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  名　西南联大国文课

作  者　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

责任编辑　陈叶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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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导言 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上篇

《论语》选读（十章）

左传·鞌之战

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汉书·李陵苏武传

三国志·诸葛亮传

世说新语（选录）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起长安终伊吾）

史通·自叙

封建论

资治通鉴·钜鹿之战

梦溪笔谈（选录）

金石录后序

西山十记

日知录·廉耻

文说（三篇）

圣哲画像记

史可法传

国故论衡·原学

人间词话（选录）

中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

示众

希腊的小诗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

薄奠

往事（节录）

闲话

一只马蜂

连环图画小说

父与女

窗子以外

文艺与道德（节录）

自然美与自然丑（节录）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下篇

诗经·小雅·六月

楚辞·九歌·国殇

古诗八首

七哀诗（一首）

咏荆轲（一首）

饮酒（五首）

从军行（四首）

出塞（一首）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首）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首）

悲陈陶（一首）

悲青坂（一首）

述怀（一首）

羌村（三首）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

登楼（一首）

登岳阳楼（一首）

新乐府·缚戎人

新乐府·官牛

夜泊水村

书愤

纵笔（第二首）

纵笔（第三首）

书愤

夜登千峰榭

北望感怀

示儿

附录 关于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记忆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我与《论语》

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

晚翠园曲会

西南联大中文系

版本说明

注释

导言 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刘东

一、黄金的岁月

记得还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曾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例，质疑过当下国际通行的、以种种参数来评定“一流”（excellence）大学的划一标准：“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自己应该下课？”[1]而调来清华教书之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时时要接触到“西南联大”的名字，因为那段既苦辛又辉煌的历程，组成了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共同校史。

的确不错，如果非要拘于衡定“一流”的那类机械指标，诸如“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2]，那么，那所流亡中的大学肯定算不上什么。不过，如果按其学术声望和社会效应，它对中国人民却意味着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才和传承的学统，它就更加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说，如果按其在当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后世又被赋予的地位，它就简直显得无与伦比了。

而说到这种被“后世赋予”的地位，我又引述过这样一句惊人之语：“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清华园。”[3]——要知道，这可是后来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春风得意”了大半辈子的何柄棣教授，来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何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清华时，我曾经跟他一道驱车经过校园，而他则动情地凝望着车窗外的一切，不住地为清华园内的种种细微变化叫好……这当然属于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有点类似儿时“黄金记忆”的那种情感。

由此又联想起，毕业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这样来回顾清华园里的治学氛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4]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不难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称“正常”的高等学府，都不可能完全短少这样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无菌病房”，更类乎那种对于“黄金岁月”的回想。

由这一点，也便说到了更贴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清华国学院，和早期的清华学堂或清华大学，都毕竟尚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来支撑数十年后的这类“黄金回想”，那么，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对西南联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进行了性质大致类似的回顾：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5]

对于这个问题，何先生接着便自问自答道，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应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在他看来，只要能秉有这样的心境，便会“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而此后，他又在另一处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6]

无论如何，对比一下上面两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记忆库，我们便不难心领神会地领悟到，一方面，处于流亡与穷困中的西南联大，在条件上当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享有稳定庚款来源的清华大学；然而另一方面，或许反而正因为这样，它更像是某种千载难逢的“奇迹”。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说法不谋而合，至少是在此后的种种回忆中，这番“奇迹”曾被来自各科的联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当年的“自由”。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7]

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8]

进一步讲，烘托着如此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自然会沿着上文的铺垫，期待到杨振宁作为当年学子的回顾：“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呢？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当然也包括对物理的讨论。其中我特别记得的一幕是讨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跟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茶馆里头三个人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9]而说到这样的场景，还真是要庆幸何兆武的高寿，能绘声绘色地为我们留下如此超乎想象的回忆：

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10]

在如此偏远而贫困的环境下，他们竟讨论着如此深不可测的问题，即使到了几十年以后再来回顾，仍然能使我们生出某种奇妙的反差，恍然间真不知“今夕何夕”；但反过来说，又正因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有气魄去如此放言高论，而且有能力去追踪国际前沿，中华民族才显出了超过这种困境、再度顽强崛起的心力。——验之于此后已化为现实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二、记忆的过滤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凡是这样来记述那所母校的，都是当年正处于热烈青春期的学生，而且，那种包裹着一层蜜糖的回忆，也都属于遥隔着时间的追记，而不是在直截表达当下的感受。这当然不会是纯属巧合的，而应该具有很深的心理成因。——而我们由这一点，也就想起了一首献给它的颂歌，它出自老诗人郑敏之手，她当年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

终于像种子，在成熟时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

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

你是那唯一放射在我们记忆里的太阳！[11]

无论如何，从心理学的微妙规律而言，即使是针对着同一件事实，由于年龄、阅历和参照系的不同，人们在当下此刻对它的切身感受，和到了日后对它的追记、回味与把玩，也会显出巨大的区别或侧重。也正因此，即使我们并不能说，那些对于那些“黄金岁月”的回忆是出了差错的，却也有必要跟着再追加一句：毕竟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们，对此又有着不太相同的感受。

不待言，那些更惯于埋首书堆的鸿儒们，如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向来是不太在意物质生活细节的，而且等到过了西南联大的时期，其回忆录也随即便恢复了这种心态。不过，我们读读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或者浦薛凤的《太空虚里一游尘》，便会心有灵犀地注意到，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南渡”时期，便往往要一反常态地特别着墨于此，这当然是因为其拮据与艰难。比如，罗常培就记下了这样的“历险”：

……司机试着把车涉水而过，慢慢地往前开，刚开到中流，水的力量把车身冲得往左歪，司机手忙心乱，一时控制不住，便把车子的一边开到公路外头的田地里，车身倾侧得很厉害，黄泥汤儿立刻流进车厢来，这时假如我们稍一张皇，起身乱动，让车子失去平衡，马上就会有翻车灭顶的危险。幸亏大家还沉得住气，从容不迫地等司机用一条粗绳子把车子系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然后才一个一个地慢慢爬下车来，我当时只穿着衬衫和短裤，让一个乡下人领着在河里走，河水一直漫过大腿根，急流激荡得上身乱晃，这时才后悔青岛住过一夏天却没学会泅水。等到人完全出了险，再慢慢地救行李，我的一个fibre箱子已经被水浸透，箱子毁了，衣服子也全湿了。[12]

事实上，更让我们从中感到了“反常”的，还不是对于这些艰辛的记载，而是某次作为“例外”的美食，到了此时竟也会被细心记载下来，而这在以往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比如，浦薛凤就记下了这样的“口福”：

蒋梦麟先生夫妇曾来蒙自小住。蒋夫人颇喜交际，到歌胪士楼上请大家吃云吞，予亦帮忙包裹。每人吃十四五只，味道真鲜。此因久久未尝之故。蒋分批请文法学院学生茶会，并邀教授作陪。上午请文学院师生，所到教授殊觉不满。缘伊对学生演说，一则提到教员发薪事，再则报告教育部起初有于教授中分别去留之意（谓分牛乳与牛酪，伊谓即牛乳亦必自命为牛酪云云），不知用意何在。[13]

更有甚者，再挨到了更加吃紧、也更显窘困的抗战后期，就连偶尔“打打牙祭”的记述，在这类回忆录中也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王力发出的下述牢骚话：

“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14]

至于素来讲究“美味”的朱自清，到了这个几近油尽灯枯的时候，也再无余力去写什么品鉴“美食”的随笔了，同样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从他儿子那里读到的追忆：

我父亲住在龙院村，他到西南联大，到城里去上课，他要走很远的路。那时候没车。有一年冬天，昆明那一年冬天最冷，他买不起别的衣服，他就买了一件赶马人的披风，披着那件东西到西南联大上课。

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日渐憔悴了。这一段时间他是形销骨立了，瘦的，你想三十八点八公斤，不是形销骨立吗？头发也白了。朋友也说，那一段他明显地见老了。他不是精神上的老，而是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15]

于是，就像从“文革”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越是被一穷二白的“插队”给弄怕了，就越会在意自己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从而就越想学到快点脱贫的本事一样，我们在记住“南渡”生活之精神层面的同时，也不应太过一厢情愿地忘却了，在那个作为“黄金岁月”的“理想国”里，也照样存在着有点令人沮丧的、不那么具有精神高度的现象，正如同样任教于此的沈从文所批评的：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社会研究所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因为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又都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做办事员。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其余无知识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16]

实际上，只要把“法币”替换成“人民币”，上面这段话就可以原封不动地，也用来形容晚近司空见惯的身边事，而我们由此就更能确信，它当然会属于历史的真实侧面之一。那么，为什么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即那个“自由自在”的精神侧面，反而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被突出强调出来了呢？那当然首先是因为，但凡有资格来进行这类回忆的人，在当年都比别人更关注精神的维度，都更具有继续发育人格的后劲，并由此才养出了足以熬成这种资格的心力。

而从历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作为一种“史料”的回忆录，也是容易产生这类一厢情愿的偏转。大概也正因此，柯文才会在义和团的史料变奏中，听出了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三种声调。[17]——而在这里，为了能更好地体验其中的变奏或转调，我姑且再引用一段更让人称奇的问答：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18]

事实上，无论上面的发问者李零，还是答问者唐晓峰，都是自己当年在北大的同事，也都是笔者本人的多年好友。所以，我当然还是愿意相信，这种把“文革”当作了“黄金岁月”的时候回味，就算不无“故作惊人之语”，可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亦未必就属于全然虚假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应当警惕，人们对于过往经验的事后玩味，或许正因为那种经验已然过去，不会再直接伤害到自己，就往往算是经过了“无害化”的处理，特别是过滤掉了苦难与刺痛。——而如果看不穿这中间的奥妙，还真把那段历史当成了什么“神话”，甚至进而巴望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那就绝对算得上是愚不可及了。

三、历史的惰性

还应当再接着想到，既已说过西南联大乃是某种难逢的“奇迹”，而且这“奇迹”的主因还在于学术上的“自由”，那么，只要把这两个判断简单地加到一起，也就应当引起我们在逻辑上的警惕：纵然那“自由”在当年确有其事，也不过是因缘凑合的“灵光一闪”，或曰为时不会久长的“灯下黑”。

此话又怎讲呢？——我曾请另一位研究义和团的名家周锡瑞，到北大来对我们当时在民间兴办的“国学所”发表讲演。而他在那段时间，恰正沿着美国汉学的特有叙述框架，来研究在“抗战”与“建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正因如此，那场报告所带给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既令人醒悟，又让人沮丧的，因为那场全民之间的紧急战争动员，对于中国此后的社会整合、政治结构，乃至宣传口径、民众心理，无论从哪个党派或战区来看，都具有使之更趋“板结”的影响。而由此观之，在“抗战胜利”与“解放建国”之间，就并不像寻常想象的那样，具有一刀两断的分水岭般的“断裂性”了。

作为一种独立的旁证，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和奥村哲也从其他个案中，得出了跟周锡瑞大体类似的研究结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首先是基于在国共内战中的军事胜利，但作为其后盾并且后来接受中共政策的基层社会的条件，在日中战争期间就已在形成之中了。

进而言之，如果战争状态长期化而严酷的战时征收被继续要求强化，日中战争期间已见萌芽的“强制性一体化”，就愈加伴随着实际过程而带有现实的味道。这种可能性，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爆发的朝鲜战争和其后持续进行的冷战转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构造就被置于相反的极端；非但如此，超过曾经的日本而将人们更紧密地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得以成立。在此意义上，从根底上支撑着激荡的战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变动，是以日中战争为决定性契机而开始的。[19]

而从这样的史学判断出发，此刻我首先能够联想到的，偏又是文学家穆旦的另一首诗——此人偏巧也曾在清华—联大求过学，而且该诗也恰恰是写于抗战期间（一九四二年）：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20]

无独有偶，曾经被陈寅恪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的、毕业后也曾任教于清华—联大的张荫麟，亦尝就此流露过更加精准的预见：“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后是必胜的。只是到胜利之后，国旗上的‘青天白日’已不存在，只剩下‘满地红’了。”[21]事实上，也唯有从这样的历史感出发，我们才能更复杂而微妙地领会到，何以等他的老师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反倒在其诗作中流出亦喜亦悲的情绪来：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22]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23]

无论如何，正因为这种“趋于板结”的变化是总体性和结构性的，是不分前方后方、官场民间、国共两党的，才表现为更加难以打破或逃脱的；而且，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当局企图收回这种“灯下黑”，那就不仅会让读书人感到愤怒，还会让处于“在野”或“反对”地位的政党发现有机可乘。——我们从闻一多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可以确信无疑地看到这一点：“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的！”[24]

正是沿着这种决定性的历史分岔，才产生了李泽厚后来历数过的史实，而众所周知，他还曾创造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来概括它——“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5]尽管我曾经多次指出过，我并不赞成自己老师的这种概括，因为他这种“启蒙”与“救亡”的二分框架，毕竟还是要把空间中的“中西”等同于时间中的“古今”，因而“毕竟还是要肯定五四时期的否定传统的传统”，[26]但无论如何，我们沿着上文中的线索却又可以体谅，他的这种概括毕竟也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话说回来，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所以，一方面必须首先指出，恐怕最最要不得的，就是只根据小说《围城》中的尖酸漫画笔调，去想象当年坚守大西南的文化人群体，正如我们虽也引证过沈从文对于“法币”的描述，却不会以此来概括大后方风习的总貌。——文学当然也自有它的一番理由，不过那理由却更在于抓取部分特征，那逻辑也更趋于走向夸张变形，不然的话，也就很难达到它所追求的“片面深刻”了。

由此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到了长沙、蒙自，还是昆明，当我们把心境沉浸入当年的历史现场时，都还应当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终究还是有它自身的惯性，还会自然地向前延伸一段路程，所以，整个社会还不会在当局“一声号令”下，就变成后来那种彻底“斯文扫地”的样子。这一点，也正像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又同时看到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为了抗战而一直不停地强调全体国民的团结和一体化，但却不可将这些言说和政策理念原封不动地混同于当时的实际情形。”[27]此外，我们还应当微妙而会心地体验到，也许恰是因为当时正国步艰难，使得政治力即使想要强行介入进来，一时间也会在“最高学府”这里有点力不从心，这才造成了或容忍了它如此自由散漫的“灯下黑”，甚至显出了作为“民主堡垒”的形象。

比如，对于西南联大素有研究的汉学家易社强，就曾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历史的还原：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者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者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敞开胸怀呼吸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教师几乎拥有全部主动权。[28]

再如，当年曾就读于此的汪曾祺，也从学生角度提供了独特的旁证：

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29]

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切不可沿着“启蒙—救亡”的简化框架，而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的“自由”，马上就归宗到舶来的“自由主义”上来，误以为那必是当年唯一的精神资源。——实际上，这正是我不赞成以“启蒙”来概括“五四”的最主要原因：

严格说起来，“启蒙”这个动词的中文本义，和开蒙、破蒙、发蒙一样，都是对准标示着愚昧无知的“蒙”字，意味着把一个智慧未开的孩子从蒙昧状态中开导出来；而西文的Enlightenment或者Aufklaerung，其本义也是指使人从无知、偏见和迷信的蔽而不明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理性之光的烛照。所以，假如是我才刚刚写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那我就决不会把一种从以“上下同流”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向着以“易卜生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转型运动说成是什么启蒙……[30]

所以，在这个太容易搞混的问题上，还应请对西南联大更有研究的易社强，基于他所掌握的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发表他所达到的平衡看法：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它所代表的价值是不是都是从西方来的呢？支持学术自由的都是英美自由主义派吗？不见得。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新儒家主义的代表冯友兰。虽然他也在西方受过教育，但他却是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推行者。

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31]

由此顺理成章的是，我们从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所撰的碑文中，也就很容易为易社强的上述说法找到有力的佐证了——它更清晰地说明了其精神资源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会通、叠合与交融的基础上，曾经为西南联大所做出的不分彼此的贡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32]

四、自由与传统

正因为这样，我们与其只听取学生的事后总结，而仅将西南联大的精神简单地总结为“自由”，又何如同时参照一下当事教师的心念，而把它的精神更加全面地总结为“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在这方面，正如韦政通曾经一语道明的：“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33]由此而说到底，也正是基于本土文化中的这种积极基因，曾为清华定下过“校训”的梁启超，才会在“意识重叠”的思想厚度上，去强调中西哲理，乃至中外哲理的互补与会通：

梁启超想要伸张的佛学，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佛学，而是从儒学的人间、现世和大同的立场，可以去理解吸纳的印度智慧；同样，他想要发扬的国学，也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学，而是通过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可以进行现代理解的儒家思想。由此，在梁启超那里的儒学、佛学与西学，其实都不表现为僵硬的教条，而是经过头脑主动消化的、在相互理解中达成的重叠意识。[34]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合乎逻辑地看到，恰与那些倒向西方的片面总结相反，偏偏是坚守儒生气节、咬定了中体西用的陈寅恪，反会以其一生的悲剧性经历，为清华凸显了堪称其“校魂”的名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5]

出于同样的道理，与满眼西化的片面倾向相反，又恰恰是身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反会沿着儒学的理路去申斥政治的专制——“今人言思想自由，犹为合理。秦法‘以古非今者族’，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极为无道，亦是至愚。经济可以统制，思想云何由汝统制？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惟《庄子·天下篇》则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36]

说到这里，你不妨再读读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从那本书里你可以了解到，儒学原就有争取自由的传统，而发展到明末的黄宗羲那里，更是达到了挑战君权的高峰；正因为这样，等到西方的政治理论传播进来，那对于真正的儒者来说，也不过就是“正中下怀”、“恰合我意”罢了。只有基于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我们才会从长期的怅惘迷失中，把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给找回来。你不妨再看看，从梁漱溟到徐复观，正是这些最纯正的现代儒者，由于坚守着内心中的信念，反而最敢顶撞不可一世的威权。他们这样去做，当然也不违反西学的信念，然而更加主要的仍然在于，他们原就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原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无畏态度，原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德。[37]

进而，就本文将要引出的话题而言，也只有基于这种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和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才有可能更视野开阔与逼真地，看出眼下这本《西南联大国文课》的意义来。也就是说，由此才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尽管既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又是在自由散漫之中，人们却未曾片刻松懈过文化的关怀，反倒为晚生了几十年的我们，在这方面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

事实上，对于西南联大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能只理解为留下过哪些传世的名著，和培育过哪些成器的学生；更加不拘一格地总结，那里曾经盛行过的校风，和那里曾经传授过的教材，也都应被视为它在精神上的遗产。由此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在内容上既“喜新”又不“厌旧”，既灵活不居又立场笃定的国文教材，也同样是在向我们启迪着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和昭示着中学与西学的融合。

为此，只要举出汪曾祺啧啧称赏的回忆，便足以从中窥知，西南联大当年具有怎样海纳百川的景象了：

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她的词，她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原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也许是《压迫》）。[38]

于是，首先还是应当说，面对着这样的精神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地方仍在于，尽管如就外在治学条件而言，当年的前辈大概除却“自由”之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远不及我们今天，然而，单单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长项，就仍然能使他们大大地优越于我们！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前面已援引过很多理科生的回忆，包括杨振宁、王浩、邹承鲁等等，他们在文字、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根基，都要远远好于此后毕业的学生；而这里要再引述一下“火箭之父”王希季的回忆，看看当年的心智究竟是怎样被浇灌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39]

同样地，杨振宁也曾如此这般地现身说法：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40]

由此，也就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推动他们日后成功的心智条件，恰恰要归功于他们在早岁所接受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又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个一直让人羞愧困窘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实则它的解答也早已明摆在那里了。

当然与此同时，面对着如此丰富厚重的精神遗产，我们还应当敏锐地注意，当年的教授们既享有精神的自由，却又不曾滥用过这些自由，相反倒是既捍卫着自由，又甘愿去做到“法由己出”，并把它当作了“绝对命令”。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中，却又表现出了自由中的坚持。——而这也就逻辑地意味着，他们当然可以做得灵活，但同时又做得不失章法，他们当然可以去“从心所欲”，但从心底又有“不逾矩”的约束。

辩证地看，我们的看似命悬一线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既“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坚持中，才得以坚忍不拔地继续传承下去。比如，让我们看看回忆中的朱自清，他正是要从文明历史的深远之处，接引出对于斯文的朗朗弦诵之声：“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41]

又如，让我们再看看回忆中的闻一多，他也是偏要在战乱的环境中，反而向子女传递出饱含诗意的化育：

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给哥哥讲诗。到后来，就在课堂上讲诗。他是诗化生活、诗化家庭。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他还是用他的那种感觉来教育我们。[42]

于是，正是为了维持几千年的“斯文不坠”，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师道尊严”，这些学者虽都是学问的大家，也都正处于其创造的盛年，却特别重视自己的三尺讲台，并尤其珍惜对于“国文”的讲授，而绝没有“异化”到现在这般地步，只顾着以发表出来的“创新”研究，来应付上峰发下的成果表格。于是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偏偏就在西南边陲之一隅，一时间反而成就了讲学之盛况。

对于这种盛况，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王希季的回忆，而后来任教于云大的方龄贵，就此留给我们的回忆则更详细些：

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也就是文章的选者）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43]

此外，后来任教于北大的许渊冲，也同样在为自己能躬逢其盛而庆幸：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44]

我实在不敢逆料，我们现在的教授们，到什么时候也能如此地投入本科的通识教育？然而，我却也能从逻辑上料定，那样发自内心去为人师表的行为，如要浸成教师们的普遍惯习，就必须得到某种“懂行”的制度激励，而不能在沐猴而冠的“顶层设计”下，搞出一套“农村记工分”式的恶俗规章来，反而把教师们对于学生的由衷挚爱，贬成自讨没趣的纯粹“牺牲精神”。

与此同时，在“自由”与“传统”间的这种会通，也就会为它们双方都带来相应的制约。一方面，“自由”的风习对于教育而言，无疑意味着天大的好事，对此我们在前面已进行过充分的发挥。但反过来讲，又正由于“传统”的具体规定性，这“自由”又毕竟并不是抽象的。它对教师而言，乃是尽心进行“教育”的“自由”，而不是可以“不教”的“自由”，它对于学生而言，亦是尽力进行“学习”的“自由”，而不是可以“不学”的“自由”。正如朱自清当年曾就此所说的：“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45]

由此我们才会看到，在西南联大的成长环境中，所谓的“自由”教育，恰要表现为“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要意味着厚重扎实的童子功，和视野广阔的知识面。它决不会意味着“文革”式的“砸碎一切”，让学生彻底放纵而散漫起来，不再去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也不再去渴求坚实的思考能力。恰好相反，只有相对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相对熟练的思考技巧，才会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思想自由，使之足以在今后面对习以为常的俗见时，敢于自出机杼地大胆立论，从而敢于在随波逐流的社会中，具有充当中流砥柱的主见与风骨。对于这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我以前进行过相应的论述：

寻常所说的通识教育，以及博雅教育，此外还有自由教育，甚至解放教育（我本人的极端译法），其实全都译自同一个外来的说法，即Liberal Arts Education。人们常就这些译名争执不下，然而照我看来，他们举出的理由正好说明，在所谓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说法背后，原本就多元包容和并存着诸如通识、博雅、自由和解放等含义，而这些纷然杂陈又缺一不可的义项，又正是在语义的漂浮中产生的。由此可知，跟那个很温和的博雅概念连在一起的，和那个很博学的通识概念连在一起的，其实正是自由的精神，强调自主思考、大胆创造、独立判断，和个人的道义责任，由此就造成了精神的解放！[46]

五、国文与科学

与此相应，也正如我早已论述过的：“也不单是古代中国文明，恐怕任何称得上文明传统的传统，包括西方文明自身的传统，当它为了自我赓续而施行教育时，其传授的课程内容也肯定都是通识优先的。如若不然，它们就无法进行大体不走样的自我复制，其教育目的就会谬以千里，其文明运势就会日趋式微——而照这样子衰颓下去，也就很难被作为后人的我们所知了。”[47]

而进一步说，又正如钱穆曾从正面来立论的——或者也正如韦伯或者列文森曾从负面来判决的——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中，就更是以“通识”和“通才”为主的：“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48]

由此一来，我们也就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国文教育→通识教育→自由教育”之间，会存在着如许的连带与递进关系。而反过来，我们也才更容易理解，一旦从文化上被打回了“石器时代”，而从心理上就被拔成了无根飘蓬，反倒什么人格发展的后劲都谈不上了。——就算那也能勉强算作一种“自由”，也只属于不结果实的“自由”，或曰只落得头晕目眩的“自由”，从而是并不值得羡慕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在早期清华大学的成功经验里，就已包含了对于文化基本功的扎实训练，而“大一国文”的课程本身，也正是清华园里的优良传统，那么，西南联大所开设的“大一国文”，就正是这种成功经验的延续。于是，在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间，由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罗庸等人主持参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本书改名为《西南联大国文课》，以下简称《国文选》），亦恰乃这种经验的存续与回声。大家参照着张耀宗为本书新版所写的《版本说明》，就能循着他所罗列的蛛丝马迹，发现这本《国文选》曾经不断有所微调。——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正因为当年如此地重视它，那些教授们才会反复进行掂量，希望能尽量做到尽善尽美；而另一方面，又正因为当年总还是享有自由的，那些教授们就不必拘于什么规定，想怎么调整便可以怎么调整。

不过，如果我们借用黑格尔的句式，却又要就此表达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在这本《国文选》的内容编排上，虽说是从来都可以商量的；然而就是这个“可以商量”本身，却必须是从来都“不容商量”的。否则，那中间所包蕴的自由精神，也就要紧跟着而寿终正寝了。——只可惜一旦说到这里，也就该引出前面留下的那个伏笔了，毕竟正如汉学家周锡瑞所说的，在经历了民族主义的总动员之后，整个的中国社会都已变得日趋板结了。而这也就逻辑地意味着，西南联大那种自由散漫的“灯下黑”，到抗战结束也就快要走向尽头了；换句话说，如果就当下普遍怀念的“民国范儿”而言，联大教授的名士派头和反制作用，恐怕也只是作为某种回声的、最后的“民国范儿”了。

此后，在日益走向塌缩的社会空间中，尤其是对于那些文科教授而言，就算没像闻一多那样惨烈地死去，而选择去“夹紧尾巴做人”，实则也很难能有真正的作为了。于是，正如我以往曾经就此指出的，这不仅会让文化保守主义噤若寒蝉，而且长此以往，就思想本身所需的良性生态而言，也同样会败坏它在学理上的对手：“一旦这种自由讨论的思想土壤不复存在，那么，整个社会都会被一种被定为一尊的故而具有独断排它性的意识形态所统治和清洗，而任何‘矫枉过正’的思想派别都会由此转化为‘日趋偏激’，任何‘片面的深刻’也都会由此转化为‘全面的肤浅’。”[49]

正因为这样，就算那些文化激进主义者们，还愿把“自由”作为某种斗争的口实，也照样会受制于这种无情的规律，从而落得正如张祥龙所说的，是适得其反地丧失了其“深层思想自由”：“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接受的恰恰是传统西方的二分法思想方式（dichotomous way of thinking），所以一直带有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还要经常标榜自己的多元、宽容和思想自由。这其实是更可怕的……它并不偶然，并非由某些人士的个人性格决定，而是这个运动的思想方式本身所命定的。既然相信真理已经在握，道路已经标明，剩下的只是如何去充分实现这真理，那么也就不可能尊重他们眼中的非真理的自由和生存权。”[50]这意味着，正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如果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自由”和“传统”曾是相互支撑的，那么，它们也刚好又是同时失去的。

事实上，如果能看得更透彻些，西南联大当年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之所以在回顾中会显得那样弥足珍视，也正是因为它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制约，只能对后辈表现为昙花一现的某个瞬间。同样因为如此，联大才在历史中造成了某种“奇异”的反讽，即它在教书育人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反而大大超过了承平时代的、已经可以“安下书桌”的后世。还是因为这样，它当年所享有的、堪称某种“例外”的自由，到后世才会被夹着各种弦外之音和讽喻之意，被想象和夸张成了“不可复制”的“神话”。

同样可想而知的是，就连这本《国文选》自身的命运，也会在民族主义的整体急行军中，逐渐走向自己的尽头了。随着各校个性均被“部颁教材”所覆盖，也随着西南联大到抗战后要自然解体，它当年曾经“极一时人物之盛”的国文教学，也就同样要被送进尘封的历史中了。而随着政治力的强势介入，政治的标尺自然也会渗透进后来的教材，我们从叶圣陶发表于一九五〇年的文章中，已经可以清晰见出这方面的端倪：“对于入选的文篇，依据我们的目标，定了些标准。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就思想方法说，逻辑条理比较完密的，我们才选它。换句话说，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51]

应当说，一套严格划一的部颁教材，如果不是内容特别恶劣的话，自然也会有它在某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在师资匮乏的情况下，这套质量较有保障的教本，至少会相对平齐地框定教学内容，尽管谁也无法担保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师们，还能分别道出几分其中的神髓。不过，如果就“集一时人物之盛”的西南联大而言，以及就它此后又分成的三大名校而言，这种严格划一的教材之短处，也同样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即使一所大学拥有最好的师资，这些人也再没有尽兴发挥的空间了；而且更加要命的还在于，由于让他们去当堂对同学讲授的，已不再是任随他们去“自由”选择的——又说到这个至关紧要的字眼了——他们也就无法再去感受到创造的乐趣了，从而对于教书的兴致也就注定会锐减下来。

更不要说，一旦这种“严格划一”被带到了深沟里——就像“文革”时代那样干脆用“最高指示”来教人识字——那么，这种内容统一的部颁教材，也就只能严酷地意味着“无一漏网”了。从这个意义来看，无论是发作为“微瑕”还是“沉疴”，这种要求“严格划一”的制度缺陷，实都来自同一个深层的病根。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明文的“划一”规定，也就同时意味着，由此而出现了相应的内容“禁区”。而越来越糟糕的是，如果这种可怕的内容“禁区”，还是由越来越不学无术的人所划定的，或由越来越强势的政治力所框定的，那么此后所导致的教育效果，也便早已是可想而知的了。

所以，也只有到了“红轮”渐停、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经由上面还算大致清晰的梳理，我们才能对照西南联大留下的这份遗产，来更准确地厘清当今教育的症结所在。曾几何时，在不断加强的外来压力下，我们先是迫于西方榜样的压力，在民国把经学改造成了“国文”课程，后又效仿着苏联模式的示范，到建国后把“国文”改造成了“语文”课程。而如果所谓“国文”的课程，总还可以勉强算得上是“中体西用”，总还能附丽上一些本土的价值，那么所谓“语文”课程，就索性把这个“中体”给彻底剥离了，甚至在走向荒谬的极端时，就干脆只用“老三篇”之类来教人识几个字了。

换言之，如果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拉孔布和德国学者海因茨·魏斯曼所强调的，只有日渐得以精熟掌握的、作为一种“文化语言”的母语，才能帮助一个人逐渐获得“援引共同语言与文化遗产的能力”，从而拥有“在思想与表达上创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到后来所开展的“语文”教学，则是越来越明显甚至自觉地违背着下述学理的，从而也便是越来越有害地在阻碍心智发育的：

个体运用的语言与他每天面对的或新或旧的机构使用的语言是相同的。但“同一门语言”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直接掌握它，而恰恰相反：若想掌握它，学校则必须教会个体承认在母语中存在着未知与不明，并随后对这些他要生活的、如此遥远却又如此贴近的领域进行解释，以便越过这个障碍。称这些领域是贴近的，是因为个体被它们包围着；称它们遥远，则是由于每个领域都会趋向根据自身动力来发展，并将自己封闭在一种专门的语言中。理解这些领域需付出解读的努力，而掌握母语则是这一步的前提条件。面对当今世界的晦涩不明，掌握母语打开了一条通往自律的、完整存在的道路。[52]

不过转念想来，如果基于“红卫兵”的挑剔或警惕眼光，那么这种故意铲除“文化语言”的做法，大概也刚好是他们“有意为之”的——干脆免得学生们在识几个字的过程中，还能跟传统文化或“封、资、修”发生任何的瓜葛。换句话说，即使是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人们也并不是当真就看不到了，在祖国的语言文字背后，还水乳交融着古代文明的价值认同、情感熏陶与文化理想；然而，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有机的连带关系，他们为了表现和传递出日渐严峻的政治压力，就反而要越来越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去只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只把我们的母语贬低为一种“功能语言”，而忽略、否认和抹煞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可无论如何，既然有了现在挖掘出的这部教材，我们便也可以在相当清晰的比对下，发现那类荒唐岁月里的荒唐做法，也正是在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去自觉地“划清界限”乃至“针锋相对”的。比如朱自清就曾明确地认为，虽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然则“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53]

