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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散文分册 / 叶开选编.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99-6952-7

Ⅰ. ①这… Ⅱ. ①叶… Ⅲ.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 Ⅳ. ①I11②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7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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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散文分册

选编 叶开

责任编辑 蔡晓妮

特约编辑 秦蕊

文字校队 孔智敏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设计 李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数 393千字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52-7

定价 3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自序 拓展和丰富我们的心灵世界

第一编 怀 念

怀念亲故，浓重的情感出自作家内心深处，这种散文往往语言质朴、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在这些散文里能读到作家对亲人的爱、对友人的念，更有大时代的跌宕变化、人的悲欢离合。

怀念萧珊 巴金

真实有力的细节才有感染力

忆翔鹤 沈从文

——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

“真情实感”是散文中的盐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黄永玉

生动描述的独特之美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

散文写人要凸显人性

第二编 新解读

当我们重新开始阅读、反思传统文化时，首先是那些“糟粕”被鼓吹成了“国学”，在这顶大帽子下，传统文化中那些非人性的、强求自上而下尊卑秩序和顺从的蒙学书籍被推进到中小学教育中，而对儒家典籍的过分推崇，也掩盖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这些，都有待学者和读者的不断反思。

魂与魄与鬼及孔子 阿城

文学也能解决现世与俗世的问题

大羿与嫦娥的失踪之谜 朱大可

拼贴是语言特色之一

中国神话中的现代宇宙学 李淼

从特殊角度看到特别问题

孙悟空的师父是谁 轩辕孤坟

规范是用来打破的

第三编 写朋友

一名正在生活着的友人，他今后的人生可能还会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一定能从人物性格中推知，更不大可能预知他们的命运。因此，在写这些友人时，对细节、对性格的选择和判断都较为慎重。

好声 严锋

散文也能引入武侠小说的技法

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 张辛欣

使用小说的叙事让散文更有感染力

孙桂琴 王璞

人性与善让散文充满魅力

火炭上的一滴糖 柴静

散文要讲究活性

第四编 读书乐

阅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电影，听一首名曲，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是跟最有智慧的人交谈的最直接手段。

阅读吴宓 叶兆言

表达可以层层推进、逐渐剥离

高潮 余华

对比叙事的手法带来了特殊灵感

时间与阶级意识 张闳

——《半夜鸡叫》分析

带着疑问去阅读

诗是空气 诗是呼吸 潘向黎

侧面描写带来的特殊感悟

第五编 爱生活

虽然我在其他文章里并不特别喜欢使用“真情实感”这个词，但在一部专门为中学生编写的语文书里，我愿意一再强调：“真情实感”是写好散文（记叙文）最重要的基础。

成都花事 阿来

写植物要融入独特的个人情感

温泉 于坚

不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娟

回到自然万物的背景中

第六编 人世间

我们对宇宙、社会、人世的万物，都可能瞬间有感，都可能从一件事物想到另一件事物，并从这些习以为常、貌似毫无新意的事物中，突然感知到一种新鲜的激动。

再见司徒雷登 李辉

换个角度读历史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王小波

观点可以隐藏在语言中

妈妈的四合院 李承鹏

文章要有感而发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刘瑜

换个角度看世界

第七编 少年游

这些作品蕴含着作家们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些是乐观，有些是感慨，有些是淡然，有些是感恩。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逃离 方凌燕

唯有真实切肤，所以感人肺腑

抄家的经历 晓剑

准确表达带来的极大震撼力

幸存者 李西闽

巅峰体验不是人人都有

记忆树 叶开

用想象去丰富人生

自序 拓展和丰富我们的心灵世界

散文是什么？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抒情文章和游记文章，中小学语文教材里选入的散文主要是这些作品，而且也形成了一些保守的套式：写春天是“春暖花开”，到夏天则“热浪滚滚”，秋天就是“金秋十月”了，然后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冬天。这样训练的结果，让孩子们形成了固定的甚至是懒惰的认识，而不是停顿一下，思考一下，学着用生动丰富的细节来表现。比如写夏天的热，你可以说：“趴在树荫下的大黄狗，伸着舌头，无精打采地喘气。”你也可以说：“天气热得连树上的蝉都不叫了。”如果是冬天，也不要动辄“白雪皑皑”，你可以换一个比喻：“下了一夜的大雪，像一床床白色的被子，盖在无数的房顶上。”

这是写季节的。如果写人呢？

比如一个人很高兴，我们的语文书里有现成的好词好句“欢呼雀跃”“连蹦带跳”，这些都是概括式描述，因而是狗皮膏药，用到哪里都可以，同时用到哪里都没有什么功效，很难打动人。我们改一个思路，可以用“他激动得脸涨红了”。结合具体的、不同的情境，表现不同性格的人物，还可以用更小、更生动的细节。如写足球运动员射门成功，可以说：“他兴奋得连做了十几个后空翻。”而一个倔强的女同学在终于考出好成绩时，“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卷子，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这些例子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还不够好。在这本书里，有更多的好例子。

写风景的散文很多，不专门写风景但写风景很出色的散文也很多。

本书中沈从文先生的散文《忆翔鹤》，写他在香山和青年时代的朋友翔鹤聊天的情形：“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

王璞的散文《孙桂琴》，写自己和小伙伴：“我俩沿着铁道一直往南走往南走，阳光仿佛一寸寸地温暖起来。有一天，我们挖着挖着野菜抬起头来，发现四周围一片翠绿，而头顶是宝石般的一片天蓝。”

类似的例子很多，希望童鞋们在阅读时慢慢体会。一个打动人心的情景，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要结合不同的人物性格、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生的不同事件，有机地推动、展现出来的。

我一直反对滥用习语、俗语和成语，提倡真实自然准确的表达，提倡更宽泛的阅读，也提倡更开阔的眼界。本书选入的散文比较宽泛，不局限于游记、抒情、记叙，亦将哲学、历史、文化、科学各类文论和随笔选入，并包括书评、影评、议论、杂感、演讲等，扩大阅读视野——这些应用类文章对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今后无论从事哪方面工作，人们都应该训练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结合具体工作，提高文论、报道、书评、影评、访问等应用文写作能力。

最近读到在剑桥大学留学的濮实博士的文章《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和未来》，这个观点我举双手赞成。语文教育的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作家，但现代社会中每一位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十几年前某房产公司打出“人，诗意地栖息”的广告，从而成为那个时期的经典广告策划。在此之前，人们还没有想到住得诗意这个境界，那时候拥有一个独立的、私密的空间，人们已经乐得要打滚了。

这个广告灵感来自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该房产公司也因此在房产销售上大获成功。这是“写作能力”的真实运用，我猜想出这个妙语的人，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

有效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培养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不仅能运用在房产公司的销售广告上，而且可以说能运用到任何需要交流、沟通的正规和私人场合里。因此，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确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最核心、最基本的能力。一个拥有良好表达能力的人，会在人际交往、信息沟通等各个方面占有优势。

本书选入一篇时髦文章，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写的《火炭上的一滴糖》。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我对女主持有偏见，觉得一个女主持，文章能写好吗？没想到她的文章写得很好、很生动，也很有亲和力，非常打动人。一个普通读者不一定熟悉的人物，在文章的各个侧面中表达出来，而且生动有趣，令人印象深刻。这种结合日常生活俏皮话和网络词语，但又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的语言，可能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鲜活语言正在慢慢形成。

作者在一开头，就运用了一个鲁迅经典句子加课后问题，这样的例子读过中学的人都记忆犹新，因此读者比较广泛，人人都能会心一笑。接着，作者设置了两个考试成绩、人生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物，然后把他们捏合到一起。这样，一开头就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加深各位的印象，我把这两段话引用在下面：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道“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课后题问“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冯唐是另一种高中生，他找了一个黑店，卖教学参考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你们看，人物性格、态度和人生走向，在一道题面前，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叙述，令人无法忘记这两个人的形象。

具有这种表达能力的作者，往往善于交谈、沟通，并无形中渗透着令人无法抗拒的说服力。在做访谈、主持时，肯定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是现代人的基础和核心能力，还体现在我们现在无人不用的微博、微信上。有些有才华的作者，即便在短小的微博体里，也照样能写出令人佩服的句子来。同样是微博，为什么人家成了受人关注的博主呢？因为他能够在观察社会、思考世界时，用准确有趣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独特的观点。而普通的网民，则只会发“呵呵”“挺”“赞”这类字眼，还有的更是只发一些“怪字符”。这样，你的表达就没有说服力，没有感染力，你也成不了明星博主。

网络的相对开放，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表达场。很多思想活跃的人因网络相对自由，为想象力插上了翅膀，用看来不太规范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新词新意，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达空间。因此，在传统名作家的作品外，本书还选入了优秀的网络文章。

比如一篇优秀的网络文章《孙悟空的师父是谁》。这篇文章的作者“轩辕孤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他的文章贴在网上之后被疯狂转发。这篇文章在人人都知道的《西游记》里找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观点，以这个观点为切入口，他深入地分析了不同材料、不同观点所描述的孙悟空的形象，并在这种形象分析中找到了疑点。

胡适之先生谈到读书，要“于不疑处有疑”。该文作者可谓有心的读书人。

因为是一篇网文，所以文章里充满了各种网络用语。可能有些学者会批评这些网络用语不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甚至有意地加以排斥。但我认为语言与文字的规范需要顺应语言发展的现实，而不能以僵化的规定压制鲜活的语言。语言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有些新词经过长期的沉淀之后，会变成汉语中的常用词，词典编撰者和语言研究学者都应该吸收生活语言，研究和学习不能脱离实际。

我一直强调，广泛阅读各种不同的好作品，是学好语文的唯一途径，但阅读要得到有效的引导，知道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差的。面对不同的材料，我们应该懂得怎样去分辨它，学习它，思考它。

在语言层面，一篇好的作品起码应该是有趣的。作家性情有趣，遣词造句生动活泼；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好文章的基本要求；独特的思想和思考角度，则是写出好文章的重要基础——好文章总是说出了我们想说却怎么也说不出的妙语。优秀作家表达出一般人从来想不到，但是感受得到的情境，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一位有独特思想的作家，总能从人们想不到的角度写出风格鲜明、观点独特的作品。

我曾鼓吹过一个非主流观点：形散！神也散！

长期受到“形散神不散”观念教育的人，肯定无法接受这个说法。实际上，什么是“神不散”呢？是歌颂伟大的某人某事某物。多少陈腐之气借此散发，多少想象力丰富、性情活泼可爱的孩子被这个“神不散”攥在手里动弹不得，而在写作文时苦思冥想、抓耳挠腮、长吁短叹，最后无滋无味地应付了事。即使有天分的孩子写出了有趣的妙文，也会因为“神散”了而被贬抑。各类优秀作文选里，都被一种“神”牢牢控制着，那就是“假神”和“无聊神”。

在“神不散”的标准下，语文教材里充斥着各种忧国忧民、神情沉重或者歌功颂德的无趣文章。代表性道德文章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代表性“歌德”散文是刘白羽的《长江三峡》。有趣的妙文，在语文教材里是不会出现的，而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杰出儿童文学、幻想文学，在语文教材里也几乎绝迹。

本书选入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先生的长篇散文《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是一篇趣味无穷的妙文，很难用哪一种“神不散”的框框来套它。他的文章自然是有神的，但是他的神不是课文强调的那种神。在对人生、对人性、对时代、对朋友的真情实感之下，黄永玉先生写出了另外一种神：大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种种有趣、无趣、好玩、不好玩的事情。这些事情综合到一起，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张乐平形象。他不是干巴的，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滋润的、生活化的、多样化的，是性格特点鲜明的。

文有定法，却不能墨守成规。读书要“于不疑处有疑”，本书选了一些观点极其独特的文章，让你读来会恍然大悟：为什么人家会想到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他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优秀作家总保有好奇心，有怀疑精神，不倦地探索。杰出作品于不可能处出新奇，在貌似平庸的题材里看到精彩的世界——话说古代宇航员孙悟空驾驶宇宙飞船以接近光速在外太空飞行，穿越虫洞进行时空跃迁，不多时来到一座不知名星云外缘，以为到了宇宙尽头，心头不禁窃喜。他在一根大柱子下撒了泡尿，还写了八个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谁也没想到，看似广大无边的浩瀚宇宙，其实只在如来佛的手掌之间翻覆。

说到这里，好吧，本书选了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教授的一篇妙文《中国神话中的现代宇宙学》。在李淼教授的精妙论述中，中国神话里的盘古、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老神仙，都跟现代宇宙学中的宇宙诞生、星云、太阳系等发生了关系。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真是妙。

每个人在长大过程中，都会被各种条框约束，说一句话瞻前顾后、吞吞吐吐，哪里能如孙悟空般翻得起筋斗云？能爬上一片破毯，像阿拉丁那样飞出两三里地，不吓得胆战心惊摔下来就不错了。

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要突破自己，让心灵自由，使自己成为一个丰富、主动、自悦的人，这才是走在正途上。

这要看每个人的阅读能力、感受能力、领悟能力，也要对你看待人与事的态度。

待人处世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人道主义是基本的态度，而要反对兽道主义。钱谷融先生“文革”前写《论“文学是人学”》被批斗十几年，“文革”刚结束，巴金先生接连写了三篇《人道主义》，在文章里批判不准谈人道主义的非人时代，控诉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兽道主义的横行肆虐。

爱也是基本的人性态度。对人对己，都是平等的；对树木花草，都是有敬有爱且喜且悦的。

又或者如晋代王子猷那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种自然、洒脱、从心所欲的态度，也只有晋代妙人才会有。现在，我们有各种羁绊，只能望洋兴叹。但打破思想与行动的枷锁，让自己的心灵和人生重获自由，这是每个自由灵魂的渴望。有时候在生活中做不到一想到就背包出行，但在文章里我们可以畅游世界。

读好书，是与古今中外的聪明人交谈。唯有读书，可以让你汲取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伟大圣哲的大智慧。

读书这么好的事，岂可遽然放弃？欢迎进入散文大观园！

第一编 怀 念

怀念亲故，浓重的情感出自作家内心深处，这种散文往往语言质朴、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在这些散文里能读到作家对亲人的爱、对友人的念，更有大时代的跌宕变化、人的悲欢离合。

散文中有一类是“怀念”。怀念亲故，浓重的情感出自作家内心深处，这种散文往往语言质朴、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在这些散文里能读到作家对亲人的爱、对友人的念，更有大时代的跌宕变化、人的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是一种挚爱与思念，如巴金先生的文章《怀念萧珊》。每次阅读这篇文章，我都感到震撼。萧珊那么好的人，一个有爱的女子，却被邪恶的人迫害致死，不能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在“文革”动乱年代，以革命名义来迫害巴金和萧珊的那些人，身体里都住着魔鬼。巴金先生的文字火热，内心却是宽厚的：他沉痛怀念爱妻，愤怒控诉“文革”，却宽恕了迫害他的人。

怀念朋友是一种悠远的思忆，如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忆翔鹤》，回忆了自己年轻时代在北京的生活和朋友之间的情谊，因内心有理想、有激情，青年们贫苦而快乐着。青年翔鹤是一位友好、友爱、快乐、热情的朋友。这位热情的朋友，在“文革”中却被迫害致死了。沈从文先生行文平和从容，不见激越，却能见到情感起伏，暗流泉涌。

对忘年交大朋友的怀念，是另外一种风格，如黄永玉先生的《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黄永玉先生的文字诙谐有趣，对自己、对友人，都怀着天真的心，不怕挖苦自己和时代，叙事别具一格。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漫画作品影响了还在湘西老家着急地盼着长大的儿童黄永玉，影响了到厦门集美学校念书、一个人闯荡江湖的少年黄永玉。一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破了学生们的平静生活，青年黄永玉随学校从沿海的厦门转迁到山里的安溪县。后来离开学校，辗转谋生，他从福建来到江西，加入了一支抗日宣传队，结识了自己的偶像张乐平先生。这样结下的忘年交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散文中，各种艰难困苦如水般在黄永玉先生笔下流过，从逐渐变老但幽默依然的张乐平先生身上流过。这是对漫长友情的追忆，读来温暖、谐趣、悠然。

对老师的回忆，可读汪曾祺先生的《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经历坎坷，创作独特，是现代文学里的一流作家。他没有念过大学，却当上了大学教授。他在课堂上教授写作，面对像汪曾祺等一批各地前来求学的青年才俊，不是高高在上地训诫、教导，而是拟了题目之后跟学生一起写。这种具体的探索和互动，对学生的写作有直接而正面的影响。他教过的学生中，有汪曾祺这样风格独特的大作家。沈从文还是一个热心肠人，读到学生写出的好作品，就写信推荐给全国各地办刊物的作家和编辑朋友。西南联大时期各教授大多陷入经济困顿，沈从文先生也不富裕，却总拿出钱来替学生寄很多的信。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良师，而且是益友，更是急公好义的侠士。

本编一组四篇都是长文章，不是语文教材的标准短文，阅读时需要有些耐心。

语文教材的编写有自己的逻辑，因为篇幅限制大多数只能选入短小的抒情散文或记叙散文，这种语文学习容易培养学生的惰性。还有一种是裁剪长散文来削足适履，这对好文章是一种误导和伤害。很多中学生学过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课文节选版，却从未完整读过《我与地坛》；很多小学生学过朱自清的散文《扬州小吃》，知道他爱吃扬州干丝，写得很详细，像是个“吃货”，却不知道朱自清从未写过这篇文章。朱自清写过《说扬州》，还写过《我是扬州人》，这些文章回忆他自己在扬州的生活和记忆，对扬州的日常生活、人文生态，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扬州小吃”只是文章里写到扬州生活的一个章节。在学完这篇节选时有多处被篡改的《扬州小吃》课文后，再读完整版的《说扬州》，才会对作家的整体写作风格、对扬州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编选入这四篇散文，情感真挚、语言准确、表达自然，写亲人和朋友都细腻而生动，好好阅读，慢慢体会，所得必丰。

选择长篇散文，一是因为这些作品非常优秀，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遣词用句的优美、诚挚，还广泛涉及历史、文化、哲学、生活等方面内容；二是可以对中学生作有目的的阅读训练，让他们学会脱离教材体文章的约束，进入更加广阔而丰富的散文世界里。

在学习的黄金时期，中学生如果没有得到系统的引导和训练，如果除了读些教材课文外只是看些有趣的网络轻小说、轻散文，可能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多少阅读内容丰富的长散文的经验，无法养成阅读好文章的习惯与耐心。到大学毕业，很多人几乎就没有机会再读书了，对于人的一生，缺乏这种阅读经验是很遗憾的。

阅读这类长文章，要以中等速度一次读完，慢慢体会作品中情感和语言的表达，无须像语文老师教的那样划分段落，写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做寻章摘句的小雕虫。

四篇文章中，《怀念萧珊》和《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写人的一生；《忆翔鹤》和《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先生》写人一个时期的一些片段。在具体阅读时，可以体会其中的不同。

作家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当代文坛巨匠，曾获意大利但丁文学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等荣誉。巴金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文革”期间曾受到非人道的迫害，晚年撰写五卷本《随想录》提倡人道主义，反对“文革”，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巴金的主要文学创作都在1949年之前完成，代表作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另外，他的长篇小说《寒夜》与中篇小说《憩园》等亦广受好评。巴金也是一位编辑家，曾推出戏剧大家曹禺的作品。1957年，巴金与靳以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并担任主编，刊发老舍的戏剧《茶馆》等名作，在中国文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为一名翻译家，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的散文《往事与随想》，王尔德的童话小说《快乐王子集》等。“文革”刚结束，巴金就开始撰写《随想录》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专栏上。这些情感真挚、心情沉痛的文章，提倡人道主义，呼唤人性复归，倡导讲真话，抨击虚假和丑恶，引起了全国读者和作家的强烈反响，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先锋和集大成者。

阅读提示

巴金的散文《怀念萧珊》是他的五卷本散文巨著《随想录》中最感人的作品。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等作品影响了当时的千千万万读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陈蕴珍的18岁小读者，在与巴金通信半年后，1936年8月在上海见到了巴金。两人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到1944年5月结婚。从此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她就是萧珊，巴金在怀念文章里，用深挚的文章，追忆比自己小14岁、有许多美好理想和梦想的爱妻，写她在“文革”中如何以自己文弱的身躯和非凡的勇气来保护巴金。

文章中写了人世间最值得珍视的爱，直面惨淡人生和邪恶时代的勇气则源自这种情感。

怀念萧珊 巴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14岁［1］，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1］ 过去说萧珊生于1917年，后有人考证当为1918年。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分析

1972年8月，年仅54岁的萧珊因为罹患肠癌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盛年早逝。一直爱用笔在纸上倾吐感情的巴金，在告别爱妻后的那几天里，“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为什么爱与痛的深挚情感无法倾吐？“难道给关了几年‘牛棚’，就真的变成‘牛’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被批斗，受侮辱，遭关押，备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知识分子被贬为“牛鬼蛇神”，关押在“牛棚”里——有些人肉体没有变成牛，精神上可能已经成了甲虫。思想不自由，则表达无头绪。“文革”结束之后，巴金精神重获自由，从“牛”形恢复“人”形之后，被压抑了六年的感情才喷薄而出。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分析

巴金在“文革”开始前就遭到批判了。那些“头头”们、“红卫兵”们，人人都对这位曾经受到广泛尊敬和赞誉的大作家呵斥、责骂、蔑视、唾弃、批斗。年轻时的萧珊该是一名多么骄傲的妻子，那时的巴金是多么受人尊重的大作家，他们在武康路的家里接待过国内外多少大作家和好朋友。“文革”开始，一切都崩塌下来，她要保护先生（额头上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还要照顾整个家庭，内心压力多么巨大。在这种艰难时世，她仍默默承受不公平的命运。在灰暗世界中，还努力鼓励巴金先生：要坚持下去！

这里写到了几件事情：1.为保护巴金去派出所求救，没有得到保护，反遭“红卫兵”殴打；2.两次被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并“陪斗”；3.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张贴着批判巴金及他家庭的大字报，还显眼地写着“臭婆娘”来攻击萧珊，“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4.遭受人们的白眼和冷嘲热骂，“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5.“作协分会”的头头、两个“工人作家”写了凶狠攻击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刊登在报纸上。她找到了报纸，“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二

我听周信芳［2］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我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2］ 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1975年逝世。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分析

一个细节对比，写伟大的爱。京剧大师周信芳和周夫人裘丽琳的爱情故事在上海滩曾被传为旷世奇恋。裘丽琳出身豪门，却对当时身份不高的周信芳情有独钟，夫妻俩享尽荣华富贵，却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而死去。裘丽琳也是一个奇女子，她对人与事有着极其独特的敏感和判断，“文革”之前就不断遣走了自己的所有孩子，让这些孩子散布在世界各地……她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少挨打而被“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而萧珊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分析

一代文学大家的妻子，生病了却得不到基本人道主义的医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时代？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见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分析

在那个时代，巴金连陪一下妻子的权利都没有。那个头头“执法如山”地说：“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现在的新读者不一定知道什么叫作“改造”，这个名词带有一定的科幻性，即“改造思想”。在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人被关押在郊区或者山区农场里进行强迫的体力劳动，在筋疲力尽的劳动之余，每天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思想汇报，这是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提去关了一个时期还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

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分析

妻子在重病期间，年近70的巴金仍受到各种非人道的限制而无法在医院里陪伴。在这个时候，他表达了对自己的悔恨：“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这是多么沉痛的思想。一名热爱写作、闻名于世的大作家，却在那个非人的时期产生了悔恨。这种悔恨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儿，无法给妻儿更好的生活，陷入了对家庭、对妻子、对儿子的深深内疚之中。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饭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

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分析

萧珊是一名坚强的病弱女子，她以默默忍受来对抗那个非人的黑暗世界；而在做完致命手术醒过来后，她还想着儿子，关心他怎么样了。文章写到那个时代中最令人沉痛的部分。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分析

多么深挚的情感。不离不弃的爱都在细节中体现：萧珊仍在默默忍受苦难，多次对巴金说“你辛苦了”；除了担心输血过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眼睛很大，很美，很亮”。这是一段交织着爱与痛惜的文字。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唤着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 “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见她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分析

巴金重读梅林的《马克思传》，里面提到马克思写给女儿的信里谈到燕妮的死，“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巴金再一次提到萧珊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对比那个时代的“非人、黑暗、恐怖”，这双眼睛就像一盏灯一样，照亮了惨淡的人生和不甘的心。巴金最难过的是，萧珊死时家人都不在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分析

重新回到文章开头，巴金花了六年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内心，但仍然无法平静。“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落在后面了”，他在这六年间一定反复地思考、回忆，沉痛以至于无语，而只有“动乱”结束之后，他才开始抑制不住地想表达出来。每次纪念朋友，都想起“自己最亲爱的朋友”萧珊：“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无数次思考之后的结果：“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分析

重新回忆两个人的相爱与相伴，两个人经历的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两人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但他们始终并没有分别，而是在一起。可是到了非战争年代，却发生了“文革”的“十年动乱”，这位享誉已久的文学大家，却无法保护自己妻子，甚至在她生病时连基本的人道主义护疗都难以获得。这种回忆，带着深刻的情感。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们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

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真实有力的细节才有感染力

巴金纪念在非正常年代去世的妻子，却在时间过去六年之后，才能真正抬起笔来，写下这篇感情深厚、真挚动人、蕴蓄着巨大力量的《怀念萧珊》。在盛行虚假的官样文章和歌功颂德文章的年代，巴金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他说：“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他反思：“……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那时，年近70的巴金被关在“牛棚”里被强迫“改造思想”，每天写思想汇报，像牛一样干活，像牛一样反刍，试图变成一头不思想或者没有思想的老牛。但人是思想的生物，尤其是曾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大作家，即使在那样的重压下，他的思想也是不会停息的。即使他真的打算“改造思想”，但把自己真诚的、丰富的思想转换成那些虚假的、邪恶的思想，也是他做不到的。巴金内心的复杂痛苦、对爱妻的思念和真诚的反思，构成了这部作品中最核心的力量，而核心中最关键的几个部分，是爱、忍耐、人道主义。在一个“非人”的时代，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特质是要被邪恶势力消灭的，但恰恰是这些人性中的闪光特质，让人在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坚持下来。

在这篇怀念文章里，巴金写到了萧珊最令人动容的眼睛：很大、很美、很亮。并用马克思写燕妮来对比，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力量。巴金写到了萧珊的自我克制与坚韧，写到了萧珊对巴金的默默支持，为保护巴金甚至不惜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皮带。写到了萧珊即使病重之际，仍然保持着对自己家庭、对孩子的爱。那个时代，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分崩离析、妻离子散，但萧珊和巴金不离不弃，这是在黑暗年代的光明。

通过这篇文章，巴金深刻地反思了“文革”时代对整个国家、对无数个人的残害。他不用控诉性的、呐喊性的语言，而是相对的直接、深沉，从而深刻、有力地展示出一个反人道主义时代的人生悲剧。现在我们重读这篇情感深挚的文章，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如果不彻底反思给我们的国家、给千千万万中国人带来无尽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将不能成为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国家。巴金在“文革”刚刚结束就开始进行的卓越反思，我们应该继续深入下去。

巴金与萧珊相识、相恋、相伴前后凡40年，其间多少风雨，多少相濡以沫的快乐、幸福，但巴金只是写了自己遭受迫害的那些年里默默地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妻子，他的目的很明显，为盛年早逝的妻子哀悼，控诉那个非人性的时代。散文写作，也需要根据作家的思考核心，选取重点，而不能面面俱到。在这些真实而有力的细节中，散文具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

延伸阅读

巴金的《海行杂记》《家》《随想录》。

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考古学专家，20世纪2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创作出了《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等现代文学中杰出的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湘西世界”。沈从文一生经历丰富，年轻时参军，做过湘西军政首脑陈渠珍的书记，1922年得到陈渠珍的鼓励和资助，前往北京大学旁听，并学习写作，做过《大公报》《益事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并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任教。1949年后终止小说创作，转入考古与历史研究，专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了权威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龙凤艺术》。沈从文的作品在大陆曾长期沉寂，但在海外得到极高评价。美籍华人评论家夏志清教授对沈从文的作品推崇备至，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认为沈从文在“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中应该头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阅读提示

本文写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一帮青年朋友在那个时代有激情、有理想的生活和追求。陈翔鹤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位——这样富有生气的一个活人，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了。

忆翔鹤 沈从文

——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约一年，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侧屋一间既湿且霉的小小房间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书和另外那本包罗万有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经常来到会馆看望我的一个表弟，先我两年到北京的农业大学学生，却担心我独住在会馆里，时间久了不是个办法。特意在沙滩［3］附近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为我找到一个小小房间，并介绍些朋友，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心情会开朗些。

［3］ 当年北大所在地。

住处原是个贮煤间。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乡下佬住下。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军队中照严格等级制度，由班长到军长约四十级的什么长，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此外，还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共同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分析

20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刚到北京，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感到气馁。有理想，有未来憧憬，有自由风气，还有相互关心支持的朋友。

原来一年中，我先后在农业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就相熟了约三十个人。农大的多属湖南同乡。两间宿舍共有十二个床位，只住下八个学生，共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了家庭空气。当时应考学农业的并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费，学校对学生还特别优待。农场的蔬菜瓜果，秋收时，每一学生都有一份。实验农场大白菜品种特别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齐埋在宿舍前砂地里。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够三四个月消费。新引进的台湾种矮脚白鸡，用特配饲料喂养，下蛋特别勤，园艺系学生，也可用比市场减半价钱，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农大读书，早经常成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翔鹤、赵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则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这八个同乡不久毕业回转家乡后，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不易设想充满希望的兴奋热闹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便在军阀屠刀下一同牺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当时校址还在盔甲厂，由认识董景天（即董秋斯）开始。董原来正当选学生会主席，照习惯，即兼任校长室的秘书。初到他学校拜访时，就睡在他独住小楼地板上，天上地下谈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点招架不住，我还若无其事。到晚上又继续谈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几乎拖垮，但他对我却已感到极大兴趣，十分满意。于是由董景天介绍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燕大虽是个教会大学，可是学生活动也得到较大便利。当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这些朋友多已在武汉工作。不久国共分裂，部分还参加了广州暴动，牺牲了一半人。活着的陆续逃回上海租界潜伏待时。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还有机会见到张采真、刘潜初等五六人多次，谈了不少武汉前后情况和广州暴动失败种种（和斯沫特莱相识，也是在董家）。随后不久，这些朋友就又离开了上海，各以不同灾难成了“古人”。解放后，唯一还过从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

分析

淡淡的句子，不长的两段，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动荡和残酷。

我们友谊始终极好。我在工作中的点滴成就，都使他特别高兴。他译的托尔斯泰名著，每一种印出时，必把错字一一改正后，给我一册作为纪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从湖北干校回京时，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迁居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湖南人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相处既近，接触机会也更多。几个人且经常同在沙滩附近小饭店同座共食。其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点“五四”影响，来到北京，为继续接受文学革命熏陶，引起了一点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来的。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

有短短时期就失望离开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载的，有的对于文学社团发生兴趣，有的始终是单干户。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

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是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稀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

因为当时“五四”虽成了尾声，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都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刊物因之分布面广，也具有全国性。

我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炜谟当时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崇，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其文则长于办事，后来我在《现代评论》当发报员时，其文已担任经理会计一类职务。翔鹤住中老胡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几个书架，中外文书籍都比较多，新旧书分别搁放，清理得十分整齐。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对创作兴趣却不大。三人在人生经验和学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对于社会这本“大书”的阅读，可都不如我接触面广阔，也不如我那么注意认真仔细。

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我和翔鹤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十年代前期，这么一个范围窄狭生活中，各凭自己不同机会、不同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响到后来各自不同的发展，有些近于离奇不经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个规律，可以于事后贯穿起来成一条线索，明白一部分却近于必然性。

分析

和陈翔鹤的认识开始，他在第三部分的朋友中——第一、第二部分朋友，大多成“古人”了，第三部分朋友中的陈翔鹤这才出现。

因为特别机会，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我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作了个小职员，住在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住处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据，香山寺即改成香山饭店，学生用破除迷信为理由，把彩塑天王捣毁后，由学校改成几间单身职员临时宿舍。别的职员因为上下极不方便，多不乐意搬到那个宿舍去。我算是第一个搬进的活人。翔鹤从我信中知道这新住处奇特环境后，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

“双清”那个悬空行宫虽还有活人住下，平时照例只两个花匠看守。香山饭店已油漆一新，挂了营业牌子，当时除了四个白衣伙计管理灯水，还并无一个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所以经过半个世纪，还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却。解放后不久，翔鹤由四川来北京工作，我们第一次相见，提及香山旧事，他还记得我曾在大松树前，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大约因为初学，他说，弹得可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件乐器，至于曲调，大致还是从刘天华先生处间接学来的。这件乐器，它的来处和去踪，可通通忘了。

分析

和陈翔鹤友情加深的一个特别细节：陈翔鹤从信中得知“这新住处奇特环境后”，“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两个年轻人在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他们都谈什么文中没有写，突然跳转写了“解放后”两人重逢时，陈翔鹤谈沈从文的“糗事”一桩：弹琵琶。

翔鹤在香山那几天，我还记得，早晚吃喝，全由我下山从慈幼院大厨房取来，只是几个粗面冷馒头，一碟水疙瘩咸菜。饮水是从香山饭店借用个洋铁壶打来的。早上洗脸，也照我平时马虎应差习惯，若不是从“双清”旁山溪沟里，就那一线细流，用搪瓷茶缸慢慢舀到盆里，就得下山约走五十级陡峻石台阶，到山半腰那个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流水处，挹［4］取活泉水对付过去。一切都简陋草率得可笑惊人。一面是穷，我还不曾学会在饮食生活上有所安排，使生活过得像样些。另一面是环境的清幽离奇处，早晚空气都充满了松树的香味，和间或由“双清”那个荷塘飘来的荷花淡香。主客间所以都并不感觉到什么歉仄或生活上的不便，反而觉得充满了难得的野趣，真是十分欢快。使我深一层认识到，生长于大都市的翔鹤，出于性情上的熏染，受陶渊明、嵇康作品中反映的洒脱离俗影响实已较深；和我来自乡下，虽不欢喜城市却并不厌恶城市，入城虽再久又永远还像乡巴佬的情形，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因此正当他羡慕我的新居环境像个“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从任何方面说来也是难得的幸运时，我却过不多久，又不声不响，抛下了这个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两株八百年老松树，且并不曾正式向顶头上司告别，就挟了一小网篮破书，一口气跑到静宜园宫门口，雇了个秀眼小毛驴，下了山，和当年鲁智深一样，返回了“人间”。依旧在那个公寓小窝里，过我那种前路茫茫穷学生生活了。生活上虽依旧毫无把握，情绪上却自以为又得到完全自由独立，继续进行我第一阶段的自我教育。一面阅读我所能到手用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另一面更充满热情和耐心，来阅读用人事组成的那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了。在风雨中颠簸生长的草木，必然比在温室荫蔽中培育的更结实强健，对我而言，也更切合实际。个人在生活处理上，或许一生将是个永远彻底败北者，但在工作上的坚持和韧性，半个世纪来，还像对得起这个生命。这种坚毅持久、不以一时成败得失而改型走样，自然包括有每一阶段一些年岁较长的好友，由于对我有较深认识、理解而产生无限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然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5］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后来生活随同社会发展中，经常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始终能具一种希望信心和力量，倒下了又复站起，当十年浩劫及身时，在湖北双溪，某一时血压高达二百五十度，心目还不眩瞀［6］失去节度，总还觉得人生百年长勤，死者完事，生者却宜有以自励。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这些故人在我的印象温习中，总使我感觉到生命里便回复了一种力量和信心。所以翔鹤虽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死去了，在我印象中，却还依旧完全是个富有生气的活人。

［4］ 音：yì，以瓢舀取。

［5］ 音：dàn，淡泊。

［6］ 音：xuàn mào，眼睛花。

“真情实感”是散文中的盐

沈从文先生撰文回忆青年时代的好友陈翔鹤，兼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初，刚离开僻远的湘西，初到北京时的生活情形。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辛，因内心充满了希望，而苦中有乐。他在北大旁听各种课，结交各种朋友，阅读各种书，并继续阅读社会这本大书。随动荡时代急剧变化，朋友们也不断凋零。

这篇文章怀念好友陈翔鹤，但作者不断地加入了自己对时代、人生、社会的思考。

沈从文先生的行文不温不火，不热不冷，从容叙来，但其中有脉脉的感情流淌，还有他的自我坚持：“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即便不能继续写小说了，但在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他继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故人凋零而时代突变，也经历了从云端跌入深渊，但沈从文先生仍能从容应对，不疾不徐，不埋怨，更不自暴自弃。这种人生的调整和坚持，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之一。

这篇散文写得“很散”，有点合乎我推销的“形散，神也散”的概念。“形散”是语言和形式的自由、自在；“神散”也是个性突出，彰显人性与独特的感悟。作家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种明显的核心观念，而是以一股气贯穿全文。这是真正的散文和语文教材里一些散文的区别，也是和命题作文的区别。

沈从文写故友陈翔鹤与自己在香山上的几天几夜长谈，在那松风野趣和点滴的阳光中，青春和锐气勃发，似乎回应了开头的说法：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共同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读这篇文章，会深深明白什么叫作“真情实感”。

散文若无真情实感，就是僵尸文。

延伸阅读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龙凤艺术》。

作家简介

黄永玉，1924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县，长于凤凰县城沱江镇，土家族人。12岁时随叔叔去厦门集美读书，后因日本入侵辍学，辗转各地，在福建、江西等地流落、学习，后来也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长于木刻、版画，干过各种职业：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民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黄永玉多才多艺，创作丰富，除了木刻与版画之外，他的水墨画也极有影响，《猫头鹰》为其代表作之一，而千姿万态、婀娜遒劲的荷花，则是他最爱画的题材。黄永玉还写诗，创作散文和小说。他的诗歌较为口语化，散文生动有趣，小说细节真挚，语言在优雅中凸显活泼，独具一格。他的著名作品包括生肖邮票猴票，文学作品包括《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他的建筑设计作品有凤凰县的《玉氏山房》《夺翠楼》，香港的《山之半居》，北京通州的《万荷堂》和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无数山庄》。

阅读提示

张乐平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他的代表作《三毛流浪记》风行全国，影响巨大。黄永玉在散文中以生动有趣诙谐的语言，写自己和兄长张乐平的交往、张乐平的趣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黄永玉

乐平兄大我十四岁，我大三毛十一岁，有案可查的一九三五年《独立漫画》上伟大的三毛出现的时候，乐平兄二十五岁，我呢？十三岁。我没见过这幅“开山祖”的三毛。唉！三毛活到今天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读三毛，是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上。

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分析

直截了当的介绍。

那时候家乡的风气颇为开明进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不断鼓动年轻老师们的进取心，一波一浪地前赴后继。他们从上海、北京订来许多进步的杂志报章互相传阅，我们这些小学高年级学生由此受益之处，那就不用提了。我们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不放，觉得它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我们家乡是块割据的土地，统治者掌握湘西十来个县权力，谁来打谁！国民党蒋介石那时奈何不得。所以有一二十年的偏安局面。

我们模仿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风格在壁报上画点讽刺当地流俗的作品，甚至老着脸皮贴到大街上去，却是因为心手两拙，闹不出什么有趣热烈的反响。

不过，这个小群落的自我得意倒是巩固了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儿童节，父亲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著的《漫画小事典》。

这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和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是自己创作的东西。

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奔走相告，某一本新漫画杂志上某一人又画了张多么精彩的漫画，于是哥儿们一致赞赏：

“这他妈狗杂种真神人也！”

“王先生”、“小陈”，开阔了我们对上海社会生活的眼界，“王先生”的老婆很像南门外丝烟铺费老板的老婆刘玉洗。越看越像。简直笑死人！

“王先生”和“小陈”骂人“妈特皮”，我们也一起认真研究过，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东西。

上海人居然也骂粗话！了不起！

我们没过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没有“王先生”和“小陈”那么忙，那么热闹。我们成天看到的是山，是树，是河，他们呢？是洋房子。“看高房子不小心会掉帽子”，嘿！说这话的城里人真蠢！你不会按着帽子才看吗？

“三毛”不同。“三毛”完全跟我们一样。人欺侮人，穷、热、冷、累，打架，他成天卷在里头混，我们也成天卷在里头混。他头发虽然少了点，关系不大的。他比我们长得好！他可爱！像我们，满脑壳头发有卵用！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分析

写小时候和“三毛”等漫画相遇，以及对这些作品的感受。

我们既然晓得世界上有个张乐平和许许多多同样是人的人，又晓得人和人虽然都要吃饭、吃猪脚和炖牛肉、喝汤，更晓得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

有一天，我的同班吉龙生的爹跟正街上蒸碗儿糕的吉师傅，论到这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张乐平画的三毛？”

“卵三毛！”他说。

“你晓不晓得三毛是一个人凭空画出来的人物？”

“晓得有卵用？又不当饭！”

“猪也吃饭，狗也吃饭……”

“鬼崽子！你不滚，老子擂你！”他追出来。

我觉得这种人是无可救药了，决定不救他。

自从我每天画漫画以来就觉得自己开始高级。先是画周围人的样子。我父亲有个大胖子好朋友叫作方季安，一脸烂麻子，虽然是军法官，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伯伯。

我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然后周身剪下来，让三岁的弟弟拿去堂屋给他们看。

爸爸首先大笑，叔叔伯伯们也大笑，再送到方麻子伯伯面前。方伯伯也咧嘴大笑，一边笑一边骂：

“准是‘大蠢棒’（这当然指的是我，我排行第一）画的！叫他来，看老子军法从事！”

爸爸事后翻着《时代漫画》时顺口告诉我：

“你画方伯伯像是像，但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和周围的那些人，一个是一个的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不能只是像。”

像已经不容易，还要动作，还要神气，爸爸呀，爸爸！你以为我是谁？

我有时没有纸；这里的纸只是毛边纸、黄草纸和糊窗子的小北纸，临摹带色的漫画是用不得的，起码要一种印《申报》的报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里头还登有好多外国画家的画，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我不懂。我不敢说它不好。奇奇怪怪的眼睛和脑袋，乱长的嘴巴，说老实话我有点怕，像推开一线门缝似的，我往往只掀开半页纸偷偷地瞟它两眼，很快地翻过去。我明白这是长大以后的画家看的东西，是有另外的道理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三四个人在海滩上赛跑的照片。打赤膊，各穿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裤子，没命地跑着。题目是《海滨之旅》。小字印着“左起叶浅予，张乐平，梁……梁得所……”（梁得所是谁？干什么跟着跑？）

远是远，不过都能理清面目。这三个家伙长得都他妈的俊；叶浅予高大像匹马，还有撮翘翘胡子；张乐平的鼻子、额头上撮起的头发都神气之极，像只公鹿；梁得所腰上有根细细的白带子跟着飘，像个洋神仙。

他们都这么漂亮。他们不好好画漫画，到“海滨”来“之旅”干什么？

画漫画的都要长得这么漂亮那就难了！我长大以后肯定办不到！我也不好意思穿这么窄的短裤让人照相，万一“鸡公”露出来怎么得了？

这倒要认真考虑考虑了，长大后到底画不画漫画？

不过，画“王先生”、“小陈”的叶浅予是这么副相，张乐平是那么副相，我可见到了。我会对街上的孩子和同学说：

“考一考你们！叶浅予、张乐平长得是什么样？”

我又说：

“……不知道吧！我知道！他们长得比你们所有的这帮死卵都漂亮！”

分析

写那些漫画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自己开始画画。

抗战了，打仗了，我在福建南方。学校搬到山里头。

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画报寄来。

《西风》《刀与笔》《耕耘》《宇宙风》《良友》《人世间》《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记不住、说不完的那么多。

既然是抗战了，所以每时每刻都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接着图书馆里又涌来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各个地区宣传中心寄来的漫画、木刻艺术的印刷品。

我们心中仰慕的那一大批漫画家都仿佛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每一星期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新的创作。

学校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帮我们写信给浙江金华的野夫和金逢孙先生，各人交了八角钱，入了中国木刻协会。从那时起，我们的艺术世界扩大了，懂得自己已经成为艺术小兵的价值。

除了伟大的叶浅予、张乐平这一帮“家”之外，还有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新波另一帮大“家”。

“漫木”的概念，就是“漫画”与“木刻”的合称。

学校有壁报。我们自觉已经长大，能够自己画出漫画和刻出木刻来。逢有游行和集会，也懂得赶忙把那些出名的漫画和木刻作品放大画在布上用来布置会场，或做游行旌旗招牌。

这么一直忙碌、兴奋，为了抗战我们就这么慢慢活着，长大。

分析

黄永玉12岁离开家乡，随叔叔去福建厦门集美上学，但不久就碰上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学校从沿海迁入山区中的安溪。后又从学校离开，辗转各地，艰难谋生。其中的艰辛与苦乐，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写得非常细致、生动。但这篇散文是写张乐平先生的，所以这些内容作者都简单扼要地交代之后，从略。

张乐平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别的漫画家难得见到速写功夫，张乐平时不时露几手速写。准确，生动，要害部分——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我既能从他的作品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

每一幅作品都带来一个惊讶和欢欣。他的一幅《打草鞋》的速写，我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翻着翻着，居然翻得模糊不清了（堪怜当年土纸印的报纸）。

他还画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翁的《王八别传》的连环画，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他想得那么精确传神，用笔舒畅灵活且总是一气呵成。看完这四幅又等待下四幅，焦急心情，如周末守候星期天，茫然心情是十天半月后的等待。

这种等待、这种焦虑、这种迫切的遗痕，在我今天的国画写意人物刻画和笔墨上随处可见。我得益匪浅。如有遗憾，那只是我当时年幼无知领会不深。

分析

写对张乐平先生作品喜欢得特别，并以画家特有角度来写：“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

在学校，我有个读高中的同学李尚大。这人与宰相李光地是同乡。他是学校有数几个淘气精的偶像。胖，力气大，脾气好，能打架，有钱，而且是个孝子。

暑假到了，同学回南洋的回南洋，回上海的回上海，回广东的回广东，回四面八方的回四面八方，剩下七八个有各种理由不能回家的人留在学校。那么空荡荡的一座文庙，一出去就是街，就是上千亩荔枝、龙眼树，就是蓝湛湛的一道河流，漫无边际的沙滩，太好玩了。

就缺个领导人。

当然是李尚大。可惜他也要回去。他家离城里百八十里。他常邀一二十个高中同学步行回家。我们想去，不准！嫌小，半路上走不动怎么办？

他家是我们想象中的“麦加”，听说房子又好又大，住五六十人也不要紧。妈好，煮饭给大伙吃，从不给儿子开小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像是大家的妈。

忽然听说他这个暑假不回家。

你想我们多高兴？他胖，怕痒，我们一拥而上挠他的痒，他要死要活地大叫，答应请我们吃这个那个。

我们是他的“兵”，他出淘气的主意，我们执行。他会讲出其不意的故事，一句一句非常中听。

听说梅雨天气放晴之后，他妈就会在大门口几亩地宽的石板广场上搬出一两百个大葫芦，解开葫芦腰间的带子，一剖两半爿，抖开全是大钞票。她晒这些发霉的钞票。

想想看，又有钱，又会打架，又喜欢跟我们初中生在一起，脾气又好，我们怎能不服？

晚上，大成殿前石台上一字排开，他教我们练拳脚、拉“先道”、举重……我想，他也自我得意，也喜欢我们，要不，干吗跟我们在一起？

有年开学不久，祸事来了。学校一个教员在外头看戏跟警察局长太太坐在一排出了点误会，挨打后鼻青脸肿逃回学校。让大同学们知道了。这还了得？打我们老师！出去将警察局巢穴踏了，局长、股长……齐齐整整，一个不漏地受到一两个月不能起床的“点化”。

事情闹大了。政府有政府的理，学校有学校的理。架，是帮学校打的；打警察及诸般人等又是违法行为。学校的后台硬，政府说到底也奈何不得，做了个“面子”行动，开除三个同学，一个是坐在我后边课桌的同班同学，两个高中生，其中之一是李尚大。

学校这么做，人情讲不过去吧！开除这三个同学布告贴出，接着是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

李尚大走得静悄悄，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可以想象，多么令人惆怅！

就那么走了！一走五十年我们才再见面，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尚大走的第二年，我也打坏了人，头上流血，有三个伤口。这一场架一不为祖国，二不为学校，百分之百地为自己；学校姑念是“战区学生回不了家”，“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原本就不喜欢上课，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

……这个李尚大在哪里呢？他不可能再念书了吧？方圆一千里地的著名中学他哪间没念过？那么，找到他岂不是没一线生机？他四方云游去了，找不到了。此念绝矣！

分析

日寇入侵时黄永玉在厦门集美念书，随学校搬迁到安溪，相关的记忆，他后来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写得更详细。这段写黄永玉自己人生的突变，包括短暂学校生涯的结束，以及同学校中的一些“神人”，都极其生动、活泼。

世界上还有谁呢？

张乐平！

认识张乐平吗？当然认识！那么多年，熟到这份程度，怎能说不认识？只可惜他不认识我。

报纸上说他在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当副队长，叶浅予走后他当正队长。找到他，不让我当队员当个小兵也行。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嘛！我又不会抢他的队长位置。

江西上饶怎么走法？有多远？钱不钱倒是不在乎，我一路上可以给人画像、剪影，再不，讨饭也算不得问题吧？又没家乡人在周围。我如进了漫画宣传队，就像外国人爱唱的那两句：

“到了拿波里，可以死了！”

张乐平这人也怪，几年来，他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先是南京，后是武汉，又是江西上饶三战区，一下金华，一下南平，一下梅县，一下赣州，也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如果下决心跟着追下去，非累死不可！于是老老实实在德化做了两年多的瓷器工人，在泉州和仙游做了两年多战地服务团团员，半年小学教员，半年中学教员，一年民众教育馆美术职员。这几年时间里，画画、刻木刻、读书、打猎、养狗、吹号、作诗，好像进了个莫名其妙的大学，人，似乎是真的长大了。懂了不少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身朋友。

分析

重新回到张乐平。但张乐平远在天边，不知道去哪里找。黄永玉少年辍学，开始了“人生大学”的历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身朋友”。

稍微稳定之后又想动，好朋友帮我设想一个方案：“军管区有团壮丁要送到湖南去，你不如跟他们一起去，虽然说步行三个省路程稍微远了点，你省钱啦！一路上有个伴啦！先回老家看看爹妈，歇歇脚，再想办法到重庆去，那近多了是不是？到重庆后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进徐悲鸿的美术学院，一个是设法到延安去，那地方最适合你，到时候我再帮你忙。我这里有三封信，江西赣州剧教队曾也鲁、徐洗繁一封，长沙一封，重庆一封，你要放好。事情是说不定的，若到半路上出意外，你就留在赣州剧教队。赣州是两头的中间，留下来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再说吧！”

从永春县出发，凄风苦雨开始，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半路上，营长、连长开始在我背后念叨，指指点点。非人生活，壮丁急剧减员；看那些眼神和阵势，似乎是要热烈邀请我参加壮丁队的行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教育部剧教二队在赣州城边的东溪寺。

为什么一个演剧队会驻扎在寺里头呢？因为它根本不像个寺；毫无寺的格局和章法。东一块、西一块，顺逆失度，起伏莫名，不知是哪位粗心和尚的蹩脚木匠朋友的急就章。正如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瞧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没一间正经房子，没一个正经角落，楼梯不像楼梯，板墙没板墙样子，天井不像天井。绝望之至，霉得很。

幸好剧团的人都有意思，极耐看。

和我有渊源的是徐洗繁兄嫂；算得上老熟人的是陈庭诗（耳氏）兄；谈得来的是殷振家兄、陆志庠兄。我在队里太小，无足轻重，是个见习队员。实在说，根本没有我做得了的事。留下我，是看那两封信的面子，小小善举而已。

分析

黄永玉少年流浪世界，用脚板行走几千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其中艰苦自不待言，但文中却快速过去，过滤了很多细节，让叙事的速度变得节奏飞快，只是一句话的概括：“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

耳氏打手势告诉我，张乐平也在赣州。

“啊！”我像挨电击一样。

他又打手势说：

“就住在附近伊斯兰小学里。”

“啊！”我又来了一下。

一天之后，耳氏带我到张乐平家。

东溪寺队部出大门左拐，下小坡，走七八步平坡，再下小坡，半中腰右手一个小侧门，到了。

穿过黑、臭、霉三绝的“荒无人烟”的厨房，下三级台阶，左手木结构教室和教室之间有一道颇陡的密封长楼梯直上张公馆——一间小房。

第一次见到乐平兄嫂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我心底暗暗地问他们：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两位的样子完全就是我想象中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

周围是木板墙，小桌子，双人床，一张在教堂结婚的盛装照片（后来才说明那是用一张洋人照片改的），两张为中茶公司设计的广告，一个小窗。

后来我送了一副福建仙游画家李庚写的对联给他：

雨后有人耕绿野，

月明无犬吠花村。

他挂在中茶公司广告边上。

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也常去串门，一个名叫高士骧，一个名字忘了。小高的笑貌至今仍是我们珍贵的想念。（小高你在哪里？）

分析

文章中铺势很重要，一切叙事艺术（包括电影等）中，铺垫和造势都很重要。《孙子》云：“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石头的威力，依靠它借的势来显示。小米手机的创始人雷军也有一句：“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这也是借势。但没有造势时，则需要造势。这篇散文写到现在，主人公张乐平才现身，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造势也。然而造好了这么大的“势”，劲太大了，不能直接扔出去，必须如《功夫熊猫2》里学会了太极的阿宝那样“转”而消掉。在文中，作者写了这样两句话来减势：一、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二、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对了，张乐平还没有正式露面。

那时候的老大哥、前辈，很少像今天这样有许多青年围绕帮忙。老一代的也很年轻，日子艰苦但身心快乐。年轻人对于贤达的尊敬很学术化，很单纯。对国难家仇和蒋介石的蔑视，大处看，是种毫不怀疑的凝聚力量。在群众生活的小处，即使曾经有过龃龉，上门骂娘，楼上楼下吵架，至今回忆，恩怨消融殆尽，只剩下温馨和甜蜜；连当年最遭人嫌弃的家伙，也仿佛长着天使的小翅膀在脑门前向你招手微笑。流光倏忽并非时人宽宏大量，而是上天原宥这些苦难众生。

乐平兄逝世很令我奇怪，其实活了八十几岁已经很不简单。我只是说，乐平兄怎么会变成八十几岁？就好像我有时也想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七十多岁一样。一切都活在永远的过去之中。

有人说，抗战时期，某某人如何如何受苦；有的人自己也说，如何如何受苦。他忘了，抗战时期，谁不受苦？幸福这东西才不公平，苦难却总是细致、公平地分摊在大家肩上。所以卡夫卡说：“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乐平兄在人格上总是那么优雅。没叫过苦，没见过他狂笑失态，有时小得意时，大拇指也跷得恰到好处，说一句：“这物事邪气崭格！”［7］

［7］ 沪语的称赞。

分析

这段“感慨”还是“转圆石”，积蓄势能，引用卡夫卡的名句也恰到好处，不是卖弄学问的那种为引用而引用。

我这人野性得很，跟着他却是服服帖帖。那时，我没有什么值得他称赞的。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用泥巴帮殷振家兄做了个可以挂在墙上的漫画人像，还涂了颜色和微微发亮的鸡蛋清。乐平兄看了似乎是在为我得意，平举着我那作品，斜眼对振家兄说：

“侬哪能生得格副模样？勿是一天两天工夫格……”［8］

［8］ 沪语——“你怎么长成这副尊荣？不是一天两天工夫啊……”

回过头对我说：

“哪！侬把我副尊容也做一个！好伐？”

我一两天就做好了，送去伊斯兰小学。他见了很开心：

“喝！喝！喝！”又是平举起来眯着眼睛看：

“侬哪能搞起这物事来格？侬眼睛邪气厉害，阿拉鼻子歪格浪一挨挨也把侬捉到哉！”［9］

［9］ 沪语——“你怎么学的这本事？你眼睛真是厉害，我鼻子歪了一点点也被你抓住了。”

他真的在墙上钉了小钉子，像挂上了。

过了半个月或是一个月，耳氏打手势告诉我，乐平反手做一个特别的动作，碰断了漫画像的鼻子，再也补不起来，很懊恼，偷偷把它藏起来了。

记得他那时也画三毛。我不记得什么地方、什么报纸用的。他坐在窗子边小台子旁重复地画同样的画稿。一只手拐不自然重画一张，后脑部分不准确又画一张，画到第六次，他自己也生起气来。我说：

“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

他认真了，手指一点一点对着我，轻声地说：

“侬勿可以那能讲！做事体要做透，做到自家呒不话讲！勿要等人家讲出来才改，记住啦杭！”［10］

［10］ 沪语——“你不可以这么说！做事要做透，做到自己也没话说！不要等人家讲出来才改，记住啦哈！”

一次雏音大嫂也告诉我，他画画从来如此，难得一挥而就。

这些话，我一直用到现在。

乐平兄和我比起来是个富人，他在中国茶叶公司兼差。不过他一家是四个人，所以我比他自由。

他有时上班前到东溪寺找我，在街上摊子喝豆浆吃油条糯米饭。我有一点好处，不噜苏，不抢着说话；自觉身处静听的年龄，耳朵是大学嘛！

晚上，他也时常带我去街上喝酒。

大街上有这么一间两张半边桌子的炖货店，卖些让我流口水的炖牛肚，以及各种烧卤酱肉。隔壁是酒铺。坐定之后，乐平兄照例叫来一小碟切碎的辣味炖牛肚，然后颤巍巍地端着一小满杯白酒从隔壁过来。

他说我听，呷一口酒，舒一口气，然后举起筷子夹一小块牛肚送进嘴里，我跟着也来这么一筷子。表面我按着节拍，心里我按着性子。他一边喝一边说；我不喝酒，空手道似的对着这一小碟东西默哀。第一杯酒喝完了，他起身到隔壁打第二杯酒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两筷子就扫光了那个可怜的小碟子，并且装着这碟东西像是让扒手偷掉那么若无其事。

他小心端着盛满的酒杯，待到坐下，发现碟如满月明光，怆然而曰：

“侬要慢慢嚼，嗬！”

然后起身，走到炖锅旁再要了一碟牛肚。他边喝边谈，继之非常警惕我筷子的动向。

事后我一直反复检讨，为什么不拉他的老伙伴陆志庠而拉我陪他喝酒呢？一、他受不了陆志庠的酒量；二、他受不了陆志庠的哄闹脾气。

带我上街的好处如下：

一、我不喝酒，省下酒钱。二、虽然有时筷子节拍失调，但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三、我是个耐心聆听的陪酒人。四、酒价贵之，肚价贱多，多添一两碟，不影响经济平衡。

分析

写到了张乐平先生的细节：带他上街喝酒，吃辣味炖牛肚。行文谐趣，好玩，但张乐平先生和黄永玉先生，一动一静，对比鲜明。但我们还是不知道张乐平先生长什么样。黄永玉是画家，他一定善于描画人的样貌，但文字不长于此，因此作者扬长避短，以动感十足的细节来写人。

到了星期六，雏音大嫂要到几里外的虎岗儿童新村托儿所去接孩子。现在我已经糊涂了，到虎岗接的是老二小小，那老大咪咪是不是在城里某个托儿所或幼儿园呢？

我没来赣州时，陪雏音嫂去虎岗有过好多人，木刻家荒烟啦！木刻家余白墅啦！木刻家陈庭诗啦！到后来剩下陈庭诗去得多了，我一来，代替了陈庭诗。陈庭诗是个重听的人，几里地路上不说话是难受的，何况我喜欢陪雏音大嫂走东走西，说说话，我力气大，一路抱小小胜任愉快。

那里托儿所办得好，有条理，制度严格。有一次去晚了，剩小小一个人在小床上吮脚指头。办手续的是位中等身材、穿灰色制服的好女子，行止文雅，跟雏音大嫂是熟人，说了几句话，回来的路上雏音嫂告诉我，她名叫章亚若，是蒋经国的朋友。听了不以为意，几十年后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令人感叹！

乐平兄胆子特别、特别、特别之小，小到难以形容。雏音嫂觉得好笑，见多不怪，任其为之。

飞机警报响了，我和陈庭诗兄恰好在乐平兄家里聊夜天，九点多十点钟，他带着我和庭诗兄拔腿就跑。他的逃警报风采是早已闻名的，难得有机会奉陪一趟。他带路下坡，过章江浮桥，上坡，下坡；再过贡江浮桥，上坡，上坡，上坡，穿过漫长的密林来到一片荒冢之中，头也不回地钻进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去。自我安顿之后，急忙从坟洞里伸出手来轻声招呼我和陈庭诗兄进去，原来是口广穴，大有回旋余地，我听听不见动静，刚迈出洞口透透气，他蹩腔骂我：

“侬阿是想死？侬想死侬自家嘅事，侬连累我格浪讲？快点进来！”［11］

［11］ 沪语——“你难道想死？你想死是自己的事情，你连累我怎么办？”

我想，日本鬼子若真照张乐平这样战略思路，早就提前投降好几年了。漠漠大地，月光如水，人影如芥，日本鬼子怎么瞄得准你张乐平？他专炸你张乐平欲求何为？

后来才听说他胆小得有道理。在桂林，他跟音乐家张曙、画家周令钊和家人在屋里吃晚饭，眼看炸死了身边的张曙，怎么不怕？

雏音嫂带着孩子在家里，稳若泰山，好不令人感动。

分析

还是细节，而且是张乐平的“糗事”。

后来我到赣州边上的一个小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去了。陆志庠在附近南康。日本人打通了湘桂线，把中国东南切为两半。麻烦来了。

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占领赣州，宣布“扫荡三南”（龙南、虔南、定南），追得国民党余汉谋的七战区大兵四处逃窜。真正是搞得周天火热。

逃难的比赶集的还热闹。这当口，谁都有机会见识日本兵未到、中国人自己糟蹋自己的规模景象了。说出来难以相信，在同一条道路上，混乱的人流有上下好几层，灾难是立体的。

我逃到龙南，遇见陆志庠兄，他说乐平兄和雏音嫂也在，我问：“孩子呢？”他说：“平安！平安！”

马上去看他们，原来在摆地摊，卖他们随身带着的衣物。乐平兄打着赤脚卖他那双讲究的皮鞋。

又碰见画家颜式，还有小高。

后来读到朋友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跟陈朗几个人开小饭店，我怎么不晓得？可能我还在信丰没赶上吧。有一天乐平兄异想天开，做了满满一缸炎夏解暑去火恩物——清甜藕粉蛋花汤。做法简单，煮一锅开水，打两个鸡蛋下去，放二两山芋粉一搅，加十几粒糖精即成。本小利厚，一碗若干钱，几十碗，你说多少钱？几十万逃难的，一人一碗是什么光景？一人两碗又是什么光景？东西做好，来了场瓢泼大雨，早上七点下到下午五点多，别说人，连鸭子也缩回窝里。天气闷热，眼看整整一聚宝盆妙物付之东流，便大方地请陆志庠、颜式和我痛喝起来。如果我是过路难民偶然来一碗喝喝，未尝不是解渴佳饮；但好端端坐着的三个人要一口气把整缸东西喝完，那就很需要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了。乐平兄还问我们：

“味道哪能？崭伐？”［12］

［12］ 沪语——“味道怎么样？好吧？”

颜式这人狡猾，连忙说：

“一齐来！一齐来嘛！叫阿嫂、孩子都来喝……”

陆志庠不知天高地厚：

“侬叫我伲光喝液体，也唔俾点硬点嘅实在物事吃吃，——残忍！”［13］

［13］ 沪语——“你让我们光喝液体，也不给点硬点的实在东西吃吃。”

后来听说这缸东西真倒进街边沟里去了。其实早就该倒，免得一半装在我们肚子里。

分析

仍然是张乐平先生的有趣细节。

不久乐平兄一家搭便车走了。记不得是去梅县还是长汀。总是这样居无定所，像大篷车生涯浮浪四方。我们送车，他在卡车后头操着蹩脚京片子叫着：

“黄牛黄牛！年节弗好过，你赶到××找我伲！”（我诨名叫“黄牛”。）［14］

［14］ 沪语——“黄牛黄牛！日子不好过，你到××找我们！”

车子太快，偏偏××两个字没听清楚……

再见面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了。

三毛在《大公报》连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那时天气冷，三毛穿的还是单衣，女孩子们寄来给三毛打的小毛裤毛衣，而在画上，三毛真的就穿上这些深情的衣物。这些衣物也温暖着病中的乐平兄。

他住在几马路卖回力鞋之类铺子的二楼，在吐血。与人喝酒闹出来的。雏音嫂和孩子在嘉兴。不晓得知不知道。

有时碰碰头，陪他吃小馆子，喝酒。在那段时候，我没见到雏音嫂和孩子。听说他俩添了许许多多儿女，并且又收养了许许多多儿女，一个又一个，形成张冯兵团的伟大阵容。设想生儿养女的艰难，便明白这一对父母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经台湾到香港去了。再见乐平兄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他到北京开会，当然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吃一点东西，喝喝茶。“相濡以沫”嘛！等到一搞运动，便又“不若其相忘于江湖”，这么往来回荡，轻率地把几十年时光度过了。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学问渊博、人格高尚的绀弩先生最后以新式旧诗传世，简直是笑话。沈从文表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服饰史图录，让人哭笑不得；但都是绝上精品。乐平兄一生牵着三毛的小手奔波国土六十多年，遍洒爱心，广结善缘，根深蒂固，增添祖国文化历史光彩，也耗尽了移山心力。

分析

“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这算是对时代动荡的一个总结。

我是千百万人中乐平兄的受益者之一。从崇拜他到与他为友半个多世纪，感惜他还有许多聪明才智没有使用出来。他的长处，恰好是目下艺坛忽略缺少之处。古人所谓“传神写照”，他运用最是生动流畅。不拘泥于照片式的“形似”，夸张中见蕴藉，繁复间出条理。……要是有心人做一些他与同行闲谈交往和艺术创作时的记录，积少成多，可能对广大自学者如我辈是一部有用自学恩物。

乐平兄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到家的巧思和本领。

一次在北京张正宇家吃饭，席上吃螃蟹他留下了壳，饭后他在壳盖纹路上稍加三两笔，活脱一副张正宇胖面孔出现眼前，令人惊叹！

熟朋友都知道他能不打稿一口气剪出两大红白喜事队伍，剪出连人带景的九曲桥看乌龟图。他的确太忙，这一辈子没有真正地到哪里玩过。去外国也不多，随的是代表团，难得尽兴。要是他健在多好！让我陪着他和雏音嫂、绀弩、沈表叔、郑可诸位老人在我意大利家里住住，院子坐坐，开着车子四处看看、走走多好！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一梦醒来，我竟然也七十多了！他妈的，谁把我的时光偷了？把我的熟人的时光偷了？让我们辜负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负许多感情！

分析

黄永玉先生是性情中人，用字行文不拘雅俗，但用到好处，确实生动活泼有趣。末尾的感叹，也是好。

生动描述的独特之美

这篇趣味盎然又感慨万千的散文，出自黄永玉先生的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这部散文集除了写张乐平先生之外，还写了沈从文、钱锺书等文化老人。其中写表叔沈从文的怀念长文更是深情恳挚，令人动容。但文章太长，我斟酌再三只好割爱。

张乐平先生是漫画大家，长篇漫画《三毛流浪记》曾经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是现代中国最经典的漫画形象之一，后来上影厂张建亚导演还改编拍成同名电影。台湾著名散文家三毛是不是也受到张乐平先生的影响，而起了这个笔名呢？黄永玉先生这篇散文不专门评价“三毛”，而是纪念兄长般的张乐平先生。怀念朋友的文章，重点在写人。但黄永玉先生不专门描写他的模样，例如像很多文章那样写鼻子、眼睛、嘴巴、身材。作为卓有成就的画家，黄永玉先生可以用画笔很容易地摹画出张乐平先生的样貌，但他没有这么做，那是雕塑、画画、木刻的优势，文字的特点在于精、气、神的生动描写，在于细节的丰富叙事。文章写到张乐平先生的认真态度，写到他的一些奇思妙想，写到他喝酒吃牛肚，写到他胆小得出奇，也写到他更多来不及发挥出来的本事。这些不同的事件、细节，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张乐平先生的整体人物性格特征。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身材多高矮胖瘦，但我们想象中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人，正在栩栩如生地成形。

摄影、绘画、雕塑、木刻的特点是凝固时间的某个片段，而文章的优势在于流动的细节，以及文章中所包含的时间性，也在于对描写对象一些有趣事情的生动表达。有些人花很多力气、用很多字词来试图表达一个人的样貌，却总是费力不讨好。因为惟妙惟肖的准确描摹不是语言文字的优势。但一种生动的描述，却也有文字独特的“朦胧”之美。如文中写章亚若“是位中等身材、穿灰色制服的好女子，行止文雅”，便是概括式的文字，看着觉得确实是一位好女子。

