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悲笑一生。他的蹉跎他的无奈不仅感同身受，甚至直逼胸怀，使我整个人都沉浸在那种苍茫和苍凉的氛围里，既感叹又留恋，久久都不舍得离开。

这是何等丰足的心灵飨宴！

等我稍稍静定，抬头再往讲台上望去，叶老师已经把讲稿收妥，向台下听众微笑致意，然后就转身往讲台后方的贵宾席位走去，准备就座了。亭亭的背影依然是她独有的端丽和秀雅……

可是，且慢，那刚才的辛弃疾呢？

那刚刚才充满在讲堂之内的苍凉与苍茫，那郁郁风雷的回响，那曾经如此真切又如此亲切的英雄和词人辛弃疾呢？

请问，叶老师，您把他收到什么地方去了？

何以致此？何能致此？

这不是我一个人在思索的问题，那天会后，许多听众也在彼此轻声讨论。

我听见有人说：“是因为声音，声调。”有人说：“是因为先生学养深厚，又见多识广。”有人说：“是因为她自幼承受的古典诗文教育，已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了。”还有人说：“恐怕是因为她自身的坎坷流离，所以才更能将心比心，精准诠释的吧。”

我在旁边静静聆听，大家说的都没有错，这些也应该都是叶老师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质素，才可能让叶老师如此地与众不同呢？

这是我一直想去寻求的解答。不过，我也知道，那极为重要的质素，想必也是极为独特与罕见的，又如何能让我就这样轻易寻得？

直到最近，读到《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的初稿，发现书中有两段话语，似乎就是给我的解答，在此恭谨摘抄如下：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来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会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旨哉斯言，谜题揭晓！

原来，答案就在这里。

叶老师所给我们的一场又一场的心灵飨宴，原来就是久已失传的“诗教”。

这是一种以生命相融合相感发的活动，而能带引我们激发我们去探索这种融合与感发的叶老师，她所具备的能量是何等的强大与饱满，而她自己的生命的质地，又是何等的强韧与深微啊！

历经忧患的叶老师，由于拥有这样充沛的能量，以及这样美好的生命质地，才终于成就了这罕有的与诗词共生一世的丰美心魂。

在此，我谨以这篇粗浅的文字，向叶老师献上我深深的谢意。

附记：

在《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的初稿里，很惊喜地发现，1953年到1956年之间，叶老师曾经在台北市第二女子中学教过高中部的国文。而我是在1954年秋天从香港来台北参加插班生考试后，被分发进入台北二女中初中部二年级，1956年夏天毕业。

因此，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或许曾经在校园和教室外的走廊上远远地相遇过吧，而无论那距离有多么遥远，毕竟也是师生的相遇和牵连。在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可以确认这师生的关系，真是无限欣喜，因以为记。

张候萍按：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这部书稿在初稿完成后，先生曾给席慕蓉老师阅读。席慕蓉老师读后给先生写来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修改意见，一部分是她的感动。不久席慕蓉老师又写了上面这篇文章《心灵的飨宴》寄给先生。我自青年时代就仰慕席慕蓉老师，凡是见到的她的文字我绝不放过，一定要仔细品读。这次我在先生的书房有幸看到席慕蓉老师亲笔书写的文字，自是一番惊喜。细细读来，大为感动，现将席慕蓉老师给先生的长信节录一部分与大家分享。

叶老师赐鉴：

谢谢您的鼓励，……不敢说是读后心得，因为还没有精读（全书多处都想一读再读，每次的感动都不太相同）。现在先就此时此刻的粗浅想法呈上于此……

您这本口述自传与其他的“口述自传”很不一样：

（一）因为您的真挚和亲切，所以阅读之时，就像是有您坐在我们身边那样，把所思所想和所经历的一切，向我们细细道来。

（二）但是，又因为不断能读到您的诗词，所以那逼人的文采又像珠玉般耀眼，同时又摄人心魂。

（三）再加上您在诗词作品之后的讲解与提示，就像是一堂又一堂的文学课程。所以在这本口述自传里，口述的文字、书写的文字以及讲解的文字三者同时并行，有时彼此重叠，有时各有不同的深浅，真是丰富极了。

（四）所以，有些人的自传读过一次就可以了。可是，您这本自传却是可以一读再读的。每次细读一小段，都会得到很多启发，尤其（对我来说）是您写您的顾老师，师生之情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您师生二人对文学的态度。我很庆幸拥有《迦陵学诗笔记》上下两册，想到这是您在颠沛流离之时也从不舍弃的笔记，这一种坚持的珍惜，其实也是您对自身的珍惜。（或者，也可以说是您非常珍惜自身对文学的那种珍惜？）

我对这种珍惜无以名之，只能说那是一种比现世的一切还要更为高贵的情感。我一直觉得能读诗、写诗是生命里非常难得的享受，是一种上天的宠遇。可是，如果一说出来就变质了，是不是？

记得今年的2月21号晚上，在台北敏隆讲堂听您的演讲，您整个人在台上所散发的美感，让我如痴如醉，却又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不知如何解释……

后来我在22号午前打电话给您的时候，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觉得您就是您在演讲时所说的那位湘水上的女神，“要眇宜修”。是一种深隐而精微的美，带着难以说明的气质。而这“难以说明”的某种感觉，却又是确实存在的一种特质。

那天（2月22日）晚上，我和其楣通电话，我问她，我们都觉得您站在台上是一个发光体，是不是因为我们太久没遇到美好的事或美好的人了？其楣的回答是：叶老师的美是罕有的。所以，我们或许是真的很久没遇到美好的事或人，但不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感动，真正的原因是，我们面对的是世间难得一遇的才情和生命！

…………

慕蓉敬上

2009年12月15日

第一章　回溯家世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叙述自己总要先从自己的家世说起。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中有“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的话。像陶渊明那么洒脱的人，在他的一首四言诗《赠长沙公》中（长沙公是他的一个本家）也说家世如何如何。中华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传统，讲究慎终追远。所以我还是要从家世谈起。

一、家世

我们家是旗人，但我的祖先不是满族旗人而是蒙古族旗人，本姓叶赫那拉。历史上，以那拉为姓氏的有四个部落：辉发那拉、乌拉那拉、哈达那拉，还有叶赫那拉，统称为扈伦四部。扈伦四部中有三个那拉部落都是海西女真人，只有叶赫那拉这一部落跟他们不是同族。叶赫那拉这一部落本属土默特部，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后来土默特占领了那拉的地方，于是就也以那拉为姓了。这四个以那拉为姓的部落各自取他们居住地附近的一条河的名字加在前面，以示区别。土默特改姓那拉的这一部落住在叶赫河畔（今吉林省长春市附近梨树县），所以就叫做叶赫那拉。

根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部落最早的始祖叫星根达尔罕，原来居住在今天的黑龙江省松花江北岸巴彦县东北四十五里的蒙古族人世居的山地。16世纪初，叶赫部首领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叶赫河畔。到16世纪中叶，祝孔革的孙子清佳弩、扬吉弩兄弟时，这个部落势力强大起来。他们在叶赫河畔修了两座城，清佳弩驻西城，扬吉弩驻东城。到叶赫那拉氏最后一代部落酋长金台石及布扬古的时候，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渐渐强大起来。

2002年摄于叶赫古城遗址

建州女真与叶赫那拉这两个部落本来是友好的，而且通婚，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就嫁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先后灭掉了那拉其他三个部落。1619年9月发兵攻打叶赫城，尽管叶赫部英勇抵抗，但终没能抵挡住努尔哈赤的进攻。金台石守在东城不肯投降，与努尔哈赤讲条件，说叫你的儿子上来，我要认一认是不是我的外甥。因为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是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所生，金台石是皇太极的舅舅。皇太极要上去见金台石，努尔哈赤怕被金台石据为人质，说什么也不让他去。

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交恶中，发生过一件事：努尔哈赤的皇后孟古格格，美丽贤惠，希望能把丈夫、娘家都保全。当她病重时，提出要见见她的母亲，可是男人并不在乎女人的这一份感情，金台石也是担心被努尔哈赤当做人质，就是不让母亲去。后来孟古格格死了，努尔哈赤很愤怒，便以此为由率兵攻打金台石。

现在金台石让皇太极上去，努尔哈赤当然也不会让他去的。金台石誓死不投降，引火自焚。但当时没有烧死，跌下城来，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捉住缢死了。金台石在临死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族即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一定要让建州女真亡国。后来人们说，西太后果然应验了这个说法。当时叶赫那拉氏本来不许进宫当皇后的，西太后是在选宫女的时候进宫的，所以她的地位原本很低下。后来因为她生了儿子，又用种种的手段才得到权位。

就是在这次叶赫部与努尔哈赤的交战中，金台石战死，守西城的布扬古见大势已去，开门乞降，但是因为布扬古见努尔哈赤不拜，也被努尔哈赤命部下绞杀，叶赫部从此被灭掉。

努尔哈赤将叶赫部兵民全部带到建州女真，入籍编旗，成为满族成员。叶赫那拉氏编入满籍的后裔，人才辈出，康熙朝大学士明珠、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明珠的儿子）等，都是金台石的后人。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实际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但我并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何况清人入关后，很快就接受了汉文化，像纳兰性德，就是叶赫那拉氏，因为纳兰、那拉在蒙文中是同一个字的音译，只是译成汉字后写法不同而已。在说到纳兰性德的时候，经常说纳兰，但说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则说成是那拉。清初入关时，我们家这一支被编在了镶黄旗，纳兰性德那一支被编在了正黄旗。纳兰性德被汉文化所吸引，非常喜欢汉文化，他交往的很多朋友都是汉族的文学家、词人。他不但词写得好，还整理了汉族的古典经书，著有《通志堂经解》。

我的祖先是几世入关的，我已经不清楚了。我在写《论纳兰性德词》那一篇文稿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我与纳兰同里籍”之句。国民革命后，清朝被灭掉了，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我家就取叶赫那拉的首字，改姓了叶。我没有看见过我家的族谱，我想满族人没有详细的族谱。现在我所知道的都是听我伯父、父亲和堂兄告诉我的。

我的曾祖父名字叫联魁，号慎斋。道光六年（1826）出生。在咸丰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去世。

我的祖父名字叫中兴，号一峰。咸丰十一年（1861）出生。在光绪朝壬辰科（1892）考中翻译进士，是满汉翻译。光绪二十年出版的《大清缙绅全书》第一卷有关工部的记载中，我的祖父是工部员外郎，不过我的堂兄说是农工商部郎中，两种说法，我现在无从考察。祖父于民国十八年（1929）去世。我是1924年出生，那年我已经五岁了，所以祖父去世我是记得的。

祖父是一位严肃的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格。祖父共有三子二女：伯父、父亲、叔父和两个姑姑。我出生的时候，叔父和两位姑母都早已去世，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根据伯父和父亲的说法，他们三个兄弟之中，叔父是最有才华的。我小时候，家里一个很高的橱柜中放置了许多书籍，我一个人没事就爬上椅子去翻看。有一次我找到一个笔记本，里面写着许多诗句。伯父告诉我，那就是三叔的诗。我只记得三叔的两句诗“白水臣心似，青天大道如”，其他的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伯父说三叔的诗是写得不错的，字也写得很好。三叔喜欢在外面交朋友，听说在他很大的时候，祖父还常常骂他，让他罚跪，可见祖父的严厉。

祖母我没有见过，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她就去世了。我看见过祖母的照片，梳着旗人的“两把头”，非常瘦弱，但容貌很端庄、很秀气。祖母一向身体不好，有气喘病。

我的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伯父年轻的时候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因为我祖父生病就回国了。去日本留学是当时的一种风气，那一代的年轻人不满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社会进步比较快，很多人都去日本学习，为了回来后报效祖国。辛亥革命以后，腐败的清朝政府被推翻了，民国建立不久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许多有理想的青年都感到失望。我伯父曾经在浙江地区的机关中工作过，不久就辞职回家，研读医书，做了中医，1958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伯父旧学底子很深厚，尤其喜欢诗词、联语。他对我视如己出，尤其是对我的教育、培养十分重视，在我的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后任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有关航空的重要书刊，对我国早期航空事业的发展，做过一些贡献。曾经担任中航公司人事科长等职。1948年父亲随中航公司第一批迁到台湾，主要是做先期准备，以迎接第二批中航公司的人员到台湾。结果“两航”起义爆发，国民政府计划落空。父亲曾经一度也想回大陆，人已经到了基隆却不准上船，就留在台湾了。1969年我受聘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把已经退休的父亲从台湾接到温哥华同住。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岁。

二、故居

我家祖宅的四合院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是我曾祖父购置的。大门上方原来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外边是门洞。下了门洞外的石阶，左角边有一块上马石，上马石的左边是一个车门。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因为祖父和伯父都是学过中医的，所以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宋朝有个学者叫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大门内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

老家大门口

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挖地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那时的风气，很多大宅院子里都是有天棚、鱼缸、石榴树。祖父、祖母住的五间北房，前边也搭了个天棚。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等我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刚出生，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诊室，我们叫做“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

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花草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在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几年以后，这一丛竹子长得青翠喜人，1942年的冬天，我还写了一首诗记述窗前的这一丛竹子，怀念送给我竹子的同学，题目是《折窗前雪竹寄嘉富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聚散何殊萍与烟。忆昔遗我双竿竹，与君皆在垂髫年。五度秋深绿荫满，此竹常近人常远。枝枝叶叶四时青，严霜不共芭蕉卷。昨夜西楼月不明，迷离瘦影似含情。三更梦破青灯在，忽听迸雪声。持灯起向窗前烛，一片冻云白簇簇。折来三叶寄君前，证取冬心耐寒绿。

我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长大，而且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大约我十一岁时，伯父教我学着作诗，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生活体验，所以我家庭院中的景物，就成了我写诗的主要题材。记得有一年秋天，院里其他花草都已逐渐凋零，只有我移来的那丛竹子青翠依旧，我就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对窗前秋竹有感》）

又有一年初夏，我家刚刚拆下冬天防寒的屋门，换上了很宽的竹帘子，院内的榴花与枣花都在盛开，我就又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唯爱枣花香。（《初夏杂咏四绝之一》）

还有一个夏日的黄昏，雨后初晴，我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房屋脊上忽然染上了一抹初晴后落日的余晖，而东房背后的碧空上，还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我又写了一首《浣溪沙》小令：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几十年以后，邓云乡先生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女词家及其故居》，专门讲述察院胡同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年轻时生长在北京，“七七”事变以前，他母亲生病，常常请我伯父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他也经常来我家送药方，请我伯父改方子，所以对于察院胡同我的老家是熟门熟路。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他是在80年代初看到一篇介绍我的文章，知道我的老家是在察院胡同。我们认识是在北京的一次诗词学会的聚会上，说起话来，邓云乡先生才知道当年给他母亲看病的叶大夫就是我的伯父，而察院胡同就是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很客气，称我为“词家”，我虽然愧不敢当，但邓先生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他是这样描述的：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一闭上眼仍可浮现在我面前，一种特殊的京华风俗感受。……佣人引我到东屋，……（东屋）两明一暗，临窗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帘子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大夫）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

当年邓先生只不过是病人的家属，到我家来请我伯父改过几次药方。没想到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先生竟然还会对我家宁静的庭院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的意境，留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如此长久的记忆。而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形成，我与这座庭院，当然更有着说不尽割不断的、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

2003年8月，国家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改建，这个庭院就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消失了。当时不仅在北京的友人给我写信报道了此事，连台湾也登载了我的老家被拆毁了的消息。当然我也明白，没有旧的破坏哪能有新的建设，我也愿意见到新的北京将有一片新的高楼大厦的兴起。只是，正如邓先生所说的，我家故居中的一种古典诗词的气氛与意境，确实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生从事古典诗词教学的途径。面对这所庭院从地面上消失的命运，我当然免不了有一种沉重的惋惜之情。其实我所惋惜的，还不仅只是这一所庭院而已，我所惋惜的是这所庭院当年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中的美好的意境。我曾梦想着要以我的余年之力，把我家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不过事实上困难极大，问题很多，绝不是我个人的人力、财力所能做的。然而，我个人愿以古典诗词教学来报效祖国的心意，始终未改。事实上1974年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我家的院子早已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打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而高低不平了。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我对我家庭院仍有极深的感情，只因那是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只因我曾见过它美好的日子。虽然它被全部拆除，但它将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常留在我那幼稚的诗词里。

三、伯父

伯父在民国初年曾经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公务员，辞职回家后，精心研究医书，做了中医。我一直觉得伯父有很多地方像王国维，他们都是早年去日本留学，一个是因为父亲有病回国，一个是因为自己有病回国，回国后都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感到失望。和王国维一样，伯父也一直留着根辫子，每天都是伯母给他梳头。平日在家里的时候，伯父就把辫子垂下来，如果要出诊了，他就把辫子盘起来，戴上一顶帽子。那时，北京的风沙尘土很大，伯父出去时常戴一顶黑色的风帽。房门口常挂一只布掸子，他回来就掸一掸衣裳裤角上的灰尘。

伯父的医德医术都很好，有很多的疑难病人都来找他看病。他的脉房里边挂了很多幅字画，有些是清代名人的字画，也有朋友写了送来的。其中有一幅上面写的诗我还记得：“道貌尊青主，而今见叶公。起家长白外，遁迹软红中。松柏凌寒节，参苓造化功。阳和真有脚，小草被春风。”这首诗对我伯父充满了感谢和称赞。伯父行医，一般上午在家里看病，下午出诊，出诊时他就坐一辆包月的人力车。伯父有了空暇喜欢跟我聊天，读诗写字。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家里佣人没有了，我们跟伯父就分开吃饭，伯母和母亲就亲自做自家的饭。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就又跟伯父一起吃饭，伯母做饭，伯父有时会帮忙买菜。

伯父曾经想过要教我医术，可是我的功课很忙，后来又离家远嫁，所以就没有教成。但是大弟结婚以后，弟妹想跟伯父学医，伯父却不肯教。伯父认为学习中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的修养，因为中医的很多典籍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而且学习中医还要靠你本身智慧的体悟。伯父以为，假如你没有那种智慧，学了以后只是死板地掌握教条，生硬用药，对于病人来说，那是非常不好的。

伯父曾经生有两儿一女，可是大儿子和小女儿都没能保住，只有一个儿子留下来，就是我的堂兄叶嘉。伯父对我自幼就特别疼爱，又因为我的父亲很早就转往上海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伯父就自然而然地对我的教养特别关心。我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自己有两个弟弟，加上堂兄，院子里共有四个孩子。男孩子都喜欢出去交游，而女孩子是不许出去的。伯父古典文化的修养极深，他特别喜欢诗歌，又见我也喜欢诗歌，自然是更加欣喜和愉慰。但其实伯父始终没有一本正经地教过我，只是喜欢和我聊天。他熟知很多诗人词人的掌故，有了工夫就和我闲谈。我的堂兄和弟弟们喜欢在外面玩，就是我喜欢听他聊天，很多掌故就是这么听来的。有一次，伯父和我说起清朝词人陈维崧的词，伯父告诉我，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他写了很多词，是中国词人里写词最多的。清代还有一个词人叫郭麐，别号“频伽”，这两个人的别号合起来就是“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佛经里一种鸟的名字，是一种共命鸟。后来我在国外遇见一个印度学者告诉我，很多佛经里都讲到这种鸟。我还查到《正法念经》里说：“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紧那罗是佛经中主歌唱之神）当时这些关于词人别号的掌故让我觉得有趣，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上了大学，跟顾随先生学诗的时候，有一次先生叫我起个别号，要把我的习作拿去发表，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觉得“迦陵”这两个字跟我的名字“嘉莹”声音很相近，就用“迦陵”做了我的别号。

伯父与父亲都喜欢吟诵，记得每当冬季北京下大雪的时候，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那时我自己也常常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我偶然跟伯父说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我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首五言绝句，有一些相近之处。一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有相近之处，二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最后写到上楼，三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伯父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看虽然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那首诗开始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那首诗开始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使得我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上初中时，父亲工作的单位在上海，他要求我经常要用文言写信报告我的学习情况。于是每当我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伯父看后提出修改意见，我改完后再抄寄给父亲。就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也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我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汉字四声的读法，而且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入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该读仄声，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若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伯父教我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这样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那种声律的美感。记得伯父给我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我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现在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杆上，但在深夜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我大概只有十一岁，从此以后就引起了我写诗的兴趣。

伯父喜欢藏书，特别是一些收藏家卖出来的古书，他只要看到，都是尽量买下，所以我家的书特别多。我家的五间南房三间做了书房，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都是书架，那时辅仁大学的很多老师、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找书、查书。伯父喜欢跟我谈书，我也喜欢看书，常常是我想起来看什么书，就跑到书房搬来一套。我们住的西厢房的堂屋靠南墙有一个大躺箱，箱面比现在一般的写字台都大，上面被我堆满了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套《辛稼轩词集》，是元代大德年间的木刻版，字特别大，看起来很舒服，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记得。我觉得那时我家到处都是书，除了书房的架子上、堂屋的躺箱上，就是衣柜的顶柜里也都是书。我常常登梯爬高地踩着桌子去翻书，三叔写诗的小本子就是我从顶柜里翻出来的。可惜的是这些书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我弟弟说“大跃进”时，因为街道要用我家五间南房办公共食堂，他就把那些书很便宜地都给卖了。

伯父的诗我很少见过，只是常常见他写对联。亲戚朋友有谁过生日、结婚，他就写一副贺联。有人去世了，他就写一副挽联。写完之后，伯父经常拿给我看，跟我谈说。那时过年家家都贴春联，我骑自行车出去给长辈们拜年时，伯父就让我仔细看看哪一家的春联写得比较好，回来告诉他。可是我们家门口当年倒是不贴春联的。据说祖父在世时原是贴春联的，联语是：“春染旧山青，暖消残腊雪；柳舒新翠绿，梅寄隔年华。”我还记得伯父每年都要新春试笔，新春试笔是在大年初一，伯父拿一张纸，来写一副对联，而且一定要启用一支新的毛笔，大多是用“七紫三羊毫”。伯父说因为纯粹的羊毫太软，紫毫是硬毫，这七紫三羊毫硬中有软，正合适。他写的新年联语，多是用这一年的干支作一个嵌字联。记得乙酉年伯父写过：“乙夜静观前代史，酉山深庋不传书。”“乙夜”是夜里的二更天，古人常说“乙夜观书”，是说读书到深夜。“酉山”指的是大酉山和小酉山，是古代藏书之处，见于《元和郡县志》，“庋”是收藏之意。戊子年他写过：“戊为吉日诛蟊尽，子绍箕裘号象贤。”（戊句出于诗经《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

我的第一首诗是伯父叫我写的，第一个联语也是伯父叫我写的。那是我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们管外曾祖母叫老祖，伯父说你老祖那么喜欢你，如今她去世了，你给她写副挽联吧。我就写了下面的挽联：

忆昔年觅枣堂前，仰承懿训，提耳诲谆谆。何竟仙鹤遄飞，寂寞堂帷嗟去渺。

痛此日捧觞灵右，缅想慈容，抚膺呼咄咄。从此文鸾永逝，凄迷云雾望归遥。

我的外曾祖母也很喜欢诗，不仅读诗而且写诗。外曾祖母姓曹，名仲山，很有点丈夫气。在她的晚年，家里自刻了一本诗集，题名《仲山氏吟草》。小时候，我记得这个事情，但是忘了诗集的名字，后来是我舅父写信告诉我的。

伯父很少写诗，他的诗我大概记下来的只有一首，就是1948年我结婚时写给我的一首五言古诗，题目是《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其中一段写的是：

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昨日婿书来，招之使南去。婚嫁须及时，此理本早喻。顾念耿耿心，翻觉多奇妒。明珠今我攘，涸辙余枯鲋。

写的真是十分伤感。伯父写给我的诗我带到了台湾，放在左营海军军眷区的家里，我先生被抓时给抄走了，没有留下来。遗憾的是伯父没有相片留下来，我南下结婚时很匆促，又是坐飞机，以为很快就能回来，就没有带相片，不想，这一去就是二十六年。等我1974年回来时，伯父早已离开了人间，而且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家里的相片和大批藏书早已荡然无存。后来我写信给我的堂兄，找伯父的相片和手迹，结果他也没有相片留下来，只给了我当年伯父写给他的信，现在我还保留着。

四、母亲

我的母亲姓李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我的母亲有姊妹二人，姨母比母亲小两岁。母亲从小父母就去世了，她们姐妹俩是跟着叔叔长大的。我们说的外公、外婆实际上是叔外公、叔外婆，我们的小舅是他们的儿子。小舅生下来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是母亲的姑姑一直没有结婚，在家里带着母亲、姨母、小舅这三个孩子，还照顾着我们的外曾祖母。我们叫她三姥爷。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大姥爷；母亲的叔叔是二姥爷；这个姑姑像男人一样撑着这个家，所以叫三姥爷。后来外公又续了弦，但没有生小孩。解放前夕，小舅带着三姥爷去了台湾，后来外公去世了，只有续外婆一个人留在北京。

姨母与母亲

我的外公原来在上海工作，后来姨母也到了上海，做家庭教师，一直没有结婚。到了快四十岁，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给人家做了续弦。这个姨父是密云县的一个地主，年龄比姨母大得多，后来不久就去世了。姨父的前妻留下了好几个儿女。姨母是一个相当通达的人，跟这家的儿女相处得不错。解放以后密云县的土地也被分了，姨母就回到了北京城里，外公去世以后她就跟续外婆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当艰苦，靠糊火柴盒为生。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她还在北京住，那时姨母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把我写的小时候跟姨母读书的事给她看，她很高兴。后来她到密云跟孙子一起住了，她的孙子是当地的官员，对她不错，我跟我弟弟曾经去看过她几次。后来她跌了一跤，胯骨粉碎性骨折，卧床不能起来，不久就去世了。

母亲和姨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都从事教育工作，在外面做教师。听说当时有人给父亲提亲，介绍了母亲。那时还是老式婚姻，结婚双方在婚前是不能见面的。父亲就假借到学校参观，去听我母亲讲课。后来外婆告诉我说，那天母亲回家很不高兴，说今天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到课堂上来听课，竟然听了一个钟头。

母亲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又不失干练。生有我们姐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熾，小我八岁。“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长弟只有十一岁，幼弟只有五岁。当时在沦陷区，生活十分艰苦，父亲久无音信，一切都靠母亲操持。我在这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中医叫肺积水，西医叫肋膜炎，在家休学了一段时期。母亲因父亲音信隔绝和我的这一场大病，常常处在忧伤之中，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经过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虽然开刀做了手术，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享年仅有四十四岁。

我小的时候家里还保留着许多满人的习俗。我记得父亲和伯父管祖父叫阿玛，我们称呼祖母不叫奶奶而是叫太太。满人家里规矩特别多，比汉人家里规矩多。在家里也行屈膝礼，男人屈左膝，女人屈双膝。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是没有座位的，都是站着。母亲原来在一所桑蚕女子学校教书，结婚后还教了很短一个时期。去教书的时候，母亲是很朴素的，虽然是很整齐，但不化妆。回家后要参拜长辈，到我祖父、祖母房里去请安。祖母一见到我母亲就说，怎么不化妆啊，这是给谁穿孝呢？所以后来母亲回家后就先回到自己的房间，涂上胭脂抹上粉，再去参拜婆婆。一般而言，满族是很重视教育的，小孩子从小就受教育。我六七岁时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正可授读诗书。满人的女子也都是要受教育的，因为她们生下来就有可能被选进宫里，所以我的祖母也是受过教育的。那时祖母年岁已经大了，也就不看什么书了，每天晚上就让母亲和伯母站在地上给她念。什么时候祖母说好好，歇着去吧，她们才敢离开。

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性格非常好。祖父在世时，家境很好，有门房、有厨子，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工。母亲出去教书就不用做家里的事。祖母去世后，祖父曾经娶了一个姨太太来服侍他，后来姨太太跑掉了，就由母亲和伯母伺候祖父。1929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减少了厨子、门房，就剩一个女工帮助做饭、打扫。祖父还留下了一些房产，父亲常年不在家，就由伯父管理这些房产，所得收入两家公用，吃饭、请佣人等一些日常开销，都用公款。做衣服就是各房管各房自己的。伯母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她是知府的小姐，书念得很好，但平常不苟言笑。母亲却很随和，也肯帮助人，对家里的佣人很好，有时还会跟他们聊聊天。我小时候就听她们聊一些义和团、红灯照的故事。祖父去世后，我家外院的南房就租出去了。盛成教授、许世瑛教授（字诗英），还有一家姓林的都曾先后做过我家的房客，母亲跟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的女眷也到我们住的西厢房来。

母亲教育我也是什么都要学会，包括女红。我中学上的是女校，女校都有家事课，我学过烹饪、缝纫、绣花、钩针、打毛衣等。有一次，我绣了一对枕头套，是学校的作业。母亲很会做人，她对我说，大爷那么喜欢你，把你第一次做的手工成品送给大爷吧。大爷就是我伯父，那时北平人管伯父就叫大爷，管伯母叫大大，这都是旗人的称呼。母亲说女孩子光会绣花、织毛衣还不够，要学会做衣服，那时都穿旗袍，旗袍是最难做的，尤其是那个斜大襟。我家没有缝纫机，都是手工缝，母亲就想了个简单的办法耐心地教我，例如倒扣针、明针暗缝、撬贴边这些基本针法都教会了我。母亲还教我盘扣子，我们北京人叫“算盘疙瘩”，“算盘疙瘩”旁还有各种盘花，有琵琶花、葫芦花、蝴蝶花，母亲是很讲究美观的，也要求我学会盘这些花。后来我真的自己做了件旗袍穿上了。

母亲虽然对我很好，但也有一点重男轻女。中国传统的观念，儿子才是真正的后代，才能继承家业。可是父亲却偏爱我，因为我念书念得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有人对母亲说，你闺女不能跟你儿子一块念书，聪明、秀气都被女孩子夺走了。其实是因为我弟弟是男孩子，喜欢出去玩；而我从小不出去，又喜欢读书，才显得我念书念得好。不管是诗词还是古文，我都喜欢背诵，而且是大声地吟诵。辅仁大学的许诗英教授那时搬到我家外院，就常常听到我背书，对我的印象很好。其实母亲对我还是很好的，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几个小孩都睡了，母亲还没有睡，我突然说了一声，我的铅笔还没削呢，说完就又睡了。黑更半夜的，母亲就把我所有的铅笔都削好了，装了满满的一盒。

母亲也是一个相当重视仪表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出去时，要先照一下镜子。发现头发乱了，一定要回去梳好才行。母亲也很注意打扮我们几个孩子。每年阴历六月十二，是我外曾祖母的生日。因为她是我们家族中最高的长辈，每年给她做寿，成了我家亲戚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天，院子里都要搭起席棚子，请厨子到家里来做饭。沿席棚子底下都要挂上帐幕，上边是玻璃框的京剧戏出，许多亲戚朋友都来聚会。六月初一是我的生日，母亲每年都要给我做一件新衣裳。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有时给我买些新鲜的洋式的衣服。有一年父亲从上海给我买了一件白绸子的短袖连衣裙，镶着很多层荷叶边，挺好看的。过了几年，我长大了，穿不得了，父亲就带我到西单的绸布店挑选了一块浅粉红的料子，照样做了一件。这样，我过生日穿的新衣，不久还可以在外曾祖母生日时穿。后来弟弟们也长大了，母亲也给他们买一些新衣服。天冷了就买来那种很粗的毛线，请外边的人给我们织外套，给我织的一件是浅驼色的，边上用红色毛线织的花纹。还有白色的帽子，也是用红色毛线织的花边，我穿着到学校去，高班的同学们就喊我：“红边儿小孩，红边儿小孩。”母亲最得意的就是在亲戚家族聚会时，听人家夸赞她的孩子。

母亲常常回娘家。外婆家在靠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我和大弟（小弟那时还没出生）还有小舅（小舅只比我大三岁，现在我保存一张我最小时的照片，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大弟两岁、我四岁、小舅七岁）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记得我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我们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我们。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再一起去北海的时候，弟弟们去玩，我就陪着母亲，帮她拿东西。母亲感到很欣慰，说你小时那么犟，没想到大了这么懂事。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我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我们品味河鲜。这一直是我最难忘的童年乐趣。

三岁时与小舅李（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母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父亲寄回的钱，除去生活所用都存了起来。母亲不仅节俭而且很能干，还很会理财。她亲自找人设计，用几年攒下的钱在西直门东新开胡同盖了五座小四合院。每座院子有七间房子，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母亲打算以后老了，她和父亲住一座，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座，给我外婆家一座。这几座房子还没盖好，抗战就爆发了。北平沦陷后，一些日本军官的眷属陆续住进北平，这五座院子一盖好，整整齐齐的，一下子被他们看上，就强租了这些房子，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那时，我是家里的大姐，弟弟们都小，到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房租的事，都是我去的。解放以后，姨母家在密云的土地被分了，她带着家人回到城里，跟我的续外婆就住在母亲当年盖的房子里。

父亲自“七七”事变后，随国民政府从上海南迁大后方，与家中断绝了音信，1941年时已分别了将近四年之久。母亲心悬牵挂，郁郁成疾。这一时期生活比较艰苦，家里一个佣人也没有了。没有了为大家做饭的人，伯父和我们就分开来，伯母就做他们一家的饭，母亲就做我们一家的饭。到1941年暑假我高中毕业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轮流到各家聚会，我有时到同学家吃饭，当然也带同学到家里来吃饭。那时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不能给我们做饭，就让我们到外边去吃。当时医疗很落后，我们不知道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她觉得腹部有个硬块，常常流鼻血，例假也没有了。因为伯父是中医，常常给母亲开一些中药吃，但一直也不见好。母亲的病后来经过医院诊断才知道是子宫瘤，很可能是恶性的。

暑假以后，我考上了辅仁大学。伯父说母亲的病中医治不好，应该找西医看看，当时天津有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母亲决定到天津去看病。9月刚刚开学，正好是重阳节。平日里母亲常常给我们买些点心，这回母亲买了一些重阳花糕放在一个瓷罐子里留给我们吃，就让舅舅陪着她到天津的一家德国医院去开刀做手术。当时我也要陪着去，母亲说我还小，而且大学刚开学，坚决不让我去。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因伯父是医生，家里是有电话的。过了两天，舅舅打电话来说母亲开刀后情况不好。已经发现不好了，本来应该留在医院里，可是母亲坚决要回来，一定要回家。舅舅只好连夜陪着母亲坐火车回到北京，住进了一家西医医院。等通知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已去世的人不能再运回家里。母亲的遗体就被运到了北平的嘉兴寺，停灵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从此我和母亲就生死相隔在两个世界了。母亲离开北平之前还是好好的，虽然久病，但不是卧床不起，怎么就一去不返了！我悲痛欲绝，写下了《哭母诗八首》：

1941年母亲去世戴孝照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其一）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其二）

重阳节后欲寒天，送母西行过玉泉（我家茔地在玉泉山后）。黄叶满山坟草白，秋风万里感啼鹃。（其三）

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于凋落更何辞。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其四）

飒飒西风冷帷，小窗竹影月凄其。空馀旧物思言笑，几度凝眸双泪垂。（其五）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其六）

年年辛苦为儿忙，刀尺声中夜漏长。多少春晖游子恨，不堪重展旧衣裳。（其七）

寒屏独倚夜深时，数断更筹恨转痴。诗句吟成千点泪，重泉何处达亲知。（其八）

我家的坟地在京西的香山，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葬在那里。那时没有汽车，给母亲送殡用的是马车。因为路远，送到香山已经很晚了，就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来。给母亲送殡回来，我还写了一首小词《忆萝月》：

萧萧木叶。秋野山重叠。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

我曾经把这首词抄给顾随先生看，顾先生在诗稿上批了几个字，“太凄凉，年轻人不宜如此”。现在我家的祖坟早已没有了，听弟弟说迁葬过一回，“文革”以后农田改造就没有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为全家烧饭的责任。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不肯让我帮忙做家务。那时我们都穿布鞋，也是伯母做，从来不指望我帮忙。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没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这一时期，我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回到北京时，我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之久了，父亲写了悼念母亲的诗，摆放在母亲的遗像前。到我离开北京南下结婚时，一直都是摆在那里。可是等到我1974年回国探亲时，什么都没有了。经过“文革”，我弟弟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一点纪念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我父亲回来以后，为了减轻伯母的负担，我们单独起伙做饭。我们有一个远房的本家大姑姑，她结婚以后先生去世了，有一个儿子出去工作就再也没回来。父亲就请她到我家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帮我们料理家务。直到1948年我离开北平到南方结婚，她还在我家。我第一次去听基督教的布道，就是这个大姑姑带我去的。那时我已经教书了，正是快过年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大姑姑跟我说，有个布道会你去不去。我这个人很好奇，就跟着她去了。1974年我回国时，大姑姑还在北京，我去看过她几次。我回国以后，对于我的姨母、大姑姑，都给了她们帮助。

五、寻根之旅

我虽然从小就知道我们家是蒙古裔的旗人，我家姓叶是从叶赫那拉氏简化而来，但是因为一直在战乱中，从来没有机会去祖先居住的地方寻根，甚至我们的祖先是几世入关的我也不清楚。没有想到，2002年的秋天，我已经快八十岁的时候，居然有了一次寻根之旅。

我这个人本来并没有族群观念，这次去寻根，是受到了另外一个蒙古族人的影响，就是台湾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席慕蓉女士。席慕蓉是蒙古族人，她的父辈一代还生活在蒙古草原，所以她的族群故土观念还很浓。

2002年春天我到台湾客座讲学，本来是辅仁大学请我去的，因为我从前在台大教过十几年书，所以台大也要请我去讲。辅仁大学在郊区，但台大在市中心，所以去的人特别多。席慕蓉也去了，席慕蓉成名是在我离开台湾以后，所以我不认识她。她专门到位于南港的“中研院”我的住处来看我，还送给我一本书，不巧我不在住处，没有见到她。我觉得应该谢谢她，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施淑女、汪其楣商量送一本我的书给席慕蓉。施淑女、汪其楣与席慕蓉都很熟，她们说席慕蓉一直仰慕您，还不如见个面。于是施、汪二位就安排我们一起吃饭。席慕蓉送给我的书讲了很多蒙古的事，对故乡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她我也是蒙古人，并给她讲述了前面的故事。席慕蓉听了很兴奋，她问我有没有去叶赫寻根，因为她曾经回到她父母生活过的草原。她说你一定要回去寻根，我那边有很多朋友，我来帮你联系，我也要陪你去寻根。

席慕蓉真的是非常热心，她找她的蒙古族朋友作家鲍尔吉·原野，以及《沈阳日报》记者关杰先生打听到叶赫镇在吉林长春附近的梨树县，并且联络了朋友，陪我一起去叶赫。有一天，我侄子叶言材从日本打来电话，我告诉他要去长春叶赫寻根的事，他也要一起去。他说吉林大学多年以前与他所在的北九州大学有来往，那时吉林大学的校长曾经对他说：什么时候请你姑姑到吉林大学讲学。我侄子看我太忙，就没有答应他们。我侄子以为，这回我们去长春，如果不告诉吉林大学，恐怕不大合适。所以他就告诉了吉林大学我要去叶赫寻根的事。吉林大学听了很高兴，他们请我先到吉林大学讲学，然后负责带我们去叶赫寻根。恰巧我以前为了办理我家祖居的事，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喜爱古典文学的友人，他是吉林大学校友。听说我要去吉林和长春，他对我说，他认识一些在那边统战部和宣传部工作的人，一定也会欢迎我们去。于是我们这次到长春，就有了三个接待的单位。此次寻根之旅能如此顺利，首先要感谢吉大、统战部、宣传部这三个接待单位。

我们是9月24日去的，我是上午十点从天津南开大学出发的，十二点到北京老家。侄子叶言材已经在家等着我，席慕蓉也已经到北京，我们约好下午一点多在北京机场见面，乘同一架飞机前往。下午五点多到长春。一下飞机，正赶上西天的落日，也许是地理、气候的原因，太阳又大、又圆，很红、很美，呈现出一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红红的太阳下面虽然不是黄河，但东北的大漠也很壮观。席慕蓉一看见红红的大太阳很兴奋，对我说，叶先生，您看好美的大太阳啊！席慕蓉说按蒙古文的意思，叶赫那拉就是大太阳的意思，叶赫就是大，那拉就是太阳。这次席慕蓉去长春对吉大是个意外的收获，起初他们只知道叶嘉莹和侄子去寻根，没想到陪着一起来的是这么有名的大作家，他们很兴奋，请席慕蓉也讲一次，席慕蓉为人很热情，她立即就答应了。

2002年与席慕蓉（右）在叶赫河畔合影

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吉大上午安排我们参观伪满皇宫和办事处，下午讲演。因为我年岁大，下午他们让我先休息，让席慕蓉两点钟讲，四点钟我再讲。可我这个人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不但喜欢讲，也喜欢听别人讲。所以我说我不休息，我也要听席慕蓉讲演。席慕蓉的读者真的是很多，因为是临时安排，教室不是很大，所以到处都站满了人，真的是人山人海。席慕蓉说，多年以前，她的一本书在这里发行，她来签名，一直签到要上飞机还没有签完，心里觉得很抱歉，很遗憾。这回她对大家说，今天讲演后，我一定给你们签名，但你们一定要排队。席慕蓉讲演的题目是《原乡》，讲她对蒙古的特殊感情，极为真切感人。最后，她提到了我昨天晚上说的一段话。原来头一天吃饭的时候，有人问我学古典诗词有什么用处，我说古典诗词所写的是古代的诗人对他们生活的体验，对他们生命的反思，我们在读古典诗词时，使我们的心灵与古人有一种交会；在这种交会之中，我们除了体验古人的生命和生活，我们自己也有感动和兴发，在我们与古人的交会中感受我们自己当下的存在。席慕蓉说这话说得很好，所以她在讲演最后就说叶先生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我已经说不清了，你给大家说说吧。我就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席慕蓉下午的讲演结束后，吉林大学本来的安排，席慕蓉讲完就是我讲，可是找席慕蓉签名的人很多，她是欲罢不能。我就说，不如先休息，等一下早点儿吃饭，晚间饭后我再讲演，吉林大学同意了。

我讲的题目是《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看词的美感特质》，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提出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持人限制了学生，我没有能完全回答。

9月26日，我们才去寻访叶赫。从长春一路开车过去，进到叶赫镇时就看到，不管什么单位，像加油站、小饭馆等等，都写着叶赫的字样。负责接待我们的人把我们带到一座崭新的叶赫城，我们都很诧异，一问才知道原来不久以前，为了拍电视剧《叶赫那拉的公主们》，新建了这座新城。来到这座新城，发现城里都是四合院，有的规模大一些，有上下两层，楼上还有栏杆，据说是公主住的地方。其他旁边的房子里，有很多塑像，其中就有叶赫第七代首领清佳弩和扬吉弩的塑像。席慕蓉和我侄子就怂恿我与清佳弩的塑像合影留念。这里也有金台石的塑像、叶赫那拉公主们的塑像等等。叶赫那拉的妇女都是能征善战的，电视剧《叶赫那拉的公主们》表现的就是这些妇女为叶赫那拉部族所做出的贡献。在部落内部，她们参与决定家族的事务，到了战场上也是主力；遇到对外交涉需要和亲时，她们又很委屈地被送去和亲。

吃过午饭，我们去看叶赫古城遗址。叶赫古城坐落在叶赫河畔，东、西两座城隔河相望，西城在叶赫河西，依山而筑；东城地处叶赫河东依山靠水之间的台地，夯土而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叶赫河是很漂亮的，她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到叶赫城这里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环山湖。在东北找到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是很不错的，这里的自然条件好，物产也很丰富，除了玉米、高粱等传统的北方作物以外，还可以种水稻。因为有河，鱼也很多，我们吃午饭时，他们就做了好多种鱼。我这才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移居到叶赫河畔。据说这里的风水也非常好，是一块凤地。据说，龙地出杰出的男性，凤地出杰出的女性。

叶赫古城的遗址就像我以前去新疆经过的阳关古长城遗址，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我既然到了这里，当然要上去。因为路不好走，他们怕我这么大岁数摔着，就前边一个人牵着我的手，后边一个人牵着我的手，把我拉了上去。

这是一座四百多年前的古城遗迹，在上边我看到有许多砖头瓦块，我带回来一块砖头、一块瓦片。瓦片的底面有细细的布纹，叫布纹瓦，布纹瓦是叶赫城建筑的特色。我们来到的是叶赫的东城，就是金台石战死的地方。9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叶赫东城的遗址上长满了茂密的玉米，风吹过来哗哗作响。在这里我们隔河向西遥望，远远的还有一个高高的土堆，那应该就是西城的遗址了。此时正是黄昏时分，叶赫西城遗址在落日的余晖下给人一种禾黍苍凉的感觉。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真的跟《诗经·黍离》说的一样，有无限沧桑之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遥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虽然我说过我没有族群的观念，但找到了叶赫，我还是很兴奋、很激动的，所以带了一些古老的砖头瓦块回来做纪念。叶言材还带回来一瓶叶赫河水。

因为叶赫部曾经在伊通居住过，我在访问了叶赫的第二天，又访问了伊通。在伊通，我参观了满族民俗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许多满族的服饰、家具和摆设。虽然说我的祖上从清初就入关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已经是完全汉化的家庭，但我家毕竟是蒙古裔满人的血统，所以生活习惯上依然保留了一些满人的习俗。我个人对此也有着潜在的感情。当我看到这些具有满人特色的陈列时，就想起了我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的老家。满族妇女梳的“两把头”我在祖母的照片上看到过，博物馆中摆的条案，帽筒和我家里用的一样。

西方心理学讲，人总要有个认同，有个归属，才感到心安。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认同北京察院胡同老家是家以外，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是临时的，是宿舍，现在我所认同的北京老家已经被拆掉了，我已经失去我最亲切的、伴随我成长的根。这次叶赫之行，我找到了祖先生活的地方，寻到了更遥远的叶赫的根。

第二章　少年读书

一、儿时趣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住在东厢房，当时我并没有留下记忆。当我有了最初的记忆，都是关于西厢房的。所以我在《叶嘉莹作品集》的序言中说我出生在西厢房，后来我的堂兄纠正了我，说我出生在东厢房，后来才搬到西厢房的。堂兄这一说，使我想起一件事。小时候，母亲、姨母在一起聊天，说我小时性格倔犟，要做什么就一定非要做。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母亲铺好了被子要睡觉，母亲给我摆枕头的时候，我就认为母亲摆放枕头的地方不对，于是大哭不止。母亲就不停地纠正枕头的位置，我一边哭一边说：“里边一点……外边一点。”母亲始终不理解里边与外边是什么意思，所以总是摆不好。直到伯父来了，才理解是枕头与被窝的位置。大家后来得出结论，说我脾气很犟。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东屋。但当他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有所不懂，我记得小时在西屋为什么事情发生在东屋呢？后来堂兄一说，我才终于明白，原来以前伯父和父亲是在东屋、西屋轮流住的。

大人们还说过我小时候另外的故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唐诗，大人就让我给客人背诗。背的是什么诗我都不记得了，但大人们还记得，说是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坐愁红颜老了？”我那时当然不知道。小孩子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有一次我到北京，老舍的儿子舒乙办了一个学习古典文化的学校。用了叶圣陶的名字，叫圣陶学校。他们带我参观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住校，除了常规的课程，还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千字文》、《百家姓》等一些中国古代经典。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而且要求背得非常熟。我就问孩子们背诵的这些书什么意思，孩子说老师没讲。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样的，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是符合小孩子这个阶段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小孩子的理解能力差，而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小孩子记忆力强的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等他理解力发达了自然会懂得，将使他受益终生。

后来我家外院的五间南房租出去，新来的房客姓林，他家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儿，排行第六，我叫她六姐。而我出生在阴历六月，那是个荷花盛开的日子，家里给我起的小名叫荷，她就叫我荷姐，从此我就有了玩伴儿。我家是旗人，有许多旧的旗人衣服、鞋子。旗人的鞋底很高，有花盆底和元宝底两种。一般来说，花盆底是年轻妇女穿的，元宝底是老年妇女穿的。但有时年轻妇女为了方便，在家也穿元宝底的鞋。在我家大衣柜的底层，存有这样一堆鞋子。六姐喜欢打扮，一天她跑来找我玩，就把这些鞋子翻出来，她穿一双，我穿一双，还弄了一个纸卷，做个像旗人梳的“两把头”。那些衣服很简单，没有什么装饰，六姐就拿个剪子，把我穿的一件短袄，剪了许多穗子，成了一条条的。晚上，妈妈看见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你们这玩儿的是什么游戏，怎么把衣服都剪了。

祖父管我们很严格。比如，有客人来了吃饭，小孩子是一律不许上桌子的。孩子们就在旁边摆一张小桌子吃，不许上大人的桌子。可是有一次有客人来吃饭，不知为什么把我弄上了大桌子，问我吃什么，我从小就不大计较，就说给我什么就吃什么。

小时候的故事还有许多。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祖父说我错了，非让我认错，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是在祖父的权威面前我也不肯让步，就跟祖父说：我错在哪里，你给我讲讲理。我母亲看我不认错，就在屋里打我，逼我认错。我就是不认错，坚持要祖父讲理。祖父在窗外大发其火，说这么小的孩子坚持不肯认错，一定是打得不够。那意思是说我母亲没有真的打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可我依然不让步，母亲真的发狠打我，当然也是为了打给祖父看。小小的脸蛋，到了第二天都没有消肿。恰好，第二天外婆家来人，看到我的脸，就说我母亲，怎么可以把孩子打成这样。可见我小时候脾气真的是很犟。其实小时候的这两个故事，已经表现了我一生的性格，我对于吃什么穿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是不大在意的；而对于是非道理这样的原则问题，就是要坚持，不肯让步。

祖父认为我性格太倔犟，就对我母亲说，这个女孩子太犟，不能让她到外面去读书，否则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管她了。结果，我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祖父就去世了，他也管不了我了。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到小学去读书，那是另有缘由。

二、幼年读书

小时候，我跟父亲学习，当时叫认字号。我的父亲字写得很好，他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把字写出来，如果有一个字可以读多音的破音字，父亲就用红色的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在这个字的上下左右画上一个个小红圈。

例如：如果“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去声，像“树”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小红圈；如果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上声，像“蜀”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小红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入声，像“朔”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小红圈；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另一个入声，像“促”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上一个小红圈。因为“促”这个音的读法与用法都不大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我，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的句子，“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

父亲叶廷元

当时我对这些深义虽然不大理解，但父亲教我认字号时那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学习，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在我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把这种破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父亲告诉我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通过词尾的字母变化来表示，例如：learn这个词就是通过词尾的变化learning/learned来表示它不同的词性，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所以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因此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另外，在我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所临摹的一本小楷的字帖，写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叙述的故事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和谐委婉，因此我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读诗的兴趣。

父亲虽然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没有把我送到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儿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典诗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一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就为我和大弟嘉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就是我的姨母。所以说姨母就是我和弟弟的启蒙教师。第一天开始上课，我家还举行了拜师仪式。而且不只是拜老师，还设了一个木头牌位，上面写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我跟弟弟都给孔子的牌位磕了头，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给孔子磕过头的。目前看来，这些可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人不能无所畏惧，什么都可以做，想怎样就怎样。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我们用的课本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姨母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一个大概，然后让我们去背。

那时，我们每天下午跟姨母学习语文、数学和书法，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时间。上午，我们做昨天的作业，昨天的《论语》读到哪儿了，要把它背下来；昨天留的数学题，都要做完；大字、小字各应写多少篇，也都要写完。午饭以后，姨母就来了，再上新课。每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此外，父亲有时也教我们几个英文单词，学一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s，three four close the door”之类。他认为只学中文是与时代不相符的，为了帮助我们学英文，父亲还给我们买了一个学习英文的玩具，里面都是英文字母。谁能够先拼成一个英文词，谁就赢，我与弟弟就玩这样的拼词游戏。当时祖父已经去世，我应该是七岁左右。

有一次，我以前的学生方光珞到南开来讲学，我们一起去吉美百货楼上吃饭。那里有排特殊的座位，桌子就是普通的桌子，可是椅子却像秋千一样吊在那里，方光珞也想坐在那里，可是很多客人都觉得好玩，已经坐满了人。这使我想到，人生真是各有得失。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孩，管得很严，不许出去玩，我小时候没有荡过秋千，一般女孩儿玩的游戏，我都不会。冬天北平很冷，北海、什刹海都结了冰，许多男孩子、女孩子都去溜冰，我也不会，因为家里没有放我出去过。像女孩子玩的抓子儿、踢毽子，那时我根本没见过。我真的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去读书了。

我父亲是北大英文系毕业。在他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新成立的航空署工作，航空署就是后来的航空公司的前身。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刚刚开始，而西方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就需要参考西方航空业的经验，于是就要把西方的有关书籍翻译成中文进行学习。因为飞机在天上飞，要从星座上了解飞机的方位，所以父亲也要看这方面的英文书。我当时虽然不懂英文，但也翻看父亲的这些书籍，主要是看那些星座，因此对一些星座有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一个还没有污染的时代，北平的天空十分明净。晚上，天上的星星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唐诗三百首》中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当时的北京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每到夏夜时分，即使天色很晚，我也不肯回到房子里去，坚持要在屋外乘凉。除了屋内闷热以外，外面的天空的景色也确实诱人。我有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有时躺在凉席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不肯离开。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订了一份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我清楚地记得关于罗马庞贝古城的介绍，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亲自去看看。一直到1971年我四十七岁时才有机会去欧洲，把这些地方看了一遍。

我在家念书念到差不多十岁应该上五年级时，父亲说应该到外边去念书了。当时我家附近有个教会学校叫笃志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教英语，因为父亲一直主张学英语，就让我们到笃志小学上学，我上五年级，弟弟上三年级。

笃志小学离我家不远，每天我和弟弟走着去上学。那时小学分成初小和高小两部分，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笃志小学的高小是女校，男生高小就去了志诚小学。因为女校没有男生，女生就与女生交朋友，特别要好的女生就称dear。我是在家里长大的，没有上过学，对这些根本就不懂。但是自从我在教室里参加入学考试时，就有许多高年级的女同学跑来看，她们就是来选朋友的。我被高年级的两个女生看上了，一个是初二的叫高文玲，一个是小学六年级的姓董，好像叫董玉琴。这两个人的性情完全不一样。那时，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来过，所以很害羞。董同学总是带着我到处去，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家，还被她家的狗咬了一口，幸亏是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没被咬伤。而高文玲则不然，她总是和我谈功课谈学习。可是，后来我跟这两位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1992年冬与杨振宁（右）在南开大学专家楼叙旧

很多年以后，杨振宁先生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在南开祝寿，他一定要让我讲几句话。我到台上说：今天来参加杨振宁先生寿宴的都是物理学家，有杨先生的同学、同事、同行的学者，而我是学中文的，但我可以和杨先生认一个“半同”的关系，因为他所上的崇德小学和我上的笃志小学是同一个教会办的，是兄妹学校，男校叫崇德小学，女校叫笃志小学，而且，他上崇德小学时正是我上笃志小学的时候。那次祝寿会上，我还写了几首诗送给杨振宁先生，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卅五年前仰大名，共称华胄出豪英。过人智慧通天宇，妙理推知不守恒。（《杨振宁教授七十华诞口占绝句四章为祝》其一）

这里说的卅五年前是1957年，我正在台湾教书。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教授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传开后，所有华人都为他们骄傲。物理一下子就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当时我教过物理系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记得我为他们讲唐五代小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引申的联想。那天讲的是韦庄的《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我告诉学生，不要把它仅仅看成是写美女跟爱情的小词。我们每一个人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要知道，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如果你为物理付出了你的一生，最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你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杨振宁教授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更在于他对物理学终身不渝的追求和奉献。

其实，我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时就已经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我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中，正课是“四书”，只是我十分喜欢背诗。在我家里不仅伯父、父亲喜欢读诗，伯母、母亲也都读诗。但是女人读诗不像男人那样大声诵读，而是低声吟哦。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我的是伯母。伯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按着《唐诗三百首》编选的顺序来教的，其实她也不教什么，就是让我背。《唐诗三百首》是按体裁编的，五言古诗，五言古体乐府，七言古诗，七言古体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乐府绝句，七言绝句，七言乐府绝句。那时我伯母并没有给我讲这些诗歌的体式，就是从第一首开始念。

不论是伯母教唐诗，还是姨母教“四书”，都不详细讲，都是让我背诵。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很有道理的。小孩子实际上不需要多讲，应该利用他们记忆力强的优势，让他们多记忆、多背诵。而“五四”以后新式教学，主张小孩子不懂是不该背诵的。我的女儿在台湾，新式教学虽也要背诵，而背的却是什么“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见到老师问声早，见到同学问声好”。背这些有什么用处呢？我小时候，虽然似懂非懂只是背诵，可是我觉得这种背诵的古典教学方式是有用处的。小孩子是记忆力强而理解力弱的时候，此时，即使他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如同智慧库，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

其实，按人的智能发展规律来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方法才是合乎人的自然成长阶段的。比如我早年背诵《论语》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逢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诵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犟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世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此外《论语》中有一些论诗的句子，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写文章和讲课的时候，还经常喜欢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这就是我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都曾经受到过《论语》影响的一个最好证明。

真正好的诗词作品，让人家从表面的第一层意思还可以联想到很多层的意思。就像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那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独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所举出的都是宋人的词。王国维接着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王国维所说的不见得是作者的本意。但好的作品，它有很丰富的内涵，你把它背下来，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它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以及对人生体验的逐渐丰富，每个阶段都会有更深入的体会。

我开始背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时并不喜欢，这首诗押的是入声韵，念起来也不好听，诗中讲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人生道理，我那么小当然也不懂。而像“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是我能体会的；像李商隐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也觉得不错，念起来也很好听，嫦娥、银河、烛影、屏风这些词汇也都是我熟悉的，我就背下来，并没有什么深的理解，后来一直也没理会。直到1953年，我到台北二女中教书时，课本里选了一篇《资治通鉴》里的文章《淝水之战》，里面写到前秦与东晋交战，东晋胜利了，获得了一辆苻坚的云母车，想必是车上有云母的装饰。下课后我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在等车时，想到刚刚讲的云母车，忽然间李商隐的嫦娥诗从脑子里跑出来了：“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时距离小时念这首诗已经好几十年，当年纪小时我只是从表面知道嫦娥的故事和屏风、烛影这些具体的物象，可这时我对这首诗就忽然有了另一种体会。因为我已经过了患难，才真正懂得了李商隐这种孤独、寂寞、悲哀的感觉。诗里这些丰富的内涵，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就是要把小孩记忆力强的时期利用上，让他背诵下来，只要他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时都会有所体会，随时都会有所升华。

我小时读诗也是喜欢那些声律好听的、意象优美的诗句，至于那些有哲理的诗也不大懂。哲理诗写得最好的是陶渊明，我小时没有读过，也不知道如果读了会不会喜欢。陶渊明的诗是我上大学时跟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念书时才开始读的，顾随先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我也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陶渊明，并为之倾倒。陶渊明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同样是哲理诗，你把陶渊明的诗与张九龄的诗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不一样。张九龄是把人生的哲理用智力安排出一些形象而表达出来：“兰叶春葳蕤”是说兰花的叶子春天长得很茂盛；“桂华秋皎洁”是说桂树的花开在秋天也很有光彩；“欣欣此生意”是说四时的每一种草木，都有它生命的力量，它都能把自己生命的力量表现得很美丽；“自尔为佳节”是说每一种草木都各有它表现出自己生命力量的适当时节，都能欣欣向荣地把自己的生命表现出来，这是它本身，本身的生命，本身的光彩；“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你哪里知道有些在山林隐居的人，喜欢兰桂的这种芬芳、这种美好，就把兰花或者桂花折了，拿到家里放到花瓶里养起来了；而张九龄就说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自己开花那是它本来就有的一种芬芳，自然在生命中就展示它的这种芬芳，它的芬芳不是因为你要欣赏才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这个道理其实很好，我长大了当然也都懂了。但这首诗只是把一个哲理用形象给表现出来了。

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是一首很好的诗，说这半亩大的一方池塘像镜子一样，天光、云影碧波摇荡，问一问这水为什么这样清澈，因为这水不是死水而是有源头的活水。人也是要有源头的活水，就是你的生命要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成长。这些道理当然是很好，但只是在说一个道理。

而陶渊明不是这样，陶渊明是结合了自己的人生体会，有一分诗意的感情，他的哲理诗，写得非常好。我们来看他的《饮酒诗》中的一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有他人生的体验，有一份感觉和感情在里面，不只是由理性安排出来的形象的象征和寓托。有的咏物词是出于理性的安排，是由思想把形象跟意思配起来的，而陶渊明不是，陶渊明真是有他生活的经验、他的体会、他的感情在里面。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确实在那时黑暗多歧的仕途中，有过一段彷徨的日子，但是他没有在黑暗中迷失自己。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他以知命的委顺，泯没了悲苦；他以知止的固执，超越了迷途；他以闪烁着智慧的灯火，照亮了他的四周，终于找到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息之所。于是陶渊明欣然地从他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了种种可赏爱的人生妙趣，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际，悠然吟出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诗句。

这首诗中的两句“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写得真是美，而且“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更是非常使人感动。

三、中学时代

我在笃志小学只读了五年级一年，第二年我家附近的教育部街新成立一所中学，叫市立第二女中，各年级都招，而且也招同等学力的，隔壁邻居家的女孩要去考，我也跟着去了。结果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初中。那时父亲工作的航空公司办事处设在上海，所以他常年不在家。但父亲要求我每两周都要用文言文给他写一封信，到初中二年暑假“七七”事变这一两年期间一直坚持，这使我的文言写作有了更多的练习。直到抗战爆发，父亲去了后方，才中断了书信联系。

我喜欢读诗、写诗主要都是受了伯父的影响和培养，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书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

常言说“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虽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中，生活经验极为贫乏的少女，但从我的知识初开的目光来看，春秋之代序、草木之荣枯，种种景象都可以带给我一种感发和触动，于是我家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一一都被我写入了我幼稚的诗篇：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秋蝶》）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咏菊》）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咏莲》）

1935年我考上初中以后，作为奖励，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开明版的《词学小丛书》，还买了一套所谓“洁本”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我当时最喜欢读的是《红楼梦》，对大观园中诸姐妹吟诗填词的故事极感兴趣。《词学小丛书》中所收录的作者与作品很多，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有两种著作，一个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个是纳兰性德的《饮水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使我对词的评赏有了初步的领悟；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使我对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虽然伯父和父亲很早就教我诵读唐诗，我早在考入初中以前，就学着试写一些短小的绝句，但是伯父和父亲却从来没有教过我读词和填词。我自己也曾经读过一些五代和两宋词人的作品，可是从来没有我自己也要写词的念头。当我读了纳兰性德的这本《饮水词》，从开篇第一首《忆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开始，我立刻就被这位词人的作品吸引住了。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对词的优劣做出任何品评，只是觉得这位词人的作品似乎比我以前读过的那些五代两宋的词更为清新自然，使我感到更容易接近。于是我一口气就把《饮水词》读完了。我那时记忆力很强，《饮水词》中的一些小令，几乎可以过目成诵，于是那天然的口吻和流利的声调，就引得我跃跃欲试，这些小令的声律与诗又大体差不多，所以在吟诗之余，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填写起小词来了。当然还有伯父的鼓励，更增加了我填词的一份兴趣。我早年所写的一些小令，确实是受到过《饮水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的时代。

初中毕业 | 1941年高中毕业前摄于北京

我向来不喜欢早睡觉，有时当然是为了学习和写功课，有时也看一些小说等闲书。闲书看得很杂，像“四大名著”、《七侠五义》、《小五义》我都看，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母亲有时睡了，一觉醒来看我还亮着灯，就说：黑更半夜都两点了还不睡觉。我家原来也是点油灯，那油灯是一个金属的底座，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这种油灯点着以后有时会冒烟，时间一长灯罩就熏黑了，需要常常擦。我们就用一个木头棒子，头上绑上棉花，在玻璃罩子里面东转西转，把它擦干净。后来家里装了电灯，就方便多了。反正不管是电灯还是油灯，听到母亲叫我睡觉，我就熄了灯，拿个手电筒躲到被窝里接着看。

初中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初二国文的纪清漪老师。那是1936年，当时她是相当左倾、革命的。上课的时候，她讲抗日，讲革命，真是慷慨激昂。日本军队一进城，她就不见了。大约1996年前后，在北京女二中校友会上，我的一个校友告诉我纪老师还健在，我们就一起去看望了她，已经九十多岁的人了，还是那么有精神。虽然腿脚行动不方便，但头脑还很清楚，说话还是那么响亮。

初中二年级时还有一位教英文的姜老师非常好，我的英文如果一直是他教，肯定比现在好。因为他教英文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还不只是背，一定要我们用英文写作文。考试也是一样，也要写英文作文。可惜姜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人占了北平，取消了英文，改学日文。因为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学，当然也就不好好学。教日文的老师是从东北请来的，教了一个学期以后，老师要接着往下教，可是我们都说前边的还不会，只好从头来，总而言之，日文根本就没好好学。后来恢复了英文，每周也只有两节课，换了一个年轻的老师，上课时说说笑笑，不大认真，所以我的英文基础就没有打好。

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锺一峰的老教师来教我们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我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我不仅喜爱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同时也还喜爱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我在课堂上还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

高中二三年级的国文老师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叫王鸿逵。他上课的时候很害羞，也不敢看同学。因为我国文好，所以对我印象颇深。前几年我到台北讲学，报纸上发了消息，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爷爷是我的老师，想要见见我。就是这位王鸿逵老师。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他，是台大教授林玫仪夫妇陪着一起去的，还录了像。

高三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上大学国文系，西单牌楼附近成立了一个国学班，讲《诗经》、《书经》、《易经》和《左传》。我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就去国学班学习。记得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那时年轻人写诗的已经不多了，他看了我的诗很高兴，在批语中曾经称赞我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其实，我高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还不是语文老师，而是数学老师萧佩荪先生。他讲的大代数、解析几何，真是清楚，我非常喜欢，也下了不少工夫。常常做习题到很晚，数学成绩也很好。可以说，高中阶段，我的精力都放在数学上了。因为我从小国文底子很好，所以中学国文课对我影响不大，中学时代我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数学。当然现在我已把那些数学公式全忘光了，不过，我相信学数学时所习用的那些推理和思辨的方式，对我也仍是有影响的。

四、关于我早年写的作品

一个人在少年阶段，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形成，对一切知识充满了新鲜的感觉。等你年龄大了，一切都司空见惯了，看到四季的更替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可是当你第一次注意到花开花落就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所以我小时写的诗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一些事物。中国的传统都说，诗是见灵性的。从小孩子脱口而出的诗句，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看到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古人传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人出题对对子：“风吹马尾千条线”，有人就对“雨打羊毛一片毡”，对得平仄一点也不错，很工整，但“雨打羊毛一片毡”就是那种很凄凉的样子，飞不起来；然而另外就有人对“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气象就不同了。《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一次女诗人谢道韫家里聚会，外边正在下雪，有人问他们兄弟姐妹“大雪飘飘何所似？你们作一句诗来形容一下”。谢道韫的一个兄弟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大家都称赞她，所以后来称女子有才就说有“咏絮”之才。其实我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雪，那种霰雪介乎雨雪之间像小冰粒的雪可称撒盐，而大片的鹅毛大雪可称柳絮。

虽然我从小是关在家里长大的，很少走出家门，但从初中就经历了抗战的乱离，父亲离开了家到后方工作。五岁时祖父去世我也是记得的。尤其是我母亲的去世，给我的打击更大，因此我对死生离别有很深的印象，很早就认识到人生的盛衰、生死、聚散的无常。当然每一个人的感触、认识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我小时写的诗，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对人世空观的认识。当然也不能说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空观，那时我既没有学过道家的哲学，也没有学过佛家的哲学。但因为我很小就对人的死生无常有了认识，所以我对身外之物的得失都不大在乎。有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太马虎，什么都不懂，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天性如此吧。

我的诗集里第一首诗是《秋蝶》，祖父去世后，伯父母搬进了北房，就在北房前开了一个小花池子，种了很多的花，母亲在西厢房靠南墙边上也开了一个小花池子，也种了很多花草。当然有花开，就有蝴蝶飞来，我看到秋天的蝴蝶，就写了《秋蝶》：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口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几度惊飞欲起难”，因为秋天的蝴蝶快要僵死的时候已经飞不起来了；“晚风翻怯舞衣单”，蝴蝶的翅膀就是它的舞衣，在傍晚的寒风中更显得单寒；“三秋一觉庄生梦”，三秋就是深秋，不是庄子说他梦中变成蝴蝶了吗，所以深秋以后好像庄生的梦就醒了；“满地新霜月乍寒”，秋天是白露为霜，就是说一个生命的消失，一切归于空无。

二是我对于大自然，对于万物有一些同情，有一些关怀。顾随先生常常说，诗人要有一种关怀的心，还不只是对人世的关怀，也包括对自然的关怀。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竹子不仅挺拔而且冬天依然青翠不凋谢，中国人认为竹子是坚贞品节的象征。那时北方很少有竹子，可是我初中有个同学家里有竹子，她就给我挖了一段带着一个芽的竹笋，种在母亲的花池子里。其实竹子很容易生长，繁衍很快。一两年的时间，就滋生了很多，成了一大丛竹子。我们住的西厢房是三间，母亲住靠北的一间，我和大弟住在靠南的一间。母亲的花池子正在我的西窗下，所以我的诗里写了很多西窗的事。古人的诗里也总是写西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到了深秋，母亲种的花都零落了，只有我种的颜色青翠的竹子还是绿色的，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记得年时花满庭”，记得年时就是当年春夏的时候，院子里开的都是花；“枝梢时见度流萤”，夏天我常常在院子里看星星，也看萤火虫，在花梢常常看见有很多萤火虫飞来飞去；“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现在花都落了，萤火虫也都没有了，我所写的还不是说你们都枯干了消失了，我种的竹子还很挺拔，值得骄傲。“忍”是“岂忍”、“不忍”之意，我是说“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你怎么能够忍心对着西风一个人这样青，要青就应该让大家一起青才对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并没有用什么心思造作，这些诗句就是很自然地自己跑出来的。

三是我对于荷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写过一首诗《咏莲》。我是六月初一的生日，家里的长辈认为，这正是荷花的生日，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荷，莲花是荷花的别名，所以我一向对于荷花、莲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虽然自从祖父去世后，我们院里的荷花缸里已经不再养荷花了，但是北海、后海、什刹海还到处是荷花。荷花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尔雅》里说荷花也叫芙蓉、菡萏。管它叫“莲”还是叫“荷”，不同诗歌的情境中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李商隐写嫦娥，有时也叫姮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用的是嫦娥，“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用的是姮娥。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说她是嫦娥，什么时候说她是姮娥，与你这首诗前后的语言、文本以及这首诗的情境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当然是现在我这样讲，其实小时候作诗都是靠直觉。诗总是凭直觉写出来的比安排选择而写出来的更好，但是给学生讲课不能不讲这种选择，不能不用理性去分辨，其实最好的创作是没有理性的。我小时也没有人讲过修辞炼句，我自然就用了“莲”。为什么呢？因为莲给人一种联想，莲是与佛经有很多关联的，其实我也没有看很多佛经，这都是直觉。因为那时北京有很多庙，虽然我没有看过佛经，但我知道莲花与佛教有关，你如果到庙里去就会看到，佛像都是坐在莲花台上的。我还念过李商隐的一首诗：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苦海迷途去未因”，佛教总是说人生是苦海，人生有各种生老病死的苦。人在苦海中迷失了自己，既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未来，所以说“苦海迷途”。“去未因”中的去是过去，未是未来。你对于你的过去或者未来其实不知道，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到现在，自然科学家一直都在探索宇宙生成的起因，宇宙是从哪里来？宇宙、星辰、大自然的运行如此之有规律，人类、万物都是从哪里来？人死后如何？都是大家追寻、大家要求解答的问题。宗教尝试给人一些解答，有人觉得可信，有人觉得不可信，所以说“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西方的佛教东传，那么这种佛法东传又经过多少年多少变化了。佛经上说“微尘”是微尘的世界，世界上的劫变。人类的世界如此，你个人的生死也是如此，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劫变，所以说“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人类已经有了这么长久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都是想要追求一种和平美好的生活，那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当今世界上，科学也很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人类并没有完全幸福安乐。特别是美国“九一一”变故之后，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常常想，什么时候人类能有一个真正的觉悟，就像李商隐诗里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莲花在佛教里是清净、美好的，他说什么时候大地都变成一片莲花的世界，这“百亿莲花”还不说，而且“一一莲花见佛身”。每一朵莲花上都坐着一个佛，都是一个菩萨。什么时候能真正有这样一个祥和的世界，这是李商隐的诗。

我这个人很奇妙，我读《论语》记了一些人家都不记的句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读李商隐的诗，也不知为什么，就把上面这首诗这些句子都记下来了。那时我也很小，并不懂得多少高深的道理，只是本能地记住了。我自己的小名叫荷，荷就是莲，所以我就写了这首《咏莲》的诗：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李商隐说“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什么时候世上到处都是莲花，都是清净、美好、芬芳的世界。而我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把他给否了。

“植本出蓬瀛”是说莲本是从蓬莱海上瀛洲的仙山长出来的。“淤泥不染清”，莲出淤泥而不染，虽然是从淤泥中生长，不管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但它清净的本色没有改变。“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并没有佛教的信仰，我家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叫我们读孔子的书，好好做人就是了。孔子是一个智慧的人，孔子是讲人世间的伦理道德修养。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鬼神之事，孔子也没有否定说没有，但你又不能证明，所以孔子就不说。只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也没有否定，孔子只讲人间。佛教是说人通过修行可以成佛，李商隐说“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而我说“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世人是不是能成佛，佛是不是有，是不可知的。既然佛都是不可知的，佛还要来度化众生，众生真的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度化，所以我说“何以度苍生”。既然如来都是虚幻的，怎么样才能真的度脱众生于苦海呢？我也不知道小时为什么这样说，那时我也不一定有这么复杂的思想，当时北平正沦陷于日寇统治时期，到处充满着悲痛和苦难，我想我是身处在那个环境之中，完全是出于本能写出来的。

当年母亲在花圃里还种过许多菊花，有大朵的，也有小朵的。菊花比别的花凋落得晚一点，我常常观看这些菊花，还写下一首《咏菊》：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不竞繁华日”，菊花开得比别的花晚，当万紫千红的时候它不跟人家争；“秋深放最迟”，春天桃李盛开之时它不开，即使到了深秋时也是开得最晚；“群芳凋落尽”，当所有的芬芳都凋落时，“独有傲霜枝”，菊花才显出可以经霜耐寒的特性。