不过，如果朱自清的上述文字，尚是在言说此中的“道理”，那么，对照一下此后的实际发展，则“理”与“势”之间却是渐行渐远。而由此就可以说，其实当今教育的病状，也是从那时起便渐积渐重的，甚至魏建功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曾针对无论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已经越来越写不好的高中生们说，“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先生就是神仙也难于搭救这些国文病深入了膏肓的学生！我敢说现在大一学生国文程度不好是一个积久的羸弱征候”。[54]——只是照此说来，像我这种又沦落了半个多世纪才来先教北大、后教清华的可怜人，又该在这方面讲出何等激烈的话来呢？

无论如何，既然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都被落实为畸形的“应试教育”，都是为了应付“一场定终生”的高考，而我们站在这种高考体制的顶端，却又痛感到即使侥幸考入这两所大学的孩子们，也是普遍缺乏遣词造句的灵活技巧，普遍缺乏对于祖国语言的精致感觉，普遍缺乏阅读古代典籍的流利能力——当然，更是普遍缺乏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那么，就算我们强忍着不去说出，这样的教育体制已经是“病入膏肓”，难道还能闭着眼去胡乱高估它么？

而把话说穿，实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对于因为缺乏“通识”、“博雅”乃至“自由”，并由此而太过缺乏文化的根基，中国的教育体制早被搞坏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是心知肚明的，否则又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还是沿着当年那种‘种加属差’的简单逻辑，正如专业分工曾被视为西方的最大奥秘一样，等人们沿这条斜坡越滑越远，才又在今天反过来发现：原来只有通识或博雅教育，才算得上西方成功的真正谜底！于是，那些出得起钱的高官和富商，又主要是受这种更高水平的教育所吸引，往往在孩子年龄尚幼时，就狠狠心将其送去了英国伊顿公学，或者美国爱默思学院。”[55]在我看来，这跟那些既在疯狂破坏本土生态，以追求那种明知“有毒”的GDP，却又赶紧把家小送出国门的“裸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则，且不说那种靠漂洋而获得的“通识教育”，由于只是在获取大洋彼岸的通识，而跟此岸的水土有诸多的“不服”，至少从教育平等的角度来说，那种代价昂贵的“自由教育”，也不是大多数下一代消费得起的，而且，由此可知对于教育改革的拖延，也会让大量宝贵资源向外流失。事实上，眼下几乎全世界的高等学府，都是因为这边太不注重自主性了，才想到要来中国“分一杯羹”。既然如此，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尽快恢复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以再度营造出大师辈出的成才环境？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尽快把工具性的“语文”教学，恢复成潜移默化文明价值的“国文”教学？

说到这里，也就想起汪曾祺曾经表达过的一个希望：“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5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也正是在尝试实现他的愿望——当然也应当看到，即使是这点小小的愿望，也是只有到了传统复归的今天，由于从民间广泛兴起了国学热，而官方也似乎开始顺应民意，才真正有了起到效果的可能。

不过，除了对未来的作家进行“文学启蒙”，我对本书寄予的希望还要更大一些。回顾起来，早在几乎是一百年以前，围绕“国文”与“科学”的互补关系，罗隆基就曾在清华的校刊上这样写道：“国文者，保国者也。科学者，强国者也。有国文无科学，国存而国弱。有科学无国文，国强而国亡。重国文不重科学，中国终于今日之中国。重科学不重国文，中国非为中国之中国。”[57]事实上，这和我来到清华以后的不懈陈词—“内有国学，外有科学”，在理念上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于是，沿着老一代清华人的传统，我仍在一如既往地渴望着，能够既抓住希腊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因子，又抓住中国传统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理念，从而借助于“中体西用”的互补关系，对于病状环生的当下教育，乃至逐步康复的未来文明，从本源之处就进行奠基性的改造：

试想，如果我们未来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建立在“中—希文明”的文化间性之上，既保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足以修持个人的道德心性，又能借鉴从希腊舶来的民主体制，来调节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将会是一幅多么和谐又活跃的图景！进而，如果将来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都能既有“慎独”的道德操守，又有“仁者爱人”的相互关系，还更能以喜悦静观的好奇心，去探究自然物理的奥秘，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成功的教育体制！如此一来，我们就将在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诸方面，全方位地进入良性规范，这将是一个多么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文明！[58]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眼下向读者奉献的这本书，就不仅是一个仍然具有可读性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实验教本，还可以帮助大家只要打开书卷，就能追忆到西南联大那段虽属稍纵即逝，却又具有典范意义的时光。而由此一来，它也就暗中向我们提供了进行矫正的参照，并提示了必须坚定呵护的理念。手捧着这本落满历史烟尘的书，我们既为它曾达到的高度而庆幸，也为它曾被无理中断而嗟呀，不过更其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就必须再也不要忘记——

如果中华民族真的想浴火重生，真的想“贞下起元”，乃至真的想自由自主，以从眼下的可怕废墟中走出，那么，我们就必须像西南联大的前贤那样，永远带着敬畏之心与珍惜之情，来呵护、阐发和弘扬自家的文化传统。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构思于武汉东湖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写毕于清华学堂

附记：

在此文之末，必须郑重地提到我的学生张耀宗，既表扬他率先发现了这个选本，也感谢他为此进行了辛勤的材料铺垫工作。此外，他还踏实热心地联系到了入选作者的亲属，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慷慨的授权，从而使读者可以如实看到本书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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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论语》选读（十章）

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禝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述而）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子罕）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三十而立。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四十而不惑。

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颜渊）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

五十而知天命。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

从者见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三

子击磬于卫。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宪问）

四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

五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微子）

六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七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八

子路宿于石门。

晨门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

九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十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

附：论语解·序（谢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贤于尧、舜，同知《论语》书弟子记当年言行，不诬也。然自秦、汉以来，开门授徒者，不过分章析句尔。魏、晋而降，谈者益稀。既不知读其书，谓足以识圣人心，万无是理。既不足以知圣人心，谓言能中伦，行能中虑，亦万无是理。言行不类，谓为天下国家有道，亦万无是理。君子于此，盍阙乎？盖溺心于浅近无用之地，聪明日就雕丧，虽欲读之，顾不得其门而入也。

圣人辞近而指远，辞有尽，指无穷，有尽者可以索之于训诂，无穷者要当会之以神。譬诸观人，他日识其面，今日见其心，在我则改容更貌矣，人则犹故也。为是故难读。今试以读此书之法语诸君焉：勿以为浅近而忽，勿以为太高而惊，勿以为简我而忿且怒，勿以为妄诞而直不信。圣人之言，不可以训诂形容其微意。今不复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辞达而已矣。

盖此书存于世，论其切于用而收近效，则无之。与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之学，西方见性之说，并驾争衡，孰全孰驳，未易以口舌争也。谈天语命，伟词雄辩，使人可骇可慕，曾不如庄周、列御寇曼衍之言。笼络万象，葩华百出，读之使人亹亹不厌，曾不如班、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气，区味别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黄帝、岐伯之对问，神农之药书。可以资听讼折狱，可以饰簿书期会，曾不如申、韩之刑名。陶冶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流连光景之诗。以至神怪卜相之书，书数博奕之技，其皆可玩，获售于人，而此书乃一无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于其间，几何其不笑，且受侮与！邈乎希声，一唱而三叹，谁其听之！淡乎无味，酒玄而俎腥，谁其嗜之！虽家藏人有，不委尘埃者几希矣！

余昔者供洒扫于河南夫子之门，仅得毫厘于句读文义之间，而益信此书之难读也。盖“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唯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傥以童心浅智窥之，岂不大有迳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读之，谓终身可行之恕诚何味。方其胁肩谄笑，以言餂人者读之，谓巧言令色宁病仁。未能素贫贱而耻恶衣恶食者读之，岂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乐。注心于利，未得而已，有颠冥之患者读之，孰信不义之富贵真如浮云。过此而往，益高深矣，可胜数哉！是皆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

唯同声然后相应，唯同气然后相求。是心与是书，声气同乎？不同乎？宜其卒无见也。是书远于人乎？人远于书乎？盖亦勿思尔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读是书矣。孰能脱去凡近，以游高明，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虽未必中道，然其心当广矣，明矣，不杂矣，其于读是书也，能无得乎？当不唯念之于心，必能体之于身矣。油然内得，难以语人，谓圣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岂特虑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盖书与人互相发也。及其久也，习益察，行益著，知视听言动盖皆至理，声气容色无非妙用。父子君臣，岂人能秩叙。仁义礼乐，岂人能强名。心与天地同流，体与神明为一。若动若植，何物非我。有形无形，谁其间之。至此，盖人与书相忘也。则向所谓“辞近而指远”者，可不信乎？宜其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好恶取舍之相远也。

学者傥以此言为可信，则亦何远之有！以为无隐乎尔，则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以为有隐乎尔，则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是岂真不可得而闻也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天下之至显，圣人恶得而隐哉？所谓“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此天下之至赜，圣人亦恶得而显哉？宜其二三子为有隐乎我者也。知有隐、无隐之不二者，舍此书其何以见之哉！知有隐、无隐之不二者，岂非闳博明允君子哉！诸君可无意于斯乎？

左传·鞌之战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俯，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

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借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禽郑自师逆公。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鄍，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

……

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燮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闵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能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百万之众折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连曰：“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召而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辛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将军。”辛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也。”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辛垣衍许诺。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北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连曰：“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先生助赵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

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将奈何？”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鲁仲连曰：“然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辛垣衍曰：“然。”鲁仲连曰：“然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筦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籥，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

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

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

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

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

田氏日以益尊于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

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

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汉书·李陵苏武传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障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杼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

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

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后以卫尉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为奉车都尉，贤为骑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栘中厩监。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一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阝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

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及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免武官。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

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武年八十有余，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

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将军锺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世说新语（选录）

言语篇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文学篇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泄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叹绝，以为名通。

方正篇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雅量篇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识鉴篇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夙慧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容止篇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伤逝篇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可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任诞篇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起长安终伊吾）

慧立 彦悰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飱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艰险，乃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启请，申其意志，愿乞众圣冥加，使往还无梗。

初，法师之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为求法故去。”此则游方之先兆也。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又求祥瑞。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四宝所成，极为严丽。意欲登山，而洪涛汹涌。又无船筏。不以为惧，乃决意而入。忽见石莲华涌乎波外，应足而生。却而观之，随足而灭。须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试踊身自腾，有抟飙飒至。扶而上升。到山顶，四望廓然，无复拥碍。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

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还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道俗请开《涅槃摄论》及《般若经》。法师皆为开发。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白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燃灯，余外并施诸寺。

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有人报亮云：“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亮惧，追法师，问来由，法师报云：“欲西求法。”亮闻之，逼还京。彼有惠威法师，河西之领袖，神悟聪哲。既重法师辞理，复闻求法之志，深生随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闻之愁愦，所乘之马又死，不知计出。

沉默经月余日。未发之间，凉州访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师，遂密将牒呈云：“师不是此耶？”法师迟疑未报。昌曰：“师须实语。必是，弟子为师图之。”法师乃具实而答。昌闻，深赞希有，曰：“师实能尔者，为师毁却文书。”即于前裂坏之。仍云：“师须早去。”自是益增忧惘。所从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慧琳在。知其不堪远涉，亦放还。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其夜寺有胡僧达摩梦法师坐一莲华向西而去。达摩私怪，旦而来白。法师心喜为得行之征。然语达摩云：“梦为虚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场礼请。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甚喜，辞还。少时，赍饼果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法师大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

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法师心不怿。少胡曰：“此翁极谙西路，来去伊吾三十余反。故共俱来。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说：“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愿自料量，勿轻身命。”法师报曰：“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师必去，可乘我此马。此马往反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师马少，不堪远涉。”法师乃窃念在长安将发志西方日，有术人何弘达者，诵咒占观，多有所中。法师令占行事。达曰：“师得去。去状似乘一老赤瘦马，漆鞍桥，前有铁。”既睹胡人所乘马瘦赤，漆鞍有铁。与何君言合。心以为当。遂即换马。胡翁欢喜，礼敬而别。

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与胡人相去可五十余步，各下褥而眠。少时，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师，未到十步许又回，不知何意，疑有异心。即起诵经，念观音菩萨。胡人见，已还卧，遂眠。天欲明，法师唤令起取水盥漱，解斋讫，欲发。胡人曰：“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不如归还，用为安隐。”法师确然不回，乃俯仰而进。露刃张弓，命法师前行。法师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数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师知其意，遂任还。胡人曰：“师必不达。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师报曰：“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引。”为陈重誓。其意乃止。与马一匹，劳谢而别。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顷间，忽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止。皆裘毼驼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法师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乃知妖鬼。又闻空中声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

经八十余里，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盥手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即牵马向烽，烽上人亦开门而出。相见，知是僧。将入见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实似京师来也。”具问行意。法师报曰：“校尉颇闻凉州人说有僧玄奘欲向婆罗门国求法不？”答曰：“闻承奘师已东还。何因到此？”法师引示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艰远，师终不达。今亦不与师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师向燉煌。彼有张皎法师，钦贤尚德，见师必喜。请就之。”法师对曰：“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檀越不相励勉，专劝退还，岂谓同厌尘劳，共树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罚。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祥闻之，悯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师，敢不随喜。师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途路。”遂拂筵安置。至晓，法师食讫，祥使人盛水及麨饼。自送至十余里，云：“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陇。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泣拜而别。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至水未下间，飞箭已至，还如前报。即急向之。彼亦下来。入烽。烽官相问，答欲往天竺，路由于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彼闻欢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云：“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从是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能全去。及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于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苏息，得少睡眠。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师惊寤，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澈。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计此应非旧水草。固是菩萨慈悲为生。其至诚通神皆此类也。

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后日盛水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哭，哀号鲠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法师亦对之伤泣。自外胡僧胡王悉来参谒。王请届所居，备陈供养。

史通·自叙

刘知几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没，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惑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训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既绝窥逾，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封建论

柳宗元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资治通鉴·钜鹿之战

二世皇帝二年九月，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南棘原。

赵数请救于楚。高陵君显在楚，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秦二世皇帝）三年冬十月，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秦围赵急，宜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

十一月，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羽为上将军。

十二月，故齐王建孙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章邯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使张黡、陈泽往让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馀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馀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黡、陈泽要以俱死，乃使黡、泽将五千人先尝秦军，至，皆没。当是时，齐师、燕师皆来救赵，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馀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乃遣当阳君、薄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自烧杀。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城，谢诸侯。

附：史记·项羽本纪（一节）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梦溪笔谈（选录）

沈括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卷九）

曹南院知镇戎军日，尝出战小捷，虏兵引去。玮侦虏兵去已远，乃驱所掠牛羊辎重，缓驱而还，颇失部伍。其下忧之，言于玮曰：“牛羊无用，徒縻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玮不答，使人候。虏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处，乃止以待之。虏军将至近，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玮又使人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各鼓军而进，一战大破虏师，遂弃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卷十三）

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在。”至今所传此两本，唯《本事诗》作“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卷十四）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卷十四）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阳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卷十七）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卷十七）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卷十八）

余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卷二十四）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余观雁荡诸峰，皆峭拔崄怪，上耸千尺，穷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千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卷二十四）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辩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沉；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畦之间，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卷二十六）

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礼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时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西山十记

袁中道

记一

出西直门，过高梁桥，杨柳夹道，带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见沙石，蕴藻萦蔓，鬣走带牵。小鱼尾游，翕忽跳达。亘流背林，禅刹相接。绿叶浓郁，下覆朱户，寂静无人，鸟鸣花落。过响水闸，听水声汩汩。至龙潭堤，树益茂，水益阔，是为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憩青龙桥，桥侧数武有寺依山傍岩，古柏阴森，石路千级。山腰有阁，翼以千峰，萦抱屏立，积岚沉雾。前开一镜，堤柳溪流，杂以畦畛，丛翠之中，隐见村落。降，临水行，至功德寺，宽博有野致，前绕清流，有危桥可坐。寺僧多习农事，日已西，见道人执畚者、插者、带笠者野歌而归。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间，水田浩白，群蛙偕鸣。噫，此田家之乐也，予不见此者三年矣。

记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临水有亭。山根中时出清泉，激喷巉石中，悄然如语。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结雪，汇于池中。见石子鳞鳞，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宝妆施。荡漾不停，闪烁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激迅疾，潜鳞了然，荇发可数。两岸垂柳，带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齿相次。间以独木为桥，跨之濯足，沁凉入骨。折而南，为华严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诘曲，突兀奋怒，较华严洞更觉险怪。后有窦，深不可测。其上为望湖亭，见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积雪未消。柳堤一带，不知里数，袅袅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间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鸟声百啭，杂华在树，宛若江南三月时矣。

循溪行，至山将穷处，有庵。高柳覆门，流水清澈。跨水有亭，修饬而无俗气。山余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数步，见水源，即御河发源处也。水从此隐矣。

记三

自玉泉山初日雾露之余，穿柳市花弄，田畴畛畦间，见峰峦回曲萦抱，万树浓黛，点缀山腰，飞阁危楼，腾红酣绿者，香山也。此山门径幽遐，青松夹道里许，流泉淙淙下注，朱栏千级，依崖为刹，高杰整丽。憩左侧来青轩，尽得峰势，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绣错，伽蓝棋布。下见麦畴稻畦，潦壑柳路，村庄疏数，点黛设色。夫雄踞上势，撮其胜会，华榱金铺，切云耀日，肖竹林于王居，失秽都之瓦砾；兹刹庶几有博大恢弘之风。至于良辰佳节，都人士女，连珮接轸，绮罗从风，香汗飘雨，繁华钜丽，亦一名胜。独作者聘象马之雄图，无邱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泽之癯，息心望岫。然要以数十年后，金碧蚀于蛛丝，阶砌隐于苔蘚，游人渐少，树木渐老，则恐兹山之胜，倍当刮目于今日也。

记四

从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许，碧云在焉。刹后有泉，从山根石罅中出，喷吐冰雪，幽韵涵澹。有老树，中空火出。导泉于寺，周于廊下；激聒石渠，下见文砾金沙；引入殿前為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许，了若径寸。朱鱼万尾，匝池红酣，烁人目睛。日射清流，写影潭底，清慧可怜。或投饼于左，群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声。然其跳达剌泼，游戏水上者，皆数寸鱼，其长尺许者，潜泳潭下，见食不赴，安闲寧寂。毋乃静躁关其老少耶？水脉隐见，至门左奋然作铁马水车之声，迸入于溪。其刹宇宏丽，不书，书泉，志胜也。或曰：此泉若听其喷溢石根中，不从龙口出；其岩际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臼，则刹之胜，恐东南未必过焉。然哉！

记五

香山跨石踞岩，以山胜者也；碧云以泉胜者也。折而北，为卧佛，峰转凹，不闻泉声，然门有老柏百许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树二株，大可百围。铁干镠枝，碧叶虬结；纡羲回月，屯风宿雾；霜皮突兀，千瘿万螺；怒根出土，磊块诘曲。叩之，丁丁作石声。殿墀周遭数百丈，数百年以来，不见日月。石墀整洁，不容唾。寺较古，游者不至，长日静寂。若盛夏晏坐其下，凛然想衣裘矣。询树名，或云娑罗树，其叶若蔌。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问黄平倩，必可识也。卧佛盖以树胜者也。夫山刹，当以老树怪石为胜，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丽。三刹之中，野人宁居卧佛焉。

记六

背香山之额，是谓万安山。刹庵绮错其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岩也。门有渠，天雨则飞流自山颠来，岩吼石击，涛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骇心目。刹后石路百级，有禅院，四周皆茂树，左右松柏千株，虬曲幽郁，无风而涛，好鸟和鸣。于疏林中隐隐见都城九衢，宫观栉比，万岁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垌之林烟水色，山径柳堤，及近之峰峦叠秀，楼阁流丹，则固皆几席间物。出门即为登眺，入门即为枕簟；虽夜色远来，犹可不废览瞩。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风起，松柏怒号，震撼冲击，枕上闻其声，如在扬子舟中，驾风帆破白头浪也。予遂定计，九夏居此，以避长安尘矣。

记七

既栖止翠岩，晏坐之余，时复散步。循涧西行，攀磴数百武，得庵曰中峰。门有石楼，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穷原隰。墙围可十里，悉以白石垒砌，高薄云汉，修整中杂之纡曲。阶磴墀径，石光可鉴，不受一尘，处处可不旋簟席而卧，于诸山中鲜洁第一。刹中仅见一僧，甚静寂。予少憩石楼下，清风入户，不觉成寐。既寤，复循故涧，涧涸，而怪石经于疾流冲击之后，堕者，偃者，横直卧者，泐者，背相负者，欲止未止，欲转不获转者，犹有余怒。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复皱瘦崚嶒，崎石金欠陷坎。罅中松鼠出没，净滑可人。舍涧而上碧峰，得寺曰弘教，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盘曲夭乔，肤皱枝拗，有远韵。间有怪石，佛像清古，亦为山中第一。降，复过翠岩，循涧左行山口中，为曹家楼。有桥可憩，竹柏骈罗，石路宛转，可三里许，青苔紫驳，缀乱石中，墙畔亦多斧劈石，骨理甚劲。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肤，石当自出。无奈修者意在整齐，即有奇石，且将去天巧以就人工，况肯为疏通，显其突兀奋迅之势者乎？绝顶有亭，眺较远，以在山口也。此处门径弘博，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奥之趣，亦当为山中第一也。

记八

予欲穷万安绝顶之胜，而僧云：“徐之，俟微雨洒尘，乘其爽气，可以登涉，且宜眺瞩也。”一宿而微雨至，予大喜曰：“是可游矣！”遂溯涧而上，徘徊怪石之间，数步一息。于时宿雾既收，初日照林。松柏膏沐之余，杨柳浣澣之后，深翠殷绿，媚红娟美。至于原隰隐畛，草色麦秀，莫不淹润柔滑，细腻莹洁，似薤簟初展，文锦乍铺矣。既至层颠，意为可望云中、上谷间，而香山、金山诸峰，遮樾云汉。惟东南一鉴，了了可数。平畴尽处，见南天大道一缕，卷雾喷沙，浩白无涯。或曰：“此走邯郸道也。”扪萝分棘，遂过山阴。憩于香山松棚庵中，松身仅五尺许，而枝干虬结，蔽于垣内。下有流泉清激，声与松柏相和。松花堕地，飘粉流香。时晚烟夕雾，萦薄湖山，急寻旧路以归。

记九

依西山之麓而刹者，林相接也。而最壮丽者，为鲍家寺。寺两掖石楼屹立，青槐百株，交蔽修衢，微类村庄。殿墀果松仅四株，而枝叶婆娑，覆阴无隙地，飘粉吹香，写影石路，堂宇整洁，与碧云等。于弘教寺之下，又得滕公寺，石垣周遭，若一大县。其中飞楼相望。五十余所，清渠激于户下，杂花灵草芬馥，檐楹别院宛转，目眩心迷，幽邃清肃，规娑而摹未央。噫，炫之之纪伽蓝，盛矣，中州固应尔，燕冀号为沙碛，数百年间，天都物力日盛，王侯貂贵，不惜象马七珍，遂使神工鬼斧，隐轸山谷。予游天下，若金陵之摄山牛首，钱塘之天竺净慈，诚为秽土清泰，至于瑰奇修整，无纤毫酸寒之气，西山诸刹，亦为独步。玉环飞燕，各不可轻，虽都人有担金填壑之讥，然赫赫皇居，令郊垌间皆为黄沙茂草，不亦萧条甚欤？王丞相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者也。

记十

居士曰：“予游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年二十时，即从长江，历吴会，穷览越峤之胜，北走塞上，登恒山石脂峰，望单于而还，而乃云，‘游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泽游矣，而性爱豪奢，世机未息，冶习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听碧流，然又未能忘丝竹也；必如安石之载携声妓，盘餐百金；康乐之伐木开山，子瞻之鸣金会食，乃慊于心而势复不能，则虽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难堪，委之去矣，此与不游正等。今予幸而厌弃世膻，少年豪习，扫除将尽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为资粮，以禅悦为妓侍，然后澹然自适之趣，与无情有致之山水，两相得而不厌，故望烟峦之窈窕突兀，听水声之幽闲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觉世间无物可以胜之。举都人士所为闻而不及游，游而不及享者，皆渐得于吾杖履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归，若将终身焉，然后乃知予向者果未尝游山，游山自西山始矣。”

日知录·廉耻

顾炎武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子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置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文说（三篇）

焦循

文说一

学者以散行为古文。散行者，质言之者也。其质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质言之也。夫学充于此，而深有所得，则见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随高下曲折以为波涛，水不知也。倘无所以言之者，而徒质言之，谆谆于字句，开合、呼应、顿挫之间，是扬行潦以为澜，列枯骨朽荄，吹嘘之以为气。剿袭雷同，犐牜修可憎。试思所欲质言者何在，而为是喋喋也。是故学为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后质言之。古文者，非徒质言之者也。

文说二

文有达而无深与博：达之于上下四旁，所以通其变，人以为博耳；达之于隐微曲折，所以穷其原，人以为深耳。譬如泛舟于湖，港泮繁多，土人指而告之，终茫然莫能释。及往来其间，历有年所，而支分派别，了然于胸中，乃知土人所缕述者，原未尝溢于所有之外。且向者土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也。医之达者，其治疾每为庸医所诟病，往往其应如响，又未尝不诧为神奇，不知第明其所以然之理、而行其所当然。如人本之南，忽东行，非奇也，南有水，必东乃得梁也。故非深博不可为文，非深博不可论人之文。

文说三

夫谓文无深与博，亦即无所为简。行千里者以千里为至，行一里者以一里为至。《左氏春秋》，一人之笔也，或一二言而止，或连篇累牍，千百言而不止。一二言未尝不足，千百言未尝有余。灾变战伐，下至琐亵猥鄙之事，无不备载，未闻徒举其大端而屏其细故，以为简也，而文自简明。康海作《武功志》，不啻残砖败瓦，而处人于荒村僻巷间也，而说者称羡之，良可怪矣！

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斯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状，灿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今以类图之，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摒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摒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相如、子云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阝贵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细故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同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故并图焉。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而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子孙；若通圜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为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史可法传

王先谦

公讳可法，字宪之，道邻其自号，河南祥符史氏，籍直隶大兴，世锦衣百户。祖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县，有惠政。父从直，母氏尹。公少以孝闻，性孤耿，有志略。左公光斗视学畿辅，一日微行入古寺，见一生伏案卧，文甫成草，阅毕，取貂覆之。询寺僧，知公名。及试呈卷，注视久之，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者此生也。留馆署中，每公余衡论时事，相与感愤眥裂。举崇祯元年戊辰进士，授西安推官，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八年，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公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军，屡破贼。初，当事以皖为南都上游，议设兵备遏寇南下。众莫肯往，公奋然请行。至皖，筑城练兵，画战守策，皖以无警。象升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祯，未几复代以熊文灿，专抚贼，贼益逞。朝议增设抚臣为豫楚声援，开府于六，廷推公。十年擢右佥都御使，巡抚安庆庐州等处。公至六，建六安营，捐俸修城。兴学校，惩奸宄，改点差，赈饥民。奏免被灾田租。州有蝗，公夜祷焚香，尽三炷达曙，如是弥月。其掾曰：“劳乎？”公曰：“余为秀才时，月仅七夜眠，服官后惰矣，何言劳？恐罔济，负吾民耳。”麾下刘小全、马如龙作乱，帅百人噪于军，夜三鼓，城中火起，乱者入署，窥公朱衣坐堂上，秉烛仗剑，神光照人，咸惊窜去。明日讨平之。公短小面黑，目有光，性精敏，事巨细亲裁，视听批答，同时杂进，靡有遗失。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人死力。临敌先进，所向无坚。桐黄舒六间，袤延几千里，贼屡入屡创，降其酋顺天王。十二年以父忧去官。朝廷遣中涓伺于涿州，启其箧，银杯二，奠章三十二轴而已。报闻，帝为动容。有夺情议，公固辞。十四年服阕，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风纪清肃。浚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武备久弛，奏行更新八事。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燕京，公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京城陷，烈皇帝殉社稷，大恸，头触柱流血，缟衣发丧。会南都议立君，尚书张慎言等移牒公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涝，神宗侄，贤明可立。”公然之。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立福王，公告以七不可。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公等迎王监国。五月拜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士英、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公仍掌兵部事。乃定京营如北都故事，侍卫锦衣卫诸军，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时士英冀入相。命下，大怒。以公书奏，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公遂自请督师，出镇淮阳。十五日，王即位，公陛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士英以是日入直。于是江南士民伏阙上书曰：“伏见陛下初临监国，擢史可法东阁大学士，仍管部务，万姓欢呼，颂陛下知人善任。先帝用可法南枢，实天牖圣心，留佐陛下中兴之业。南都积弛，未易蒙安，枢臣以无欲知人，以不倦举政，经营一载，渐可驱策。今陛下奠安南服，鼓锐北征，诸将所服，逆贼所畏，无逾可法。闻出代督师，众心皇惑。淮阳虽急，果别遣督臣，使可法居中调度，则兵粮无忧。可法自行，虽身任督师，而中枢必更成局，则战守纷扰，机会一失，局势尽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伏阙哀吁者也。”书奏，王不省。公奉命祭泗凤二陵毕，上疏曰：“陛下践阼初，只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惕厉无怠。二祖列宗，将默佑之。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时分江北为四镇，以泽清、杰、良佐、得功辖之。泽清等纵兵大掠，转相攻，公往解，悉听命。杰攻扬州，闻公至，惧，旦日朝帐中，汗浃背。公接以温语，奏屯其众瓜州。乃开府扬州，辟馆招士。屡奏请饷，士英靳不与，公疏趣之。因言：“迩者人才消耗，仕途日淆，由名心胜而实意荒，议论多而成功少。今事势更非昔比，必专主讨贼复仇。舍筹兵筹饷无议论，舍治兵治饷无人才。”并言：“东南阙员不少，择吏为先，铨选法穷，不能不改为征辟。请仿保举法，通行抚按司道九卿科道等，有才胆过人者，不拘资格，各举一人，送京赴军前效用，酌补守令，二年考满，平升善地，三年考选，优擢京曹。有靖乱恢疆，功能殊异者，立以节钺京堂用。”又言：“北都诸臣，南还从逆者，宜重处。伪命未污，身被刑拷者，置勿问。隐避北方，徘徊后至者，许戴罪赴军前酌用，毋绝其南归心。”廷议从之。时大清已定燕京，摄政王遗书诏公，公复书数千言不少屈。会和议不成，十月，公令杰帅师北出，遣人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诸镇分汛地，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险要，公自守之，筑垒缘河南岸。

时李自成走陕西，公奏言：“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东也，君臣日图中原，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君臣尽力楚蜀，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能自立者。大变之初，黎庶洒泣，荐绅悲哀，痛愤相乘，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暮气至矣。河上之防，百未经理，复仇之师，不及关陕，讨贼之诏，不达燕齐，君父之仇，似置度外。夫将能克敌者，气也，君能御将者，志也。君志不奋，则士气不作。夏少康不忘出窦之辱，汉光武不忘爇薪之时。臣愿陛下为少康、光武，不愿左右在位，以晋元、宋高之说进也。请速发讨贼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义，闻而感愤。国家惨遭大变，陛下嗣位，不同先朝。诸臣但有罪当诛，无功足录。请慎重爵禄，专待功臣，庶猛将武夫，有所激厉。兵苦无粮，搜括不可行，劝输亦难继。请将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朝夕之燕衎，左右之进献，一切报罢。即事关典礼，亦宜节省。盖贼一日未灭，虽有深宫曲房，锦衣玉食，岂能安享？必念念在复仇雪耻，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公每缮疏，循环讽诵，声与泪俱，闻者感泣。

比大清兵下邳宿，公飞章报。士英曰：“彼欲叙防河将士功耳。”置之。而诸镇逡巡无进师意，数相侵夺。明年，是为大清顺治之二年，河上告警。公请以良佐、得功率师扼颍、寿，杰进兵归、徐。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部兵大乱，屠州旁近二百里殆尽。变闻，公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定其军。杰军还，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公威名，加故中允卫允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以夺其权。二月公还扬州，未至，得功袭兴平军，城中大惧。公遣官讲解引去。时清军已取山东、河南，北逼淮南。四月，公移军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称兵犯阙，王手书诏公入援。渡江抵燕子矶，得功已败良玉军。公乃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而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将侯方严全军没。公一日夜奔还扬州，城中讹传许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公檄各镇兵，无至者。