延伸阅读

黄永玉的作品《永玉六记》《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作家简介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受教于著名作家沈从文。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1943年大学肄业，1947年在上海发表短篇小说《鸡鸭名家》，1948年赴北平，经沈从文推荐供职于历史博物馆。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的改编，1979年重新开始小说创作，1997年5月病逝于北京。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汪曾祺的语言自然质朴，叙事巧妙而不动声色，类似闲话拉呱而意味隽永，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的文学创作突破了一片苍白口号体语言的重重包围，开了一代新风，对其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阅读提示

本编前三篇分别写了妻子、朋友、兄长，各有侧重，但都融入了20世纪动荡不安的时代变幻和沧桑。汪曾祺先生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则过滤掉了历史的尘土，更多地凸显沈从文的精神性、思想性追求。这也是写人的一种侧重方法。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

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作“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分析

直接表明作家的态度：教创作靠“讲”不成。写作是很具体的，就是语言叙事、表达。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

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

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15］而三隅反。”

［15］ 音：yú，角落。

分析

写沈从文先生讲写作课的特点，重视基本练习，凭直觉说话。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

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分析

写沈从文先生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对话要“贴住人物来写”；避免“学生腔”。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分析

继续深化写沈从文先生教写作的认真、诚恳和手段的具体有效。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

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分析

继续深化沈从文先生的教书认真态度，以及他对学生作品的鼓励和爱护。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分析

写沈从文先生藏书丰富，阅读广泛，兼收并蓄，但并不私藏而愿意与人分享。那句话真是点睛之笔：“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沈从文先生具体到底为何“心中十分难过”，文中不给出答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趣的思考。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

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分析

沈从文先生不喜欢无聊的消遣，他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桃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分析

写沈从文先生学问的庞杂，但他不是“爱物”，而是“爱人”。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

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分析

沈从文先生交友广泛，朋友多是“素心人”。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16］。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16］ 音：sì。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散文写人要凸显人性

散文写人并不容易，写自己的老师更不容易。一味说好，容易显得轻浮、阿谀；往高大全里写，更容易写得虚假。即使是一位文学大师，他的生活也是具体的，他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不断地表现自己的态度，这些态度，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形象。散文写人，要具体地写出他的人性。

在这篇散文里，汪曾祺先生写沈从文，涉及他的教书、交友、阅读、思考和态度各个方面。有些突然出现的细节，令人回味，久久难忘，但实际也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例如“心中十分难过”，宛如一个谜，一个令人着迷的谜。

汪曾祺先生是在时隔40多年之后回忆，写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期的沈从文先生，语言文字质朴，简单而直接。他不做很多判断，语气也较为平缓，但通过沈从文先生的教书态度，相对含蓄地写出了西南联大那种自由的学习风气。那个时代，教育自由、宽容而丰富，教师个性特异，例如金岳霖讲课时抓跳蚤等。学生呢，则可以整天跟老师“泡”在一起，聊天、做伴、读书、讨论问题。这些，是在相对刻板的课堂上学不到的。汪曾祺先生特别写到沈从文先生善于“谈天”，而且谈的都是一些很好玩、又有趣的事情。当时就已经名声极大的沈从文，与学生之间，也是这样的自然。

延伸阅读

《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编 新解读

在我看来，散文应是一种相对宽泛的文学形式，我把基本所有的杂文、随笔、评论、演讲都列入大散文的范畴，这恐怕会让习惯传统分类的读者产生一些不太好的感受。为了调和激进和保守，我取了杂文和随笔部分，评论、演讲部分暂时不选。

本编选入的四篇文章，各有侧重，但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传说等内容着眼，涉及各种传统文学和文化知识。

第一篇是阿城的“谈鬼”，很具纵深感，而且视野极其开阔。

第二篇是朱大可重新解读“嫦娥奔月”的神话，得出的结论出乎意料。

第三篇是李淼用现代宇宙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上古神话，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第四篇是网络高手轩辕孤坟分析《西游记》的文章，角度独特，猜想有趣。

这四篇作品风格各异，而且作者身份相差很大，带来的文章视角更加丰富独特。阅读这些作品，起码要得到一个领悟：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原来文章还可以这样写。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现代生活经验和经典时代被彻底割裂——本来有机会弥补和修正，但随着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内战、抗战等历史大动荡，我们失去了整理、反思和激活传统文化的机会，就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当年胡适等人在推动文化运动的时候，初衷也是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部分。很可惜，旧文化被“破”了，但缺乏有效的反思而导致新文化没有在旧文化的精华中立起来，反而是沐浴在旧文化中的糟粕中。各种时机都错过了，上一代文化留下来的文化大师也已经凋零殆尽，令人十分感慨。

并不是说现代人不读古典作品，而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和经验都被新文化运动割裂了，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成为“无用”物。简单地说，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资源因为文艺复兴的激活，一直在被西方当代文化有效地运用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被“封印”了，贴一个“旧”字，被打入冷宫。到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传统文化被破坏一空。而在闭关自守30年，国家重新开放之后，狂飙突进的紧急建设也掩盖了文化的苍白。

当我们重新开始阅读、反思传统文化时，首先是那些“糟粕”被鼓吹成了“国学”，在这顶大帽子下，传统文化中那些非人性的、强求自上而下尊卑秩序和顺从的蒙学书籍被推进到中小学教育中，而对儒家典籍的过分推崇，也掩盖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这些，都有待学者和读者的不断反思。

作家简介

阿城，1949年生，本名钟阿城，中学还没有结束即到山西插队，后学画为到草原写生而去内蒙古插队，后又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落户。“文革”结束后，《世界图书》破格录用阿城为编辑，1979年30岁时返回北京。1984年，35岁时发表中篇小说《棋王》，获当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阿城是当代作家中有传统名士风格的少数人，小说文字也有浓重的传统讲说色彩，随意散淡而意味隽永。阿城创作量不大，但影响很大，中篇小说“三王”享有盛名，《棋王》被电影导演滕文骥拍成同名电影，由谢园主演；《孩子王》被陈凯歌拍成电影，也由谢园主演。

阅读提示

阿城的散文角度独特，叙事古雅中有鲜活，意味独特绵长。

魂与魄与鬼及孔子 阿城

读中国小说，很久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了，就是鬼。这大概是要求文学取现实主义的结果吧。

可鬼也是现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心里有鬼。这是心理现实，加上主义，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少人可能记得六十年代初有过一个“不怕鬼”的运动，可能不是运动，但我当时年纪小，觉得是大人又在搞运动，而且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我看过，看过之后很失望，无趣，还是去听鬼故事，怕鬼其实是很有趣的。后来长大了，不是不怕鬼，而是不信鬼了，我这个人就变得有些无趣了。

分析

三段话，有三层意思。

怕鬼的人内心总有稚嫩之处，其实这正是有救赎可能之处。中国的鬼故事，教化的功能很强并且确实能够教化，道理也在这里。不过教化是双刃剑，既可以安天下，醇风俗，又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有一个原因是不少人真的听信“资产阶级上台，千百万颗人头落地”，怕千百万当中有一颗是自己的。结果呢，结果是不落地的头现在有十二亿颗了。

中国文学中，魏晋开始的志怪小说，到唐的传奇，都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鬼故事而天真，很不容易，后来的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鬼怪，却少了天真。

分析

对“鬼”及“鬼故事”的归纳：一派天真，少了天真。这是“唐传奇”和“聊斋”的精妙判断。

我曾因此在《闲话闲说》里感叹到莫言：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进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涉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分析

引入莫言的故事，“重为天真”。

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鬼怪故事集应该是《聊斋志异》，不过也因此让不少人只读《聊斋志异》，甚至只读《聊斋志异》精选，其他的就不读或很少读了，比如同是清代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标明全是听来的，传说蒲松龄自备茶水，请人讲，他记录下来，整理之后，加“异史氏曰”。我们常常不记得“异史氏”曰了些什么，但是记住了故事。这也不妨是个小警示，小说中的议论，读者一般都会略过。读者如逛街的人，他们看的是货色，吆喝不大听的。

《阅微草堂笔记》则是记录所见所闻，你若问这是真的吗？纪晓岚会说，我也嘀咕呢，可我就是听人这么说的，见到的就是这样。所以纪晓岚常常标明讲述者、目击的地点与时间。鲁迅先生常常看《阅微草堂笔记》，我小时候不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都有这个特征，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文艺腔的文字。

分析

这些见解都很精妙。

明清笔记中多是这样。这就是一笔财富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笔财富。

《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乾隆年间，户部员外郎长泰公家里有个仆人，仆人有个老婆二十多岁，有一天突然中风，晚上就死了。第二天要入殓的时候，尸体突然活动，而且坐了起来，问这什么地方？

死而复活，大家当然高兴，但是看活过来的她的言行做态，却像个男人，看到自己的丈夫也不认识，而且不会自己梳头。据她自己说，她本是个男子，前几天死后，魂去了阴间，阎王却说他阳寿未尽，但须转为女身，于是借了个女尸还魂。

大家不免问他以前的姓名籍贯，她却不肯泄露，说事已至此，何必再辱及前世。

最初的时候，她不肯和丈夫同床，后来实在没有理由，勉强行房，每每垂泪至天明。有人听到过她说自己读书二十年，做官三十年，现在竟要受奴仆的羞辱。她的丈夫也听她讲梦话说积累了那么多财富，都给儿女们享受了，钱多又有什么用？

长泰公讨厌怪力乱神，所以严禁家人将此事外传。过了三年多，仆人的死而复活的老婆郁郁成疾，终于死了，但大家一直不知道她是谁来附身。

用白话文复述这个故事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与“他”的分别，不过我们可以用“他”来指说魂，用“她”来指说魄。魂是精气神，魄是软皮囊，所以“魂飞魄散”，一个可以飞，一个有的散。

分析

借魄还魂的故事，也是“讲鬼”了，属于“怪力乱神”中的一种。但《阅微草堂笔记》用“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的方式来写。

清朝的吴炽昌在《客窗闲话》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翩翩少年公子，随上任做县官的父亲去四川。不料过险路时马惊了，少年人坠落崖底，魂却一路飘到山东历城县的一个村子，落到这个村子一个刚死的男人的尸体里，大叫一声：“摔死我啦！”

他醒来后看到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一个老太婆摸着他说：“我儿，你说什么摔死我了？”公子说：“你是什么人敢叫我是你儿子？”周围的人说：“这是你娘你都不认得了？”并且指着个丑女人说“这是你老婆”，又指着个小孩说“这是你儿子”。

公子说：“别瞎说了！我随我父亲去四川上任，在蜀道上落马掉到崖底。我还没有娶妻，哪里来的老婆？更别说儿子了！而且我母亲是皇上敕封的孺人［17］，怎么会是这个老太婆？”

［17］ 古代称大夫的妻子，明清时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封号。

周围的人说：“你别说昏话了，拿镜子自己照照吧！”公子一照，看到自己居然是个四十多岁的麻子，就摔了镜子哭起来：“我不要活了！”大家听了是好气又好笑。

公子饿了，丑老婆拿糠饼来给他吃，公子觉得难以下咽，于是掉眼泪。丑老婆说：“我和婆婆吃树皮吃野菜，舍了脸皮才向人讨了块糠饼子给你吃，你还要怎么着呢？”公子将她骂出门外，看屋内又破又脏，想到自己一向华屋美食，恨不得死了才好。晚上老婆领着小孩进来睡觉，公子又把他们骂出去。婆婆只好叫母子两个同她睡。

第二天，一个老头来劝公子，说：“我和你是老哥们儿了，你现在变成这样，我看乡里不能容你这种不孝不义之人，你可怎么办呢？”公子哭着说：“你听我的声音，是你朋友的声音吗？”老头说：“声音是不一样了，可人还是一样啊。我知道你是借尸还魂，可你现在既然是这个人，就要做这个人该做的事，就好像做官，从高官降为低官，难道你还要做高官的事吗？”

公子明白是这么回事，就请教以后该如何办。老头说：“将他的母亲作你的母亲待，将他的儿子当你的儿子养，自食其力，了此身躯。”公子说自己过去只会读书，怎么养家糊口？老头就想出一个办法，说麻子原来不识字，死而复生居然会吟诗作文，宣扬出去，来看的人会很多，办法就有了。

公子按着去做，果然来看怪事的人很多。公子趁机引经据典，很有学问的样子，结果就有人到他这里来读书。公子能开馆教书，收入不错，足以养家，只是他借住在庙里，不再回家，家里人既得温饱，也就随他。

后来公子考了秀才，正好有个人要到四川去，他就写一封信托人带去给父亲。公子的父亲见了信，觉得奇怪，但还是寄了旅费让公子来见一见。

公子到了四川家里，父母见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不愿意认他，两个哥哥也说他是冒牌的。公子细述以前家里的一应细节，父亲倒动了心，可是母亲和两个哥哥执意要赶他走。父亲想，这样的话即使留下来，家里也是摆不平，只好偷偷给了他两千两银子，要他回山东去。

分析

用1100多字来转述《客窗闲话》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阅微草堂笔记》那个故事的升级版，内容更加详细、丰富。严格上讲，这不算鬼故事，而是有关灵魂。后面，阿城很快就会说到“灵魂”。

从世俗现实来说，看来我们中国人看肉身重，待灵魂轻。再进一步则是“只重衣冠不重人”，连肉身都不重要了，灵魂更无价值。上面两个灵魂附错体的故事，让我们的司空见惯尖锐了一下。说起来，公子还是幸运的，到底附了个男身，不但可以骂老婆，还考了个秀才有了功名，而那个不肯说出前生的男魂，因为附了女身，糟糕透顶，可见不管有没有灵魂，只要是女身，在一个男性社会里就严重到“辱及前世”，还要“每每垂泪到天明”。纪晓岚的这则笔记，女性或女权主义者可以拿去用，不过不妨看了下面一则笔记再说。

清代大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里录了个故事，说中牟县有兄弟俩同时病死，后来弟弟又活了，却是哥哥的魂附体。弟弟的老婆高兴得不得了，要带丈夫回房间。丈夫认为不可以，要去哥哥的房间，嫂子却挡住房门不让他进。附了哥哥的魂的弟弟只好搬到另外的地方住，先调养好病体再说。

十多天后，弟弟觉得病好了，就兴冲冲地回家去。不料老婆和嫂子都避开了，这个附了哥哥魂的人只好出家做了和尚。

分析

灵魂和肉身，到底哪一个为“真实”？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中国人很少深入思考灵魂问题。似乎虚无和轻飘飘的灵魂不应在俗世里思考，而只能如文中附了哥哥魂的人“只好出家做了和尚”。

上举三则笔记都太沉重了些，这里有个笑里藏“道”的。也是清朝人的梁恭辰在《池上草堂笔记》里有一则笔记，说李二的老婆死了，托梦给李二，讲自己转世投了牛胎，托生为母牛，如果李二还顾念夫妻情分，就把她买回家。李二于是按指点去买了这头母牛回来，养在家中后院。但是这头母牛却常常跑回去，在大庭广众之中与邻居的公牛交配，李二也只好眼睁睁地瞧着。

民间如此，官方怎么样呢？史中记载，大定十三年，尚书省奏，宛平县人张孝善有个儿子叫张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里的一天得病死亡，不料晚上又活过来。活了的张合得说自己是良乡人王建的儿子王喜儿。勘查后，良乡确有个王建，儿子王喜儿三年前就死了。官府于是让王建与张合得对质，发现张合得对王家的事知道得颇详细，看来是王喜儿借尸还魂，于是准备判张合得为王建的儿子。但事情超乎常理，于是层层上报到金世宗，由最高统治者定夺。

金世宗完颜雍的决定是：张合得判给王建，那么以后就会有人借这个判例作伪，用借尸还魂来搅乱人伦。因此将张合得判给张孝善才妥善。

分析

这两个故事体现了一种“俗世”的思考：俗世最高裁判金世宗的决定不无道理，但“灵魂”之事只能不管。

这让我不禁想起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我小时候凭这一句话认为孔子真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大了以后，才懂得孔子因为社会的稳定才实用性地“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里的孔子是有怪力乱神的事迹的，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实用态度最为肯定。“敬鬼神而远之”，话说得老老实实；“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可商榷，但话说得很噎人。

《孔子家语》里记载子贡问孔子“死了的人，有知觉还是没有”？孔子的学生里除了颜回，其他人常常刁难他们的老师，有时候甚至咄咄逼人，我们现在如果认为孔子的学生问起话来必然恭恭敬敬，实在是不理解春秋时代社会的混乱。孔子的几次称赞颜回，都透着对其他学生的无奈而小有感慨。大概除了颜回，孔子的学生们与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随便就可以拎出个流行问题难为一下老师。这可比一九七六年后考入大学的老三届，手上有一大把早有了自己的答案的问题，问得老师心惊肉跳。

子贡的这一问，显然是社会中怪力乱神多得不得了，而孔子又不语怪力乱神，于是子贡换了个角度来敲打老师。

孔子显然明白子贡的心计，就说，“我要是说有呢，恐怕孝子贤孙们都去送死而妨害了生存；我要是说没有呢，恐怕长辈死了不孝子孙连埋都不肯埋了。你这个子贡想知道死人有没有知觉，这事不是现在最急的，你要真的想知道，你自己死了不就知道了吗？”

子贡怎么反应，没有记载，恐怕其他的学生幸灾乐祸地正向子贡起哄呢吧，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好像还是《孔子家语》，还是这个子贡，有一次将一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鲁国，因此被鲁国人争相传颂夸奖，子贡一下子成了道德标兵。孔子听到了，吩咐学生说，子贡来了你们挡住他，我从此不要见这个人。子贡听说了就慌了，跑来见孔子。

大概是学生们挡不住子贡，所以孔子见到子贡时还在生气，说：“子贡你觉得你有钱是不是？”子贡是个商业人才，手头上很有点钱，孔子的周游列国，经济上子贡贡献不菲，“鲁国明明有法律，规定鲁国人在外国若是做了奴隶，得到消息之后，国家出钱去把他赎回来。你子贡有钱，那没钱的鲁国人遇到老乡在外国做了奴隶怎么办？你的做法，不是成了别人的道德负担了吗？”

孔子的脑筋很清晰。哪个学生我忘记了，问孔子：“为什么古人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三年的丧？”孔子说：“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个规定才是。父母死了，你不守丧，别人戳脊梁，那你做人不是很难了吗？你悲痛过度，守丧超过了三年，那你怎么求生计养家糊口？有了三年的规定，不是很方便吗？”

孔子死后，学生中只有子贡守丧超过了三年，守了六年。以子贡这样的商业人才，现在的人不难明白六年是多大的损失。好像是曾参跑来怪子贡不按老师生前的要求做，大有你子贡又犯从前赎人那种性质的错误了。子贡说，老师生前讲过超出与不足都是失度（度就是中庸），我觉得我对老师感情上的度，是六年。

屡次被孔子骂的子贡，是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是不是呢？我有点怀疑，尽管《论语》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的夸奖。

分析

文章的跑题写得好，写得有趣，是最妙之处。这不是学生作文，何妨飘到题外？但阿城对孔子和学生子贡、颜回等的思考，却很有意思。直面死亡，是事关灵魂的大事，各大宗教无不关心于此。但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把这个话题一刀剪断了。“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儒家文人的自我道德要求。但明代的袁枚却直接以此为名写了一部专门谈神说鬼的书，似乎专门跟老祖宗作对。于不能中开始思考，这也算是新思想的开始吧。

不过扯远了，我是说，我喜欢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在不标榜。道家则总有点标榜的味道，从古到今，不断地有人用道家来标榜自己，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我曾在《棋王》里写到过一个光头老者，满口道禅，捧起人来玄虚得不得了，其实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在生活中碰到不少这种人，还常常要来拍你的肩膀。汪曾祺先生曾写过篇文章警惕我不要陷在道家里，拳拳之心，大概是被光头老者蒙蔽了。

不过后世的儒家，实用到主义，当然会非常压制人的本能意识，尤其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这必然会引起反弹，明清的读书人于是偏要来谈怪力乱神，清代的袁枚，就将自己的一本笔记作品直接名为《子不语》。我们也因此知道其实说什么不要紧，而是为什么要这么说。

还有篇幅，不妨再看看明清笔记中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梁恭辰在《池上草堂笔记》里记了个故事，说衡水县有个妇人与某甲私通而杀了亲夫，死者的侄子告到县衙门里去。某甲贿赂验尸的仵作，当然结果是尸体无伤痕，于是某甲反告死者的侄子诬陷。这个侄子不服，上诉到巡按，巡按就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去衡水县复审。邓公到了衡水县，查不出证据，搞不出名堂。

晚上邓公思来想去，不觉已到三更时分，蜡烛光忽然暗了下来。阴风过后，出现一个鬼魂，跪在桌案前，啜泣不止，似乎在说什么。

邓公当然心里惊惧，仔细看这个鬼魂，非常像白天查过的那具尸体，鬼魂的右耳洞里垂下一条白练。

邓公忽然省悟，就大声说：“我会为你申冤的。”鬼魂磕头拜谢后就消失了，烛光于是重放光明。

次日一早，邓公就找来衡水县县令和仵作再去验尸。衡水县令笑话邓公说：“都说邓公是个书呆子，看来真是这样。这个人做了十年官，家里竟没有积蓄，可知他的才干如何，像这种明明白白的案子，哪里是他这样的人可以办的！”

话虽这样说，可是也不得不去再验一回尸体。到了停尸房，邓公命人查验尸体的右耳。仵作一听，大惊失色。结果呢，从尸体的右耳中掏出有半斤重的棉絮。

邓公对衡水县县令说：“这就是奸夫淫妇的作案手段。”妇人和某甲终于认罪。

这个故事，中国人很熟悉，包公案、狄公案、三言二拍中都有过，只不过作案的手段有的是耳朵里钉钉子，有的是鼻子里钉钉子，还有的是头顶囟门钉钉子，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作案手段，我要是个验尸官，免不了会先在这些经典位置找钉子。

破案的路径差不多都是托梦，鬼魂显形，《哈姆雷特》也是这样，只不过凶手是往耳朵里倒毒药，简直是比较犯罪学的典型材料。你要是对这则笔记失望的话，不妨来看看纪晓岚的一则。

《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则笔记说总督唐执玉复审一件大案，已经定案了。这一夜唐执玉正在独坐，就听到外面有哭泣声，而且声音愈来愈近。唐执玉就叫婢女去看看怎么回事。婢女出去后惊叫，接着是身体倒地的声音。

唐执玉打开窗一看，只见一个鬼跪在台阶下面，浑身是血。唐执玉大叫：“哪里来的鬼东西！”鬼磕头说：“杀我的人其实是谁谁谁，但是县官误判成另一个人，此冤一定要申啊。”唐执玉听说是这样，心下明白，就说“我知道了”，鬼也就消失了。

次日，唐执玉登堂再审该案，传讯相关人士，发现大家说的死者生前穿的衣服鞋袜，与昨天自己见到的鬼穿的相同，于是主意笃定，改判凶手为鬼说的谁谁谁。原审的县令不服，唐执玉就是这样定案了。

唐执玉手下的一个幕僚想不通，觉得这里一定有个什么道理，于是私下请教唐执玉，唐执玉呢，也就说了昨晚所见所闻。幕僚听了，也没有说什么。

隔了一夜，幕僚又来见唐执玉，问：“你见到的鬼是从哪里进来的呢？”唐执玉说：“见到时他就已经跪在台阶下了。”幕僚又问：“那你见到他从哪里消失的呢？”唐执玉说：“翻墙走的。”幕僚说：“鬼应该是一下子就消失的，好像不应该翻墙离开吧。”

唐执玉和幕僚到鬼翻墙头的地方去看，墙瓦没有裂痕，但是因为那天鬼来之前下过雨，结果两个人看到屋顶上有泥脚印，直连到墙头外。

幕僚说：“恐怕是囚犯买通轻功者装鬼吧？”

唐执玉恍然，结果仍按原审县令的判决定下来，只是讳言其事，也不追究装鬼的人。

两百多年前的那个死囚可算是个心理学家、文化学者，洞悉人文，差一点就成功了。幕僚是个老实的怀疑论者，唐执玉则知错即改，通情达理，不过唐执玉的讳言其事，也可解作他到底是读圣贤书出身，语怪力乱神到底有违形象。

分析

《池上草堂笔记》的故事是冤者鬼魂托梦给判案者邓公，真相大白；《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是凶手找轻功高手假冒鬼魂找总督唐执玉，试图翻案。这一虚一实、一真一假两个故事并列，发现“鬼故事”还真的有意思。

文学也能解决现世与俗世的问题

《魂与魄与鬼及孔子》这篇文章论及的内容极其丰富，一般的中小学生读来难免吃力，但不妨随便读下去，不管怎样理解。在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天下，毋宁说是“现世主义”的天下。我们的选文、解读、思想，全都围绕着俗世在打转转，“不怕鬼的故事”转为“没有鬼的故事”，而用“唯物主义”一统天下。但阿城开宗明义，在文章开头就说“可鬼也是现实”，假装没有鬼不信鬼，不管这对不对，起码是“无趣”的。一切皆物，无关精神和灵魂，俗世就变得沉重无趣了。

所以，不妨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一种反思。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怪力乱神”“谈神说鬼”的网络小说，很多都是胡编乱造、长之又长的，甚至还有很多的读者去读。这似乎意味着猎奇是阅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无论是“鬼吹灯”还是“盗墓”甚或是“修真”，都不是现在的发明，而是唐传奇、明清笔记里就有的内容，现代人加以敷衍，凑足字数，足以消此永昼，打发无聊时光。

然而，所有这些都与灵魂无关。我们的文学无论通俗还是严肃，仍然不关心灵魂，只重俗世的人欲与物欲，只重解决现世和俗世的问题，而无关于灵魂。

延伸阅读

阿城小说《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散文集《常识与通识》。

作家简介

朱大可，1957年，祖籍福建，生于上海，当过技工，1979年考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著有《燃烧的迷津》《逃亡者档案》《聒噪的时代》《十作家批判书》《话语的狂欢》《记忆的红皮书》等，并有《朱大可守望书系》六卷本出版。朱大可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为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涉足领域包括文化哲学、中国文化、上古神话及当代大众文化等诸多方面，思想和语体均独树一帜，在文化研究和批评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阅读提示

朱大可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并进行了新颖的解读与分析。通过不同的视角再度解读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故事和典型形象，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大羿与嫦娥的失踪之谜 朱大可

嫦娥的逃亡与变形

全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女英雄嫦娥，又叫常仪、常羲和恒娥，也就是“永生的美女”的意思。据《山海经》记载，她最初是东方大神“帝俊”［18］的众多妻子之一。这个帝俊在神谱中地位崇高，是黄帝的曾孙，《世本·帝系篇》说他一生至少娶过四个妃子，第一个叫作姜嫄，脚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了感应，产下了儿子后稷，为发明和推广农耕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第二个叫作简狄，生下了契，也就是商人的祖先；第三个妃子叫作庆都，为帝俊生下了儿子尧，是当时的著名贤君，打造过一个饱受赞誉的太平盛世；而嫦娥是其中最小的妃子，为帝俊生了一个叫作挚的儿子。这个儿子，要么是因为早夭，要么是因为才华成就过于平庸，在神话界里一直默默无闻，也很少有人去关心他的下落。

［18］ 又叫“帝喾（kù）”。

奇怪的是，嫦娥在当了一阵子帝俊的妻子之后，却又成了神射手大羿的老婆，这其间的蹊跷，实在耐人寻味。帝俊曾赠送宝弓给大羿，派他整顿下界诸国。也许因为大羿劳苦功高的缘故，帝俊一高了兴，就把第四个妃子送给了大羿，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美丽的嫦娥，最终成了英雄大羿的“内人”。

大羿和嫦娥的婚后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美满，骨子里却可能是危机四伏。本来这场姻缘就是奉命而为，双方并没有多少恩爱的成分，而为了天下太平和民众的幸福，大羿又不得不到处征战，根本顾不上跟娇妻团聚，令双方的情感隔阂更加严重。《山海经》里记载他镇压凿齿族，杀死怪物封豨［19］，甚至还射杀了帝俊的九个太阳儿子，以免他们制造的酷热危及人类的生命。但大羿为民除害的这些壮举虽然广受赞誉，但不仅得罪了帝俊，也无法博得妻子的欢心。嫦娥长期独守空房，面对无限难挨的寂寞，逐渐生出了弃家逃亡的念头。

［19］ 音xī。

据记载，大羿为了能够重返天庭，曾经向西王母索取了永生的仙药藏在家里。嫦娥偷取这种丹药，决定独自奔赴月球，因为只有那里是她的神勇丈夫所去不了的。《搜神记》透露说，嫦娥在服食之前还曾向一个有名的巫师“有黄”咨询，得了一个“归妹”的卦，有黄解释这意味着“吉祥”，以后还会在月球上有大的发展，嫦娥这才安心吞下药丸，身体轻盈，飞身一跃，上了月球，成为那里的第一代移民。但她的身体却在飞升中发生了意外的变形，成了一只丑陋的蟾蜍。

分析

关于嫦娥的一些常识和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在这一节里都出现了，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神话中对嫦娥的判定。朱大可的语言有拼贴的风格，通常会把现在的词语用到过去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语言。例如“全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女英雄嫦娥”，就是典型的“今古”词语拼贴。

吴刚和桂树的机密

当时的月球居民除了嫦娥，还有另一个怪人，那就是著名的园丁吴刚。此人在上古时期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直到中古的唐朝才出现在作家的笔记里。吴刚的身世相当神秘，在神话档案里的资料过于简约，很难考辨他的全部来历。唐代作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曾简略地介绍说，他是西河人，因为学仙犯了错误，被师傅贬在月亮上伐树。那树也真是古怪，砍了又长，随砍随长，所以吴刚很像是中国的西绪福斯，不停地劳动，又不停地回到原点。至于他到底犯了什么大错，要遭受如此久远的苦难，却是我们无法索解的疑团。

吴刚侍奉的神树月桂，其实是一株奇特的宇宙树，据说高达五百丈，其间隐含着无限的生命能量。这种树在马王堆帛画、汉魏画像砖上都有刻画，成都三星堆还出土过它的缩微模型，树上停栖着若干小鸟，可能就是西王母派来的青鸟。另一本道家典籍《云笈七签》向我们宣称，月亮上的桂树其实有七棵之多，它们又叫“药王”，只要服食它的叶子，人就能变得通体透明，像水晶玻璃一样。这种神奇的水晶化过程，其实就是成仙的标志，可见其药效真是不同凡响。吴刚的使命是每天从根部把整棵大树砍倒，采集它的叶子，向嫦娥的制药作坊提供原料。

移民月亮之后的嫦娥，未能享用永生的妙处，更无法获得独身的欢乐，却由于变成了蟾蜍和丧失美丽容颜而痛不欲生。这种内心的深刻创伤，恐怕是常人所难以体验的。她成天握着杵子，把吴刚摘下的桂树叶捣烂炼药，也许并非为了向人类提供永生的仙药，而仅仅是指望自己吃了后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面目。但出乎意料的是，月桂的药效竟是如此缓慢，几千年过去了，她的身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使她的药品生产变得永无止境。她的漫长劳作惊动了地球上的人们。唐代诗人李商隐不禁怜香惜玉，发出了“嫦娥捣药无时已”的感慨（《寄远》）。而更多的人间感叹，却是针对嫦娥的寂寞发出的。月亮虽然美好，却单调得令人窒息，让一个独身女人陷入了永恒的寂寞。就世俗生活的喧闹而言，这种寂寞无疑是最高的责罚。

分析

对身处月宫的嫦娥和伐木吴刚的分析和想象，“桂树”成了这里的一个新概念：隐含无尽生命能量的宇宙树。

还原大羿的真实面目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掉转头来议论一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大羿。据神话典籍提供的线索，嫦娥逃走之后，不幸驻留在人间的大羿，内心被寂寞和仇恨所缠绕，郁结久了，心理上逐渐出现病兆，性情开始发生巨变，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超级恶棍，其行径与过去判若两人。他看中了河伯的美丽妻子，便给河伯安上了政治罪名，将其射杀，进而把他的几个美妻全部据为己有；他还到处征战，滥用暴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也许因为作孽太多，大羿的晚景变得十分黯淡，估计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否则又何必靠开办“射箭训练班”糊口。但即便是这种营生，后来也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圣人孟子回忆道，大羿学生中有个名叫逢蒙的，因为嫉妒老师的不可超越的箭术，竟然用桃木大棒把他活活打死。英雄兼流氓的大羿的一生，就此拉上了悲剧性的帷幕。大羿死了之后，一个叫作宗布的大祭司负责主持他的祭奠。据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很高规格的礼遇。尽管大羿功罪参半，世人仍然对他保持了崇高的敬意。

但大羿的真相果真如此？此人难道就是英雄加流氓的混合物？神话典籍里的另一些蛛丝马迹，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而要说清楚这点，必须先对那只所谓“玉兔”的真实身份予以揭露。

这只“玉兔”，也是月球上的著名居民，它的捣药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不朽的神话。在古代典籍里，“玉兔”本来记作“顾兔”，而“顾兔”则源自“瞻兔”（“瞻”与“顾”的语义相同）一词。这个所谓的“瞻兔”，其实就是“蟾蜍”读音的一种误记（两者的上古读音非常近似），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神话典籍里“玉兔”可以与“蟾蜍”互相替换的缘故。早在三十年代，名诗人闻一多曾经提出十一种证据，证明“玉兔”就是蟾蜍，言之凿凿，很是令人信服。但世人总觉得蛤蟆形象可憎，不如玉兔来得可爱。所以在中国民间，玉兔的形象最终替代了蟾蜍，成为除嫦娥外的二号形象代言人。

分析

从大羿形象的前后不同（英雄到流氓）的差异中加以分析，发现其中不能自圆其说的谜团，从而加以破解。这是朱大可的典型方式。

大羿原来是一位埃及鳄神

形貌丑陋、性情孱弱的“蟾蜍”，并不是“玉兔”的本相。只要为它添加一个凶恶的吻部和一条粗大的尾巴，我们就不难看出，它其实是鳄鱼的一种视觉变形而已，换句话说，它是两栖爬行动物猪婆龙的省略和变形。猪婆龙，其古代名称叫作“鳝鼋［20］”，与蟾蜍的上古发音几乎完全一致。正是这种造型和语音上的一致，导致了从鳄鱼到玉兔的巨大讹变。而更令人惊异的是，这条凶狠的大鳄，竟然就是嫦娥夫君大羿的真实面目。

［20］ 音：shàn yuán。

已经有许多学者确认，鳄鱼就是龙的原型和世俗起源，而对大羿的崇拜，就是华夏先民对鳄龙的一次变相的历史追思。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头被称作“羿”的猪婆龙，与古代埃及神话中的涅伊特（Neit）几乎一模一样：第一，“涅伊特”一词的发音酷似“羿”的上古读音；第二，涅伊特是狩猎与战争之神，而羿也是猎人与射手；第三，涅伊特的象征物是一副盾牌，上面有交叉成十字的两支羽箭，羿的篆文写法就是两支并列的羽箭（令人惊讶的是，涅伊特的盾牌和其上交叉成十字的羽箭，也就是“十”和“日”两个符号的叠加，居然在中国被误解为“十日”，从而演化出“羿射十日”的著名神话）；第四，涅伊特总是以鳄首人身之形现身，而羿则喜欢以鳄鱼的讹形――蟾蜍现身；第五，涅伊特拥有特殊的魔法力量，与安魂仪式密切相关，其形象通常被画在古埃及的石棺上，以治病驱邪和保佑永生，而羿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汉代以来的墓砖石棺上，手持“不死之药”，用以帮人祛病延年和实现长生梦想。

羿和涅伊特的惊人的同一性表明，要么中国的鳄龙崇拜起源于埃及，要么双方都起源于同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而后才在中华文明的发育中逐渐本土化，与“尧神话”融为一体。尽管弄清全部真相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大羿的罪名必须洗清，他所蒙受的历史冤屈应当平反。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大羿根本就不在作恶的现场。

分析

对比古埃及神话和中国神话，涅伊特和羿的相似度极高，这是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一种。而本文用这些资料来对上古神话加以“侦破”，使得文章充满了趣味。

大羿与后羿：真假箭神之谜

既然大羿就是鳄神的变形，后来又以蟾蜍的形态现身，那么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便是，那个居住在月球上的蟾蜍，究竟是嫦娥女士，还是大羿先生本人？这个问题似乎是难以索解的，因为大多数文献都坚持认为，在月亮上捣药的是嫦娥本人，只有汉代画像砖揭露了事情的真相：从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幅砖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嫦娥正在翩然飞向月球，她的上半身尚未变成蟾蜍，梳着高高的发髻，脑后的辫发也清晰可见，而下半身已经开始变形，露出鳄鱼的后肢和尾巴。而在月球上，一只蟾蜍正张开四肢等待着她的到来。根据逻辑和常识，这只蟾蜍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大羿先生本人。历史的内幕就这样在汉画上昭然若揭。

大羿因射杀帝俊的九个太阳儿子，得罪了天子，政治前途大为不妙，甚至可能要面对更为险恶的生命危机，为此他只能向西王母求取“不死之药”，安排了全家向月球逃亡的计划。事实上他先于嫦娥抵达了月球，而嫦娥只是第二批的团聚移民。尔后，他们以“玉兔”或“蟾蜍”的名义双双在那里居住，成为夫妇恩爱的范本。令人费解的是，这块画像砖出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且被广泛引用，但研究者对其上刻画的事实竟然视若无睹，这不能不说是神话学研究的重大疏漏。

在大羿升天后继续大地上横行霸道的，其实是大羿的替身“后羿”。这个“赝品”本来名叫“有穷氏”，在大羿离任之后，他以继承者的身份行事。这个“后”字，既可以当“帝王”讲，也可以通“後”字，也就是时间靠后的意思，实在是一语双关的妙字。所以“后羿”一词，也可以解释为“大羿的继承者”。但此人并未继承大羿的正义传统，反而倒行逆施，涂炭生灵，其罪行到了罄［21］竹难书的地步，结果被学生逢蒙所杀，可以说是死得其所。诗人屈原不辨真相，在《离骚》里对大羿进行愤怒的诘问，就连目光犀利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也混淆了大羿和后羿的区别，把后羿的许多罪行安在大羿头上。正是那些名家的指证，令大羿蒙上不白之冤长达数千年之久。大羿名誉的受损程度，真是令人发指。

［21］ 音：qìng。

分析

本文至此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大羿和嫦娥都移民到月球了，但一暗一明，而且加以变形伪装。他们夫妻在月球上团聚，给地上的文人留下了盲目的遐想。这样的变化，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读者有没有预料到呢？

就像梁山伯和祝英台携手化蝶那样，大羿和嫦娥双双化作了蟾蜍，虽然模样有点丑陋，毕竟都成为同类，而且联袂［22］获得了永生，这是值得大家庆贺的喜事。但他们的事业是艰难的：一方面要为自身的形象还原而苦寻出路，一方面要为人类长生药的研制而不懈奋斗。在月亮的阴影里，他们面朝地球家园，目光温存，坚定地举起了沉重的石杵。

［22］ 音：mèi。

拼贴是语言特色之一

接受固执与传统的考据训练和正向思维的人，大概有些难以接受这篇文章的展开和归纳。对于传统神话、上古传说，除了换位思考、角度独特的研究者，人们通常是不质疑其中有什么问题的，只是顺着原来留下来的一种固定思维来被动地接受。这种固定思维，实际上也是某种占主流地位的思考的结果，并不等于就是全部真相，更不是绝对真理。但长期受到中小学的打压式教育而毕业的人，从小就被教育服从、不质疑，习惯成自然而最后变成了顽固的思维，因此很难对权威、习惯产生质疑，有些人甚至难以接受别人对自己先入为主观念的质疑。

质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精神。没有质疑，则剩下抄袭一途。但是，质疑之后，需要做的事情是广泛阅读、寻找、发现材料和证据，从而形成对这种质疑的支持。

文中分析时说到朱大可的语言特色之一是拼贴，这种拼贴包括词语拼贴和情景拼贴。“拼贴”手法在美国兴起的波普艺术中最为流行。一旦艺术家、作家把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拼贴在一起，这样的图景就产生新的意义。这些事物例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海报、杂志、报纸、易拉罐等，通过某种方式拼贴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意义。文字上，则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但彼此属性差异很大的词语组合到一起。在这篇文章里，类似的拼贴很多。大羿“开办射箭训练班”是其中典型的方式，即现行的流行词语套用到古人那里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讽。

延伸阅读

朱大可著《神话》和《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作家简介

李淼，男，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超弦理论和宇宙学，曾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山大学教授，筹办天文科学研究院。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90年在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9月至1992年8月 在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92年9月至1996年8月任布朗大学研究助理教授，1996年9月至1999年8月在芝加哥大学做资深博士后，1999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李淼科研之余热爱阅读、作诗、写散文，属于跨界达人。他曾为科普杂志《新发现》杂志撰写科普专栏文章，散文结集为《越弱越暗越美丽》，另撰有《科幻小说〈三体〉里的物理学》一书即将出版。

阅读提示

从中国古代神话中发现和现代宇宙学之间的秘密联系，打通科学和神话的彼此关系，读来兴趣盎然。

中国神话中的现代宇宙学 李淼

一

这是戏说。

如果有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历史专家的身份质疑，我们表示欢迎，但不接受任何批评 。

有人考证，中国最古最老的神是混沌。

《庄子》说，中央之帝为混沌。关于混沌的记载似乎不多，这就留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混沌统治的时候，应该对应于暴涨期结束到光子退耦［23］的时代，前后大约38万年，光子退耦了，混沌也就死了——神也会死的，所以混沌活了38万年。

［23］ 音：ǒu。

《庄子》还说，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看来混沌就是这么死的。

（这个七日看起来很熟悉，因为《旧约》也说上帝创世费了七日的工夫，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子开始退耦。）

我估计倏和忽是混沌的两个儿子。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一个统治物质，一个统治辐射。庄子的时代科学不发达，他以为倏是南海之帝，忽是北海之帝。混沌的时代，和光同尘，天地没有结构，哪来的南海和北海？

混沌先生是不是无性生子，我们无从查考了。在他7万岁的时候（如果以人生100岁来计算，他还不到20岁），物质和辐射一样多了，他决定生子，于是倏和忽诞生了。

我们不知道倏和忽活到了什么时候，也许现在还活着。他们远比老爸长寿，虽然他们的名字看起来是短命的。

分析

用《庄子》提到的中央之帝“混沌”“倏忽”等引发，代入现代物理学的知识加以相互印证、比较，是这篇文章的特色。读者会注意到其中不同语词的差别。

混沌在垂老的时候，生了幼子，他的名字叫盘古。《三五历纪》中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很明显，在混沌死前18000年，盘古出生了。这段时间，也许对应于光子退耦之前最后散射发生的不确定时间。

问题来了，到底是倏、忽两位老哥谋杀了老爸，还是盘古老弟为了开天辟地杀死了老爸？这是宇宙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谜，又叫宇宙学第一奇案。

盘古同学比老爸和两位老哥都有名，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最老的神。在道教中，他的名字叫元始天尊。

盘古，根据我们的考证，应该还活着，因为我的同乡吴承恩同学在《西游记》里就记载了孙悟空见过元始天尊。

根据道教，元始天尊居住在玉清境内，天文学观测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相信盘古/元始天尊同学已经有了手机，只是公司既不是联通也不是电信，所以我们没有他的号码。

分析

这里写中国神话中最老的神“盘古”的来历，并把他与道教中的“元始天尊”进行归接。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李淼先生也不放弃语词拼贴的机会，让“盘古/元始天尊”和手机拼接。

除了玉清，还有另外两清，分别是上清和太清，上清是灵宝天尊居住的地方，太清是道德天尊居住的地方。

灵宝天尊的尊号是上清高圣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和元始天尊不同，既有父亲，也有母亲。他在母胎中待了3700年才出世。同样，宇宙学对他的来历没有什么研究。我估计他出生在星系形成时期。

灵宝天尊是元始天尊的学生，学成之后，就占了三十六天的第二天。出生早的人有福气啊，不需要做博士后，就找到正式工作了。而且还“金童玉女各三十万侍卫。万神入拜，五德把符，上真侍晨，天皇抱图”。

我们认为，“上真侍晨”中的上真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上的美女，应该是宇宙第一美女。有了超女，自然就有好男，所以天皇同学虽然没有太多事迹，是世上第一个好男应该是无疑的。香港的四大天王，怎么能和天皇同学比呢？

盘古的另一位博士生是道德天尊同学，此人大名鼎鼎，是我的本家，即李耳同学。葛洪的《神仙传》说老子先天地生，看来也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就出生的。后来春秋时代的老子，应该是道德天尊同学向耶稣同学学习，下凡创始道家以至道教。他在人间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所以自称老子，老而为人子的意思。

老子住的地方也不俗，叫作太清，是宇宙中的第三别墅。既然他创立了道家，所以就成了飞仙之主，元始天尊和灵宝天尊养尊处优，将后来的神仙交给老子来管。虽然住在第三别墅有点憋气，权力还是可以平衡一下的。

李耳同学比耶稣同学要勤快，不时造访地球，有这样的记载：老子无世不出，数易姓名，初出于上三皇时号玄中法师；出于下三皇时号金阙帝君；出于黄帝时号力默子，又号广成子；周文王时为守藏史，号支邑先生；武王时为柱下史，号郭叔子；汉初号黄石公；汉文时号河上公。

分析

道教中的三大主神：盘古/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老子/太清/道德天尊，他们分别对应宇宙诞生、星系形成、太阳系构造的不同现代宇宙学概念；另一个对位是用现代语词“博士生”来加以系统化，即盘古和他的两位博士生：上清和太清。

二

我们前文谈到了盘古同学，和盘古同学的两个博士生。后来的神仙多到不计其数，有的是盘古的儿子，有的是盘古的孙子，子子孙孙，将天上弄得拥挤不堪。

每个神仙都有父亲，或者父母俱全，悟空同学从石头里蹦出来，独一份。悟空的师父玄奘大师有句名言，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我上次在西安游慈恩寺时内心默默地对玄奘举手说道，神是神他妈生的。现在，我想对玄奘同学继续补充一句，神有时是神他爸生的。

盘古的父亲是混沌，那么，混沌的父亲呢？

我们翻遍历史，无论正史或野史，正说或戏说，国家档案馆或私人家谱，甚至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都没有找到混沌老爸是谁。不过，最新的宇宙学观测和宇宙考古理论家们的研究，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爱因斯坦也许是天下最大的白相大王。根据他的理论，能量只能局部地守恒，如果将引力考虑进来，能量可以无中生有，难怪老子同学的那部书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有个古斯同学，将爱因斯坦的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在混沌同学之前，宇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驱动暴涨的暗能量，在暗能量的驱动之下，宇宙不停地暴长，一直长大了28个量级左右。在开始的时候，暗能量并不多，只有一公斤或者十公斤，天下的万物全是从这一公斤的暗能量里长出来的。

有人会问，怎么可能呢？回答是，引力这玩意会吃能量，也会吐出能量。如果没有暴涨时期，宇宙中这么多能量还真的产生不了，不信你学两天宇宙学，然后计算一下。

为什么别人研究不出来混沌之前有这个历史，偏偏古斯同学能够研究出来？难道他是神童？我们觉得，他还真是神童，他是混沌的老爸，又叫古斯老祖的灵童转世。

分析

从现代宇宙学的概念开始，引入传统神话人物，思考宇宙初诞时的状态。

考证完古斯老祖之后，我们回到传统的神仙世系。

玉皇大帝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三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众神之神，按照道教的说法，玉皇大帝是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三界万神、 三洞仙真的最高神。这个名头很吓人。不看名头，我们只看他是三界万神的最高神，就知道从他开始，人间的事多起来了。他这么关心人间的事，只能说明他出生得比较晚，应该是在地球形成之后。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6亿年，玉皇同学的年龄大致如此，大约是盘古同学的三分之一。

按如来的说法：玉帝自幼修持，苦历过1750劫。每劫该129600年，那么玉帝2亿岁左右，这严重低估了玉帝的年纪。

如果我们信了如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玉帝出生在恐龙时代。一想到恐龙，我们还真有点迟疑，如果不是出生在恐龙时代，为什么玉帝同学的老婆王母同学一开始就丑得像恐龙呢？（王母的事迹见后）

玉帝的父亲是谁？有说是三清所化生出之先天尊神，这么说可能是盘古/元始天尊的儿子，也有说玉皇大帝乃昊天界上光严净乐国王和宝月光皇后所生之子。 第二种说法受佛教影响，不确，或者是如来一派的戏说，将盘古变成光严净乐国王。如来本人的来历是什么？有人考证是和盘古同辈的［24］。我个人觉得如来的来头很大，但绝不是盘古的同辈人，后面我们会说到如来的故事。

［24］ 见《孙悟空的师父是谁》。

现在我们知道了，玉帝同学应该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后出生的。太阳系形成的过程目前并不清楚，只是知道在恒星中，它是小老弟。最早的恒星比宇宙年轻不了多少，一个学派的观点认为，这些恒星都很重，大约是太阳的100倍，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重元素，所以形成的恒星都很重。当这些恒星燃烧完了，重元素才产生。我们的太阳如果年龄不足够小，就不会有重元素。要知道，人类身体里有很多重元素。玉帝同学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统称为重元素时代的神仙和人类。

分析

到了玉皇大帝和众仙时代，作者认为他大概跟地球同龄，46亿年左右，比太阳系年龄小，因此也比太清/道德天尊/老子小。不管怎么说，玉帝总算是排名第四了，他管不了“三清”，但是可以管“三界万神”。对应于现代宇宙学是“重元素时代”，在这里还可以学习到原来重元素是要等第一代巨大恒星燃烧殆尽之后才有的！

玉帝同学并不是重元素时代的唯一重要神仙，与他同时的并且地位相当的还有五个，合称为六御，分别是：

1.中央玉皇大帝，老婆王母娘娘，又称为西王母；2.北方北极中天紫微大帝；3.南方南极长生大帝,又名玉清真王，元始天王九子；4.东方东极青华大帝太乙救苦天尊；5.西方太极天皇大帝 （手下：八大元帅、五极战神、天空战神、大地战神、人中战神、北极战神和南极战神）；6.大地之母：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25］。

［25］ 音：qí。

我们择要谈谈这些重要的神仙。

中神通玉皇大帝的老婆的名气一点不比玉皇大帝小，说起来见于文字记载还早些。《山海经》中说，西王母长着一条像豹子那样的尾巴，一口老虎那样的牙齿，叫起来的频率很高。叫声就不同凡响，原来张海豚［26］的海豚音的承传来自西王母。更不同凡响的是她的长相，看过《侏罗纪公园》的人想必还记得里面的可怖的冷盗龙（vilociraptor），比人大不了多少，动作敏捷，善于思考。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今人将丑女形容成恐龙，原来出典也是西王母。

［26］ 指“超女”张靓颖。

《山海经》还提到一头乱发（蓬发戴胜）。

不过王母到底是很高一级的神仙，她的长相也是进化的，到得后来，是一个美丽非凡的女人。有人说，她还换了一位老公，前夫本来是东王公，后来才嫁给玉帝，中间还掺夹着几位情人，如周穆王、汉武帝。也许最早的情人是后羿。她因爱后羿入骨，希望这个造反上台的王也能够长生不老，赠药给后羿同学，结果私情为嫦娥同学发现，自己吃了上天，嫦娥据说还成了王母第二个老公玉帝的情人，这个四角关系说起来真让人头大。

分析

中国古代典籍里神话传说不像现代书籍里做学术研究那么严谨，有些说法、有些描述会自相矛盾。作者在这里综合各种材料考证“王母娘娘”很有意思，并幽默地把中国神话跟好莱坞电影硬接，想到了一个网络的词“恐龙”来。这是写作中的自由发挥，到了恰当时，这种发挥就是妙趣横生。关于王母的情人“后羿”，朱大可先生的文章里做过分析，认为是“大羿”的冒牌货——被弟子逢蒙杀死的作恶多端的“后羿”和正牌“大羿”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文章对比起来阅读，更有乐趣。

三

上一回我们说到了王母，王母说完了说六御。

“六”是什么意思？“御”是什么意思？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是六极，也就是三维空间的意思。御，就是统御的意思，每个方向有一个神来照应、统治。

李白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其中六合，和六极是一个意思。李白在诗中夸大了。当然我们不能责怪李白的夸大，诗人么，又不是科学家。秦王当时扫的是四合，他没有空军，更没有神五神六，上下如何扫法？估计当今之世没有什么人能够轻松地打扫六合，也只有美国人能够勉力为之。前不久中国试验了用导弹击毁卫星，中国人也开始追求这个能力了，这使得东西方神经极为紧张。

有喜欢抬杠的朋友，可能会问我，六极是有的，古人也说八极，那是什么意思？有人很浅显地认为八极就是远的意思，八极是远，那么六极就是比较远？毫无疑问是错误的理解。有人很高深地认为八极是形容男人外表和内心的八个特征，也错了。我们认为，八极就是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前六极是我们的三维空间，内外指的是第四维空间，很像Randall-Sundrum模型里的那个第四维。我们后来还会谈到这个第四维。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Randall-Sundrum模型。大约十年前，研究弦理论的人发现，在弦论中除了弦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膜，比如说，我们的空间可能就是四维空间的膜，这个膜有三维，前后左右上下都有。四维空间多出一维，就是我用内外比喻的那一维。我们人以及我们能够用来探测的工具只能局限在三维，我们看不到第四维，只有万有引力能够“漏”出去，在第四维也有作用。Randall-Sundrum模型就是这种膜理论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在这个模型中，甚至引力也不能自由地在第四维中发挥作用，离开我们的膜越远，“漏”出去的部分越弱。）

分析

六极/六合、八极/八合这些中国古代的俗语，在这里用现代宇宙学的知识加以解释，尤其是三维、四维的概念，很有意思。

回到六御，先说北方北极中天紫微大帝。

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宇宙中，本来无所谓北无所谓南，无所谓东无所谓西的。当宇宙中有物质，而且物质还形成结构，如太阳系、星系、星系团的时候，就有方向的区别了。地球自转，我们习惯上将南北看作自转轴。磁铁造的指南针，指针指向北，因为地球磁场的方向大致与自转轴相同。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被现代物理学们神话了，这个神话就是对称性自发破缺。

地球自转起来，只有靠近南极或北极附近的恒星看起来是不动的。北极星，位于紫微垣之中。紫微垣就像天上的紫禁城，而北极星有点像太和殿。北方紫微大帝的名字中有北极在里面，可见地位是很崇高的。

这个紫微大帝，就像天上的皇帝，而地位仅次于玉帝。那谁就问了，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如果紫微上帝也是天帝，不是要和玉帝打起来了？

我们前面说过，玉帝的年纪大约和太阳一样大，紫微的年纪也大抵如此。这两位的出生既晚，所以只管星系、星系团这些事，星系团之外的，如超星系团之间的空洞、暗能量，他们不想管，也是管不了的。

道教说，北方北极中天紫微大帝协助玉皇大帝职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和四时气候，道书称其万星之宗主，三界之亚君，次于昊天，上应元气。这就说得很清楚，玉帝比紫微的职权稍大些。

打个比方，玉帝是总理，紫微就是常务副总理。总统或者国家主席还轮不到玉帝来做，因为他们之上还有三清，三清最低一层的太清道德天尊，就经常被玉帝请出来处理军事上的麻烦事，所以道德天尊有些像军委主席。

常务副总理紫微大帝的来历也有些蹊跷，原来的象征是个大乌龟。人们常说的北方玄武，就是个大乌龟。仔细去解释，武的含义是一龟一蛇。本来紫微大帝就是龟蛇，发展到后来龟蛇成了紫微大帝的服务人员了。

这位常务副总理同学同时还是一个战神，玄武又叫玄冥，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的玄冥二老就出奇地厉害。所以，常务副总理还身兼三军总司令一职。

再说东方东极青华大帝太乙救苦天尊。王母的前夫东王公是太乙的前身，王母离婚后，玉帝升格，东王公也升格。西王母和东王公本来同是元始天尊的女儿和儿子，现在的太乙救苦天尊的来历有点变了，身份也像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可以化身万亿，这样才能听到每个烧香许愿者的声音。

太乙的来历看来比较复杂，我们上面已经说了他与东王公的关系，与观音的关系，其实，他还可能是屈原同学口中的东皇太一。

东方在中国是个特殊的方向。太阳自东方出，所以东方象征着朝气和阳光，太乙的帝号东极青华大帝取的意象就是春天。

青华大帝同学也有一个动物象征，就是青龙。左青龙，右白虎，青龙在东，白虎在西。青龙这个象征比较有人气，一个男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个青龙，寓意是很深的，我们不便在这里仔细讨论。

在喜爱这个既有阳刚之气，又有菩萨之心的青华大帝的同时，我们也不免同情他。这么一个好男人，怎么就被王母给抛弃了呢？我们不得不发出亿年一叹，有权的家伙有福了。

分析

“六御”是六位管理不同事务的六位大神，这里谈到“北帝”和“东王”，都很有意思，也很有知识含量。

四

王熙凤同学是《红楼梦》中的哲学家，而不是那两个疯疯癫癫的僧人和道士。即使林黛玉，也说过很有哲学意味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在中国开放前起了决定国策的主导作用。那时，我们还没有双赢的概念。

然而深受中国儒学影响的道家不这么认为，中国儒学讲究调和君臣，阴阳家则强调阴阳调和，哪一方占到压倒的优势，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在道教的六御当中，西方太极天皇大帝和东方东极青华大帝是和平共处的，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一个青龙，一个白虎，谈不上谁老大。

然而考中国神话历史，西方太极的确不被重视，在更加正统的四御说中，就没有西方太极的位置。既然青龙是阳，白虎为阴，白虎还是要聊备一格。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中，东与木对应，西与金对应。在奥运的吉祥物福娃里，可爱的白虎成了福娃妮妮小朋友。

不懂中国五行说的人肯定看不出福娃妮妮和金有什么关系，懂的人也看不出，金的唯一标志是隐约可见的倒扣的金鼎。让标志太沉重，是咱们的传统。

韩国的国旗用了太极和八卦，韩国又有太极虎的名号，我不知道韩国为什么特别喜欢西方白虎这个阴性的象征。白虎虽然是阴性，却是战神的代表，难怪韩国人在足球比赛中那么好战不屈，哪里像咱们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么。

金木水火土在中国人的脑子中根深蒂固，哪怕是《红楼梦》也没有逃出这个无所不包的哲学“气场”。有人说，林黛玉就是木，薛宝钗是金，一东一西，难怪深信斗争哲学的林妹妹说出“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南极长生大帝的名号比较常见，他老人家的诞辰是五月初一。据说他也是元始天尊的儿子，不过传说混乱，有说是元始的长子，也有说是他的第九子，道教的混乱芜杂，这里就体现出来了。有人考证说，长生大帝同学名字虽叫长生，其实不是那个颤巍巍捧着从西王母的蟠桃自助餐偷偷留下的那个蟠桃的南极仙翁。

道教历史悠久，所以神仙众多，所以一个南极就囊括了南极长生大帝、南极福星天德星君、南极禄星天佑星君、南极寿星老人星君。一个长生大帝，统御了福禄寿，下次哪位遇上长生大帝，赶紧拜一拜。南极的福禄寿下面估计还有局长处长科员若干，分一分等级，别一别门类，虽然烦琐些，也比用一个福娃妮妮既表示金、又表示绿色、又表示你、又表示燕子，来得清楚。

如果大家不怕累着，不妨念一下长生同学的全名：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统天元圣天尊。

六御之中，和地球关系最密切的是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她是六御中唯一的女性。在古代，天和地是一样的神圣，后土信仰的历史也很古老，可以追溯到周朝，皇天后土的说法那时就有了。

在希腊神话里，地神盖亚（Gaea）也是女性，而且是混沌中产生的最早的两位大神之一，另一位大神是爱神艾罗斯（Eros）。接着是黑暗统治宇宙，这和现代宇宙学中在光子退耦之后有一个很长的黑暗时期不谋而合。在黑暗时期，光子作为背景辐射的温度先是3000度左右，随着宇宙的膨胀降到几十度。可见光的波长在5000纳米，对应于太阳的表面温度，在6000度左右，所以在黑暗时期，背景辐射中的光子是红外光子，不可见。物质的主要部分是中性氢，基本不发光，发出的光也是21厘米波，不是可见光。

以后宇宙中的结构开始形成，类星体是最早形成的天体，这些类星体作引力塌缩时开始发出强烈的辐射，使得周围的气体电离，此时宇宙进入再电离期。

与类星体同时形成的可能还有活动星系以及早期恒星，这些早期恒星所含的元素是宇宙早期核合成时代形成的轻元素，包括氢、氦、锂。我们再强调一次，太阳这颗恒星是很晚才形成的，所含的元素才会有早期恒星燃烧产生的重元素。

如此，如果我们采用希腊神话的说法，后土妈妈的年纪或许是六御中最大的，虽然她后来的主要的人文关怀对象是地球，她从一开始就照应了地球形成的主要先决条件，包括重元素的形成。

地神盖亚与她的儿子天神乌拉诺斯（Ouranos）生下12个提坦神和巨人。乌拉诺斯应该是盖亚单性繁衍的，至于乱伦的事，在古希腊不算什么。（其实，古埃及法老的妻子不是自己的姐姐，就是自己的妹妹，古埃及这么做，解决了下一代的皇位问题，无论传给谁，都是纯粹的法老血统。著名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就先后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和托勒密十四世，分别比她小8岁和11岁，当然她的弟弟们只是她名义上的丈夫。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么久的乱伦还能不断产生非常聪明的女儿，还不止克丽奥佩特拉一个？）

盖亚的十二个提坦神是六男六女，成为六对夫妇。最小的提坦克诺罗斯和一个女提坦神瑞亚是夫妇，生下第二代希腊神，最小的儿子就是宙斯。

分析

这一节引入了希腊神话，再加上可见光不可见光、轻元素和重元素，知识有些爆炸，但比较并综合不同学科不同门类的知识，一般来说都是很有趣味的。

五

中国道教历来生活在佛教的阴影之下，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灭佛运动，而佛教也只是暂时失败。有说元朝开始的时候道教和佛教一起辩论，结果道教大败。我想这大败的原因是道教太过讲究实用，而佛教的思辨是道教远远不及的。

如来佛同学，大家没有不知道的吧？如来姓如来名佛，如实而来的如来，如来佛的佛。其实如来佛这个名字说明中国的信徒们一向的不求甚解。在佛教中， 佛有十种称呼：如来、应供、正遍知、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何况，佛还有好多佛，不只释迦牟尼一个。现在我们将释迦牟尼称为如来佛，如同将某位教授称为教授先生。

不管他，反正这么叫已经成了习惯了，教授先生就教授先生吧。道教为了表示自己的地位，认为释迦牟尼这位教授，其实是老子出了函谷关，留给函谷关县长尹喜他的唯一学术专著《道德经》，到了印度后收的徒弟。所以，道教可以说，你佛教的教授先生的学问的确博大精深，可是你们的太师父太教授原来是我们的老子，你佛教有啥了不起的。

道教讲究一个神仙，修道就是为了成仙，为了白日飞升，甚至为了如花美眷。所以道教是一个讲究实用的宗教，烧铅炼汞，不过是个精通化学的艺术家（craftsman），而和尚只是坐禅悟道，不理俗事，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梦想者（seer），这里高下很容易看出来了。

老子和释迦的关系实在错综复杂。我们先看历史，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释迦牟尼的出生年代约在公元前565年，这么说教授先生要比孔子大些；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出了函谷关到了印度再收徒，新的徒弟反而比老的徒弟大些，也没有什么十分的不合适。那时老子这个太教授太先生出了函谷关，是一个糟老头子骑着一头青牛，而教授先生可能年纪已经不小，已经做过了苦行僧而后放弃，终于遇到了明师。

然则在《西游记》中，太教授太先生虽然贵为军委主席，玉皇一有事，往往最后还得请教授先生帮忙。老子的本事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最后实在不行就上八卦炉。如来就不同了，不动声色，上下其手，到底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在《孙悟空的师父是谁》那篇著名网文中，作者仔细分析了《西游记》和《封神榜》，提出《封神榜》中有五巨头，其中三人是道教的，就是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老子），另外两位和佛教有关，分别是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就是如来佛了，准提道人经考证后是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如来的师弟。《封神榜》称他们为道人，有意为道教贴金。《西游记》中的菩提祖师的确亦僧亦道。

佛教虽有不少的神话成分，与道教相比宗教的色彩更浓，这可能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上风的原因。如来同学得道后，一直活到80岁，因为身染重病，解脱而去，并没有后世道教为教祖们编造的那些神话，甚至复活的传说都没有。

然而早期的小乘佛教为了传播宗教的原因，不免多有夸大渲染，所以小乘佛教的思辨气息没有后来的大乘佛教浓厚。应该说，后世佛教在思辨冥想方面远远超过道教。道教不脱中国本土重利的传统，道教的徒子徒孙们看重的不是成仙，就是驱鬼驱狐，最不济也是符水治病，将一个宗教弄得落了下下乘。义和团的大师兄小师弟们玩的就是这些名堂，哪来的工夫思考人生的意义、宇宙的起源？

现在谈谈佛教的宇宙观。小乘佛教认为佛只有一个，就是教主释迦同学。他人修道，也仅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个主要信仰可以作如下解释：宇宙只有一个，如同佛只有一个，而对佛来说时空本身不起作用。一般人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回，但也在时空管辖的范围内。就像在宇宙学中，我们经常要假想一个永恒不死的观测者的存在一样。因为有了这种理想观测者，宇宙的定义才有了可操作性，就是说，可观测宇宙所含的时空与这个不生不灭的观测者有因果联系。而不能与理想观测者发生因果联系的地方我们永远看不到，也不能给我们施加任何影响，这样的时空区域最多可看作是另一个宇宙。

大乘的看法是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还存在着无数个宇宙，这很像现下流行的多元宇宙的看法。首先，大乘佛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同学不过是2000多年前那个幸运的一个。小乘是一个人修行，一个人解脱，有点要解放全人类，必须先解放自己的意思。大乘来得更加无私，要普度众生，要成佛救世。到了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菩萨那里走到了极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如何看出大乘提倡多元宇宙呢？我们看一下大乘成佛的过程就知道了。一个人只念一生佛不能成佛，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这里所谓劫，就是宇宙从开始到结束。有开始有结束，根据现代宇宙学的观点，就应该存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的宇宙。

有人会问，暗能量的存在是不是说明宇宙也许有开始，肯定没有结束，因为暗能量使得宇宙一直膨胀下去。这种理解也无不可，却是比较狭隘的。因为即使宇宙一直膨胀下去，下一个轮回完全可以起源于所谓的涨落。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宇宙就是开始于过去一个宇宙中的大涨落。

综上所述，佛教的教理较之其他任何宗教的确更加富有想象，从而更加使得世人充满期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大乘佛教，重利的中国人也喜欢大乘，可见想象力的魅力。

分析

本节谈论道教和佛教之间的关系，再引入现代宇宙学的观念，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差别以及无数个宇宙的观念。但最终是：想象力最有魅力，最能吸引人和信众。

从特殊角度看到特别问题

李淼教授的这篇文章大概可以算作跨学科研究的随笔，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宇宙学的简明知识。这样的文章不好写，作者既要阅读广泛、知识丰富，还要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这样，文章才能被普通读者看懂。

文章出彩要有几个因素，决定性的是看问题的角度。特殊角度看到特别问题。我想，一般的文科文化学、神话学者肯定不可能用现代宇宙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神话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特殊信息。我们一般读者阅读那些相关的文章，神话就是当神话来看的。玉帝就是玉帝，过去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极其伟大、特别威严的大人物，最近的一部汇集港台巨星排成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3D电影热映中，周润发饰演的玉帝变成了一位率领众仙与造反的牛魔王厮杀的战神，这也算是很大的颠覆，过去很少人从这个角度加以改编。但这个“大闹天宫”突出了阴谋家牛魔王而把齐天大圣的地位降低了，令人总有些忧伤。

网络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和想象力，而思想敏锐者的文章，在语言多喜欢拼贴，并把一些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词语、概念拼贴到一起，造成了诙谐幽默的效果。在这样一篇综合知识很丰富的随笔中，作者只能谈论普通的概念，对一些长期被蒙蔽的知识加以梳理，从而得出一种有趣的想象来。