这些都是小时写的，大都是以我家院子里的景物为素材写下来的。等到长大了，走出了我家的院子，看了很多外边的事情，开始写了一些有人事内容的诗。

我平生的第一个打击就是母亲去世，我写了《哭母诗》八首，这些诗在前面有记载。抗战时期父亲在后方多年没有消息，直到母亲逝世后才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我写了一首《咏怀》诗：

高树战西风，秋雨檐前滴。蟋蟀鸣空庭，夜阑犹唧唧。空室阒无人，萱帷何寂寂。自母弃养去，忽忽春秋易。出户如有遗，入室如有觅。斜月照西窗，景物非畴昔。空床竹影多，更深翻历历。稚弟年尚幼，谁为理衣食。我不善家事，尘生屋四壁。昨夜雁南飞，老父天涯隔。前日书再来，开函泪沾臆。上书母氏讳，下祝一家吉。岂知同床人，已以土为宅。他日纵归来，凄凉非旧迹。古称蜀道难，父今头应白。谁怜半百人，六载常作客。我枉为人子，承欢惭绕膝。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苍茫一四顾，遍地皆荆棘。夜夜梦江南，魂迷关塞黑。

我觉得早年写的诗那真是真挚，就是自然的感发。我考上初中那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开明书店出的《词学小丛书》，很厚的两本，南宋那些艰深晦涩的词我根本不懂，不会欣赏。我喜欢纳兰性德的词，纳兰性德很年轻就死了，所以他的作品写作时也很年轻，他写的词很容易懂。我就开始写一些小令，因为会作诗的人写词也不难。后来在我的生活中很多事件发生了，我也常常填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我还填过一首《浣溪沙》：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因为我住在西屋，常常看见落日的余晖照在东屋的屋脊上。有一次在夏秋之间，下了一场雨，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我就写下了这首词。“屋脊模糊一角黄”是说黄昏时分，东屋屋脊上有一片落日的余晖。“晚晴天气爱斜阳”，傍晚雨后斜阳的光影很美丽。站在这样美丽的光影下，我看见“低飞紫燕入雕梁”，黄昏时也是燕子归巢的时候，燕子飞得很低，当然我家只有屋檐并没有雕梁，我是为了押韵这样写的。“翠袖单寒人倚竹”，我家的西屋门外就是我种的竹子，这是写实。杜甫说“日暮倚修竹”，因为有杜甫的诗作为文化背景，当然就有一种品格的象喻。“碧天沉静月窥墙”，雨过天晴，一片碧蓝的天空，非常地安静，月亮刚刚从东屋的屋脊升上来，照在我家西南的院墙上。面对此情此景，很难说出是一种什么感情，所以我说“此时心绪最茫茫”。有的心情你可以说出来，比如我给母亲送殡回来“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这种感情比较具体。但有时的心情很难说，很难具体地说出是欢喜还是悲哀，是快乐还是忧愁。

这是我在没上大学前写的，当时写的诗都是很直感的，比较单纯。可是上了大学以后，受了有关诗词的教育以后，知道了诗词里的喻托，一些知识跑到头脑里，对诗词的境界有了反省，修辞方面虽有了进步，却再也写不出像小时候只是凭自己的直觉，那么单纯的小诗了。

第三章　恩师顾随

一、辅仁大学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国民政府从上海迁转后方，当我从高中毕业时，父亲与家中断绝音信已将近四年之久，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虽然我在高中读书时成绩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发展，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但在报考大学时，却费了一番考虑。因为当时我不能决定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报考医学系是从实用方面着想，报考国文系则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最后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是由于两点原因：一是由于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的控制，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仁大学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二是由于辅仁大学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京大学的招考和放榜在后，我既然已经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根本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道路上的终生命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始终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1941年秋天开始了我在辅仁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辅仁大学的校长是陈垣先生，文学院长是沈兼士先生，国文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这位著名的学者聘请了多位有民族气节的专家学者来教育学子，而学生也多是不愿意上被日本人控制的公立学校的。在当时的环境中，辅仁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余嘉锡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国学家，他是搞目录学的，写过《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余先生是很传统的，非常严肃，也很有意思。他留着白胡子，绝对不苟言笑，讲课时是正襟危坐。写黑板时，站起来转过身去方方正正地如松而立，在黑板上写上规规矩矩的行草，四个字一行，四个字一行，绝不乱写，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他是湖南人，口音很重，一开始我都听不懂。他说“读书”，我听见的是“读须”。还有几位老师学问也很好，例如教我们经学史的刘盼遂先生，教我们声韵学的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小说史的孙楷第先生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位教我们戏曲史的赵万里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他是浙江人，口音也很重，我听了很久才听懂他的话。而顾随先生则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中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之一。

194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辅仁大学坐落在北京什刹海地区。什刹海是由西海、后海、前海三个湖泊组成，是个自西北向东南的狭长水面。元代称积水潭，也叫海子。这三个湖泊也称后三海，与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相连组成北京内城庞大的水系。什刹海自古就是北京的一串明珠，历代高僧在这里修寺建庙，王公大臣在岸边筑府造园，各界名人也纷纷迁居湖畔，这里渐渐地成为京城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方。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男女分校，男生的校舍是个新盖的西式大楼，叫穆尔菲楼，位于定阜大街上。定阜大街向东走，过一条马路，有一个浅浅的小沟，沟中并没有水，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石桥，从这个石桥走过去有一个大门，女院就在这个大门里边，也就是恭王府。恭王府东依前海，北靠后海。恭王府的恭王，是道光的儿子，咸丰的兄弟，封恭亲王，名字叫奕訢。民国年间，恭亲王的后代将恭王府和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我这个人跟古典诗词结缘，当然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出生在一个旧家庭，在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长大，大学又跑到恭王府里来念书，受这些旧的环境薰染太深了。

那个时候一进辅大女校门是个非常大的广场，靠门口的一边拦出来一部分做存车处。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是搭乘电车上学。一年后，因我得了全班第一的奖学金，就买了一辆飞利浦牌的女式自行车，此后就骑车上学了。存车处的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是我们的操场。对着这个广场的，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门，这个才是恭王府的门。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它是有几层门，但是绝对有一个正门，是一个大红门，两边还有两个石头的狮子。它至少有三层院落，院落西侧有一条通道，一直通过去，那旁边就是连在一起的一道长长的墙，隔墙都是四四方方的院子，我们就在那些个小院子的厢房里边上课。我们上课的那个小院子，我还记得墙角上种着柳树。每当暮春的季节，柳絮飘飞的时候，我们的教室门窗是敞开的，一阵风来就把柳絮吹到我们教室里面来，那些柳絮就在黑板前边被风吹得转来转去，就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写的《柳絮词》那样的“一团团逐队成毬”。

除了这些小院子，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厅，这个大厅的门上悬着一大块横匾，横匾上有三个大字——“多福轩”，当时被用做女院的图书馆。一进多福轩的大门，对面有一个长台，是图书馆借书的服务台，台后边有几扇屏风，屏风后面是书架，我们就在这里办理借书的手续。大厅里边四面墙上，挂着一块一块写有“福寿”字样的匾额，底下写的名字都是奕訢，可能是他的书法，当时还在那里。前些年我回北京时到母校去参观，看见这里改成了自修室，里面摆着一个一个的小桌子，上面放着绿色的台灯。那些写着“福寿”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图书馆前面的庭院里有一架非常古老的紫藤，枝干很粗大，每年开紫红色的藤萝花，暮春的时候，满架都是紫藤花，很是繁茂。我去的时候看见紫藤依然还在。

西边还有一条甬道，路边有一个小门，走进这个小门，就会看见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子，满院都是竹子，而且是那种很秀气的竹子。这个小院子的一边都是回廊，小院子的小门上有四个字，题的是“天香庭院”。当时就有人说这里就是潇湘馆。

顺着这条西边的甬道一直往里走，在这条甬道的尽头，有一个坐北朝南的长条的院子，东西各有两层楼房，楼下也都有矮矮的栏杆，靠东边的这个楼上面挂着一块匾，写的是“瞻霁楼”，这就是女生宿舍。在“瞻霁楼”的前面，据我的记忆，有一棵很高大的树，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树了，这个树上缠绕的是凌霄花，凌霄花自己没有枝干，都是爬藤，爬到这个高高的树干上去，开满了那种杏黄色的花朵。因为我家在北京，所以没有资格住宿舍。可是等到放暑假了，有些外地同学回家了，就有床铺空下来了，那些没有走的女同学，就把我们住在北京的同学都约去凑个热闹，住到宿舍里去。有时候大家就跑出来在校园中游逛，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就弄点酒，到有花有竹子的地方，找个石头凳子去饮酒，这个情景也有一首词记录下来，用的是《破阵子》这个词牌，小序写的是：“五月十五日与在昭学姊夜话，时将近毕业之期。”这个叫刘在昭的女同学，原是我中学的同学，一同考进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我家住察院胡同，她家住邱祖胡同，都在西单牌楼附近，我们一直感情很好。我们聚会在阴历五月十五，从十五到十九，四天以后写了这首词：

记向深宵夜话，长空皓月晶莹。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尘心入夜明。对酒已拚沉醉，看花直到飘零。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知君同此情。

“记向深宵夜话”，记得五月十五那天的夜晚我们在谈话。“长空皓月晶莹”，天上的一轮明月，五月十五的月亮正圆。“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那时夏天北京有很多萤火虫，树梢上有几个萤火虫飞过，而在水塘里边，常听到青蛙在叫。“尘心入夜明”，“尘”是尘土的尘，白天那么喧哗，人们有那么多烦恼，但晚上你觉得心是安静的。所以说“记向深宵夜话，长空皓月晶莹。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尘心入夜明”。

“对酒已拚沉醉，看花直到飘零”，其实我不会喝酒，但是当时我们还带了瓶酒，大家一起凑热闹，我豁出去了。“看花直到飘零”，已经是夏日了，花都落了，所以说“看花直到飘零”——欧阳修的词“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若是看花，我就要把它真正地看够了，我要彻头彻尾地一直看到它落。尽管它落了，我从头到尾看过它了，也不辜负这一生了。所以人生对酒就应该拚却沉醉，看花就应该从头看到尾——“直到飘零”。“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我说我想要坐着船漂流，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要出国，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一个人不要那么拘束自己。人生你总要有一个开展，所以我说“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这里的“肯”字，是“岂肯”、“不肯”的意思，我们怎么肯为这世俗的名利误此一生，你应该好好活一辈子。“知君同此情”是说我知道你跟我有着同样的这种感情，同样的这种感觉。

我们女院从西边前门出来就是定阜大街，通向辅仁大学男院，如果从另外一个后门向东边拐过去，就是后海。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住在辅仁大学东边南官坊口，离前海不远。所以我跟同学们下课以后可以散步到后海，有时也到我的老师的家里。那时什刹海还有很多芦苇，我离开了北京以后常常做梦，有时梦见我跟刘在昭同学下课后一同去拜望我的老师。有一次梦到我们出了女院后门走到什刹海附近时，看到里边长满了很高的芦苇，我和刘在昭怎么也无法从这片苇丛中走出去，这条路总是不通的，然后就突然惊醒，怅然好久。这样的梦，我做过不止一次，我曾经写过“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的诗句。有时候还梦见我做学生在听课，有时候也梦见我当老师在讲课，我的诗词稿里边还有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不是有心要写作的，是在我到台湾经历了“白色恐怖”的种种患难以后，有一次在梦中见到黑板上写的一副联语，梦见我在给学生上课讲这副联语，联语写的是：

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

雨馀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

上联“室迩人遐”，出于《诗经》，“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是说你住的地方看起来很近，但所怀念的那个人却很远。“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是说人生就是离别。如果说离别是自主的，我随时想要见你就见你，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虽然我家在加拿大，我想飞去就飞去，我女儿想要来看我，说要飞来就飞来。可是那个时候是不成的，所以说：“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下联“雨馀春暮”，一场雨后，春天真的是迟暮了，孟浩然的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李后主说“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那花都零落了，春天马上就走了，就是“雨馀春暮”。风雨过后，春天完全消失了，“海棠憔悴不成娇”，海棠花已经如此憔悴，失去了原有的娇美。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王国维的诗词，他的一首咏杨花的词里说：“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你什么时候看见柳花开在树上，开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如何一霎濛濛坠”，怎么没看见它开它就落了。我那时候总以为，我就是那没有开就落了的花。因为大学毕业就结了婚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完成什么东西，却经过了很多患难；而且身体也不好，很瘦弱，后来还有了气喘的毛病，所以我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雨馀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虽是做梦，但却是那个时期真实的自我感受。

1980年，我接到周汝昌先生送给我的一册他的新著《恭王府考》，书的后面还附着一个恭王府附近的地图，恭王府附近都是我当年的旧游之地，引发我无限感慨，写下五律三首：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五律三章奉酬周汝昌先生》其一）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我从1945年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到跟周汝昌先生见面已是1978年，周先生把他的《恭王府考》送给我是1980年，我已经五十多岁，而且远在北美，所以说“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恭王府是我当年读书时的旧游之地，拿到你这本新书，觉得你写得这么好，真是引起我无穷感慨。回忆起往事，这其中有多少苦难、有多少忧患、有多少死别生离，所以说“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恭王府考》附有一张恭王府以及周边的地图，都是当年我的旧游之地，所以说“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这张地图上还记着从定阜大街到恭王府的那个小石桥，是我每天走过的地方。“昔游真似梦”，是说过去的那些往事，真的像是一场梦；“历历复迢迢”，是说在回忆之中好像是很清楚，我们骑着车怎么样过那个小桥，怎么样停车，可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一切都成了遥远的往事，所以我说“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长忆读书处，朱门旧邸存。天香题小院，多福榜高轩。慷慨歌燕市，沦亡有泪痕。平生哀乐事，今日与谁论。（其二）

1978年威斯康辛红学会议与周汝昌（右）合影

“长忆读书处，朱门旧邸存”，是说我一直记得当年读书的地方，那个大红门和两侧的石狮子，就是当时恭王府的府邸。“天香题小院，多福榜高轩”，我记得那个生长着很多竹子的小院，小门横额上的四个字——“天香庭院”的题字，我闭上眼睛好像就在那里；我也记得在女院的图书馆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题写着“多福轩”三个大字。“天香庭院”、“多福轩”是我们读书所在的地方。当时正是北平沦陷的时代，我从1941年入学到1945年毕业，正是抗战八年的后四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慷慨歌燕市”，那时生活在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心中都是激昂慷慨，抗日救亡。大家都觉得中国危亡无日，所以说“沦亡有泪痕”。“平生哀乐事，今日与谁论”，我的平生、我的悲哀、我的快乐、我少年的往事，到现在有几个人跟我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的经历？今天我漂泊在海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的。当时那些加拿大的人哪里去过中国，哪里去过北京，哪里去过恭王府？你所经过的那个抗战，那些悲欢离合，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说“平生哀乐事，今日与谁论”。

四十年前地，嬉游遍曲栏。春看花万朵，诗咏竹千竿。所考如堪信，斯园即大观。红楼竟亲历，百感益无端。（其三）

“四十年前地，嬉游遍曲栏”，我1941年入学，现在已经是1980年了，所以说“四十年前地”；我们那些个女同学课后可以在多福轩前看藤萝花，可以到天香庭院看竹子，天香庭院有很多栏杆，女生宿舍的“瞻霁楼”下面、走廊上也都是栏杆，所以说“嬉游遍曲栏”。“春看花万朵，诗咏竹千竿”，春天藤萝花开了，海棠花开了，很多花都开了，天香庭院的那些竹子则是四季常青，我的诗里边曾经写到藤萝花和竹子，有一个高我一班的师姐李秀蕴的诗里边也写到这些竹子，所以我们做学生的少女时代真是“春看花万朵，诗咏竹千竿”。而我现在看到周汝昌先生的《恭王府考》的著作，就把我这些往事记忆都唤回来了，所以说“所考如堪信，斯园即大观”，假如你的考证果然可信，那么我们当时读书的恭王府的旧址，就是大观园的蓝本了，我们读书的这个地方，就是大观园了，那我当时岂不是就亲自走到了《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之中了不是？所以说“红楼竟亲历，百感益无端”，我的感慨岂不就不仅是个人的今昔之感，同时也有了《红楼梦》中的将真作幻，以幻作真的无穷今古盛衰之感了么？

这是我写的三首给周汝昌先生的诗，所写的只是恭王府的府邸，是恭王府生活居住的所在，真正的那个“大观园”的花园其实还不是这里，它是在恭王府背后的一座花园。当时的这座花园是修女们的住所，那扇小门关起来，我们并不能真正进入到花园里面去。一直到近年，恭王府的花园才对外开放。周汝昌先生说那就是大观园的蓝本了。我也在前几年返校的时候去游览过，那里面的建筑真是都很精美，有假山亭台，还有小桥流水。所以，如果说恭王府果真就是大观园的蓝本，那当然也是可能的。不过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有“造境”，有“写境”，所有的“造境”也都有写实的依据，所有的“写境”也都有理想的意味存在其间，所以“造境”之中也有“写境”，“写境”之中也有“造境”。王国维先生还说过，大诗人写实之作也必邻于理想，大诗人的理想之作也必然有现实的依据。大观园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理想的造境，可是所有的造境也未始没有一个实境为依据，如果说它以一个王府的府邸为蓝本，这当然也是可能的。

二、初承师泽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本名顾宝随，是河北清河县人。生于1897年2月13日。他的父亲名叫顾金墀，是前清的秀才。金墀先生管教顾先生是非常严格的，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曾对我说，她父亲身体这么不好，心情比较忧郁，可能跟他小时父亲管得比较严格有关系。而顾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根底也是因他父亲的严格管教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顾先生从小就诵读唐人绝句以代儿歌，五岁入家塾，由父亲金墀先生亲自教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唐宋诗及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1907年顾先生十一岁时考入清河县城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广平府的中学堂。

1915年顾先生中学毕业后在他的父亲金墀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报考了北京大学国文系，可是后来他读的却是英文系，这是因为他遇到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听说蔡先生当年亲自审阅学生的入学试卷，他发现顾先生的国文水平卓异，再读国文系，学业上不一定有更大的突破，于是亲自找顾先生谈话，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以求扩充眼界，拓宽知识领域，这样才能在今后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的成就。蔡元培先生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顾先生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建议，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读了两年英文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北京大学，顾先生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熏陶，而且在饱学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新文化，从而形成了他融汇中西，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治学基础。

到北京大学后，顾先生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羡季。顾先生用的是《论语·微子》篇“周有八士”中“季随”这个典故。先生还自号苦水，取自“顾随”二字在英语拼音中相近的声音。晚年号驼庵。1920年顾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河北、山东、京津地区任教。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大学、中法大学及中国大学都留下过顾先生的足迹。解放后一度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转到河北大学的前身——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0年9月6日在天津去世，享年仅六十四岁。

顾先生是在1942年秋季，我上大二那一年来教我们唐宋诗课程的。先生身材瘦高，爱穿长衫，常常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他讲课生动深刻，不但受中文系同学欢迎，而且外系同学也来旁听。

1959年顾随在天津师范大学宿舍书房

顾先生对诗歌的讲授，真是使我眼界大开。他讲课跟一般老师真是不一样，一般的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顾先生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而且具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加上他对诗歌有着极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在讲课时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那真的是一片神行。我虽然从小在家诵读古典诗歌，却从来没有听过像顾先生这样生动深入的讲解，他的课给我极深的感受与启迪。从此以后，凡是顾先生所开的课，我全都选修，甚至毕业以后，我已经到中学教书了，仍然经常赶往辅仁大学或中国大学旁听顾先生的课，直到1948年我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为止有六年之久。这一时期，我从顾先生那里所获得的启发、勉励和教导是说不尽的。

作为一个听过顾先生讲课六年之久的学生，我以为顾先生平生最大的成就，并不在于他各方面的著述，而是在于他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因为顾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还有踪迹可寻，只有顾先生的讲课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顾先生讲课是重在感发而不拘泥死板的解释说明，有时在一个小时的课堂上，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从表面看来有人会以为顾先生所讲的都是闲话，而事实上顾先生讲的却是诗歌中最具启迪性的精论妙义。以前禅宗说法有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说，诗人论诗也有“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说法，顾先生讲诗的风格就是这样。

顾先生讲的真是诗歌美感的本身，他对于诗词不同的美感有很仔细、很敏锐的分辨。他讲课时用很多的比喻，联想也很丰富。比如讲到杜甫时，顾先生说，杜甫的诗是深厚博大、气象万千。他举例说：盆景、园林、山水这些好像都是表现自然的景物，盆景是模仿自然的艺术，不恶劣也不凡俗，可是太小；园林也是模仿自然的艺术，比盆景范围大，可是匠气太重，因为是人工的安排，人工造出来的；而真正的大自然的山水雄伟壮丽，我们不但可以在大自然中发现一种高尚的情趣，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高尚和伟大在盆景、园林中是找不到的。有的诗人作的诗，也不是不美，可是就像盆景，再大一点像园林，范围很小，总是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而杜甫诗的那种博大深厚的感情、那种莽莽苍苍的气象，是真正大自然中的山水，他的那种高尚的情趣、伟大的力量，不是其他的作品可以相比的。

顾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常常把学文与学道、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顾先生一向主张修辞应当以立诚为本，不诚则无物。所以凡是跟随顾先生学习的学生，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听顾先生讲诗词，你不止获得在文学上的欣赏和启发，还能给你一种品格上、修养上的提升。他讲喜欢的作者，也讲不喜欢的作者，讲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比如前人说姜白石的词如同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而顾先生说白石词的缺点是太爱修饰，外表看起来很高洁，然而缺少真挚的感情。他说白石的词是清空，清就是一点渣子都没有，空就是空灵，不坐实。清空当然也是一种美，但顾先生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沾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窄，比较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顾先生讲诗就是这样，通过讲课传达了他自己对于人生的理念。

凡是上过顾先生课的同学都会记得，每次讲课，他常常是把昨天晚上或是今天路上偶尔想到的一首诗写到黑板上，有时是古人的诗，有时是他自己的诗，有时也不是诗，是从一个引起他感发和联想的话头讲起来，引申发挥、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周。我的笔记上记着，有一次顾先生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第一行：自觉、觉人，是说自己觉悟，也使别人觉悟；第二行：自利、利他，是说自己得到好处，也使别人得到好处；第三行：自度、度人，是说自己得到度化（这是佛家的说法），也使别人得到度化。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没有什么重要关系，只是讲一种为人为学的修养。但顾先生却由此引发出许多论诗的妙义。

他首先说明诗的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写诗的人首先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的这样一种感情。用中国儒家的话来说就是“民胞物与”，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用诗来说，就是你要有一种多情、锐感的诗心；也就是我常常在课堂上用一句英文讲的“care”，就是关怀，你要有一颗关怀的心，一种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对于大自然的关怀。杜甫说“穷年忧黎元”“路有冻死骨”这是对人世、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怀；辛弃疾词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是对大自然花草鸟兽的关怀。伟大的诗人必须有把小我化为大我的精神和感情，把自己的胸襟扩大。把自己的关怀面扩大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对广大人世的关怀，一种是对大自然的融入。例如杜甫的《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这是对广大人世的关怀，他的关怀、他的感情是博大的。像晏几道写花：“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句子当然写得也很美，但他的感情就很狭窄。像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是跟大自然的融入。

顾先生讲诗总是用联想推展出去，他举出杜甫、陆游、辛弃疾同样是关怀国计民生的诗人，举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同样是关怀大自然的诗人，比较这些诗人之间的差别和不同。从诗人本身不同的襟怀、性情，从诗歌作品中的用字、遣词、造句所传达的不同效果，从中国文字与西洋文字的不同特色，层层深入地带领同学们对诗歌中细微的差别做深入的探讨，并且以自己多年研究和创作的心得体会，为同学做多方面的讲解。元遗山《论诗绝句》有一句说：“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顾先生讲课，其联想及引喻之丰富生动，就有类于是。顾先生自己曾经把讲诗比作说禅，他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这就是我老师顾随先生当年讲课的方式。他对文字本身的声音、形状、各种不同的作用非常注意，这对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启发。这种讲课方法使我学到了最可珍贵的评赏诗歌的妙理。

顾先生对诗歌的评析实在是根源深厚、脉络分明。就以前面所举过的三句话头来说，顾先生从此而发挥引申出来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有对诗歌本质的本体论，也有对诗歌创作的方法论，还有对诗歌品评的鉴赏论。因此谈到顾先生讲课，如果只以为无途径可依循，固然是一种错误；而只欣赏他讲课时生动活泼的情趣，也有买椟还珠的遗憾。顾先生所讲的关于诗歌的精微妙理是：既有能入的深心体会，又有能出的通观妙解，能对此有所体会，才是真正有所证悟的。

顾先生对诗歌有很敏锐的感受、很深刻的理解，他能透过文字表面讲出一个境界来。一般的老师只是抠着字讲，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明白就算了。可顾先生不是这样，他讲得是上天入地，兴会淋漓。这种讲授，给学生的不是只让你字面懂了，你能把诗歌翻译成散文了，把文言翻译成白话了，那是很笨的，那种翻译不但不能翻译出比本文多的东西，而是把本文给减少了。因为本文五个字、七个字一句诗，给读者很丰富的联想，你把它翻成白话一句话说明了，它的意思就被限制住了，所有的联想都没有了。文字本身在诗歌里边有很多的作用，你把它翻成白话，把它的意思减少了、缩小了，诗歌本来的文字结构、语言作用都没有了。不管是中文翻译成英文，还是文言翻译成白话都不及原作好。

我讲课时也常常说到，语言文字本身有一种潜在的能力，是藏在语言文字本身里边的，说“菡萏香销翠叶残”，为什么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呢？因为它说的是“菡萏”，它没有说“荷花凋零荷叶残”。菡萏与荷花给你的感觉不同，给你的联想不同。因为荷花很现实，可是菡萏是《尔雅》上的字，读起来就比较古雅。王国维曾经写过古雅的美学价值。还有“香销”这两字双声，它用声音给你一种消逝的感觉。把“荷叶”说成“翠叶”，不仅给人颜色的感觉，还使人想到翡翠、珠翠那样的珍贵。这都是文字本身给人的感觉，一定要用这七个字才能使人有这种感觉，如果说“荷花凋零荷叶残”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诗不能死板地翻译，我从来就觉得翻译是把诗歌原作品杀死的办法。小说是可以翻译的，因为小说是讲一个故事，中文讲的一个故事，你用英文讲清楚就可以了。

顾先生往往以禅说诗，顾先生教学的态度也与禅宗大师颇有相似之处。他所期望的乃是弟子的自我开悟，而并不是墨守成规。他在课堂上经常鼓励学生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

当时也有人认为顾先生之讲课是跑野马，没有知识或理论规范可以遵循，因此上课时不做任何笔记，但我却认为顾先生所讲的都是诗歌中的精华，而且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彩。顾先生讲的是诗歌的生命，是诗歌里那种生命的感发。所以我在听课记笔记的时候，那真是心追手写，一个字都不肯放过。凡是老师说的话，我都要记下来。几十年以后，史树青学长还说我当年记笔记像录音机一样，一个字不落。我的字虽然写得不好，非常潦草，但我重视的是老师讲课的内容含意。因为顾先生讲课都是他心灵的感受，不是哪本书里写的，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完全是他自己读诗的感受。我想我后来教学时喜欢跑野马，以及为文时一定要写出自己真诚的感受，而不敢人云亦云地掇拾陈言敷衍成篇，大概就都是由于受顾先生的鞭策教导所养成的习惯。而顾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所展示出来的诗词之意境的深微高远和璀璨光华，更是使我终生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辅仁大学读书从先生修习唐宋诗课时，顾先生还在中国大学开词选课，我就跑到中国大学去听。跟随顾先生听课，前后有六年之久。这六年间，我记下了八大本笔记，还有许多散页的笔记。多年来，这些笔记我一直视如瑰宝，在飘零辗转忧患苦难的生涯中，我从北京、上海、南京、左营、彰化、台南、台北、美国、加拿大一路走来，多数书物都已散失，只有这些笔记我一直随身携带，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些笔记一旦散失，永远无法弥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我的老师顾先生和我的伯父看看我多年来所做出的一点成绩。因为在我的诗词道路上，伯父和老师给我的影响最重要，伯父给我的是培养，老师给我的是启发。1974年我回国探亲时，我最想见的就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伯父，可是他们已经都不在世了，留下的是我终生的遗憾。

三、诲人不倦

顾先生教我们诗词的时候也是要求我们习作的，因为我从小就背诗词，而且从初中就开始学着写诗了，所以我作起诗来可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顾先生对学生的教诲，常常是以鼓励为主，即使对学生的习作有所更改，也只是把原作的字句用毛笔在外面画一个圈，并不用毛笔把原字抹去，同时批改的说明也多用“似”、“稍”等字表示商榷的口吻。这样既促进了学生的反省和思索，又增加了学生的信心和勇气。有时顾先生还会把他自己新作的诗稿、词稿和曲稿抄录给我们看，这自然就更加引起了学生创作的兴趣。

他有时在课堂上讲自己的诗，有时他刚刚想出来两句，还没写完就给我们写在黑板上了。有一次在课堂上，顾先生引用雪莱（Shelley）的《西风颂》（Ode to West Wind ）中的“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的诗意，用中文写了“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两句词。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配给的，而配给的混合面又酸又臭，一点黏性都没有，既不能包饺子，也不能烙饼，即使擀成一片，也会碎成碎片，只能一团团煮着吃。白米白面根本就没有。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所写的沦陷区的生活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读《四世同堂》时是一边流着泪一边读完的。那时没有家累的老师都到后方去了，而顾先生是因为家累才留在沦陷区北平的。他有六个孩子，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顾先生以这两句诗为喻托，表达了他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盼望。我当时的处境和顾先生一样，同在沦陷的北平，又深受顾先生的影响，所以顾先生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小时写诗并不懂得喻托，有什么感动就写什么。可是当你真正受了教育，老师讲了很多诗词里的喻托，所以我就模仿着写一些有喻托的作品。顾先生这两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没有完成，我就用这两句凑成了一阕《踏莎行》，并且写了一行小序：

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顾先生是喜欢讲哲理的，也懂一些禅理，他常给我们讲“心转物则圣，物转心则凡”，说你如果有一种智慧、一种力量可以转变外物，超越外物之上，内心就能得到平静，这就是圣。中国古人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管是造次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中，你内心之中有这样一种境界，你的心灵就有立足之地，你就不被外物所迷惑所困扰。所以我在这首词的上半阕说“撇开烦恼即欢娱”，这是圣者的境界；而你如果面对的都是外物，总是处于人我、得失、利害的计算之中，让这些外物牵累，就是凡人的境界。“世人偏道欢娱少”是说总是把私人利害放在眼前，你就觉得忧愁很多，欢乐很少。这是凡人的困扰。下半阕“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就是说梅花的消息今年来得早，梅花来得早，落得也早，那春天来得也早。“耐他风雪耐他寒”，是让你忍耐这风雪，忍耐这严寒；“纵寒已是春寒了”，纵然寒冷，春天已经不远了。

此时正值日寇占领北平之时，我想顾先生之所以在课堂上举出雪莱的诗句，并改写成中文诗句，其中暗含与同学们相慰勉之意，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希望。而我在这首《踏莎行》中所写的，与顾先生的原意，也许还不甚相远。顾先生早年作词，喜欢用富于思致的句子，我也就有意模仿了顾先生的风格。顾先生阅后，写了一句评语：“此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是顾先生早年的一册词集，先生说我写的词像他的作品，这使我大受鼓舞。

2009年，顾之京师妹意外地、奇迹般地从周汝昌先生刚刚提供的顾先生当年的信件中，发现了顾先生写于1957年2月的一首小令《踏莎行》，前边还有小序：

今春沽上风雪间作，寒甚。今冬忆得十余年前困居北京时曾有断句，兹足成之，歇拍两句是也。

昔日填词，时常叹老。如今看去真堪笑。江山别换主人公，自然白发成年少。　　柳柳梅梅，花花草草。眼前几日风光好。耐他风雨耐他寒，纵寒也是春寒了。

顾随批改叶嘉莹诗作

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近来出版了一册《顾随与叶嘉莹》，记述了这件事，并增加了按语，说这是一首老师对弟子十四年前“用羡季师句”足成的词篇所谱的一阕无法言明的跨越时空的唱和！此中所深蕴的不尽的情意，难以言传，却品之弥深，味之弥永。

我在大学这两年的学习是有相当的进步的。最初我给顾先生看我早年写的一些小诗，先生还给我进行了一些修改，例如：

阶前瘦影映柴扉，过尽征鸿晚露稀。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小紫菊》）

月满西楼霜满天，故都摇落绝堪怜。烦君此日频相警，一片商声上四弦。（《闻蟋蟀》）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色寒。（《秋蝶》）

第一首诗顾先生给我改了两个字，把第一句的“晚露稀”改成了“露渐稀”，把第三句的“淡点秋妆”改成了“淡淡秋妆”；第二首诗顾先生给我改了一个字，把末一句的“上四弦”，改成了“入四弦”；第三首诗顾先生也给我改了一个字，把末一句的“月色寒”改成“月乍寒”。对于后两首的改动，顾先生都写有旁批或眉批加以说明。第二首的末句的旁批是：“商声上”三字双声，似不上口，“上”字不如改作“入”字为佳；第三首末句的眉批是：“色”字稍哑，“乍”字似较响也。对于第一首所作的改动，顾先生没有说明。以我个人推测，顾先生之所以把“晚露稀”改为“露渐稀”，可能是一般人说到“露”总是说“朝露”，而我用了“晚露”，有些不妥；而“露渐稀”中所用的“渐”字还可以给人一种时间推移消逝的感觉，与前面的“过尽征鸿”中的“过尽”二字所表现的时间消逝之感，可以互相呼应而使这种感觉更为加强，这大概是顾先生将“晚露稀”改为“露渐稀”的缘故。至于“淡点秋妆”改为“淡淡秋妆”，可能是因为后者显得更为轻灵自然的缘故。顾先生对诗词中这些小的地方、微妙的地方非常注意，对于我欣赏和创作诗词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讲到文本里边说到的显微结构，就是要对那种很纤细的、很微妙的差别，要能够加以辨析，这正是顾先生那时训练出来的。虽然只是一两个字的改动，却给我极大的启发。顾先生对遣词用字的感受之敏锐、辨析之精微，可以说对学习任何文学体式写作的人，都有极大的助益。

经过跟随顾先生这一阶段的学习，我原来的基础与在大学里所学的功力有了一种结合，1944年的秋天，我写了几首《晚秋杂诗》。

《晚秋杂诗》共是五首，但在写《晚秋杂诗》之前我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前后不到两个礼拜，写了六首七言律诗。第一首题为《摇落》：

高柳鸣蝉怨未休，倏惊摇落动新愁。云凝墨色仍将雨，树有商声已是秋。三径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楼。征鸿岁岁无消息，肠断江河日夜流。

大学毕业后摄于自家院内垂花门前

写这首诗的情景我还记得，秋天下了场雨，天气就冷了起来，到处是一片秋意。小时我祖父不许在院子里种树，后来虽然母亲种了一棵柳树，这时还不够高大。是我家西边的邻居有两棵很高大的槐树，它的枝叶一直遮到了我家的外院，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对树的感觉，都是从那两棵大槐树来的。“高柳鸣蝉怨未休”，在柳树上那寒蝉哀怨的叫声还没有停止下来，为什么说是哀怨声呢，因为蝉在夏天和秋天叫声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蝉是不是根本就有两个种类，还是就是一种，只是在夏天和秋天叫的声音不一样。夏天蝉叫的声音很吵，叫蝉噪，而秋天蝉的叫声就很弱，给人一种哀怨的感觉。“倏惊摇落动新愁”，夏天的繁盛好像还在眼前，怎么忽然间一场雨过就有树叶黄落的感觉了。“云凝墨色仍将雨”，连日阴天的云还是黑黑的，好像还会下雨。“树有商声已是秋”，秋天的风声叫商声，风声在春天和秋天是不一样的，此时你听到树上风吹过的声音已经是一片秋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写这两句诗时的感觉。讲这些就是想说明我当时是从哪里感发的，事实上也不是一下子感发的。尤其是七言律诗，八句还要对偶，一下子一大串都跑出来是不可能的。自然的感发常常是一两句，不过有了一两句，你就带着这种感发的力量，可以把它写成一首诗。绝句就比较容易写，你有一点感发就很容易写出来。律诗则不然，一般是先有了一两句，以后再发展成一首诗。

写完这首诗不久，我又写了一组七律共五首，题为《晚秋杂诗》。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在大三、大四时每年都有军训。我同班有个女生，高中就和我是同学，又一起考进了辅仁大学。她喜欢上了我们军训课的教官，逐渐跟那位军官有了联系。后来有一天她忽然来约我，让我陪她到那位军官的营地去访问，她一个人不好意思。因为我从高中就跟她是同学，关系很好，于是就答应了。营地在西郊，很远，我们还坐了一段火车。一路上我看见野地里红色的植物，非常漂亮。车上有人说那就是雁来红。这个名字也很美，秋天的时候大雁迁徙的时候，这种植物就红了，所以就叫雁来红。

就是这次看了雁来红，我心里就有了两句诗“凉月看从霜后白，金天喜有雁来红”。这是说秋天来到以后，月亮就越来越有寒冷的感觉了，秋天在五行里属金，所以称作金天。前几天写的《摇落》，是有感于秋天的寒蝉，这回又跟同学到西郊走了一趟，看了很多的秋色，心里就有了“凉月看从霜后白，金天喜有雁来红”这两句诗。有时你有了作诗的感发，有一些东西就会自己跑出来，回来后我一下子就写出来五首七言律诗：

鸿雁来时露已寒，长林摇落叶声干。事非可忏佛休佞，人到工愁酒不欢。好梦尽随流水去，新诗唯与故人看。平生多少相思意，谱入秋弦只浪弹。（其一）

西风又入碧梧枝，如此生涯久不支。情绪已同秋索寞，锦书常与雁参差。心花开落谁能见，诗句吟成自费辞。睡起中宵牵绣幌，一庭霜月柳如丝。（其二）

深秋落叶满荒城，四野萧条不可听。篱下寒花新有约，陇头流水旧关情。惊涛难化心成石，闭户真堪隐作名。收拾闲愁应未尽，坐调弦柱到三更。（其三）

年年尊酒负重阳，山水登临敢自伤。斜日尚能怜败草，高原真悔植空桑。风来尽扫梧桐叶，燕去空余玳瑁梁。金缕歌残懒回首，不知身是在他乡。（其四）

花飞无奈水西东，廊静时闻叶转风。凉月看从霜后白，金天喜有雁来红。学禅未必堪投老，为赋何能抵送穷。二十年间惆怅事，半随秋思入寒空。（其五）

这五首诗其实很难讲，能够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在我当年而言，这五首诗是写得不错的，是偶然跑出去看了郊外秋天的景色写出来的。还有隔壁那两棵大槐树和我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秋天来了，当树叶已经干了的时候，地上有很多落叶，被风吹过来吹过去的样子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在诗里写了“花飞无奈水西东，廊静时闻叶转风”这样的句子。“花飞无奈水西东”是说花落随水流，水流向哪里花是不能做主的。花飞无奈，流水西东。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无奈的，消逝是无可奈何的，遭遇也是无可奈何的。那时我家的院子真的是很安静，“廊静时闻叶转风”，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时，你就不时地听见落叶在砖地上被风吹得哗啦哗啦的声音。“凉月看从霜后白，金天喜有雁来红”，秋天的月色令人感到很冷，地上有一层寒霜，很白很白的，而秋天却有雁来红这种植物的红颜色，岂不让人可喜。“学禅未必堪投老，为赋何能抵送穷”，顾先生常常在课堂上讲一些禅理，“学禅未必堪投老”，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作为归宿呢，“为赋何能抵送穷”，古人说可以做送穷的赋，当然抗战时的生活都很艰苦，“二十年间惆怅事，半随秋思入寒空”，那年我恰好二十岁，多少往事都随着秋天的感触飘到天上去了。

我把这五首诗加上前不久写的《摇落》，一共六首诗抄在一起交给了顾先生。当我刚上大学二年级，刚跟顾先生读诗时，顾先生还常常给我的诗稿改一两个字，但是这六首诗交给顾先生，他不仅一字未改，而且和了我六首诗，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和感动。

我的《晚秋杂诗》第一首是“鸿雁来时露已寒，长林摇落叶声干”。是说当鸿雁飞来的时候，白露已经非常寒冷了，快要变成霜了，“长林”是一大片，几乎所有的树林都摇落了，而且树叶的声音也不同了。你看春天的树叶都是嫩芽，风吹过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夏天的树叶虽然很茂盛，都是大片的叶子，但它很柔软，充满了水分，没有这种声音；可是等到秋天叶子半干的时候，风再吹过去，声音就不一样了，这时树叶的声音是枯干的声音。所以我说“长林摇落叶声干”。“事非可忏佛休佞”，人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不可挽回的，不管什么事情，过去了的就过去了，发生了的就发生了，你再求佛拜菩萨都是不管用的；“人到工愁酒不欢”，人如果体会了人生的愁苦也不是喝酒可以排解的。“好梦尽随流水去”，因为我当时真是经过了忧患，知道了我们国土的沦陷，跟父亲长久没有音信的离别，母亲的去世，生活的艰苦，所以少年时代的好梦像流水一样远去；“新诗唯与故人看”，我所作的诗也不给别人看，只是给我最熟的同学看。“平生多少相思意”，人一生总是有很多理想，有很多向往，有很多追寻；“谱入秋弦只浪弹”，现在谱到这秋天的哀弦之中，这种音调之中，但这一切是没有办法挽回，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平生多少相思意，谱入秋弦只浪弹”。

1943年与顾随（前坐者）及同班同学在顾家合影，后排右二为叶嘉莹

顾先生和我的诗开端二句是“倚竹凭教两袖寒，何须月照泪痕干”。因为我说“鸿雁来时露已寒，长林摇落叶声干”。“倚竹”是用的杜甫的诗，杜甫说“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月照泪痕干”也是用的杜甫的诗，杜甫说“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顾先生这两句说的是你在寒冷和孤独之中，你就应该忍受寒冷和孤独，你一定要有这种忍耐的力量，所以“倚竹”是“凭教两袖寒”，任凭你两袖的单寒。“何须月照泪痕干”是说不一定要有什么追求，不需要将来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是顾先生另外一个精神的境界。

顾先生在这首诗里还写道“淡扫严妆成自笑，臂弓腰箭与谁看”。这两句牵涉到中国儒家传统里的一个持守的问题。中国古代读书人理想中的“士”的心总是要好的、向上的、向善的。孔子的道理就是叫人怎样提高你自己，怎样完美你自己。当你具备了这样一种品格，这样一种修养，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实践的机会呢？你希望不只是独善其身，还能够兼善天下，希望能够把你所知道的这些好处推广出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真正儒家的理想。文天祥临死时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你所学的就是要完善你自己，要提高自己的品格，而且要把它推广。你自己要好这还容易，但是你有没有“己欲达而达人”的机会呢？这就成了问题了。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为什么一向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知道你、欣赏你、任用你的人，让你有实践的机会。可是孔子也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真的没有人知道你、任用你，怎么办呢？顾先生这两句诗其实所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中国传统的旧日的读书人，一个真正读圣贤书有所得的人所面对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多是以美人香草比作美好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屈原的《离骚》是最典型的。“淡扫严妆成自笑”，顾先生在这里就是把自己比作一个美女，自己修饰自己，没有人欣赏就自笑，自我欣赏。如果用男子来比，他说“臂弓腰箭与谁看”。《史记》记载“飞将军”李广猿臂善射，说他的手臂很长，善于弯弓射箭。即使你有了像飞将军李广那么好的本领，但是谁看到你的本领了，所以说“与谁看”。顾先生所表现的是一种不被人了解，不被人欣赏的寂寞。

顾先生的诗题是《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全组诗是这样写的：

倚竹凭教两袖寒，何须月照泪痕干。碧云西岭非迟暮，黄菊东篱是古欢。淡扫严妆成自笑，臂弓腰箭与谁看。琵琶一曲荒江上，好是低眉信手弹。（其一）

巢苇鹪鹩借一枝，鱼游沸釜已难支。欲将凡圣分迷悟，底事彭殇漫等差。辛苦半生终不悔，饥寒叔世更何辞。自嘲自许谁能会，携妇将雏鬓有丝。（其二）

青山隐隐隔高城，一片秋声起坐听。寒雨初醒鸡塞梦，西风又动玉关情。眼前哀乐非难遣，心底悲欢不可名。小鼎篆香烟直上，空堂无寐到深更。（其三）

旧殿嵯峨向夕阳，高槐落叶总堪伤。十年古市非生计，五亩荒村拟树桑。故国魂飞随断雁，高楼燕去剩空梁。抱穷独醒已成惯，不信消愁须醉乡。（其四）

一片西飞一片东，萧萧落叶逐长风。楼前高柳伤心碧，天外残阳称意红。陶令何曾为酒困，步兵正好哭途穷。独下荒庭良久立，青星点点嵌青空。（其五）

莫笑穷愁吟不休，诗人自古抱穷愁。车前尘起今何世，雁背霜高正九秋。放眼青山黄叶路，极天绝塞夕阳楼。少陵感喟真千古，我亦凭轩涕泗流。（其六）

当我读到顾先生的这六首和诗，时节已经进入严冬，不久我就又写了六首诗，题目是《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深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

一杯薄酒动新寒，短笛吹残泪未干。楼外斜阳几今昔，眼前风景足悲欢。生机半向愁中尽，往事都成梦里看。此世知音太寥落，宝筝瑶瑟为谁弹。（其一）

庭槐叶尽剩空枝，一入穷冬益不支。日落高楼天寂寞，寒生短榻梦参差。早更忧患诗难好，每话艰辛酒不辞。昨日长堤风雪里，两行枯柳尚垂丝。（其二）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其三）

莫漫挥戈忆鲁阳，孤城落日总堪伤。高丘望断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桑。人去三春花似锦，堂空十载燕巢梁。经秋不动思归念，直把他乡作故乡。（其四）

滚滚长河水自东，岁阑动地起悲风。冢中热血千年碧，炉内残灰一夜红。寂寞天寒宜酒病，徘徊日暮竟途穷。谁怜冬夜无人赏，星影摇摇满太空。（其五）

雪冷风狂正未休，严冬凛冽孰销愁。难凭碧海迎新月，待折黄花送故秋。极浦雁声惊失侣，斜阳鸦影莫登楼。禅心天意谁能会，一任寒溪日夜流。（其六）

当我把这六首和诗再呈交给顾先生后，顾先生竟然又和了七言长句五章韵。顾先生的诗题是《七言长句五章再用叶子嘉莹〈晚秋杂诗〉五首韵》：

心波荡碧溪寒，意绪焦枯朔雪干。扫地焚香总无赖，当歌对酒愧清欢。大星自向天际堕，太白休登楼上看。此调明知少人识，朱弦一拂再三弹。（其一）

颠危正要借筇枝，一木难将大厦支。投宿群鸦影凌乱，归飞双雁羽参差。无多芳草美人意，有限黄绢幼妇辞。乞与法衣传不得，南能一命记悬丝。（其二）

祗树园居舍卫城，海潮音发大千听。无生法忍众生度，希有世尊同有情。物化神游犹外道，菩提般若亦常名。一心朗朗明如月，陵谷沧桑任变更。（其三）

端阳一去过重阳，霰雪交飞益感伤。四海扬波淹日月，九州无地老耕桑。休夸汉代金张第，不羡卢家玳瑁梁。几案无尘茶饭好，十年前是白云乡。（其四）

当年相遇桂堂东，此际全非昨夜风。澹澹月痕眉样子，摇摇窗影烛花红。间关绝寒人空老，落生涯天所穷。唤起当筵龙象众，神槌一击碎虚空。（其五）

正是由于顾先生的奖勉和鼓励，我在那一段时间写的作品特别多。主要是写了诗以后，有人看，有反应，有一个回答。况且学校里有唐宋诗的课，要交习作，顾先生还给我批改甚至和作。有一次，顾先生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上去发表，问我是否有笔名或别号，那时我从来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什么笔名别号，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小时伯父给我讲的关于佛经上迦陵鸟的故事，它名字的声音与我名字的声音很相近，于是就取了“迦陵”做了我的别号。这当然也是受了顾先生在讲课时常引佛经为说的影响。

进入大学后，我除了诗词之写作外，也开始了对令曲、套数甚至单折剧曲的习作。记得我第一次把各体韵文习作呈交给顾先生后，在发还时顾先生写的评语说：“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

顾先生有时也会把他自己新作的诗稿、词稿和曲稿抄录给我们看，这自然就更加引起了同学们创作的兴趣。记得当年顾先生选取《聊斋》的一则故事《连琐》改写成杂剧时，对于以悲剧结尾还是以团圆剧结尾，曾久久不能决定。有一次，我与同班一位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拜望顾先生，他还向我们征询意见，最后顾先生终以团圆剧结尾。顾先生对杂剧的创作，以及对生死之际的悲剧与团圆剧的思量，也引起了我对于生死的反思，以及创作杂剧的兴趣。

写四折的杂剧要用很多的时间，也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那时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开始在三所中学任教，由于课时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我的生活范围太小，阅历不足，很难写出那么复杂的四折的杂剧，可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剧曲的写作。

后来我偶然看到民国初年另外一个剧曲家吴梅先生的集子，吴梅先生对词曲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创作也很好。吴梅先生写过好几本曲子，他还是遵循元杂剧的体例，不过是把它简化了，只写一折。他创作的杂剧集子叫《惆怅爨》，都是一折的。我觉得这个很省事，就跟写一个套曲的套数差不多，只是里面增加些动作跟道白就行了。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一折的杂剧，题目是《骷髅语》，内容是选取《庄子》中《至乐》一篇所写的一则寓言故事：“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庄子因而和髑髅对话，谈及生死问题。我之所以选这样的题目，当然是受顾先生的影响，因为他所创作的剧本往往表现一些人生的哲理，再有就是因为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人的生死有了深刻的感受。我把这一剧稿交给顾先生后不久，就因为要去南方结婚离开了北平。

谁知从此一去，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辗转流离，由上海而南京而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到加拿大，而大陆也先后经历了许多动荡。1974年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顾先生已经去世有十四年之久，连顾先生自己的遗作都已散失无存，我的这篇剧作稿当然就更不知所终了。对于我的这篇幼稚的习作，丢了原也不值得可惜，只是我的这一篇剧稿没能得到顾先生一个字的评语，始终感到遗憾。

我自当年离开故乡后，经历了许多忧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忙碌于维持生计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兴趣和闲情从事诗词曲的创作。后来虽然偶然有机会写一些短篇的诗词，却再也没有一篇剧曲的创作。我当年这篇唯一的剧作，自己也没留底稿。以致我现存的作品中，独缺剧作这一项习作成绩。如果严格地说起来，对于诗词这两种体式的创作，是我在进入大学前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作了。而只有剧曲的写作，是自我从顾先生受业后，才开始学习写作的。所以我对于自己没有一篇剧作的稿子留下来，一直觉得是愧对先生的一件事。

四、学术薪火

顾先生讲课是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和深刻的研究基础之上的。顾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很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译作、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都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的著作，足供我们研读景仰。我仅就自己的研习范围，对顾先生在古典诗歌方面诗、词、剧曲这三种形式的创作，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以期顾先生的学术薪火得以传承，来报答顾先生对于我的深厚师恩。

下面我就分别从诗词和剧曲这两个方面来谈。

1．诗词创作

顾先生在二十余岁时就以词见称于师友之间，他虽然执教一生，但不曾间断过他的诗词创作。从1927年印行第一册词集《无病词》到1960年逝世前的《闻角词》，前后三十余年，给我们留下词作有五百余首之多。但顾先生的诗作和词作相比，数量不及二分之一，内容方面也不及词作涉及的范围广，所以先介绍他的词作，诗作放在后边再介绍。

顾先生一生经历了北伐、抗战、沦陷、胜利以及解放，他对国事的悲慨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常常流露于笔墨之中。

在国民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动乱年月里，1928年春天，蒋介石北上攻打当时把持着北洋政府大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军队为了阻止国民党势力向北推进，出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队数千人，杀死南京政府外交官蔡公时等十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顾先生曾在二十年代中期在济南教书，对济南的山水草木自有一番深情，他当时写下：“绕湖边、血痕点点，更血花、比着暮霞红。凭谁问、者无穷恨，到几时穷？”（《八声甘州·哀济南》）以及“不道好山好水，胡马又嘶风。地下英灵在，旧恨还重”（《八声甘州·忽忆历下是稼轩故里，因再赋》），表现了对“济南惨案”的悲哀激愤的感慨。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北平，顾先生把内心的郁闷和悲慨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常常借诗词的形式抒发出来。在这一时期，顾先生写了不少以比兴为喻托，寄怀故国之思的作品。我们举顾先生的一首《鹧鸪天》为例：

不是新来怯凭栏。小红楼外万重山。自添沉水烧心篆，一任罗衣透体寒。　　凝泪眼，画眉弯。更翻旧谱待君看。黄河尚有澄清日，不信相逢尔许难。

这首词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们知道顾先生当时是生活在被日寇沦陷的北平，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而写下这首词的。

开头两句：“不是新来怯凭栏。小红楼外万重山。”中国的古典诗词之所以妙，就是因为它能在那么简单，那么短小的篇章里面，表达那么丰富、那么深厚的意思。“凭栏”表面上只是写一个人靠在栏杆上，但内容深意却没这么简单。西方一个出色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朱利亚·克利斯特娃（JuliaKristeva），曾提出过一个说法，“互为文本”，当一个“文本”出现时，从一个“文本”可以联想到很多其他的“文本”，所以叫“互为文本”。其实，这在中国早就被注意到了。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批评术语，但是给李白作注解的，给杜甫作注解的，常常注明许多出处和典故，说这两个字什么人用过，那两个字什么人用过，给你丰富的联想，使你看到一个语汇就联想到古人一连串的诗歌。这是因为古人在写作时，他本来就阅读过那些作品，所以他这样用，是带着这个联想用出来的。你没有读过那些作品，就没有这个联想，所以你读不懂，就得靠注解帮忙。李后主有一首《浪淘沙》，其中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几句。那是李后主亡国以后的作品，顾先生的这首《鹧鸪天》是在沦陷区写的，在抗战后四年的最艰苦时期，他的好朋友有的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有的离开沦陷区到后方去了，他自己眼见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敌人的铁蹄践踏。李后主“凭栏”看到的是“无限江山”；顾先生“凭栏”看到的也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李后主说“莫凭栏”，顾先生说“怯凭栏”，怯是害怕，害怕去靠近栏杆，“不是新来怯凭栏”，不是真的害怕栏杆的危险，才不肯到栏杆旁边去。那是为什么呢？是“小红楼外万重山”，我住的这个小红楼外有万水千山，这正是李后主所说的“独自莫凭栏”，因为栏外有“无限江山”——那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一靠近这栏杆，就感到大好江山被敌人占领的悲哀和苦难。

下面“自添沉水烧心篆”，“心篆”是一种盘成篆体字的“心”字形的香，我们中国的文字是非常美妙的、精致的，他说，我要烧的香是篆曲的、纤细的、宛转缠绵的。我虽然身在沦陷区，但我难道能忘了我的祖国吗？我真诚的内心是燃烧的，不断燃烧的；而且我是“自添沉水”，“沉水”也是一种香，气味芬芳，“自添”就是时时在添加，不会烧完的，是永远在烧的。“自添沉水烧心篆”就是我对祖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不靠别人的鼓励和帮助而一直延续下去。短短的七个字，有多么丰富的意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的心是热烈的、芬芳的，不管有没有赞美和欣赏，即使周围是冷酷的，我都是“一任罗衣透体寒”。只要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不管周围的环境多么恶劣、寒冷，哪怕这寒冷一直侵袭透身体，我心头的火都不会灭掉。

下半首“凝泪眼，画眉弯”，在沦陷区苦难的环境里，你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呢？“七七”事变时，我正在北平上中学。后来南京、汉口、长沙等城市一个个地陷落，日伪控制的学校还逼迫我们去街上游行庆祝。而南京陷落时我父亲在南京，汉口陷落时我父亲在汉口！在这种痛苦、恶劣的环境中，自己就不要好了吗？你看，在“凝泪眼”的悲哀痛苦之下，还要“画眉弯”。画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的品德才智的美好追求。屈原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凝泪眼”就不画眉了吗？不是。不仅要画，而且还要画美丽的弯曲的眉，古人有句话“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芳”，因为芳香是兰的本性，不因为外部环境恶劣我就不要好了。那么，画什么样子的眉呢？顾先生这里说“更翻旧谱待君看”。“谱”是“眉谱”，是画眉的图谱。唐代秦韬玉的《贫女》诗说“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书法家沈尹默的诗说“幽靓难成时世妆”，所写的都是不追随那些摩登的时尚，要有自己的持守。所以“更翻旧谱”是对沦陷以前昔日祖国河山的眷恋，“待君看”表现了对胜利的希望和等待。

我是认识顾先生的，我知道顾先生这首词是在沦陷区写的，所以联想到这首词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如果我不认识顾先生，也不知道这首词是在沦陷区写的，那还有没有这些联想呢？这首词只是在写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还是果然有另外的寄托和含义呢？我要告诉你，尽管你不认识这位作者，你仍然可以做出判断，他是有言外之意的。因为顾先生还有最后两句——“黄河尚有澄清日，不信相逢尔许难”！黄河还有澄清的日子，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暗示：我们中国向来说天下太平是“海晏河清”，又说黄河三千年一清，这代表的是太平安乐的时代。所以顾先生说，难道我们祖国的河山就永远这样破碎下去了吗？一定不会的，黄河还有澄清的日子，就是三千年一清，不是也有一清的日子吗？“不信相逢尔许难”，我就不信我跟祖国的大好河山相逢会有如此的艰难！我就不信我的祖国打回来会是那样困难！

顾先生的身体一直多病，在他的词作里也常有一些自叹衰病的内容。但是在精神上却表现出一种对于苦难的担荷及战斗的心志。例如顾先生的一首《鹧鸪天》“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尤其把这种担荷及战斗的精神表现得极为完整有力，表现了先生对故国的怀思以及对胜利期待的坚贞情意。

顾先生的词作中还常常表现一些富于哲理的思致。一般来说，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词原来大多都以抒情为主，也有用心托意的作品，所写的也不过是家国之思，穷通之慨。像西方文学中以诗歌来表现某种哲理的作品并不多见。王国维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常常把一些西方哲理写进词里，这是一种极可重视的新开拓。顾先生曾在北大研读西方文学，又对王国维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非常推崇，可以说受了王国维的影响。不过顾先生与王国维也有不同之处：第一，从选用的语汇和形象来看，王国维仍然多沿用旧传统的语汇和形象，而顾先生常常使用新颖的语汇和形象；第二，从内容情意来看，王国维受叔本华厌世主义哲学影响，作品中有一些悲观忧郁的语言，而顾先生则能摆脱其他哲学的局限，所写的往往只是因景触物产生的哲思。例如：

为是黄昏灯上早。蓦然又觉斜阳好。（《蝶恋花》）

人生原是僧行脚，暮雨江关。晚照河山。底事徘徊歧路间。（《采桑子》）

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间小。越不爱人间，越觉人生好。（《生查子》）

山下是人间。山上青天未可攀。（《南乡子》）

回看来路已茫茫，行行更入茫茫里。（《踏莎行》）

这些词句都蕴涵着对景触物所产生的一种哲理的思致，不拘泥于任何一家的哲学之说，而且都结合着生动真切的景物形象。

顾先生的词作自成风格，具有独立的创新精神。这是顾先生的词作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他在一首《临江仙》中写道“自开新境界，何必似花间”。顾先生讲课时也一向主张创作时应当有独立创新的精神，经常勉励同学说：“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他在《积木词》卷末写了六首绝句，最后一首说“人间是今还是古，我词非古亦非今。短长何用付公论，得失从来关寸心”。这首诗恰好说明了顾先生在创作中融汇古今，自辟蹊径的态度。不过顾先生的开拓和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广泛地摄取和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例如：顾先生对辛稼轩极为推崇仰慕，《濡露词》中写了两首《破阵子》，第一首写道“要识当年辛老子，千丈阴崖百丈溪。庚庚定自奇”，仍然觉得没能尽意，又在第二首中赞美辛词“落落真成奇特，悠悠漫说清狂。千丈阴崖凌太古，百尺孤桐荫大荒。偏宜来凤凰”。这两首词正是在他撰写《稼轩词说》时写的，其爽健飞扬之致，颇似稼轩的风格。

在中国诗歌的旧传统中，一般多把形象和情意的关系简单归纳为比兴两类，或因情及物，或由物生情，凡情意的叙写能结合形象给读者直接感受者便为佳作。而顾先生的作品中常常包含着对于当时时世、个人心志及人生哲理等丰富的内容，他能用比兴的手法假以形象来表达。所以顾先生的作品既在思想上有丰富的内容，同时在艺术方面也表现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对于形象的取材，有的取材于大自然的景物，有的取材于人世的事象，有的取材于想象中的幻象。用比的手法以为拟喻，用兴的手法取其感发，都能随物赋形做生动真切的表达。例如：

一缕红丝一缕情。开时无力坠无声。如烟如雾不分明。（《浣溪纱》）

黄华好似前年。折来插向窗间。窗外一株红树，教他与我同看。（《清平乐》）

这些词所写的形象都是大自然的景物，以物为主，鲜明生动，情趣盎然，极富感发的力量。

岁暮情怀，天寒滋味。他乡又向尊前醉。路灯暗比野磷青，天风细碾黄尘碎。（《踏莎行》）

过了花朝寒未退。不见春来，只见风沙起。乍觉棉裘添暖意，阳春原在风沙里。（《鹊踏枝》）

底事悲秋，试倚楼闲眺，一院秋光。牵牛最无气力，引蔓偏长。疏花数朵，待开时、又怕朝阳。浑不似、葵心向日，一枝带露娇黄。（《汉宫秋》）

这些词所写的形象，虽然也是大自然的景物，却蕴涵着更深一层的情意和思致。如果把这两类词中的形象做个比较，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区分：前一类形象是以写物为主，其情趣不过是被外物偶然引发的感受；而后一类形象已经不完全以物为主，而是心与物的一种交感，是心中早有一份情意和思致，不过偶然被物所触发，不知不觉把这种情意融汇于物象之中，成为一种心物交感的流露。

还有一类则是全然以心中的情意和思致为主，不必有实在的外物形象，而由自己的心意创造一种形象来表现。例如：

去年祖饯咸阳道。斜日明衰草。今年相送大江边。霜打一林枫叶、晓来寒。　　深情争供年年别。泪尽肠千结。明春合遣燕双飞。夹路万花如锦、伴君归。（《虞美人》）

这是完全以形象喻写一种在沦陷区中对故国的怀思。又如：

记向春宵融蜡，精心肖作伊人。灯前流盼欲相亲。玉肌凉有韵，宝靥笑生痕。　　不奈朱明烈日，炎炎销尽真真。也思重试貌前身。几番终不似，放手泪沾巾。（《临江仙》）

这是以形象喻写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及幻灭的悲哀。这些词中的形象，无论所写的是“咸阳道”、“大江边”，还是“灯前”、“玉肌”、“宝靥”，都不是眼前实在的景物，而完全是一种假想的象喻，是把抽象的情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来表现。这三种不同的情意与形象结合的方式，顾先生运用得十分纯熟。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使得顾先生的词虽然有心用意，却不失于枯窘，写得既清新活泼又有深情远韵。

如果用西方的话来说，其“春宵融蜡”一首是很象征化的作品，而且整首词好似在说一个故事，一个事件，整个的故事是象征。还不是说一个语汇的象征而已，例如说松树经冬不凋是一个坚贞的象征，还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整个的，一个作品是一个象征。他写的是一个人用蜡做了一个蜡人，“记向春宵融蜡，精心肖作伊人”，记得一个晚上，“向春宵”，就是面对着那样一个春宵。中国语言是十分丰富的，有很多意思，春天，那么浪漫的、多情的、温柔的日子；“宵”，夜晚，那么安静的、沉静的时刻，常常你在白天时，有很多身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分散你的感情和你的心意，晚上的时候才能真正把你的心思集中。春天，而且是春宵，把融化的蜡“精心肖作伊人”，“精心”，是用了精微细致的心意，“肖”是像，“伊人”，那一个人，理想中的那一个人。我精心用蜡做了我理想中的一个人，非常美，非常真切，非常生动，而且“灯前流盼欲相亲”，深宵夜晚，所以是灯前，蜡人的眼光仿佛会流动，目光转动，眼睛是人的灵魂，眼睛像活了一样，能流动，似乎是在多情地看着我，而且表示了这么亲切的感情。“玉肌凉有韵”，摸一摸蜡人的肌肤，那么清凉润滑。“宝靥”是腮边，美丽的腮边好像在微笑，而且有一个浅浅的酒窝的痕迹，“宝靥笑生痕”，写得这么生动，这么真切，这么美丽。这是上半首。下半首的“不奈朱明烈日，炎炎销尽真真”，把情景突然改变了。无可奈何，又红又亮又热的像火一样燃烧的太阳晒在这个蜡人身上，“炎炎”像火一样，“真真”，是古人对所爱的人的一个称呼，“销尽”把所爱的蜡人完全融毁了。“也思重试貌前身”，我也想重新试一试，努力去再做一个蜡人，这个“貌”是个动词，杜甫有咏图画的诗“貌得山僧与童子”，“貌”是做出一个像来。就想做出一个像以前那么美的人，可是“几番终不似”，试了多少次，再也做不出先前所做的那么美丽的一个蜡人了，“放手泪沾巾”，只好放下手，流下泪来。有很多人年轻时有一个理想，一个梦想，后来被现实给毁了，你再想完成它，再也完不成了。整个这首词全以形象喻写这么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及幻灭的悲哀。这是一种很现代化的感情，也是一种用了很现代化的手段、写法来写的一篇作品。

本来，中国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不断地在演进变化。在晚清的时代，当我们自己的东方文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时候，在我们古典文学领域里，也引起了一种冲击和波动，这个冲击波动形成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用旧的形式写新的思想，一个是把新的名词用到旧的古典诗歌里去。当时作这样尝试的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黄遵宪，他有《人境庐诗草》。他曾去国外，做驻外公使，所以他的诗写美国的大选，用了很多新名词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王国维，他曾读过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他把很多西方哲学思想放在旧体诗词里，形式是用的旧的，但思想是新思想。顾先生在王国维以后，也是一个尝试把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放进旧体诗词里的一个作者。

顾先生的一首《木兰花慢·赠煤黑子》便是写了一个“煤黑子”的形象，煤黑子是旧日对北方冬天送煤的人的俗称，他们用驴车拉煤运煤，这个题材是古人没写过的，是一种新鲜的题材，顾先生选取了旧传统中所不曾叙写过的人物形象：

策疲驴过市，貌黧黑，颜狰狞。倘月下相逢，真疑地狱，忽见幽灵。风生。黯尘扑面，者风尘、不算太无情。白尽星星双鬓，旁人只道青青。　　豪英。百炼苦修行。死去任无名。有衷心一颗，何曾灿烂，只会怦怦。堪憎。破衫裹住，似暗纱、笼罩夜深灯。我便为君倾倒，从今敢怨飘零。

而他的《鹧鸪天·佳人四首》，都是写美人的，是旧的题材，可是旧的题材有新的意思：

绝代佳人独倚楼。薄情何处觅封侯。天连燕赵沉沉死，日下江河滚滚流。　　红袖冷，绿云秋。泪珠欲滴又还收。自从读会灵均赋，不爱欢娱只爱愁。（其一）

绝代佳人独倚阑。江头看惯去来船。当楼花似迎人笑，人笑花开似去年。　　依旧是，着春衫。看看能否耐春寒。腰肢瘦到堪怜处，不受人怜谩自怜。（其二）

绝代佳人独倚床。水沉销尽尚闻香。熏笼已罗衾暖，却拥云鬓懒卸妆。　　曾记得，理丝簧。曲中也爱凤求凰。而今再把罗襦绣，便绣鸳鸯不绣双。（其三）

绝代佳人独敛眉。簪花插鬓故迟迟。妆成重复看鸾镜，不是含羞欲语时。　　梁燕去，塞鸿归。熏香人自在深闺。今生判得情缘短，千转芳心尚恨谁。（其四）

《佳人四首》都是象征的，是以“佳人”的形象来发抒“美人香草”的幽约悱恻的情思，用一个美丽的女子来象征一种美丽的品格和修养，那“倚楼”、“倚阑”的“绝代佳人”，都并非眼前实有的景象，而完全出于一种假想的象喻，是将抽象的情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来加以表现的。

至于顾先生的诗作，则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1934年收入《苦水诗存》中的八十四首为代表，后期没有收编印行，现在辑录到的已经有二百余首。顾先生自己对早期的诗作不大满意，他在《苦水诗存》自叙中说：“余之不能诗，自知甚审，友人亦多以余诗不如词为言。”至于顾先生后期的诗作则积多年的学养，表现出相当可观的成就。我以为顾先生后期诗作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修养日深、脱略娴熟、别含感慨沉郁之致。例如赠冯君培先生夫妇五律四首中写的“涂长叹才短，语罢觉灯明”，“云压疑天矮，雨疏闻地腥”，“人终怜故国，天岂丧斯文”无不娴熟、疏放、自然。

二是将感情与思致及议论互相交融为一体，充满精警之意又写得极为质朴自然。例如《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五古，第五首“显亦不在朝，隐亦不在山。拄杖街头过，目送行人还。所思长不见，默默亦何言”，第十四首“振衣千仞岗，出尘安足贵。谁与人间人，味兹人间味”，第十七首“耻作鸟兽徒，甘落尘网中”，第十九首“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等，可谓时时有精警之句，而又朴质自然，深得陶诗之意致。

三是表达力已臻于极为成熟之境，别具健举的笔力。例如《一九四七年开岁五日得诗四章分别呈寄各地师友》“高原出水始何日，深谷为陵非一时。故国旌旗长袅袅，小园岁月亦迟迟”、“重阳吹帽识风力，五月披裘非世情。云路还输远征雁，星光自照暗飞萤”，其用心着力之处，最能表现他的健举之笔，是顾先生后期诗作中令人重视的成就。

2．剧曲创作

顾先生在剧曲方面的创作，也有极可重视的成就。我以为顾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使中国传统的剧曲在内容方面有了一个崭新的突破，那就是使剧曲在表演、娱人的表面性能以外，平添了一种引人思索的哲理，这是一种很大的开拓。这种开拓，并非只是一种偶然的成就，而是在一种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反省的结果。

本来中国旧日的剧曲，元明两代的杂剧与传奇，虽然作品也很多，词藻也很美，却因受到当时历史及社会背景的种种限制，除了文字很美丽以外，内容大多是表演一个故事，娱乐观众，很少有像西洋戏剧那样，常常表现一种深刻高远的哲理。这种反省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近代的学者都是非常敬佩王国维的，顾先生也是非常推崇王国维的。王国维确实有着过人的天才和眼光，他在《静安文集续编》的自序中说：“吾中国之文学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王国维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看到西方文学中戏剧方面的成就伟大过人，相形对比之下，中国的戏曲在内容方面就显得浅陋空乏。王国维曾有志于戏曲的创作，这个想法，王国维在他的《文学小言》及《自序》等文章中曾多次谈到，只可惜没能付诸实践。王国维是一个在理性方面、感性方面都很好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学者。他创作诗词，同时还整理了唐五代名家词，写下了《人间词话》的评论著作；但在戏曲方面，他只写了《宋元戏曲考》，却没有戏曲的创作。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王国维在结交了罗振玉以后，研究方向转变了，不再从事文学、美学的研究，转向了历史和考古；二是王国维是一个关起门来在书斋里讨生活的人，他的思想很深刻，但现实生活比较贫乏，对外面社会不大介入。这种性格适合写词，词是一种对自己内心幽微要眇的感情的探索，是向内的探索，所以王国维的词写得很好。而戏曲则不然，戏曲是要表现社会、人生的种种现象，是向外的探索，这与他的性格不大相合，所以他终于没有戏曲的创作。王国维的这个愿望，在顾先生手中真正获得了完成。

顾先生一共写有杂剧六种，除了《馋秀才》是顾先生“开始练习剧作时所写”，其余五种分别收入两本剧集。第一本剧集《苦水作剧三种》及《附录》一种，共收入《垂老禅僧再出家》、《祝英台身化蝶》、《马郎妇坐化金沙滩》、《飞将军百战不封侯》四种。第二本剧集只有《陟山观海游春记》一种。

先从第一本剧集来谈，《垂老禅僧再出家》这个故事讲的是继缘和尚在大名府兴化寺出家，他有个同乡赵炭头带着妻子什样景卖艺也到了大名府。赵炭头生病了，继缘和尚常去看望，赵炭头临终托继缘和尚照顾他的妻子什样景，并希望他死后继缘和尚和什样景结为夫妇。赵炭头死后，继缘和尚不肯与什样景结为夫妇，但仍然带着钱粮探望，遭到什样景责问，后来才结为夫妇，并生了一儿一女。二十年后儿女长大成人，什样景也生病死去，继缘和尚又再次出家。

我以为，顾先生在这里想要说明两个含义。一是佛家“透网金鳞”的禅理。“透网金鳞”是说有两个和尚在河岸上走，看见有人在打鱼，有鱼从网里跳出来。大和尚说：俊哉，透网之金鳞！小和尚说：既然这样，不如当初不撞入网。大和尚说：你欠悟啊，没有撞入网的鱼，对于网就没有必然能脱出的把握。只有曾经撞入网而又能脱出的鱼，才真正达到了不被网所束缚的境界。未曾还俗以前的继缘和尚就像一条没有撞入过网内的鱼，所以不免被网所束缚。直到他垂老再度出家时，才真正摆脱了网的束缚。顾先生在课堂上也常常举这个例子。二是倡示了一种不惜牺牲自己，救人须救彻的理想。这种用意，顾先生在讲课时，也曾多次提到。

剧中第三折什样景对继缘说：

师兄，你知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可还知道杀人见血，救人救彻吗？你如今害得我上不着天，下不落地，那里是你的慈悲方便？你出了钱米养活着我，让我来活受罪吗？昔日释迦牟尼，你不曾说来吗，在灵山修道的时节，割肉喂虎，刳肠饲鹰。师兄道行清高，难道学不得一星半点儿？如若不然，让我自己在这里冻杀饿杀，不干你事。从此后休来我面前打闪，搅得我魂梦不安。

这一大段不仅在文字上写得十分沉重有力，而且还提出了一种无论是想要成佛还是做人，都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那就是不惜牺牲或玷污自己也要救人救彻的精神。

其他几本杂剧无论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忠贞爱情的故事，还是写飞将军李广百战不封侯的故事，从表面上来看，顾先生的剧作取材与元杂剧的取材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却有绝大的不同之处：元杂剧所写的不管与原来的本事是否相同，其写作目的不过仅仅是在表演之际取悦观众而已；而顾先生所写作的目的，是要借用戏剧的故事，来喻示较为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对于人生的某种理念的思考。比如“透网金鳞”的禅理，比如“救人救彻”的理想，比如对超越生死之谊的歌颂。