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园。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以其军降。城中势益孤。公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大清兵薄城下，睿亲王前后七致书说降，公不复启视，投之水。二十五日，大兵攻城急，多死者。王亲督攻，城陷。公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出小东门。公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被执。至城楼上，王雅重公，引坐劝降，以洪承畴为比。公曰：“我此时止办一死，头可断，身不可屈。但扬城百万生灵，幸勿杀戮。”王百方劝谕，不从，毅然就死。时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也。僚属从死者甚众，扬城屠。

公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年四十余无子。其妻请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嗣续计乎！”素善饮，数斗不乱。在军绝饮。岁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报殽肉分给将士，无可佐者，仍取盐豉下之。尝孑处，或言宜警备，公曰：“命在天。”遇敌数月不寝，使将士番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令二人蹲踞，背倚之，漏鼓移则更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冰霜迸落有声。或劝少休，泣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公死，觅遗骸不得。逾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扬州郭外梅花岭。后四方弄兵者，多假名号以行，故时谓不死。

公无子，遗言以副将史德威为后。弟可程、可模。可程，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京师陷，降贼。贼败，南归，公请置之理，王特宥之。可模早世。公死后，可模妻李氏，奉公母妻居金陵。浙人厉韶伯躯貌类公，冒其名，集亡命数百，破巢县，入无为州，提督某擒之，众莫辨。召母妻及李氏出，始吐实。而李氏有色，为众所窥。会金声桓反豫章，禁旅往讨，驻金陵。有聂三者，媚少宰某，艳李氏，强委禽焉。遣婢拒之不听，詈之又不听。须臾婢奉盘进聂曰：“奉夫人命，恣若所为。”视之发髻耳鼻各一，血淋漓满盘中。聂仓皇驰去。

乾隆四十一年乙未，上特恩赐公谥忠正。御制题像诗，并公复摄政王书，摹于梅花岭祠壁。

前史官王先谦曰：余诵公文章，慨然想见其识略，悲其志之穷而言不见用也。天眷兴朝，公即专明柄，不必有济，况束缚使不得骋耶！曩读钦定《明史》，不详公仕明事迹。由易代之后，采访难周，虽有遗徽，莫为收恤。逮天语亲褒，然后胜国孤臣，炳于云汉。公之不朽，固自有在。而昭代教忠之典迈千古矣。因览公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俾后有考焉。

国故论衡·原学

章炳麟

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细征乎一人，其巨征乎邦域。荷兰人善行水，日本人善候地震：因也。山东多平原大坛，故驺鲁善颂礼，关中四塞便骑射，故秦陇多兵家；海上蜃气象城阙楼橹，恍桒变眩，故九州五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因也，地齐使然。周室坏，郑国乱，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归于厌世，御风而行，以近神仙。族姓定，阶位成，贵人之子，以武健陵其下，故释迦令桑门去氏，比于四水入海，而咸淡无别。希腊之末，甘食好乐而俗淫湎，故史多揭家务为艰苦，作自裁论，冀脱离尘垢，死而宴乐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虽一人亦有旧贯。传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故浮屠之论人也，锻者鼓橐以吹炉炭，则教之调气；浣衣者刮摩垢秽，而谕之观腐骨；各从其习，使易就成，犹引茧以为丝也。

然其材性发舒，亦往往有长短。短者执旧不能发牙角，长者以向之一得今之十。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短者即循循无所进取。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也。其余因旧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刑。仪刑之与之为进，罗甸、日耳曼是矣。仪刑之不能与之为进，大食、日本是矣。仪刑之犹半不成，吐蕃、东胡是矣。

夫为学者，非徒博识成法，挟前人所故有也。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冥见髳，贤圣所以发愤忘食，员舆之上，诸老先生所不能理，往释其惑，若端拜而议，是之谓学。亡自得者，足以为师保，不与之显学之名。视中国、印度、日本则可知已。日本者，故无文字，杂取晋世隶书、章草为之，又稍省为假名，言与文缪，无文而言学，已恧矣。今庶艺皆刻画远西，什得三四。然博士终身为写官，更五六岁，其方尽，复往转贩。一事一义，无匈中之造，徒习口说而传师业者，王充拟之，犹“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论衡·定贤篇》）。古今书教工拙诚有异，邮与阍皆不与也。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彉，其高下可识矣。贷金尊于市，不如己之有苍璧小玑，况自有九曲珠，足以照夜。厥夸毗者，惟强大是信，苟言方略可也，何与于学？

夫仪刑他国者，惟不能自恢彉，故老死不出译胥钞撮。能自恢彉，其不亟于仪刑，性也。然世所以侮易宗国者。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补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诸少年既不更世变，长老又浮夸少虑，方策虽具，不能与人事比合。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是以文久而灭，节奏久而绝。（案：《孙子》十三篇，今日本治戎者，皆叹为至精。由其习于兵也。《庄子·齐物论》，则未有知为人事之枢者。由其理趣华深，未易比切。而横议之士，夸者之流，又心忌其害己，是以卒无知者。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向。涉历世变，乃始讠桀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老子》五千言，亦与是类，文义差明，不知者多以清谈忽之，或以权术摈之。有严复者，立说差异，而多附以功利之说，此徒以斯宾塞辈论议相校耳，亦非由涉历人事而得之也。）即有陈器数者，今则愈古。（谓历史、典章、训诂、音韵之属。）故书有谱录平议以察。今之良书，无谱录平议，不足以察，而游食交会者又邕之。游食交会，学术之帷盖也，外足以饰，内足以蔽人，使后生俇俇无所择。以是旁求显学，期于四裔。

四裔诚可效，然不足一切规画以自轻鄙。何者？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校术诚有诎，要之短长足以相覆。“今是”、“天籁”之论，远西执理之学弗能为也。遗世之行，远西务外之德弗能为也。十二律之管，吹之，捣衣舂米皆效情，远西履弦之技弗能为也。神输之针，灼艾之治，于足治头，于背治匈，远西刲割之医弗能为也。氏族之谱，纪年之书，世无失名，岁无失事，远西阔略之史弗能为也。不定一尊，故笑上帝。不迩封建，故轻贵族。不奖兼并，故弃代议。不诬烝民，故重灭国。不恣兽行，故别男女。政教之言，愈于彼又远。下及百工将作，筑桥者垒石以为空阅，旁无支柱，而千年不坏。织绮者应声以出章采，奇文异变，因感而作，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傅子说马钧作绫机，其巧如此。然今织师往往能之。）割烹者斟酌百物以为和味，坚者使毳，淖者使清，泊者使腴，令菜茹之甘，美于刍豢。次有围棋柔道，其巧疑神，孰与木杠之窳，织成之拙，牛胾之口乐，象戏之鄙，角抵之钝？又有言文歌诗，彼是不能相贸者矣。

夫赡于己者，无轻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镂，惟散木为施镂。以是知仪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僄弃，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老子》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此中国、日本之校已。

人间词话（选录）

王国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中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

胡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一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它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它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资料：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二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如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它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作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的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三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它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它用作“什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它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它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它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都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包卡嘉（Boccacio）和洛伦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做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赵叟（Chaucer），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赵叟做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话”。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话”。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便把这“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语”，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两世纪，莎士比亚和“伊里莎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地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地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稀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地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地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做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做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胡适文存》

示众

鲁迅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嗄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在电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穿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左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但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

“嗡，都，哼，八，而，……”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草帽檐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

又像用了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首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只望着红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奶头四近有几枝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啦？……”

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但即刻也就立直，擎起一只手来拼命搔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唧咕唧咕的声响。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跄踉。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来，展开五指，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跄踉了四五步，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落在捕机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推开他，冲出去了。小学生也返身跟出去了。

“吓，这孩子……”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他于是用手掌拂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跄踉，但便即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

“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空隙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下颚向上一磕，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挟洋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膊，皱眉疾视着肩后的死鲈鱼。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夏。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彩。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瞌睡似的长呼；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现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车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成么？”车夫要来拉车时，坐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哪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知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从屋檐阴下蹩过去了。胖孩子歪着头，挤细了眼睛，拖长声音，瞌睡地叫喊——“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

《彷徨》

希腊的小诗

周作人

希腊的小诗，平常大抵指那“诗铭”（Epigramma）。诗铭最初用于造像供品及墓石上，所以务取文词简约，意在言外。古人有一首诗说得最妙，原意云：

（1）诗铭两行是正好，倘若过三行，

你是唱史诗，不是做诗铭了。

罗马人从希腊取去了诗铭的形式，却多用在讽刺上面，于是内容上发生了变化；拉丁文学里的诗铭的界说是这样的：

（2）诗铭像蜜蜂，应具三件事：

一是刺，二是蜜，三是小身体。

后来欧洲诗人做诗铭者，多应用这项说法，但这实在只是后起的变化，不是诗铭的本色；在希腊诗人看来，他的条件只是简炼一种而已。这一篇里所引，并不限于狭义的诗铭，并包含格言诗、恋爱诗及断片在内，因为这些诗虽然种类不同，简炼的特色原是一样，所以我便把它们统称作小诗了。

二千四百年前，三百个斯巴达人守温泉峡（Thermopylai），与五百万的波斯大军对抗三日，全数战死，诗人西蒙尼台斯（Simonides）为作墓志云：

（3）外方人。为传语斯巴达人，

我们卧在此地，依照他们的规矩。

这是世界知名的小诗，不但表出斯巴达人的精神，那希腊文化所特有的“节制”之德也就在文艺上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但他也能作深刻的讽刺，这是他替当时的无赖诗人帖木克勒恩假作的墓铭：

（4）罗兑斯人帖木克勒恩卧此，他吃过许多，

喝过许多，说过许多坏话。

女诗人萨普福（Sappho）生在基督前六世纪时，以抒情诗著名，《希腊诗选》中存有诗铭三首，今取其一：

（5）渔人贝拉刚的（墓）上，父亲门尼科思安置

了渔网和桨，——辛苦生活的纪念。

哲人柏拉图（Platon）少年时作过许多诗，现在把他最有名的两首诗译出在下面：

（6）以前你是晨星，照过人间，

现在死去，在死人中辉辉如长庚。

（7）我的星，你正在看星，我愿得

化身为天空，用许多的眼回看你。

第一首是伤逝的诗，因为女人叫亚斯德耳（Aster，义云星），所以很巧妙地用了启明与长庚来衬帖她。第二首是普通“我愿”式的情诗，但也做得非常巧妙；这仿佛是对月思人一类的动机，唯青白的月光普遍地有几乎能使人疯狂的魔力，现在却只是诗人空灵的思致所造出的罢了。我的星，犹云我的运命，是情人的一个极好的代名词；因为古人相信诞生时值日的星宿主宰他一生的祸福，所以有占星术等去查考这些关系。希腊文学虽是理想地富美，但雅典时代以来的“词章学”，正如一切词章学一样，在好影响以外也给予坏的影响；这固然以在后世为最显著。我们看柏拉图的小诗，也就觉得美妙而近于危险，到了文艺复兴末期的诗人手里，不免变为纤巧穿凿的“雅体”了。

（8）我送乳香给你，并不教他去熏你，

只是望他因你而更香。

这是无名氏的一首诗，与上边的正是一类。

以下是萨普福的几章断片，关于这个译文，我想带便说明一句。我相信只有原本是诗，不但是不可译，也不可以改写的。诚实的翻译只是原诗的讲解，像书房里先生讲唐诗给我们听一样，虽是述说诗意，却不是诗了。将自己的译本当作诗，以为在原诗外添了一篇佳作，那是很可笑虽然也是可恕的错误；——凡是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如菲孜及拉耳特的波斯诗，实在只是“读唵玛哈扬而作”罢了。因此我们的最大野心不过在述说诗意之外，想保存百一的风韵，虽然这在译述希腊诗上明知是不可能的事。萨普福诗尽散逸，以下五节皆系断片，并非完全的。

（9）月落了，昴星也降了，

正是夜半，时光过去了，

我独自睡着。

（10）爱摇我的心，

（犹如）山风落在橡树上头。

（11）爱摇动我，——融化支体的爱，

苦甜，不可抗的物。

（12）正如甘棠在树顶上发红，

在树顶的顶上，所以采果的人忘记了；

不，不是忘记，只是够不着。

（13）黄昏呀，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

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回到母亲的旁边。

（14）我将编白地丁，将编柔软的木水仙和

桃金娘，我将编那微笑的百合，

将编那甜美的番红花，更编入紫的风信子，

将编那恋人们所爱的蔷薇，——

戴在香发的日惠的鬓上，

当作华鬘饰她的丰美的长发。

这一首是两千年前时人美勒亚格罗思（Meleagros）所作，寄其恋人日惠（Heliodora）者；他是个东方人而受希腊的文化教育，所以颇能代表亚力山大时代的文学倾向。

以下一首无名氏的诗，大约也是同时代之作。

（15）蒲桃尚青的时候你拒绝了我；

蒲桃熟了，你傲然走过去；

但不要再吝惜一球罢，

现在蒲桃已要干枯了。

（16）同我饮酒，同年少，同恋爱，同戴华冠，

狂时同我狂，醒时同我醒。

这是饮酒歌之一。有一首格言诗，云系西蒙尼台斯之作，颇能同样地表现出希腊人的现世主义的思想。

（17）健康是人生的第一幸福，其次是先天的美，

第三是正当的富，第四是友朋间常保年少。

但是厌世思想也常占有诗人的心田，发出悲痛的歌，在衰亡时代为尤甚，下列三首都属此类。为诗人自悼之诗，末一首更为简括。

（18）我裸体来到地上，又将裸体走往地下，

为什么还要徒劳，既知究竟只是裸体。

（19）我的名字，——这算什么？

我的籍贯，——这又算什么？

我的门第是高贵的。但倘若是卑贱呢？

我生前荣显。但倘若是屈辱呢？

我现在卧在此地。谁会把这些事告诉别人？

（20）不曾有过，——我今生了；

曾经有过，——我今不存了：如是而已。

如有人不是这样说，他是说诳。

我将不复存了罢。

以上二十章中，第四第八及十五这三首系从英文重译的，所以或者不甚确，也未可知。其余都努力保存他的原意，但可惜能保存的也只是原意罢了。第十九首原只四行，因排列便利上，将第一行分作两半；第二十首原只两行，现在却写成四行了。又有四篇，在《论小诗》上曾经引用过，但今经改译，字句上稍有不同了。

《谈龙集》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

徐志摩

二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有相当交情的，再次许只有新认识的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我现在想写康桥，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我不曾写，我就知道这回是写不好的——况且又是临时逼出来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写，上期预告已经出去了。我想勉强分两节写：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学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极简地写些，等以后有兴会时再补。

三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许有上下流的区别，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Byron’s Pool” ——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骞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权，著名的“Backs”，这两岸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从上面一来是Penbroke，St.Katharine’s，King’s，Clare，Trinity，St.John’s。最令人留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宏伟。别的地方尽有更美更庄严的建筑，例如巴黎赛因河的罗浮宫一带，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翡冷翠维基乌大桥的周遭；但康桥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长，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调谐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许只有柯罗（Corot）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许只有萧班（Chopin）的夜曲。就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种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桔树荫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并不早，但它的妩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苍白的石壁上春夏间满缀着艳色的蔷薇在和风中摇颤，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阁不可浼的永远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莱亚，啊！那不可信的玲珑的方庭，谁说这不是圣克莱亚（St.Clare）的化身，哪一块石上不闪耀着她当年圣洁的精神？在克莱亚后背隐约可辨的是康桥最潢贵最骄纵的三清学院（Trinity），它那临河的图书楼上坐镇着拜伦神采惊人的雕像。

但这时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莱亚的三环洞桥魔术似的摄住。你见过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断桥不是？（可怜它们早已叫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铲平了，现在它们跟着苍凉的雷峰永远辞别了人间。）你忘不了那桥上斑驳的苍苔，木栅的古色，与那桥拱下泄露的湖光与山色不是？克莱亚并没有那样体面的衬托，它也不比庐山楼贤寺旁的观音桥，上瞰五老的奇峰，下临深潭与飞瀑；它只是怯怜怜的一座三环洞的小桥，它那桥洞间也只掩映着细纹的波鳞与婆娑的树影，它那桥上栉比的小穿兰与兰节顶上双双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头上不夸张的香草与野花一类的装饰；但你凝神地看着，更凝神地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还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不？只要你审美的本能不曾汩灭时，这是你的机会实现纯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还得选你赏鉴的时辰。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逢着连绵的雾盲天你一定不迟疑地甘愿进地狱本身去试试；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间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那才真是寸寸黄金。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还有几句更笨重的怎能仿佛那游丝似轻妙的情景：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瞑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桔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四

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桔荫护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

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punt）。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有二丈长，三尺宽，你站直在船艄上用长竿撑着走的。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蠢，始终不曾学会。你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住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来悠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不服输跑去租船再试的时候，有一个白胡子的船家往往带讥讽地对我说：“先生，这撑船的费劲，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

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多美！尤其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捻起一根竟像没分量的长竿，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这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

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飘浮，鱼群的唼喋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迹处去享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意与春光！

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袍，脱下夹袍，换上单袍：不过如此罢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着哪，这样那样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移转，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幻？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枯燥，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间咒诅人生？

但不满意的生活大都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决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惨。我们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比枝头的花与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资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柢深入在无尽藏的地里？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与鹿豕游，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轻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

这是极肤浅的道理，当然。但我要没有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凋不尽的青枝上试它的新声！啊，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挣出了半冻的地面！啊，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

静极了，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枝的榆荫，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尽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三两个馒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轻波，默沉沉地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地上腾，渐渐地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地翳入了天听。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轻纱似的金粉糁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伺候着河上的风光，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败草里的鲜花，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怯怜怜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铃兰与香草是欢喜的初声。窈窕的莲馨，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与雏菊——这时候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须殷勤问讯。

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个愉快，但骑自转车是一个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遍的技术；妇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在康桥听说自转车是不怕人偷的，就为人人都自己有车，没人要偷。）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味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灵的补剂。这道上有的是清荫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似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啭的鸣禽。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恣你尝新。你如爱酒，这乡间每“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

陆放翁有一联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马骑，没轿子坐，却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扁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三两幅画图似的经验至今还是栩栩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临海，但实际只须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冲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它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剩这不可逼视的威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着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里斜着过来，幻成一种异样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霎那间在我迷眩了的视觉中，这草田变成了……不说也罢，说来你们也是不信的！

一别二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也想不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

《巴黎的鳞爪》

薄奠

郁达夫

上

一天晴朗的春天的午后，我因为天气太好，坐在家里觉得闷不过，吃过了较迟的午饭，带了几个零用钱，就跑出外面去逛去。北京的晴空，颜色的确与南方的苍穹不同。在南方无论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总有一缕薄薄的纤云飞着，并且天空的蓝色，总带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却不是如此，天色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对天注视一会，身上好像能生出两翼翅膀来，就要一扬一摆地飞上空中去的样子。这可是单指不起风的时候而讲，若一起风，则人在天空下眼睛都睁不开，更说不到晴空的颜色如何了。那一天的午后，空气非常澄清，天色真青得可怜。我在街上夹在那些快乐的北京人士中间，披了一身和暖的阳光，不知不觉，走到了前门外最热闹的一条街上。踏进了一家卖灯笼的店里，买了几张奇妙的小画，重新回上大街缓步的时候，我忽而听出了一阵中国戏园特有的那种原始的锣鼓声音来。我的两只脚就受了这声音的牵引，自然而然地踏了进去。听戏听到了第三出，外面忽而起了呜呜的大风，戏园的屋顶也有些儿摇动。戏散之后，推来让去地走出戏园，扑面就来一阵风沙。我眼睛闭了一忽，走上大街来雇车，车夫都要我七角六角大洋，不肯按照规矩折价。那时候天虽则还没有黑，但因为风沙飞满在空中，所以沉沉的大地上，已经现出了黄昏前的急景。店家的电灯，也都已上火，大街上汽车马车洋车挤塞在一处。一种车铃声叫唤声，并不知从何处来的许多杂音，尽在那里奏错乱的交响乐。大约是因为夜宴的时刻逼近，车上的男子，定是去赴宴会，奇装的女子，想来是去陪席的。

一则因为大风，二则因为正是一天中间北京人士最繁忙的时刻，所以我雇车竟雇不着，一直地走到了前门大街。为了上举的两种原因，洋车夫强索昂价，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因零用钱花完，袋里只有四五十枚铜子，不能应他们的要求，所以就下了决心，想一直走到西单牌楼再雇车回家。走下了正阳桥边的步道，被一辆南行的汽车喷满了一身灰土，我的决心，又动摇起来，含含糊糊地向道旁停着的一辆洋车问了一句，“嗳！四十枚拉巡捕厅儿胡同拉不拉？”那车夫竟恭恭敬敬地向我点了点头说：

“坐上罢，先生！”

坐上了车，被他向北的拉去，那么大的风沙，竟打不上我的脸来，我知道那时候起的是南风了。我不坐洋车则已，若坐洋车的时候，总爱和洋车夫谈闲话，想以我的言语来缓和他的劳动之苦，因为平时我们走路，若有一个朋友和我们闲谈着走，觉得不费力些。我从自己的这种经验着想，老是在实行浅薄的社会主义，一边高踞在车上，一边向前面和牛马一样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谈些无头无尾的话。这一天，我本来不想开口的，但看看他的弯曲的背脊，听听他嘿嘿的急喘，终觉得心里难受，所以轻轻地对他说：

“我倒不忙，你慢慢地走罢，你是哪儿的车？”

“我是巡捕厅胡同西口儿的车。”

“你在哪儿住家吓？”

“就在那南顺城街的北口，巡捕厅胡同的拐角儿上。”

“老天爷不知怎么的，每天刮这么大的风。”

“是啊！我们拉车的也苦，你们坐车的老爷们也不快活，这样的大风天气，真真是招怪吓！”

这样地一路讲，一路被他拉到我寄住的寓舍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下车之后，我数铜子给他，他却和我说起客气话来，他一边拿出了一条黑黝黝的手巾来擦头上身上的汗，一边笑着说：

“您带着罢，我们是街坊，还拿钱么？”

被他这样地一说，我倒觉得难为情了，所以虽只应该给他四十枚铜子的，而到这时候却不得不把尽我所有的四十八枚铜子都给他。他道了谢，拉着空车在灰黑的道上向西边他的家里走去，我呆呆地目送了他一程，心里却在空想他的家庭。——他走回家去，他的女人必定远远地闻声就跑出来接他。把车斗里的铜子拿出，将车交还了车行，他回到自己屋里打一盆水洗洗手脸，吸几口烟，就可在洋灯下和他的妻子享受很健康的夜膳。若他有兴致，大约还要喝一二个铜子的白干。喝了微醉，讲些东西南北的废话，他就可以抱了他的女人小孩，钻进被去酣睡。这种酣睡，大约是他们劳动阶级的唯一的享乐。

“啊啊！……”

空想到了此地，我的伤感病又发了。

“啊啊！可怜我两年来没有睡过一个整整的全夜！这倒还可以说是因病所致，但是我的远隔在三千里外的女人小孩，又为了什么，不能和我在一处享受吃苦呢？难道我们是应该永远隔离的么！难道这也是病么？……总之是我不好，是我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啊啊，你这车夫，你这向我道谢，被我怜悯的车夫，我不如你吓，我不如你！”

我在门口灰暗的空气里呆呆地立了一回，忽而想起了自家的身世，就不知不觉地心酸起来，红润的眼睛，被我所依赖的主人看见，是不大好的，因此我就复从门口走了下来，远远地跟那洋车走了一段。跟它转了弯，看那车夫进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间破旧的矮屋，我又走上平则门大街去跑了一程，等天黑了，才走回家来吃晚饭。

自从这一回后，我和他的洋车，竟有了缘分，接连地坐了它好几次。他和我也渐渐地熟起来了。

中

平则门外，有一道城河。河道虽比不上朝阳门外的运河那么宽，但春秋雨霁，绿水粼粼，也尽可以浮着锦帆，乘风南下。两岸的垂杨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间，也大有板渚隋堤的风味。河边隙地，长成一片绿芜，晚来时候，老有闲人在那里调鹰放马。太阳将落末落之际，站在这城河中间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门的城楼，似烟似雾的，溶化成金碧的颜色，飘扬在两岸垂杨夹着的河水高头。春秋佳日，向晚的时候，你若一个人上城河边上来走走，好像是在看后期印象派的风景画，几乎能使你忘记是身在红尘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数不尽的诸峰，又如笑如眠，带着紫苍的暮色，静躺在绿荫起伏的春野西边；你若叫它一声，好像是这些远山，都能慢慢地走上你身边来的样子。

西直门外有几处养鹅鸭的庄园，所以每天午后，城河里老有一对一对的白鹅在那里游泳。夕阳最后的残照，从杨柳荫中透出一两条光线来，射在这些浮动的白鹅背上时，愈能显得这幅风景的活泼鲜灵，别饶风致。我一个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里，衷心郁郁，老感着无聊。无聊之极，不是从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戏园茶楼，娼寮酒馆，去夹在许多快乐的同类中间，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们一样地学习醉生梦死，便独自一个跑出平则门外，去享受这本地的风光。玉泉山的幽静，大觉寺的深邃，并不是对我没有魔力，不过一年有三百五十九日穷的我，断没有余钱，去领略它们的高尚的清景。

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午后，我又无端感着了一种悲愤，本想上城南的快乐地方，去寻些安慰的，但袋里连几个车钱也没有了，所以只好走出平则门外，去坐在杨柳荫中，尽量地呼吸呼吸西山的爽气。我守着西天的颜色，从浓蓝变成了淡紫，一忽儿，天的四周围又染得深红了，远远的法国教会堂的屋顶和许多绿树梢头，刹那间返射了一阵赤赭的残光，又一忽儿空气就变得澄苍静肃，视野内招唤我注意的物体，什么也没有了。四周的物影，渐渐散乱起来，我也感着了一种日暮的悲哀，无意识地滴了几滴眼泪，就慢慢地——真是非常缓慢，好像在梦里游行似的，走回家来。进平则门往南一拐，就是南顺城街，南顺城街路东的第一条胡同便是巡捕厅胡同。

我走到胡同的西口，正是进胡同的时候，忽而从角上的一间破屋里漏出几声大声来。这声音我觉得熟得很，稍微用了一点心力，回想了一想，我马上就记起那个身材瘦长，脸色黝黑，常拉我上城南去的车夫来。我站住静听了一会，听得他好像在和人拌嘴。我坐过他许多次数的车，他的脾气是很好的，所以听到他在和人拌嘴，心里倒很觉得奇怪。看他的样子，好像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但他自己说今年只有四十二岁。他平常非常沉默寡言，不过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却总来回答你一句两句。他身材本来很高，但是不晓是因为社会的压迫呢，还是因他天生的病症，背脊却是弯着，看去好像不十分高。他脸上浮着的一种谨慎的劳动者特有的表情，我怎么也形容不出来，他好像是在默想他的被社会虐待的存在是应该的样子，又好像在这沉默的忍苦中间，在表示他的无限的反抗，和不断地挣扎的样子。

总之，他那一种沉默忍受的态度，使人家见了便能生出无限的感慨来。况且是和他社会的地位相去无几，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平常坐他的车，和他谈话的时候，总要感着一种抑郁不平的气，横上心来；而这种抑郁不平之气，他也无处去发泄，我也无处去发泄，只好默默地闷受着，即使闷受不过，最多亦只能向天长啸一声。有一天我在前门外喝醉了酒，往一家相识的人家去和衣睡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弦月上升的时刻了。我从韩家潭雇车雇到西单牌楼，在西单牌楼换车的时候，又遇见了他。半夜酒醒，从灰白死寂，除了一乘两乘汽车飞过，搅起一阵灰来，此外别无动静的长街上，慢慢被拖回家来。这种悲哀的情调，已尽够我消受的了，况又遇着了他，一路上听了他许多不堪再听的话……他说这个年头儿真教人生存不得。他说洋车价涨了一个两个铜子，而煤米油盐，都要各涨一倍。他说洋车出租的东家，真会挑剔，一根骨子弯了一点，一个小钉不见了，就要赔很多钱。他说他一天到晚拉车，拉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供洋车租主的绞榨，皮带破了，弓子弯了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说他的女人不会治家，老要白花钱。他说他的大小孩今年八岁，二小孩今年三岁了。……我默默地坐在车上，看看天上惨淡的星月，经过了几条灰黑静寂的狭巷，细听着他的一条条的诉说，觉得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个人的苦楚。我真想跳下车来，同他抱头痛哭一场，但是我着在身上的一件竹布长衫，和盘在脑里的一堆教育的绳矩，把我的真率的情感缚住了。自从那一晚以后，我心里就存了一种怕与他相见的思想，所以和他不见了半个多月。这一天日暮，我自平则门走回家来，听了他在和人吵闹的声音，心里竟起了一种自责的心思，好像是不应该躲避开这个可怜的朋友，至半月之久的样子。我静听了一忽，才知道他吵闹的对手，是他的女人。

一时心情被他的悲惨的声音所挑动，我竟不待回思，一脚就踏进了他住的那所破屋。他的住屋，只有一间小屋，小屋的一半，却被一个大炕占据了去。在外边天色虽还没有十分暗黑，但在他矮小的屋内，却早已黑影沉沉，辨不出物体来了。他一手插在腰里，一手指着炕上缩成一堆，坐在那里的一个妇人，一声两声地在那里数骂。两个小孩爬在炕的里边。我一进去时，只见他自家一个站着的背影，他的女人和小孩都看不出来。后来招呼了他，向他手指着的地方看去，才看出了一个女人，又站了一忽，我的眼睛在黑暗里经惯了，重复看出了他的两个小孩。我进去叫了他一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动气，他就把手一指，指着炕沿上的那女人说：

“这臭东西把我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三块多钱，一下子就花完了，去买了这些捆尸体的布来。……”说着他用脚一踢，地上果然滚了一包白色的布出来。他一边向我问了寒暄话，一边就蹙紧了眉头说：

“我的心思，她们一点儿也不晓得，我要积这几块钱干什么？我不过想自家去买一辆旧车来拉，可以免掉那车行的租钱呀！天气热了，我们穷人，就是光着脊肋儿，也有什么要紧？她却要去买这些白洋布来做衣服。你说可气不可气啊？”

我听了这一段话，心里虽则也为他难受，但口上只好安慰他说：

“做衣服倒也是要紧的，积几个钱，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但须忍耐着，三四块钱是不难再积起来的。”

我说完了话，忽而在沉沉的静寂中，从炕沿上听出了几声暗泣的声音来。

这时候我若袋里有钱，一定要全部拿出来给他，请他息怒的。但是我身边一摸，却摸不着一个铜银的货币。呆呆地站着，心里打算了一会，我觉得终究没有方法好想。正在着恼的时候，我里边小褂袋里唧唧响着的一个银表的针步声，忽而敲动了我的耳膜。我知道若在此时，当面把这银表拿出来给他，他是一定不肯受的。迟疑了一会，我想出一个主意，乘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表拿了出来；和他讲着些慰劝他的话，一边我走上前去了一步，顺手把表搁在一张半破的桌上。随后又和他交换了几句言语，我就走出来了。我出到了门处，走进胡同，心里感得的一种沉闷，比午后上城外去的时候更甚了。我只恨我自家太无能力，太没有勇气。我仰天看看，在深沉的天空里，只看出了几颗星来。

第二天的早晨，我刚起床，正在那里刷牙漱口的时候，听见门外有人打门，出去一看，就看见他拉着车站在门口。他问了我一声好，手向车斗里一摸，就把那个表拿出来，问我说：

“先生，这是你的罢？你昨晚上掉下的罢？”

我听了脸上红了一红。马上就说：

“这不是我的，我并没有掉表。”

他连说了几声奇怪，把那表的来历说了一阵，见我坚不肯认，就也没有方法，收起了表，慢慢地拉着空车向东走了。

下

夏至以后，北京接连下了半个多月的雨。我因为一天晚上，没有盖被睡觉，惹了一场很重的病，直到了二礼拜前才得起床。起床后第三天的午后，我看看久雨新霁，天气很好，就拿了一根手杖踏出门去。因为这是病后第一次的出门，所以出了门就走往西边，依旧想到我平时所爱的平则门外的河边去闲行。走过那胡同角上的破屋的时候，我只看见门口立了一群人，在那里看热闹。屋内有人在低声啜泣。我以为那拉车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闹了，所以也就走了过去，去看热闹，一边我心里却暗暗的想着：