而融入跨学科的综合知识，则是这篇文章的另一大魅力。

特别在一部散文选中列入李淼教授这篇作品，我希望打破通常语文教材选文的视野局限，让我们的读者阅读到更多题材和体裁都更加丰富多变的文章。语文教师常常坚持说：语文教育不是培养作家的。好吧，我们综合一下，语文最起码的底线，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不论今后从事哪一种工作，表达都是最基本的技能。如果有更突出的表达能力，如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教授这样，在高深的弦理论、暗能量等研究之余，写诗，撰写散文和科普，岂不是需要很好的表达能力吗？在欧美，很多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火箭专家、航天专家都热爱写作，很多大学者都创作科幻小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箭科学家金斯特·李还专门每周从美国直飞斯里兰卡，和住在那里的科幻小说大师C.克拉克一起撰写科幻小说“拉玛系列”的后三部。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李淼教授的随笔集《越弱越暗越美丽》和《科幻小说〈三体〉的物理学》。

作家简介

轩辕孤坟，网络作者，资料不详。

阅读提示

孙悟空的师父是谁？菩提老祖啊！那么菩提老祖是谁？研究是于不疑处有疑，钻研下去，即有所得。

孙悟空的师父是谁 轩辕孤坟

孙悟空是只石猴，很多年后有人说他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他只是“第一主角”。因为西游的队伍里每个人都是主角，包括龙马。

孙悟空是天产石猴，生于花果山水帘洞，得遇名师，修成大道，降龙伏虎销死籍。如意金箍棒横扫天下，高傲刚强，生平从不服人。

他授业师父，是一个叫菩提老祖的人。很久以前写过东西论述过天地五仙的级别和差别。在那里边曾经有过菩提老祖不如镇元大仙的论调。因为菩提老祖曾经露出口风可杀悟空。他既然居住在地上，又能教出孙悟空这等徒弟，理所当然属于地仙。而镇元是地仙之祖，所以镇元强于菩提更强于悟空这个推理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不久以前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无聊地翻着《西游记》，忽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菩提到底是谁？

跟我以前臆断的相反，菩提，也许根本不是地仙！

因为这中间的疑点太多了，而以前竟一直没有注意到。

第一，悟空学成大道降龙伏虎之后，曾经有过一段“强销死籍”的经历。当时地府的生死簿上明明记载“孙悟空，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大大的不对！

要知道悟空当时已结拜七兄弟，七兄弟另外六人个个都非善类，从法力、神通上说，应该都在伯仲之间。既然悟空可以而且已经强销死籍，那么那六个呢？难道他们六个已经强销死籍过了吗？难道地府隔三岔五就要被神通广大的妖怪践踏一回？难道地府里根本没有另外六个魔王的档案？

何况天下还有更强于七魔兄弟的妖怪！

那么为什么只有孙悟空有这样的遭遇？

从天地五仙的划分来说，天地神人鬼（顺序不可错，央视里那个“如来”都没搞懂，他老人家说的是天地人神鬼，直接让张三丰超过了玉皇大帝）。

以悟空毕业离校表现出来的神通，横扫天宫，败李靖、哪吒、四天王都是真实本领。能横扫神仙界的起码是高一等的地仙界。而当时悟空还没有以身为炉鼎炼丹的能力，他以后的道行积累基本都是靠吃桃子的，所以他也只能是地仙。鉴于他确实打不过地仙之祖镇元大仙，他在地仙界中应该只是中等偏上一点。

当时悟空既然已有地仙的能力，理应同时拥有地仙的待遇。他另外六个兄弟每个都没有受到地狱的骚扰，应该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拥有实际地仙的能力和待遇，哪个鬼仙敢惹他们，不被他们拿去递鼓传更提铃喝号就已经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所以悟空这段相当特殊的遭遇，其实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悟空根本不是仙人。从始至终，他根本没能跟仙界建立起真正脉络贯穿的联系。所以，他的师父，菩提老祖，也同样不会是仙人！

分析

这篇文章出自网络高手，文字简洁、直接，但网络写作的特点是自由，有时过于随意。文章用两段话介绍孙悟空后，直接跳出疑问：菩提到底是谁？然后继续提出疑问：孙悟空到底是什么仙？这两个疑问提出来，均需得到解答。有疑问，文章后续把不断出现的材料逻辑化，再加以分析归纳，文章就立住了。这是好作文的功底，作者念书时一定是好学生。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

第二，照妖镜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悟空两次公然对抗天宫，两次都对上了托塔李天王，李天王有照妖镜。但前后两次交锋，其中一次还是在二郎神的关照之下，这照妖镜居然一次都没好用过。对悟空不构成任何威胁。当时最后破解悟空变化的方法，是锁了琵琶骨。

很久以后，悟空与六耳猕猴鏖战，真假难辨。打到天宫，照妖镜第二次出场，在镜子里，看到两个大圣，衣服、金箍、铁棒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怪就怪在这里，假使照妖镜对悟空有效的话，镜子里应该只有两个猴子而已……为什么他们在照妖镜面前宛如对着一面普通的镜子，连衣服之类都过滤不掉？……

但还不能就此说照妖镜是一没用的东东。那牛魔王何等了得，与悟空激战一日一夜，斗智斗力，丝毫不落下风。若按这等法力，小哪吒哪里是他的对手？！可是照妖镜一照住元神，老牛就再不能飞腾变化，只能乖乖地做被宰割的菜牛。

为什么相差竟然如此之大？！

某一天我忽然想起哥斯拉，想起红外线跟踪导弹居然打不到那冷血的怪物，顿时豁然开朗。我们假设仙界的各种法宝（当然除去直接打击类的如金箍棒、降魔杵）都是各自定位不同的特制武器，问题一下子就简单了，假如一个人不具备了那法宝攻击所必需的条件，那法宝自然就制不了他。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是主要围绕法宝的，所以举几个《封神演义》的例子。大家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莲花没有魂魄，所以哪吒一成型就不惧任何以魂魄为攻击对象的法宝。这一点极大地成就了哪吒，不然，他将沦为与黄天化、韦护相伯仲的中庸角色。（要知道连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都仍然是存在着魂魄的。）

而杨戬更了得。哪吒不惧魂魄类法宝，杨戬相反，他除了魂魄类法宝其他什么也不惧。（当时他只是神仙级的人物，但在全书中，他除了只对大教主级宝物如诛戮灭绝剑等因等级太悬殊而不得不逃避之外，其他稍低一点的他师父级别的法宝他通通硬接！闻仲的雌雄双鞭、邓婵玉的五色石，甚至广成子的玉虚至宝翻天印，他一概硬接！我从没见过杨戬被宝物打下马去过。哪吒N次，黄天化等无数……）

而且杨戬以肉身跟哪吒的莲花身同样有对各种瘟毒免疫的作用。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七十二变。这种法术的有用程度远非我们以前想象的变来变去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既然很多法宝都是靠锁定特定目标而攻击的话，那么，具有极端不稳定性的七十二变，原则上就可以把这些法宝统统躲开——比如，非典病毒很嚣张，但是一定有它攻不破的堡垒。假如一个会七十二变的人遭到病毒的袭击，他的变化就会自然改变他某些基因，部分变化成对非典病毒免疫的动物基因（比如说他直接变出非典疫苗来）……

糊涂了吧？……懂了的举手！好，居然有这么多聪明的人！

七十二变就是这样，绝大多数的法宝都应该对这种神通束手无策。除此之外，杨戬还有一门九转元功的功夫，类似于高级铁布衫，金刚不坏，成道以后一般的直接攻击（时髦点叫物理性攻击）可以根本不加理会。

悟空在这两项上的本事大致上跟杨戬差不多。老牛稍弱，有七十二变，可能无九转元功。

我之前说过了，七十二变加九转元功几乎可以抵挡大多数的法宝，除了魂魄性法宝，但照妖镜是魂魄性，这种制得老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法宝，偏偏从来没有对原本应该有效的孙悟空产生效果。

为什么？

分析

作者阅读量大，在《西游记》里暂时找不到合适材料，于是联想到《封神演义》，从照妖镜对孙悟空无可奈何的细节出发，分析哪吒、杨戬、牛魔王等仙魔在照妖镜面前的不同反应，得出结论是哪吒和孙悟空不怕“魂魄类法宝”如照妖镜，而本事和孙悟空相当的牛魔王及稍稍胜出的杨戬，却都怕“魂魄类法宝”。根据作者的分析，各类神仙手里的法宝，有各自不同的攻击目标，是各自定位不同的特制武器，专门攻击敌手的相应弱点。而孙悟空和哪吒不怕“魂魄类法宝”，是因为这类法宝对他们统统无效，犹如用红外线跟踪导弹攻击哥斯拉。但哪吒不怕“魂魄类法宝”是因为他是莲花化身，已无通常的血脉。孙悟空为何不怕呢？难道是因为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没有魂魄？因此，孙悟空的身份也更加扑朔迷离。文章写到这里，谜团更大，也更令人好奇。

第三，悟空投入唐僧门下，最开始更像一笔交易。唐僧救了他，他保护唐僧取西经。在他的心里，除了感激，可能根本没有正视过他的这个师父。

然而，几年之后，事情变化了。

悟空似乎慢慢发现了唐僧，发现了取经的意义，更重要的，发现了自己！

他开始重视起唐僧了。在平顶山，他对唐僧头上的云霞称赞不绝。在通天河，他对老陈说“我师父管教不死长命”。在无底洞前的喇嘛庙里唐僧一病三天，老孙并知因果。铜台府地灵县遇冤，悟空第一个晚上就是在忍，就是在故意受苦受难，因为他知道，师父有这一劫。

他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师父是金蝉子，是如来的第二个门徒。

为什么这些玄奥的东西，他竟然都明白过来了？！

分析

继续发问。

孙悟空向来自诩老孙不知几万岁了。稍微精细一点的人都知道，他在说大话。悟空从生身到成道，到强销死籍的时候342岁，之后在天宫混了百十年，压在五行山下又500年，满打满算加起来才1000来岁。这样年纪的妖怪有的是。

悟空拜在菩提老祖座下时，老祖说：“入得我门，为十辈小徒。”他门中排辈是“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元觉”，悟空是“悟”字辈。但在之前书中没有对这老祖做一字交代，之后却又无一字补叙。菩提消失得无影无踪，神秘到，就仿佛他一直在那里等了300余年等待那只竹筏渡海的猴子……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又究竟是谁？……

花果山上的老猴子跟悟空说，世上不死者，唯佛与仙与神圣。

悟空的成就不止神圣，他长生不死，而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过他实际上不是仙人，那么他是什么？——答案只剩下一种，他是佛门****！

分析

这个排除法逻辑性很强，基本上很难找到破绽。“佛门”后面的“*”号是网文的习惯，表示惊叹，表示无语，都可以。这里保留原样。

因为他是实际上的佛门****，但在现实中，菩提以道家神通成就悟空的佛门正果。所以，任何地方都没有关于孙悟空的记录。地府照样按自己的程序来抓捕他，而照妖镜也不可能超越仙界锁定一个佛门的****！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孙悟空在西行之前度过了1000余年的时光，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就在悟空从仙石中破体飞出的同时，一个婴儿在人间降临，他一出生就是和尚！

这个和尚慢慢长大，衰老，死亡。他的下一世，仍然是和尚！这个人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在做和尚，他做了九世和尚，轮回到第十世，还是一个和尚。

这个人当了十世和尚，到最后这一世，他在人间已经历劫将近千年，也许是机缘终于巧合地来到他身边，当时是唐朝。当朝的皇帝从千佛万僧之中选他出来，执行一个伟大的任务，取西经！

这个人就是唐僧！

唐僧跟孙悟空，虽然名分上是师徒，但，实际上，他们原本就是一体。那个不敬三宝特立独行的西方不肖****。他在千年以前被贬落凡尘，他性格中懦弱儒雅敬信佛法的一面成为唐僧，桀骜不驯啸傲天地的那一面进入仙石成为悟空。菩提为了成就悟空，在人间度过了十世。而唐僧用更漫长的时间，艰难完成了自己的十世求道。悟空跟唐僧，都是十世****！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人善恶的两面。那个人，就是金蝉子！

分析

这个段落充满了“*”和“！”，是作者在上述排除法逻辑分析之后的硬接想象。因为那些资料并不能必然地、直接地推理出孙悟空和唐僧是金蝉子的善恶两面。但这样的猜想，是有趣的。

因为唐僧跟悟空根本就是一体，所以，在取经的14年里，悟空日渐一日地熟悉唐僧等于熟悉自己，虽然是桀骜不驯，也终于在不知哪个深夜中豁然梦醒。知道了那个令他痛心的事实，我，不是我！从此以后他已经明晰了千年以来的前因后果，即使是在贬谪时期，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跟他一体的师父。他深深地知道唐僧不会死，因为他自己没有死！

以后的过程都只是游戏而已，一种将善恶两极渐渐回炉重铸归为一体的游戏。还记得吗？当灵山大典，悟空跟唐僧并肩站在一起，悟空对唐僧说：“师父，现在我已成佛，跟你一样了……”

此间有真意，试问谁人知。每念如此，有泪如倾。……

前一世，金蝉子在如来的阴影下形成了本不该有的善恶两面。后千年，解铃还需系铃人。金蝉子善的一面自己挣扎着重新皈依佛门，而金蝉子恶的一面，就自然需要一个助力来帮助他完成重新由恶向善的大举。而这过程的头一步就是要教会悟空本领，如此一来，就有了菩提这个人。

悟空叱咤神界没有问题，在天界闹腾的功力应该还差得远。而他居然一无阻挡地就吃到了老君五壶金丹！还被老君在八卦炉里铸炼得“金刚不坏”。五行八卦循环不息。如果老君存心要杀悟空，只消小做手脚，移动巽宫的位置，风移火生，悟空必然化成焦炭。而实际上，倒像是老君成全了他！

老君实际上是不喜欢悟空的，这从他以后的话语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够强使他做他自己本不喜欢做的事？

是谁不是仙人却能教出悟空这样的徒弟？是谁能强使老君不得不成就悟空？是谁能够做金蝉子的师父？——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菩提老祖，这个我一直以为他是道家仙人的人，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释迦牟尼如来佛本人！

分析

文章前三分之二的强逻辑，到了末尾部分让位给了玄思，以及更强大的硬归纳。这不是做科学论文，不是在实验室。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

孙悟空跟唐僧也许是《西游记》里最重要的两个人了，我默默地说，这时候靖岩不再是靖岩而是静言。我在杳无人迹的坛子上独自一人，寂寞地说神论鬼，而实际上我所说的，并非只是神鬼而已……

规范是用来打破的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各大社区和很多博客都有转载。但找不到一个原始的母本，只能取用其中一种。这篇文章中错讹处很多，例如文章题目里的“师父”常常被误传为“师傅”等，编校时已经斟酌过并加以改正。

网络文章的特点是自由自在，所以行文不是传统文体那么四平八稳，没有那么规范。即便像黄永玉先生那样幽默有趣的《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用了很多动感十足的词，但还是规范的。而规范，其实是用来打破的。本编中，朱大可、李淼的文章，都有网络流行语的痕迹，有时是故意的拼贴。但他们是传统的学者，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的不规范可能是故意的。而真正的网文的不规范是天生的。

这篇文章的最有意思之处，是它的立论和归纳。

带着疑问阅读，举一反三，是良好的阅读习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就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很少人会想到对菩提老祖追根问底，但本文作者想到了。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读完之后，我们知道孙悟空不是孙悟空，孙悟空是金蝉子的一面；菩提老祖不是菩提老祖，菩提老祖可能正是如来本人。这已经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观念。

延伸阅读

电影《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今何在网络小说《悟空传》。

第三编 写朋友

散文中写朋友有各种不同的情感和角度。我们在本书第一编里选择了四篇文章，都是怀念“故友”的，包括巴金先生写给爱妻的《怀念萧珊》——因为他在文中也把萧珊当作朋友，而不仅仅是妻子。故友的一切都是过去时，他们和时代的关系、冲突，他们的性格特征，都很鲜明。他们的命运也是已定的。从这已经决定了的命运出发去想、去写，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是写过去的事。

而写一名正在生活着、变化着的友人，感觉和落笔又有不同。

一名正在生活着的友人，他今后的人生可能还会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一定能从人物性格中推知，更不大可能预知他们的命运。因此，在写这些友人时，对细节、对性格的选择和判断都较为慎重。

本编选择四篇文章，都是出自文章高手，其中严锋、张辛欣、王璞都是我熟悉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写作、文风和为人，我都很熟悉，因此选择他们的作品时，是选之又选，总觉得可选择的好文太多，每一篇都舍不得。我给每一位都选择了四五篇，在选出篇目中又反复阅读比较斟酌，痛下决心，定下现在的篇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落选的就不好，而是实在限于篇幅，只能割爱。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如果本书卖得好，有机会编第二册，那么我手里还有更多优秀的选择篇目与大家分享。

《好声》写一位在音响器材DIY方面属于大神级的人物，而作者自己也是资深发烧友，可谓识货行家，因此写来是轻车熟路，各种令人惊讶的好。

《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是一篇极为独特的作品，写的是美国一位环保主义者、摄影家凯瑟琳的困窘生活和态度，还有她父亲、文学教授令人感动的爱。

《孙桂琴》则是对困苦时期一位小伙伴的深情回忆，我每次读来都被深深打动，而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火炭上的一滴糖》是央视主持人柴静的文章，我没想到一位美女有这么好的文笔，有这么细致的观察和表达，被她激活了各种惊讶。而她笔下的主人公冯唐，我也有交往，但远不如柴静对他熟悉。这样的文章读来觉得自然亲切，倍添好感。

这些都是文字生动、叙事自然、情感真挚、表达准确的好作品。

作家简介

严锋，男，江苏南通人，196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科普杂志《新发现》主编。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6年起随贾植芳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起随贾植芳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94年留校任教。1997年赴挪威奥斯陆大学随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学习工作。1998年至200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副教授。2003年任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2004年为哈佛大学燕京学者。2010年任戴维斯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严锋先生兴趣广泛、涉猎丰富，是资深电子阅读器发烧友、电脑游戏资深玩家、天文爱好者、音乐评论家、音响器材发烧友。著有《雕虫缀网录》《感官的盛宴》《飞翔的癖好》《现代话语》《和而不同》（与其父辛丰年合著），译作《权力的眼睛》《三人同舟》等。

阅读提示

写故人和写活人，态度不同，方法也不同。

好声 严锋

一

电影《无间道》里，梁朝伟与刘德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音响店。他们之间有一个经典的对话：

华仔：请问，有没有人啊？

伟仔：什么事啊？

华仔：哦，没有没有，我想试试这个。

伟仔：你用什么喇叭？

华仔：没有，有什么好介绍？

伟仔：这部，标准的港产货，一万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抵得上十几万的欧洲货，高音挺，中音纯，底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来，过来。

音乐声：（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伟仔：感觉到没有，就好像在你面前唱一样。

华仔（从一边拿了另一个喇叭）：来，你试试这个，听老音乐呢，用这个比较好。

任何一个音响发烧友看到这里，相信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音响，如同影片里黑帮贩卖的××，一旦沾上，就会变成一种《无间道》主人公之间的那种宿命。在起步的时候，也许仅仅只不过是数百元的Walkman或MP3，终点呢？没有终点。从整机的CD、功放、喇叭、信号线、电源线，一直到机子里的保险丝、电位器、电容、电阻，每一个环节都有不断升级和无穷折腾的余地，以满足耳朵对声音越来越夸张的欲望。花几千块钱买3只木头钉子，垫在CD机的下面，这会被视为非常理性的行为。香港的发烧友，用超导材料做信号线，价值100多万港币。梁朝伟向刘德华介绍的那万把块钱的器材，在老烧的眼里只能是个笑话。看来，长在身上的任何一个感觉器官，只要给它一线机会，就会孜孜不倦地寻找有效突破。

分析

文章以电影对白引用起首，情景独特，分析也顺水而下，一下子就把发烧友的概念说得通通透透：“长在身上的任何一个感觉器官，只要给它一线机会，就会孜孜不倦地寻找有效突破。”

我也勉强可以算个半吊子音响迷，属于音响发烧群体中的一个子集：耳机发烧友。不要小看这支队伍，它应该是今天发烧友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一支队伍了。也不要小看小小一副耳机潜藏的巨大能量。德国森海塞公司出品的奥菲斯耳机，连原配的耳机放大器在内，价值20万人民币。据一位听过的朋友说，他用奥菲斯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个声音一出来，他的眼泪也就跟着出来了。音响界著名人士、台湾权威杂志《音响论坛》总编刘汉盛先生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叫《以耳机为师》，他说，“并非语出惊人，耳机的音质更美更正确”。

我很相信弗洛伊德的那个看上去既粗糙又荒诞其实却深刻无比的“原初场景”理论。冤有头，债有主嘛。成人以后的一切，从不良嗜好、强迫行为到各种变态的性取向，统统可以追溯到童年的遭遇。就本人而言，对声音的迷恋，可以清晰地定位到1975年我在南通县五窑公社小学读四年级时候的某一天，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本叫作《矿石收音机》的书。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的农村，也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的小学生。我们相互换看的书，从《林海雪原》《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到《计划生育手册》，品种相当齐全。这本《矿石收音机》里面讲，到中药店里买一种叫作“自然铜”的药材，用一根细针顶住，一头接一根天线，另一头接耳机，就可以听到远方电台的广播。天下竟有这等神奇之事？天线在铁叉子上绕两圈就可以了。“自然铜”用几块水果糖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困难的是耳机，实在是难找啊。就在我四处打听，几陷绝望之际，有个同学竟然主动找上我，向我出示一只百裂千创、里面的线圈都暴露在外的旧耳机。我想都没想就掏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宝贝（大致包括弹弓、火柴枪、钢珠、香烟壳子等），把它换为己有。

我的第一只矿石机不太成功，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从天上传过来的声音啊，远隔千山万水，没有形状没有味道，可是我竟然用自己的双手把它捕捉到了。这样的第一次，这样的成就感，一生当中能有几回？其实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最原始的矿石机的声音也还是有它极端HiFi的一面，因为不用电源，没有放大，失真度比今天最高级的音响都要小。

分析

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开始，竟然是20世纪70年代中还是小学生时代就开始做矿石机的资深发烧友了。

1976年，我父亲平反恢复名誉，那一年暑假把我放到南京章品镇伯伯家里。我已经读过不少《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制作》之类的书了，可都是纸上谈兵，没有钱，没有零件，一切都无从着手，而心中的渴望却被一知半解的制作原理和线路图刺激得更加旺盛。那时候南京夫子庙有个电子元件市场，我每天都会冒着酷暑从鼓楼青云巷走到新街口，去夫子庙瞻仰我心中的神灵：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磁棒、变压器。无限向往，无限期待，无限无奈。我没有能力在夫子庙买任何一样零件，因为我没有一分钱。

后来家搬到南通城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我陆续添置了万用电表、电烙铁和各种电子元器件。我从单管来复再生机、双管机，一直做到七管超外差收音机，那个阶段我整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怎样把声音弄得更响。

成年以后，迷上音乐的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音响发烧友，非常惊奇地发现与我年龄接近的发烧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小时候从“矿石机”起步，然后是单管机、双管机一路做上来，最后陷入HiFi的泥潭。我们这些人，只要一说起2AP9、“啸叫”、“推挽输出”这些古旧的术语，就会呼吸变粗，眼睛闪闪发亮，仿佛是对上了黑社会里的江湖切口，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志。按理说，HiFi是全世界共有的热潮，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欧梵先生就是一位发烧友。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HiFi客都有如此共同的前HiFi的土烧经验，这就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了。或者说，可不可以算是全球化中的地区性差异？我们当年迷恋矿石机，正是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的年代，很多地方都像极了中世纪。可就在那种闭关锁国的形势下，一群群的孩子，用他们省下来的硬币，捧回来一块块的“矿石”，在晾衣服的架子上装起天线，痴迷地捕捉着来自天空的一波波微弱的信息。你也可以说这是贪玩，也可以说这是HiFi的萌芽，也可以说这是知识探究的本能，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种对天空和声音的永恒的渴望。

分析

这段出现了很多发烧友才有的专门术语，用来证明作者究竟有多资深。

二

我做收音机，和父亲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其实我父亲自己也可以算半个音响发烧友。当然他自己是决不承认的，因为他是所谓的“音乐发烧友”，此类“音乐发烧友”多认为自己重精神不重物质，重音乐不重器材，甚至会对所谓的“器材发烧友”产生偏见。但是他就亲口告诉过我，“文革”前在福州的时候，一共买过五只电唱机。后来被开除党籍，下放劳改的时候，竟然不知死活，把其中的一只剥掉外壳，剩下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农村。他自己回忆的时候也说这样做真是疯了，因为所有的唱片（将近1000张）都已经“处理”掉了，空留着机芯又有什么用呢？

“文革”一结束，他立刻故态复萌。韩国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他为此买了一只当时最高品质的海燕收音机。光听一遍是不过瘾的，于是又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要400多元一台（那时候平均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为了整理录下来的节目，竟然又去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601。再过两年，街上开始出现所谓的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父亲去老朋友家听过一次之后，心里滚上滚下的，不能忘怀。终于，在辗转托人之后，一台夏普AP9292从厦门走私者那里来到我家。那天晚上，父亲基本上没有睡觉，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 “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我还记得该机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性噪比是50DB，这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了。韩国电台和601们完全失宠，一台送给我表哥，另一台随着笨重的磁盘被我扛到了大学的寝室，成为室友们天天诅咒的对象，最后竟不知所终。

但是，父亲的音响“发烧”，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就定格在这台夏普四喇叭收录机上了。补发的工资逐渐被书籍和磁带和家用耗尽，当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更加跟不上形势了，要到1994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Walkman的，只能用耳机来欣赏！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夏普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他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

他周围有几个朋友逐渐开始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烧音响。他们知道他非常迷恋音乐，总是热情邀请他去他们家中欣赏。或者，干脆愿意把音响搬到我家中来给他听。对此他一律严词拒绝。他说，害怕听了以后没法再听自己的设备，那就糟了。我想，这就暴露了他并非真正的“音乐派”，因为真正的“音乐派”应该是无所畏惧，无视一切器材的存在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音乐派”？

这时候，他成名了，在70岁左右的年龄，因为一本叫《乐迷闲话》的小册子和《读书》杂志上“如是我闻”的专栏。我呢，也已经工作了两年，小有积蓄，咬咬牙齿，到苏州河边的国际音响广场买了一台英国的剑桥功放和一对加拿大的丰韵音箱，总共花了4000块钱。十年前这对工薪阶层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时候我力气也比现在大，一口气急匆匆扛回南通，孝敬老爹。当时恐怕也是意识到像他这样国家级的音乐爱好者，如果再接着听收录机和随身听的话，会对国家名声有所不利。至于CD机，我实在是无力购买了，在那一刻，我已经为国为家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分析

严锋先生的父亲辛丰年是著名的乐评家，他当年在《读书》上撰写的专栏“如是我闻”影响巨大。这样的家传，导致严锋先生既有器材发烧友的硬件嗜好，又有“音乐派”的音乐修养。他来写一位发烧友中的“大神”叶立，简直太合适不过了。下面，有请大神隆重登场。

三

我的音响发烧，从耳机开始，最终又回归耳机，这应该也是一种宿命吧。曾经有一段时间飘荡在外，考虑到回国时的携带问题，就把目标锁定在轻便之物上。那时候周末常去秋叶原一些音响店逛，那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耳机，随便听。一开始我很惊奇有些耳机竟然能卖到上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但是一听之下，也就理解了。它们值这个价。最后，我买了一副Sony的CD3000，算是Sony的次旗舰耳机，在它上面还有R10，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器了。这是我耳机发烧的起点，也是后来无穷折腾的开始。因为要让耳机发出更美更正确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有档次的问题、风格的问题、匹配的问题。比如我最初买的CD3000，名则名矣，实在不适合听古典，低频太强，高频太亮，有失平衡。我换来换去，最后换成森海塞的HD650，这才是听古典的耳机。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耳机放大器的选择和配置。一般的CD机、MP3播放器或声卡都难以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来驱动耳机，需要所谓的耳放来产生对耳机的推力和控制力，以获得较为理想的声场、动态、解析和三频（高频、低频、中频）。一台优秀的耳放，在国外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美元。国内的耳放市场也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在追寻终极耳放的过程中，我逐渐开始接触到一个庞大的、疯狂迷恋耳机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叶立和他的8P系列耳放。

分析

外围包抄，由面入点，这一通海阔天空的自我介绍和通报之后，主人公才粉墨登场。严锋先生很懂得叙事的渲染技巧。

这是一个近乎被神话了的人物。他的制作涵盖发烧音响的众多领域，包括解码器、电子管功率放大器、耳机放大器、电源净化器等，在每一个领域的作品都取得了辉煌的名声，被称为“神器”。拥趸们甚至在网上专门为他设立了论坛。但是，听他的作品的人并不多，能有幸拥有的人就更少了。原因很简单，叶老师的作品是不对外卖的，只提供给极少数他认为值得拥有的人。

在国内某著名耳机论坛努力打拼两年多以后，我终于搞到了一台叶老师亲手制作的8PR耳机放大器。我甚至赢得了一个耳烧界的高层人士的信任，通过他的牵线搭桥，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敲响了叶老师家的门。初一照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传说中的叶老师，是一个饱经沧桑、德高望重的老人，而我眼前站立的，却是一个满头黑发，英姿焕发的中年人，亲切、和蔼、温润的笑容中蕴含着高华的气度。但是，传说是对的，叶老师告诉我，他确实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环顾四周，我的疑惑立刻被敬畏和艳羡所替代。小小的屋子，朴素简洁，没有时下人们追逐的任何时尚的痕迹。但，这是一座确凿无疑的宝库。所有我们在论坛上好奇的、传闻的、争论不休、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叶氏作品，都随便地散落在各个角落：冰箱旁、餐桌下、书架上。他的工作间，也就是听音室、会客室和卧室。工作台上堆满零件、工具和各类测试仪器，还有那只有着茶垢、上书“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其照片曾在网上广为流传。床边上是两只硕大无朋的High End级别的B&W801音箱，其尺寸与斗室的大小完全不成比例。一代名机马兰仕CD15，在这里只能当转盘，输出数码信号，通过叶老师自制的8C解码器，输出到自制的作为前级放大器的8PR，再接到自制的4分体8A后级放大器。

这个8A，我见到前就很熟悉，早有网友多人被它惊倒，堪称叶老师登峰造极的怪兽级作品，每个声道单独放大，单独供电，所以需要4只巨大的机箱，里面用到的电子管，数都数不清（要知道市售的高档胆机，一般也就用数只电子管而已），耗电超过1000瓦，冬天可以代替取暖器，夏天则必须经常休息，因为与空调一同开的话，家里的供电会跳断！

分析

高手出场，先得写他活动的场所，从而渲染气场。这有点金庸的节奏啊，有木有？

不能忍了，立刻就开始听吧。叶老师拿出一只奥地利AKG公司出品的K1000耳机，插在难以令人置信的8A上。这K1000也是一只充满传奇色彩的耳机，不是因为它的价格（现已绝版，市价8000元左右），而是因为它出奇地难以驱动，难出好声。K1000阻抗为120欧，灵敏度仅有76db/mw，一般的耳机放大器根本无法将其制服，出来的声音干涩、单薄、绵软。然而，一旦驱动成功，其品质极为优异。所以，耳烧友们对K1000都是爱恨交织，视为畏途，又难以抵御它那强大的诱惑。叶老师的8A推动的K1000，早被人们评为难以超越的绝配，真实的效果又如何呢？

当场放的是一张小提琴家穆特的名碟，《卡门幻想曲》。穆特不是我喜欢的演奏家，第一首《流浪者之歌》也不是我喜欢的音乐。可是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心中一片空白，剩下的唯有难以言表的震惊和感动。刹那间，耳机消失了，8A消失了，只有音乐在流动。我还能够听到穆特的手臂在上下挥弓，她的身子在前后摇动（叶老师后来告诉我，这不是幻觉，而是多普勒效应、高次谐波的成分和相位等因素综合形成的效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比现场还要现场的感觉，因为穆特不是在遥远的舞台上，而是在我的眼前。那种灵动的感觉，那种鲜活的印象，那种声音造就的虚拟现实！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又有多少人听过推到这种程度的K1000？

不能再听了，否则回家后会无法面对自己的设备（父亲永远是正确的！）。我得提醒自己这样的耳放世上只有一台，那是不计时间、不计心力、不计成本的概念作品。放下K1000，回到现实，我如梦初醒，心有所失，一片茫然。

分析

严锋先生先把自己渲染成一位小学就做“矿石收音机”的骨灰级玩家，又有著名痴迷派国宝级音乐评论家辛丰年先生的家传，看起来完全可以行走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他话锋一转，写在国内某著名耳机论坛上打拼两年多之后，才得到耳烧界一位高层人士的信任，通过他的牵线搭桥，有机会登门拜访耳烧界大神。把人物传记写得跟武侠小说似的，这也是一种高明。

四

叶老师告诉我，他从20世纪50年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迷上无线电。那时候考试很少，学生负担不重，学校里有各种兴趣小组，鼓励孩子们的业余爱好。也因为这个爱好，他一鼓作气考上了南开大学的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电子部北京无线电专用设备厂。这是个军工企业，一个车间就生产一个产品，叶老师后来做到车间主任。这主任非同一般，手下有300多号人，从设计到生产加工的所有程序都在里面。他们专门生产控制导弹发射车角度的装备，做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等到后来看国庆阅兵才恍然大悟。干了20年，对电路、电器设备、自动控制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我想，这恐怕也是为叶老师后来的音响DIY打下了充分的技术基础。叶老师的作品整体感强，这也同他当年统筹全面掌握生产环节的经验有关吧。

叶老师结婚的时候，他母亲给了2000块钱，对媳妇说，存着，利息给叶立玩无线电。那时候利息高，每年有100多块钱。其他方面，抽大众烟，喝便宜茶，就尽量省吃俭用啦。他买来喇叭纸盆，自制音箱，自己设计和制作放大器，家里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也全是自己动手做的。到70年代末，也就是差不多我父亲购入夏普录音机的同时，叶老师以他自己的方式与我父亲殊途同归了。他弄到磁头，自己设计电路，做了一只小砖头机，后来又升级到立体声磁头和立体声放大器。

80年代中期，北京图书馆扩建，叶老师被调进去，分配到音像资料组。他自嘲在里面是个高级打杂，从设备维护、会议扩音、采编、咨询、外事活动、现场录音，什么都干。遇到某些关键时刻，更是非叶老师不用。比如中央领导来开会讲话，音响系统是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的。馆长说：老叶掌握得好，领导不挑刺。在北图，叶老师近水楼台，把世界音乐史、唱片史、音响技术史细细捋了个遍。

分析

大神出身不凡。

对于耳机和耳机放大器，叶老师坦言接触较晚，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最早是在1995年，看香港音响杂志，介绍美国HEADROOM公司出的电池耳放，很迷你的形状，接随身听用。当时很奇怪：耳机直接连到音源不就能出声吗，要耳放干什么？很好奇，想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再看那篇文章，里面说电子管做的耳放效果更好，也更昂贵。好吧，那就先做电子管的吧。用的是EL42的管子，给自己的作品随便编了个号叫TA26，完全自己设计，也没什么参照。然后自己买了个耳机，森海塞当时的旗舰HD580，一听之后，果然觉得声音很不错。朋友听了也喜欢，就帮他们也做，但是EL42的管子不好搞，就换成EL91。

在音响界大刮复古风，无“胆”（电子管）不欢的今天，某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的古董电子管成为发烧友疯狂追逐的对象，有的一对就被炒到上万元的天价。叶老师也是电子管的终身爱好者，但是他使用的电子管其实都相当普通，并不难找，价格也相对平易近人。但是他对管子的参数和配对值要求极高，尽可能要挑选同一时期、同一批次的产品，以保证其老化程度的一致性。通过仪器精心检测，一大堆的电子管挑选下来，只有极少数能够满足他的苛刻要求。

这样的制作理念，当然就与批量生产无缘了。网络上对叶老师最大的批评，莫过于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不能造福于更广大的音响发烧友。这真是对叶老师的莫大误解。本来他搞音响就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探究声音的可能性。在设计上，他几十年精研OTL电路，独树一帜，在圈子里被称为“OTL教父”；对于元器件，他千挑万选，决不妥协；在制作上，他完全靠自己的手工，精工细作，根本不考虑时间的成本。这样搞出来的作品，想要不好都难，但这也就注定难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了。

叶老师基本上不用昂贵的元器件，也就是许多发烧友津津乐道的所谓“补品”。他相信这并不是好声的关键。据叶老师说，这也是受到中医的启发。1990年，他得了类风湿，这个病很不好治，家里找了个姓刘的老大夫，这是北京中医界泰斗级的名医。中医把类风湿看成是冷热寒湿不调，他的治法就是慢慢来调整，都是很普通的药，一次也就用一两味。有一次他开一大包，叶老师问他怎么熬，老先生说，把洗脸盆刷干净了就行。这就是因症施药，而不是乱补一气。这对叶老师后来选配元器件影响很大。

叶老师不迷信补品，但是重视物理学基本定律，在设计和制作的时候，努力使元件的排列符合这些定律的要求。假如把8PR的盖子打开，可以看到里面的线都捆得结结实实的，边上有白色的信号线，用塑料夹子固定在机壳上，这也是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引申而来的。根据最原始的电磁转换原理，变化的磁场产生电流。机器里一通电，这么多的线周围都有磁场，一旦出现颤动的导线或振动的元件，就会有电流。这电流可不是唱片产生的信号电流，而是干扰。导线捆起来，不光是好看，这里面有科学，是减少噪声和失真的手段之一。

这样的做法是拼功夫的事。批量生产的商品机就不一定舍得这么干，因为必须考虑时间成本和效率，质量当然就难以保证了。在很多现代化的行业里，最精细的工作还是要手工来做，汽车制造业里最顶级的劳斯莱斯，至今仍是纯手工操作，一台散热器需要一个工人一整天时间才能制造出来，然后还需要5个小时对它进行加工打磨。人性的因素和科学原理不是对立的，在高级音响的领域，物理定律往往需要精细的手工来得到贯彻。

分析

继续深入写大神的专业、钻研、痴迷和敬业。不计成本、决不妥协和纯手工制作，是他的种种大神标签。

不错，这样说来，在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时代，我们的双手还没有被万能的机器完全超越，这还是颇为令人欣慰的。看来，人们对手工制品的迷恋也并非仅仅出于一种怀旧的心态。在音响发烧领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怀旧的情绪格外浓烈。不仅是怀念过去的音乐和演奏，也是怀念过去的技术和器材。这乍一看简直不可思议，在一个高科技日新月异、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使用的音响器材难道还不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古董？老烧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晶体管的声音不如电子管，CD的音质不如LP（黑胶唱片），而人手一只的MP3播放器，更是CD的一种堕落（所传达的信息被大幅度压缩）形式。这纯属新一代技术“九斤老太”的悲鸣，还是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现实？

对此，叶老师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解读。他说，早期的电子器材，比如电子管，更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定律出发。那时候的电路依据的是电动力学。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器材制作，应该说是和那些最原始的定律最接近。后面出来的东西，则变成参量接近。比如说，电子管中电流的形成，来自电子在真空中的运动，这是比较原始的电流方式。后起的半导体就不一样了，是依靠自由电子和空穴两种载流子导电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先进”的电流方式吧。晶体管是对电子管的一种替代，效率高，成本低，但晶体管并不能完全模拟电子管，更不能完全超越它。

从LP到CD的“发展”也是如此，LP是对声音振动的直接记录，也可以说，它与真实的声音有着最原始的联系。CD呢？技术上是“提高”了，但增加了一些数/模转换的环节，其实是离原初的声音更遥远了。LP是模拟的，因而是连续性的。CD 是数码的，也就是非连续性的，从理论上说LP携带的信息量要比CD更大。所以LP的声音要比CD细腻，高档LP播放机的高频频响极限几乎是CD机的两倍。引申开来说，这里面甚至还有文化上的意义。为什么现代人如此急切地要怀旧？为什么他们总是谈论“回归”？为什么要弄出一波一波的“寻根”热潮？为什么在哲学上会有“回到事物本身”的命题？技术，使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真相，还是不断远离世界的本原？

分析

从音响器材回归到了对人性、对真实、自然的追问。

这大概也是叶老师始终坚守电子管的原因之一。他说自己从小就和电子管打交道，折腾了几十年，对它的脾性算是摸得比较透了。另外，他又有一种好奇，想看看这些20世纪的老古董身上，是否还有可以继续挖掘的潜力。确实，胆机（电子管机）的声音既醇厚大气，又宛转雅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华美和光泽，也可以说那是一种温暖阳光、非常人性化的声音吧。在一个廉价的“数码声”日渐泛滥的世上，人们怀念和重新追寻那种更加自然的“胆味”或者说“模拟声”，也是情有可原的。也许是和“胆”们相处日久的缘故，我总觉得叶老师身上也有一种“胆”味，人“胆”相照，莫逆于心。那是一种沉着自然的气质，一种与时光相互守望的毅力和决心。在和叶老师交谈的过程中，他反复提到“最基本的”“最直接的”“最原始的”这样一些词。我想我应该是弄懂了他的意思。叶老师设计制作的电子管机，已经达到了一个公认的高度，但他始终是一个真正自得其乐、超越功利的DIYer，他依据的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使用的是最普通的材料和工具，与自己的作品之间当然更是最直接的亲手制作的关系。也许，就在这些最纯粹的关系之中，他获得了最良好的心态，这也是他看上去显得如此年轻的原因吧。

一个人，无视时代大潮的奔涌，在一个喧嚣纷乱的世界中，静静地寻找自己想要的声音。他得到的是安宁，听见的是幸福。

分析

什么是幸福？叶立先生的自得其乐，就是幸福的一种。

散文也能引入武侠小说的技法

《好声》这篇文章写“耳烧界”的大神叶立，但作者不是直接去描写，而是先从自身对音响器材熟悉和对音乐欣赏理解写起，让读者知道，他本人就是一个行家，而且是相当不错的高手。证据之一，他小学时代就自己动手制作“矿石收音机”；证据之二，他有一位国宝级音乐评论家的父亲；证据之三，他对耳机的如数家珍。过去大官出巡之前都有差役锣鼓喝道，渲染气氛。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真正的绝世高手很少从一开始就出现，而是让那些水平差的江湖好汉先在什么山、什么峰、什么洞、什么庄拳脚相加，扭作一团，斗个你死我活，然后高手出场，摘一片叶子撒过去，那些使蛮力的好汉们纷纷倒下。在《天龙八部》里，无量剑和神农帮的一帮好汉就是这样自相斗殴起来的，但他们玩命地打斗，不过是为了从天山童姥的使者那里得到解药。然而，什么是解药呢？不是各种中药熬制的药丸，而是使者用手运功凝水成冰……这简直太坑爹了！天山童姥还没有亲自出马啊，好汉们就像被割的稻子一样七倒八歪啦。

这也是写大神出场的一种经典手法，最经典的是长篇章回体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在第二编里已经推荐过了，没有读的童鞋赶紧读一下。你可以从中知道，那小说里最顶级的五位大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接引道人、准提道人，是到最后才出场的。一开始，都是一些小仙小怪在斗法。

在散文中引入武侠小说的技法，算是本文的特色之一。

严锋先生写这篇文章，好就好在他本人就是一位音响发烧友，常年浸淫于此；另一个好处是，他是文学教授，长于文字表达，并且兴趣广泛，涉猎广博，可以说是老顽童般的人物。

合适的人写合适的文章，这也不常有，所以，好文章不常有。

延伸阅读

《感官的盛宴》《和而不同》。

作家简介

张辛欣，女，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曾是北京人艺导演。早期代表作品有《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等。1986年底出版了现代中国第一部大型口述历史作品《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轰动一时，该书立即在欧美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出版。随后，她开始了海外游学生涯，曾为法国文化部访问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她多才多艺，既是作家，也是导演、摄影、舞台设计、制景工和数码剪接师。她现居美国，迷恋于制作多媒体数码书、画连环画。

阅读提示

美国环保主义者的非主流生活。

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 张辛欣

凯瑟琳和我丈夫斯蒂夫大学时候共事，念法学院的斯蒂夫是校刊主编，主修人类学的本科生凯瑟琳是校刊摄影师，脖子上成天挂着相机。三十年前一起做杂志的同学，成了医生、律师、教授、广告商、华盛顿官员；而凯瑟琳，打各种零工糊口，端盘子，给所有本地小报拍照片，坚持拍摄。她熟悉本地每一条小路，熟悉本地每一个小乐队，熟悉色情业和贩毒动态，超过做犯罪案件的斯蒂夫。后来，她把最后一个固定的活儿也辞掉了，对自己说，看连一份职业都没有到底能坚持多久？！

她觉得幸运，总是有人找她拍点什么，挣点小钱，她给阔人们拍肖像，阔人照片和捐款钱数印在各种慈善机构的年度报告里，一张阔人捐款照的报酬是六百块。而“野小子”凯瑟琳醉心的是艺术构图的静态树叶，说大自然本身是无数的完美几何。为了得到一幅理想画面，她像猎人一样耐心地观察等待好多天。她使用的照相机还是大学毕业时候买的，添一个两千块的镜头对她来说是要勒紧裤腰带的大件。她完全靠传统相机，用传统暗房技术做效果。而传统摄影，你知道，在人人数码相机的这个世纪，是绝对末路之中。有时候，凯瑟琳饭都吃不上，拿最后一点钱给狗买狗食，自己到商场后门扒拉过期罐头吃。但是，凯瑟琳拍出来了，作品上了《滚石》《史密斯学会杂志》《众生相》。她的作品开始有私人收藏了，她有代理商了，一张一米尺寸的照片卖到一千二百美金，代理商拿走一半，她得一半。像美国梦的基本归宿，凯瑟琳终于能为买个小房子支付头款了。

分析

热爱摄影艺术，采用传统暗房技术洗印照片的凯瑟琳，30年没有一个固定职业。

那是八年前，刚好是感恩节。我们总是跟凯瑟琳一块儿过感恩节。斯蒂夫烤火鸡，凯瑟琳做核桃派，我做春卷。从前是在我们家过，那一次特意去她的新家过。家在一个破败地段，斯蒂夫帮着凯瑟琳处理相关法律文件，先去拜访过。那个房子，被房主遗弃很久了，只有小偷和耗子光顾，按照斯蒂夫的形容，那小房子活活就是凯瑟琳，是一片“恐怖的混乱”。

不过，端着春卷走近，我觉得，这里每个细节都体现着洁癖的凯瑟琳，一切在走向新秩序的进程之中。房子前面是一堆锯末山，因为砍倒一棵死去的老橡树，一小段一小段橡木块铺出田园风情的路沿。尽管，一进门我就看到过道的墙皮撕裂，但是破墙被一张全美国森林自然保护区地图遮住一小半。厕所墙上掏着洞，露着龇牙咧嘴的砖头，小偷挖走了闸盒。凯瑟琳把盗洞当供龛，在里面点起带香味的小蜡烛。凯瑟琳把原本是餐室的房间，改成做照片的暗房，于是我们得坐在地上吃东西。周围堆着她的音响、她的山地自行车、四个废品回收箱，整齐排成一列，严格地分类：塑料、废纸、易拉罐、玻璃——象征着秩序的终结。

分析

摄影艺术家的陋室。

我们和凯瑟琳的两条狗一起吃，两条狗都是凯瑟琳捡来的，一条是在本地捡的，一条是她去亚拉巴马州国家公园拍摄时候捡回来的。两头大狗守在凯瑟琳的左右，凯瑟琳看起来好像埃及墓穴壁画上的女王。而我们吃着，从狗和人类的关系讨论人类社会在“新石器革命”后的大退化。这个对新石器革命质疑的理论，是凯瑟琳念人类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此理论认为，从集体狩猎进化到农业社会，其实是人类种群的极大倒退。“新石器革命大倒退”的理论一出现，校刊编辑部的斯蒂夫们都很着迷。这理论推测说，狩猎期的人类，每礼拜干二十小时活儿足够饱肚子，集体狩猎还有游戏娱乐成分，当人类进入农耕化，看似飞跃，但是，成为农民的人类每天都得干活，靠天吃饭，一场暴雨，一次大旱，一阵虫灾，轻易毁掉一年的辛苦劳作，一年到头不得休息，人类生活质量其实是大大地退化。

我联想到这段闲聊，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理论。听着长在后工业社会、毫无农业劳作经验的他俩高谈阔论，我觉得这理论和我十分亲近。不仅因为我干过农活，是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体验者和见证人，我想起我叔叔说的。他一辈子在地里干活，雇农—自耕农—合作化社员—自耕农，每一次去老家看望他，总是在地里找到他。小时候听叔叔跟我叹息，“累得我直生气！”累了要生气？我那时候不明白，年纪越长，我越来越理解了体力劳作（创作也是）和焦虑和忧愤之间的关系。叔叔前几年过世了，但是，这句农人话深深地埋入我的心底。我的农人叔叔不知道的这个“农业化倒退论”进而指出，由于农耕让口粮大增，人口的繁殖也大增，于是要生产的更多，以养活更多人口，人类落入自己造下的大陷阱。

记得在凯瑟琳家地板上他们俩说到，考古学证明，人类身高比狩猎时期人类矮不少，那时候男人平均身高一米八，如今大吃大喝，但是退化指征毫无恢复的迹象。骨骼遗骸分析表明，农业革命之后人类贫血，维生素水平不如远祖，农民要比狩猎者寿命短。我听着心想，后工业时代斯蒂夫偏爱这类考据，因为不想投入早九晚五的中产阶级轮回吧？

而凯瑟琳那时候说：“农业社会起源于人类跟家禽住在一起了，于是各种疾病大大增加，这一切都是你俩引起的！”她双手搂抱她的两条大狗：“人类社会退化到如今，开端是人类驯化了你们狗！”凯瑟琳说着，亲昵地揉着狗脑袋，而狗快意地接受批判。

分析

关于集体狩猎和农业社会的一场议论，颇为独特。世界各地的岩画，都是狩猎时代留下的，似乎可以做证那时候“有闲”，因此热爱在坚硬的岩石上刻画艺术图像。

凯瑟琳从来不求律师斯蒂夫的帮助，除非是为了狗——她经常呼吁斯蒂夫其他朋友领养被人扔的狗——要不，就是为那条她从三百英里外国家公园捡回来的巴蒂。狗巴蒂十分凶猛，遇到生人狂叫，看到穿制服的猛咬。因为咬女巡警，狗巴蒂被抓进狗监狱，斯蒂夫代理狗巴蒂的案子，幸亏女巡警也是养狗人，狗巴蒂无罪释放。凯瑟琳和斯蒂夫分析说，巴蒂走失之前可能给非法种大麻的人看大麻园地，那个地方有此恶名，不良少年狗巴蒂从头被人训练见到穿警服的就咬。下一次，狗巴蒂把前来查电表的制服女跟警察制服弄混了，又扑上来咬人，又进了狗监狱，凯瑟琳也面临服刑和巨额罚款。狗律师斯蒂夫动用了一串人，狗心理医生、狗训练师，狗巴蒂得到保释，但是，巴蒂外出散步时必须戴嚼头，凯瑟琳必须在后院安铁栅栏，狗巴蒂可以在家坐牢。

孤独的凯瑟琳离不开她的咬人狗。据大学同学传说，凯瑟琳是同性恋，然后说她是双性恋，不过我认识她十多年了，她总是一个人，我从来没看到她有女友或者男友，也许她一直在失恋，或者大学流传说法根本是错误的。说法出自一起做校刊的亚裔男生，那时候凯瑟琳长发遮盖优美的身体曲线，那位男生跟凯瑟琳约会，然后男生写了一张超沮丧的纸条：“凯瑟琳，万想不到你是这样！”纸条在校刊编辑部里流传，凯瑟琳从此被定性了。

我面前的凯瑟琳，无修饰的短发，身体干瘪到无性别，她常年在野外、在暗房独自劳作，人消瘦得好像衬衫里面没有一副身体，要不是脚上蹬着一双厚重的越野靴，我看着她总是怀疑，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也许，凯瑟琳在意的、追求的，只是创作，什么同性恋双性恋，她对人类的两性活动没有兴趣！有一次看着月亮，她跟我轻轻说道，人何必为糊口活着？什么都可以不要，只看能不能拍出一点有意思的东西……说的时候，眼中闪着泪光，朦胧追求之光。

分析

这里写凯瑟琳的极简生活态度。

这些年下来，穷艺术家凯瑟琳和律师斯蒂夫一直走得近，也因为她老爸和斯蒂夫离奇的“文学关系”。

凯瑟琳的爸爸和斯蒂夫出自同一个波士顿小镇，两代人先后是同一位高中老师的学生，那位普通的中学教书匠，最先发现了女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她也是他的学生。接着，中学教书匠启发了凯瑟琳爸爸的文学观察力，继续教着下一代，启悟了斯蒂夫的写作认知。师姐女诗人忧郁自杀了，凯瑟琳爸爸成了文学教授。斯蒂夫在大学玩杂志时候，文学教授爸到学校看望凯瑟琳，拜访校刊，斯蒂夫还跟他展露狂想，说想当记者，开发新的“水门事件”，把新闻稿写成摇滚乐。后来，凯瑟琳爸爸找到自己高中时候的作文，特意给小同学斯蒂夫邮来，想着共同缅怀文学启蒙，然而斯蒂夫已然成了奸诈的律师，甚至能为狗咬人振振有词地辩护！

而凯瑟琳和爸爸一直保持距离，因为爸爸一直不能接受她的生活方式。她跟斯蒂夫批评教授爸爸：“一辈子躲在学院当教书匠，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缺乏创作自信！”

分析

凯瑟琳父亲是文学教授，而斯蒂夫“甚至能为狗咬人振振有词地辩护”。人生的各种不同。

2011年的感恩节，还是我们几人一起过，加上凯瑟琳的弟弟里默。我们在背后担心凯瑟琳，不过，吃着火鸡，斯蒂夫只是委婉地问一句业务如何？凯瑟琳口气干脆，“跌到地板！”大家转移了话题。凯瑟琳面临困境，这是不言自明的，她的艺术摄影照片买主不是超级富人，是有艺术品位的中上产阶级，经济大萧条，最先饿死的是艺术。假如，只是凯瑟琳的职业面临危机，你也会想到的，因为全部古典手艺都在消亡中，看看你身边，多少老手艺消失了。不过，在我这边世界，凯瑟琳的弟弟里默也面临危机。

里默，曾经跟凯瑟琳和斯蒂夫上同一所大学，低姐姐两级，不是校刊人，但是成天跟斯蒂夫这伙人混，是闷声不响的“跟屁虫”，是那种不善交友的Nerd（宅男）。里默和姐姐一样，也是自由职业者，蹲在家里做网设计，自学做动漫，接了航天署宇宙飞船动画。和姐姐一样，里默也是零消费主义者。他住在小城市，因为小城市的房租低廉，里默消费的全部内容，动漫游戏软件和装备升级，大宗消费还包括收藏经典电影碟，再就是给他的狗买玩具。效仿姐姐凯瑟琳，里默也跟一条大狗做伴儿，而里默走动最近的人类朋友就是一个姐姐凯瑟琳。每年感恩节，里默开长途车，带着狗，到姐姐这里来过，姐姐没房子的时候，姐弟俩人带着狗来跟斯蒂夫和我过节，四人类三条狗的感恩节年复一年，成了传统。然而，经济大萧条来了，美国航天署计划削减了，美国人登月梦想狠狠降落地面，里默给航天署做的动漫小活儿突然没影儿了，里默没有收入了，他先卖掉了多台电脑，然后卖掉了电影经典收藏，在感恩节之前退掉了小城公寓，开着车，带着狗，路过姐姐住的这个城市，和我们一起吃过火鸡，继续开车，里默返回二十五年前的出发地，回到爸爸妈妈家。

斯蒂夫看着蔫乎乎的里默，感觉着酸楚，因为里默这样的“美国孩子”就像他自己，像凯瑟琳一样，当你离开家——离开父母家的时刻，也是成人的标志，再返回父母家是极丢脸的，也是最后的无奈。不过，如今这时候，返回父母家的成年人是这么多，当红脱口秀主持人艾伦正在电视里戏谑说：“你们很多人返回父母家了是吧？”电视里现场观众热情响应。“那我给大家一点我的体会和忠告（电视里观众凝神听，电视外我们也凝神听）：第一，一有机会赶紧搬离！”（观众哈哈大笑）；“第二，有机会就搬离！”（观众大笑）；“第三，搬离！”（观众笑）。我们也都笑了，然后，好像中国你我的饭桌表现，赶紧说，“吃啊，吃啊……”但是，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凯瑟琳已经山穷水尽了。

分析

经济萧条之后的普通人生活进入困窘，“零消费主义者”多少也要一点点消费的。

闷头不响的里默一走，凯瑟琳来电话了，说需要斯蒂夫帮助。我们以为狗巴蒂又咬人了，凯瑟琳说，她的房子眼看就要被银行收回了。

赶紧地，我们上凯瑟琳家去。开车走近看到，有的房子前面竖着银行出售标志，这是这个地段房价危象的明标！斯蒂夫说，这个地段早期住户是白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时候住户破产了，全都逃走了，荒掉了，穷黑人搬入，一直到世纪末经济起飞的时候，雅痞和一度有点小钱的比如艺术家凯瑟琳，搬进来了，把地段房价抬起来了，而原住户黑人本来不存在房屋贷款，在刺激消费和房价大涨的普遍幻觉感下，拿拥有的房子当抵押借债消费，在后院修游泳池，买巨大电视，天天吃餐馆，加入豪华船旅游天下，现在，无言的银行出售牌子在哭诉，房价和债务向大家一起塌下来！

凯瑟琳的门锁着，一条狗在后院叫，一条狗在门里叫，斯蒂夫吆喝，狗听出是他，停息了。门上有一张小条，凯瑟琳的手写，说“东西”在门底下。斯蒂夫在门垫子下面找到一份快递件。斯蒂夫从里面取出来的东西，是他很熟悉的，他为好多顾客看过这份东西，这是银行收回房子的通知。曾经，通知是由郡治安官亲手送上门，因为拖欠贷款被扫地出门的房主要用法律手段通知。经济大萧条，要送的通知太多了，银行怕郡治安官来不及送到，于是银行改用快递，由房主签收。这份通知标明这座房子被拍卖的日期，一算日子，就是下礼拜。斯蒂夫看着门锁，手机凯瑟琳。凯瑟琳说她人在乡间工作室，说有一个可能的顾客想买一张照片，她得赶紧做出来，顾客说要去那里取货。

凯瑟琳的举动让我们觉得怪怪的，卖出一张照片能救眼看要被拍卖的房子？！前几天感恩节见面的时候，这张通知分明已经来了，她一声不吱！闷虫弟弟在这里过夜也没有说到！艺术家凯瑟琳处理现实是太糊涂了！我们赶紧到乡下去找凯瑟琳。这是所谓的乡下，曾经是真乡下，开发成了高级乡下。高尔夫球场，骑马农场，大捆卷草，木仓库和风车。仿古设施围绕古风小镇，维多利亚式房子，房子自然也都是新建的。扩建者的野心被大萧条的洪水阻止了。这里，那里，建了一半的房子袒露着支撑木架。

分析

摄影家凯瑟琳与现实的关系总是处理不好。

爬上一座旧楼，在暗房外头我大喊凯瑟琳。听到她应声，等她提着一张湿漉漉的照片出来，是一张森林，做成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凯瑟琳不很满意，用三色片看小样，再看大片，并且让斯蒂夫和我看，我提醒她说房子，于是这才知道，必须按月支付的房屋贷款已然落后半年了，所以银行收回房子了。说着，三人一起慌忙下楼，突然，凯瑟琳停住了脚，并且伸手拦住了斯蒂夫和我。她弯下腰去，跟着她的身和手，我好不容易看到，在楼梯旧木板中间趴着一只褐色小蛾，拇指盖大小。她轻轻拿起褐色小蛾，放在手心里说：“它以为相近的颜色能保护自己呢。”然后，凯瑟琳继续跟斯蒂夫请教房子可怎么办呢！

斯蒂夫说他必须看文件。而那个说要买照片的潜在顾客却始终没有出现。我们必须走，走之前，凯瑟琳把一直捧在手心里的小蛾子放在砖墙角边，“人就踩不到了”。

我不由叹息：“凯瑟琳，你真是佛教徒转世！”

虽然她自己的现实日子明明在末世。

分析

凯瑟琳对一只“褐色小蛾”都满怀好心。

我们一起回凯瑟琳的房子。门前橡木路依旧，沿路精心种植草药和香料，九层塔、百里香、薄荷，而房子里面空空的。凯瑟琳卖掉了音响，卖掉了山地自行车，暗房里的放大设备进了当铺。这是她为什么让我们在门外看银行通知，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的凄惨？

斯蒂夫在空暗房的大工作台前坐下来，仔细阅读凯瑟琳和银行的材料。斯蒂夫说，他可以帮凯瑟琳，用银行手续不够完备当做借口，拖延赎回的时间。“但是，”斯蒂夫看着凯瑟琳，口气冷静地继续说，“从纯技术层面说，这个房子你不值得保留。你买房时候借了十二万的贷款，三十年分期还清，八年还下来，总是利息先还的，银行早就算好了，银行不能吃亏，你贷款欠额还有九万多，看一下周围的房价……”斯蒂夫上网，敲入凯瑟琳居住地的邮政编码，查看这里房屋的买卖价位。同类房子在这个地段要价现在才六万，斯蒂夫冷酷地计算，“在这个买主价位上，要减掉百分之十讨价还价，是成交价。这个现在价值五万的房子，欠银行贷款九万多，周围还有被银行收回的房子，什么时候这房子能值回借贷？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没有任何可能。”

不知道凯瑟琳听懂了多少，只见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

斯蒂夫继续说，“我能帮着你拖延几天，但是你必须做好准备：放弃房子。虽然道德上这样做不好，但是放弃房子，是最明智的策略。不少人弃房逃走了。”

凯瑟琳“哇”地哭起来，消瘦的肩膀剧烈抖动。

“我不能放弃。我搬出去，我的狗怎么办？”

这就是凯瑟琳苦苦坚持的？都到这时候了，不想自己会落到哪儿，先想你的狗！于是，我们不得不讨论狗。两条流浪狗，习惯有个家，猛然再换个新环境，狗会感觉很恐怖。而狗巴蒂被法庭命令必须住有铁丝网的地方，一旦凯瑟琳失去房子，戴罪的巴蒂就得进狗收容所。

在一边听人话的狗，完全不明白自己面临的处境，狗只知道，凯瑟琳在哭，狗直觉着大事不好了，一条狗把身子紧紧藏入墙角，呜呜地也哭开了，狗巴蒂极其愤怒，却不知道抗争的是什么，它扬起脖子，对空狂吼，狗声在空房子里回荡，格外地凄厉。我看着空房的地面。四个废品回收箱，仍然严格地分放：塑料、废纸、易拉罐、玻璃。

分析

这段写得辛酸。但凯瑟琳在面临弃房选择时，首先关心的是两条流浪狗。

多亏圣诞节来临了。凯瑟琳拿到一个小活儿。圣诞节意味着狂消费，商家全要靠圣诞节赚钱，每年最大狂消费从感恩节之后流血杀价开始。

美国是世界消费主义领头羊，消费主义是美国文化一大象征，消费主义代替了并掩盖了美国仍然具有的相信勤劳自有好报的美德。曾经，美国和欧洲一样，周末的时候商店不开门。（欧洲现在如何呢？）八十年代，美国改为一礼拜七天商店都开着，消费无喘息！去年经济大萧条，感恩节——圣诞节消费极其不好，传统的感恩节第二天大杀价，去年的时候商家比赛，有的半夜就开门，今年有的干脆把开门时间提前到头天晚上，吃过火鸡就来拼杀采购吧！人冲入商场，冲撞疯抢，发生抢劫，于是警察也来了……看着电视报道，我真不知道，美国大众哪儿来钱了，也许是消费成性了，憋着不花银行里根本没有的存款人就要疯！凯瑟琳拿到的小活儿是为商场拍摄采购风姿，在圣诞装饰中，采购景象更华丽！

商场的巨大停车场根本找不到停车位，我们把拍摄器材直接开到商场大门口。凯瑟琳搬运、拍摄，我守着她可能用到的更多器材，坐在商场角落里，看着满眼人，满眼的肥肉乱颤，十人九个超重，满眼是撑得鼓鼓的购物大口袋。

我看着我的眼前，中国制造的产品，衣服鞋帽圣诞树，在我眼前充斥，能够充斥是我们中国的大福分似的，你知道中国制造在转移，转移到劳工更廉价的周边国家，而美国这个世界消费主义大家伙，要是不消费了，不狂购了，世界经济就倒退了，世界就不能保持周转了，美国为肩负世界经济保持循环，坚持人类在大陷阱里挣扎得多尽力啊！凯瑟琳拍热了，在我脚边扔下她的外套，又跑走了。我看着她，野外靴，短背心，瘦小的身影在大商场里窜着，像是一位末日狩猎者，个人在失败，奋勇地捕捉疯狂采购的同类。我试图透过她的镜头（我不敢形容是她的枪口）捕捉我眼前的人类，是的，人类，好像九零后网络写手，好像考古学家，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我们普遍使用“人类”——我们都有了间离化地自我审视的眼力？

分析

即使经济衰退期，人们还是要继续圣诞节消费狂欢，而这些物品，大多生产自中国。世界经济一体化就是这么奇妙，或者怪异。

凯瑟琳房子的拍卖拖延了一个月还是到来了。按照我们州的法规，拍卖的日子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按照人类为宇宙中自转地球定出的公元历下的法规丝毫不错地运行。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之前我有事出城，我从机场直接赶到拍卖的地方，心想陪凯瑟琳默默站一会儿。

房子拍卖在房产所属的行政地，在市法院大门前台阶上。不只是凯瑟琳的房产在这里被拍卖，还有被没收的资产。在法院大台阶下面，停着凯迪拉克汽车，摆着家具，挂着裘皮大衣，地上一长溜电脑。破产人被扣押资产在法院门前一起公开拍卖，这是一种美国常规景象。

远远地，我看到斯蒂夫和凯瑟琳站在一起，奇怪地，我看到凯瑟琳的弟弟里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位白发老人，我不认识。我从人群中挤过去。斯蒂夫给我介绍说，这老人是凯瑟琳的爸爸。

一定是闷头里默跟爸爸开口了，凯瑟琳的爸爸赶来，来和银行争房子。

拍卖开始了。先是拍东西，汽车、裘皮衣、电脑。由法院的人起叫，任人争，全都三钱不值两子，我什么都不需要，都忍不住动心。成交钱和支票交给法院的人，回头给债主。斯蒂夫五块钱买下一对棒球手套，虽然他很多年不打棒球了。然后，房子拍卖开始了。看着有点怪怪的，房子拍卖是银行人自己起叫，银行人自己收叫。我听银行人喊：“×××地段房子三万！”然后，银行人再喊：“三万。”“成交！”银行人再喊——

经济大萧条时候，谁跟银行争夺价位大跌在欠贷款之下的房子？！

轮到凯瑟琳的房子了。

银行人起叫：“九万。”

凯瑟琳爸爸举起手：“九万零一块。”

银行人愣了一下。显然，这场面极是罕见。

我看凯瑟琳的爸爸。他从西装里面口袋掏出一张银行备案支票。这种特别支票证实持有人有能力当场支付全款。支票在老爸手中微微地抖动，老爸白发在寒风中轻轻吹动，老爸拿出退休积蓄买下房子，成为价值不抵欠贷的房产持有人。

分析

凯瑟琳爸爸拿出退休金，拍下女儿这幢价值不抵欠贷的房子。我每次看到这里，眼睛都饱含着泪水。

法学院毕业之后，斯蒂夫再没见过凯瑟琳的爸爸。

斯蒂夫提头说，“聚一下？”

我补充说，“我定了一个小店，是品酒店，开胃品很别致。”我们想过拍卖房子后如何陪凯瑟琳一会儿……这时候，带着凯瑟琳的爸爸，大家一起走进品酒店，我和斯蒂夫不由得愣住了。两个月没有来，电话订位的时候品酒店也不说，这里改装修了，本来古色古香的气氛，改成后现代简约派风格，品酒店一定是易手了，我在前台拿起新菜单和新酒单一看，内容全都换了！品种少了，价格升了。走也不好，我们只好坐下来。

这个品酒店，在本城最豪华商场一个门边，狂采购过去了，吧台前只有一对年轻人，正在购物大口袋里忙着找退货收据，过了一会儿，两人提起退货大包走了。新年后的第一个星期，这家品酒店里，只有我们几个人聚在一张桌边。我和斯蒂夫觉得十分尴尬，因为是预订的，人家不能因为没有别的顾客干脆关门。新厨师、年轻侍者、中年经理，还有带位女孩，一应齐全。酒店尽头一张昏暗的桌边坐着一位面目不清的男人，我猜想，那是新主人。有罪感升起来，能说什么呢？新接手的店会败的，美国商场边的小馆子一批批地倒闭着，这也是无须说的。我们坐着，看一脸学生气的侍者轮流倒酒。

我不由看凯瑟琳。烛光下，她多年不变的短发，已经完全白了，枯干的圣洁感依旧。

拥有小房子的老爸微笑着对女儿说，“每月支付我一点，三十年贷款，无利息，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鼻子发酸。我看这位爸爸，快八十岁了，三十年之后，做爸爸的还在人世吗？我知道很多美国老人在帮助成年子女……我是在报纸上读到，在电视里看到，没有想到会出现在眼前。

我们举起酒杯，他们跟我学中文的“干杯”。“干杯”，纷纷说着，但是没人一饮而尽。

凯瑟琳爸爸问斯蒂夫，“任何的写作练习？”

斯蒂夫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在写作，写一个中世纪的长篇小说，跟我一起写，他写中东、欧洲和美国部分，我写中国到帕米尔高原这边，以及帕米尔那边的塔拉斯……我也加入说故事，说是真故事，一对寻找珍奇版本的宗教异端修士……我和斯蒂夫轮流地说，努力地说，我们没商量，但是试图制造一种临时的幻觉感，假如，只是假如，能够让从外乡前来救女儿和狗的住处的孤寡退休文学老人有一会儿温暖的感觉……

使用小说的叙事让散文更有感染力

《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是《收获》杂志专栏“占领华尔街”的其中一篇。张辛欣这个专栏相当于命题作文：一个稍纵即逝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要写六期专栏文章未免困难，很可能写到第二期，运动就偃旗息鼓了。所以，还是要放开去写，一直写到美国生活的深处……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各种问题，是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大而无当的大问题，如环保、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等，网络时代方便，信来信去，张辛欣有时候从中找到了灵感，起头又来一篇。关于环保，我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并造成巨大的环境破坏，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全世界正视地球环境日益突出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和大气污染，包括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包括地球其他物种的大批灭绝等等。“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是环保主义者之一，而且是真正身体力行者。恰好，她还是张辛欣的朋友、张辛欣的先生斯蒂夫律师的同学——用中国话说，是同过窗的。

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问题、跨国公司和跨国生产的问题等，使世界各国纳入一个巨大的经济网络之中。从网上下载一张世界航运图表，会发现蜘蛛网般的线条连接了各大陆。这些蛛网，让我们具象地明白，世界已逐渐被盘丝洞蜘蛛精吐丝缠绕到一起了，谁也不能分离出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和零消费主义者的弟弟里默也深陷美国金融危机之中。姐弟俩，一个失去了美国航天局的小活，开车返回父母家里；一个失去了主顾，借贷的房屋面临拍卖。在这一切困顿之中，凯瑟琳的文学教授父亲出现了。

把散文写成小说，不是前一篇严锋先生的专利，在这一篇里，张辛欣也体现了这种技巧的感染力。

延伸阅读

张辛欣长篇小说《我ME》，散文集《占领华尔街》。

作家简介

王璞，女，文学博士，作家。出生于香港，20世纪50年代初，当记者的父亲带领全家返回大陆，曾在北京居住。50年代末，父亲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偏远小镇西尼气（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劳动。60年代初，母亲带领孩子们回到湖南老家，在那饥寒时代，让全家神奇地逃脱被饿死的命运。王璞从小热爱阅读，高中毕业之后，在伙伴们中流传的那些“地下”名著，她只要拿到手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她做过工人，做过编辑，并坚持写作。90年代初，她回到香港恢复了香港身份，在香港岭南学院任教。王璞的小说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写大时代中人与人的关系，语言细腻，情节逼人，具有独特的感染力。近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沉默》，长篇小说《我爸爸是好人》（《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09年秋冬卷），《猫部落》（《收获》2010年第2期）。长篇小说《补充记忆》获香港天地图书第一届长篇小说奖季军，长篇小说《么舅传奇》获天地图书第二届长篇小说奖冠军、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阅读提示

读完这篇写小伙伴的散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孙桂琴 王璞

我在好几篇小说和散文里写到过孙桂琴。好几次用的还是她的真名，她是唯一一位我在小说里敢用其真名的人物，我想，这是因为我有把握，孙桂琴绝对不会看到我写的书，即便是看到了，不管她觉得我把她刻画得如何，也不会向我提出抗议。而只是会用那种化石般稳定的笑容看着我，对我说：“好着呢。”

孙桂琴是我们班上唯一住在铁道东的女孩子。当刘老师得知我们家从西尼气林业局大院搬到铁道东去了时，便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查问：

“谁住铁道东？住铁道东的举手!”