顾先生所创作的杂剧，最难让人理解他真正主题和用意的，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的是《垂老禅僧再出家》和《马郎妇坐化金沙滩》这两种。因为《祝英台身化蝶》和《飞将军百战不封侯》无论他真正的用心立意是否被读者理解，至少从故事的外表情节来看，总还不失一种严肃的意味。而《垂老禅僧再出家》写的是一个既还了俗又结了婚的和尚，《马郎妇坐化金沙滩》写的是一个以肉身布施的淫妇，如果只从故事外表的情节看就显得荒诞不经了。然而我认为这两本杂剧不仅内容上有更深微的用意，在艺术表达手法上也有更可重视的成就。

本来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大多是以写实为主，经常带有说教的意味。而顾先生的这两本杂剧，却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以整个故事传达一种喻示的含义。这种表达方法是近代西方小说家、剧作家，甚至电影导演，都曾经尝试用过的一种表达方式。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尤金·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到60年代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他们所写的戏剧都是借助故事的外表来喻示和传达某种思想的理念和心灵的感受。我这样说，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因为顾先生的这两本杂剧都是1936年冬天写定的，比西方那些剧作家写作这一类剧本要早了十年以上。顾先生的剧作虽没有像西方那些剧本极端荒谬的形式和意念，但他以剧中具体的人物情节来喻示一种抽象的理念这种表达方式，与西方的那些剧作家是极为相似的。顾先生之所以能够突破中国旧有的传统，开创一条与后起的西方剧作家相近的写作途径，成为了一位在文学创作发展中的先知先觉者，与他早年研读西方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顾先生在谈论对戏剧创作的理想时曾经赞美古希腊名剧《普罗米修斯》，认为它表现“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除了西方戏剧以外，西方近代的小说，以及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小说，也都给顾先生很大的影响。

顾先生写第二本剧集《游春记》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开始跟顾先生学习。记得当时顾先生在课堂上讨论西方悲剧中的人物性格，曾经与同学们讨论过这个剧是以悲剧结尾还是以喜剧结尾的问题。顾先生给悲剧和喜剧所下的定义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般悲剧中人物性格可分两种，一是被命运所转，一是与命运相搏，顾先生认为只有后者才称得上是悲剧。按照这一标准，顾先生认为只有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才是真正的悲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而顾先生认为元剧的《梧桐雨》、《汉宫秋》中的唐明皇与汉元帝，都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属于被命运所转，而不是与命运相搏，这一类戏剧不属于真正的悲剧；明以后传奇中的所谓喜剧应称为团圆剧，所写不过是功成名就，亲事和谐，人情物欲得到满足而已，浅薄庸俗，完全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志意，也不能称之为喜剧。顾先生理想中的喜剧是要表现一种为美好理想付出艰辛追求的精神。在《游春记》这一剧作中，顾先生为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游春记》取材于《聊斋》中《连琐》的故事，主要是取其由死复生的象征的用意，借以表现一种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的精神和感情的伟力，表现一种求生的强烈意志和愿望。《游春记》第一本是秋天肃杀悲凉的景色，男主角杨于畏一出场就唱出了“任岁月难留如逝水，尽摧残不尽是生机”的坚强意志，还唱出了他自己“平生有多少相思意，相伴着花开花落，春去春归”的缠绵执著的感情。连琐的鬼魂被杨于畏的诚挚所感动，前来与他相会，象喻了在凋零肃杀的秋日也难以被摧残的生机。第二本的第一折背景由肃杀的秋日转为凛冽的严冬，这可以说有两层的提示和暗喻：一是因季节改变暗示出杨于畏和连琐的感情的增长和坚定，二是凛冽的严冬更可以显示他们追寻生机不畏风雪严寒的坚强和执著的精神。连琐一上场念的定场诗有两句“常爱义山诗句好，不辞风雪为阳乌”，表现了她不畏严冬追求光明和温暖的坚强心意。第二本的第二折已经是风光明媚的春天，连琐的幽魂已经洋溢着生意。她唱道：“幽绪满怀蚕作茧，生机一片水生涛。”而正如古今中外所有的神话或宗教所喻示的一样，凡一切再生的救赎，都需要有一种牺牲的血祭，因此连琐向杨于畏提出了要以一滴活人血滴入脐中的要求。当这庄严的仪式完成以后，杨于畏在下场时念了一首诗：“带月荷锄汗未消，南山曾记豆生苗。谁知深夜明灯下，一朵心花仗血浇。”这首诗用陶渊明写躬耕辛苦的诗句“带月荷锄归”来喻写对于心田之花的浇灌，彰显出一切收获都必须付出汗血代价的严肃意义。第三折是对连琐起死回生的正面叙写，是顾先生的用力之作，有几只曲子写得笔酣墨饱，非常出色：

【九转货郎儿】也是俺的至心宁耐，也亏俺的痴心不改，感动得巫娥飞下楚阳台。我破家私将春光买，我下功夫将好花栽。也有个万紫千红一夜开。

【四转】且莫道人生如梦，说不尽至心爱宠。将一幅图画儿叫真真，叫得哑了喉咙。也有个幽灵感动，悲欢相共。恰便是向荒田中，沙漠里，将情苗种。也有个一夜东风装点春容。人道是三山难遣风相送，凡人休做神仙梦。你看俺恰便是挂起了布蓬，东指云海蓬莱有路通。

【八转】俺这里凝看不瞬，他那里星眸闭紧。告巫阳好和俺赋招魂。且将这安息漫焚，漫焚。悄无声，气氤氲，我静待青春归来讯。则见他挪娇身也么哥，渖香津也么哥，下鬓云，慢转秋波，动着樱唇。渐渐地娇红晕粉，晕粉。两朵明霞弄腮痕，越越地添风韵。听微呻也么哥，看轻颦也么哥！这一番亲到瑶台逢玉真。

这里所引的三支曲子，前二支写经过艰苦的寻求和期待以后，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欢欣和兴奋，第三支写亲眼见到自己所期待已久的美好生命的复活。顾先生把这些写得极为细腻生动，所有的描写都带有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象喻的含义。

前边第一本的四折和第二本之前三折，剧中的故事情节与《聊斋》中《连琐》的故事差不多。到了第二本的第四折写的杨于畏与复活以后的连琐并马游春的故事，则完全出于先生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了。前面我提到顾先生最初写这个剧本时，对于以悲剧还是以喜剧结尾的慎重考虑，顾先生之所以决定以喜剧结尾，并且增加出一折《聊斋》中本来没有的“游春”的情节，把全剧定名为《游春记》，这其间必然有顾先生一种深微的用意。我以为先生这一折要写的，实在应该是理想之中一种美满人生的象喻。特别是顾先生在“游春”之中，还特别安排了“登山观海”的叙写，也就是说顾先生理想中的美满人世，不仅应该有如春日的欣荣，而且更应该有一种如同“登山观海”的高远理想和志意。关于这种象喻的意义，顾先生在这一折的剧曲中，也有足够的叙写和暗示。杨于畏与连琐来到海滨观海的时候，连琐唱道：

【耍孩儿】自然海上连成奏，多谢你个弹妙手，相伴着长林虚籁正清幽，珊珊佩玉鸣。说什么翠盘金缕霓裳舞，月夜春风燕子楼，到此间齐低首。听不尽宫音与商音同作，看不尽云影和日影交流。

在这支曲子中对于海的赞美，当然也就象喻着对于一种高远雄壮的美好境界的向往。后来写到海上日落，连琐又唱了一支曲子：

【一煞】遥空晚渐低，绮霞明未收，将海天尘世一起来庄严就。将遍人间绛蕊融成色，合天下黄金铸一个球。潮音里响一片钧天奏。比月夜更十分渊穆，比春朝加一倍温柔。

在这一支曲子中，其歌颂和象喻的意味，比前一支曲子就更为明显了。我以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创作中，如此富于反省自觉地苦心经营，使用象喻的手法写出一种至圆满、至美好的理想人世之境界者，实在应当以顾先生这个剧本为第一篇作品，这一种成就和用心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重视的。

五、先生的期望

顾先生天姿卓逸，而且用力精勤，他的书法，也一如其人，丝毫不苟，所以能够写出清严与淡宕相融的作品，盘旋与挥洒兼有的姿态。顾先生书法，师承沈尹默，也有相当的成就。顾先生对我师恩深厚，但我年轻时天性拘谨羞怯，很少独自去拜望顾先生，总是和同学们一起去。每次见到顾先生，我也总是静静在一旁聆听，很少发言，我对顾先生的仰慕，只是偶然会写在诗词的作品中。记得1944年夏天，顾先生给我看他亲手写的一册自己的诗稿，我当时有感而写下五言古诗一首，题目是《题羡季师手写诗稿册子》：

自得手佳编，吟诵忘朝夕。吾师重锤炼，辞句诚精密。想见酝酿时，经营非苟率。旧瓶入新酒，出语雄且杰。以此战诗坛，何止黄陈敌。小楷更工妙，直与晋唐接。气溢乌丝阑，卓荦见风骨。人向字中看，诗从心底出。淡宕风中兰，清严雪中柏。挥洒既多姿，盘旋尤有力。小语近人情，端厚如彭泽。诲人亦谆谆，虽劳无倦色。弟子愧凡夫，三年面墙壁。仰此高山高，可瞻不可及。

我的诗虽不佳，但我在诗中所叙写的对顾先生的诗与字的种种感受，却是真诚地发自内心的一片仰慕之情。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顾先生所传授给学生的，绝不仅是书本的知识而已，而是诗歌的精魂与生命，以及结合这种精魂与生命，所表现出的顾先生整体的品格和风骨。

1948年，我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一开始住在上海和南京的几个月中，与顾先生还有书信往来，可是从11月我随我先生迁到台湾后，我们的书信往来就完全断绝了。而我保存的顾先生的一些书信，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也在搜查住所时被没收了，从此没有再归还。我现在所保存下来的顾先生的手迹，一部分是顾先生当年亲手评改的我的习作旧稿；另一部分是我离开北平前顾先生给我的几封信；还有一首顾先生为我送别而作的七言律诗。这几封信和这首诗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我已经把它们作为书法装裱起来了，才没被调查人员搜去。顾先生这首诗的题目是《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这首诗包含了顾先生对我的一份鼓励和奖勉的情意。1978年在美国麦迪逊（Madison）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上，我认识了久闻大名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周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也曾从顾先生受业，论起来该是我的同门学长。会后汝昌学长写信告诉我顾先生曾经将这首诗抄录了转赠给他，并且写信告诉他这是当年送给叶生的一首诗。汝昌学长曾写信问叶生是谁？现在何处？而顾先生没有回答。读了汝昌学长的信，我特别感动，从顾先生诗中所写的“上堂”、“传法”、“鹏起北”、“吾道南”等句来看，顾先生原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谁知从1948年我告别了顾先生不久，就因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断绝了音信，而我又因离乱和忧患多年停笔不再研读写作。有时我也曾想，幸亏是断绝了音信，不然的话，顾先生知道了我的不幸，一定会更增加他老人家的忧伤和挂念。也幸而有汝昌学长在研究著述方面取得过人的成就，使得顾先生将“传法”的期盼转而寄托到汝昌学长身上，让他老人家晚年稍得安慰，也可稍减我在顾先生生前未能报答师恩的一点愧疚。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顾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顾先生对我的过高的期望，虽然使我甚为惶恐惭愧，但顾先生的鞭策，也给了我不少追求向上之路的鼓励。

六、整理出版《顾随文集》

1974年我回来时，没有惊动太多的同学朋友，只是跟我最亲近的、比较要好的同学联系了，从她们那里，我知道了顾先生早在1960年就去世了。那时，顾先生的著述作品一本也没有正式出版，除了自己的创作，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而且这些创作也不是出版社出版的，是顾先生在世时自己用中国传统的纸印刷装订成册的。我觉得应该搜集整理老师的文稿。

1977年我再次回国时，“文革”已经过去，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一些，从那时我就发愿，一定要竭尽全力，与各位同门好友一同搜集整理顾先生的作品。我找到了当年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在昭，刘在昭帮我联络了一些辅仁的老同学。因为当年我的伯父喜欢藏书，而且喜欢收藏一些藏书家收藏的古书，所以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也常常来我家看书，很多同学也都认识我家，所以我们第一次聚会就在我们察院胡同的老家。这次见面我们就商量了搜集整理顾先生遗作的事情。

这次回国时我还参观了母校。因为解放后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合并到北师大，我就参观了北师大。接待我的是我同班的同学郭预衡，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他毕业以后又念了一个研究所学位，后来就留校教书了。我问他辅仁大学有没有顾先生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回到我老家后，我女儿小慧还跟我弟弟说，我妈真是麻烦人，这么多年了，还让人家找这找那的。我弟弟在一旁就说话了：小慧你不知道你妈妈跟她老师之间的那一份师生的情意，这对她有多重要！真是，我今天之所以终身走上诗词的道路，是跟我老师的引导分不开的！

顾随《送嘉莹南下》手稿

顾随致叶嘉莹信，信中说道：“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1979年我回南开大学教书后，才知道顾先生有一段时间曾在河北大学教过书。南开大学中文系王双启先生是顾先生在河北大学的学生，算是跟我同门。我跟王双启先生说我要帮顾先生整理遗作。王双启先生告诉我，从前顾先生在河北大学教书时，有个辅仁的同学高熙曾也在河北大学教书，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也在河北大学，顾先生去世以后，他们就开始整理顾先生的遗作，而且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高熙曾当时已经生病住院，我们去看了他。可是这时高熙曾已经不会说话了，据说有一些顾先生的稿子交给天津百花出版社了。当我们找到百花出版社，百花出版社说已经还给高先生了，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王双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记得天津的老报纸上登过顾先生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我们去找找看。他带我去市图书馆去找那些旧报纸。当时我没有每天去图书馆，是王双启先生亲自把《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抄下来的。

我又联系上了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她来天津看我。当时我住在天津饭店，一个房间有两张床，顾之京就和我住在一起。我告诉她我有很多本顾先生讲课的笔记，她说那你带回来，我来整理好了。我把保存在身边几十年的当年听老师讲课的八本笔记带回来交给顾之京，经她摘录、整理，辑成七万余字的《驼庵诗话》。后来我又联系上了北京所有的同学，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请大家帮忙找顾先生的作品，搜集起来，最后由顾之京总承其事。我写了《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记述了这一次的聚会，其中有一首写的是：

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手迹珍藏蒙割赠，中郎有女胜须眉。

后二句指的是在一次聚会中，顾之蕙与顾之京姐妹曾把手中所保存的先生一封亲笔信送给了我。

1984年，四十余万字的《顾随文集》编订完成，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随文集》。从1948年我辞别顾先生南下，时隔近四十年，此书终于出版。而且，自那时起，我就和之京师妹约定：我所带回来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凡经她整理并在国内出版的，一切版权和版税都归她所有，这或许也算是我对顾先生深厚师恩的一点回报吧。

第四章　长路漫漫

一、初为人师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平开始了教学生涯。刚毕业的时候，辅仁大学分配我到佑贞女中去教书。佑贞女中在西什库教堂附近，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我天天骑车去上课。当时一般的老师只教两个班，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一开始我只教一个班，学生们对我都很好。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坏了，佑贞女中门口没有公共汽车站，要走出来。下课以后，这些女孩子就非要跟我一起走出来。刚出校门就碰上一个教地理的女老师，我还记得她姓樊。樊老师跟我说，我已经到学校了，你先骑我的车走吧。她把车给了我，我接过车就要骑上走，那些女孩子就是不肯让我上车，一直要跟着我一起走。我常常想起这些，很是感动。

大概因为我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使得听我讲课的学生也产生了对国文课的热爱。于是陆续有人邀请我去兼课。不久就有一位在私立华光女中任校董的父执辈的友人邀我去华光女中兼职教学。还有一位我的学生家长在志成中学担任校务工作，他们找不到教国文的合适的老师，听学生说我教得好，就请我去教。他们学校分男校、女校，我教女校的高一国文。男校高二有一班的学生程度很好但很调皮，他们对不满意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故意给老师难堪，赶走了两个教国文的男老师，没人敢教他们。我在女校这边教得很好，学校就请我去教，就这样我的课越来越多。最后不得已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情况下，我竟然同时教了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华光女中三个中学五个班的国文，每周三十个小时。因为我和同学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居然丝毫没有感到辛苦。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每周都有一定的进度，有些规模较大的中学，同年度的班级较多，所以有时要举行同年级的联合考试。我在讲课的时候，除了培养学生的兴趣以外，对知识方面的讲解也特别认真不敢掉以轻心。这样当然也使我自己获得了不少教学相长之益，而我任教的几个班级在联合考试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那时我刚毕业，只有二十岁，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我穿得很朴素，就是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因为当时的北平，无论是女老师还是女学生，往往在冬天的棉衣外都穿一件蓝色阴丹士林的长衫，所以我的衣着看起来跟学生没有多大差别。有个学生四十年后在台湾相遇，告诉我说，我来教他们时，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女校的学生呢！这个班的学生程度非常好，有些人的书法也写得很好。

1948年春天我将赴南方结婚，临走的时候，那些女生就跑到我家来哭，送给我她们绣的手帕，全班还照了合影纪念。男校的学生下了课就拉着我的车跟着我走，把他们自己写的字幅送给我留作纪念。当年的一个男生后来也到了台湾，我还记得他的国文程度非常好，过了几十年，大约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他通过报社找到我，跟我通信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希望我下次到台湾跟他见个面。后来我到台湾就给他打电话联系，是他太太接的电话，问我是谁，我就说我是他四十年前的老师。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还骄傲地跟别人说，你们认识叶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认识她时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回到大陆以后，有些我当年教过的学生，见到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也都纷纷与我联系，还到天津来看我。近来有些旧日的女学生，身体衰弱，她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来天津看我，还常给我打电话问候，使我非常感动。

1948年南下结婚前与北京志成中学学生合影，第二排左六为叶嘉莹

二、南下结婚

我这个人是比较古板的，很保守，从旧家庭长大，我确实没有谈过恋爱。上辅仁大学的时候，男女分校。虽然有时合班上课，不要说男生，就是女生我也很少跟她们说话，有些男孩子给我写过信，我从来也没有回答过。我先生的妹妹跟我是同学，同级不同班。我初中的英文老师是我先生的堂姐，因为我书念得好，所以她特别喜欢我，大概就是她把我介绍给了我先生赵钟荪，但是这位老师并没有告诉我。那时过年的时候，学生常常去给老师拜年，可是没听说老师给学生拜年的。而有一年，这个老师突然跑到我家来拜年，我还挺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有意来我家的。抗战时期我先生曾去过后方，胜利以后回到北平，还没有结婚。就是这时，我先生的堂姐向他提到我这么一个人，那时他在秦皇岛工作，他有一个同事是我的大学女同学侯英的男朋友，于是他就托侯英将他介绍给我。侯英打电话约我去她家，恰巧侯英的父亲去世了，我想人家有不幸，我应该去安慰一下，就去了她家。在侯英家，我见到了我先生赵钟荪。他一见我就说，我是你老师的弟弟。既然是老师的弟弟，我自然就得客气一些，不会像对其他男生那样，理都不理人家。恰巧那时我家的南房空了出来，我弟弟都长大了，就在那里弄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常常有同学来打球，赵钟荪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他也就借机常常来，我们就慢慢熟悉了。后来他也几次跟我提过婚姻的事，我都没有答应他。

1948年结婚照

我们认识差不多两年时，赵钟荪丢掉了秦皇岛的工作，又失业了，还得了病。失业的原因至今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姐夫在国民党海军工作，就在南京的海军给他谋了个职。他就提出要跟我订婚，我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走。我当时心肠就软了，我以为他可能是因为常请假到北平来看我才失去工作，见他又失业又生病，好不容易谋到个职业，别耽误了，就答应了他。不久，我父亲从上海回来度假见了他，内心并不满意，说他学无专长。但是我家不论是伯父还是父亲都比较开明，既然我答应了他，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赵钟荪在南京安定下来后，就写信要我南下去结婚。1948年我离开北平，去上海结婚。我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里也没有给什么陪嫁，因为我已经教了几年书了，手里有一些钱，就连赵钟荪当时去南京的路费也是我出的。因为我父亲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我是坐飞机去的，也因为觉得很快就会回来，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书都没有带。但是我老师顾先生课堂上的几大本笔记，我是随身带着的。

1948年3月29日青年节，我在上海结婚，这一天是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我父亲和我外公原来都在上海工作，但当时父亲正在北平休假，外公也已经退休，所以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仪式，只是赵钟荪的姐姐邀请吃了一顿饭，并且照了几张结婚照。我到上海后是暂住在赵钟荪一个堂弟赵荃荪夫妇家中。因为当时国民党海军在南京，所以结婚后我跟我先生就一起去了南京。他的姐姐临时给我们租了一间大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就借了一张大床，买了一个红泥的小火炉子，开始了婚后的生活。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我的堂兄还在北平，可是这时他也到了南京，没有地方住，就跑来找我。我们就在屋里拉了一个布幔，让我堂兄他们夫妇住在了另一边。不久我就找到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叫圣三中学，是一所天主教学校。

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已经开始紧张，币制混乱，一日数变。起初是法币贬值，贬到不足制造这张纸币本身的费用。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本来最高限制是二十亿，结果是十个月发行了六百万亿。我们租房子都不说一个月多少钱，而是说一个月是几袋米或者是几袋面。因为这个月说一百，下个月连五十都不值了。我出去买炒菜的油，要排很长的队，如果排在后边，肯定是买不到的。南京有个太平商场，到了紧急的时候全都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商人都不肯卖货，把货都存起来了。因为一双鞋子今天卖五元，明天就卖十元。只有银元才能保值。那时南京的白下路两边都是卖银元的，分别有大头和小头。大头是袁世凯的头像，小头是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价格不同。我和赵钟荪每个月拿到薪水后，就赶快到白下路去买银元存起来，买银元的时候要先把银元叮叮当当地敲敲，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吹它一吹，再放在耳边听听有没有回声，可以帮助判断银元的真假。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一块一块地去卖。我结婚时，父亲在北平休假并不在上海。休假满期后他又回到上海工作了，因为我母亲老早就去世了，生活上一直没有人照顾他，我有时就去上海看望他。我父亲真的不会料理生活，也不会理财。我每次去看他，他很多的脏衣服、脏手帕都没有洗，我就给他洗干净。我拉开他的抽屉一看，他所有的钱票子都在那里，他根本不管，不换也不存，都成了一堆废纸。这就是当年南京和上海的生活。

关于我在南京这一段日子的生活，我曾写过一套《越调斗鹌鹑》的曲子，反映了当时币制改革后国民政府迁台前，百物腾贵，老百姓争换银元，民不聊生的景象：

一九四八年旅居南京亲友时有书来问以近况谱此寄之

高柳蝉嘶。新荷艳逞。苔印横阶。槐阴满庭。光阴是兔走乌飞。生涯似飘蓬断梗。未清明辞别了燕京。过端阳羁留在秣陵。哪里也塞北风沙。早则是江南梦醒。

【紫花儿序】一般凄冷。淮水波明。蓟树云凝。风尘南北，哀乐零星。人生。说法向何方觉有情。把往事从头记省。恰便似梦去难留。花落无声。

【小桃红】有多少故人书至尚关情。惭愧我生计无佳胜。休猜做口脂眉黛打扮得时妆靓。镇常是把门扃。听隔墙叫卖枇杷杏。赋长闲寂寞营生。新水土阴晴多病。哪里取踏青拾翠的旧心情。

【秃厮儿】更休问江南美景。谁曾见王气金陵。空馀下劫后长堤杨柳青。对落照，逞娉婷。轻盈。

【圣药王】争败赢。论废兴。可叹那六朝风物尽飘零。更谁把玉树新词唱后庭。胭脂冷旧井。剩年年锺山云黯旧英灵。更夜夜月明潮打石头城。

【麻郎儿】说什么秦淮酒醒。画舫箫声。但只见尘污不整。破败凋零。

【么篇】近新来更有人把银元业营。遍街头一片价音响丁丁。寻不见白石陂陶公故垒。空馀下朱雀桥花草虚名。

【东原乐】这壁厢高楼耸，那壁厢园菜青。错落高低恰正好相辉映。小巷内雨过泥泞不可行。好教人厮幸。休想做听流莺在柳堤花径。

【绵搭絮】俺也曾游访过禅林灵谷，拜谒了总理园陵。斜阳有恨，山色无情。白云霭霭，烟树冥冥。大古来人世凄凉少四星。山寺钟鸣蔓草青。更休赋饮恨吞声。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

【么篇】乌衣巷曲折狭隘，夫子庙杂乱喧腾。故家何处，燕子飘零。霎时荣辱，旦夕阴晴。当日个六代繁华震耳名。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醒。现而今腐草无萤。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

【拙鲁速】我家住在绒庄街，巷口有小桥横。点着盏洋油灯。强说是夜窗明。这几日黄梅雨晴。衣履上新霉绿生。清晓醒来时也没有卖花声。则听见刷啦啦马桶齐鸣。近黄昏有卖江米酒的用小碗儿分盛。炙糕担在门前将人立等。我买油酱则转过左边到南捕厅。

【尾声】索居寂寞无佳兴。休笑这言词儿芜杂不整。说什么花开时三春觅句柳丝长。可知我月明中一枕思乡梦魂冷。

三、渡海到台

这一时期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11月海军就要撤退了。因为局势很紧，就是海军的眷属也订不到票。我们是跟我先生的姐姐一块儿走的，因为他姐夫包遵彭在海军的政治部工作，地位比较高，弄到了“中兴轮”的统舱票，没有正式的位子，就是打地铺。他姐夫还不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走，就让我们跟他姐姐、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有姐姐的婆婆先走。

1948年11月我们从上海坐“中兴轮”先到了基隆，到基隆时天还没有亮，又换乘火车从基隆到左营。那时的台湾不像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都有，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那时只有一种慢车，从天没亮就上了车，一站一停整整开了一天，到左营已经黑更半夜十一点多了。左营当时还很荒凉，一天没有吃东西，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店，一间竹子搭的棚子，里面卖台湾的炒米粉。一进去就看见墙上爬满了壁虎，我们也顾不上许多，胡乱吃了一些，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海军来了辆车把我们接到海军宿舍，当然也是因为他姐夫的关系才来接我们的。

台湾的风土人情跟北方大不一样。我们住的海军宿舍是日式的房子，房前有一种树，上边结了一些绿色的瓜，我们也不敢吃，后来才知道那是木瓜。到了晚上你坐在屋里，就听见房顶上有叽叽咕咕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是鸟叫，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壁虎在叫。以前在北京，偶尔也看见过壁虎，但是在左营小饭馆竹棚里满墙的壁虎是没见过的，尤其是壁虎的叫声更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后来听说在台湾嘉义以北的壁虎不叫，嘉义以南的壁虎就叫。我在台湾居住多年后，证明果然是如此的，左营的壁虎叫，台北的壁虎就不叫。这时已经11月下旬了。当时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而且所有的书籍也都在辗转的长途邮运中全部遗失了，既无事可做，也无书可读，直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49年，当年我北平老家的邻居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在台大教书，听说我到了台湾，就介绍我到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教国文。

彰化女中的单身女老师，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另外一个名叫张荣荪的教国文的女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隔壁住的是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和她的同乡教国文的杨菁，我就跟她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渐渐地熟悉起来。在白色恐怖时期，杨菁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后来关了很多年。那时我已经怀孕了，怀的就是我的大女儿。

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人很好，她的先生在台北师范大学做教务主任，她自己带着儿子住在校长官舍里。我暑假中在左营生下了大女儿，开学以后，校长就让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住进校长官舍。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是校长当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同学，她丈夫留在大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也住在校长官舍里，那时这种两地分开的很多。这样我们三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起。194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我先生来彰化女中看望我们，大女儿刚刚四个月大。那天我们三家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我先生还跟他们下了一盘跳棋。次日凌晨天没亮，有人敲门，进来就把我先生抓走了。事实上，他们在来之前，就把我们左营的家给抄了，伯父给我写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先生给我写的诗，我已经裱成了条幅，所以没被拿走，原件现在已经交给了顾之京。还有我老师写给我的两封信，当时也因已装裱，未被抄走。

到了第二年夏天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彰化女中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共有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我当然也在其中。一起被抓的除了校长、我，还有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教国文的苏镛老师，另外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教物理的刘春恒老师，他的夫人是教化学的王秋玲老师。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很害怕共产党，他们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了我们的女校长。有什么可告发的呢？当然有。首先是跟训导主任吴学琼住同屋的杨菁已经被关起来了；后来我先生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彰化女中抓走的，是校长请我来教书的；还有校长的叔叔本来也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后来回了大陆——这些都是使她有嫌疑的原因。我们都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传、自白书，我们都写了。后来他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我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找到彰化警察局局长。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在台湾无亲无友的，把我送到台北，举目无亲，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在这里起码还有我的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有什么事还有他们照顾着，你就把我还关在彰化警察局吧，反正我也跑不了。

过了不久彰化警察局把我先放了出来，校长她们就都被送到了台北。后来听说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辅仁的校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出来以后，有人就劝我，彰化女中你是不能再待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你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万一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不如离开吧。我想也是，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因为我在学校工作都是住在宿舍里，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住处。最近两年（已是时隔五十年）我又去过彰化女中，我当时住的校长官舍还在，现在彰化女中的校长还热情地欢迎我，还请来了当时跟我同时在校担任家事课的一位女老师来相见叙旧。

当年离开彰化女中，我真的无家可归了。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了左营我先生的姐姐，住在她家。姐夫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是被左营的海军抓走的，这样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我先生的姐姐家也很挤，是那种日式的房子，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她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我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走廊也很窄，没有床铺，白天当然不能睡，到中午吃过午饭，人家都要休息睡午觉了，小孩子睡觉不一定是那么准时，我怕吵了人家，就抱着女儿到远处的树下去转。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早上很早我就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起来了，不能把地铺留在走廊上。

中国航空公司是1949年初开始撤退的。我父亲是人事科长，他是带着第一批工作人员先撤退到了台南，为在台湾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做准备。1949年11月，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台湾当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了大陆。我父亲本来也想回上海看看，走到基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就回来了。他们这些已经到台湾的“中航”工作人员领了一笔遣散费，就被遣散了。因为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科长，他们就给我父亲临时安排了在物资调节委员会工作。物资调节委员会在台北，他们就让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住到一个宿舍里。这样他在台南的那个临时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姐姐家住在走廊上，就说他在台南的宿舍暂时也不住，让我先到台南住到他的宿舍里。这样我就离开了我先生的姐姐家，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在台北，我先生被关着，真是没有一个人管我。那时女儿还在吃我的奶，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我们母女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到了9月新学期开学时，我的堂兄介绍我到台南一所私立光华女中教书，本来他在那里教书，后来因为他又找到一个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光华女中了。于是我住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带着女儿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它不是正式的整齐的房子，是一个统舱式长条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是通道，水泥地，两侧就是住房，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每侧各住了两家教师，一拉门上去就是地板，地板上铺着草席，就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我买了一个竹床跟我女儿睡。做饭就在通道上，开门下去是水泥地，我买了个小煤油炉在那里烧饭。因为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我切好菜、擀好饼或是面条，就放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的一个小桌子上，然后下去点炉子。那时我女儿刚满周岁，已经会淘气了，当我点好炉子再回来，我女儿已经把我准备好的面条呀、饼呀统统都抓了，我只好重新再来。后来，我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女孩请假，我就带女儿去教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有时她忽然说，妈妈，我要尿尿，我就赶快带她去厕所。幸好同学们还都不错，也不说什么。

有一次台南刮起非常可怕的台风，那天台风非常大，就好像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我就带着女儿躲到了竹床的底下，我是想，万一房顶被台风掀起来，我们母女两个也算有个遮挡。忽然间看见外边都是火光，而且很多人大喊大叫的，真是可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我们住的地方隔着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学，叫胜利国小，里面有一部分教室住着军队。台风把他们住的教室的屋顶给掀开了，屋里漏了雨。因为电线也被吹断了，所以也没有灯。那些士兵就点起了蜡烛，整理漏雨的房屋。不小心引起了大火。还好，没有殃及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在台湾遇到的一次最大的台风。

我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可时间长了人家当然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个孩子，整年地都不见我先生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也没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不能说我先生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那还了得，学校哪还敢聘我，我不就又无家可归了吗，这些我只好默默地承受着。这就是我当时在光华女中三年的生活。一直到1953年我先生才放出来，他刚回到家时，我住的房子窗外围满了学生，大家都好奇地来看他。

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在校长被抓以后就离开了彰化女中到了台北二女中。1953年前后，台北二女中要招聘高中国文老师，我以前教过吴学琼的侄女吴忆进，所以她知道我教书不错，她就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到台北二女中来教书。那时我先生刚出来还没有工作。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可以到二女中教书，如果能帮我先生找个工作，我们就过去。台北二女中在近郊有个分部，那个地方叫汐止，她就把我先生安排在汐止分部的初中教国文，我们全家就到了台北。

我在二女中教两个高中班国文，还要兼做一个班的班导师。国文课每两周有一次作文，每班六七十人的作文都要改，而且二女中规定班导师还要看大楷、小楷、周记、日记，所以忙得不得了。经过了几年的患难，我那时非常瘦弱，体重不足一百磅，还得了气喘病，二女中的一个女同事说她都不敢碰我，怕一下子就会把我的手臂拉断。校长王亚权对我很好，同学们对我评价也很好。那时台北教育主管部门有督学，督学下来视察国文教学，学校就把他安排到我的课堂上听课。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讲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已经打了下课铃，我还没有讲完，就延长一会儿把它结束。那位督学也不走，一直听完。校长一看都下课了，这个督学怎么还不回来，就找到教室来了。后来校长开会的时候还报告说，那位督学认为我的课讲得非常好。

我到台北以后参加了“浸信会”的一个教会，我们住在信义路168巷，“浸信会”的教会就在信义路的大街上，从我家出了巷口，过马路就是教会。那时每个礼拜天我都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我在教会教主日学。主日学分大班和小班，当时我的小女儿很小，为了能照顾她我就教了最小班的主日学。

到台北以后我就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住一间房子，我们夫妇与两个女儿住的是一间六席的日式房子，地方不大，我没有单独的地方读书备课。只能在走廊的一点地方放一个小桌子读书写字，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后来台湾大学聘我去教书，我的很多文稿就是在那里写的。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1966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美国，1967年我把先生也接去了美国。我们都走了以后，我的一个女学生施淑女一直住在我家，照顾我父亲。她一直称我父亲“太老师”，她曾经写信告诉我：“太老师有时晚上谈话时对我讲，你的命不好，遭遇了这么多不幸，而且整个家都是靠你支撑着。”她还说我父亲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讲话。我知道父亲是心疼我的，他不是喜欢啰嗦的人。父亲还给我女儿写过一首诗，告诉她不要忘了母亲的辛苦和艰难。诗是这样写的：

莺歌燕语报良辰，万物昭苏气象新。似锦韶光应珍惜，如花岁月逝难寻。总是更生须自力，几曾事业总因人。记取春晖寸草句，常思母爱慰亲心。（《辛亥元旦写小诗示外孙女言慧》）

四、忧患时期留下的诗词

我写诗比较多的就是在大学的那几年。毕业以后，因为同时教三所中学的国文课，工作很忙，写得就少了。特别是1948年结婚以后，不久就随国民党海军撤退到了台湾，这以后等待着我的都是忧患的日子。我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我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一个人真是千辛万苦，历尽了多少精神上、物质上的苦难，人只能是活下来就是了，除了活下来以外的事什么就不用说了。所以很多年我都没有写诗，那一段的作品很少，只留下两首词、一首诗。

台南有一种树叫凤凰木，枝干很高大，有点像北方的槐树。凤凰木的叶子都是对生的，很茂密，到了夏天就会开很大朵的红花，红得非常鲜艳，那是夏日台南的一道风景。我曾写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一树猩红艳艳姿”，是说满树开的都是非常鲜艳的红花。“凤凰花发最高枝”，是说凤凰花开了，而且是开在那么高大的树上。一般来说，大朵的、色彩鲜艳的花都是开在草本的植物上，木本的、高大的树很少开这么大朵的、这么艳丽的花，而且这么茂密、这么繁盛。它的名字也很漂亮——凤凰木，所以台南的这种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惊心节序逝如斯”，从1949年冬天我先生被抓，1950年夏天我又被抓，到现在已经是1951年的夏天，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先生还没有出来，我还是过着痛苦忧患的生活。“中岁心情忧患后”，我说“中岁”，其实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是1924年生的，1951年时我只有二十七岁，但我可以说是历尽苦难了。最早经历的苦难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我可以说备尝之矣。这期间我又遭受了丧母之痛，1941年，母亲病故，父亲远在后方，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那年我十七岁。而现在这一次的苦难始于1949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真的是身心疲惫，觉得自己已经是中年了。而且这些事我从来不对别人说，也不敢说，更无人可说。因为我已经远离了我的故乡，远离了我的亲友。所以下面我说“南台风物夏初时”，这里已是台南的夏日，已是开满了鲜红色凤凰花的台南，这是我的故乡北平所不曾有的。景物虽美，但却是强烈的异乡之感，所以下一句就写了“昨宵明月动乡思”，昨天晚上我看到天上的明月，想到从前在北平的生活、北平的亲友，我怎么会想到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不幸、这样的挫折、这样的痛苦，而且都没有办法说出来，只能说“昨宵明月动乡思”。

50年代在台湾，后排右四为叶嘉莹

我那时根本没有心情写诗，像我在大学时写的《晚秋杂诗》，一下子写出来五首七言律诗，那是因为有人欣赏。我可以给我的伯父看，给我的老师看，也可以给我的同学看，我的老师还跟我唱和酬答，我还受到赞美。可在台南我写了诗有人能看吗！所以我根本就不写，都是它自己跑出来的。这种七言句的韵律平平仄仄仄平平很容易自己跑出来，心里一有感触它就跑出来了。

1952年，我在台南，我先生还没有出来，我仍然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光华女中教书，生活仍没有什么改变。我又写了一首《蝶恋花》：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地思量着。

“倚竹谁怜衫袖薄”，是用的杜甫的《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杜甫写的也是在战乱之中，与亲人失散的一个孤独寂寞的女子。“倚竹谁怜衫袖薄”，是说经过了战乱流离之后，远离了亲人，虽然你是衣衫单薄，但没有谁来同情，没有谁来怜惜你。“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当年在北平，虽然是日寇统治下的沦陷区，但是我还有老师、有同学，大家一起学习，春天来了，一群大学的女学生一起到颐和园游春，一起“斗草寻春”，“芳事”是美好的事情，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完全过去了，这一切都是往事了，我再也没有“斗草寻春”那样美好的生活了。“莫问新来哀与乐”，不要再问你是悲哀还是快乐，根本提不到。不用说快乐，就是悲哀都不许你悲哀了。“眼前何事容斟酌”，生活逼在你眼前，没有你考虑的余地，逼到一步就走一步，别无选择。“雨重风多”是指我所遭受的这么多苦难，我那时真的是憔悴、消瘦。在那么远的台南，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带着女儿勉强活下去就是了。“雨重风多花易落”，我还不是把自己比作一般的花，一般的花你还看得见它开花，开了才落，只是因为风雨的打击、摧残，花容易凋落而已。其实我当时想到的是王国维的一首咏杨花的《水龙吟》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这是说杨花开时从来没有让人看见过，为什么这么短暂，一霎间就完全飘落了。我以为自己就像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零落凋残了。我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冬天就遭遇这种事情，虽然我读书时一直成绩都不错，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完成，不管是学问，还是感情，什么都没有就完了。“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对王国维的这两句词我是感触深刻的，所以我说“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青春的年华是有限的，可是你的约言、你的理想、你的期待完全落空无凭了。“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刬地思量着”，“屏”字读作“丙”音，是抛弃的意思，相思不一定只是说男女才有相思，对一切美丽的幻想、理想的向往都可以说是相思，每一个青少年都会做梦，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去做梦了，“待屏相思归少作”，就是说我早已准备把所有美丽的幻想、梦想都抛弃了，那都是少年时的事情，一切都过去了。“背人刬地思量着”，但每当更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间就又想起来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有过的理想。

这只是偶然一时的感触，留下了这两首词。诗只留下一首，但是一直都没有发表。直到好几十年以后，整理诗稿时才把它补充上去的。那是因为这首诗说得比较明白，当时不能发表。这就是诗跟词的不同了，因为词写的都是相思怨别，人家不会想到你这里写的是白色恐怖，是你的忧患。词表面上写的都是缠绵的、婉约的感情，所以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可是诗就不然了，因为诗是言志的，所以这首诗不能发表，甚至1970年代，我的学生施淑女在给我整理诗稿时都没有收过。近年来台湾解禁了，我才把它追忆写出来的。题目是《转蓬》，前面我写了一篇小序：

1948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1949年长女生甫三月，外子即以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满周岁之女同被拘留。其后余虽幸获释出，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以防更有他变。时外子既仍在狱中，余已无家可归。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往，因赋此诗。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和前边讲到的《浣溪沙》、《蝶恋花》等小令的词，篇幅都很短，很容易写，一有感触，就脱口而出。五言律诗五个字一句，比七律容易对句，也是一种比较容易作的文学体式。杜甫的诗各种体裁都有，但如果统计起来你就会发现，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因为五言律诗是另外一种很容易吟写出来的诗歌体式。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我就如同是一棵蓬草，被风吹断了根，在空中随风飘转。现在有人到美国留学，可以给家人写信、打电话，想回来就坐飞机回来了。我们那时是在战乱中，离开故乡到了台湾，跟大陆断了消息，根本无法联系。“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我先生被捕，我也被抓，连个宿舍都没有了，真是没有托身之所。人说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可灾祸对于我就好像是有个门，说来就来了，真是无妄之灾，是你想不到的。“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莫名的灾祸就像一个盆扣在你的头上，看不到天日。当时在台湾你有了思想问题，人家都不愿意沾染你，又好像是你落在井里了，又有谁能给你援手呢？不要说当年的台湾，就连后来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因为1974年我回国探亲时写了一首《祖国行》，被台湾知道了，台湾报纸的副刊上发了一大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那时台湾的亲友都不敢跟我通信，我想大陆的“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吧。“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现在我所能做的，只剩下好好抚养我的女儿，深夜里忍泪吞声。说到这儿，大家都会觉得我已经很不幸了，但是更大的不幸是我的这个女儿已经在1976年因车祸去世了。

五、台湾大学

从1954年秋天我进入台湾大学任教，到1969年秋天我正式离开台大，前后共有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中，值得我追怀忆念的人和事自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只是对于已经去世的几位师友的悼念。如果按他们去世的年代来说，那就是1972年去世的许世瑛先生，1978年去世的戴君仁先生，1990年去世的台静农先生，1991年去世的郑骞先生和1993年去世的叶庆炳先生。如果按年辈来分，前面四位都是我的师长一辈，只有第五位是我的同辈。回想五十多年前，当我初进台大教书时，这些师友所给予我的种种关怀和协助，实在使我深怀感念，没想到数年之间，竟然相继长逝，说来真是怆然不已。

我进入台大任教，首先应感激的就是许世瑛和戴君仁两位老师当时的推介。

戴君仁先生是我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许世瑛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的公子。早在30年代中期，许世瑛先生刚刚结婚时就住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我家外院的南房。许先生迁入我家外院住时，我才考入高中不久。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大学教授，我是一个中学生，所以我平常根本不敢跟他讲话。虽然与许先生同在一个大门进出，但我每次见到他只是鞠躬问好。而许先生对我印象却很深，那是因为他从一搬进来就常常听见我朗诵。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学校的功课背诵，只是因为喜欢。我喜欢的诗能背下来的，我就大声地吟诵。有时也朗诵长篇的古文，而且是用古代诵读的方法，大声地吟诵。我在许世瑛先生挽诗中写过“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就是记述这时的情景。后来我考进辅仁大学，许先生并没有教我这一班。但因为我在大学也是常常考第一，许先生有时听其他的老师提到我，所以对我在大学读书的情况也相当地了解。

1965年与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六为戴君仁，左八为台静农，左十为毛子水，右二为叶嘉莹，右三为许世瑛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由于日本长期对台湾的统治，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阵容不是很强，所以那时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都是从大陆聘请去的。1946年许寿裳先生接受他的好友陈仪的邀请，主持了台湾编译局的工作，为台湾普及国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世瑛先生大约就是那时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也是那时到台湾去的。

1948年许寿裳先生在他住的宿舍里被人杀死，三天以后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凶犯，匆匆定案为谋财害命，不到一个月就执行了。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那时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他写过一首题为《哭鲁迅墓》的诗，里面有“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这样的句子，这里许寿裳先生把国民党当局比做“长夜”，言词并不算激烈。虽然许寿裳先生为人宽厚温和，但他的思想却是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的，不管当局做出什么假象，大家都认为许寿裳先生是被他们暗杀的。一时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是那以后返回大陆，来到南开的。许寿裳先生、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他们三个都是跟鲁迅一起创办未名社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去世了，李霁野先生回到大陆，只有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留在了台湾。

1962年与台大中文系同学合影，第三排中立者为叶嘉莹

戴君仁先生则是我在辅仁大学正式受业的老师，我对他当然更加敬畏，当年做学生除了见面行礼外，我从来不敢随便和他谈话，不过戴先生对我的作文非常赏识。那时我们的作文规定要用文言写作，我占了从小背诵的便宜，又常年用文言给父亲写信，早已习惯了文言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戴先生出了个作文题，是《书〈五代史·一行传〉后》。那时北平正在沦陷中，戴先生出这个作文题当然有一些言外之意。我在作文中就把这种含意做了些隐约的发挥，戴先生发还作文时写了几句批语，说我的行文“反覆慨叹，神似永叔”。我想大概因此之故，戴先生对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我先生1948年冬天来到台湾后，人生地疏，谁也不认识，就给许世瑛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找一个教书的工作，许世瑛先生就介绍我到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的先生宗亮东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那时许世瑛先生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我想许先生是通过宗亮东先生介绍我去彰化女中的。1949年、1950年我先生和我相继出事以后，因为怕牵连他们就断绝了跟他们的联系，我在台南光华女中那三年也没有跟这些老师来往。三年以后我先生被释放出来了，彰化女中以前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已转去台北二女中做训导主任，她就介绍我到台北二女中任教，我们就举家迁到了台北。到了台北我当然要去拜望许先生与戴先生，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台北。许先生与戴先生听说了我不幸的遭遇都很同情。恰巧那时台大招收了一批华侨学生，想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去教他们大一国文，戴先生、许先生就向台大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在二女中做专任教师，教两班高中国文，还担任一班导师，再加上在台大兼任的一班国文，本来已经够忙；一年以后，台大给了我专任的聘书，教两班大一国文，我就要辞去二女中的工作，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却不肯放我走，一定要我把所教的两班学生送到高中毕业，于是我就更加忙碌起来。

两年后，我离开了二女中，只在台大教两个班大一国文。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了，但这时许先生已担任了淡江大学中文系的主任，许先生坚持邀我去淡江大学教大二中文系第一班学生的诗选课。当淡江大学陆续又增开了三年级的词选和四年级的曲选课时，许先生就把这些课也都交给了我去担任，另外我还开过杜甫诗、陶谢诗、苏辛词等课程。

不久，我的母校辅仁大学也在台湾复校了，戴先生又被聘去做了辅仁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于是戴先生又邀我去辅仁大学教诗选、词选等课程。辅仁大学是我的母校，又是戴先生邀请，当然我不能推辞。那时我在台大教了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国文这一班是联考中总分平均最高的一班，人数很多，批改作文要花费不少时间；还有淡江大学那里的诗选、词选、曲选、杜诗都要我教，还有夜间部的课。所以戴先生找我时，我就告诉戴先生我实在太忙了。戴先生也怕我过于劳累，就跟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商量，免去了我在台大所教的大一国文、历代文选这些要批改作文的课程，改开了一门杜甫诗的专书课程。戴先生非常关心我，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这门课教好，因为国文、历代文选都是普通的课，而杜诗是专书课程。为了这件事，戴先生还多次到我家帮我排课时，告诉我不要和其他的课冲突，影响学生选课。戴先生还把他原在台大担任的诗选课也让给了我去教。这样我在台大就只有两个班的专书课程了。我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学校所开的课程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不仅更有利于我的专业水平的提高，而且相对来说，也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

另外还有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广播电台开设的大学国文课，原来是许世瑛先生教，许先生是深度近视，看东西都是放到鼻子上才能看见。后来连放到鼻子上都看着费劲了，几乎到了半盲的状态。连广播大学的国文课本，他看起来都非常困难，许先生就想把这门课也让给我去教。我因为工作太忙，三个大学七个班的课，还有夜间部，所以一时没有应承，拖了很久，大约半年以后，终于在许先生的鼓励和坚持下，不得不勉强答应下来。因为我到台湾以后，彰化女中就是许先生介绍我去的，台大也是许先生介绍我去的，广播大学许先生介绍我去，我也不好推辞。很多友人都感到奇怪，以我当年在台湾时身体那么瘦弱，怎么能担任了这么多的课程。其实这全都是许先生与戴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关爱的结果。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教书饭的，对两位老师又常存知恩感激之心，所以对于这些课程的教学都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这两位老师也不仅仅是对我这一个后学晚辈有所关爱，戴先生为人的温仁宽厚，许先生对学生的奖励提携，我相信这是两位老师所有的弟子们，都深有体会的。只不过因为我认识两位老师的时间较早，又都是我在老家北平时认识的。那时许先生住在我家外院，戴先生常常来看望许先生。因此在我的心理和感情中，总觉得这两位老师与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许先生逝世时，我正在温哥华，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许先生，诗题是《许诗英先生挽诗》：

海风萧瑟海气昏，海上客居断客魂，日日高楼看落照，山南山北白云屯。故国音书渺天末，平生师友烟波隔，忽惊噩耗信难真，报道中宵梁木坼。先生心疾遽不起，叔重绝学今长已，白日犹曾上讲堂，一夕悲风黯桃李。我识先生在古燕，卅年往事去如烟，当时丫角不更事，辜负家居近讲筵。先生怜才偏不弃，每向人前多奖异，侥幸题名入上庠，揄扬深愧先生意。世变悠悠几翻覆，沧海生桑陵变谷，成家育女到海隅，碌碌衣食早废读。何期重得见先生，却话前尘百感并，万劫痴空恋字，三春花落总无成。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小时了了未必佳，老大伤悲空叹息。先生不忍任飘蓬，便尔招邀入辟雍，有惭南郭滥竽吹，勉同诸子共雕虫。十五年来陪杖履，深仰先生德业美，目疾讲著未少休，爱士推贤人莫比。鲤庭家学有心传，浙水宗风一脉延，遍植兰花开九畹，及门何止士三千。问字车来踵相接，记得当年堂上别，谓言后会定非遥，便即归来重展谒。浮家去国已三秋，天外云山只聚愁，我本欲归归未得，乡心空付水东流。年前老父天涯殁，兰死桐枯根断折，更从海上哭先生，故都残梦凭谁说。欲觅童真不可寻，死生亲故负恩深，未能执绋悲何极，更忆乡关感不禁。前日寄书问身后，闻有诸生陪阿母，人言师弟父子如，况是先生德爱厚。小雪节催马帐寒，朔风隔海亦悲酸，梦魂便欲还乡去，肠断关山行路难。

“诗英”是许世瑛先生的字。这首挽诗中的“我识先生在古燕，卅年往事去如烟，当时丫角不更事，辜负家居近讲筵”、“欲觅童真不可寻，死生亲故负恩深，未能执绋悲何极，更忆乡关感不禁”这些诗句如果用来表达戴先生逝世后我的哀悼之情，也是一样适合的。只是因为我在1974年、1977年两次回到大陆探亲，被台湾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与在台湾的师友断绝了往来，所以戴先生逝世时，没能及时写出什么哀悼的文字。

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了戴先生的三女儿祝畬师姐，她听说我保存着戴先生吟诗的一卷录音带，想要翻录了编入戴先生的纪念资料中去。我回到加拿大后，立即就把戴先生吟诗的录音带翻录了一卷寄给了她。数年后祝畬师姐因癌症而突然去世，不知我当年为她翻录的那卷录音带现在何处。不过当年我托台大柯庆明为我录制的那卷戴先生吟诗的录音带，一直被我珍重地保存着，而且经常播放给我现在的学生们听。虽然因当时录音的环境不够安静，录音的设备也不是专业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戴先生吟诗的声音之苍劲，情感之深厚，韵味之醇正，至今仍是我所保存的吟诗录音带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吟诗风范的一卷。至今，每当静夜清宵，我偶然聆听戴先生吟诗的录音时，先生当年给我们上大一国文课时的音容笑貌，仍恍然就在眼前。先生与辅大一些师长来我家外院探望许世瑛先生，参观我家藏书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而我已从当年的一个羞怯的少女，历尽苦难风霜，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人世无常，真如电光石火。但二位老师对我的提携爱勉之情，仍然使我终生难忘。

台静农先生与郑骞先生虽然也是我的老师一辈，但我却并没有从二位先生受业的幸运和机会。我是1949年初春在台北认识两位先生的。1948年秋冬之际，顾先生从我的信中知道我将要跟我先生转由南京经上海赴台湾时，就在回信中向我介绍了他的几位在台湾任教的友人，那就是当时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郑骞先生和李霁野先生。顾先生在信中还附了几张介绍的名片，嘱咐我到台湾以后一定去拜望他们。到了台湾后，因为那时我先生的工作地点海军军区在台湾南部高雄附近的左营，离台北相当远，当时台湾南北的交通也远不及现在的方便，所以我到台湾后并没有立即去探望他们。直到第二年初春，我才借偶然去台北办事的机会，到台湾大学去拜望了他们。

我年轻的时候本来就生性羞怯，当我在台大中文系的办公室，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位我一向仰慕的人物，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很尴尬。不过几位师长们的态度都非常温蔼可亲，郑骞先生马上就问我来台北住在哪里，我说准备住在旅舍。郑先生马上告诉我说，他现在就住在台大图书馆的楼上，房间很大，而且距离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文学院大楼只有几步路程，热情地邀我到他家里去住。我的老师顾先生与郑先生是极好的朋友，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当年顾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时候，郑先生是听课的学生，但他不是正式受业的学生，那时郑先生已经在中学教过很多年书了。顾先生不仅在与我谈话中，多次提到过郑先生，而且在他的诗集与词集中，也留下了很多篇写给郑先生的诗词。所以我与郑先生虽是初次见面，但在心中却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此就毫不客气地接受了郑先生的邀请，当时就随他到他家里去住了。那时郑先生家里共有四口人，有他的老母亲、他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名叫秉书。郑先生全家都对我很好，我以晚辈学生自居，郑先生的母亲我叫太师母，郑先生的夫人我叫师母，郑先生让他的女儿叫我叶大姐，于是我就叫她秉书妹。这一幕亲和的家庭景象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郑师母去世时，我曾写了一副挽联：

萱堂犹健，左女方娇。我来十四年前，初仰母仪瞻笑语。

潘鬓将衰，庄盆遽鼓。人去重阳节后，可知夫子倍伤神。

当时我父亲也在台北，我还代我父亲写了一副挽联：

荆布慕平陵，有德曜家风，垂仪百世。

门闾开北海，似康成夫婿，足慰今生。

后来我正式到台大来任教以后，曾经去旁听过郑先生的词选课，每次见到我来听课，郑先生都会在讲课中提到他与我的老师顾先生的一段交谊。有一次郑先生告诉我，他曾给顾先生拟写了一副挽联：

东坡长山谷九龄，平生风义兼师友。

诸葛胜子桓十倍，万古云霄一羽毛。

上联“东坡长山谷九龄”是指苏东坡比黄山谷年长九岁，“平生风义兼师友”用的是李商隐的诗句。顾先生比郑先生也是年长九岁，他这是用苏东坡和黄山谷自比顾先生和他的关系也是师友之间。下联“诸葛胜子桓十倍”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说刘备病笃时曾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万古云霄一羽毛”用的是杜甫的诗句，杜甫对诸葛亮是极为崇敬的，认为诸葛亮是在天上，千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越他那如威凤一羽的境界，曹子桓当然是不能企及的。郑先生这也是把顾先生和他自己比作诸葛亮和曹子桓，当然这是郑先生的谦虚。这些长辈老师的相互尊敬、谦逊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由于两岸长久的隔绝，郑先生根本没有机会真的把这副挽联写给顾先生，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郑先生曾经拟写了这一副挽联，只有我还记得。

1975年郑先生写了《偶怀顾羡季四首》，那时他还不知道老友已于十五年前去世了。这四首诗是这样写的：

毡笠棉裘独往来，在家学佛自堪哀。平生未得江山助，怅望千秋惜此才。

梦破江南烛影深，兰膏红豆试重寻。旁人未读香奁集，争识冬郎寂寞心。

平生风义友兼师，弱翰惭无绝妙辞。却忆昔年相勉语，危栏独自倚多时。

念旧怀人百感并，登高望远暮云横。殊方自古无鸿雁，此老凭谁问死生。

其中第三首第一句，郑骞先生就是用的他早年拟写给老友顾随先生的挽联中的一句“平生风义兼师友”。

郑先生对顾先生的书法也很欣赏，他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之九十四》中赞美顾先生说：

屋梁落月念词英，曾见烟云腕底生。三百年来无此手，却将加倍许秋明（“秋明”指沈尹默先生）。

我自己曾经把郑先生讲课的风格和顾先生讲课的风格，私下做过一番比较，郑先生的风格是平实恳至，而顾先生的风格则是睿智飞扬，不同的风格可以使不同禀赋的学生得到不同的教益。我旁听郑先生的课不多，但仍然获得了不少教益。

1957年春夏之间，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举办了一次诗词欣赏的系列讲座，他们原来是请郑先生去担任词的讲座，而郑先生却向他们推介了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讲授词的欣赏。讲座结束以后，主办单位又要我们这些讲课的人，各写一篇论文刊登在当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出版的《教育与文化》这本刊物中。因此我就写了《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一篇论文，而这也是我来到台大教书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可以说我对词的教学和研究，都是出于郑先生对我的推荐和鼓励，这自然是我一直感激不忘的。

我对台静农先生的认识，是从我来台大任教以后才逐渐加深的。台先生曾经做过一件极使我感动的事，当时的我一点也不知情，事后虽然知道了，但却由于我的羞怯和不善言谈，一直没有向台先生表示过任何感谢之意。那是我刚来台大任教的时候，按学校规定，我应该把一些作品交给学校审查。但我当时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当时是许世瑛先生来我家，向我要这些送审的作品。我匆匆忙忙找到了一册油印的我的旧作诗词稿，还有给我先生的姐夫包遵彭主编的刊物《幼狮》写的几篇诗词赏析的短文和他们为我编印的一本小书。油印的诗稿是我先生帮我刻印的，那还是在他刚刚释放出来时，在家闲着没事，看见我的诗稿杂乱，就借来钢版用蜡纸刻印了——这是我的诗稿第一次被整理成册。给《幼狮》写的那些文章也是从杂志上裁剪下来的，极为零乱。我本来想只交给许先生一册油印的诗词稿就好了，但许先生却要我把那些短文和那本小书一起送去审查，匆忙中我一点也未加整理，一大堆就交给许先生了。等我通过了评审，又过了好久，这些资料回到我的手中的时候，我那些不像样子的文稿，竟然都被剪贴得整整齐齐编订成了一本小册子。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许先生做的，因为许先生的视力不好，我想这一定是台先生做的，因为在这一本剪贴的小册子的封面上，还有台先生亲笔书写的整齐的篇目，我心中大为感动。但我与台先生见面时，却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也从来没表达过一个感谢的字。台先生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事。

台先生的书法很有名，而且很喜欢联语。郑师母去世时，我写的那两副挽联在丧礼上挂出来了，台先生看见了，他觉得我的两副联写得不错，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有一天，台先生忽然间打电话跟我说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我要找你做点事情。我平常不上台先生家里去，我不愿意让人家说整天跑系主任家，这是他叫我有事，所以我就去了。一进门台先生就跟我说，于右任去世了，我要写一副挽联，你帮我作一副挽联。后来台先生就常叫我为他拟写一些联语，像秦德纯、董作宾、溥心畬、张贵永这几位先生去世的时候，台先生写的挽联，也都是他叫我代作的。台先生还把他所藏的几册有关联语的书，借给我做参考。有一次我跟台先生谈到了我在梦中所得的一副联语，那是我先生跟我相继遭受到白色恐怖的拘囚之后，我梦到过一副联语，写的是：“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雨馀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台先生听了马上要我把这副联语写下来，还告诉我说他也曾经在梦中得到过诗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台先生偶尔也写诗，但他却并没有把他梦中的诗句告诉我。我是个一向不喜欢向人追问的人，所以也就没有追问。过了几天，台先生竟带了副镜框来到我家，原来他已经把我梦中的联语写成了一幅书法，而且已经用黄色细绫为我装裱成了一个极为精美的镜框，这当然又是一件使我极为欣喜感动的事。

台静农装订的叶嘉莹文稿封面、目录、内页

又有一年春天，我到台先生家里去，一进门台先生就让我在他写字的桌子旁先坐一下，他自己却跑到后面去了。过了一阵子，就看见台先生抱了一大捧鲜花回来，他高兴地说，你看我家后院的花都开了，我剪下这些你带回家去插花吧。台先生对我真的是很好，他的性格有极为豪迈洒脱的一面，但也有极为敏锐细致的一面。虽然我对台先生很少言谢，但我觉得以先生的豪迈，必不在意我是否言谢，而以先生的敏锐，我虽不曾言谢，先生也必能感知我的谢意。至于平日我与台先生的交往实在要比我与前几位先生的交往少得多，这是因为许先生曾经是我的邻居，戴先生曾经是我的老师，而郑先生是我老师的好友，所以在心理上就自然有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而台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大批及门弟子，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门外之人。何况台先生又是中文系的主任，我只不过是系里的一个普通教师，因此就心怀自远之意，不常到台先生家里去。而台先生却常常做出一些使我非常感动的事。

台静农手书叶嘉莹《梦中联语》

在我快要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的时候，台先生又写了一幅书法送给我，内容是晚唐诗人写的三首七言绝句，第一首是李商隐的“十二楼前再拜辞”，第二首是李商隐的“青女丁宁结夜霜”，第三首是赵嘏的“宫乌栖处玉楼深”。这一幅书法作品台先生既没加作者姓名，也未加原诗题目，前一首与后一首之间也未留任何空格，因此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满纸都是晚唐诗人凄美哀伤的情韵，再加上台先生书法的提顿盘折之骨劲，使得这一幅书法呈现了一种情韵与骨力相结合的美感。我当时见了这幅书法后，内心就曾暗暗猜想，以他在书法中所表现的才气风骨，加上他对诗歌所表现的欣赏情趣，不知他自己若写出诗来，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不过我这种猜想都只是暗藏于心而已，既没有向台先生开口询问，也没有向任何台大的师友提起过。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台先生的诗作，因此我的猜想，自然也无法从任何人得到印证。

直到70年代初期，台先生的一个女弟子施淑女来温哥华，临行的时候，台先生写了几幅书法送给她。有一次她给我看台先生送给她的书画，其中有一幅台先生画的梅花，上面题了两句咏梅的诗：“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另外似乎还有一幅书法，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我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一首诗的诗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台先生也写诗，只是他自己从来没有透露过，但他给我的直感则是一位极富有才情的诗人。

1988年冬天，台湾已经开放了，当然对我也解禁了。于是台湾的几所大学邀我回去讲学，那是我离开台大将近二十年以后，第一次回台大讲学。当我去拜望台先生时，告诉他说我从施淑女那里偶然见到他的一些诗作，觉得他的诗写得很好，问他为什么不肯拿出来付印，他却一直呵呵笑着说：“我不会作诗，我不会作诗。”

在这次台大讲学的开场白中我提到了我刚到加拿大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诗题是《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这首诗是说我当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羁留在海外，而且要用英语教书的那种孤寂的心境。第二天台大校刊刊登出这首诗。没想到当我离开台大前向台先生辞行时，台先生竟然把校刊上登载的我这一首小诗，写成了几个小条幅来供我检选。1990年秋天，我再次回到台湾，那时台先生已因病住入了台大医院。我第一次去台大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能讲话，对我说：“还是回来教书吧！”10月底我要去大陆开会，临行前我再去看望他，他已经在昏迷中。等我从大陆开完会回来，台先生就已经去世了。我终于未能在他生前，亲口告诉他我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有着何等衷心的感谢。

等我看见台先生的女弟子、台大教授林文月为他整理出的诗稿时，那已经是他逝世以后的事了。就在我看到他的诗稿的前后，我还读到了台大另一位教授柯庆明写的一篇悼念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那古典的辉光》，文中竟然记述了台先生关于我的一段谈话，说当年邀聘我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我“所作的旧诗词，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台先生的称赞，虽使我异常惭愧，但却也更增加了我对台先生的感念之情。如果在他生前我就能读到他的诗稿，而且知道他对我的诗词的看法，也许会使我鼓起勇气，去和他做一次有关诗歌的畅谈，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995年暑假，我到美国康桥哈佛大学与海陶玮先生编订我们合作出版的英文书稿，台静农先生的二女儿纯行女士也在康桥工作，她与我很熟悉，我们经常见面。9月初我就要返回加拿大时，她拿来一册台先生诗稿的手抄本的复印件，说他们兄弟姊妹希望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诗稿写几句话。本来我自己以为我并不是为这本诗稿撰写序言的适当人选：一是因为我亲炙台先生的机会并不多，对先生的平生所知不深；二是因为我也不是一个长于撰写序言一类文字的作者，不知该如何写起，不过我还是答应了纯行。我之所以答应纯行的原因：一是因为台先生曾经做过非常使我感念的几件事，但在台先生的生前，我却一直没有向他言谢的机会，内心中常有一种怅憾之感，想借着写这篇文字，或许可以做出一点补偿；二是因为我曾读过台先生《龙坡杂文》一书中所收录的他为友人们的著作所写的几篇序文，发现台先生为人写序，原也没有一定章法，而且说过“只因没有学过写序文，不知序文怎样写法”的话。台先生这么说虽然只是自谦的一句话，但也可见台先生性情通达之一斑，即使我所写的不合于序文的章法，想来先生有知也不会深责，只会付之宽容的一笑吧。

纯行交给我的台先生诗稿，所抄录的有《白沙草》、《龙坡草》及《补遗》三个部分。

《白沙草》中所收录的是台先生在抗战期间，从1938年秋来到江津县的白沙，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离开四川来到台湾大学这一期间的作品；《龙坡草》中所收录的是1946年来到台湾大学后，住在台大宿舍龙坡里这一期间的作品；最后《补遗》部分共收七言绝句六首。全部作品共七十五首。1975年的夏天，就是台先生生病之前，他把自己的诗作抄了一个长卷送给了他的女弟子林文月，卷末写了一个跋文：“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又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钞付文月女弟存之，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我想这是台先生觉得自己年龄老大，写下的东西应该有个总结，有个交代吧。

台先生虽无意于写作旧诗，但他却似乎生来就有写作旧诗的才情和气质。听说台先生在他二十岁那年，曾经在梦中忽然得了两句诗，而却直到八十岁才足成为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现在已收入他的诗稿中，全诗是：

春魂渺渺归何处，万寂残红一笑中。此是少年梦呓语，天花缭乱许从容。

这首诗前半的梦中语，该是台先生最早的两句旧诗的作品，其中所表现的绵缈哀伤，正是他潜意识中所禀赋的诗人才情的一种自然流露。不过在显意识中，台先生在那段青年时期，他的精力所投注的则是以文学改造社会的短篇小说的创作。

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许寿裳先生邀请台静农先生赴台，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在任二十年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龙坡草》一卷，全部都是台先生迁台以后的作品。实际上台先生在迁台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写作旧诗。直到1975年以后，台先生写的旧诗，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年台先生写了三首诗：一首题为《种桃十年始花》，一首题为《念家山》，一首题为《忆北平故居》，而台先生将旧诗的诗稿“钞付文月女弟存之”，也正是在这时。这几首诗中真正引发台先生诗兴的，我以为是《种桃十年始花》一诗：

十年种树看花迟，一见花开雪涕思。欲尽千花投碧海，碧翻红浪铸新辞。

台静农

从台先生的诗作来看，他一直是个爱花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白沙时，他喜爱的是梅花，《白沙草》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冰雪盈怀抱”而不减“荒山绝世姿”的梅花，它所象喻的诗人品格，自然意在言外。因为在台湾很少见到梅花，即使偶然见到一株梅花，也显得伶仃瘦弱，缺少了冰雪中那种清劲坚苍的气骨。所以来到台湾以后，台先生不再写梅花，而改成了写桃花，这自然是因为地域气候的关系。桃花在台湾是相当多的，要想重温一下在大陆所感受的春天花开花落的乡思，最好的一种可以替代的花木，当然就是桃花了，所以台先生这首诗题所写的是《种桃十年始花》。从“种桃”开始，诗人伴随着“桃”所种植下的，原来是他的一片绵远而深挚的乡思。而“十年”之久，所表现的又是多么长久的期待和盼望。所以才会在“一见花开”之际，就有“雪涕”之思，下面的“欲尽千花投碧海，碧翻红浪铸新辞”的两句诗意，更富于引人寻味的言外之想。如果把这二句诗与台先生在去世前《病中执笔》中所写的题为《老去》一诗中首句所写的“老去空余渡海心”七字相参看，我们就会发现，从1975年开始，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最后一首诗，其间贯串的都是一份浓重的乡思。

他在《龙坡草》中所写的乡思，已经是一种心断望绝之后的极痛深哀。如果从他所写的《种桃十年始花》的日期，往前推十年，那他当年种桃时应当是在1965年，那时他迁台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古人说“十年树木”，在离乡二十年之后，开始在他乡种树，当然是他早已感到了归期无日！到了十年之后才首次见到了花开，他对归去之日的绝望可想而知。而阻隔着他归去的，是难以跨越的一片茫茫的大海，所以他说“欲尽千花投碧海”，这正表现了台先生有如精卫填海的悲愿。而接着的是“碧翻红浪铸新辞”，“碧”是海，“红”是花，“海”是无边的阻隔，“花”是无穷的意愿，而“浪”、“翻”，在阻隔着的大海的浪涛中翻动着的，该是什么样的久经挣扎而难以割断的一片乡思。后边接着的“铸新辞”三字，更增加了另一层深意，如果结合着上句的“欲尽千花”来看，大有一种欲以填海之心来另写新篇去追还一切长逝不返之情事的心意。那么这长逝不返的，又是何等的情事呢？如果从春花开落所给人的联想而言，根据李霁野先生之《从童颜到鹤发》一文中讲到，1928年4月台先生与李先生一同入狱，狱室隔壁的院子有海棠花。台先生当时写下了《狱中见落花》一诗，李先生说他所表现的是“他对一位女友的纯真的友谊”。如此说来，台先生在其《种桃十年始花》一诗中所蕴含的乡思的感情成分，原来应该是极为深挚而多样的，其中既可能含有他对曾经共患难的平生挚友的一片怀思，也可能含有他对少年志意终于落空的一片悲慨，还可能含有他对红颜知己的一片纯情，而这一切都被碧海阻隔，随年华消逝而长逝不返了。所以说“欲尽千花投碧海，碧翻红浪铸新辞”，他的想要以千花填海，使生命倒退回去，再行另铸新辞的悲愿，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了。

正是这种已经绝望了的思乡怀旧之情，引发了台先生的诗兴，所以在这一首诗以后，台先生就接连写了几首诗：

每过云鸿思旧侣，且随蚁聚度生涯。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念家山》）

什刹海边忆故居，春风骀荡碧千丝。南来亦种垂垂柳，不见花飞惘惘思。（《忆北平故居》）

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此是少年初羁旅，白头犹自在天涯。（《少年行》）

这些洋溢着思乡怀旧，志意难酬的悲慨之作，都与前面引起他诗兴的《种桃十年始花》一诗中“欲尽千花投碧海”的感情，做着声声回响的呼应。这种回响一直振荡到他的绝笔诗《老去》——“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都未曾停歇。这可以说是台先生的《龙坡草》一卷诗中的主调。

我为《台静农先生诗稿》写了序言后不久，因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方面的工作回到了天津。大约是1996年2月，我就带着这篇《序言》去看望了李霁野先生。李先生虽然已经九十多了，但精神很好，只是眼睛已经不太好。听说我带来了为台先生诗稿写的《序言》很高兴，当时就让我念给他听。我就从头到尾给李先生念了一遍，李先生听了后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真的通过台先生的诗歌对他的感情心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体会和探讨，不像一般的序言只是泛泛的文章。

这次见到李先生，还考证了我对台先生一首诗的想法。那就是题为《甲子春日》的一首绝句：

澹澹斜阳澹澹春，微波若定亦酸辛。昨宵梦见柴桑老，犹说闲情结誓人。

“澹澹斜阳”是说岁月长逝后的今日之迟暮，“澹澹春”是说难以使人忘怀的昨日之青春。这一句表面看来虽然似乎只是写眼前的“春日”景色，但却能使人读起来感到景中有情，别具绵缈之思，这在诗歌中实在是一种极难传述的意境，而使得这种意境更加“绵缈”起来的，是后边这句“微波若定亦酸辛”。这句写得非常好，是写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思。心里的波浪好像是安定下来了，可还是“亦酸辛”。台先生的诗句之妙，在于他所表现的，既有“波”所提示的摇荡和向往，又有“定”所指示的节制和约束。而更妙的是他把“若”放在“波”与“定”之间，表现了内心的痛苦的挣扎，而且紧随“微波若定”之后写下了“亦酸辛”，这三个字表现的真是“酸辛”得使人感动。但台先生在这句后却接着写了“昨宵梦见柴桑老”，“柴桑老”指的是陶渊明，就是梦见了陶渊明，陶渊明不是写过《闲情赋》吗？《闲情赋》里结誓人说“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台先生在这里把自己的情思做了绝妙的转移，最后一句借陶渊明的《闲情赋》才点出了“犹说闲情结誓人”的主题，呼应转折，一片神行，真是一首既有深情又有远韵的绝妙的好诗。

我读这首诗，曾经有一些感发联想，但因本事不足而未敢探求。我这个人别的本领没有，但对于诗我是能够体会的。一首诗里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感情，我自以为是能看出来的，但我没有证明，只是推测这首诗里隐含了台先生的一份感情。这次李先生证实了这件事，并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姓氏名谁。原来台先生也是老式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早结了婚。但台先生到了北京以后，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这件事其实在当时相当公开，很多人都劝台先生离婚，当时有别的人遇到相似的情况就这样做了，还被看作是勇敢、进步的表现。台先生当时也回了老家，但是他不但没有离婚，还把元配夫人带回北京来了。如果按现在来说，台先生不够勇敢。可是中国的传统是发乎情、止乎礼，台先生还是遵守了中国传统的礼法。胡适那么开明的人，不是也娶了小脚的江冬秀吗？后来我又问了台先生的女儿纯行，她也说是有这么回事，而且他们兄弟姐妹都知道，她说他们的母亲是很沉得住气的。台先生女友的照片一直摆在家里，这么多年生活不安定，每次搬家都是台师母亲自收拾。一旦安定下来，台师母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擦干净摆在台先生的桌上。