“今天若他们再因金钱而争吵，我却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我家里寄出来为我作医药费的钱还没有用完，皮包里还有几张五元钱的钞票收藏着在哩。我踏近前去一看，破屋里并没有拉车的影子，只有他的女人坐在炕沿上哭，一个小一点的小孩，坐在地上他母亲的脚跟前，也在陪着她哭。看了一会，我终摸不着头脑，不晓得她为什么要哭。和我一块儿站着的人，有的唧唧地在那里叹息，有的也拿来出手巾来在擦眼泪说：“可怜哪，可怜哪！”我向一个立在我旁边的中年妇人问了一番，才知道她的男人，前几天在南下洼的大水里淹死了。死了之后，她还不晓得，直到第二天的傍晚，由拉车的同伴认出了他的相貌，才跑回来告诉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得了此信，冒雨走上南横街南边的尸场去一看，就大哭了一阵。后来她自己也跳在附近的一个水池里自尽过一次，经她儿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费了许多气力，才把她捞救上来。过了一会，由那地方的慈善家，出了钱把她的男人埋葬完毕，且给了她三十斤面票，八十吊铜子，方送她回来。回来之后，她白天晚上，只是哭，已经哭了好几天了。我听了这一番消息，看了这一场光景，心里只是难受。同一两个月前头，半夜从前门回来，坐在她男人的车上，听他的诉说时一样，觉得这些光景，决不是她一个人的。我忽而想起了我的可怜的女人，又想起了我的和那在地上哭的小孩一样大的儿女，也觉得眼睛里热起来，痒起来了。我心里正在难受，忽而从人丛里挤来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赤足袒胸地跑了进来。他小手里拿了几个铜子蹑手蹑脚地对她说：

“妈，你瞧，这是人家给我的。”

看热闹的人，看了他那小脸上的严肃的表情，和他那小手的滑稽的样子，有几个笑着走了，只有两个以手巾擦着眼泪的老妇人，还站在那里。我看看周围的人数少了，就也踏了进去问她说：

“你还认得我么？”

她举起肿红的眼睛来，对我看了一眼，点了一点头，仍复伏倒头去在哀哀地哭着。我想叫她不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地站着，眼睛看见她的瘦削的双肩一起一缩地在抽动。我这样地静立了三五分钟，门外又忽挤出许多人拢来看我。我觉得被他们看得不耐烦了，就走出了一步对他们说：

“你们看什么热闹？人家死了人在这里哭，你们有什么好看？”

那八岁的孩子，看我心里发了恼，就走上门口，把一扇破门关上了。喀丹一响，屋里忽而暗了起来。他的哭着的母亲，好像也为这变化所惊动，一时止住哭声。擎起眼来看她的孩子和离门不远呆立着的我。我乘此机会，就劝她说：

“看养孩子要紧，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帮你的忙，我总没有不为你出力的。”

她听了这话，一边啜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我……我……别的都不怪，我……只……只怪他何以死得那么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沉河的呢，还是……”

她说了这一句又哭起来了，我没有方法，就从袋里拿出了皮包，取了一张五块钱的钞票递给她说：

“这虽然不多，你拿着用罢！”

她听了这话，又止住了哭，啜泣着对我说：

“我……我们……是不要钱用，只……只是他……他死得……死得太可怜了。……他……他活着的时候，老……老想自己买一辆车，但是……但是这心愿儿终究没有达到。……前天我，我到冥衣铺去定一辆纸糊的洋车，想烧给他，那一家掌柜的要我六块多钱，我没有定下来。你……你老爷心好，请你，请你老爷去买一辆好，好的纸车来烧给他罢！”

说完她又哭了。我听了这一段话，心里愈觉得难受，呆呆地立了一忽，只好把刚才的那张钞票收起，一边对她说：“你别哭了罢！他是我的朋友，那纸糊的洋车，我明天一定去买了来，和你一块去烧到他的坟前去。”

又对两个小孩说了几句话，我就打开门走出来。我从来没有办过丧事，所以寻来寻去，总寻不出一家冥衣铺来定那纸糊的洋车。后来直到四牌楼附近，找定了一家，付了他钱，要他赶紧为我糊一辆车。

二天之后，那纸洋车糊好了，恰巧天气也不下雨，我早早吃了午饭，就雇了四辆洋车，同她及两个小孩一道去上她男人的坟。车过顺治门内大街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车上只载着一辆纸糊的很美丽的洋车和两包锭子，大街上来往的红男绿女只是凝目地在看我和我后面车上的那个眼睛哭得红肿，衣服褴褛的中年妇人。我被众人的目光鞭挞不过，心里起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诅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咙向着那着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狠命地叫骂着说：

“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达夫自选集》

往事（节录）

谢冰心

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二

黑暗不是阴霾，我恨阴霾，我却爱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显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红墙，也有了蓝瓦；便一切崭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颂美黑暗！讴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没有了人，没有了我，更没有了世界！

黑暗的园里，和华同坐。看不见她，也更看不见我，我们只深深地谈着。说到同心处，竟不知是我说的，还是她说的，入耳都是天乐一般——只在一阵风过，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觉，和感觉的界限，才觉得“我”不是“她”，才觉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说：“你戴上罢，随着花香，你纵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处。”——我无言地接了过来。

华妹呵，你终竟是个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在无人我的世界里，要拒绝这个！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地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地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地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冠缨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屋顶上——

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地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地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鏦铮的琴声，合拍地和着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我却哪里能休息？我想……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充满了人声和笑语，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列着。他凭在高阑，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颂——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类都来了，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佯悲诡笑地演了几场。剧完了，人散了，灯灭了……一时沉黑，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

一会儿要到台上，要说许多的话；憨稚的话，激昂的话，恋别的话……何尝是我要说的？但我既这样地上了台，就必须这样地说。我千辛万苦，冒进了阴惨的夜宫，经过了光明的天国，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

印证到真的——比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但在无限之生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觉悟而又惆怅，场里更黑了。

台侧的门开了，射出一道灯光来——我也须下去了，上帝！这也是“为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地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地远了，人们都来过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地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地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竟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

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

一三

小别之后，星来访我——坐在窗下写些字，看些画，晚凉时才出去。

只谈着谈着，篱外的夕阳渐渐地淡了，墙影渐渐地长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们便渐渐浸到黑暗里，只能看见近旁花台里的小白花，在苍茫中闪烁——摇动。

她谈到沿途的经历和感想，便说：“月下宜有清话。群居杂谈，实在无味。”

我说：“夜坐谈话，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种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谈，星夜宜深谈，雨夜宜絮谈，风夜宜壮谈……固然也须人地两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趋势……”

那夜树影深深，回顾悄然，却是个星夜！

我们的谈话，并不深到许多，但已觉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夜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地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富丰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地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得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地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地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续续地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得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地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开门出去，立在栏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蒙蒙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

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澹天地”，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时使人惆怅而烦闷。

无聊地洗了手脸，天色已黄昏了，到门外园院小立，抬头望见了一天金黄色的云彩。——世间只有云霞最难用文字描写，心里融会得到，笔下却写不出。因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云霞却是最灵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唤奈何！

回身进到院里，隔窗唤涵递出一本书来，又到门外去读。云彩又变了，半圆的月，渐惭地没入云里去了。低头看了一会子的书。听得笑声，从圆形的缘满豆叶的棚下望过去，杰和文正并坐在秋千上；往返地荡摇着，好像一幅活动的影片，——光也从圆片上出现了，在后面替他们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许多，但短发拂额，仍掩不了她的憨态。

我想随处可写，随时可写，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

天色更暗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云色又变了，从金黄色到暗灰色。轻风吹着纱衫，已是太凉了，月儿又不知哪里去了。

二〇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讯里，曾一度提到死后，她说：“我只要一个白石的坟墓，四面矮矮的石栏，墓上一个十字架，再有一个仰天沉思的石像。……这墓要在山间幽静处，丛树阴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么新开的花朵，替我放上一两束，其余的人，就不必到那里去。”

我看完这一段，立时觉得眼前涌现了一幅清幽的图画。但是我想来想去……宛因呵，你还未免太“人间化”了！

何如脚儿赤着，发儿松松地挽着，躯壳用缟白的轻绡裹着，放在一个空明莹澈的水晶棺里，用纱灯和细乐，一叶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这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地系下，葬在海波深处。

想象吊者白衣如雪，几只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红灯，绕以清乐，一簇地停在波心。何等凄清，何等苍凉，又是何等豪迈！

以万顷沧波作墓田，又岂是人迹可到？即使专诚要来瞻礼，也只能下俯清波，遥遥凭吊。

更何必以人间暂时的花朵，来娱悦海中永久的灵魂！看天上的乱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听海风夜奔，海波夜啸。比新开的花，徐流的水，其壮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从此穆然，超然，在神灵上下，鱼龙竞逐，珊瑚玉树交枝回绕的渊底，垂目常眠：那真是数千万年来人类所未享过的奇福！

至此搁笔，神志洒然，忽然忆起少作走韵的“集龚”中有：“少年哀乐过于人，消息都妨父老惊；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缥缈反幽深。”——不觉一笑！

闲话

陈西滢

一、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这问题也许不容易作答。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虽然有些伟大的作品是纯粹的创造冲动的结果，它们也未必就优胜于有些动机不同样纯粹，却同样伟大的作品。司各德（Sir Walter Scott）早年为了要支持他高贵奢华的生活，晚年为了要还债，日夜不倦地工作，平均每年发表的小说有两种。约翰生（Samuel Johnson）因为要葬母，用一星期的夜晚，写成了一本Rasselas。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者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rantes。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么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

世界上究竟多的是懒人。一个人能不做事过舒服的生活，很少人肯自己奋勇去工作了。我不信文学家艺术家比别人更懒些，虽然大都人这样说，可是我也不敢说他们比别人特别地勤快。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地让它过去了。西班牙政府待塞文狄斯固然是很残酷，可是我们也可以相信，要是他受了政府的津贴，他也许竟连一个字也不写。无论什么政府是与西班牙政府差不多的，他们待艺术家总是非常残酷的和寒伧的。就是向来以文章取士的中国，也得做那扭扭捏捏的文字才有得做官，要不然你就是写了一部空前的伟大作品如《红楼梦》，你也免不了“举家食粥酒常赊”，你死了之后还得“新妇飘零目岂瞑”。说政府想借此提倡著作，自然是给各政府自己都没想到的恭维。老实说他们就从没有把文艺当作怎样一回事。

真正艺术家创造时的最初动机也许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写下来，也许是好名，也许是想换夜饭米，也许是博爱人的一粲。他与寻常二三流以至八九流的作家的不同的地方，不在他们创作的动机，而在他们创作的态度。他们也许同样是为了要养活妻子才创作，可是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二三流的作家也许一只眼睛看了看他自己写的东西，一只眼瞧着将来的收入，他看到了怎样的写法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增加作品的销路，便顾不得牺牲自己的思想，割裂自己的意象。可是，这种人并不是艺术家，他们只是贩卖艺术品的商人。

可是在今日之中国，就是贩卖艺术品的商人，恐怕也难找饭吃吧？一个人想靠著述生活，只有去当书铺子的佣工。除此以外，他只有把生活和著述截然地分开，生活自生活，著述自著述。这样，往往因为生活繁忙，就没有时候从事文艺的创造，同时因为兴趣不合，所作的事没有精彩。大家都知道，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只有那情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里才会找到好教员。大家也知道，这样的好教员得有相当的报酬，至少可以让他有饭吃，有衣穿，有屋子住，子女可以受教育——可是现在教人家子女的人往往自己的子女上不起学了，这是中国的教育！大家想不到文艺界也大同小异的。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二、管闲事

民国十四年在枪炮声中过去了，十五年也就在枪炮代爆竹声中落下了地。这十五年是不是还得像十四年那样的混乱不可收拾，我们实在无从预料。不错，十四年来，政局一天混沌一天，小百姓一天困苦一天，我们有了这长久的经验，应当可以猜到这来到的年头不过又是那么一回事了，然而我们还希望着。我们不得不希望着，正因为不希望只有绝望的路了。

“以前种种事，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在新年的时候，一个人是容易有这种决心的。我们不免结一结旧账，过了年好换一本新账簿。前几天，一位我极尊敬的老先生在朋友面前说着我。他说某人真是不得了，他喜欢管闲事，到处惹祸，这样下去，还要惹出大祸来呢。这位老先生生平就是爱管闲事，到处惹祸，他还这样说，足见这话是很有理由的了。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吧？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何尝爱管闲事呢？实在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了。欧洲人好像不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立在伦敦一条街上，候着看新市长就职的行列。大约立了一点钟，我身后的人已有数重，忽然一个中年妇人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声不响地退让了。我两旁的不认识的女子却抱了不平。她们说我站了一点多钟，那妇人不应当抢我的地位。中年妇人听了她们的批评，面红耳热的，逡巡自去。她去后我两旁的人还愤愤地说她无礼。这种事在中国会有吗？谁肯这样无故地开罪他人，何况为了不认识的外国人？然而这样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国遇见的就不止一次。

法国人的公道，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然而十九世纪末几年的一桩案件是谁都知道的。法国军队里一个少年犹太军官受了私通敌国的嫌疑，革职定罪。法国人民自然都拍手称快。然而军官的友人竭力为他剖白，引起了几个管闲事人的注意。他们觉得证据不足，要求重审。最初这少数的人为了好管闲事，激动公愤，身家性命都几乎不保。他们却百折不回地继续奋斗至两年之久，究竟得申冤狱。在那两年中，法国全国人民，分为二派——德雷夫党，和反德雷夫党——就是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为了它分离反目。不用说。反德雷夫党自然是大多数，智识阶级的人也就不少。然而我们所最倾倒几个近代法国文人如Zola，Anatole France，Ramain Roland却多在被人唾弃的二十数人中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犹太人费了许多光阴，抛弃了自己的事业，犯了被犹太人收买的嫌疑，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险，去奔走呼号，主持公道，当然只有傻子才肯干，然而法国居然还有像这样的傻子。

中国人的毛病就是他们太聪明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真是一条好格言。本来一个人为什么要管闲事？自己省了许多事，还在众人面前讨了好，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偶然有些好事人，扰乱他们的安静，只要说他是受人的指使，领人家的津贴，就可以闭了他们的嘴。这本也难怪。谁能相信人家不与自己同样的卑鄙？谁能承认自己有不如人家的地方？

中国人最初不管邻家瓦上霜，久而久之，连自己门前的雪也不管了，如果有人同住的话。所以军阀政客虽然是少数，小百姓虽然受尽了苦，却不肯团结起来反抗他们。学校风潮，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叫嚣捣乱，就可以拆散学校，引起学潮。其余的十分之九心中虽十二分地不愿意，却不能积极地团结起来，阻止那少数分子的胡闹。

生活在这种人中，自然有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这样就常常惹了祸了。可是我们究竟也是中国人，本性何尝爱管闲事呢？并且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要维持，还有许多天地间的奇书没有读，哪有闲工夫来代人抱不平？这就算我们的新年的决心吧，虽然下次遇到了看不过眼的事情，能不能忍着不说话，我实在不敢保。

《西滢闲话》

一只马蜂

丁西林

剧中人：

吉老太太 年约五十余岁，身材细小，体质强健，淡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约二十六七，强健活泼，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 年约二十五六，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服装精致。

仆人

布景：一间小小长方形的房子，后面墙壁中间，两扇宽门。门的左边置一衣架，靠墙一小桌，桌上置鲜花。右边靠墙立一书柜，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右壁的里边，开一独门，门前为短门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置文具。房的右壁，后半亦开一门，前半靠壁置书架，架上置装饰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置一小圆桌，上置茶具，桌的右侧置大椅（即安乐椅），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两椅之间，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开幕时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垫，手中报纸落地上。

吉先生：（将左门徐徐推开，见老太太睡卧椅上。轻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轻轻盖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觉。吉含笑问）睡着了没有？

吉老太太：我本想闭了眼睛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先生：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闭不得的。一闭了，就不由你做主。（将报纸拾起，坐在小椅上）

吉老太太：现在什么时候了？

吉先生：（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看）三点一刻。

吉老太太：你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吉先生：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

吉老太太：喔，不错，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先生：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砚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预备写字）怎样写法？

吉老太太：随便地写几句好了。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们，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你一面说，我一面写吧，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

吉老太太：喔，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

吉先生：（一面写，一面念，一面说）“……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写）“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问）是不是？

吉老太太：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写）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写一面口中作低声地念）……邓祥发家的也可以。（问）还有什么？

吉老太太：（自己想她的心思）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

吉先生：好，还有什么？

吉老太太：没有什么。（自言自语）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

吉先生：（继续地写信）

吉老太太：余小姐，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先生：（先写完了信，然后答话，再接着写信封）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么？（写完了信封）好了，写完了。

吉老太太：（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写完了么？

吉先生：（走至椅前，将这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吉老太太：你念一念吧。

吉先生：（念信）“二妹览：‘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母亲说……”

吉老太太：这是写的什么？

吉先生：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继续一句一句地念信）“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没有写错吧？

吉老太太：（笑）喔，你们现在写信，都是这样写么？

吉先生：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有一句，说一句。你没有旁的话要说么？

吉老太太：没有。

吉先生：这下边是我的事。（继续念信）“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唯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吉老太太：我有什么事不称心？

吉先生：（不答，继续念信）“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讨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大耳，既肥且皙。嗳！不想来京两月，绝少成绩。媳妇，毫无影响，孙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满心满意，想亲上加亲，把姊妹改做亲家，侄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刚愎自用，不顺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言，心中闷闷，不过那位表侄先生，现已广托亲友，多方物色。夫诚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有良缘。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都成眷属之美情也。”说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吉老太太：（稍有不快之意）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你们的事，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由你们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吉先生：（将信封好，贴了邮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头发）妈，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你什么事都是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一个非常的贤母。惟有这一件，你没有逃出了个母亲的公例。

吉老太太：把这件大衣挂起来。（吉将衣挂原处。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贤妻良母”，配不上这四个字！（吉坐到原处）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只有八岁，云儿只有五岁。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们。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那时所有的产业，就是那分来五十亩坏田。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说大话，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的学费用费，现在大约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吉老太太：是的，贤妻良母，有什么稀奇？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先生：你要原谅她们。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们只要说，说，说。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

吉老太太：现在这般小姐，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吉老太太：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吉先生：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吉老太太：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你就愿意？

吉先生：（耸肩）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

吉老太太：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这样的不同！那一个就请这个，托那个，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总是不把它当成一件正经事看。

吉先生：不把它当成一件正经事看！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那么你的孙子，已经进了中学。

吉老太太：（觉得他没有办法）倒一杯茶给我。（吉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饮之。老太太沉思半响）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弟已经同我说了几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怎么不知道？

吉老太太：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

吉先生：余小姐，是不是？你问过她了没有？

吉老太太：（很慢地答）没有。

吉先生：为什么不问她？

吉老太太：为什么不问？（少顷）我想今天问她——好不好？（语时视吉）

吉先生：很好，看护妇配医生，互助的原则，合作的精神，结婚时最好的演说资料。

吉老太太：（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仆人：（推开左门）老太太，余小姐来了。

吉老太太：请她进来（仆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写字桌，整理笔砚，折好了桌上报纸）

（仆人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戴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钱包，进来之后，一面与主人招呼，一面脱去手套，将钱包置于门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吉老太太：余小姐。

吉先生：余小姐。（吉接过帽子，挂衣架上）

余小姐：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们等了。

吉老太太：没有什么，请坐。（让余坐大椅）

余小姐：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坐好。（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坐长椅上）两点半钟就想来，突然来了一个病人，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说不能来了，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

吉老太太：多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请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想请你来，我们好当面向你道谢。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起先是我们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我自己，我们实在感激你得了不得。

余小姐：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们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饮食可好一点？

吉老太太：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觉得不大舒服，实在没有什么病。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说医院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净。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又说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觉不好，非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我被他说不过了，方才住到医院去。我出来的时候，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

吉先生：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

吉老太太：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没有什么，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并且喜欢她们。

余小姐：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说我们的坏话，现在不是我来替自己辩护，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实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我常时同其余的同事说了玩，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连生病也不会生……

吉先生：要生病生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小姐：她们第一，就不肯听医生的话，要这样那样，一天要压几十次铃子。你对她们说，叫她们不要吃东西，她一回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一回儿想叫家里送点鸡汤。你想，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姐们一样，我们哪里有这么许多工夫？我们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喔，说也是无用，她们哪里肯讲理？

吉先生：做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因为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是醉汉，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小姐：好笑得很，遇到一种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时候，他还要你陪他谈天。（看了吉一眼）

吉先生：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讨厌。要是个男人，还没有什么，假若是个女人，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

吉老太太：不过我终是不相信，其余的人，能够同你一样。纵然有你这样的能干，也一定不会这样的和善，这样的体贴。

（仆人由左门入，手里拿了一个盘，盘中置茶壶、茶杯、糖碟等物）

余小姐：（老太太欲倒茶）老太太请坐，让我自己来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喔，谢谢你，（吉倒了一杯茶送余）

余小姐：（受吉之茶）谢谢。（欲代吉倒茶）

吉先生：谢谢，我不喝茶。

余小姐：（一面喝茶）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有吉小姐在家，难道还不放心么？

吉老太太：她倒什么都能够，不过我这次离家已经很久。我本是因为吉先生病了，所以来看看。

余小姐：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

吉老太太：什么叫能干？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我不容她们不知道。

余小姐：不过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样的能干，恐怕不容易。

吉先生：做能干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么热的天气，回到家，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一过，就一个赶到乡里去种田，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

吉老太太：（笑）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我现在也有了年纪，也不怕人笑话——我以为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一定不会有坏处。我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做了饭，就不会做文章。

吉先生：不错。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

余小姐：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我很想认识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可爱。

吉老太太：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还直爽。就是我嫌她有点新的习气。

余小姐：（高兴）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她来的时候，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写信给我。

吉老太太：（向吉）你有她的照片没有？

吉先生：有一张的，不知到哪里去了。

余小姐：（忆起）喔，吉先生信里，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我今天带来了。（走向小桌）

吉老太太：（不解）我没有说要照片。（向吉）我几时……

吉先生：你怎样没有讲？真是有了年纪的人，说过去的话，不要几天就忘了。

余小姐：（装不听见，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这一张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后有了好的时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给老太太）

吉老太太：（看照片）你已经长得很好看，这张照片更加好。

吉先生：（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讲究会说话的，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你应该说，这张照片固然好看，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与余对看了一看）

吉老太太：我是说的老实话。

吉先生：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个好看的相片框子。（吉带照片由左门走出。两人不语者片刻。老太太对余注视，余不知所语，取了一块糖食之）

吉老太太：余小姐，我有几句话，很久就想同你谈谈。（将椅移近，余忙将口里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地听）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时候，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我们吉先生，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个人去问，连他们的书，都是我自己教他们。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不过还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们还都没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地颤动了一下）这一层，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次，他都不把它当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子女的婚姻，本来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叹了一口气，略顿）我有一个表侄。（余转了一转身子，恢复了自然和呼吸）你大概也认识他，他到医院看过我。他虽然只看见过你几次，但是因为他时常听见我说你怎样地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说了好多次，托我说媒，我都没有提过。因为我自己儿子的事，我都不管，我哪里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过他说，他一来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开口，二来就是想对你说，也没有个好的机会。他，人是一个极好的人，他学的是医道，现在预备自己挂牌行医。他的脾气很好，也是一点坏的嗜好都没有。——喔，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腐败的老太婆，说媒的事，是你们现在最不喜欢的。要是这样，我请你不要生气。

余小姐：（如梦初觉）我很感谢老太太的好意，哪有生气的道理？

吉老太太：他还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个回信。我想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样的一件事，你如要细细想一想，你回去写封信告诉我，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略顿）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有什么话，尽可对我说，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儿一样地看待。

余小姐：（思索了一会，打定了主意）我想我们年轻的人，一点经验没有，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处指点教导。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

吉老太太：喔，这是你自己的事，总得你自己做主。

余小姐：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觉得很好，那自然不会有错。

吉老太太：那我就说你很愿意？

余小姐：不过我想总得写一封信回去，问问父母的意思。

吉老太太：不错，不错，自然应该这样。那你就写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里回信之后，再说吧。

余小姐：我想单由我写信去，还不十分妥当。

吉老太太：那有什么不好？

余小姐：可以不可以请吉先生写一封详细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诉我家里，我再另外写一封，一齐寄去？

吉老太太：不错，不错，应该这样。回来我对吉先生说一说，叫他写起一封信来。写好了，我叫一个人送给你，你说好不好？

余小姐：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吉老太太：我们还是坐一会，还是就到公园去？

余小姐：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

吉老太太：我们就去好不好？我叫他们去请吉先生去。（走去压电铃）

余小姐：我借你们的电话用一用。

吉老太太：在那边的院子里，你知道。（余由右门出，仆人由左门入）你去请吉先生，就说我们现在到公园去了。（仆人由左门出。老太太坐回原处，若有所思）

吉先生：（由左门入，手里拿了照片，装好了框子。进来之后，将照片放在书架上，看了一看，移动一回）余小姐哪儿去了？

吉老太太：（沉思中）打电话去了。

吉先生：（坐到小椅上，取了一块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随便地问）你的媒做得怎么样，问了她没有？

吉老太太：问过了。

吉先生：她怎么样讲？（将糖送至嘴边）

吉老太太：她很愿意。

吉先生：（将糖由嘴边拿回）她很愿意？她说很愿意么？她怎样说？

吉老太太：她没有说什么。

吉先生：她没有说什么，你怎样知道她很愿意？

吉老太太：这用不着说的。

吉先生：喔，不错，这一类的事是用不着明说的，是不是？同天气一样，只要看看气色就知道了。（老太太对他严厉地看了一看）那么，已经定了？

吉老太太：她还要写封信回去，问问她的父母，要等……

吉先生：问问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块糖投入口中）

吉老太太：你笑什么？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是不是？我听了很欢喜。

吉先生：没有的事！我听了也很欢喜！（又拿了一块放进嘴去）她说了什么时候写信没有？

吉老太太：她要请你替她写。

吉先生：要我替她写！这真奇怪。我又不是她的亲兄弟，亲叔伯，她为什么要请我替她写信，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

吉老太太：你看了奇怪么？我看了一点也不奇怪。

吉先生：为什么不奇怪？

吉老太太：因为——因为你还没有认出她。她是一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孩子，知道什么是应说的，什么是不应说的。她知道害羞。

吉先生：喔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一块糖放进嘴去）

吉老太太：怎么你向来不吃糖的人，今天爱吃起糖来了？

吉先生：今天的糖特别有味儿！（高兴，即起）你们现在就到公园去么？

吉老太太：等余小姐打完了电话。

吉先生：（想了一想）你不换一件衣服？

吉老太太：不过是到公园去坐一坐，谁再去换衣服？

吉先生：可是天气很凉，不换，也应该加一件。——在哪里，我替你去拿，好不好？

吉老太太：我自己去，你不知道。（吉开右门让老太太走出，将门关好，走到书架，取照片在手，细细地审看。将照片放回，在屋里走了两转。余由右门入）

吉先生：电话打通没有？

余小姐：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内，两人对看了一看）

吉先生：（将长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后面去换一换衣服，叫请你在这里等一会。请坐。

余小姐：（由女人的直觉知将有有趣的谈判发生，为准备抵御起见，先摸了一摸头发，理了一理裙子，选了长椅离小椅远的一边坐了。吉坐小椅上）老太太真是一个很可佩服的人，那么大年纪，穿的衣服，比年轻的小姐们还要讲究。

吉先生：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不讲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讲究。

余小姐：为什么？

吉先生：因为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一个人生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物质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会给他的。所以一个人对于社会，应当尽量的报答。

余小姐：那与穿衣服有关系么？

吉先生：关系大得很！因为报答社会，有种种不同的方法。有职业的，借他的职业，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当兵的可以替我们杀人，做律师的可以替我们打官司，做医生的可以替我们治病。不过还有一种人，——就像我们——既无职业，又无技能，最少也应该有几件好看的衣服，才不至于走到人家面前，叫人家看了难过。

余小姐：（笑）哈，我明白了。愈无用的人，愈应该穿好看的衣服，对不对？

吉先生：对，不过有用的人，也不应该着不好看的衣服。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我们可以承认他有不顾装束的权利。一个人，自生至死，也没有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承认他有无须修饰的特权。假若一个女人，因为她已经结了婚，就不管她头发的高低，因为她生了儿子，就不管她袖子的长短，或是一个男人，因为他能够诌得几句诗词歌赋，就不洗清他的面孔，因为能够画得几笔山水草虫，就不剃光他的下巴，拉直了他的袜筒，那都是社会的罪人。

余小姐：这样讲，恐怕我们都是社会的罪人。

吉先生：你？喔！（欲言又止）

余小姐：我怎么样？

吉先生：你？两个月前，你冤枉说我发烧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对你讲过么？

余小姐：我冤枉说你发烧？

吉先生：自然是冤枉。什么温度三十九，脉跳一百多，那都是你造的谣言，——是的。完全是谣言。——不过我很感激你，假使没有你的谣言，我如何能够住到两个星期？喔！那两个星期！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两个星期！（叹）嗳，无论怎么，不会再有的。

余小姐：（同想那时的景况）是的，也不知说了多少话！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爱说话的病人。

吉先生：是的，那都是些极真诚，极平常，极正当的话。为什么平常我们不能讲？为什么要男人装了病，方才可以讲？为什么女人听了一定要冤枉说他发烧？要是现在我说你的眼睛生得怎样的动人，嘴唇怎样的可爱，你会装做没有听见，把我的额角摸一摸，枕头拥一拥，说一声：“现在歇一会儿吧。你说话说得太多！”社会真是不自然的东西！这一类的话有什么说不得？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余小姐：因为——因为你现在不发烧！

吉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不发烧？我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不发烧。你要不相信，你现在替我试一试。（伸手放在长椅边上，余从长椅那一边，移到这一边，先理了一理裙子，然后用右手把脉，同时看左手上的腕表。约数秒钟无语）我病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是不是？（余点头）说了些什么？

余小姐：（余将手缩回）你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社会，男人尤其可怜，除了赌钱，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人的一点情意。所以你一星期要打一次牌，一个月要装一次病。

吉先生：对呀！这像生病的人讲的话么？——发烧不发烧？

余小姐：（犹豫）七十七次。

吉先生：可见得是说谎。

余小姐：为什么？

吉先生：因为你就没有数！

余小姐：喔，一个人可以随便说谎么？

吉先生：自然不能“随便”。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里面，不应该问的话，人家要问，可以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所以只有说谎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许多丑事遮盖起来。

余小姐：我们从小就知道，说谎是不道德的。

吉先生：道德是没有标准的，随时代随个人而变的东西，平常“所谓”道德，不是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迷信，就是这般人对于那般人的偏见。

余小姐：这样说，世界上没有善恶好坏的标准了？

吉先生：世界上只有脏的习惯是坏习惯，丑的行为是恶行为。

余小姐：所以什么谎都可以说，只要说得好听。做贼，赌钱，都可以做，只要做得好看？

吉先生：一点都不错。不过世界上美神经发达的人很少。做贼同赌钱的时候，大半都是不大十分雅观。说谎，说得好的人很多，不过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小姐：我向来不说谎，你说我说谎，你有什么证据？

吉先生：对呀！所以佩服你的缘故，就是因为拿不出证据来。不过一个人说谎话说太多了，总有一天，转不过弯来，要露出马脚来。

余小姐：我向来不欢喜说话。

吉先生：好吧，白说是没有用的。我问你一件事。

余小姐：什么事？

吉先生：老太太替你做媒没有？

余小姐：（着急）你不应该问这句话。

吉先生：为什么不应该？

余小姐：因为这一类的话，连自己的父兄都不应该问，朋友更加不应该。

吉先生：喔，新文化！新文化！不过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的婚事，从前，是父母专制，现在因为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用不着父母去问。（吉先生的意见，以为婚姻的事如果不要人帮忙则已，如要帮忙，父母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现在所以不要他们过问，一则因为他们专制，二则也因为他们不能帮忙。这一层似乎还没有人见到，所以附此说明）但是现在的婚姻是朋友专制，要想结婚，非靠朋友帮忙不可，所以你说朋友不应该过问，是完全错误。

余小姐：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先生（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没有对你说。请坐。（两人同复坐下）我不在这里的时候，老太太同你讲了很多的话，是不是？

余小姐：是的。

吉先生：她说到我不想结婚的话没有？

余小姐：说了很多。

吉先生：你知道，我不想结婚。

余小姐：为什么不想结婚？

吉先生：因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一个人一结了婚，他的美神经就迟钝了。

余小姐：这样说，还是不结婚的好。

吉先生：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小姐：陪你做什么？

吉先生：陪我不结婚。（走至余前，伸出两手）陪我不要结婚！

余小姐：（为他两目的诚意与爱情所动）可以。（以手与之）

吉先生：给我一个证据。

余小姐：你要什么证据？

吉先生：你让我抱一抱！（释其手，作欲抱状）

余小姐：（走开）等你再生病的时候。

吉先生：不过我母亲都告诉我，说你已经答应了做她的侄媳妇，那怎么办？

余小姐：（得意）那没有什么，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嫁给医生！

吉先生：对，我知道，我们是天生的说谎一对！（趁其不备，双手抱之）

余小姐：（失声大喊）喔！（老太太由右门，仆人由左门，同时惊慌入，吉已释手）

吉老太太：什么事，什么事？（余以一手掩面，面红不知所言）

吉先生：（走至余前，将余手取下，视其面）什么地方？刺了你没有？

吉老太太：什么事？什么一回事？

余小姐：（呼了一口深气）喔，一只马蜂！（以目谢吉）

闭幕

《西林独幕剧》

连环图画小说

茅盾

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只是两块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条凳。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那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门槛”，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没一定。