四五条手臂举了起来，刘老师一眼就选定了其中的一条：

“噢，就一个女同学，孙桂琴，那就是你了！以后你负责送你这小邻居回家。记住啦！她出了事唯你是问。”

没人质疑刘老师这种偏心眼的口气。孙桂琴自己更是忙不迭地点头。事情明摆着，我跟比我大三岁的孙桂琴站在一起，她高高壮壮的，简直可以把我背起来（她后来也的确背过我）。这且不说，我与她之间的差异也好像是明摆在那儿的。孙桂琴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那有六个孩子的伐木工家庭里，她是老大，下面五个全是弟弟。所以她有干不完的家务事，整天灰头土脸脏兮兮的，学习成绩老是危乎其危地徘徊在及格线下。

我呢，却是来自北京的传奇人物，自从同学们知道我曾住在天安门旁边，他们就都用一种几乎是敬慕的目光注视我了。怎么！那印在课本第一页彩图上的神圣之地，竟然就在这家伙的家门口！听上去就好像这人是住在云端里似的不可思议呀！我们班上的同学，甚至都觉得沾了我的光，他们老是指点着我跟外班同学炫耀：

“瞧，她是我们班的，北京来的！”

“知道她住哪儿吗？嗬，天安门！”

我的形象和表现也不负众望。母亲每天都给我精心梳头，将我那一头长发梳成各种漂亮的花样，让那些爱美的女老师，都跑过来观赏学习。衣服虽是姐姐穿过一轮的旧衣，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各门功课则永远都是五分，总之，我堪称学习的标兵、纪律的模范。刚满八岁，老师就破格让我加入少先队，并指派我作中队学习委员。

在孙桂琴没被指定为我的护送人之前，我和她几乎没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没注意到她的存在。她沉默寡言，即便是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也或张口结舌，或一言不发。一放学，她就很快不见了人影。我们成为朋友以后，我才知道，她是赶回家做饭去了，她爸爸在山里伐木队，她妈妈在储木场做临时工，照顾五个弟弟的责任，自然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分析

写我和孙桂琴两个人的巨大差别。

做了我的护送人之后，她不能飞快奔回家了。因为我放学之后还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文艺队啦，朗诵队啦，即便没有团体活动，我也要在学校多玩一会儿。所以孙桂琴只好站一边等我。通常她放学时会先跑到我身边问我：“回吗？”要是我说等一等，她就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等。

如果是搞活动，孙桂琴那如影随形的身影倒没什么，但要是我留下来只不过为了多跟同学玩一会儿，她那沉默的存在便成了一道阴影，弄得我心里怪不舒服，好像亏欠了她什么似的。我便对她说：“孙桂琴你先回吧！待会儿我自己回去。”

孙桂琴不响，也不动。

旁边同学道：“你回吧，待会儿我们送她。”

孙桂琴摇头：“刘老师让我送她。”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孙桂琴的形象。应当说，孙桂琴其实是个俊秀的女孩，眼睛大大的， 嘴巴小小的，甚至连脸形都是标准的瓜子脸，只是一张脸老像没洗干净似的红不是红白不是白的，而脸上的那种表情，实在是一言难尽。就是说没法用几句话概括，有一天她没交家庭作业老师朝她喝骂：“孙桂琴你真厚颜无耻！你还笑你还笑！”

大家都朝她看去，果真她脸上浮着笑意。被老师这样痛骂还能笑得出来，好像被斥为厚颜无耻也不算太过分似的。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她眼睛里含着泪水。可大概是由于眉梢眼角天生就有点朝下弯吧，那张脸看上去总有笑意。老师大概是气坏了也太忙了，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分析

细节描写，在散文中和小说中，都很重要。

起先，我也跟大家一样没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当她站在那里目定定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她脸上浮动着的那笑意，便让我有了假笑、嘲笑、讪笑、苦笑的感觉。身边有个这么苦巴巴的笑在晃动着，游戏的快感自然遭到了腐蚀，我的负疚变成了气恼，既然孙桂琴无论如何都不肯先走，我便往往只好放弃游戏跟她回家。我心里不开心，便把气往她身上撒：

“孙桂琴你自己不玩还让我玩不成，我不用你送！你以后别送我。”

孙桂琴一般沉默不语，被我唠叨多了就还是那一句：“刘老师让我送的。”

她这一说，我也没了话，因为我也跟她一样，把刘老师的话当圣旨。便只好气冲冲跟在她后面往家走。她呢，说是送我，却多半一路小跑地走在我前边，别说跟我谈天说地了，就连话也说不上两句。

有一天，放了学我正在跳房子，孙桂琴竟然一反她平日的耐心，跑过来拉我道：“回吧回吧!”

我说跳完这盘就走，她却出乎意料地态度强硬，不仅拉着我的胳膊不放，嘴里还一个劲地说：“回吧回吧!”

这一来，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比我妈还厉害啦！我就要玩。我就不回。你走你走！”

大家也都帮着我赶她，孙桂琴却还是拉着我不放，嘴里还是那句话：“刘老师要我送你的。”

这下我火大了，脚一跺，狠狠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甩开，喝道：“你再不走，我去找刘老师！我不要你送了！”

孙桂琴呆住了。旁边的人也呆住了。因为从没见我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孙桂琴呆呆瞪了我片刻，猛然把身子一转，朝校门那边跑了。

身边没了孙桂琴幽怨的目光，我玩得痛快多了。跟我玩的同学都住在学校附近，所以没人急着回家。不记得我们又玩了多久，记得起来的，只是夜色中校门口的那盏在寒风中抖颤的路灯，那根路灯杆早已像个醉汉歪歪斜斜立在那里，只是平时我看见它都是在白天，看上去没有这股诡异之气。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铁道东那条荒凉冷寂的小路，倏然跃上心头，而几乎与此同时，我看见了孙桂琴那张青白的面孔。她一直都站在那里等着我！

分析

写因为误解而产生的伤害。反过来，可以看到孙桂琴的尽职尽责。虽然她家里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为了护送蛮不讲理的“我”，她竟然在“荒凉冷寂的小路”上，一直等待着“我”疯玩到傍晚之后，而她因为晚归而遭到了母亲的痛打。

孙桂琴，写到这里我又看见了你，你那在那一刻显得分外高壮的身影，你那总是含笑的面庞，你还好吗？你还记得那个早春的寒夜吗？你一直在前面跑着，我虽然又急又气，却因为恐惧，因为负疚，也不得不在后面紧跟。那天，我第一次见识了你的倔强，不管我在后面怎么叫你，你都不肯回头看我一眼，远处传来凄厉的一声长嗥，是狼嗥吧？我哭了，我叫着：“等等我呀孙桂琴！”你停下了脚步，可还是不肯回头，一待我赶到你身旁，便起步就跑。就这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也不等我跟你说声再见，转眼间就消失在夜幕中。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五个弟弟在等着你回家做饭？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最小的弟弟还病在炕上？你为什么总是那样默然无语？当你妈拖着嘴角流着血的你敲开我家房门，你也还是那样默然无语，只是低着头无声地啜泣。我也哭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妈惊慌失措了，忙不迭地对我妈解释：“这死孩一说就哭，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早知道真是跟你家闺女玩去了，我不会揍她的。”即便是在这时，你也还是没为自己分辩一声。是怕连累我也被打一顿？还是你仍然不肯原谅我？之后，你从来没跟我再说起过这件事。但自打那天开始，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妈也跟你妈成了好朋友。

分析

这段改用独白的方式，加重了情绪和感染力。

我妈第二天带着我上门去感谢孙桂琴，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和歉意，她带上了我家的粮本。那是饥饿的一九五九年，家家粮食都不够吃。我家要算是个异数，由于我们个个食量都很小，加之吃不惯粗粮，每个月粮食定量都吃不完。当我妈把还剩有数十斤定量的粮本给孙大妈递过去，并让她把上面剩下的定量都买光时，孙大妈呆住了，好像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似的张大个嘴，可是紧接着她的下一个动作，却令我妈目瞪口呆了。只见孙大妈如梦初醒般一个大转身，手中便魔术般地出现了另一个粮本，她把这粮本朝我妈手里使劲塞：

“王大妈您打这上面的油吧!”

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的定量，我家每月都不够吃。到了月底，我们就只好吃红锅菜，菜里连颗油星也见不到。我从小就肠胃不好，天天吃苞米餷子饭，再加上没油吃，我得了胃病，已经住过两次院了。所以我妈接到这个意外的回礼，第一反应是紧紧抓在手里，那种表情跟现在的人中了六合彩时的表情好有一比。但她立即觉得有点不妥了，她看着围坐在炕桌旁那帮脸黄黄眼光光的孩子，要把粮本退给孙大妈：

“这……怎么可以？你们不是没的油吃了？”

孙大妈把我妈的手使劲往回推：“我们不吃油，我们北方人不吃炒菜。再说你们知识人多金贵呐，没油咋弄！您不要我这油我也不能要您这粮！”

分析

“定量供应”“粮本”“油票”，这些票证如今都不见了，现在长大的孩子很难想象食品用品紧缺时代的生活。在那个饥饿年代，吃饱是一件极大的奢望。“孙大妈”和“王大妈”的粮本、油本的交换，体现了普通人的淳朴和善良。

我们家和孙桂琴的家，从此就形成了这种交换粮本的互利互惠关系。而我和孙桂琴，也在两家大人的支持下，你上我家玩我上你家玩地走动起来。她家与我家之间就隔着两趟房。现在，她不只是跟我一道回家，每天早上我还去叫她一块上学。放学之后，我也总是先跟她上她家，孙桂琴忙家务活时，我就在她家门口的菜地看她的弟弟们种菜。后来，我家也学他们在门前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上了萝卜、白菜和土豆。

秋天里到公家菜地去溜土豆，也是孙桂琴领我去的。所谓的“溜”， 即是在收获过的土地上挖那些没收尽的小土豆。我们一人挎着个筐，孙桂琴那个筐很大，我那个筐很小。她不像我是来玩玩的，她还指望用挖来的土豆填补家中粮食缺口。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孙桂琴挖到一个大土豆时那眉开眼笑的模样，我说：“孙桂琴你这样笑才好看!”

到了冬天，孙桂琴就领着我上山捡柴禾，到储木场去扒桦树皮；春暖花开时，我们是多么开心！因为可以一道满世界去挖野菜，我俩沿着铁道一直往南走往南走，阳光仿佛一寸寸地温暖起来。有一天，我们挖着挖着野菜抬起头来，发现四周围一片翠绿，而头顶是宝石般的一片天蓝，“妈呀，这是不是到了北京呀！”孙桂琴傻傻地发出一声惊叹，笑得我满地打起滚来。

不过大兴安岭最好的时光还是夏天，夏天我跟孙桂琴去大森林采都杮和牙格达，每一种可吃的草木孙桂琴都认识，我最爱吃的是那种名叫酸不溜的草根。孙桂琴却只爱都杮，她说可以用来酿酒，给她爸喝。

分析

误解消除，友情加深，大兴安岭美丽的夏天。

我只在逢年过节见到孙桂琴的爸，印象中他是个庞然大物，一个人就盘踞住了大半边炕桌，可他脸上的笑容却跟孙桂琴的笑容一样叫人安心，而且跟孙桂琴一样，他永远是在笑着。“家来啦，”他用这样的笑容对我道，“吃了没？吃个窝头!”

他喜欢我，因为我是孙桂琴的好朋友，而孙桂琴是他最喜欢的孩子。孙桂琴说，过年时就算全家都穿不上新衣，也一定要她妈给孙桂琴缝上一件，“咱就这一个闺女，可得金贵着”。

我们去了长沙之后父亲的第一封来信中，就提到了孙桂琴的爸，大意是这样的：

昨天我去了一趟铁道东，到水房老郭家去拿搬剩下的那些东西，碰到了孙桂琴的爸。他人特别热情，一定要拉我上他家吃饭。盛情难却，结果我就在他家吃的晚饭。他们把我当成贵客，特意给我蒸了一整箩白面馍头，走的时候，还一定要让我带上些。多不容易呀，大概把他们一整年的白面都吃光了。这家人真是大好人！

大概也是父亲告诉的我吧：孙桂琴的爸是党员，在伐木队还当着个队长。没错，这话就是全班同学突然都不理睬我了的那天，我独自回家与父亲相遇的那一晚他说的。吃晚饭时，也许父亲终于想起今晚我们的相遇有点蹊跷，问道：“咦，今天你怎么一个人回家，孙桂琴呢？”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她今天要做值日。”

就是在这时父亲说起了孙桂琴父亲的事吧？总之，我装作没听见，没搭腔，而心里面却在翻江倒海。

其实，全班所有的同学中，只有孙桂琴不知道那场突变的究里，因为昨天刘老师让我提前放学时，也让她跟我一块走了。孙桂琴当时还特别开心，说沾了我的光可以早点回家。而且，孙桂琴虽跟我好，平时在学校里却不跟我玩。在学校我永远不缺玩伴，特别要好的一个是刘淑琴。刘淑琴不喜欢孙桂琴，说她埋里埋汰［27］、笨手笨脚，“玩什么跟她一边儿准输。”刘淑琴道。我虽觉得这一评价对孙桂琴有欠公平，但私心里也承认，在学校里，刘淑琴这个朋友的确比孙桂琴体面。无论从穿着打扮上来看，还是从学习成绩上看，刘淑琴与我都更为接近。

［27］ 脏。

第二天连刘淑琴都对我视而不见避之则吉的一幕，孙桂琴大概看到了，她朝我走了过来，她走到我身边正要叫我，从旁伸出了个穿着翻毛皮靴的大脚，一脚踢过去把她差点扫倒在地。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吼叫：

“不许搭理她!”

这是我们班上那个朝鲜男孩，他平时老被同学欺负，没想到自己欺负起人来比别人更甚。

孙桂琴摇晃着身子站稳，愤然道：“咋啦!你咋踢人？”

朝鲜男孩道：“就踢啦，踢你怎么啦？我还踢她呢!”说着真的朝我狠狠踢过来一脚。还嚷道：“你不是爱告状吗？去告呀！去告刘老师呀，就是她让我踢的。”

“胡说八道！”一个名叫王大力的男孩插进来道，“高丽棒子！刘老师可没叫你踢人，刘老师只叫我们别信她说的那一套，她撒谎，她爸不是北京干部，她爸是劳改犯。劳改犯崽子！”他恶狠狠地冲我喝道。

那一刹那，我一定是面无人色了，我不再是平时那个我了。因为我看见孙桂琴那样惊异地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个陌生人，就跟今早很多同学看我的目光差不多。她也鄙视我吗？她也可怜我吗？

我一言不发，扭头就跑。好不容易熬到放学，老师一喊下课，我立即直奔校门。我不想看到孙桂琴那样的目光，我也不想让任何人可怜我。

分析

作为被下放的右派的孩子，“我”因说爸爸是北京干部，而被说成是撒谎，在老师、同学中受到了深刻的伤害。8岁大的孩子，哪里明白北京政治斗争的凶险呢？50年代初带着全家兴冲冲过关回国的父亲，恐怕也万万想不到。这是不正常社会，是政治斗争普遍化对普通人的伤害、对孩子的伤害。

第二天是轮到我生炉子的一天。按照班上的规定，全班每人轮流提早一小时到校，给教室那只大铁炉生火。这样教室才能在上课之前达至能够坐人的温度。平时每逢我值日，孙桂琴都让我叫上她一块去。一是路上给我壮胆，二是知道我不会生炉子，她去帮帮我。可是那天，我没有去叫她。

母亲把我送出门时不放心地问道：“天这样黑！又下雪了，你去找孙桂琴吧，要不，我跟你一块去找？”

我忙拦住她。我不想让她知道昨天学校里发生的事。独自一人，我走上那条通向铁道的小路。四下里静悄悄的，天上没有一颗星，地上也没有一盏灯， 世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听见我自己的呼吸声在这白色的旷野流荡。但突然，一个黑影蹿到我跟前，吓了我一大跳， 正要大叫出声，就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是我。”

是孙桂琴！

在听到这声音的一刹那，我就知道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她会出现的，她会守候在我跋涉的路上，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我永远可以指靠上她，她是我的守护神。我是幸运的，从八岁这年遇到孙桂琴开始，在我这一生中，无论我遇到什么困境，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张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以她们毫无私心毫无瑕疵的爱，搀扶起我支撑着我。我永不孤独，因为心中有着这样一张面孔和这一抹地老天荒的微笑。

在路上，我终于大声哭了出来，我说：“我没撒谎，我真的是从北京来的，我们家真的住在天安门旁边……我……”

孙桂琴挽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地说：“我知道我知道。”

“你会跟我玩儿吗？”

“我会跟你玩儿，我跟你玩儿。”

分析

患难中得到的友情最珍贵。负担很重、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心地善良的孙桂琴的形象，在这件事情之后，跃然纸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挂琴，是在西尼气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离开西尼气的那天夜里，只有她和她妈来给我们送站。火车开动了，她还站在站台上，虽然我根本看不见她，窗玻璃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无论我怎么朝上面呵气也还是冰板一块，像铁道东那坚硬的雪原。我却知道她在那里，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一直都在那里，用那副地老天荒的微笑，使我安心。

人性与善让散文充满魅力

写小时候的一个小伙伴，写小伙伴们在那个非正常年代难能可贵的友情。这是我读到过的最真挚、最感人的散文之一。读完散文集《红房子灰房子》后，我给王璞打电话，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提到这篇《孙桂琴》。我觉得比我在中小学读过的所有散文都感人肺腑。沉默、倔强、善良、友好的孙桂琴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认识这么久，我一直不太清楚王璞如此复杂的身世。我跟王璞约好，几个人一起吃饭，吃饭间，她提起曾回去过很多次，但已经找不到孙桂琴了。50年过去了，孙桂琴早已经远嫁他乡，不知道在哪里生活了。甚至，都不知道她生存下来了没有。说到孙桂琴，王璞眼睛里仍然有泪花。

情感真挚，细节动人，处处散发着人性与善之光，让这篇散文充满了魅力。

散文写作，因为写人纪事都是真实的，文章的叙事贵在真情实感，并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篇散文里也有小说笔法，尤其是两处：一处是“我”使性子拼命玩而导致孙桂琴受冤枉；一处是“我”受委屈之后孙桂琴给予我的金子般的友情。

延伸阅读

王璞长篇小说《我爸爸是好人》《猫部落》，散文集《红房子灰房子》。

作家简介

柴静，山西临汾人，1976年出生。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现为央视一套专题节目《看见》主持人，出版畅销书《看见》。

阅读提示

写朋友，该怎么下手？看看这篇，或许可以借鉴。

火炭上的一滴糖 柴静

1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道“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课后题问“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冯唐是另一种高中生，他找了一个黑店，卖教学参考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一个同学答对了。”

2

后来过了好多年，他俩认识了。

老罗一直初中学历，没买假文凭，没考电大。贩中药，摆地摊，来北京混滚滚红尘；冯唐在协和学完了医，美国念完博士，进了麦肯锡当完了合伙人，买了后海的四合院，老罗刚来北京住他家，他给老罗找钱投资搞学校。“有了钱，有什么坏事儿，就更敢做了。”

老罗在饭桌上横绝四海，嬉笑怒骂，冯唐是饭桌上不吭不哈，挺文静的，但眼睛活，别人说没意思的话他就拿手机拍桌上的姑娘，有人说邪话，他笑得又快又坏，有时候还侧头跟老罗补充句什么，我们没听清，问说什么，老罗一挥手：“别问了，这是个流氓。”

我当时觉得冯唐狷狂，有天晚上吃完饭一起坐车，他跟我说从小没考过第二，托福考满分，不用背，是照相机记忆力。写东西的时候根本不想，憋不住了一坐，像有人执着他手往下写。

我心里想，这哥们实在是……

后来还跟老罗聊过：“他挺有优越感啊？”

老罗带着欣赏之意说：“臭牛逼呗。”他自己也根本不是个谦退的人，“希望那些喜欢用‘枪打出头鸟’这样的道理教训年轻人，并且因此觉得自己很成熟的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分析

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土初中文凭，一个洋博士文凭。他们在中国教育制度下分流，各自绕着自己流啊流啊的，在北京某个四合院汇合到一起。这也是小说笔法，有强烈对比，有出人意料。

3

一开始冯唐的小说我不太喜欢，一股元气淋漓，但横冲直撞不知所终，在我们姑娘家看来，这是由男性荷尔蒙驱动的写作，是另一种动物的呓语——好像我们的存在只是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他们，不容易有共鸣。

不过他的文字真是腥、鲜，写跟姑娘在实验室用烧杯喝七十度的医用酒精，边上都是用福尔马林泡着的人体器官，“我喝得急了，半杯子下去，心就跳出胸腔，一起一伏地飘荡在我身体周围，粉红气球似的，我的阳具强直，敲打我的拉锁，破开泥土的地面就可以呼吸，拉开帷幕就可以歌唱。酒是好东西，我想，如果给一棵明开夜合浇上两瓶七十度的医用酒精，明开夜合会脸红吗？香味会更浓吗？它的枝干会强直起来吗？”

中国字和中国字往一块这样一放，像有线金光钻在冯唐的文字里，有的地方细尾一荡抽人一下。

这挺怪的，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我的课外阅读是批判胡风的文件和作文通讯，写作文是“平地春雷一声响，四人帮被粉碎了”，他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

大概是因为他和老罗都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了，老罗退学后，看李敖、王朔、《罗马帝国衰亡史》；冯唐看劳伦斯、《二十四史》和《金瓶梅》。我十七岁学汪国真的时候，他俩已经写小说了，老罗写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里头有句诗，一个半大孩子，已经邪得很狰狞了，“我没有下体，也能把你燃烧”。

他们都这么野气生蛮地长起来，瞧不上肉头肉脑的精英，香港有个董桥，句子写得刻苦又艳丽，六十岁的时候感慨：“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地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地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篇文字。”文章叫《锻句炼字是礼貌》。

冯唐说：“这些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面对一张大白脸，听一个日本艺妓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地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地每天画我的脸，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的肉的每个人’。”

朋友里说起冯唐，分两类，一类喜欢他，说：“他左手一指明月，右手一指沟渠，然后把手指砍了。”

另一类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阴气太重”。

分析

对冯唐作品的评价和关于冯唐的不同态度。

4

我理解他们说的“阴气”是什么。

有次跟冯唐说起韩寒，他说韩的杂文好，我问他觉得韩的小说怎么样，他举个例子说有个他喜欢的作家叫伊恩，写过八个中篇，全是禁忌，欺负白痴什么的，非常颠覆根本道德的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但是他的视角是好小说家的视角”。

他说了个细节：“他们在二楼，在一个小渔港旁边，有鱼的味道一直在，跟女生抱在一起，感到怪兽在挠那个墙，他说给那个女生听，那个女生一开始没听到，慢慢她也听到了。”

这个细节让他感到用口语无法表达的那种敏感，“这是正常人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是正常人在某一天，或者下雨，或者醒来，忽然感觉到的东西。”

他说，这就是小说家的责任。

他说：“韩寒根本没摸到门呢。”

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敏感，“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他学医的几年加重了这个气息，“我记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没柴的柴火一样慢慢熄灭，如何在柴火熄灭几个星期之后，身影还在病房慢慢游荡，还站到秤上，自己称自己的体重”。

能看到最黑暗处的人，大概有曹雪芹说的残忍乖僻与灵明清秀两气相遇的气质，“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分析

阴气还是灵气？总之，看着冯唐不像凡人，不是俗人，不像正常人。这是作者的企图。

5

我奇怪的是，写这一类字儿的人一般远离俗务，吃完大酒横着肚腹，让帝王让开别挡着光。他不，从美国回了香港，香港又回了内地，还转到大国企工作，当上了局级干部，简直是泡在世俗里，“中午喝酒，喝到三点，谈，谈到了晚饭，没谈完，吃完晚饭看二人转，晚饭被三中全会了。吃完凉菜，就站着敬酒。喝得吐了再喝，到十二点”。

我问，天天开会怎么办？

他说有个大官儿跟他说：“开会的时候带一念珠，就当听和尚念经。”

党的套路、老外的套路、政治的套路、商业的套路，他都熟。说政治需要相对透明的规则，如果没有很多年的契约精神的积累，办不到。“现在要不然是大国企，要不然是小本生意。别的根本形成不了力量。”我说你能做什么，他打个比方，现在都知道医院不行，要靠药养着，他当年的协和的同学都是严重低工资，但没有载体帮它扭这个劲儿。他想利用这个国企去开个十家医院，不要什么人都去协和。

他说，现在这种垄断的状况，只能试试拧身钻进体制，“把事挑起来”。

我有什么俗事儿就问问他，他说他有个有用玩意儿，是一个戴金链子的美国老太太教的，在麦肯锡公司苦练了十年，叫金字塔原则。给我发个文件来。

“用一句话说，金字塔原则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而此中心论点可由三至七个论据支持，这些一级论据本身也可以是个论点，被二级的三至七个论据支持，如此延伸，状如金字塔。”

他写：“对于金字塔每一层的支持论据，有个极高的要求：MECE（Mutually Exclusive and Collectively Exhaustive），即彼此相互独立不重叠，但是合在一起完全穷尽不遗漏。不遗漏才能不误事，不重叠才能不做无用功。”

我才第一次看到他搞咨询管理的嘴脸：“过去皇帝早朝殿议，给你三分钟，现在你在电梯里遇到领导，给你三十秒，你只汇报中心论点和一级支持论据，领导明白了，事情办成了。如果领导和刘备一样三顾你的茅庐，而且臀大肉沉，从早饭坐到晚饭，吃空你家冰箱。你有讲话的时间，他有兴趣，你就汇报到第十八级论据，为什么三分天下，得蜀而能有其一。有了这个原则，交流起来最有效。”

这人是有志于世事的，看中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大不朽，“曾国藩牛啊，把自己的肉身当成蜡烛，剁开两截，四个端点，点燃四个火苗燃烧，在通往牛逼的仄仄石板路上发足狂奔”。

所以他第一学老曾人情练达，依靠常识百事可做。第二如果想立事功，不要总在集团总部务虚，到前线去，到二级公司去，真正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付痞子混子傻子疯子，对一张完整明确的损益表负责。第三学老曾灵明无着，物来顺应，不像和尚隐入五百里深山，要喝尽世事煮沸的肉汤，领会什么是“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

分析

写冯唐的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也可以说是既可出世，亦可入世。

6

但有一样他恐怕学不来，老曾一辈子一只青藤箱，一件布衣，前襟上还带着油渍，稍有点世俗之念，就骂自己是畜生，说不为圣贤，就为禽兽。他是两样都要，事功、文章、古玉、姑娘，哪样都舍不得。

其实他心里挺清楚的，知道真正的文学要付出什么代价，不像司马迁那样付出身体，就得像曹雪芹这样付出穷苦。真要想醇酒美人还要文章传世，有点贪婪。他也想像狗子那样一张苦瓜脸，一支潦倒笔，“全知全能又百无一用地度过一生”。

但他有一个妈，他妈是纯种蒙古人，老了还穿一身大红裙，脖子里挂狼牙，一人能喝一瓶蒙古套马杆酒，看见长得好的动植物，说拿回家炖了，见着风景好的地儿，说占一块盖房子。

有这么一妈，他就不太可能成阮籍、嵇康。加上他是红旗下的蛋，没战火没乱世，听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长大，大学宿舍里天天喝着劣质茉莉花茶坐看紫禁城的金琉璃顶鬼火闪动，出了国干了咨询又知道了一张A4纸上写了字能换两万美刀。

这样的人哪儿还能受得了“百无一用”。

我问他权力对你来讲有吸引力么，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能感觉到吸引，但没有形成贪恋，大权在握的时候，还是挺爽的。”

他想了一下，又说：“还是挺爽的。”

然后又说了一句：“还是挺爽的。”

又拿一个朋友举例子：“你说老陈他做的事是全行业里最好的，但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去跟一帮傻逼竞聘？因为没有待遇就没这个台子，这是个两难，当然要到这儿，你非得扭自己一下，但这扭一下，肯定就离你自己心里的理想远一点。”

陆放翁有句话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冯唐说他看了有点害怕，但也知道这是命。

有不少人劝他，什么都有了，风景好的地儿哪儿都有房，干吗不停下来专职写。

他说：“有一个人天天背水上山，后来山上有了井，他还一直背，有人就说，你干吗还背这个篓，他说后背冷。”

分析

写到这里是分析性格了。一种、二种、三种，不同的愿望装在同一个身体里，还要调和。

7

他有次说：“比如我立志要当一个酒保，那又怎么样呢？但按传统价值观就是不靠谱的。”

我说：“你能摆脱么？”

他说：“摆脱不了，所以我要反抗。”

反抗方式之一是写黄书，知道发不了。还要写。说是他小时候看劳伦斯、看《玉蒲团》、看《金瓶梅》的结果，想要写本又真又好又善良的，“像花丝要把花药传给雌花的蕊柱上一样美好，像饿了吃饭再饿再吃一样善良，传个五百年造福人类”。

说想发我看，又挺不安：“柴老师你不会觉得我是流氓吧？”

嗨，柴老师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说你撒开写吧，写字儿的人是造物，给万物命名。

后来他发大纲来看，叫《不二》，第一句话是鱼玄机站山岗上对老禅师说：“你要看我的裸体么？”后边都是大尺度，挑战禁忌，汁液淋漓，我没觉得不适，只是有点不太明白他想写什么。

有次说起来这个，他说很多小说，不说明什么，看了更糊涂，或者让你以为明白的，再次糊涂。“《不二》，故事清晰，人物背景清晰，力量起伏清晰，但是人物如何评判、对错等，毫无结论。”

那你为什么要写黄书？我问。

他说：“我推崇的不是滥交，我只是要抛开审美和正统思维，因为接受新思维对于流氓是很容易的，对于社会主义老太太是很困难的。”

他问他爸，到这个年纪，你人生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他爸说我想解放台湾。

他挺感慨，说这么样的一个人心基础，即使有什么想法，也很容易碰到很大范围反对，再正确，也怎么都推不动的。“谁待在这个位置上，都推不动 ——并不说这个对，但这是一个现实。如果这么一个人群，让他们来支持你，只能用他已经习惯的东西。如果想站起来反对什么，反的人也是大字报言论，”他说，“如果成了，可能更差。”

他用这个解释他为什么不谈时事，也不跟什么东西正面冲突，要写文艺。

冯唐说：“文艺有什么作用？至少能启人心，多有点美感，往天上一看，不光有太阳。这人一分心，独立性就能建立一些。”

他这话像蔡元培说过的，“一个没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所以“一战”后蔡有个观点，道德的提高要依靠美术的教育，“美无私利，可以‘隔千里兮明月’，有普遍性。将人我之见渐渐熄灭”。

冯唐说他有个中篇，是写辽代太监的故事，他说：“我想用我的方式写写历史，平时听的这些事儿，至少可以有另外的解读，你听到的不是真理，只是真相的另一种说法。至少是我认为的说法。汪精卫是个大坏蛋吗？看你怎么看了。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对就是错。”

这时候是能看出有了钱的好处——写的时候可以百无禁忌，不为印成纸，不为挣银子，写完提笔四顾，踌躇满志，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维独立，很多事儿你是不敢做的。反过来说，经济上自信，你有自觉精神，能独立思考，这是分不开的。”

这是他对自由的理解，有一点像他喜欢的毛姆笔下的人物，“他像是一个身上涂了油的角力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一种自由，叫你感到火冒三丈”。

分析

再次分析出世入世，各种不同的纠缠式思考。

8

他文字上嚣张得厉害，怪力乱神，但说起话很平常。这个挺好，怕就怕反过来。

他们说他喝大后，说话尺度极大，但我没赶上过，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内向的人，跟女生说话离远一站，有时候还结巴，觉得他这人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好像疯长的时候抽条太快，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样子。

他当然也会一些闷骚的招，比如趴在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人“累了”，然后单位里的大姐们立刻心软，“快去睡快去睡，我来做”。这也就是那种中学小男生把戏，他还老有点不好意思：“金牛座其实没那么花心，”他补一句，“跟他能得到的机会相比。”

他说他喜欢的女的从没变过。都是一个类型，都满强的，用他的话说像剪刀一样气势汹汹地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会两天没理，一回身发现已经上吊了”。

他家王老师挣钱比他还厉害，不化妆，背个“为人民服务”的布包，聪敏过人，饭桌上，他稍说句过头话，她看他一眼，他就笑嘻嘻举杯敬她：“王老师，祝你幸福。”

两人碰杯一笑。

有次聊天，谈起婚姻，他一拍桌子说你可是问对人了，严肃地想了半天，说有一点最重要，“两人还是要爱过，就算成了灰，也是后来婚姻的基础”。

这话多平常，他这么个看来放浪形骸的人说出来有点怪，他说有的事无论你有多聪明，道理多浅显，不是机缘巧合时你就是不明白。

所以他虽然老拿亨利·米勒的话来搞点流氓气，“If you feel confused, fuck！”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把女性当成猎物的人，甚至有点崇拜之情，不可能轻慢或者亵渎。就他这样的，谈个恋爱分个手都纠结个十年八年，稍下点雨就要写几句诗内心才平静，一辈子跟自己左缠右斗，也就是个场面花哨。

有次饭局上，有个姑娘跟他同来，头发脸蛋黑白分明。

中间他和老罗去撒尿，歪头主动对老罗说：“发乎情发乎情只是发乎情。”

哪儿有流氓还解释的。

分析

还是性情中人，发乎情，止乎礼。

9

我俩有时候约个小局，吃饭喝茶。

我们七十年代男女中学时疏离得很，互相猜测，彼此羞辱，我回忆起来几乎没跟男同学四目对视过，他是当时在楼顶上看着姑娘们青白分明的发际线，“都能闻到她们的味儿”，但也不敢搭讪。

之后二十多到三十多，男女都忙着恋爱，寸寸弯强弓，伤筋动骨地折腾，活在对自己和对方的想象里，哪有工夫互相了解。

到了这会儿，大雪初歇，天蓝得发紫，风把房顶上的积雪吹得满天都是，金光闪闪，好像才刚睁眼看到世界本然，觉得对方和自己都不是神，不是泥，都是人。

我原来对他的小说有些抵触，觉得当中的女性并不让我觉得亲切，后来他有次说“我只能通过我理解人”，我忽然觉得，我根本用不着通过他的小说去看到女性，他的身上就蕴含着女性，他书里那个精瘦的小黑男孩身上，就有我自己，童年时热爱大白热馒头，芝麻酱蘸白糖，喝什么茶都是茉莉花味儿，常看的书摸得又厚又亮，头顶上是春天槐树上好多叫吊死鬼的虫子，拐过路边，“天上两三朵很闲的云很慢地变换各自的形态，胡同里两三个老头儿薄棉袄还没去身，坐在马扎上，泡在太阳里，看闲云变换”。

有次和菜头深更半夜在MSN上说，看到冯唐写的一段话，看得他差点号啕大哭。说是有次开车的时候，看到前方有只松鼠被自己的车吓愣了。

“那只松鼠有我见过最困惑的眼神，很小地站立地在我车前不远的行车线内，下肢站立，上肢屈起，两腮胡须奓开，它被吓呆了，快速左打轮，车入超车道，它也跟着闪进快车道，后轮子轻轻一颠，没听见吱的一声，但一定被压成了鼠片。

太上忘情，如果更超脱一点，就不会走上这条路，最下不及情，如果再痴呆一点，就不会躲闪。小白和我就在中间，难免结局悲惨，被压成鼠片。”

无论男女，作为动物活在世上，一粒果子迸溅在嘴里的滋味是一样的，为对方梳理皮毛的眷恋是一样的，被命运辗过的痛苦是一样的，生之狂喜和死之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

分析

松鼠这段，确实惊心动魄。

10

有天晚上聊完天，他送我从院子出来坐车，好像是夏末，月亮底下，槐树下的细胡同走好长，树的小黑手指指着大银星星，有几个男人坐在路边上借着杂货铺子的光说话，有一个大嫂胡乱绾了个簪，花绸裤子白胖小腿，拿只铝盆哗一声把水泼在我们的脚前一截，月光下水印子像墨一样流得哪儿都是。

冯唐老说他心里有肿胀，要写出来，要化掉，才舒服痛快。

能痛惜这样的夏夜，又知道自己非死不可，这样的人才有肿胀，才写，他的博客名字叫“用文字打败时间”。

归根结底，没什么是不朽的，我们终将化为粉尘，归彼大荒，但还是要写，写是一件没办法的事，什么也不图，却非这么不可。王小波说，双目失明的汉密尔顿为什么还坐在黑灯瞎火里头写十四行诗？那就叫“自我”。

他说：“我永远不希望有一天我心安理得，觉得一切都平稳了，我情愿它永不沉默，它给我带来什么苦难都成，我希望它永远‘滋滋’地响，翻腾不休，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

散文要讲究活性

写朋友，很熟悉的朋友，正在不断来往，隔不长时间聚一下，来个小局。这怎么写？央视主持，并不都是绣花枕头，柴静是有文字敏感的，用文艺腔说，她的文字是有温度的。北京人爱这么弄文字，好像文字天生该是他们弄的，于是，一不小心就把文字耍弄得如朔风吹雪、满天星斗。就是这个调。一个人很复杂，即使是你最熟悉的朋友，了解的也可能只是狭窄的一小部分。但当你这个朋友是个热爱舞文弄墨、自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胸中尚有百万雄兵的家伙，你读他的作品，对他可能又多了解一层，起码是多一层了解的机会。一个正当盛年，活生生地每天出没在你跟前的人，他的传说绕着你上下飘飞时，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写的。柴静写了各个角度：生长经历、读书经历、写作经历。他的文学态度，人生态度；他的性格特征，他的内在纠葛……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生动之处。

但散文也讲究个细节，配上生动的文字，读起来如气韵流动，风行水上，就是极好了。最重要的是讲究活性，这种活性，跟老雕虫的寻章摘句不同。

延伸阅读

柴静散文集《看见》，冯唐长篇小说《万物生长》。

第四编 读书乐

“阅读”是散文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体裁。我这里把书评、影评都归入同一范畴中，各选入优秀文章，做简要的分析和理解参考，供读者学习。我们要一再强调“语文”的基础性、底层性、决定性作用，即“语言文字文学”构成的“语文”学科，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无论你今后从事何种领域的工作，做何种门类的研究，你都离不开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没有语言表达，就没有各门类学科的存在。

我曾在各学校与教师学生交流时，多次用电脑、网络的“底层技术”这个词来形容“语文”。同样，外文也是“语文”的一种。在学习本国语言文学时，21世纪的全球化新人，不应该放弃外文的学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观察世界、表达情感的独特角度和文化背景，懂得外文你才会知道原来人们还可以这样表达一种现象、一种情感。比如，中文“覆水难收”，英文有一个相对应的词组：water over the dam（水漫过大坝了）。虽然意思相近，但是从不同现象中观察、总结出同样的道理。这是人类文明中极有趣的现象。

学会阅读，并且从不同的书本、材料中读出新意，这是第二编“新解读”里就提到过的。那些文章面对的是综合材料，要做的研究、总结的工作量更大，花的工夫更多。而本编所选的文章，其评论、讨论的对象，相对比较具体，相关材料的搜集和积累，也相对比较容易。

阅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电影，听一首名曲，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是跟最有智慧的人交谈的最直接手段。

然而，如果你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些好作品，就必须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锻炼自己的归纳总结能力。例如，很多人现在都在使用网络在线视频观看影片，在观看之前，还会浏览这部作品的介绍、评价。这些介绍和评价就是精短的影评。但影评的好坏，归纳的妥否，是一眼就能看出的。你读豆瓣网的评论，会发现高下之差，真有天壤之别。

阅读与表达，是本编想要介绍的核心内容。

阅读之所以是这么好的事，就是因为随时能与最有智慧的人交谈——只要你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好书，翻开，阅读。

叶兆言的《阅读吴宓》是写现代学者的一部力作，可谓“拨开云雾见青天”，需要很深的功力。余华的《高潮》写苏联时期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用具象的文字表达抽象的音乐，有一种神远的味道。张闳分析革命经典课文《半夜鸡叫》，见微知著，值得学习。潘向黎对古诗的介绍，真真“诗是空气，诗是呼吸”，让那些久远的诗歌从课本中走入我们的生活。你要知道，在唐朝，诗歌跟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发微博和微信一样。诗人一有灵感，就提笔书写。不仅写在纸上，还写在墙上。那些神来之笔写下的卓越诗歌，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那时候，诗歌确实是能唱的，诗歌就是生活，诗歌就是现实。

作家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主要作品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五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集，以及各种选本等。叶兆言的写作充满了知性的质与美，在当代中国文坛中是真正的知识人写作。他的最新作品《一号命令》《驰向黑夜的女人》，显示了他更加准确而坚韧的语言功力。

阅读提示

民国的学者进入新时代纷纷被埋没，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阅读他们，了解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而不是盲目崇拜。

阅读吴宓 叶兆言

说来好笑，阅读吴宓，留心有关文字，成了近年来很当真的一件事情。起因只是他生于一八九四年，这是个特殊年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遭到拒绝后，从此投身革命，坚定不移，直到死在北洋军阀时期的北京。很长时期，抗日和革命成了两个重要主题，研究中国，不论思考历史，还是评论文学，都无法回避。我习惯找出几位出生于这一年的人，把他们当成解剖近现代中国的标本，我的祖父也出生在这一年，这是很好的参照系数，它提供了一个横向的比较机会。阅读吴宓，我总是忍不住想，和他同年的祖父此时正在干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祖父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在厚厚的十本《吴宓日记》中，提到祖父只有一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九日，一次宴会上偶然相遇：

遂借赴华西大学内李珩、罗玉君夫妇邀家宴。座客桦外，有叶绍钧及谢冰莹女士。席散，同步归。

叶绍钧名字下面，有小字自注：“圣陶。苏州人。今为开明书店总编辑。与宓同年生。留须。温和沉默。”这是典型的吴雨僧风格，记账本一样老老实实，一本正经。再看祖父的日记，略为详细一些：

五时半，至李晓舫家，晤吴雨僧、李哲生、陈国华、谢冰莹。雨僧与余同岁，身长挺立，言谈颇豪爽，近在燕大讲《红楼梦》，借以发抒其对文化与人生之见解，颇别致。主人治馔颇精，而不设酒，余以酒人，觉其勿习。八时散，复至月樵所，方宴刚夫妇，尚有他客六七人，墨先在。余乃饮酒十馀杯。十时归。

两则日记很客气，一层意思没有明说，都觉得对方不是原来的设想。他们属于两个不同阵营，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既对立，更隔膜。阵营不同，误解便不可避免。这次偶然相遇，消除了一定误解，又增加新的错误认识。如果继续交往，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但是沟通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吴宓不知道对方温和沉默，是因为没有酒；祖父觉得对方豪爽，却根本就是个假象。

分析

从祖父和吴宓的日记开始，写了对人一面理解和真实的差异。

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而且毫无幽默感，他的成名与挨骂有关。说起新文学史，谈到新旧之争，忘不了鲁迅的妙文《估学衡》。《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当时同属于新文学阵营的创造社，还没有出手参战，这一派的好战，善于胡搅蛮缠，作为《学衡》总编辑的吴宓心里不会不明白。

事隔多年，重新回顾这场文化论战，心平气和地说，双方都该骂，而且细究骂人的内容，双方都有些道理。《学衡》站在旧文化阵营一边，仅此一点顽固，即使在今日，仍然该骂，该痛骂，而“五四”前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方向大致正确，但是存在很多问题，也应该指出来。我曾和祖父谈过读当年的《小说月报》，众所周知，《小说月报》改刊是新文学史上的大事，比较新旧两派小说，也就是阅读茅盾主编前后的《小说月报》，就其小说质量而言，被看好的五四时期新小说，并不比旧小说强。新小说在一开始很不好看，鲁迅或许是个例外，像他那样优秀的太少，新小说的拙劣有目共睹，后人评价高，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事实上，作为当时的重要作者，祖父也承认新派的小说没有旧小说写得好。换句话说，新小说只能证明自己写得对，却不能证明自己写得好，达到了多高的境界。

认真阅读当时的小说，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小说气势汹汹，其实嫩得不像东西。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尽管前景良好，未来一片光明，真实的现状却不敢恭维。新小说，不能卒读。鲁迅写得好，是因为旧小说也写得好，发表在改刊之前的《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似乎也反证了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观点，所谓“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学衡》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反动旗帜，在一片喊新声中，《学衡》的声音显得很可笑。多年以后，吴宓自订年谱，痛悔当年的仓促上阵，尤其对第一期《学衡》的低质量感到痛心。作为创刊号，推出的一些“作品”让人无法恭维，鲁迅对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轻而易举挑出一大把错误。《学衡》批评新派不足，看出了对方毛病是对的，可是他们也是漏洞百出，正如吴宓自己承认的那样，“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吴宓把过错推到了一个叫邵祖平的人身上，他写道：

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学衡》第一期“文苑”栏专登邵祖平（时年十九）之古文、诗、词，斯乃胡先之过。而邵祖平乃以此记恨鲁迅先生，至有1951冬，在重庆诋毁鲁迅先生之事，祸累几及于宓，亦可谓不智之甚者矣。

这其实是为同人打掩护，想蒙混过关，鲁迅先生矛头直指梅光迪，直指胡先和柳诒徽，这些都是《学衡》的核心人物，想赖也赖不了。吴宓先生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那几个人中间，除了柳诒徽，其他几位的旧学并不怎么样。《学衡》同人对旧的东西更感兴趣，在鲁迅看来，这帮人漏洞百出，只是假古董。他们守旧保守，但是在传统的旧学上，并不比新派人物强。一些文章把吴宓说成是旧学大师，这不确切，是过誉之辞，办《学衡》的时候，吴宓是刚从国外来的文学青年，旧学根底和大十多岁的鲁迅不能比，和大三四岁的陈寅恪和胡适也无法匹敌。就其性格而言，吴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发展，也只能是越来越大。

分析

新旧之争，不像通常想的那么简单。在新旧交错时代，人与事都极其复杂。吴宓和鲁迅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人们阅读的兴奋点，往往停留在新与旧上，以新旧为个人取舍标准，结果是新派看新，老派看旧，各取所需，老死不相往来。然而新未必好，旧也未必坏，关键要看货色。意气用事结果反而成不了事，“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这是陈寅恪父亲散原老先生的诗句，形容“五四”前后文坛正合适。这时期无论旧派新派，艺术成就都有严重的问题，人们重新回顾，各打五十大板并不为过。有一点必须指出，新代表出路，代表前途，已被事实证明，事至今日，做学问重犯前人的老毛病，再妄谈复古，不仅“不智”，而且可笑。

吴宓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喜欢拿中外作品相比较，因此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鼻祖的盛誉，这又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词。比较文学的说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实上不比较没办法谈文学，而中外比较了一下，就和国外后来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流派有了血缘关系，显然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这表扬对吴宓来说，只能隔靴搔痒，他的野心并不在于谋一个开山之祖的称号。我想吴宓把自己搁在旧派阵营中，内心深处一定很矛盾。综观他一生，似乎更适合成为新派阵营中的一员。这是个很尴尬的定位，他是《学衡》总编辑，而这头衔恰恰也是自封的。《学衡》诸人策划杂志时，为了“脱尽俗务”，本来不准备设总编辑，吴宓只是众人推举的集稿员。他自说自话在杂志上印上了总编辑头衔，为此，《学衡》诸君不以为然，曾讽刺挖苦过他，但是“宓不顾，亦不自申辩”。

编辑《学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得罪整个新文学阵营不算，内部也经常有摩擦。吴宓自封为《学衡》的总编辑，一方面说“亦不自申辩”，另一方面又拼命解释：

至于宓之为《学衡》杂志总编辑确由自上尊号。盖先有其功，后居其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来大有作为之人，无分其地位、方向为曹、为刘、为孙（以三国为喻），莫不是自上尊号。盖非自上尊号不可。正如聪明多才之女子，自谋婚姻，自己求得幸福，虽在临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从俗尚。然非自己出力营谋，亦不能取得“Mrs.so & so （某某夫人） ”之尊号。个人实际如此，可无疑也。

好一个“毅然自取得”，一番自白，吴宓之“迂”跃然纸上。这种辩护越辩越黑，亏他能想出。吴宓和《学衡》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读《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很多不愉快的记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吴宓和邵祖平商量将他的诗稿推后一期发表，吴宓以别人无权干涉自己编务为由拒不答应，邵“拍案大声叱，声闻数室”，吴宓无可奈何，只能“予忍之，无言而出”。临了还是他做让步，在诸人眼里，他只是一位自封的总编辑。吴宓一肚子委屈，唯一出气的办法，是把这些事都写进日记，他很看重自己的日记，而且自信以后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因此措辞十分讲究，尤其在褒贬人物的时候：

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而独喜弄性气，与予一再为难。予未尝不能善处同人，使各各满意。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予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予亦何必牺牲学业时力以从事于此哉？

予记此段，非有憾于邵君。特自叙其平日之感情与办事之方针耳。

吴宓在日记和自编年谱中，不止一次写到对《学衡》同人的不满，他说梅光迪“好为高论，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为自己的妥协让步，把不满意的稿件编入《学衡》感到痛心，“宓本拟摒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充塞篇幅而已”。吴宓对如何办《学衡》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这想法过于理想，因此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传说钱锺书曾说过吴宓先生太“呆”，这一说法已得到杨绛先生的坚决否认，认为是好事者附会，然而这种附会，多少是说出了一点真相，那就是吴宓确实有点呆。

呆人常自作聪明，吴宓自编年谱中，大言不惭承认《学衡》杂志总编辑一职，是“毅然自取得之”，又在年谱的前几页，明白地说自己应聘东南大学，是因为：“拟由我等编辑杂志（月出一期）名曰《学衡》，而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在日记中，吴宓屡屡自我表扬，言过其实，这种流露正是“呆”之所在，只是不可恶，反而有些可爱。一九二四年七月，吴宓去上海拜见中华书局大老板陆费逵，明明是恳求对方开恩继续办《学衡》，但是日记上只说他“痛陈《学衡》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对方“意颇活动，谓与局中间人细商后再缓复”。毕竟是从美国回来，吴宓深知宣传的重要，而宣传就是说大话。自从建立民国，中国人不论文武，都明白洋人支持的重要。当军阀，不依靠日本，就是借助英美，文化人也不能避开此俗例。《学衡》创刊之后，吴宓不仅增入英文目录，而且不忘将刊物寄往国外的知名图书馆，赠送西方名牌大学的汉学家。在吴宓拟定的赠刊名单中，可以看到诸如“巴黎大学东方学院”“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欧风盛行的年代里，《学衡》如果有来自西方汉学家的支持，对新派人士无疑将是最有力的打击。

《学衡》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出色，这一点吴宓心里很明白，也很无奈。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本能实现心中理想的刊物。前几年，吴宓成了出土文物，着实热了一阵，有关的书甚至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和陈寅恪一样，罩上了通今博古的光环，有人甚至趁机为《学衡》翻案。以学术成就论，吴宓比不上陈寅恪和胡适，也比不上他的学生钱锺书。吴宓的失算在于知其不可为而硬为，像编《学衡》这样的杂务，陈寅恪、钱锺书绝对不会去干，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耽误。吴宓的旧学根底较弱，刚回国那阵，他跟着胡先和邵祖平学写过江西诗派风格的旧诗。老实说，不仅新派看不上，旧派同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谓“敌笑亲讥无一可”。梅光迪就对外人说过《学衡》越办越坏，原因当然是吴宓不行。吴宓不擅长训诂音韵，也不屑于做考据一类的文字，《学衡》发表谈甲骨文的文章，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很认真地写信来请教，这让吴宓感到很恼火，因为他理想中的《学衡》，应该是“有关国事与时局”，应该担负维护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之大任，而不是旧派学人的自留地，整日来几首小诗几篇游记，玩点考证索引，大谈文章义法。旧的沼泽地里折腾不出新名堂，玩物丧志是吴宓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学衡》给读者留下太深的陈旧印象，真发表了有观点的好文章，实际上也没什么人愿意读。

分析

吴宓和他主编的《学衡》曾经一度广受赞誉，但叶兆言在这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种赞誉并不恰当——《学衡》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出色。这点吴宓心里很明白，也很无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一个复杂的理想主义者变成空想主义者。

一百年前，一个美国学者预测未来的发展，认定中国会发生激烈的革命，古老文化传统很可能被毁灭，孔子的偶像将不复存在。这个忧心忡忡的美国佬就是吴宓的恩师白璧德，他的焦虑传染给了他的学生，结果吴宓的一生都取保守姿态，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除了保守，吴宓信奉好好主义，对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敬若神明。他画了一个简图，把苏格拉底、耶稣犹太、佛陀印度，以及中国孔子，概括为人类文化的精华。世界的文明大厦靠这四根柱子支撑，缺了任何一根都可能倾斜，基于这样的观点，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的观点并非吴宓独创，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

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恃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中国旧诗太伟大，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吴宓的弟子郑朝宗先生曾说吴宓的诗，“限于天赋，造诣并不甚高”，但是他的诗集长短都收，优劣并存，还配有插图，加上注，更像一部有韵自传，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就是这种风格。吴宓一生并不满足于诗人称号，他更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小说家，写一本能和《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新旧因缘》。在吴宓日记中，常提到某人某事可入《新旧因缘》，毛彦文和朱君毅分手，把自己的一大摞情书奉送给了吴宓，供他日后写小说参考。可惜这部小说压根没动过笔，他总是说要写，或许计划太庞大，结果也就是说说而已。

分析

吴宓自恃甚高，总有各种计划，但他志大才疏，缺乏把这些事情完成的恒心和能力——也许除了坚持记日记之外。

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蹋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被人造成误解。况且，保守和浪漫本来就尖锐对立，很难想象两者会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九二一年八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自订年谱中，他又对这次见面，做了一番极具戏剧性的描述。到了陈家，稍坐，从未谋面的陈心一被引出来相见，大家默默相对，“至多十五分钟以后”，毛彦文来了，“神采飞扬，态度活泼”，说要去北京上学，正好路过，没想到遇上了他。吴宓在年谱中，故意淡化了陈心一，说那天她无多言语，主要是毛彦文在说话。下午四点钟，毛告辞，吴宓紧接着也告辞，当天就返回上海。十三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的开始，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是吴宓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女人，陈为吴宓生了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知道吴宓身世的人，读到这段文字，肯定会有所感叹。不过，这文字做了手脚，事实是，吴宓当天并没有离开杭州，而是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三天。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他五日回国抵达上海，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次日回家看父母，八日去了杭州。日记中和陈心一的见面是这么写的：

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

在“一见如故”和“殊欣慰”下面，吴宓都加点表示注重。第二天，两人一起游了西湖，乘小艇，湖中一日，涉历名胜地方多处，吃茶数次，又在壶春楼吃午饭，并且“一切均由心一作东”。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分析

吴宓的复杂爱情关系，是他学术与人生都比较混乱的一个因素。

吴宓日记中，此三日无一字谈到毛彦文。根据他的风格，如此重要之事不会不记，因此毛在自编年谱中的出现，很可能是杜撰。吴宓一生中，最喜欢和别人诉说与毛彦文的爱情故事，说多了，难免加工，临了，自己也会被加工的东西所蒙蔽。吴宓一生都在唱爱情高调，稍不仔细，就会上他的当。以今天的观点看，吴宓当年的婚姻态度很有问题，既迫不及待，又敷衍了事。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因为看见玻璃橱窗上的裸体美人招牌，和陈寅恪等一起“共论西洋风俗之坏”，谈到“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第一次听说“秘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至于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这番议论，当然带着批判，然而内心深处对异性的渴望，也跃然纸上。当天的日记中，经过批判，吴宓笔锋一转，振振有词地写道：

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abnormal perversion……

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曰公等而欲完贞德而求乐生也，则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离婚断不可为训。自由结婚，本无此物，而不婚与迟婚，欺人行事，志廉耻，更不可慕名强效。

日记中的洋文是“性反常行为”，吴宓虽然是外国文学教授，日记中的洋文并不多见。他不可能像郁达夫那样直露地表达性的苦闷，爱情这两个字，也暂时想不到。有朋友寄照片来，托他在留学生中寻找佳婿，他竟然自荐，吓得对方连声说不，觉得他“思想甚多谬误，望速自检查身心”。这个细节说明了身在异乡的吴宓魂不守舍，这种心情下，也是留美的陈心一弟弟为其姐择婿找到他时，他显得有些心急，好友一番“回国后，可恣意选择对象”的劝阻也顾不上，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成为爱情至上主义者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吴宓对婚姻听天由命。一方面，他慎重地转托友人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在国内打听陈心一的情况，毛和陈是同校同学，当时并非知友，毛很认真地探听了消息，对陈进行了一番考察，然后通过未婚夫向吴宓汇报，大致意思是人还不错，交朋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没有这种必要。另一方面，吴宓又很草率地决定先订婚，好友陈寅恪的观点似乎影响了他的婚姻态度。陈寅恪觉得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这是很可耻的；大丈夫娶妻不如人，又有什么难为情。

既然如此，不就是找个老婆，何苦顶真。吴宓评价自己，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结婚七年以后，吴宓突然忽发奇想，开始大谈爱情，他决定和陈心一离婚，开始对毛彦文的漫长追逐。毛是他朋友的未婚妻，是妻子的同学兼好友，吴宓和陈心一结婚以后，毛是他家的常客。朱君毅和毛彦文后来闹翻了，死活不肯和毛成为夫妻，给毛造成了很大痛苦，吴宓最初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救火，临了，却引火烧身，把自己烧得半死。吴宓是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下离婚的。陈心一不能接受娥皇女英的暗示，这种大小老婆的如意算盘，也不可能为毛彦文所接受，在一开始，毛只是一位被动的第三者，吴宓郑重其事地表达了爱意，毛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绝。在男女问题上，吴宓始终自以为是，改不了一厢情愿的老毛病。他的离婚和结婚一样草率，也许内心深处真的是不太爱陈心一，他感到委屈，不是自己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而是这种拆散之后，毛彦文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就范。吴宓对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全是写小说的好材料。

分析

吴宓和毛彦文的关系，是最有名的爱情故事，但这段故事在叶兆言先生笔下被剖析得很透彻。这就是一种奇怪的追逐——“吴宓对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全是写小说的好材料”。

吴宓给人留下了一个严谨的学者印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印象很可能成为一种定评。三十年代初，吴宓去欧洲进修，临行前，同人为他饯行，朱自清喝得大醉，席间就呕吐不止，吴宓于是感叹，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分，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我所以提到朱先生，是因为朱也是有定评的严谨学人，如果就此推断吴宓为人更古板严肃，毫无浪漫情调，则大错特错。事实上，吴宓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他的不安分，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发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吴宓和陈心一离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学衡》同人一致谴责，其父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的尴尬在于，老派的娶妾，新派的离婚，偏偏他不新也不旧。像吴宓这么浪漫的人，注定不应该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缚，犹如“揭盖以出汽”，和陈心一离婚以后，吴宓有过无数次婚姻机会，他不断地向别人求爱，别人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仅仅和毛彦文就起码有两次机会，然而关键时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吴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彦文，这是事实，毛真准备嫁给他，他又犹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误了，这也是事实。

既想和毛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使吴宓成为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矛盾是人之常情，但是矛盾尖锐到吴宓这样的，实在少见。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因为是多人的纪念集，提到吴宓和毛彦文的情事，大多采取吴为了毛离婚，毛失约另嫁，吴于是终身不娶。这一说法是把吴宓的爱情故事，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柏拉图之恋，真相却和事实相去甚远。吴宓一生最喜欢和别人谈他和毛的情事，吴宓日记中，屡屡提到和谁谁谁“说彦”，粗粗估计，不会少于一百次。任何一个与吴宓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乐意听，吴宓就会讲述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博得女人好感的有效武器，女人生来就容易被爱情故事打动。

吴宓的柏拉图之恋在一开始就自欺欺人，离婚前有娥皇女英之戏语，离婚后，他索性撕下脸来，死缠着毛嫁给他。吴宓的胡搅蛮缠还是有效的，因为骨子里，女人总喜欢被爱，尤其喜欢吴宓那种全力以赴的爱，而且女人的爱是希望有婚姻做保障。事实是，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离婚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在日记中不断地比较她们的优劣，为究竟娶谁而心猿意马。在后来的岁月中，吴宓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除了毛彦文，马不停蹄地爱别的女人，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正所谓，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

分析

作为一名严谨学者形象的吴宓背后，是不怎么严谨的生活与爱情态度。

对异性如饥似渴，对婚姻胆战心惊，吴宓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宓拜访了艾略特，与其大谈白璧德，然后一起散步，去大都会饭店午餐。是谁付钞尚待考证，吴宓只随手记下来两件事：艾的女秘书很漂亮，艾为他介绍了多名英法文化名人，这些文化名人成为日后讲学的重要资本。到欧洲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西风的劲吹下，他迅速欧化。首先是对毛彦文的态度开始强硬，他拍电报去美国，让毛放弃学业，迅速赶到欧洲结婚，否则从此拉倒。他动辄就向毛发出最后通牒，甚至十分恶毒地称毛为“Dog in the manger”（占着马槽的狗），这俗语正好与一句中文对应，所谓“占着茅坑不拉屎”。此时的吴宓充满了单身贵族的潇洒，一头一脸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概，除了和毛彦文纠缠，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和一位在法留学的美国女人H打得火热。

毛彦文终于让步，决定来欧洲和他结婚，但是吴宓端起了架子，说来欧洲可以，婚事则不急着先定下来。毛真是十分狼狈，原来是吴死皮赖脸地缠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吴宓总说毛彦文负了他，事实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毛临了厚着脸皮来到欧洲，吴宓已完全一副赖婚的架势，毛哭着说他们“出发点即错误”的时候，他竟然很冷静地说：“人事常受时间空间之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先可如何。”毛大老远地来了，吴宓竟然抛下她去别处旅游，毛此时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心气再高，对吴宓这种吃了碗里又看锅里的行为，也只能悲痛欲绝。

是晚彦谈次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前此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如果只是这一次负毛彦文，或许还有情可谅，事实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故事充满戏剧性，拒婚以后，吴宓度过了一段少有的轻松时光，或许回国在即，他抓紧时间在欧洲旅游，很快又爱上了一位德国女郎：

余一见即爱之，遂与交谈（英语）……总之，两小时之中，宓爱Neuber女士愈笃，几不忍离。

水壶的盖子被打开了，吴宓的心野了一阵，终于又收回来。如果继续在欧洲待下去，他真可能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回国之前，吴宓和毛彦文的关系又有新的进展，两人达成了谅解，再次情意绵绵。有一天，吴宓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便以小剪刀自刺其额，“彦大惊，急以巾浸冷水来洗，且以牙粉塞伤口”。两人商定，四个月后，在青岛结婚，届时如果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结果大家都知道，不是冤家不聚头，吴宓此后对毛，一直是既纠缠，又每逢真要结婚就临阵脱逃。他总是不断地爱别的女人，一年内要爱上好几位，而且把爱的种种感受，写进日记，说给别人听，甚至说给毛彦文听。

从欧洲归来的两年里，毛彦文一直在等吴宓娶她，但是吴宓花心不改。一九三三年八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藻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

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此人做过民国的总理。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能感到珍贵。她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真心忏悔。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故事，是三十年代小报上津津乐道的话题，很多文化名人卷入到这事件中。譬如陈寅恪和胡小石，都为吴宓做过直接或间接的牵线活动。

分析

叶兆言的分析条理清晰，从吴宓的学术到他的生活、爱情、态度，逐步深入。在一种严谨学者的定位背后，吴宓成为一个新的吴宓。在这里，要学会不迷信塑造，不迷信权威。

阅读吴宓，各种各样的文字见得越多，越觉难以描述。吴宓更像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生都在努力演好某个角色。他曾比较过贾宝玉和堂吉诃德的共同点，说他们在追求爱情和渴慕游侠时，都极见疯傻，除此之外，议论和思想，皆纯正并且合情入理。此评价也是解读吴宓最好的钥匙；否则，他很容易被误解为一个好色的老流氓、一个冥顽不化的老厌物。