我觉得台先生的这一首题为《甲子春日》的绝句，不仅暗含了那种至老难忘的深情，还表现了一种终身志意未酬，即使老去也依然此心未已的酸辛和哀感，可以说是台先生晚年整体心情的写照。

台先生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就学习书法，在求学北京时，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把书艺看作“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期间，受到沈尹默先生的指导，又开始写字。任教台湾大学后，台先生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他在战前几次入狱的经历，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静农书艺集》序上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先生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最后要说到叶庆炳先生，我是在1954年刚刚到台大教书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叶庆炳先生大概才从助教升任为讲师不久，他是郑骞先生的学生，与郑先生同在第四研究室，叶庆炳是台大第一班毕业生留在台大教书的。

我来台大后也被分配进入了第四研究室，见面机会多了，自然就逐渐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偶然谈到了自己的年龄，发现叶庆炳先生小我两岁，与我的大弟同龄。从那以后，叶先生就称我为他的本家大姐。学校里有些零零碎碎的事，他都帮我办了，给我帮了不少忙。叶庆炳先生跟我一样都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的，都远离了自己的亲人。而且那时叶庆炳先生还没有结婚，所以每逢假期之日，他就常到我家来，偶尔还会带着我的两个女儿一同外出去看电影。直到现在，我的小女儿已经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一直记得有一次曾经被这位本家舅舅带出去同看《飞天老爷车》的欢快的童年往事。叶庆炳先生对师友同学间的情谊极重，当郑师母患癌症住院时，他几乎每日都到医院去探望，直到郑师母去世，很多事也都由他帮忙料理。

我与叶庆炳先生不仅同在台大教课，而且同在一个研究室，后来还同在淡江大学兼课。那时在淡江中文系任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对后学晚辈们极为关爱，经常约大家一同聚会，对于为叶庆炳先生找对象的事，更是极为关心。不久经人介绍，叶庆炳先生认识了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赖月华女士。赖女士文静贤淑，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去吃了他们的喜酒，深为他们彼此的择偶得人而感到欣喜庆幸。1988年我从海外第一次回台湾讲学时，到他的家中去探望他们夫妇，叶庆炳先生告诉我说他有另一处住房，可以让给我暂住。但我这次讲学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邀请的，常常在新竹与台北两地跑，而且校方清华也已经为我安排了住处，所以就没有去打扰他们夫妇。

最近一次见到他是1993年4月回台湾参加“中研院”文哲所的一个国际词学会议的时候。这次我与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词学会议中，当时因为与会的人很多，大家都忙着彼此打招呼，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详谈。会议结束后，我从南港“中研院”的活动中心迁出来，搬到台大附近的侨光堂去住。第二天下午台大中文系的一些师友同学邀我去给他们作一次讲演，讲演的场所就在文学院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原来是第二十三教室，是我旧日经常上课的地方，距离第四研究室很近。旧地重临，唤起我不少对往日的回忆。讲演结束后，台大的许多师友们邀我一同晚宴，叶先生也在座中，我很想好好和他叙一叙旧，但他坐在餐桌的另一端，所以也没有与他多谈。当晚柯庆明先生还为大家照了很多照片，但相机的镜头却大多对着餐桌的这一端，等我提醒他要照另一端时，底片恰好用完了。所以我与叶先生这一次的聚会，不仅没能畅谈，而且也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的相片，而谁想到这竟然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使人极其感动的散文，题目是《我是一支粉笔》。这实在是他自己最好的写照，不需要任何光华和彩色，而却为师友和同学们默默地做着一切的服务。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最感到愧欠的是他虽然把我看成姐姐，但我却因生性拘谨，从没有做出真正把他看成弟弟的回应。

我在挽许世瑛先生的七言长诗中，曾写过“死生亲故负恩深”一句诗，这句诗可以说恰好表达了我现在悼念台大这几位师友的一个整体的心情。我年纪老大以后，虽然比以前疏放得多了，但无论用言语或文字，我还都是一个拘谨而怯于表达的人。而我对师友们的感念，却是一直永铭于心的。

这些年，我虽然遭遇了一些不幸，但从我一开始教书，学生就都对我非常好，不管是大陆的学生还是台湾的学生，真的是对我非常好。这里我要说说一位叫陈槐安的学生。

陈槐安是台湾本省人，家在台南，他自己在台北租了房子住。他很小就没有母亲了，继母对他很不好。那时我的两个女儿言言和小慧还很小，他就常常到我家里来，想要感受一下母亲跟小孩的感情，这样就熟了起来，有的时候他还带着我的两个女儿出去玩。以前我不大知道他的身世，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从小没有母亲，他到我这里感受到了母亲的感情。后来他就一直管我叫妈妈，这个学生很奇妙，如果在同学面前，他不敢叫出声来，只是把嘴一闭，然后张开，做出发“妈妈”声音的口型。有一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妈妈，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你来看看吧。我说你种的树多大多高，他说跟我一样高。他已经是大学的男生，我以为他种了那么高的一棵树呢。我去了一看，是一棵小小的树，他竟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子，一个需要母亲呵护的小孩子。

那时我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三个大学教书。我先生还在二女中汐止分部教书，不能经常回来，家里就是我带着两个女儿，还有我父亲。台湾常常有大台风，有一天晚上又是刮起了狂风暴雨的大台风，陈槐安黑更半夜地冒着大风大雨跑来了。风雨之中，忽然间我听见外面有人叫门，我赶快打开门一看是他，我就说他：这么大风大雨的你还往外跑。他说这么大的狂风暴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不放心，来看一看我家有什么事。他真的是对我很好，他是把我当作母亲一样看待的。

那时我每天都是搭公共汽车去上课，每天中午或是下午下课的时候，公共汽车都很挤，没有座位，陈槐安就算好了我下课的时间，提前到前边几站上车先占一个位子，等到我上车他就把位子让给我坐，这对于当时瘦弱而又劳累的我是很有用的。台湾的男学生都要服兵役，他去服兵役的时候，到南部的一个地方受军训，放假的时候，他还是跑回来到我家里来看我们。有一次台湾也是刮起了大台风，引起了水灾，从台南到台北中间的路都不通了，火车也没有，他从南部是不能回来了。可是他居然又跑回来了，他说他是步行走过了那一段，才又搭车回来看我们的。

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喜欢王国维的词，我不但讲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还有意要写王国维词的注释。我刚刚开始写了几条，还没有写完，陈槐安说他帮我去查资料，我就把笔记本给了他。可是不久我就离开台湾去了美国，一直很多年都没有联系，我的王国维词的注解也一直没有完成。后来是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了研究所以后，我的秘书安易在我的指导下，做了王国维词的注解，才算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离开了台湾以后，中间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去。等到台湾开放以后，我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很多次同学聚会，陈槐安都没有出现。这个学生的性格很孤僻，不经常跟别人来往，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一直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次我回到台湾，他们班有个同学碰见他了，告诉他我回来了。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当时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在台北，他说要从台北来新竹看我。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讲课有很多录音带，有一个学生姚白芳说要帮我整理这些录音带，我就需要把这些录音带复制一套给她。那天陈槐安还没有来，我就走出去把这些录音带送去复制。那时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开车了，我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开车停到了我住的宿舍前边，我真的没有认出他来。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还站在楼门口，他看见我还是管我叫妈。他变化非常大，很多头发已经脱落了，真是不容易认出来。这时还有一个跟他同班的同学也来看我，也不认识他了。这次见面陈槐安告诉我，他一直很喜欢艺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一些他的雕塑作品，他带着我们到校园里看了他的那些雕塑就回去了。

这次见面以后他们班上的同学又约我到台北聚会。聚会以后不久我就走了，上飞机的时候，来送我的有柯庆明、施淑女，陈槐安也来了，他没有讲什么话。大约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虽然我的学生对我都很好，但是真正把我当作母亲看待的就是陈槐安。我常常想到《论语》里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说，颜回把我看作父亲，而我却没能把他看作儿子。对于陈槐安这个学生，我也应该这样说。

我到台湾大学以后，又陆续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课，所以非常繁忙，也没有写什么诗词。从台北到基隆之间有个地方叫野柳，那里的海岸都是礁石，而且是奇形怪状的，是个旅游名胜。1961年春天，我跟学生一起去那里郊游，写下了几首绝句，题目是：《郊游野柳偶成四绝》。

岂是人间梦觉迟，水痕沙渍尽堪思。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

挥杯昔爱陶公饮，避地今耽海上云。病多辞酒非辞醉，坐对烟波意自醺。

敢学青莲笑孔丘，十年常梦入沧州。头巾何日随风掷，散发披蓑一弄舟。

潮音似说菩提法，潮退空余旧梦痕。自向空滩觅珠贝，一天海气近黄昏。

这里只说第一首：“岂是人间梦觉迟”。苏东坡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此时我想到过去的往事，1961年我其实才三十多岁，但是我真是觉得遥远的故乡和往事已经像梦一样，但是到现在，你是不是梦醒了呢？我说“岂是人间梦觉迟”，大家都没有觉悟，大家都是梦醒得太晚了！现在是“水痕沙渍尽堪思”，你看那野柳的海边，那些礁石都是经过大水的冲刷才留下来的，真是给人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想当年这些礁石都是在海底的，现在经过大自然的沧桑，水下去了，石头都露出来了。《诗经》里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人间的沧桑也像自然界一样，是果然有的，人生的变化是“信有之”。我是说海岸的景色，让你想到人生的改变。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的人生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变故。

第五章　漂泊北美

一、初到哈佛

从50年代初开始，西方世界对中国大陆长达二十年的封锁，使得大陆与西方世界隔绝。当时西方大学的亚洲系或者东亚系对中国的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古典文学。因此，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是去台湾，而台湾的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我教，所以他们很多人旁听过我的课。法国有个著名的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就在我的班上听课，当时我正在讲阮籍的咏怀诗，他后来写了一本研究阮籍的书。还有一位耶鲁大学的皮特·贝尔（Peter Bear）是跟我念过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有个德国的学者马汉茂（Hamlet Martin）跟我念过杜甫诗。所以那时来台湾的西方学者都会注意到，很多大学的诗词课都是我在教。

台大跟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两校互相交换教师的计划，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研究东亚历史的教授，中文名字叫孔恩，被交换到台大来了。后来，密西根州立大学提出要把我交换到他们学校。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

台湾大学每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都有一个谢师会。1965年的那次谢师会，除了任课的老师，学生们也请了台大的校长钱思亮。就是在那次谢师会上，还没有入席，大家都站在那里签名，钱思亮校长来了。我从来都没有跟钱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见到我就说：叶嘉莹老师我要跟你说个事，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项交换计划，每两年由两校互派一个教授到对方的学校讲学；我们台大已经答应美国明年把你交换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你要准备一下英语。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可是我回家跟我先生说了，是他一定要我去。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他很想出去而又出不去，所以一定要我出去，我于是就同意了。但我的英语不好，因为我在初中二年级就遇到“七七”事变了，英语课都改成了日语课。于是我就开始念英文，当时我背的是《英语900句》，从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当时美国的福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对一些要去美国任教的台湾学者，都要有一个当面谈话，英文叫Interview。这个美国基金会在台湾的负责人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刘崇铉先生。1966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下午，刘崇铉先生通知我参加面谈。那一年来台湾主持面谈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主任海陶玮先生（James R．Hightower），面谈结束后我就走了。刘崇铉教授的秘书吴女士随后追出来对我说：今晚刘教授邀你和一些友人在他家中聚餐。

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宴会，海陶玮先生也参加了，我与海先生就有了更多交谈的机会。原来海陶玮先生在哈佛大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的，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所以谈得非常愉快。宴会结束我们告辞时，刘崇铉先生让他的秘书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和海陶玮先生回家。因为我的家离刘崇铉先生家近一些，出租车就先送我回家，然后再送海陶玮先生回他的住处。从刘崇铉教授家里出来，海陶玮先生在车上对我说：如果我们邀请你去哈佛大学，你愿意不愿意呀？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么有名的学校，能去看看也好，我就说我愿意。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就下了车。第二天早晨，刘崇铉先生的秘书吴女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海陶玮先生送我到家后并没有回他的住处，他让出租车又原路回到了刘崇铉先生家，对刘崇铉先生说，要请叶嘉莹去哈佛大学。吴女士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到底去哪个学校做个决定。我想哈佛大学当然也不错，而且当时台大有很多人都想出国，我想既然大家都想出去，我干嘛占着两个名额呢！不如让中文系再派一个老师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两全其美吗！

于是我就去见了钱思亮校长。我说我非常感谢学校给我的这个机会，可是现在哈佛大学也要请我去，不如把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机会让给其他的老师吧。钱思亮校长听了非常生气，说：我们这是去年安排的，已经跟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约的，就是要把你交换去的，怎么能临时换人呢！他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没办法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海陶玮先生，我告诉他，我跟学校说了，学校不同意，因为是两个学校签了约，指定的是我，不能临时换人。这样，我就把哈佛的事推掉了。

可是海陶玮先生还是不放弃，他说这样吧，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9月才开学吗，那你一放暑假就先到哈佛，至少能停留两个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合作研究，等到开学的时候你再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海陶玮先生为什么非得叫我去哈佛呢？那是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很微妙的，他很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中国古典诗的给他讲一讲，说一说。我觉得先去哈佛两个月的办法可行，台大的钱思亮校长让我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我按时到就行了，利用暑假去哈佛并不妨碍。反正台大也放假了，我早两个月走还是晚两个月走也没有关系，于是我就答应了海陶玮先生。我先生一直很想离开台湾，他说你这次走，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带走，所以我就把两个女儿都带到美国去了。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又带着两个孩子，所以我心里是很紧张的。我们乘坐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台北起飞在日本的东京停留一下，然后再从东京飞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再飞芝加哥，从芝加哥再飞波士顿，哈佛就在波士顿附近。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我在台湾养成的习惯，喜欢喝热水。外国人常常都是喝冷水，他们的水很干净，打开自来水就喝。我那会儿身体不是很好，有气喘病，很瘦很瘦的，所以我对于饮食也很注意。在飞机上他们给我喝冷水，我就让他们给我换成开水。

我这个人还是很想得开的，我想既然出来了，就尽量多转转。因此我们一到日本东京，就立刻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在日本简单地逛了逛。又坐上飞机先到西雅图，然后是芝加哥，最后到了波士顿。一路上换了几次飞机，我们都很累。到了波士顿以后，我们就去取行李，我们母女三人至少也有三个箱子。结果等了半天，行李带都绕完了，我们交托的行李，一个箱子也没有见到。刚到美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还好，海陶玮先生亲自接我们来了，他当然懂得行李遗失怎样办手续，就让我们填表报遗失，他指导着我们填好了表交上，就开车带我们去了康桥的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给我们这些海外的访问学者事先就安排好了宿舍，那个地方叫Holden Green，是一个小区的样子，中间有一个院子，周围都是房子，住的都是海外来哈佛的交流学者和留学生。给我们的房子挺大的，楼上楼下一共有三个房间，我带着两个女儿就住下来了。我们的箱子既然没有找到，我就带着两个女儿找一些廉价的商店，临时买一些衣服，就算安顿下来了。

哈佛大学所在地叫Cambridge，bridge是桥的意思，加上前边的Cam，如果按音译就叫康桥，如果按意译就叫剑桥。有人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康桥，把英国的Cambridge叫剑桥。从Holden Green到哈佛大学东亚系有一段路程，我每天都是走路去的。其实那时的美国，不管是康桥还是纽约，市内交通基本上都是走路，因为这些城市都很难停车。

我的两个女儿虽然已经安排好了学校，可是我们到的时候是暑假，学校还没有开学。我的小女儿还小，海先生就帮助她联系好了一个暑期的夏令营，让她学一些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我的大女儿已经念到高中了，英文还可以，海先生照顾我们，恐怕我们经济上有问题，就安排她在图书馆做一些管理借书的工作。我的大女儿性情活泼，当时在哈佛留学的一些台湾来的学生常常跟她来往，有杜维明、李欧梵、梅广等等，我们也都很熟。这些台湾来的学生要拍一个反映海外留学生的片子，还找她一起去拍。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

这个暑假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主题，一个是陶渊明的诗，一个是吴文英的词。海先生写陶渊明的诗，我写吴文英的词。我们谈话主要是用英语，虽然海先生能看懂中文，可是他很少讲汉语。就是一开始我英文那么差的时候，他也不肯讲，他以为他的发音不标准。那我只好跟他说英语，当然我说汉语他也还是能听的。实在说不通时就写中文，反正他是可以看的。每天我就和他一起讨论陶渊明的诗和吴文英的词。这个暑假对我真是很有意义，海先生为人特别诚恳，如果我的英文说错了，他马上就告诉我应该怎么说，这使我的英语日常会话进步很快，更重要的是海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所以我学会了许多用英语表述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海陶玮先生这个人很热情，他不只是让我给他讲陶渊明，同时还让我拿出一篇论文，由他来帮我翻译成英文拿到哈佛大学学报发表。那时我刚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论吴文英词》。我是用中英结合的口语讲给他听，他用英文写下来。我在哈佛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的论文，就是海先生帮我翻译的这篇论文。在研讨问题时，海先生的理性、逻辑性的思辨方式，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却为我们以后长期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论吴文英词》是我在台大的一次讲演，我曾经说过我在台大只教诗选和杜甫诗，没有正式开过词选课。而我在辅仁和淡江开过词选课，因此台大中文系的学生们要求我讲一次词。讲什么呢？台大的词选是郑骞先生教，郑骞先生每次讲词都是从五代、两宋顺着讲下来，因为时间不够，南宋的词很少讲到，所以我就讲郑骞先生没有讲到的吴文英的词。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台大一些写现代诗的学生，常常用颠倒的句法，句子写得模棱两可，引起写传统诗的人们跟写现代诗的人们之间的一场笔战。我也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举出“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古典诗也有这种句法颠倒的情况。而如果以词人来说，写的最模糊晦涩不清楚，而且句法颠倒的就是吴文英。所以我就在离开台大到美国之前，给他们讲了吴文英的词。就是在这次讲演的基础上我写出了《论吴文英词》这篇论文。

1966年的冬天，在美国百慕达有一个高级学者的研究会（American Learned Society）要举办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议，那时美国所注重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海陶玮先生就把我的名字提出去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那时我已经如约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我与海陶玮先生约好先从密西根飞到康桥，就是哈佛的所在地，然后跟海陶玮先生一起去百慕达开会。不过到会期近时，康桥下了大雪，我就没有去康桥，直接从密西根飞到了百慕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美的学术活动，结识了一些北美汉学界的同仁，我提交的论文就是海先生帮我翻译的《论吴文英词》。

这一年我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刚刚出版，我到哈佛去的时候带了几本，送给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高友工教授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每人一本。高友工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梅祖麟是研究语言学的，他们看到我这本书以后不久，两个人就合作写了一篇《分析杜甫的〈秋兴八首〉——试从语言结构入手作文学批评》（Tu Fu's Autumn Meditation：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的论文，发表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上。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我汇集了很多家对杜甫《秋兴八首》的各种注释、各种批评、各种解说。高友工和梅祖麟两位先生就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把这些注释、批评做了仔细的分析，这篇论文现在成了西方用英文讲中国诗很有名的文章。后来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还把这篇论文作为教材给学生讲过。当时班上有个学生叫李跃进，把它翻译成中文，名为《唐诗的魅力》，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班上曾经有一个越南学生叫黎时宾，有一年他回来时告诉我，他在越南看到了翻译成越南文的《唐诗的魅力》，我真的没想到这本书居然流传到越南了。

当我初到哈佛不久的暑假，高友工教授在佛蒙特（Vermont）办了一个中国文学的暑期班，叫我去讲古典诗词。所以我在美国第一次讲课不是在哈佛，也不是在密西根，而是在这个暑期班上。这次去佛蒙特讲课，是我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英惠奇开车带我和两个女儿去的，她是我1950年在台南光华女中教过的学生，对我们母女一直非常好，直到现在对我女儿和我的外孙女们也很好，因为我教她时小女儿还没有出生，她是看着我小女儿出生和长大的。1966年她开车送我们去佛蒙特的时候，已经是8月下旬了，路上的很多树叶都开始变红了。我以前是在北京香山看过红叶的，而我在台湾一住就是很多年，台湾是亚热带，春夏秋冬四季不是那么鲜明。所以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红叶了。这次看到红叶就很兴奋。所以后来写过“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的句子。

二、密西根州立大学

两个月的暑假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赶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开学之前，9月初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到了密西根。临行前，海先生与我说定了明年暑期再返回哈佛。

到了密西根就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为我们安排的宿舍楼里。刚到的时候，办理所有的手续，包括搬行李都是我一个人。因为太忙了，不小心我把脚扭伤了，可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两个女儿的入学手续不能耽误，所以根本不能休息。说来也奇怪，穿平底鞋一走就疼得不得了，我就试着穿上高跟鞋，反而好得多。我将就着把最初的手续办好了，两个女儿也都如期进了密西根的一所中学读书。

我的大女儿各门功课都很好，而且是均衡发展，数学、国文、英文成绩都很好。她小的时候，我曾告诉她，作文主要是要有你自己的东西，要写你的感情、你的观察，写你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所以她的作文也不错，当年在台湾她的国文老师很喜欢她。那时考高中也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入学考试都是在夏天。两个女儿考试都是我亲自陪着她们到考场，给她们准备好饮料和食品在外边等着。她们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从来不问考得如何，恐怕给她们增加压力。我只是给她们扇扇子，照顾她们喝水。结果还不错，我大女儿考上了台北最好的一所女子高中北一女。

我们来密西根这一年大女儿正在念高三，只念了一年，就拿到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可以免费上大学。当地的报纸还发了消息，说一个外国的学生来美国只念了一年，就以优异的成绩得了奖学金。可是一登报纸，就被学校发现了。因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奖学金是不发给外国人的，所以就被取消了。小女儿在台湾只念到初中一年级，英语基础不太好，但是她跟同学相处得也很好。我常常听见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她只是回答说yes或no，她还是能听得懂。她的老师跟我说，你们在家里最好也讲英语，这样可以帮助她进步。可是我的小女儿说不要，她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在家里干嘛讲英语呢！当然小孩子学得很快，她的英语很快就跟上来了。现在她的英语和汉语都很好，可以做同声翻译。

我们在哈佛时，因为大女儿上学比较远，就弄了一辆自行车练习骑车，小女儿常常帮姐姐扶着。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我的小女儿的膝盖跌破了，大女儿正在给她涂红药水。我看了看也不是很严重，只是外皮破了，以为等皮长好了就没事了。暑假后，我们到了密西根。刚到密西根的时候我们不开车，有一天我们母女三人出去买菜回来，大包小包地抱着上楼，我的小女儿走在前边，我忽然间发现她的两条腿不一样了，膝盖受伤的那条腿比健康的那条腿瘦，我想是因为这条腿受伤以后，她走路的时候这条腿不大用力，时间长了就影响了正常发育。这可不得了，因为她正处于发育的时期，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哈佛有一张照片，她还没有我高，可是这一年已经蹿得比我高了。如果这样下去，将来她走起路来都会不平衡的，会影响她的一生。我跟学校说了这件事，学校就让我们到医务室去看。医务室的大夫用物理治疗的方法给她治疗，每天她放学就去校医室做理疗，我下了课也直接去校医室陪她。

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校园非常大，校园里有校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搭校车去的。我们到密西根差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九月底十月初，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非常的冷。台湾根本就不大下雪，北京也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因为密西根是一个大湖区，有很多的湖，水气很重，所以雪下得厚得不得了。学校里有专门铲雪的车，把中间的路铲开，路两旁的雪就堆成了雪墙一样。刚刚开始下雪那天，上午我们还在照常上课，等到了下午，我去医务室去接我的女儿的时候，雪已经下到膝盖那么深了。本来我们刚到密西根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华人告诉我，你们一定要赶快买那种能在雪地里走路的高筒靴子。而这一天我们就是穿这么高筒的靴子，雪还是都漫过来了。我们就踏着没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

第二天，雪更大了，有的地方连校车都不能开了，没有办法上课，所有学校就都停课了。一听到停课，我的两个女儿都非常高兴，她们还不是因为不上课高兴，主要是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下雪，更不要说这么大的雪了。我在北京的时候，还见过下雪，她们两个都是台湾出生的，真的是第一次看见下雪。她们两个都兴奋得不得了，跑到雪地上滚来滚去。然后她们又弄了个杯子，跑到外面接了一杯天上下的雪，回到屋里浇上一些果汁吃，说是跟台湾的刨冰差不多。学生们也很高兴，他们在餐厅里吃完饭，就拿了盛菜的托盘，跑到校园里的一个高坡上，坐在托盘上往下滑，大家都很开心。可是我还得带着女儿去做理疗，因为路很远，我们还是得搭校车去，就是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有校车的地方，路也是很难走的，中间的雪都是没膝盖的。这样治疗了一阵子，小女儿的腿并没有好转。

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从前在台大我教过的学生柯文雄，这个学生还不是中文系的，他是我在台大教大一国文时植物系的学生。我刚到密西根不久，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叶嘉莹先生吗？因为他不是中文系的，我真的不记得他。后来他跟我说：“我虽然是植物系的学生，可是我听老师的课很受感动，得到很多鼓励。你知道吗，我从台湾出来到美国留学，把上大一国文时你给我批改的那些作文都带出来了。”他说：“小慧这个病在学校治不好，要找一个医院去治。你们在这里也不开车，交通不方便，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因为有他帮忙，我就把小慧送到了医院。她主要是膝盖之间的软骨错位了，一走路就疼，所以就开刀做了手术。小慧那时已经长得很高大了，可是以她的年龄还是住进了少儿病房。美国的儿童病房设备条件极好，你可以随时要冰激凌呀、果汁呀什么的。所以小慧住得还挺高兴的。她的同学有个女孩对她很好，虽然语言还不太通，但几乎每天都来看她，有时还给她带个小礼物。小慧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的时候医院问她要不要拐杖，其实她已经不需要了，可是小慧好奇，还是跟人家要了一根拐杖。

柯文雄真是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那时我们没有车，很多地方根本不认识，也不懂得应该去哪个医院治病。我当年教他的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但他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照顾。从此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带我们去买菜或者办一些其他的事情。到了放假的时候，他还开车带我们去密西根的大湖和底特律汽车城去玩。

我们在密西根住的那个楼上，还住着一家中国的访问学者，不过他们是学理科的。他们家有五个女儿，中间的两个跟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常常在一起玩。通过他们我们又认识了一些其他的中国人，有时他们请客也让我们一起去吃饭。那我也不能总是吃人家的，于是我也请他们到我家来吃饭。密西根州立大学所在的East Lansing这个地方是个小城，没有几家中国餐馆。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是在家里。我那时就学会了做一些菜，像香酥鸡、珍珠丸子、红烧鱼、炸春卷这些菜，我也能试着做。我毕竟是在北京长大的，小时家里有佣人做饭，后来是母亲、伯母做，虽然她们不让我做，但我还是看见过的。包饺子、蒸包子甚至包粽子、摇元宵我也能做，而且做给我的女儿看。到现在小慧也会包饺子、蒸包子，甚至连包粽子都会。

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来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前，我就跟他们讲好了条件，用中文讲课。学生都是学过中文的研究生，听得懂中文，也能讲一些，所以不太累。这样我有时间旁听了两门课。有一个老师讲西方文艺理论，讲得很好。还有一个老师讲英文诗，他很注重朗读，常常喜欢把一首诗大声地读一遍。虽然我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也没有人认识我，可是在课堂中他们都是西方人，而我是东方人，所以这个老师一眼就看见我了。有一天他问我，你们中国人读诗是不是也有朗读，也有吟诵？问到我头上了，我就说中国诗是有朗读和吟诵，我就给他们吟诵了一首诗。这个老师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读得很好，我一听就知道你对诗很有体会。你要给我们班上的学生作一次讲演，就讲中国诗的诵读，我就用英文给他们作了一次讲演。我能用英文给他们讲，真是得益于在哈佛大学跟海先生一起研究的那两个月。虽然我在来美国前自己也恶补了一些英文，背了《英语900句》，但那只是日常用语。可是文学有很多特别的术语，像《五言律诗》怎么说，《七言绝句》怎么说，这些术语都是跟海先生研究的时候学来的。我给他们讲演以后，那个老师很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听人讲过中国诗，更没有听过中国诗的吟诵。他还跟我女儿说，你母亲是天才的会讲诗的人。

到了一年期满的时候，密西根州立大学要跟我延期两年。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海陶玮先生要回哈佛去，因为我在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海先生就告诉我，你到密西根就教一年，不要延期，然后你就回到哈佛来，我们继续合作研究。所以我就按照海先生说的，没有跟密西根州立大学延期。因为我在密西根只是教书，到了哈佛我除了教书外还可以跟海先生一起研究、一起讨论，这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三、再访哈佛

1967年7月密西根州立大学放了暑假，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哈佛。我的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密西根州立大学已经接受了她。这次回来她还是继续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工作，小女儿还是去上暑期学校，继续补习英文。我就继续与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并且开了一门中国诗词的课。

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是从一条叫Kirkland的路拐到Divinity的路上，在Kirkland到Divinity的拐角有一座很高的白楼叫威廉·詹姆士楼。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是美国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兄弟叫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是美国的一个有名的小说家，小说写得很好。这座白色的楼在我写过的一首《菩萨蛮》中曾经提到过，词是这样的：

西风何处添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楼外碧天高。秋深客梦遥。　　天涯人欲老。暝色新来早。独踏夕阳归。满街黄叶飞。

“西风何处添萧瑟”，秋天在中国的传统中一般说来总是悲秋，因为秋天到处是一片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是说威廉·詹姆士楼的影子和天上的云彩都是白色的。“楼外碧天高”，高楼外边的天空碧蓝而且高远；“秋深客梦遥”，我在台湾当然是不能回大陆了，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是可以回去了，可是此时大陆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北京老家的亲戚联系。“天涯人欲老”，1967年我是四十三岁，已经是中年了。“暝色新来早”，在北美一到秋天的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我下午从图书馆回来，天色已晚，落叶满地，所以我说“独踏夕阳归，满街黄叶飞”。这是当时的我见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词。

这一年在哈佛我还写了一首《鹧鸪天》：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　　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寒入新霜夜夜华”，哈佛大学9月就开始结霜了，天就开始冷了。“艳添秋树作春花”，我在台湾是看不到红叶的，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红叶。而且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二楼的办公室，窗外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枫树。你就亲眼看到这棵枫树的叶子一天一天地变红了，像春天的花一样。“眼前节物如相识”，我说眼前的季节，这地上的新霜、这树上的红叶，这些景物我是认识的。因为北京的地上也会下霜，北京的树叶也会变红，可是这些景物台湾没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梦里乡关路正赊”，可是我的故乡还在梦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从去国，倍思家”，从我离开了祖国以后，我说的祖国当然也包括台湾，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当然我在台湾也怀念祖国大陆，但是我离开了台湾就更加怀念大陆了。因为我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回大陆去了，可是还不能回去。所以我说“归耕何地植桑麻”，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不是说“但道桑麻长”吗，我不知道哪一年才可以归去。“廿年我已飘零惯”，是说从1948年离开故乡，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飘零。“如此生涯未有涯”，是说我像这样在海外漂泊的生活不知道哪一天才算结束。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研究室

这一年暑假海先生继续研究陶渊明，我自己又找了另外一个题目研究，就是《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这是为1967年寒假将在贞女岛（Virgin Islands）召开的一个会议做的准备。这个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文学本身，而是讨论文学批评。以前我写的都是对诗歌本身的批评和欣赏，不管是李商隐的嫦娥诗还是温庭筠的词，不管是杜甫的诗还是陶渊明的诗，我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作品本身。可是这次要开的会议是讨论中国文学的批评，我既然喜欢诗词，那我就选了这个关于诗词评论的题目。这是我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这篇论文也是海先生协助我翻译的。

这次已经是我与海先生的第二次合作，我们已经很熟悉，所以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也就能够更加坦诚相对，遇有不同的意见也互相争论，这样就更增加了共同研读的乐趣。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跟燕京图书馆在一栋楼里边，我跟海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二楼上，各有一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窗外都是非常漂亮的很高大的枫树，朝暮阴晴各有不同的光影，我来时正好是夏季，窗前是一片浓密的树阴，每当我抬头一望，就可见到一片翠色的繁枝密叶，随风起舞。秋天来到以后，这一片翠色被逐渐染成一幅红黄相间、色彩缤纷的图画。到了冬天，树叶落尽，枝干上积满了晶莹的白雪，真是美不胜收。

因为有海先生的缘故，大家都对我很好。我不但有办公室的钥匙，还有图书馆的钥匙。那时我正在研究王国维，真是整天都在图书馆里边。我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早晨吃两片面包就去上课，中午就做一个三明治，我再多做一个三明治就是我的晚餐。当地的老师一下班就回家了，海先生也是下班就回家吃饭。每天下班以后，整个图书馆常常就是我一个人在里边看书。晚上回家我出来时，要一个一个地关灯。因为我整天都在写王国维，当我从黑暗的通道走过的时候，竟然常常会觉得王国维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

原以为一年的时间很长，谁想转眼就过去了。第二年当我窗前的枫叶再染上秋色的时候，已经是深秋9月，我在哈佛的一年聘期也到了，所以我就准备一个人先回去。这时我先生也已经来到美国。我先生是在1967年冬天才办好申请眷属团聚的手续，把他从台湾接出来的，离开台湾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也是他当年鼓励我带孩子们出国的主要原因。这时他已经在美国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个教华语的职位，大女儿言言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大学，小女儿小慧在读高中。

海陶玮先生曾经几次坚持要把我留下来，他说你们那里的政府对你们那么不好，把你们关了那么久，我们这里还继续聘你，就不要回去了。我说虽然政府对我们不好，可是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这三个学校的老师们都对我很好。我在这三个大学都有课，现在快开学了，我说不回去了，把三个学校的工作都给撂了，我不能那样做人。还有我也不能把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带出来了，把我的老父亲一人留在台湾，我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海先生说，等我回去跟学校说清楚了，把这些学校的工作安排好，把我父亲接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一定要回去。海先生一看我这么坚决，没有别的办法，就让我写了一个研究计划，为一年后再度来哈佛合作研究做准备。临别的时候，我写了三首七言律诗，题为《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三首》：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已看林叶经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我以前说过，我写的诗常常是自己跑出来的，这几首诗也是这种情况。哈佛大学的校园是分散的，不像我后来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整个校园在一起。哈佛大学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有一个主校区，总图书馆和主要办事机构都在这一带。其他院系都在不同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条的大马路，而且是交通非常繁忙的马路，行人过马路时真的是很危险。1966年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们刚刚动工修建一条走汽车的地下通道，当时的路况更是乱七八糟的。到1968年我要走的时候，地下通道就已经修好了，来来往往的汽车都到了地下，上边铺了一大片草坪。那时我已经把我先生接出来了，两个孩子也都在一起，我们就另外租了房子住。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去，正要经过这一片已经铺好的草坪，当你走在草坪上的时候，有一种很从容、很轻松的感觉，不用像以前那样，还得紧张地注意来往的车辆。因为那一阵子整天都在讨论我回不回台湾，要不要留在哈佛这些事情，那天我从家里到学校去，路上还是想着我去留的问题，经过这片草坪，看到秋天的落叶，觉得我就像这落叶到处飘零，先生女儿在这边，老父亲在台湾，哪头我都不愿放下，我究竟应该到哪里去？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这些诗句就从我的脑子里跑出来了。

这三首诗我只讲两首。第一首我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1967年我那两首词《菩萨蛮》和《鹧鸪天》也写到红叶，也是秋天。现在又是秋天了，又是红叶飘落的季节。就好像我在海外，总是过着飘零的生活。何之，就是何往。我要到哪里去？哈佛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故乡。我现在要回到的台湾，也不是我的故乡。“曰归枉自悲乡远”，“曰归”是《诗经》上的句子，“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是说，回家吧，回家吧，这一年快要终了了。这里我是说我也想回家，可是“枉自悲乡远”，我觉得我的故乡北京那么遥远。在台湾当然根本不敢想回北京，不用说回北京去，就是连信也不敢写；现在虽然到了美国，可还是不敢回去，因为大陆已经是“文革”了，所以我说“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命驾”就是准备驾一辆车，我说我就像杨朱对着一个歧路哭泣，因为我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这里是说我带着两个女儿来到美国，而现在我要把她们留在国外，自己要走了。“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是说我是个漂泊的浮家在外的人，反而羡慕《博物志》上说的那个乘浮槎离家又定期回去的神话人物了。

第三首是写给海陶玮先生的。“临分珍重主人心”，表示我对主人海陶玮先生的感激之意，“酒美无多细细斟”是说我跟海先生的合作研究已接近尾声，因为海先生研究的陶渊明以饮酒为名，所以用“酒美”来比喻。“案上好书能忘晷”是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丰富而且阅读方便，使人读而忘倦。“窗前嘉树任移阴”是说窗前嘉树美景与光阴推移之快。“吝情忽共伤留去”，这里用的是陶渊明“曾不吝情去留”的句子，说明海先生反复挽留而我坚持回去的去留之争。“论学曾同辩古今”是说我与海先生在研究讨论中建立的真诚友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最后两句说出了我的告别之意。在写了这首诗不久之后，我就只身回台湾去了。

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现在有时到中国大陆，有时到温哥华，有时到台湾，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说当初我刚刚离开北平到台湾的时候，又遭遇了种种不幸，那时真的有天涯漂泊的感觉。所以我写的诗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和“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那样的句子。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四海为家。现在我在南开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的老师学生已经是很熟的友人了，每次回来真的感觉是回家了。温哥华当然也是我的家，台湾我在那里教了十五年的书，那里有我很多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好，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也有回来的感觉。这些地方不管到哪，都是回来的感觉。我不是随便说的，真的都是回家的感觉。

1969年我接到哈佛的聘书，却因为签证拒签没能成行。后来辗转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学系任教，1970年海陶玮先生再邀请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可是海先生还是常常约我去哈佛跟他合作研究，我就常常在暑假的时候去哈佛，继续我们的合作研究。所以从1970年以后接连很多年，每年暑假我都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

后来我开始回国教书，所有的假期都很忙，因此去哈佛与海先生合作的机会就少了。直到我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再去哈佛跟海先生把我们以前合作研究的成果编成了一本书。这时海先生的眼睛已经不好了，中文的书稿都是我一个人整理的。英文书稿我也做了大部分校读，有些需要他看的，他还得拿着放大镜，吃力地一点一点看。

现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中文名为《中国诗的研究》），就是那几年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这本书署名是我跟海先生，当然我是非常尊重海先生的，所以把海陶玮先生的名字写在前边。我和海先生各自写了一篇序言，介绍了我们怎么认识的以及多年来研究的过程。

2001年访问哈佛旧友（左起：叶嘉莹、卞学、海陶玮、赵如兰）

海陶玮先生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去的。他的夫人是写儿童读物的，她写的书也很受欢迎。他们夫妇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海先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为人耿直。也有人不喜欢他，说他不讲面子。海先生生活很简朴，对于美国生活的奢华很不喜欢。哈佛大学所在的地方叫康桥，周围有很多小镇，海先生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骑自行车来哈佛是相当远的，但海先生都是骑自行车来来往往。后来他的儿女都大了，就不跟他住在一起了。只有一个孙女在波士顿念书，跟他同住。这位老先生身体还好的时候，就开了一大片地自己种菜。一到收获的季节，海先生就把他种的菜，带到图书馆给大家分享。海先生还自己做面包，自己做果酱，他的儿女、孙子、孙女如果回家，都是他亲自做饭给大家吃。

2001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访问教授时，曾经利用春假又回了一次哈佛。那一次还跟赵如兰一起去看望了海先生，海先生的眼睛这时已几乎看不见了。我们一起吃了饭，还照了相。赵如兰身上总是带着照相机，走到哪都照相。

本来每年圣诞我都会给他在康桥郊区的家里打电话祝贺节日，但后来连续两年我给他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想他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可能到儿女家去了。谁料2006年2月2日我忽然收到哈佛大学东亚系韩南教授（Profesor Hanan）一封电邮，说海先生近年迁回他德国的故乡与他的女儿同住，于1月8日在德国去世了。韩南教授在电邮中要我写几句追怀悼念的话。我写了一封电邮发给了韩南教授，后来发表在哈佛举办的追悼会上。韩南教授在致辞中也提到了我的悼文。回想当年在哈佛研究和教学的日子，那确实是我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是我跟韩南先生往还电邮的中文翻译：

韩南的信：

想必你已知道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哈佛大学有一个纪念仪式。今年秋天，我们哈佛的文理学院以及我和这里的同事，也准备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海陶玮先生学术成就和教学成就，我在这个纪念仪式上会讲几句话。你与海先生这两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层次的汉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此紧密的合作，这在汉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希望你就你们的合作写下几句话来，我在纪念会上讲演时用。假如你同意，请用电邮传给我，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好久不见了，我想你一定是一直很健康，你的研究也一直很活跃吧。

我的回信（一）

韩南先生：

我听到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五年前，我去康桥拜访他的时候，我曾经邀请他与卞太太夫妇一起吃了晚饭。通常我在每年圣诞节前后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上次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他可能搬到他的子女家同住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我会尽快把上一个世纪我与海陶玮教授长达十年之久的我们之间愉快的、成功的合作的经过写出来寄给你。我一切如常，现在还在南开大学教学，2月2日去台湾，4月初回到温哥华。

我的回信（二）

韩南先生：

我想你已经收到前几天我给你的电子邮件，我现在已经写下了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的情况，供您参考。我是1966年在台北跟海陶玮教授认识的，那时我接受美国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当时海陶玮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顾问，负责选择。他跟我面谈以后就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而且他安排我在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之前先去哈佛大学。后来他又安排我从1967年暑假到1968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一年多，他还要求我在哈佛再停留一年。可是我因为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回了台湾。我在哈佛的那一年，他写下关于陶潜的两篇论文，我完成了两篇英文论文：一篇是关于吴文英的词，还有一篇是关于常州词派的。1969年，我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仍继续合作研究，一直到1996年我们完成了这本书《中国诗的研究》。就像海陶玮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诗歌的批评，还有关于文学的传统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把中国的诗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水准上，我们的翻译是与原诗非常接近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是可以让英语的读者更容易接近中国诗的一个成果。”最后，我要用1968年我在离开哈佛回台湾时给海陶玮先生写的一首诗结束这段话，这首诗我是用中文写的，是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的。我一直记得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那美好的时光。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

About to go，I deeply feel my host's concern；
When fine wine is scarce，pour it carefully．
With good books on the table we forget the time．
The stately tree puts on its changing hues．
Reluctant on impatient，stay or leave，someone's hurt．
We have studied together，debated past and present．
I'll try to make this song convey my parting thoughts；
Clouds in the eastern sky，the ocean is deep．

2000年6月，我去台湾参加“中研院”主办的第一次汉学会议，在台湾开会时，我碰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先生，他问我2001年春天能不能到哥伦比亚大学客座一个学期。我那时已经退休了，每年只是暑假以后到南开来，因为他说是春天，我比较有空暇，就答应了他。

2001年春天，我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距离波士顿有四个小时的车程，我就利用春假去了哈佛。因为我在哈佛大学生活过很多年，熟人朋友也多，趁这次机会去看看他们。

1966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认识了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她是哈佛东亚系唯一的女老师，而且是中国人，我跟她很熟。赵如兰在东亚系教语言，同时还在音乐系教中国音乐。赵如兰让她的一个学生来整理中国诗词的声律，有一些问题就来找我。赵如兰还让我诵读中国的古典诗词，她亲自给我录音，还录了一段像。这些录音、录像我还都保存着。1968年赵如兰还让我给她父亲赵元任先生创作的歌曲填写歌词，我就填了一首《水云谣》，前面我写了小序：

一九六八年旅居美国康桥，赵如兰女士嘱我为其父赵元任先生所作之歌曲填写歌辞，予素不解音律，而此曲早有熊佛西先生所写之歌辞，因按照熊辞之格式试写《水云谣》一曲：

一　云淡淡，水悠悠，两难留。白云飞过天上，绿水流过江头。云水一朝相识，人天从此多愁。

二　云缠绵，水沦涟，云影媚，水光妍。白云投影在绿水的心头，绿水写梦在云影的天边。水忘怀了长逝的哀伤，云忘怀了飘泊的孤单。

三　云化雨，水成云，白云愿归向一溪水，流水愿结成一朵云。一任花开落，一任月晴阴，唯流水与白云，生命永不分。

四　云就是水，水就是云，云是水之子，水是云之母。生命永相属，形迹何乖分，水云相隔梦中身。

五　白云渺渺，流水茫茫，云飞向何处，水流向何方。有谁知生命的同源，有谁解际遇的无常。

六　水云同愿，回到永不分的源头，此情常在，此愿难酬。水怀云，云念水，云飞水长逝，人天长恨永无休。

这次我回哈佛，跟赵如兰、胡嘉阳还有方光珞都见了面，胡嘉阳是我在台大中文系教过的学生，她在国外读了图书馆专业，后来就留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负责中文部门的工作。多年来每次我来哈佛都是她去机场接我，帮我安排租房子，并开车带我出去买菜办事。她没有结婚，没有家累，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

2001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短期讲学，还见到了一些老朋友。每次有一个新人来的时候，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就邀大家吃一顿饭，互相见个面。这次吃饭的时候，王德威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已经退休的老教授夏志清先生。夏志清先生是研究小说的，我在美国百慕达和贞女岛参加的那两次会议他也都参加了。我是1966年认识他的，说来已经三十五年了。那时我们一起开会，当然也一起吃饭。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不认识美国的菜单，到了点菜的时候别的不敢乱叫，我看了半天只认识牛排，就只好叫牛排。可是牛排太大，我根本吃不下。夏志清看到就说我，你怎么回事，每次叫牛排每次又都不吃！他根本想不到我不认识其他的菜！夏先生非常喜欢开玩笑，学术界都叫他老顽童。这次他一见我就说，我刚过完八十大寿，你没赶上。现在你写一首词来给我祝寿吧！后来我真的就给他写了一首《金缕曲》，前边还写了小序：

辛巳之春余应邀至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学。抵达纽约后，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邀宴相聚，座中得见夏志清教授。余与夏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于百慕达及贞女岛两次中国文学国际会中相晤，此次再度相逢，夏公告我八旬寿辰甫过，向我索词为祝，因赋此阕。

八十称眉寿。看筵前、夏公未老，童心依旧。三十四年都一瞬，岁月惊心驰骤。记当日、文章诗酒。百慕贞娘双岛会，聚群贤、多少屠龙手。恣笑谑，唯公有。　　古今说部衡量就。论钱张、围城难并，倾城难偶。一语相褒评说定，举世同瞻马首。更作育、青年才秀。一代学坛师友盛，祝长年，我落他人后。歌金缕，捧金斗。

“三十四年都一瞬，岁月惊心驰骤”是说三十四年这么快就过去了，“百慕贞娘双岛会，聚群贤、多少屠龙手”，当年百慕达、贞女岛两次会议聚集了海陶玮、谢笛克、白芝、周策纵，还有欧洲的霍克斯、侯思孟，日本的吉川幸次郎这些著名学者。“恣笑谑，唯公有”，喜欢开玩笑的只有夏志清，别人没有他这么爱说笑话的。“古今说部衡量就”，夏志清先生是研究小说的，他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论钱张，围城难并，倾城难偶”，钱、张指的是钱锺书、张爱玲，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大力赞扬钱锺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城”放到一起了。“围城难并”，可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钱锺书的《围城》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一个是说夏志清的论钱锺书的《围城》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而且“围城难并”字面上有难于兼并的意思，也与“围城”两字表面的含有战事的意思相应合。“倾城难偶”也是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有人能和她相比的，一方面是说夏志清的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而且字面上也有倾城美女难求配偶的意思。“一语相褒评说定”是说夏志清对钱锺书、张爱玲这两个人的赞美已经论定了两部小说的评价，“举世同瞻马首”是说夏志清对钱锺书、张爱玲这两个人的评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都跟着这样评价。因为钱锺书、张爱玲的两部小说在夏志清没有赞美他们之前，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注意。钱锺书的《围城》很多人都不知道，张爱玲在上海写的小说也不是那么有名，是因为夏先生在书中对他们的赞美，他们二人的小说才出名的。“更作育、青年才秀。一代学坛师友盛”，这是说夏志清先生多年教书，培养了许多青年学生，同行师友也很多。“祝长年，我落他人后。歌金缕，捧金斗”，这是说他的八十寿辰我迟了一步，写一首《金缕曲》，为他祝寿。

1990年与赵如兰（右）、卞学（左）夫妇合影

80年代初在纽约与夏志清（右）餐聚

这些老朋友都很值得怀念，遗憾的是海陶玮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四、执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969年我接到了哈佛寄来的聘书后，就去办理接我父亲一同来美的手续。本来我的证件是有多次出入的美国签证，可是当我把我父亲的资料递上去以后，办事的人说你的先生和孩子已经在美国了，你再把你父亲接走，等于是移民了，那你就直接去办移民吧。不仅不给我父亲签证，还把我证件上原有的多次出入美国的签证取消了。从头办移民本来也未始不可，但是时间太长。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而当时我先生没有工作，一家子的生活还有两个女儿的学费我怎么负担啊！那时美元跟台币是1：30，我根本供应不了。海先生还是坚持让我去哈佛，他就给我出主意，让我把旧的证件作废，重新办一个，然后先申请加拿大的签证，从加拿大再申请去美国就容易了。

来到温哥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美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去办签证。结果他说，你拿着美国的聘书，怎么从台湾出来跑到温哥华来办美国的签证，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办美国的签证？我不能给你签证。他说的有道理呀，他说你要办也可以，你把护照给我，我用文件给你寄回台湾办。可是我已经知道台湾不给我办，所以我就说我不办了，把我的证件拿回来了。海陶玮先生一看实在不行了，我不能马上去美国了。他就跟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Professor E．G．Pulleyblank）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对蒲立本说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就在温哥华，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机会。蒲立本先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亚洲系刚刚成立了研究所，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了两个博士生，更巧的是他们都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是研究韩愈诗的，一个是研究孟浩然诗的。蒲立本先生说：“我们正在想，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来带他们，你来了太好了。”这样U．B．C．大学亚洲系就把我留下了。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不能只教这两个博士，还要教一班全校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而这门课是要用英语教的。

1966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好了，来听我课的研究生一定要听得懂中文，我要用中文讲课。那时我只是日常说英文，讲课都是用中文。可是现在人家要求我用英文讲课，我为了养家糊口，已经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在美国指望着我呢！我得赶快把他们接过来。我的大女儿可以从密西根州立大学直接转学到U．B．C．大学，最简单。我的小女儿还在念高中，温哥华的公立高中不收外国人。我只好找了一个私立中学，拿到了入学许可证也办好了。就是我先生还没有资格过来，我就到移民局申请以眷属的身份把他接过来。可是移民局的官员（还是个女的）说：“按照我们加拿大的法律，你是你先生的眷属，你先生不是你的眷属，他不能以你的眷属的身份过来。”后来我跟我先生说这件事，我先生说，移民局说得对，男人就是家长。无奈之下，我就去跟我们系主任蒲立本先生说，如果我先生不能过来，我就不能留下来。蒲立本先生非常想把我留下，他就给了我先生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名义，才把他接过来了，我不久也把我父亲接过来了。

在他们还没过来之前，我就天天看着报纸的租房广告找房子。因为我当时没有汽车，我一定要找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上下班，两个女儿上学，还得生活方便，这些我都得考虑。最后在第42街租了一个房子，旁边就是菜场，我从学校回来顺便就可以买菜。离邮局也很近。第41街是一条大街，有一趟公共汽车一直通到U．B．C．大学，我跟大女儿到学校去很方便。小女儿从第42街走下去，到第46街就是她的中学。因为那时没钱，我还到处去找卖二手货的地方，给家里准备一些家具和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看报纸广告、查地图、搭公交车到各地买来的。安排好这些，我就把家人一个一个接了过来。

我先生闲居在家，又像从前一样，重演以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那时我既要准备用英文教课的教材，还担心第二年的工作没有着落。我在工作和心理方面承受着沉重负担，却无人可以诉说。我既不愿增加老父和女儿们的忧虑，更不敢向我先生诉苦。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总以为如果我诉说劳苦，甚至只要有人同情我的劳苦，都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总之，这一年来我尝遍了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不过我那时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觉悟，只觉得一切都该逆来顺受，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美德。还记得那时我教书所用的课本，是加州大学白芝教授（Cyril Birch）所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其中选有一篇《史记》的《伯夷列传》和一篇《国语》的《公子申生之死》。我在讲述时对这两位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都表示过尊敬赞扬。当时我的想法有两点：一是伦理本是一种双方面的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维系社会安定的要素；如果人际的一方不守伦理的约束，而另一方仍然遵守约束的话，则社会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安定力量，否则便如伯夷所说的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了。二是我以为完美的持守是一种最高的理想，无论人际的另一方的行为如何，自己的持守都不该改变；因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我后来才觉悟到这原来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不过我的积习已成，所以直到今日仍没有改变。

80年代中在家中做菜

温哥华英文拼为Vancouver，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文是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我对于北美的印象，不管是以前学地理或者在台湾听人家说的都是美国的地名和学校，根本不知道英文地名Vancouver是个什么地方，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结果没想到留在这里待了好几十年，天下事真的很难说，你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落到哪里去。

在我决定留在温哥华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我觉得，写一首诗就能把事情记下来了，不写的话，很多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写下来就比较真切。如果不写成诗，即使你还记着这件事，但是当时的感受已经找不着了，而有诗留下来，就能帮你把当时的感受留下来。这首诗的诗题是《异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加拿大是我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加拿大的国旗就是一片红色的枫树叶子。很多地方都种了枫树，一到秋天，到处都是红叶，我所在的U．B．C．大学也到处是红叶，所以我说“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虽然是到了加拿大，但还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我的飘零生涯比前一年的感觉更深了。因为我既不能按计划回到哈佛，也不能再回到台湾任教了，否则在美国读书的两个女儿将无以为生。不过现在虽说留在了加拿大，也是临时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我说“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我原来的心意已经辜负了，“白”就是表白，我原来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而现在跑来跑去反而到了更远的加拿大，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而且难以诉说。“独木危倾强自支”，因为当时全家的生活就是靠我一个人维持，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维持得住！我临时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还要用英文讲课。我不能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那样跟人家讲条件，要求用中文讲课，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跟人家讲条件的资本。那时真的是无家无业，什么都得从头来。我千辛万苦地看报纸、找广告，去租房子、买旧家具，都是我一个人安排。等我先生来了，我就带他一起去看家具。可是在车上我先生忽然又说不去了，中途就要下车，我还得担心他初来乍到迷了路。我就好像一根柱子独自支撑勉强要倒的房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忍吏为家甘受辱”，1969年我想要接我父亲到哈佛与家人团聚时遭到拒绝，到加拿大申请去美国签证时又被拒绝；甚至后来申请把我先生和两个女儿接到加拿大的时候移民官竟然不许我把我先生和女儿以眷属身份接过来。我为了家人真是甘受这些官吏的气。“寄人非故剩堪悲”，是说我临时寄居在别人家里。我刚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时不认识人，也没有地方住，学校介绍我临时住到亚洲系的一个老师家的地下室，我跟人家非亲非故的，而且他们也不是中国人，所以说“寄人非故”。“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指的是我离开台湾的时候算了一个卦，还真应验了。其实以前我是不算卦的，说来还有个故事。

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在辅仁大学兼课。辅仁大学不在市里，是在郊区一个叫新庄的地方。辅仁大学有一辆交通车，每天来接这些老师去上课。我去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南怀瑾先生也正好去上课，我们经常坐一辆交通车去。辅仁大学刚刚成立不久，只有一个教员休息室，所有的老师下课以后，都在那里休息。南怀瑾先生常常给我讲一些占卦、算命、坐禅、修行这些事情。那一年快放寒假的时候，南怀瑾先生跟我说，他要带领一个“禅七”，用七天坐禅，让我也参加。我那时真的不相信这些，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禅七”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是春节，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父亲那么大年岁了，两个孩子都很小，还有我先生，过年了我这个主妇跑去坐禅，那怎么可能呢？而且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我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我觉得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没有去。那次坐禅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南怀瑾先生还出了一本书，就是讲那次他带领的“禅七”所发生的事情。

这次是因为我签证办得不顺利，真的感觉到前途未卜。南怀瑾先生就说，我认识一个人，算卦很灵的，我介绍你去看看他。当时我就去了。那个人让我把生辰八字写下来，然后他在一个红色封面的本子上写了很多字。其中有这么两句“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的卦辞。这就是说在时间和地点都不明白时，佳人就在水边哭，我当时还不明白。当我到了加拿大，美国哈佛也去不了，临时留在了加拿大，很多事情都不安定，我才恍然大悟：真是时地未明，能不能去美国的时间也不知道，最后我们一家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温哥华在海边上，我一个人在水边，真是“佳人水边哭”。平常一般的事我不着急，可是现在我去不成美国，他们在美国生活怎么维持，我真的着急了。而且1968年我虽然遵守信用回了台湾，可是我一年又走了，好像不回来的样子，台湾也很不满意。我再回台湾也是很困难的。那时我常常失眠，好几夜都睡不着觉。“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说的就是这件事。

U．B．C．大学开学了，按照学校的安排，我就开始用英文讲课了。我这人讲课喜欢跑野马，上天入地的，而用英文讲真的是放不开。我能把每个字用英文说明就不错了，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于是我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题目是《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鹏飞谁与话云程”，因为鹏鸟飞起来可以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在云中来去自如。我是想到以前无论在北京或者在台湾，我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讲诗，可以享受随便发挥的乐趣。我说我像鹏鸟一样飞到天上，在云中来往自如的讲诗的快乐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这种快乐没有人可以诉说，跟谁说呢？“失所今悲匍地行”，我说我失去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再也飞不起来了，只好趴在地上爬行。“北海南溟俱往事”，“北海”指的是我的出生地第一故乡北京，而“南溟”指的是我曾居住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台北。当年我在这两地教书时，都能使用自己的母语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有一种可以任意发挥、潇洒自得之乐，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离我很远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现在我必须用英语来讲课，就好像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突然从云中跌落，变成了不得不在地面匍匐爬行的一条虫。庄子上说“鹪鹩一枝”，我就好像鹪鹩那样的小鸟在芦苇枝上做一个巢临时寄托在那里，所以我说“一枝聊此托馀生”。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虽然我有在哈佛两年的工作经历，但是要用英语给外国人讲授中国古典文学，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岁了，硬着头皮每天抱着英文词典查生字备课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去给学生讲课。所幸的是我的课还是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以前只有十几个学生选这门课，我接了这门课以后，竟有六七十人选，是很大的一个班。我的英文语法也不是完全正确，发音也不是那么标准，靠着查词典这么笨的教法，可是学生们还是很有兴趣。

我说过，我这人天生是吃教书饭的。我所教过书的学校，每个学校的校长或是系主任都愿意留我继续教书，学生们也都喜欢听我讲课。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先生对我也真是不错，我没有博士学位，而且用这么笨的英文只教了半年，第二年3月他就给了我终身聘书。可以说，这在北美是没有的。北美那些拿了博士学位的，而且教了好几年的教师，都不见得拿到终身聘书。为了使生活早日安定下来，我接受了加拿大的终身聘约。所以说定居到温哥华这个美好的城市，原来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只是在我一生的不幸中一次幸运的机遇。

后来海先生退休时曾有意邀我去哈佛接他的课。U．B．C．大学还有点紧张，蒲立本先生问我要不要去呀，我说我不会的，我已经安家在温哥华，以后我可以利用假期去哈佛大学。

我到U．B．C．大学教书的时候，美国正在打越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很多美国年轻的大学生不愿意打越战，为了逃避征兵就都跑到加拿大来。U．B．C．大学把我留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亚洲系来了两个美国加州大学过来的学生。这两个学生都在U．B．C．读博士。一个名叫施吉瑞（Jerry Schmidt），一个名叫白瑞德（Daniel Bryant）。施吉瑞的硕士论文是写韩退之，博士论文写的是杨万里。白瑞德本来是读硕士，我们亚洲系的系主任觉得他成绩不错，不用再通过另外一个申请，直接就让他读了博士，他的论文写的是孟浩然。

施吉瑞毕业后到别的大学教了一段书，后来又回到U．B．C．大学。我退休以后，就接了我的课，教中国古典诗歌。不过他不教词，他说词太难教了，他不会讲。其实我在没退休以前，有时休假回中国，就是由他代课。有一次正好赶上我应该讲词，请他代课，他说不成，还是留着你回来再讲吧。现在U．B．C．大学已经没有词的课了，我在的时候，是一边教诗，一边教词的。我退休以后，施吉瑞只接了诗的课，词的课就没有人教了。施吉瑞比较专一，只教中国古典诗。从唐宋直到明清的诗人他都有研读的兴趣。他的中文很好，勤于做研究。一个美国人，能教中国古典诗实在很难得。

白瑞德毕业后在维多利亚大学教书，他的兴趣比较广。白瑞德教中国古典文学，也研究中国当代小说，还写过有关明朝高启的诗和南唐词的论文。

1989年退休时，在退休会上由施吉瑞（右）致送纪念品

我在60年代到北美的时候，海外汉学界比较注重中国的古典文学。但现在也是跟中国国内一样，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U．B．C．大学还有一个我教过的学生叫陈山木，他现在负责中国语言方面的课程。他还协助中国主持汉语教学的工作，在温哥华建立了孔子学院。还有一个学生叫方秀洁，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吴文英的词，她是我的学生中对词的感受能力最好的一个。还有一个学生叫梁丽芳，跟我写的论文是柳永的词，后来研究了当代小说。还有从香港来的一个女学生叫余绮华，现在西门菲沙大学教书。我在U．B．C．大学教过的博士生没有来自大陆的，有两个女学生本来说要跟我念的，但是最后没有拿学位——后来找到了另外的工作不念了。

我到U．B．C．大学不到半年，就被聘为终身教授，其实是赶上了一个机会。那是因为多年在U．B．C．大学教古典诗词的一位女教授李祁先生年岁大了，而且体弱多病，U．B．C．大学正在找一位教古典诗词的人来接替她，就选中了我。

李祁先生是当年庚款培养的中国留学生，后来一直留在了北美。李祁先生真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好的诗人，而且不失赤子之心。我们认识以后关系很好，常常一起谈诗论词，有时我把我写的诗给她看。1971年许世瑛先生去世，我写了一首长诗悼念许先生。当我把这首许世瑛先生挽诗给李祁先生看的时候，她说你写得真好，可惜许先生看不见了，这首诗要是许先生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看看多好呀！她也常常把她的诗给我看。李祁先生还给我写过几首诗，诗题是《岁暮杂咏——一九七一年呈嘉莹先生》：

莽莽乾坤一色中，凭它玉照彻吾衷。纵知有我还无我，水幻为花一样工。

物未能齐我未忘，心为形役敢辞忙。总疑水到渠成候，日丽中天花自芳。

天外琴声水上音，闲观花鸟一沉吟。白云偶过来投影，欲借清波觅彼心。

晚来风定雪全停，劈破苍溟有数星。我独有怀当此夕，梦中梦梦未能醒。

岳麓长沙西与东，漫山春到杜鹃红。此中温室栽盆供，细数花枝有几丛。

花娇叶茜树如仙，雪压难支腊月天。寄语主人勤护惜，莫教烟树化为烟。

党中之蠹一茅包，孔圣而今又受嘲。料得英灵在天笑，后生狂狷尚堪教。

沉沉遥夜若无涯，雪覆园林静不哗。却喜万家灯火艳，宵宵火树闹银花。

青灯屏弃换红灯，窈窕温馨暖欲凝。黄卷也随流水去，书生本自不安贫。

岭背斜阳似断红，高楼远望路无穷。回头七十年间事，尽入孤鸿出没中。

奉敕归来息此身，风花雪月作闲人。早眠迟起由来惯，只要盘餐日日新。

铁树开花始见春，可知天亦偶从人，如今一日三熏沐，可得明年见此辰。

有一次，李祁先生写了几首七言绝句，里面提到有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使她感到很温暖，这是个什么人呢？当时我也没好问。后来才知道，李祁先生有一个诗友，是个美国人，长着大胡子。他是研究英诗的，而李祁先生是研究中国诗的，他们长期合作，把中、英诗互相翻译。说来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李祁先生多年来都是一个人生活，她的这位诗友比李祁先生小三十六岁，李祁先生七十六岁的时候，他四十岁。李祁先生退休以后到美国密西根去住了，这位诗友也去了那里工作。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因为他们俩都是属老虎的，所以他们的住所就叫“二虎庵”。李祁先生生病、住院、开刀做手术，都是他照顾。后来李先生不能走路了，他就推着李祁先生外出散步。最后李祁先生去世了，他还给我们U．B．C．大学写来了一封信，详细报告了李祁先生生病去世的情况以及李祁先生的遗嘱。李祁先生遗嘱要把她的骨灰撒到河里，李祁先生生前用过的东西都留给谁做纪念，这位诗友都照着做了。李祁先生的这位诗友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了她，陪伴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且还把李祁先生的身后之事办得很周到，该做的都做了。这位诗友把李祁先生的遗嘱一一落实，因为李祁先生知道我的小名叫荷，而且喜欢荷花，就嘱托这位诗友把她收藏多年的一个古老的有着荷花图案的瓷碗送给我留作纪念。这位诗友非常仔细地打个小包，安全地寄给了我。我一直珍重地保存着。这些说来都是很动人的故事。你想想，一个年龄相差三十六岁的诗友，而且是完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能做到这样，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按常理看不要说有这么大的年龄差距、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就是亲生自养的儿女也不一定做得这样好！

李祁先生在温哥华时自己住一栋房子，她的那栋房子是带地下室的，曾住过一位谢琰先生。我到U．B．C．大学的时候，谢琰先生已经在U．B．C．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图书馆的馆长姓伍，是一位女士，没有结过婚，大家都叫她伍小姐。谢琰先生是馆员，负责中文图书的管理工作。谢琰刚到图书馆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就住在李祁先生家的地下室里。而我多年的习惯，不管到哪，只要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总是去图书馆看书。而且那时我跟海先生一直合作研究，总是需要查阅资料、借书，所以就常常去图书馆请谢琰先生帮忙借书，慢慢熟悉起来。我跟谢先生也不大讲话，就是我借书的时候他常常帮我找书。不久谢先生就结婚了。他新婚的夫人施淑仪是香港中文大学学中文的，很喜欢古典文学，谢琰先生就把我请到他家去，介绍我认识他的夫人。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们生了小孩，就忙了起来，我们就不常常联系了。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又有时间了，我们又开始经常联系，施淑仪也到西门菲沙大学工作了。

有一个美国人，中文名字叫王健（Jan Walls）曾经做过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本来在我们U．B．C．大学工作，也是亚洲系的教授。我没学会开车以前，上课下课常常是他接送我。我父亲出事时我就是给他打的电话，他帮我叫的救护车。他的夫人叫李盈，也在U．B．C．大学教中文。后来王健离开了我们学校，去了西门菲沙大学。西门菲沙大学本来是在温哥华东面的一个城市，叫本拿比（Burnaby），离温哥华市区比较远。温哥华市中心有一个百货公司，有个从香港去的企业家林思齐捐款把它买了下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文化交流中心。林思齐就请了王健去做了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开一些文化课，也开一些普通的语言课，教普通话、广东话。施淑仪就是到王健他们这个西门菲沙大学的文化交流中心去教广东话。

我在温哥华有时常常给一些华人文化团体讲一些课。华人学校每年都有一次聚会，请一些华人教授、学者去讲演，他们也常常请我去讲演。谢琰的夫人施淑仪经常听我的课，她本来就是学中文的，真是实实在在地喜欢诗，她也跟我学作诗。她还跟我说：你不要跟我客气，我就是你的学生，如果我够资格的话。我说虽然我不敢当，但是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学生，当然是有资格的。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熟了。没有想到的是，谢琰先生夫妇后来成了促成给我们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盖楼的关键人物。

在温哥华还有一对夫妇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梁珮和她的先生陶永强律师。梁珮在三十多年前选修过我的课，对古诗词很有兴趣。谁料到她结婚后竟然迁居到我家附近，成了最近的邻居！梁珮除了自己的工作外，也在宋庆龄儿童教育基金会做义工。她对于我和温哥华的一些友人们给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款之事给予了很大协助。我们透过基金会捐款可以减免一些所得税，但要做很多计划和报表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梁珮做的。她的先生陶律师则是一位爱读书而手不释卷的人，近年他选了我的五十一首诗词，译为英文出了一本书，题名为《独陪明月看荷花》，谢琰先生以优美的书法写了我的原诗。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出生在鼠年，我生于甲子年，谢先生生于丙子年，陶律师生于戊子年。就请温哥华一位有名的书画篆刻家黎沃文先生刻了一方以三鼠为图案，题名为“三子会”的印章，又请杨志豪先生设计由画家周伴娟女士配以荷花图的封面。这本书是我过去所出版的诗词稿的八种版本中最为精美的一个版本。

还有一位住在邻近的好友胡守芳女士。她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才生，中、英文都非常好，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和翻译，得过不少奖。胡守芳意志非常坚强，她不仅战胜了血癌，而且还在病后修了一个建筑系的学位。她也经常来听我讲课，在谈话中常给我很多启发，在生活中也给我不少协助。我实在感到幸运，在温哥华我竟然结识了这么多好友，而且他们都是我极密切的邻居，时常相互过访或结伴出游，陶渊明有句诗说：“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快乐的事。

1970年，我应美国一个名为Learned Society的学术基金会的邀请，到贞女岛开了一个古典文学研讨会，到会的周策纵、刘若愚和日本的吉川幸次郎这些诗人见了面就问，最近谁写了什么诗没有？我就把1968年的《留别哈佛三首》写给了他们。第二天，吉川幸次郎先生拿来三首诗给我，而且是和我的诗，完全用我的韵。

世运奔波各异时，人间歌哭志安之。英灵河岳鸿篇铸，流别文章家数歧。原始堪寻天雨血，谈诗好向水之涯。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

南来士女逐宾鸿，谈吐缤纷西复中。洪浪接天都一碧，檐花经雨逾殷红。测圭方识星朱鸟，浴海真成王倮虫。群怨兴观评驳倦，危楼聊倚溯流风。

渊源诗品与文心，古井欲波容共斟。玉局和陶居海外，兰亭修禊在山阴。词人慧业堪终古，家法攀援可证今。溟渤光浮孤岛曙，景情相遇足钩沉。

第一首诗里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两句，曹姑就是班昭，史称曹大家，他用曹姑指代我，意思是希望我去日本访问。用钟子期和俞伯牙相遇知音的故事表示对我的欣赏，写得真是很诚恳。但是我很对不起他，当时他有意邀请我，因为我一直在加拿大和中国两边讲学很忙，他在世的时候，我一次也没有去日本。多年以后我才到日本访问，讲过一次学，但是那时吉川幸次郎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吉川先生训练学生很严格，他不仅自己作诗，而且要求跟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一定要作诗，我现在都不敢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作诗。1980年我到成都参加杜甫学会的年会，缪钺先生喜欢写诗，许多人在会上作诗。有一个年轻的日本学者，他说是吉川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拿起笔来就作诗。当时我真是很感慨，人家日本年轻人都会作诗，而中国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已经作不出诗来了。但现在还算不错，在南开大学的研究所，我身边的年轻人还是有人写诗的。像安易、程滨、汪梦川、曾庆雨、靳欣等人的诗写得都不错。

那次开会时周策纵教授也和了我三首诗：

蕉叶留青不记时，偶来南国更何之。原文千载穷陶迹，论道三朝见路歧。淮雨别风生岛趣，异花奇石满天涯。兰亭后会无前约，百代词人傥可期。

邈邈予怀逐断鸿，彝铭徵故每难中。俳优比兴消愁绿，脂砚丹青品梦红。稍别意言闻咏絮，细论沉郁愧雕虫。横流逸韵终非并，绝海萧条魏晋风。

相逢白发印文心，清浊刚柔与共斟。异地神交惟夏日，故家修竹拟山阴。辞引气犹疑古，偏诣论诗已证今。江海相忘又明日，无端歌哭意深沉。

我这个人平常不怎么跟人家来往，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偶然碰见这些个学者、诗人。不知道是谁把我的《留别哈佛三首》和吉川幸次郎先生、周策纵先生和我的这些诗寄给了在美国的顾毓秀先生，顾毓秀先生也喜欢写诗，他又和了三首，诗题是《和叶嘉莹女士同策纵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三律》：

周策纵写赠叶嘉莹集唐宋词联语

人间又到岁寒时，白雪纷飞且赏之。天际徒悲星散落，客踪每苦路分歧。梦游灵谷经盘谷，志在云涯傍海涯。便欲乘槎回故土，神州消息尚无期。

离乡万里有征鸿，枫树斜阳山色中。千岭飞霜寒露白，三更滴泪蜡灯红。无花春桂待秋桂，何意冬虫问夏虫。荏苒光阴逾廿载，云天怅望玉关风。

出没星辰岂有心，夕阳无语酒频斟。兰亭修禊流觞水，玉笛飞声嘉树阴。同好论文兼解字，难能博古复通今。联吟仙岛怀贞女，鬓影钗光夜色沉。

我跟顾毓秀先生不认识，他的和诗我也很感动，可是到现在我也没跟他见过面。

我这个人一生到处讲课，没想到居然讲到佛寺里边去了。说来也有个故事。我在温哥华住的房子还是相当大的，两个女儿都结婚走了，房子就空了下来。有个叫蔡宝珠的女学生就住在我家。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严格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绝不吃荤，完全吃素，而且过午不食。这是律宗的规矩，而且不“倒单”，就是不躺下睡觉，是盘腿坐在那里休息。蔡宝珠非常喜欢听我的课，喜欢听我讲诗词。她上课的时候常常录音，每到寒暑假她就到旧金山的万佛城去住。她在庙里住的时候，有时就听我的讲课录音，所以她的师父也听到了。蔡宝珠的师父是很有能力的，还不只是很有能力讲道，而且很有办法经营他的事业。这位师父老家是东北，他到香港去说法，后来又到旧金山说法。那时他还不会说英文，旧金山伯克莱大学的学生，有几个东亚系的学生懂中文，听了他的讲道，对他很信服。他的大弟子法号恒实，是个美国人，中文、英文都很好。就是这个大弟子，为了表现他皈依的诚心，从洛杉矶三步一拜一直拜到旧金山。这个大弟子比蔡宝珠还虔诚，蔡宝珠只是不吃荤，而这个大弟子是不吃烟火，一律只吃生果、生菜。