这些小书就是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这些小书摊无形中就成为上海大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小书是怎样的内容。

大多数是根据了旧小说（如《水浒》、《封神传》）的故事而改制成的节本。那文字的一部分我们不妨称为“说明”，通常是印在每页书的上端，像是旧书的“眉批”；此外约占每页书的六分之五的地位就是“图画”，我们不妨称为“连环图画”的部分。这些图画的体裁正像从前《新闻报》上《快活林》内的讽刺画，除有十数字说明那图中人物的行动外，又从每个人的嘴边拖出两条线，线内也写着字，表明这是那人所说的话。大概旧小说中一回书要画成二十幅乃至三十幅的连续的图画，订为一本；譬如七十回的《水浒》做成“连环图画”就有七十本，——每本约三寸见方，都凡一千四百幅或者二千一百幅连续的图画。

至于那“说明”，本身就是一部旧小说的缩本，文字也就是旧小说的白话文。程度浅的读者，看不懂这“说明”，就可以看那些连环图画，反正那图上也有更简略的说明。所以这种“连环图画小说”主要的是图画，而文字部分不过是补助，意在满足那些识字较多的读者。

现在凡是神怪的武侠的旧小说，不论好歹，差不多已有了“连环图画”的本子；其次如《火烧红莲寺》一类的电影片子（连环图画小说本子的《火烧红莲寺》是根据了《火烧红莲寺》的影片改制而不是根据那小说《江湖奇侠传》）；这两项都是同一种书有两三个不同的连环图画本。又次是时事，例如《蒋介石北伐》，《十六省大水》，《马占山演义》等等，却就类种很少，而且一般的小书摊上大都不备，原因是没有神怪武侠的成分就不大有人欢迎。

这些“连环图画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其中固然有小商贩的子女，却也有体力劳动者的在学的儿子，也有家里自备汽车的资本家的儿女们。但坐在那书摊旁边的木凳上花两个铜子租看的，却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学徒，间或也有成年的劳工。

这些读者就决定了“连环图画小说”内容必须是神怪而武侠。因为十岁以至十五六岁的孩子，无阶级的分别，都喜欢看一些神怪的，武侠的，冒险的“罗曼司”，——至少在我们这社会里如此。制造“连环图画小说”的书店老板于是在尽取神怪的武侠的中国旧小说加以“连环图画化”而外，又胡诌了许多新的，例如有《小水浒》，则替《水浒》中的一百单八位好汉各生了一个儿子，不另取名，就叫小宋江，小吴用等等；又有什么《飞行侠盗》、《夜行飞侠》，则剽窃《三侠五义》以及《七剑十三侠》诸书改头换面杂凑而成。甚至于把外国影片《月宫宝盒》、《侠盗查禄》之类也改制成“连环图画小说”。这一类胡诌的，或中国以外的材料，就我所见到的，已有三四十种之多！

记得是五六年前罢，上海这些街头巷尾的小书摊上主要的还是些《时事苏滩》、《时事五更调》之类的唱本；“连环图画小说”绝无仅有。到现在，则从前居于主要地位的唱本已经退居于一角，有些摊子上简直没有。这一变迁，也指出上海一般民众的阅读能力在这五六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唱本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要求“散文”了！同时因为喜欢看“连环图画小说”的小学生竟有那么多，也指出现在供给儿童看的读物实在太贫乏。

不用说，“连环图画小说”的内容都有毒。但是“连环图画小说”对于一般大众以及儿童的势力却值得注意。并且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那些“连环图画小说”的形式——六分之四的地位是附加简单说明的图画，而六分之二的地位却是与那些连续的图画相吻合的自己可以独立的小说节本，——确是很可以采取。因为那连环图画的部分不但可以引诱识字不多的读者，并且可以作为帮助那识字不多的读者渐渐“自习”地看懂了那文字部分的阶梯。

这一种形式，如果很巧妙地应用起来，一定将成为大众文艺的最有力的作品。无论在那图画方面，在那文字的说明方面（记好！这说明部分本身就是独立的小说），都可以演进成为“艺术品”！而且不妨说比之德国的连续版画还要好些。

《茅盾散文集》

父与女

巴金

七月八日

父亲回来时已经十点钟了。外面正落着雨。

灰白色头发上的雨珠在黯淡的灯光下面抖着。他的脸显得更苍白了。我给他脱去了湿衣，他颓然地倒在沙发上，开始喘息起来。

我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我想跟他说话，但是我怕开口。

“不行了，我现在更老了！”终于是他先打破沉寂。这个枯涩的、微弱的声音一声声打进了我的心坎。

不错，自从母亲死后，不过几个月的功夫，父亲就显得更衰老了。面容枯瘦而苍白，背微驼，步履迟缓，并且时时喘息。

我看见他一天一天被悲哀蚕蚀，我的心好像被什么咬着似的痛得厉害。在失掉了人生只能有一个的母亲之后，父亲便是更可宝贵的了。我好比一块肉，寄生在他的身上，我是离不开他的。可是他却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

母亲死去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的笑容。除了在公司服务的时间外，他总是枯坐在家里独自流泪，有时候也同我到母亲的墓地去。在母亲的墓前，他跟我谈起母亲生前的种种事情。他不曾流泪，但是他常常叹息地说：

“你还不能够知道她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好！”

我望着母亲的墓碑，她的慈祥的面容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能够用什么来回答父亲呢？……我的唯一的思想就是把我的爱全部献给他。我愿意爱他，至死也爱他，像母亲那样地爱他。

然而我的这种思想，他似乎不了解。他这几天来好像跟我疏远了。他一个人在母亲的墓地上徘徊，往往迟到深夜，让我留在家里等他。他回来的时候总是非常萎顿，倒在沙发上面喘息。我劝他，我的话总是没有用。

今天晚上他又回来得这样迟，外面正落着雨。

我给他弄了一杯咖啡，放在他身边的小桌上。我坐回在椅子上，不说一句话，带着责备的眼光看着他。

我看见他战抖地端起杯子。他喝了几口咖啡，便又喘息起来。我的心痛着。

他放下杯子，一手抚着胸膛，口里喃喃地说：“鲁易丝，鲁易丝。”这是母亲的名字。

“父亲，”我忍不住迸出了这哭声，“你一点也不爱我吗？”

他吃惊地睁开了眼睛，似乎不懂这句话。

我走过去，伏在他的身上，双手挽住他的颈项，哀求地说：“父亲。……你难道不知道我怎样地爱你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摧残你的身体？……你真是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留恋了？……告诉我，我不可以代替母亲来爱你吗？”

他不回答一句话，只是把头俯下来，让我吻他的胡须丛生的嘴唇。他的手伸过来紧紧地抱着我的身子。

外面依旧落着大雨，可是我心里很快乐。

七月十二日

这两天父亲的心情改变了一点，昨天晚上我们同到公园去玩，他好像很愉快。他并不曾提起母亲的事。他向我畅谈他年轻时候的东方旅行。

斜阳挂在树梢，东方的一角在天空中已经露出了半圆月的无光辉的面庞。我们坐在喷水池畔的石凳上。我靠在父亲的身边。晚风吹动我的发鬓。我望着水面上自己的面影。我快乐。我对着自己微笑。我觉得只要有父亲在，我决不是孤独的。

我掉过头来，正望着父亲的眼睛，在那里面我看出一种爱的表情，这是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我含笑地看着他。他的整个身子微微地颤动着，脸上发出一种柔和的光。我明白他是在笑，这是心灵的笑。自从母亲去世以来，我看见他的笑容，这是第一次。

“酿莱，要是没有你，我恐怕我不能够活下去了。”他的眼里闪耀着几颗泪珠。

晚上父亲的微弱的呼吸从开着的门传到我房里来的时候，我正跪在母亲的遗像前祷告。我说：

“母亲，我已经把父亲救活了。但是请你帮助我不要再失掉他。”

七月十七日

一切都是安静而和平。在父亲的心里生机渐渐地多起来了。我相信我能够使他恢复从前的样子。

他今天又谈起母亲的事。但是他不再悲哀了。他只是用了一些尊敬亲爱的话来形容她。他说他仍然不能够忘记她，不过他不再去想她了。

我希望他永远如此。

七月二十四日

晚饭后我们沿着玛伦河散步，走进一带桦树林。太阳早落下山了，夜色已经降临。几只小鸟在树上叫，战抖的桦树叶不住地发出飒飒的声音。六七株砍掉的大树倒在地上，剩下的树桩上还留着白色的新伤痕。一株倒下的大树横在前面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们退后几步，找到旁边的一条小路绕过去，长得高高的芦苇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在前面走，忽然看见前面的芦苇向后倒卧，地上的泥土又软又湿，不多远就有一片水阻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不能再前进了。

“水，我们只有转身了。”我说。

“好，时间也不早了，就回去罢。”父亲说罢便掉转身子，走向归途。我跟在他底后面。

忽地里后面芦苇丛中起了扑的一声，周围似乎都震动了。一只水鸟飞了起来，等我转过头去看时，它已经飞远了。

黄昏的空气在我们的周围织成了串串的花圈。山啦，水啦，树啦，都带上了一层神秘的朦胧的颜色，在我们的眼前渐渐地隐去了，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好像梦中的幻景一般。黑暗不住地包围过来。桦树叶因了晚风抖得更厉害了，飒飒的声音时断时续，好像有人在后面追踪着我们似的。父亲的背影也看不清楚了，我只听见他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摸索地走。我的心里起了莫名的恐怖。

“父亲。”我叫他。

“什么？”我的带恐怖的声音使他吃惊，他问道，我觉得他回过头来看我了。

“我害怕。”我的声音抖着。

“不要紧，父亲在这里。”他的温软的手伸过来把我拉近他的身边。我的身子靠着他，我们并肩走着。我觉得我好像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小女孩。

回到家里，父亲好像很兴奋。他告诉我他要开始写他的《东方旅行记》，这一定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他又跟我谈起孔德。他说，孔德说过人一生离不掉女人，幼年时他需要母亲，壮年时需要妻子，老年时需要女儿。我不知道孔德是什么样的人，他所要建立的女人崇拜教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喜欢他说过了这样的话。

我为孔德祝福，他说得不错：人一生是离不开女人的。老年人需要一个女儿。我的父亲也需要我。我不能够离开他。

七月二十八日

父亲已经开始写他的《东方旅行记》了。他这几天生活得很有秩序，很愉快。他白天到公司办事，夜里写旅行记，黄昏时伴着我出去散步。

他不谈起母亲了。昨晚他对我说我很像母亲。我听了很高兴，我希望我能够像母亲，能够使他忘记母亲。

八月十四日

约赛夫从巴黎来信，说明天到这里，他要来看我。我早已把他忘记了，他的信又使我记起过去的一切，我希望他不要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没有说什么话。

我早已把过去埋葬了，我愿意和父亲同过和平的生活。然而约赛夫一来，就会给我挖开过去的坟墓。我怕，我怕他来扰乱我们的安定，但是我不能拒绝他，我只有希望他不来。

父亲安静地睡了，他的均匀的呼吸使我不能够闭眼。我暗中祷告不要有人来惊破他的好梦。

母亲啊，请保护我，使我有力量拒绝约赛夫的诱惑。

八月十六日

父亲还是照常安静地工作，旅行记已经写了不少。

约赛夫并不曾来，我想他也许不来了。我们没有谈他，我差不多把他忘记了。

父亲好像也高兴约赛夫不来。

八月十八日

约赛夫来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的态度很好，对父亲也很客气，父亲似乎很满意他。我跟他没有谈几句话，我对他颇冷淡，我想这样或者可以使他忘记从前的事。

他也没有说什么，临去时他说明天还要来。他现在住在他婶母的家里。

父亲睡了。我又跪在母亲的遗像前祷告，我希望她帮助我来抵抗约赛夫。

八月二十五日

约赛夫时常来，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起什么变化，他似乎把我们过去的关系忘记了。我愿意他能够永远如此。

父亲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的旅行记已写成了一小半。他常常欣慰地对我说：“再过两个月我的著作就完成了。”我也很高兴。我一定要鼓励他，帮助他完成这个工作。我想我能够做到这样。

约赛夫读他的原稿，时常给他以好的批评，他很满意。近来他们两人谈话的时间很多。

八月三十一日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还是跟从前一样，不过一种暴风雨底预兆快要来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约赛夫并没有对我作过什么表示，然而父亲已经开始在怀疑他了。今天早晨父亲突然问我道：“约赛夫天天到这里来有什么用意？”

我不能够回答他。我知道约赛夫到这里来是为着我，但是我能够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吗？

九月二日

父亲的工作渐渐地慢起来了。昨晚他不曾写一个字，他烦躁地、苦闷地在房子里踱着，不说话。我觉得我的勇气开始消失了。

今天早晨父亲去公司后，我独自在母亲的遗像前祷告了许久。母亲啊，难道我终于不能够把父亲拉住吗？

九月三日

父亲一个人出去了，我想他一定到母亲的墓地上去。约赛夫和我留在家里。

苦栗树下放着两把藤椅，我们对坐着。他一直望着我，他的眼里有一种神秘的光，我不得不避开他的眼睛。我知道他有什么话对我说，我怕听他的话，但是我无法使他不说。我觉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酿莱。”他用战抖的声音叫我，我抬起头来，我们两人的眼光对射着，我连忙埋下了头。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热。

“我来了，我来求你的宽恕，求你把过去的一切忘掉，再给我一个机会把我的心剖给你看，让你知道我是如何地爱你。”我知道这些话是从他的心里吐出来的，但是我不能够忘记过去。

“不，不要再向我说你的爱。你想想，从前是谁背弃了诺言？我把我的爱全部给了那个人，他却把它看得比他父母的一句话还轻。他骗去了我的心，却又把我掷在泥土里。现在他还敢向我说他的爱吗？”我愤怒地说。但是我心里并不恨他，我只觉得心酸，眼睛湿润了，我便用双手捧着脸倒卧在藤椅上。

“酿莱，我固然错了，但是我也受了母亲的骗。我并不知道你到巴黎来找过我，并不知道我的母亲对你说了那许多话，后来知道时已经迟了。……你竟然不能够宽恕我吗？……想想从前！”他差不多跪在我的面前，一手压着我的膝，一手拉着我的裙，带着哭声哀求说。

我原谅他。我知道并不是他的错。但是我怎样回答他呢？

“酿莱，说，说你爱我，说你宽恕了我。……说你答应做我的妻子。”他继续哀求，声音抖得更厉害。我知道希望与失望在他的心里激斗。

我宽恕他。我爱他。……但是我不能做他的妻子。我挣脱了他的手，跑进房里，伏在枕头上哭。

父亲回来了。

九月四日

约赛夫没有来。父亲心里很烦躁。不过今晚他特别努力写他的著作。

我极力压住心里的激动，不让它在父亲的面前显露。

我爱父亲，但是我不能忘记约赛夫。我对我自己说，我还在爱约赛夫。

九月六日

傍晚时分我们并没有外出散步，约赛夫来得很早，父亲故意躲在房里。

约赛夫的态度很平静。我们两人立在苦栗树下谈了许久。我对他暗示，要他以后不再来。他似乎不明白这个意思。

我处处躲避他的谈锋，然而到后来我们的真心终于相见了。我不得不向他说我爱他，但是我不能够离开父亲，我不能够做他的妻子。

“难道女儿应当终身陪伴父亲吗？这是你的最大的幸福，你不应该为父亲而牺牲。去，快去向你的父亲说，他一定会答应你，他一定高兴你找到了自己所爱的人。……”他的声音里带着自信，他的脸上发出光辉。

我埋着头不作声，因为我已经被他渐渐地说服了。

他的身子更和我的挨近，他的两只手伸到我的背后，一把将我抱着，抱得紧紧的。我的脸贴住他的脸，我好像触电似的，一种奇异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我只觉得热，我的抗拒的力量都没有了，任他吻我的脸，吮我的嘴唇。我陶醉在他的怀抱里，我忘记了一切。我也回抱了他。我愉快，我满足。这时候父亲走出来了。

约赛夫立刻放开了我。我红着脸，低着头不敢看父亲一眼。

父亲把约赛夫邀出去谈话。约赛夫临去时对我得意地微笑。然而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恐惧。我不敢跟他们出去，我只希望他们谈得很好。

父亲回来得很迟，他不说什么，一个人关在房里。我不敢进去找他。

我不能闭眼，各种矛盾的思想都来到我的脑子里。

九月七日

早晨在喝咖啡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他已经答应约赛夫同我结婚了，他说他知道我满意约赛夫。他好像很高兴，但我看出来这是很勉强的。

我本来愿意答应约赛夫，然而这时候我忽然分辩说我不爱约赛夫，我不嫁给他。我说我永远不离开父亲。可是同时我自己又觉得这不是真话，这完全是虚伪的，勉强的。

父亲似乎不相信。他恳切地劝我不要拒绝约赛夫。他说我不应该为着他牺牲自己的幸福。他是不要紧的，我应该有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而且应该同那个人一起生活。

“父亲，你不是我所爱的人吗？”我差不多带着哭声地叫道。

“不要欺骗你自己了，酿莱。”父亲带着微笑温和地说。但是我看出来这是苦笑。“对于一个少女，还有比父亲的爱更重要的东西。我老了，活着的日子也许不多，你应该听从我的话，免得耽误了你自己。”

我同意了。父亲好像很欣慰。

约赛夫来得很早。我接受了他的戒指，我们接吻，我们说了许多话。我实在爱他，我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

晚上父亲锁着房门。后来他一个人走到外面去，到夜深才回来。我知道他到母亲的墓地上去了来的。但是我不敢问他。

九月十二日

约赛夫天天来。

这几天晚上我都听见父亲的叹息声。我问他，他极力否认。我又问他为什么锁着房门，他说这样才可以安静地写作。我以为他说的不是真话。

我屡次跟父亲谈起我的婚事，他总是将话题支开，他只劝我早点同约赛夫结婚。但是我的决心今天又动摇了。

约赛夫今天向我说，他要我跟他到巴黎去结婚，他以后还是住在巴黎。我说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我答应明天给他一个回答。

现在应该决定了。不是跟约赛夫到巴黎去，就是留在这里陪伴父亲。然而在父亲与约赛夫之间，我还不能够毅然地决定选择谁。

父亲的房门打开，他伏在书桌上写字。我静静地站在门外。我想我也许就要离开这间屋子到巴黎去，让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孤零零的，没有人安慰他，鼓舞他，陪伴他。灯光照着他的稀疏的灰白头发，他的背弯得比平时更厉害，写字时像是很费力。我这时候才发现他是这么衰弱，这么老。他苦心地用慈父的爱养育了我这许多年。现在正在他需要人扶持的时候我却要离开他了。我记得前两年这里的老盖尔吕先生，他在一个月中间死去了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几天，就变得疯狂，抛弃了家财，不带一文钱，徒步旅行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临行时曾走过我家门前。他那种可怜的样子，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我想起他，我又想起我的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也变成了那个样子。

“酿莱，酿莱。”父亲放下笔悲声叫着我的名字，然后又叹息一声，把头埋在桌上。我跑回房里，我哭了许久。我决定了。

九月十三日

约赛夫来时已经是夜间了。我在父亲的房里。我当着父亲的面把戒指褪下来还给约赛夫。我说我并不爱他，我不愿意做他的妻子，并且请他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我当时的态度异常坚决。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勇气。

约赛夫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脸色立刻变了。他瞪着眼睛张着口，在短时间内说不出一句话。过了一回，我才听见他喃喃地说：“酿莱，酿莱，你疯了……你疯了。”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再听他说话。我怕我的勇气会消失。

我不顾约赛夫和父亲，一个人跑出房来。我走出了院子。

黑暗包围过来，墨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的明星，凉风四面吹来。我的心空无一物。我只是不住地往前走。

回到家里不过九点多钟，我马上关上房门睡了。父亲的房里还有灯光，但是门已经锁住了。

我想今晚我一定会有噩梦。

九月十四日

我起来得较迟，父亲早已起来了。他的房门大开。但是我看不见他的影子。

我煮好咖啡。我叫他，却听不见他的回答。我走出院子，但是附近也没有他的影子。

我又走回他的房间。书桌上放了一封信，封面上写着：“给我的爱女酿莱。”我连忙拆开了：

酿莱，我的小酿莱：——我去了，我永远地去了，这不是为了使你痛苦，这是为着使你幸福。我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你刚才当着我的面对他说了谎，说你不愿再见他。你拒绝了他，这全是为了我。我固然不愿意在失掉你的母亲之后再让你他去。然而你的这样大的牺牲我是不敢接收的。我不愿意把你的青春拿来为我浪费。我必须使你跟着他去。我太爱你了，所以我要使你得到幸福。我放弃你，离开你，正为的是使你幸福。

你的内心的冲突我早已看出来了。我明白我的存在是你们两人中间的障碍，也就是你的幸福的障碍。我早就应该去了。可是为了完成我的著作的缘故，我又留了这许多天，以致引起今晚的事。我固然爱我的著作，我以为这是我毕生的事业。但是我更爱你，现在为了你的缘故，我把它牺牲了。我去了。我没有一点遗憾。我实行了我的志愿，我是很快乐的。你不要找我了，因为这个世界中你不会找到我。

快去把约赛夫找来，同他结婚。我知道他爱你，所以我把你托给他，他可以代我保护你，照应你。不要再想我了。祝你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你的父亲的最后的愿望。别了，我的永不能忘记的爱儿。我仿佛还在吻你的双颊。

你的父亲十三晚

我没有眼泪，我不再像一个女孩似的哭了。我要压下我的悲哀。我预备出去找约赛夫，找他来共同实现父亲的最后的愿望，建立我们的幸福的生活。

也许我的眼睛在短时期内不会干，但是幸福的生活必须建立起来，为父亲，为约赛夫，也为我自己。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了。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疯杈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睑；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卿卿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你站起来，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想它做什么，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于更少。你出去雇洋车了，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比例价高得多，难道你就傻子似的答应下来？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心里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内行，你就该说，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争！

车开始辗动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长长的一条胡同，一个个大门紧紧地关着。就是有开的，那也只是露出一角，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个女的，坐在小凳上缝缝做做的，另一个，抓住还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头来喊那过路卖白菜的。至于白菜是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听不见了，车子早已拉得老远，并且你也无需乎知道的。在你每月费用之中，伙食是一定占去若干的。在那一笔伙食费里，白菜又是多么小的一个数。难道你知道了门口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真把你哭丧着脸的厨子叫来申斥一顿，告诉他每一斤白菜他多开了你一个“大子儿”？

车越走越远了，前面正碰着粪车，立刻你拿出手绢来，皱着眉，把鼻子蒙得紧紧的，心里不知怨谁好。怨天做的事太古怪，好好的美丽的稻麦却需要粪来浇！怨乡下人太不怕臭，不怕脏，发明那么两个篮子，放在鼻前手车上，推着慢慢走！你怨市里行政人员不认真办事，如此脏臭不卫生的旧习不能改良，十余年来对这粪车难道真无办法？为着强烈的臭气隔着你窗子还不够远，因此你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

路渐渐好起来，前面墙高高的是个大衙门。这里你简直不止隔个窗子，这一带高高的墙是不通风的。你不懂里面有多少办事员，办的都是什么事；多少浓眉大眼的，对着乡下人做买卖的吆喝诈取，多少个又是脸黄黄的可怜虫，混半碗饭分给一家子吃。自欺欺人，里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么把戏？但是如果里面真有两三个人拼了命在那里奋斗，为许多人争一点便利和公道，你也无从知道！

到了热闹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别包厢里看戏一样，本身不会，也不必参加那出戏，倚在栏杆上，你在审美的领略，你有的是一片闲暇。但是如果这里洋车夫问你在哪里下来，你会吃一惊，仓促不知所答。生活所最必需的你并不缺乏什么。你这出来就也是不必需的活动。

偶一抬头，看到街心和对街铺子前面那些人，他们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时间金钱的限制下采办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在监督着店里的伙计称秤。二斤四两，二斤四两的什么东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两个女人的认真的神气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关的货物。并且如果称得少一点时，那两个女人为那点吃亏的分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如果称得多时，那伙计又知道这年头那损失在东家方面真不能算小。于是那两边的争持是热烈的，必需的，大家声音都高一点，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伙计则维持着客气，口里嚷着：错不了，错不了！

热烈的，必需的，在车马纷纭的街心里，忽然由你车边冲出来两个人；男的，女的，各各提起两脚快跑。这又是干什么的，你心想，电车正在拐大弯。那两人原就追着电车，由轨道旁边擦过去，一边追着，一边向电车上卖票的说话。电车是不容易赶的，你在洋车上真不禁替那街心里奔走赶车的担心。但是你也知道如果这趟没赶上，他就可以在街旁站个半点来钟，那些宁可望穿秋水不雇洋车的人，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而必需计较和节省到洋车同电车价钱上那相差的数目。

此刻洋车跑得很快，你心里继续着疑问你出来的目的，到底采办一些什么必需的货物。眼看着男男女女挤在市场里面，门首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手里都是持着包包裹裹，里边虽然不会全是他们当日所必需的，但是如果当中夹着一盒稍微奢侈的物品，则亦必是他们生活中间闪着亮光的一个愉快！你不是听见那人说么？里面草帽，一块八毛五，贵倒贵点，可是“真不赖”！他提一提帽盒向着打招呼的朋友，他摸一摸他那剃得光整的脑袋，微笑充满了他全个脸。那时那一点迸射着光闪的愉快，当然的归属于他享受，没有一点疑问，因为天知道，这一年中他多少次地克己省俭，使他赚来这一次美满的，大胆的奢侈！

那点子奢侈在那人身上所发生的喜悦，在你身上却完全失掉作用，没有闪一星星亮光的希望！你想，整年整月你所花费的，和你那窗子以外的周围生活程度一比较，严格算来，可不都是非常靡费的用途？每奢侈一次，你心上只有多难过一次，所以车子经过的那些玻璃窗口，只有使你更惶恐，更空洞，更怀疑，前后彷徨不着边际。并且看了店里那些形形色色的货物，除非你真是傻子，难道不晓得它们多半是由哪一国工厂里制造出来的！奢侈是不能给你愉快的，它只有要加增你的戒惧烦恼。每一尺好看点的纱料，每一件新鲜点的工艺品！

你诅咒着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洋鬼子们的一些浅薄，千万学不得。

你是仍然坐在窗子以内的，不是火车的窗子，汽车的窗子，就是客栈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接触和认识实在谈不到，得天独厚的闲暇生活先不容你。一样是旅行，如果你背上掮的不是照相机而是一点做买卖的小血本，你就需要全副的精神来走路：你得留神投宿的地方，你得计算一路上每吃一次烧饼和几颗沙果的钱，遇着同行的战战兢兢地打招呼，互相捧出诚意，遇着困难时好互相关照帮忙，到了一个地方你是真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紧张的境遇不容你不奋斗，不与其他奋斗的血和肉的接触，直到经验使得你认识。

前日公共汽车里一列辛苦的脸，那些谈话，里面就有很多生活的分量。陕西过来做生意的老头和那旁坐的一股客气，是不得已的，由交城下车的客人执着红粉包纸烟递到汽车行管事手里也是有多少理由的，穿棉背心的老太婆默默地挟住一个蓝布包袱，一个钱包，是在用尽她的全副本领的，果然到了冀村，她错过站头，还亏别个客人替她要求车夫，将汽车退行两里路，她还不大相信地望着那村站，口里噜苏着这地方和上次如何两样了。开车的一面发牢骚一面爬到车顶替老太婆拿行李，经验使得他有一种涵养。行旅中少不了有认不得路的老太太，这个道理全世界是一样的，伦敦警察之所以特别和蔼，也是从迷路的老太太孩子们身上得来的。话说了这许多，你仍然在廊子底下坐着。窗外送来溪流的喧响，兰花烟气味早已消失，四个乡下人这时候当已到了上流“庆和义”磨坊前面。昨天那里磨坊的伙计很好笑地满脸挂着面粉，让你看着磨坊的构造；坊下的木轮，屋里旋转着的石碾，又在高低的院落里，来回看你所不经见的农具在日影下列着。院中一棵老槐、一丛鲜艳的杂花、一条曲曲折折引水的沟渠，伙计和气地说闲话。他用着山西口音，告诉你，那里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面粉，每包的价钱约略两块多钱。又说这十几年来，这一带因为山水忽然少了，磨坊关闭了多少家，外国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做他们避暑的别墅。惭愧的你说，你就是住在一个磨坊里面，他脸上堆起微笑，让面粉一星星在日光下映着，说认得认得，原来你所租的磨坊主人，一个外国牧师，待这村子极和气，乡下人和他还都有好感情。

这真是难得了，并且好感的由来还有实证。就是那一天早上你无意中出去探古寻胜，这一省山明水秀，古刹寺院，动不动就是宋辽的原物，走到山上一个小村的关帝庙里，看到一个铁铎，刻着万历年号，原来是万历赐这村里庆成王的后人的，不知怎样流落到卖古董的手里。七年前让这牧师买去，晚上打着玩，嘹亮的钟声被村人听到，急忙赶来打听，要凑原价买回，情辞恳切。说起这是他们吕姓的祖传宝物，决不能让它流落出境，这牧师于是真个把铁铎还了他们，从此便在关帝庙神前供着。

这样一来你的窗子前面便展开了一张浪漫的图画，打动了你的好奇，管它是隔一层或两层窗子，你也忍不住要打听点底细，怎么明庆成王的后人会姓吕？这下子文章便长了。

如果你的祖宗是皇帝的嫡亲弟弟，你是不会，也不愿，忘掉的。据说庆成王是永乐的弟弟，这赵庄村里的人都是他的后代。不过就是因为他们记得太清楚了，另一朝的皇帝都有些老大不放心，雍正间诏命他们改姓，由姓朱改为姓吕，但是他们还有用二十字排行的方法，使得他们不会弄错他们是这一脉子孙。

这样一来你就有点心跳了，昨天你雇来那打水洗衣服的不也是赵庄村来的，并且还姓吕！果然那土头土脑圆脸大眼的少年是个皇裔贵族，真是有失尊敬了。那么这村子一定穷不了，但事实上则不见得。

田亩一片，年年收成也不坏。家家户户门口有特种围墙，像个小小堡垒——当时防匪用的。屋子里面有大漆衣柜衣箱，柜门上白铜擦得亮亮；炕上棉被红红绿绿也颇鲜艳。可是据说关帝庙里已有四年没有唱戏了，虽然戏台还高巍巍地对着正殿。村子这几年穷了，有一位王孙告诉你，唱戏太花钱，尤其是上边使钱。这里到底是隔个窗子，你不懂了，一样年年好收成，为什么这几年村子穷了，只模模糊糊听到什么军队驻了三年多等，更不懂是，村子向上一年辛苦后的娱乐，关帝庙里唱唱戏，得上面使钱？既然隔个窗子听不明白，你就通气点别尽管问了。

隔着一个窗子你还想明白多少事？昨天雇来吕姓倒水，今天又学洋鬼子东逛西逛，跑到下面养有鸡羊，上面挂有武魁匾额的人家，让他们用你不懂得的乡音招呼你吃菜，炕上坐，坐了半天出到门口，和那送客的女人周旋客气了一回，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替你倒脏水洗衣裳的吕姓王孙的妈，前晚上还送饼到你家来过！

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

文艺与道德（节录）

朱光潜

文艺能产生怎样的道德的影响呢？

第一，就个人说，艺术是人性中一种最原始、最普遍、最自然的需要。人类在野居穴处时代便已有图画诗歌，儿童在刚离襁褓时便做带有艺术性的游戏。嗜美是一种精神上的饥渴，它和口腹的饥渴至少有同样的要求满足权。美的嗜好满足，犹如真和善的要求得以满足一样，人性中的一部分便有自由伸展的可能性。汩丧天性，无论是真、善或美的方面，都是一种损耗，一种残废。从前人论文艺的功能，不是说它在教训，就是说它在娱乐，给人教训又不再供人娱乐的。作者自己的“表现”的需要有时比任何其他目的都更重要。情感抑郁在心理不得发泄，近代心理学告诉过我们，最容易酿成性格的乖僻和精神的失常，文艺是解放情感的工具，就是维持心理健康的一种良剂。古代人说“为道德而文艺”，近代人说“为艺术而艺术”，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为我自己而艺术”（Art for my own sake）。真正的大艺术家大概都是赞成劳伦斯的。