吴宓日记中随处可见女人的形象，有时候是一长串名单，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分析她们和自己结合的可能性。譬如有一天的日记，就赫然写着：敬精神上最相契合，绚生活上颇能照顾，铮机会最多，宪初是社交美人。这些人吴宓都爱，但是他又更爱一个叫K的女人，理由是爱K犹如爱彦，而K天真活泼又似薇。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比吴宓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譬如宪初就是熟人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吴宓日记中，见到“一见就爱”和“甚惊其美”一类老不正经的字眼不足为奇。有人为吴宓的友人介绍一位年轻美丽而有巨额财产的寡妇，友人大怒，认为是侮辱，吴宓听了“深切悲叹”，觉得友人太傻，说自己若不是因为还爱着毛彦文，一定毫不犹豫地“往而求之矣”。

难怪李健吾会写三幕剧《新学究》讽刺挖苦，而沈从文则写文章开出一剂救人药方，劝他赶快结婚，让情欲的发泄有个正当渠道。很多人眼里，吴宓实在不像话，成天追女学生，请女学生吃饭，约女学生散步，给女学生写情书，为人师表弄成这副腔调，有伤风化，成何体统。为讨好女学生，吴宓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翻译文章，然后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其发表出来。在法国巴黎，在陪都重庆，吴宓都曾因为看见别人老夫少妻，感到既羡慕又妒忌。二三十年代，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谈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时，他酸溜溜地说：

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吴宓一生都在追求女子的爱，他随处用情，自称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红楼梦》是他最钟爱的作品，这位当代贾宝玉很认真地出过一个考题，试问“宝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答案自然是否定。吴宓追求爱情，有一种宗教的热忱，“发乎情，止乎礼”。根据日记记载，他似乎真是好色而不淫，始终坐怀不乱。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在隆隆的炮声中，为是否该追一名女学生，吴宓很认真地虔卜于《易经》，闭目翻书，以手指定，结果得到“不能退，不能遂”几个字，大叫“呜呼，宓苦已”。一个星期以后，随着战事一天天激烈，亡国压迫下的吴宓开始真心忏悔：

宓本为踔厉奋发、慷慨勤勉之人。自一九二八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不救药之事。

四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吴宓又有一段差不多的检讨：

宓近年读书作文，毫无成绩，怠惰过日。复为性欲压迫，几不能一日安静。

一篇取名为《吴宓先生，一位绅士和傻子》的英文文章，当年曾有过广泛的影响。吴宓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然而用“绅士和傻子”来形容，不能不说是个极好的概括。吴宓为女人耗去了太多的心血，在追求女学生遭到拒绝时，吴宓总是痛苦地自问自责，或是逮住了别人共同研究，分析女方的拒绝，是林黛玉拒宝玉，还是凤姐拒贾瑞。如果前者，爱情是好事美差，自当有此磨难；如果后者，便太让他伤心，因为贾瑞之追求凤姐，只是出于欲的驱使，和宝玉的那种爱相差千万里。

分析

在那个时代，吴宓的复杂故事、他的特殊性格，都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可以存在的现象。他的混乱生活和性格，都是独特的。虽有李健吾写《新学究》讽刺，或者《吴宓先生，一位绅士和傻子》的英文文章批判，但这也意味着那个时代的相对宽容。

无论对女人之爱的执着，还是对中国文化坚定的保守，吴宓的做法都骇人听闻。对爱情，对中国的旧文化，他都太疯傻，都太不合时宜。在二十世纪，反对新文化运动，恰如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意味着投入到一场必输的战斗中，他无怨无悔，负隅顽抗，坚决不投降。吴宓坚持旧文化的天真理想，或许并不全错，看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毛病，可能也是对的，但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学术水平，他的成就并不算太大。恰恰相反，对于国故的整理，倒是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功劳更大，他们所做的努力，更卓有成效。从新文学阵营中，可以找出许多研究旧学比吴宓更努力、更有成果的专家学者。闻一多研究《楚辞》，能够几个月不下楼，论做死学问，吴宓坐冷板凳的功夫，远不能与之相比。以研究的目的看，闻一多钻研旧学，是为了宣判旧的死刑，顾颉刚的疑古学说也是如此，这种治学方法吴宓绝对不能接受，以旧对旧，保守的吴宓远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吴宓五十岁的时候，白话文运动不仅大获全胜，而且深入人心，在一次聚会上，“宓以积郁，言颇愤疾”，竟然说“欲尽杀一切谋改革汉文之人”。

吴宓就是吴宓，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时至今日，翻案说他是自由主义战士，甚至说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是对的，硬替他套上光环，显然没有必要。吴宓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客观上限制了他的个人成就，这一点不用讳言。吴宓不是什么大师，用不着神话，即使是作为外国文学教授，他也不是最出色的。今天突然觉得吴宓非常有学问，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基础，是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学问。吴宓的意义，在于他的坚定不移，在于他的执着追求。他有一颗花岗岩一般顽固的脑袋，二十世纪的总趋势，是适者生存，是一变再变又变，占大便宜的往往是那些善变的知识分子。善变不是什么坏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顽固自有顽固的可爱之处，换句话说，活生生的吴宓，在个人事业和爱情上，都是其独特的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就可以草率评价。

表达可以层层推进、逐渐剥离

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沉寂了很久的现代学者被重新“发现”，进入读者的视野。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研究艰深学问的大家，还有本文主角吴宓这类在现代中极为复杂的民国人物。民国之所以迷人，除了年代隔得久，雾里看花总有些朦胧美好之外，还因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人因社会空间大，可以充分展现、张扬自己的个性。所以，那个时代有那么多有趣的人物，发生在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神奇古怪的故事。

不过，这些故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时候甚至以讹传讹，令人越看越糊涂。

叶兆言写吴宓，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本人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硕士毕业，阅读了大量民国期刊、文章，而且他的祖父叶圣陶是现代文学的重量级人物，交往极其广泛，使得他可以接触到一些普通人不可能知道甚至想也想不到的材料。并且，他还可以透过传闻中的各种表象，拨开土地上的落叶，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

吴宓经历丰富，身世跌宕，情感复杂，本人就是作一部好小说的好材料。他是留洋回来的，喝过洋墨水的，但在那时却大力“复古”，可谓“逆潮流而动”。而且，正如本文所说，他的基础和才力都不够，徒有满腔空想，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成。除写了洋洋大观的日记成为研究现代史的极好材料之外，他其他的成就并不高。作为外国文学教授，吴宓也不是顶尖的学者。

阅读这篇文章，可以学习作者层层推进、逐渐剥离的表达方法。

写一个已经去世的人，阅读他的身世和相关材料，需要具备分门别类地加以甄别、去伪存真的资料整理和归纳能力，也要花一些基本的研究功夫，不能一蹴而就。

从各个侧面写吴宓，还原吴宓的本貌，是这篇文章的目的。

延伸阅读

叶兆言散文集《杂花生树》，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驰向黑夜的女人》。

作家简介

余华，1960年生于浙江杭州，后随父母迁至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从事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现定居北京职业写作。余华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成名作为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的小说也可以分为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之前的“先锋期”和长篇小说《活着》之后开始的“回归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极简语言风格在其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里得到完整的体现，从而使这部作品充满了现代寓言的光亮色彩。余华一直是风格多变、不愿意因循守旧的作家，在他的写作生涯中，长篇小说《活着》发表之前一直在冒犯，之后慢慢地与社会作了妥协。他在长篇小说《兄弟》里一反此前的温文、细巧，以磅礴的气势、凶猛的叙事，直插现实的心脏。余华的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第七天》。此外，他的长篇小说《活着》曾被导演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1994年曾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及最佳男演员奖。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阅读提示

余华是读者面最广的华语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在这种广泛的阅读中，余华常常遭受到各种误解与批判，几乎每一部他的新作出版，都伴随着猛烈的争议。理解一名优秀作家的最合适方式，是直接阅读他的作品。《高潮》是余华为《收获》杂志专栏撰写的文章，那时他正迷恋音乐，把音乐和文学作品放在一起对比，对音乐有着非常奇特的感受。

高潮 余华

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

肖斯塔科维奇在1941年完成了作品编号60的《第七交响曲》。这一年，希特勒的德国以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坦克师和一个骑兵旅，还有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猛烈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决心在这一年秋天结束之前，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也是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战火的背景下度过了35岁生日，他的一位朋友拿来了一瓶藏在地下的伏特加酒，另外的朋友带来了黑面包皮，而他自己只能拿出一些土豆。饥饿和死亡、悲伤和恐惧形成了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生日和生日以后的岁月。于是，他在“生活艰难，无限悲伤，无数眼泪”中，写下了第三乐章“阴暗的柔板”，那是“对大自然的回忆和陶醉”的柔板，凄凉的弦乐在柔板里随时升起，使回忆和陶醉时断时续，战争和苦难的现实以噩梦的方式折磨着他的内心和他的呼吸，使他优美的抒情里时常出现恐怖的节奏和奇怪的音符。

分析

这是经典手法——用一个历史细节开头，切入音乐家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作态。

事实上，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由来已久的不安，远在战争开始之前，他的噩梦已经开始了。这位来自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的年轻的天才，19岁时就应有尽有了。他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深得尼古拉·马尔科的喜爱，就是这位俄罗斯的指挥家在列宁格勒将其首演，然后立刻出现在托斯卡尼尼、斯托科夫斯基和瓦尔特等人的节目单上。音乐是世界的语言，不会因为漫长的翻译而推迟肖斯塔科维奇世界声誉的迅速来到，可是他的年龄仍然刻板和缓慢地进展着，他太年轻了，不知道世界性的声誉对于一个作曲家意味着什么，他仍然以自己年龄应有的方式生活着，生机勃勃和调皮捣蛋。直到1936年，斯大林听到了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后，公开发表了一篇严厉指责的评论。斯大林的声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国家都会胆战心惊，当这样的声音从那两片小胡子下面发出时，30岁的肖斯塔科维奇还在睡梦里干着甜蜜的勾当，次日清晨当他醒来以后，已经不是用一身冷汗可以解释他的处境了。然后，肖斯塔科维奇立刻成熟了。他的命运就像盾牌一样，似乎专门是为了对付打击而来。他在对待荣誉的时候似乎没心没肺，可是对待厄运他从不松懈。在此后45年的岁月里，肖斯塔科维奇老谋深算，面对一次一次汹涌而来的批判，他都能够身心投入地加入到对自己的批判中去，他在批判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如同火上加油，他似乎比别人更乐意置自己于死地，令那些批判者无话可说，只能再给他一条悔过自新的生路。然而在心里，肖斯塔科维奇从来就没有悔过自新的时刻，一旦化险为夷他就重蹈覆辙，似乎是好了伤疤立刻就忘了疼痛，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伤疤，他只是将颜料涂在自己身上，让虚构的累累伤痕惟妙惟肖，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比起他作曲的才华毫不逊色，从而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147首音乐作品。

分析

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肖斯塔科维奇用特殊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尽管从表面上看，比起布尔加科夫［28］，比起帕斯捷尔纳克［29］，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凄惨的命运，肖斯塔科维奇似乎过着幸福的生活，起码他衣食不愁，而且住着宽敞的房子，他可以将一个室内乐团请到家中客厅来练习自己的作品。可是在心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也在经历着艰难的一生。当穆拉文斯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试图在作品里表达出欢欣的声音时，肖斯塔科维奇说：“哪里有什么欢欣可言？”肖斯塔科维奇在生命结束的前一年，在他完成的第15首，也是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里，人们听到了什么？第一乐章漫长的和令人窒息的旋律意味着什么？将一个只有几秒的简单乐句拉长到12分钟，已经超过作曲家技巧的长度，达到了人生的长度。

［28］ 苏联小说大师，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等。

［29］ 苏联大诗人，代表作《日瓦戈医生》等。

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历是一位音乐家应该具有的经历，他的忠诚和才华都给予了音乐，而对他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政治，他并不在乎，所以他人云亦云，苟且偷生。不过人的良知始终陪伴着他，而且一次次地带着他来到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朋友墓前，他沉默地伫立着，他的伤心也在沉默，他不知道接下去的坟墓是否属于他，他对自己能否继续蒙混过关越来越没有把握，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蒙混过去了，直到真正的死亡来临。与别人不同，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作曲家将自己的坎坷之路留在了内心深处，而将宽厚的笑容给予了现实，将沉思的形象给予了摄影照片。

分析

文章进行细化叙述：肖斯塔科维奇用现实生存的技巧掩护自己的音乐天才，但他不昧着良心。这是现实和艺术的分裂。

因此当希特勒德国的疯狂进攻开始后，已经噩梦缠身的肖斯塔科维奇又得到了新的噩梦，而且这一次的噩梦像白昼一样地明亮和实实在在，饥饿、寒冷和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死亡如同杂乱的脚步，在他身旁周而复始地走来走去。后来，他在《见证》里这样说：战争的来到使俄国人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悲伤的权利。这句话一箭双雕，在表达了一个民族痛苦的后面，肖斯塔科维奇暗示了某一种自由的来到，或者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权利”。显然，专制已经剥夺了人们悲伤的权利，人们活着只能笑逐颜开，即使是哭泣也必须是笑出了眼泪。对此，身为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维奇有着更为隐晦的不安，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在饥饿和寒冷的摧残里，在死亡威胁的脚步声里，肖斯塔科维奇意外地得到了悲伤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安全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悲伤，表达来自战争的悲伤，同时也是和平的悲伤；表达个人的悲伤，也是人们共有的悲伤；表达人们由来已久的悲伤，也是人们将要世代相传的悲伤。而且，无人可以指责他。

这可能是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第七交响曲》的根本理由，写作的灵感似乎来自《圣经·诗篇》里悲喜之间的不断转换，这样的转换有时是在瞬间完成，有时则是漫长和遥远的旅程。肖斯塔科维奇在战前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构想，并且写完了第一乐章，接着战争开始了，肖斯塔科维奇继续自己的写作，并且在血腥和残酷的列宁格勒战役中完成了这一首《第七交响曲》。然后，他发现一个时代找上门来了，1942年3月5日，《第七交响曲》在后方城市古比雪夫首演后，立刻成为这个正在遭受耻辱的民族的抗击之声，另外一个标题《列宁格勒交响曲》也立刻覆盖了原有的标题《第七交响曲》。

这几乎是一切叙述作品的命运，它们需要获得某一个时代的青睐，才能使自己得到成功的位置，然后一劳永逸地坐下去。尽管它们被创造出来的理由可以与任何时代无关，有时候仅仅是书呆子们一时的冲动，或者由一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引发出来，然而叙述作品自身开放的品质又可以使任何一个时代与之相关，就像叙述作品需要某个时代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时代也同样需要在叙述作品中找到使其合法化的位置。肖斯塔科维奇知道自己写下了什么，他写下的仅仅是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关怀，写下了某些来自《圣经·诗篇》的灵感，写下了压抑的内心和田园般的回忆，写下了激昂和悲壮、苦难和忍受，当然也写下了战争……于是，1942年的苏联人民认为自己听到浴血抗战的声音，《第七交响曲》成为了反法西斯之歌。而完成于战前的第一乐章中的插部，那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插部成为了侵略者脚步的诠释。尽管肖斯塔科维奇知道这个插部来源于更为久远的不安，不过现实的诠释也同样有力。肖斯塔科维奇顺水推舟，认为自己确实写下了抗战的《列宁格勒交响曲》，以此献给“我们的反法西斯战斗，献给我们未来的胜利，献给我出生的城市”。他明智的态度是因为他精通音乐作品的价值所在，那就是能够迎合不同时代的诠释，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变奏下去。在古比雪夫的首演之后，《第七交响曲》来到了命运的凯旋门，乐曲的总谱被拍摄成微型胶卷，由军用飞机穿越层层炮火运往了美国。同年的7月19日，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了《第七交响曲》，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合唱，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做了实况转播。很多年过去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二战”老兵，仍然会为它的第一乐章激动不已。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生于1906年。

分析

肖斯塔科维奇的名作《列宁格勒交响曲》写于战火纷飞的列宁格勒，首演于后方的古比雪夫之后，立即大获成功。在缩微胶卷被飞机运出俄罗斯，来到美国之后，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让这首《第七交响曲》传遍全世界。作者指出：“这几乎是一切叙述作品的命运，它们需要获得某一个时代的青睐，才能使自己得到成功的位置，然后一劳永逸地坐下去。”然而，在音乐里面有更深刻的内涵，肖斯塔科维奇写下的“仅仅是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关怀”。这是名声与内心的分裂。

时光倒转一个世纪，在一个世纪的痛苦和欢乐之前，是另一个世纪的记忆和沉默。1804年，一位名叫纳撒尼尔·霍桑的移民的后代，通过萨勒姆镇来到了人间。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是一座港口城市，于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父亲作为一位船长也就十分自然，他的一位祖辈约翰·霍桑曾经是名噪一时的法官，在17世纪末将19位妇女送上了绞刑架。显然，纳撒尼尔·霍桑出生时家族已经衰落，老纳撒尼尔已经没有了约翰法官掌握别人命运的威严，他只能开始并且继续自己的漂泊生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大海和风暴。1808年，也就是小纳撒尼尔出生的第四年，老纳撒尼尔因患黄热病死于东印度群岛的苏里南。这是那个时代里屡见不鲜的悲剧，当出海数月的帆船归来时，在岸边望断秋水的女人和孩子们，时常会在天真的喜悦之后，去承受失去亲人的震惊以及此后漫长的悲伤。后来成为一位作家的纳撒尼尔·霍桑，在那个悲伤变了质的家庭里度过了30多年沉闷和孤独的岁月。

这是一个在生活里迷失了方向的家庭，茫然若失的情绪犹如每天的日出一样照耀着他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由自主地助长着自己的孤僻性格，岁月的流逝使他们在可怜的自我里越陷越深，到头来母子和兄妹之间视同陌路。博尔赫斯在《纳撒尼尔·霍桑》一文中这样告诉我们：“霍桑船长死后，他的遗孀，纳撒尼尔的母亲，在二楼自己的卧室里闭门不出。两姐妹，路易莎和伊丽莎白的卧室也在二楼；最后一个房间是纳撒尼尔的。那几个人不在一起吃饭，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他们的饭搁在一个托盘上，放在走廊里。纳撒尼尔整天在屋里写鬼故事，傍晚时分才出来散散步。”

身材瘦长、眉目清秀的霍桑显然没有过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生机勃勃的年轻时光，他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未老先衰的生活，直到38岁遇到他的妻子索菲亚，此后的霍桑总算是品尝了一些生活的真正乐趣。在此之前，他的主要乐趣就是给他在波多因大学时的同学朗费罗写信，他在信中告诉朗费罗：“我足不出户，主观上一点不想这么做，也从未料到自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成了囚徒，自己关在牢房里，现在找不到钥匙，尽管门开着，我几乎怕出去。”这两位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出自同一个校园，不过他们过着绝然不同的生活，朗费罗比霍桑聪明得多，他知道如何去接受著名诗人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阴郁和孤僻的霍桑对此一无所知，他热爱写作，却又无力以此为生，只能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税关职员的工作，然后将压抑和厌世的情绪通过书信传达给朗费罗，试图将他的朋友也拉下水。朗费罗从不上当，他只在书信中给予霍桑某些安慰，而不会为他不安和失眠。真正给予霍桑无私的关心和爱护的只有索菲亚，她像霍桑一样热爱着他的写作，同时她精通如何用最少的钱将一个家庭的生活维持下去，当霍桑丢掉了税关的职务沮丧地回到家中时，索菲亚却喜悦无比地欢迎他，她的高兴是那么的真诚，她对丈夫说：“现在你可以写你的书了。”

分析

美国早期浪漫主义大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不幸家庭遭遇，让他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乐趣和青春的激情。这让他的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阴郁和忧伤。在快速地写了俄国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之后，作者跳到了文学家这里。他想要找到什么？

纳撒尼尔·霍桑作品中所弥漫出来的古怪和阴沉的气氛，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是“鬼故事”，显然来源于他古怪和阴沉的家庭。按照人们惯常的逻辑，人的记忆似乎是从五岁时才真正开始，如果霍桑的记忆不例外的话，自四岁的时候失去父亲，霍桑的记忆也就失去了童年，我所指的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那种童年，也就是肖斯塔科维奇和朗费罗他们所经历的童年，那种属于田野和街道、属于争吵和斗殴、属于无知和无忧的童年。这样的童年是贫穷、疾病和死亡都无法改变的。霍桑的童年犹如笼中之鸟，在阴暗的屋子里成长，和一个丧失了一切愿望的母亲，还有两个极力模仿着母亲并且最终比母亲还要阴沉的姐妹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童年，墙壁阻断了他与欢乐之间的呼应和对视，他能够听到外面其他孩子的喧哗，可是他只能待在死一般沉寂的屋子里。门开着，他不是不能出去，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几乎怕出去”。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霍桑，自然会理解威克菲尔德的离奇想法，在他写下的近两千页的故事和小品里，威克菲尔德式的人物会在页码的翻动中不断涌现，古怪、有趣和令人沉思。博尔赫斯在阅读了霍桑的三部长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之外，还阅读了他保存完好的笔记，霍桑写作心得的笔记显示了他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有趣想法，博尔赫斯在《纳撒尼尔·霍桑》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一些霍桑没有在叙述中完成的想法──“有个人从15岁到35岁让一条蛇待在他的肚子里，由他饲养，蛇使他遭到了可怕的折磨”；“一个人清醒时对另一个人印象很好，对他完全放心，但梦见那个朋友却像死敌一样对待他，使他不安。最后发现梦中所见才是那人的真实面目”；“一个富人立下遗嘱，把他的房子赠送给一对贫穷的夫妇。这对夫妇搬了进去，发现房子里有一个阴森的仆人，而遗嘱规定不准将他解雇。仆人使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最后才知道仆人就是把房子送给他们的那人。”……

索菲亚进入了霍桑的生活之后，就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那样修补起了霍桑破烂的生活，如同给磨破的裤子缝上了补丁，给漏雨的屋顶更换了瓦片，索菲亚给予了霍桑正常的生活，于是霍桑的写作也逐渐显露出一些正常的情绪，那时候他开始写作《红字》了。与威克菲尔德式的故事一样，《红字》继续着霍桑因为过多的沉思后变得越来越压抑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源远流长，从老纳撒尼尔死后就开始了，这是索菲亚所无法改变的，事实上，索菲亚并没有改变霍桑什么，她只是唤醒了霍桑内心深处另外一部分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在霍桑的心里已经沉睡了30多年，现在醒来了，然后人们在《红字》里读到了一段段优美宁静的篇章，读到了在《圣经》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同情和怜悯，读到了忠诚和眼泪……这是《威克菲尔德》这样的故事所没有的。

1850年，也就是穷困潦倒的爱伦·坡去世后不久，《红字》出版了。《红字》的出版使纳撒尼尔·霍桑彻底摆脱了与爱伦·坡类似的命运，他名声远扬，次年就有了德译本，第三年有了法译本。霍桑家族自从约翰法官死后，终于再一次迎来了显赫的名望，而且这一次将会长存下去。此后的霍桑度过了一生里最为平静的14年，虽然那时候的写作还无法致富，然而生活已经不成问题，霍桑与妻子索菲亚还有了子女，过起了心安理得的生活。当他接近60岁的时候，四岁时遭受过的命运再一次找上门来，这一次是让他的儿女夭折。与肖斯塔科维奇不断遭受外部打击的盾牌似的一生不同，霍桑一生如同箭靶一样，把每一支利箭都留在了自己的心脏上。他默默地承受着，牙齿打碎了往肚里咽，就是他的妻子索菲亚也无法了解他内心的痛苦究竟有多少，这也是索菲亚为什么从来都无法认清他的原因所在。对索菲亚来说，霍桑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永恒的微光”。儿女死后不到一年，1864年的某一天，不堪重负的霍桑以平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睡梦里去世了。霍桑的死，就像是《红字》的叙述那样宁静和优美。

分析

文学大师纳撒尼尔·霍桑的一生都在阴郁的气氛中度过，他写的鬼故事、他写的神奇故事，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而长篇小说《红字》却有着一种令人无法不动容的“同情和怜悯”、“忠诚和眼泪”。这是他的妻子索菲亚给他带来的情感，如一道细线般的溪水，融化了他内心的雪地。这两位大师，一位音乐家、一位文学家，他们的人生和时代如此不同，为何作者要把他们写到一起？

纳撒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一位是1804年至1864年出现过的美国人，另一位是1906年至1975年出现过的俄国人；一位写下了文学的作品，另一位写下了音乐的作品。他们置身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完成了两个绝然不同的命运，他们之间的距离比他们相隔的一个世纪还要遥远。然而，他们对内心的坚持却是一样的固执和一样的密不透风，心灵的相似会使两个绝然不同的人有时候成为了一个人，纳撒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他们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们获得了类似的方式，在岁月一样漫长的叙述里去经历共同的高潮。

分析

什么样的一致性，把纳撒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这两位相差一个世纪的大师联系到一起？——他们对内心的坚持。

《第七交响曲》和《红字》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叙述，确切地说是第一乐章中著名的侵略插部与《红字》的叙述迎合到了一起，仿佛是两面互相凝视中的镜子，使一部音乐作品和一部文学作品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让那个插部进展到了十分钟以上的长度，同时让里面没有音乐，或者说由没有音乐的管弦乐成分组成，一个单一曲调在鼓声里不断出现和不断消失，如同霍桑《红字》中单一的情绪主题的不断变奏。就像肖斯塔科维奇有时候会在叙述中放弃音乐一样，纳撒尼尔·霍桑同样也会放弃长篇小说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在这部似乎是一个短篇小说结构的长篇小说里，霍桑甚至放弃了叙述中惯用的对比，肖斯塔科维奇也在这个侵略插部中放弃了对比。接下来他们只能赤裸裸地去迎接一切叙述作品中最为有力的挑战，用渐强的方式将叙述进行下去。这两个人都做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和举重若轻地使叙述在弱软中越来越强大。毫无疑问，这种渐强的方式是最为天真的方式，就像孩子的眼睛那样单纯，同时它又是最为有力的叙述，它所显示的不只是叙述者的技巧是否炉火纯青，当最后的高潮在叙述的渐强里逐步接近并且终于来到时，它就会显示出人生的重量和命运的空旷。

分析

这里写霍桑的《红字》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所共有的一致性：不用对比叙述，而是正面强硬推进。

这样的方式使叙述之弦随时都会断裂似的绷紧了，在接近高潮的时候仿佛又在推开高潮，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培育着将要来到的高潮，使其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沉重，因此当它最终来到时，就会像是末日的来临一样令人不知所措了。

肖斯塔科维奇给予了我们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几乎使人窒息的侵略插部里，他让鼓声反复敲响了175次，让主题在11次的变奏里艰难前行。没有音乐的管弦乐和小鼓重复着来到和离去，并且让来到和离去的间隔越来越短暂，逐渐成为了瞬间的转换，最终肖斯塔科维奇取消了离去，使每一次的离去同时成为了来到。巨大的令人不安的音响犹如天空那样笼罩着我们，而且这样的声音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到，天空似乎以压迫的方式正在迅速地缩小。高潮的来临常常意味着叙述的穷途末路，如何在高潮之上结束它，并且使它的叙述更高地扬起，而不是垂落下来，这样的考验显然是叙述作品的关键。

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是让主部主题突然出现，这是一个尖锐的抒情段落，在那巨大可怕的音响之上生长起来。顷刻之间奇迹来到了，人们看到“轻”比“沉重”更加有力，仿佛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一道纤细的阳光瓦解了灾难那样。当那段抒情的弦乐尖锐地升起，轻轻地飘向空旷之中时，人们也就获得了高潮之上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证明了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任何激昂的节奏。下面要讨论的是霍桑的证明，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什么，纳撒尼尔·霍桑证明了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

几乎没有人不认为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里创造了一段罗曼史，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红字》的出版，使纳撒尼尔摇身一变成为了浪漫主义作家，也让他找到了与爱伦·坡分道扬镳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两个人都在阴暗的屋子里编写着灵魂崩溃的故事。当然，《红字》不是一部甜蜜的和充满了幻想的罗曼史，而是忍受和忠诚的历史。用D. H. 劳伦斯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故事，却内含着地狱般的意义”。

海丝特·白兰和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勾引和上钩之后，或者说是在瞬间的相爱之后，就有了人类起源的神话同时也有了罪恶的神话。出于同样的理由，《红字》的故事里有了珠儿，一个精灵般的女孩，她成为了两个人短暂的幸福和长时期痛苦的根源。故事开始时已经是木已成舟，在清教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海丝特·白兰没有丈夫存在的怀孕，使她进入了监狱，她在狱中生下了珠儿。这一天早晨──霍桑的叙述开始了──监狱外的市场上挤满了人，等待着海丝特·白兰──这个教区的败类和荡妇如何从监狱里走出来，人们议论纷纷，海丝特·白兰从此将在胸口戴上一个红色的Ａ字，这是英文里“通奸”的第一个字母，她将在耻辱和罪恶中度过一生。然后，“身材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的海丝特，怀抱着只有三个月的珠儿光彩照人地走出了监狱，全然不是“会在灾难的云雾里黯然失色的人”，而胸口的红字是“精美的红布制成的，四周有金线织成的细工刺绣和奇巧花样”。手握警棍的狱吏将海丝特带到了市场西侧的绞刑台，他要海丝特站在上面展览她的红字，直到午后一点钟为止。人们辱骂她，逼她说出谁是孩子的父亲，甚至让孩子真正的父亲──受人爱戴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上前劝说她说出真话来，她仍然回答：“我不愿意说。”然后她面色变成死灰，因为她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她说：“我的孩子必要寻求一个天上的父亲；她永远也不会认识一个世上的父亲！”

这只是忍受的开始，在此后两百多页叙述的岁月里，海丝特经历着越来越残忍的自我折磨，而海丝特耻辱的同谋丁梅斯代尔，这位深怀宗教热情又极善辞令的年轻牧师也同样如此。在两个人的中间，纳撒尼尔·霍桑将罗格·齐灵窝斯插了进去，这位精通炼金术和医术的老人是海丝特真正的丈夫，他在失踪之后又突然回来了。霍桑的叙述使罗格·齐灵窝斯精通的似乎是心术，而不是炼金术。罗格·齐灵窝斯十分轻松地制服了海丝特，让海丝特发誓绝不泄露出他的真实身份。然后罗格·齐灵窝斯不断地去刺探丁梅斯代尔越来越脆弱的内心，折磨他，使他奄奄一息。从海丝特怀抱珠儿第一次走上绞刑台以后，霍桑的叙述开始了奇妙的内心历程，他让海丝特忍受的折磨和丁梅斯代尔忍受的折磨逐渐接近，最后重叠到了一起。霍桑的叙述和肖斯塔科维奇那个侵略插部的叙述，或者和拉威尔的《波莱罗》不谋而合，它们都是一个很长的、没有对比的、逐步增强的叙述。这是纳撒尼尔才华横溢的美好时光，他的叙述就像沉思中的形象，宁静和温柔，然而在这形象内部的动脉里，鲜血正在不断地冲击着心脏。如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侵略插部和拉威尔的《波莱罗》都只有一个高潮，霍桑长达200多页的《红字》也只有一个高潮，这似乎是所有渐强方式完成的叙述作品的命运，逐步增强的叙述就像是向上的山坡，一寸一寸的连接使它抵达顶峰。

分析

音乐和小说的“高潮”在不同的方向，以同样的“渐强方式”完成叙事。

《红字》的顶峰是在第二十三章，这一章的标题是“红字的显露”。事实上，叙述的高潮在第二十一章“新英格兰的节日”就开始了。在这里，纳撒尼尔·霍桑开始显示他驾驭大场面时从容不迫的才能。这一天，新来的州长将要上任，盛大的仪式成为了新英格兰地区的节日，霍桑让海丝特带着珠儿来到了市场，然后他的笔开始不断地延伸，将市场上欢乐的气氛和杂乱的人群交叉起来，人们的服装显示了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使市场的欢乐显得色彩斑驳。在此背景下，霍桑让海丝特的内心洋溢着隐秘的欢乐，她看到了自己胸前的红字，她的神情里流露出了高傲，她在心里对所有的人说：“你们最后再看一次这个红字和佩戴红字的人吧！”因为她悄悄地在明天起航的船上预订了铺位，给自己和珠儿，也给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这位内心纯洁的人已经被阴暗的罗格·齐灵窝斯折磨得“又憔悴又孱弱”，海丝特感到他的生命似乎所剩无几了，于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告诉他和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老医生是什么人。然后，害怕和绝望的牧师在海丝特爱的力量感召下，终于有了逃离这个殖民地和彻底摆脱罗格·齐灵窝斯的勇气，他们想到了“海上广大的途径”，他们就是这样而来，明天他们也将这样离去，回到他们的故乡英格兰，或者去法国和德国，还有“令人愉快的意大利”，去开始他们真正的生活。

在市场上人群盲目的欢乐里，海丝特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其脱颖而出，犹如一个胜利的钢琴主题凌驾于众多的协奏之上。［30］可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了，海丝特看到那位衣服上佩戴着各色丝带的船长正和罗格·齐灵窝斯亲密地交谈，交谈结束之后船长走到了海丝特面前，告诉她罗格·齐灵窝斯也在船上预订了铺位。“海丝特虽然心里非常惊慌，却露出一种镇静的态度”，随后她看到她的丈夫站在远处向她微笑，这位阴险的医生“越过了那广大嘈杂的广场，透过人群的谈笑、各种思想、心情和兴致──把一种秘密的、可怕的用意传送过来”。

［30］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前面作者写道：肖斯塔科维奇证明了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任何激昂的节奏。

分析

小说中的“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了”，当海丝特预订了船票要与秘密的爱人逃离这片土地时，她发现一直控制着她的齐灵窝斯也出现在人群中。小说如此自然而直接地加入了令人紧张的“音符”。

这时候，霍桑的叙述进入了第二十二章──“游行”。协奏曲轰然奏响，淹没了属于海丝特的钢琴主题。市场上欢声四起，在邻近的街道上，走来了军乐队、知事们与市民们的队伍，丁梅斯代尔牧师走在护卫队的后面，走在最为显赫的人中间，这一天他神采飞扬，“从来没有见过他步伐态度像现在随着队伍行进时那么有精神”，他们走向会议厅，年轻的牧师将要宣读一篇选举说教。海丝特看着他从自己前面走过。

霍桑的叙述出现了不安，不安的主题缠绕着海丝特，另一个阴暗的人物西宾斯夫人，这个丑陋的老妇人开始了对海丝特精神的压迫，她虽然不是罗格·齐灵窝斯的同谋，可是她一样给予了海丝特惊慌的折磨。在西宾斯夫人尖锐的大笑里，不安的叙述消散了。

欢乐又开始了，显赫的人已经走进了教堂，市民们也挤满了大堂，神圣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演讲的声音响了起来，“一种不可抵抗的情感”使海丝特靠近过去，可是到处站满了人，她只能在绞刑台旁得到自己的位置。牧师的声音“像音乐一般，传达出热情和激动，传达出激昂或温柔的情绪”，海丝特“那么热烈地倾听着”，“她捉到了那低低的音调，宛若向下沉落准备静息的风声一样；接着，当那声调逐渐增加甜蜜和力量上升起来的时候，她也随着上升，一直到那音量用一种严肃宏伟的氛围将她全身包裹住”。

霍桑将叙述的欢乐变成了叙述的神圣，一切都寂静了下来，只有丁梅斯代尔的声音雄辩地回响着，使所有的倾听者都感到“灵魂像浮在汹涌的海浪上一般升腾着”。这位遭受了七年的内心折磨，正在奄奄一息的年轻牧师，此刻仿佛将毕生的精力凝聚了起来，他开始经历起回光返照的短暂时光。而在他对面不远处的绞刑台旁，在这寂静的时刻，在牧师神圣的说教笼罩下的市场上，海丝特再次听到那个不和谐的音符，使叙述的神圣被迫中断。那位一无所知的船长，再一次成为罗格·齐灵窝斯阴谋的传达者，而且他是通过另一位无知者珠儿完成了传达。海丝特“心里发生一种可怕的苦恼”，七年的痛苦、折磨和煎熬所换来的唯一希望，那个属于明天“海上广大的途径”的希望，正在可怕地消失，罗格·齐灵窝斯的罪恶将会永久占有他们。此刻沉浸在自己神圣声音中的丁梅斯代尔，对此一无所知。

然后，叙述中高潮的章节“红字的显露”来到了。丁梅斯代尔的声音终于停止了，叙述恢复了欢乐的协奏，“街道和市场上，四面八方都有人在赞美牧师。他的听众，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认为强过于旁人的见解尽情吐露之后，才得安静。他们一致保证，从来没有过一个演讲的人像他今天这样，有过如此明智，如此崇高，如此神圣的精神”。接下去，在音乐的鸣响和护卫队整齐的步伐里，丁梅斯代尔和州长、知事，还有一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从教堂里走了出来，走向市政厅盛大的晚宴。霍桑此刻的叙述成为了华彩的段落，他似乎忘记了叙述中原有的节拍，开始了尽情的渲染，让“狂风的呼啸、霹雳的雷鸣、海洋的怒吼”这些奢侈的比喻接踵而来，随后又让“新英格兰的土地上”这样的句式排比着出现，于是欢乐的气氛在市场上茁壮成长和生生不息。

随即一个不安的乐句轻轻出现了，人们看到牧师的脸上有“一种死灰颜色，几乎不像是一个活人的面孔”，牧师踉跄地走着，随时都会倒地似的。尽管如此，这位“智力和情感退潮后”的牧师，仍然颤抖着断然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搀扶，他脸上流露出的神色使新任的州长深感不安，使他不敢上前去扶持。这个“肉体衰弱”的不安乐句缓慢地前行着，来到了绞刑台前，海丝特和珠儿的出现使它立刻激昂了起来。丁梅斯代尔向她们伸出了双臂，轻声叫出她们的名字，他的脸上出现了“温柔和奇异的胜利表情”，他刚才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颤抖的手，此刻向海丝特发出了救援的呼叫。海丝特“像被不可避免的命运推动着”走向了年轻的牧师，“伸出胳膊来搀扶他，走近刑台，踏上阶梯”。

就在这高高的刑台上，霍桑的叙述走到了高潮。在死一般的寂静里，属于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尖锐地刺向了空中。他说：“感谢领我到此地来的上帝！”然后他悄悄对海丝特说：“这不是更好吗？”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丁梅斯代尔做出了勇敢的选择，不是通过“海上广大的途径”逃走，而是站到了七年前海丝特怀抱珠儿最初忍受耻辱的刑台之上，七年来他在自己的内心里遭受着同样的耻辱，现在他要释放它们，于是火山爆发了。他让市场上目瞪口呆的人们明白，七年前他们在这里逼迫海丝特说出的那个人就是他。此刻，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已经没有了不安，它变得异常地强大和尖锐，将属于市场上人群的协奏彻底驱赶，以王者的姿态孤独地回旋着。丁梅斯代尔用他生命里最后的声音告诉人们：海丝特胸前的红字只是他自己胸口红字的一个影子。接着，“他痉挛地用着力，扯开了他胸前的牧师的饰带。”让人们看清楚了，在他胸口的皮肉上烙着一个红色的A字。随后他倒了下去。叙述的高潮来到了顶峰，一切事物都被推到了极端，一切情感也都开始走投无路。

分析

即使是通过余华的转述，《红字》那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叙述也有非凡的力量。高潮就这样诞生了：丁梅斯代尔牧师在身体最孱弱的时刻，不是选择逃离，而是选择直面真实的世界，并让他的灵魂高高地扬起。

这时候，纳撒尼尔·霍桑显示出了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的体验，如同“侵略插部”中小段的抒情覆盖了巨大的旋律，建立了高潮之上的高潮那样，霍桑在此后的叙述突然显得极其安详。他让海丝特俯下面孔，靠近丁梅斯代尔的脸，在年轻的牧师告别人世之际，完成了他们最后的语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对话是如此感人，里面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只有短暂的琴声如诉般的安详。因为就在刚才的高潮段落叙述里，《红字》中所有的痛苦、悲伤和怨恨都得到了凝聚，已经成为了强大的压迫，压迫着霍桑全部的叙述。可是纳撒尼尔让叙述继续前进，因为还有着难以言传的温柔没有表达，这样的温柔紧接着刚才的激昂，同时也覆盖了刚才的激昂。在这安详和温柔的小小段落里，霍桑让前面二百多页逐渐聚集起来的情感，那些使叙述已经不堪重负的巨大情感，在瞬间获得了释放。这就是纳撒尼尔·霍桑，也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要用一个短暂的抒情段落来结束强大的高潮段落，因为他们需要获得拯救，需要在越来越沉重或者越来越激烈的叙述里得到解脱。同时，这高潮之上的高潮，也是对整个叙述的酬谢，就像死对生的酬谢。

分析

叙事作品的高潮部分如何出现，在出现之后又如何结束？余华在这里有极佳的分析。

对比叙事的手法带来了特殊灵感

把音乐和文学、把音乐家和文学家放在一起来阅读，这是《高潮》的特殊灵感。余华是一名热爱古典音乐的作家，我记得他当时有过疯狂买碟的经历。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格非，更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而且他的发烧延伸到了器材上。据他自己说，为了买到一只英国产的旧音箱，他一直跟踪着去向，终于有一年发现这只音箱来到香港。他于是赶到香港，把这只音箱买下。格非对音乐和器材的知识，运用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和中篇小说《隐身衣》里。同样是被封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的余华，则在《收获》杂志上开设专栏，写了很多篇关于音乐的文字。

《高潮》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优秀的文学教材。用最直接的对比手法，余华通过写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和文学家纳撒尼尔·霍桑，通过对比他们创作的两部杰出作品《第七交响曲》和《红字》，把自己对艺术作品中“高潮”的体会，生动地表达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华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一流的读者。他在文学作品上的感受，似乎更加直接、新鲜、自然，他对《红字》的分析，让人敬佩。

写《红字》的段落，放在任何一篇评论文章里，也是杰出的。

这篇文章里值得细细体味的地方很多，文章中常有精彩的段落，极有启发。

一名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一名杰出的读者，这点无论中外，不分古今。我很爱读优秀作家的评论文章，古今中外都好。国外的和古代的都不提，我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如马原、莫言、余华、格非、王安忆、残雪等，都写过非常棒的阅读文章。喜欢阅读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延伸阅读

作家出版社《余华散文》。

作家简介

张闳，文化批评家，随笔作家。曾就读于江西省九江医专，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独立批判立场、锐利的思想锋芒和奇警的话语风格，在文化批评界独树一帜，是新生代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批评文集《内部的风景》《声音的诗学》《文化街垒》《黑暗中的声音》《钟摆或卡夫卡》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阅读提示

《半夜鸡叫》是一部长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小说，但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读出了特殊的内容。

时间与阶级意识 张闳

——《半夜鸡叫》分析

《半夜鸡叫》的故事出自一本叫作《高玉宝》 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强大的文宣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诸章节，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并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木偶剧《半夜鸡叫》，使得这部作品在几代中国青少年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是文宣部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材料之一。

作品最初由一位名叫高玉宝的解放军士兵所作，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识字不多，近乎文盲，却创作出一部闻名全国的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小说一般的传奇。据后来的材料证实，该士兵只是提供了基本素材，使之形成长篇小说的，则是解放军的文宣人员和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专业作家。这样的署名安排，符合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际，凸显了“工农兵文艺”的创作主体对文艺领域的话语主权。故事介乎自传与小说之间，纪实性与虚构性的界限被刻意模糊，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尽管日后不断有人质疑小说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但其所表达的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无意识方面，却是十分确切的。

分析

作者首先指出，署名为高玉宝的这篇小说，实际上不是高玉宝本人写的，这“符合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际”。

小说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讲述了一个“财主与长工”对抗的故事。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从床上爬起来，钻到自己的鸡笼里模仿鸡叫，引发家里报晓公鸡的啼鸣，制造出天已不早的假象，以催促家里的长工起身下地干活。通过这种手段，地主对长工进行剥削。“财主与长工”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原型，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其基本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关于“智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处于底层的劳工在与代表权势阶层的富人的对抗中，最终底层民众以其智慧赢得了胜利。故事往往充满了喜剧性，普通听众在笑声中获得了象征性胜利的快感。这也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模式。

分析

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是“智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通常来说，穷人都是聪明的，财主都是笨蛋。

《半夜鸡叫》首先区分了“黑夜的时间”与“白天的时间”，区分了休息和劳作的时间区段。黑夜的时间是休息的时间。这一古老的规则，支配了农耕社会的整个时间划分。对于农耕时代的乡村而言，黑夜的时间是消极性。黑夜的昏昧性和不可知性，是对人类清醒和正常生活秩序的侵蚀和威胁。黑夜是夜行动物和另类人群活动的时间，月黑风高的时刻，不仅有猛兽、魔鬼和妖精出没，而且也是强人和盗贼出没的时刻。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威胁，为文学叙事提供至关重要的惊险情节。而在《半夜鸡叫》的故事中，黑夜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带有“现代性”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原型结构依然采用了古老的“财主与长工”的故事，但它却与劳动、阶级、剥削制度等现代政治学一系列概念有关，是现代政治神话体系中的一个超级寓言。

分析

“黑夜的时间”与“白天的时间”这种区分非常有趣。

对周扒皮来说，学鸡叫的目的在于控制时间。而控制时间的装置却是驯化了的家禽——报晓的公鸡。这个并不准确的报时器，企图驯化和校正自然时间，转而为现代剥削制度服务。以虚假的鸡鸣，伪造自然的时间，改变公鸡的生物钟。由地主本人亲自扮演标准计时器，并以模拟公鸡的鸣叫来引发真正的公鸡报时。要完成这一行为还需具备较高的口技才能，以逼真模仿鸡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要实现这一怪诞的剥削行为，剥削者本人（周扒皮）不但需要起得比被剥削者（长工们）还要早，而且还得起得比公鸡更早。以自然的方式违反自然规律，使长工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这一复杂而又麻烦的手段，最终却又是徒劳无益的。鉴于此举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周扒皮的所作所为只能归结为本性上的“邪恶”，几乎恶作剧式的举动。但作者坚持认为这一行为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并可能导致农村有产者的原始积累的完成。书中写道：“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这一说法同时还表明，“剥削”是一种阶级本能。如果时间的标准点不在大自然及其相关的公鸡的生物钟，那么，它只能存在于周扒皮及其家族机体的生物钟。

有人指出了事件之真实性方面的可疑之处，首先在于缺乏科学依据。动物生理学原理证明，公鸡报时并非人工所能诱发，而是公鸡机体内部的“生物钟”作用的结果。也有人指出，即使人声模拟可诱发鸡鸣，周地主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前往鸡笼，把头伸进笼子里学鸡叫，他只需躺在床上叫即可。证据是，远处邻村的鸡鸣，即可诱发公鸡啼晓。而人过于靠近，让公鸡听出来是人声，或受到惊吓，反而不会啼叫了。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疑点：如果周扒皮的口技可以乱真的话，更无须去鸡笼引发啼明，而只须自己啼叫过之后，说是公鸡已经报晓了，就可以了。连公鸡都无法分辨真假，长工们又怎能识破？

分析

作者敏锐地看出这篇小说在细节上的破绽——通常来说，细节上出现破绽，小说则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这是《半夜鸡叫》的第一个破绽。

精确的时间意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以精确的机械装置作为计时器，来驯化时间和控制时间，使之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一致，并能够计算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确数量和利润率。争夺时间的控制权。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掌握了时间也就掌握了资本和权力。在《高玉宝》的故事中，通过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被描述为一个普遍性的关系。把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事活动修改为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工作，以符合“剩余价值”理论，并为证明剥削阶级的剥削本质。雇工们一度产生了杀死那只公鸡的想法，试图以此终止这一奇怪的时间标志，这相当于砸碎时钟来抵御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这一情节的历史原型来自大工业时代初期的“卢得分子”，他们以砸碎机器来反抗剥削。《半夜鸡叫》想要证明的是：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至少是试图占有）时间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时间，进而实现对雇工的经济剥削。地主阶级在此表现出原始资本主义特征，他们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剥削而榨取剩余价值。 革命文艺通过虚构的手段，将大工业时代的时间焦虑转嫁到农耕劳作当中来。

问题在于，这与剩余劳动理论并不相吻合。农耕时代的劳作，增加劳动时间并不能带来剩余价值。以增加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这一经典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式，通常并不出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或者，它仅仅是农业生产中的剥削关系的特例。农作物生长有其自然规律，并不需要特别地增加劳动时间。如果不符合农作物生长周期的话，地头劳动时间的增加是徒劳无益的。况且，雇工还可以选择在地头继续睡觉来逃避劳动。事实上，《半夜鸡叫》故事中的长工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看着空中不明的星星，走到了地头，放下锄头，打火抽了一袋烟，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如果地主要雇工付出更多的劳动，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挑水、砍柴之类。一般地主与雇工冲突主题的民间传说，在表现这一问题时，基本上都是选择增加工作内容、克扣工资或降低报酬实物的质量（如次等的、秕谷较多的或湿度较大的谷子）等做法。作者作为一位来自农村的雇工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小说这样写，唯一接近合理的动机，就是要使故事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分析

作者进一步分析经典的剩余价值、阶级剥削之类的词语，并指出类似的对于时间的控制问题，属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农耕时代其实不存在“时间的焦虑”。这是《半夜鸡叫》的第二个破绽。

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解释农业劳动和乡间时间关系，以推动中国传统乡村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政治革命，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属性。周地主与雇工之间关于时间控制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不同阶级之间权力争夺的一个想象性的投射。然而，故事中的一系列细节同时也在无意之中泄露了欠发达国家的控制技术上的原始落后的状态。周扒皮家的劳动情形与马克思笔下的大工业机械生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其所激发起来的并非现代时间意识，而是阶级意识，是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直接图解和强化。无产阶级革命在其现代性实践过程当中，有一种比农业地主更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和控制欲。故事最终以暴力的方式结束，雇工以暴力手段惩罚了地主，实现了复仇。

故事的内在诉求也不在于其真实性，而是一种关于剥削制度的象征性的表达。革命文艺的这种“代码化”的符号生产，乃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出来的阶级意识符号化文本。这是革命文艺文本生产的基本工艺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学的写作者实际上扮演了与作品中的周扒皮相类似的角色，以一种并不存在的时间概念，来唤醒对剩余时间的劳动价值的观念，进而激发对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制度的仇恨。

分析

最后总结这篇故事的本质“不在于其真实性，而是一种关于剥削制度的象征性的表达”，“进而激发对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制度的仇恨”。也就是说，这篇小说是“仇恨教育”的典型代表。

带着疑问去阅读

中小学生在阅读一篇语文教材里的课文时，教师们通常不鼓励他们去做规定的理解答案之外的思考。例如《半夜鸡叫》这篇文章，教师参考资料里有各种标准的理解答案，而且是严格规定的，超出这种答案范围，在考试时会被扣分。因此，如果本文的作者张闳是一名中学生，写了这样一篇《半夜鸡叫》读后感，交上去之后很可能会遭到老师的批评。

但我们不妨离开中学语文教学的框框，阅读张闳的《时间与阶级意识》之后，再度重新理解《半夜鸡叫》这篇小说，看看它的问题在哪里。我曾写过很多文章批判语文教材选文太差，例如《半夜鸡叫》这篇小说，完全是虚假地捏造一种阶级剥削的故事，试图把周扒皮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棍。然而，仔细分析细节，张闳发现，这位“周扒皮”假设要通过模仿鸡叫来早早叫醒长工的话，那么他起得要比长工早得多。而且，既然他学得这么像，连公鸡都被骗过，那么他根本不需要偷偷摸摸地潜入鸡舍去学鸡叫，他只需在房门口叫几声就行了。更何况，正如张闳指出的那样，在农耕时代中，人们需要尊重季节和庄稼成长的规律，农业文明的时间概念并不像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那么重要。细节不成立，概念混淆，因此这部小说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

带着疑问去阅读，这样会有更大的收获。

延伸阅读

张闳著《声音的诗学》《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及精神密码》。

作家简介

潘向黎, 女，小说家、散文家、文学博士，1966年生于福建泉州，小学毕业后移居上海至今。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作。著有小说集《无梦相随》《十年杯》《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白水青菜》，散文集《纯真年代》《局部有时有完美》《茶可道》《看诗不分明》等。多篇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俄文、韩文、德文。

阅读提示

潘向黎有很深的家学背景，从小熟读背诵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她对诗的感悟非常独特，有女作家特殊的细腻和趣味。

诗是空气 诗是呼吸 潘向黎

上

读关于唐诗的各色文字，常常惊讶于诗歌在当时生活中的地位。

虽然早就记取了这样的“梗概”：当时科举举士，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31］中矣”，加上以诗取士，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诗歌作者群空前广大，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诗歌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元（稹［32］）白（居易）之诗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炫卖于市井”之中，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竞习。［33］

［31］ 音：gòu，罗网。

［32］ 音：zhěn。

［33］ 参见余冠英、王水照《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但是在和一些“情节”相遇和重逢时，仍然感到吃惊，才知道自己的想象和事实相比是何等苍白。怀着这种愉快地“受刺激”的心情，一路追寻，终于发现，在那个时代，诗歌是空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诗歌是呼吸，所有的人每时每刻都不能停息。

看“每到驿［34］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句。诗本身质朴无华，谈不上出色，但是它所揭示的历史真实却让我惊叹。

［34］音：yì。

这出自白居易的《蓝桥驿见元九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从长安贬江州，经过蓝桥驿，看到了八个月前元稹自唐州奉诏回长安路过这里时，在墙上留给他的诗。白居易出长安和元稹回长安，有一段道路是一致的，所以既然在一处看到了元稹留给他的诗，后面沿途的许多驿站，可能还有元稹的题诗，白居易就每到一处格外留心。让我惊叹的不是这两位诗人间的友谊，不是他们命运的沉浮，而是当时那种交流的方式和诗作发表的自由度。试想：长路迢迢，一路行去，每个驿亭都有诗，墨痕历历，诗韵淋漓，在墙上，在柱子上，在你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其中有你的朋友的作品，甚至就是留给你的。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分析

诗歌在唐朝就是空气一样的无所不在，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网络、使用微博和微信一样。在那种空气中生存，你不会随口吟诵两首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唐朝人。

而白居易到了江州之后，还有新的发现。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信里说：这次我从长安到江州，走了三四千里地，一路上经过许多小旅店、乡村学校、寺庙，还坐了客船。这些建筑，这些船只，到处都题着我的诗。［35］他还说：路上遇到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出家人，他们都能背诵我的诗。诗歌在社会上就是这样受欢迎，这样朝野传诵，无远弗届。

［35］ 这就不是作者自己题上去的，而是别人将白居易的诗写到墙上和柱子上了。

诗的太阳照彻，诗人之间容不下任何“相轻”的阴暗，他们是那样光明地互相欣赏和敬慕。李白是这样看孟浩然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是这样看李白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而杜甫自己拥有众多铁杆“粉丝”，其中诗人张籍爱得别出心裁，唐《云仙杂记》中说他居然将杜诗当药喝。具体“制法”是：拿来一卷杜诗，烧成灰烬，然后调了蜜制成蜜膏，经常冲来喝，他说这是为了“令吾肝肠，从此改易”。真是痴得可爱。

分析

在诗歌是生活是空气的时代，诗人们彼此相知、相重，李白和杜甫两大诗人之间的友情，更是千古传颂。诗人最知道诗人的价值，最能品味好作品的好。杜甫评论李白的诗无敌，说他“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用当时人们十分景仰的前代大诗人庾信和鲍照来比喻李白，并且李白兼有两人之长，开一代之新风。不过后辈诗人张籍把杜诗当药来服用，更为有趣。

离风雅、教化最遥远的阶层呢？那就看看强盗吧。

诗人李涉有一首《井栏砂宿遇夜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这首诗是献给强盗的。

《唐诗纪事》记载：李涉曾到九江，在一个渡口遇到强盗，问他是谁，随从报了他的名字，强盗首领说：“若是李涉博士，我们就不抢他的财物了，久闻他的诗名，给我写一首诗就可以了。”李涉就写了这首诙谐的诗，说“看来我也不必想隐姓埋名了，连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何况如今世上一半是你们这样的人了”。当时那个强盗首领很高兴，反而送了许多东西给李涉。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绿林豪客”尚且如此尊重诗人，诗人在当时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分析

那个时代，连强盗都尊敬、爱惜诗人！为什么唐代文化如此辉煌灿烂呢？与这种尊重、敬惜有莫大关系吧。

下

不要说满朝文武和“天下英雄”（所有读书人），就是出家人，也和诗割不断缘分。

因为不可能以之换取功名、博取前程，所以僧人作诗便多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非功利色彩。

诗人骆宾王跟着徐敬业反武则天，还写了著名的《讨武曌［36］檄》，武则天读了吃惊地问：“谁写的？”然后说：“宰相怎么会错过这样的人才？”后来敬业兵败，他不知所终。传说他隐于灵隐寺了——宋之问游灵隐寺，得诗两句：“鹫［37］岭郁岧峣［38］，龙宫锁寂寥。”之后卡壳了，这时有位老僧续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气势磅礴，点石成金。宋之问大吃一惊，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找他，已经不知去向。有知情的僧人说破：“那是骆宾王。”这位大诗人一时技痒，就暴露了行藏，只得又去别处藏身了。

［36］ 音：zhào。

［37］ 音：jiù。

［38］ 音：tiáo yáo，高峻。

分析

这里用了造反诗人骆宾王的故事，他七岁写《咏鹅》诗，至今还在教材里供千百万学生诵读。

比半路出家的骆宾王纯正的僧人，写诗的也大有人在。皎然、贯休、齐己是其中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一这样评价唐代的诗僧群落：“其有集传于今者，惟皎然、贯休及齐己。皎然清而弱，贯休粗而豪，齐己……风格独遒［39］。”清人则列出了这样的名单：“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然自皎然外，应推无可、清塞、齐己、贯休数人为最，以此数人诗无钵盂［40］气也。”［41］

［39］ 音：qiú。

［40］ 音：yú。

［41］ 贺贻荪《诗筏》，这数十家中应该还包括寒山、景云。

皎然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在当时诗坛影响很大，韦应物、刘禹锡、陆羽等都和他结交。贯休因为“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之句，被人呼作“得得和尚”，他不畏权势，屡招怨恨。齐己的《早梅》是名作，不过这位诗僧更难得的是对诗的价值的自觉：“自知清兴来无尽，谁道淳风去不还？三百正声传世后，五千真理在人间。”（《咏诗寄知己》）

分析

诗僧的群体是唐朝“诗生活”的具体体现。

不要说人，就是唐代的鬼都对诗念念不忘。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在省试［42］时面对“湘灵鼓瑟”这个命题，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深得试官嘉许，赞为“绝唱”，被擢［43］为高第。但这两句的原创者不是他，而是鬼。这是钱起在一个月夜听见的“鬼谣”，在考试时看到诗题里有一个“青”字，想起了这两句，就把它写进诗中，果然不同“凡”响。这鬼，真正是才华过“人”啊。这在《旧唐书·钱徽传》有记载［44］。

［42］ 各州县贡士到京师参加由尚书省的礼部主持的考试。

［43］ 音：zhuó，举拔。

［44］ 钱徽是钱起之子，也是晚唐著名诗人。

说到鬼神不免凄清，那就说个热闹的吧。李白沉香亭奉旨作诗实在太滥熟了，我更爱这一则：旗亭唱诗画壁。

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来到旗亭［45］，一起小饮。后来来了一群梨园伶官在这里举行宴会，然后是几个正当妙龄、打扮奢华的歌女出场，她们唱起了当时流行的诗歌名作。王昌龄等人就偷偷约定：“我辈各擅诗名，一直难分胜负。今天可以暗中听她们唱什么，谁的诗被唱得多的，就算赢。”第一个歌女唱了，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就在墙上画了一痕说：“一绝句。”一会儿有人唱：“开箧［46］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就画一痕说：“一绝句。”接着又一个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就又画一道说：“二绝句。”王之涣并不着急，就说：“这几个都是没品位的，所以唱这种下里巴人的货色。”他指着其中最漂亮的，说：“等这个唱来，如果不是我的诗，我就终身不敢与你们争衡；若是我的诗，你们就该奉我为师。”大家笑着等下去。那个最漂亮的歌女终于唱了，轻启朱唇，莺声呖呖，唱的不是别的，正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果然是王之涣的名作《凉州词》。王之涣扬眉吐气地说：“看，你们两个乡巴佬，我难道是瞎说的吗？”三位诗人不禁一起大笑起来。

［45］ 酒楼。

［46］ 音：qiè，箱子。

多么奇妙的聚会。多么辉煌的墙壁。多么幸福的诗人。

分析

文章到这里，关于“诗是空气”的论题，已经写得够多了，但写出钱起考试作诗、写出“旗亭唱诗画壁”，才是到了收尾。补充一句：薛用弱《集异记》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我在另一部小说卷里选用了作家格非的短篇小说《凉州词》，也以这个故事为重要线索。

诗是哭，诗是笑，诗是空气，诗是呼吸。这一切确实发生过，那个朝代，叫唐朝。

侧面描写带来的特殊感悟

潘向黎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是她为《新民晚报》开设专栏所写的文章结集。这些文章从中国古代诗歌的各个侧面来写诗、诗人、诗事，往往能有特殊的感悟，很受读者喜爱。我常向中小学生和家长推荐这本书，并多次在报纸邀请我开列推荐阅读书目时，把这本书列入。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对古典诗歌、散文、小说的教育尚欠系统化。中小学生在12年的学习中，只需学习200多首古诗，这些还夹杂在各类杂七杂八的课文中，显得很不重要。在小学阶段，不要求都背诵，有些懒惰的或者认识不足的教师，干脆就不教。我因此推荐学生阅读潘向黎的这本随笔集，可以作为教材之外的最佳诗歌营养补充剂。在千字左右的短小文章里，潘向黎论及了几百首古代名诗，还有清晰有趣的感悟、分析，可读性很强。

延伸阅读

《看诗不分明》《白水青菜》。

第五编 爱生活

结合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由这些生活产生的经验来写文章，是散文中很常见的方式。因为“我”的经历可以在散文里写得很细，细节也可以很生动，感受更可以真心实意，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如果是虚情假意，甚至胡编乱造，反而会造成阅读的不适了。

散文大忌是主题先行，尤其怕假大空的主题。

著名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文学是人学。”他因为这篇文章，因为这个观点，而被打成“右派”，遭受无数次的批斗，吃了很多苦头。但他生性乐观，心胸大度，如今年近百岁，仍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的为人处世，就是求真但不完全较真，而生活上也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的人生，就是一篇精美的散文。

我们现在重新反思“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真是直截了当，切中肯綮，没有任何问题。“人道主义”是文学的基础伦理，如果不是人道主义，那么，正如巴金先生反问的那样，难道我们是信奉“兽道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巴金先生在香港《大公报》撰写专栏，写了100多篇文章，后来结集为五卷本的随笔集《随想录》，其中好几篇专门写“人道主义”。这本巨著的第一篇就是写日本电影《望乡》的，文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随想录》的几乎每一篇，都在反思社会的动荡根源，都在呼吁“人道主义”，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内地思想解放的先锋。本书第一编的第一篇选的《怀念萧珊》，也是《随想录》的其中一篇。虽然是“随想”的记录，但情真意切，感情真挚，所以动人。

本编选入的都是真情实感的好文章。

虽然我在其他文章里并不特别喜欢使用“真情实感”这个词，但在一部专门为中学生编写的语文书里，我愿意一再强调：“真情实感”是写好散文（记叙文）最重要的基础。

而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篇好散文里流动着的血液。

写花，表达生活，这也是很经典的散文题材，热爱摄影的著名作家阿来前几年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写了几十篇关于成都植物的随笔，取名叫作“成都物候记”，配上他自己拍的照片，有图有真相，图文并茂，语言朴实生动，深得读者的喜爱。后来结集出版，改名为《草木的理想国》，也很畅销。

于坚是著名的诗人，但近些年来在散文写作上影响很大，出过很多部散文集。他的文章，根植于边陲的云南大地，行走在高原崇山峻岭中，具有蓬勃的原生态生命力。《温泉》是他为《收获》杂志“西部地理”专栏写的一篇散文，从“温泉”这个具体的角度，谈及人类、自然、欲望与环保。

本编选入李娟的散文《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完全是一个惊喜。李娟的写作也是“边陲”意识贯穿始终，她所生活的阿尔泰山，成为散文中核心的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母题，令人想起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卢梭笔下的阿尔卑斯山。但李娟不是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出发，而是更加具体而微，散文中充满了温热与惊喜。

希望你们喜欢。

作家简介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当过乡村语文教师、县中学历史教师，做过《科幻世界》杂志编辑、总编辑、社长，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重塑神话作品《格萨尔王》，诗集《棱磨河》等，其中《尘埃落定》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有特殊的藏文化气息，文字干净、隽永，草木大地，皆自在而有好意。

阅读提示

写花草树木是中国文人传统，要写出特殊性来，就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融入独特的情感。

成都花事 阿来

一、贴梗海棠

两周前。星期天。望江楼旁。

忽见河上有十几只白鹭，盘旋一阵，相继落在河上。这才注意到河水与前些时大不一样。水微微地涨起来，看得见流淌了，把潴［47］积了很久的那些包藏着这个城市太多不健康成分的污水冲走了。所以，天看着高兴，阴了一冬的脸色渐渐开朗，洒落下来温暖煦［48］和的阳光。洒在身上，使身心温暖；洒在四周，使眼前明亮。这就是春天的意思了。江水还是混浊着，但已不是将要朽腐的暗绿，而是带上了来自山中泥土的浑黄，散发的也是解冻的乡野土地那种苏醒的气息。

［47］ 音：zhū。

［48］ 音：xù。

所以，白鹭才结队飞来。

我以为，这就是看见了春天。而且还想看见更多的春天，便进了望江楼公园去看那儿众多的竹子，是想看见竹拱地而出的笋吗？从时令上说，也未免太早了一些。可是，既然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大概内心里有着这样的盼望吧。笋自然没有看到，却看到一株海棠绽开了的蓓蕾，稀疏，却艳红耀眼。是这个城市准备开放的第一枝吗？

分析

关于春天，有各种文章，但都是用具象的花草、溪水来比喻抽象的季节。

过几天去华西医院看医生，见院内差不多所有海棠瘦硬虬［49］劲的枝干上，都很热闹地缀满了等待绽放的花蕾。想起早先住院时，这里腊梅都已凋谢，而别处的腊梅才在相继开放。坐在花前想清楚了，这是个热闹非常的地方，提前花开是因为那么多人，紧绕着这个院落昼夜不停散发着热气的建筑，整个院落下的停车场里的汽车共同把这个地方变成为一个热岛。

［49］ 音：qiú。

之后，在城中各处经过，都要四处打量，看那些枝干最虬曲、最黝［50］黑如铁的海棠树上如何透露春消息。这些树都沉默着。在庭院、在河边、在公园、在车流汹汹的街道中间的隔离带上，都有许多海棠。在这个以“蓉”为别号的城市，海棠的数量远远超过芙蓉的数量。是现今才发生的变化吗？查阅相关资料，知道至少在唐代，这个城市就有很多很多海棠了。有不得意贬到四川来做小官的唐人贾岛《海棠》诗为证：“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意思大致是说，以前就听说这个锦官城花色很重，今天来果然就看到锦江边上海棠成千上万树地开着。贾诗人来成都是路过，这个河北人要到下面去做小官。到今天高速路两小时车程的蓬溪县去，后来，又到今天的安岳县去，不知是哪一次路过，看见了海棠花开的盛景。但季节应该是确切的，就是这春寒料峭的二月吧。

［50］ 音：yǒu。

分析

花卉中，除了梅花，海棠也是早早得知春天消息的。很少读到有人用海棠来写春天的，这篇文章算是特别。

书上说，春天的二十四番花信，海棠花开应该在春分时节。但这个城市，海棠却是在一月底就相继开放了。也许那海棠不是此海棠。

２月４日，立春。

昨天阴天，早上起来看见雾气浓重，知道今天天晴。这段时间就是这样，昨天是阴天，今天就一定是晴天，那么明天又是阴天。这样均匀地阴晴相间差不多十天时间了。虽然雾气浓重，手机订制的交通信息中还有高速路因雾封闭的消息，还是敢断定今天太阳一定会露脸，就把相机放上汽车后座，打算天一放晴就到府河边上去看海棠。

照例塞车，照例是耐住性子慢慢挪动，看到了隔离带上红海棠零星开放。只可怜废气与尘土浓重，显不出令人鼓舞的模样。到了单位，听八楼会议室有人引吭高唱，是一条熟悉的嗓子在单位团拜会上表演节目。继之又响起好几条嗓子。时势使然，本是饮茶交谈的场合，也模仿电视综艺晚会了。正犹豫上不上楼去，却见雾气散开，阳光穿过云隙降临在这蒙尘的日子。光从天顶一泻而下，使阴暗者明亮，晦黯者开朗。在这种光的照耀下，出红星路二段上单位的院子，北行数百米到新华路，折而向东至猛追湾，人就在府河边上了。两岸有宽阔的林荫，穿行其中，甚嚣尘上的市声就微弱了，被忘记了，又见到微涨的春水了，闻到这春水带来的日益遥远的乡野气息了。河上几百米就有一座桥，观景人可以在两岸频繁往返。溯河西北行，第四座和第五座桥之间，两岸有着城中最多的海棠，可能也是最漂亮的海棠。