这位师父的法号上宣下化，人称他宣化上人。他在旧金山有个庙，后来又在加州办了一个法界大学。这个法界大学下面还设有附属中学、附属小学，还真有家长从台湾把孩子送到他这里上学。加州这个庙本来是一座精神病医院，很大很大的一片地方。这里边有僧众、有俗众。有已经出家的人，也有在家修行的人。还有带家眷来修行的。男弟子、女弟子各有分区。我的这个女学生常常跟她的师父讲到我。她放假的时候就到庙里去，开学时就回到U．B．C．大学。

后来她的师父扩展他的宗教事业，相中了温哥华的一个地方，也成立了一座庙，名叫“金佛寺”，1984年这位师父来这里说法。我本来就爱学习，而且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就听过广济寺的一位僧人讲《妙法莲华经》，我总听蔡宝珠说起她的师父，这回我就借着机会跑去听她的师父说法。这位师父听蔡宝珠说我来了，他在讲台上就喊我上台，让我讲。我说我对于佛法没有研究，不会讲。师父说，你不用讲佛法，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非让我去讲。我当然不能讲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了，我就讲了陶渊明的《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因为这个庙设在中国城，中国城本来很繁华热闹，也很杂乱。可是他们这庙里却真是清修的好地方，在这里清修的人对外边喧闹杂乱的环境充耳不闻。我讲课的时候，师父坐在中间，他的弟子们就盘坐在两旁。等我讲完了，师父就对他的那个大弟子恒实说，你把叶先生讲的给大家翻译成英文。他的中文非常好，我当时也没看见他做笔记，等他开口一说，我非常惊讶，真是翻译得好！因为师父有好几个庙，不能总在温哥华，他就派这个大弟子主持温哥华这个庙。因为他懂中文，许多华裔的男女信徒整天找他说这说那，张家长、李家短，婆婆妈妈什么事都有。这个大弟子就说，我现在闭关了，静修，只有上台说法，只跟师父才讲话，不跟其他人讲话，所以我没有跟他讲过话。

我讲完这次后，宣化上人就说，你讲得很好，你以后每个礼拜都来讲一次吧。我这个人不大会拒绝，人家求我的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他让我讲我也就讲了。这次我只讲了陶渊明《饮酒诗》的一首，可是《饮酒诗》一共有二十首。于是我就从头讲起，介绍陶渊明这位作者，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的诗中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格修养，一直讲下去。那时我已经开始每年回国讲学，讲到第十八首的时候，又到了回国的时间了。我就对他们说，下个礼拜我就要回中国了，没有时间了，不能再讲下去了。那时蔡宝珠还是U．B．C．大学的学生，还没有出家。1986年到1987年，我休假一年，整年都在中国。等我休完假回到温哥华，她已经出家了。因为她出家就到了美国加州万佛城的法界大学，我们就很久没有见面。

2008年与蔡宝珠（左）在南开大学合影

过了好几年，到了1993年春天，蔡宝珠被她的师父派到温哥华来了，我们才又见面了。她出家以后的法名叫恒贵。别看她出家了，对诗词还是很热心。我见到她就问她，你怎么决定出家了呢？她说：叶老师我就是因为听了你讲的课才决定出家的。我说我从来没有讲过佛法，你怎么就出家了呢？她说主要是有几句话影响了她。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讲李后主的一首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她从中体会到人生是无常的，是空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一次她写学期报告，选了一个很不重要的作者。我说你如果真的要做，还是应该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题目来做。我说人生要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就是这些话影响了她。佛经也许是理性地告诉你，人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是你想李后主的词是一种感情的直接的打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让你觉得人生真的是短暂、真的是空幻。蔡宝珠说她找到了人生的觉悟，人生的意义，就皈依了佛门。蔡宝珠虽然是出了家，但是《饮酒诗》没有讲完她并没有忘记。她说叶老师《饮酒诗》你只讲了十八首，还差两首没讲呢！这次我要把你请到加州万佛城去讲最后两首。万佛城我没有去过，也很好奇，我想看看她的师父办的法界大学是什么样子，我就去了。

这次去万佛城讲陶渊明的诗，我写下了绝句四首。前边写了小序：

一九九三年春美国加州万佛圣城邀讲陶诗，小住一周，偶占四绝。

大千劫刹几微尘，遇合从知有胜因。圣地同参追往事，谓言一语破迷津。

陶潜诗借酒为名，绝世无亲慨六经。却听梵音思礼乐，人天悲愿入苍冥。

妙音声鸟号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偶住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法未依僧。

花开莲现落莲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曾向莲华闻妙法，几时因果悟三生。

这里我只讲其中的两首：

第一首“大千劫刹几微尘”，佛经说大千世界经过很多尘世之间的劫刹，我跟我的学生蔡宝珠都是在微尘的世界，经历了多少劫刹，经过了多少沧桑，今天我们相见了，如果按佛教说的就是“遇合从知有胜因”，真是有好的因缘才能相遇。“圣地同参追往事”，圣地就是指万佛城，现在我来了，我也跟你一同来参拜了，回忆过去的往事。“谓言一语破迷津”，她告诉我说，是我的一句话让她觉悟了。

第二首“陶潜诗借酒为名”，陶渊明的《饮酒诗》只是题目是饮酒，他的诗里都是感慨人生的，并不是真的说饮酒。“绝世无亲慨六经”，陶渊明本来是慨叹人世的社会，他的《饮酒诗》的最后一首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为什么后代的我们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近它了。他还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鲁中叟”是说山东的这位老先生，就是孔子，陶渊明说孔子汲汲惶惶、匆匆忙忙地周游各国，就是想把堕落的、败坏的、破碎的社会弥补起来，使它返回淳真。陶渊明的《饮酒诗》真的是写他的人生理想，是写他对于堕落的、败坏的社会风气的慨叹。“却听梵音思礼乐”，万佛城有一个很大的讲堂，每天早上从四五点钟就开始念诵《华严经》。他们起床都很早，吃早点也很早。我住在庙里的客房，一大早我就到那个大佛堂去。天还没有亮，万佛城非常大，远远的东边的天边有一些熹微的光影，有一点点的晨光微曦的亮光，整个万佛城都是一片梵唱的声音。而且在开始之前，所有的人要念着经围着佛堂转几圈。然后每个人有一个蒲团，或跪或坐开始念诵。前边的人有的击鼓，有的敲罄为大家伴奏。这样的仪式非常有礼法，出家人和俗众都按辈分的大小，学校的学生按年级的高低排列得整整齐齐。非常的有礼数，非常的有次第。所以我说“却听梵音思礼乐”。“人天悲愿入苍冥”，我是说孔子是入世的，要拯救人类，佛家是出世的，也是要拯救人类。我站在那里，望着远处天边微曦的晨光，觉得这种拯救世界、拯救人类的愿望都随着这梵唱的音乐飘到天上去了，这就是我跟我的学生蔡宝珠的一段因缘。

2008年春天，在我即将离开南开回温哥华的前一天，她和她的姐姐还一起到南开来看望我，而且参观了我们古典文化研究所。

五、欧洲之行

1971年春天，严复的女儿严绮云请我到西雅图大学去教书，当时我已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赵钟荪去了。这时我的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住校，我没有汽车，每天搭同事王健的车去上班，那天温哥华下了很大的雪，车子难开，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父亲和小女儿在家等我回家做饭。我回到家后，父亲就回他的房间休息了，我做好饭，请父亲吃饭。他一出来，就觉得恶心，马上就到卫生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我打电话给王健先生，他让我找急救车送父亲去医院。但是，父亲再也没有醒过来，一个月以后就去世了。想想我父亲，从1949年离开大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其他的亲人了，甚至也没有跟家里通过一封信。我真是悲慨万分，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父殁》：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我小的时候，父亲给我们订了一份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我清楚地记得关于罗马庞贝古城的介绍，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亲自去看看。到欧洲去旅游，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我并没有急着去。

父亲去世后的那一年暑假，我在哈佛认识的一些朋友，都说到欧洲旅行极为方便。恰巧以前在台湾大学听过我课的一位法国学者侯思孟教授也一定要我去，我在台大教诗选的时候，侯思孟教授到台湾来做研究。更巧的是我当时讲的是阮籍的咏怀诗，而侯思孟教授正在写关于阮籍的一本书，所以他常常来听我的课。一个学期的课结束了，他就回了法国，不久我也去了北美。这个暑假侯思孟想出了各种办法劝我一定要去法国。他告诉我他现在住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建筑，相当中国元朝时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本来是法国国王路易第九的诞生地，后来改建成了一个教堂和一个修女院。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夷为平地，变成了一座果木花园，修女院就出租了，而他现在住的就是修女院的一部分。他还说，你今年要是不来的话，明年我们就搬家了，所以希望你今年一定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德国学生马汉茂（Hamlet Martin），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在台湾听过我讲杜甫诗，后来做了德国波鸿大学（Ruhr University Bochum）的教授。

1970年与父亲（左）在温哥华海滨合影

1971年摄于英国牛津大学

我想现在去也好，法国有我的学生，德国也有我的学生，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去吧。还有我在哈佛认识的那位高友工先生，在哈佛毕业以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教书了。这次我在哈佛又见到他，他刚刚到欧洲游历了一遍。所以他就把到欧洲旅行的方法详细地告诉了我：从美国康桥买一张飞机票先到英国伦敦，然后再买一种欧洲通用的火车票，可以买一周、两周、一个月都行，在票面规定的日期内，到欧洲哪一个国家都不用再买票，随时都可以坐火车来来往往，很方便。那时每年暑假从美国康桥到英国伦敦都有便宜的往返飞机票，可能就是二三百块钱。高友工先生又跟我介绍了这么方便的旅游方法，我想这样花钱也不算太多，而且有学生家里也可以住，我就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伦敦。

在英国我参观了几所著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我都去了，然后我就过了英法海峡到了法国。侯思孟教授亲自来接我，让我住在他的家里。当年他在台大听我课时就在写阮籍，这时还没有写完，他还在继续写关于阮籍的书，这回把我接到法国，住到他家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每天都烹调一些美味，而侯思孟教授则每天都要与我讨论阮籍。白天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到处去参观，像卢浮宫、歌剧院，还有一些美术馆，他都带我去了。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就开始讨论研究阮籍的咏怀诗。当时，侯思孟还开玩笑说：以后我可能就得借着你来传名了，不然中国人不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在《欧游纪事八律作于途中火车上》中记述了这件事：

匆匆七日小居停，东道殷勤感盛情。尼院为家林荫广，王朝如梦寺基平。举杯频劝葡萄酿，把卷深谈阮步兵。我是穷途劳倦客，偶从游旅慰浮生。（其一）

“匆匆七日小居停”，是说我在他家住了七天；“东道殷勤感盛情”，我说我很感激他们夫妇对我的款待。当年他到台湾时，他的夫人、女儿都去了，所以我们都认识。后来他的女儿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也从事东亚方面的研究。“尼院为家林荫广”，我住在他家以前不是个修女院吗，所以我说“尼院”，而且有一个果木花园，所以我说“林荫广”；“王朝如梦寺基平”，这是说路易第九的出生地已经变成了花园。“举杯频劝葡萄酿”，每天晚上他们都让我品尝葡萄酒，这里也是说他们的盛情。“把卷深谈阮步兵”，吃完晚饭，我们就开始讨论阮籍的咏怀诗。“我是穷途劳倦客，偶从游旅慰浮生”，是说我历经很多的劳苦，现在偶然来这里度假旅游。

我在巴黎参观了凡尔赛宫，《欧游纪事》也有记载：

繁华容易逐春空，今古东西本自同。路易斯王前狩苑，拿破仑帝旧雄风。仍留殿饰馀金碧，剩见喷泉弄彩虹。欲问丰功向何处，一尊雕像夕阳中。（其二）

在法国我还碰到当年我北京老家外院出租南房的房客盛成先生。他是上世纪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为一身的著名国际学者。《光明日报》的记者侯艺兵编了一本书《世纪学人百年影像》，第二个人就是他。

盛成先生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生运动领袖，结为亲密的战友。1919年底，盛成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后来因为政见不同，退出政治，潜心学术研究。1928年盛成先生应聘到巴黎大学主讲中国科学课程，他用法文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在巴黎出版后立即震动法国文坛，得到著名作家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等人的高度评价。《我的母亲》先后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发行上百万册，这部作品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长期的偏见和误解。30年代初，盛成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期间，他一度投笔从戎，担任过上海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被称为“游击教授”。1948年盛成先生应邀到台湾大学任教授，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盛成先生也因“赤色”嫌疑被软禁。1965年，盛成先生以探亲的名义脱离台湾辗转来到法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著作被收入法国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发行了由他本人亲自朗读的教学录音带。60年代，他还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请，把《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出版。1978年盛成先生回国定居，1985年法国密特朗总统授予他法国最高勋章——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30年代初期，盛成先生住在我家南房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这次我到法国旅游时，正好有一个以前我在台湾教的一个外文系的学生正在巴黎，还有淡江大学的几个学生也都在，他们就约我一起吃饭。这些学生跟盛成先生都很熟，也约了他。盛成先生跟约他的学生说：这个叶嘉莹我认识，我在她家旧宅租住过。我真是没想到，我跑到欧洲这么远会碰到四十年前的同学，又碰到五十年前父辈的邻居。我在《欧游纪事》里也记录了这件事：

何期四世聚天涯，高会梅林感复嗟。廿载师生情未改，七旬父执鬓微华。相逢各话前尘远，离别还悲后会赊。赠我新诗怀往事，故都察院旧儿家。（其三）

那次我们在巴黎吃饭的餐馆叫梅林，盛先生当时七十多岁，是我的父辈，我是第二代，我的学生是第三代，学生的孩子是第四代。和五十年前的父辈，二十年前的学生，四世同堂，高会梅林，真是感慨万分。大家谈着几十年前的往事，分别后不知何时再见面。盛成先生还赠了我一首诗，里面有“故都察院旧儿家”的句子。90年代我听说盛成先生也回来了，定居在北京。我到北京看望了他，他的夫人也在，还请我吃了饭，并照相留念。盛成先生是1996年去世的，他生于1899年，那年他九十七岁，可称高寿。

在德国的波鸿（Bochum）我住在波鸿大学张禄泽女士家，说起来她是当年笃志学校高我三班的同学。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她读初中二年级。她跟我前面提到的曾选我做“dear”的高文玲是同班同学，还记得那些往事。她特别会做饭，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菜。她与女儿同住，女儿已经怀孕，很快就有孙辈了。我在《欧游纪事》也记录了这些事：

稚梦难寻四十年，相逢海外亦奇缘。因聆旧话思童侣，更味乡厨忆古燕。往事真如春水逝，客身同是异邦悬。沧桑多少言难尽，会见孙儿到膝前。（其四）

在张禄泽女士家我还遇到一个波鸿大学的教授霍福民（Alfred Hoffmann），霍福民教授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整天开车带我参观，像波鸿附近的钟乳石岩洞、科隆艺术馆等都带我去了。霍福民教授对欧洲的绘画很有研究，而且还会弹一种很古老的琴。我的《欧游纪事》里是这样写的：

论绘谈诗博奥殚，驱车终日看山峦。雨中湖水迷千里，地底钟岩幻百观。生事羡君书卷里，村居示我画图间。主人款客多风雅，一曲鸣琴着意弹。（其五）

“论绘谈诗博奥殚”是说他有时给我讲绘画，有时给我讲诗，“博奥”是说学问很渊博。“驱车终日看山峦”是说他整天开车带着我到处去看风景。“雨中湖水迷千里，地底钟岩幻百观”，有时开车遇到下雨，经过湖边景色迷人，他还带我去参观地下钟乳石岩洞。“生事羡君书卷里，村居示我画图间”，这个霍福民教授真的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所以我说他是书卷里的生活。他对建筑也很有研究，给我讲德国、欧洲不同建筑的特别的风格，还给我讲这些建筑物墙上的壁画，所以我说“村居示我画图间”。“主人款客多风雅，一曲鸣琴着意弹”，霍福民教授曾邀我聚餐，而且亲自弹奏了一曲古琴，真是给我的这次欧洲之行更添了不少愉悦。

这次在欧洲旅游我除了英国、法国、德国以外，我还去了意大利。在德国法国都有熟人、朋友开车带我去参观，到了意大利就没有朋友了。但是我坐火车还是很方便的，因为是短期旅行，而且是暑假，带的衣服也不多，只要有换洗的就行了。我先坐火车到了罗马，车站有很多存东西的地方，英文叫locker。就是花钱租一个位置，自己拿钥匙打开，把自己的箱子放进去，只拿着当天用的一个小包出去参观。而且那时欧洲一到暑假，有很多人家就把自己房子拿出一间，让你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给你一顿早点。意大利的一些小城，像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都不大，都是很小的城，你走路就可以游览。这些小城到处都是古迹，一个教堂接着一个教堂，一个艺术馆接着一个艺术馆，都很近，都是走路的距离。我就住在当地一个出租人家里，吃完早饭，就拿着小包到处走。我那时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节省金钱，就买一些水果，渴了我就吃橘子、苹果，饿了我就吃香蕉、饼干。因为你一个人下馆子也没意思，人生地不熟的，来一个东方人，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所以我就一个人独游，反而自在。这种游览方法在威尼斯那种小城可以，但到了罗马就不行了。罗马很大，庞贝古城很远，根本不在市里。因为我小时父亲给我们订的儿童杂志上介绍过庞贝古城，我就想看看这被火山灰埋过的庞贝古城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去看了庞贝古城。我在《欧游纪事》里也记录了罗马、庞贝这两个地方：

颓垣如血自殷红，罗马王城落照中。一片奔车尘漠漠，数行断柱影憧憧。千年古史殷谁鉴，百世文明变未穷。处处钟声僧院老，耶稣十架竟何功。（其六）

偶来庞贝故城墟，里巷依稀残烬馀。几矗断楹前代寺，半椽空宇昔人居。惊看体骨都成石，纵有瓶罍储亦虚。一霎劫灾人世改，徒令千载客唏嘘。（其七）

这次我的欧洲之行最后一站是瑞士，我在《欧游纪事》最后一首有记述：

行行欧旅近终途，瑞士湖山入画图。蓝梦波光经雨后，绿森峦霭弄晴初。早知客寄非长策，归去何方有故庐。独上游船泛烟水，坐看鸥影起菰蒲。（其八）

其实我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回到北京，回到中国。因为我小时是我的伯父带领我，我的老师启发我，使我走上了诗词的道路。这些年我在海外写的诗，写的论文，我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我最希望给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看看。可惜我1974年回国时，他们两位都不在了，这是我当年最大的遗憾。所以我写的这最后一首诗充满了无家可归的客子飘零之感。

第六章　结缘南开

一、第一次回国

因为我在海外多年，“人情同于怀土”，这是王粲的《登楼赋》上说的。我那时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北美讲课，每当我念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二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两句诗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感动，几乎都要落泪。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回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1970年，加拿大跟中国正式建交。我想国家都有正式外交关系了，我还不能回去吗？我就给大弟嘉谋写了一封信。当然我还是把信寄到我老家的地址察院胡同13号，实际上那时已经改成了23号。但是我家的房子没有改，我的弟弟还是住在那里，所以信是收到了。那时中国跟西方的联系还很少，我弟弟就拿着我的信报告给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同意他给我回信，他就写好了信给他的领导看了，然后当面封好给我寄回来。无论如何，我总算是跟家里联系上了。

1973年我就开始申请回国，那时我住的温哥华市没有中国领事馆，只是在渥太华有中国大使馆。那时我的大女儿还在，她已经结婚了，他们住在多伦多。多伦多离渥太华比较近，我是先坐飞机到了多伦多我大女儿家，然后是她陪着我去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那时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是章文晋，他的夫人是张颖，我对他们两位印象非常好。那天我到了渥太华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先出来接见了我，她说大使那里有客人，等一下再来接见我。其实章文晋大使的客人就是一个中国古文物展览在加拿大的访问团，里边就有我的辅仁大学同班同学史树青，当然他们不知道史树青是我的同学，我也不知道史树青在这个访问团中。我跟张颖谈到中午，才跟章文晋大使和国内的访问团见面，我一眼就看见史树青了，真是意外相逢。

1998年与老同学史树青（右）在辅仁大学返校节合影

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74年。那时我很单纯，也很兴奋，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长歌》。当时还在“文革”之中，所以这首诗带着历史的痕迹，我在重新出版时写了按语：

此诗为1974年第一次返国探亲旅游时之所作。当时曾由旅行社安排赴各地参观，见闻所及，皆令人兴奋不已。及今思之，其所介绍，虽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但就本人而言，则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近有友人拟将此诗重新发表，时代既已改变，因特作此简短之说明如上。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嵬，道旁遍植绿荫树，无复当日飞黄埃。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夜深细把前尘忆，回首当年泪沾臆，犹记慈亲弃养时，是岁我年方十七，长弟十五幼九龄，老父成都断消息，失恃紧相依，八载艰难陷强敌，所赖伯父伯母慈，抚我三人各成立。一经远嫁赋离分，故园从此隔音尘；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劳动称模范，二侄先进增生产；阿权侄女曾下乡，各具豪情笑生脸。小雪最幼甫七龄，入学今为红小兵；双垂辫发灯前立，一领红巾入眼明。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犹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客子光阴弹指过，飘零身世九肠。家人问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酸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馀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岁月惊心十五秋，难言心事苦羁留，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自欣视野从今展，祖国书刊恣意览，欣见中华果自强，辟地开天功不浅。试寄家书有报章，难禁游子喜如狂，萦心卅载还乡梦，此际终能夙愿偿，归来故里多亲友，探望殷勤情意厚，美味争调饫远人，更伴恣游共携手。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公园北海故宫景色俱无恙，更有美术馆中工农作品足风流。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长城高处接浮云，定陵墓殿郁轮，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几日游观浑忘倦，乘车更至昔阳县，争说红旗天下传，耳闻何似如今见。车站初逢宋立英，布衣草笠笑相迎，风霜满面心如火，劳动人民具典型。昔日荒村穷大寨，七沟八梁惟石块，经时不雨雨成灾，饥馑流亡年复代。一从解放喜翻身，永贵英雄出姓陈，老少同心夺胜利，始知成败本由人。三冬苦战狼窝掌，凿石锄冰拓田广，百折难回志竟成，虎头山畔歌声响。於今瘠土变良畴，岁岁增粮大有秋，运送频闻缆车疾，渡漕新建到山头。山间更复植蔬果，桃李初熟红颗颗，幼儿园内笑声多，个个颜如花绽朵。革命须将路线分，不因今富忘前贫，祗今教育沟中地，留与青年忆苦辛。我行所恨程期急，片羽观光足珍惜，万千访客岂徒来，定有精神蒙洗涤。重返京城暑渐消，凉风起处觉秋高，家人小聚终须别，游子空悲去路遥。长弟多病最伤离，临行不忍送登机，叮咛惟把归期问，相慰归期定有期。握别亲朋屡执手，已去都门更回首，凭窗下望好山河，时见梯田在陵阜。飞行一霎抵延安，旧居初仰凤凰山，土窑筹策艰难日，想见成功不等闲。南泥湾内群峦碧，战士当年辟荆棘，拓成陕北好江南，弥望秧田不知极。白首英雄刘宝斋，锄荒往事话蒿莱，遍山榛莽无人迹，畦径全凭手自开。丛林为幕地为床，一把头一杆枪，自向山旁凿窑洞，自割藤草自编筐。日日劳动仍学习，桦皮为纸炭为笔，寒冬将至苦无衣，更剪羊毛学纺织。所欣秋获已登场，土豆南瓜野菜香，生产当年能自给，再耕来岁有馀粮。更生自力精神伟，三五九旅声名美，从来忧患可兴邦，不忘学习继前轨。平畴展绿到关中，城市西安有古风，周秦前汉隋唐地，未改河山气象雄。遗址来瞻半坡馆，两水之间临灞，石陶留器六千年，缅想先民文化远。骊山故事说明皇，昔日温泉属帝王，咫尺荣枯悲杜老，终看鼙鼓动渔阳。宫殿华清今更丽，辟建都为疗养地，忆从事变起风云，山间犹有危亭记。仓促行程不可留，复经上海下杭州，凌晨一瞥春申市，黄浦江边忆旧游。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界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沪杭线上车行速，风景江南看不足，采莲人在画图中，菜花黄嫩桑麻绿。从来西子擅佳名，初睹湖山意已倾，两岸山鬟如染黛，一奁烟水弄阴晴。快意波心乘小艇，更坐山亭瀹芳茗，灵鹫飞来仰翠峰，花港观鱼爱红影。匆匆一日小登临，动我寻山幽兴深，行程一夕忙排定，便去杭州赴桂林。桂林群山拔地起，怪石奇岩世无比，游神方在碧虚间，盘旋忽入骊宫底。滴乳千年幻百观，瑶台琼树舞龙鸾，此中浑忘人间世，出洞方惊日影残。挂席明朝向阳朔，百里舟行真足乐，漓江一水曳柔蓝，两岸青山削碧玉。捕鱼滩上设鱼梁，种竹江干翠影长，艺果山间垂柿柚，此乡生计好风光。尽日游观难尽兴，无奈斜阳已西暝，题诗珍重约重来，祝取斯盟终必证。归途小住五羊城，破晓来参烈士陵，更访农民讲习所，燎原难忘火星星。流花越秀花如绮，海珠桥下珠江水，可惜游子难久留，辜负名城岭南美。去国仍随九万风，客身依旧似飘蓬，所欣长夜艰辛后，终睹东方旭影红。祖国新生廿五年，比似儿童甫及肩，已看头角峥嵘出，更祝前程稳着鞭。腐儒自误而今愧，渐觉新来观点异，兹游更使见闻开，从此痴愚发聋聩。早经忧患久飘零，糊口天涯百愧生，雕虫文字真何用，聊赋长歌纪此行。

那时温哥华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我从温哥华先飞到香港，然后再到广州，再回北京。我到加拿大以后一直没有入籍，还是台湾的证件，很不方便。香港我也没去过，一点经验也没有。还是我的小女儿小慧的婆婆我的亲家母帮了忙，她的父亲黄尊生老先生在香港。黄尊生老先生是一位学者，很有修养，诗也写得很好。那时台湾已经出了我的《迦陵谈诗》和《迦陵谈词》那些书，香港已经出版了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与《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等书。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已经看过我的书。黄老先生真的是一位很热心的人，那时他已经有八十岁了，知道我要到香港，而且在香港没有认识的人，就到机场接我。

因为我是台湾的证件，当我乘坐的飞机到了香港以后，他们不许我出机场，我跟他们说了半天才答应让我出去。但是一定要扣下我的证件，而且限我二十四小时之内回来，明天晚上就得走。当时我也管不了许多了，就让他们留下了证件，赶快出来了。因为我知道，黄老先生在外面等着我呢！这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了。

出来后见到了黄老先生，同他一起去接我的还有一个女孩，是他的晚辈亲戚，也是学中文的。他们把我送到旅馆住了下来，我就跟黄老先生说了机场的事，黄老先生说没关系，明天我带你到中国旅行社，他们总会有办法的。第二天，黄老先生陪我到了中国旅行社，我跟他们说，我的证件被扣下了，要求我二十四小时就走，可是我要带给国内亲友的东西还没有买好，还要办入境的手续，来不及呀。中国旅行社的那个人说，不要紧，你明天过关时只要交些罚款，他就会放你过去，绝不成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我怎么知道到时候我能不能过去呢！我就要求中国旅行社的人明天陪我去，他答应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回国，想要给家里买一些东西，黄老先生就陪着我去了裕华商场，一般香港人到大陆去带东西，都是到那里去买，我还特意给我自己买了一套人民装。那时国内电视极少，我还买了一台电视带回去。从香港入境在罗湖过关，果然是过了期限要罚款，交了钱就没事了。可是所有的人到罗湖都要下车，我给家里带了很多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拖过去，走过那一段才能再搭大陆的车，真是累死了。那时检查很严格，他们有一个大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开，什么都给你翻了。我也五十岁了，一个人把行李搬过去，一件一件打开检查然后再装好，费了很大劲，真是累。过关以后，中国旅行社就安排我在广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飞机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掌灯的时候，那时灯火还没有现在这么亮，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稀稀疏疏的灯火，真是激动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在《祖国行》说的“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写的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我这还算是好的，我是直到飞机飞到北京上空才流下眼泪。我的一个辅仁校友王亚春告诉我，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是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从一上火车就一路流着泪回到北京的，可见中国人的国家和乡土之情真的是很强烈。现在的年轻人，不大能体会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了。很多人一心想出国，回来的时候也很方便，想回来就能回来。不像我们经过了多少战乱流离，几十年都不能回来。

到了北京，中国旅行社安排我住到华侨大厦。1948年我离开北平时，家里是有电话的，可是1974年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我是提前给家里写了信，告诉了他们我回来的时间，我弟妹跟家人是到华侨大厦来接我的。我急着回家去看一看，就叫车回了家。就是诗中说的“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

我家的四合院已经成了大杂院，大弟还是住在西屋。北房因为伯父、伯母都去世了，堂兄也去了台湾，就空了下来。东屋原来是我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本来就没人住，这些地方就被北京的房管局分配让别人住了。小弟住在南屋靠里边的两间。我说“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我们家是在西单西边，我们家门口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大门上那个“进士第”的匾没有了，大门两边的石狮子的头也被砸烂了。“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是说我半辈子漂泊在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我进了家门，坐在西屋我以前的床上，跟我的骨肉亲人重新相聚，“灯烛光”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那天停电，家里就是一会儿有灯，一会儿点蜡烛的。“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我说如同梦境一样，因为从前只能是梦中回到故乡，可是今天是真的回来了。“夜深细把前尘忆，回首当年泪沾臆”，我们大家说起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弟弟他们还不大敢说“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事情，都是我说。“犹记慈亲弃养时，是岁我年方十七，长弟十五幼九龄，老父成都断消息”，这是说想起当年我母亲去世时，父亲已经随国民政府撤退到了成都，断了消息，那一年我十七岁，大弟十五岁，小弟只有九岁；每天早上我还要给我小弟穿衣服，送他上学，那时他才上小学三年级。“鹡鸰失恃紧相依，八载艰难陷强敌”是说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熬过北平沦陷那些年的艰苦生活。“所赖伯父伯母慈，抚我三人各成立”是说所幸的是还有伯父伯母的慈爱，抚养照顾我们姐弟三人。“一经远嫁赋离分，故园从此隔音尘”是说我南下结婚走了，从此与故乡家人隔绝。“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终于与家人再度相聚，真是倍感亲切。“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我大弟跟弟妹是中学教师，我小弟跟弟妹是小学教师，那时还是“文革”期间，大家都是说好话。当时我说“小雪最幼甫七龄，入学今为红小兵；双垂辫发灯前立，一领红巾入眼明”，小雪是我小弟的女儿，她刚进入小学不久，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显着很聪明的样儿。我大弟的大儿子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当时不在北京。他的小儿子言才曾被选为劳动模范，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目前在日本一所大学教书。“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父亲自1949年从上海去了台湾，在外漂泊二十多年，1971年在温哥华病逝，距我回国不过三年，没有等到能够回来；而我也没能再见到我的伯父伯母，他们已经在多年前就去世了；所以是“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犹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因为我本来就住在西屋，我小时好几首诗都是写西窗的；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写过“空床竹影多，更深斑历历”的诗句，就是说我在西屋常常看见月亮从东边升起来，透过窗前的竹子照在床上，可是母亲不在了，床上空荡荡的，都是竹子的影子。我对月亮还是很有感受的，我从小就喜欢看月亮，仔细观察过月亮，上弦的月亮和下弦的月亮是不一样的：十五以前，初三、初四的时候，上弦的新月虽然也是个月牙，但是非常的新鲜，是很整齐的月牙。可是到了下弦的月亮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就变得很模糊，给人残破的感觉，跟上弦的月亮完全不一样。“家人问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酸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这是说我到台湾以后的一段遭遇。

1979年在北京故居与大弟叶嘉谋（左）同练太极拳

1979年与大弟一家人及小弟女儿叶雪合影，左二为叶嘉莹

那一天晚上，我只是回家看看，最后还是回到华侨大厦住的。家里人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不如回家来住吧。我在海外待了这么多年，我当然愿意回到家里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就问旅行社能不能回家住，他们说可以，我就回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最盼望的，其实就是见到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因为我的伯父、我的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我小的时候，教我读书学诗，鼓励我学习作诗都是我的伯父；等我长大以后，给我很大启发，让我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国诗的那种高远幽微的意境的，是我的老师。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台湾也出了我的几本书，还写了一些论文。我那时真正最盼望的就是把我的这些成绩就像交一个卷，给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看一看。可是我的伯父已经去世了，我的老师也去世了。

我在华侨大厦住的那几天，我的大侄女言权跑来看我，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叫了一盘对虾。直到现在小权还说：现在我们吃对虾也不觉得怎么样了，就是那次跟姑姑吃的对虾在我的记忆中觉得最好吃。那时小权还是一个天真的女青年，还陪着我去陶然亭划了船。

因为我离开祖国这么多年，我想多看看。我在家里住了一阵子，旅行社就安排我到外地参观。那时还在“文革”时期，所以旅行社安排的旅游参观都是与革命有关的地方，我不但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公社，还参观了大寨、南泥湾、延安等地。我那时真的觉得中国的革命和解放是相当地有成绩的。

去大寨参观时，接待我的是一个叫宋立英的女同志。他们安排我住在大寨的窑洞里，我听到他们给我介绍，当年的大寨是七沟八梁的一片荒凉的土地，他们还留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地方，可以看见当年的景象。现在他们修了水渠，开辟了农田。我对大寨印象非常好，有人说那是做出来的，可是做出来的也是不错呀，而且我一路上参观了不少的公社，一路上我看见很多高粱和玉米，就数大寨种的高粱玉米长得特别肥美。我去的时候正是桃子长成的时候，他们摘了两个桃子给我，我自己吃了一个，味又甜水又多，好吃得不得了。我还留下了一个没有吃，带回去给我弟弟。总而言之，我那时很兴奋。想想看，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那时中国真的是积贫积弱。我这次回来，看到大寨的成就，人民都很自强，确确实实非常感动，觉得他们真是不简单，不容易。我那时真的觉得大寨好得不得了。

我还参观了南泥湾，在南泥湾给我作报告的是一个当年的红军老战士名字叫刘宝斋，他给我介绍了南泥湾开荒的情况。那时他们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枪，开荒种地。自己开窑洞，自己编筐，自己纺线织布，用树叶做染料染布。他们还用桦树皮当纸，用炭当笔写字学习。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真是使我很感动。我还去了延安，那时毛主席住的窑洞已经整理了，让人参观。周总理的窑洞破破的，他们说总理不许整理。

从延安我又到了西安，西安到处都是古迹，从半坡遗址到历史博物馆，给你一种很丰厚的文化感觉。中国真是很奇妙的，不出国你还没有感觉，出国了再回来，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历史是那么的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是那样的深厚，那样的丰富。温哥华的气候很好，大自然的风景也很美，而中国北方的风沙很大，西安附近的庄稼都是灰色的，因为上面有一层土，自然环境没法跟温哥华比。可是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感觉，你一下飞机回到温哥华，看到外面的景色挺美的，有山，有水，到处都是花，可是你忽然间就觉得缺了什么东西，空空的，文化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温哥华是个新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

我参观完西安就坐飞机去了上海。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去过上海，当年是跟我母亲一起去探望我父亲的。1948年我又先后两次去过上海，先是3月底去上海结婚，后是11月底经上海乘船去了台湾。以前的上海是个歌舞升平的繁华城市，我还记得电影里唱的“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的歌。可是1974年的上海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早晨街上有很多晨练的人，那时真的觉得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了。从上海我又去了杭州，美景无穷，只可惜我为行程所限，只做了匆匆一瞥。

离开杭州，我直接回到了广州，本来我应该经罗湖到香港回温哥华了，可是我听说桂林的山水很美，就想去看看。因为前边的活动都是旅行社安排的，我从北京到西安，有人接我，给我安排西安的参观，帮我订到下一个地方的机票；从西安到上海再到杭州，也是一样。所以我到了广州就跟旅行社接我的人说我要去桂林，让他们给我订票。可是那时快到傍晚了，他们告诉我太晚了，已经没有座位了。我还是不甘心，我说我近三十年才回来一次，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们给我想想办法吧。他们说你反正也会说中国话，你就自己去航空公司交涉吧。我就叫了一辆车去了航空公司。到了航空公司，我跟他们说，需要一张明天去桂林的机票。他们说没有，我说我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们有一个空位就可以，他们说那你就坐在这儿等吧，如果有了空位就给你。我这个人有时也很固执，就真的坐在那里等。过了一会儿，他们还真的给我找到了一个位子，是第二天早上七点的飞机。我回到旅馆已经很晚，旅行社的人已经都下班了，我找不到他们。第二天一早，我没有跟旅行社的人见面，就上了飞机到了桂林。

到了桂林，我要从机场到市区的桂湖宾馆，没有车接我，我就告诉机场的人我是临时买票来的。机场的人说，下一班的飞机有个旅行团，你等一下搭他们的车吧。我就等到下一班的飞机来了，搭旅行团的车到了桂湖宾馆。一到宾馆，我放下行李，就让服务台马上给我叫一个车到芦笛岩。服务员说：“已经十一点了，你还不洗一洗，先去吃饭，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我一想也是，就洗一洗先去吃饭了。吃完饭我又叫车去芦笛岩，他们说：“司机都在休息，你又会说中国话，自己搭车去吧。”我只好从旅馆出来，准备搭公交车去芦笛岩。我没有零钱，就找了一个小店买点东西，为的是换点零钱。我想买一包饼干，售货员说：“你有粮票吗？”我说：“我刚从北京来，没有粮票。”那时正是中午，她一听我刚从北京来，以为我还没吃午饭呢，就卖给我一包饼干，我就换得了零钱。从旅馆出来之前，我告诉服务台帮我订一张明天去阳朔的船位。晚上我从芦笛岩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没有订到位子，人家都是提前好久就订了。我说：“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还是想想办法吧。”他问我：“船顶你坐吗？”我说可以，他说：“那你明天一早来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这个船的正式的舱位已经坐满了人，在船舱的旁边有一个用一条一条铁棍子做成的梯子，通向船顶。我那时五十岁，腿脚还利索，就从那里爬到了船顶上。上去以后我才看见，那个船顶上是可以坐人的，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些当地的人。上面摆放有一些椅子，搭了一个布篷子。桂湖宾馆还找了一个导游陪着我。

1977年，我跟女儿小慧又去了一次桂林，但是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最好，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坐在船顶上，四周一点遮挡都没有，我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幻灯片。那时在北美回到中国来的人没有几个，海外的人对中国都很好奇。我回到温哥华大家都问我国内怎么样，我就给他们放映了这次回国拍的幻灯片。以前我从来不搞这些，这次我还特为买了一个幻灯机、一个大屏幕。我们那些朋友、学生都跑到我家里来，我就把这次回国拍的幻灯片放给他们看，介绍回国旅游参观的情况。后来应其他一些朋友、学生的要求，又放映了好几次。

那时我真是很兴奋、很激动，可是我想了，我回来就是来旅游，我所学的这一行在国内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当时还在“文革”，我在上海还看见一些大字报，还在批孔批儒，我觉得我没有希望回来工作了。

总而言之，我这次回来非常兴奋，你想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能不兴奋吗！1976年我本来计划再回来，但因为唐山大地震就没有来，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大女儿夫妇出了车祸。

1973年当我申请回国时，我去到渥太华中国大使馆。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先出来接见了我。张颖问我：“你是学文学的，看过国内的小说吗？”我说没有。她说：有一个叫浩然的，写了一部《艳阳天》，挺不错的，你可以看一看。

在这之前，我每年暑假都要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当时哈佛有几个从台湾去的留学生，都是台大的学生，他们都旁听过我的课。1971年我在哈佛碰到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龚忠武，一个叫郭松棻，龚忠武是历史系的，郭松棻是外文系的。他们俩问我：叶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大陆的书？我说没有，因为我是研究古典的，不大关注当代的小说。他们说你有时间应该看一看有关大陆的书。那我看什么呢？他们就介绍我看一本一个美国人斯诺写的介绍延安的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我还看过一本回忆录，都是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写的。看了这些书以后我很感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真的很佩服。以前我真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这些。

这回张颖让我看《艳阳天》，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这个人是肯接受别人意见的，而且求知好学。我想我既然申请回国，也应该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到了暑假我又去了哈佛，就跑到图书馆借了三大本《艳阳天》回来。本来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因为我以为，凡是带着宣传的气味写的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且那么厚的三大本哪有时间看。所以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是1974年回到中国的，距我离开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六年。我在国内待了两个多月，不仅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还到外地去旅游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有的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把很多过去的旧传统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坏的、恶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了。我还带了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幻灯片。

那时美国、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华人对新中国抱有向往的感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长大的人，当时真的觉得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那些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对中国百年的国耻、积贫积弱的历史也是了解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刚到U.B.C.大学的时候，中国同学会贴了一个布告，说要放映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兴奋。那时我父亲还在世，跟我们一起去看了。还有一次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父亲也跟我们一起去看了。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家里一切都很简陋，就是为了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报道，我们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你想想我们这么久没有看见北京了，大家都想要看一看北京，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事情都很热心。

因为加拿大那里是很自由的，我们U.B.C.大学数学系不知是谁还在楼梯口贴了一大张毛泽东像。我还记得，中国的访问团第一次到U.B.C.大学访问，我们一些华人教授也被约去一起参加，我们的校长、教务长都是西方人，为了接待访问团，他们都还特意做了灰色的中山装。

我第二次回国是1977年，“文革”已经过去。这次回来还碰到了於梨华，於梨华是台湾写小说的。她跟我说，明天我要访问浩然，你要不要一起去呀，我说好啊。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见到了浩然。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讲浩然的《艳阳天》，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时到过中国的人还不多，1974年我从中国回到北美以后，不管是温哥华的U.B.C.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叫我去演讲，我就讲了我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哈佛的一些朋友说，你看了《艳阳天》，又见了浩然，给我们讲一讲吧。我就作了一次关于《艳阳天》的讲演。

我这个人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想人家让我讲，我总得看仔细一点再讲吧。我第一次回国以前是大使夫人张颖让我看这部小说的，我只是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当然是那次看就把我吸引住了，但看得并不仔细。现在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人让我讲，人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要好好准备准备。所以我又重新把《艳阳天》看了一遍，不但是重新看了一遍，我还做了笔记，下了一番工夫，我确实觉得《艳阳天》写得不错。我把整个《艳阳天》分析了一遍，从人物到语言讲得很仔细，后来就是根据这次讲演整理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看〈艳阳天〉》。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好几万字呢！那时台湾当然不会发表，大陆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向大陆投过稿子，我的这篇文稿是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七十年代》上发表的。《七十年代》是比较“左”倾的，但“文革”以后就转向了，转为批评中国，改成《九十年代》了。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浩然，让他看一看。浩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叶先生你写得很好，你的分析很深刻，有些东西我写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就这么写了，你这么一分析，果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浩然认为我真的是看懂了他的作品，后来我回到北京，他还到我的北京老家来看过我，还请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他的家人我也都见过。

1977年北京家中，浩然（左）来访

1997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一个新的文化参赞，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仁强（Richard King）。这个王仁强是U.B.C.大学的博士，名义上的导师是我。但他本来是研究小说的，而且是研究“文革”时期的小说，研究《艳阳天》。他来到U.B.C.大学，本来的导师Huters是研究小说的。Huters的太太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大学教书，Huters在温哥华教书，夫妻两人就分开了。后来Huters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位，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就走了。我们学校就另外请了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导师叫杜麦可，可是这个人比较右倾，所以这师生两个不对头，王仁强就不肯认他做导师。他知道我写过《艳阳天》，就找到我，让我做他的导师，辅导他写论文。我说我不能做你的导师，我是搞古典诗歌的，去做另一学科的导师，这在学校里是不可以的，我怎么能接受不同学科的学生呢。王仁强就去找了亚洲系的主任，要求让我做他的导师。我刚到U.B.C.的时候，亚洲系的主任是蒲立本，后来蒲立本辞去系主任一职以后，亚洲系主任就是Peter Harnety。Harnety我也很熟，我刚到U.B.C.的时候，临时找一个住处，就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Harnety找到我跟我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他是个博士生，总得有一个导师，要不然怎么办呢？因为是系主任跟我说了，我就答应了。所以我说我是他名义上的导师。

因为王仁强是研究浩然的，所以他对浩然很有兴趣。1990年代的时候，王仁强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做文化参赞，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找浩然谈一谈吧，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就跟浩然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得过一次脑血管病了。而且因为那时跟他过去生活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起初他还有一个理想，他说现在经济上、商场上的事他都不懂，他不写这些，他想要把他的生平以自传体的小说写出来。我说很好，这是值得记录的，不管怎样，这是你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可是现在他没有完成，只写了少年时代，出版后曾送给我一本。后来他又病了几次，完全不能写作了。我还是很同情他的，因为浩然不仅有才华，还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虽然江青拉他，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江青欣赏他就怎么样，他还是尽量跟江青保持距离的，只是不得已，也不能不应付就是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1975年我写完浩然的《艳阳天》读后感以后，又有《星岛日报》向我约稿，我就又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艳阳天里边《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还写过一篇《浩然访问记》，“文革”过去以后，重印《艳阳天》的时候，浩然让我再给他写一篇重印序言。前后加起来，关于浩然我写过四篇文章，可以编一本书了。

二、我的大女儿言言

我的大女儿言言是1949年暑假在台湾出生的。因为是暑假，我就回到了我先生工作的海军所在地左营。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开始破水，医学上说是羊水破了，可是肚子还没有疼。因为左营是个军区，离街市很远，我先生就把我送到了军区的医院。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都没有，根本没有人来管我。直到晚上快八点了，天已经黑了，还是我先生的姐姐着急了，她说这不成，羊水都破了，大人孩子都很危险。她就去找大夫，但妇产科大夫走了，不在医院。因为姐夫在海军的地位比较高，他们就给我要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高雄去了。高雄有个产科医院，是个私人医院，晚上还开业。我到了以后坐在那里，旁边还有很多别的妇女，医生也没有来看我。因为我羊水已经流完了，肚子已经消下去了，我又没肚子疼，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医生才紧张起来。他说得赶快，要不然大人孩子都很危险。马上就给我打了催生针，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到了十一点肚子开始疼了，而且非常疼，可是一直没有生下来。整整疼了将近十六个小时，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才生下来。我的大女儿，从一出生就是有相当的危险的。

我在光华女中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上课，那个照看我女儿的台湾女孩来找我，说我女儿跌了一跤，把下巴给磕破了。我赶快把她带到校医室，给她清洗上药。我那时不仅教课，还要做班主任。有一天学校有活动，班主任要带着学生出去，我就把女儿交给那个女孩带。等我回来时，看见我女儿半边脸都包着，我问是怎么回事，那个女孩告诉我说，她们在外边走着，我女儿跌倒了，旁边有个牛车经过，把她的脸蹭了一下。幸好这两次脸上都没有落疤。我先生被海军关押了四年，他被放出来以后，我离开光华女中到台南的一个工业职业学校去教书，我们全家就都搬到这个学校去了。有一天，我女儿在院子里的大树旁边玩，忽然上边掉下一根竹竿，正好碰到她的眼睛旁边，还好没有伤到眼睛。我在哈佛的那一年，她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上大一。她学溜冰时又摔了一下，挺厉害的，住了好几天医院，没敢告诉我。这是后来她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只是说，我的大女儿，她从出生开始，就经常有灾难的，不是跌破了这里，就是跌破了那里。

1974年摄于U.B.C.校园，长女婚礼，右二为叶嘉莹

1975年与家人在次女婚礼上，右二为叶嘉莹

1973年我的大女儿结婚了，1975年我的小女儿也结婚了，我也年过五十。本来我以为，我这一辈子真是千辛万苦的，从小时就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母亲去世后我带着两个弟弟，结婚以后又遭遇了台湾的白色恐怖这些事情，我艰苦奋斗一生，很多非常艰难困苦的局面都是我支撑过来的，我把大家都安排得好好的。为了这个家，我一步步奋斗过来，我想，现在总算是好了，我也拿到了U.B.C.大学终身聘书，两个女儿也都有了归宿，而且婚姻都很好，我五十岁了，真是古人说的，可谓“向平愿了”了，我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可是没有想到，1976年春天，我大女儿出事了。

记得1968年我从哈佛回到台湾以后，第二年出来的时候，南怀瑾先生给我找了一个人算命。我去的时候，也把大女儿的八字给算命先生看了，算出来一看，上面写了很多“飞刃”的字样。当时我实在不明白，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代表她的生命中常常有意外的事情。我对命运的认识，可能与我大女儿的很多事情有关。

那时在北美，每年春天都有一次亚洲学会。1976年春天的亚洲学会是在美国东部开的。我从温哥华出发先到多伦多去看了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很能干，她什么都要学，我们家她是第一个学会开车的。每次我到多伦多，她就张罗着给妈妈做点什么，还带着我到处去玩，这次也是一样。我走的时候，她跟我的女婿宗永廷开车送我到机场。我是到费城去看我的小女儿，她跟她的先生正在费城念硕士。那时我真的很高兴，出来开会，可以顺便看看大女儿，也看看小女儿，逍遥自在的。可是就在我刚到费城的当天晚上，就接到我先生从温哥华打来的电话，说我大女儿出事了。我的大女儿喜欢滑冰、滑雪，那天大概就是去滑雪。他们夫妇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是黄灯，——黄灯是闪灯，它不像红灯、绿灯告诉你是停止还是通行，黄灯是要你自己看，你自己判断是否能过——有一辆很大的卡车冲过来，撞上他们，我的大女儿和女婿两个人当时都去世了。我跟我的小女儿马上坐飞机赶到多伦多给他们安排后事，然后又飞回温哥华。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我不愿意让外人看见我哭哭啼啼的，听别人说一些同情的话。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我写下了哭女诗十首，题为《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日日哭之陆续成诗十首》：

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

惨事前知恨未能，从来休咎最难明。只今一事馀深悔，未使相随到费城。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馀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

早经忧患偏怜女，垂老欣看婿似儿。何意人天劫变起，狂风吹折并头枝。

结犹未经三载，忍见双飞比翼亡。检点嫁衣随火葬，阿娘空有泪千行。

重泉不返儿魂远，百悔难偿母恨深。多少劬劳无可说，一朝长往负初心。

历劫还家泪满衣，春光依旧事全非。门前又见樱花发，可信吾儿竟不归。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馀哀。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我在诗中说“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就是你对小孩子培养的时候，你是抱着很多的期望，期望她将来怎样怎样；人生真是很难说，你自己这样安排，那样安排，可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哪个人都不能预料的。我真没想到我的命运竟是如此坎坷，才捱过了半世忧劳艰苦的生活，竟在五十多岁的晚年遭遇了如此重大的不幸。真是“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

我之所以能够从这样的悲痛中跳了出来，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我就申请回国教书，1979年得到了批准，我就来到了南开。从那时起，我就把我的感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回国教书这件事情上了。

三、申请回国教书

1977年，我跟我先生和小女儿一起回国探亲旅游，小慧那时也很兴奋，每天晚上都写一大堆的笔记、日记。为了回国，她还专门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相机，镜头可以伸缩的那种，后来她整理了几大本相册。

这一次回来我跟我先生和女儿还到西安旅游，参观了大雁塔等地，我们在火车上看见有个年轻人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到长城参观时，我买到一本《天安门诗抄》，那时好像还不太公开的样子，陪同我们的导游，我还记得她叫小金，她当然没有对我说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看这本书，只是对我说：这太阳底下看书伤眼睛，回旅馆再看吧。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写了那么多诗。在参观各地古迹时，我也常常听到当地的导游，琅琅上口地背诵出古人的佳句名篇。我看到中国诗歌的传统还在，心里真是说不尽的欢喜，我觉得祖国虽然经受了不少灾害和磨难，但文化的种子仍然潜植在广大人民的心底。我在沿途旅游中就随口吟写了一些小诗，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鄠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纪游绝句十一首》之一）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纪游绝句十一首》之二）

我本来以为，我平生学的这点东西，是没办法报效祖国了。看到这种形势，我想我还可以回国教书。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回到加拿大，我就开始考虑着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事情。1978年的春天，我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回国教书。当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去寄。我们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花虽美，终将飘零。我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也就像一场美梦终归破灭消失，最后将了无寻处。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向晚二首》）

第一首“向晚幽林独自寻”，是说我独自在这片幽静的树林里边行走，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的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景色就是如此，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1978年我已经五十四岁了，中国都认为五十岁就是年过半百了。人生已经开始走向下坡了。“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是说我看到飞鸟都已经归巢了，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实现我回国教书的愿望。第二首“花飞早识春难驻”，这是说春天正是花落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落花想到春天是不能永久停留的，人的光阴，人的寿命也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梦破从无迹可寻”，如果你有个梦想，而不能把它付诸实践，就等于你这个梦破了，再也寻不回来了。“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突然间想到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快要向六十岁奔的人了，而我还是漂泊在海外，在天涯，我今后的生命，我的余生，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度过呢？我要怎样来珍惜我余下的这一点光阴呢？

我把申请信寄出后，就一直注意着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因为我既然要回国，就总要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就常常看报纸，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有很多已经得到平反，其中我看到了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我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是外文系的教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我虽然没有跟李霁野先生念过书，但是我知道李霁野先生。因为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虽然是在中文系教书，但他是外文系毕业的，跟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当我快要去台湾时，顾先生还写信让我到台湾后去看望李先生。所以1949年春天我到台湾大学看望了李霁野先生，那次我看望李先生不久前，台湾发生了许寿裳先生被暗杀的事件，其后又因白色恐怖牵连多人入狱，我的先生和我也先后受到牵连，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回大陆了。从那时起我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已经有三十年了，而今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写了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我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很好，一切都在转变，高考已经恢复。知道了这一切，我更是兴奋极了，就用前两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再吟二绝》）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瘖”，是说提到当年“文革”时期，很多人曾经对那时万马齐瘖的状况感到悲观。“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去尽情地驰骋了，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辔齐驱。下一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我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曹操的诗里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我的故乡，我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是我仍盼望能尽到我的力量。

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

1979年的春天，国家同意我回国教书，并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所以我第一次回国教书是到北大，到机场来接我的是教育部的赵冀先生。北京大学负责接待我的几位老师非常热情，他们安排我住到了友谊宾馆，北大宴请我的是周培源先生。我在北大中文系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我同岁的甲子年出生的陈贻焮先生，我好像比他大几个月，还有一位是小我们一轮的丙子年出生的袁行霈先生，他那时只有四十多岁，还很年轻。负责接待我的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锺芸和中文系的教师费振刚。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常常陪着我去上课，还陪我去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有一天陈贻焮先生还陪着我去游览了圆明园，那年我先后游了三次圆明园，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老同学史树青陪我游的，第三次是美国回来的朋友梁恩佐和刘元珠二位陪我游的。第一次是在下午，第二次是在早晨，第三次是在夜晚。后来我还写了几首绝句记述当时的感受：

惆怅前朝迹已荒，空余石柱立残阳。百年几辈英雄出，力挽东流变海桑。

莫向昆池问劫灰，眼前华屋剩丘莱，暮云飞鸟空堂址，可有游魂化鹤来。

1979年与陈贻（左一）、费振刚（右二）、袁行霈（右一）在北京大学合影

九州清晏想升平，高观遗基号远瀛。不为苍生谋社稷，寿山福海总虚名。

新知旧雨伴游踪，吊古三来废苑中。斜日朝晖明月下，一般乡国此情浓。（《游圆明园绝句四首》）

陈贻焮先生比较喜欢作诗，他的诗思敏捷，我们之间也有一些诗词的唱和。

多年以后，我在哈佛碰到一个学生叫商伟，他是当年我第一次到北大教书时的学生。那时国内还没有投影仪，上课前要请学生把要讲的诗抄录在黑板上。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有一次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又遇到了他，他在讲到当时上课的情景时还说，叶先生你知道吗，你第一次到北大讲课的时候，黑板上的诗是我抄录的。

但我在北大教书的日子不长，那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知道我回国讲学的安排，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我去天津的南开。

四、南开大学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之十二）

这是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所写的一首绝句，我与南开大学的情谊也就是从那一年春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回首前尘已有三十年之久了，当年我申请回国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获得国家批准，到今天已经在南开大学组建了一个古典文化研究所，带出了一批硕士、博士生。将近三十年的往事头绪纷繁，幸亏我自己有一个写诗的习惯，我就还是以诗歌为线索，回顾我与南开的情谊吧。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课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来到了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来接我的，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那时我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任先生很客气，说我们来接你，不是要你马上就走。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了，我们可以陪你转转，在北京游览一下。那么去哪呢？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说去西山八大处吧，顺便看看碧云寺和卧佛寺。碧云寺有个中山堂，因为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那里。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可能因为我对屈原很景仰，那张屈原像画得也是真好，好像把屈原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而且神情也很像我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的样子。我带着照相机，正要把它照下来，忽然间展览室中的一个小姑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把这张画摘下来，他们指着旁边的一位游客说，这位日本客人把这张画买了。我当时就表示遗憾，这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我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任先生在旁边对我说，这位画家范曾是南开校友，我们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这张屈原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为这张屈原画像填了一首《水龙吟·题屈原图像》的词：

半生想象灵均，今朝真向图中见。飘然素发，然独往，依稀泽畔。呵壁深悲，纫兰心事，昆仑途远。哀高丘无女，众芳芜秽，凭谁问，湘累怨。　　异代才人相感，写精魂、凛然当面。杖藜孤立，空回白首，愤怀无限。哀乐相关，希文心事，题诗堪念。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

参观碧云寺的第二天我就随任家智先生他们一起来到了天津，那时还没有专家楼，他们就安排我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我看到了未来重建后所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了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的美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我就写了一首小诗：

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一）

转天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我，经历了“文革”批判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三十年前我所见到的他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霁野先生先问我的生活情况和课程的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今日对老友的深沉的怀念，都使我非常感动。

南大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是“汉魏南北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

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我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我在南开讲课约有两个月之久，原计划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小时，讲授汉魏古诗。后来又增加晚间上课一次，讲授唐宋词。朱维之先生还是每次都亲来听讲，我见到朱维之先生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以为他不过六十岁左右，直到那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听到朱先生自己讲述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说他六十年前参加“五四”运动时，年龄只有十四岁。我才知道朱维之先生已有七十四岁的高龄了。本来我对先生亲来听讲，早已感到惶愧，知道先生的年龄后，心里更是不安。尤其是天气热起来了，我的课排在下午两点到四点，教室里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是汗流浃背。而朱维之先生则依然一直从容端坐，毫无倦容。因此我就为朱维之先生写了一首诗：

余勇犹存世屡更，江山百代育豪英。笑谈六十年前事，五四旗边一小兵。（《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五）

那时在国内，大家上课都是听那种传统的讲法，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我自己的习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中文系就想了一个发听讲证的办法，只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这个办法实施以后，虽然解决了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的困难，但教室的阶梯上和教室后面的墙边窗口，仍然挤满了坐在地上或站在墙边的人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逐渐热起来，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满教室的人，常常都是挥汗如雨。有一天一位女教师从讲台下传递过来一把扇子给我。黑色的扇面，上面用朱笔以隶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那正是前几天在课堂中我偶然讲过的一首自己的词作，题目是《秋日有怀国内外各地友人》。那是在1978年秋天，当我决定要回国教书时，写下的这首词，寄给我以前在台湾教过的学生，还有在美国的友人，以及在北京的一些亲友和旧日的同学。词是这样写的：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岛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扇面上写了这首词，也写了上款我的名字，但却没有写下款的署名，只是盖了一个小小的图章，而书法则写得极有功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这把扇子的，原来是天津有名的书法家王千女士。于是我就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女士：

便面黑如点漆浓，新词朱笔隶书工。赠投不肯留名姓，唯向襟前惠好风。（《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二）

因为我在课堂上曾提到过一些我自己的词作，中文系就又提出了希望我能再给讲一门唐宋词课。同学们白天的课都已经排满了，于是就把唐宋词的课排在了晚上。大家的反应是同样的热烈，听课的人还是满满的，而且晚上不肯下课，我临走时最后一次课，一直到熄灯号都吹响了才下课。这件事我在那二十四首绝句里也有记载：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

在这一期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之后，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又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许多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朱维之老先生的那一段致辞说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下来。朱维之老先生非常诚恳、热情，真是让人感动。学生致答谢辞的是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华。最后中文系向我致送礼物。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请我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就是范曾先生画的另一张屈原像。后来跟范先生熟悉了，我曾跟他说，这一张屈原像跟我在碧云寺看见的那张屈原像比较，我更喜欢那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这张屈原画像得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初去北京接我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我喜欢在碧云寺游览时见到的那张范曾画的屈原像，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送我什么纪念品时，任家智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就请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写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派中文系教授宁宗一先生亲自到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去装裱，最后赶在欢送会上把这张画送给我。这一份盛情，真是让我感动。最后大家要我题诗留念，我就为大家吟诵了我在1977年夏天到西安旅游时写的一首绝句：

难驻游程似箭催，每于别后首重回。好题诗句留盟证，更约他年我再来。（《纪游绝句十一首》之十一）

欢送会结束后，我又写了两首诗来记述这一次感人的盛会：

题诗好订他年约，赠画长留此日情。感激一堂三百士，共挥汗雨送将行。

当时观画频嗟赏，如见骚魂起汨罗。博得丹青今日赠，此中情事感人多。（《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一及二十二）

然后我又为中文系送我的这幅范曾先生画的屈原像填写了一首词，调寄《八声甘州》：

想空堂素壁写归来，当年稼轩翁。算人生快事，贵欣所赏，情貌相同。一幅丹青赠我，高谊比云隆。珍重临歧际，可奈匆匆。　　试把画图轻展，蓦惊看似识，楚客遗容。带陆离长铗，悲慨对回风。别津门、携将此轴，有灵均、深意动吾衷。今而后、天涯羁旅，长共相从。

范曾先生是清代著名诗人范伯子的后代，家学渊源，擅长吟诵古典诗词，他还送给我一卷吟诗的录音带，我填了一首《水龙吟》答谢：

一声裂帛长吟，白云舒卷重霄外。寂寥天地，凭君唤起，骚魂千载。渺渺予怀，湘灵欲降，楚歌慷慨。想当年牛渚，泊舟夜咏，明月下，诗人在。　　多少豪情胜概，恍当前、座中相对。杜陵沉挚，东坡超旷，稼轩雄迈。异代萧条，高山流水，几人能会。喜江东范子，能传妙咏，动心头籁。

除去以上这些与诗词有关的人物和情事以外，我还写过很多首赠给南开中文系友人的诗词。

赠给为我安排一切教学工作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鲁德才先生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襟怀伉爽本无俦，为我安排百事周。还向稗官寻治乱，雄风台上话曹刘。（《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六）

鲁德才先生是古典教研室主任，因为我来南开是李霁野先生请我来的，鲁德才先生曾经陪李霁野先生来看望我。那时我住在天津第一饭店，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别的国外来的老师也都住在那里。每天早晨学校有一辆汽车来接我，送到主楼前面，鲁德才先生永远站在主楼门口等我。过了几天，我跟他说我已经来了这么多次了，已经熟了，你不用天天在这里等我。鲁德才先生开玩笑说，那不成，我不等你，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

赠给与我的研究兴趣相近讲授唐诗的郝世峰先生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绝代风华中晚唐，义山长吉细平章。月明珠泪南山雨，解会诗心此意长。（《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七）

赠给讲授《离骚》及汉乐府的杨成福先生的一首是：

风谣乐府源流远，兰芷骚辞比兴深。赠我一言消客感，神州处处有知音。（《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八）

赠给为我赴北京向范曾先生求画的宁宗一先生的是：

一从相见便推诚，多感南开诸友生。更喜座中闻快语，新交都有故人情。（《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九）

赠给也曾从顾随先生受业的与我有同门之谊的王双启先生的是：

两篇词说蒙亲录，一对石章为我雕。铁画银钩无倦赏，高情难报海天遥。（《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

“两篇词说”指的是王先生曾助我查寻顾随先生遗著，在天津图书馆录得顾先生40年代所撰的《东坡词说》与《稼轩词说》两篇文稿。另外王先生还写了十二首诗送给我，所以我还写了一首诗，说：

相逢喜有同门谊，相别还蒙赠好诗。十二短章无限意，俳谐妙语铸新词。（《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一）

那一阶段我在南开讲诗词，常常来听课的还有当时的校长吴大任先生和夫人陈先生。他们夫妇虽然都是数理学家，但也非常热爱古典诗词。从1979年以来，每次我到南开大学来讲诗词时，他们夫妇常常一起来听我的课。陈先生还酷爱昆曲，一直到晚年，她还经常约一些喜欢昆曲的朋友，每周在她的家里有一次聚会，有时也邀我到她家中参加昆曲的聚会。1986年的秋天，吴大任校长跟夫人陈先生还送给我一盆菊花，让我很感动，想到陶渊明的诗句“秋菊有佳色”，就写了一首诗答谢他们：

白云难寄怀高士，驿使能传忆岭梅。千古雅人相赠意，喜看佳色伴秋来。（《谢友人赠菊》）

与陈（右）合影

我对他们夫妇二人的学问久怀敬仰，而他们对朋友的敦厚热诚，尤其使我感动。

南开当时的老师同学对我真的都不错，我与南开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让我感动的开始。我的侄子叶言材1978年参加过一次高考，他也属于被“文革”耽误的那一代，只有国文还不错，根本没有学过其他的基础课，所以当年没有考上。后来有朋友为他补习了一些基础课，1979年他又再考，这一次他考上了。那时他老想跑得离家越远越好，想报广州的暨南大学。我弟弟不赞成，不让他一个人跑那么远，我弟妹也不同意。就是这一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国到南开教书，南开的老师也都挺熟的，离家也不远。我就跟我弟弟说，让他去南开吧。所以叶言材就到南开来了。我想天下事有时真的是有些机缘，我到南开来就是因为认识李霁野先生，后来我又叫我侄子来了南开，不但我侄子来了南开，后来我侄媳也来了南开。那是因为我侄子毕业后到日本进修，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日本九州大学教书。我的侄媳桐岛薰子是日本人，当时在日本的NHK电视台做新闻节目。她喜欢历史，她的大学老师跟她说，要研究亚洲历史一定要熟悉中国，要到中国去留学。她想到中国去留学当然就要学中文，有人跟她说九州大学有个叶言材教得不错，她就找我侄子教她中文。因为我侄子是南开校友，就让她到南开来读书了，她喜欢李商隐的诗，就跟郝世峰老师念了硕士。有了这种种因缘，我们家人跟南开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而我也果然信守了当年“更约他年我再来”的诗句中的盟诺，经常回到南开来讲课。

那时因为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回来。好在U.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4月初我就可以回来，教课到6月中旬或7月初，至少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除此以外，U.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的薪金。我曾在1981年到1982年及1986年到1987年间，申请过两次各一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我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9月到1987年4月我在南开又教了半年多的课。

但是那时我没有固定在南开，我教了很多地方：西南是成都、昆明，东北是哈尔滨、沈阳、大连，中间是北京、天津，东南是南京、上海，西北是兰州、乌鲁木齐。而且每一个地方还不只是一个学校：北京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乌鲁木齐有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等。

1989年，我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请去短期讲学。我从1969年离开台湾到了加拿大U.B.C.大学以后，本来一直跟台湾保持联系。我在台湾的一些学生常常跟我要稿子，我写的一些论文也常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表。但自从1974年我回到大陆探亲旅游，写了那首《祖国行》的长诗以后，台湾就认为我是“附匪”了——不仅跑到大陆，还说了很多赞美的话。当时台湾的《联合报》用了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台湾的杂志都不敢跟我要稿子了，像《文学杂志》这个刊物，过去经常刊登我的稿子，这一期也已经印出来了，但是接到官方通知，把我的稿子抽出去了。从那以后，我的文章不准在台湾发表，台湾的任何学术会议也不敢请我参加了。所以自1979年以后，将近十年我都没有回过台湾，我只能通过从台湾到海外留学的学生跟台湾的师友通一些消息。

1987年母国光校长（右二）为叶嘉莹庆祝生日，中立者为叶嘉莹，左侧为陈省身夫妇，右一为滕维藻校长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公告，台湾持续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解除。台湾忽然间开放了，有很多从前不允许回台湾的人都可以回去了，而且台湾人也可以到大陆寻亲访友、旅游观光了。台湾一开放，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第一个邀请我回去讲学。其实我在1969年离开台湾时，新竹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院还没有成立，所以我没有在新竹清华大学教过书。1980年新竹清华大学才成立了中文系，1982年又成立了外国语文学系，到1984年又成立了经济系，而且中文系、外文系合起来组建了人文社会学院。当时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中文系系主任吕正惠都是当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的学生。1989年这一次我回到台湾，虽然发动请我回去的是新竹清华大学，可是后来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都参加了。我就订了一系列讲演题目，从新竹到台北一路讲下来。因为我从前在台湾教了很多年书，除了台大、淡江、辅仁这三所大学，我还在广播电台讲大学国文、在电视台讲古典诗词，所以台湾知道我的人很多。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我的音讯，忽然间回来了，台湾当地的很多报纸都发了消息。所以我在新竹清华大学讲演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大的礼堂，大约能够容纳1500人。不仅是新竹，还有台中、台北各地方的人都跑来了，把这么大的礼堂都坐满了。这么热烈的场面，真的让我很感动，当时台湾的媒体也都做了报道。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我从U.B.C.大学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又请我到台湾客座讲学一整年。所以那两年我就没有回到大陆来。

五、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与蔡章阁先生

1990年我从U.B.C.大学退休以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先后都表示愿意请我去教书。特别是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曾经请当时负责接待我的史梅女士问我是否愿意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去教书。最后我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了。那是因为一则天津离北京比较近，当时我北京的老家还有不少亲人，京津之间来往比较方便；再则也因为当我1979年初来南开讲学时，在李霁野先生对我的热心关照下，南开中文系的整体给了我一种亲如家人般的感受；三则也因为我曾问过安易（我的学生，对我很好，后来成为我的秘书）是否愿意跟随我，她听说我要回国教书了就给我写信说：“叶先生你如果在天津，我一定愿意跟随你，但是如果在外地，我就不能跟随你，因为我的老母亲跟我在一起需要照顾，我不能离开天津。”有此种种原因，所以我就决定到南开来了。

199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接受证书

1991年我当选了加拿大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Canada）院士。皇家学会本是英国学术界的最高组织，而以前温哥华市是英属地，所以我任教的大学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而原来的英国皇家学会也就被称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了。那一年我正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客座讲学一年，并在台大、淡江和辅仁三所大学兼课。寒假中南开大学邀我来天津，由前一任校长滕维藻和当时的校长母国光两位先生共同主持，为我获得了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在东方艺术系的讲演厅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南开大学当时外事处的庞颂丰处长，通过我侄子叶言材与我商议，希望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一个研究所，由我出任所长。

因为当时外事处成立了一个汉语教育学院，我想庞处长的构想是要把汉语教育学院扩大，提高一个层次，从单纯的语言教学提高到文学的层次。可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干这事的人，对于行政、人事我真是一窍不通，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我根本什么都摸不着门。我就跟叶言材说这个事我绝对不能做，我只能教书。可是校方说你不用管那些行政事务，你只是挂个名做所长，我们找一个副所长帮你管事。接着就又提出了请谁来担任副所长，以及研究所挂靠在哪一个部门的问题。本来是由鲁德才先生做副所长，可是不久鲁先生就被韩国请去讲学了。后来就想请郝世峰先生做副所长，可是郝世峰先生是不喜欢出头做事的人。最后征得崔宝衡先生的同意，在研究所起步的艰难时刻，来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经过反复商量，研究所挂靠在汉语教育学院。

我来南开讲课的时候，有很多天津师大的老师和学生也常常跑来听课，师大有一个王英博老师还帮我介绍中医。过了几年，我还在专家楼住着的时候，有一次王老师来看我，跟我说：有个学生安易人很好，读书也很好，她也听过你的课。那时安易在《开发报》做记者，1986年冬天她来采访我，那时我就认识了她。研究所成立了，需要找一个秘书，我觉得安易无论是为人或为文各方面都很好，就请安易来做我的秘书。1994年安易正式从报社调到南开大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时确实很艰难，崔宝衡先生跟安易在研究所创办初期做了不少辛苦的工作。

学校给了新成立的研究所一些创办费，没有正式的经费，也没有办公室。学校就把东方艺术系的一个房间借给我们作办公室，王文俊校长另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房存放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批线装书。因为没有正式经费，连电话费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维持。我侄子叶言材每年从日本带一些日本学生来学中国文化，安易也帮忙开一些课。郝世峰先生、崔宝衡先生、李剑国先生也给这些日本学生开一些课，所里才有一点收入。学生多的时候，还要找个教室来上课。像糊窗户纸、擦桌子扫地、整理教室这些事情都是安易跟崔宝衡先生亲自干的。研究所的所有的杂事都是安易跟学校、系里交涉。安易对我真是没说的，以她的性格，她是绝对不喜欢这些工作的，她是为了我才接受了这些工作。我在南开这些年，安易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工作，真是忠心耿耿。我生病住院也是安易跟张静轮流陪着我住的。她虽然也不怎么说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她真的是很关心你。安易到了退休时，我问她要不要我跟学校说继续聘用她，她说不要。但是她跟我说：叶先生今后不管您有什么事，我一定全力帮忙。一直到现在，不论是查资料，还是打录我的文稿，或者我要讲演准备一些教材，还是安易去做，她只是不愿意做那些事务性的事，安易真的是我的终身秘书。她为人很诚恳，丝毫不重视也绝不追求外表的东西。安易的真诚，也赢得了我身边学生们的尊重，大家都很尊敬她。

80年代初与安易（右）在南开大学校园

当时国家教委已经有政策，允许在职读研究生。安易、徐晓莉、杨爱娣，听说我成立研究所，就都想读我的研究生。但是因为我们所挂靠的汉语教育学院没有招收研究生的指标，结果她们三个算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指导的老师是郝世峰先生。徐晓莉、杨爱娣在外校工作，她们两个虽然也念了，但是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拿正式的学位。最后只有安易坚持下来，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初我们研究所也考虑挂靠在中文系，可是那时中文系也不是很热心接受我们，大家真是看不出我们的研究所有什么前途，觉得是个累赘。直到1993年陈洪先生做了中文系主任，才接受我们挂靠在中文系，研究所才有了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因为我招博士生需要国家批准，所以当时只从中文系给我两个硕士生，就是迟宝东和舒娟。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批下来了，才开始招博士。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讲学时，陈洪先生当时在南开中文系读研究生，讲学结束时，他曾亲自帮我整理行李。陈洪先生毕业后留在南开中文系工作，1993年做了中文系主任，后来又做了文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多年来，陈洪先生对于我们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研究所当时什么都没有，母国光校长亲自跟我说，叶先生你如果能在海外募来一笔捐款，我们就可以像日本所一样，给你们一块地盖一座楼。我跟崔宝衡先生为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教学楼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我们两个还跑去看了位于老图书馆旁边的日本所，看看它有几层楼，有多大面积。也看了学校说可以给我们用的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后边小花园附近的地方。