艺术虽是“为我自己”，伦理学家却不应轻视它在道德上的价值。人比其他动物高尚，就是在饮食男女之外，还有较高尚的需求，艺术就是其中之一。“生命”其实就是“活动”。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愈有价值。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受环境需要的限制；艺术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人活动而人自己高兴去活动。在有所为而为时，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时，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我们如果研究伦理思想史，就可以知道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中世纪耶教大师们，就学说派别论，彼此相差很远，但是谈到“最高的善”。都以为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赏”（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样看，美不仅是一种善，而且是“最高的善”了。

第二，就社会说（读者在内），艺术的功用，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在传染情感，打破人与人的界限。我们一般人都囿在习惯所划定的狭小世界里，对于此外的世界都是痴聋盲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艺术家比较常人优胜，就在他们的情感比较真挚，感觉比较锐敏，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他们不但能见到比较广大的世界，而且引导我们一般人到较广大的世界里去观赏。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的，艺术家“借他们的眼睛给我们去看”（lend their eyes for us to see）。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使我们学会在悲惨世界中见出灿烂华严，阿里斯托芬和莫里哀使我们学会在人生乖讹中见出谑浪笑傲，荷兰画家们使我们学会在平凡丑陋中见出情趣深永的世界。在拜伦（Byron）以前，欧洲游人没有赞美过威尼斯，在透纳（Turner）以前，英国人没有注意到泰晤士河上有雾。没有谢灵运、陶潜、王维一班诗人，我们何曾知道自然中有许多妙境？没有普鲁斯特（Proust）、劳伦斯一班小说家，我们何曾知道人心有许多曲折？艺术是启发人生自然秘奥的灵钥，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它指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种启发对于道德有什么影响呢？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从历史看，许多道德信条到缺乏这种基础时，便为浅见和武断所把持，变为狭隘、虚伪、酷毒的桎梏，它的目的原来说是在维护道德，而结果适得其反，儒家的礼教，耶教的苦行主义，日本的武士道，都可以为证，雪莱在《诗的辩护》中说得最好：

道德的大原在仁爱，在脱离小我，与非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身体的美妙点相同一。一个人如果要真是一个大好人，必须能深刻地广阔地想象；他必须能设身处一个别人或许多别人的地位，人类的忧喜苦乐须变成他的忧喜苦乐。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津梁就是想象；诗从这种根本地方下手，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

总之，道德是应付人生的方法，这种方法合适不合适，自然要看对人生了解的程度如何。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观照和了解，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苏格拉底的那句老话是多么简单，多么惹人怀疑，同时，它又是多么深永而真确！

“知识就是德行！”

《文艺心理学》

自然美与自然丑（节录）

朱光潜

一

在日常语言中“美”、“丑”两个字用来形容自然和用来形容艺术，简直没有分别。其实，“自然美”和“自然丑”与“艺术美”和“艺术丑”应该分开来说。这种看法虽然与常识相冲突，但是要真正了解美的本质，我们必须把艺术的美丑和自然的美丑分清。

“自然”（Nature）的意义本来很混。假古典派学者以为自然就是“真理”或“人性”，蒲柏（Pope）说：“研究古人就是研究自然”，因为古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把真理和人性表现得透辟无余了。现在一般人把“自然”看成与“人”相对的，人以外的事物，如天地星辰、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之类，统称为“自然”。有时“自然”与“人为”相对，人也归在“自然”里，人工造作的就不是“自然”。但是这种意义也不十分精当，一片自然风景里也可以包括城郭楼台在内。我们现在姑且用一个最概括的意义，说自然就是现实世界，凡是感官所接触的实在的人和物都属于自然。

从来学者对于自然的态度可略分为两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理想主义”（Idealism）［注意：这专就对于自然的态度而言，不是指艺术的作风，所以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和法国小说家左拉所倡的“自然主义”是两回事。我们这种用法的依据是法国美学家拉罗（Lalo）的《美学导言》］。

自然主义起源比较近。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对于自然都不很能欣赏。应用自然景物于艺术，似以中国为最早，不过真正爱好自然的风气到陶潜、谢灵运的时代才逐渐普遍。《诗经》应用自然，和古代图画应用自然一样，只把它当背景和陪衬，所以大半属于“兴”，“兴”就是从观察自然而触动关于人事的情感。从晋唐以后，因为诗人、画家和僧侣的影响，赞美自然才变成一种风尚。在西方古代文艺作品中描写自然景物的非常稀罕。西方人爱好自然，可以说从卢梭起，浪漫派作家又加以推波助澜，于是“回到自然”的呼声便日高一日。

中国的艺术家欣赏自然，和西方人欣赏自然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异点。中国人的“神”的观念很淡薄，“自然”的观念中虽偶杂有道家的神秘主义，但不甚浓厚。中国人对待自然是用乐天知足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面，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所以引以为快。陶潜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诸句最能代表这种态度。西方人因为一千余年的耶稣教的浸润，“自然”和“神”两种观念常相混合。他们欣赏自然，都带有几分泛神主义的色彩。人和自然仿佛是对立的，自然带有一种神秘性横在人的眼前。人捧着一片宗教的虔诚向它顶礼。神是无处不在的，整个自然都是神的表现，所以它不会有什么丑恶。在卢梭看，自然本来尽善尽美，有人于是有社会，有文化；有了社会和文化，丑恶就跟着来了。诗人华兹华斯也是这样想。他在一首诗里向书呆子们劝告：“站到光明里来，让自然做你的师保”，“自然所赋予的智慧是甜蜜的，好事的理智把事物意义弄得面目全非，我们用解剖去残杀。”这种泛神主义的自然观决定了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态度。自然既是尽善尽美，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模仿自然。“模仿自然”本是西方艺术史中一个很古老的理想，古希腊人的艺术的定义就是“模仿”，柏拉图反对艺术，就是因为它只模仿感官世界。这种艺术观在历代都有攻击者和拥护者。近代作家中拥护“艺术模仿自然”说者以罗斯金为最力。依他看，人工造作的东西无论如何精巧，都不能比得上自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座希腊女神的雕像，有一个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最自然的就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最美的。“凡是美的线形都是从自然中最常见的线形抄袭来的。”例如希腊有柱无墙平顶式的建筑是模仿剪去枝叶的树林，“哥特式”尖顶多雕饰的建筑是模仿连枝带叶的树林，罗马圆顶式的建筑是模仿天空和地平线。因此，罗斯金劝建筑家们到树林里去从自然研究建筑原理。自然既已尽美，所以艺术家模仿自然，最忌以己意加以选择。他说：“人在这个世界里所能成就的最伟大的事业，就是睁着眼睛去看，然后把所见的东西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完美的艺术都能返照全体自然，不完美的艺术才有所不屑，有所取舍。”“纯粹主义者拣选精粉，感官主义者杂取秕糠，至于自然主义者则兼容并包，是粉就拿来制糕饼，是草就拿来做床垫。”

罗斯金的论调并非孑然孤立的。法国古典派画家安格尔告诉他的学徒说：“你须去临摹，像一个傻子去临摹，像一个恭顺的奴隶去临摹你眼睛所见到的。”十九世纪法国雕刻家罗丹的《艺术论》也差不多和罗斯金一鼻孔出气。他说：“我在什么地方学雕刻？在深林里看到树，在路上看云，在作业室里研究模型；我处处都在学，只是不在学校里学。”他劝我们说：“第一件要事就是坚信自然全美，记得这个原理，然后睁开眼睛去观察。”“我们的不幸都由于跟着蠢人们去涂抹自然的本来面目。”他说自己向来不曾有意地改变自然。“如果我要改变我所见到的。加以润饰，我必定不能作出有价值的东西。”左拉所提倡的自然主义虽专指艺术作风，与罗斯金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自然主义有别，但对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见解亦颇相同。这种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的后身。他以为艺术像科学一样，应该是“实验的”，凡所描写都要拿出证据来，这种证据必定是自然所供给的。左拉看到他的小说《小酒店》编成剧本表演时，兴高采烈地说：“简直和真的一样！人们来的来，去的去，有些坐在桌子旁边，有些站在柜台前面，简直就是一个小酒店的样子！”他这洋洋自得，就因为觉得他的艺术妙肖自然。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虽已过去，它们的余波却仍未尽消灭。

在罗斯金、罗丹和一般自然主义者看，自然本来就尽美尽善，艺术家唯一的成功捷径就在模仿整个的自然，丝毫不用选择。这种理论显然有许多难点，美丑是相对的名词，有比较然后有美丑。如果把自然全体都看成一样美，就没有分别美丑的标准，就否认美丑有比较，那么，“美”也就漫无意义了。

艺术的功用如果在忠顺地模仿自然，既有自然，何须艺术呢？法国画家卢梭（Théodore Rousseau）有一次在山里临摹一棵大橡树，一个路过的乡下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很诧异地说：“你分明看见，我是在临摹那棵大橡树呀！”那位乡下人仍是莫名其妙，继续问他：“那有什么用处呢？橡树不是已经长在那儿么？”波斯有一位画家画了一条鱼，自己很得意，一个乡下人见到，颇不以为然：“上帝造鱼都给它一条性命，你给它一个身体，不给它性命，这不是造孽么？”这些乡下人的话看起来虽愚蠢可笑，其实含有至理，艺术的功用原在弥补自然的缺陷，如果自然既已完美，艺术便成赘疣了。

妙肖自然并不是艺术的最高的成就，所以摄影不能代图画，蜡人不能代雕刻，电影不能代戏剧。如果妙肖自然是艺术的最高的成就，则艺术纵登峰造极，也终较自然为减色。什么音乐可以模仿疾风迅雷，什么雕刻可以模仿高峰大海呢？画家塞尚告诉左拉说：“我本来也想临摹自然，但是终于做不到。我不能‘再造’太阳，但是我能‘表现’太阳，这对于我也就行了。”左拉自己是自然主义的领袖，他也承认“艺术作品只是隔着情感的屏障所窥透的自然一隅”。说“隔着情感的屏障”，便承认艺术不能离开作者的个性，说“自然一隅”便非抄袭自然全体。写实派以福楼拜的成就最大，他就这样地骂写实主义：

大家所共称的写实主义与我毫不相干，虽然他们硬要拉我做一个主教。自然主义者所追求的都是我所鄙视的，他们所喝彩的都是我所厌恶的，在我看来，技巧细节，地方掌故，以及事物在历史上的真确，都卑卑不足道，我所到处寻求的只是美。

从种种方面看，自然主义都是很难成立的。

二

与自然主义相对峙的是理想主义。在理想派看，自然并不全美，美与丑相对，有比较后有美丑，美自身也有高下等差，艺术对于自然，应该披沙拣金，取长弃短。理想主义比自然主义较胜一筹，因为它虽不否认艺术模仿自然，却以为这种模仿并不是呆板的抄袭，须经过一番理想化。理想化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凭着想象和情感，将自然事物重新加以组织、整理和融会贯通使所得的艺术作品自成一种完整的有机体，其中部分与全体有普遍的必然的关联。因此，艺术作品虽自然（Natural）而却又不是生糙的自然（Nature），它表现出艺术家的理想性格和创造力。就这个意义说，理想主义是对的，凡是艺术都带几分理想性，因为它都带有几分创造性和表现性。这种见解发源于亚里斯多德。他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是“哲学的”（意思是说更真），因为历史只记载已然的个别的事物，诗则须表现必然的普遍的真理，前者是模仿殊相，后者是模仿共相。用近代语言来翻译，他的意思是说历史只记载自然界繁复错乱的现象，诗和艺术则更进一层把自然现象后面的原理，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后人误解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共相”（Universals），以为“共相”就是“类型”（Type），于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意义就起来了，所谓“理想”（Idea）就是“类型”，类型就是最富于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就是全类事物的共同性。依这一说，艺术所应该模仿的不是自然中任何事物而是类型。比如说画马，不能只着眼某一匹马，须把一切马的特征画出，使人看到所画的马便觉得一切的马都恰是这样。同理，艺术所表现的人物，都不应只能适合于某一时某一地，要使人随时随地都觉得它近情近理。如果“天下老鸦一般黑”，你画老鸦就一定把它画成黑的；纵然你偶然遇到白的或灰的老鸦，也千万不要理会它，因为那不是“类型”。这种理想主义在各种艺术的古典时代最流行。比如希腊造型艺术表现人物大半都经过两重理想化。第一，它选择模型，就着重本来已合理想的人物，男子通常都是力士，女子通常都是美人。第二，在表现本来已合理想的形体时，希腊艺术家又加上一重理想化，把普遍的精要的提出，个别的琐细的丢开。他们的女神和力士大半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样（即类型）。个性是古典艺术所不甚重视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画家受希腊影响甚深，所以他们所表现的男子也大半魁梧奇伟，女子也大半明媚窈窕。十七世纪以后，在希腊时代出于艺术家本能的，在假古典派作家便变成一种很鲜明的主义。在诗的方面如布瓦洛（Boileau）和蒲柏（Pope），在画的方面如雷诺兹（Reynolds）和安格尔（Ingres），在雕刻方面为温克尔曼（Winckelmann），都主张艺术忽略个性而侧重类型。

理想派的艺术在以往占过很久的势力，不过从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代兴以后，它就逐渐消沉了。近代艺术所着重的不是类型而是个性。在近代学者看，类型是科学和哲学对于具体事物加以抽象化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存在。艺术的使命在创造具体的形象，具体的形象都要有很明显的个性。一个模样可以套上一切人物时，就不能很精妥地适用于任何个别的人物。许多人物的共同性，在古典派认为精要，在近代人看，则不免粗浅、平凡、陈腐。鼻子是直的，眼睛是横的，这是古典派所谓“类型”。但是画家图容肖像，如果只把直鼻横眼一件平凡的事实表现出来，就不免千篇一律。画家的能事不在能把鼻子画得直，眼睛画得横。而在能表现每个直鼻子横眼睛所以异于其他直鼻子横眼睛的。莎士比亚的夏洛克（Shylock），莫里哀的阿尔巴贡（Harpagon），巴尔扎克的葛朗台（Grandet），以及吴敬梓的严贡生都是守财奴，却各有各的本色特性，所以都很新鲜生动。如果艺术只模仿类型，则从莎士比亚创造夏洛克之后，一切文学家都可以搁笔，不用再写守财奴了。

粗浅、平凡和陈腐都是艺术所切忌的。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在《牧羊人的屋》里说：

爱好你所永世不能见到两回的。

象征派诗人魏尔兰（Verlaine）也说：

不要颜色！只要毫厘之差的阴影！

这些劝告在近代人心里已留下很深的印痕。在文艺趣味方面，人类心灵欢喜到精深微妙的境界去探险，从前人的“类型”和普遍性已经不能引人入胜了。

《文艺心理学》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创作的经验》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做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钻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灵便的小生物。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方到河滩边去洗净，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叮固在大腿上的蚂蝗，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所爬的是竹子，必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做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做丝线的人牵丝，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做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做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我与文学》

下篇

诗经·小雅·六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顒，薄伐狁，以奏肤公。

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织文鸟章，白旆中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楚辞·九歌·国殇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士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古诗八首

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二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四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五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六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七

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赠子以自爱，道远会见难。

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欢。

结志青云上，何时复来还。

八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七哀诗（一首）

王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咏荆轲（一首）

陶渊明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饮酒（五首）

陶渊明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军行（四首）

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出塞（一首）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首）

岑参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首）

岑参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征。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悲陈陶（一首）

杜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一首）

杜甫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

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

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述怀（一首）

杜甫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

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

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

羌村（三首）

杜甫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

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登楼（一首）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登岳阳楼（一首）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新乐府·缚戎人

白居易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

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

身被金疮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

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

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

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名我苦多。

同伴行人因惜问，欲说喉中气愤愤。

自云乡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

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

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

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

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

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江南卑湿地，略无存恤空防备。

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

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

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新乐府·官牛

白居易

官牛官牛驾官车，

浐水岸边般载沙。

一石沙，

几斤重？

朝载暮载将何用？

载向五门官道西，

绿槐阴下铺沙堤。

昨来新拜右丞相，

恐怕泥涂污马蹄。

右丞相，

马蹄踏沙虽净洁，

牛领牵车欲流血。

右丞相，

但能济人治国调阴阳，

官牛领穿亦无妨。

夜泊水村

陆游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

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纵笔（第二首）

陆游

东都宫阙郁嵯峨，忍听胡儿敕勒歌。

云隔江淮翔翠凤，露沾荆棘没铜驼。

丹心自笑依然在，白发将如老去何。

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

纵笔（第三首）

陆游

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亦西游。

千艘冲雪鱼关晓，万灶连云骆谷秋。

天道难知胡更炽，神州未复士堪羞。

会须沥血书封事，请报天家九世雠。

书愤

陆游

清汴逶迤贯旧京，宫墙春草几番生。

剖心莫写孤臣愤，抉眼终看此虏平。

天地固将容小丑，犬羊自惯渎齐盟。

蓬窗老抱横行路，未敢随人说弭兵。

夜登千峰榭

陆游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

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

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

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

北望感怀

陆游

荥河温洛帝王州，七十年来禾黍秋。

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遒。

乾坤恨入新丰酒，霜露寒侵季子裘。

食粟本同天下责，孤臣敢独废深忧。

示儿

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附录 关于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记忆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朱自清

封建论

①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②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③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民）而无叛吏。人（民）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⑤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

⑥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⑦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⑧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⑨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万人（民）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⑩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汉事然也。

k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治）平矣。

l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m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n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指导大概

本篇是议论文，而且是议论文中的辩论文。辩论的题目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辩论的对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论》，晋代的陆机，他作《五等论》，都是拥护封建的人；还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陆的论，《文选》里有；杜佑等的意见，载在《唐书·宗室传赞》里——那“赞”里也节录了本篇的文字。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但实际的政制总得有理论的根据；曹、陆都曾举出他们理论的根据。柳宗元是反对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学作根据，这便是“势”。他再三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①②n。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乱后，又亲见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吴少诚、吴元济、王承宗诸人作乱。这些都是“藩镇”，都是军阀的割据。篇中所谓“叛将”，便指的这些人。他们委任官吏，截留税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很像“春秋时代”的强大的诸侯。柳宗元反对封建，是在这一种背景里。他是因为对于当时政治的关心才引起了对于封建制的历史的兴趣；所以引证的事实一直到唐代，而且对于当时的局面还建议了一个简要的原则k，供执政者参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讳。太宗讳“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两个“民”字⑩，大概是传刻的人改的。高宗讳“治”，文中作“理”。当时人都得如此，不独柳宗元一个。今在想着该是避讳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应作的本字，也许看起来明白些。

曹、陆都以为封建是“圣人意”。《六代论》说，“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五等论》也说，“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同‘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共忧乐，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论的根据。曹、陆都说这是“先王知”，可见是“圣人意”。这是封建论者共同的主要的论据。柳宗元反对封建，得先打破这个论据。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①─⑥。“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便是针对着曹、陆的理论而发的。柳宗元还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①那么，不但“封建非圣人意”，圣人并且要废除封建，只是“势不可”罢了。说到“势”，便得从封建起源或社会起源着眼，这便是所谓“生人（民）之初”①。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传的“天作君师”说（《孟子》引《逸尚书》）；他以为“君长刑政”起于“争”。人与人因物资而争，其中“智而明者”给他们“断曲直”，施刑罚，让他们息争。这就是“君长”。有“君长刑政”然后有秩序，然后有“群”。群与群又因物资而争，息争的是兵强德大的人；于是乎有诸侯。诸侯相争，息争的是德大的人；于是乎有方伯、连帅。方伯、连帅相争，息争的是德更大的人；于是乎有天子。“然后天下会于一”②。群的发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所谓“势”，就指这种自然的发展而言。他的理论大概是从《荀子》来的。《荀子·礼论篇》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君道篇》又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这便是“君长刑政”起于“争”的道理，不过说得不成系统罢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劝学篇》“君子……善假于物”的话，篇中已提明荀卿。至于那种层次的发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说翻了个个儿。《尚同篇》以为“正长”“刑政”起于“乱”；而封建的社会的发展是自天子至于“乡里之长”，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接着就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这是说明封建的世袭制的来由，但未免太简单化了些。

可是社会的自然发展是“势”，圣人的“不得已”也是“势”。篇中论汤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缘故道：“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m“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协。所以接着便说，“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m。这种“不得已”出于私心，虽然也是“势”，却跟那圣人也无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势”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封建“非圣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袭制下，“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n。圣人那会定下这种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辩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个主旨以外，还设了三个难。末一难是“殷商，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柳宗元便举出“汤武之所不得已”来破这一难，已见上。中一难是“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l。《六代论》开端就说“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县制“主祚常促”。但这也是封建论者一般的意见，因为周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们的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却只举魏晋唐三代作反证。魏晋两代，封建制还存着，“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唐代改了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l。可见朝代的长短和封建是无关的。头一难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⑦这也是《五等论》里一层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陆机自己的见解——他那“共忧乐，同安危”的论据是袭用曹冏的。这里他说：“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民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共忧乐，同安危”，是从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难易是从受治者方面看。这后一层的重要仅次于前者，也是封建论者一种有力的论据。所以本篇列为头一难。别的两难，柳宗元只简单地驳了过去；只对于这一难，却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证明它的不正确。他对于“共忧乐，同安危”那个论据，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势”的理论外，也曾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这一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篇中两回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却不同。一回着重在“制”，在治者；一回着重在“政”，在被治者。但从实际的政治里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却是一样的。

照全篇所论，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诸侯盛强，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③。二是“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⑧。三是“继世而理（治）”，君长的贤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n。因为“末大不掉”，便有陆机说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论周代的末路“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③，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的情形⑩。而这两种流弊大半由于“继世而理（治）”，便是所谓“世袭”。“生人（民）之初”，各级的君长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级的君长德越大②。虽然在我们看，这只是个理想，但柳宗元自己应该相信这是真的，他也应该盼望本篇的读者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封建制刚开头的时候，该是没有什么弊病的。弊病似乎起于“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这就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这种世袭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n。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长的局面刚刚相反了吗？自然，事实上世袭制和封建制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将“继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地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袭的时代，怎能明目张胆的攻击世袭制呢？他只能主张将无数世袭的“君长”归并为一个世袭的天子，他只能盼望这个世袭的天子会选贤与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论郡县制之得有二。一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④，便是中央集权的意思。二是陆机所谓“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说法，便是“孟舒魏尚之术”可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⑩—一方面便是圣贤有以立于天下n。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详细，郡县之得，只略举纲目罢了。

本篇论历代政制的得失，只举周、秦、汉、唐四代。“尧舜禹汤之事远”③，所以存而不论。尧舜禹汤时代的史料留传的太少，难以考信，存而不论是很谨慎的态度。“及有周而甚详”③，从周说起，文献是足征的。不但文献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这里差不多可以看见封建制的全副面目。这是封建制的最完备最适当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论者所艳羡的，并且是他们凭借着起人信心的实证。秦是第一个废封建置郡县的朝代；这是一个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给论史家许多争辩。封建论者很容易地指出，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铁证。反封建论者像柳宗元这样，却得很费心思来解释秦的速亡并不在郡县制上——郡县固然亡，封建还是会亡。汉是封建和郡县两制并用；郡县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制也经过几番修正，渐渐达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年代又相当长。这是郡县制成功的时代，也是最宜于比较两种制度的得失的时代。所以本篇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⑤。汉可以代表魏晋等代；篇中只将魏晋带了一笔，并不详叙，便是为此。汉其实也未尝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时代；而更有关系的是安史以来的“藩镇”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却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尝没有这种情形，却不像唐代的显著和深烈，这是柳宗元所最关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学术的兴趣，还有切肤之痛。就这两种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却两回将本朝跟周秦汉相提并论，可见是怎样的郑重其事了。《唐书·宗室传赞》说杜佑、柳宗元论封建，“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见；以本篇而论，这却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语。“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论，“据古验今而反复”正指两回将唐代跟周秦汉一并引作论证。

篇中两回引证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虽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须由“政”见，所论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评为“反复”是不错的。第一回引证以“制”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④，“徇周之制”，“秦制之得”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⑥等语。这里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③，秦制之得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④；汉代兼用两制，“有叛国而无叛郡”⑤，得失最是分明。秦虽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无叛吏”④，可见“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虽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⑥。兵原也可以息争，却只能用于小群小争。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镇”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无德，自然便乱起来了。——这番征引是证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那个主旨。第二回引证以“政”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变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⑧，“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⑨，“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⑩等语。周虽失“政”，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上下牵制，以至于此。所以真正的失，还“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无权，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⑩。篇中接着举出孟舒、魏尚、黄霸、汲黯几个贤明的守宰。“政”因于“制”，由此可见。至于唐“尽制郡邑，连置守宰”k，“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谨择守”，便能会“理（治）平”k，不致失“政”。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当时执政者建议的简要的原则了。——这番征引是证明郡县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⑦，回答那第一难。郡县制的朝代虽也会二世而亡，虽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⑥，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封建制本身却就有弊病，“政”虽有一时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终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详于周事，第二回详于汉事。这因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汉是“政”因于“制”的实证的缘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时代，他知道的事迹应该最多，可是说的最少。一来是因为就封建郡县两制而论，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详其所不当详。二来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触犯忌讳，所以还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k或“理（治）安”⑩n，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n。郡县制胜于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择守宰，能进贤退不肖，赏贤罚不肖。“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⑩这正是能择人，能择人才能“得人”。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罢免了的，文帝听了田叔和冯唐的话，才知道他们的贤能，重行起用，官复原职。可见知人善任，赏罚不差，也是不容易的。这不但得有贤明的君主，还得有贤明的辅佐。“谨择守”k只是个简要的原则，实施起来，得因时制宜，斟酌重轻，条目是无穷尽的。能“谨”择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个不变的道理；纵贯古今，横通四海，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过条目随时随地不同罢了。柳宗元说郡县制是“公之大者”m，便是为此。封建之初，虽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②，但后来却只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n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n。汤武虽是“圣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其实也出于另一种私心，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尽臣畜于我”。可是从天下后世看，郡县制使贤不肖各居其所，使圣贤有以立于天下，确是“公之大者”。所以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m。向来所谓“公天下”，原指尧舜传贤，对禹传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个儿的“以天下与人”。但尧舜之事太“远”了，太理想了。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论。就实际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时代，郡县制确是“公之大者”。他将新的意义给予“公天下”这一语，而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尝没有道理。

议论文不管是常理，是创见，总该自圆其说，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议论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于自相矛盾，又怎么能说服别人呢？本篇开端道：“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两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两问两答却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问说下去，将“天地果无初乎？”一问撇开了。按旧来的看法，这一问原是所谓陪笔；这样撇开正是很经济的。可是我们觉得“无初”一问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问平列的提出，总该交代一笔，才好撇开去。照现在这样，不免使人遗憾。篇中又说，“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接着却只说“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层。论到世袭制，也只说“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们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见。他这儿自然也是所谓省笔；可是逻辑的看，他是并没有自圆其说的。——前一例是逻辑的不谨严，广义的说，不谨严也是没有自圆其说的一目。又，篇中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①后面却又说，“夫殷（汤）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m。这“不得已”虽也是“势”，却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势大不相同。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说，“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l。这是回答那第二难。但魏晋只是郡县封建两制兼用，而郡县更见侧重。用这两代来证明“秦郡邑而促”，似乎还比用来反证“夏、商、周、封建而延”合式些。那么，这也是自相矛盾了。韩愈给柳宗元作墓志，说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注《柳集》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长于议论的人，精于议论的文，还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见真正严密的议论文还得有充分的逻辑的训练才成。

本篇全文是辩论，是非难。开端一节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后面提出第一难时说“余又非之”⑦。这两大段大体上是“反复”的。反复可以加强那要辩明的主旨，并且可以使文字的组织更显得紧密些。这两段里还用了递进的结构。论封建的起源时，连说“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下会于一”。接着从里胥起又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子。论汉代政制时说：“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⑩也是一层层升上去，不过最高一层又分两面罢了。递进跟反复是一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本篇的组织偏重整齐，反复和递进各是整齐的一目。篇中还用了许多偶句，从开端便是的，总计不下三十处，七十多语。又用了许多排语，如“周有天下”③，“秦有天下”④，“汉有天下”⑤，“周之事迹断可见矣”⑧，“秦之事迹断可见矣”⑨，“周事然也”⑧，“秦事然也”⑨，“汉事然也”⑩，“有叛人（民）而无叛吏”④，“有叛国而无叛郡”⑤，“有叛将而无叛州”⑥，“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⑥，“失在于制，不在于政”⑧，“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⑨等等。偶句和排语也都可以增强组织的。柳宗元在朝中时，作文还没有脱掉六朝骈俪的规矩；本篇偏重整齐，多半也是六朝的影响。

本篇是辩论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难。凡关键的非难的句子，总是毫不犹疑，斩钉截铁。如开端的“封建，非圣人意也”①②，结尾的“非圣人意也”n，论秦亡说“非邑之制失也”④，回答第二难说“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l，回答第三难说“是大不然”m，都是斩截的否定的口气。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说服别人，让他自己的信念取别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这样刚强的口气。要不然，迟迟疑疑的，自己不能坚信，自己还信不过自己，又怎能使别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时不妨竟用这种口气一贯到底。但像本篇这样长文，若处处都用这种口气，便太紧张了，使读者有受威胁之感。再则许多细节，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确信不疑，说得太死，让人挑着了眼儿，反倒减弱全文的力量。这儿便得斟酌着参进些不十分确定的，商榷的或诘难的口气，可不是犹疑的口气。这就给读者留了地步，也给自己留了地步，而且会增加全文的情韵或姿态。在本篇里，如“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①“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③，“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⑩便都是商榷的口气。如“何系于诸侯哉？”l“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岂对人之制使至于是乎？”n便都是诘难的口气。

本篇征引周秦汉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觉得有纠缠不清或琐屑可厌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剪裁。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烟海，征引时当然得有个选择。选择得按着行文的意念，这里需要的是判断，是眼光。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锋，后者是偏锋。这是剪裁的第一步。所取的事迹是生料，还得熔铸一番。或引申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说明；总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读者能领会到精细的去处，而不熟悉的读者也能领会到那意念，那大旨。这后一层是很重要的。因为熟悉史事的读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读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读书明理的读者，作者是不得不顾到的。大概简单些的事迹，直陈就行了；复杂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说明。这是剪裁的第二步。本篇秦代的事比较少些，比较简单些；但只第一回征引可以算是直陈的④，第二回便以说明为主了⑨。唐代的事虽不少，却也只概括地叙了几句⑥k，这缘由上文已见。周汉两代的事都繁多而复杂，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这些。篇中第一回征引周事甚详，便不得不多用说明的语句。如“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③，“下堂而迎觐者”是“害礼伤尊”，说明了对于一般读者更方便些。又如“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有了后二语，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能知道它们的性质和征引的用意。又如“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周之败端”也是说明语。这一节也参用概括的叙述，如说周初的封建，只用“周有天下，……离为守臣捍城”一长句。又如“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也是的。—末一语在不熟悉史事的读者，可以“概括化”为“卒不能定诸侯之嗣”，意思还是明白的。篇中征引汉事，多作概括语。如“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⑤，上面接着“汉有天下”，叙的自然是高祖了。这里前二语概括了数年间诸王叛变的事迹，后二语举了两个最利害的例子，只要知道了这两件事是数年间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读者也就算懂得了。下面紧接着，“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寥寥二语里也概括了许多事迹。又如“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一长句⑩，连举了六个人名，似乎会使一般的读者感到困难。但说“知”，说“得”，说“明审”，“简靖”，又说“拜之”，“复其位”，“卧而委之以辑一方”，这些说明的词句，用加上上下文，那六个人名也不会妨碍一般读者了解大意的。