去年开始，为了避开下午的高峰车流，下班后，我会先到这段河岸上散步，看树看花，等到八九点钟再开车回家。那时就目睹过此处海棠盛开的景象。城中很多地方都有树形虬劲的红海棠。在此处，一树树怒放的红海棠间，却相间着一丛丛白海棠。红海棠树形高大，花开热烈；白海棠只是低矮浑圆的一丛，捧出一朵朵娴静清雅的白色花。这种热烈与安静的相互映衬，比那一律红色的高昂更意韵丰满。低调的白却比那高调的红更惹眼。

应该说，这段河岸的植物布置是这个城市中最有匠心的地方之一。

分析

人事与花事对比，人事总是不得趣味的。

今天，２月４日，比去年见海棠盛开的日子早了一些，但有淡淡阳光，立春两字更弄得心里痒痒，便穿林过桥直奔那段遍植海棠的河岸，本来是去看早开的海棠，不想海棠已开得一树树绯［51］如红云。看见许多蜜蜂在花间奔忙，在怒放的海棠树间穿行，却未闻花香。蜜蜂的飞舞让人好像闻到了花香。这些蜜蜂真是贪婪，刚一停在花上，也不摆个姿势让我留影，便一头扎进花蕊中去了。翘着个下半身在花瓣间让画面难看。前些天红梅开放时以为会看到蜜蜂，却一只都未见到。这天特意去附近看了一株仍在盛开的红梅，上面也未见蜜蜂。

［51］ 音：fēi。

于是，回身继续拍我的海棠。拍到一块牌子，给这个密集海棠处起个名字叫“映艳园”。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建这园子的立意倒好：“成都栽培海棠甚盛，古来闻名”，所以建此园，“表现海棠春艳的主题”。这些话就写在那块牌子上。可这海棠花开的情景，热闹固然热闹，却远不是一个“艳”可以概括的。艳丽是簇拥在枝头的花朵的整体效果。走近了看，那花一朵一朵一律五只单瓣，不似绢的轻薄，而有绸子般肥厚且色彩明丽同时沉着的质感。更不用说那海棠花直接开在瘦硬、黝黑、虬曲的枝干上，像是显示某种生命奇迹一般（生命本身就是种种奇迹），而那枝干上还有不甚锋利却很坚硬的刺，让人不过分亲近亵玩那些花朵。

因此推测，好多古人诗中的海棠并不是这种海棠。不是典故中“海棠春睡”的喻美人慵倦的海棠。不是这种民间叫铁脚海棠，植物书上叫作贴梗海棠的品种。《红楼梦》，大观园中众小姐结海棠社咏海棠诗，从描绘的性状与引发的情感看，多半也不是这种海棠。只有林黛玉诗中一联，咏的像是眼下这种海棠。当然不是红海棠，而是白海棠。《红楼梦》中这一回结海棠社咏海棠诗就是因为贾宝玉得了两盆白海棠。只有林黛玉峭然咏出“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的妙句，像是开在眼前的红海棠丛中的白海棠精神写照。

此时红海棠正盛开，白海棠大多还是萼片透着青色的花苞，只有当花苞打开，那纯净的白色才展开，寂静而冷艳。

我自己记住，无论白色还是黄色，无论植株高大还是矮小，这种直接开在瘦黑虬劲且有刺的枝条上，一律单瓣五片环绕一簇黄色花蕊的花就叫贴梗海棠。蔷薇科木瓜属。这种海棠是蜀中土著，在这片土地上早在人类未曾意识花朵之美，未曾把它叫作海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十万百万年。

分析

写花事不忙着拔高，就是跟人生平齐即可。一切自然，最好。

还可以闲记一笔，坐在树下看花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看见脚下地边有微弱的蓝星闪烁，仔细看去，却是花朵展开不超过半个厘米的婆婆纳也悄然出苗开放了。

二、早樱

“草堂人日我归来”。

和这座城里的很多人一样，节前回老家过年，节后返城。我回城在“人日”这一天，而且真去了草堂。

在成都，说草堂就是杜甫草堂，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本市还有另一处草堂。这些年来，人日这天，草堂似乎都有围绕诗圣杜甫的活动，这天出门前百度一下，跳出好多行的“草堂人日归来”。打开来，都是当地媒体关于草堂祭拜诗圣活动的报道。今年的活动是有人穿了古装扮演高适和杜甫两个在台上对诗云云。

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时曾给流落成都的诗人朋友很多帮助。他治所不在成都，在成都市下辖的崇州市，今天上成温邛高速西行，不过二十分钟左右车程，那时骑马坐轿，到成都可能得两天时间。公元761年大年初七这天，高刺史作了一首《人日寄杜二拾遗》，其中有句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多年后，杜甫离开成都飘零于湖湘，高适已经病故，他从故纸堆中翻检出高适的这首诗，不由百感交集，作了首《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寄给谁呢？无处可寄，只是寄给自己的一腔哀思罢了：“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分析

唐代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总是让人敬佩。说是写“早樱”，这里却先写高适与杜甫的情谊，只不过这种情谊可以体会，却不可以“表演”。

如今，如此深挚的友谊已经渺不可寻。要叫人穿了古人衣裳，在地理阻隔后更继之以阴阳阻隔的两位诗人相对吟咏确是大胆的创意，是对表演者要求很高的创意。所以到了草堂门口，还是不敢去看“诗圣文化节”上的演诗。其实本也不是为此去的，为的只是去看草堂四周的玉兰花。

回老家前的腊月二十八，就在草堂前看到有玉兰花开了，且有更多的枝梢擎着毛茸茸的花苞准备绽放。隔了一周回来，只见原来开放的肉质的花瓣已多半凋萎，原来含苞欲放的，却并未开放。人在远处，手机里每天还传来成都的天气信息，都是阴，都是降温，都是零星小雨。就这么从大年三十一路下来，直到了初七这一天。先开的玉兰被冻伤，未开的玉兰都敛声静息，深藏在花苞的庇佑中不敢探头了。

玉兰让人失望，不意间却见到了一树树白色的繁花。

李花？梨花？总之不会是梅花。梅花花期已到了尾声，早就一派凋零了。就这样，在没有一点期望的情况下，樱花展现在眼前。没有期望，是因为成都的文化中——至少是那些流传至今的诗文中，没有表达过樱花的物候——至少我没有读到过这样的诗词与文章。

初八日，去塔子山公园，也是要去看见过的几树玉兰。竹篱之中，牡丹正绽开初芽，间立其中的几树玉兰，也与草堂所见一样，节前开放的已被冻伤而萎谢，准备要开放的却因低温而仍沉睡在毛茸茸的花苞之中。走下园中的小山时，在将近山脚的地方，忽然看见一片浓云似的白。原来是一株十来米高的大树四周围着几棵干小一点的树，都开着一样颜色的白花。白色本是寂静的，但这几树繁花以数量取胜，给人一种特别热闹的印象。尤其是最大的那一株上，每一条枝上花都开得成团成簇，每一簇上定有三五十朵白色小花，结成了一颗颗硕大的花球。不由人不停下脚步，停留在那些花树间，晕眩在浓烈的花香里。

曾在五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两三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啦。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一个个花球，上面猬集着数十朵复瓣的花朵：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见赠的和歌集，其中多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喟叹群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确有一种幽冷的意韵。

分析

这里写着写着说起了去日本旅行看樱花的事情。樱花是日本国花，而且似乎把樱花看作国魂的，绕开成都先说日本，也算是迂回，不是离题。

我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

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二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五月。让我确认是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而且写的是“日本樱花”。到网上一查，日本樱花却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形、颜色、花期、香气都各有不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眼前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得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李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五只单瓣，中间二三十支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壮的雌蕊。资料上谈到樱花的花期，都说是三月到五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三月，而晚樱一直可开进五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二月就开放了。

可惜的是，这片园林景观没有很好经营，这么漂亮的樱花树竟未形成突出的景观，而且，树的四周还横穿着电线，树下还放着垃圾箱，想拍一个全景都不能够了。

尽管如此，经过的游人也在感叹：好漂亮的花。

也在讨论是什么花，梨花，李花，杏花？遂想起两句诗：“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没想到会遇到樱花。还是一个像是来自农村的老太婆说：“樱桃嘛。”

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吗？）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

分析

回到樱花本身，写日本樱花有复杂的品种，但简单可以分为复瓣和单瓣，而单瓣更近自然品种，复瓣却是诱导栽培的。回到前面段落，作者写到日本的繁茂樱花时，说“……数十朵复瓣的花朵：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

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鉴》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高原迟到的春天，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棵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徒然。那些苦樱桃只合做了鸟与熊的食物。

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宫苑之中了。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确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而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遍生于距此不过一百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

分析

这里追根溯源，得知中国其实才是樱花原产地之一。文中提到的野樱桃果实较小，苦。但野樱桃果实也分苦、甜，编者前几年住在德国科隆远郊的乡村里，发现周边小路边、森林中，到处都是野樱桃树。路边有些巨大的樱桃树，结出的却是小指头大小的深褐色小樱桃果实，而且苦涩不可食用。但森林草地边有些中等大小的樱桃树，结出的樱桃却艳红、甜润、可口。

据说日本有樱花，是十二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姑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

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败，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识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树树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旁也看到开得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识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写植物要融入独特的个人情感

阿来热爱摄影，前几年曾经在川西、西藏的高原地区行走，到处拍摄各种不同的植物、花草。他的背包里，永远是一台相机和两只镜头，他的摄影作品和他写下的相关文字，出了一本书《大地的阶梯》。后来他打算写一部《成都物候记》，把“天府之国”的各种花卉一一写来，配上他自己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地发在微博上。后来结集改名为《草木的理想国》出版。

花大多是春天开放的，有早有晚，夏天花谢了，有果实的结果实，没果实的长叶子。

写花草树木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散文不说，但是历代诗词中，有多少咏花的名句。中小学生熟悉的就有杜甫的“黄四娘家花满蹊”“花重锦官城”，也是写成都的。而杜甫草堂，早已经是成都最重要的文化胜迹之一。只是旅游开发搞得过分热闹，而回归传统的兴趣也急躁了些，人们甚至装扮起古人了。这未免就不自然，如同日本那些过分繁复的、复瓣的樱花。

读这么多文章，读者会发现，散文家们大多喜欢自然，喜欢真实。

延伸阅读

阿来的散文集《草木的理想国》《大地的阶梯》。

作家简介

于坚，出生于昆明，1970年开始写作。1980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云南《边疆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重要的作品包括：《诗六十首》（1989）；《于坚的诗》（2001）；《便条集》 （2002）；《诗集与图像》（2003）；散文《棕皮手记》（1995）；《火车记》（1997）；《于坚随笔选》4卷；《于坚集》5卷。最近的作品：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散文集《相遇了几分钟》《暗盒笔记》《在遥远的莫斯卡》；长篇散文《众神之河——从澜沧到湄公》；短篇小说《赤裸着午餐》《女娲造天记》。曾获鲁迅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新诗奖、德国第十届“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作品评选第一名等20多种文学奖，以及2012年《人民文学》散文奖。

阅读提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的文学母题。

温泉 于坚

神说，云南大地上有三万个温泉。这是我模仿神的口气说的一句话。我以为这句话肯定是神说过的，只是没有文字记录而已。中国之神隐匿在自然中，它不是彼岸的，不是生活在别处，是此在的。中国之神隐匿在一个温泉里。神在大地上说话的时候，不是说，要有光！而是说，啊。就像一个孩子，一切都在他之前在着了，他只是喜悦地说着“啊”“啊”。孔子获得神启，所以他对着一条河说，流逝的就是这样啊。

你在云南大地上漫游，山花烂漫，阳光出没无常，忽然某个绿茵茵的山凹里白汽蒸腾，春意朦胧，下面隐约可见涌泉滚滚，你伸手一摸，烫得缩回来。恐惧、神秘，周围安静，一头豹子在睡觉，一只鸟扶着树叶修理它的凉鞋。

开始时代的那些土著是否想到了要利用温泉沐浴？没有。他发现有的地方水不是那么冷，他进去了，感觉到周身舒服。这是另一个女人或母亲那样的东西，比女人更无私拥抱着他，不问出身地爱怜着他，纯粹的母性，那么柔软，那么天衣无缝般的体贴，环绕着、抚摩着，温暖、像返回诞生的时刻。这种体验令土著人感受到神明的存在。神明通过大地上的各种事物呈现着，并不隐匿起来，一个温泉是神明，一只鸟是神明，一棵大树是神明，一座山是神明。云南高原上没有不被视为神明的山，每座山峰都是某个民族、某村庄、某个人心目中的神明。我青年时代曾经在一个彝族村子中听人们回忆一头豹子，那口气完全是在谈论神明。它整夜围着村庄小跑嚎叫，像六十年代的美国诗人金斯堡，眼球突出喷着火焰，如果能够把它的嚎叫翻译成语言，那绝对是世界上最愤怒的诗。村里有邪恶之人捕捉了她的孩子，这个得罪了神的村庄整夜缩在被窝里面像警察一样瑟瑟发抖。后来他们释放了小豹子，神才息怒。

分析

温泉与自然之神，在自然中，一切都是神明。作者开宗明义。

在云南，神绝不是虚无的，绝不是某种对着虚空祈祷的想象中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温泉。人们进入温泉，并不是要去清除污垢，而是体验神明的存在，多么奇妙的体验，大地上有这个，像最柔软的手臂环绕着你，像舌头舔着你的肌肤，永不停止，永不冷却，而它并不是手，不是舌头，也不是柔软，不是所谓的情欲，它只是水，却有着只有母亲女人和情人才有的动作。语言开始以后，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水是什么，某些化学公式？如果我们有过爱情的体验，用柔情命名温泉也许更为合适，所以有个词叫柔情似水，但这个水绝不是冰水也不是自来水、开水，而是温泉，过去的大地之上没有干净这种概念，文明的干净一词是相对于大地的，大地是带来污秽的东西，藏污纳垢，泥巴，要洗掉。“土得掉渣”，在普通话里面，不仅有不开化、文盲之类的意思，也是脏的意思，它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与大地距离最近的人们。土著人进入温泉，不是要洗干净，而是体验神明，干净之人还没有来到他们的世界，使用化妆品和肥皂的人是后来随着普通话进入云南的。就是在今天，云南某些遥远的角落依然生活着某些所谓“不干净”的人们，他们从生下来就没有洗过澡，也不刷牙。我记得在哥布家的时候，早晨起来刷牙，村庄的哈尼孩子一排地蹲在我旁边看着我，他们牙齿洁白，从未刷过，他们以为我是一个病人。我满嘴泡沫，流出鲜血，他们吓得跑开了。哥布家的温泉在一处山坡上，像大地的一只乳头，忽然流出泉水来，土著们在那里冲洗身体，一千年也没有想到要把它改造成浴室。那温泉下面有一个土坑，孩子顺着温泉流下去滚到坑里，他们把这个温泉当作一个玩具。哥布家的床铺上有一万个土跳蚤，我作为一个血肉之躯才睡上去就被它们欢呼雀跃地攻克了。我浑身是红色的铆钉，奇痒难耐，只有去温泉洗澡，我周身涂上肥皂，孩子们围着我，哈哈大笑，有一个笑得滚下坡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谁这样站在温泉里，身上涂抹着奇怪的泡沫。那温泉有强烈的硫磺味道，洗澡之后，我身上的红疙瘩就逐渐消退了。其实村庄早就知道这个秘密，他们把温泉看作神灵。诗人哥布那个夜晚站在星空下赤身裸体，让温润的水流经过他的身体，温泉是一条神灵的舌头，他是在与神说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夜晚令他成为诗人，但我知道那是在他学会汉语之前。哥布，12岁的时候去县城的学校学习汉语，学会了在公共浴室洗澡，他第一次发现他很不卫生，是个脏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皮肤是暗褐色的。不仅仅是教材和考试的卷子，这个世界暴力无所不在，包括肥皂和香水。它们使原始的世界在标准面前自惭形秽。哥布终其一生也洗不干净了，他的皮肤由于在南方的烈日下毫无遮挡地日复一日地晒，从不使用任何护肤液，永远地黑掉了。不是，他祖先就是黑色的，与太阳和南方无关，那些黑色的精子是上帝造物的秘方之一。文明规定标准化的皮肤，最正确的颜色是欧洲人的颜色，一切的化妆广告、电视节目都这么宣传，因此土著人一旦进入文明世界，无不感到自卑，这种自卑依据皮肤的深浅有所增强或者减弱。在云南，暗中自豪的是从北方南下的内地人士，他们在肤色、普通话方面都有某种天然的沾沾自喜，他们怜惜地看看正在苦苦学习汉语的黑诗人哥布，经常会突然说一句，你怎么那么黑啊。他们带来了卫生的思想，把温泉改造成浴室和澡盆。他们表面上使温泉现代化了，其实是把它归类为一种药物，云南许多有温泉的地方被改造成疗养院。我是汉族，在少数民族的南方出生，一到夏天，皮肤就黑掉，冬天又白起来，我的皮肤像是驻扎着一群春去东来的候鸟。我经常在夏天被文化人质问，你是不是少数民族，我回答不是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总是掠过一点失望。我永远无法像哥布那样黑得纯正，黑得朴素，黑得自然，黑得永不褪色，哥布的肤色距离非洲的黑夜还非常遥远，那是黑暗将临之前的土地。

分析

自然是无所谓干净和肮脏的，自然就是无污无垢。温泉与诗歌有天然的亲近关系，但这一切都被外在文明所逼迫，包括诗人哥布的黑皮肤。作者从边陲之地想到文化中央主义，想到皮肤的“正确性”问题，从而产生了和自然一起被现代文明排斥、侵凌的体会。

有一日我在巴黎的地铁里见到一个黑人，那黑得叫作高贵，那黑得没有一丝白色的杂质，像是用最上等的黑丝绸织出来的。黑色总是与深沉、悲哀、诚实、单纯之类的品质有关，黑色精致典雅起来，那是最高贵的，最高贵的金子放射的是黑色的光芒。黑色的终结，但他一看就是个穷人，因为他没有温泉，没有那种一拧开龙头就流出热水的浴缸。世界已经造成这种普遍的意识，看到黑人，你绝对不会立即联想到富翁、国王、大学教授，你想到的是乌干达的饥荒，多么可怕的谎言！云南也一样，世界关于云南的想象决不是工业、豪华、财富、浴缸、标准答案这些东西，而是神奇和落后！神奇是落后的，神奇永远不是时髦。神奇来自最古老的世界。人们其实对“神奇”不以为然，因为神奇是落后的，所以他们把本地一切神奇都改造成现代化的大众浴室，并以浴室为标准，改造一切温泉，改造那些温泉的神奇之处。就像他们一直企图用美容工业来改造黑人，改造第三世界的扁平胸脯。哥布假期回家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起这些事情，他依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在故乡的温泉里，让神的舌头舔他的身体。他父亲因为哥布对外面的事情缄口不言就以为汉人的世界与哈尼族的世界是一样的。有一年，哥布的父亲跟着儿子来到昆明，到我家找我，我问他对昆明是什么印象，他用哈尼语告诉哥布，哥布再告诉我，他父亲说，这是一个鬼盖的地方。后来，哥布的父亲走进我的浴室，用手摸摸白色的浴缸，他问这是干什么用的，我说，这是温泉。

分析

被人类文明改造过的世界不再是自然世界。

裸体的女人在世间难得遇见，但在云南的山冈中，借着温泉，裸体经常会突然地、正大光明地冒出来，你突然看见几个土著人在热气蒸腾中裸体而歌，恍如来到伊甸园。文明今天非常忌讳裸体，似乎裸体只是与生殖和下流的情欲有关。人们为了裸体要付出与法律对抗的代价。温泉使裸体成为除了生殖之外另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温泉里，不裸体要干什么呢？而它又不事关交媾，温泉令凡夫俗子上升了一层，成为裸体的神。在云南，某些地区简直就是巨大的浴盆。云南怒江有一个地方一年要举行一次澡堂会，当地人一年中只在那一日沐浴，这肯定不是为了卫生。这是一个节日，进入温泉是一种仪式，沐浴是一个洗礼，人们与神灵的联系不是《周易》上的抽象字眼，而是亲身体验，他们一定知道那水与神的关系，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只是在进入温泉的时候体验着着力于周身的神奇。怒江边的这个沐浴仪式已经延续了400多年，每年正月初二开始，傈僳人就走出山林，牵着马匹，驮着食物、拎着酒瓶，哼着山歌，狗跑在前面，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怒江边。怒江是一条冰凉的江，但它的某些部分却热流滚滚，仿佛这河流含着的是热泪。这里才是怒江的心，那些地带温泉成群，清澈碧绿如宝石排列于怒江之岸。走近了，那是一口口热汤滚滚的锅，人们在泉畔住下来，一住就是几天。如果仅仅是来洗澡，褪去鏖糟［52］抹抹肥皂就可以离开，但他们并不离开，而是在这里一连几日地唱歌，跳舞，玩耍，多次出入温泉，成双成对地相视一笑眨眨眼睛消失于夜晚。温泉令人们成为歌手、情人、朋友、诗人、艺术家和巫师。神秘的事情经常出现，开始的神秘是有些较烫的水可以把鸡蛋煮熟，由此开始，后来的事情就更神秘了，傈僳族在某些节日中可以光着脚板爬刀刃绑成的楼梯或者在火堆上跳舞。许多人在进入温泉之前还是哑巴，当他一跃而起的时候，却唱起歌来。在俄罗斯他们是茨冈人，在西班牙他们可能是吉卜赛人，在六十年代他们看起来像是“垮掉的一代”的某个部落，或者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排除了思想、观念、暴力、疯狂、淫乱的圣洁部分。在高更的作品中，它就是那个大溪地，但人们并不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在这里，这里就是开始和结束。这个圣洁的群浴仪式像是20世纪时髦的先锋派生活的一个源头，但它并不是先锋派，它只是云南怒江地区的日常生活，400年来一直如此。与云南的澡堂会比起来，先锋派的天体展览太做作了，希腊式的健美被视为天体的唯一标准，为另一个希特勒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要知道，云南怒江的温泉仪式的基本部分在过去的400年中，一直是裸体的、一丝不挂的。裸体就是裸体，没有任何标准。温泉就是温泉，温泉的存在就是裸体的自由天堂。只是在大众浴室普及之后，它才穿起汗衫汗裤，如今你可以看到的是，昔日那些丰满的山林女神，屈原诗歌中描写的山鬼戴着尼龙乳罩，一边搓着鏖糟一边惊惶四顾，担心着哪个摄影鬼子伸出头来，咔嚓！多么理直气壮，他们以为扛着个相机就有资格拍下一切。就像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兵，对着越南丛林举起卡宾枪。有些旅行社的广告如此招徕，怒江激情旅游，其项目之一是，凌晨四点起床出发，“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们洗澡”。这些把自己的浴室作为隐私深藏于室内的内地游客，把看别人洗澡作为娱乐项目之一，而且深为遗憾那些土著为什么不完全脱光。有个摄影家因为偷拍沐浴场面而获得世界摄影的大奖，他功成名就，得以调离那个穷乡僻壤的肮脏澡盆，实现了暗藏在镜头后面的人生理想，在夜深人静时，放一盆水温适当的自来水在他的白色搪瓷的温泉里，静静地泡半个小时，他当然不希望有人“咔嚓”。

［52］ 音：áo zāo

分析

自然与文明的冲突。400年来傈僳人自然而然地与怒江融为一体，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既不是先锋派的天体浴，也不是古希腊的健美展示，而只是自然。但这种自然，被带着镜头的人破坏了。

我小时候不知道温泉是大地的产物。我以为那只是郊区的澡堂子而已。昆明附近最著名的温泉是安宁县的温泉，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的温泉，没有多少印象，这个温泉距离行政中心最近，也是云南最早被标准化的温泉。青少年时期，我对保养身体什么的不感兴趣，只觉得那就是一个气味难闻的大众浴室。但温泉附近的山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有个春天，我工作的工厂派我们到那里去干活，焊接一些东西。工作完毕，我们去山上漫步，成千上万的野山茶花自由地盛开着，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茶花女。下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怀中都燃烧着一把鲜花。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中的那种激情也在我们心里涌动，同去的女工里面有几个正在含苞欲放，脸蛋发红，声音响亮，眼睛发射着神秘莫测的光芒。她们举着鲜花沿着山坡奔跑，为发现巨大的花丛而尖叫起来。后来我们坐下来唱歌，唱70年代的革命歌曲，歌词是革命内容的，但歌声传递的却是内心对革命而言可谓反动的激情。我身体中有一个滚烫的温泉在寻找出口，渴望着与少女们中的一人分享，但我只是让它在我肉体的岩穴之间慢慢地冷却，非常痛苦，那是70年代，我的一生还没有开始，我还有大事要做，那时候我是一个傻子，我不认为身体上的事情是大事，我拒绝为我青春的温泉找一个出口。这个春天位于一个温泉，可惜那温泉被关在光线阴暗的水泥密室内，分成“男部”“女部”。如果这个温泉像古代那样，敞开在大地上，为春天的阳光照耀，鲜花簇拥着，我的生命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我对温泉没有什么感觉，洗澡的地方，就是这样。那年在德宏州教育学院教电大的语文课，学生陈立永有一天带我去温泉洗澡，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过甘蔗地、傣族人的寨子和溪流，一路听着鸡叫、鸟鸣、狗咬，白鹭害羞地站在田坝里，像是偷吃了庄稼不好意思似的。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地区，温泉出现的时候还是令我失望，一所水泥房子盖着它，热气从几个窗子里冒出来。所谓温泉，就是一个水泥池子，人们把温泉理解为就是里面含着某些矿物质的药，能够治疗是它唯一的用处。德宏地处亚热带，天气酷热，在闷热的水泥房子里洗温泉，进去的时候一身是汗，出来还是一身的热汗。我闷闷不乐，身上散发着馊味，并没有由于矿物质什么之类的熏陶而心旷神怡。低头原路返回的时候，忽然瞥见浴室不远处的甘蔗地边上有一个水坑，里面泡着许多皮肤被落日照得金光闪闪的傣族女人。就往那边走，走得稍近些，够看，就站住了，女人们远远地笑起来，说，过来嘛过来嘛，一起洗喽，热水呢。我这才悟道，这才是原本的温泉。水坑边放着一溜五颜六色的拖鞋。坑里水是黄色的泥巴水，微微冒着热气，女人们泡在水里，黑发像睡莲般一朵朵散开，有人歪着头梳理头发，有人仰头看着天空的白云，有人把手在水下面摸来摸去，有人在往另一个女人的肩膀上浇水，就像一群美丽的河马。一个个丰腻的肩膀露在夕阳下，这些肩膀是亚热带的产物，古铜色，结实而富有弹性，乳房在温泉女神的保护下时隐时现，水声和人声混在一起，这场景就像高更画过的塔希提岛。我有些情意迷乱，赶紧走开了。

分析

作者在这里区分了两种温泉，一种是自然的温泉，包括人也自然；一种是人为的澡堂子，人也不自然。

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以为温泉就是医院的一种高级形式。我觉悟到它与某个蒸汽腾腾的神灵的关系，是我从大学毕业以后。某年的春天，我全身赤裸，躺在云南高黎贡山中的一处温泉里，脚掌放在沙上，感觉到热流从大地的一个个毛孔里冒出来，那真是神奇的经验，一股股小钻头那样的热流冲击着脚掌，大地是皮肤那样的东西，它活着，血管通到它的深处，它的血是透明的。我一边接受着它的抚摩，一边想象着大地的内部，一个巨大的温暖的胎盘。我感觉自己飘到了某个边缘，身体就要化解，灵魂升入天堂。这个温泉暗藏在公路不通的森林中，我们在晴朗的冬天的下午穿过阴暗的植物隧道，腐叶和昨夜集聚起来的新落叶在路上铺了一层垫子。高起来的地方是石头，覆盖着苔藓。鸟在高处神出鬼没地做窝喂孩子什么的，从一个枝蹦到另一个枝上，踩着树叶，滑一下，脚爪腾空挣扎，扇着翅膀稳住身子。松鼠坐着，张望食物所在，瞅准了，一跃而去。许多老树断下来，横在路上，时时要跨过去。道路非常模糊，如果不是当地人带路，外地人是找不到的。走约莫一小时，忽然出现了一片林间空地，群山伸出一掌，一潭碧色的温泉被它捧着。一行人，就欢呼起来，个个脱得一丝不挂，好像挂一丝都是对神明的亵渎。泉水的温度恰到好处，只是脚掌下冒泡的地方比较烫些。水塘是多年冲刷自然形成的，潭底是石子和泥巴，动得厉害，水就浑起来，稍静，又澄明了。许多古藤子垂在水边，蓝天中漂着白云，那是另一个温泉，树林深处偶尔飘出花的气味，从来没有闻过，一阵微醉般的晕眩，把世界给忘了。当地人说，猴子也来这里面洗澡，有时候，人在里面泡，猴子蹲在树上看呢。当地人说，有一年，还来过两个外国人，男女两个，黄头发，男人是大胡子，女人是长头发，一到这里，马上脱光跳下去，就不动了，好半天，以为昏过去了，却看见光着屁股爬出来，石头戳脚都不管，钻进树林里去，都不顾我们啦。欧洲已经没有这样的温泉，那两个幸运，在云南当了一回亚当、夏娃，够他们回到浴室里去回味一生的。到夜晚，那温泉依然敞开在星空下，麂子、马鹿、猴子、老熊、豹子、山狐狸偶尔都会进去泡一泡，温泉是属于大家的，在大地上，大家不只是人类。我的散文有时候会虚构，但这个温泉不是虚构的，也不是回忆中产生的错觉，我确实去过，云南过去时代的温泉全是这样。但我不会告诉你们它在哪里，以免你们杀害它，用它的尸体建造浴室，藏污纳垢。

分析

作者写一个隐藏在深山内部的温泉，一个自然自在的世界。在这里，“温泉是属于大家的，在大地上，大家不只是人类。”

另一处温泉我可以告诉你们。从昆明向西，越过金沙江向小凉山方向，在丽江地区和玉龙雪山的后面，经过泸沽湖和狮子山，经过摩梭人的村庄，当最低等级的国家公路消失之后，还要顺着土路走很久，这条土路的尽头是一个温泉。那年我是和一群云南作家前往泸沽湖地区进行采风活动的，汽车从天亮开到天黑，坐得人心灰意懒。有个作家的笔名叫黎泉，很好的名字，听不出是本名还是笔名，我以为是黎明之泉的意思。黎泉解释道，这个名字是因为崇拜铁人王进喜，黎，本来是黧，石油不是黑的么。黎泉，就是黑色的石油如泉涌出。我们抵达泸沽湖边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那时候还没修建水泥公路，道路是沙石的，一路上时时有在暴风雨之夜倒下的大树横在路中间，汽车轮子经常悬空于原始森林的峡谷边沿，表演杂技。我们的汽车恐怕还是进入这个地区的可以记录的车辆之一，后来水泥路修通后，就无法记录了。千辛万苦之后，惊魂稍定，终于下到地面上。泸沽湖黑茫茫的，如黧黑的石油。晚餐是从里面刚刚打上来的鱼，摩梭人只是用湖水随便煮煮，就用铜脸盆盛上来了，那个鲜美哇！那滋味已经进入我的生命，我无法回忆了，鲜美什么的形容完全是庸俗。那时候当地没有旅馆，我们被带进生产队的一间大房子横七竖八地合衣睡下，闻着地板上的松脂味酣然睡去。那是我平生睡得最深的觉之一，我梦见我自己变成鱼，在群山之间漂浮。黎明，我走到湖边，大叫一声，是发自灵魂的惨叫，我看见了一个天堂。我过去经验过的世界风景与这个天堂比起来，可以说都是地狱的郊区了。用蓝色、蔚蓝、碧蓝说这个湖的颜色是无效的，我曾经说它是高原群山忽然睁开的一只眼。二十年过去，我还是只能这么说。我被这湖、这湖畔的村庄、那土地、那黑芝麻般洒在大地上的山羊和摩梭民族迷惑。这民族的生活，完全是天堂式的。白天劳动、播种或收获，打渔。一年中有无数的歌舞活动、节日。夜晚走婚，男女根据爱情的指引，自由地与心爱的人约会，男人只管干活和做爱，孩子由女性为主的大家庭集体抚养，永远没有婚姻生活必然的麻木、无聊和约束。我曾经看过一张过去时代村庄中最美丽的女人晚年的照片，她因为美丽而结交太多的男子而患梅毒，鼻子塌陷，但她的样子那么安详尊严，就像女神之一。比起人类普遍的婚姻方式来，泸沽湖地区的婚姻方式真是前卫，但它也是最古老的。阿注婚姻被邪念的汉人仅仅从滥交方面去理解，真是侮辱了这些神灵之子啊，他们完全不知道，阿注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与大众浴室附近按摩室的性交易完全不同，天上地下。一生也没有交到一次阿注的摩梭人在泸沽湖有的是。我计划着在此地漫游几日，湖畔有世界最美丽的漫游之地，湖水、独木舟、岛屿、土路、舒缓的山冈，森林之冠正在秋天中升起黄金的光辉，摩梭村庄的矮土墙后面，马匹露出头来，善良地看着我。有一家人要请我去他们家晚餐……我忽然听到，那些睡眼惺忪的作家们在集合上车，我的天，他们要回城洗澡去了！所谓决裂并不像某些作家的文学宣言那么悲壮，不过是拒绝登上一辆日本进口大巴车罢了（听说日本也是一个温泉之国。我看过川端康成的小说，似乎表现的是温泉的色情形式）。也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就是对生命的感受不同罢了，我的天堂，对他们永远只是一个待两小时就可以离去的公园。我独自一人弃车而去，我完全没有考虑回去的事情，似乎此地除了我们乘坐的这个有着20个玻璃眼睛的怪物以外没有另一辆汽车。我被当作不顾集体、浪漫狂妄的自由主义分子抛弃了，大巴士掉头回去，开了一截，又停下，跳下来两个诗人，是大理州的朱洪东和刘克。我们像傻子般哈哈大笑，汽车消失了，黄土的乡村土路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就像三个中世纪的茨冈人。我们顺着土路向泸沽湖的后面走去。地老天荒，在车上的时候，以为已经来到世界的尽头，一切都消失了，汽车、公路、警察、单位、霓虹灯、围墙、烟囱、纸张……但当你在这土地上开始漫游，另一个世界悄然出现：马匹、木犁、喇嘛寺、土筑的村庄、大树、牛靠着墙、孩子们在我们出现的时候结束游戏，默默地注视我们，然后跟在我们后面跑起来。土，但并不掉渣，一切都结实得足以抵抗最可怕的暴风雨。那时候泸沽湖地区还保持着古代的生活基本样式，不含丝毫的塑料、农药，安全、充实、缓慢、宁静，安详而知足，庄稼产量不高，但足以令人们保持内心的平静，虔诚地向神献上白色的哈达。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将有一架牛B哄哄的电视机携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图像、尺子、指标前来宣布他们自古以来的自然生活为落后、无效，判处死刑。从此他们将永远陷入对故乡世界的严重自卑中，他们的日子将变成对故乡世界的永不停止的逃亡。我们像入侵者那样惊动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一些正在干活的人停下来，注视我们。这种无害的入侵在未来将变成汽车或者火车撕裂般地扬尘而过。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泸沽湖地区行政中心永宁。唯一有砖房的地方，其中一排青色的砖房居然是一家国营旅店。现代的触须显然已经进入泸沽湖地区，现代主义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它首先由行政机构开始。但那触须还是试探性的，毁灭性的打击还没有到来，猪们大摇大摆地在行政机关的门前拉屎。喝醉酒的汉子当街而卧。疯人唱着乱七八糟的歌昂首而过。小卖部的门前躺着五六个大狗。

分析

作者写20年前的泸沽湖，那时这里还没有被外界大规模地“入侵”，从而保持着长久而悠闲的生活以及生活形态。在这篇散文里，你可以看到作者的态度很像“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他们都对现代文明对自然的进攻和毁灭，感到伤心。

现代在这个地区就像乡村医院的一个注射器。第二天，朱洪东发起了高烧，我们立即想到的是去医院，谢天谢地，这里有一家医院，我们根据指点，走过畜粪狼藉的泥泞之地，绕过一群大树，在乌鸦的胯下进入一个没有大门的院子，那里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村庄的某个部分，鸡列成一排跳着啄食之舞，狗站起来，没有叫。有一个房间。我们进去看见里面有简单的医疗设备，医务室的样子，但一切都是发黄的。一些装针水的纸盒胡乱地扔在一个架子上。没有人，又出去叫，医生！医生！在村庄的某处出来一个浑身是土的男子，很热情，他说这个医院就他一个医生，没事情的时候就在地里干活，他种着些土豆什么的，还有一匹马。这里的病人很少，大家几乎不生病。他说，他决定为朱洪东注射一针链霉素。他打开一个盒子，我们立即看见那里面有一小堆生锈的针头，他拣出锈迹斑斑的一只，拧到颜色不透明的玻璃针管上，朱洪东安静地接受了注射。凭经验，他根本无法信任那个针头，但我们无法不信任这个乡村医生，他的诚实明白无蔽地呈现在他的一切动作中，这种诚实令人相信那个针头绝对是安全的。朱安然无恙，很快退烧。当我们到达温泉的时候，他已经昂首高歌了。从永宁走到那个温泉还有十多公里。就像一处神迹，当地人都知道那个温泉。条条道路不是通罗马，而是通向温泉，那里是一个圣地，当地人没有圣地这个说法，我从他们说起温泉的口气中，听出来那是在说一个神。我们在早晨穿过大地向那个温泉走去，那是秋天之末，田里的稻子刚刚收割，稻根还留着，大地上站着一群一群的乌鸦，羽毛钢硬，像是刚刚从中世纪的黑铁上切削下来的骑士。我们离开乡村土路，在田野上走，大声呼喊着，我们边走边把乌鸦一片一片地惊飞起来，它们黑压压地飞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们身上长出了披风。

分析

一个在最原始的地区使用现代针筒的医生，他用锈迹斑斑的针头和不透明的针管，治好了高烧。这也是作者笔下一个比较奇特的故事。

我们在中午走到了温泉，那是两个露天的热水塘。过去云南无数的温泉都叫作热水塘，温泉这个叫法是后来出现的。温泉在摩梭话里面叫作“窝坷”，窝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动作，坷是洞洞的意思。这个温泉在八十年代以前是男女同浴的，后来行政文件命令把一个水塘分成男女两个。两个水流相通的热水塘中间隔着一堵矮的土墙，男的在一边，女的在另一边，但只要站起来，彼此是看得见的。天空湛蓝，大地不动，那温泉像一对乳房，敞开着。我们脱衣入水，隔壁已经有几个女子。我们进去的时候，她们咯咯地笑，肥厚的肩膀和乳房在墙边晃着。我们穿着短裤泡在水里，心潮起伏，血液向下汇集。后来她们开始唱歌，我们也唱歌。她们唱的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歌声像是一群群荷花在泉水上漂，非常动听，我们也唱起歌来，朱洪东是个男高音，他的歌声很有魅力，她们安静了，听着，水哗啦响两声，听得出是一只手在往身上浇水。后来都不唱了，泉眼在她们那边，水流到我们这边再顺着土地流走，温泉只是在流出地面那时候是热的，之后就慢慢冷却，重返大地。在云南的大河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个山凹里出来一股泉水，它们一开始的时候，完全可能是热的。那一日，我体会到孔子的“温故而知新”的另一个意思，温泉是故，我的身体在它的浸泡中重新被感觉到，每次洗罢温泉，我总是有周身焕然一新的感觉。世事碌碌，令我们在各种标准、理念、习惯中麻木，戴着各种面具，完全忘记了身体的存在，我们一生中干了多少对得起路线、立场、主义、面子而令身体受难的事情啊，为了升华，身体永远被禁锢在电梯间的小铁笼中，我们像教堂里的偶像那样永远被绑在十字架上。温泉令身体解放！女人们开始穿衣服，说摩梭话，我们听不来。她们的话随着温泉流走，在远处又变成了歌声，朱洪东昨天打了一针，今天泡了温泉，身体放松了，感冒就完全好了。这个温泉平常来的人不多，也没有人管理，夜晚就敞开在星空底下，在里面沐浴过的生物肯定不只是人。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些摩梭姑娘那一日唱的是什么歌，我对那一阵吹过我的生命之风的记忆已经散失了。

分析

一个自然的泡温泉记忆，但这样的记忆已经被文明的进入渐渐消除了。

最近我在大理遇见了老朋友尹明举，他一生的业余活动就是收集云南各民族的歌谣。20年前他是大理州的文化局长，20年后，他的头发已经积雪如苍山一峰，老人默默地递给我一本小册子，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收集的滇西北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如今已经在黑暗中隐匿了，它们在卡拉ＯＫ和电视机面前感到自卑，自动沉默。这些黑暗的歌子中的一首唱道：“美好啊，你们是高高的雪山，一个坡的那边。美好啊，我们是雪山上的狮子，一个坡的这边。一个山坡的这边和那边，去年就盼望着见面，今年幸运地相见了，我们要一起跳舞，我们要一起唱歌。” 我忽然觉得，就是那些摩梭女儿从前唱过的。

云南最著名的温泉在腾冲。温泉往往就是经岩浆增热以后涌出的。腾冲多火山，所以也多温泉。在此地，无数的温泉被以“澡堂”“滚锅”命名。“澡堂坡”“105澡堂”“胆扎澡堂”“蚂蚁窝澡堂”“魁甸澡堂”“仙人澡堂”“中寨澡堂”“坝竹澡堂”“盈河澡堂寨”……徐霞客曾描述过他对腾冲的感受，“如有炉橐［53］鼓风煽焰于下”。据资料说，在腾冲5693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共有58个水热活动区，平均100平方公里一个。云南的水热活动区居全国之冠，又以腾冲为首。在58个水热活动区中，水温高于45℃的热泉区有24个。热海是腾冲最著名的温泉区，距县城11公里，面积10平方公里，海拔1460米。据1790年成书的《腾越州志》记载，“热水塘温泉在阿辛，其出水甚异。坞中本有小水自峡而来，为冷泉。小水左右，泉孔随地而喷，其大如管，作鼓沸状，滔滔有声，跃出水面二三寸，其热如沸。……土人就其下流凿一圆池而露浴之……”清末腾冲廩［54］生尹家令说“热海在……半个山疙瘩山下凹中，巨石四围成海，沸水注之，昼夜涛翻，时刻震响。如巨火丛烧于地下……离热海三丈余，有巨墩似甑［55］。甑遍生小隙，常热气氤氲［56］，如在釜［57］中，……甑内蒸饭蒸肉皆可熟透”。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处，早期温泉的浴者是土著，他们沐浴时是完全赤露的，到19世纪，温泉与卫生的关系更密切，已经被视为天然的医院了。“热水自海流出分为二沟，一为男浴池，一为女浴池……每年冬春之际，凡疾病疮癞医之不能治者，往浴无不愈……拥挤之时，恒有三五百人。地有寄宿庐舍。由一人收取浴人房金……”这是清末。再过100年，事情又如何呢？我去这个温泉是1999年。老林约我去的。白天我们去看火山，发现其中一座已经被开膛破肚，修了豪华的水泥阶梯直达火山顶，走上去的时候犹如走在一个巨大的陵墓。到了山顶，非常空虚，火山的顶与平常的山顶没什么不同，野草，碎石，就是一个山顶，火山的神秘感完全被破坏了。幸好其他几座还完好如初，像金字塔般地散落在平原上。看了徐霞客的文字，我感觉热海温泉不是一般的小温泉，心里害怕着那个大滚锅。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汽车穿过一个度假区之类的地方，途中我看到了霓虹灯、宾馆大楼、卡拉OK歌厅和欧式的每天要用锄草机剃头的草坪。徐霞客描写的地方杳［58］无踪迹，我当然不会幼稚到希望这地方与300年前一模一样，但这地方完全无法令人想到徐霞客。刚进总台，就有服务员来说，你们的房间已经预备好了，还一头雾水，已经不由分说，把我们领到一个标准间里去，只言片语听出，她们把我们当成了“组织部新来的”了。老林懒得解释，他住这里，也是打个电话的事情，也就省了电话和人情。服务员热情地告诉我们，这里的温泉水是直接通过水管引到了房间里。我看了看那个温泉，搪瓷的，两个水龙头余沥未尽，已经在盆底上形成了一圈锈迹。盆边摆着沐浴露、洗发露，上面挂着有些可疑斑块的白毛巾，某种就要被传染得病的念头油然而起，心里不快，打发服务员赶紧走，别啰唆。老林是个急性人，放下东西就要去“自然的那个温泉”泡，他说外面还有一个露天的，我满脑子还是徐霞客描述的那个大滚锅，害怕，不想去。老林坚持要去，好吧。我们走出宾馆，出门的时候，被某种崭新贼亮的东西滑了一下。顺着一个指示牌去那个叫作热海的地方，有些路灯，走了一阵，瓷砖路到边了，开始土路，这使我感到那热腾腾的野兽就在附近了，身上热起来，心里发毛，脚踏实了许多，但还是担心着踩空了滚进大滚锅去。但走了几米，水泥阶梯又出现了，原来刚才那段土路只是宾馆装修工的最后一小段。我们顺着楼梯向下走去，感觉是走向一个巨大的坑的底部。到了坑底，暗绿色灯光出现，房子出现，瓷砖出现，卫生间出现了，卖游泳衣和救生圈的小卖部出现，关系暧昧的红男绿女出现，门票价格表出现，有干蒸的价格、按摩的价格、游泳的价格……我们买票，进入了一个温泉游泳池，我闻见某种大众浴室特有的混杂着尿骚味、人体气味、洗发液的集体主义味道。这种温泉游泳池我家附近就有一个，我因为经常去里面游泳，很熟悉。这一个是个椭圆形的，因为从前的大滚锅是椭圆的，无法改变大地的形状，只好随物赋形。腾冲以温泉著名，徐霞客看见，秋毫不动，用充满诗意的文言文记载了它，为天地立心，使它为世所知，获得不朽。我们从徐霞客美妙的文字出发，进入大地，颠簸800公里，最后到了一个大众游泳池。

［53］ 音：tuó。

［54］ 音：lǐn。

［55］ 音：zèng，古代炊具。

［56］ 音： yūn，烟气弥漫。

［57］ 音：fǔ，古代炊具。

［58］ 音：yǎo。

分析

作者在这里强化了现代文明对传统自然的侵害和破坏。这段对腾冲温泉过去资料的印证和现在亲身经历的描写，对比极其强烈。我们已经很习惯的这种“大众泳池”，被他写了之后，让你读来觉得确实混乱、肮脏不堪。

这种事情在云南如火如荼，今天人们一发现温泉，马上推土机、水管、浴缸就跟着来了。神如果再次到云南大地漫游，它看见的是三万只浴缸。2001年我再去永宁，发现窝坷已经被建造成一个室内的瓷砖浴室。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大众浴室了。从前的热水塘现在要收十元的门票。浴室是全球标准，收费是地方标准。当地人没有养成清洁温泉的习惯，温泉怎么清洁呢？流水自然来，自然去，从来没有留下什么污垢，只有明月清风，“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59］。现在用瓷砖祭起来，当地人不知道每天要用洗洁精清洗，或者用过，嫌气味难闻，或者从未闻过洗洁精味的“摩梭女生”打开一个塑料瓶，立即被毒得昏倒，就再也不用了。而且温泉几百年也就是这样流的，谁洗它呢，只有它洗我们呢，就不洗了，因此那瓷砖上糊着巨厚发黑的鏖糟，尿骚味，阴暗、潮湿、滑腻，可怕如地狱，比标准的浴室更糟糕。我进去一看，马上捂着鼻子退了出来，这个遥远的浴室令我做了一个我在泸沽湖地区从未有过的动作，掩鼻而过，一个文明人的动作。

［59］ 唐朝诗人常建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分析

文明对自然的糟蹋，三万个温泉变成了三万只浴缸。而且，自然的温泉不再有自我洁净功能，人类的肮脏开始对自然形成一种破坏。自然主义者的态度，是让人与人类文明退出自然。

比利时有个作家叫作图森，他的著名小说集叫作《浴室 先生 照相机》。中国有些年轻作家对他趋之若鹜［60］，他的小说在16页上写道：“10.我坐在浴缸的边缘，向爱德蒙松解释道。在27岁（马上就要29岁）的年纪上，整天封闭在浴缸里的生活大概是不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抚摸着浴缸上的搪瓷说，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的生活的风险，目的是，我没有把话说完。11.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

［60］音：wù，野鸭。

我相信他就是在云南高黎贡山某地森林里出现的两个外国游客之一。这个小说的中国翻译者评论说：“这使我们联想起法国上一代现代主义作家萨特的《恶心》和加缪《局外人》里的主角，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参与、对当今世界的不附和，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从本体上的异化，是否表达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以及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他显然认定这小说表现的是一个要办护照和签证才能进入的遥远世界里的事情。而这本书的编者则说：“能从图森这里看到新小说的一种新的发展，享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叙事作品中前所未有的静止效果，的确很受感动。”他的口气很像一位刚刚进入浴缸设计公司的向往和憧憬着新浴室的见习生，他大约是躺在浴缸里用手提电脑写的这些话，喏，就是这个样子：“我躺着，浑身放松，双目闭拢，我想到那位身穿白衣的女人，想到甜品，还想到香草冰激凌，上面浇着一道滚烫的巧克力，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着这些点心，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我并非贪吃的人），我在这种混合物中见到一种完美。”［61］

［61］《浴室 先生 照相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14页。

我是1985年的秋天到达泸沽湖后面的窝坷的。同年，图森的小说《浴室》在巴黎拉丁区由午夜出版社出版。11年后，这本书在中国出版。

分析

突然谈到比利时作家菲利普·图森，以及他那部著名的小说集《浴室 先生 照相机》。一篇紧凑的散文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闲笔”？我觉得很难。但在《温泉》这样近15000字的长篇散文里，出现这样的“闲笔”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菲利普·图森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种对现代人类文明的自然排斥，也许本文作者在菲利普·图森身上找到了同感。

不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和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散文里是核心。于坚这篇散文集中体现他的自然主义的态度，站在自然的角度反观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他发现了很多特别的问题。这些问题，从自然主义角度来看，根本不是问题，很多问题都是现代人类文明创造出来的。在散文里，于坚用温泉和浴缸加以对比，来写自然和现代文明的反差。他几乎是全面地检讨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各种貌似合理的词语，并且对这样的文明态度，有了一种间离式的厌恶——设想一下，把全云南三万个温泉变成三万个浴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如果自然完全被现代文明所侵吞，又是什么景象？所有这些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欲望在驱动人类的前行？当地球的全部资源耗尽之后，人类现代文明如何有效地延续？

我们在中小学里学习，一般都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核心思想，并用“进步/落后”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区分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但近几十年来，从西方到东方，人们都在重新反思现代文明是不是真的如此正确，是不是真的都是“进步”？我们在拥有众多的高科技、众多的物质之后，真的就比那些自古生活在大山深处的自由民“进步”了吗？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自然的、温暖的泉坑好还是油腻腻的浴缸好？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全面反思现代人类文明，是当今全世界的潮流，也是人类的必要自省和自醒。

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的长篇小说《云图》被好莱坞王牌导演沃卓斯基姐弟与汤姆·提克威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末尾，同样反思了人类的困境：在高科技毁灭了人类文明之后，人们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

延伸阅读

《于坚大地随笔》《于坚人间随笔》《棕皮手记》《火车记》。

作家简介

李娟，女，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未受过任何专业文学训练， 1999年开始写作，曾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开设专栏，出版过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李娟的文字都来源于她的生活感悟：养鸡、卖杂货、做裁缝、种葵花、剪羊毛、去森林采木耳，以及哈萨克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

阅读提示

质朴自然的写作最难，更难的是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李娟在语言上是有天分的。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娟

我们用模模糊糊的哈萨克语和顾客做生意，顾客们也就模模糊糊地理解，反正最后生意总会做成的。不善于对方语言没关系，善于表达就可以了，若表达也不善于的话就一定得善于想象。而我一开始连想象也不会，卖出去一样东西真是难于爬蜀道——你得给他从货架这头指到那头：“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再从最下面一层指到最上面一层：“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折腾到最后，对方要买的也许只是一毛钱一匣的火柴。

分析

李娟的散文善于开头，确实而有趣。

在我看来，我妈总是自以为是地去处理种种交流问题，我敢肯定她在很多方面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可是，照她的那些错误的理解去做的事情，做到最后总能变成正确的。我也就不好多说些什么了。

也许只是我把她的理解给理解错了而已——她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她对她的理解的表达不太准确——当然，也许是准确的，只是不适用于我的理解，没法让我理解……呃，都把自己给绕糊涂了。我不是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如此复杂……这一切本来就很复杂嘛！大家却如此简单地活着，居然还一直过得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太奇怪了，实在太奇怪了。

分析

这一段“唠唠叨叨”的议论很随意，但定下了文章的调子。看似不太重要的段落，后面变得很有用了。

然后说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已经很晚了，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一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裹挟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于是我们就不理他了，继续干自己的活。他就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

“你们，要不要黄羊？”

“黄羊？”

——我们吃了一惊。

“对，活的黄羊。”

我们又吃了一惊。

我妈和建华就立刻开始讨论羊买回来后应该圈在什么地方。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

我大喊：“但是我们养黄羊做什么啊？”

“谁知道——先买回来再说。”

我妈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

“十块钱。”

——我们吃了第三惊。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的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也立刻支持：“对了！黄羊买回来后，我去到阿汗家要草料去——他家春天欠下的面粉钱一直没还……”

见我们一家人兴奋成这样，那个老实人满意极了，甚至很骄傲的样子。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并叮嘱道：“好孩子，你们以后要再有了黄羊嘛，还给我家拿来啊，无论有多少我都要啊！可不要去别人家啊……去也是白去，这种东西啊，除了我们谁都不会要的……”——虽然很丢人，但要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假假地交代两句的。

给了钱后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去了。

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子，怀里鼓鼓的，外套里裹着个东西。

“啊，是小黄羊呀。”

小孩把外套慢慢解开。

“啊，是白黄羊呀……”

…………

事情就这样：那个冬天的雪夜里，我们稀里糊涂用十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头就拉扯那么多有关理解误区之类的话。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分析

沟通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说得不清楚，一只令全家兴奋的“黄羊”，转眼变成了兔子。

不管怎么说，买都已经买回来了，我们还是挺喜欢这只兔子的——太漂亮了，不愧是十块钱买回来的！比那些三四块钱的兔子们大到哪儿去了，跟个羊羔似的。而且还是活的呢，别人买回来的一般都是冻得硬邦邦的。

再有，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谁家的兔子是蓝眼睛？

（但后来才知道所有的野兔子都是蓝眼睛，家兔才红眼睛……）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是听说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这样，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是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那些下套子的家伙实在太可恶了——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老实人几句。

我们有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就用它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我们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卖的爆米花偷去拿给它吃，还悄悄地对它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我在外面听见了，鼻子一酸，突然也觉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又觉得外婆也好可怜……天气总是那么冷，她只好整天穿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紧紧偎在火炉边，哪也不敢去。自从兔子来了以后，她才在商店和煤房之间走动走动。经常可以看到她在去的路上或回来的路上小心地扶着墙走，遍地冰雪。她有时候会捂着耳朵，有时候会袖着手。

冬天多么漫长。

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要这时有人说出“你们家兔子炒了够吃几顿几顿”此类的话来，我们一定恨他。

我们真的太喜欢这只兔子了，但又不敢把它放出去让它自由自在地玩。要是它不小心溜走的话，外面那么冷，又没有吃的，它也许会饿死的。要是被村子里的人逮住的话就更不妙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只有我们家才会好好地对它。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恶意啊，怎样才能让它明白呢？

分析

兔子的出现，让全家在冬天有了事情，似乎也因此有了暖意。从来不动的外婆，也开始在商店和煤房之间走动了。那只雪白的兔子，让家庭有了各种生气。但野兔对没有恶意的“我们”仍然保持警惕。这就是自然和人的关系之一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虽然外面还是那么冷，但冬天最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

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它怎样跑掉的呢，它能跑到哪里去呢？村子里到处都是雪，到处都是人和狗，它到哪里找吃的呢？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

后来又过去了很长时间，每天出门时，仍不忘往路边雪堆里四处瞧瞧。

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菜，希望它看到后能够回家。后来，竟然一直都没人把那块已经冻得邦邦硬的白菜收拾掉。

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它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如同它的突然消失一样，再从笼子里突然地冒出来。

分析

兔子突然不见了，这件事情写得很巧。即你不知道它从哪里跑掉的。

果然，有一天，它真的又重新出现在笼子里了……

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脱掉了棉衣，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的。窗户上蒙的毡子呀，塑料布呀什么的也都扯了下来，沉重的棉门帘也收起来卷在床底下。我们还把煤房好好地拾掇了一下，把塌下来的煤块重新码了码。

就在这时，我们才看到了兔子。

顺便说一下，煤房的那个铁笼子一直扣在暗处角落里的墙根处，定睛看一会儿才能瞧清楚里面的动静，要是有兔子的话，它雪白的皮毛一定会非常扎眼，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从笼子边过来过去了好几天，才慢慢注意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甚至不知是不是什么死掉的东西。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它浑身原本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我一向害怕死掉的东西，但还是斗胆伸手进去摸了一下——一把骨头，只差没散开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气。看上去这身体也丝毫没有因呼吸而起伏的迹象。我便更加害怕——比起死去的东西，这种将死未死的才更可怕，总觉得就在这样的时刻，它的灵魂最强烈、最怨恨似的。我飞奔跑掉了，告诉我妈后，她急忙跑来看——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

我远远地看着她小心地把那个东西——已经失踪了一个月的兔子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

至于她具体怎么救活这只雪兔的，我不清楚，因为实在不敢全程陪同，在旁边看着都发毛……实在不能忍受死亡。尤其是死在自己身边的东西，一定有自己的罪孽在里面……

不过好在后来我们的兔子还是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比之前还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在院子里高高兴兴地跳来跳去，追着我外婆要吃的。

分析

兔子神秘地失踪了那么久之后，竟然又神秘地出现了。这里充满着悬念，散文的悬念。

现在再来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到底是兔子嘛。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

它打的那个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他们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出去了……

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那时它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它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只在墙根处会蒙有一些冰霜）。它只好攀着栏栅，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嚼食滚落进笼子里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

分析

经过前面的铺垫，这个兔子突然变得神奇起来。如果没有之前的各种介绍，直接写兔子，写失踪和出现，那是很干巴的。但在这里，作者融入了自己家具体的生活场景，而让兔子成为其中一个角色。

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

我们生活得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回到自然万物的背景中

写动物的散文是很多的，古今中外都多。而且，以动物为主角小说，就更是引人入胜的大类了。但小说里的动物，都是有人性的，会说人话的；而散文里的动物，自然而然地跟人隔着一层。最大的隔膜是什么？可能是语言。作者在文章末尾说：“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那些万物起码是不用我们人类的方式来沟通的，更何况，我们人类，也常常沟通不善。大的导致战争，小的导致黄羊变雪兔。而彼此理解就更困难了。

我们常常读到一些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理解。其中最多的是写狗，狗的忠心，狗的机智。如美国电影《忠犬八公》、中国作家张贤亮写的小说《老人与狗》，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李娟并不把自然的、野生的雪兔拟人化，虽然他们全家都是善意的，外婆更是萌生了极大的呵护冲动。但这一切，都换不到野兔的“感动”，它理解不了人类的这些沟通的情感，它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而且是用这些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从笼子底下打洞，要回到野地里去，回到自己的春天。

人类的“笼中善意”总是自己的想象，而对雪兔来说，对它们最大的善意是回到自己自由自在的天地间去，自然生长，自然死亡。自然万物，理该如此。

李娟用如此生动的语言、真实的事件，并不是要表达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精神。换了一名喜爱拔高的作家，可能会顺着这件事情而去歌颂兔子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李娟仍是回到自然万物的背景中。只有这种自然的状态，才能理清人与世界的关系。

延伸阅读

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

第六编 人世间

德国哲学大师伊曼努尔·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

然而，在我们的人世间，除了没完没了的劳作，人们哪里还有空闲“仰望星空”呢。

“仰望星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庄严，以及对自我的一种道德约束。

在星空之下，个人诚然渺小如尘，但生命的本质，是超越尘土、草菅的。之所以超越，这跟人性有关。而人性，是最容易说出，却最难以做到，也难以表达清晰的一个概念。

我对“散文”这个概念，一直试图扩大化，到“随笔”，也包括在内。“随笔”是一种更加自由的问题。

我们对宇宙、社会、人世的万物，都可能瞬间有感，都可能从一件事物想到另一件事物，并从这些习以为常、貌似毫无新意的事物中，突然感知到一种新鲜的激动。

可能是一种逻辑推导而获知的经验，可能是一种神思而达致的感觉，这些都能促使一个作家通过习以为常的事物，表达出与众不同的观念来。或者还可以这么说，作者通过这样一件事情突然产生的神会，更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观念。

对我们来说，一件事情的真相在被蒙蔽已久之后被揭示出来时，往往会产生令人惊讶的阅读感受。例如本编选入的李辉先生文章《再见司徒雷登》，就是对我原有成见的一次摧毁。而王小波则善于在一则寓言中，发掘其蕴含的现实意义。

本编中李承鹏的文章《妈妈的四合院》我校对和编写时，读过很多遍，每一遍都备受感动。

政治学者刘瑜博士的文章《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是她的著名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中的一篇。从随笔集的名字上可以看到，刘瑜博士的着眼点，是用细节来具体可感地写美国的民主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的随笔，有很具体的意义。

我前不久刚刚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为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教育学博士生濮实。他认为，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和未来——“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并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这件看起来简单的事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在现代社会里，使用语言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潜力。”他认为，“写作会让人变得更精确，更注重细节，更刨根问底，更真切地关注他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字即人的思想，是生活本身”。

与各位共勉。

作家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记者。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巴金传》《李辉文集》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同年，《封面中国（1923—1946）》一书，被评为“2007年十大好书”之一。2010年，《传奇黄永玉》被“新浪读书”评为“2010年度文学十大好书”之一。2011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绝响谁听——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

阅读提示

历史与历史人物，在不同的视角下讲述，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

再见司徒雷登 李辉

时值初秋，桂花新放，走在南京郊外中山陵的树林里，或走在城里西康路一带幽静的庭院里，随处可以闻到飘浮而来的淡淡花香。

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走进西康路三十三号（原十八号）大院，伫立在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老楼之前。这一天，历史环节中的一个虽普通却也有一点儿特别意味的日子——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老楼的最后一任主人司徒雷登大使黯然离开这里，六十年零五十四天；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大典，只剩下四天。

六十年，一个甲子。

这个大院，这座老楼，在我眼里，似乎在以它们的方式感受这一个甲子的沧桑。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演变，在华西方传教士及后代的独特性，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他们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命运，集中地、戏剧性地在这里最后呈现。政权更替，时代转换，司徒雷登在华生活五十年，那一天，在这个大院，戛然而止，黯然终结，使得这一次的甲子循环，于历史厚重中又多了人生况味。

一位经历特殊的美国传教士，不会因身影远去而被遗忘。

早在“文革”期间全民学习毛选“雄文四卷”的时代，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我和许多同龄人，少年时即熟知这个美国人的名字。“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62］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陌生的身影，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语里多了几笔滑稽。“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最后一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至今难忘当年我们这些初中生，在老师率领下摇头晃脑大声朗读这些句子的情景。

［62］ 音：qióng。

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成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度过深深介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后三年——参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的马歇尔军事调解；亲历蒋介石由盛及衰乃至最终崩溃的全过程；见证解放军占领南京；本人的在华教育事业如枯叶飘落，走向终结……难道还有别的人、别的地方，比司徒雷登，比这座大院，更能浓缩时代替换之际中美关系的演变吗？

分析

开篇先写司徒雷登故居，这个历史上因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有名的大“反派”、“帝国主义”坏蛋，他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50年，长期担任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深远的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卓越的名声。但，因领袖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有了一个小丑般的形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走过历史的沧桑，掸去旧书上的尘埃，倾听作者娓娓道来，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相。

走出囚禁的国际明星

抗战胜利一个多月后的重庆，迎来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客人，他是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校务长（校长）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北平被日本人关押三年有余，此时，出狱不久的他从北平抵达重庆，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时代》以《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为题，对此做了报道。《时代》配发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秃顶，眼睛大而圆，锐气逼人，但微笑又使之有了一种亲和力。照片说明很简单：“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戏。”

《时代》写道：

清瘦、秃顶的司徒雷登，已有六十九岁，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教育家，可他却有四十年没有在美国居住过，他自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最近三年半时间里，他是日本人的俘虏。上周，司徒雷登——也许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在重庆讲述他的经历。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离城区五英里的燕京大学，遂成为一块自由学习的绿洲。当时，日本人非常忌惮美国对他们进驻校园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命令司徒雷登悬挂傀儡政权的旗帜，并要求他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表示个人的“感谢”。司徒雷登拒绝了，他把旗帜奉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维持平静状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二十分，司徒雷登的这个自由王国被终止。

司徒雷登和另外两个人，被关押在北平一幢英国商人住宅后面的三个阴暗的小屋里，达三十九个月之久。他的狱友分别是六十六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Dr. Henry S. Houghton ），五十九岁的医学院财务总管特沃尔·鲍温 （Trevor Bowen ）。

鲍温早上七点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顿九点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写喜欢的题目：《新约》批评。午饭时，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英文版的《德国战争公报》。一天的高潮是“鸡尾酒小时”，此时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中午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顿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谜——一共猜了一千五百个夜晚。（霍顿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猜字谜的书，该最有权威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个人被分开了五天，日本人将财务总管鲍温关进一个窄小得难以躺下的竹笼里审问，威胁他，抽打他（他们想要他提供协和医学院隐匿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头盖骨，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此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但鲍温并不知道）。

今年七月，日本人签署一份释放司徒雷登的帝国敕令，指望他能劝说蒋介石委员长促成美国与日本媾和。他拒绝了，既不离开他的两位难友，也不传话。不到一个月，三人都获得了自由。［63］

［63］ 译自《时代》，1945年10月1日。

正是有了抗战期间的这番特殊经历，获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取得胜利举国欢庆之际，也达到了自己在华五十年声望的顶峰。

据《司徒雷登日记》所述，他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下午，经辗转西安、昆明，从北平来到重庆。头一天，九月二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海军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结束。九月三日，是中国的胜利日假期，重庆全城乃至全国各地，游行狂欢。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专机把司徒雷登从北平接来，让这位曾经与中国同患难共命运的人，也与他关系良好的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第二天，九月四日，重庆还将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同一个场合，也将向司徒雷登伸出热情欢迎之手。

于是，刚刚走出囚禁的他，一个传教士背景的教育家，在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刻，成了重庆一颗耀眼的国际明星。

分析

引用《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直接写司徒雷登的最辉煌时刻——这是他被日本人关押了39个月之后获得的。他当校长的燕京大学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到发动珍珠港偷袭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直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日本人关押、失去自由时，他也没有屈服，没有丧失尊严。这是一位69岁的老人，一位值得尊敬的传教士、教育家、国际明星。

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

司徒雷登出现在九月四日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他先后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他与蒋介石是老朋友，与共产党领袖则是初次见面。当天日记里，司徒雷登写道：

拜访美国大使馆的一些朋友，遇到毕格士塔夫（Bigger staff），史密斯（Smith），约翰·费正清（John Fairbank）夫人他们。跟吴文藻、张鸿钧一起进午餐。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遇到蒋介石委员长、赫尔利将军（General Patrick Hurley）,和国府里面的许多中国朋友。同时也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这蓦然使我想起一九四○年五月一日那天初次抵达重庆的时候，也正碰上举行精神总动员日的集会，当时我冒着空袭的危险，参加过一次露天庆祝晚会，蒋介石还当众发表演讲。［64］

［64］ 《司徒雷登日记》，第2、3页。

在庆祝胜利的晚会现场，陪同司徒雷登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是中央社的记者杨富森，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后，一九九九年，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追忆现场细节：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那时我在重庆中央社当记者。在胜利的晚会上我又碰到了司徒校长。那时，他刚被释放出来，蒋介石派飞机把司徒校长接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我正好去采访消息，没想到碰到了老先生。司徒校长也很高兴，他也没有料到会碰见我，所以两人异地相逢，欣喜无已。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被邀请参加晚会，司徒看到了毛泽东，很想和他相会，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泽东。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作牵线人。果然，我拉着司徒校长的手，走过去和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毛泽东一见是司徒先生，也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司徒校长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65］