促成给我们研究所盖楼的是U.B.C.大学亚洲图书馆的谢琰先生。谢先生的夫人施淑仪女士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古典诗歌有很高的兴趣和修养。那时她常常约我到她家里去，有时也跟他们吃一顿饭。我刚刚开始在南开办这个研究所的时候，真是相当地艰难，谢先生夫妇跟我都很熟，常常听我说起来这些事。

谢琰夫妇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举办一些诗词讲座，有一位热心中国文化的企业家蔡章阁先生也在他们府上听过我讲课。有一次蔡先生跟谢先生谈起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谢先生就请蔡先生吃饭，也约了我去，我就跟蔡先生见了面。蔡章阁先生少年时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就出来学徒做工，后来很有成就。他自己也经历很多不幸，他到了香港以后，在把全家从广东接出来的时候，船遇到战争留下的海上鱼雷，他的第一位夫人跟孩子全都遇难了，他是后来再结婚才有现在的这些孩子。蔡先生虽然小时家境也不好，但是旧日的中国，尽管是广东的乡村，一般还是有私塾，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

蔡先生一直很热心教育文化事业，晚年退休以后到了温哥华，他曾经捐了一笔钱给U.B.C.大学，建立了一个亚洲研究中心。蔡先生的理想是要推广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一般人都是注重经济交流，一些亚洲太平洋区域性的会议，也是以经济交流为主。U.B.C.大学这个亚洲研究中心盖好了以后，事实上也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蔡先生觉得跟他的理念并不是完全相合。

有一次我在谢琰先生家讲课，讲的是清朝张惠言的五首《水调歌头》。张惠言是清朝有名的词学家，编有《词选》一书，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其实是一个经学家。他是研究易经的，张惠言在易经方面的学问，对他的词学研究很有影响。中国这些读书人，读的都是孔孟之学，对于自己本身的品格修养，道德学问是非常重视的。我认为这五首《水调歌头》在中国词学史上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早期的词都是写美女与爱情的，后来的词虽然有了比兴寄托，但都是指国家的、政治的，或者是自己仕宦的不得意，发一些牢骚。可是这五首词是张惠言写给他的学生杨子掞的，讲的都是求学、修身、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本来实在很难在词里边写进去，但张惠言这五首《水调歌头》写得真是好，他把形象、情意跟他的理想配合得非常好。他把自身的儒学文化方面的修养，与词的美感特质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张惠言的出身非常贫苦，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三十多岁就死了。两代人都是寡母抚养孤儿长大的。因为父亲死得早，没有人教他，他的母亲就把他寄托到一个亲戚家去读书。他的母亲和姐姐靠给人家刺绣维持生活。他写文章说，有时他回家看见母亲、姐姐常常在油灯下刺绣。有一次傍晚，张惠言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全家人就都饿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张惠言饿得不能起床。母亲说，我跟你姐姐、弟弟常常过这样的生活。张惠言在亲戚家读了四年书，回家后母亲叫他教弟弟读书。每天晚上，只点一盏油灯，母亲和姐姐相对在灯下刺绣，张惠言和弟弟在旁边读书。这些早年艰苦勤奋的读书生活，对于张惠言为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那天也是很巧，我在讲张惠言这五首词，蔡章阁先生由他的小儿子蔡宏安陪着也来听讲，而且一直听完才走。其实那时我对蔡先生的生平也不大了解，我在想，很可能是我讲的课使他感兴趣。一来张惠言小时出身很苦，而且这五首词讲的都是修身做人的道理，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二来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后来，谢先生夫妇把我这边创办研究所的困难情形跟蔡先生说了，蔡先生可能认为我所讲授的内容，与他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一听说我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马上答应捐一笔钱给我们盖一个楼。

本来我们可以在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附近的小花园那个地方单独盖一个楼。恰巧当时南开大学正要盖范荪楼，陈洪主任跟侯自新校长商量以后，觉得在小花园那里盖楼，离范荪楼太远反而不方便，不如跟文学院合在一起，按照蔡先生所捐款的数额，可以拿到范荪楼东侧的四层楼。这个提议也得到了蔡先生的同意，蔡先生捐资时也跟南开大学说好，他只负责投资兴建，以后的管理由南开大学负责，这样一来，管理起来也方便。范荪楼于1999年落成，第二年“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正式列入南开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落成仪式上，与捐资人蔡章阁的长子蔡宏豪（右二）、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右三）及题写镌石的书法家谢琰（右四）合影，左三为叶嘉莹

本来研究所开始成立时，我们把它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是因为自80年代的中期我多次回国教书后，逐渐发现学校中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竟然有了程度下滑的现象。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青年学生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偏差，对于海外的一切都感到新奇，而忽视对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习。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竞相追求物质利益，而精神文化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将研究所定名为“比较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收追求新学的青年，另一方面也因当时的研究所挂靠在汉教学院，有面向海外的意思。不过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当人们物质利益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必然会回到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有感于这种状态，我写了一首诗，题为《高枝》：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高枝”上的“花”，就象喻着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到自己的力量，则不仅“天”可以“补”，“月”也不会“亏”的。为了表示我自己的决心，我还写了一首调寄《蝶恋花》的小词：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望眼”中的“神山”是我所追寻的理想，“九畹滋兰”是我教学的愿望。我虽然只是一只孤帆的小船，但也不会放弃我追寻的努力，相信“花期”到了的时候，必将有盛开的那一天。当然我也自知自己的能力薄弱，我只是一株不成材的“散木”。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就像杜甫在他的《赴奉先县咏怀》诗中所说的，国家之多才，自然是“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是对于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有着一份“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感情而已。所以我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在“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我们研究所在学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汇，但是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因为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在我与蔡先生商量的过程中，他希望研究所在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研究的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家思想方面的研究。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我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最后我们这个研究所定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我自己为研究所捐出了我在U.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我平生虽然教了六十年以上的书，但却从来没有领过一笔完整的退休金。起初在北京教书，不到三年就到南方去结婚了，不久又随先生的工作去了台湾。在台湾虽教了二十年书，但因未到退休年龄，我就于1969年到加拿大去了。到1989年我六十五岁从加拿大的教职退休，又因我初来的第一年只是访问教学，不是正式教师，算来不到二十年，所以也没拿到全额退休金。当时只拿了三十多万加元，折合美元不过只有二十万而已，所以十万美元是我退休金的半数。不过那时美元值钱，折合成人民币，也还是不小的数目。

这两笔基金的命名要说明一下。“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用我老师的别号命名这项奖学金，是为了纪念他。因为无论是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绵延久远，都是要依靠有继承的传人，而教学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我个人非常惭愧，多年来流寓海外，饱经忧患，没有能够按照老师的期望尽到自己传承的责任。现在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更因眼见社会上对古典文化传承的忽视和冷落的状态，所以想到用老师的别号设立一个奖学金，希望能借此给青年人一些鼓励，使他们能认识到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责任重大。如果真的能使这一点薪火得以继续相传，也可以减少一点我对师恩的愧疚之情。我诚恳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留影

1999年在驼庵奖学金颁奖仪式上

至于学术基金以“永言”这两个字命名，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毛诗·大序》中的“诗言志，歌永言”。我是一个从事古典诗歌教学研究的工作者，以“永言”命名这笔学术基金，自然包含着我对古典诗歌重视的一种取意。其实除此以外，我以“永言”命名这笔学术基金，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大女儿言言夫妇。我的大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在1976年3月因为车祸去世。我好不容易熬过了半生的劳苦，又遭此不幸，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可能是一个人一定要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我大女儿的去世这件事，使得我反而有了一种觉悟，使我下决心回国教书，给我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所以我摘取了我的大女儿、女婿各自名字的一个字做了这笔学术基金的命名。

六、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

我们的研究所还得到了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的赞助，说来也是有一段因缘的。

2000年6月，有两个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是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第一次汉学会议，一个是澳门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词学会议。台湾的会议在前，澳门的会议在后，我就先去了台湾。那一年到机场来接我的，有“中研院”的人，还有台湾大学、淡江大学的校友。还有台湾媒体的记者知道我来了，也跑到机场来采访。那天很热，我刚下飞机很狼狈，背着自己的行李包、皮包，手里捧着鲜花，记者还要给我拍照。我的一个学生姚白芳也来接我，她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就说“你把皮包给我拿着吧”，我说好，就把皮包给了她。等记者拍完照了，我就找姚白芳问：“我的皮包呢？”她说：刚才有一个同学，是个男士，看我拿的东西多，说帮我拿着，我给了他了。我说，那是谁呀？姚白芳说一定是老师的学生吧。结果问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找到那个人，那是外边的人混进来，把我的皮包给骗走了。我的护照、驾照、信用卡、机票，所有的证件都丢了。本来计划台湾的会议结束后，隔一天我就到澳门去开会。澳门会议主办人施议对先生打电话跟我联系，我只好告诉他我的护照、机票都丢了，我不一定能按时去开会了。

姚白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她也很能干，她马上帮助我联系去补这些资料。我那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年纪了，不过身体还好，大热天，我除了开会，也跟着她跑。还好，加拿大在台湾有个临时办事机构，给我补发了一个临时护照，最后还赶上了澳门大学的国际词学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沈秉和先生。

开会那天，我匆匆忙忙赶到澳门，他们还让我作了主题讲演。第二天，澳门大学安排我们去参观大三巴，还参观了一个小公园，里边有很多荷花。参观回来吃饭的时候，通知我们晚上有人宴请。晚上的宴会上，沈先生夫妇就坐在我旁边，那时我对他们一点印象也没有。主持人让宴请人讲话，沈先生就到前边去讲了。他讲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因为他讲的内容跟我平常写的关于诗词评赏文章时的想法非常接近，我感觉他是一个对于诗词很有感受的人。沈先生讲完话，还是坐回到我旁边。吃饭的时候，沈先生跟我说：等一下吃完饭，你不要跟他们大巴一起走，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然后让我太太的车送你回去。饭后我就留下来了，沈先生跟我说：听说你在天津办了一个研究所，我想给你们一点点赞助；你回去以后，要把详细的地址给我，我们好跟你联系。我们谈完以后，他的太太陪着我，让司机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接下来一天大会结束，又请大家吃饭送别，这次沈先生跟我不在一张桌子上，吃完饭他又专门来到我的桌上跟我说：叶先生你一定要记得昨天商量的事情，回去以后给我详细的地址，我们好再联系。我就答应了他。沈先生自己喜欢喝茶，他还送给每一个开会的人一袋很讲究的茶。

澳门大学的会议结束后，因为刚放暑假，我没有回南开，而是先回了温哥华。我回到温哥华以后就给沈先生写了一封信，当然写得很简单。我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这么热心，这次在会上碰到他很荣幸，并且简单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情况。过了几天，沈先生就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沈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真的可以说是不俗。以前我听到他的讲演，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对诗词很有感觉的人。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就是随便写的，这回看到他的信，我才觉得沈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一般很浅薄的人，字句写得就浅俗，而文学修养好的人，写的就很文雅，沈先生本质上就是那种对于诗词有真诚的感受的人。他是真心热爱诗词，不是一般的人，有钱就拿出来赞助。那时我已经到了加拿大的东部，住在我女儿家，第二封信是在我女儿家写的，从此我们就建立了通信联系。

2005年与沈秉和夫妇（右）合影

到了秋天我回到南开的时候，沈先生就给我们寄来了一百万人民币，而且对我们表示信任，怎么用他不管，由我们自己决定。

沈先生在我们来往的信中说，他非常喜欢诗词，二十多年前，也就是70年代，他在香港看到了我的书，给了他很多启发，可惜他现在没有资格做我的学生了。我写信跟他说，我有讲课的录像带，可以给他寄去看看。我把我讲唐宋词的录像带给他寄去了一部分，大约有两三个小时。沈先生看了以后又给我来信说，他一口气把录像看完了，他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课堂上，就是太短了，他问我还有没有。我就告诉沈先生，还有很多，一共有二十四讲。如果你还想要这些录像带的话，9月份中华诗词学会约我去深圳开会，离澳门也不远，这么多带子寄也不方便，我去深圳的时候，给你带着好了。

我到了深圳以后就跟沈先生联系上了，他很快就带了公司的两个职员到了酒店来拿那些带子。恰好这时台湾桂冠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的作品集，沈先生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赞助，他又喜欢读书，我就让桂冠公司送了一批书给沈先生。这次我见到他就问书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那么多书我读就得花很多时间，你写的时候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呢！我跟他说这套书分四部分，有创作集、诗词讲录、诗词论丛、诗词专著，每一部分我都写了序言，前边还有一篇总序，他要是想了解我，看看那些序言就可以。

沈先生看了我的唐宋词录像带，又给我写信，他说：“唐宋词中的温庭筠和韦庄我听了两遍，像我这样只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听懂，所谓懂就是听了你的讲课，知道了中国的传统中原有这样一路精致的美。”他还说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做出来流传，而且一定要做好。沈先生还不只是说说而已，还亲自投入精力来办。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大约是12月，沈先生亲自来了大陆。他先去了上海，又跑到山东，找各地出版社联系，想把我的这些讲课录像好好做出来，沈先生还带着出版社的人来到了南开。听说他从山东坐火车到天津来，没有座位，是一路站着来的。说实在的，我对于沈先生的热心赞助真的是很感动——我说不是感谢，而是感动，现在做出来的我讲唐宋词的光盘，最早就是沈先生张罗做的。

这次沈先生来到南开，他说虽然看了我的录像，可还是没有真的听过我的讲演，我说那我就作一次讲演好了。后来就安排在东艺系的礼堂，我讲了李商隐的《燕台》四首，请了沈先生去听。在我讲演之前，我们还请沈先生讲几句话，他讲得非常好，真的是文学家的讲话，是诗人的讲话，不直接说而是用比喻。他开头说：“今天我本来是准备听梅兰芳的戏的，怎么让我上来了。”他说的“梅兰芳的戏”是指的我的讲演，可是台下的人没有听懂，讲演结束后，就有人说：沈先生今天晚上本来是要听戏的。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他的讲演录完，刚开了一个开头就没有了，这是后来我找他们要来那天的录像看时才发现的。真是很可惜，很多宝贵的东西就是这样没有保存下来。我在开始讲李商隐之前跟大家说，沈先生不但是捐给了我们那么大一笔钱，一出手就是一百万，而且为了做我讲唐宋词的录像带，亲自在路上奔波，没有座位，就站来站去的，还亲自去听我给小孩子的讲课。我对沈先生不只是感谢，真的是感动了。那时没有人像现在这样，有心把我的讲课好好拍得像样子一些留存，那时还没有这个观念，我在南开讲了那么多大课，都没有录下来。这次讲李商隐是因为沈先生来才录的，只可惜还是既没有录全也没有录好。

沈先生既然来了南开，也跟陈洪先生见了面，也商量这一百万怎么用。我这个人不大会管钱，也没有什么计划。到了2001年沈先生就约我们去了澳门，陈洪先生、我们所的副所长赵季、助理张红还有我，在沈先生家里开了一个讨论会，研究推广古典诗词的问题。我在认识沈先生之前就给江泽民主席写过信，呼吁重视中小学读古典诗词。在这次讨论时我们又谈到这些，大家说现在学生读不读诗词，关键是要看老师怎么教，老师教得好，学生就愿意学，老师教得不好，学生就不愿意学，说不定还讨厌了呢！我们就决定还是先从老师入手，打算办一个师资培训班。

暑假的时候，由沈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蓟县召集了一个古典诗词讲习班，主要培养对象都是师范院校的老师。这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沈先生没能亲自来，但是他亲自给讲习班的同学们写来了一封信，大家很受感动。

沈先生认识了陈先生以后，他再来信就写给我们两个人，他说这笔钱怎么用，只要陈先生跟叶先生说可以就行，不一定要等他的同意。后来这笔钱就由学校安排购置了一些教学用的器材和书籍。

沈先生不但有诗意，而且真的关心我们的事业。那时天津电大的导播徐士平先生正给我录制给小孩子讲诗的课程，我告诉了沈先生，他也去听了。徐导是我被徐晓莉约去给天津电大中文系讲课时认识的，他负责给我录像，他们全家都看了我的讲课录像，都很喜欢。因此他主动要给我整理《唐宋词十七讲》的录像，还拍了我给幼儿园小孩子讲诗词的录像，可惜一直没有做出来。很多工作徐导都是义务做的，沈先生也给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给幼儿园讲课这套录像没有做完的原因，是徐导有一个理想，打算拍一些小孩子以诗歌为题材的舞蹈、唱歌的节目放在讲课的内容之前，但是没有来得及做，徐导就生病了。徐导去世以后，有一位张蕾老师又接着做了《唐宋词十七讲》的录像的一部分工作，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现在唐宋词的录像光盘已经出来了，但是我给幼儿园小孩子讲诗词的录像还没有做出来。

从2000年6月我在澳门国际词学会议上认识沈先生，9月我到深圳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会议与沈先生再次见面，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些年的交往中，我也留下了几首诗词。沈先生真的是很儒雅，对文化很有感觉。出版《老照片》的那个山东画报出版社，后来出了一本《老油灯》影集，沈先生看见了就买了一本送给我，触发我写了一首《鹧鸪天》，前边写了小序：

友人寄赠《老油灯》图影集一册，其中一盏与儿时旧家所点燃者极为相似，因忆昔年诵读李商隐《灯》诗，有“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及“花时随酒远，雨后背窗休”之句，感赋此词。

皎洁煎熬枉自痴。当年爱诵义山诗。酒边花外曾无分，雨冷窗寒有梦知。　　人老去，愿都迟。蓦看图影起相思。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

2001年沈先生约我们去澳门，沈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礼物，送给我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莲叶形的大花缸——因为我的小名叫荷，所以我对莲也是情有独钟，我让学生们从苏州园林移来微型的小莲藕种在里边。莲藕后来没有种成功，但这花缸我非常喜欢，就写了一首《浣溪沙》：

新获莲叶形大花缸，喜赋。

莲露凝珠聚海深。石根萦藻系初心。红蕖留梦月中寻。　　翠色洁思屈子服，水光清想伯牙琴。寂寥天地有知音。

2001年，沈先生又计划再创办一个产业，所得利润用于从事文化事业。我得知此事后写了一首《金缕曲》，前边写了小序：

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热心中国文化，雅爱诗词，自谓早在七十年代初即曾因偶阅拙作有所感发，去岁澳门大学举办国际词学会议，筵前初识，即慨然捐资人民币百万予南开大学我所创设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为推广诗词教学之用。近日沈君又计划更创新业，其意愿固仍在以盈利所得为从事文化事业之用也。沈君才质敏慧，经常撰写文稿在港澳报刊发表，间亦写作小诗，其文笔诗情皆有可观，性嗜饮茶，一杯在手，神游物外，虽经营世务而有出世之高情，其资秉志意皆有过人之处，因为此词以美之。

记得初相识。正濠江、词坛高会，嘉宾云集。多谢主人安排定，坐我与君同席。承相告、卅年前日。偶阅拙篇兴感发，似云开、光影窥明月。百年遇，一朝夕。　　陶朱事业能行德。况端木、论诗慧解，清才文笔。倾盖千金蒙一诺，大雅扶轮借力。看天海、飞鹏展翼。偏有高情尘世外，伴明灯、嗜读茶香侧。多少意，言难说。

我在南开这二十多年，南开大学各方面的领导和友人们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在国内外的家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事也都非常理解和支持。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我的小女儿，她不仅支持我所做的一切，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协助，还给了我一个宝贵的建议：她认为对中国古典文学人才的培养，等到了大学和研究所时才开始注意，已经太晚了；她认为如果想真正能培养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有兴趣和有修养的下一代，实在应该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代开始才好。其实我自己个人近年来对这件事也有了同样的想法和认识，小女儿的话不仅更使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增加了我要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的决心。我曾经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册教儿童学古诗的读本《与古诗交朋友》，也应邀在很多地方做过教儿童古诗的示范教学。这种教学往往因我个人的忙碌，而不能持之以恒，每次教学的反应虽然都很好，但每当事过以后无人为继，使得我的努力都归于徒劳。正如投石于水，投入时虽也可引生一些涟漪，然而涟漪静后石沉水底，便了无踪迹可寻了。后来我在台湾姚白芳女士的帮助下做出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像在台湾出版了，我希望能借此唤起负责教育方面的人士的注意。如果能够在幼儿园中设一个“古诗唱游”的科目，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学习吟唱古诗，持之以恒，对于儿童们的文化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这方面，资助我们所盖楼的蔡章阁先生也与我有同感，他还提议除了古诗以外，希望研究所能编一本教青少年学习《论语》的读本。这本书已经由南开大学的冯大建编写完成了，书名是《论语百则》，每一则都做了中英文的说明和翻译，受到孩子们家长的欢迎。

现在跟我一起学习的有硕士、博士，还有博士后，我每年都从加拿大回到南开来，每次至少要停留半年。学校也给我安排了长久的住所，自从我北京祖居的老宅察院胡同被拆毁夷平后，南开大学就成了我在祖国的唯一的“家”了。三十年前以李霁野先生为首的南开各位老师的接待，使我对南开有了非常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今日，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不少都是当年的旧识，他们随时给我周到的关怀。许多听过我讲课的同学们，无论是三十年前的旧学生，还是近年才考入的研究生，更是对我有如家人亲长一般地照顾，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着如同姐弟兄妹一样的情谊。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三十年前所怀抱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能在南开园中真正得到了落实。

第七章　研读治学

一、早期的诗词评赏之作

1954年以前我没有写过真正意义上的诗词评赏之类的论说文字，我只写诗词的创作，而且诗词的创作也只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常写，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对我根本没有印象。开始写关于诗词评赏的文字，最早是给一家名叫《幼狮》的刊物写的，而且用的是我的笔名“迦陵”，当然也没有人知道迦陵是谁。

我先生的姐夫包遵彭原来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最初在海军的工作，就是他介绍的。他是一个喜欢读书、也喜欢研究的人，中国最早的一部海军史就是他写的。后来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一方面也是因为海军内部的政治斗争，他离开了海军，在台北博物馆做了馆长。他同时参加了台湾当局的一个专门管青年文化活动的团体幼狮，这个团体办了一个刊物也叫《幼狮》。1954年，包遵彭找我给他们写点东西。我一共写了两篇小文章，一篇是论诗的，写的是初唐王绩的《野望》；一篇是论词的，写的是辛弃疾的《祝英台近》。这两篇小文章写得比较简单，都很短，所以没有收进我的集子里。

我早期写的第一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诗词评赏的文章，是评赏王国维的词，题目是《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那是1956年夏天，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举办了一个诗词讲习班，请了一些社会上有名的教授主讲，词这一部分请的是台大的知名教授郑骞先生。我那时只有三十二岁，是青年教师，正在台大教大一国文和历代文选，而台大的诗选、词选都是我的老师一辈在教。戴君仁先生教诗选，郑骞先生教词选。可是这个讲习班郑骞先生自己不愿去，他让我去讲，所以我就去讲了几小时五代和北宋的词。讲座结束以后，教育主管部门又要我们这些讲课的人，每人写一篇论文刊登在当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出版的《教育与文化》这本刊物上。

那一阵子我刚刚从患难之中走过来，我对于人生真的是非常的悲观。那时我特别喜欢悲观的作品，还不只是悲观，我是特别喜欢那种把人生写到绝望、痛苦、什么希望也没有的作品。因为王国维就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而且他的一些诗词也写得极为悲观，这正是我喜欢他的诗词的原因。于是那些经常在我心中盘旋的、静安先生的悲观绝望的词句，就临时被我借用为写作的题材，草写了《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王国维的这首《浣溪沙》是这样写的：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我以为王国维在这首词中写的不是抒情，不是叙事，也不是说理，他写的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点体悟。王国维曾经说，写实的作品中间也要有理想，而理想的境界也要合乎现实。我们从上半首来看好像是写实的。“山寺微茫背夕曛”，他说山上有一个寺庙，在微茫遥远的地方看不清楚。“夕曛”是傍晚的斜晖，西天落照，太阳已经沉下去了，但还有一点光影在那里。这座寺庙还不是对着斜晖，而是背着斜晖。他这里写的是一个非常高远，非常渺茫的，看不清楚的境界。“鸟飞不到半山昏”是说这个寺庙那么高，那么微茫，看都看不清楚，连鸟都飞不到那里，而且半山的天色已经昏暗了。“上方孤磬定行云”是说你虽然看不见，也飞不上去，可是你却能听到在那上边的寺庙里有孤磬的声音传来。这个孤磬的声音非常美妙，使得天上飘行的云都停在那里不肯离开。这里用的是《列子·汤问篇》的典故，《列子》上说：有一个叫秦青的人，唱的歌很动人，秦青唱歌的时候，“响遏行云”，能把天上的云彩留住。这里写得很妙，上方那个高远的寺庙你看不清楚，也不能到达，可是有一个孤独的击磬声使你动心，吸引着你。所以你就要“试上高峰窥皓月”，“试”是尝试，努力。当你努力想爬到那寺庙所在的高高的山峰上，看一看天上的明月的时候，“偶开天眼觑红尘”，你偶然睁开了眼睛看见了红尘间的人世；“可怜身是眼中人”，可悲哀的是，你其实就是你所看见的下面蠕蠕蠢蠢的红尘中的人。

我是读了一辈子古典诗词的人，这第一篇赏评文字为什么不写五代、两宋的大家，而写王国维呢？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手”。如果不是我真的有感受，真的有理解，我是不会把它写出来的。我无论讲诗词还是写论文都是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体会才写出来、讲出来的。

王国维为什么使我感动呢？那是因为我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和挫折。我所遭遇到的不幸和挫折还不只是我先生和我先后被关，还有我跟我先生的感情问题。我先生被关了三年后被释放，不幸的遭遇造成了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是能够体谅到的，因此遇事总是格外容忍。所以除了生活的重担以外，我还又加上了精神上的负担。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在产房门口等候消息，当我从产房里被推出来时问他几点钟——因为又是一个女儿，他连一句话都不肯回答，掉头就走了。产后第二天我就发了高烧，所以身体更加虚弱，又染上了气喘病。那时，我们全家已经搬到了台北，我在很多学校兼课，教书工作十分繁忙。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的气血精力都已经全部耗尽，每呼吸一下都有被掏空的感觉。同时我还要以没有时间做好家事的负疚的心情，接受来自于夫权的责怨。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我全都默然承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生长在古老的家庭中，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美德的旧式教育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做任何争论了。那一阵子我经常梦见自己陷入于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或者梦见我的母亲来了，要接我回去。其实我还常常梦见赵钟荪在打我们的两个女儿，我在拼命地保护她们。我常常做这样的梦，因为他不仅对我很凶，就是对我们的两个女儿也很凶。当然这事已经过去多年了，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样的梦了。在那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那首词中写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觉得自己就像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零落凋残了。

1988年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右）在台北合影

不过我的性格中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的不幸，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平和的样子。我相信当年台湾的朋友和同学们，除了记得我那时的瘦弱以外，大概没有人知道我所经历过的艰苦和酸辛。

那时我除了为生活而必须工作，对两个女儿尽教养的责任之外，我对一切都不存任何希望，所以有很长时间都不曾提笔写作。有些人谈到小说的写作，常常说一般作者的第一篇小说，都多少带有自传的性质。因为无论任何一个人，他所感受得最深，知道得最清楚的，总是跟他自己的生命相结合的一些事物，所以在一开始写作时，总会多少带有一点自己的投影，总要把这些长时间已经郁积的感受抒发完了，才会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去寻找可写的题材。《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一篇文稿是我在好久不写作之后的第一篇作品，所以在一开始写了一段近于自叙的话。当我说到静安先生悲观寂寞的心境时，也不免有我当时心情的一些投影。

那时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无常，这样的短暂，这样的空幻，而且充满了悲哀和苦难。那一段比较悲观绝望的时期，我喜欢那些悲观的文学作品，而且是极端悲观的。如果只是像“少年未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伤感还不够，我喜欢的一定是那种把人生一切都看破，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写的那样痛苦、绝望，所有的感情都是靠不住的，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变形记》写的是一个公务员，一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很荒诞，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只虫子呢！可是卡夫卡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写得非常现实。本来这个公务员是他家里唯一养家的人，他有父亲、母亲和妹妹，大家对他都很好。当他变成一只虫子以后，他的父母对他的态度大为转变，要把他打死，把他赶走，写的真是现实的、真实的人生。我对于这些透过荒谬的故事而揭示出来的人类生活的悲苦与绝望的作品，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似乎只有写到如此极端的作品，才能使我因经历过深刻的悲苦而布满创伤的心灵，感到共鸣和满足。总而言之，那时我对人生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悲观的态度。

《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篇文稿是用浅白的文言写的，因为其中有些我自己的投影，用文言也比用白话多一份安全的距离感。这时我刚刚开始写学术的论说文字，还不是很习惯，虽然是写赏评的文字，还是带着我那种创作的情意来写的，不只是简单地说一个道理，还希望有一些文采和诗意。不像我现在写学术论文，只注重在于说一个道理，把它说明白就好了。那时我在写作风格上很注意文字的美感，也模仿了王国维的风格，王国维的杂文集里写的都是浅白的文言，别具一种风格。有的人以为王国维的散文和梁启超的散文一样，都是由古开今转折时期的作品，都是既保留了古典的传统，又注重实用价值的，近于白话的浅白的文言。这种看法只是说了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的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梁任公的风格是锋锐、奔放、纵横驰骋、开阔发扬；静安先生的风格则是古雅、宁静，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是一种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我对他的这种风格也像对他的诗词一样欣赏，写作的主题又是静安先生自己的词作，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有意模仿了静安先生的文字风格。现在我早已用白话写论说文字，但仍一直不肯写白话的抒情文字，还是用古典诗歌来抒发内心的情怀。

那时台大外文系的老师和同学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和外文系的一些学生们办的。《文学杂志》是一个文学性的刊物，刊登一些小说、诗歌、翻译和一些评赏的文章。我在中文系教书，外文系有一批学生，像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人，也都跑来旁听我的课。他们也向中文系的师生要稿子，因此我才写了《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和《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这些文章，发表在《文学杂志》上。

《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这篇文章也是从王国维引出来的。因为我看到一本王国维的纪念特刊，里面有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一天给学生写的一个扇面，扇面上写的是两首咏花的七言律诗。我在这篇文章里把从《诗经》以来，所有的咏花诗的不同风格都做了一个比较。为什么中国的诗人常常咏花呢？因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一个人要活好几十年，生死的过程不是一下子能看到的。特别是成年以后，今年看起来是这样，明年看起来也还差不多，人的变化是逐渐的。可是花就不一样了，从它含苞，到它开花，到它零落是很快的。就像《桃花扇》里说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那样。而且我还注意到了花落的时候，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你看那春天的桃李，它的花瓣儿比较细小，而树是比较高大的，当它花落的时候，是细碎缤纷的，一阵风吹过，很多花瓣儿都飘落下来了；夏天的荷花，因为它的花朵很大，它的花落的时候，是一瓣儿一瓣儿地落下来，剩下的残花还在那里；茶花就不然了，茶花它不落，它是干在树上。同样是落花，桃李给人一种飘零的感觉，荷花给人一种残破的感觉；茶花给人的感觉最难堪，因为别的花落就落了，就没有了，可是茶花，你就眼看着它慢慢地变黄，慢慢地变干，直到它憔悴在枝头，那实在是让人觉得很难堪。我在台北住的院子里就有一棵茶花，这种花从含苞到开放，从鲜美直到黄萎的生命历程，曾经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和感受。我甚至想，一个人真的绝望了，哪种自杀的形式最好呢？我真的认真地考虑过，想来想去觉得煤气是最好的，没有什么痛苦，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完了，可见我那时真的是很悲观。不过我没有那样做，我还是很坚强的，因为我有孩子，有责任。

我原来以为，王国维自沉前一天写在扇面上的那两首咏花的诗，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那两首诗写的都是对生命悲苦无常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清朝另外一个诗人陈宝琛写的。这两首咏花诗是这样写的：

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欲奏通明问碧翁。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喋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

第一首开头他说“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生灭”、“色空”原是人人都知道的言语，但是用在这里仍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两句是说生命的短暂，变化的无常，因为从花开到花落是很明显的，中国的诗人就是这样把人世间的沧桑表现出来了。“唤醒绮梦憎啼鸟”，用的是孟浩然的诗，——符号学注重语言的来历，要有出处，说到落花，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了，前面说的是处处的“啼鸟”，后面说的是多少的落花——“绮梦”是美丽的梦，是窗外的啼鸟把你从美丽的梦幻中叫醒了；“憎”是说人不愿意醒来，憎恨啼鸟把人唤醒，因为醒来就惊破了好梦，落花的意思是因孟浩然的诗句隐藏在这里边的。下面说“罥入情丝奈网虫”，“罥”就是被网住，“情丝”对于人来说，指的是爱的牵挂，而对于花来说，则应当指的是蜘蛛的网丝。辛弃疾有一首《摸鱼儿》说“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是多情的蜘蛛网网住了落花飞絮，可是你要知道，它网住的不只是你这花絮，还有虫子呢！什么苍蝇、蚊子它都网住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生在世不要说没有遇见有情人，就是遇见有情人，真正百分之百纯洁的感情有吗？大多数感情里边都是有杂质的，就像网住了落花的蛛网，同时也网住了虫尸。“雨里罗衾寒不耐”，用的是李后主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意境，这里写的是对整个人生感到的心灵上的孤寂寒冷。“春阑金缕曲初终”，春天已经走了，“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杜秋娘的《金缕衣》曲。往者不可追，逝者长已矣。消逝的就是消逝了，零落了就是零落了，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下边说“返生香岂人间有”，你烧了这个返生香，想把春天拉回来，把春天留住，让花再生、重生——这样的事人间有吗？为什么人世间这样的无常呢？“欲奏通明问碧翁”，我们除了去问一问碧空之上的老天爷还有什么办法！这首诗写得很妙，它是一首咏落花的诗，但是通篇看不到落花，可是几乎每一句都引了前人与落花有关的诗，真是一首好诗。

第二首他说“流水前溪去不留”，古《前溪曲》有“花落随流去，何见逐流还”的句子，花虽然落了，水也流走了，不能再回来，可是留下了一缕香气。陆放翁说“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去者难留，逝者无还，生灭色空，早当了悟。然而最使人难堪的，是逝去之后留下的难忘的余情，所以下面说“余香骀荡碧池头”，这“余香”的“骀荡”给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燕衔鱼喋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花都是要落的，可是每一朵落花的命运是不同的。同是落花，有的零落成泥，被燕子衔去做了巢；有的漂流随水，被游鱼吞到嘴里成为食饵。然而不论被燕子叼走还是被游鱼吞食，还好像有相亲厚的意思，还是不错的结局。如果落在泥土之中，苔藓之上，就被污秽了。同是落花，命运不同各有因缘。“委蜕大难求净土”，“委蜕”就是摆脱，离开尘世。可是离开尘世到哪里去呢？“难求”是难以找到，你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土地。“伤心最是近高楼”，这里用的是杜甫的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花都是要落的，矮处的花是要落的，高楼上的花也是要落的，可是高楼上的花落就更使你伤心。“庇根枝叶从来重”，人有生就有死，不足为惜。可是你有没有尽到责任呢？今年的花落了明年还有没有呢？树的根本是不是还在呢？用你的枝叶保护好树的根本从来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个人在大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没有尽到传承的责任呢？“长夏阴成且小休”，花虽然落了，可是树已长成，而且枝叶繁茂，该尽的责任我也尽了，我可以休息了。这是一个疲于悲苦的人希望早日得到一个休息之所的愿望。我想，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前的心境。

《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这篇文章也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写的。我在这篇文章中，从李商隐的《嫦娥》诗谈到王国维，又谈到王维，把诗人的寂寞心做了一个比较。我觉得这几位诗人虽然都是有着一颗寂寞的心，但是他们寂寞的原因和结果是不同的。静安先生所有的是哲人的悲悯，摩诘居士所有的是修道者的自得，而李义山所有的则是纯诗人的哀感。我对于这篇文章中所涉及的几位诗人的称谓并不一致，我对王国维称“静安先生”，以表现我的一份尊敬之意；对王维称“摩诘居士”，以表现我的一份疏远之感；对于李商隐则不加任何称谓，直呼他的字“义山”，以表示一种近于同类的亲切。这种纯任自己的联想和主观感受的写作方式，其实并不符合一般论文的写作惯例，我觉得约我写稿的《文学杂志》并不是严肃的学术刊物，我写的当然也不必是严肃的学术论文，所以我才敢放笔去随意抒写，没有受体例和形式的限制。

李义山的《嫦娥》诗我小时学诗的时候背过。像“屏风”、“烛影”、“长河”、“晓星”，这些都是我认识的事物，“嫦娥奔月”也是我熟悉的故事，当时我以为我懂了这首诗。可是等我经历了忧患之后，从台南转到台北二女中教书的时候，我偶然给学生讲《资治通鉴》的《淝水之战》，讲到晋朝把前秦苻坚给打败了，获得了苻坚所乘的云母车。我讲到这一句时只是说云母是一种珍贵的矿石，车上有云母的装饰是很贵重的，没有再说很多。下课以后我一路从学校走到车站等车，从云母车想到了我小时背的《嫦娥》诗，就在心里默诵起“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几句诗。忽然间我被这首诗中所蕴涵的那种诗人的悲哀寂寞的心情感动了。我忽然间体会到“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其实是写一个孤独寂寞的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幽微的境界。这时距离我初读这首诗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首诗前两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写现实生活中的“身”的寂寞；后两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是写超现实生活的“心”的寂寞。“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诗人居室内的情景，“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写诗人所望见的天空之情景。中国古人常常喜欢在房间里放一个屏风，使得居室里边显得很幽深，在房间的深处，有蜡烛摇动的光影，就是说人还没有睡。用云母镶嵌的屏风，应该是很精美的，在这样精美幽深境界中的诗人，所望见的是“长河渐落晓星沉”这样的景象。从“烛影”到“长河渐落”这六个字来看，这个诗人一定是长夜无眠。眼看着天上的长河已经斜下去了，早晨的启明星也慢慢地不见了，他在想什么呢？他想的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月亮里嫦娥如果有知、有情的话，一定会后悔当时她偷得灵药，飞升到天上去。千万年来天上除了月亮，没有别的伴侣，她只能一个人孤独寂寞地生活在广寒宫里，对着下面的碧海和上面的青天，在天海茫茫之中永远地忍受着孤独和寂寞。这里“应悔”两个字写得极真挚、极诚恳，真是一片深厚的沉痛。碧海无涯，青天罔极，夜夜徘徊于这样无涯罔极的碧海青天之间，无可为友，无可为侣，这真是最大的寂寞，也是最大的悲哀。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心”字，元遗山《论诗绝句》曾说“朱弦一拂余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李商隐这首诗的“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心”，真是诗人的寂寞心。

说到“寂寞心”我想起从前我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见到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书法所写的两句诗：“轮囷胆气唯宜酒，寂寞心情好著书。”人只有在寂寞中才能观察，才能感受，才能读书，才能写作。作为一个诗人，更要有仔细的观察和锐敏的感觉，所以诗人大多都是有寂寞心的。诗人有诗人的感情，常人是不能体会的，就是说常人的境界常人能够体会，可诗人的某一种感情常人不能够理会。王国维所说的“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那也是他离开了尘世，不同于常人的那种感觉和感情。可另一方面你实在离不开常人，你也要过常人的生活，也要经历常人的悲欢哀乐，这就是“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王维写的《竹里馆》那首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他说虽然我是独坐在竹林里，可是我可以弹琴，我还可以大声地长啸。我在茂密的深林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孤独的，可是没有关系啊，天上的月亮照到我，我有一种跟明月相印证的，一种空明的、自得的乐趣。这是王维之所以不同，李商隐、王国维在孤独寂寞之中都是悲哀的，可是王维在孤独寂寞之中有一种自得之乐。他不是悲哀，他是自得，在孤独寂寞之中反而有一种自得的快乐。

王国维、李商隐、王维这三个人写的都是孤独寂寞的境界，可是三个人的孤独寂寞是不同的。我就对他们做了一个分析。王维在孤独寂寞之中还可以能够自得其乐，就是《论语》里说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你自己愿意过这种生活，你在这种生活里很快乐，那好啊。这是王维的境界。可是王国维跟李商隐两个人都是在孤独寂寞之中感到一种很深重的悲哀，但是两个人也不一样。李商隐在孤独寂寞中虽然没有王维的自得其乐，但李商隐还有一种诗意的感觉。他的诗有一种情调，是比较滋润的。你看“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他是带着一种诗意的感情和想象写的。李商隐还有一首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写的真是一往情深。而王国维的孤独寂寞是一个哲人对整个人生的悲悯。王国维的感情极为深厚，而理智又促使他研究哲学，希望在哲学中求得了悟与解脱。感情又使得他沉溺在对人生的厌倦和痛苦中不能自拔。我们来看王国维的另一首诗《蚕》：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写的真是极其悲观。“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是说我的家在浙水边上，这个地方几百里种的都是桑树。“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所有的竹筐都养满了蚕。“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这些蚕蠕动着一口一口地吃着桑叶，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又接着吃。“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这是说每个人都要为吃饭忙碌，蚕也是如此。“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等蚕把丝都吐出来了，它就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茧，这里把茧比作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一旦有一天蛾子的翅膀长成了，它就把原来的茧当作外壳丢掉了。“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箠”，这些蛾子就像被鞭子抽打着一样，迫不及待地去追求配偶。这里王国维是受了叔本华的“意欲”之说的影响，就是说人生都是在欲望的驱使之下，不管你是在追求饮食的欲望，还是追求配偶的欲望。“呴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是说等蛾子有了配偶，产了卵，它就很安心地归于泥土了。这就是蚕的一生，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然后有了配偶，产了卵，就死了。“明年二三月，长孙子”，到了明年二三月份，这些蛾子产的卵就孵化出来，变成了小蚕。“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天地之间，千万余年都是如此，一代一代地循环。“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我就笑你们这些蚕啊，你们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匆匆忙忙地来了又死了。“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是你们这些蚕果然喜欢这样的生活，还是真有个上天让你们这样生活呢？“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如果真的有个上天让你们过这样的生活，那是天地不仁，如果是你们自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那我无话可说。“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我劝你们还是停下来不要唱这首歌了，人生不也就是这样吗！这就是王国维看到的人生。

我觉得一般人都是在欲望的驱使之下过这样的生活。一个人过着像蚕这样愚蠢的劳苦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但他自己不以为他是劳苦的、他是愚蠢的，他是心甘情愿这样过的还不算什么，他没有觉醒。痛苦的人是什么？痛苦的人是他醒了以后，觉得他是劳苦的，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他又跳不出去，还得过这样的生活。这就是“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就如同一个人死了，尸身已经腐烂了，长满了蚂蚁、蛆虫，他也不知道，没有痛苦。难堪的是，有一个人死了，可他没有完全死掉，他还有知觉，是清醒的。他看见自己这样的腐烂，那才真是一件痛苦的事。王国维就是那个觉醒的人，那个不幸的人。这是那时我对王国维的解说。

总而言之，我早期写的论诗说词的文章，都是带着我自己的感情色彩，《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这几篇文章，都是当时我在悲观痛苦之中看到这些诗词有了感动，对这些诗词有了共鸣后写的，里边带着我自己主观的感情。如果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所有作诠释、欣赏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离开自己的。缪钺先生也说我虽然是欣赏古人的诗词，但常常有我自己的理想、情意在里边。

本来从我母亲去世，我就对人生的无常和空幻有了一种体认，形成了一些对空观的认识。人生在世，这世界上所有的悲哀、痛苦、挫折、患难都是原本就在里边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悲苦的世界。现在我对空观的认识没有改变，只是把它转过来了，就是我所说的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我以我对空观的认识，已经从过去的悲苦中跳出来了。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间跳出来的，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也不是那么早就有什么觉悟，那么快就跳出来的。我想我回国教书的时候应该是在我跳出来以后，你们大家所见到的我已经是跳出来以后的我。现在我已经超越了这些。

这个时期，我写了这么多篇文章，都是因为《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篇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刊物上，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受到了好评。有人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不简单，一方面是对诗词的体会，一方面是文笔的修养，大家就开始找我要稿子。

郑骞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后对我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郑先生是顾先生的好友，对顾先生非常理解，郑先生说我可以说是传了顾先生的衣钵，得其神髓了。其实我当时正是忧患余生，内心并未敢抱有什么“传衣钵得神髓”的奢望，我只是借机把自己读静安词和义山诗所引起的共鸣和感动加以抒发而已。也许因为当时我自己的寂寞悲苦的心情与静安词和义山诗有某种暗合之处，反而探触到了他们诗词中的一些感发的真正本质。

那时的暑假，台湾的大学、专科招生联考，所有的卷子是集中批改的。我参加国文卷子的阅卷工作，所有的卷子都是密封的，每一个考场分科包成一包一包的。这边一张大桌子都是评阅国文的，那边一张大桌子都是评阅英文的，我们每一个人到管理人员那里领一包开始看。一个人看了就打分是不可以的，如果万一你主观把分数给打高了怎么办呢？所以凡是大题都是轮着看的，然后加在一起给出平均成绩。我这人平常也不怎么跟人来往，所以也不认识多少人，就是那天阅卷的时候，我们中文系的叶庆炳先生领着一个人来给我介绍，说：“这是外文系的夏济安先生，看了你的文章，想认识一下你这位作者。”这样我就认识了夏济安先生。

那时台湾还有一个私立大学就是东海大学，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复观先生看了我写的这些文章以后，有一次他从台中到台北来，跑来找我，说看了我的文章想来认识我，他还找台静农先生问我要不要到他们东海大学去教书。当时我们一家都在台北，我就没有答应。徐复观先生主持一个名叫《徵信新闻》的报纸副刊，后来他就找我约稿，我就写了《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这一篇文章。徐复观先生拿到这篇稿子后，跟他的同事孙克宽先生说，明天我们这个报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可以看一看。孙先生就问是什么题目，徐先生就告诉了他。孙先生听了说，这个题目写的人太多了。后来文章印出来了，孙先生看完后见到徐复观先生时说，这篇文章写得真不错，跟大家写的不一样。这就是我当年那一阶段写作的情况，我从单纯的诗词创作走上了诗词评赏的道路。

二、中期理性的学术研究

以前我写的《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都是在台大外文系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因为《文学杂志》是文学性质的刊物，我都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谈的。其后大约是1957年，许世瑛先生他们办的《淡江学报》也邀我写稿子，我就给他们写了《温庭筠词概说》。因为《淡江学报》是学术刊物，我觉得性质不同了，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写的是比较理性的、比较客观的。《温庭筠词概说》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从自己个人情感中跳出来以后，完全从文学的、艺术的、批评的角度写的。

我早年对温庭筠的词没有十分的感动，不大喜欢。那时我比较年轻，喜欢那些能够比较直接地打动我的诗词。像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写得漂漂亮亮的，但这并不能引起读者直接的感动，所以我写温词的论文完全是用理性来写的。因为我觉得要写词的话就得从温庭筠写起，所以第一篇就写了温庭筠。

《温庭筠词概说》这篇文章，我完全是按照学术论文的要求写的。当时我收集了很多历史资料，不但是《新唐书》、《旧唐书》上的正史，还有当时的笔记对温庭筠的介绍。我还收集了前人对温庭筠批评的资料，我把这些资料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欣赏温庭筠的，像张惠言的观点；一类是不同意张惠言的观点，认为温庭筠的词没有什么深刻的意思，像王国维、李冰若的观点。

虽然我主观上不太喜欢温庭筠的词，可是我在分析的时候，还是很仔细地注意到温庭筠的词所蕴涵着的更深一层的情意。其实那时我就开始讲到了他的“懒起画蛾眉”的蛾眉，可以让人联想到屈原《离骚》里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我也讲到蛾眉可以让人想到李商隐的“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懒起画蛾眉”还可以让人想到杜荀鹤的《春宫怨》：“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因为这些都是我小时背的诗，蛾眉、画蛾眉所能够给人的联想都想到了。我完全是用了中国的传统说诗的方法讲的，像仇兆鳌注杜甫诗一样，每一个词语跟古代的诗文有什么关系，都把它引出来，使得这首词的内容和意义就丰富了，可以给读者很多联想，可是那时我没有理论，对于这些联想我没有一个理论的说法。

直到60年代末期我离开台湾到了北美以后，我看到了一些西方文艺的理论，学了很多西方新的名词，我才能用文本里边语言的符号、文化的语码、互为文本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诗词，这是后来的事情。我在写《温庭筠词概说》时虽然没有这些理论，但是已经跟我给《文学杂志》写的文章不同了。

中国不讲互为文本、语码、符号，但是中国讲出处。大家都赞美杜甫，说杜甫的诗无一字无来历，他的每一个字都有出处，这是中国古典诗词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说你这个语言要有出处，才是典雅的，在你的这个诗句或词句里包含了很多的联想和可能性，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诗句都有出处，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因为文学欣赏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说注重出处，不是说非要有出处。有出处的作品可以是好的，但是有些人没有真正的感受，只是堆砌古典，也写不出好的作品。像有些人写的那些咏物词，只是翻翻类书，找出蟋蟀都有什么典故，荷花有什么典故，就都搬上去了。很多人写咏物的词都是这么写作的，这是不好的。王国维曾经说过：“‘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他是用了古人的诗句，但是不一定有自己的境界。你一定要自己有境界，你才能用古人的词句，如果你自己没有境界，那么古人也不为你所用。如果自己没有境界、没有真正的感受，你就是堆砌成语典故，那也是没有生命的。而且也不是尽然要用古人，你自己创新，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像辛弃疾写了一首《卜算子·齿落》，那时因为他的牙齿掉了，他就自己写了这首词嘲笑自己。他说“已阙两边厢”，两边的牙都掉了；“又豁中间个”，中间的牙又掉了；“说与儿曹莫笑翁”，跟小孩子说你们别笑我；“狗窦从君过”，这是说齐国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欺负他个子矮小，不肯让他从大门走，让他走一个很小的门，晏子说，狗的国才走狗的洞呢！辛弃疾就是把这种玩笑的话写到词里，而且他还说“刚者不坚牢”，很硬的不一定坚固牢靠；“柔者难摧挫”，柔软的反而不容易受到伤害；“不信张开口角看”，不信你就把嘴巴张开看看；“舌在牙先堕”，柔软的舌头还在那里，坚硬的牙齿反而落了。这里又包含了哲理。你看他这里边都没有什么古典，而且他用很多俗话，但是写得非常好。而另外一方面，辛弃疾的词也往往会用很多典故，只是辛词的用典都有他自己的感发，绝不同于一般的堆砌，所以辛词不论是否用典都写得好。

又如大家都说杜甫无一字无来历，但他有一首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完全用了农村通俗的语言。这首诗说他在四川的时候，跟左邻右舍的乡下人做了很好的朋友。有一个老农夫请杜甫喝酒，喝完一个小缸，不让杜甫走，还要开一个大缸让他再喝。杜甫写当时情况说，“欲起时被肘”说我站起来要走，被他拿胳膊肘一拐，把我给摁下来了。你看杜甫有时也用这样很通俗的字，所以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如果你是真正有生命的，有感发、有感情的，你用雅也可以，你用俗也可以。这是我现在说的话，我在《温庭筠词概说》里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那时我是用传统方法，把语言的出处都给找出来了，分析得很仔细。

那时我还做了一个工作，是一个很笨的工作，就是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这是一本研读杜甫诗的参考书。这本书的写作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那时我在台湾大学和淡江大学都开了杜甫诗的课。杜甫的诗历来是各种注本最多的，因为杜甫的诗非常有名，被人称为“诗圣”。从宋、明、清以来，杜甫诗各种版本不同的注解之间有一些问题。例如“征西车马羽书迟（驰）”，是迟到的迟呢？还是奔驰的驰？不同的版本的文字不同。还有解说也有不同，例如“同学少年多不贱”，有的说“同学”是指杜甫少年时的同学；有的说是指现在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所共同的学习方向。还有“五陵衣马自轻肥”，有的说“自轻肥”是轻视他们的意思，是任凭他们轻肥；还有的说“五陵衣马”是这些人自己只管自己的享受，对杜甫就不顾念了。凡此种种，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释，我就把这些不同的版本都看一看，发现各种版本有很多的不同，解说也有很多的不同。于是我就想把它们整理一下，对于这样的诗，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哪个解释是对的，哪个解释是错的；哪个版本是对的，哪个版本是错的。我要讲杜甫的诗，当然要做这个功夫，这是我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60年代的时候，台湾文坛上“现代诗”风行一时。许多人对当时这种以句法颠倒及意象晦涩为美的作品提出批评，由此引发了传统派与现代派的一场争论，打起了笔仗。那时我正在台湾大学教杜甫诗，对于这场争论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当时西方文学艺术领域有一种新的风气，就是以晦涩为美。不但诗歌以晦涩为美，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像绘画，本来写生画一个花瓶就是一个花瓶，画一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画山就是山，画水就是水。可是后来绘画有了抽象的、意象的表现手法，从具体的、明白的、有形象的画变成东一块红，西一块黑的，你根本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话剧也是这种情况，以前的话剧像《娜拉》表现的女性解放的主题，写得都很明白。到了60年代初期，像法国人贝克特写的《等待戈多》，表现的就是一些荒诞的、晦涩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故事。一开始两个人站在舞台上，说一些非常无聊的、不成意义的话。整个剧本也没有什么情节，就说两个人在等一个叫戈多的人，两个人说来说去，后来有一个小孩上来了，说戈多不来了，就走了。第二幕再上来还是那样，两个人还是说那些无聊的话，那个小孩又来了，说戈多不来了，就走了。很多人看了这个话剧觉得很沉闷，因为他们说的话都是无意义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也没有一个情节，没有一个故事。你听他们说一个钟头莫名其妙的东西，当然会打瞌睡的。但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贝克特的作品的。就说《等待戈多》，你看他非常无聊，说这些无聊的话让你打瞌睡，可事实上，他就是让你有这种感觉，他正是要用这些空洞的、无聊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告诉你：这就是人生。人生有时候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空洞的、无聊的，就是让你等。你或者有个理想，或者有个盼望，可是你的理想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愿望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整个人生就是这样荒谬的。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人生是荒谬的，贝克特就把这些荒谬的东西拿到舞台上，表演出来给你看，让你感觉到人生真的是荒谬的，他就是用这种荒谬的故事写出来人生的悲哀，这种荒谬剧当时是很流行的。

我认识了解这些西方文学艺术的状况与《文学杂志》有很大的关系。多年以后我在讲西方的符号学、诠释学的时候，讲到布拉格学派。当时布拉格学院里边就是有这么一批人聚在一起，大家都对诠释学、符号学感兴趣，对于诗学感兴趣，大家经常一起讨论，就碰出了火花，写出了很多篇论文，提出很多新的文学理论。当时的台湾大学也是这样，也是有这么一种风气。夏济安先生在外文系教书，而恰好他们班上有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所以天下事有时候真是有时运，有因缘际会，台湾大学有夏济安先生这样的老师，又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们就办起了《文学杂志》。《文学杂志》对于中、英的文学是同时兼收并蓄，它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介绍西方新的文学创作，像卡夫卡、贝克特都是《文学杂志》介绍的，我写的《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也都是在《文学杂志》发表的。

那时台湾开始流行现代诗，不过这种现代诗跟胡适之他们的白话诗是不同的。因为胡适之他们是刚刚从古典走出来，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说白话，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跟口语一样。可是台湾的现代诗正相反，他们写的诗是不要像口语一样。你看那些诗写得真的是晦涩，真的是颠倒不通，很多习惯于旧的传统的人就不喜欢它，认为这些现代诗根本就不通，连文章都算不上。写文章你一句话还要说通顺了呢，连话都说不通，怎么就成了诗了呢！他们以为，这些写现代诗的人，是故意制造一些艰深晦涩让人看不懂的东西来遮掩他们的肤浅，故意让你看不懂，你不懂就莫测高深了么！

在这场争论之中，我之所以写杜甫的《秋兴八首》，是因为《秋兴八首》中有些句法就是颠倒错综的，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两句。

当年胡适之写《白话文学史》时曾说，杜甫这些诗都是难解的诗谜，就是拿诗制造一些谜语，句子也不通，人家根本看不懂。“香稻啄余鹦鹉粒”，香稻没有嘴怎么能够啄呢！“碧梧栖老凤凰枝”，“栖”是落下来，有脚才能落下来，碧梧没有脚怎么能栖落呢！应该倒过来说才对。鹦鹉是鸟，有嘴才能啄，鹦鹉吃不了才剩下了香稻粒，所以应该说“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有脚才能落在碧绿的梧桐树上，应该说“凤凰栖老碧梧枝”。“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这多么通顺，多么明白，杜甫这个人简直是莫名其妙，通顺的句子不要，非要把它颠倒变成不通的句子，胡适之就这样把杜甫给骂了。

我之所以要写杜甫的《秋兴八首》就是要说明，那些被胡适之骂做晦涩不通的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的诗句子不一定都要像说话那样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是可以颠倒的，是可以用一些好像不通的语法来写的。这当然有原因，而且要分别来看待。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诗一定要有余味，就是说要留下一些东西，让读者去感发，让读者去想象，你的话都说完了，就没有意思了。就是把话都说完的时候，也要有更大的感发的力量藏在背后，虽然都说出来了，还有更大的感动在后边，这是杜甫常常做到的，我们举一个例证。

杜甫跟他的好朋友郑虔在长安的时候，常常一起喝酒，一起作诗。经过“安史之乱”，长安沦陷于叛军之手，杜甫当时不在长安，他跟家人在奉先，他知道长安陷落了，肃宗到了灵武，他就去投奔肃宗，在路上叛军把他捉到了长安，但是杜甫在长安待了一年以后就又跑出来了。可是郑虔当时就在长安，他本来做一个很清苦的广文馆的学士。一个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不做官，家里就没饭吃了，所以郑虔就接受了叛军让他做的官。等到长安收复了，杜甫再回到长安的时候，郑虔已经被贬到台州去了。杜甫写了一首七律怀念他的好朋友。题目是：《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郑虔排行十八，所以称他郑十八。杜甫说“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这是说郑虔是一个像庄子说的樗树散木，很不合现实的人，现实的功名利禄都没有追求到，他在喝醉酒以后常常说自己不过是个画师，这是牢骚话。“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是说人生不过百年，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半百快要死的人了，国家正是在中兴的时候，你却被贬遣到万里之遥，我真的伤心至极。“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是说你这么匆忙就走上了那么一个遥远的、漫长的旅程，我想跟你见一面都没有机会，也来不及给你饯行敬酒了。“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是说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是永别了，但将来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死了，到了九重的黄泉之下，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交情一样还存在。

我讲这首诗就是想说，一首诗就是把话说尽了，就是把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悲哀都说出来了，是同样可以使人感动的，因为杜甫的感情果然是这样的真挚，果然是这样的深厚。所以他就是都说出来，你仍然受到他的感动，因为他的本质就是真挚、深厚的，他不怕在你面前展现、流露他所有的情感。可是如果你本来就是肤浅的，或者本来就是虚伪的，你都说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的诗不能用白话都说完了，说完了就没有余味，诗是要有余味的。可是诗不是你不说出来就有余味，人家杜甫都说出来也有余味。只是一般的人，不得不遮遮掩掩的，才好像有余味。因为他本来就很浅，如果都打开，人家一看，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他不能全打开给人看，只好用盒子包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了。白话诗的缺点就是都说成白话了，就不像诗了。当时台湾的现代诗以及后来大陆的朦胧诗，都是诗歌在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

我这个人一方面是有感觉、有感情的，可是我也很理性，而且我也比较通达。我不讲绝对，只有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从不这样看，我觉得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天下事都有它存在的原因，所以我都承认。我觉得当时他们打笔仗的斗争不大好，就举出杜甫的《秋兴八首》中的例子说明诗不是都要用白话说出来，句法是可以颠倒的。

杜甫的《秋兴八首》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句法的颠倒，他不说“鹦鹉啄余香稻粒”，而是说“香稻啄余鹦鹉粒”。但是杜甫的颠倒，不是故作玄妙的颠倒，不是为了让你看不懂才故意颠倒的，杜甫的颠倒有他颠倒的道理。《秋兴八首》所写的都是他在四川夔府怀念长安的感情，第八首写的是怀念当年长安所有美好的景物，有昆吾亭、有御宿川、有紫阁峰，长安除了这些山水美丽的景色，还有什么呢？还有长安的富庶。长安在中国的北方，北方不是盛产水稻的地方。可是长安的近郊渼陂这一带有很多水，这里是种水稻的，渼陂出产的稻子是最好的。杜甫要写长安当年的富庶，长安当年的美好，所以说“香稻啄余鹦鹉粒”，“香稻”是一个名词，“啄余鹦鹉粒”是一个形容的短句，它是可以颠倒的。香稻不但好吃，而且很多，多到可以拿它去喂鹦鹉，鹦鹉都吃不了。杜甫不说“凤凰栖老碧梧枝”，而是说“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是这样。查一查长安县志你就知道，长安附近渼陂这一带的路上种的都是梧桐树，这是当时真实的景物。渼陂这一带的梧桐树碧绿碧绿的，非常美。美到什么程度？美到连凤凰都愿意落在这里，终老在这里再也不走了。所以杜甫说“碧梧栖老凤凰枝”，“碧梧”是名词，“栖老凤凰枝”是形容碧梧美好的短句，也是可以颠倒的。他的重点在“香稻”、在“碧梧”，因为这样才能增强香稻的多、碧梧的美，才能给你这样的感觉。杜甫这里的颠倒，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那些现代诗把句子、文法颠倒了，不是不可以的，如果它是有道理的，它尽可以颠倒。但区别是，当时写现代诗的人，有一些好的作者，他的颠倒是有道理的，他颠倒的结果，果然造成了一种诗歌感发的效果，当然就是好的；可是有的写诗的人，自己本来就没有东西，他是故意写得让你看不懂，那就是不好的。

杜甫的《秋兴八首》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他所用的意象往往可以超越现实。比如“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用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形象。这些形象有时你也不懂，“织女机丝虚夜月”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昆明池旁边有个织女的雕像，昆明池就象征着银河，可是这个石头的织女，她织不出布来，她只能对着天上的明月，而织布机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织出来。杜甫干嘛要用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意思？这个形象是写唐朝经过几次战乱以后老百姓生活的贫困。杜甫用的是《诗经·大东》上的句子，“小东大东，杼柚其空”，这是说周朝时经过战乱之后，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什么都没有，织布机上当然就织不出布来了。杜甫用“织女机丝虚夜月”这个形象，你看起来莫名其妙，可是他是有着具体的意思的。杜甫的《秋兴八首》里很多都只是一些个形象，这些形象都包含了很多的意思。所以现代诗里有时有一些漂亮的、奇怪的形象也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我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的原因：一是为了我教书，我把二三十家不同的说法都搜集起来了；二是为了当时台湾传统诗人跟现代诗人打笔仗的争论写的。我的本意是想要把杜甫这八首诗中的一些超越变化的妙用之理，提供给当时台湾写现代诗的年轻人作为参考，我的意思是说，用形象的跳接是可以的，语法的颠倒也是可以的，但是做得好就是成功，做得不好就是失败。杜甫的诗里也有把句法颠倒，意象比较模糊的现象。只要你所写的内容表达得很好，这种形式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在形式上追求新奇，可是内容空洞，那就不好了。当然，如今已经时隔好多年了，台湾的现代诗风早已有了转变。我所讲的这些对于大陆一些年轻人或许仍然可以有些参考价值。

我写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只收宋、明、清光绪以前的注解，我不收民国以来的说法。就是从宋到清已经有好几十家了，加上后来我回大陆又收集一些，可能有上百家了。如果再把民国以来的文言翻译成白话，把诗歌翻译成散文这些评说都收进来就更乱了，所以就没有收。

因为我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宋、明、清的，所有的图书馆都规定清光绪以前的书都属于善本，一律不出借。那时复印机还不流行，台湾“中央图书馆”以及各个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复印机，所有的资料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的。平时我担任三个大学的那么多课，根本没有时间，我是利用暑假的时间，每天到各个图书馆去查书。台湾的暑期非常热，那时台湾很多人还没有私家车，我每天都是挤公共汽车去的。我这个人要做一件事情，真是下死功夫去做。大热的天，我挤着公共汽车，一身的汗，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地跑，去找这些善本书，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抄下来，为了写这本书，我所付出的辛苦和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与以前我写的《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那几篇文章不同，那几篇写的是欣赏性的文章，我在写作时还尽量注意欣赏的意趣，在语言文字方面是比较美的，读起来很轻松。《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不同了，我下了很笨的功夫，一句诗我引了好几十家的解释，而且光引人家的也没有意思，我还在每一种解释的后边加了一个按语，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那些不同的说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光说这个对那个错还不成，我还都要给它说出一个理由来，这个对是为什么对，那个错是为什么错。诗是可以多义的，比如李后主词的“天上人间”是什么意思，是梦幻？是感叹？还是对比？你都要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对于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要给它做一个衡量。所以这本书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不会喜欢的，而对于那些真正做诗歌的批评、欣赏和研究的人，这本书才是有用的。可以说我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为后学年轻人而写的，是“为人”的写作。

早期我写的那些诗词评赏的文章，都是从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自己的喜爱为出发点来写的，像《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都是“为己”的学问。从60年代开始，我写文章的路子从“为己”慢慢转向了“为人”，这种转变是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开始的，是针对当时台湾文坛上传统与现代的困惑而写的。到了海外以后，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论吴文英词》。因为吴文英的词也是用了一些时空的颠倒，也是用了一些感觉性的修辞而不用理性的修辞。这篇论文还是接着我对台湾现代诗问题的关怀写的，也可以算是一种“为人”的研究，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写的。

三、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以及对传承的责任的醒觉

我到海外以后，那些西方学生的论文当然是用英文写的，里面所涉及的所有的中国诗都要翻译成英文，我从中发现他们的翻译常常有很多误解，很多错误。那时台湾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就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为好。这些人以前在台湾读的是英文系，然后到海外又读了东亚系，回到台湾以后，常常喜欢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写一些评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我看到有些文章把中国古典诗词都给扭曲了的现象。我以为西方的文学理论不是不可以用，可是你用的时候，至少要对中国自己的东西有相当的了解。你对自己的东西都不大了解，就去用人家的东西，往往就把中国的旧诗给扭曲了，所以我就写了《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这篇文稿。我在这篇文稿里举了很多例证，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汉语语法不熟悉造成的误解；也有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修养不够，对典故不熟悉而发生的错误。我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辩证说明，反映出我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摸索探寻中的甘苦。这是我当时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就是由“为己”的学问转变成“为人”的学问以后，开始有了一种醒觉，就是我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的醒觉。

我早年三十多岁在台湾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无论是教书还是写文章都是选我自己喜爱的作品，我自说自话、自享其乐。到了海外以后，我开始有了对文化传承的醒觉和关怀，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慢慢年岁大了，就想到怎么样把这些文化传统延续下去。另一个原因就是看到当时台湾用西方文学理论把中国古典诗词扭曲了的现象，我觉得我们既然从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没有传下去，是一件令人愧疚的事。一个人生命的传承是靠子女，而一个文化传统的传承是靠下一代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生赶快把老师的学说整理成一部《论语》，就是想把孔子的学说传承下去，他们果然做到了。到现在都两千多年了，不是还影响着我们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传承。

像我的老师顾先生，我刚回来的时候，他一本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他早年自费印的几本词集。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的作品整理出来，也要把我保存的当年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如果我当时没有记笔记，或者没有保存下来，那真是世界上的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就失落了。顾先生的讲诗，一定是对诗词有灵感、有体会的人才特别喜欢，因为他真是把诗词里的生命、灵魂给讲出来了。他不像一般人的讲课，都是知识，都是诗歌以外的东西，并不是诗歌本身。很多人看了顾先生讲诗的笔记都说很受启发，我的一个学生程滨就是看了顾先生讲课的笔记受到了启发而有志于诗的，他的诗写得很不错，他的学生也喜欢听他讲课。还有沈秉和先生也是觉得我的老师讲得好，有一次他到南开来，我讲了李商隐的《燕台诗》，沈先生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怎么革你老师的命呀！你的老师说《燕台诗》是不可以讲的。我老师的确讲过这类的话，但是我忘记了，可是沈先生他看过我老师的书，他就记住了。沈先生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你老师的说法就如同李白的诗，很好，但是没有办法追随；你的说法就如同杜甫，都明明白白说出来了，就可以追随。我觉得沈先生说得有道理，差别就在这里。还有我在U.B.C.教的一个学生戴绮华，这个女学生对于诗歌，对于文学是很有灵感的。她看了顾先生的书跟我说，你的老师比你好多了。我说：当然我的老师比我好多了，因为我的老师是说到了诗词中非常微妙，非常高的境界；我的老师真是飞在天上去说的，我是看到老师在天上飞，我是能够理解的，可是我是站在地上说的。无论怎样，我还是觉得我当年在颠沛流离中把老师的笔记保存下来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到台湾，到北美，二十多年辗转搬迁，书籍、衣物等等丢了很多，就是我老师的几本笔记，一直随身带着，从来不托运，所以一本都没有丢失，全都保存下来了。我的观念是：那些衣服和印刷的书都是身外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买，可是我所记的老师的讲课笔记是唯一的，是最宝贵的，因为从来没有整理印刷过，所以是不能丢的。

我的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希望我是南岳之下的马祖，而不只是孔门的曾参。孔门的曾参就是跟着老师走的，老师说一就是一，老师说二就是二。我的老师是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学生，你只能跟随老师是不够的。我的老师还常常引用佛家的说法，“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的见解跟老师一样了，你就把老师的好处减少了一半；你的见解一定是要比你的老师更高出一层，这样的学生才是值得传授的。我的老师就是这样鼓励我们。

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外在的关怀，有了对传承的醒觉以后，我所写的文章还是针对诗词的文本来写的，就是说这个文本是应该这样讲的，是应该这样理解的，你如果不了解它的传统，你的体会就很容易发生错误。直到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汉学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所以我才开始写关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文章。我写的题目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从此，我又开始了对词学理论的探索，这是我到海外以后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

我的写作本来是为己的欣赏，后来转到了为人的对传承的关怀，又转到对文学理论的探讨。那时我虽然是转到了文学理论的探讨，但是我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框架之中。我这个人是好为人师，急于要把我所知道的诗里的好处、词里的这么丰富的内容告诉别人，总是希望别人也知道这些好处。可是同时，我也好为人弟子，非常喜欢学习的。我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查的生词多了，我的英文听力、阅读能力都慢慢提高了，就常常去听他们西方人的课，还借那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学理论，而且用之来讲中国的诗词评赏。

四、中国词学理论的探索

我从十几岁开始填词，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根本没有理论的观念。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初中时，母亲为了奖励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我。这套书里有一本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就成了为我开启通向诗词欣赏之门的一把钥匙。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这本书的要义实在并不完全了解，但是读起来却常常有一种直觉的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对王国维关于“境界”的说法，觉得义界不够明确，还有他对于南宋词只喜欢稼轩一人，对于其他各家都不喜欢，我也觉得他有些偏见。那时我对于这些困惑没有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词选课以后，我才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源流演变以及怎样评赏词的美感特质，开始了反思和探索。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对于过去我所看过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才慢慢有所辨识，对于这些词话和词论的得失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体会。

我写出的第一篇有关词学理论的正式论文，就是前面提到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这篇论文是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当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客座讲学，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帮我把这篇文稿翻译成英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篇论文后来被编入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我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北美汉学界，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词论做过如此深细之研究的缘故。

清朝号称为词的中兴时代，不仅作者辈出，而且流派纷呈，先后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以朱彝尊为领袖，阳羡词派以陈维崧为领袖，常州词派以张惠言为领袖。陈维崧、朱彝尊都是大家，词作都比张惠言的多得多，可是他们的词学，他们对于词的批评，没有盛行，对后代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张惠言说“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提出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方法，奠定了常州一派的词学理论基础，影响深远。张惠言的词学被后人这么看重，影响这么久远，就是因为张惠言有继起的人接着发扬了他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周济。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文稿，以现代文学理论，对常州派创始人张惠言和他的后继者周济的比兴寄托之说的词学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1970年在美国贞女岛出席学术会议时与哈佛大学亚洲系系主任海陶玮教授（右）、法国侯思孟教授（左）合影

中国词的美感特质是它往往蕴涵着一种言外的情致。从花间词那些写美女爱情的词开始，凡是被后来的读者和词学家认为是好的作品，都是说那些作品有言外的情致。一篇文学作品，能够给人留下联想、回味的空间，才是好的作品。张惠言确实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他很有眼光的地方，可张惠言的错误是他把读者的这种联想都指成作者有心的用意了，所以他的说法就变得很拘执，很狭隘。所以后世许多学者不赞成张惠言，认为张惠言是牵强附会。

王国维就不赞成张惠言，李冰若也不赞成张惠言，甚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也不赞成张惠言。可是很奇妙的是，王国维虽然反对张惠言，可是他自己的词里边也有言外的意思，他把人生哲理都写进去了。我的老师也不喜欢张惠言，可是你看他写的那首《鹧鸪天》：“不是新来怯凭栏。小红楼外万重山。自添沉水烧心篆，一任罗衣透体寒。　　凝泪眼，画眉弯。更翻旧谱待君看。黄河尚有澄清日，不信相逢尔许难。”完全把爱国的情思写进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词的本身就是可以有言外引人联想的感发的作用，张惠言体会到了，他说词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所以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过于牵强附会了，引起了后人对他的很多批评。

周济和谭献是常州词派的继起者，他们提出了不少更精辟的词学理论。周济是张惠言的外甥董晋卿的好朋友，受到董晋卿的很多影响，他们常常一起切磋。周济就比张惠言更有眼光，周济也承认这些五代两宋的小词有言外的意思，但是他能够跳出来，发展了张惠言的学说。中国人不管是讲哲学，还是讲文学的批评，他们都是把他的体会、他的理念用一个形象来表述。你看庄子的哲学都是一个一个的寓言，一个一个的故事。周济也是把对词的批评用形象来说明的，他给读者提出一种自由的欣赏和解说的方法，他认为“读其篇者”就如同“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这是说体会一首词的言外之意就好像你站在深渊之上，看见水里是有鱼游来游去，可那是鲂鱼还是鲤鱼呢，你没能看清楚；又好像半夜里你看到天上一道闪电亮了一下，究竟是什么方向，是东边还是西边，你也没看清楚。周济的这个比喻非常妙，他就把张惠言那种认定了有言外寄托的词学理论给说活了，给发展了。周济在这里明白地指出在诗歌的欣赏中，有一部分作品原来是不可能给予确定的解说，也不需要给予确定的解说，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来的谭献在周济的词学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作者未必然”，可是“读者何必不然”的说法，承认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联想的自由。这种通达的说法和态度，弥补了张惠言的过于拘执比附的缺点，可以说是对常州词派理论的一个很大的拓展。