篇中有些词句，也许需要讨论。如“不初，无以有封建”①，“不初”等于“不是生人（民）之初”，“初”是名词作动词用；“无以”是熟语。全句翻成白话是，“不是生民之初，没理由会有封建”，或“不是初民社会不会有封建”。这句话若用文言的肯定语气，该作“有初，而后有封建”，但不及双重否定的斩截有斤两。“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句读是照旧传。有人在“邦”字断句，将“群后”属下句。这样，“周……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好像容易讲解些，也合于文法些。但“五等”是成词，“五等邦”罕见；本篇还有六朝骈俪的规矩，“设五等，邦群后”二语正是相偶的。至于文法，骈体和诗自有它们的规律，跟一般的文法原有不同的去处。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旧传的句读理长些。——“履”是“所达到的地界”，“布履”是“分布的地界”。“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④，写秦的形势。这儿“雄图”的图是版图，不是谋略。“六合”原指天地四方，这儿只是宇内或天下的意思。——“六合”用在这里实在不妥帖；只因上一语有了“天下”，只得另找一词对偶。这是骈体的毛病。——“负锄梃谪戍之徒”④一语，从贾谊《过秦论》的“锄耰棘矜”“谪戍之众”变出，但不是骈体的句子而是“古文”的句子。这种句法，以前似乎没有，大概是当时的语言的影响。——韩愈提倡“古文”，主要的其实也只是教人照自然的语气造句行文罢了。这一语里“负锄梃”是形容“谪戍之徒”的，翻成白话的调子该是“负锄梃的谪戍之徒”；按文法说，“负锄梃”下似乎该有个“之”字。但一语两个“之”字，便嫌啰唆，句子显得不“健”似的，“古文”里这样两“之”的句法极罕见。这些地方不宜拘守那并未十分确定的文法，只消达意表情明白而有力就成。况且“负锄梃”这样句法后来也成了用例了。“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⑤袭用《论语》“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不过孔子的话只是理想，柳宗元却至少有唐代作证。“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⑨，是说明“秦之事迹”的。第一语“理（治）人（民）之制”就指郡县制；可是郡邑无权。第二语“理（治）人（民）之臣”泛指贤能之士；贤能不在位，守宰不得人。“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⑩，“削其半”是被朝廷“削其半”，“民犹瘁矣”是说那被削一半的人民在被削以前，和那未被削的一半的人民，总之是吃苦的。“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封略”n，前二语只是“为施政的便利，求制度的一贯”的意思。——以上是句。“所伏必众”②，伏，服也。“圜视而合从”④，“圜视”出在贾谊的《治安策》里，就是“睁圆了眼看着”，表示惊愕的神气；“合从”借用六国合从的事迹，表示“叛秦”的意思。“戚之而已”⑩，戚，忧也，又愤恨也。这些是“实词”。“告之以真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②，两“之”字泛指上句里“所伏”的人——指其中的有些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⑤，“以”和“已”通用。“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m，四“其”字都相当于白话的“那”字。这些是“半实词”。“彼其初与万物皆生”②，“其”等于“之”；这里用较古的“其”，是郑重的语气。“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④，两“之”字也只是增强语气的词。“及夫大逆不道”，“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⑩”，两“及夫”都是“至于”的意思，但第一个指时间说，第二个指论点说。“且汉知孟舒于田叔……”⑩，“且”只是发端词，和“夫”字一样。这儿用“且”，也许是有意避开上面两个“及夫”里的“夫”字——那两个“夫”字可是增强“及”字的语气的。这些是“虚词”。

篇中除袭用《论语》一句外，还袭用贾谊《过秦论》和《六代》、《五等》两论的词句不少。如“秦有天下”一节④，便多出于《过秦论》。其中，“负锄梃”二语上文已论。“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也是括《过秦论》的词句。《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又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都是这四语所本——这儿“六合”这个词是很妥帖的。《六代论》论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有“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一语。这是引用《左传》，本篇用“末大不掉”③，大约还是《六代论》的影响。这儿将原来两语合为一语，自然是求变化。但“末大必折”本说树木枝干太大，根承不住，是会断的。现在这样和另一语拼合起来，各存一半，便不但失去原来两语的意义，而且简直是语不成义了。篇中“矫秦之枉，徇周之制”⑤出于《五等论》的“汉矫秦枉”“秦因循周制”；而“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④的句调，也出于同论的“周之不竞，有自来矣”——这两句都是总冒下文的。《六代论》的作者曹冏是魏少帝的族祖。那时少帝年幼。曹冏历举夏殷周秦汉魏六代的事迹，主张封建宗室子弟，“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作成此论，想感悟当时的执政者曹爽。曹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此论纯为当时而作。《五等论》论“八代之制”，“秦汉之典”——“八代”指五帝三王而言。陆机是说古来圣王立“五等”治天下，“汉矫秦枉，大启侯王，境土逾溢，不遵旧典”，于是乎有“过正之灾”，却“非建侯之累”。他也是封建制的辩护人，可是似乎纯然出于历史的兴趣，不关时政。本篇只引周秦汉唐的事迹，韩愈所谓“证据今古”，跟曹的重今，陆的述古，都是同而不同；柳宗元的态度是在曹、陆之间。

封建制郡县制的得失，主要的是中国实际政制问题，不独汉唐为然。明末的顾炎武还作了九篇《郡县论》。他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又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他主张“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论一）。我们看了他这番话，也许会觉得不伦不类，但他也是冲着时代说的。那时流寇猖獗，到哪里打劫哪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守土的“令长”大都闻风逃亡，绝少尽职抵抗的人。顾炎武眼见这种情形，才有提高令长职权，创设世官制度的那番议论。就是我们民国时代，在国民革命以前，也还有过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的讨论，参加的很不少，那其实也在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的圈子里。

李清照①《金石录后序》②

浦江清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③。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⑤，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⑥。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⑦。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⑧。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礼部侍郎⑨，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⑩。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k，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l。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m，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n。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o，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p。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q，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r，竭其俸入，以事铅椠s。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t。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u。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v，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w！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x，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y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z，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㉗。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㉘。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㉙，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㉚，侯守淄川㉛，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㉜，奔太夫人丧南来㉝，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㉞，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㉟。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㊱，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㊲。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㊳，己酉春三月罢㊴，具舟上芜湖，入姑孰㊵，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㊶，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㊷。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㊸，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㊹，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㊺，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㊼，病痁㊽。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㊾。

葬毕㊿，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时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寇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亡国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以上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一篇，清照为宋代有名之女词人，其夫《金石录》一书亦为宋代学术界之名著，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景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余曾选此文入清华大学国文选乙编中，前年西南联合大学选定大一国文教本，余仍推荐此篇，讲授之际，颇能引起学生兴味。程度亦正适合。商务书馆所出高中国文教科书，列此篇于高中一年级课本中，似嫌太深。编者所附注解，亦未详备。今以余之所得，大加补充，录为注解于后，以备高中及大学生国文自修之参考。

下文所谓“注解”，如分别言之，有注，有笺，有评，有校。为省事起见，不加分列，混称注解。注者，注文字之意义及典故之出处，虽读者检查辞书，亦可十得八九，但既为初学自修而设，是以不避烦详，多加注释。笺者，笺文中之史实，此文多牵涉宋南渡之际史事，今取《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数书，可引证者，为笺出之。对于文章之作法，间有一二评语，此则余随笔所写，无当大雅，借以发明作者之文心，且与有志于古文者，商榷见解也。《金石录》一书，传世有《雅雨堂丛书》本及其他数种，但余倾所借得者，只有行素草堂本及《四部丛刊续编》之景印吕无党手钞本，故于校之一事，不能尽力。惟景印吕本后附有海盐张元济氏之校勘记稍可参考耳。上面本文即用光绪丁亥之行素草堂本，而以吕本及张氏校勘记中可采者，间附记于注解中，其只是文字异同，无关宏旨者皆从略。

注解

①李清照，生北宋末年，济南人李格非女，诸城人赵明诚妻，以词名世。《宋史·列女传》中无传，于《李格非传》下附见数语云，“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宋史·艺文志》著录其《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今文集已佚，但有词集传世，名《漱玉词》。清照之父李格非，为当时有名之文人，曾受知于苏轼，著有《洛阳名园记》。其经学之著作则有《礼记说》数十万言。格非妻为王拱辰孙女，亦善文。故清照之善词章，实渊源于家学。《宋史》既不为清照立传，其事迹诗文散见于各书者，清人俞正燮（理初）辑成《易安居士事辑》一文（见其《癸巳类稿》），清人王鹏运所刻《漱玉词》（见其四印斋所刻词中，此书原刻已难得，近有上海中国书店影印本），将俞氏所作之事辑附录，欲详知李清照生平者可以参考焉。

②《金石录》三十卷，赵明诚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存，旧有雅雨堂丛书本、三长物斋丛书本、行素草堂本数种，今又有商务印书馆影印之吕无党手钞本（见《四部丛刊续编》）。金者指古代铜器，石指石刻。商周青铜器上所刻文字，少者一二字，多者数百字，为研究古文学及古史学之重要材料。石刻指记功碑、摩崖石刻、墓志之类，其所刻文章，可以引证历代史事，补订正史之缺失。我国金石之学，始盛于北宋，属于史学之一门，发达早于今日西洋之考古学也。前于赵明诚书，有欧阳修之《集古录》，赵氏之作，即继承欧阳公之事业者。后序者，《金石录》一书，已有明诚自序一篇载于卷首，今清照所作，附于卷末，且距明诚之卒，又已数年，故称后序。据南宋人洪迈于庆元三年所作之《容斋四笔》中所述，则当时龙舒郡库刻赵氏《金石录》，此后序不曾刊入，洪氏得见原稿于王顺伯处，读其文而悲之，为撮述大概，录入于《容斋四笔》中，惜洪氏仅撮述大概，倘全录原文，则为今日最佳之古本也。凡作文题记于书末，或称书后，或称跋，性质微有区别，今称后序者，此文详记明诚作书之旨，及金石聚散之始终，比明诚自作之序更详，决非泛泛之题跋，故洪容斋见其手稿，称为后序，而今吕钞本乃以明诚之友河间刘跂政和七年之序作为后序，以此文为跋者非也。

③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右者即“以上”之意。明诚《金石录》中文章，每篇皆用右字开端，如“右古钟”，“右方鼎”之类，盖本是其所藏金石拓本上之题识，其后抄录成书耳，今清照亦效其笔法。“者何”两字学《公羊传》。德父明诚字，亦作德甫，父甫通。赵明诚，《宋史》无传。侯者古时州牧之称，明诚连守两郡，后又为建康守，故以侯称之，适合身份。清照于明诚称侯，于挺之称丞相，皆极费斟酌，避去亲属称谓，改用众人之称呼，是其大方处。

④三代者，夏商周。夏代渺茫，如有金石，皆系伪托，明诚亦少收录，此仍云三代，行文之便耳。季者季世，五代于宋为近，故称五季。

⑤甗音彦、甗类，鬲音律、鼎属，匜音移、沃盥器，尊，樽古字、酒器。敦音对、盛黍稷器，宋金石学者所谓敦，今时学者谓字应作，音晷，与簋通。以上皆商周铜器名称。款识指铭刻之文字，凡此类铜器皆王公诸侯卿大夫所铸，或但铭记爵氏姓名，或更刻长文，所以记祖宗或其自身之功德者，而于祭祀燕享之礼用之，所谓“礼器”者是也，非日用之工具，上句言金，下句言石，显人则事迹见于史书者，晦士者姓名不见于史书，但其墓志出土，其中材料亦有裨于史乘。

⑥此两千卷指拓本而言，以纸贴于器物，用墨拓出其铭文，谓之拓本。凡金石古器原物贵重难得，拓本则流传四方。明诚家所藏固不乏原器，但拓本尤多。以所藏金石拓本，辨别真伪，加以去取，得二千件，每件得称为一卷，其珍贵者必装潢成卷轴也。此二千卷之目录，及明诚所作五百二卷之题跋，录成一书，即为三十卷之《金石录》。“是正讹谬”，吕钞本及《容斋四笔》皆作“伪谬”，今按明诚自序中亦云“是正讹谬”，作“讹谬”者是。“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事之失”两句，揭出明诚著书之宗旨，以示非琐屑古董之玩好也。此意从明诚自序中得来。订史事之失，有功于史学，合圣人之道，则有裨于经学。凡殷周器物，既多半是礼器，可以窥古代之礼教文化，其中亦有认为是文武周公之器者，如《金石录》中所收有“文王尊彝”等是。故云圣人。明诚自序中亦云“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道谓治道，以今语译之，可云“政教文化”。

⑦王播，唐文宗时尚书左仆射，为官贪酷，但无书画事。清人何义门校云：“播当作涯”（见张氏校勘记）。王涯，唐文宗时相，死于甘露之变。《唐书》本传云：“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至是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元载，唐代宗时相，以专横纳贿伏诛。有司籍其家财，胡椒至八百石，见《通鉴》。胡椒尚有八百石，则其余珠玉财货之多可知。和峤字长舆，晋人。《晋书·和峤传》云，“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峤有钱癖”。杜预字元凯，晋人，爱好《春秋左传》，为之作注。《晋书·杜预传》云，“预常称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好书画与好财货有雅俗之分，但如王涯、元载则均取杀身之祸，嗜钱与嗜学问有贤愚之别，而清照乃论之曰，“名虽不同，其惑一也”，是感慨语，非由衷之言。盖明诚夫妇节衣缩食，收罗书画金石，非由强取豪夺也，以官宦之子女，居东京繁华之地，能绝足于声色狗马之场，耽于书史，恬静自爱，则自是贤于人矣，安能谓之惑乎？清照亦方自赏其趣味之高，然而于暮齿流离之际，晚景萧瑟之时，回念昔日之所好，皆已散为云烟，则不容不发此感叹语。苏东坡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金石书画，虽为高洁之品，然而毕竟留意矣，则昔日陶然有足乐者，正是今日悲伤之资料，于是翻然而悔，始觉一切爱好，皆为惑溺，有庄生齐物，佛氏断绝贪痴之念，自是经历辛酸之议论，明诚序中所未言者，是以容斋读而悲之也。

⑧建中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西历一一〇一年。女子出嫁曰归。

⑨清照写此序时，李格非早已前卒，故曰先君。《宋史·李格非传》，“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丞相指赵挺之，明诚之父，《宋史》挺之传“历太常少卿，权吏部侍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使辽。”又云：“徽宗立，为礼部侍郎……拜御史中丞。”今此文云建中辛巳年挺之为吏部侍郎，稍有出入，当是官职屡迁，史文未备举耳。后挺之排击元祐党人，以蔡京援引，遂拜尚书右仆射，既相，与京不合，乞归青州，京罢复相，互为进退，皆见《宋史》本传。今按格非与挺之虽结儿女亲家，格非受知于苏轼，为元祐党人，挺之则为绍述派人物，排击元祐党人者，两人始合终离，清照精神上当极感苦闷。《郡斋读书志》谓格非罢官时，清照上诗挺之，有“何况人间父子情”之句，读者哀之（俞氏《事辑》引）。

⑩据《宋史·选举志》，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百人，上舍生百人艺业俱优者为上舍生。

k 谒告，请假之意，宋人语。

l 綀，音蔬，苎布之属。“遐方绝域”，谓石刻之远在边疆也。

m 宋初有三馆，藏书籍，太宗建崇文院，徙三馆之书以实之，东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馆，又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明诚夫妇之亲戚故友，在馆阁供职者，谓在秘书省为著作郎、校书郎等职。

n 亡诗者，《诗》三百五篇以外谓之佚诗；逸史者如《竹书纪年》、《逸周书》之类。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壁，得《古文尚书》等。晋武帝咸宁五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竹书漆书。两句意谓多见外人所不得见之秘藏书籍之意。鲁壁汲冢等是用典故，乃形容词，非真谓其亲旧所有者乃《古文尚书》之类也。顾千里校，所字衍。

o 崇宁亦徽宗年号。徐熙是南唐名画家，尤以花卉著名。

p 信宿，再宿曰信。此处亦不严格指留两日。

q 按《宋史·徽宗纪》，大观元年三月，赵挺之罢相，未几卒，明诚屏居乡里十年当是年丁父艰始，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未言其故，今为补出之。又按此时明诚结婚已六载，年二十七岁。

r 俞氏《事辑》云，所知者为青莱二州。当有所本。

s 铅椠即书籍之意，椠谓书板之素未书者，铅、粉笔。又校书亦可谓铅椠。

t 两本比阅，定文字之异同，谓之校勘。古时书为卷轴式，故用签题，后已改成册子，犹存题签之名。

u 每晚阅书，以尽一烛之时光为准则。

v 偶字是谦词，不以其记忆力之好自夸，谓为偶然之事也。

w 此段明诚夫妇之韵事，艳称千古，清洪升所作《四婵娟》剧本之第三种《斗茗》，即谱此事。归来堂当在青州故第。甘心老是乡矣，用《飞燕外传》汉成帝语之典。乡谓书乡。

x 造目录之意。

y 关，领也，与关饷、关钱之关同意。

z 重肉谓第二个荤菜，重采谓第二件绸衣。两句谓节衣缩食。

㉗北宋时已有木刻书，清照以精抄之本为正本，庋藏大橱内，而别买刻本之善者，作为副本，备常时阅览，写本贵而刻本贱也。

㉘两家指《周易》家及《左传》家，谓关于《周易》及《左传》之各种注释及解说之书也。者流两字，从《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来。

㉙两句谓精神与书籍往来。写两人高雅之趣味及美满之生活，至此酣饱，下文则乐极悲来矣。

㉚宋钦宗靖康元年，西历一一二六年，时明诚四十六岁。是年冬，金人陷汴京。

㉛今山东淄川县。

㉜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末。即宋钦宗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四月，金人虏二帝北去，五月，康王构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㉝俞氏《事辑》云，“靖康二年春，明诚奔母丧于金陵”，当亦据此文。按本文只言南来，下文固有至建康之句，至于明诚母是否卒于金陵，无考也。赵家故宅在青州，何以明诚母远在建康。以意测之，当时京师既陷，北方骚乱，明诚兄赵思诚先奉母南下，或思诚本官于南方，其母往依之，遂殁于南方耳。史无明文，不尽可考。总之明诚夫妇之南行，一则奔丧，二则避难，观其载书十五车可知也。

㉞监本，谓国子监印行之书，以其易得而弃之。

㉟晋改建业曰建邺，后避愍帝讳改曰建康。北宋时实称江宁府，南宋改建康，参后注。

㊱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宋史》皆系金人陷青州事于下年正月十八日，此云本年十二月陷，清照误记也。是年十二月青州有兵乱，知州曾孝序为乱兵所杀，而金人已分道入寇矣。

㊲《北史·崔鸿传》，“五都萧条，鞠为煨烬”。

㊳建炎二年戊申，明诚复官，知江宁府。此时仍称江宁府，至建炎三年五月，高宗至江宁，御笔改江宁为建康，见《系年要录》卷二十三。清照追记往事，用新改之名也。明诚知建康府在戊申秋九月，《系年要录》失载。但《要录》于此月记帝谓宰相，使求贤才，并召复旧官事，则明诚即因之而起复之一人也。又按明诚此时官衔为秘阁修撰。其时帝驻跸扬州。

㊴建炎三年乙酉。是年正月金兵入淮泗，帝离扬州奔镇江，扬州被焚劫，又幸杭州，镇江被无赖及军人抄掠。三月，苗傅、刘正彦作乱，逼帝禅位于太子。四月，帝复位。明诚知建康，前后共半年，强寇外侵，群贼内乱，大江南北，骚动不宁。而清照尚有闲情逸致。《清波杂志》（宋周辉撰）卷八，“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清照此文言明诚以建炎三年春三月罢建康守，而不言其因。下文言夏五月，始被旨知湖州。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二十记是年二月初五日甲寅事云：“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府事朝散郎毋邱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其后绛、允恭皆抵罪。”李氏注云，此据孙觌撰李谟墓志，及江东司运所奏参修。据此，则明诚实畏事先遁。但《要录》记二月即有湖州之命，而据易安则五月始被旨知湖州，两处不同，未知孰是，俞理初漏失未考。

㊵故孰，溪名，故曰入。

㊶今贵州县。

㊷即陛见之意，此时帝在建康。

㊸岸巾犹岸帻，《晋书·谢奕传》，“岸帻啸咏”，帻以覆额，露额曰岸帻。

㊹谓心绪不佳。

㊺宗器，指古代天子诸侯宗庙礼乐之器，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杜注。此处皆指拓本而言，非器物本身也。

㊻数句描绘如神，颇见明诚性格。

㊼帝行宫所在，称行在，此指建康。

㊽诗淹切或底念切。有热无寒之疟。又与疟同意。韩愈诗“宿酲未解旧嗤作”，旧嗤，俗言老疟。

㊾魏武帝殁时，遗令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组履卖也”。此句写明诚慷慨而卒，无琐屑遗嘱，不作儿女子牵恋态。惟用魏武此典，殊嫌不伦，易安习于四六词藻，未脱习气耳。明诚卒时，年四十九。清照祭以文，中有“白日正中，叹庞公之机敏；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之句。（俞氏《事辑》引《四六谈麈》）

㊿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闰八月（十六日）壬辰“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王继先，尝以黄金三百两，从秘阁修撰赵明诚家市古器，兵部尚书谢克家言，恐疏闻之，有累盛德，欲望寝罢。上批令三省取问继先因依。继先为人奸黠，喜谄佞，以医得幸”。云云。此条俞理初未采录入《事辑》中。今按以时日考之，距明诚之卒，不及一月，当是易安售去一部分之古器以葬德甫也。但所谓宗器未售去，观下文仍有三代鼎鼐可知。

帝以金人又进犯山东，欲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七月壬寅，诏迎奉皇太后率六宫往洪州，杨维忠将兵万人，百司非预军旅之事者悉从。见《宋史·高宗纪》及《系年要录》卷二十五。皇太后者，隆祐太后也，即哲宗孟皇后，靖康之乱，以其久废而免，独得脱险，诏立康王即帝位者也。

洪州今南昌，从卫即扈从皇太后者。按《系年要录》卷二十九，十一月壬子，隆祐太后退保虔州条下，有中书舍人李公彦，徽猷阁待制权兵部侍郎李擢皆遁云云，此李擢疑即明诚妹婿也。

金人陷洪州乃是年十一月事，清照误记。

《盐铁论》十卷，汉桓宽著。

《文选·鲁灵光殿赋》“而灵光岿然独存”，本谓建筑之高峻，故曰岿然，今则此句已成一典故，凡劫余之物，不随众灭者，皆可曰岿然独存，岿俗或作巍，非是。

迒，行素草堂原本作抗，吕钞本，俞氏《事辑》，皆作迒，今据改。李迒《宋史》不见，敕局删定官，司删定敕命，属尚书省。

剡县今嵊县，睦州今建德县，黄岩今黄岩。顾，吕本作雇。章安，镇名，今临海县东南。此数句疑有误倒处，按之地理不顺。以余之见，应改为“出睦之剡，到台，台守已遁，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于地理方合。按《宋史》，高宗于闰八月离建康（即明诚卒后之一月），九月次平江府（今苏州），十月至临安（今杭州），渡浙江至越州（今绍兴），十一月离越州，十二月至明州（今鄞县）。时金人陷临安，帝定议航海，离明州，次昌国县，金人又犯越州，建炎四年正月，至章安镇，金人犯明州。易安则既葬德甫于建康后，欲向西行至洪州未果，必在池阳家中，稍作料理，折而东南行至睦州（建德），因张飞卿玉壶事，欲将古器赴越州行朝投进（见后文），而上已移幸四明，时建炎三年十二月也。遂南至嵊县，再至台州，至黄岩，至章安镇，时建炎三年十二月也。至于任删定官之李迒，当时在扈从百官中，抑在台州，则疑不能明也。

建炎四年正月，金人陷明州，帝离章安镇有海道至温州，二月，金人自临安退兵，三月退至镇江府，帝离温州，四月，返驻越州。高宗之航海，至此告一段落。航海之际，百官多从，且眷属亦从行，皆在所造之御舟中，清照依其弟李迒，以故相之媳，秘阁修撰之妻，亦在船中，看此热闹也。

《系年要录》卷三十九，十一月壬子，“诏放散行在百司，除侍从外台谏官外，（中略）余令从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清照以为十二月者，当是同李迒离越州之月也。

绍兴元年三月，百司春暖复返行在也。时清照仍依李迒。

绍兴二年正月，帝返临安。

石之似玉者。

谓其送与金人也。上赠下曰颁，维持中朝之体面，谓输与夷狄之物曰颁。明诚病时，正值秋令，外寇将发动，防秋甚严，明诚家有玉壶携出，遂不加细察，诬以私通金人，其意或在夺取其古物。其实玉壶本是张飞卿携来，且非真玉。

谓有人密告于朝廷。

外廷，即朝廷，别于内廷或宫廷而言。

时建炎三年十二月，见前。此段是补叙。

李将军未详。

《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朝请郎主管江州太平观吴说为福建路转运判官”。按吴说字传朋，当时名书家。

叙述至此，回应第一段“其惑一也”之感叹语。

莱州，今山东掖县，明诚尝为此郡守，见前。

《左传》蹇叔哭师“尔墓之木拱矣”，谓墓木长成，可以两手围之。

萧绎，梁元帝，即为于江陵。承圣三年，魏兵攻陷江陵，帝聚图书十四万卷，尽烧之。见《南史》。庾信《哀江南赋》所谓“玉轴扬灰”者是也。

杨广，隋炀帝，以大业十二年幸江都，后为宇文化及所弑。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云，“隋帝于东京观之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法书。西曰宝迹台，收自古名画。炀帝东幸扬州，尽将随驾，中道船覆，大半沦弃。炀帝崩，并归宇文化及，及化及至聊城，为窦建德所取”。

著，直药切也，附也。人性之所著意谓精神之所依附。

杜诗“陆机二十作文赋”，少二年谓十八岁。《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伯玉名瑗，蘧瑗年五十则知四十九年之非。此言过两岁，是五十二岁。或指五十一岁，亦未可知，详后案。

《孔子家语》：“楚恭王出游，亡乌号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已之。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此处用此典故，自然适合。

《尔雅》，太岁在壬曰玄黓，此谓绍兴二年壬子，西历一一三二年。《尔雅》八月为壮月。参照后案。

易安室是清照书斋名，清照自号易安居士。行素草堂本室下有李清照三字，吕本及俞氏《事辑》引皆无，显系刻者所添，今删。

后案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金石录》三十卷，赵明诚撰。绍兴中，其妻李清照表上于朝。张端义《贵耳集》，谓清照亦笔削其间，理或然也。”此言绍兴中，不知何年，当在作后序以后，但据洪迈所述，则龙舒首刻《金石录》，未附后序，氏但见稿本。按清照之序，直至开禧元年赵师厚再刻《金石录》，始行刻入，距易安作文时已七十年矣。（行素草堂本有赵师厚跋。）此文之重要，不但在可见易安之文采，且可藉以明其生平踪迹，今易安文集不传世，故更可宝贵。南宋人传易安有改嫁张汝舟事，清人卢见曾刻《金石录》于《雅雨堂丛书》中，特为作序，以辩清照改嫁之诬，援引此文之史实，谓明诚卒时，清照年已四十六，为此文时，年已五十二，以如是之年，安有再嫁之事。俞正燮作清照《事辑》，辩论更明，谓《云麓漫抄》所载清照《谢綦崈礼启》，乃谢其斡旋张飞卿玉壶案也，后人窜改其文章，作为谢其处置离婚之语气，文既不类，作伪之迹显然，牵连君父，诬衅庙堂，实小人之尤者。盖清照喜评摘文人，受讥者以此为报复之具。陆心源、李慈铭继起，各有辩证，易安千古之冤，赖以昭雪。读者可参照四印斋所刻《漱玉词》后附录之诸人题跋，今不详述。但最大之关键即为此文之真伪问题。按此文之记述及语气，决出易安真笔，毫无问题。余为笺出当时之史事及人物，皆历历可考，仅有一二处与史事出入者，如青州洪州之失陷，皆相差一月，此则兵乱之际，道路有误传，且易安追记于数年之后，亦有不能确忆者也。惟文中有一最大之问题，可以讨论者，即易安出嫁之年龄与其作序时之岁月是。据此文之题识为绍兴二年壬子八月朔甲寅日，今案《系年要录》是八月朔戊子，甲寅乃是二十七日。李慈铭为之说曰：“题甲寅朔，盖笔误，或是戊子朔甲寅，脱戊子二字，古人题月日，多用此例。”作文题日，决无笔误之理，至于本为“戊子朔甲寅”，则似可通，古人诚有此例，盖题朔日之干支，再题当日之干支，以见其为是月之第几日耳。李说虽辩，但根本问题，以此序为作于绍兴二年，必不可通也。此序如作于绍兴二年，易安时年五十二，于是上推至建炎三年德甫卒时，易安年四十九。上推至建中靖国辛巳年，易安年二十一，是与德甫同庚也。然而观此文语气，一若建中辛巳年，侯年二十一，而己之年非二十一者，一不合也。“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一语，非指出嫁之年龄，实难有别种适宜之解释，是易安出嫁时非为二十一岁而是十八岁。二不合也。本文云，“壬子，又赴杭”，一若此序尚作在壬子以后者，三不合也。根据以上之理由，余意定此序作于绍兴二年者非也。卢见曾不曾说此序不作于绍兴二年，而谓明诚卒时，易安年四十六，其计算方面，所不可晓。若建炎三年，易安年四十六，则年五十二时为绍兴五年矣，俞正燮谓绍兴二年，易安作《金石录后序》，时年五十有一矣，按“过蘧瑗知非之两岁”，通常应作五十二解，俞氏解作五十有一，不知何故。俞氏信易安出嫁时年十八，因此上推至元符二年，为易安出嫁之年，不知《金石录后序》明云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不知俞氏何以前后失检如此。（余顷无《癸巳类稿》，皆据四印斋《漱玉词》附录。）故若从俞氏，则非出嫁之年不合，若从卢氏，则后序应作于绍兴五年，余谓两说皆非。洪迈《容斋四笔》卷五撮述《金石录后序》之大概，末云“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据此，则洪氏所见之原稿，实题绍兴四年，不知何时误为二年耳。考易安《打马图经序》，知其于绍兴四年十月离临安至金华（俞氏《事辑》引），今《金石录后序》之自述，至赴杭为止，不提卜居金华事。当出于卜居金华以前，定为绍兴四年八月，最为合适。［此层理由，余采自近人王璠君所作《〈金石录后序〉作年考》（见安徽图书馆所出之《学风》）。］此时易安年五十二，合于文中蘧瑗之句，则当生于元丰六年，即一〇八三年，至建中辛巳年实为十九岁，较德甫之年小两岁。若易安此时年五十一，则当生于元丰七年，即一〇八四年，至建中辛巳为十八岁，合于文中陆机之句，较德甫之年小三岁。两说皆可通，不知孰是。而自建中辛巳年至绍兴四年，前后适为三十四年也。若求与文中陆机蘧瑗两句皆合，则非作于绍兴五年不可，但今本既题二年，洪氏所见又题四年，无作五年者，文中又不叙到金华情事，似更难持。且所谓三十四年之间，应作前后三十四年算，不能算作三十四足年也。然则既为绍兴四年，何以今本误作绍兴二年玄黓岁乎。考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五年八月壬寅朔，皆非甲寅。余之臆说，以为文中之甲寅本非记日，乃记岁者，而绍兴四年适岁次甲寅也。故洪氏所见原稿或为“绍兴四年甲寅岁壮月朔易安室题”，后传钞者既误四年为二年，又置甲寅于下，于是成为“绍兴二年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后人见年岁二字中似有缺落，按其年为壬，乃增玄黓两字，遂成今本。此固全为臆说，姑识于此，以就正云。至于易安卒年，今亦不能考定，据俞氏《事辑》引谢伋《四六谈麈序》谓易安至绍兴十一年尚存也。

《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沈从文

在写作上想到下笔的便利，是以“我”为主，就官能感觉和印象温习来写随笔。或向内写心，或向外写物，或内外兼写，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方法上富于变化，包含多，体裁上更不拘文格文式，可以取例作参考的，现代作家中，徐志摩作品似乎最相宜。

譬如写风景，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说到康桥天然的景色，说到康河，实在妩媚美丽得很。他要你凝神地看，要你听，要你感觉到这特殊风光：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河水。……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的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骞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

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桔荫护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软。

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

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多美！尤其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捻起一根竟像没分量的长竿，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这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

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飘浮，鱼群的唼喋声在你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迎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迹处去享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意与春光！

……

静极了，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枝的榆荫，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尽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三两个馒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轻波，默沉沉地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地上腾，渐渐地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地翳入了天听。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轻纱似的金粉糁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摘引自《巴黎的鳞爪》）

对自然的感印下笔还容易，文字清而新，能凝眸动静光色，写下来即令人得到一种柔美印象。难的是对都市光景的捕捉，用极经济篇章，写一个繁华动荡、建筑物高耸、人群交流的都市。文字也俨然具建筑性，具流动性。如写巴黎：

咳，巴黎！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尝过巴黎的，老实说，连地狱都不想去了。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熏酥了的——有时许太热一些。那也不碍事，只要你受得住。赞美是多余的，正如赞美天堂是多余的；咒诅也是多余的，正如咒诅地狱是多余的。巴黎，软绵绵的巴黎，只在你临别的时候轻轻地嘱咐一声：“别忘了，再来！”其实连这都是多余的。谁不想再去？谁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它搂着你，可不缚住你：是一条温存的臂膀，不是根绳子。它不是不让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远在你的记忆里晃着。多轻盈的步履，罗袜的丝光随时可以沾上你记忆的颜色。