［65］ 1999年2月29日杨富森致林孟熹，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63页。

此次见面之后，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应邀再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只记载了这样一句：“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所安排的。”龚维航即龚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后来龚澎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女外交家，此次为老校长和上级牵线搭桥，可谓她外交事业的“处女作”。

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回忆司徒与毛、周二人第二次见面的情景：

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特别在寓所设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据傅泾波回忆，中共是通过龚澎邀请司徒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材生，当时在重庆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毛在宴席上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之贡献，并对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称赞。毛说话带浓重的湖南腔，傅泾波经常听不懂，还多亏司徒不断为之翻译。司徒懂多种方言，粤语、沪语都能听懂。［66］

［66］ 同上，第63页。

从这一回忆看，双方的见面气氛颇为融洽，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通，以他的语言才能，使见面更显轻松与别致。这是他与中共领袖的最初接触，彼此之间一时的轻松与别致，仿佛也为重庆谈判的表面顺利加了一个脚注，加了一笔亮色。

毛泽东为何青睐司徒雷登？

对于司徒雷登，来自延安的中共领袖当然不会陌生——

当年，红军长征刚刚结束，正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状况时，正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冒险而来，成了系统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斯诺回到北平后，燕京大学学刊报道他的冒险之旅，还举办介绍会，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亮相。

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的避难所。他的学生黄华——后来的著名外交家——秘密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是否颁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为黄华辩护道：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爆发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到燕大后住进临湖轩寓所，与司徒雷登一起生活。北平沦陷后，他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走六皮箱军用器材给八路军，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车到西山温泉附近的一个小庙前，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司徒雷登召开外籍教授茶话会，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林迈可到延安后，担任八路军通信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负责播报新闻。

新西兰学生贝特兰，在燕园与黄华住同一个房间，抗战刚刚爆发，他便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又一次亮相。［67］

［67］ 以上材料参见笑蜀《北中国的自由“孤岛”——燕京大学抗战写实》等文，原载《孤岛绿洲》。

…………

此时他真的如同一个明星，在国共领导人之间往返穿插，频繁接触。无形中，一个教育家多了左右依傍的微妙，多了在政治舞台上博弈的资本。

上述重庆的活动，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也有叙述，场景大致相同，但具体时间和细节，却与日记、杨富森的回忆略有差异：

我们是九月十九日庆祝胜利的头三天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总统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会上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人身旁。前不久，他坐自己的飞机专程去延安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接了来。当毛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68］

［68］ 《在华五十年》，第147—148页。

五十年代撰写回忆录时，司徒雷登已在中风之后，是在别人的协助下他才完成《在华五十年》。因此，难免记忆出现偏差，我这里且以日记的时间记载为准。

与毛、周第二次见面之后第三天，九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离开重庆，飞往北平。结束了他在华生涯最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将在半年之后发生转折。

分析

在开篇介绍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并引用那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之后，写司徒雷登在中国抗战刚刚胜利之后在重庆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打交道的经过。作者用了三份材料证明毛泽东当时对司徒雷登的热情与“久仰久仰”。而且，接着引用证明，司徒雷登长期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燕大教师斯诺最早访问延安、燕大学生黄华秘密投奔延安、燕大夏仁德教授保护中共地下党员、燕大林迈可教授用汽车给八路军运了六皮箱军用器材等等。

准备退休时接受新的使命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北平燕京大学里的临湖轩颇为热闹。这一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周岁生日，来自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高层的祝贺，尤其显示出他在中国政坛的重要性。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在燕京大学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此时，教育梦想的最后一章还未完全掀开就将黯然合上。

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详细描述了这一天的生日庆贺。司徒雷登虽疲惫却很兴奋：

今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华诞，又是他被日寇拘禁重见天日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这里一大早就贺客盈门，至于贺信、贺电和礼物两三天来早已不绝于道，其中包括南京的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叶剑英将军送的。但晚上的生日宴会却照例规模很小，参加的都是司徒雷登最亲近的朋友，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燕大的主要同僚。岁月催人，尤其三年多的牢狱折磨，老人家明显地衰老和瘦削了。过去那么贴身的一套他最喜穿的白色西服，此时看来略嫌宽松，只是谈吐和风度依然还是那样温文尔雅，热情而诚恳并充满希望和信心。那个晚上，他详细介绍了过去几个月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活动。为燕大筹募经费以及争取各方面对燕大的支持，又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69］

［69］ 《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70—71页。

此时，司徒雷登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要把校长职务，交给中国学者。傅泾波多年跟随司徒雷登，是秘书，更如同儿子。晚年，他向准备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的林孟熹，讲述了生日晚会后司徒雷登与他在临湖轩庭院里的一段对话，然后由林孟熹再加发挥描写如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真的希望颐养天年：

宴会结束了，客人一个接一个地告辞了。老人信步走出户外，习惯地绕到屋后西北角那块大石头旁边，临湖凝望，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忽然他察觉一个人影向他移动，那正是傅泾波。

“老先生，夜深了，该睡觉了！”傅轻轻地说。

司徒雷登仿佛没有听见，反而问傅：“菲力，真的，我真的要退休，你明白吗？”司徒雷登决定要退休，不仅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而更因为后继有人——陆志韦、洪业……都是学识才智、行政能力以及个人声誉足以担此大任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交班。

“我明白。”傅答。

“但是退休后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主还有很多任务等待我去完成，你还愿意像过去那样帮助我吗？”

“我将一如既往，有生之年永远为主和你服务。”

“谢谢，十分谢谢。”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生日之夜平静度过。然而，不到十天，奇峰突起。飞往南京的司徒雷登，应马歇尔之请，留下参加七月四日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美国国庆庆祝活动。七月四日，在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里，马歇尔与司徒雷登恳谈，希望他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番推辞之后，司徒雷登同意了。

一位美国传教士出身的教育家，在刚刚走进古稀之年后第一次走进了政坛，生日之夜的退休愿望彻底落空。［70］

［70］参见《马歇尔传》。

马歇尔为什么选择司徒雷登？

马歇尔历时半年的军事调解使命，一直波澜起伏，未见成效，这是他力邀司徒雷登出山予以协助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形下，马歇尔认为，与国、共两方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的司徒雷登，是最能帮他走出军事调解困局的人。与司徒雷登谈话后的第二天，七月五日，马歇尔立即致电美国国务院，陈述他挑选司徒雷登的理由：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五十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71］

［71］ 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77页。

后来，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时请两位人士为他作序，一是马歇尔，一是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大陆出版《在华五十年》时，两序均未翻译发表。其中，马歇尔在序中回忆自己挑选司徒雷登的初衷，事过境迁，他仍然不后悔当年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再次表达出对司徒雷登的敬重：

我与司徒雷登博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暮春之际的中国南京。他从日本监狱出来后，到美国接受疗养，此时刚刚归来。

我们讨论当前局势，他的反应令我印象深刻，因此，随后我向国务院建议，提名他任驻华大使——我当时只是担任总统特使。我采取这一行动，乃是因为司徒雷登具有的五十年在华经验，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与禀赋。有司徒雷登在我身边，我便拥有了长达五十多年的经验，且在以个人介入中国党派关系时又不带偏颇。任命他，我遂能获得他的建议，获得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巨大帮助。

在对中国性格、历史、政治复杂性诸方面的了解上，我怀疑是否还有别的人能超过司徒雷登。他的正直，高山仰止，他的意见由此而显得极为重要。

他的性格，他的丰富经验，深深吸引了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72］

［72］ 译自《 Fifty Years in China 》。

其实，马歇尔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司徒雷登，而是曾担任过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Wedemeyer Albert ）。但这一人选，受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

自抗战爆发后，董显光一直担任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蒋介石与外国记者的联络和宣传工作，后来他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马歇尔改变大使人选的过程：

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他在一个非正式的新闻会上宣布了计划中的对魏德迈的任命。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合作者。他们立即用最强烈的言辞向马歇尔进言：魏德迈将不会被他们接受。于是马歇尔致电华盛顿给副国务卿艾奇逊，要求撤回任命魏德迈的建议。经过与周恩来磋商可以接受的替代人选之后，马歇尔终于任命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博士是一位按良心办事并受到高度尊敬的教育家，并无共产党的污点，但他对共产党的权力政治知之甚鲜。［73］

［73］ 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79页。

关于此事，魏德迈本人回忆如下：

六月初，我被副国务卿艾奇逊叫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把马歇尔致总统的电文给我看，内称有关任命魏德迈为驻华大使消息的泄露，令他在与共产党人的微妙谈判中相当尴尬。他们抗议对我的任命，原因是我不会在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保持公正。因为我在战争年代与委员长关系密切，也因为战争结束后我立即采取迅速之步骤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到达华北的关键地点。

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销。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74］

［74］ 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81页。

面对中共的激烈反对，试图缓和敌对情绪，让国共两方拉到一起继续谈判的马歇尔，最终选择了司徒雷登。在董显光看来，这一次关于驻华大使人选的确定，获胜的是中共：“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失败的是马歇尔，或者是蒋介石，但潜台词不言而喻。

分析

以上的所有材料都显示：司徒雷登是跟中共没有任何私怨、也从未交恶的一个品德高尚、深孚众望的人。但他首先是教育家、传教士，而不是一名政治人，他对政治其实不太明白。

广受欢迎的新任大使

司徒雷登就任大使，中共方面和民间报纸的反应，的确颇为兴奋。

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其任命。

其中邓颖超在上海答各报记者和各界人士提问时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很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予极大的希望。” 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本身就是中美文化优点的荟萃，是中美文化沟通的象征。”教育家陶行知表示：“美国这一行动……不但能增进中美友谊与相互的谅解，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

上海《文汇报》于七月十一日发表社论认为：“在今天的北美朝野人士中，没有另一个比他更适宜于担任驻华使节这一重要任务的了。他考虑中国问题，关心中国命运，我们或者可以说，要比任何其他一个美国友人更为亲切。以这样一个人物出任驻华大使，在中美邦交已经受到严重考验的今天，无论对美对华，都应该是有利的……司徒雷登以宗教徒的热忱、教育家的精神，来出任国共之间的调处工作，为马歇尔特使的强力助手，这对于中国人民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艰巨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蔓延全中国的乐观情绪，在《时代》周刊上也得到了体现。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时代》周刊报道了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消息。这条报道，题为《对外关系：如此快乐》，字里行间，对司徒雷登的高度评价与期待，对中国未来局势所持的乐观情绪，与中国民间媒体的积极反应几乎完全相同——

在华的美国人中间，最有能力可以向担负棘手使命的马歇尔将军提出建议并使之感到欣慰的，没有别人，只能是消瘦、年迈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七十年生涯中，敏锐、富有创见的司徒雷登，是最年长、最睿智的老中国通之一，他对中国的思想、生活习惯、语言、当权者了如指掌，远超过了大部分中国人。

司徒雷登获得的这一价值无法估量的教育，始于一九○五年，当时他新婚宴尔，被委派为南方长老会传教士，从美国返回他的出生地中国。这位传教士的后代子承父业。在南京神学院，他讲授了七年的《新约全书》，之后，他找到真正适合他的、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

作为在华最优秀的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深入中国访问，远离中国政治，与各种倾向的人都有往来，广受爱戴。尤为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蒋夫人、宋子文院长、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一些共产党的延安领导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关系都不错，并获信任。

战争结束后，司徒雷登计划恢复燕京大学，然后，他可以退休，结束在华生涯。但是，上个月，马歇尔将军开诚布公地敦促蒋和周恩来继续进行停战谈判。他拜会司徒雷登，请他劝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几天后，老中国通司徒雷登帮助西方人马歇尔成功地获得了他所期待的停战。同时，这也让马歇尔做出了一个决定。

对于中国，这一任命意味着新的联合的希望，他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欢迎司徒雷登的新“面孔”和杜鲁门明智而出色的选择。对司徒雷登而言，这是他的公众服务生涯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高峰。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更需要这位美国传教士校长。［75］

［75］ 译自《时代》，1946年7月22日。

来了，司徒雷登。

他来了，从燕园启程，来到南京，走进西康路落成不久的美国大使馆。在世人的欢迎、注目、期待下，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在走过四十多年的教育行程后，走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舍我其谁”的兴奋，面对内战困局的忐忑不安……不同心绪，不同感觉，杂陈于胸。

告别燕园，行前司徒雷登向燕京大学校委会递交了请辞校长函。他说，他不能拒绝使命。他说，他还想回到燕园。七月十二日的辞函中写道：

你们谅已知悉我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了，请允许我立即向你们保证，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有关方面利益。

我既已被召唤来帮助解决困难，那我是不能拒绝的。

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76］

［76］ 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261—262页。

未来局势发展谁都无法预料。司徒雷登所设想、所期待的一切，都将落空。一年，两年，他都没有从新职务上引退，他更没有机会重返燕园了。

与他相关的历史画面，则将在后面的叙述中渐次展开——

就任大使刚满三年后，司徒雷登离开南京，为他送行的是一篇由中共领袖毛泽东亲笔撰写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他黯然回到华盛顿，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早晨，他严重中风，第二年出院后住进傅泾波家中疗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杜鲁门总统去信辞去驻华大使。十二月十一日杜鲁门复信同意；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解散；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去世，此前，他一直住在傅泾波家中，与这位中国人相依为命……

来了，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不同内涵、不同主题的场面，来去之间，交叉替换，一个人的兴衰起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永远的话题。

换个角度读历史

关于历史人物，如何以严密的材料加以分析，还原历史真实，是一名严谨学者最主要的任务。对于一位长期被我们所误解的、曾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产生过卓越影响的、品德高尚的著名人物，对他的重新认识可以有多种角度，并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对历史的叙述。但对作为严谨学者的李辉来说，只有一种角度：真实。他从美国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的特殊角度，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对中国现代史进行“纪传体”式重新梳理，为那个被淹没已久的时代、为那些被误解、被诬蔑、被歪曲的人物，重新立传，并让那些被抽象为简单的正面/反面、进步/落后标签压在历史灰尘底下的事实，重新焕发光彩。除了这篇写司徒雷登的文章之外，李辉还写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四大家族”代表人宋子文等人。所有这些人物，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都是被嘲讽的漫画式可笑人物。但在李辉的笔下，他们还原了血肉与个性。例如，看起来颟顸可笑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实际上是满腹经纶的前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并且品性正派，无论侵华日寇怎么利诱都绝不出山做傀儡，恼羞成怒的日本特务最后使用卑鄙手段暗杀了他。而“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其实是一名严谨的、有丰富的西方知识背景的银行家。他们的个性各异，人生也大有不同。因为材料丰富、逻辑严密、结论严谨，李辉在《收获》杂志上开设的文史专栏“封面中国”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换个角度读历史，就如同前面的换个角度看神话一样，会令人耳目一新。

延伸阅读

李辉散文集《封面中国》二册。

作家简介

王小波，当代著名学者、作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云南插队，后来在山东转插，做过民办教师。1974年以后在北京街道当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198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荣膺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王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取得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阅读提示

原来人人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国外的花剌子模也不例外。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王小波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分析

王小波一开始就把底牌亮出来，而且把可能的破绽都封起来了，不给攻击者任何的缝隙。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其次，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分析

知识分子到底是怎样一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他该送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里继续提出问题。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80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分析

简明扼要地从自身的遭遇得出第一个结论：“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分析

传递信息的中介本来应该是无罪的，比如邮递员。但君王不跟你讲道理。问题就在这里。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分析

本质上追求真实信息的学者在与伪学者的竞争中天然地处于劣势。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作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分析

合乎逻辑的推理：如果一个社会要攻击“信使”而不去调查事实，那么信使们最终为了保护自己就会变得狡猾起来。这样，这个社会将会滑向虚假。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分析

回到了本源。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作“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作“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观点可以隐藏在语言中

这是一篇带着一定的哲理的文章。王小波的文章都是这样，有较为鲜明的观点，然后这些观点藏在他带着鲜明反讽色彩的语言里。《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里的花剌子模是一个中亚的古国，听起来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我觉得跟撒马尔罕这种名字一样，都是传说中存在的地方，但名字美丽而神秘。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汉学大家薛爱华，他很不幸地被翻译成了谢弗；他写过一本论述唐朝诗歌与物质文明的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也很不幸地被改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这种改译，易懂是易懂，却无趣了。

花剌子模的信使很悲催，他们面临着极其困难的两难选择。王小波在文章里把知识分子比作花剌子模的信使。信使（知识分子）如果想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么他们就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国王，但这样会导致他们被国王抓去喂老虎；如果信使想活命，就必须撒谎。前者坚持良心，失去生命；后者保存生命，失去良心。在王小波文章里描述的这种知识分子，很不幸身处了类似花剌子模国的环境。他们要么撒谎，要么死亡。

王小波分析的这个状况，人人都能心领神会。

延伸阅读

王小波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作家简介

李承鹏，作家、时评家、曾经著名的足球记者、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意见表达者之一。曾有作品《寻人启事》《李可乐抗拆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均登上图书畅销榜。独特的视角、人文的情怀、幽默的语言风格，描摹出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阅读提示

怎么才能写好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经典的作文题目。

妈妈的四合院 李承鹏

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77］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

［77］ 音：jué。

——2006年母亲节旧文

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拉兹，以后要当法官，当了法官才能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差不多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革委会”不准举行追悼会，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以和伟大领袖同时进行追悼会。

分析

一个细节“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这是爱美；另一个细节：“有时也梳我的头发”，这是创痛。这是记忆中具体的母亲，爱美，但有很多的悲伤。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78］和《贵妃醉酒》［79］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这算幸运的，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凳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78］ 京剧旦角的开蒙戏，最有名的唱段是“苏三起解”。

［79］ 京剧梅派代表曲目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80］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惯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还要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80］ “文革”时期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的合称，在那个时代，这五类人是政治上的“贱民”。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得到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孔武有力、大声说笑的女工中。她开始学习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为了配合大家，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81］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81］ 京剧里正旦的俗称。

分析

妈妈在“文革”时期被下放改造，但她仍有爱美的特性。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三是能住上小时候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日本的留学生，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归国，归途在对马海峡突遇风浪，九死一生后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富足，得以拥有民国时期的文人闲情。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我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82］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果断把细绳子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跳舞鞋，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关于美好生活的标志，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结窝，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会把叶子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82］ 音：zé。

分析

虽然青年时代就遭到下放、改造，但母亲对于美好生活仍然充满了回忆。文章对风景的描写很生动，如银杏“碎金般夺目”。

我妈已经70多岁了，伴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十分渺茫。我时常想，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了所有女性的命运，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她们，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了她美丽的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的电瓶充电，手忙脚乱忘记了戴上口罩，不小心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掉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已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才能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她师傅花湘蓉说过：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

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嗓子勉强恢复声音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天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分析

母亲的嗓子被毁坏了，这是一位原本能“把井水唱成溪水”的优秀青衣。对热爱艺术的母亲来说，这肯定是巨大的灾难。

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街头出现各式新商品，生活也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穿着白色球鞋参加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20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500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2000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2000块时，带我去水碾［83］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还问年龄尚小的我，边衩是不是开得太高了。

［83］ 音：niǎn。

那是一段艰苦岁月，妈妈每夜都睡不安稳，生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出了大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无数个夜晚里，我看见她蜷伏在靠近孩子们的一张小床上疲惫入睡，曾在舞台上翻弄过大小云手的漂亮手指，也因清洗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皮肤粗糙。我发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要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能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黄桷兰香，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带着孩子们去后花院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这样的目标太过奢侈，我只有竭力写字，竭力让我和我妈能够向这样的目标靠近。

分析

母亲原本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演员，但她被恐怖的时代摧残了，却变成一个顽强的妈妈，“像竹子般坚韧”。如果不是有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母亲会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她会有灿烂的人生。她把对艺术的热爱，转化为对孩子的爱。

后来，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从四楼换到一楼，楼前有一小处空地，她种了桂树、梨树、玉兰花……一个冬天过去，花儿们依次开放，我妈的眼神变得年轻。再后来，我借钱买了一处便宜但离城市挺远的顶层复式楼，在楼顶上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等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我妈的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骨刺也经常折磨着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妈妈说：没事儿，我应该加强锻炼，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过是在安慰她的儿子。

这样的事情给我惩罚。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无声无息就倒下了。蛛网膜破裂导致的脑溢血，医生说只有30%的生存可能。那晚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决定无论如何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很是奇迹，我妈竟然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梦到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那个花香真是浓啊，人竟能飘起来了……2000年我跳槽的一家报社用一笔24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做斗争，她可以轻松地上下楼去菜市场买菜。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为她买到拥有近200平方米花园的一楼。

分析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

那一年，致力于给自己营造中产阶级梦幻的我，对新房进行了一场所谓“新殖民地混搭风格”装修。隐隐地，我感到妈妈很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瓣了，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也不可以种花养草。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中央空调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妈最不爽的是，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她刚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保安就迅雷不及掩耳跑上楼提醒：有人提意见了……

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多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楼住，想种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绝不打农药，比菜市场还新鲜。我哂［84］然“真是老土”。这时，妈妈就不说话了，默默地听我阐述“后殖民地风格”的装修理念和文化气息。后来，她还会主动向来的客人阐述这殖民地风格：这个啊，跟殖民地其实不是一回事，其实是很先进的。

［84］ 音：shěn。

我妈越老越还小了，神情和行为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幼稚。除了缠着我要礼物，还缠着我打扑克牌，偶尔还会偷牌，趁我不注意就偷走好牌，得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全然没发觉她儿子其实偷走了更多的好牌……很多时候我看不下去，悄悄把好牌塞到该她摸的轮次上。她大获全胜，就很开心，就开始回忆小时候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除了花香，饿了还可以隔着雕了镂空窗花后门，向后街挑担子的小贩买两碗枸杞汤圆，边吃汤圆，边听留声机里的黑胶木唱片……如我不想听，她就生闷气，又要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大宅门》，一个人念叨好几个人的台词，感叹今不如昔……

分析

母亲已经老了。

事实上，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课本教的那种慈祥而厚重的朱德式母亲，为无产阶级革命默默做出过重大贡献。我妈只是一个没落人家的女子，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土改，骨子里甚至反感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认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包括四合院。她认为她更应该属于红墙巷的生活，或在春熙大舞台上舞动长长的水袖。她的经历让她复杂、敏感，心思细得可以穿过一个针孔，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激荡变幻，命运多舛，只好追忆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浪漫，年华似水、抽刀难断。

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对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我曾经见她固执地对一个喜欢我的书的朋友说：看，这一段就是为我写的，梨花街其实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街，儿子哄我开心呢。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地垒砌，让她真的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分析

一个普通的旧式官宦人家，被卷入了那场或者说几场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时代动荡中，从而失去了梦想中的一切。母亲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而这不是她想要的。这样写的母亲，真实而动人。

文章要有感而发

“母亲”是中学生最容易碰到的一个题目，我们也读到很多所谓的优秀作文，写母亲的种种“身残志坚”或者“大爱”。现在的学生还小，对母亲的情感不见得真有多深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如果没有动荡，没有悲惨的命运，孩子对父母大概都没有什么难忘的记忆。而我们的作文，偏偏要求你写出这些“不存在”的记忆。为了得高分，学生们只好瞎掰、乱编，在他们的作文里，父亲或母亲都很不幸地遭到了各种祸患。有人开玩笑说，一旦写作文，父母就变残疾人。然而，这类没有真正情感的作文，是假大空的典型，缺乏真正的感染力，更不可能是什么好文章。

文章贵真，虚情假意绝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区分写词的三重境界，最低的一重，就是“强说愁”。他引用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名句来具体说开：“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钱锺书先生在收入《七缀集》里的一篇演讲《诗可以怨》里，说起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北宋有个士子写了一首诗送去请县令指教，其中一句“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打动了县令，说没想到你家这么惨。士子回答说，我们家没有这些事。我只是为了写诗更加打动人而编出来的。这个故事，听了恐怕应该会心一笑吧。

文章要有感而发才可能写好。而作文，几乎都是无感而发，所以作文天生就很难写好。所以，我反对学校语文老师布置过多的作文。我提倡让学生多阅读经典名作，然后写读后感。有感而发的读后感，能让学生获得真正的教益。

同样是写“母亲”，李承鹏因为有感而发，所以文章能用平实的词语，写出一个平凡母亲的动荡不安的一生。她原本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她原本也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的，但是，所有这些美好的未来和梦想，都被那个可怕的时代摧毁了。

李承鹏在这里写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母亲”。他不“控诉”，只是讲述，让那些动人的细节塑造母亲的形象。她虽然被险恶的命运所摧残，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燃烧在心中。母亲不是激烈者，也不是革命家，她只是被大运动毁掉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她最大的梦想是回到红墙巷39号。也可以说，“红墙巷”是她心中一片未被毁坏的“桃花源”。

延伸阅读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作家简介

刘瑜，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经在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目前任教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在《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媒体上写过专栏。在中文互联网上，刘瑜用醉钢琴的笔名发表的一篇叫作《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她的随笔集《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都受到广泛的好评。

阅读提示

兼听则明，见微知著。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刘瑜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00万纽约人因为三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3000美元，同时还享有终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5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六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十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分析

一开始就写美国的“怪异现状”——做个地铁售票员比当博士生更有吸引力，做一个公交工人，收入、待遇甚至比当常春藤大学的助理教授更好。这有违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觉得工人不能跟教授比。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分析

继续深入写美国“工人”的“怪异现状”，原来，在工会的保护下，美国“工人”活得相当地“大爷”。这似乎也颠覆了我们旧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的固有认识。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20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依赖公交系统的700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分析

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因与都市交通局谈判没有取得共识，坚决不妥协而发动纽约交通工人罢工，给严重依赖公交系统的700万纽约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代表作斗争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4％、6％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十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分析

纽约交通工人的罢工，在给几百万市民带来不便的同时，也让组织者“地方100”遭到了批评。作者在这里写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例，从而让我们看到，工人罢工，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势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分析

问题的解决出乎意料。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分析

作者从美国交通工人在纽约发动罢工这件事情中，得出了与美国有关的一些看法。一是没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拍板，二是工会势力出人意料地强大。美国行业工会是维护工人利益的强大力量，同时，这种力量强大到过头、维护工人的利益过头时，也会反过来造成美国产业缺乏竞争力等问题。透过事件看问题，这个真的可以“一分为二”，并非“工会”都在起良善作用，起码从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过度的保护导致了行业的溃败。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00万人的安宁。

分析

得出结论，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换个角度看世界

选入刘瑜博士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有些“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意思，也是俗谓之“换位思考”。我们通常对于美国、欧洲等地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各种各样抽象的概念论定，但不太能深入地思考这些社会的运转模式，也不知道他们如何达到社会的改变。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通过纽约工会组织“地方100”发动交通工人大罢工造成700万纽约人的生活困境的事件出发，开始分别讲述都市交通局、工会、工人、市长以及市民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共同合力，在不断地发酵之下，形成了一种斗争/谈判双方“重回谈判桌”的结果。这个结果，对双方可能都不是最爽的，但是最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功利主义。为了解决问题，对立双方需要学会平抑冲动，理性思考，各自退一步，相互进行利益妥协，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法。虽然双方都可能不能十分满意，但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有效的、温和的、渐进的甚至是正能量的博弈，也是作者总结时说的，“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美国政治社会中，最爱用的一个英文词是compromise，这个词我们通常翻译成“妥协”，但不是很精确。这个词不仅是双方进行利益的让渡，而且还有协商的意思。如果不协商，则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和平解决。一个合理的、有序的公民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是靠协商之后的双方作出compromise而得到的。

这不是抒情散文，而是一篇政治随笔。作者拈出一个事件来加以分析，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这类文章要说服人，必须立论清晰，叙事明白，展开有条理，以理服人。写好“随笔”很不容易，但“随笔”，无论是政治随笔还是科学随笔，都是很有用的一种文体。

延伸阅读

《民主的细节》。

第七编 少年游

这些作品蕴含着作家们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些是乐观，有些是感慨，有些是淡然，有些是感恩。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是散文写作中很重要的素材。我读过各种各样与自己亲身经历有关的散文，而根植于自身经验和经历的散文，具有更加直接的说服力。

编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还应该读一些写到自己切身经验的文章。少年时代或者特殊时期不同的记忆和体验。

《论语》里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很多书都把这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孝敬。这是一种解释，没有错，但对于孝敬，还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来理解。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游必有方”。这是说，一个少年并不是绝对不能远游，而是不能没有任何目的地随意乱跑，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让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有什么明确的想法。这样，当你去某某地方，你做某某事，父母才能放心。

在《论语》的那个时代，人们的交流和沟通与现在完全不同。别说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连写封信都只有公侯将相才能做到，一般人不识字，也没有纸和笔，怎么写信？所以，常常是一个游子远游，好几年都没有音信。

“书信”是一个复合词，“书”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写信”；“信”是“口信”，是不识字的贫民百姓托人带话给远方的亲人。所以，“信”这个字才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带口信的人随意胡说、乱编，不能把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另一方，那么很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而也正是如此，忠实地、不歪曲地传达“口信”，言而有信、遵守信用，在古代变成一种极高的道德要求。失信、无信之人，会受到全社会的鄙视和唾弃。

在写文章时，我们也要遵守准确、信、达的原则，要通过细节来体现作品的说服力。为什么特别列出少年和亲历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一个作者来说非常重要，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如果能用准确、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打动读者的心。

这里选入的方凌燕的《逃离》和晓剑的《抄家的经历》写“文革”时期自己的亲身经历。方凌燕写自己家被抄，其中大难临头的恐怖，写得令人揪心。晓剑写自己和红卫兵去抄别人的家，对一个已经被遮掩在历史尘埃中的暴力时代，有生动细节的展现。一正一反，对比着看，令人感慨万千。

李西闽的《幸存者》是一部读来令人震撼的长篇散文，经我编辑，首发在《收获》杂志上，后来曾获得华语传媒大奖。征得李西闽的同意，我在书中挑选了最精彩的章节与大家分享。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大灾难时刻。那天下午，正在四川银厂沟风景区最高处鑫海山庄写作的李西闽被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埋入废墟，被残垣断壁和瓦砾砖墙压得几乎动弹不得的最可怕情况下，他苦熬76个小时后才得救，重获新生。回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他，力劝他把这段经历地狱与天堂的极端经验写出来，也可以作为心灵创伤的治疗手段。后来，他很快就写了出来。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重读，我的心灵又一次被震慑。那是不该被遗忘的记忆，那也是不该被轻视的灾难。

这三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下来，内心感动。为了平衡这种苦难记忆，我加上了散文《记忆树》。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乡村少年的欢乐时光，其中很多欢脱，很多没心没肺，大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2008年写的一篇散文，曾发表在《花城》杂志上。在离开老家20多年之后，故乡的山与水都有很大的变化，老屋也成为别人的家，我记忆中枝叶婆娑的五大棵番石榴树，也已经枯死，被新主人种上新的小树。

在此之前，我们读到过各种各样的散文，抒情散文和游记是中小学生最熟悉的文体，这些类型的散文，我都没选，而是更多地选入更加切近作家自我生命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家们从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感悟中，积累和提炼出来的，其中蕴含着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些是乐观，有些是感慨，有些是淡然，有些是感恩。

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写文章，从自身的切身感受出发，更容易打动人。

作家简介

方凌燕，女，现居杭州。父亲为著名画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跳楼自杀。

阅读提示

这篇散文写“文革”期间一个“右派”女儿的惨痛经历。

逃离 方凌燕

1966年初秋。

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像以往一样，早早地吃了晚饭准备返校。我当时在上海存瑞中学读高二。学校位于上海宝山大场。哦，我讲得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到了大场还得转车。我将一些生活用品装包准备走，母亲叫住了我。她犹豫不定欲言又止地望了我一会儿，终于开口了：“凌燕，”她摸索着拿出了一个纸包，“这是你父亲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你将它保管好。”我接到手里，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一个一两多重已经剪成两个狭长条的金镯。望着已经腰斩的精细的描龙雕凤，明白这是母亲自己先行的“破四旧”。放哪呢？我托捧的手心已经感到黄金渗入的寒意。外面人心惶惶到处都在抄家。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母亲是不会将自己的宝贝曝光的。母亲、外婆和我商量着，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由外婆临时缝一个卫生带，让我像例假来似的不离身地带着，这总该安全了吧。临走母亲叮嘱，这几个周末你就不用回家了，避避风头。

我就这样带着金镯在学校里念书。也许由于这学校位于郊外，没像市中心学校那么乱。虽然搞运动，当时也还上课。只是老师们没了往常的“师道尊严”，一个个噤若寒蝉诚惶诚恐，有的甚至见到学生满脸堆上讨好的笑。

我心里慌慌的，下面沉沉的，虽然有布包缝着，但硬硬的镯边仍擦破了我腿部的两侧。每次上厕所，我又害怕又难受，心里直埋怨自己的生身父亲。

父亲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美编，也是上海滩有一定名气的金石艺术家、画家。他故土难离，再说也舍不得自己的一批收藏，在报社迁址香港时没有离沪。1957年终于在劫难逃，母亲与其离婚，后自杀。母亲因为吃够了嫁知识分子的苦头，再嫁时选择了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人。母亲为保护自己可谓机关算尽：她让我改了姓——一则继父没有孩子，可拉近关系；二则与前夫撇清。这样一个现工人家庭，我想应该不会再有变故了吧？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可心呀，为什么还老是跳个不停？

分析

开头写母亲交给“我”一个剪成两半的金镯，并藏在身体最隐秘的部位。一下子把不正常时代的不正常生活和恐惧气氛渲染出来了。

预感往往是准确的。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上课，抬头突然瞥见校党支书来到教室门口。上课的老师见状，忙走过去。我心一沉——知道我班的哪个“黑崽子”家里又出事了。因为“负重”，我害怕极了。冷汗直冒，手脚冰凉。当老师向我走来要我出去时，我只觉耳朵嗡的一响，然后有一种从山顶往下坠落的感觉。

党支书将我带到办公室，说你家被抄了，红卫兵让你回家参加革命。这要看你的表现了，是做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是与家庭划清界限，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回到宿舍，我假装整理东西，一边紧张地思考：我身上的东西怎么办？带回家？很危险。留这里，我想起母亲托付时的凝重脸色、郑重神情，脑海里蓦地涌现读过的古书里那些人在城在、人在物在的壮士悲歌，心里涌起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壮，叮嘱自己必须不负所托。我的目光一遍遍在这4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巡视，从床铺的枕头、被褥到脸盆架子，再从宿舍窗口凝望校中的花坛，眺望远处的小河，想为它找一个可靠的藏身之地。那天下雨，大雨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在花坛的松泥上扎下一个个小坑。我的思绪在密集的雨帘中奔突——到河边挖个洞埋着？不，不仅不安全而且容易丢。再说哪来的工具？即使有，被人看到这种反常举动，对方立刻明白你的反革命行径了。而在那平坦的河边，从学校的任何一幢教学楼与宿舍楼的窗口眺望都是一目了然的。

“叮铃铃……”下课铃声将我猛地从纷杂紧张的思考中惊醒。容不得半点迟疑，我立即拔腿疾步走——我不能让老师同学知道我还没走，引起怀疑，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我想一头牵到屠宰场的牛一定像我一样，不过，它是用四蹄顶地赖着拖延，而我呢，是自觉飞快地奔向“屠宰场”。

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我只得带着它上了公共汽车。我心里很明白：为了它的安全，也为了我不成为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是决不能将它带回家的。我表面虽然镇静，心里却像一只被围困的猎物在寻找突围的缝隙，在脑海里检索一个个我熟悉的朋友。一个慈和的面容及一双同情怜惜的目光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继父的朋友叶叔叔。

分析

这只金镯变成了埋藏在“我”身上的定时炸弹。一个高中二年级女生，还没有成年，在那样一个非正常时代，柔弱的肩膀却要肩负着整个时代的千钧重压。在文章中，这种重压成为叙事的内在动力。读者的心随着紧张起来。

在北站下了车，我走几步瞥一眼身后，确定后面没人跟着，就上了41路公共汽车，到恒丰路桥下了车。拐进长安路他家幽闭的弄堂，我飞快的脚步却停滞了，变得艰难与沉重。我知道他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自己年轻轻也步入军界。继父最佩服他的为人，说他能逃过每次政治运动与他做人的谦恭忠厚有关。可这次“文革”，他能逃得了吗？我在这里谋划，他那里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而且，我这样向一个自身难保的家庭求救，是否太自私了？那么我是否可以干脆不回家，带着它亡命天涯？不，不行！既然刚才红卫兵已经通知我回家，那就是在等着我，而且时间有限。如果我在一定的时间不回去，那么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我身边藏有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母亲与家庭更要遭殃。我想起了可怜的母亲——她命运多舛，1963年12月与继父结婚三个月后发现怀上了孩子却同时查出患了子宫颈癌，她在上海肿瘤医院进行镭疗才两年时间。我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蓦地涌起一种要保护她的决心与悲壮。可是我又没有古燕赵壮士慷慨赴死亡命天涯不顾一切的气概……我打了个寒噤。

雨越下越大，我思绪纷杂地呆立着。雨水击打着伞面发出清晰的声响，一部分从伞顶与伞柄的那圈细破缝沿杆直下，洇湿了我的肩膀与前襟。

时间一分分过去。弄口静寂的街道偶然几个路人经过，朝我好奇地看了几眼。我突然猛醒：我必须当机立断，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快步走向顶里的对开的我熟悉的大黑门，似乎慢一点我的所有勇气都会消失殆尽。我屏住呼吸，将眼睛贴在门缝朝里看了看；再竖起耳朵捕捉周围的声响。没有声音，只有雨水击打地面与沿着屋檐格漏顺着下水管道流向阴沟的哗哗声……那是安全的信号。我鼓足勇气大着胆子敲了敲门。门内没有任何动静，我只听到自己的心嘭嘭撞击着胸腔。我迟疑着：要不要再敲一次？……时间仿佛凝固了，头上冒出了汗。正在我举手欲敲未敲时，门开了一道缝，出现在门缝里的是叶叔叔的一双眼睛。见到是我，他的眼中有一种释然，但一刹那，他的眼睛又透露出紧张。他伸手一下将我拉进门，随即将门关上。

我闻到一股焚烧什么的味道。

“出事了？”他问。我点头。

他看着我，等着我说什么。

血涨上了我的脸，我张了张嘴，就是说不出什么。

“需要我帮助什么吗？你说吧……”

我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什么，脸更加火烧火燎起来。“是这样的……我……”我一边说，一边揣摩着他的神情，“我身上有一只……金镯……我被勒令回家，我……当然如果你有困难，没关系，我能解决的……”我吞吞吐吐地终于艰难地说完。

他的妻子在旁，正要开口说什么，被他用眼光止住了。他向我伸出了手，“拿来。”

我赶忙到厕所拿出了东西，狠狠地扯着缝线。唉，外婆你怎么缝得这么牢？手中没有工具，我只得用牙齿咬断缝线，将金镯取出来。

走出他家后，我感到浑身一松。这时雨也停了。

分析

“我”在几乎走投无路之下，想到了继父的朋友、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出身的叶叔叔。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叶叔叔恐怕也自身难保，唯恐沾上任何麻烦。而“我”却无人可以投奔，只能找他。这是文章中的第二个紧张点。但叶叔叔并没有把传播瘟疫般的“我”赶走，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这个段落，让本在危险境地中的叶叔叔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充实起来。

刚到东宝兴路四川北路口，就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紧走几步，循声看到我家楼下的食堂门口的街上，母亲正站在人群中高高的批斗台上！两个红卫兵按着母亲，她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上纠结着一只玉色的蝴蝶结，那是她年轻时穿的长筒丝袜；那细细的裤管被剪子捅成了两片随风飘荡的布片。她的颈上挂着一块木牌：“打倒右派家属资产阶级臭婆娘陈白珠！”

有什么东西堵上了我的心口，步履在我脚下显得那么沉重。

“我不是右派家属！”我听到母亲在抗辩。母亲在那一刻显示了她性格中永不屈服的倔强。她不时挣扎着抬起头，又不时被红卫兵狠狠往下按。我转过头，咬着牙，贴着墙壁穿过食堂低头疾速上楼。

家里一片狼藉：父亲视如命根子的古董花瓶成了碎片；玲珑剔透的红木花架成了条条块块；满地飘散着撕碎的字画……外婆筛糠似的抖，看到我脸色更苍白了，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我连忙过去，拉过她的手使劲握了一下。我想借助这个动作给她一点安慰与信息。

红卫兵看到了我便问：“你母亲的金银财宝放在哪？”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有什么金银财宝。”

他朝我龇了龇牙，说你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正在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接着他上下打量我。那时我身上正晃荡着母亲的旧衣裳。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邻居反映你妈待你并不好，结了婚将你往外赶。你是不是你妈生的？”

我当然知道我确实是母亲生的，尽管母亲没给我多少母爱。这时我脑子一转——是不是母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既然认为我不是我母亲生的，那我也不用硬往里套；当然我也不能违背事实。于是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真是个糊涂姑娘，连自己是不是她生的都不知道。说完就不再理会我。我找个角落问外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上午。

抄家持续着。家里的角落都翻遍了。热水瓶被剪开了铁皮壳，被子枕头被撕开，连墙壁都挖了个洞，书籍、父亲收藏的字画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分析

这里写“红卫兵”抄家的恐怖和破坏。那些珍贵的书籍、字画，都被付之一炬，由此所造成的破坏再也无法弥补。

红卫兵们调班吃饭，而我们呢，谁也不记得人还要吃饭，也没感到肚饥。

继父楼上楼下无望地转，最后蹲在屋角闷着头抽烟……红卫兵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带着几根金条、首饰、象牙、豹皮之类的走了。我连忙扶母亲上楼。

母亲上楼后木木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一个地方。我连忙告诉她，那只金镯我已经交给叶叔叔，现在抄过家了，明天我去拿回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则我应尽快地拿回来，不要让叶叔叔再承担风险；二则母亲看到我保存好了她的宝贝，安慰中或许会冲淡受到的伤害。

第二天傍晚我出门了。为安全起见我先到一个初中同学、三代工人家庭虚晃一枪。说起来可笑，她是我的好同学，照理我应该信任她，但毕业后我与她两个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见面机会。而一年多的时间，是很能改变一个人的，尤其在这特殊的年代，我这个“黑崽子”，她会怎样看我呢？细腻敏感的个性使我早早地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她家住三层阁，我上到二楼就下来了。——我这样做实在是怕有人跟踪，实在怕给叶叔叔惹事。确定没人跟踪，我才迂回着到了叶叔叔家。

叶叔叔关切地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一一如实告知后说东西我拿回去。

他点点头，叫来了小女，嘱咐着让她去将姐姐找来。

我等了很长时间。心里直纳罕：找？难道丢了？看出我的不安，叶叔叔解释说，你知道现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抄家时连马桶里都伸进铁条搅几搅。东西不是我的，受人之托我更负有责任。你别急……他越讲我越糊涂，一直到妹妹把姐姐找回来，他将长女从贴身衣服里拿出的带着体温的金镯接过再交给我，我才明白：他为了安全与责任，让长女将金镯带在身上整天在外面游荡。就这样长女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我的泪水雨般滴落在这只金灿灿的镯子上。从此叶叔叔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师长、父辈。

可母亲并没有好转，见到金镯，她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惊喜，反而惶恐不安说她不要了。我只得将它交给外婆收藏。我要离家回校，母亲惊恐地一把拉住我，说她害怕，让我在家陪着她。看她失神无助的样子，我就滞留在家了。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张通知，让我回校参加革命。家里这个样子，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也害怕回校。我害怕那种疯狂、歧视与一种不可测的莫名的东西。后来听说学校停课了，我更有理由赖在家里了。

分析

叶叔叔的伟大人品和人格，在这里得到了升华：为了金镯的安全，他竟派大女儿“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

家里无所事事。所有的书都没有了。其实即使有书，我也没这个心思——母亲要么哭泣，要么呆坐，从批斗结束起不再出门。我呢，买菜帮外婆做家务之余，便看满街的大字报。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传单，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抄家是走资派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我顿时眼睛一亮，感到我妈有救了。当时我真的什么也不懂——只感到风云莫测世事难料，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必须救母亲！那么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如果我能让我家平反，那不是万事大吉了？我的父亲早已成为历史，而且我家现在是工人家庭！

于是我书写了告状申诉信。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又一次趁着昏暗的夜晚来到叶叔叔家。记得那是炎炎酷暑，天热得一点风也没有。叶叔叔将我引到亭子间，将窗帘拉拢，门关上，将台灯压得低低的，伏案看信。我看到汗水从他的脊背一颗颗沁出来、聚集、不堪承载时又连成一线向下直淌。我替他扇风……

看毕，他回过脸，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沉重的忧虑与担心。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母亲自己出面写？“她反正是个家庭妇女，最坏也坏不到哪里。而你青春年少，生命才刚刚开始。现在的形势谁也估摸不准。万一弄不好，你不是成了替反动家庭翻案的孝子贤孙？这辈子你还怎么做人？你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抬起头，带着那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用考虑了。母亲卧病在床，怎能以她的名义？再说，我以一个女儿、一个小姑娘的身份更容易将信写得动人。至于后果，我已经想过了：大不了死。真的，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他讶异地注视着我，想说什么最终又什么也没说。接着，他替我改起来。一边改一边自嘲：我也只是做点文字游戏而已，到时如果出了事可以辩解。只是到那时，任何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

分析

在巨大的重负和灾难中，一个本来应该还是弱小的中学生的“我”，在母亲精神出了问题之后，承担起来不应有的责任。

那天我将抄好的信揣在口袋里，怀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出家门。

那个工人造反组织的地址是早就打听好了的，在巨鹿路。但对一个穿梭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直线的闭塞女孩来说，仿佛远在天边。又适逢什么人静坐示威，公交车不开，我只得一路走一路问过去。我记得从东到西，几乎穿越大半个上海，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

我走上台阶，跨进门厅，见左右是红漆门。右边的屋子里人声嘈杂。我在房门口站住了，头倚在门框边朝里张望。红漆地板上盖着杂乱的脚印，但那种昔日的华贵仍顽强地从粗乱的尘垢中隐隐地显露出来。沿墙的壁炉架台上搁着一溜毛主席像。里面的工作人员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正激动地议论什么，还有两个伏案在书写什么。

分析

这个场景描写得很细致、很生动。

我将头缩了回来，感到心跳得厉害。叶叔叔的叮咛又一次响在我耳边：你要慎重！那不是闹着玩的，关系你一生……害怕了？我问自己。一刹那，母亲的病态闪现在我脑际，我突然变得镇定与坚决。

我再朝里望了一眼。我不能这么不识相打扰他们的争论。那么能找的就是那两个伏案的人。迅速比较了一下，感到近门的那个似乎更和蔼一点。

我进门向他走去。“救救我妈妈！”我一开头这样说，而且声泪俱下。真的，这并不是我事先设想好的台词。我也不知道那个刹那，是什么使我完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向成人的飞跃。英雄情结，还是情之所致？反正他听得专注，还让我不要哭。接着问我要书面材料。我呈上了我的信。也许我的文笔不赖，也许我的事例有其特殊性，也许一个小姑娘孤苦无依的眼泪能打动人，反正，他看得有点动情。我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他将信收起告诉我让我放心，说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的。我将信将疑。几天后，我家果然平反了。

平反的红榜没有改变母亲的病态。母亲仍在她臆想的惶恐中生活。幻听使她整天怀疑别人害她。她会偷偷躲在墙边听邻居家壁脚，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黑名单；会杯弓蛇影地怀疑楼下刚买来的收音机是发报机对她盯踪；还认为电是黑帮用来毁她打击她的工具，因此在房间里用床单后来甚至是绝缘的橡皮胶布密密围挂；她会半夜起床跳着脚跟臆想中的黑帮对着骂……当继父与我劝她上医院看病，她便骂我们头脑简单，她从不承认有病，当然拒绝看病。

分析

写母亲的病，是恐怖时代造成的强迫症。这个时代的恐惧通过给母亲造成精神崩溃的方式，再进一步地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的“胜利”也为我找来了无尽的烦恼。母亲看出了我的“才华”，逼迫我写那永远写不完的告状信。我千篇一律地写，写得手酸手麻，还得拿着信到处跑。我无法跟她讲清楚，只得拿着告状信在街上转悠，转到中午才回家，如果是下午，则到傍晚才回家。有时甚至在黄浦江边一坐半天，逢叶叔叔厂休则到他家，回来还得编一套“上面的”话哄她。

我想上学校，学校早已停课。我感到生活是那么无望与无趣，一种从没有过的厌倦在我心头滋长。

一次为母亲要我上京告状我与母亲争执起来。真遗憾，那时我对精神分裂症理解得不像现在那样深，我总试着跟她讲道理，总试着将她从混沌迷蒙中拉出来。母亲是个个性极强的人，又因为古戏看得多，将子女的“孝”看得最重。我的劝说在她眼里是不可恕的顶撞，她勃然大怒，对着我吼道：“你给我滚！我养你这么大，还跟黑帮联合起来害我！”

个性也强的我，起身就走。她追着我的背影叫：“有志气出去别回来！”

我觉得自己的路断了。我来到黄浦江边，泪眼迷蒙地望着滚滚江水，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留恋的东西吗？外婆的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但她挡不了母亲的刀言剑语；叶叔叔义薄云天，但无补于我的困境，却使我感到世间患难与共的温情是何等珍贵。霎时，我家平反前后我与他相处的节节幕幕在眼前一一涌现——他在记忆深处搜索唐诗宋词，他说一句让我跟一句，用浩瀚的文化滋润我的心灵并帮我打发无聊的时光；在我迷茫悲观时他用青松的精神鼓励我直面人生……我得向他告别！

分析

“我”和母亲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时代的重压让这种本来应该是很健康的关系崩溃了，我被这种崩溃的关系所击垮，差点要跳黄浦江自杀了——一个高中女学生，她所受到的压力该有多大！但她仍然没有崩溃，因为下面写到的人格伟大的“叶叔叔”那勇敢和无私的关爱。

我将内心的波澜与决定压入心底，和叶叔叔聊了两个小时。在他留我吃饭时我辞别了。我实在吃不下，也怕露马脚，因为我感到心中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嗓口冲。也许是我对久失的父爱的向往，也许在心底里我已将他当成父亲，在他送我出门时我竟破天荒地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了。因为再迟一点，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他一愣之后快步追了上来，一把将我扯住，“发生了什么？你得告诉我！”于是他连拉带扯地将我拖回家，在他的小亭子间里他苦口婆心与我谈了整整五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我不会再回家了。他说可以，他收我当养女，就住他家。

我理解叶叔叔的真心，可现实吗？在我被爱严密地保护起来时，我脑海里颠来倒去的都是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些诗句。无寻处，但我求生不得求死也难。再说我已经答应他坚强。我必须突围——我不能给他带来麻烦，给他带来经济重负。他已有五个子女，已经是拿长期补助的困难户。

一星期后，我给杭州表姐写了信。求他们帮助找个工作。表姐回信让我到杭州从长计议。

到杭州后，他们告诉我杭州只有闲散劳动力才能找到工作。那就得先结婚。还问我认为表哥如何？表哥已满三十，是个好人，他的忠厚老实透进骨髓写在脸上。跟着他不会吃苦，这我知道。但这不是我憧憬的爱和婚姻。继而我又想到，小时候不是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几年？那么再跟他一起生活也没什么的。重要的是我可以有工作！

于是我在不懂爱情时就有了婚姻——我像一只狂风骤雨中的小鸟，找到了栖歇的屋檐。

分析

“于是我在不懂爱情时就有了婚姻”这段话我看了如被一枚针刺中一样疼痛。为什么选这篇文章？就是想让我们现在的年轻读者读到，在那样一个非正常时代，同样年轻的作者早早地遭受到了多么可怕的人生打击。如果没有叶叔叔的关心，如果没有在极端年代金子般珍贵的爱与善，“我”肯定早就投入黄浦江了。

我逃离了。可是继父无法逃离。可怜他1963年底与我母亲结婚只过了两年的幸福日子，便付出了整整30年生命的惨重代价——

喜欢热闹的继父，为了减少母亲怀疑，断了和一切亲友的来往；喜欢听收音机的继父，跟着母亲在幽微的烛光里过日子；为了母亲所说的自家的自来水有毒，每天跑近20分钟的路到老虎灶打水；每天半夜被母亲的叫骂声吵醒，还得跟邻居道歉；甚至在患了胃癌后，依照母亲的主意竟没有上医院作任何的治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母亲在将亲人一个个送走后，又长长地过了十年，2003年死在精神病院。

最后讲讲我的外婆。1972年初夏的一天，母亲上床后为避免声响赤着脚上楼听壁脚，外婆一觉醒来上厕所，不见了女儿心里焦急。她本来血压就高，未醒透一急，叫了两声母亲的名字就倒在了地上。几天后去世了。

分析

母亲、继父和外婆的命运，在整个大时代中，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我”来说，是彻底的人生打击。

唯有真实切肤，所以感人肺腑

读这篇文章会给你带来一阵阵难言的悲伤，也会被巨大的同情心所攥住。通过简单的人物情感置换，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不正常时代来看，来感受作者所受到的可怕的重压——这种重压让一个还未成年的高中女生的人生濒临崩溃，她那受尽苦难的母亲真的精神崩溃了。

方凌燕并不是文学名家，她的文章是自由投稿寄给《收获》杂志，被编辑发现并送审的。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文革”亲历者的真实故事。唯其真实，唯其细节生动，所以感人，从而使得这篇“非名家”写的散文可以跻身于《散文分册》的名家行列中而毫不逊色。《逃离》我读过很多遍，它简单而直接地打动我，让我为文章中人物的命运而揪心，她无法承受母亲让她一遍一遍写告状信、以至于最后跟母亲大吵一架决心到黄浦江自尽，这些都让我紧张而难过。一个小人物可能在大时代中，随黄浦江滔滔江水而消失，激不起一个浪花。但方凌燕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却如同江面上的一个航标，在那些夜色中进港的船员眼中成为一个指示灯。不读这样的文章，就不知道我们的前辈在不太远的过去，曾有过这么困苦、悲痛的经历。而这个时代的各种坏“遗产”，还没有得到过有效的反思和估算。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个时代给人造成的精神记忆、心灵伤害，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如果没有留下具体而鲜活的记忆，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也是不彻底的。

我们现在无须为写出好文章而故意经历“动荡年代”，在非动荡年代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活经验。你作为一个少年，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反思自己，一定会有难忘的记忆。或许是快乐的，或许是痛苦的，但这些记忆是你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部分。

延伸阅读

《收获》杂志散文专栏结集、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亲历历史》。

作家简介

晓剑，原名王建，河北南宫人,1952年生。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梦幻曲》等20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色》等十部，电影文学剧本《我们的田野》等七部，电视剧剧本《七品芝麻官》等十部。

阅读提示

不太遥远的“抄家”“破四旧”这些“文革”中可怕的事情似乎离开我们很远了，这篇“抄家亲历记”对比着上一篇《逃离》来读，会让我们重新进入那个恐怖的时代。

抄家的经历 晓剑

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我和同班的5个男生和4个女生共10人，身穿老式黄布军装，腰扎两寸宽的武装带，佩戴“红卫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中来到位于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14周岁，小的还只有13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仅仅有着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须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

抄家行动是当时“破四旧”的组成部分，所谓“四旧”，乃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也，由于并没有人对“四旧”定出严格的标准，因而对“四旧”的评判完全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来定夺，譬如不准女性烫头发、男人留背头，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裤，譬如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譬如敲下颐和园佛香阁上的小佛头、砸碎前门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旧”的内容，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分析

什么叫作“四旧”？以这个罪名，当时人们可以把各种不喜欢的人、现象，都直接打倒。

关于红卫兵的诞生及其背景，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记述和研讨，尽管离客观、真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不是本文的主题，因而不加详述，反正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已经合法化，当然，这完全是伟人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所起的作用，在这封信中他老人家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并告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这些因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而备受迫害的“革命小将”一旦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立刻有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张狂”的感觉，高呼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带着每一代人必有的青春冲动、破坏欲望以及对旧秩序的本能反抗，来到了社会上。

其实红卫兵最早干涉社会不是一些文章中指责的抄家，而是打击小流氓，这本应该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好事，但其出发点跟今天的“严打”可能是两回事，因而这些打击小流氓的红卫兵们在1967年以后也有不少成为了在公共场所“拍婆子”、“碴架”、在光天化日下聚众闹事的小流氓，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此略有反映，作家王朔在里面还出演了一个“拍婆子”、“碴架”的小头目，尽管由于太痞而不那么像。

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当天夜里，还有一个父亲是挺有名的将军的高三男学生因着对异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体构造，结果被当场擒住，若非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工、农、兵、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后代），肯定也会被当成小流氓处理了。

分析

在“文革”中，法律不被遵守，生命被以公正的名义践踏，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杀戮。

据说这个“凤”是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被打死的第一人，从此，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宝山去火化，至于有多少人在震惊世界的“红八月”中被打死，尚没有人进行统计，恐怕这也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事，据当时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披露，最多时，一天有两卡车被打死的尸体拉进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动机大概有两个，一是要收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国民党特务等家庭里藏有的“变天账”、武器、反动文件，二是要剥夺这些人家里以往从劳动人民手里剥削走的不义之财。这时候，被誉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说法我们还没有听到，所以除了对老师、校长发威之外，我们这些红卫兵文化的批判和武力的批判的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

学校坐落在海淀区，我们却要跑到东城区去抄家，是有着我们的想法的，老北京城有着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就是说东城区住的资本家多，西城区住的贵族多，南城住的是天桥耍把式的，北城住的大都是各种工匠。贱和贫的地方自然不需要抄家，而西城的王府、驸马府在1949年以后不少都改换了身份，成了部长府、司令府，在1966年的8月份这里还不是冲击对象，甚至这些深宅大院里的少爷小姐们很多还是红卫兵的头目，后来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还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专门对付那些不知好歹、要去革“新贵”们的命的平民红卫兵。所以，到东城区去抄资本家的家当然成为了我们这些所谓干部子弟红卫兵的首选。另外，我们有个数学老师的家就住在东城，她在我们看来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刚刚大学毕业就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无非是因为她的爹是个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国家以20万元作价，收买了他的企业，于是她家就有了每个月500元左右的定息吃。而在60年代，毛泽东的月薪不过460元，5元钱就可以雇一个保姆，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杂费是10元钱，家庭月平均收入超过8元就不再享受国家的补贴了，500元足以让一个家庭不知怎样才能把钱花出去。看着这个数学老师的富裕和奢侈我们就有气，因而想先把她家给抄了。

不过，有比我们行动迅速的红卫兵先下手为强了，我们又不想白跑一趟，找那个胡同的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一打听，说有一家比那个数学老师家还阔气的资本家就住在这个胡同里，而且老头子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我们一听，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二话没说，就冲向那个人家。

分析

因为对方是资本家的后代，因为她有每个月500元的定期利息，这就成为红卫兵眼中的罪状。不需要法律上的认定，不需要进行合法的审判。这种可怕的道德审判，造成了恐怖的后果。

这是一座两进的大四合院，有着高台阶、大红门、小石狮、厚影壁，正房加厢房加头进院的南房，起码有20多间。说实话，在我14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进入由一家人住的这么大的宅子，心中不由得愤愤不平地骂道：“真他妈是资产阶级！”几年后当我又进到一个部长级的干部家的宅子，看着那三进院和40多间雕梁画栋、青砖灰瓦的房子时，由于已经阅读过了当时和《血统论》齐名的文章《论财产再分配》和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也就没那么多愤慨和不平了。

也许是预感，或者是听到了传言，甚至是认命，我们冲进这家大宅门之后，并没有看到不满的脸色，更没有听到委屈的声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和一个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像迎接当年的解放军进北京城一样把我们这些满脸稚气而又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迎接了进去，而且在花坛边上的石桌上摆上了热乎乎的茶水。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资产阶级放出了糖衣炮弹。

不过，想击中我们这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红卫兵小将绝非容易的事，我们当即朗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然后，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那老头子就抡了过去。

分析

抄家中的非人性行为，暴行，以革命的名义直接施行了。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老头子”是国民党政府“天津法院院长”，一位曾经具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的老人。他本来应该得到尊重，在这个混乱时刻，成为了“红卫兵”施暴的对象。置换一下身份，把自己变成前一篇文章中的方凌燕，我们会立刻发现这种貌似伟大、光荣、正确的抄家，给被抄家者带来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肤色很白的老头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而且呜呜地哭了起来，而那个老太太则扑通跪了下去，连连磕头。这时有一个女孩子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上面的官职是天津法院院长。我们顿时欣喜若狂，纷纷议论着：“法院院长是个大官，肯定有枪！”“说不定还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咱们要立大功了。”“抄这家算是抄对了！”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老两口的刑讯逼供。刑是皮带、拳头、巴掌、木棍及脚伺候，讯是横眉立目、义正词严及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反动官僚交代出埋藏起来的武器弹药和反革命材料。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必须动口还要动手，否则就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就是枉称革命后代，就是红卫兵的败类！

那老两口苦苦哀求，指天发誓绝没有什么武器隐藏起来，更没有什么反革命材料，老头子还给我们上起课来，说是当时法官从来不佩带武器，他们最严厉的武器就是法律条款，他们的护身符就是黑袍子。当然，他的这种解释只能获得一阵更为狂暴的痛打，直至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我们认定这老两口是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把他们扔在太阳下面，让8月的烈日烤晒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则从居民委员会借来钢镐和铁锨，在屋里屋外砸墙刨地，寻找我们认为必定存在的那些东西——枪支弹药、变天账、潜伏特务名单。这一类东西被搜寻出来的消息在当时的北京几乎每天都会传来，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带来的冲动和现在什么地方出土了珍贵文物所产生的轰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分析

红卫兵对老两口的毒打，直至对方昏倒过去。令人感到恐怖的狼性和仇恨，并没有直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解释法官没有配给武器，说当时最严厉的武器就是“法律条款”。红卫兵认定他们“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毒打。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对比。人性和兽性在一个缺乏法纪约束的非正常社会里，很快地转换了。

一番如同下乡拔麦子的重体力劳动过后，除了一堆碎石烂瓦和泥土外，真正的收获就是一沓沓的人民币现金和一串串金银首饰。这家人看来不是土财主，不会把值钱的东西装到腌咸菜的坛子里埋后院或厕所粪坑底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把金银财宝藏什么地方的都有，我们组织的一个红卫兵就从床棱子里抠出几十根金条来，至于后来拍卖抄家得来的一些家具和衣服被褥时，更有人从椅子背里发现金元宝，在棉被里发现几万美金，在枕头里发现翡翠西瓜，在西装夹缝中发现5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被抄家时发现藏有金银财宝，干脆把这些东西扔出家门，像我的既在解放前开过公司又在解放后当上了副局长的大伯父就把上百两金子趁着夜深人静时给拽到北海里去了。有专家分析说，若是把北海的淤泥清理一下，从里面筛出来的金银财宝不仅够支付清理费用，多出来的还够建一座“文革”纪念馆的。

分析

“抄家”的混乱和惨烈——想象一下，任何人置身于那时那刻，都会觉得无比恐怖。

不过，在当时，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绝对是视金钱如粪土的，如今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描述当年红卫兵抄家时往自己兜里塞东西的情节完全是赋予了今天人们的行为方式。有一件事可以为我的说法做证，那就是1966年秋天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上，我作为解说员亲眼看到了被严格管制的展品是各种手枪和战刀，被精心保管的是各种地契和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而金元宝、银元、金条、美元、英镑、宝石、钻石戒指、全绿的翡翠雕件却被随便摆在一边，任人丢来扔去，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其感兴趣，更没有听到丢失的传闻。

因而，仅仅抄到金银财宝而没有抄到武器和变天账让我们没有感到过分的欣喜，反而有些沮丧，于是对那已经快被晒昏过去的老两口又是一顿暴打，以发泄没有抄家战果的难堪，当然，老两口真的就昏过去了。这时，我们的肚子饿了，生理上的需求并不考虑革命的需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俗话不因震惊世界的“红八月”而改变其本来意义。可吃的东西在这个大宅子中并不少，先不说厨房里有鸡鸭鱼肉，就是从几间卧室中打开的点心盒子里的各种点心就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了，那全是稻香村的产品，我不到14岁的生涯中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式样的点心。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吃，甚至每一个人都会以产生吃资本家家中的东西的欲望为耻辱！我们每人拿出两角钱，交到一个女生手中，让她到附近的北京站去买回一大书包5分钱一个的烧饼，然后让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送来一壶开水，守着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高级点心和龙井茶，狼吞虎咽着烧饼，喝着白开水，算是解决了肚子问题。而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学习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关于解放军路过果园而不吃老百姓的果子的最高指示。

到天黑之时，尽管暴打和挖掘继续轮番进行了几次，可我们预想的战果还是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夜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盛夏的夜依然不凉爽，天上没有云，空中没有风，远处时而传来惨烈的嘶嚎，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发出的，不值得同情。几盏电灯被拉到院子里，我们将老两口置于明亮的灯光下，任凭他们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绝不被打动，而且还要痛打落水狗。

分析

对两位老人的继续施暴，成为那个时代红卫兵抄家暴行的具体细节，读来令人心里恐惧。

到了深夜时分，老两口再次昏晕过去，我们的困意也终于来临，于是一个个或坐在屋檐下或倒在土堆上，酣然大睡，我们绝不会想到那老两口若是从昏迷中醒来，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一个个掐死。当将近黎明时不远处人们的喊叫声和救火车的鸣叫声把我们惊醒时，我们委实感到了后怕，因为就在这同一条胡同里，离我们抄的这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另一个被抄的地主家，那个老地主不甘凌辱，放了一把火，将自己和自己的两个老婆一同烧死，幸亏抄他们家的红卫兵们见没什么收获，提前撤走，否则将会酿成更大惨剧。这场火灾，是北京“红八月”中最为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从这一夜以后，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于死地的事情才开始大规模爆发，被皮带抽死、铁棍敲死、绳子勒死、拳头打死、皮鞋踹死、太阳晒死、刺刀扎死的男女络绎不绝。而我们从火场回来，再也不敢睡觉，用绳子把老两口牢牢地捆住，把所有的菜刀和火柴都收藏起来，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们，生怕他们也会做垂死挣扎。

天亮之后，看确实抄不出武器之类的东西，再加上对夜里发生的事件的后怕，我们决定像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搬走地主的浮财那样把这个大院子里值钱的东西搬走，不能让这些解放前过好日子的人在解放17年后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彻底剥夺他们靠剥削和权力得来的财产！我们出了胡同，一抬手就拦截住3辆大卡车，见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孩子，没有一个司机敢不停车的，他们对红卫兵的恐惧肯定超过了对交通警察的敬畏。我们告诉司机，去拉反动资本家家中的东西。那些司机一个个连连称是，马上把车开到了大院子门口，真正的抄家开始了。

这家人的西厢房里堆满了大号樟木箱子，查找武器和变天账时，我们已经把它们翻了个底朝天，里面全是四季衣服，而且料子都是绫罗绸缎和各种皮毛，其华贵程度起码我是前所未见。据老太太交代，这是她的嫁妆，共有70箱，但从解放后，她就再也没穿过，那些充满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味道的式样也确实让她无法穿出门去，她很希望把这些东西破了“四旧”。这意思不用她表示，我们肯定要将其抬走，装上卡车。接着搬走的还有这家人从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的整打的袜子、整捆的床单、成排的呢子大衣、几十款瑞士手表、法国席梦思软床、红木家具，还有什么，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整整搬了一天时间，那3辆大卡车跑了3趟。东西都被送到西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大教堂里，那里是抄家物品的收集处。对于这些抄家物品，既不需要给被抄家人打收条，也不会向收集处的管理人员要收条，反正只要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资本家就行，从理论上说，这无非是一次财产再分配的过程，是对解放后那次财产再分配不够完全的补充。当然，以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只把它看成是剥夺剥夺者的行动，是破“四旧”的一个组成部分。

分析

很少看到如此细致的抄家经历，这让人感到窒息的细节，是对那个时代法律和人性同时遭到践踏的最有力的证据。

天黑之前，我们的抄家行动结束了，老两口虽然伤痕累累，但依然活着，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都有动不动就打死人的勇气。9天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小将，用亲自佩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方式再一次肯定了我们的行为。又过了3天，我随着一伙高中学生南下串联，到西安、重庆、贵阳、湛江、广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不久，当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母亲被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时候，我们家也被抄了，面对着别人抄我的家，我无话可说。

分析

文章结尾突然出现出人意料的结局。“革命”的火焰不仅无情吞噬了“老两口”，也吞噬参与者，吞噬一切。

准确表达带来的极大震撼力

晓剑这篇文章发表于《收获》2006年第3期“亲历历史”专栏。“文革”后，参加过抄家的人大多三缄其口，不肯说出真相和细节，年轻读者对于抄家的状况缺乏具体的认识。晓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其直接、毫无遮掩的叙事方式，把“红卫兵”在“文革”时代抄家所造成的巨大暴力伤害，栩栩如生地写出来，在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文革”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给无数人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给无数人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但是，时间过去50年，却很少人看到亲历者对那个时代的记录。