本来我是觉得诗歌本身的欣赏才是有意思的，它是有灵感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感情的。而文学理论其实是很枯燥的，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以前都不讲这些文学批评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当我走上了这条路的时候才发现，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的理论，果然掌握了词的特殊的美感特质。特别是我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以后，发现用它来解说、阐释中国词的这种微妙的作用也非常适合，所以我也开始感觉很有意思。我对于中国旧的文学批评原来有一些想法、一些体会，可是我不能很有条理地把它说清楚。当我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以后，竟然发现它们与中国的传统的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我忽然间找到了一个理论、一个依据，恰好能够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喜悦的事情。那些英文的理论书，不像一般的故事、日常对话那样容易，常常有一些特殊的术语，看起来很吃力，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地研读下去，并且逐渐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些尝试不仅为我在中国词学理论的研究中找到了理论的依据，而且在课堂教学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年来在海外教学，使我感到中国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诗词的方法，很难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而运用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能够帮助那些西方文化背景的洋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美感特质。

80年代初摄于王国维故居

我对于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和对于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继《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之后，70年代初，我又写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专题的讨论。不过我对这两篇文章并不完全满意，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做的，不过只是对这两家词论的一种梳理性的探讨而已。虽然也有不少我个人深思后的见解，但对于中国词学发展的源流和脉络，还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我对这两篇文章又做出了一些后继的研讨，又接着写了《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及《从一个新论点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我开始用了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来讲中国词学的理论。这其间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词，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体式，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它突破了中国“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是在歌筵酒席间伴随着乐曲成长起来的。它兴起于隋唐年间，起初流行于市井里巷之中，文士们觉得它的曲调很美但文词却不够典雅，于是就偶然插手为这些优美的曲子来填词。真正能够使词开始有自己的传统流传下来的，始自《花间集》。《花间集》是五代后蜀的赵崇祚编的，前边有欧阳炯写的序文，这个集子就是我国最早的词集。西方把这本词集的名字译为“在花丛里唱的歌”（Songs Among the Flowers ），这名字很美，而且名副其实。欧阳炯在《花间集序》里说：这些所谓“诗客曲子词”原只是一些“绮筵公子”在“叶叶之花笺”上写下来，交给那些“绣幌佳人”们“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去演唱的歌辞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想而知，词的内容自然也就离不开美女和爱情了。在作者的显意识中，原来也没有借此来抒写自己情志的用心，所以诗人文士写词时的心理状态和写诗时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诗，向来有言志的传统，杜甫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稷与契以天下为己任，觉得天下有一个人没吃饱，有一户不安乐，那都是自己的责任。词就不同了，文人们写词时不存在这类意念，因为词不过是在歌筵酒席上写来交给歌伎们去演唱的歌辞，可以不受政治和道德观念的约束。

但是，文学作品必须通过作者这个媒介。诗的言志是作者显意识的活动，而词在男女爱情和相思离别的背后却往往暗藏着作者潜意识的活动。德国一位女学者汉柏格（Kate Hamburger）在她的《文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Literature ）一书中认为，凡抒情诗歌，无论其内容、感情与事件是否真实，其中总是带有一种感情的品质，而感情的品质也就代表了作者的品质。所以，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到北宋的晏殊、欧阳修，这些词的作者，由于他们的品质、修养不同，也就造成了他们的词的境界的不同，他们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露到作品里，就形成了词的一种“言外之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这种文学体式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自《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说湘水之神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要眇宜修”是一种纤细幽微的女性美。“诗之境阔”，是说诗所表达的内容无所不包，而词一般只是写景抒情。“词之言长”，不是说词的篇幅长，而是说词的韵味悠长，给人长久悠远的联想和回味。这就是说，一定要有言外的意味，能够引起人的感发和联想，那才是好词。也正是由于词有言外之意，所以引起了后人的许多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后人不同的看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个是张惠言《词选》的说词方式，一个就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词方式。

张惠言是主张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温庭筠有一组很有名的《菩萨蛮》，张惠言就认为它们都有寄托。其中第一首是：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张惠言说，这一首词里边的“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屈原的《离骚》是叙述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遭遇的作品，而温庭筠是写一个女子簪花照镜。温庭筠的词果真有屈原《离骚》的意思吗？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于是就有别的学者出来反对了。王国维就说：“固哉，皋文（张惠言之字）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可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也曾说过：“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这“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是哪里的句子？正是屈原《离骚》里的句子！王国维既然反对张惠言用《离骚》来解释温庭筠的词，为什么他自己也用《离骚》来解释南唐中主李璟的词呢？他们的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能不能成立呢？

中国旧传统的说诗人，他们的长处是对诗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能够掌握它的感发生命的源泉，而缺点是他们缺少有逻辑、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上的说明。中国在很早就有“比兴”的说法。如果单从诗的创作而言，比，是你的内心先有一种情感，然后再找一个外物来比，它是由心及物的；兴，是先有外物，然后引起你内心的感动，它是由物及心的。这种心与物相感的关系，实在是一切意识活动的根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德国兴起了现象学的哲学，现象学所研究的，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在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也正是心与物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是相吻合的，而如果把“比”与“兴”的两种感发方式引用到中国说词的传统中来看，张惠言的说词方法该是属于“比”的方法，而王国维的说词方法该是属于“兴”的方法。

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符号学”（Semiotics）。符号学家认为，人类不仅用符号来交流信息，而且也被符号所控制。也就是说，由于联想的作用，在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系统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当然，这个系统必须在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都掌握相当一致的语言符码时，才能够充分实现信息的交流。这种理论，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有所暗合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那首温庭筠的《菩萨蛮》：“懒起画蛾眉。”“蛾眉”，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一个语码。我说“蛾眉”是语码，并不是由于《离骚》里用了一次“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它就成了语码，是因为用照镜画眉来作托喻，在中国文学中已形成一个传统。李商隐有一首《无题》诗说：“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一个才人志士的成长。对镜画眉，从镜子里看到你自己，这是对自我的一个反思和觉醒。这个女孩子八岁已有了对自己才志的觉醒，十岁有了对理想和抱负的追寻，并为此而从早到晚地学习，但是她想到自己还没有一个许身的对象，就为此而流下泪来。唐代的读书人要想为自己的才志找一个出路是很难的，因为他只能通过科举的考试，只能等待别人的欣赏和任用，这情况和女子的等待许身给一个人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照镜画眉含有多少象征的意义！

“懒起”，也成为有托喻性的一个语码，唐朝诗人杜荀鹤有一首诗说：“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天生丽质难自弃，如果你许身给一个不该许的人，你一辈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断送了。但是，那些正在走红得宠的人，果然是因为才志美好吗？不是。是因为他们会吹牛拍马，是因为他们会走后门送红包。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美好的事物没有人欣赏，怎能不“欲妆临镜慵”呢？当然，一个人最需要的是完成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非得等别人的欣赏和任用，这是有待于外，有求于人，难道别人不肯定你，你就没有价值了吗？在这点上，陶渊明就高人一筹。他说：“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但是一般人很难达到陶渊明那样的境界，所以就因为“承恩不在貌”而“欲妆临镜慵”，也就是“懒起画蛾眉”了。可是要注意：“懒”，并不是不画了，而是“弄妆梳洗迟”。这个“弄”字，同时也隐藏着一种精神上的境界，她不是像杜甫在《北征》诗中所写的他的小女儿那样，“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胡乱涂抹，而是十分仔细，十分珍重，尽量化妆得更精致更完美。既然没有人欣赏为什么还要画？要知道，“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这种追求完美的要好之心实在是才人志士的一种本性，也就是屈原在《离骚》里所说的“余独好修以为常”。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张惠言从温庭筠写美女爱情的词里看到《离骚》的比兴寄托不是没有原因的。

再就西方接受美学而言，一篇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来领受，就只是一件没有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艺术的成品”（artifact）。只有在读者对它有了感受，受到启发之后，它才有了生命，有了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学的客体”（aesthetic object）。但是，由于读者的修养、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作品的感受也不相同。西方还有一个学派叫“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般而言，大家都主张追寻作者的原意，但诠释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着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既然如此，张惠言认为“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的意思，那就是张惠言对温庭筠词的诠释，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张惠言这种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拘狭。尽管他运用了文化背景的联想，但他的比附非得落实到政教上不可，有时就显得牵强附会，很不自然。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张惠言所用的带有政教意味的、比兴寄托的方法本来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可是能够为他作证明，说他可以这样联想的，却是一些西方的新理论。

我们再来看王国维的说词方式。王国维说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这也是一种言外之意。张惠言的说词方法我们可以从西方最新的理论中给他找根据，如果我们也试图给王国维找一些理论根据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回到中国更古老的传统中去，那就是中国的诗歌中重视“兴”的作用的传统。

我一向认为，“兴”是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是我们中华诗学的特色所在。孔子说过，做人的道理第一就是“兴于诗”。要知道“哀莫大于心死”，兴是一种感发，它能使你内心之中产生一种生生不已的活泼的生命，而诗就可以给你这种兴的感发。《论语》记载孔子跟子贡有一次谈话，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的回答把子贡的境界提高了一步。子贡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于是，孔子就赞美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为什么白色是最绚丽的呢？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先要把质地弄得洁白了，才好作画。子夏就领悟到：“礼后乎？”先要有一颗守礼的心，然后才讲到外表的礼。孔子赞美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由此可见，孔子赞美的是富于联想的学生。“兴于诗”，是孔子教育学生的根本，他要求学生有一颗富于感发的心，而且经常能够从诗里面感发到做人的道理。子贡是从做人联想到诗歌，子夏是从诗歌联想到做人。这种自由的感发和联想，正是中国最宝贵的传统。遇罗克的日记里引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是说“四人帮”吗？当然不是，他是论唐初四杰的诗歌，但这两句诗却能感动千百年之后的读者，给他们的内心一种启发和激励！这也就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作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三则例证，就都是发挥了“诗可以兴”的传统。

第一则词话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第二则词话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按：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按：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三则词话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这三则词话的评说同样出于自由联想，但仔细看来却各有不同。王国维在第二则词话中说他所讲的不见得是作者的原意，这是相当客观的；可是在第一则中他却十分肯定地说别人都不是“解人”，只有他才得到了作者的真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李璟的全首词：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这是一首写思妇怀念征人的词，上片写的是思妇看到秋天的景色就想到自己的憔悴衰老，因此不忍心再看。下片是说她梦见了丈夫，醒后才想到丈夫还远在鸡塞之外，于是就起来吹笙。小楼的闭锁、四围的寒冷、玉笙的珍贵，都突出表现了思妇的孤独、寒冷和情意的缠绵。结句是“倚阑干”，“倚阑干”时看到的是什么？还是那“不堪看”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冯延巳和王安石都曾称赞过这首词里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两句，他们的眼力一点儿都不错，这两句写得确实很好，而且这两句所写的情意正是这首词的主题所在。其中那深微幽隐的感情是隐意识的，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就李璟这一首词而言，写思妇的感情写得最好的地方是“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两句，那是不错的；但如果从它所传达的感发生命而言，给人最强烈的感动的却是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西方的新批评学派注重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形象和文字的质地，以文字的质地而言，这第一句如果改为“荷瓣凋零荷叶残”，意思完全一样，但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而所谓“言外之意”是要靠文字传达的：“菡萏”出于《尔雅》，这个词比较古雅；“翠”字可以使人想到珠翠、翡翠；还有“香”字所表现的馨香和芬芳——它们都能给人一种珍贵、美好的感觉。而这些美好的东西却结合了“销”和“残”两个动词，于是就造成了一种效果——传达了世间美好的东西同归于消逝和残破的短暂无常的悲慨！这头一句还只是菡萏和翠叶本身的消逝，而“西风愁起绿波间”则是说这美好而短暂之生命的整个生存环境，是如此的凄凉和动荡不安！就作者而言，“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可以说是南唐中主李璟写这首思妇怀念征人之词时的显意识；而当时南唐这样一个小国，进不可以攻，退不可以守，朝不保夕，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则是南唐中主的隐意识。他的这种隐意识无意之中流露在写思妇的这首小词中，这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与这首词中所写的思妇的悲慨暗中有相合之处。王国维正是掌握了这一感发的生命的本质，所以说那开头两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且敢十分肯定地以“解人”自居。

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北宋晏殊《蝶恋花》词里的两句。这首词本来也是写相思离别的，但是其中这两句却使王国维产生了成大事业大学问之第一种境界的联想。叔本华认为，每个人都跳不出意欲的圈子，不过每个人目光的广狭和远近都不相同。一般人为庸俗浅薄的东西所吸引，而成大事业的人则意愿远大。所以，一个人要追求更高远的理想，就一定要先打破眼前五光十色的繁华世界，经过一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阶段，才能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光。于是，王国维就从这种感发的作用看出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柳永《蝶恋花》词里的两句。柳永的词原来是写男女之情的，但是他这两句也能给人一种联想，使人想到人类为追求理想而殉身不悔的精神。衣带宽松了，表示一个人憔悴消瘦。但是他说，“为了我所爱的那个人，我不后悔。她是值得我为她而憔悴消瘦的”。这种激情，也与我国传统诗歌里的一种感情相合，那就是屈原《离骚》里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王国维把它列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二个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的句子。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总想一下子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充其量只能得到眼前小小的名利。要知道，坚持不悔，而且耐得寂寞，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三个境界。

王国维从这些小词里看到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境界，这是一种“兴”的联想，但这种联想与原词的主题显然不同。所以他在列举了这三种境界之后说，如果真的这样来解释这些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种体会完全是他个人的联想。

再看第三则词话，李后主有一首《相见欢》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几句表面上是写林花的凋零，但实际上是表现了生命的短暂无常。而在这短暂无常的生命之中还有那么多的折磨与痛苦：“朝来寒雨晚来风”，这样的悲哀是一切有生之物都有的。王国维所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并不是把后主比作释迦和基督，而是一种借喻的说法。因为后主词中所表现的虽然只是他自己的悲哀，但却包举了所有人类的悲哀。王国维的这种“兴”的联想与前边所说的那两种又有不同。在这里，他所感受的是后主词中那种感发力量的强大。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我们说过，好词一定会使读者有言外的联想。用什么方式来理解词的言外的联想？我认为主要有张惠言和王国维的两种不同的说词方式。张惠言说作者一定有这样的用心，是由语码产生联想，内容是传统的以政教为比兴之说的方式；王国维说作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用心，但是我可以有这样的联想，是由感发的“兴”引起联想，内容是一种以哲理为主的方式。

80年代初我开始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共同撰写《灵谿词说》的合作。当我写到《论周邦彦词》一篇时，我对于周邦彦的词所表现的一种特殊风格提出了“赋笔为词”的说法。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谈到自五代北宋以来，词的内容与风格虽然有多方面的表现，也不乏创新的开拓，比如苏轼在内容方面的开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开拓，都有着极可注意的成就；但我以为他们在本质上仍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直接的感发为作品中的主要质素。而周邦彦词的出现，特别是他的一些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转变，那就是一种以思索安排来写作的新的质素的出现。这种写作质素的改变，为词的写作开拓出了一种新途径，对于后来的南宋各家词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两种不同的品质与风格，我在文章中把这种新途径叫作“赋笔为词”。既然写作质素有了转变，那么评赏的途径和标准当然就也不得不随着转变。许多欣赏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写作质素的转变，没有清楚的认知，还是以评赏北宋词的眼光来评赏南宋词的缘故。张惠言之所以把五代宋初的那些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不喜欢南宋词的偏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没有能够加以区分的缘故。我提出这种说法后，首先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肯定，后来程千帆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也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许多困惑的问题。

《论周邦彦词》一文写于1985年，从1986年开始，我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当他们来邀稿时，特别说到当时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为什么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但我的努力也并未能挽回《文学遗产》的颓势，所以在写了十五篇以后，就停止了。这时又有人向我建议，把这些《随笔》中的零星见解改写成一个长篇的专论。

1988年我在《随笔》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对中国整体词学做了一次通观的梳理。我把唐五代两宋词在发展演进中所形成的几种不同词风的作品，结合对历代词学家词学理论的探讨略加归纳，划分出了三个阶段，正式提出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说法。歌辞之词流入士大夫手中之初，他们的意识中原来并没有要借之来抒写自己情志的用心，他们只是为流行的音乐填写歌词，可以说完全脱离了伦理政教的约束，这对于中国诗学的传统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一般来说，这一类作品往往不免流于浅俗柔靡。但其中一些好的作品，却形成了一种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而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微妙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美感特质。其形成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由于词在形式上，本来就有一种伴随着音乐节奏而变化的长短错综的特殊美感，适合表达那种深隐幽微的情思；其二是由于词的内容是以叙写美女和爱情为主，自然形成了一种婉约纤柔的女性品质；其三是由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本来就有以美女爱情为托喻的传统，所以凡是叙写美女和爱情的辞语，常常容易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其四是由于词的写作落入士大夫手中，他们在以游戏笔墨填写歌词时，无意中流露了作者自己性情学养所融聚的一种心灵本质，这可以说是歌辞之词在流入诗人文士手中以后第一阶段的特殊美感。

由于这些诗人文士早已习惯了诗学传统的言志抒情的写作方式，他们对词的写作也逐渐由歌辞转入了言志抒情的诗化阶段。诗化之词写得不好的作品容易流于浮率叫嚣。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为小词的写作开拓出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天地。夏敬观说苏轼的词“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陈廷焯说辛弃疾的词是“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虽然属于豪放之词，但仍然具有曲折含蕴之美。像苏轼的《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都是诗化之词的成功之作的例证，就是说词在演进到第二阶段诗化之词以后，仍然保持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周邦彦《清真集》的出现，使用赋笔为词，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取胜，使得词的写作进入了赋化之词阶段。特别是他的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改变，就是以思力安排为写作动力这一新的质素的出现。赋化之词写得不好，常常流于形式堆砌而内容空洞，而成功的优秀作品则往往在勾勒中见浑厚，隐曲中见深思，在思力安排之中蕴涵深隐之意。只要读者找到欣赏这一类词的途径，从思力入手去追寻，自然也可以获得它蕴涵于内的一种深思隐意。像周邦彦的《兰陵王》（柳阴直）、《渡江云》（晴岚低楚甸）都是赋化之词中的成功之作。这些词可以说在词演进到第三阶段赋化之词以后，仍然保留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我认为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的是：歌辞之词的出现是对于诗学中言志的传统以及伦理教化观念的一种突破；而赋化之词的出现则是对诗学传统中以兴发感动为主要写作方式的一种突破。至于诗化之词，表面看来虽然似乎是对诗学传统的一种回归，但是词体与诗体的形式不同，诗是齐言体式，直接抒写长篇歌行，可以用气势取胜；而词是长短句的体式，如果全用直接抒写，就可能因为失去了齐言的气势，而流于叫嚣了。这也正是长调慢词不得不改用赋笔为之的缘故。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中写得最好的，那是因为这两个词人在本质上有着沉厚超拔而不致流于叫嚣的一种质素，当然就不需要借赋笔为之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这三类不同的词风，它们的得失利弊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综合来看，我们却不难发现它们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三类词中好的作品都是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

在写成这篇文稿后不久，1990年我又应邀在美国缅因州参加了北美首次国际词学会议。在这次会议我提交了《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这篇论文，对我以前论王氏之“境界”说的一些论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王氏之不能欣赏南宋词，乃是因为他对于词体中以赋笔为词的这种新途径的特质未能有所认知的缘故。记得当时一同开会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教授对我的说法很感兴趣，他说“赋化之词”的说法还没有听说过，但这种提法确实解答了词学中的许多问题。在这篇论文中我还提出，无论是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还是赋化之词，都要以其中含有一种深隐幽微之质素才能称为佳作。不过当时我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形成这种美感特质的原因，还未能做深入的讨论。

1992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在这篇文稿中，我就女性形象、女性语言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无意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探讨了花间词所形成的一种美学特质。我以为花间词具含了一种不同于诗歌的、不属于作者显意识的活动，而完全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语言传达出的深微幽隐的意蕴。这种意蕴特别富于引起人产生言外联想的潜能，这种潜能使得花间词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我引用了西方的多种文论，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所形成的这种美感特质的基本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我以为《花间集》中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容易引起人产生托喻之想，是由于一种双重性别的因素。张惠言的比兴寄托之说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这种双重性别的质素，确实具有使读者产生一些联想的可能性。

“双重性别”是说这些写女子相思怨别的感情的小词，现实中的作者是男子，是男子来写女子失意的感情。当他写这个女子没有找到一个爱她的人的时候，无意之中把他自己在官场上的失意，把他自己得不到人的认识和欣赏的某一种潜在的感情给流露出来了。这是小词之所以形成了以要眇深微为美的美感特质的一个要素。

只不过小词中的双重性别这一质素，与过去传统诗歌中的男子作闺音的有心喻托之作，实在有极大之差别。我在该文中还引用了法国女学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说法，指出诗歌语言中的两种作用，一种被克氏称为“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种被称为“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中国传统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比兴之说是属于前一种作用，而小词中的双重性别则是由其叙写的口吻及语言符号与显微结构等因素而使人产生托喻之想，是属于后一种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而后者则是自由的、不断在生发变动之中的。这一种说法，当然也是前人词说所未曾指出的。

以上各篇文稿，反映了我对词学中之困惑的一段长期探索的路程。我对词学中的困惑之形成以及词的美感特质之形成的种种因果关联，其间一些微妙的质素，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但似乎仍然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结。我觉得还有两点应该加以说明的：一是词体中的要眇幽微之美，它的本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质素；二是这种难言的美感，既不能用张惠言的说法拘狭地指为比兴，也不能用王国维的说法含混地称为境界，那么这种美感特质究竟应叫做什么呢？

1993年我又写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文稿，对以上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两点说法。一是对词体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质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晚唐五代与北宋的令词之佳作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质素的一种美，就连苏、辛一派之所谓豪放词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赋化之笔所写的咏物之词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的质素。二是张惠言所提的比兴之说与王国维所提的境界之说，对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都不能加以涵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传统说诗的论述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术语来加以说明的缘故。

我认为由《花间集》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词在演进的历史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是柳永的长调慢词的叙写，对花间派令词的语言造成了一大改变；二是苏轼的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内容造成了一大改变；三是周邦彦的有心勾勒安排的赋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自然无意的写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变。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三次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对花间词原来的语言、内容、写作方式的层层背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词的演进发展中，无论是柳词一派的作品、苏词一派的作品，还是周词一派的作品，凡是其中被认为好的作品，大多都是仍然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我从花间词以来艳词发展的历史，透过对朱彝尊的爱情词所做的考查，发现他的《静志居琴趣》所收的爱情词，写得朴质深厚，别有吞吐不尽之意，在艺术上完全暗合于自“花间”以来所形成的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为美的美感特质。

可是当我对《静志居琴趣》中的词再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些词的言外之情思，却与早期令词所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因素有所不同。早期令词之所以引人生言外之想，往往是由于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果然有某种深隐的情意——如双重性别、双重语境、忧患意识或品格修养等种种附加的质素——渗入了艳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只是写爱情，没有其他质素在里边，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词具含了无限情思于言外的美感特质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以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朱彝尊的评价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辞，故为隐语，所以味厚”。从陈廷焯这段话我们推论，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之所以有深厚不尽的情思，是因为其中有一种“难言之处”，而朱彝尊的难言之处是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确有所指”，而不是一般士大夫写给歌伎唱的艳曲，他写的是现实中确有，但却不为现实所接受的一段私恋之情。由此看来，朱彝尊的爱情词虽然没有早期令词那些作者潜意识中的双性心态、忧患意识等等附加质素，但是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受到一种深微幽隐的意境，是因为他所写的爱情对象不同的缘故。从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是这种不为社会伦理所容的感情的难言之处，反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

如果进一步反思，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现，那就是词之所以形成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种美感特质，原来就是因为在早期令词的发展中，有些作者曾经把他们自己内心中的某一点难言之处，无意中写进了小词的缘故。例如温庭筠仕宦不如意的失志之悲；冯延巳深感国势岌危而不能挽救的烦乱之情；南宋辛弃疾壮志难酬的苍凉沉郁之怀——凡此种种，如果从广义来说，实在都可以说是一种难言之处。如果按照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说法——词的特质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然后才能使词表现为一种“低徊要眇”的美感特质——来看，虽然朱彝尊所“难言”的，与贤人君子们“幽约怨悱”的志意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很有相近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同是处于外界的强势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情思以委婉的姿态表达出来，但内心在约束收敛中还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自身品格的操守。如果从这种基本相通的一点来看，我觉得可以对词的美感特质归纳出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共性，我姑且称之为“弱德之美”。这样，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凡是被词评家们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特质原来都是属于这种弱德之美。

1998年初，我为一位古农学家石声汉先生的词集《荔尾词存》写了一篇序言，对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这一词的美感特质又有所发挥。

石声汉教授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平生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中完成的。他以深厚的古典学养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平凡的词作，他的不平凡之处，在于生而就具有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性。当我读到石声汉先生以“忧谗畏讥”为题目来叙写他自己写词的经历和体会时，油然产生一种共鸣。我以为石声汉先生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都是在外界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品质。我实在没有料到，石声汉先生以一个非诗词专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他所禀赋的词人之心，如此敏锐地以他自己的直观体验，轻易地掌握了词的美感的最基本的特质。

“忧谗畏讥”这四个字出于宋代范仲淹的一篇名作《岳阳楼记》。范仲淹所叙写“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这四个字所蕴涵的，实在不仅是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弱者的感情心态，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之中还有着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的操守。其形虽“弱”，但却内含着“德”的操守。这正是我之所以把词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石声汉先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词作，我在本书第八章有专题叙述，大家可以参看。

总之，我把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

2000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分析了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反思与世变所形成的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

2003年摄于研究所办公室

西蜀南唐的大多数歌辞之词中所蕴涵的幽微要眇、悱恻凄凉的美感特质与事变的阴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五代时也出现了少数诗化之词，如李煜、鹿虔扆。这些诗化之词直抒哀感，变歌辞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更是与破国亡家的巨大的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诗化之词的出现，北宋初期却并未被广大的词人所接受和继承，直到柳永与苏轼二位作者的出现，才使北宋词坛发生了变化。柳永的贡献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写出了大量的长调慢词；苏轼的贡献则是在内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词突破了艳歌的局限，成了可以抒怀写志的新体诗篇。这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与苏轼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过人禀赋，所以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个人的因素，与世变并无必然的关系。使得柳永、苏轼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得了词之深微幽隐的美感特质的，是由于当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阴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是因为其中隐含有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

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靖康之难——北宋的灭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词的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德祐景炎之变——南宋的灭亡，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这些咏物词的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总之，词的美感特质自唐五代的歌辞之词开始形成，历经北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拓展，随着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形成及演进，终于在南宋时先后形成了各自独具的美感特质。后来的元、明、清几代，虽然也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质，则很少有超出于以上所说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类以外之开创。不过，尽管词演进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创作方面完成了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但后世评词的词学家们却对此一直没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认知。直到清代常州词学派的词学家周济，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把词的写作与世变结合起来，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在词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非常巧合的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提出不久，清朝就发生了巨大的世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事件相继发生——词这一文学体式在经历了明代的衰落以后，又迎来了清代的中兴。

前面所谈的是我多年来思索和探讨的结果，可以说我对中国词体的特殊的美学品质的形成与演进，已经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说明。我觉得在词学理论中还有两点有待于补充和完成：一是关于弱德之美的特质，我在《朱彝尊》一文中说得仍不够详细，还有待于补充；二是我过去所做的研讨，大多以男性词人的作品为主，至于女性词人的作品，我觉得其美感特质的发展又是另一途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有对女性词作进行探讨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动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双眼长了白内障，读书和写作已经感到不方便；二是我在南开已经有了正式的研究生，每年在南开这半年除了上课，还要看学生的论文和许多文稿，另外半年也常常被各地邀请讲学，经常在旅途奔波之中，使得女性词这个研究计划一直未能开始。近年来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对女性词的研究。

关于女性词的研究，我选择了以《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为题目来展开讨论。“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是我要探讨的主题，“性别与文化”是我立论的依据，这是受西方近年来文学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探讨角度。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来自于以男性为主的士文化的影响。在文学评赏中，也一贯是以男性文化为主流，对诗歌衡量当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作品中襟抱志意的高下大小为优劣的衡量标准。从这方面来说，女性一向处于劣势地位。女性不仅在创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评价方面也是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我搞了数十年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我的写作和讲授一向都是以男性作品为主。这自然因为人类之历史不分古今中外都是由男性所创造和写成的。文学史以男性作品为主体，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历史为什么要称为history而不能称为herstory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可笑，但却是人类历史文化上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诗歌的评赏，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文化为主的品评标准。在以士人为主的文化中，诗歌一向有着以表达襟怀志意为主的“言志”传统，而千古以来那些被压抑的女子，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李白大笑出门、寻仙五岳的豪情和远想？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伟愿和深衷？所以在诗歌之传统中，妇女之作自然就一直处在了弱势之地位。

近年来我阅读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与性别文化的文章，我才逐渐省悟到过去一贯以男性为主流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女性词作是多么不公正的一件事。如果不能透过性别与文化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女性词作妄加评说同样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想为女性词作的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这样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来选择去取，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得已我只好把女性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就以当时习见易知的文学体式，写下了自己不便言说的情感和经历之作；三是两宋良家妇女的有心用意于词的写作，而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代表作；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这是我的研究大纲，具体的选择，还有待斟酌，所以没有列举名氏。到目前已经研究到晚明时期，陆续已经写出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五、关于《迦陵文集》和《叶嘉莹作品集》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本一套的《迦陵文集》。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收辑更广的一套二十四本的《叶嘉莹作品集》。本来，我并不是一个热心为自己的作品编印什么文集的人，我对于古典诗词虽说情有独钟，偶然读书有得，常常写一些论说诗词的文字，但我对于事务却不善于打理，向来是把文稿发表以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从来并没有想要整理成为一系列文集的念头。但近年来却在海峡两岸连续出版了两套文集，这实在是由于偶然的因缘。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实在是有着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缘，它缘起于40年代初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时遇到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40年代末以后，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我虽然没有再见到我最想见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但是我联系上了我的老师的两个女儿，之惠师姐和之京师妹，并且一起开始了向当年辅仁大学的师友们搜辑我老师遗作的工作。谁知就是由于我跟之京的联系，就留下了后来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缘。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有两位当年听过顾先生课的同事，就是谢国捷先生和谢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听了我的课，回到河北大学就跟谢景林先生讲了我的情况。1981年我再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我，不仅听了我的讲课，还提出了采访我的要求。谢先生这个人很诚恳，我真的很感动，就答应了他。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谢先生跟唐山大学的赵玉林先生合作，写出了题为《明月东天》的文稿，发表在《报告文学》上。90年代初期，谢先生调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我们偶尔有机会见面，他多次表示，把顾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接着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出版的书集中编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件事牵涉的问题很多，我就迟迟没敢答应。1996年春天我到台湾、香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南开，谢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听说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先生在电话里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和气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见面。不久，谢先生就陪着王先生来到了南开。果然，王亚民先生办事非常果断，当天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约，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书都出齐了。回想这一切，都是出于我跟顾先生念书的一段历史渊源，我就请顾之京辑录了顾先生的书法作为书名题签而题名为《迦陵文集》，表示我对老师的教诲之恩的感念不忘。这距离顾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笔名去发表的年代，已经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则有着另一段因缘。如果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缘是来自于由我的老师所衍生的一份师生情谊，那么台湾出版《叶嘉莹作品集》的因缘则是来自于由我的学生们所衍生的另一份师生情谊。从1954年开始，我就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教书，直到1969年转赴加拿大，前后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湾先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和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们有着一些因缘的关系，他们有的为我抄稿校稿，有的为我联系出版，有的为我整理录音，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时向我约稿，促使我不得不经常写作，才得以积稿而成书。像台湾大学的柯庆明教授，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林玫仪教授，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淡江大学校友陈国安同学，都为我的一些书的出版尽过不少心力。

桂冠图书公司的发行人赖阿胜先生是由台湾大学的吴宏一教授介绍的。宏一在60年代初期上过我的诗选课，那时我住在信义路靠近新生南路的一条巷子里。每次我乘坐新生南路的公车往返于台大与信义路之间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他，他总是把座位让给我，然后就站在我的座位面前，很少讲话。但他在班上成绩极好，旧诗和新诗都写得很出色，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1966年我去了美国访问讲学，1968年返回台湾时，他已经考上了台大中文系的研究所，正在郑骞先生的指导之下写《常州派词学研究》的论文。那时我与郑骞先生共用一间研究室，所以与宏一经常有见面谈话的机会，不久我就转去加拿大U.B.C.大学任教了。1974年因为我到大陆探亲，被台湾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后，我不敢再回台湾，有些在台的亲友也不敢再和我通信，而宏一不仅仍然与我继续通信，还在1986年趁着到美国去访问的机会，亲自到温哥华来探望过我。那一年温哥华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宏一是借着参观博览会的名义来的。但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根本没去过一次博览会，也没有会见过其他友人，他是专程来看望我的。多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宏一提到当时的心情时，说起他那次决心来看我，是因为怕再也见不到我了，说到这，他突然失声哽咽。这一份师生之谊，使我非常感动。

80年代中吴宏一（左）来温哥华，摄于家中院内

台湾开放以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教授，首先在1989年冬天请我回台湾短期讲学，1990年到1991年间又请我回去客座讲学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宏一介绍我与桂冠图书公司的赖先生见了面，提议把我近年在大陆出版而没在台湾出版的书，由桂冠公司在台出版。从此我与赖先生有了联系。桂冠图书公司此后曾先后出版过我的六本书。及至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迦陵文集》以后，正好我到台湾淡江大学去讲学，因为台湾有我从前教过的很多学生，我就带了几套回去送给他们。赖先生听说我回来了，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看见了这套《迦陵文集》，就说想在以前所出过的那几本书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我离开台湾以后，就由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一直代替我与赖先生联系出书的事情。所以我说大陆出版我的文集，是由于我的老师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而台湾出版我的作品集，是由于我的学生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这一切都是使我极为感念的。

六、关于唐宋词系列讲座

1987年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是当时的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马英林学长促成的。可以说没有马英林学长对我的敦促和鼓励，就没有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的产生。

1986年这一年我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4月，主要是为了去四川大学跟缪钺先生商讨我们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的定稿及出版的事。路过北京时，我的同门学姐杨敏如教授邀请我到北师大讲了一次五代北宋令词的欣赏，马英林学长也不辞劳苦地跑来听讲。听完我的课马英林学长说：“讲得太好了！可是只给这两三只小猫讲太可惜，我要给你办一个大规模的讲座，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讲课。”起初马英林学长提出让我在10月份辅仁大学校友会聚会时给校友讲一次，我想作为校友，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就答应了。第二次回国是在8月份，因为我在8月以后向U.B.C.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事先已答应了到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及湘潭大学等几所大学去讲学。我到了北京以后，又有中华诗词学会的周一萍先生来访，邀请我参加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的座谈会，也提出要我在会上作一次讲演。说来还有个笑话，原来我4月间在四川大学访问时，有一天川大外事处通知我北京有一位周先生来访。这位周一萍先生是国防科工委的，那天来时好像还带着一个卫士。我们并不认识，我请他坐下以后就去泡茶，等我泡好茶他就问，叶先生呢？我说我就是。原来他把我当成叶先生的夫人了。那时因为我讲学的日程已经排定，很难再做安排，就让诗词学会与辅大校友会联系，或许可以把这两次讲演合为一次。

80年代中与辅仁校友王光美（右二）、刘乃和（左二）等人，右一为叶嘉莹

随后我就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讲课，9月底又赶回天津南开大学讲课，10月上旬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北京参加了辅仁大学校友聚会。因为时间太紧，这一次没有安排讲演。马英林学长说那就等春节假期回北京时多讲几次吧。我说可以讲四至五次，但不能再多。后来又有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加入了这一讲座的筹办工作。马英林学长与我联系，跟我说想把这个讲座搞成系列，对唐五代及两宋词作一个系统介绍，要借用国家教委大礼堂做讲演场地，还要向各报纸发消息。一开始我不同意搞成这样的规模：一是我担心自己的学识能力不足；二是担心时间上也不好安排；三是因为我从小接受过“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古训，不喜欢过分的铺排。但是马英林学长是一个坚强执著的人，对古典诗词特别热爱，他以中文系前辈校友的关系，多次以弘扬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我答应。就是这一点共同的理想和爱好，我最后被他说服答应了下来。于是我本来答应给校友会作的一次讲演，就逐渐扩大成了四个单位参加主办的系列讲座。

1987年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时，接受各报刊记者访问

1987年2月3日，阴历正月初六，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正式开始，由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基本上隔一天一讲，一共讲了十次，每次大约三个小时，一直到2月下旬结束。讲座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听，还有一些记者来采访。听众包含了社会上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我当年在辅仁大学的一些老校友史树青学长、刘乃和学长、刘在昭学长也都来了。这中间还有我40年代在北平教过的学生，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带着我当年给她们纪念册上写的留言来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动荡，学生们把我的留言一直保留到现在，说来真是让我感动。但是这一次讲座只讲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南宋的词人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没有讲到。

后来辅仁大学沈阳校友会的赵钟玉学长又请我去沈阳接着讲南宋词。本来我这一年休假回国讲学的活动早已经排定，南开的讲学结束后，我还要去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讲学，实在无法安排。可是赵钟玉学长锲而不舍，先后五次专程来京、津两地邀请我，最后又请马英林学长一起来劝我。他们主张一定要把南宋词讲完，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我再一次被他们说服，不得不分别写信给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请求他们的谅解，把原订的讲课取消。6月下旬我结束了四川大学的讲学以后，从成都直接飞沈阳继续讲南宋词。

可是一到沈阳，我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大难题：我来沈的目的是为了续讲南宋词，可是沈阳的听众已经不是北京的那些听众了，而且南宋词又一向以深晦著称，如果对全无准备的听众，一开始就讲述这些深晦的南宋词，恐怕他们难以接受。还得从五代北宋词讲起。可是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已经讲过，所以在取舍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同时又有编辑北京讲座录像的许宪同志从北京带着录像来让我审查。于是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每天上午早饭后就开始审查录像，直到中午；吃过午饭后，下午又去讲课；晚饭后又开始审查录像，常常到晚上十点半才停止。此外我还要利用这些紧张工作的空隙，例如在餐厅等候饭菜的时候或者在晚上睡觉之前，抓紧时间审读已整理出来的北京讲座的录音稿。在沈阳讲学期间，又有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饶浩学长坚持邀请我去大连给他们讲。当时我所讲的南宋词，还有最后一家王沂孙未讲，于是又在7月初转往大连接着讲了王沂孙的咏物词。而大连又是另一批新的听众，王沂孙又是一向以晦涩著称最难讲的一位作者，这种情况确实给我增加了不少困难。为了使听众比较容易接受，我不得不对咏物词的渊源又作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宋词十七讲》的讲稿中王沂孙所占的篇幅最多的缘故。就这样，1987年这一年，在以马英林学长为首的几位热心的辅仁校友的安排下，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沈阳、大连三地断续完成了。我在大连除讲课外，还要同时审查在北京、沈阳两地讲课的录像，更要继续审查北京、沈阳、大连三地陆续整理出来的讲稿，因此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这些整理出来的讲稿，就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的底稿。

在这一路的行程中，马英林学长和他的夫人尹洁英大姐一直陪在左右照顾我。当时我有点轻微的咳嗽而且有时痰中带有血丝，每到一地，他们夫妇都安排我去看病治疗，只是马英林学长却没有要把讲座停下来的打算。碰巧我也是一个工作狂，一旦承担起一项工作，决不愿意半途而废。我觉得马英林学长对于这次讲座的安排，确实是出于弘扬中国古典诗词的愿望，这也正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我当然也就不辞劳苦了。现在，这一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早已编辑成书，书名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由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河北教育出版社收进了我的《迦陵文集》。马英林学长对我讲课的能力的信心，以及他办事的热诚和魄力，他对于工作不辞劳苦、无私忘我的精神一直使我深受感动。

《唐宋词十七讲》的最后成书，要感谢那些为我整理讲稿的各位朋友，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沈阳的李俊山和王春雨先生，还有大连的张高宽先生。我的一位从中学到大学多年的同学好友刘在昭学长对全部讲稿做了最后的通审。虽然我对各位友人心怀感谢之心，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仍然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的女儿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因为我去探望女儿一家时，随身带了一部分正在审阅中的讲稿，当时他们家中住着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见到这些讲稿就借去看。我原来以为她是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对唐宋词不一定感兴趣，谁知她真的看进去了，还介绍给另外一些中国留学生看。到我临走的前一夜，她们竟然看了一个通宵。本来我女儿家也有我写的几本关于诗词的书，可是她说：那些书写得文白相杂，过于理论化，除非是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人，一般读者没有很大兴趣；可是这些讲座面对的是普通的听众，用的都是口语，解说得也比较生动，这本书印出来以后，肯定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我女儿的这些见解，无疑使我对于《唐宋词十七讲》的出版增加了信心。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辞辛苦，承担唐宋词系列讲座这一繁重的任务，除了我对古典诗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1979年我开始回国教书以来，我的内心逐渐产生了一种要对古典诗歌尽到传承责任的使命感。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这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到我的头上；但是杜甫说过“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似乎也正是有这样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就像我自己的诗中所写的“构厦多才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正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份真诚的感情，使得我不仅接受了这次讲座的邀请，而且在讲授时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些关怀我的友人，听过我的讲课后，常常劝告我不要讲得声音太大，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只要一讲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到古典诗词的境界之中，把朋友的叮嘱全忘了。如果看看我那时讲课的录像，就会发现我在讲课中常常有轻微的咳嗽，可是我讲课的语调却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的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第八章　良师益友

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朋友，他们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影响我后半生的前辈——李霁野先生

李霁野先生是属于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1941年我考入北平的辅仁大学时，李霁野先生正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教书。我虽然早就读过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等小说，但从来也没想到要去拜望这一位前辈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结婚离开北平时，与李霁野先生也没有见过面。而谁料到相隔三十年后，李霁野先生竟然成了影响我后半生教学生涯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当我到台湾后，顾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让我去看望李霁野先生。我是1949年3月才有机会到台湾大学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这次与李霁野先生见面以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等到我再次见到李先生，已经是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的事情了，那时距离我于1949年在台大与李霁野先生初见，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从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为全家生计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不得不担任了一班必须用英语教学的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每当我必须用我笨拙的英语来解说我所深爱的那些中国诗词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时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连给大陆亲友通一封信都不敢，当然更不敢奢望回国去教书了。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才在去国离家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重返故乡，与祖国和家人建立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1979年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书。就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当时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从台北一别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霁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还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开教书。李霁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霁野先生的邀请。于是就在结束了北大的课程以后，来到了南开。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专家楼，就安排我住进了天津饭店。我原来打算安顿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南开就告诉我李霁野先生马上就要来看我了。那年李霁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比起三十年前我们台北初见时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热情依旧，一见面就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霁野夫妇，中立者为叶嘉莹

接着李霁野先生就向我问起台北一些老友的情况。我告诉李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同聚首的友人中，许世瑛先生已经在1972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戴君仁先生也已在1978年去世，郑骞先生虽然健在，也已是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了，只有台静农先生身体健康，精神比李先生还好。

李先生与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县叶集镇的同乡。据李先生说，当他们还是婴儿，被分别抱在父母怀中相见时，彼此就已经有了“相视而笑”的情谊了。后来叶集镇创办了明强小学，他们同时从私塾转入了明强小学的第一班。后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同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与鲁迅先生一起办起了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力于外国名著的译介，台静农先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未名社被查封以后，他们同时被捕，一起被关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们两个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更有童稚之亲，而且还是患难之友。在讲述这些往事时，我从李先生貌似平静而深蕴激情的语调中，不仅体会了他们友情的深厚，也深深地领会到了他们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当时我曾经写了两首七绝送给李先生，诗是这样写的：

欲把高标拟古松，几经冰雪与霜风。平生不改坚贞意，步履犹强未是翁。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白头不尽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三、之四）

从此以后我就主动地担任了替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这两位老友传递信息的任务。不过我自从1974年回大陆探亲后，就被台湾当局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士，连文稿也被禁止在台湾的书报上刊登，当然无法亲自到台湾去。我只能通过台先生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纯懿和纯行，以及在台湾的学生施淑女，替这两位老人辗转传递书信。其中以施淑女传递的信息最多，直到现在在她手中还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还有几篇她代李霁野先生在台湾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稿手迹。从这些文字看来，李先生实在是一位风格极为淳朴恳挚的性情中人。

李先生不仅写作白话的诗文，同时还写作旧诗。我把前面写的那两首赠诗寄给他以后不久，他就也寄了两首回赠给我的七言绝句，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李霁野先生的旧体诗。当时我以为李霁野先生只不过因为我是个喜欢旧诗的人，所以特地也写了两首旧诗来送给我。后来我虽然又读过一些李霁野先生写的赠台先生的诗，我仍然想那是因为台先生定居台北以后常写一些旧诗，所以李先生才也写旧诗赠给台先生。直到我因为要写纪念李先生的文章，与李先生的孙女李正虹女士联系时，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写旧诗的事，才听她告诉我李先生一直都是写旧诗的，现在所保存的旧诗共四集：《乡愁集》收录有自1943年至1948年的各体诗作共一百四十五首；《国瑞集》收录有自1951年至1971年的各体诗作共一百一十四首；《卿云集》收录有自1972年至1992年的各体诗作共三百二十首；此外还有未标年月的《露晴集》收录有五、七绝小诗四十首。加起来，李先生所留存下来的旧体诗作共有六百多首。这使我不禁想起了远在台湾的他的老友台静农先生，他们原来都是倡导新文学而不欲以旧诗示人的新派人物。李先生写的一篇题名为《从童颜到鹤发》的文章中记述，他与台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具有极强烈的革命新思想，一起参加过许多像“剪辫子”和“砸佛像”之类的活动。这正是为什么他俩在未名社中一个从事于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个从事于新小说的创作的原因。

谁知数十年后，我竟然发现他们二人原来都对写作旧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台先生留下的新诗寥寥无几，而他所写的旧诗现在已由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编注出版成一册极精美的《台静农诗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诗也不多，据他的家人说只有薄薄的一小册，而旧诗的数量超过新诗有数倍之多。我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旧体诗词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对这种情况有很多感想。从国内这数十年诗歌界的现象来看，旧体诗的诗词学会和诗词刊物，可以说已遍及全国各省市，而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数量则相差很远。

李霁野在家中

我认为旧诗之所以容易流传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一是旧诗有一定的格式和韵律，这种格式和韵律，虽然似乎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但它其实是与中国语言的单音独体的特点，以及呼吸声吻的生理自然韵律，有着密切关系的；二是旧诗注重直接的兴发感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者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出口成章，读者也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声入心通。新诗则不然，新诗如果纯任口语的自然，大白话的叙写就会失去了诗的韵味；所以新诗的叙写，为了避免过于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使它隐约含蓄。台湾当年之所以出现晦涩的现代诗，大陆前些年之所以出现隐晦的朦胧诗，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个人对于现代诗与朦胧诗的佳作，也都极为欣赏，但这种诗作一是远离大众，二是不易记诵。

所以一般说来，凡是略有旧学修养的人，纵然在思想上属于革命先进之人士，但偶有感发，仍习惯于以旧体诗来表达发抒自己的情怀。不仅李霁野与台静农两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们所追随崇敬的鲁迅先生也是如此的。关于这些新派文人的旧体诗作，其实也是一个大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李先生真可以说诗如其人，真诚无伪而且朴质无华。我们如果按照写作年代顺序读下来，李先生数十年来之生活经历，真可说是历历在目。无论是于国于家于友，甚至所闻所见的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说是没有不关怀的。

从1979年我初来南开大学讲学到现在，我在南开大学教书前后已经有三十年之久。如今我不仅有了余生可以托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师友同学，可以一起从事于诗骚李杜的欣赏和研读，人间幸事何过于此！而这一切都源于当年李霁野先生从南开发出的对我热情的邀请，我对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终身不忘的。

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端木留学长

天降才生世，翻令厄运遭。一言能贾祸，百劫自难逃。岁晚身初定，桑榆景尚遥。如何偏罹疾，二竖不相饶。

记得津门站，相逢五载前。行囊蒙提挈，风度远周旋。捡册时劳送，论诗善作诠。重来人不见，惆怅惜兹贤。（《端木留学长挽诗二首》）

这是我写的挽端木留学长的两首诗。端木留是辅仁校友，比我高几班，过去并不认识。1986年我在南开大学讲学，有一次到北京去参加校友会，回津时天津校友分会安排几位校友到车站来接我，其中就有端木学长。初次见面，大家免不了寒暄，只有端木学长什么话也不说，过来就帮我拿行李。他好像很不善于应酬，还是经别人介绍，才知道他是国文系的校友，在南大图书馆工作。

我常到图书馆去查书，自从认识了端木留学长，就常打电话烦他帮我借书，他总是在下班时送书来给我，有时候也坐下来谈几句。有一次天津校友会要我作一个讲演，我在讲演中引了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几句诗“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我把“若为容”一句解释作“教我为什么人而化妆呢”。端木学长听了讲演后对我说，“若”字还可能有一个讲法是“如何”的意思，这句可以讲为“教我如何来化妆才是呢”。我觉得他的说法很好，也知道了他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和诠释旧诗的能力。

后来渐渐熟了，就提到他过去的经历，原来他的一生很坎坷！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过书，解放初期参军南下。1955年他因为对“肃反运动”扩大化倾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部队受到了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经被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没了职业，干过泥瓦工，管过食堂和仓库。难得的是，他在谈这些往事时是心平气和，一丁点儿埋怨的口吻也没有，而且觉得学会了泥瓦工，掌握了一种随身的谋生手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1987年我将离开天津的时候，他写了一幅字送给我，于是我又发现他的书法功底也极好。

与天津辅仁大学校友合影，左二为端木留

当1990年我再来南开时，本以为会再见到他，没想到他竟然去世了。端木学长常说他自己身体很好，除得过一次牙病之外，平生连感冒都没得过。他的病来得很突然，据说他发现脑瘤症状时已到晚期，从出现症状到去世只有三个月。天津校友会的程宗明女士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写毕业论文时常常到图书馆去请端木学长帮忙查找资料，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视物不清和头痛的症状，可还是很热心地帮助她。程女士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流了泪。她说：端木学长是个好人，我们不应该让一个这样好的人如此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后来我在天津见到了端木留学长的弟弟端木阳，他对我讲了他哥哥的很多往事。于是我对端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对他的去世也就更感到十分惋惜和悲伤。

端木阳说，他哥哥上中学时文、理、体育兼优，本来是准备学理科的，但由于看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就改学文学了。他同时考上了辅仁和师大两个中文系，两个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头也舍不得丢下，在选择辅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两头跑着上课。在辅仁他每年都得到奖学金，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北京解放时，他正在辅仁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职业。但他出于青年人爱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的职务，去过湘西，还到过朝鲜。他教部队学员写作总是从字词句讲起，力求给学员们打下扎扎实实的语言基础。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他还编了一部成语词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纠正了时人对一些词语的错误理解。如果就这样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业上本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是“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运动中，他因坦率地对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并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进取心。在煤矿他学会了推独轮车，他的煤总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别人更稳，更快。但他从未说过在这几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残。他弟弟只记得有一次提到劳改生活时，他说过两句话，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1963年他劳教期满回到天津。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只有自找出路，去当泥瓦工。他把瓦工技术也当作一门学问来学，经过刻苦钻研，竟一下子就考上了四级瓦工。干瓦工极其辛苦，但是他工作一天之后回家还看书，吃饭时也拿着书，他常说：看着书吃饭比吃肉还香。“文革”时人家把他辞退了，全家人在很长时间里，只靠他妻子在工厂干活的一点点收入生活。不过，他也沾了没有正式工作的光，否则，一定会被单位的红卫兵狠狠批斗，说不定就难以活到今天。后来形势稍微松缓，他又找了一份泥瓦工的工作，由于他干得好，人家就让他去管食堂和仓库。这个系统所属的服装学校知道他文化高，请他去教英文。英文虽然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全力而为，他还特意为学生们编写了一本《英语服装词汇》。

端木留年轻时才华横溢，也许就因为他的才气，才惹出了那么多的灾难。但中年后他的傲气全消，和他交往过的人，几乎无不对他的宽厚平和与热心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端木留学长的书法真草隶篆皆精，而且有求必应，至今南开很多地方尚有他的墨迹；但由于人不出名，所以字也不出名。他曾经有志于著述，但苦于工作太忙，一直没能如愿。他平生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前边提到的成语词典，一部是“文革”时偷偷写的文字学专著《转注论》。这两部书，至今未能出版。

南开中文系的郝世峰先生，中学时曾是端木学长的学生，后来端木学长到南开图书馆工作了好多年，郝世峰竟没有认出他来。直到我有一次无意中和郝先生提到端木留的名字，说他就在南开图书馆，郝先生才大吃一惊，他说，在他读辅仁附中时，端木是语文教师中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位，当时翩翩年少，很英俊，与如今的样子判若两人，所以他绝没想到如此苍老的端木，竟是他当年的翩翩英俊的老师。

我与端木学长交往的时间不到半年。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无所求也无所怨，总是在默默地为别人做事。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不管做自己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工作，他都是那样认真、努力，毫无保留地奉献。这种精神，在当今真是太难得了。

东晋诗人刘琨说过，“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又说，“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我们这个世界人口过剩，但人才并不过剩，对那些有才华的人，应该让他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端木留学长有过人的才华，而一生却遭受了很多挫折苦难，虽然在“文革”以后得到平反，但终于没有能够把才华充分发挥出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遗憾；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损失，是一件应该认真反省的事情。

当我听到端木留学长去世的消息时，震惊之余立即想到两句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程宗明女士也认为，用这两句诗来挽端木学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愿端木留学长的精神永存世间，但愿那种浪费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在我们今后的社会中永远不要再出现！

三、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缪钺先生

我对缪钺先生的景仰，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我从小爱读古典诗词，常常有一种感受，可是自己又说不出来。就像《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说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在这种渺茫的追寻之中，曾经有两本评赏诗词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感动：一本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就是缪钺先生的《诗词散论》。我开始读《人间词话》，是在上初中以后；而读到《诗词散论》，是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以后。《人间词话》是我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开启门户的一把钥匙；《诗词散论》是我有了一己的评赏能力后，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灵感与共鸣。这两本书虽然不尽相同，可是我却感觉它们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所写的，都是在多年阅读和写作的体验以后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这与一般人的只是引用成说或者以夸陈理论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缪钺先生论王国维的文章，是对王氏的学问有深刻领悟的。他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说“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而且缪钺先生对静安先生自沉深感惋惜。因为我早年就喜欢静安先生的作品，所以当我读到《诗词散论》的时候，常有一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70年代初期，我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常常引用《诗词散论》中论王国维的说法，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景仰之心。不过自古以来，因为读书而仰慕作者的人，常常未必能有机会与作者见面。像杜甫尊敬宋玉，就曾发出“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辛弃疾仰慕陶渊明，曾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的想象。我所仰慕的王国维早已成为古人，而对缪钺先生我也没敢存有能见一面的冀望。

1981年4月，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开会。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先生把我的一篇论杜甫七律的文章提交给了大会。当我接到会议通知时，正是U.B.C.大学期末，本来不易抽出时间来开会，但是因为杜甫一直是我非常敬仰的诗人，我还教过杜甫诗，而且开会的地点又是杜甫草堂，我想在诗圣的故居，跟国内的学人交流学习读杜诗的心得，是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匆匆订了机票，飞往成都开会。当时正是春天，4月的温哥华，繁花似锦，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飞机上我曾口占绝句一首：

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一九八一年春自温哥华乘机赴草堂参加杜诗学术会议机上口占》）

当时就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来到了杜甫草堂。在会议议程上，我忽然间看到缪钺先生的名字，我就问工作人员，哪一位是缪钺先生？他们说一会儿就给你介绍。当有人把我介绍给缪钺先生时，我确知他就是《诗词散论》的作者。我告诉缪钺先生，我早年读过《诗词散论》，对我有很大启发。缪钺先生也告诉我，他也读了国内新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他还跟我说，起初他还以为这本书是个男人写的，后来看到讲“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时，才想到可能是个女性。我自己想我写的这种论说文章可能是有点像男人的作品吧。

80年代在成都与缪钺（右）合影

1981年与缪钺（中）、金启华（右）摄于杜甫草堂

当时会议规定，参加会议的国内学者住在草堂，成都本地的学者晚上回家，而外籍学者都要住到锦江宾馆。每天早上有一个交通车，去接本地的学者，顺便到锦江宾馆接我一起去草堂开会。中午大家都不回去，两个人一屋在草堂休息。我的同屋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冀勤女士，而缪钺先生则跟他的孙子缪元朗同住一屋。第一天吃过午饭，我正要休息，缪元朗就来找我说，我爷爷说你们在国外中午都不睡午觉，他让我叫你过去谈话。我当然就去了，那自然是非常愉快的谈话。当天晚上会议开到很晚，真是一整天的会，以缪先生的年龄可说是够累了，而且他最近刚刚做过眼睛的手术。可是第二天一早，缪先生就把昨夜亲手写的几首他早年的诗送给了我。而且以后每天中午饭后都要他孙子邀我去跟我谈诗论词，会议结束前，缪钺先生还作了两首七言律诗送给我：

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岂是蓬山有夙因，神交卅载遽相亲。园中嘉卉忘归日，海上沧波思远人。敢比南丰期正字，何须后世待扬云。莫伤流水韶华逝，善保高情日日新。

先生的褒奖，我真是不敢当，可是先生以知音相许，使我大为感动。

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来开会的人组织了一次旅游。从成都到江油县李白的故居去参观，那里还有李白的衣冠冢。我那时还年轻，只有五十多岁，喜欢旅游，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去。缪先生则因为年岁大了，走路不大方便，而且眼睛视力也不好，就没有参加。我从江油返回成都后，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温哥华了，我想缪先生对我这么好，我就叫了出租车到川大缪先生宿舍向他告别。我一进门就看到缪先生正伏在桌子上写字。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正在给我写信，说着就把没写完的信给我看。就是在这封信中，缪先生以清朝的一个著名的学者汪容甫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刘端临相知订交的事相比，提出要跟我合作研究，不辜负我们这一番相遇相知，希望留下我们共同写的论词专著。以先生的年辈之尊，学养之崇，而对我有这样诚恳的情意，我真是感激不已。因此，我在回温哥华的飞机上就写了两首七律送给缪先生：

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何期瀛海归来日，得沐春风锦水滨。卅载沧桑人纵老，千年兰芷意常亲。新辞旧句皆珠玉，惠我都成一世珍。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纵然漂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赋呈缪彦威前辈教授七律二章》）

从此以后，我跟缪先生常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拟订了一个研究计划，共同撰写论词专著《灵谿词说》，由四川大学向教育部提出，邀请我到川大讲学以及合作研究的申请。本来我在1981年暑假后有休假一年的机会，不过南开大学和北师大早已安排了我去讲学。所以直到1982年4月中旬，我把南开大学和北师大的课都结束了以后，才来到川大。我来川大时，随身带来的书不多，缪先生总是把他自己的藏书借给我用。除了研究以外，我在川大也教唐宋词，常常在课前课后与先生讨论交换论词的意见。先生治学严肃认真，每次我写好了诗稿、文稿都拿去请他看。回想我半生漂泊，特别是到北美以后，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偶有读书心得无人可谈，遇到问题也无人讨论，常常有陶渊明所说的“欲言无予和”之叹。如今忧患余生，我竟然遇上多年仰慕的前辈学者缪钺先生，而且对我的知赏、爱勉有加，这实在是我平生极大的幸事。以前陶渊明说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我到川大以来，因为与先生一起写作《灵谿词说》，常常与先生讨论商榷，这中间所获得的切磋之益与相知之乐，都是诉说不尽的。《灵谿词说》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为止，共写成论文三十九篇，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灵谿词说》完成后，我写了一首绝句：

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一脉灵水，要共词心证古今。（《〈灵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自1981年春缪先生与我在草堂相遇之后，给我写了很多诗，充满了一种欣喜期望的心情。1981年我们相识不久，先生给我写的诗中写道“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树又生春。能从西哲探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当我们约定共同撰写《灵谿词说》之后，先生又写诗给我“唐宋及五代，词兴四百年。微旨待探抉，相契写新编。天地本无穷，人生驹隙迁。精英苟有托，永世期能传”。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辞，我自然愧不敢承，但他在诗中对后学晚辈的奖勉，对诗词传统的关怀，所表现的胸襟和眼光，是一般人不能达到的。

缪先生1982年还给我写了一首题为《相逢行》的长篇歌行。全诗将近四百字，里边写了我的家世以及我在患难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学生涯，也写了先生与我相逢的欣喜，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草堂三月明春色，鹃花红艳松楠翠。早岁曾耽绝妙文，初逢竟似曾相识。论著精宏四五编，如游佳景入名山。最难所见多相合，宛似蓬莱有胜缘。灵光一接成孤往，庄惠相期非梦想。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凤凰凌风来九天，梧桐高耸龙门颠。百年身世千秋业，莫负相逢人海间。”先生对我的知赏与期望，使我既惭且感无已。

1992年10月，四川大学为缪钺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祝寿大会，我在温哥华没能亲自来参加，于是就为先生写了一首诗祝寿：

当时锦水记相逢，蒙许知音倾盖中。公赏端临比容甫，我惭无己慕南丰。词探十载灵境，人颂三千绛帐功。遥祝期颐今日寿，烟波万里意千重。（《贺缪彦威先生九旬初度》）

1994年12月，先生重病住院，当时我正在北京探亲，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去看望先生。后来因为我得了重感冒，家里人都不让我去，我侄子便把机票给退了。我给先生家里打了电话，说好转年4月中旬回国时再去看望。没想到先生竟然在1月中旬去世，没能在先生生前见上一面，令我感愧不已。于是我写了三首诗悼念缪先生：

锦城又见杜鹃红，重到情怀百不同。依旧铮楼书室在，只今何处觅高风。

当时两度约重来，事阻偏教此愿乖。逝者难回悭一面，延陵徐墓有深哀。

曾蒙赏契拟端临，词境灵许共寻。每诵瑶琴流水句，寂寥从此断知音。（《缪彦威先生挽诗三首》）

四、我与赵朴老相交往之二三事

我与赵朴老本不相识。我只是在报刊上偶然读到过他的一些诗词，特别是“四人帮”倒台后，他写的一些自度曲我都看过。只知道他旧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造诣很高，但是一直没有见过面。1988年夏历5月，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在北京召开大会，我被邀请以顾问的名义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发言后主持人介绍我与主席台上各位贵宾见面，其中一位就是赵朴老。因为当时一大堆人，我与赵朴老只是握握手，并没有机会讲话。虽然我因为终于得与赵朴老见面而感到高兴，但是并没有期望能与赵朴老有更进一步之交往。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赵朴老竟然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我在北京的老家察院胡同，约我两天以后到广济寺吃素斋。说来凡事都有个巧合：从时间上来说，那天正是我的生日；从地点上来说，四十四年前我曾在这里听过《妙法莲华经》。那是因为我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顾先生常常在课堂上讲到禅宗和佛经的一些话头，我觉得我也应该了解一下佛经，那时广济寺正在讲《妙法莲华经》，我曾经约了我从高中到大学都在一起读书的最熟悉的同学刘在昭到广济寺去听讲。此次见到赵朴老以后，我就告诉他，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来广济寺，这里是我当年听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而且恰巧今天还是我的生日。赵朴老听了也连说这是因缘，然后他就问我，当年听到《妙法莲华经》后，有什么所得吗？我回答赵朴老：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学生，对佛法既没有研究，对宗教也没有信仰，我去听讲，只不过因为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在讲授诗歌时，常常以禅理为喻说，引起了我对于佛法与禅理的好奇；还有就是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名叫荷，所以对一切有关荷花或者莲花的名称和事物都感兴趣。至于听讲《妙法莲华经》所得，到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两句偈语，“花开莲现”是说成佛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花落莲成”是说要当你把世上外表的繁华都撇掉了以后，方能成正果。赵朴老听了说，这两句就是佛法入门的真谛。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姓杨的青年，笃信佛法，赵朴老资助他不久就要去日本留学，他听到了赵朴老与我的谈话后，就给我们念了他自己写的两句诗偈“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那天与赵朴老会面我感触很深，回来以后我就填写了一首小词，前边还写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戊辰荷月初吉，赵朴初先生于广济寺以素斋折简相招。此地适为四十余年前嘉莹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而此日又适值贱辰初度之日。以兹巧合，枨触前尘，因赋此阕。

当年此刹，妙法初聆，有梦尘仍记。风铃微动，细听取、花落菩提真谛。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回首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馀几。　　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瑶华》）

过了几天，我就带着这首小词和我的几本以前出的书回访了赵朴老。这次见面，赵朴老告诉我，从1980年国内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以来，已经读过我的好几本书。《迦陵论词丛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原来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就是赵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女士的堂弟，陈邦炎先生早就把我的书送给他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赵朴老在与我见一面以后，就邀我到广济寺聚餐的主要原因。那天陈邦织夫人也一同在座，我们谈得很愉快。

又过了一些日子，赵朴老亲自来到我的老家察院胡同，因前次我送给他一首词《瑶华》，他这次则和了一首词送给我，而且亲自抄写成了一纸横幅：

光华照眼，慧业因缘，历多生能记。灵山未散，常在耳、妙法莲华真谛。十方严净，喜初度、来登初地。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　　灵台偶托灵，便翼鼓春风，目送秋水。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悲欢离合，重叠演、生生世世。听善财偈颂功成，满座圣凡兴起。

注：“灵谿”指我与缪钺先生合撰的《灵谿词说》。

赵朴老在词中对我的称赞，我愧不敢承。但是就词论词，赵朴老这首词用笔深细，用意高远，自是一篇佳作，而且赵朴老还不只是和韵，他是步韵。以前苏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一词是用章质夫原韵，虽然每一韵字都是步和原韵，然而却句句自然工妥，完全看不出步和牵强的痕迹。世人说东坡的和韵远胜于原作，我以为赵朴老的这首和词也远胜我的原作。

从那以后，我与赵朴老就有了一些书信往来。而更使我感动的是，赵朴老来过我的老家以后，看见我家的四合院已成为大杂院，因为很多房子还没有收回来，我住的房子，只不过斗室一间，连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都无法全部打开；赵朴老就跟我说，他可以在北京给我安排一处住房，居室宽敞，便于读书写作。我对赵朴老之盛情，虽然十分感激，但我经常往来海内外，并不能在北京长期居住，如果因为偶尔回来就占用一处住房，不大合适，就婉言辞谢了赵朴老的好意。

不久，我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休，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台湾大学以及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先后约我去讲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约我去讲学。这一段时间，我虽然也有时回北京探亲，但因时间紧迫，来去匆匆，除了与赵朴老偶尔打电话问候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94年冬，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邀请我写《清词名家论集》，我忙得一个人写不过来，就提出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和陈邦炎先生都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我就利用新加坡大学的寒假返回北京，与陈先生商讨写作事宜，我向陈先生询问赵朴老的情况，打算前往探望。陈先生告诉我赵朴老正在医院休养不大方便，我就没有去。但我请陈先生代我向赵朴老转达一件事，那就是对于幼少年学习古典诗歌的倡导。

因为从80年代中期以后，我多次回国。发现国内年轻人的古典文化水平已经日趋低落，许多人只注重物欲追求，社会风气日下。我想如果能在幼儿园中开设“古诗唱游”的课程，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唱诵古诗，就可以通过教给小孩子诵读和吟咏古诗的训练，来培养和提高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与文化程度。我深信孩子们如果能在童幼年时代诵读吟唱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长大以后不仅能够成为富有爱心，对社会和人类更加关怀的人，而且还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富于联想和直观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格修养。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将终生受益无穷。我的这个理想，多年来在各地讲述多次，但因人微言轻没有什么效果。我也亲自给孩子们讲过古诗，但只是一两次。我知道这件事情凭我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所以想请赵朴老以他的身份呼吁一下。陈邦炎先生将我的意思转达给赵朴老以后，赵朴老立即就给陈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说：

叶嘉莹教授和您谈的关于古典文学幼年班的意见极好。我往年曾与谷牧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意见大致相同。我想请吾弟代拟一个提议稿，我打算约几位政协委员，如张志公、叶至善等联合提出，尊意如何？我认为此事至关重要，再不着手抓，传统文化将有大损、甚至断绝之虞。请您考虑写一篇文章，敲敲警钟。拜托，拜托。……

朴初十一·六

后来赵朴老就在当年全国政协八届第三次会议提案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当时署名的除赵朴老以外，还有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等，共九人。不过这一提案，扩展了我原来只想在幼儿园内开设“古诗唱游”一科的原意，可能在落实方面涉及问题较多，所以这一提案虽然经教委批文答复，但却终于没能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与天津作协的一位田师善先生合作，编写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儿童读诗选本，这本书编成以后，我又拜托陈邦炎先生转请赵朴老题签，并附去我为这本书写的两篇序言。赵朴老再次回陈先生信说：

顷发一函，忘将叶嘉莹教授的序文退还，兹寄上，并再题一书签，附请选一张转寄。叶序写得很好，复函时请代致敬意和问候。

“幼年古典学校紧急呼吁”提出后，国家教委回信表示赞同，安徽师大亦来函响应，香港、台湾亦有积极反应。现在问题在于落实。政协会上当再提出。……

朴初拜复

95年6月3日

不久以后，田师善先生与我合编的《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还曾应天津电视台之邀，为他们做过几次教儿童学古诗的节目。不过我个人之精力、时间有限，不久以后我就返回了加拿大，而这个节目在我走后不久也就停播了。总之，这些年我一直为提倡从幼少年时代学习古诗词的理想做着不断的努力，每年往返海内外，都在各地多次为成人及儿童讲授古典诗词。一般说来，听讲后之反应都极为热烈。只可惜这些讲演都只出于个别的短期的邀请，当时听众的反应虽然热烈，也不过如同一方池水，偶尔投入了一块石头，泛起了一阵涟漪。而事过境迁，石沉水静，投石之举，就只成了一种无用的徒劳。然而岁月不居，年命如流，我也早已超过了古稀之年。赵朴老也经常有病住院，他所说的“政协会上当再提出”的倡导幼少年学诗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了向国家领导人做一次直接呼吁的想法。1998年秋天，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托国务院侨办直接转呈给了江泽民主席。我原以为江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未必会对一封海外华侨的私人信函加以留意，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多年来自己想借着诗词教学以提高国民品质的夙愿，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没想到江泽民主席竟然很快就对我的信函做出了批示，并经李岚清副总理转批给了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只不过当基础教育司打电话到南开大学找我联系时，我已经返回了加拿大。到我1999年秋再次回国，在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才与基础教育司的李连宁司长见面，李司长告诉我说，教育部已请国内专家编撰了一套《古诗词诵读精华》的系列读本，供中小学教学之用，大约不久后就可以印出来了。到2000年秋我再回到国内的时候，被邀参加了以“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会上拿到了这一套新出版的《古诗词诵读精华》。而就在眼见赵朴老当年的呼吁即将在中华大地初步落实的时候，赵朴老竟然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回想这些年来，赵朴老给予我那么多关爱和协助，而在赵朴老住院后，我竟然未能得到一次探望的机会。如今当中华诗词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赵朴老的愿望即将逐步实现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把这一好消息亲自向赵朴老奉告，心里不免深怀歉憾。

1996年在天津给小朋友讲古诗

在台湾给小朋友讲古诗

后来我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说赵朴老的一些生前友好，打算编印一本赵朴老的纪念集，要我写一篇悼念的文字，于是我就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联系，希望他能提供给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前面所抄录的赵朴老写给陈先生的那两封信，就是那时他提供给我的。除此以外，陈先生还抄给我赵朴老在1988年5月28日至6月7日游青岛时所写的总题为《青岛日记》的二十首诗中的两首诗，在这两首诗中赵朴老提到我与川大缪钺先生合撰的《灵谿词说》一书，诗是这样写的：

终日不安排，无事闲行坐。灵可潜盘，意与两贤合。

论词精且深，今日难有并。晏柳与苏辛，异音同至听。

这首诗中所提到的晏、柳、苏、辛数家的词说，正是我执笔撰写的，在赵朴老身后，读到他生前写的这些对我的文稿赞美的诗句，使我感动之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悼念之情。陈先生寄给我的有关赵朴老的资料中，还有一篇陈先生自己写的文稿，题为《絮乱天迷，芳心不改——记赵朴老的几首词》，其中有一首《临江仙》词也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原来赵朴老生前还送给过我一幅他的书法，所写的正是这一首词，词前还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浪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不道相逢悭一语，仙舟来梦何因？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望中缥渺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渎湘灵。

我当时收到赵朴老写的这一首词的书法后，虽然深知是一首好词，但不知道他的意蕴指的是什么。不过清代的词学家张惠言说得好，词的特色本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假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辞，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赵朴老这首词可能也有委婉的喻托含义，只是我当时并未向赵朴老做进一步之探询，这次收到陈先生的这篇文稿，才知道我的推测果然不错。据陈先生讲，赵朴老这首词原来是1969年“文革”期间所作，直至“文革”过后，他才加以说明：“此词作于1968或1969年，是陈同生同志逝世之后事。同生之死，是此作诱因之一。当时，相识之人不得正命而死者以百计，故作此词以吊之，而不敢明言，只得假托梦境耳。词序中所言‘载云旗’之舟，暗指非今日人所乘之舟。舟中人‘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者，暗指皆已作古人。词中‘弥天花雨落无声’一句，是全文主旨所在。至于‘望中缥渺数峰青’、‘端恐渎湘灵’，则皆暗指江青也。”我把这些抄给大家，只是为了借此说明赵朴老在词的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同时也可以说明赵朴老对人世的一种悲悯的关怀。与此相对比的，是赵朴老在他的遗嘱后附留的一首四言诗偈：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欲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如果综合前面所提到的赵朴老的一些诗词曲作品来看，从他写的一些淋漓酣畅的自度曲，到《瑶华》那样典雅清丽的慢词，再到《青岛日记》中率真质朴的五言绝句，以及《临江仙》这样微言喻托的小令，最后到他晚年写的大量富有哲理与禅趣的作品，包括遗嘱中附录的豁然彻悟的诗偈，我们所见到的不仅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多种风貌才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创作所表现的多层次的修养与意境。既有对文化的关怀，也有对人世的悲悯，更有对禅理的妙悟，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过去佛家有“不断烦恼，得成菩提”的说法，现在果然在赵朴老的诗词中得以见到了。我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通过一个常人所见的有关赵朴老的二三事，借以表答我对赵朴老的一份悼念之情而已。