但巴黎却不是单调的喜剧。塞因河的柔波里掩映着罗浮宫的倩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后的呼吸。流着，温驯的水波；流着，缠绵的恩怨。咖啡馆：和着交颈的软语，开怀的笑响，有踞坐在屋隅里蓬头少年计较自毁的哀思。跳舞场：和着翻飞的乐调，迷醇的酒香，有独自支颐的少妇思量着往迹的怆心。浮动在上一层的许是光明，是欢畅，是快乐，是甜蜜，是和谐；但沉淀在底里阳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经验的本质：说重一点是悲哀，说轻一点是惆怅。谁不愿意永远在轻快的流波里漾着，可得留神你往深处去时的发见！

……

放宽一点说，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别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顺，它那里面多的是潜流，多的是旋涡，——轮着的时候，谁躲得了给卷了进去？那就是你发愁的时候，是你登仙的时候，是你辨着酸的时候，是你尝着甜的时候。

巴黎也不一定比别的地方怎样不同，不同就在那边生活流波里的潜流更猛，漩涡更急，因此你叫给卷进去的机会也就更多。

（摘自《巴黎的鳞爪·引言》）

同样是写“物”，前面从实处写所见，后面从虚处写所感。在他的诗中也可以找出相近的例。从实处写，如《石虎胡同七号》；从虚处写，如《云游》。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暝；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风雨时，雨槌下捣烂鲜红无数；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园只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石虎胡同七号》）

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云游》）

一切优秀作品的制作，离不了手与心。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培养手与心那个“境”，一个比较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单独把自己从课堂或寝室、朋友或同学拉开，静静地与自然对面，即可慢慢得到。关于这问题，下面的自白便很有意思。作者的散文，以富于热情见长，风格独具。可是这热情的培养与表现，却从一个“单独”的“境”中得来的：

“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

……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作品给我们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台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他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代表他作品最高的成就。写景，写人，写事，写心，无一不见出作者对于现世光色的敏感，与对于文字性能的敏感。

我与《论语》

罗庸

在去年八月里，王维诚先生和我相约，要我和儒学会的各位谈一次话，但因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转眼四五个月，始终没有实行。

上星期，王先生又提起这事。我问知儒学会不过有五六位会员，便约定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我家里谈一谈；但恰好前两周正为几位担任一年级国文的朋友述说我为本校一年级国文一书选定《论语》十章的经过，假定他们几位也高兴参加，我家里便坐不下。因此和王先生商量，不如找一个教室，公开谈一谈，也许有些别位同学高兴来听。这便是今晚讲演的由来。

我根本不懂哲学。儒学呢，至今也还没有懂。本不配来说话。但儒书毕竟读过一些，因此定了这个题目，想把自己读《论语》的经过，向各位报告一下，或者比较切实些。

我同《论语》见面很晚，因为先父深恶无实之学，一心期望我做一个好的中医。所以我发蒙读的书是《王叔和脉诀》，而不是三、百、千和《大学》、《中庸》。直到九岁上才读到《论语》，又因幼时多病，直到十二岁才算把《论语》读完。又读了《孟子》和半部《诗经》，便离开家塾，进了学校。这时对《论语》的印象，是只觉得和平简易，不如《孟子》的大气包举，剑拔弩张，此外就没有什么了。

十四岁进了中学，在同班中比较算年纪小的，但功课并不比年长的同学坏。在小学时考试争第一的恶习，这时候又移到中学里来了。却不料有一位姓叶的同学，年纪比我还小一岁，但是聪明绝顶。作的很好的柳文，写一手极漂亮的成亲王小楷，说一口好英文。两个人都自以为稳拿第一，便闹成各不相下。论天资我比他差得远，但我的图画手工成绩比他强，平均下来，第一还是落在我头上。因此两个极要好的朋友，却终日因互嫉而吵嘴，闹得地覆天翻。

同班中还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名讷，字畏愆，人如其名，是一位极笃实长厚的青年，我们大家都以兄事之；对于我们这种褊嫉浮嚣，常加规正。但有时闹得太厉害了，他便默不作声。

这一年大概是民国四年吧，我十六岁。夏天将要放暑假的时候，我同叶又闹起来了，这一回闹得很凶。下午放学的时候，王畏愆过来和我说：“我送你一段路吧。”我点点头，便同他一齐走出校门。

我的中学母校在北平东城史家胡同。学生一律走读。我家住东四牌楼北，王畏愆则住崇文门外。每天照例是在史家胡同西口分手，各自回家的。这一天他陪我向北走，我沿途还是絮叨着叶的问题：某一句话分明嘲弄我，某一个动作分明是揶揄我，说个不休，而他则始终不作声。

走到东四牌楼，他站住了，说：“我不能送了。”那面容非常严肃。接下的一句却是：“你念过《论语》没有？”我答道：“我念过的呀。”他更严肃了，严声说道：“记着，不逆诈，不亿不信。回去吧。”说完，转身向南，岸然道貌地走了。

我像触了电，半天动不得身，也不知是感激，还是忏悔。最后一溜烟跑回家，马上把《论语》这一章翻开，正襟危坐地对着书直到更深。

从这一次开始懂得了读书要引归自己，在我为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纪念，终身不敢忘的。只可惜这两位好友，在二三十岁左右，却不幸先后夭亡了。

此后《论语》便成了我的老师，生活上有了问题，便在《论语》中求解答，得益之多，不可言喻。假如能守而勿失，是不会像后来那样荒唐失据的；不料习气深厚，本根浅弱，十七岁后，又复走入了歧途。

十七岁的夏天，忽然发心要读《庄子》。便找了一部郭注，连注点读。但无论如何不能懂，一个暑假中，从头到尾点了七遍，结果还是不懂，只好放下。同时又爱上了陶诗，长夏无事，在我那一间槐阴深覆的小书屋里，念着“孟夏草木长，绕尾树扶疏”，觉得在我读过的书中，除《论语》外，最亲切有味的，要算陶诗了。

十八岁进了北大文科国文门，真有点目迷五色。这时国文门完全是余杭章氏学风，《国粹学报》差不多是同学们课外必读的读物。我自己呢，在图书馆的贵重书库中，又爱上了广仓学窘出版的王静安先生的著作。在外面，《新青年》和《新潮》两本杂志，又正在风行一时。我对于哪一方面都喜欢，同时对于哪一方面也不满意，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内心苦闷万分，直没有个解决处。就是这样过了三四年，当中算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碰着了我的问题，但我对梁先生所讲，并不能完全了解。这三四年中，尽读周秦诸子，结果除了增加些浮泛见解以外，了无所得。

二十一岁这一年，苦闷到几乎要自杀，却遇见了一位学佛的朋友，劝我念佛修净土。我欣然接受，从此茹蔬持名，一下去便是九年。

从此热心于居士生活，寺庙讲筵，几无空过。先后听的看的经典，却也不少。实际上，恐怕只是记了许多名相；但有一天无意中翻《庄子》，却似乎比从前明了了许多。

这一似乎明了可就坏了。靠了自己一点浮明，便在我教书的学校中，大讲其《庄子》。话越说得圆，越自鸣得意，而狂妄亦愈甚。粗疏廓落，唐大虚骄，真可算诸恶毕备。二十七岁这一年，又参加韩德清居士所办的三时学会，听讲瑜伽，解深密，学得了许多分析名相的知见。虚骄之外，反转又加了吝私。

我一直未出国门，二十八岁这一年，忽然有机会代表一个学会出席东京帝国大学，也顺带参观了几处日本寺院。旧习难除，在京都和名古屋，搜集了不少日本人做的关于因明的书，预备回来和别人夸多斗胜。但这一次旅行，亲见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处心积虑，和中国人自己的糊里糊涂，两相比照之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已不大敢再游心于浮妄的空谈了。

这一年正是民国十六年，大多数朋友都已南下。我也在十七年的春上，从北平到了南京。

到南京第一件事是到支那内学院参拜欧阳竞无先生和吕秋逸先生。这时我心中已另有了许多新问题，欧阳先生短短的谈话，我并不能十分领略。十七年的秋末，我便由上海到了广州。

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三年中，对于我十年来的生活态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时梁漱溟先生正在广州主办省立第一中学，梁门诸子都是笃行不务外一流，尤其是亡友王平叔先生维彻，益我最大。他的言论恰好针对了我的病痛。闻过的机会愈多，反省的心也愈真切，往日不自觉知的毛病，这时才又慢慢地发见出来。

尤其是数年来从北到东，从东到南，见闻所及，学得了很多的事情，于实际问题，颇有所见。但积年锢习，必待碰了大钉子才肯回头。

中山大学国文系有一门课程叫诸子文，我到中大这一年，便开始由我担任。第一学期当然讲《庄子》，靠了从前的一套狂妄，居然引了许多学生来听。第二学期讲《老子》，依然说得天花乱坠。第三学期讲《荀子》，已经觉得有些吃力。第四学期居然大胆讲《论语》，这一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绝大的教训。

话又说回到几年以前，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我因为看了阮元《揅经室集》里的《〈论语〉论仁论》，黄以周的《经训比义》，陈澧的《汉儒通义》，刘申叔先生的《理学字义通释》，有所启发，便把《论语》中关于论学、论礼的话类抄起来，拿来解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自谓训诂颇有义据。其实对于这一章全未了解，结果害得梁漱溟先生从北平西郊大有庄跑进城来，亲自登门下问，以为我真懂这一章，直闹得我手足无措。现在既要教这书，便把这一套老家当搬出来，编了一种讲义叫《论语本证》，意在以本书证本书，不至于跑野马。孰知刚刚上了一点钟，便自觉有些说话实在多余。以后每上一点钟，便自觉话越多越讨厌。一再减损的结果，只好光念本文。学生听了兴味索然，便相率退席。讲到末了，师弟交困，勉强收场。

这一回使我深切感到儒学要在力行亲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凡在别的子家可以应用的知见言说，到《论语》全用不上。真是一钉一板，毫无走作，全身毕现，直下承当，才许你入得几分。二十岁前后养成的浮华积习，辗转十年，才算又得到一番忏悔。

民国二十年夏回到杭州住了一年，适其时熊十力先生住在湖上，正在写《新唯识论》。马一浮先生则本来住在杭州。暇日常到两位先生处去请益，这一年受益最大。这一年才把宋明理学书，和清代大儒的书，捡重要的精粗读过一遍。而朱子、曾文正两家感我最深。因为我一向的毛病，是最不细密，最不着实的呀！

二十一年秋回到北大，改任文学史和诗词方面的课，这对于我是最好的寡过之道，因为教文学史和诗总不会怎样惑世诬民。十年以来，和朋友们也不大谈这一方面的话；除了二十七年秋在蒙自讲过一次《孟子》以外，很不愿把此学作为一场话说，一方面自己也实无把握。前年，大一国文委员会选定教材，大家推我选《论语》，这才又把从前的《论语本证》稍加删汰，便是现在大一国文选里的《论语》十章。直到前两周为担任大一国文的各位说《论语》，才有今天这一次讲演。屈指三十四个年头，为了自己习气深厚，根器浅劣，不肯着实向学，因循自误，走了许多冤枉路。到如今愆尤丛集，寡过未能，一部《论语》对于我竟无真实受用，真是惭愧万分。

到了今天，对于《论语》一书，实在还没有懂；也就是对于儒学没有懂。不过感想所及，有几点是值得提出来说的：

儒学是求仁得仁之学。要在力行，才有入处。大家如能在躬行日用上改过迁善，反己立诚，以体验所得，反求之《论语》，那便终身受用不尽。否则入乎耳出乎口，仅作一场话说，纵令不是仰天而谈，也于自身全无交涉。

圣人之言，决无偏小，一言一字，当下皆圆。即如“学而时习之”一句，便是彻上彻下，无欠无缺。了得此句，便是一圆一切圆，更无短少。切不可私心摆布，谈什么哲学体系，构画博量，自塞通途。

圣人之心，与天地参，周流六虚，旁行无碍，识得此意，全局皆活，更无一物死于句下。一切进退因革，质文损益，如指诸掌，百世可知。意必固我之私，须知皆是障道之具。

学者要紧先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和“颜渊喟然叹曰”一章，互相参照，反复玩味。且莫高谈性兴天道，先认得孔子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和叹息颜渊的话“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两章，便知好学二字，即已超凡入圣。才说下学，便是上达，更不须别寻门路。方知《论语》之记者，首着“学而时习之”一句，具有深意。大家且先办取一个真切志学的心，以后工夫，自不难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切不可好高骛远，舍己耘人，耽误了切己工夫。这是我一点很恳切的意思。

今晚随想随谈，有许多词不达意，疏谬之处，希望各位指教。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在西南联合大学儒学会讲

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

罗常培

文化的演变，都是慢慢儿地、一点儿一点儿在那儿变，绝不会抽冷子一下儿从旧的变成新的。可是，改变的泉源既然涌出来以后，不管它潜伏多少年，总有一天会成了很大的潮流，一泻千里地一个劲儿冲下来，越碰见大石头挡着它，越可以激荡成很美丽的浪花；要是有意地去堵塞它，就会叫它蓄积成更大的力量，有一天冲破堤防奔放出来，越发的没法儿收拾！

拿中国文学的改革来说吧，从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那时候算起，到现在不过二十几年。可是，要推溯它的泉源，那么，汉魏南北朝的乐府、唐宋的语录、元明的戏曲小说，不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吗？明末公安三袁所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不就是胡适之“八不主义”的先声吗？梁启超的文章“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不就是解放问题的前驱吗？在当时，因为被传统的旧文学掩蔽着，所以不大有人注意它。认真说起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胡适《逼上梁山》）现在没工夫一一举例来证实它，只能把近二十几年来新旧文学的消长情形略微谈一谈。

自从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之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文学革命就开始发动了。他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八条主张：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滥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就是后来文坛上盛传的“八不主义”。当时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一班人都起来响应他。陈独秀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他的结论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于是文学革命的旗子正式扯起来了。后来经过许多讨论争辩，慢慢儿地从消极的破坏走上了积极的建设。到一九一八年四月胡先生又发表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的宗旨。简单来说，他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个理论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头。

这一个时期，《新青年》社所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可算是发展到顶点了。不过，《新青年》是提倡一切革新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的势力越发突飞猛进地发展着。有人估计，这一年里头至少出了四百多种白话报。那年的冬天，文学研究会就在北平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也在这时候改由沈雁冰编辑，完全把内容刷新，成了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关杂志。到了这时候，新文学运动才和一般革新运动分离开，自有它更精深的进展和活跃。

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可以拿《小说月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做代表。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榜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拿文学做游戏的鸳鸯蝴蝶派文人，他们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地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

和文学研究会立于反对地位的是创造社。创造社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刊行《创造季刊》，后来又刊行《创造周报》，并且在上海《中华日报》附刊《创造日》。他们所树立的是浪漫主义的旗帜，他们的批评主张纯然抱着唯美派的见解；他们“要追求文学的健全，要实现文学的美”；他们想拿文学当做“精神生活的粮食”，叫人们“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新青年》从第九卷以后，已转变成一个急进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了。初期参加白话文运动的战士们也都转向的转向，沉默的沉默了。只有鲁迅所领导的《语丝》、《莽原》两个小刊物还照常地斗争着；由他组织的未名社，也培植出一批新进的分子。

以上，我为说话时的便利，把一九一七年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一贯地叙述下来。可是，它实际进展的情形，并不像这样顺利。自从文学革命的呼声喊出来以后，截至现在为止，前后经过三次很激烈的抗争：

（一）安福系的卫道 《新青年》上所发表的许多关于革新运动的理论，在一班卫道的老先生们看起来，禁不住要大惊失色的。林琴南（纾）便是这班人里的一个代表。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间给蔡孑民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对于新派攻击得很厉害。现在只摘录他反对白话文的一段如下：

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后来他被蔡先生复信驳得没话可讲，又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在《荆生》那一篇里拿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影射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个人；在《妖梦》那一篇里拿元绪、田恒、秦二世影射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个人。内容等于村妇骂街，值不得识者一笑！他理想中的荆生，便是他倚为“府主”的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他的言论应该是有背景的。

（二）学衡派的崇文 胡适之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发动文学革命的理论，就和他的几个同学打了一场很热闹的笔墨官司。这一部分人回国以后，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发刊一种《学衡》杂志，仍旧反对白话文。它的《弁言》第三条是“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末尾又说：“庄生有言：‘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同人不敏，求知不敢懈。第祝斯志之出，不聋盲吾国人，则幸矣。”现在且引其中的一段话，以见他们反对新文学的态度：

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的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乎？（《评提倡新文化者》）

这种评论，固然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旧文学癖好很深，可是它绝对挡不住文学革命的奔流的！

（三）甲寅派的挣扎 安福系和学衡派的辩争，不单阻遏不住文学革命的奔流，因为互相激荡的结果，反倒使新文学更加活跃了。可是到了一九二五年，《甲寅》杂志又有一度的回光返照。它的主笔章士钊说：

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全。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士钊所为风雨彷徨，求通其志，亘数年而不得一当者也！（《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

又说：

……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大抵俱有理致条段。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存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评析文化运动》）

自从他发表这种言论之后，唐钺、高一涵、郁达夫、吴稚晖、鲁迅等都有驳斥他的文章。不久，这种反动的余烬便随着安福系的政治势力烟消火灭了。

这三次抗争，只不过给新文学革命的潮流激起了几堆浪花，对于那奔腾澎湃、沛然莫御的巨流是遏止不住的。从此以后，新文学运动已然到了建设时期、创作时期。在新派本身，虽然还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分歧，大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论争，可是，新旧两派关于文言白话的工具问题，已然没有人再提起了。

我今天为什么旧事重提，来讲这一段往事呢？因为从文学史上看，新旧两派总是互相消长的。新的稍微消沉一点儿，旧的就会在那儿暗中蠕动，它会借着政治势力，利用人类惰性，让人们不知不觉地走向复古的路！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旧文学，并不是不去研究它，只是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它；并不是不该欣赏它，只是不要故意地摹拟它。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何尝忽略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品？何尝把古书束之高阁？许多有名学者的著作，何尝不超越前人？

我敢说，自从文学革命发动以来，在文字工具上固然改良了，可是对于古书了解的精切，对于文学欣赏的深入，这些“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的人们，比起那些“日寝馈于古人之言”的“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来，实在“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我们不再鼓励后进去摹拟“沉思翰藻”，或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罢了。至于一般大学生对于国文了解的程度和发表的能力，照理说，如果中等教育办得好，应该都在水平线以上的。这时候在选材一方面，除去让他们对于中国文学更进一步的欣赏和了解以外，对于近二十年来的现代文学作品也不可以一笔抹煞，定出“生存不录”的限制。有人说，既然做了大学生，还看不懂白话文吗？如果他喜欢新文艺，自己尽可以在课外去浏览，何必占授课的时间？况且这二十年来新文艺产量虽多，实质一方面确实瑕瑜互见，未必都是成熟的作品，作者既然大部分都活着，那么选择去取之间，岂不是很费踌躇？

其实，照我看起来，白话文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懂。就因为它是新兴的问题，所以对于它的设计、结构、文字的运用、人物的刻画等等，越发得详详细细地分析、解释。你必得讲过一回新文艺，你才知道它不容易讲；你必得做过一篇新文艺，你才知道它不容易做！又因为它瑕瑜互见，不完全是成熟的作品，所以在选择去取之间，格外得慎重，才不至于叫后进漫无准则。我们西南联合大学所用的大一国文读本经过3次改编，最后一本包含15篇文言文、11篇语体文、44首诗、1篇附录。这不过是一种试验，当然有许多自觉或不自觉的缺陷。可是，当初选录的时候，很小心地挑选这十几篇语体文，无非想培养一点新文学运动里秀出的嫩芽，让它慢慢儿地欣欣向荣，不至于因为缺乏灌溉就蔫萎下去。没想到最近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读本编订委员会只选了50篇文言文、4首诗，其中固然经史子集色色俱备，可是把语体文删得连影儿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正是新旧文学消长的枢机！

去年秋天，有一位大学校长写信给我，他认为国语文学的运动和建国大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想请一位有名的作家去领导那个学校里爱好文艺的学生。他在一个陈腐的圈子里都不顾一切地注意到这一点，难道教育当局倒要反其道而行？难道曾经想“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的小将和曾经参加过新文学运动的作家反倒妥协了？我从“责备贤者”的观点看，对于我的朋友们不能不稍有遗憾！至于那些有意走向复古的路的人们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

改变的泉源既然涌出来以后，不管它潜伏多少年，总有一天会成了很大的潮流，一泻千里地一个劲儿冲下来，越碰见大石头挡着它，越可以激荡成很美丽的浪花；要是有意地去堵塞它，就会叫它蓄积成更大的力量，有一天冲破堤防奔放出来，越发的没法儿收拾！

鉴往察来，我很自信地还拿我的起语当做结语。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在昆明广播电台讲演

晚翠园曲会

汪曾祺

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所花园，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晚翠”是从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来的。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是胡小石写的，很苍劲。胡小石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云大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把他请到昆明来，在云大住了一些时。胡小石在云大、昆明写了不少字。当时正值昆明开展捕鼠运动，胡小石请有关当局给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须笔，准备带到重庆去，自用、送人。鼠须笔我从书上看到过，不想有人真用鼠须为笔。这三个字不知是不是鼠须笔所书。晚翠园除枇杷外，其他花木少，很幽静。云大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活动（拍曲子、开曲会）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摆两张乒乓球桌，二三十张椅子，曲友毕集，就拍起曲子来。

曲社的策划人实为陶光（字重华），有两个云大中文系同学为其助手，管石印曲谱，借教室，打开水等杂务。陶光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大一国文”各系大一学生必修。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她的词，她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原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也许是《压迫》）。林徽音的小说进入大学国文课本，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纪了，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也可称之为“左霸”，现在不是什么最好的东西都称为“霸”么）所反对，所不容。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知道什么是“意识流”，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课是陶重华先生教的。他当时大概是教员。

陶光（我们背后都称之为陶光，没有人叫他陶重华），面白皙，风神朗朗。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同时穿两件长衫。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夹袍，外面是一件罩衫，银灰色。都是细毛料的。于此可见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据——当时教员、助教大都穿布长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旧。他走进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发给学生，摘其佳处，很“投入”地（那时还没有这个词）评讲起来。

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华大学时曾受红豆馆主（溥侗）亲授。他嗓子好，宽、圆、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苍苍莽莽，淋漓尽致。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陶光在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

有一个女同学交了一篇作文，写的是下雨天，一个人在弹三弦。有几句，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原文是怎样的，经陶先生润改后成了这样：

“那湿冷的声音，湿冷了我的心。”这两句未见得怎么好，只是“湿冷了”以形容词作动词用，在当时是颇为新鲜的。我一直不忘这件事。我认为这其实是陶光的感觉，并且由此觉得他有点感伤主义。

说陶光是寂寞的，常有孤独感，当非误识。他的朋友不多，很少像某些教员、助教常到有权势的教授家走动问候，也没有哪个教授特别赏识他，只有一个刘文典（叔雅）和他关系不错。刘叔雅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他抽鸦片，又嗜食宣威火腿，被称为“二云居士”——云土、云腿。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讲了多半篇木玄虚的《海赋》，他倒认为陶光很有才。他的《〈淮南子〉校注》是陶光编辑的，扉页的“淮南子校注”也是陶光题署的。从扉页题署，我才知道他的字写得很好。

他是写二王的，临《圣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张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给我看，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充和题的字：

以此赠别 充和。

陶光对张充和是倾慕的，但张充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并不特别垂青。

陶光不大为人写字，书名不著。我曾看到他为一个女同学写的小条幅，字较寸楷稍大，写在冷金笺上，气韵流转，无一败笔。写的是唐人诗：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条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响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处放鞭炮，云南把这天叫做“炮仗响”的那天）后，联大三校准备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华、北大都没有聘陶光，他只好滞留昆明。后不久，受聘云大，对“洛阳亲友”，只能“凭君传语”了。

我们回北平，听到一点陶光的消息。经刘文典撮合，他和一个唱滇戏的演员结了婚。

后来听说和滇戏女演员离婚了。

又听说他到台湾教了书。郁悒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头。遗诗一卷，嘱人转交张充和。

正晚上拍着曲子，从窗外飞进一只奇怪的昆虫，不像是动物，像植物，体细长，约有三寸，完全像一截青翠的竹枝。大家觉得很稀罕，吴征镒捏在手里看了看，说这是竹节虫。吴征镒是读生物系的，故能认识这只怪虫，但他并不研究昆虫，竹节虫在他只是常识而已，他钻研的是植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他记性极好，“文化大革命”被关在牛棚里，一个看守他的学生给了他一个小笔记本，一支铅笔，他竟能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头地脚满满地写了蠓虫大的字，有些资料不在手边，他凭记忆引用。出牛棚后，找出资料核对，基本准确；他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对文学很有兴趣，写了好些何其芳体的诗，厚厚的一册。他很早就会唱昆曲，——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戏曲演员有个说法：“男怕弹词。”他常唱的还有《疯僧扫秦》。

每次做“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

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的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她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我给她起了个外号：“简单明了。”朱德熙说：“很准确。”她一定还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这些，欣然而来。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级的职员，我们叫他“聋山门”。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总是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并不是板聋，只是耳音不准，总是跑调。真也亏给他擫笛的张宗和先生，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聋子不知道他跑调，还是气势磅礴地高唱：

“树木杈桠，峰峦如画，堪潇洒，喂呀，闷煞洒家，烦恼天来大！”

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叫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张宗和后调往贵州大学，教中国通史。孙凤竹死于病。不久，听说宗和也在贵阳病殁。他们岁数都不大，宗和只三十左右。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充和。她那时好像不在昆明。

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玠。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非常热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爱唱，但我却听过她唱“扫花”，是由我给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一百分，北大还是录取了她。她在北大很活跃，爱戴一顶红帽子，北大学生都叫她“小红帽”。

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张充和兼擅书法，结体用笔似晋朝人。

许宝马录先生是数论专家。但是曲子唱得很好。许家是昆曲大家，会唱曲子的人很多。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就是许先生的姐姐。许先生听过我唱的一支曲子，跟我们的系主任罗常培（莘田）说，他想教我一出“刺虎”。罗先生告诉了我，我自然是愿意的，但稍感意外。我不知道许先生会唱曲子，更没想到他为什么主动提出要教我一出戏。我按时候去了，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

“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

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

许茹香是每次同期必到的。他在昆明航空公司供职，是经理查阜西的秘书。查先生有时也来参加同期，他不唱曲子，是来试吹他所创制的十二平均律的无缝钢管的笛子的（查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但是雅善音乐，除了研究曲律，还搜集琴谱，解放后曾任中国音协副主席）。许茹香，同期的日子他是不会记错的，因为同期的帖子是他用欧底赵面的馆阁体小楷亲笔书写的。许茹香是个戏篓子，什么戏都会唱，包括“花判”（《牡丹亭》）这样的专业演员都不会的戏。他上了岁数，吹笛子气不够，就带了一枝“老人笛”，吹着玩玩。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他做过很多事，走过很多地方，会说好几种地方的话。有一次说了一个小笑话。有四个人，苏州人、绍兴人、宁波人、扬州人，一同到一个庙里，看到四大金刚，苏州人、绍兴人、宁波人各人说了几句话，都有地方特点。轮到扬州人，扬州人赋诗一首：

四大金刚不出奇，

里头是草外头是泥。

你不要夸你个子大，

你敢跟我洗澡去！

扬州人好洗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读“ki”，正是扬州口音。

同期只供茶水。偶在拍曲后亦作小聚。大馆子吃不起，只能吃花不了多少钱的小馆。是“打平伙”，——北京人谓之“吃公墩”，各人自己出钱。翠湖西路有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馆，卖馅儿饼，大米粥，我们去吃了几次。吃完了结账，掌柜的还在低头扒算盘，许宝马录先生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诧异：怎么算得那么快？他不知道算账的是一位数论专家，这点小九九还在话下吗？

参加同期、曲会的，多半生活清贫，然而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旋涡中的砥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得到扶植发扬。

审如此，则曲社同期无可非议。晚翠园是可怀念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

载一九九六年第五期《当代人》

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西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版本说明

张耀宗

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是一门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间，由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主持《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的编订工作。现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予以校订整理出版，书名改为《西南联大国文课》。需要说明的是，蒋中正《暑假期间对于救国最有效的工作什么？》一文能够入选应是当时的政治应景，况且该文与整个国文选的基本精神相差太大，故未收入本书。作为附录的《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仅作存目处理。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经过了三次修订，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究竟是三次修订中的哪一个版本？因为时值战时，文献保存不易，从现存文献很难勾勒出三次修订的详细过程。但是，通过一些文献记载仍然可以做一简单推定。许渊冲一九三八年入学，就赶上了大一国文课，他说：“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许渊冲的回忆是根据自己当时所记的日记，所以对老师所讲的篇目记录得很清楚。以此对照方龄贵在《西南联大见闻琐记》中的回忆可以互为补充：“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也就是文章的选者）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此外，浦江清在一九四〇年发表的《论中学国文》中说：“商务印书馆所出《复兴高中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一篇是《典论·论文》，后面又有章学诚的《诗教》上及《诗教》下，《书经》的《牧誓》，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那几篇文章，恰巧在前年的西南联大大一国文教本上也选的有。”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最初的模样。

根据罗常培在《中国新文学的新陈代谢》（一九四二年）里所说：“西南联合大学所用的大一国文读本经过三次改编。”现在我们整理出版的这个版本应该是三次修订中的第二次修订后的版本，因为它既没有了浦江清所说的一九三八年初版本里面的章学诚的文章，没有《尚书》里面的《牧誓》，也不是一九四二年版本中的15篇文言文。罗常培说：“最后的一本包括15篇文言文、11篇语体文、44首诗、1篇附录。”据我们的推断，对照现在整理出版的这个版本，一九四二年的版本主要是删去了一些文言文的篇目，就像一九三八年版的《典论·论文》、章学诚《诗教》上、下以及《牧誓》在第二次修订中也删去了一样。1篇附录应是《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不过，一九四二年的最后一版也没有使用太久，因为很快就有了部颁的大学国文的教材。

注释

[1]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页。

[2]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3]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4]转引自谢泳：《过去的教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第634期，2007年8月1日。

[5]何兆武：《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01页。

[6]何兆武：《自由散漫的作风》，《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8页。

[7]何兆武：《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6页。

[8]转引自谢泳：《过去的教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第634期，2007年8月1日。

[9]张蔓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49页。

[10]何兆武：《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8页。

[11]郑敏：《西南联大颂》，《西南联大诗抄》，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82页。

[12]罗常培：《苍洱之间》，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79—80页。

[13]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98页。

[14]王力：《领薪水》，《生活导报》，第61期，1944年3月26日。

[15]张蔓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63页。

[16]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文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第79—80页。

[17]参阅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19]笹川裕史、奥村哲：《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林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

[20]穆旦：《出发》，《穆旦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21]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东莞文史》第29期。

[22]陈寅恪：《忆故居》，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3—224页。

[23]陈寅恪：《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9—250页。

[24]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全集》（文艺评论、散文杂文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0页。

[2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26]刘东：《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27]笹川裕史、奥村哲：《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林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

[28]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29]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卷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30]刘东：《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31]易社强：《易社强：西南联大反映了我的生活观》，《法制周末》，2013年7月31日。

[32]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0—302页。

[33]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34]刘东：《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思想的浮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1—72页。

[35]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36]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37]刘东：《激活本土文化的思想资源》，“共识网”头条，2014年9月3日。

[38]汪曾祺：《晚翠园曲会》，《汪曾祺全集》（卷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39]张蔓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77—278页。

[40]张蔓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76页。

[41]张蔓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7页。

[42]张蔓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62页。

[43]方龄贵：《西南联大见闻琐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7月。

[44]许渊冲：《追忆似水年华》，《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45]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接下页）（接上页）1996年，第22页。

[46]刘东：《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5页。

[47]刘东：《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

[48]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4页。

[49]刘东：《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50]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

[51]叶圣陶：《大学一年级同学学习文言的目标和方法》，《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52]皮埃尔·朱代·德·拉孔布、海因茨·魏斯曼：《语言的未来：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梁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页。

[53]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54]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魏建功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接下页）（接上页）2010年，第266页。

[55]刘东：《诸神与通识》，《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56]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卷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6页。

[57]罗隆基：《国文与科学》，《清华周刊》第144期，1918年10月3日。

[58]刘东：《重新激活“中体西用”：关于“当代精神困境”的答问》，《思想的浮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