历史是不会被忘记的，历史只是可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书写。

但这种“历史”只是抽象的历史，是普遍描述的历史观念，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具体而微的细节。这些细节，随着亲历者的沉默而成为永久埋藏的石头，可能会再也无法呈现出来。所以，方凌燕的“被抄家经历”和晓剑的“抄家亲历”，都具有一般历史文献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读晓剑这篇文章，我们要注意三个事实：第一，这些“红卫兵”只是初中生，年仅14岁，比前一篇作者方凌燕被抄家时还小两岁。他们更懵懂无知，更容易受人指使，一旦被蛊惑，就激发出了对“反动派”的巨大仇恨，成为那些思想的傀儡，被那些思想驱使而变成巨大的破坏者。第二，在这样一个时代，法律被践踏、人性被损害、生命被摧残，14岁大的小孩子毫无怜悯地对60多岁的前国民政府大法官痛下狠手，肆意施暴。第三，抄家行动总是打着高尚的旗号，而真正对被抄家者痛下狠手的少年确实也蔑视金银财宝，他们的心灵被魔鬼所驱使，他们的行动却似乎是天真无邪的。在社会动荡时代，打着正义、高尚的旗号肆意毁灭、破坏、摧残，这才是最可怕的。

写文章，有时候一个准确表达的细节，能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撼力，如写“红卫兵”暴力——“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那老头子就抡了过去”。

阅读这样的文章并不好受，但能让我们保持清醒和警惕。在一个混乱时代，人性和尊严会被践踏，生命会遭到毁灭，而行凶者常常打着正义的旗号出现。

童鞋们有没有干过“坏事”？没干过的话“糗事”也行，可以试着用1500字，写一下自己的经历。

延伸阅读

《收获》杂志专栏散文结集、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亲历历史》。你懂的。

作家简介

李西闽，男，1966年11月出生于福建长汀农村，现居上海，自由写作。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收获》《天涯》《作家》等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出版《死亡之书》《血钞票》等30多部长篇。有六卷本《李西闽文集》以及12卷本《李西闽经典小说文集》出版。2009年4月，代表作长篇小说“唐镇三部曲”，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

李西闽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被埋在鑫海山庄的废墟下，在绝望的76小时等待后，最终获救。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在《收获》杂志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曾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

阅读提示

一名作家在极端条件下的极端生存体验，是纪实散文中最打动人的。

幸存者 李西闽

风景

2008年5月12日，中午，阳光从高远的天空倾泻下来，一扫几天来的阴霾。我5月8日来到九峰山半山腰的鑫海山庄，几天来，都是阴雨天。尽管是不见天日的阴雨天，我还是陶醉在自然的风光之中，这里离银厂沟风景区只有两公里，山川幽静而灵秀。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写一部名为《迷雾战舰》的长篇小说。这天对我来说，起初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早上吃了两个小馒头后就开始写作，一直到中午。当阳光在窗外灿烂一片时，我的心受到了刺激，就走出了房间，来到了阳台上。

我住的房间在鑫海山庄C栋的四楼，是最靠近山谷的一栋楼房，离几十米深的山谷也就几米的距离。这个应该是鑫海山庄最好的房间，透过窗户的玻璃，可以看到山上的风景，站在阳台上，视角十分独特，不仅可以看到山谷清澈的流水穿过嶙峋的怪石顺流而下，还可以远远地望到九峰山神秘莫测的顶峰，还有那个像是镶嵌在山壁中的古色古香的寺庙。

阳光给风景涂上了一层亮色。

也给我的心灵涂上了一层亮色。

山谷里有很多蝴蝶在飞舞，像是在召开一场盛大的舞会。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蝴蝶，这种景象让我迷醉，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拿出照相机，一口气拍下了好些照片。清新而凉爽的风拂面而来，我觉得这里是人间仙境。

我迷恋自然的风景。

那些没有被世俗的浊气污染的风景让我灵魂安宁。

多年来，每年我都要去不同的地方，在自然的风中寻找安慰。我一直认为，很多地方你去了后就会爱上它，比如西藏，比如川西，比如新疆……如果可能，我会一生流连在这些地方。

山谷里的蝴蝶越来越多，这些自然的精灵从四面八方聚拢在山谷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罕见的异象，阳光下飞舞的各种各样美丽的蝴蝶，仿佛在向我诉说着一个个神秘的故事，我可以听到它们柔弱的翅膀波动的声音，我还可以闻到它们身上残留的野花的香息。

这时，我听到了笑声，清脆的笑声。

我的目光朝笑声寻找过去，在楼下的空坪里，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是山庄的服务员，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在我吃饭时和我说过，她原来在山外的城市里打工，因为她的男朋友在这里工作，她就跟过来了。她笑着用甜美的声音对我说：“李老师，你在看风景呀！”

她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很美，很纯真。此时，她在我眼中，也是风景。我笑着点点头说：“是的，是的！看风景。”

她又笑着说：“你要住好长时间哟，等你有时间，可以到银厂沟风景区去看，那里的风景更好。”

我又点了点头：“一定去，一定去！”

我向往着那更美丽的风景，这是我一生的向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永远也看不到银厂沟风景区美丽的风光了，就在两个多小时后，银厂沟变成了另外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

风自由地穿过山谷，穿过蝴蝶的灵魂。

回到房间，我坐在电脑桌前。没有马上继续写我的小说，而是把我QQ的签名改成了：“风自由地穿过山谷。”那种心情十分诗意和美好，我自从住进鑫海山庄，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心情。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遇险。

灾难在悄悄临近。

分析

蝴蝶本来是美丽的生物，它们在山谷中飞舞，是一个壮美的景观。但在这里，蝴蝶带着一种不祥的征兆。

瞬间

下午14时28分，这是个黑暗的时刻，被诅咒的时刻。

那时我正在电脑上敲下这样一行文字：“大海平静得可怕，许多灵魂在海的深处安睡……”

突然，传来令人惊心动魄的隆隆巨响。巨响不是从天空中传来的，像是很多列火车从楼底的地下滚过。

顷刻，桌椅开始晃动，墙壁也剧烈地摇动，犹如有一个巨人在拔动着楼房，在和我开玩笑。

我合上电脑，惊惶地站起来，大声说：“这是怎么啦？这是这么啦？”

没有人回答我，在剧烈的摇晃和隆隆巨响中，我看不清楚窗外的景象，也不清楚山谷中纷飞的蝴蝶是否像我一样发出惊恐的尖叫。

墙上天花板上的水泥块“哗哗”往下掉，砸在我头上、身上。

吊灯也砸了下来，落在玻璃桌面上，灯和玻璃桌面一起粉碎，碎片飞溅。

我一眼看到对面的立柜，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余地，我向立柜方向奔出两步，企图躲到立柜下面。我还没有靠近立柜，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出去，摔倒在地上。

紧接着，楼轰隆地塌了，许多东西压下来。

我的身体侧躺着被压在了废墟里。

一块木板立起来，竖在我的胸前，还有一块木板倒在我胸前竖起的木板上面，这样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我的头就被夹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锐角上，动弹不得。

我的左侧太阳穴旁边被一块铁质的东西顶住，朝上的锋面插进了我左脸的皮肉里，左侧的腰部也感觉有一片锋利的东西插了进去，肋间也横着一条坚硬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条钢筋，勒进了皮肉里。

瞬间，我陷入一个黑暗世界，脑子乱成一片。我想我是在做梦吧，可我是那么疼，左边的眼睛被热血模糊住了，血流进眼眶，又流出去。

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我不知道这个瞬间改变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瞬间，多少鲜活的生命变成黯淡的尸体。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

我被埋在了废墟之中，身体在黑暗中沉沦。

分析

地震突然爆发，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而之前美丽蝴蝶的飞舞，其中暗含着的丰富信息，并没有被注意到。对人类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对蝴蝶呢？对山谷中“自由的风”呢？这是人与自然的不同。

一缕光

我在一种迷茫又恐惧的状态中听到了又一阵轰响，紧接着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有许多碎物掉落在我的脸上和身上。

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缕光。

这难道是天堂里透过来的圣光？

我的左眼已经看不见光了，我是用右眼看到那缕光的。那是阳光，我告诉自己，是的，是阳光，阳光中还有浓浓的粉尘！我闻到了阳光特殊的味道，那是一股淡淡的焦煳的香味。我能够看到阳光，能够感觉到阳光的味道，这证明我还活着，还没有沉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那是余震中裂开的一条缝，从缝中透进的光亮让我看到了希望。有光进来，就会有空气进来，我不至于很快憋死；而且，通过这条缝，我能够听到外面的人声，我的声音也可以传出去；光明给我带来了希望，一线的希望。我看到眼前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使我的脸没有被杂物堵起来。

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这到底怎么了？楼房为什么会坍塌？

在持续不断的山崩地裂的响声中，我所处的地方还在不停地抖动，背上积压的东西越来越多，身体也越来越受限制。我想是不是这个新建的山谷旁边的度假山庄因为山体承受不了楼房的重量而产生了滑坡？那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

轰隆隆的声音还在一波一波地继续，水泥板子上不断地有物体砸落的声音。大地不断地颠簸，摇动，我被越压越紧。房子建造在高高的山坡上，边上就是一个悬崖，我担心坍塌的楼会在不停的震动中掉下悬崖，成为那美丽山谷之间的填充物。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还活着，我该怎么办？此时，我不知道山庄里的那些工作人员是否也被埋在废墟里了，他们是否也还活着？我为他们担心起来。他们是多么好的人！我想起他们热情的质朴的脸，心里隐隐作痛。

我的大半个身体都被砖块渣土埋着。外面有很好的阳光啊，可是，我却被隐埋在废墟中。我的右手还能动，左手却被压住了。我的大腿下有一个硬块顶在那里，我的右手慢慢摸索下去，摸到的居然是我的笔记本电脑，它在此刻竟然成了与我相依为命的伙伴，它与我是这样的不离不弃，它是这么的不愿与我分离。在笔记本里，有我所有的书稿。我心动了，使劲地把它从大腿下拿了出来，艰难地放在了我眼前的那个小空间里，那个小空间刚刚好可以放下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突然有了个想法，能不能打开电脑，通过QQ和朋友们联系，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如果有人知道我活着，一定会来救我的。那个空间太小了，笔记本电脑的盖只能开到三分之一，但是我的眼睛可以斜斜地看到电脑屏幕，我的右手十分困难地开了机，可无线网卡怎么也连接不上，我无奈地合上了电脑。我还想在等待的过程中打开电脑听听音乐。很快地，我的右手因为压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多，根本就进入不了我眼前的空间了。

分析

写“我”被压在废墟下，动弹不得。原有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事物，比如笔记本电脑，都变得很不一般了。网络也被切断了。一个人不仅肉体被禁锢，他的精神也被锁住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很难想象一个人被囚禁在这样的废墟下生存，李西闽给我们做了生动而令人心惊的描述。

人声

很长时间，我没有听到人的声音。山庄里的人是不是都死了？或者像我一样被埋在废墟里？尽管鑫海山庄还没有正式营业，我是唯一住进来的客人，但是山庄里的工作人员基本配齐了，还有些工人还在这里工作，做装修完后最后的收尾工作。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我听不到人的声音？

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张淳朴的笑脸，那是阳光下鲜活的笑脸。她就是中午和我说话的那个姑娘，此时，她在哪里？我不敢想象她死了或者像我一样埋在废墟中。

那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我希望山庄里的人都平安。

可我怎么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呢，哪怕是惊叫或者痛哭。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伤口在流血，我的裤子和衣服都被血水浸透。

我十分无助。

我没有办法阻止血液流出体外，我不能确定多长时间血会流干，我也无法确定我能坚持多久。

我多么渴望听到人的声音，那样我不会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身居闹市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太吵太闹，面对喧闹的人群，总想独自一人宁静孤独，现在，我却因为听不到人声而恐惧。

外面山摇地动的声音稍微平息了些，我突然听到了远处有呼喊的声音，知道那不是在喊我，心里却充满了喜悦，我想，只要外面还有人，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发现我还活着，就一定会来救我的！

于是，我大声喊起来：“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

我喊得声嘶力竭，这是求生的呼喊。

终于有人听到了我的呼喊，我听到有人踩在废墟上走过来发出的声响。我的心在颤抖，那一刻我充满了希望。

我心里说：“李小坏，你爸爸有可能获救了！”

我大声地喊：“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外面的人停住了脚步，我感觉他们离我很近很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拉住他们。

来的是一男一女。

他们在和我说话。

女的问我：“李老师，你受伤没有？”

我听出来了，这是山庄老板娘的声音，我大声说：“我没有受什么重伤。快救我——”

男的是山庄里的工作人员，他说：“李老师，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救你的，你要保存体力，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坚持住的，你们快来救我呀！”

老板娘沙哑的声音：“李老师，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那边还有几个人要救，救完他们我们就过来救你！”

我听得出来，老板娘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悲哀，尽管她对我说的话很克制。发生这样大的事情，她还能够这样对我说话，我心里十分感动。

他们说完就走了。

说心里话，我多么想让他们留下一个人，陪着我，哪怕是不救我，就和我说说话，我心里也会有安全感，因为我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可我没有让他们留下其中的一个人，我希望他们赶快把其他人救出来，然后来救我。

我听到他们的走路的声音渐渐远去，然后就怎么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我的一颗心又提了起来。

孤独感又从我的心底升起。

我躺在废墟中，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再次到来。

…………

当时觉得我会很快得救的，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是一次山体滑坡，却不知道外面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相信他们一定会来救我，尽管我的伤口在流血，尽管我的身体被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压越紧，我怎么努力也动弹不得，右手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后来甚至摸不到自己的脸。

分析

被埋在房屋废墟下动弹不得，这时响起人声，多么令人振奋。可只隔着废墟，却是两重天。这些人声突然消失了，又让人多么恐惧。那些本来是让人居住的房屋，一旦被地震摧垮变成了废墟，就成为真正的牢笼。

尿水

我身上的水分渐渐地失去。

我就像一尾等待风干的鱼。

我变得奄奄一息。在焦渴中等待天亮。外面的天空下起了大雨，我听到了雨点打在废墟上的声音。我口渴得要命，嗓子眼冒着火。那些雨水却没有从废墟的缝隙中漏下来，滋润一下我干涸的嘴唇。

我的嘴唇起了一层厚厚的泡，张开嘴都觉得沉重。

左脸上的伤口还在冒着血，我想喝自己的血，可是我的手够不到脸，我无法让血打湿我的嘴唇。

我焦渴得难以忍受。

雨水在外面洋洋洒洒，和我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心情异常复杂。等待的时间越长，我心中艰难树立起来的希望就越来越濒临破灭。我一点都不觉得饥饿，只是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嘴巴已经被口腔里渗出的黏液粘住了，也不想张开嘴巴了。我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天亮。我想，只要我熬到天亮，就会有获救的希望，山庄的老板娘知道我还活着，一定不会放弃我的。

我突然觉得我的膀胱涨得难受。

这是我被埋后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撒尿。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在西北当兵时的事情。有个战士在戈壁滩上迷路了，他水壶里的水喝干后，就是靠着喝自己的尿，艰难地等到寻找他的战友的到来。我也知道，尿是很干净的、无菌的、完全可以饮用的。

对呀，我不能浪费自己的尿呀，应该喝自己的尿，这样或者可以补充我身体流失的水分，因为疼痛，我出的汗太多了。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如何才能喝到自己的尿？

我的身体根本活动不了，唯一能活动的右手也被不断余震中落下的碎块所限制，就是我的手能够接到尿，手也不能到达我的嘴巴，就和我想用左脸流出来的血打湿自己的嘴唇一样无能为力。

绝望！

我实在憋不住了，就让那泡宝贵的尿撒了出来。尿水滚烫滚烫的，在我的裤裆里肆意浸漫。尿水漫到我左胯部的伤口时，尿水中的盐分使伤口疼痛，剧烈的疼痛使我又冒出了一身冷汗，我身体的水分又一次流失。此时，我体内的任何一点水分都是那么的宝贵。

分析

人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会让一切本来习惯成自然的事情都变得特殊起来。而这也可以让我们警醒：我们不能永远固守一种“成见”来看待一切问题。“尿水”这样的排泄物，在一个饥渴的状态变成了令人羡慕的液体。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你在需要它的时候，才发现失去了多么珍贵。

鸟鸣

光明是一帖药，它让我的心灵暂时平静。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舌头上都是黏黏的糊状物质。

我听到了外面山林里传来的鸟鸣声，鸟鸣声和光明一样，刺激着我的大脑皮层。我从小就喜欢听到小鸟鸣叫的声音。每天清晨，从睡梦中醒来，听到清脆如玉的鸟鸣，我自然会想到草叶间的露珠和乡村美丽的景致，那时，我会觉得特别幸福，觉得自己是真实活在大自然之中。这是一种淳朴幼稚的感情。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厌倦城市的生活，总是逃离城市四处追寻风景地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宁愿维持这种淳朴幼稚的感情，这样能够让我的心灵保持敏锐，城市生活对我的伤害导致我思想的麻木。

就是被埋在废墟中的当下，我还是这样认为。

我可以想象风自由地穿过山谷的情景。

我贪婪地呼吸着从那个小裂缝中透进来的山野的清新空气，我固执地认为是清新的、没有杂质的，让我生命得以维续的，像水一样的空气。

我听到自己沉重的心跳。

我想我必须活下去。就是为了听到清脆的鸟鸣，或者呼吸清新的空气，也该活下去。

甚至就是为了一滴渴盼的清水，也得活下去！

这样死去太不值得了。

我再次希望被营救。

我使劲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尝试着能不能继续呼喊。

我朝着那个透进光亮和空气的缝隙扯着干燥得冒火的嗓子，大声喊道：“救命啊——”

我一连喊了几声，呼吸急促，心在狂蹦乱跳，伤口剧烈疼痛，每喊一声，伤口就像被撕开一次，扎在伤口上的东西就会不断深入皮肉，血又会重新漫出来。

我静下来，等待着外面的反应。

还是鸟鸣声和山谷里訇訇的流水声。

此时，我多么希望小鸟能够听懂我的呼救声，飞到山外面去找人来救我呀。可惜小鸟听不懂我的话。

我又一次隐隐约约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我竖起了耳朵——没错，的确是有人说话的声音，而不是我的幻觉。

于是，我又把堵在喉头的一口黏黏的浓痰使劲地吐出，忍着身上伤口的剧痛，继续大声喊叫：“救救我，快来救我呀——”

喊了几声后，我再次听到有人朝我走过来，踩着废墟的烂砖破瓦朝我走过来。

我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是两个男人。

“上来了吗？”

“很快就上来了，在山下了。”

“……”

这时，有个男人对我说：“李老师，你怎么样了？”

我听出他的声音了，就是昨天傍晚和老板娘一起来的说要救我的那个男人，他们的到来令我感动，我说：“我很难受，快来救我呀——”

他没有回答我，又和另外的那个男人在说什么，他们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在商量怎么救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求求你们，快来救我呀——”

这时，和我说话的男人的口气突然变得很生硬：“再忍耐一会儿！”

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渐渐远去，直到消失。

可他们还是给了我一线生机，我想，只要我坚持下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忍耐，只要还有一口气，内心就要充满希望！后来我才知道，救援的人没有能够上山，那人后来也下山去了，再也没有上来。

我在凄清的鸟鸣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分析

“鸟的鸣叫”在一次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中，成为一种轻扬的、令人无法忽视的圣灵之音。鸟儿在空气中滑翔，鸟儿在地动山摇中飞腾在高高的空中，它们会惊恐，但不会被大地抓住；而被囚禁在大地上的人类，成为最无助的生命。曾经睥睨一切、以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改变自然面貌的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中不堪一击。作者写到他热爱自然，总想离开城市。心灵的自由和身体的沉重，在这废墟的思考里，显得非常锋利。

绝望

我在黑暗中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沉重，压住我肋骨的钢筋似乎是压在我的心脏上，我的心脏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窝囊，怎么就被埋在这里一动不动了呢，我就要这样渴死，饿死？这不是我要的死法，这样死不符合我的死法，如果我死在前线，我认了；如果我路见不平死在歹徒的刀下，我也认了；就是为了妻子儿女累死，我也认了……我怎么能够就这样死去呢？我的父母还需要我赡养，我的妻子还那么年轻，我的女儿才一周岁，我的兄弟姐妹们……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完，我的新书才写了三万字……我不能这样死去！

可我还能坚持多久？

目前，焦渴是最大的问题。

昨天早上我就吃了两个小馒头，喝了一瓶花生牛奶。因为写作十分顺利，午饭也没有吃，本来想写到下午四点多就收工，到山庄里的饭店去好好吃一顿的。山庄饭店的厨师厨艺十分不错，原来是在江苏的一家川菜馆当大厨，鑫海山庄的赵老板把他挖了回来。刚来的那天，老板娘请银厂沟电厂的几个工人吃饭，叫上了我，吃了十多道地道的川菜，感觉好极了，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川菜，尤其是本地河里出产的冷水鱼烧得绝。我想好了晚饭就吃一条大厨烧的冷鱼。

我不知道厨师现在怎么样了，希望他活着，世界上真正优秀的厨师不多。

那条我本来要吃的鱼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被砸死了，还是掉下了山谷，重新游回水中，自由了？

昨天出事之前，我没有喝一口水。

我有个极坏的习惯，写作的时候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根本就想不到喝水。这让我吃了大亏呀，如果我多喝点水，或者我现在就不会如此焦渴难忍，或者我可以多坚持两天。

废墟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从落雨的声音可以辨别。

又一阵剧烈的余震，我身体底下的楼板瑟瑟发抖。

许多碎物又从上面滚落，压在我的背上，因为楼板是倾斜的，我的背部承受着重负，像一座山压在我的背上。

余震过后，楼板停止了颤动。

暂时的平静使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真担心楼板会在余震中掉落到几十米深的山谷里去，那样，我会和楼板一样粉身碎骨。

这时，我身体下面的皮肤感觉到了一阵清凉。

我一阵惊喜：是雨水顺着楼板流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绝望了，我只能感觉到雨水从我身下流走，却没有办法使它进入我的嘴巴，甚至连打湿一下我的嘴唇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无法喝到自己的尿，无法让左脸上的血抹到嘴唇上一样。

我以为是上天可怜我，给我送些天水下来解解渴，可那是上天的一个恶作剧，在玩我呢！

水！水！水！

此时，就是让我喝口水，让我马上死去，我也无怨无悔！

我什么时候感觉到水如此宝贵？

在埋在废墟里之前，每天用那么多水洗澡，一次一次地用水冲着自己的身体，生怕哪个毛孔没有冲洗干净，有时水龙头也忘记关闭，任凭宝贵的水白白地流走，还嫌自来水不干净，还要喝什么矿泉水……想起来，那就是犯罪呀！刚刚住进山庄时，山庄里的人告诉我，这里连冲厕所的水都是矿泉水，他们特地从山上的一个泉眼接了根管子到山庄里来。

现在，就是冲过厕所的水给我喝，我也会把它当成琼浆玉液！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了花生牛奶。

上山前，我特地在山下的一个小超市里买了一箱花生牛奶，准备不吃早饭或者晚上熬夜时喝上一盒的。几天里，那一箱花生牛奶我才喝掉了三盒。

那箱花生牛奶此时在何处？我记得把它放在房间里靠厨房的那个角落的，楼房坍塌时，那些花生牛奶会不会散落在我身体的旁边？

这个想法让我在绝望中又萌生了一线希望。

我该怎么办？我只有右手还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活动，希望只能寄托在还没有被完全埋住的右手上了。

如果没有可以活动的右手，也许我会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

我的右手开始在周边摸索着，摸到的都是破碎的和毁坏的东西。

我的右手手指使劲地在碎物里又抠又挖。

忽然我在碎物堆里摸到了一个纸盒的尖角，那一定是装花生豆奶的纸盒！这个房间里没有其他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一阵狂喜，兴奋得手都在颤抖，我艰难地从泥石堆里抠出了那个纸盒，指头都抠烂了，钻心的痛，十指连心呀。如果能够抠出一盒花生牛奶来，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在这个时候，一口水也许就能够让我多存活两天，何况是一盒花生牛奶。

随即，我的心凉了，我费尽心机抠出来的竟然是一个空纸盒，是我喝完了那盒花生牛奶的纸盒，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绝望，盒子里一滴牛奶都没有，我怎么喝得这么干净，如果当初剩下一点该有多好。

事实上，就是有一盒花生牛奶，我也喝不着，因为我的右手已经伸不到嘴边了。我只能转移着注意力，并且继续呼救。我每隔几小时的呼救变得徒劳无功，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听到我泣血的喊叫。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

那说过要救我的人此时在哪里？

难道他们忍心让我就这样死在这里，生命慢慢地干枯？

我不敢想象他们真的会抛下我，在这样的废墟里！

还是绝望！

灰色的花朵。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些花朵。

它们都已经变成灰色。其实我已经记不起那些颜色是什么样子的了，此时在我眼中，一切都是灰色的，包括我的情绪。

灰色的花朵已经没有了香味。

它们在我心中变得那么的不真实。

我曾经和它们靠得很近，可以闻到它们的香味，可以听到花瓣中传出的呼吸，还可以感觉到蜜蜂在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那是些花朵，和叶子不一样。

就是失去了颜色，也和叶子不一样。

分析

大自然中除了风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雨水也是自由的。但所有这些，都是被囚禁在废墟中的作者所无法企及的，看见、摸得到，但不可获取，这才是真正的绝望。那些本来如此自然地在自然界中不断变化、交换的事物，如常常碰见的雨水，本可以救命，却因为你的“无能为力”在你身边流淌而过，仿佛是一种可怕的嘲讽。

文章写了这么多外在的、自然的事物，衬托的是被压在废墟下的人的绝望。

阳光重现

我又一次看到光亮神奇地从那缝隙中透进来时，已经是14日的清晨了。我庆幸自己又度过了漫长的一个黑夜。我咧开干裂的嘴巴笑了笑，我不清楚我的笑容是不是很凄惨，我轻轻说了声：“小坏，爸爸还活着，你等着爸爸——”

小坏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

像是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极限，我呼吸到从缝隙中漏进来的空气，那空气中有种微酸的味道，像是氨水的气味，可我还是渐渐地感觉到好受了些。亮光像水，滋润着我。

鸟鸣声如期而至。

我无法想象外面的情景是多么的糟糕。我尽量往美好地方想，比如那些鸣叫的鸟儿是如何栖上树的枝头的，它们飞翔的姿势是如何的自由和优美，假如给我一双翅膀，我会不会像它们那样飞翔。飞翔是人类的梦想，可是，我在这种状态下想象飞翔，是不是有点儿傻。

天亮了，那些活着的人，还能够自由走动的人此时在哪里？

他们有没有想起在鑫海山庄还有一个被埋的尚且活着的人？

当那一缕金色的阳光从缝隙中透进来时，我感觉到了温暖和希望。这是个晴天，我生命中的又一个晴天。我从来都讨厌阴雨天，阴雨天里我的情绪也会变得阴霾，神经也会发霉。这个晴天我的命运会不会改变？这不是由我决定的，我的命运并不完全由自己掌控。

我是被黑暗禁锢的囚徒，光明将我解放。

我必须坚持。

经历了那最难熬的一夜，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你也要坚持。”

分析

阳光到希望，这是最直接的比喻，也是最容易被理解的词语关联。但当你在读一首现代诗时，优秀诗人不会总给你这种固定关联，他会破坏那些你习惯的、习以为常的联系。也许他会把黑暗和希望并列，用寒风来比喻猛兽，把鸟的鸣叫铸造在岩石的深处。优秀诗歌的语言会打破不同事物之间的藩篱，把我们从成见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诗歌以精妙的比喻，让不同事物在接触时，都变得通体透明。

但阳光激起的希望，并不能立即实现；唯一能实现的，是因此而燃起的勇气，是坚持活下去的韧性。美国文学大师欧内斯特·海明威在著名小说《老人与海》里说：人是不能被打败的。

李西闽也没有被打败。他的身体虽然被囚禁，精神仍然保有韧性。这正是我敬佩他的地方。设身处地，一般人很难坚持到那时仍没有精神崩溃。李西闽虽然没有崩溃，但他受到了极深的精神创伤。

狗在远处狂叫

15日清晨，亮光从那缝隙中如期而至。我睁着尚且可以洞察光明的右眼，感受着光明给我带来的慰藉。我想张开嘴大口地呼吸一口清晨的空气，可上嘴唇和下嘴唇紧紧地粘在一起。我用舌头使劲地顶开了嘴巴，让自己的口腔灌进一股冷津津的空气。

就在这时，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狗的狂叫。

狗叫声和人声一样宝贵，在这样的清晨里。如果说鸟鸣带给我的是美好的想象，那么狗叫声带给我的是生命的希望。

记得我们家以前的一条老狗，忠实的老狗。有一年，我回家去探亲，它大老远地跑过来朝我摇尾巴，一副高兴的样子。没想到，在两天后的那个晚上，我因为被朋友叫去喝酒，喝多了点，回家时，它过来和我表示亲热，我以为它扑过来咬我，就踢了它一脚。那一脚正踢在它的肚子上，那时，它已经怀上了小狗，它本能地回过头，在我的腿上咬了一口。我父亲得知后，点着马灯从屋里出来，大声地训斥它。它躲到一旁摇着尾巴，一副恓惶的样子。被狗咬后，我清醒过来。我对父亲说：“别骂它了，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踢它的。”我在家的那几天，每次看到我，它就躲在远处，摇着尾巴，眼睛里仿佛在流着泪水，忧伤的样子。我就大声地对它说：“老黄，你不要难过，我不会怪你的。”尽管如此，它还是躲着我，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它越是这样，我就越难过。这是一条多么好的狗呀！父亲说过，有一天夜里，妹妹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流氓欺负，它奋不顾身地扑过去，咬着那流氓不放。还有一次，一个偷儿到我们家里的猪圈里偷猪，被它发现了，它狂吠着扑上去，咬住偷儿的裤管，任凭偷儿怎么用棍子打它，它也不松口，直到父亲他们赶出来……直到我走的那天，父亲和弟弟送我到车站，它期期艾艾地跟在我们后面，默不作声。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了它。我一阵心酸，对它说：“老黄，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踢你的——”它这时才走过来，舔着我伸出的手，拼命地摇着尾巴，顿时，我的眼睛湿了……

老黄那条狗早就死了，死时父亲还打电话告诉我，说把它埋葬的时候，他十分的伤感，我听了也十分伤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条狗，而是我们家的一个人。

想着老黄，远处的狗叫声消失了。

分析

狗的吠叫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作者想起了自己熟悉的老黄，那条曾被自己恶狠狠地踢踹过的狗。作者在身体被压得动弹不得时，思维却越来越活跃。他不断地会想到老家、故乡，以及那些令自己难忘的事情。这种回忆，也是对现实状况无法改变的一种精神逃脱。

重生

就那样，我挺过了一个漫长而孤独的上午。那个上午，我没有想什么事情，因为我连想事情的力气都快耗尽了，时间拖得越长，我就越无力。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才听到人声，其实我是不知道时间的，我的战友易延端带着一支空军部队上来后。我问他几点了，他告诉我是11点多。

我听到了嘈杂的人声后，陡然来了精神，就像死灰复燃。

我显得异常兴奋，不停地和他们说话。

这支空军部队的最高长官教导员赵斌详细问了我所处的位置和里面的一些情况后，就对我说：“我们很快就会救你的，你现在不要多说话了，要保存体力……”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后，就开始行动了。

我听到了重重的大锤敲击水泥板的声音。

每敲一下，残楼就颤抖一下。我真担心会掉落到山谷里去，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我死了不要紧，那些救我的战士们还那么的年轻……于是，我大声地说：“你们要小心呀，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个战士声音洪亮地对我说：“老兵，你不要说话，要保存体力，你不要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听了这个战士的话，我的心里暖烘烘的。

战士们轮换着施工，他们在施工的过程中，碰到什么问题就问赵教导员，赵教导员就分析问题，然后指导他们该怎么做。赵教导员的办法简单而且有效，他们很快地打通了堵在我上面的两堵墙。

他们进入到里面后，问题重重，只要一不小心，动了哪块不该动的东西，就有可能砸下来，前功尽弃不说，战士们会有生命危险，我也有可能遇到不测。尽管他们不让我说话，我还是在里面告诉他们我周围的情况，让他们更好地对我进行施救。

…………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看到了一大片的亮光，以及两个身体粗壮的年轻战士。

我将要获救，摆脱死神的魔掌？

我异常激动，想哭又哭不出来。那种情绪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两个战士看到我后也很高兴，他们对我说：“老兵，你再最后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你弄出去的！”

赵教导员在上面说：“先给他喝点水——”

有个战士送了一个矿泉水瓶进来，他让我张开嘴巴，然后把矿泉水瓶里的盐水倒了一点进我嘴里。

盐水顺着我干渴的喉咙进到我身体的内部，我被滋润，就像干裂的大地遇到了一场大雨。我可以感觉到盐水慢慢地渗透到我身体的每个地方……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事情。

我说：“我还要喝——”

战士说：“不能给你多喝了，多喝了会有问题的。”

紧接着，他们要想办法把我弄出去。问题又出现了。我的头被夹住了。夹住我头的木板是不能动的，如果动了这块承重的木板，上面一大堆东西就会毫不留情地砸下来。两个战士想着办法，他们想把木板上面的东西清除掉，但是那要花很长的时间，况且还很危险。我看他们的军衣都被汗水浸透了，浑身上下都是泥土。

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就用力把我的头拖出去吧，现在受点伤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小的事情了。”

他们听了我的话，怔了一下。然后一个战士说：“老兵，我们不忍心再让你受伤了——”

我说：“兄弟，我们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在生命面前，再受点伤真的无关紧要的，你们用力把我拖出去吧！”

他们听从了我的意见，使劲把我的头拖了出去。我后脑勺擦破了两块头皮，血流如注。我以为我的头拖出去后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想到，问题又发生了，我的右脚又被夹住了。我还是对他们说：“就像拖我的头一样把我的腿拖出来！”他们又听从了我的意见，用力把我的右脚拖了出来，我膝盖左侧的一块皮肉留在了那里。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我让他们把它传了出去。我带来的所有东西都被埋葬了，只有它还跟着我，这也许是上天的旨意。

现在，他们要把我弄出废墟了，可是他们挖进来的洞很窄，我浑身已经麻木，根本就用不上劲，他们也没有办法背起我出去，我被埋的地方离外面有五米多远，而且是个斜坡，很难爬上去的。

这可怎么办？

我们得尽快出去，留在里面一秒钟，就有一秒钟的危险，假如这个时候来次大余震呢，我们都有可能葬身废墟。这时，我的脑门冲上了一股热血，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在后面推着我，我的右手还有点力气，可以爬，这样看能不能出去。”上面的赵教导员也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可行了，他还叫排长范夕忠和另外一个战士在洞口接应我。

那两个战士在后面托住了我，竭尽全力地往上面推。我大吼着，用右手攀爬着，我相信那几分钟里，我用尽了一生的力量，就是为了活着！就是为了冒着生命危险救我的这些战士们，我也要好好地活着！……范排长朝我伸出了粗实的手掌，一点一点地，我的右手掌在向他的手掌靠近。抓住范排长的手掌的那一刹那间，我觉得我已经回到了人世。范排长使劲把我拖了上去。到了洞口时，赵教导员说：“你们谁把他背起来——”范排长说：“我来吧！”他俯下了身体，我后面那两名战士把我瘫痪的身体放在了范排长厚实的被汗水浸透的背上，范排长弓着腰艰难地把我背了出去。

分析

在这么几乎绝望的困境下，李西闽得到空军战士的救助。他曾在空军服役21年，而在自己遭逢大地震灾难时，又是空军战士把他救出来了。文章中写的几个细节，令人读来感到有一种揪心的痛。如战士把他脑袋拖出来，鲜血如注；如把他的腿拖出来一块皮肉留在了废墟中；如他用仅有能动的右胳膊奋力攀爬，“我用尽了一生的力量，就是为了活着！”为什么？可以说——为年仅一岁的可爱女儿，为了生命的可爱、留恋和尊严。在这里，读者可以感受到那种重生的喜悦。

我看到了灿烂的阳光，看到了赵教导员和易延端憔悴而欣喜的脸，看到了那些年轻的士兵，从他们青春的脸上，我找到了年轻时的自己，那时，我也和他们一样年轻，是个稚气未脱的战士。也许这就是宿命，我在空军部队当了20多年兵，最后还是被空军部队所救……范排长背着我走过一段危险的残墙，才到达坚实的地面，我回头看了一眼，埋住我的那废墟的楼板斜斜地挂在山谷的边缘上，下面是几十米深的山谷，对面的半座大山已经坍塌了，我被埋三天三夜里，6000多次的余震中，10000多次石头滚落的声音就是从对面的山上传来的。

范排长对我说：“老兵，你是英雄！”

我在他的耳边说：“你们才是英雄！”

范排长把我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了一张行军床上。

易延端指着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对我说：“他就是昨天和我一起来救你的小席，是个志愿者——”

我朝他笑了笑。

接着，他就和我们告别了，说还要去另外的地方救人。看着他单薄的背影远去，消失在一个山坳，我的心里酸酸地难受，这时，我和易延端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随队的军医把我的裤子脱掉了，还用剪刀剪掉了我的上衣，肋间一条十多厘米的伤口因为血已经凝固，和衣服紧紧地粘在一起，撕开后伤口又渗出了血……军医给我简单地处理了伤口，然后包扎上，他说，送到医院后要好好检查。我左脸上的伤口离眼睛很近，流进眼睛里的血已经变质，一团白乎乎的糊状物质糊住了我的左眼睛。他用棉签轻轻地将那些东西擦掉，然后看了看我的眼睛说：“到医院后，一定要让眼科医生好好检查，现在看上去十分严重。”处理完伤口，他就给我身上盖上了两床被子。其实气温很高，我却浑身发冷。

官兵们去吃饭了，易延端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我对他说：“快给我老婆打电话！”

他的声音颤抖：“地震后，这里的基站都被破坏掉了，手机没有信号的，到了外面再打吧。你现在没事了，没事了，我心里真的很高兴——”

我看到了他熬得通红的眼睛里闪动着的泪花。

接着，他就把一盒牛奶撕开，往我张开的嘴巴里倒。我喝了两口，他就收回去了。我想多喝点，他不给，说军医交代过，只能一点一点喝，否则肠胃会受不了；还说，昨天这支部队救的一个人，刚刚出来就喝了一瓶矿泉水，没过多久肚子就剧烈地疼痛。

他不停地用棉签擦着我左眼上渗出的黏液，我真切地体验着他亲兄弟般的关爱。

…………

部队官兵吃完饭后，他们就抬着我赶往银厂沟的山门前，那里有部队的直升机，可以把我送往成都。赵教导员让战士们分成了几个小组，一组六个人，轮换着抬我。

银厂沟已经被震得面目全非，曾经的美丽已经不复存在。

战士们抬着我，艰难地走在坎坷的山路上。

因为战士们的个头有高有低，路途也难走，不免会让行军床忽高忽低地抖动，后面的一个高个子战士就对前面的战士说：“你们前面抬高点，这样才能保持平衡，老兵躺在上面才会舒服点。”

分析

这是感人细节的描写：为了伤者的舒适，战士们付出了更多的力气和汗水。

前面的战士就努力地抬高点。

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抬都没有关系，你们已经够辛苦的了。”

高个子兵就对我说：“老兵，你不要说话，好好养精神吧，你埋了那么久，身体虚呀！”

一路上，他们不停地说着话，所有语言的内容都围绕着怎么抬好我，天空上不时有直升机轰隆隆地飞过，一路上，也有很多部队的队伍通往银厂沟的各个地方，这里变成了一个救人的战场。

到了一个地方，赵教导员带着大部分官兵和我分手，到另外的地方去搜救了，他让范排长带十几个人把我抬到目的地去。这是最艰难的一段路途。他们汗流浃背地抬着沉重的我走上了一个山头，然后下山，蹚过一条宽宽的湍急的河流后，又往山上走，最后到达停机坪。上山下山都十分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还有过河，水漫到他们的胸前，他们把行军床高高地举过头顶，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到达停机坪后，我看到这里集结了很多部队，他们一队一队地从这里出发，一队一队地回到这里休整，不停地有担架被抬过来，上面躺着受伤的人。只要有受伤的人抬过来，就有部队的医生赶过来……

下午还阳光普照的天空，到了现在，铅云密布。

范排长他们和我告别了，他带着战士们去追赶赵教导员他们去了，我记住了他们，他们是四川夹江95784部队的学兵大队的官兵。

分析

写了灾区抢救生命的战士、战友和那些不知名的志愿者。而正是这些勇敢的、无私的人，把李西闽从绝望的困境中挽救出来。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对生命的大爱和尊重。生命的可贵，也在摧毁一切的大地震中，更深刻地展现出来。

天色渐晚，因为易延端不能和我一起乘坐直升机出去，只好徒步走出山去，他走的时候，把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带走了，他怕在混乱中丢失。他走后不久，天上就下起了雨，我一直担心着易延端的安全，希望他平安出山。我被抬到了一个亭子里避雨。医生告诉我们这些伤员，说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来不了了，要等到明天才能离开这里。很多伤员就叹起了气，我那时没有想什么，就是待在这里也比埋在废墟中好一万倍了，况且，我没有抱怨的权利。我只是想尽快地告诉妻子他们，我平安了，不要再为我担惊受怕了。

没过多久，天空中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

部队飞行员在如此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冒险飞行，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伤员运出去。

很快地，我被抬上了飞机。很巧的是，在飞机上意外碰见了以前的老相识，新华社驻空军记者站的记者孙茂庆和空军宣传部的谭洁，他们觉得十分意外，在这里相逢，是一种大缘分呀！

我的空军兄弟！

飞机冒雨飞往成都。飞机在成都落地后，我被抬上了华西医院派来抢救伤员的救护车。在救护车上，白衣天使的笑容和安慰的话温暖着我的心灵，其实我从被救出来的那一瞬间起，我内心就一直被温暖和感动，人性美好善良的一面一直在完美体现。我告诉一个美丽的护士，想给我妻子打个电话。她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向我要了妻子的手机号码。接通电话后，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长时间我才说了这样一句：“我获救了——”我看不到妻子的表情，但是我可以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的惊喜和激动。

那时我妻子正和我大弟李希峰在赶往彭州的车上。他们分别从上海和厦门乘飞机赶到成都，然后找了些朋友，准备前去救我。听到我获救并且已经到成都后，他们就赶了回来，我弟弟的那些朋友却没有回来，他们去做了志愿者，救别的人去了。在华西医院一条拥挤的走廊上，妻子和弟弟的到来让我欣慰，我看着他们笑了笑，记得妻子见我后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你看上去还不错嘛——”我清楚，这貌似平静的一句话，隐藏了多少真情。

我永远记住这一天，2008年5月15日，这是我重生的日子，出生地是四川彭州的银厂沟，接生的人是那些勇敢的空军官兵，还有易延端和那个不知道名字的小席。

分析

重生的巨大喜悦，并不是激动得乱蹦乱跳，而是“平静”。

巅峰体验不是人人都有

李西闽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给我的感觉：不是在外地，就是在去外地的路上。我们住得距离不远，却难得聚会一次。上周我们全家去他家聚会，品尝他的高超手艺，吃他炖了一天的牛尾，爆炒得清脆爽口的牛舌。李西闽喜欢做饭烧菜，开过饭店，是美食家，更是旅行家。他的旅行，大概被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断了。

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在那种时候都会变得更加灵敏、更加锐利。

废墟下76个小时的记忆，可能是李西闽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时刻。76个小时在人的一生中极其短暂，但这种短暂，因大地震爆发，而成为人生中永恒的时刻。原本可能单调、乏味的生活，因突然的山崩地裂而改变，成为极度刺激的时刻。这种巅峰体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也不鼓励人人都追求这种体验。但独特的生命体验，在形成文字时，往往有令人感动的魅力。

在大城市里穿行，每天忙于平淡而有序的生活，我已经淡忘了人生的丰富与趣味，也不再像少年时期，去水库里游泳，爬在榕树上眺望遥远的风景。但，同样居住在大城市里，西闽却总在满世界地跑。

他被埋入废墟的时刻，我们在上海并不知道。

只是到了下午，令人不安的消息才开始传来。朋友们在网络上，在天涯论坛上开始探讨、开始询问，最后汇总各种帖子，我也给在四川的朋友、著名作家阿来和部队作家裘山山打电话，向他们告知消息，并求救。朋友们都忙得团团转，但不得其法，而被埋在废墟里的李西闽，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他在被困的76个小时里，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也经历了自己的一生。

后来，李西闽把得救的这一天，2008年5月15日，作为自己新生命的开始，他说到现在，6岁了。在大地震那不可阻挡的、几乎可以摧毁一切的伟力的主宰下，一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生命的渴望、对生命的顽强坚持，又是令人感动的壮美。

这是李西闽用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写出来的文字，虽然不华丽，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一样，硌得你肌肤生痛。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美的敬畏。但生命的美，又是脆弱的，我们同样要建立起对大自然的敬畏。

延伸阅读

李西闽“唐镇三部曲”。

作家简介

叶开，略。

阅读提示

轻松点，发现少年生活中的点滴乐趣。

记忆树 叶开

我的家乡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小鸡鸡状雷州半岛上。

雷州半岛自古地理荒僻、人迹罕至，乃瘴疠之乡、化外蛮地。我的家乡毒虫横行，荆棘茂密。冬天打雷，夏天刮雨。

我回忆故乡时，不断浮现这种夸张的场景。有些场景细腻真实，有些场景夸张变形，根据我自己的立场和需要，这些想象事物不断变化，产生适当的减少或者加大。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场景浓缩了，夸张了，省略了，拉长了。大片的甘蔗林、菠萝丛、荔枝树、龙眼树、芒果树、杨桃树，点缀着记忆中的画面，乡人、牲畜和家禽，穿行其间。由点及面，渐渐显现。我家那五棵番石榴树，就这样枝叶婆娑地穿越层叠迷途。

这是五棵枝繁叶茂的番石榴树。在我家乡，我们把它叫作番桃。在我出生前，这五棵番石榴树已绿枝遮天，把我家门前的空地围拢成一座绿色的城垣。

这五棵番石榴树仿佛是开天辟地时就存在的原始森林。我们还没有学会爬行，先学会了上树。我们尚未懂得直立行走，已归真返祖。

分析

有瓦屋、有场地、有树木、有水井，有各种动物爬来爬去。我觉得一个家，应该是这样的。而城市里的住宅，已经不能称为传统的“家”。“家”字，是屋檐下活蹦乱跳的猪啊。呵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三兄弟都是树上的猿猴，俗称的马骝。我们前肢比后肢发达，在树上如履平地，攀上爬下。上大学，我读到卡尔维诺的小说《攀在树上的男爵》，立即心领神会，为之陶醉。上小学时，逐日行走在庸常的平地，上大学时，已经彻底丧失了攀爬能力。不然，我将会霍然而起，爬上大学宿舍门前那排高大的梧桐树，以猿猴祖先的敏捷奔出，途经古老的云梦大泽，攀上巍峨壮丽的世界屋脊之巅，从古老撒马尔罕金桃树上跳过，顺着亚美尼亚的葡萄藤，一直荡到欧洲大陆南端小鞋子状意大利半岛。我将会悬挂在一棵葱郁的橄榄树枝上，向这位万里之外的文学天才赞唱。

我当时忽有奇思，顿觉古今中外的好作家，其灵感的源泉，都从孩童时代攀爬在树上开始。

在树上，我们自由自在，超然三界外。

一下到平地，我们就左右羁绊，胆战心惊。

在树上，我们是孙悟空；到地面，我们成了沙和尚。

分析

区分“树上”和“树下”的两种不同人生状态。

我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五棵番石榴树下，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给我们讲古代英雄。

他就是那十世轮回的金蝉子，是意志坚定口舌生花的唐僧，我们兄弟三人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那条摇头摆尾、眯着眼睛侧耳细听的大黄狗，是白龙马在游走。在唐僧徒弟四人里，最听话的是外表粗糙满脸腮胡的沙僧沙糊涂。我父亲总结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老人家嘴巴里面，一套一套的都是金玉良言。

父亲帮助我们用竹竿、竹篾和铁丝，在树上搭建了好几个窝棚。我们在树上，模仿电影里的革命儿童团，白天放哨，晚上睡觉，过着孙猴子般优哉的甜蜜生活。饿了，在番石榴树上采果子吃；渴了，用吊桶从树下的小溪里汲水；困了，在树上睡觉；闲了，在树上思考；憋急了，在树上拉屎撒尿。

三十年后，我被平地的各种规矩被打磨成了中年男人，在一些温风细雨的时刻，给我女儿讲述自己小时候在树上的神奇生活。

在我的故事里，我哥哥变成了身手敏捷的猴子。他从我们家的五棵番石榴树出发，荡过低矮的黄皮果树，来到院前高大的龙眼树上，然后，他四处张望，心思荡漾，跃过临街卖日用杂货的夏蒸锅家门前那两棵台湾相思树，跳到龙平大队队部办公房前的大榕树上。他一直向北，在那些高高低低的菠萝蜜树上，沾了满手满身的胶水黏液，消失在无边无际的甘蔗林里。他在甘蔗林中间断续探身出现在高处的桉树、桑树和黄楝树上，找到了一条通往龙平小学的神秘树道。

我女儿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地催促我讲讲讲。

她不知道，这个故事的鼻祖是卡尔维诺。我只是一个抄袭者。我的想象力，在双脚踏上地面之后，就像蜻蜓般飞走。

分析

讲故事和故事场景的变化。

如果不是一九七六年发生了大地震，我不得不夹着无形的尾巴从树上下来，痛别野猴一样快乐的日子，故事进程将会展现另一种神秘。我将会在树上发育。在树上长毛，在树上恋爱，在树上结婚，在树上养育一群上蹿下跳的猴孩。

这是猴孩对猴王生涯的终极畅想。

那真是一段神秘而美好的时光。

大地震之后，我到了上学年龄，不得不恋恋不舍地从树上下到地面，艰难地学会直立行走，像人类那样颠三倒四地思考，如嘴上长毛的祖先们那样钩心斗角。这就是地面的限制，我们的脑袋必须惊险地顶在细小的脖颈上，就像是顶着一只随时都可能滑落的水罐。脑袋位居身体的峰巅，产生了一览众山小的狂妄。在树上，我们常常双腿夹着树枝，倒着观看世界，反向思考问题。我们眼中，从远处走过来的村支书，好像是爬行在一个铁锅形状农田里的螃蟹。为了遵从番石榴树上树枝的自然状态，我们在看到一颗熟透飘香的番石榴时，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嘴巴凑过去，而不是把它扳过来，更不会折断它。在我们的树上，生存空间充满巨大的可能性，从一棵树瞬间扩充到整个丛林。这已经是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蔓延在整个大地上的熊熊烈火焚烧之后的残树，而在大火之前，在我父亲的少年时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雷州半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葱郁丛莽。丛莽如巨浪翻滚，从雷州半岛顶端的海康、徐闻一直席卷到遂溪、廉江，沿着北部湾，从合浦、北海、防城蔓延到广西十万大山、到越南、缅甸，与云贵高原、青藏高原浩瀚博大的原始森林接合无间。在那个时期，一只来自西双版纳的猴子，可以顺着森林，从半空中一直游逛到雷州半岛，依靠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椰子或者一截朽木，悠闲地渡过琼州海峡，在高大的椰树林里奔跳，深入五指山腹地，自在地采补天地日月之精华。我父亲嘴巴里沾着蜜说，在他的少年时代，森林里无所不有，地里无所不产。水里是游鱼，天上是飞鸟。珍禽异兽闲庭信步，奇花异果迎风飘摇。

在夏天，我父亲抓两趟鱼去集市卖掉，就够交一年的小学学费了。

分析

各种想象充满了少年的生活。实际上，这种生活并不如想象那么丰富。

在我的少年时代，顺着梯度一直朝河边滑落的稻田里，也悠游着无数色彩斑斓的小鱼，河汊中能够抓到真正的野生鲶鱼、鲫鱼和黑鱼，我们一家四口，背起铁锹、鱼篓、戽斗、簸箕、水桶和斗笠，以去西天取经的装扮，一大早沿着门前的水渠往上游走，到小水库边，趁人不注意挖起草皮壅塞河道，断流放水，做那竭泽而渔的快活营生。我们顺流而下，往回家的方向捕捉泥里的小鱼小虾，一直抓到自己的家门口。

分析

乡村生活的自由自在。

上了小学，我必须夹起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的尾巴。

龙平小学坐落在一片无际的甘蔗林中间。为了预防五千里外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学校也搭起了大大小小的防震棚。这种简易的毡木结构建筑，简单易行，值得推广。人们先在空地四周竖起碗口大的树干，顶上架起小腿粗的横梁，梁间钉上巴掌宽的椽条，椽条上铺上蔗叶编成的篱笆，篱笆上瓦状覆盖沥青毡，再钉上竹条压实，避免被龙卷风刮翻，这事就成了。这种防震棚，挡水、隔热、防震，设施简陋，功能齐全。防震棚周边，用稻草秆糊上黄泥浆，搭在竹竿上编织而成，一旦风干板结，就成了松松垮垮的屋墙。这种黄泥稻秆墙，徒有其表，败絮于中，不能蔽雨，只能遮风，更不能承受我们班上小坏蛋们的飞腿神功。不到两个月，稻秆糊弄的泥墙就百孔千疮、四处漏风。

大地震并没有在担忧中到来，来的是屋顶上渗透而下的米线雨丝、是雷声轰隆、是跳跃的青蛙和蜿蜒的蚯蚓爬虫。

我看着渐起青苔的屋梁，油然生出上树的热望。

放学路上，有一排泥砖房，装满了生产大队的库粮。房前，蔓延着七八棵枝叶婆娑的大榕树。

这些大榕树气根庞杂，枝叶蔽天，以脉脉隐语，呼唤着我的返祖，让我翘起看不见的尾巴，跃跃然就要上树。我和几个同样尾巴痒痒的同学，操着谁也听不懂的猴言猴语，一拥而上，攀到了树冠之巅，把身体探出树叶之外。在那二十几米高的树冠顶巅，我们猴爪荫眼，极目远眺，瞭望极远处的稻田、树林和神秘蜿蜒、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黄泥小路。遥远的终点之外，云烟缭绕，是传说中镇住海眼的巍峨山祖嶂。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五年级毕业，脑子里都跃动着去山祖嶂探险的念头。这就是我的雷州半岛家乡，有山有水，有云有雾，还有一群正在退化、学习中土言谈举止的取经猴孩。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脸上蒙满了惆怅。

分析

树上的生活，就是自由自在的野生状态。每个人都有这种回到野生状态、无拘无束生活中去的愿望。但人是社会中的人，一定会受到各种约束。

番石榴树才是我的乐园。

后来我才知道，拉美作家马尔克斯也喜欢番石榴树。马尔克斯家的番石榴树跟我家的想必并无二致，我们故乡的天气都闷热多雨、雷鸣电嘶，蚊虫繁多，故事离奇。

马尔克斯的外婆讲故事梦笔生花，我的父亲张嘴就能把稻草说成金条。

我父亲和马尔克斯的外婆都拥有一张慈爱的脸。

傍晚时分，夕阳柔软，霞光满天，轻风细语，鸡啄狗舔。

我不必描写乐园之外那些漠漠水田，也不必形容那些扛着犁耙赶着水牛悠悠归家的农人，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落在了我父亲的身边。讲故事之前，我父亲会点燃一束用稻草编成的大腿那么粗的稻草棒，腾起的浓烟在驱赶蚊虫时，也熏得我们咳嗽不止流泪不已。在我父亲的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故事的气氛就已经浓烟密布波澜起伏。我父亲坐在小板凳上，左手亲昵地扶着水烟筒，枝条炭火的微光在他古铜色的脸上闪烁，一口浓烟从他的嘴角袅袅娜娜飘出，一丝和蔼神秘的笑容从他的嘴角油然升起。

小狗在远处徜徉，鸡鸭于近旁徘徊。我父亲就在这种温婉的气氛中，摆开龙门阵，笑言谈古今。

我父亲讲故事是行家里手。他讲各种历史故事：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水浒一百〇八将、布下八卦阵专捉飞来将。他随意杜撰，信口开河，色彩纷呈，高潮迭起。这种波涛汹涌的气势，一举淹没了世界地图上金华火腿形状拉丁美洲那暧昧的气氛。我没有马尔克斯那样的才华，但我有马尔克斯外婆般能说会道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的故事有黄昏的味道，有熟烟的味道，有稻田的味道，还有暴风雨的味道。

分析

讲故事的气氛，在记忆中出现了各种“味道”。

在番石榴树下令人陶醉的气氛中，我父亲完全把薛平贵、薛仁贵和薛丁山这三个人物搞混了。

一个混淆了的薛丁山和樊梨花的故事，比讲史小说和说书还要曲折精彩，悬念迭出。在我父亲的讲述里，薛平贵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将军。他率领大军西征，来到寒江关，被阻挡在外不得而入。他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天花乱坠的点子，一次又一次地进攻樊梨花，每次都铩羽而归。他不断地拜师学艺，反复地找樊梨花比试。一开始，他总是显得武艺高超，英雄了得，手上大刀舞得车轮一样水泼不入，呼呼风声地动山摇，敌我双方的士兵闻之色变、听之丧胆。然而人家娇滴滴千金小姐樊梨花每次都梨花般甜美微笑着，等薛平贵一套高超刀法舞完，拈起万能梨花枪一捅，就把这个牛逼哄哄的薛平贵挑下马来……

在这个故事里，年少英俊太子党薛平贵实际上是薛丁山，他最终被樊梨花打得丢盔卸甲抱头窜，惶惶然如丧家犬。神机妙算的徐懋功从长安含旨而来，右手五个指头轮流掐，掐得薛丁山眼花缭乱，左手捻着雪白的胡须捋，捋得薛丁山头昏目眩，最后，徐茂公智慧的脑袋想出了绝妙高招：向樊梨花求婚！

这才是故事美妙的核心所在。

分析

父亲讲的薛家将故事还是蛮好玩的。

由此可见，雷州半岛纵然山高皇帝远，故事出没仍然只在帝王将相间。我父亲少年从军，去广西十万大山剿过匪，到福建厦门前线开过炮，在增城品尝过千年挂绿荔枝，在广州聆听过粤剧皇后红线女的天籁歌喉。在我家乡，我父亲属于那种见过大蛇拉屎、巨蟒吞象的不凡人物，我对他的佩服和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每到夜阑更深，我们这些猴孩将要进入梦乡时，我父亲就会出现在生产大队队部门前。他们几个大人围在汽灯旁打扑克牌。黑夜犹如淤泥一般，把汽灯光和他们说话的声音，挤仄在一个椭圆形的空间里。远远望去，他们身体好像画影，他们的声音类似蚊鸣。

雷州半岛的白天和黑夜，向我显示了绝然不同的两种特质。

白天沉闷呆板，夜晚则妙趣横生。白天是苦劳的时间，夜晚进入传说的世界。

在夜晚时分潜入记忆深处，我才能闻到故乡那种番石榴和芒果熟透了的甜腻气味。

夜晚，我们的思维开始活跃，我们的四肢渴望跳动。我们的大脑无比清醒，我们的情绪特别兴奋。在夜晚，蛙噪虫鸣，我们行进在田埂小路上，就像游击队战士一样悄无声息。夜晚的雷州半岛更加真实，也更加活跃。在我们的家乡，打雷刮风下雨之后的夜晚，温馨而甜糯，这种夜晚像徽墨一样漆黑、油亮、滑腻。在这种夜晚里入眠，就如同裹在黑糯米里的肉馅一样酥烂。

在城市里，我已经享受不到真正的夜晚了。

城市里灯光的骚动、噪声的嘈杂、内心的烦躁、精神的空虚，使夜晚千疮百孔。这样的夜晚，是梦游症患者的家园，是流氓阿飞的乐土。脑满肠肥者目光迷离，贫困潦倒者精神焕发。这样的夜晚，会让人颠倒黑白，口是心非。

我于是明白了，我思念我的雷州半岛故乡，实际上是思念雷州半岛的夜晚。我需要那样一种光滑、平静、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夜晚，在那样一个夜晚里，我才能够像一条泥鳅一样，钻入黑暗的最深处，回到梦乡的源头，让所有破碎的记忆平复如初。

分析

关于夜晚，只有乡村才有的经验。

雷州半岛虽然地处偏远，也称得上河汊纵横，湖泊密布。不是水乡，比肩水乡。鹤地水库有太湖之浩淼，无名小河涌长江之巨浪。飞禽走兽有之，鱼虾蟹鳖不少。

我家坐落在比芝麻芥子还要卑微的坡脊镇一个黄泥小坡上，门前有一条小渠，隔着七块由小渐大的稻田，青蛙们连跳七级，就能跃到一条无名小河旁边。这条小河平时细流涓涓，清澈见底，温婉动人。左边是上游，有独木桥飞架南北小堑。桥下水流平缓，水势阔深，水草绕岸，水波不惊；河中，黄沙铺底，软泥镶边，蚂蟥绝迹，水蛇稀见。猴孩麇集兮，赤身裸体；下河戏水兮，无羞无耻。右面是下游，高耸着一座石拱桥。石头是真石，崎岖不平；拱桥是真拱，坡陡人惊。桥下石头塞道，水沙相杂。石头下面，是外表凶悍内心柔软、皮甲粗糙肉质鲜美的螃蟹们的温柔乡和安乐窝。

一旦刮风下雨，这条无名小河就会瞬间变色，波涛汹涌、铺天盖地，凶狠地扑向我家门口，打着野蛮的呼哨，腾涌着吓人的旋涡咆哮而去。黄浊的浪尖上翻滚着各种木材、树枝、鸡鸭鹅及猪狗羊。附近的村民蹚水聚集到石拱桥上，兴奋地大声尖叫，奋不顾身地打捞各种物资。在波涛汹涌中，只有那座鹤立鸡群的石拱桥，还显露在洪峰梢头。石拱桥两头连接的泥路，已经淹没在齐膝深的水下。

这是一条双面的河。温柔时是娇娃，狂暴时成猛虎。对河底下的那些螃蟹而言，或许平缓的水流和惊涛骇浪，都不过是一种幻影。它们潜伏在河底下，任你雨打风吹，都看作涓涓细流。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想象。

我非螃蟹，安知螃蟹之喜怒哀乐哉？

我一直不喜欢螃蟹。既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吃。

不喜欢看，是见不得它的横行霸道。不喜欢吃，是懒得费劲碎其壳吮其肉。我尊敬螃蟹横行霸道时的牛皮哄哄，叹息螃蟹煮熟蒸烂后的面红耳赤。螃蟹也像我家门前的无名小河，拥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特质。

分析

关于河流、稻田、桥梁，构成了一个村庄世界的图景。

我们芝麻小镇坡脊只有十几户人家，杂货铺、糖果铺、修理铺、供销合作社、小饭店、缝纫店、税务所、牲畜交易场样样齐全，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镇只有一条黄泥大道通衢东西，干燥时温软细腻黄沙飘逸，下雨时粗糙泥泞浆水横流。黄泥小街西头有一家居民，姓张，排行第六，大家都叫他张六。张六夫妻都是瞎子，心灵手巧，以编织麻绳为生，生养了三个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心思缜密的孩子。

张六是抓螃蟹的高手。傍晚时分，他常让儿子牵着手，来到小河旁。

张六用麻绳束腰，以竹竿探路，下到小河水里，进入自由广阔的个人天地。他缓慢而坚决地行进在或湍急或平缓的水流中，沿着大小不一的石头行走。他知道螃蟹都喜欢栖息在大石头下面，摸到一块石头，就有如抓到了螃蟹的尾巴。摸蟹时，他闭着合不上的眼皮，翻着看不见的眼珠，面孔略微朝向天空，表情淡然，神态悠悠，似乎非常不屑于摸蟹这种肖小之事。他双手顺着石头的边缘像蛇一样缓慢地下探。他有一双粗糙敏感的大掌，对螃蟹手到擒来。擒来就塞进一个宽进口、细长脖子、里面逆编了竹篾以防止螃蟹爬出的专业竹篓里。他偶尔也会失手，被螃蟹张开大螯突然钳住，痛得嘴角抽动，眼珠子乱滚。但他处变不惊，不吵不惊，情绪稳定，不慌不忙地伸出另外一只手，轻轻捏住螃蟹的背壳，等螃蟹精神不再紧张，松开大钳之后，然后稳稳地塞进竹篓里。他的手这时有了一种鱼饵般的功能。我甚至怀疑，他抓螃蟹就是用这种以指为饵的笨办法。

然后，他举着流血的手，缓慢而又坚决地涉水向前，伸手探向另外一块石头的底部。

夕阳下，他脸上的诡异表情，惨烈的抓蟹动作，犹如一幅凝练的油画，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

小时候井中观天，以为普天之大，我们家的小河才有螃蟹。求学出门看世界，才发现到处都是横行的螃蟹。但是我对这些螃蟹们的态度还是一样的，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吃。螃蟹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平时脸色乌青，凶神恶煞。放入锅中，则面红耳赤，骨酥肉烂。

螃蟹即使被煮熟了，面红耳赤地摆在面前，我仍然不能正视它们的眼睛。威风惯了的螃蟹，虽然已经身陷杯盘，仍然一副死不改悔的凶悍。只有把它的背壳掀开，这才能显示它们内心的软弱。

张六那时候抓的螃蟹，自己不舍得吃，煮熟了全都留给三个狼崽般的孩子，并不知螃蟹的滋味。

开饭时，他坐在旁边，喝一碗稀粥，咬一口腌黄瓜，心满意足地微微仰着脸，听着旁边传来的撕咬声。

他不舍得下口吃螃蟹，螃蟹倒是常常对他进行咬嚼。第一个被螃蟹吃的人，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要令人敬佩。

张六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我家乡那条汹涌多变儿女情长的小河，也早已枯燥乏味偃旗息鼓。

在石头下沉思默想的螃蟹，想必也早就逃离了这个混浊的世界。

分析

张六抓螃蟹，是一个特殊的记忆。通过这个记忆，你能回到某一个层面的故乡去。在文学中，故乡其实是一个概念。

前年我回老家，背着女儿寻访旧居。一条凶猛的柏油马路，劈开了当年记忆中的迷雾。

路边密布着废弃垃圾袋，我沿着依稀熟悉的风物，迟疑地向前走，最后找到了被野草和垃圾包围了的老屋。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婶疑惑地看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老家的五棵番石榴树早已经不存，代之以几棵瘦弱的小树，有气无力地在风中摇摆。老房子周围一片破败，极目之处尽皆凋零。蔫头蔫脑的鸡鸭无精打采，老迈的母猪哼哼唧唧。各种垃圾宛然充塞，难闻的气味飘荡在空气中。我惆怅地看着这片少年时代曾经精彩纷呈的天地，羞愧地瞥了瞥背后的女儿。

女儿拍拍我的肩膀：“爸爸，我们走吧……”

我默默地穿过同样破败不堪的龙平大队队部平房，脚底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女儿说：“爸爸，我不喜欢你的老家……”

走了一段之后，她又兴高采烈地一拍我的肩膀，大喝一声：“驾！”

就这样，我在二十多年后返回故乡。当年桀骜不驯的野猴子，已经变成了一匹驯良的跛马。

分析

现实的故乡已经沦丧了，只在记忆中才丰富多彩。

用想象去丰富人生

想了很久，我还是把自己的这篇文章放在《散文分册》的末尾，有个“狗尾续貂”的意思。哈哈。对我来说，文学是不可缺少的空气。我必须在这种空气中生存，想象，回到美好的过去。“现实的故乡已经沦丧了，只在记忆中才丰富多彩。”我曾经试图回到过去，但现实的故乡早就不见了踪影，那些记忆中栩栩如生的植物、鸡鸭、蚂蚁、蝗虫、知了和水中的游鱼，仿佛是魔法世界中的生物，一旦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就叹然凋谢。

所以，文学中的世界，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世界。

但文学中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平衡世界，没有文学中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单调的、枯燥的、无趣的。我曾给中小学生大力推荐J.K.罗琳的幻想小说《哈利·波特》系列，因为罗琳女士用精妙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令所有孩子都向往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每个孩子都希望能在这样的魔法学校读书，学习魔法防御课，学习魔药课，骑着飞天扫帚去旅行。

这样的想象，丰富我们的人生。

阅读，让我们的心灵滋润起来，让我们的人生丰富多彩。

延伸阅读

叶开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