五、数学家的诗情——我与陈省身先生的诗歌交往

陈省身先生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大师，我只是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学的工作者。如果从专业上来说，我对陈先生的成就实在愧无深知，但我跟陈先生却有着长达二十多年的交谊。

记得大概是80年代中期，我按照惯例，像往常一样利用加拿大U.B.C.大学的假期，回到天津南开大学来教书。当时所有的外籍教师，都住在南开的专家楼，吃饭就在楼下的餐厅，我经常看见陈先生夫妇在那里就餐。我对陈先生自然是久仰大名，但我想陈先生不一定认识我，所以偶然碰到陈先生，也只是稍微打一个礼貌上的招呼。没想到有一天，我在南开主楼的中文系教室给学生上课时，陈先生夫妇竟然坐在讲台下的听众席上，并且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从此以后，他们经常来听我讲课。于是讲诗谈词也就成了我们见面时的共同话题，原来陈先生不仅喜爱诗词，极富诗情，而且有时也写一些七言绝句的小诗。有一天陈先生给我看了一首他1974年写的题为《回国》的绝句，诗是这样写的：

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喜看家国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90年代在天津与陈省身夫妇（左）摄于宁园

如果以严格的诗律而言，这首诗自然有一些不尽合律之处。但如果以内容情意而言，则这首诗却实在可以说是极为朴挚地表现了一位久居国外的老人对于自己祖国的一份真诚的怀思和祝愿。我与陈先生有相同的处境，因而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

1974年我回国探亲旅游时，也曾经写过几首七言绝句，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纪游绝句十一首》其一、其二）

我们的专业虽然完全不同，但通过彼此的诗歌，我发现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抗战沦陷时旧中国苦难的海外游子，都同样怀有着一份永远无法消除的对祖国的深情。而且飘零越久，对祖国的怀念就越深，想要对祖国有所报效的意念也就越坚决。现在看到祖国从旧日的危亡走向了今日的兴盛，自然也就越感到欢喜。

有一天我偶然与陈先生谈到了我们改变国籍的一些经历。陈先生告诉我说，他虽然早在40年代就去了美国，由读书而教书，前后将近二十多年，却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直到1961年，美国有意推选陈先生为院士，而当选的条件之一，必须是美国公民，因此陈先生才加入了美国籍。不过陈先生虽入了美国籍，却丝毫没有改变他是中国人的华裔的身份，他当选的虽然是美国的院士，但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陈先生一向都有他自己主观的理想和抉择，正因为他正确的抉择，才有了他后来的伟大成就。而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任随命运的播弄和抛置。1969年我从台湾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当时我所持的是台湾的证件。1970年我虽然获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但却从来没想到要加入加拿大的国籍。直到1974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在香港办理过境手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所以我在1976年才申请了加入加拿大的国籍，主要是为了经常回国方便。我与陈先生的专业和经历虽然不同，但我们在谈话中常常可以得到一种共鸣，这当然也增加了我们的友谊，更使我感动的是陈先生的夫人郑士宁师母对我的种种关爱。

陈先生长我十三岁，陈夫人的年龄我不确知，估计比我年长十岁以上，因此每次见面时，我总尊称她为陈师母。有一次他们夫妇二人又来听我讲课，看到我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都贴有胶布，陈师母就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说因为我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我的手指总是皴裂。于是陈师母就热心地给我送来了好几副她从美国带过来的胶质的薄手套，这种关怀使我十分感动。后来有一次我与他们夫妇谈话，陈师母告诉我说她的父亲郑桐荪先生也是一位数学家，是清华大学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但郑桐荪先生非常喜爱诗词，留下了数百首诗词作品。郑桐荪先生不仅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多门基础数学课程的讲授，而且还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过诗词课程，并写有《吴梅村诗笺释》与《宋词简评》等有关诗词的著作。陈省身先生的父亲陈宝桢先生则是光绪三十年的秀才，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熏习之下，就无怪乎陈先生夫妇对诗词会有兴趣，而且特别关爱我这个讲授诗词的人了。

陈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写诗，上中学时就写过白话诗。不过，中年以后的陈先生就不再写白话诗而改写旧诗了。除了前边提到的《回国》的那首绝句以外，我在《陈省身文集》中还见到了他写的另外三首诗。一首是1975年他为夫人郑士宁女士六十大庆而写的寿诗：

乙卯九月值士宁花甲之期缀句述怀

三十六年共欢愁，无情光阴逼人来。摩天蹈海岂素志，养儿育女赖汝才。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遗井臼倍劳辛。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觉壶中日月长。

诗中所言“小山”，据陈先生自注是他们在美国所居住的城名EL Cerrito，系西班牙文，意为“小山”。

还有一首题为《访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诗（此诗共八句，按韵字实可分为二首绝句，但《文集》中标为一首）：

物理几何是一家，共同携手到天涯。黑洞单极穷奥秘，纤维联络织锦霞。进化方程孤立异，对偶曲率瞬息空。畴算竟有天人用，拈花一笑不言中。

再有一首，是1986年他七十五岁时所写的七言绝句：

百年已过四分三，浪迹平生亦自欢。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

2004年是我八十周岁，这一年的秋天，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个国际词学研讨会为我祝寿。本来每年秋季开学时，我都会从加拿大回到南开来，而陈先生早已定居南开多年，习惯上是我每次回来以后，都会给陈先生打一个电话问安，然后就约一个时间去看望他。这次当我打电话给陈先生时，陈先生告诉我，他要给我写一首祝寿的诗。祝寿的研讨会订在10月21日召开，杨振宁先生在前一天就来到了南开，所以我们就在陈先生家里先聚会了一次。陈先生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生日贺礼总要在生日的当天才拿出来，给人一个惊喜，所以那一天我并没有见到陈先生的诗。直到第二天早晨，陈先生在会前就坐着轮椅来到了会场。陈先生是第一位发言人，工作人员抬上来一个精美的镜框，里面镶嵌的就是陈先生亲自用毛笔写的给我的祝寿诗。诗是这样写的：

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

对于陈先生诗中对我的溢美之辞，我当然是愧不敢当。但是我觉得陈先生的诗，却都掌握了一个遗貌取神的特点。他的诗不在格律与辞句的工整妍丽，而在于其中的一份“真意”。他的《寿士宁六十》，以及《七十五岁生日偶成》，可以说句句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与感受。特别是陈先生在诗中之特别喜欢用数字，这正好说明了陈先生对数字的敏感和情有独钟。陈先生为我贺寿的这首诗开端两句借用了李商隐的《锦瑟》诗句，只不过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李商隐的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因为这首诗是为祝贺我的八十寿辰而写的，所以陈先生就把原诗的“五十弦”改成了“八十弦”。以前先生曾经跟我讨论过李商隐这首诗，我以为这首诗的前两句是总起，展开了对锦瑟华年的追忆；最后两句是总结，是对当年情事回忆中的怅惘哀伤；而中间四句两联，是用多种不同的意象表现了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种种旧梦前尘。陈先生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为自己的诗集写的一首自序诗，我觉得陈先生的说法与我的理解有暗合之处，可见陈先生对于诗歌是果然有个人理解的。先生虽然是引用了古人的诗句，但我以为先生的引用和改写，实在十分恰当。如果把年华喻作丝弦，八十岁的年龄自应是“八十弦”，我在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回想过去八十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往事，自然也有着“一弦一柱”的追忆，先生的诗，可以说正是说出了我当日的心情。后面的两句“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也写得极为贴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决意回归田园时写的，我想先生这两句诗有两层喻意：一层自然是说我回到祖国来教书的决心；另一层我不知先生是否也希望我像他一样回国定居？这也是可能的。这里先生还用了李清照的事典，纵然我不能与李清照相比，但用李清照来喻指我是一个爱好诗词的女性，还是很恰当的。“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这两句诗可以说是包括了先生对我平生所致力的诗词创作、论著与教学三方面的评价。“锦绣”句应该是指我的创作，“月旦”二字应该是指我的论著，而“传承”二字，应该是指我的教学。先生在短短十四个字内，可以说写尽了我平生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其简练概括的能力实在令人佩服。最后结尾两句“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所写的就是我们以诗歌交往的一份友谊。先生感慨的是尽管世事扰攘纷纭，而能够与几个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友人一起谈诗论词，自然是人际关系间一种难得的境界，总之，先生这首诗所表现的真切情意使我感动不已。

会后不久，我给先生打过一次电话，表示我的感谢。先生在电话中曾对我说：你有空来坐坐吧，我们再谈一谈。我理解先生是很想跟我谈一谈他写的这首诗，但那一阵子陈先生的活动很多，我又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邀去开会和讲课，我跟先生说好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会亲自去拜望他。而就在12月1日我正要离开天津去北京的时候，忽然听说陈先生生病住院了。当时我虽然感到不安，但想到不久前我见到他时还是神采奕奕的样子，觉得不会有什么严重问题。我想等我从北京回来，先生也一定出院回来了，我再去看望他，好好谈一谈他的这首诗，告诉他我是如何地感动。谁想到就在12月3日的晚上，我刚在世纪大讲堂讲完课，就接到了天津的电话，听到了先生在天津医院病逝的消息。我当时真是哀痛和震惊，因为不过仅仅是一个月之前，先生在会场中所表现的真淳仁厚而且睿智的风采，还在眼前。谁想到死生无常，竟成永别。于是第二天我就匆忙从北京赶回了天津，为先生写了两首挽诗：

噩耗惊传痛我心，津门忽报巨星沉。犹记月前蒙厚贶，华堂锦瑟动高吟。

先生长我十三龄，曾许论诗获眼青。此去精魂通宇宙，一星遥认耀苍冥。（《陈省身先生悼诗二首》）

末句说的是先生逝世前不久，天文界曾以先生之名为一小行星命名，先生之精魂必将与它同样不朽。

12月7日我在南开大学为先生举办的陈省身先生告别音乐会上朗诵了我的这两首诗，并且参加了南开大学为先生举办的一切追悼活动。但毕竟都是先生的身后事了，先生约我再见一面谈诗的约言，永远无法实践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平生极大的遗憾。时隔日久，哀悼之情虽然逐渐减少了，但追念之情却是历久弥新。

六、未曾谋面的古农学家石声汉先生

1997年秋天我再度回到南开时，听说吴大任校长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我就到他们家里看望陈先生。就是这次见面，陈先生告诉我，吴大任校长有一位挚友石声汉先生，他们都是30年代初考取的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石声汉先生的子女为他们的父亲整理了遗作《荔尾词存》，吴大任校长希望我能为这本词集写个序言。正是这个机缘，使我有幸读到了一本不平凡的词集，也使我有幸透过他的词作认识了这位未曾谋面的科学家。

荔尾是广东的一个地名，石声汉先生曾经在那里教过书，所以他给自己的词集起名《荔尾词存》。《荔尾词存》是差点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的一本书，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石声汉先生的书都被没收了，《荔尾词存》的手稿也被没收。石声汉先生去世八年以后，1979年，西北农学院在清理“文革”弃物的时候，被他的学生姜义安先生看见，把这一本手稿抢救回来，交给了他的子女。

石声汉先生的子女想把他父亲的这一本词集出版，他们找到了吴大任先生。吴大任先生说，你们要出版这本词集，最好找一个研究词的人写一篇序言，证明他的词是果然在文学、在词学方面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出版的，值得流传的，你们就去找叶嘉莹给写一篇序吧。那一年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老家，石声汉先生的儿子，清华大学的石定机教授就到北京我的老家来看我，希望我为他父亲的词集写一篇序言。石定机先生在跟我弟弟谈话的时候，我打开了这本词集的手稿一看，我就折服了。这么好的学者，写这么好的书法，填了这么好的词作，胜过我们多少研究古典诗歌的人！我当时就对石定机先生说，我一定给令尊大人写这篇序。

石声汉先生写的词胜过了我们一般研究古典诗词的人的创作，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研究古生物学、古农业的，他不像我一辈子就是在古典诗词里边打圈子。我的脑子里边所背诵的都是古人的诗词，我拿起笔来填词：写春天，我脑子里边就跑出来很多古人写的春天；写秋天，我脑子里边也跑出来很多古人写的秋天。于是我的笔下写出来的，就有很多是古人的感情、古人的语言，我就被它圈套住了，不能跳跃出来。而石声汉先生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既有这么好的古典修养，而他并不以诗词名世。他是研究科学的，他既有古典的修养，但是他又不受古典的约束。一个人能够深入进去，而又能够跳跃出来，没有被它圈套住，真的是了不起。

石声汉教授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一生留下近六百万字的科学著作，是我国植物生理学和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36年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他两度执教于西北农学院，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深受师生爱戴。石声汉先生在科研方面的成就，受到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的重视，在他撰写的《中国科技史》中，多次引用石声汉先生的论著，共同的事业使得他们之间从40年代就成为知己的好友。1958年李约瑟博士访华，曾经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求，请石声汉先生到英国三年，与他合作完成《中国科技史》中的生物卷、农学卷。可惜在当时的背景下，没能实现。

石声汉

石声汉先生勤于笔耕，在“文革”期间被批斗、抄家，所有的书都被抄走、被封存的那样恶劣环境下，他也没有停止工作，直到1971年病逝。石声汉先生终身从事古生物学跟古农学的研究，他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氾胜之书〉今释》、《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的评介》、《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多种著作。他留给我们最后的文稿甚至是写在报纸边上和烟盒纸上面的，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石声汉先生花了多少时间和生命去写作，我们不能够想象他所花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他所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当石先生写这些书的时候，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而且正在受迫害之中。白天把他拉出去批斗，晚上点着灯继续写作，他不甘心放弃，因为他知道他所研究的这个学问的价值和意义。他是怎样写的稿子呢？看一看他写的一首《浣溪沙》：

骤雨惊传屋下泉，短檠持向伞边燃，明朝讲稿待重编。室静自闻肠辘辘，风摇时见影悬悬，半枝烧剩什邡烟。

这是说他的屋子是漏雨的，外面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所以他要撑起伞，把油灯放到伞边才能写稿子。听着自己饥肠辘辘的声音，风吹来时，灯影摇摇晃晃，手里拿着半枝什邡那个地方出产的一种廉价的香烟。——他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写稿子的。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是我们的祖先从生活体验之中，对于真正现实的农业耕种的各种情况，有非常详尽的记载，有很多值得现在借鉴之处。石声汉先生之所以有能力翻译、介绍这些中国古代农业的书，需要两方面的根底：一个是他的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根底，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古典文化修养。他是从小就读了中国不少的古书，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篆刻，都有相当的成绩。

我之所以动笔为石声汉先生的词集写序，除了被吴大任校长与石声汉先生的这一份知己相交、生死不渝的情意所感动以外，更是由于这本词集所表现的石声汉先生的品格情操和他深厚的古典学养所给我的一种直接的感动。这是一本不平凡的词集，我为自己有机会读到这一本不平凡的词集而感到幸运，也对吴大任校长夫妇的推介而心怀感谢。

我是一个终生从事古典诗词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平常读过的古今词人的作品可以说不少，无论是婉约豪放，无论是典雅俚俗，无论是正统新变，各种风格中都不乏令人赏爱和感动的佳作，然而石声汉先生的《荔尾词存》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不平凡之处。石声汉先生作品中所表现的，可以说是纤柔善感的词人心性与词体的美感的一种自然的结合，这是他的不平凡之处的一个方面。石声汉先生的作品之所以使人感动和欣赏，实在还在于他在题材的选择与表达方式方面，也有一些不平凡之处。

石声汉1958年写给石定机的条幅

他在1958年写给长子定机的条幅跋中说：“老蹇蹉跎五十一年，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人以词人文士见目。少年学作韵语，只以自写块垒。”一般喜欢写作诗词的人，难免有两点习气：一是对自己的作品常常矜持自得，二是在朋友间常有应酬之作。而石声汉先生没有这些习气，这就足以见到石声汉先生词的不平凡之处了。所以我说《荔尾词存》是一本不平凡的词集。何况石声汉先生在他的词中所写的，都是他的最真诚最深切的胸中之“块垒”，下面我们就将抄录他的几首词作来一看。首先我要抄录的是反映他的修养与心情之转变的三首小词：

其一《清平乐》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　　宫砂何事低徊，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其二《柳梢青》

缱绻残春，簪花掠鬓，坐遣晨昏。臂上砂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　　垂帘对镜谁亲？算镜影相怜最真。人散楼空，花蔫镜黯，尚自温存。

其三《柳梢青》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　　卷帘斜日相亲，梦醒后、翻嫌梦真。雾锁重楼，风飘落絮，何事温存。

这三首词据石声汉先生自己说，是他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中的《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和《蝶恋花》（莫斗蝉娟弓样月）两首词后的有感之作。王国维的词所写的，是以闭锁长门的蛾眉自喻，慨叹于谣诼的伤人，但在被伤毁和被冷落中，词人却仍然坚持着一种“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的不甘放弃的理念，这正是我所说的“弱德之美”的感情心态。不过石声汉先生写的这三首词，则已经超越了王国维原词中的心态，增加了反复思量的多层意蕴：从怅惘于“芳菲”之不能“留住”，到“花蔫镜黯”仍不肯放弃的“尚自温存”，再转到“梦醒”之后彻底放弃的“何事温存”。这其间石声汉先生所表述的情思和意念，真可以说是幽微要眇，百转千回。像这种题材和意境，不是一般以文学为羔雁之具的人所能够企及的，也不是一般只会写伤春悲秋以诗酒风流自赏的词人文士所能达到的。除去这一类要眇幽微的作品外，石教授还有一些以日常口语反映现实生活和政治情势的作品，也写得极有特色。我们现在就也抄录一些这类作品来看一看：

其一《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六首录二）

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周章，信知菰笋最清肠。　　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邻厨风送肉羹香。（其二）

双袖龙钟上讲台，腰宽肩阔领如崖，旧时元是趁身裁。　　重缀白瘢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羡它终日口常开。（其四）

其二《鹧鸪天·记近闻近遇》（二首录一）

牛鬼蛇神事有无，蚊雷市虎代爰书。乌台谳急钞瓜蔓，红卫兵骄卤腐儒。　　髡皓首，系玄符。龙钟拥涤圊窬。劳心锻就风波狱，迁固何曾涉谤诬。（其二）

这几首词从表面看来，所写的题材内容，与前面所举的《清平乐》、《柳梢青》等词作，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他所写的也是自己胸中的“块垒”，而不是一般词人文士的舞文弄墨之作，这是显然可见的。他所写的虽然是非常具体现实的生活情事，但其情思之幽约怨悱，却仍是一贯不变的。正是这种意境造成了石声汉先生词的不平凡之处。

石声汉先生虽对古典文学有深厚之修养与兴趣，但他的志业却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科学，使得石声汉先生一方面能完全不被传统词人所拘限，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失古典之规范。例如前边所举《清平乐》、《柳梢青》等词，其风格之典雅温婉，情思之悱恻幽微，自然是传统词中的佳作，但其意境却又另有天地。再如《浣溪沙》等词，所写的虽然是具体的日常生活，用词也极为通俗直白，但意境又与古典中的传统相通。再如其《鹧鸪天》词中所写的情事，其辛酸与荒谬虽然完全不是古典词中所曾有的，但石声汉先生却有意在这首词中用了许多古典的词语，使得他的满腹辛酸悲愤，在古典的词语中有了更深的意蕴。

石声汉先生不仅长于写短小的令词，也长于写长调的慢词，不仅长于写自抒块垒的抒情词，也长于写托意深微的咏物词，下面我们就将这一类词，也抄录一首来看一看：

蹄铁敲穿，踏遍崎岖，日渐昏黄。叹木鞍坚重，背成生，麻缰粗硬，吻有陈伤。项下笼，虚无寸草，枉羡青畦菜麦香。沉吟处，听鞭梢爆响，倦步催忙。　　归来絷向空廊，早弦月盈盈上短墙。奈毛似垂旃，泥和汗结，头如赘瓮，颈共肩僵。半束枯，一拳稃壳，便是辛劬竟日偿。宵寒恶，任螗蹲蛙坐，直恁更长。（《沁园春·驮行病骥》）

这首词以一匹背负重物的病马，来喻写备受迫害与折磨的辛劳工作者，不仅用词与喻意配合得工切典雅，而且写得酸楚动人，不失为咏物词中之佳作。

石声汉先生还有一些写柔情的长调，像他的《莺啼序》（斜阳尚凝旧陇），及同调（西风又催鬓改）等词，据石教授的女儿在笺注中说，这些词都是石教授怀念其妻子的作品，写得非常的深婉动人，现在只抄录一首题为《寿细君》的《鹧鸪天》：

自嫁黔娄百事乖，春风纨绮尽蒿莱。岁朝羁旅伤憔悴，九月寒衣未剪裁。　　儿女累，米盐灾。七年犹著嫁时鞋。鸳盟若许前生约，后世为君作妇来。

从这首词来看，其伉俪情深，可见一斑。而且这首词写得不事雕饰，还有用前人诗句之处，因为这首词是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不必过分讲究，反而显出石声汉先生率真的一面。

总之，石声汉先生的词，在现当代的作者中，足以独树一帜，他的成就非常难能可贵，应该珍重保存，以流传后世。我不仅为石声汉先生的《荔尾词存》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还给我的学生讲过石声汉先生的词。2006年，我在天津农学院作过一次专题演讲，题目就是《一位农业教育家词作中的生命反思》，向天津农学院的师生介绍了石声汉先生和他的词。

石声汉先生对中国古农学的研究所投注的一番心意和理念，应该能够得到继起者的理解和关注。我更希望他所译介的古农学著作，能受到今日农学学者的重视，我想其中一定有不少值得今日农学家们的参考之处。

七、程千帆先生和沈祖先生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

程千帆先生二十岁考上金陵大学，他本来报的是化学系，因为化学系学费很贵，家里无力负担，而中文系学费只是化学系的一半，就改报了中文系。程千帆先生家境虽然清贫，但却是一个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文史基础。所以说程千帆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大家，却是必然的。

在金陵大学程千帆先生认识了沈祖棻先生并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一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所谓前有陆（侃如）、冯（沅君），后有程、沈。他们不但在诗词创作中琴瑟唱和，而且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他们共同经受了四十多年的苦难命运，沈祖棻先生写过“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的沉痛诗句。

程千帆1945年就到了武汉大学任教，做过中文系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从此他被取消了上课的权利，弄到资料室去整理卡片。“文革”开始后，他们全家被赶出原来的住所，搬进废弃已久的湖边小屋。搬家时，因为期限很紧，又不许请人帮忙，是程千帆先生自己拖着板车搬运的。扔了很多东西，只留下生活必需品。小屋十分简陋不说，而且非常潮，由于没有排水设施，下雨时山水往屋里直灌，平地水深一尺。尽管一到晴天就忙着晒衣被，全家还是患上了风湿病。关于这所小屋，沈祖棻先生在《忆昔》诗中有记载，我们来看其中两首：

载物车难借，尤幸釜甑存。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草长遮残砌，泥深漫短垣。相看唯老弱，三户不成村。

初到经风雨，从容未识愁。忽闻山泻瀑，顿讶榻如舟。注屋盆争泼，冲门水乱流。安眠能几夜，卑湿历春秋。

1970年以后，程千帆先生又被发配到沙洋农场，种地、养牛、养鸡，什么都干。他发现农场图书室有一套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晋隋八史，便如获至宝，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就看这套书。1975年，程千帆先生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不久，武汉大学就让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这就是他苦熬了十八年的结果，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更为不幸的是，1977年沈祖棻先生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程千帆先生一个人就是在小屋里，为沈祖棻先生整理遗稿，来寄托他的哀思。1978年程千帆先生油印了他整理的沈祖棻先生《涉江词》、《涉江诗》，分送亲朋好友。我们来看程千帆先生的两首《鹧鸪天》，可知那时他的心情：

衾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绶带，绿题笺。深思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1978年夏天，几位同门好友联名向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推荐程千帆先生，匡亚明校长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先生到武汉大学去找他，叶子铭先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千帆先生。这一年8月，已经六十多岁的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程千帆先生当年就读的金陵大学所在地。在南京大学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千帆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到南京大学后，程千帆先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二是培养学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可以说实现了晚年辉煌。程千帆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宽广，除了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之外，他还在文学史、史学、校雠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认识程千帆先生是在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教书时。那一次我匆匆忙忙地去了三个学校，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前面我讲过北大是国家教委安排的，南开是李霁野先生邀请我去的，去南京大学是另外的一个缘由。

197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先生到我所任教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校要找一个会讲中文的教授来接待他们，所以就安排我接待陈得芝先生。那几天我负责开车陪着他们到温哥华各地方参观，可是那时候学校不放假，我还要上课。有一天我跟陈先生说：今天我有课，不能陪你们外出，你们自己随便参观吧。陈先生说：既然你上课，我们也不出去了，一起去听你讲课吧。那天我讲的是李商隐的诗，听了我的课以后，陈得芝先生说：你讲得非常好，你什么时候回国，一定要到我们南京大学来讲演。他把联络方式留给了我，我答应他回国时通知他。陈得芝先生是研究蒙古史的，王国维先生也研究蒙古史，恰好我正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们对王国维先生都十分敬仰。1979年我到北大、南开讲学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回国的信息。陈得芝先生很高兴，他一定要我到南京大学去作一次讲演，所以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京大学就是陈得芝先生安排的。

我记得是坐火车去的，陈先生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帮我拿行李。我在南京大学的讲演是在中文系，我讲课的那天早上，他们告诉我，程千帆先生要来见我，可是程千帆先生那天有课，下了课就来。我记得那天我的课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时候，程千帆先生来了。这时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先生已经在两年前因车祸去世了，大家都说真可惜，要是沈先生在世的话，你们两位女词人聚会一下多好。那次演讲他们还安排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老师来听讲，其中就有金启华先生，所以南京师范大学又请我去讲了一次，金启华先生还陪我拜访了唐圭璋先生。我和程千帆、孙望等几位先生还聚会了一次，大家都吟诵了自己的诗作和词作。

我跟程千帆先生认识以后，通信很频繁，他还把他整理的沈祖棻先生《涉江诗词稿》寄给我，是自己印的那种很简陋的本子，同时寄来的还有他和沈祖棻先生合编的《古诗今选》上册、他自己写的关于唐人边塞诗的论文，后来程千帆先生又陆续约我去南京大学讲过几次课。

那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几乎断绝，国内学界很愿意与海外学术机构及学人建立联系。程千帆先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写信让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及大学亚洲学系）的名称、地址及主持人；

二、欧美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的名称、出版地址及主持人（近二十年）；

三、研究汉语古典诗歌及古代文艺理论的学人（特别是华人学者）及主要著作（专书或论文、发表刊物及出版书店）。

1993年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室，右二为程千帆

我把北美汉学研究情况写给他以后，因为索要的人太多，他们就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文教资料简报》上了。我还陆续给他寄了一些我的论文、《哈佛大学学报》、《哈佛博士论文目录》、《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等书。当然程千帆先生也常常给我寄书，还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向我约稿。总而言之，程千帆先生为教学研究、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提出编纂《全清词》，委托南京大学承担编纂任务，由程千帆先生担任主编。南京大学组成《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程千帆先生请了海外两个顾问，一个是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一个就是我。在我到南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他还请我参观了他们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他们当初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一个宿舍楼里，我经过走廊到他们的编纂研究室，两边都是炒菜做饭的人们。他们那时也没有带玻璃门的书柜，都是木板做成的架子，收集来的资料，都一包一包地放在那里。那时大陆的一切条件都不够好，做出点事真的不容易。1985年程千帆先生写信告诉我，大约年底可以交出《全清词·顺康卷》。他们真不简单，到2002年5月，《全清词·顺康卷》共二十册终于全部出版。遗憾的是，程千帆先生2000年就去世了。词的断代总集《全宋词》、《全金元词》及《全唐五代词》早已出版，而清词堪称鼎盛，词家词作又远超前代，仅《顺康卷》就三倍于《全宋词》。所以《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实在是学术界与出版界之一大盛事，程千帆先生在天之灵若有所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跟程千帆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灵谿词说》时写的那些论词文稿，还有论词绝句，都寄给程先生看，程先生很赞同我们写的那些论词绝句。后来，我把词的演进分成几个阶段：最早的花间词和北宋的小令称为“歌辞之词”，其后苏东坡、辛弃疾的词称为“诗化之词”，南宋的词称为“赋化之词”。从歌辞之词到诗化之词，大家都有共同的认知，李清照就说像苏东坡的词就是句读不整齐的诗，这是大家公认的。至于南宋以后的词，很多人不大能够欣赏，而我提出把南宋词称为赋化之词。我以为这种演进有一种必然的需要，因为小令是很短小的，它可以有很多言外的意思，写得很含蓄的。可是柳永把男女的感情都用长调写了，就比较浅露，比较肤浅；而诗化之词如果写豪放的志意也都平铺直叙地写下来，这些激昂慷慨的词就流于粗率了。所以，从周邦彦开始，到后来的吴文英、姜白石都故意把它写得晦涩一点。因为词这种文学体式，跟诗不一样，诗你可以写成长篇的歌行。诗在朗诵时有一种气势，可以用气势直接打动你。可是词变成长短句，就失去这种气势了，太平铺直叙了，就失去了词的美。长调写婉约词就容易淫靡，写豪放词就容易粗率。所以周邦彦不得不用人工的安排，使它不能够一泻无余，不能够一下子滔滔滚滚地写下来。《古今词话》上说，长篇的歌行像骏马迈坡一往无前，可是词如果是长调，这样一直写下来，就显得浅率了。《古今词话》上还说词的长调要如同娇女步春，要像一个娇弱女子在春天里散步，要“一步一态，一态一变”，每一步都要有一个姿态，每一个姿态都要有一个变化，这样才有它的美。我认为这就是赋化之词的特色。我这样的说法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赞成，他以为这种说法解答了词学中很多困惑和争执。

程千帆录旧作赠叶嘉莹

程千帆先生给我的书信很多，但是保存下来的不全了。因为我常常在旅行之中，我在北京有老家，这些先生们给我的书信或者书法，常常是放在北京了。可是我的老家在拆迁的时候，很匆忙，那时我不在北京。我弟弟半身不遂，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她当然不懂得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她看到一些旧信，以为是烂纸都给丢掉了，真是太可惜了！我平生中有三次大的损失：一次是我南下结婚时，我的照片、书、草稿都没有带，留在了北平，“文革”时我弟弟因为害怕都给烧掉了；一次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我结婚以后与北平的家人和亲友的一些书信都被抄走了；最后就是2003年我老家察院胡同拆迁，把我1979年回国以后二十多年来的一些书信和一些老先生写给我的书法都丢掉了。后来缪元朗告诉我，有人在旧书市场看见过缪钺先生写给我弟弟的信，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还想谈谈沈祖棻先生，当年程千帆先生给我寄《涉江诗词稿》时我就想过，程千帆先生可能是想让我写写沈祖棻先生的诗词，当然他也没有明白地说。我自己也有这个愿望，可是我一直很忙，一直没有写，只是我给学生讲课时常常提到沈祖棻先生的诗词。一直到2003年10月，我才在南京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从李清照到沈祖棻》的讲演，也算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沈祖棻先生真的是女性的词作者里边的一个集大成者。

我们看到早期的“歌辞之词”，男子写的歌辞对于他的诗是一种背离，因为男子写诗是以“言志”为主的，而男子写的词起初不过是歌筵酒席的游戏笔墨。而女性的词对于她的诗则是一种继承，从《诗经》开始，《谷风》、《氓》都是写那些不幸的妇女的遭遇，当然也有幸福的妇女。总而言之，女子是写她真正的感情，女子是写自己的悲欢离合，自己真正的内心的情意。本来女性的词与诗是一个系统传下来的，只是观念不同。李清照认为那些激昂慷慨的句子不能够写到婉约的小词里边去，她说苏轼、欧阳修的词是句读不整齐的诗。可是经过从北宋到南宋，有了苏轼、辛弃疾的出现，词从“歌辞之词”演进到“诗人之词”，到了明清之际徐灿的那个时代，就直接把一些破国亡家的悲慨都写进去了。清朝末年秋瑾的时候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男子革命，女子也要革命了。

到了沈先生的时代，女子跟男子无论是在教育方面，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都可以平等了，而且沈先生她不但是一个词人，同时也是一个学者，所以她写的词不但是“诗人之词”，还是“学人之词”。沈先生的词不再是李清照那样的词，也不再是徐灿那样的词，她写出来的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沈先生真是“诗有史，词亦有史”，这是从清代的词史观念继承下来的。沈先生曾经写过几首《浣溪沙》，是一组写得非常好的小词。

我只选一首来看：

兰絮三生证果因，冥冥东海乍扬尘。龙鸾交扇拥天人。月里山河连夜缺，云中环几回闻。蓼香一掬伫千春。

“兰絮三生证果因”，是说善因恶果的种种机缘。佛教所讲因果的关系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为什么种的兰因却得到的是絮果？历史上中国文化曾经惠及日本，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中国文化，日本也曾派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而后来日本竟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冥冥东海乍扬尘”，日本在中国的东方，东海指日本，“尘”就是烟尘、战尘，战争又兴起了。“龙鸾交扇拥天人”，当年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本来是不主张抗战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战。“交扇”是说古代皇帝上朝的时候要用交扇。杜甫的《秋兴》里写到“云移雉尾开宫扇”，皇帝上朝的时候先坐在这里等大臣，这显得没有礼貌；如果大臣都已经上朝站在那里，看着皇帝从台子上面走过去，这又不免把皇帝凡人化了，就不够神秘；所以就用很多“雉尾”，就是野鸡毛做的大大的扇子把它遮住，像屏障一样，皇帝从背后上来，等皇帝一坐下，扇子向两边一撤，“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龙鸾交扇”是指国共两党拥一个天人，这说的就是那个时候让蒋介石来领导抗战。“月里山河连夜缺”，有这样一个传说，月亮里边有一些影子就是大地的山河的影子，沈先生不说我们的国土步步沦陷，而说“月里山河连夜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军队的败退真是一个城一个城地丢，真可以说是“连夜缺”。“云中环珮几回闻”，是说那些美好的消息，前线战争胜利的消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呢？“蓼香一掬伫千春”，这是说我们内心的悲苦像蓼花，蓼花是悲苦的，我们捧着蓼花等待，希望抗战胜利的到来。

沈先生用小令来写比兴之词，写得非常典雅、深隐，真是难得的好词。不但在女子之作中是难得的好词，就是在男子之作中也是难得的好词。诗是可以反映历史的，词也是可以反映历史的。经过了明清之易代，果然清词里不少的作品都是反映当时历史的，所以有了所谓“史词”。鸦片战争以后，晚清词人所写的都是反映国家盛衰世变的小词。所以你看这个小词就很妙，从给歌女写的歌词居然演化成了反映国家盛衰兴亡记载历史的词了。沈先生看到了前朝的词这么多的演化，她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事变，她就真的是把历史写到小词里边去了，而且用这样深隐的比兴寄托，这样典雅的词句，写出来这么美丽的词篇。

沈先生还能把很多不容易写出来的东西也写得恰到好处，她有一首词《宴清都》。前边小序说：“庚辰四月，余以腹中生瘤，自雅州移成都割治。未痊而医院午夜忽告失慎。奔命濒危，仅乃获免。千帆方由旅馆驰赴火场，四觅不获，迨晓始知余尚在。相见持泣，经过似梦，不可无词。”

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凭教剪断柔肠，（割瘤时并去盲肠——自注）剪不断相思一缕。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

写得真是好，这么复杂的这么特殊的情事，沈先生写得非常贴切。“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写得真是美！沈先生实在写得好！这是医院，你看她把医院写得这么美，她说“罗裀”是雪白的，非常典雅，完全是词的语言；“并刀”是手术刀，她化用的是周邦彦“并刀似水，吴盐胜雪”（《少年游》）的语句；“素纱轻护”，你想象白色的丝纱这么朦胧，她缠着纱布，但写得很美。“凭教剪断柔肠”是说割瘤时并去盲肠。“剪不断相思一缕”是说我的肠子虽然断了，可是我的感情还在。“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因为我这么多情，所以这寸寸的情丝就把我留住了，而“情丝”也暗喻了伤口的缝线。“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她是写的着火，“烟横”是浓烟，“霞”是像晚霞一样的红色的火光。“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半夜里她从病房里逃出来。“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这句真写得好！第二天早晨，在窗前她跟程千帆先生夫妻两人“泪眼相看”，把帐幔一开忽然间看见了，“搴帷乍遇”，写得这么多情，这么宛转。

沈先生还有一首有名的《早早诗》，是写她的外孙女，我们节选一段看看：

汝独爱家家，膝下百回绕。喜同家家睡，重愁家家抱。关心唤吃药，饮茶试凉燠。分食与家家，儿自不嫌少。唯愿快长大，为婆洗衣袄。随母休沐归，相亲复相扰。夺帚争扫地，脱衣唤洗澡。玩水瓶时灌，弄火锅空烤。倒罐更翻篮，到处觅梨枣。帐杆当竹马，手杖满地捣。凌空学杂技，一跌意未了。吓人装老虎，怒吼势欲咬。打狗踢苕猪，不怕舞牙爪。偷攀自行车，大哭被压倒。婆魂惊未定，儿身痛已好。一晌转安静，向人索纸稿。移凳俯书桌，画鱼又画鸟。积木堆高低，皂泡吹大小。三餐端正坐，家家喂饭饱。饮河期满腹，美馔视藐藐。不喜着新衣，敝服曳缁缟。阿母责顽劣，此语使儿恼。鸡鸡不洗脚，上床胡乱搞。狗狗不睡觉，半夜大声吵。我是最乖儿，家家好宝宝。

“家家”武汉话是外婆的意思。这首诗受到很多名家的高度评价。

朱光潜先生读过后题了一首诗：

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遭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独爱长篇题早早，深衷浅语见童心。谁言旧瓶忌新酒，此论未公吾不凭。

荒芜则认为“一篇早早有情思，绝胜骄儿娇女诗”。沈先生真是一个集大成的作者！她各种的体式各种的内容都写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找来《涉江诗词稿》看看。

八、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大学1936年历史系毕业的，他的毕业论文深受胡适先生的赞赏，毕业后留校任教，40年代曾短期在复旦大学任教。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来，几经重版，行销数十万册，蜚声海内外。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是陈寅恪先生写的序言。我在台湾大学教词选课的时候，常常参考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那还是旧的版本。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在历史考证方面做得是非常仔细的。可是我跟邓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对他十分敬仰，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能有机会和他相识。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跟国内学术界开始有了联系，1987年国内邀请我到江西上饶参加一个纪念辛弃疾的会议。因为我一直读稼轩的词，他的《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写得真的是很美，我很想去上饶看看带湖是什么样子。就是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邓广铭先生。

90年代初摄于北京大学邓广铭家门前（左起：刘乃和、叶嘉莹、邓广铭、启功）

那一年，我接到辛弃疾纪念会的通知，开会的地方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飞机不能到达那里。我只能先飞到上海，然后换火车才能到达江西上饶。这样我在国外订票就很麻烦，所以就找到我的侄子言材。那时他已经在日本的北九州大学教书，侄媳妇桐岛薰子也是读古典文学的，一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也一起来了。还有我以前的学生台大教授林玫仪，也是研究词学的，那时她还从来没有来过大陆，很生疏，不知道怎么回来，听说我来参加会议，也决定一起来。我侄子预先订好了旅馆，我们四个人分别从温哥华、九州、台湾飞到上海会合，从上海一起坐火车去了江西上饶。在火车上大家一起聊天，我记得那天林玫仪问我：你讲了这么多人的诗词，最喜欢谁的诗词？她还问我：中国古代这么多诗人词人，你觉得有哪一个你愿意跟他交朋友，跟他一起生活呢？我想了半天，我说还是稼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杜甫这个人，他的诗忠爱缠绵，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好像古板一点；李商隐诗我一直很喜欢，可是李商隐的诗我可以欣赏，但是李商隐这个人又太忧郁了一点；所以想来想去辛弃疾这个人不但词写得好，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也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写的词里边，他所居住的地方，要栽什么花啊，种什么树啊，什么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开窗子都安排得多好！我当然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问林玫仪，她想了想也说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如今我们一起来参加稼轩词的学术会议，真是有缘。

我们在上饶开会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也去了，而且我跟他的座位相邻。我跟邓广铭先生谈话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常常参考他的书。跟邓先生见面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人非常诚恳，非常和蔼，而且做学问是非常认真的。我记得那次会上有人提交了一篇论文，大意是说稼轩做了好几任地方长官，在带湖、瓢泉都盖了房子，一定也搜刮了民财。邓先生很生气，他觉得这种说法对稼轩是一种污蔑。他认为，稼轩绝不是一个搜刮民财来给自己盖房子的人，辛弃疾所造的房子，在宋代优待文臣的标准来看，实在并不奢侈华丽。我同意邓先生的看法，我也觉得稼轩经营他居住的地方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历史上像姜白石记载的张镃那些人，他们的房子都装饰得富丽奢豪，家里养着歌伎酒女。可是稼轩以诗人的眼光非常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住处，在房前种了一大片庄稼，小溪旁栽了几棵柳树，种了一些梅花，圈了一围篱笆，他的房子虽然很美，但不是雕梁画栋。在带湖新居盖房时他写了一首《沁园春》：“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房子上梁时他作《上梁文》：“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中国古人盖房上梁时，要把一些象征吉利的东西，抛到屋梁的四方，同时念诵一些祝词。稼轩这是说：我向东边抛东西，我就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朝暾”是早晨初升的太阳；即使朝廷上不用我了，我不能在朝廷做官，成为江海的一个闲人，我还是要忧国忧民，希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稼轩经营他的住所，跟那些富贵奢豪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邓先生就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我们去拜谒稼轩墓，要走很远的路。那时邓先生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当地的人很客气，给邓先生准备了一把可以抬着走路的藤椅，可是邓先生坚决不肯坐这椅子，他说去拜谒稼轩的陵墓一定要走着去。我保存的相片里还有邓先生在走路，抬着椅子的人就跟在他后边，他就是不肯坐。到了稼轩墓，我跟邓先生、林玫仪还照了相。恰好我跟缪钺先生合作写的《灵谿词说》已经出版，那本书里的《论辛弃疾词》一篇是我写的，我想邓先生也看了。从我们在上饶认识以后，他对我非常好，回到北京后，我们常常见面，邓先生还约我到他家里去，请我吃饭。邓先生认为我的稼轩词说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当面说，我是一直到邓先生去世以后，才看到他最后校订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前言上，写了一大段关于我写的稼轩词说。他说他在近十多年读了我的多篇论唐宋词的文章，其中包括论稼轩词的多篇。他说我写的“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宏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他还大段引用了我的论稼轩词的文字，最后还说：“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邓先生一直非常客气，以为他自己只是考证了历史，而没有讲到稼轩词的文学成就。

邓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后，他一直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校订。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应该是稼轩研究的最高成果。邓先生在这里很诚恳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也为我对于稼轩词的研究得到他的认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觉得前辈的这种治学、做人的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

台湾大学的郑骞先生，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写稼轩的年谱，可是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没有能够完成，我觉得郑骞先生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郑骞先生去世以后，他放在家里的笔记，当时没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冯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去参加一个红学会议，才结识他。其实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因为我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就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写过一段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因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完全被叔本华的哲学所限制，不符合《红楼梦》小说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里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来，又加以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单独发表了。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被邀请了去参加这次红学会议。这次会议海内外的红学家都去了，当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会议还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周汝昌先生也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而且顾先生也很欣赏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会议安排开会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厅里放一张大桌子，准备了一些笔墨纸砚，这些学者们就在那里题诗、写字、画画。周汝昌先生给我写了一首诗，还题了字。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边也题了字。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跟冯先生认识了，但是不熟，我们并不常常联系。

一直到了1993年秋天，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汉学的会议，主办人是林水檺。林水檺原来是我在台大的学生，后来他申请到U.B.C.大学念了一个硕士，还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就到马来西亚去教书。这次会议邀请了我，也邀请了冯其庸先生，我跟冯先生就又见面了。那时北京已经有了我老家察院胡同的房子要拆迁的说法。因为我曾经参观过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式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的老家办成一个像白鹿洞那样的书院。那时我已经在南开了，我也希望南开的研究所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有这么一个联络的地方，因为我毕竟在北京有老家呀。我打算跟国家交涉，希望国家在拆迁我的老家时，能够给我们另一个地方，重新盖起一个院子来。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很多人都问我们老家房子的事情，当时冯先生也在场，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冯先生很热心，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联系，帮助我联系找地方。

冯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当时西城区的区长赵重清、书记李雅清，给我们在什刹海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中间隔着后海，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我回来就跟南开大学说了，南开大学说很好，可以去看一看。可是南开大学没有去办，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听说那块地被别人买走了，开了饭店。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这块地没有了，还有别的地方，他又陆续介绍我们看了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地点。那时南开大学有一个专门管建设方面的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事不是他能赚钱的买卖，所以就一直不热心，使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这个人我也不记得名字了，听说后来他逃跑了。冯其庸先生、赵重清先生、李雅清先生这些朋友帮了很多忙，陈洪先生也见过他们，一起看过一些地方。南开大学那个管建设的人也去看了，但是都没有给回音，最终都没有办成功。冯先生真的是非常热心，为了保存我家察院胡同的房子、帮忙寻找新的地方尽了很大的力量。

虽然这件事没有办成，我却跟冯先生成了很熟的朋友。他送给我很多本他自己的书，我也写过《七绝三首》赠冯其庸先生：

威州高会记相逢，三绝清才始识公。妙手丹青蒙绘赠，朱藤数笔见高风。（注一）

研红当代仰宗师，早岁艰辛世莫知。惠我佳篇时展读，秋风一集耐人思。（注二）

一编图影取真经，瀚海流沙写性灵。七上天山奇志伟，定随玄奘史留名。（注三）

注一：宽堂冯其庸先生与余初识于1978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所主办之国际红楼梦会议中。冯公对红学之研究固早为当世所共仰，而在会议期中冯公更曾以其亲笔所绘之紫藤一幅相惠赠，于是始识其诗书画三绝之妙诣。

注二：1993年冬又得与冯公在北京再度相晤，冯公复以其大著多种相赠。其中《秋风集·往事回忆》一文，曾备叙其早年生活之艰苦，而冯公能有今日多方面之成就，则其资秉之高、用力之勤，固可想见矣。

注三：2001年返国与冯公又得相晤，冯公又以其近日在上海展出之《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路线暨大西部图影集》一册相示，既叹其七上天山之探奇考古精神之卓伟，更赏其摄影取景之艺术境界之高妙，钦赏之余因写为小诗三首相赠。

冯其庸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九次到西部考察玄奘取经之路和丝绸之路。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上了帕米尔高原，发现了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经过的古道——明铁盖达坂山口。2005年8月冯其庸先生随“玄奘之路”文化考察团再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达坂山口立起一座1.4米的石碑，以纪念玄奘追求真理、传播文化的伟大功绩。冯先生的摄影水平非常高，他拍了很多照片，而且上面还有他的题诗。

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他对我家祖宅的关心，他还非常关心我这边工作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清代手写本的陈维崧的《迦陵词》，我请冯先生亲来看过；我还请他给我的学生们讲过课等等，冯先生总是非常热情地答应我的邀请；前不久他还让一个雕塑家纪峰先生跑来给我塑像。多年来冯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念不已。

十、饶宗颐先生与陈邦炎先生

饶宗颐先生是当今的一位大师。他的学问真是渊博，不管是中国的学问、外国的学问、文学的学问、史学的学问、甲骨文的学问，他的学识绝对是渊博，而且是根底深厚。饶先生是广东潮州人，出身于一个世家。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热心购书做学问，有著名藏书楼“天啸楼”。饶宗颐先生年轻时就追随他的父亲，十八岁就续编了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的《潮州艺文志》，发表在《岭南学报》上。他编撰的《楚辞地理考》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领域，这部书在上海的出版使二十九岁的饶宗颐先生一举成名，从此他就专攻文史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中国的国学真是从小学习很重要，因为中国的国学浩如烟海，如果不是从小就背就念，根本没办法掌握。后来饶先生移居香港，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最近香港大学一些饶先生的晚辈，成立了一个饶宗颐学术馆。

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大约是在三十年以前我给香港中文大学讲演的时候。当时有朋友介绍我跟饶先生见了面，我记得饶先生还请我吃了一次饭。饶宗颐先生多才多艺，古琴弹得很好。饶宗颐先生对于后学都是很鼓励的，他还把他自己的诗词稿送给我看。我送给他两本我的书，其中有一本是我的诗词稿。饶宗颐先生看了以后，曾送给我他亲手抄写的一幅长卷，录了两首他自己和吴文英词韵的《莺啼序》。饶先生写这两首词给我其实是有意思的，不是随便写的。饶先生说他多年前曾经到过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个名胜叫Lake Louise，中文就是路易斯湖。饶先生游路易斯湖的时候写的这首词，用的是吴梦窗的韵，可是词的内容写的是游路易斯湖。那为什么他抄给我呢？我想是因为路易斯湖是加拿大有名的地方，我也曾经去过。另外一首和梦窗词饶先生写的是秋天的红叶，因为加拿大是用红叶作为国旗的标志，而且加拿大的秋天也满山都是红叶。所以我以为，饶先生写录这两首和吴梦窗的《莺啼序》送给我，是因为路易斯湖和红叶都跟我居住的加拿大有关。

隔了一天他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是一首他和我的《蝶恋花》词。我当然不只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和的那首《蝶恋花》是我在50年代初忧患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词：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地思量着。

这首《蝶恋花》其实我也没觉得写得怎么好，可是缪钺先生喜欢这首词，饶宗颐先生也喜欢这首词。

饶先生的和词是这样写的：

世味真同纱雾薄。尽有中边，如蜜都尝却。从古多情伤哀乐。星移事改空斟酌。　　燕语莺啼闲院落。万户千门，何苦间关约。渐觉老怀输少作，凭栏尽日思量着。（《蝶恋花·和叶迦陵》）

2000年，台湾“中研院”举办了一次以“文学与历史”为主题的会议。我写了《词学与世变的关系》一篇论文，并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会议，饶先生也参加了，我们又见了面。2003年，香港又约我去，那一年正赶上饶先生过生日，他们举办了一个饶先生的书法展览给他祝寿，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展览，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2003年，饶宗颐先生把他几十年积累的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和书画作品，捐赠给了香港大学。以这批捐赠为基础，同年11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现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不仅成为香港大学著名研究机构之一，也逐渐成为全球汉学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同时，它还是一个寓私于公的藏书楼，里面的藏书向全世界学者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作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并视之为极高的荣耀。

主持饶宗颐学术馆内学术研究的郑炜明博士和龚敏博士一直致力于搭建饶宗颐学术馆和我们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机制。2009年，两个机构正式开展交流，互通信息。2010年签订学术合作意向书。2011年，郑炜明博士与龚敏博士还亲自赴天津，在南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一起见了面。

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主办了第一次词学会议。这次会议，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个是清词书目的搜集整理，由林玫仪和饶宗颐先生、严迪昌先生、卢雄和先生四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是词学的专题研究，张以仁、林玫仪、刘少雄和我负责。张以仁先生写的是花间词，我负责晚清词论，这是他们研究院文哲所的“词学主题研究计划”。对于清代的词与词学，我本来早就有研读的兴趣，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可是那一年我的日程很紧，先到台湾参加文哲所的会，又到耶鲁大学开会，还到马来西亚开会，不久还接受了新加坡的邀请去教书。我在旅途中那么匆忙，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我就跟林玫仪商量，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邦炎先生一起合写。还好，陈邦炎先生答应了我。我利用新加坡年底的短假约陈先生在北京见了一次面，商定了撰写计划，各自负责几篇，最终完成了《清词名家论集》。

陈邦炎先生的高祖陈沆是清代有名的诗人，他的伯父陈曾寿是近代有名的词人。家学渊源，所以他的诗词根底很好。他是1920年生人，长我四岁，现在已近九十岁了。1944年陈邦炎先生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做过记者、编译等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8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第二编辑室主任，负责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他们出版的词学书籍很多，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学研究的开展。陈邦炎先生学术根底深厚，尤其精于诗词，他写的诗词鉴赏文章也很好。退休后，还从事编辑和著述。近来陈邦炎先生精选了他自己多年来写的文章和创作的诗词，编成一册《临浦楼论诗词存稿》，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1979年回国讲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教授向陈邦炎先生推介了我的《迦陵论词丛稿》，那时我还没见过他。陈邦炎先生看到我的书稿，觉得非常好，就向主管部门极力争取出版。为了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还专门开了个会，研究我的这本书是出还是不出。因为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多观念还没有转变，上海古籍从来没有出过海外华人写的书，他们很犹豫要不要出。在陈邦炎先生的努力争取下，上海古籍首开此例。那时，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很快就卖光了。后来，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的。

1982年我到杜甫草堂开会，上海古籍有人来开会，可是陈邦炎先生没有来。上海古籍的人说，陈先生不知道你来，他要是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第二年，杜甫草堂又开会，陈先生真的来了。我那时正在跟缪钺先生合作研究，也在成都参加了会议。我跟陈先生见面后就问他，你古典修养这么好，一定常常写诗词，什么时候抄几首给我拜读拜读。陈先生就当面写了几首给我看，题目很长：

一九八二年四月，参加杜甫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下榻成都杜甫草堂。犹忆一九五七年反右前来此，值梅花盛开，光景绝艳。今梅候虽过，而庭馆依然。感念旧踪，爰赋四绝

重来已是鬓繁霜，花木依稀旧草堂。几树庭梅应识我，癫狂曾忆对华妆。

花开花落几蹉跎，苦恨芳华掷逝波，二十五年真一瞬，人间可有鲁阳戈？

松竹葱茏想岁寒，杜陵一语可吟安？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斩万竿。

百花潭北又春回，一寸春心总未灰。虎倒龙颠风雨过，锦城还见绣成堆。

这几首诗写得很好，陈先生在诗稿中曾注明其中第三首中“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斩万竿”一联的“自要”、“何需”两个呼应、承转的词是我提议修改的。

就是在我们合写《清词名家论集》时，陈邦炎先生告诉我晚清词人陈曾寿是他的伯父。我比较喜欢陈曾寿的《旧月簃词》。《旧月簃词》可称是一卷遗民词，由于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朝代更替，在朝代更替之交的遗民现象和遗民文学，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陈邦炎先生本来希望我写陈曾寿的词，可是我太忙了，一直没有写。我跟陈邦炎先生说，第一篇写陈曾寿的词应该由你写，因为你是家里人，许多情况比较清楚，陈曾寿的一些资料，外边人知道的不多。

当时台湾有一位姚白芳女士跟我念硕士，我向她推荐写陈曾寿词的论文。我还介绍了姚白芳到上海去找陈邦炎先生访谈。清代文人间有“太常仙蝶”之说，就是清代一些有名的词人况周颐、陈曾寿他们每次有词学聚会时，就会有蝴蝶飞来，他们管这个场景叫“太常仙蝶”。当时的一位画家就把这个场景画下来了，就是《太常仙蝶图》，陈邦炎先生曾经拿给我看过这幅《太常仙蝶图》。姚白芳写陈曾寿的论文，经常去拜访他，最后陈邦炎就把这幅《太常仙蝶图》送给了姚白芳。我虽然没写陈曾寿的词，但是在班上也讲过陈曾寿的词。我本来的意思是，安易写完了王国维的词以后，让安易跟我合作写陈曾寿的词。可是我们还没写，有一个女学生曾庆雨考进来了，她主动要写陈曾寿的词，所以我就让曾庆雨写了。我告诉曾庆雨要研究陈曾寿一定要去拜访陈邦炎先生，他有很多陈曾寿的材料。陈邦炎先生还复印了很多陈曾寿的诗词给我们。

许多事说起来都有一些因缘。上世纪60年代初，我要写王国维词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淡江大学教的一个学生陈槐安说，“这些查资料的事让我来做吧”，我就把刚刚开始写的本子给了他。可是不久我就出国到北美去了，跟这个学生断绝了联系，这个工作就没有做下去。台湾开放以后，我又见过他，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的那个本子就没有再拿回来。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是安易跟我一起完成了王国维词的注评。陈曾寿的词呢？是陈邦炎要我写陈曾寿，我没有时间写，介绍了姚白芳写。那时我还在想，安易写完王国维以后，我跟安易一起写陈曾寿词注，同时写评赏。可是我们还没写呢，曾庆雨来了，她就写了。所以天下事很难说，最后落到谁写是有因缘的。不过曾庆雨写的只是陈曾寿的咏花词，其他的没有写。其实我还是想像王国维词那样，让安易跟我合作给陈曾寿的词做注，同时写评赏，只是不知道安易有没有兴趣。不过我现在太忙了，也太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做。

1990年，北美孙康宜、高友工他们组织召开了北美第一届词学会议，他们问我大陆有那些人是研究词学的，我就向他们推荐了陈邦炎先生。后来陈邦炎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清词名家论集》中写了一篇《陈曾寿及其〈旧月簃词〉》。

这一章讲的都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结识的老师和朋友，还有很多人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无论在我人生道路上还是学术生涯中，都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这些人支撑起我完整的人生，我从心里感念他们。

结束的话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胸无大志，所以大学毕业后，就老老实实去教中学，并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国的理想，更从来没有过要成为什么学者专家的念头。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什么预定的理想目标，我只不过是一直以诚实和认真的态度，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以学者自期，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以学术著作自许。然而数十年来我却一直生活在不断讲学和写作的勤劳工作之中，直到现在我虽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对工作的勤劳，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我父亲和我的老师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毕业的，经常提醒我学习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就把英文课减少到每周只有两小时了。中学毕业时，我没有为将来的出路与收入多加考虑，就按自己的兴趣考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英文课也只上了一年，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就再也没有英文课了。大学毕业后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一般的古文教到诗词的专著，一直再也没接触过英文。完全没有想到过出国，更别提什么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

我后来出国教书，是台湾大学派我去的。我先生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不想在台湾待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在教，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交换到国外去。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理论”只是一种捕鱼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鱼”，并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读书时，见到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直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姊，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　　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地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关于我的先生，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的后叙里也简单说过一点，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肤浅的，真正的情况我没有写，我所说的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我说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性情发生变异，实际上是一个借口，我不愿意只说他的不好，就归罪于多年的监禁使他变成这样。其实不然，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说，是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隐瞒了很多，现在有些事我以为也还是不说为好。

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不对人说这些事，但是我的诗里其实还是有些流露。在我的诗词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儿去世时，我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曾经说：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说真的，我人生最伤痛的就是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后两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我吃苦耐劳地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当初跟我一起被关，赵钟荪被关了将近四年，是我一个人带着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为命度过的那几年啊！所以大女儿逝世后我说“一生劳瘁竟何为”。

后边我还写了一首《天壤》：

逝尽韶华不可寻，空余天壤蕴悲深。投炉铁铸终生错，食蓼虫悲一世心。萧艾欺兰偏共命，鸱贪鼠吓禽。回头三十年间事，肠断哀感不禁。

这首诗不解释的话，其实一般人也还是看不出来，而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写，也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出来。因为中国的旧传统，对于婚姻的事情是不说的。做妻子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说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做女子的一种妇德。

这首诗的题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两个字。李商隐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做的，《诗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诗里的两个字做题目是可以的，这个题目不会有人注意。“天壤”其实有个典故：是说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她觉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好的才华；所以她结婚以后，常常说他们王家的子弟都有这样那样的才华，“不意天壤之间竟有王郎”，就是说，没想到天地之间有像王郎这样的人，她的意思是对她的丈夫不满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这两个字，知道这个典故，就能看出来我这是写婚姻的不如意。只不过谢道韫还只是因为丈夫才华不够好而生的感慨，而我与她则完全不同，因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个完全无法理喻的人，是你们一般人所难以想象出来的一种人。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厚、容让的，一个人但凡有点感情、有点理性，我也是能够跟他相处的。而且我平生也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才能，没有工作，或者学问低就看不起人家。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毁掉。1971年的时候，严复的女儿请我去西雅图大学教书，因为我已经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后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从来不许我问。他回来以后，就又开始整天发脾气。那时候过圣诞节，我不愿意在我们艰苦的时候，让孩子们觉得人家过圣诞节都挺高兴的，我们家怎么不同。我的愁苦从来不跟孩子说，总是愿意她们都好好的。我就买了圣诞树，而且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我还给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让大家高兴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上去就把它毁了，把树上的装饰扔了一地。他这个人的美感经验、品位也都跟人家不一样，比如温哥华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对于树木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它枝叶扶苏的样子，但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树的枝子都给剪了，那些大树，枝子、叶子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很粗的树干。人家都很奇怪，问我你们家这是什么树，怎么都这样子。我真是没有办法回答，我也争不过他，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弃了。所以我们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时我家庭院中的一棵茶花树也被他叫人把枝叶剪了，这件事我也写过一首诗，人家也不大能看出来的，是1985年写的，题为《为茶花作》：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因为茶花开得很早，有的时候温哥华还在下雪，茶花就已经开了；“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我这是说茶花能耐风雪严寒，它的品格是坚贞的，可是它遭到剪伐，被人给伤害了；“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我是说不管风雪朝暮，我们家这棵茶花仍然在院子的台阶石径旁站立着；“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虽然在这种挫折中，虽然很多枝子都被剪掉了，可还是有一朵花绽开了自己的芬芳。我这是说茶花自己有这样的持守，在人生的风雪朝暮中，我也是这样的。

我跟赵钟荪认识是因为有好几层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堂姐是我的老师，他妹妹是我同年不同班的同学，我不能不理他；而我的同学侯瑛的男朋友跟他是同事；而且他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所以他就借着题目总到我们家来，后来时间长了，他对我也不错。我这个人真的是好心办错事，他那时又失业又生病，他为什么丢了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了一个工作，可是他说我不跟他订婚他就不去。我想既然他对我也不错，他为了我的缘故不肯离开北京，他又失业又生病的，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个事，机会也不容易，而且我那时曾经以为他是因为常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所以才失去工作的，自己觉得对他应有所弥补，因此既然他说如果跟我订了婚他就去，就算了吧。这是我当初的一个错误。他跟我交朋友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我常常想，人家那些小说、电影都把爱情说得那么美好，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应该承认，我既然对他没有爱情，那么不管他是贫病交迫，我也不应该因为同情就答应他，所以我是好心办了错事。后来我虽然尽我的力量，希望做一个好妻子，家里的责任我该尽的都尽了，我也能吃苦耐劳，而且独立工作支撑整个家庭，但是其实没有爱情。这一点我想他也会感觉到。可能他以为我从前没有爱情，结婚以后就会有的。可是结婚以后就更没有了，因为从前我还是同情他的，结婚以后我就发现他跟我很多地方在本质上相差太远了。但是我还是尽量想做得好一点，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人，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主妇，我都尽我的责任。可是爱情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让它有它就有的，你觉得应该有它就有的。再加上后来他又不得意，被关了很多年，因此变得无理而狂暴。我想他的心里也有相当的矛盾。

我现在这样说，其实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怨意。我引过一首王安石的诗，题目是《拟寒山拾得》。后来我才发现，我所记住的与原诗并不完全一样，但我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这是说风把瓦从屋顶上吹落下来，把我的头打破了；“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瓦自己也被摔碎了，不只是我头破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人类的众生之间造作了很多恩怨的事情，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某一种因素；“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你也不用恨这个瓦，这个瓦也是不由自主的。他天生来这种性格，那也无可奈何。他受过的教育，就是以男子为中心，可是事实上他在社会上的能力又不能达到这一切，是社会的因素和他生来性格上的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

我想这人生，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你落到什么地方，不是你所能掌握的，你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可是不管落到哪里，无论命运或者机遇把你落到哪里，你都要尽量做好，这是自己应该做到的。我就是这样，不管命运把我抛到哪里，我都愿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做好。

从前小时读的那些道德文章都是人家说的，我并不大懂，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对中国古圣先贤的理论有了一些体会。古人常常说“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是说你自己应有一种操守，保守你的自身，就如同拿着一块玉一样，你不能让玉摔碎，也不能让玉有污秽、有瑕疵。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好的心情，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是这样的。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让别人赞美，而是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我应该对上天——如果从宗教来说，就是对神——有一个交代。我想一个人你怎么做、怎么想，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自己，对上天的问题。所以孔子也说“不怨天，不尤人”，你也不要怨上天，也不要怨别人。“下学而上达”，你脚踏实地地向下努力学习，而使你有一种智慧或者一种觉悟，能够通一种天理。“知我者其天乎？”这是《论语》里边的话，我当年当然不懂，现在慢慢地懂了。小时我对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好奇，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知道了。人生要有一种持守，不管落到什么地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有自己的持守，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关于我婚姻的不幸，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话题，挺沉重的，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我的人生，完全避开它就不完整，而且它在我人生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975年时我的两个女儿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历程，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遇难。这次打击到来时，那真是像从天而降的霹雳。我真没想到我在历尽忧患的余生，竟然会遭遇到如此残酷的不幸。我当时实在是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忍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返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我写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四首写了“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第九首写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些诗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当年我对这两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现在对这两句话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更巧的是，就在我的大女儿1976年去世那一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看到了祖国的中兴气象。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我不辞劳苦地投身于回国教书，并且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庵号，“永言”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的名字。前者表示的是我对老师所寄托于我的传承的愿望，后者则表示的是我对青年的继起者的关怀。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用自己剩余的生命做着我终生热爱的古典诗词教研的工作，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秋天回到南开大学，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拖着这么重的行李往返大洋两岸，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

回顾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了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力于科研。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说到讲课，我跟别人讲的也不一样。别人讲诗是注重知识、背景，我是对于文字里面所传达的生命比较重视，而不是那些现实的、外在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可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边。我的字也写得不好，我觉得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外表，而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字写得很潦草，我不肯花时间一笔一画地去写。我也曾经想要改善一下我自己，去年暑假我在温哥华下决心写写书法，我写书法的时候，是一笔一画地好好写。可是我一写起文章来，就挡不住了，一下就写得很快了。

我讲课从来不写稿子，你把稿子写出来了，到课堂上一念，什么都死了。虽然温、韦、冯、李这几家的词我常讲，但我每次讲的时候，也都有新鲜的感觉。从这些词人的作品我所发挥出来的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什么东西你一写下来，到时候一念，它就没有一个再成长的过程了。我在讲的时候，我不写出来，虽然这些东西以前也讲过，可是到时候它还是在现场新鲜捧出来的，我当时也在感动之中，所以才能带同学们去感动。

我这个人天生对现实的东西不大注意，这可能是一种缺陷。我看过林海音的书，她在北京只住了短短的几年，可是她把北京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都写得栩栩如生。我在北京生长了二十几年，那些街道我也都走过，可是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而林海音看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对现实的东西感觉不那么敏锐。我所感觉敏锐的是诗歌里面的东西，诗歌里面的每一个字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我都能感觉到。还不止是诗歌里文字，是诗歌透过文字所表现的生命里面的感受。我常常关在我那个小研究室里面，人家都觉得很闷很无聊。而我由于对于诗歌的喜爱，只要打开书本，书本里所反映的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格一下子真的都活起来了，我就可以沉没其中，真是自得其乐。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与诗词有关系的，不管是讲课、看书还是写稿子，都是与诗词有关的。诗词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在想，等我老得跑不动了，就留在大陆养老。我的小女儿说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可是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留在这里，有很多喜欢诗词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鸣和感应。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可以跟学生在一起，整理我那上千盘的讲课录音。这里有跟随我三十年的学生。三十年的师生保持联系，这天下还有很多；可是三十年来，我每次讲课，这些学生居然还都来听，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她们，我讲的你们都听过了，可是怎么还来听呀？一般来说，教书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这铁打的营盘还有铁打的兵！

我在多年前所编写的《诗馨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这些古典的诗词，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近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经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今日的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经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其结果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令人忧虑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可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万万不能丢失了自己民族最淳朴的文化传统。现在有些人，只会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几间；只注重外表的美，争先恐后去做美容手术；却不知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恒久的。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丢失了最起码的文明、道德。殊不知情操、品格是自己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守的。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浑浑噩噩一辈子，无法尽到一代人的责任，只是白白浪费了粮食。学人文学科的，更应该担当起把民族精神命脉传承下去的责任，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有人说我在国外生活，温哥华的气候又是那么好，你跑回中国去干什么？虽然我在加拿大也有我喜爱的工作，可是在国外工作，不足以完成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师的使命。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是在我们自己本国，要把这个根基和传统延续下去，必须回到中国，去教中国的学生。人生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把我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他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最近有些访问者常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孔子虽然没有说过八十以后如何，但我自幼诵读《论语》，深感其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终身行之者，那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张候萍按：先生的访谈写到这里，我倒是很想引用先生的一首词，来总结我多年跟随先生学习访谈后对先生的整体印象，那就是先生在1980年所写的一首《踏莎行》：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后记

我不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国讲学，轰动南开园。我当时尚未入学，自然无缘见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国讲学，我才得以听到先生讲课。课堂上的热烈气氛，我在南开读书四年，不曾多见。先生的教态，历历在目；先生诵词吟诗的声音，二十年萦绕耳畔。这里说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为这一年深秋，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楼下的书香缘书店，我遇见了先生和她的秘书安易老师。我又亲耳听到了先生的声音，再一次开始跟随先生学习，至今已逾十年。这十余年随先生学习的收获，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课时先生说她准备了一些资料，问大家谁愿意帮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说，我愿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学生，也不是南开的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先生说，听了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你当然有资格。就这样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我爱人林雄的帮助下，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我的自述》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写《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的各个时期，而每一次变革，都对她的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既艰难坎坷，又诗情画意。先生以过人的才华以及她对于苦难的担荷能力，支撑着她那柔弱的身躯，一次次从苦难中走出来，为了她所钟爱的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我便萌生了进一步访问先生的愿望，想把她的人生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一年先生回温哥华前夕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先生没有马上答应，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工作者，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2009年张候萍（左）与叶嘉莹在叶家书房

2001年暑假，由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天津蓟县静寂山庄开办了一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期间有一天组织学员参观独乐寺，天津电大的徐晓莉老师对我说，这么灵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们去找先生聊天，独乐寺以后有机会再去。我当然愿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访问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件事对近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史学意义。加上徐晓莉老师帮助说服，先生才答应下来。

第一次访问始于2001年9月21日，那时先生还住在专家楼，也不像现在这么忙，每周除了有课以外，晚上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我，有时周末还加一次。每次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一直持续到2002年1月17日。先生一向身体很好，但是这年冬天得了感冒，咳嗽一直不好，中间停了几次，让先生休息。有了空余的时间，我就到另一个房间整理先生的照片。每次访问，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思路，想到哪就说到哪，中间我很少插话提问。先生说这种方式好，因为以前的一些访问者都有时间限制，还有话题限制，先生常常不能畅所欲言。先生思路非常清楚，语言又极为优美，听她讲述真是一种享受。这个学期我们一共谈了二十一次，是这本口述回忆录撰写整理的主要基础。加上后来不断的补充，总共留下了六十余小时的录音。以前我听别人说撰写口述如何难，要从一大堆口语中扒出一些文字来。但我完全不是那样，除了查阅补充资料、调整章节以外，许多大段的文字几乎都是实录。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先生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著作集》送给了我，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作为补充和参考用。

本来我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书稿，但实际上2006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定稿则一直拖至现在。原因很多，人世间的沧桑变故，不断的修订补充，先生近几年越来越繁忙，都是客观上的因素；而我个人的不敏、拖沓则是主观上的因素。

先生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后来在顾随先生的引领下步入了古典诗词的殿堂。而她所经历的时代，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裂变。而社会的裂变，必然会产生一些沟壑。先生在她的诗词道路上，为这些沟壑架起了一座座桥梁，这是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先生不辱使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先生的杰出贡献，我以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从文化传承来看，先生架起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发生裂变，人们在摒弃封建糟粕的同时，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往往被失落。许多年轻的学生已经读不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留下的诗篇。而先生自1945年到现在，六十多年从未间断的教学生涯以及她超人的教学水平，在中国古代诗人和现代青年学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她数十年舌耕不止，笔耕不辍，通过讲解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了再生。这些伟大诗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得以浸润后人的心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为此，先生投入了她的大部分生命。

其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东西方学者之间中国古典诗词交流研究的桥梁，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西方世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发生裂变，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世界和中国大陆之间持续几十年的隔绝。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只能到台湾。而这一时期台湾的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先生在执教，所以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许多都曾经受有先生的影响。例如：德国的马汉茂、法国的侯思孟。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到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任教，应邀出席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北美的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与哈佛大学汉学家海陶玮先生多年的合作研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后来先生常年执教于加拿大U.B.C.大学，更是桃李满天下。这期间，先生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在理论上颇多建树。在那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世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先生的教学研究活动，在那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之中，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其三，从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同胞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桥梁。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时间隔绝。1979年先生回国讲学以来，给大陆带来了台湾学术界的信息，并亲自为同为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学者台静农和李霁野两位先生充当信使，使得这两位数十年不通消息的老友，晚年取得了联系。先生当年在台大、淡江、辅仁教过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港、澳、台学术界的骨干，他们常常邀请先生去讲学、出席学术会议。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以后，先生常年往返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之间，联络台湾学者回祖国大陆出席学术会议，促进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同胞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大约在2002年到2003年，我开始形成上述观点，并随着这部书稿的深入日渐清晰。鉴于篇幅，这里不便展开讨论，我会择机另文述写。

这部书稿初稿完成以后，先生曾转呈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陈洪先生和台湾的席慕蓉老师审阅。三位先生逐章阅读，提出了很多详细的、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这是先生和我都十分感激的。

感谢我的母校南开大学，使我有机缘结识先生，随先生学习；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和教导，并且三次审阅修订这部书稿；感谢三联书店汪家明副总编的关怀指导，使得这部书稿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安易、徐晓莉、程滨、可延涛、钟锦、汪梦川、靳欣、熊烨、陆有富诸位同门多年来随时随地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我的同窗孟宪实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在南开做博士后，他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和支持，那时我连打字都不熟悉，他甚至帮我整理录入了最初的访谈录音。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老师亲自从顾随先生书法中为本书辑录了书名用字，蒙此荣幸，深表谢意。

2011年12月于北京张候萍

参考书目

《迦陵诗词稿》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出版

《迦陵杂文集》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出版

《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

《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清词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荔尾词存》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一版

《梅棣盦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李祁诗词集》自行刊印

《叶嘉莹谈诗说词》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叶嘉莹教授八十华诞暨国际词学研讨会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北斗京华有梦思——叶嘉莹先生八十寿辰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顾随与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满族研究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诗词、文论等相关引文根据以下参考书目进行了校订：

《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一版

《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

《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一版

《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一版

《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一版

《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一版

《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1月第一版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

《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版影印）

《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

《顾随全集·创作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迦陵诗词稿（增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4月第一版

《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迦陵文集》（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